发布时间：2022-03-09 05:34: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经济全球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几乎把所有的国家都纳入到世界经济的运行体系中来。经济全球化不仅对全球的经济结构、运行方式、发展战略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国际政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国际政治的主体国家的行为方式、主权观念及世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尚没有完全显露出来。
一、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经济全球化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的高度概括。它指的是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消费环节的全球一体化趋势，是生产能力存量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活动。从16世纪初迄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6世纪初到“二战”之前，以殖民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掠夺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为“二战”后到“冷战”结束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关贸总协定的出现推动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被排斥在外。第三阶段即“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科技革命的推动，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了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及发达国家放松了经济管制，世界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据统计1997年世界贸易额己达到7万亿美元，世界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增长率高出2倍。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也迅猛增长。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到1996年底累计己达3．2亿美元。4万家跨国公司及其它们30万家子公司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和产业部门。它们以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有力地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同时把世界经济连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不断增长、金融市场急剧膨胀及跨国企业遍布全球为主要特征和表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同时也将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际经济决定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反作用或影响国际经济。按照狭义的国际政治概念：国际政治是指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这种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是具有主权的各国为实现其各自的国家利益、目标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和发生的政治关系。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国家有对内的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中心。此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家联盟、利益集团、政党、国家或政界领导人与决策者都能成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各行为主体通过国际政治活动来实现各自的利益和目标。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国家观念包括主权观念及国家运行机制都产生了冲击和影响，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及任务和特点都产生发深远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国家主权观念产生冲击。国家主权是国家基本权利的基础。是不依附于、不从属于国内外任何其它权力的国家权利。在经济全球化对经济领域和其它社会生活诸领域产生影响的情况下，也改变着传统的主权观念。主权不仅意味着本国的独立自主权力，还意味着对他国主权的尊重以及对国际合作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它说明了国家主权的相对性。那种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不服从任何条件或限制的绝对主权是不存在的。随着各国对人类相互依存关系以及面临共同威胁认知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从全球的思维高度来重新认识维护国家主权与保证国际协调合作机制正常运转的关系问题。各国要让渡一部分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使用机制，以维护国家的独立性和根本利益。
第二，国家权力的分散与弱化。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这种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在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形成纵横交错的关联和制约关系。因此，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各国己不能象经典的诠释那样绝对地、至高无上地享有自己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事务上的主权。也就是说国家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外部的掣肘。这就必将导致权力的分散。这种掣肘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对世界和地区事务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和介入。如联合国派驻在一些国家的机构所掌握的权力早己凌架于当地政府和各派别力量之上。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影响乃至左右东道国政府的决策。其它一些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如宗教团体、政党联盟、工会组织等在适宜的条件下，也会对某些主权国家施加影响。
第三，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更多地采取合作与协调的方式。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政治关系相互依存的趋势加强，这使得妥协、合作、共存成为国际关系的大趋势。因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规则不再表现为传统的“零扣”，而是由“双赢”取而代之。一国的安全不再以他国的不安全为前提，一国的富强也不需要建立在他国赢弱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不仅要加强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而且应该懂得国际经济中的有效合作是建立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的，因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是最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前提。所以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与妥协正在慢慢替代冲突与争斗而成为处理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世界政治格局是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在一定时期所形成的结构状态。这种结构状态反映出国家和国家在政治上的相互关系，维持着世界政治体系的稳定。国际政治格局一般包括一极格局、两极格局、多极格局。经济全球化时代会导致以下几种变化：一是决定格局变动的因素发生变化，一般认为决定世界政治格局变动的因素在于实力地位的变化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除上述两种原因外，国际道义在国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过去要大得多。这里的国际道义是指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如国际正义、和平、反对侵略、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恐怖、维护世界环境安全和国际社会稳定等。在今天，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或能否成为重要一极不能只看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还要看是否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国际道义。二是世界政治格局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两极格局时代的主要问题是一个超极大国试图取得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和政治优势，控制世界政治的主导权。而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格局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解决全球问题，如环境、安全、污染、控制核武器扩散等。因为没有一个任何超级大国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求世界政治格局是建立在多极合作基础上的，如果说两极格局中对抗多于合作，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则是合作多于对抗。三是全球化必然导致多极化。虽然目前对世界政治格局的认识有所不同，有五极论、三极论、无极论等，对何为一“极”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来说都认为世界政治格局的总特征和
趋势是多级化。由于全球范围内生产、贸易、金融网络的形成，所有国家都卷入其中，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和挑战，从而使国际舞台上主角也就是极增多，又由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提高，南北矛盾有所缓和、南北差距逐步缩小，一些发展中国家会脱颖而出成为政治格局中重要一极。还由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经济一体化，各种地区性、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增加了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色彩。
三、全球化时代要求国家处理内政外交的行为方式发生转变
在内政方面，国家对内的管辖权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传统的国家中央政府对内事务的最高政治统治权将不同程度地为地方政府、企业乃至个人所分享。同时，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和产业政策的干涉作用将有断减弱。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不再重要了，而是说政府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必须转变。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的转折时刻，政府的制度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否则政府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作用的重要程度，更说明政府机构和职能的改革乃大势所趋。全球化时代的政府应该具备领导有力、机构精简、高效率、依法行政、有限干预、有权威、廉洁等特征。同时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角色，即政府对内是以公共权力维护公共秩序的政府机关，以强制性的权力机构和措施维护法律的尊严，它提供的是法律、秩序、制度、法规，而不是家长、保姆和企业主。总之，全球化时代对国家内政的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府面对挑战必须更新观念、解放思想，主动变革，以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对外交往方面，国家应以合作和协调为主。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是源于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客观上的相互依存，所以在双边和各边交往中应本着平等互利、合作的原则进行，解决政治冲突和经济纠纷的途径越来越依赖国际组织的仲裁和介入。国际政府组织是国际关系相互依存的工具。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点，一些地区热点的降温与和平解决、贸易战和经济制裁的减少，在核武器控制方面的合作等都说明了这种转变。国际社会也会由于全方位的合作而趋于稳定和成熟。
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了战后国际体系的两重性特征开始明显突出起来。国家在无政府的体系中是以领土、主权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活动的，其本能的行为是尽量限制、疏导和利用经济活动。但由公司演变过来的跨国公司则是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范围，以经济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它们竭力要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另外，国际机构的基础虽然是国家，但机构存在的目标也是为了跨国家的国际利益。这种一个追求国界内最大权利，另一个活动则不以国界为限的两种发展方向矛盾的行为体，造成了国际关系权力运作的复杂化、多样化。
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还是应放在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体上，以它作为切入点。首先，要看国家在传统领域内使用权力的状况，它的决定权、影响权有何变化。其次，新的领域与传统领域的地位关系，国家在新的领域内权力、影响有多大。
国家在传统领域中的地位与权力
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对大国的权力评估有这样几个方面：少数行为人最大比例地拥有体系内的总权力；这些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力来追求利益并对其他大国和行为人施加影响；这些利益根据国家安全考虑来划定；影响行为人的最有用的权力是军事权力，其他形式的权力只有当可能转化成支持军事权力时才有用，军事权力完全由国家掌握。
这就是说，体系内可以有其他行为体，但民族国家仍是主要决定性行为体，其他行为体作用有限。权力的来源和类别可以包括经济但主要是军事，体系内权力配置实际状况（军事实力）与国际关系中总权力运用的情况是一致的。
从冷战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在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影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各国都会显得更关心经济，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务，大国的反应仍然是迅速的、敏锐的、优先性的。因为，任何经济利益都是以国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为基础的，国家决不会把后者作为前者的成本。如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计划的强烈反应、中国对美日新防卫指针的反对、美国内部对所谓中国窃取高科技军事情报事件的渲染和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都是证明。由于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它甚至停止批准具有极大商业利益的对华卫星的出口申请，而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相关跨国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张旗鼓地搞游说活动。
总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领域在扩大，传统的安全威胁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国家资源配置中，某些军事安全的领地在缩小（如核进攻力量），使得军事竞争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发展的规模也在缩小。但是，军事安全、非传统的威胁仍是大国最关心的领域之一，它仍预留着主导性的位置，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复到原来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它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利用权力来处理国际上最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
作为国际经济主角的跨国公司，其目标主要是赢利，它是以商业规则和经济要素最佳配置要求进行全球化、无国界方式运行的。随着经济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响必定会进入过去完全由国家主控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它既要国家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帮助和给予各种优惠与便利，又要以各种方式、手段促使国家改变政策与行动、或者采取抗拒国家政策的方法达到营利的目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既是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国实力的象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给它们带来了资本、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基础设施改造和经济的商业化。所以，国家需要跨国公司，也愿意与跨国公司分享权力。
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权力运用是发生在自己所管辖的领域内。第二，跨国公司对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响。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主权的另一侵蚀则是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第四，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权的最大削弱是逃避税收。
但是，也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仍是依附于国家，任何企业的跨国经营并非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虽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有时背道而驰，但它在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时，还不时需要国家政策、法律甚至权力的保护。“跨国公司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者，同时也还是国家操纵的重要工具”。
即便在东道国政府方面，它们对跨国公司也并不是完全处于屈从地位，通过立法、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合适的管理与政策，同样可限制跨国公司超越国家主权的行为。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70年代那种盛气凌人的气焰已经有所收敛。与此同时，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监督也在广大国家的要求下，有了明显加强。
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以及跨国公司以外的经济关系，也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它的战略计划。如一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变化和地区战略力量对比调整引起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不仅会使跨国公司的利润流失，更会使其资产受到严重损失，整个地区生产链环中断。所以，公司的生存命运也都维系在国家手上。公司对国家有了影响权，但最后的决策权力还在国家。
国家行为体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在所有非国家行为体中，除了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外，最重要的行为体就是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又分成政府性和非政府性。作为派生结构重要基础构件的国际组织，通过它在政治过程中与国家的积极的互动关系，它逐步削弱、淡化了国际体系原结构中的权力配置因素，强化了国家平等、合作的意识，最终使新的体系结构成为多种力量和利益配置的结晶。
国际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国家单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有效地应付无政府体系下的安全与其他复杂的问题。通过国际组织，国家达到了它想要又较难实现或虽能实现但成本太高的目标——控制一些国家的行为，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有序环境。所以，这是国家权力的变相延伸、加强，使该种行为体的行动结果在较大程度上转而为国家主权利益服务。
从另一个角度讲，国际组织的权威、地位要高于单个主权国家，后者的完全主权肯定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
但由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关系配置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内部实质上也是不平等的。
当然，冷战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使大国倾向于接受国际制度内的合作模式和与现行秩序相对应的价值观，集体意志；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法、国际规则、规范的系列化和得到广泛的运用，作为制定、参与规划以及执行的国际组织，在大国的支持下，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国际组织有时发挥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但这种独立的作用反映在不同的组织上，也有明显的程度差异，像联合国、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政治敏感性强，权力资源多的组织，超级大国的控制仍然很严。
在那些敏感性低的专业组织里，它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从国际生产分工、人类发展需要的共同性出发，协调各国政策，促进合作与社会进步。尤其在克服贫困、消除灾害、疾病、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困难、控制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制定经济秩序的规则等方面，它的非国家意志的独立影响会有限地显示出来。
与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不同，非政府性组织是国际社会里比较新型的非国家行 为体。据统计，目前，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已达到5000个左右，它们存在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着涉及人类发展、生存的各种不同问题的专业工作方向。这些组织对国际关系、对国家权力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专业化问题领域的敏感度与组织的大小，发展历史的长短，成员的社会基础等等。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作用是，在各个不同的专业化领域对国家形成压力，让国家在这方面按照它们的要求改变功能性政策，弥补国家无法充分或不愿发挥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特色是，它是由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关心这些问题的自愿者所组成，他们对事业的投入、热心程度在相当范围内超过了政府官员。
政府性国际组织与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其基本共性就是两者都是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与复合化在新增生的问题领域、扩大的传统的军事与安全领域中逐步崛起的局部性权力体。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解决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交叉复合领域新产生的一些问题；监督国家行为、政策；促使国际体系变得更有序化、更文明、更理性化。
作为政府性组织，虽独立性差，但其授权处理的问题却具有高度影响性、广泛性，其相对的权力作用就更大。作为国家主权延伸的国际权力协调体和国家集体主权的行使者，它证明了一些国际性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已不能简单地靠双边国家关系来进行，而需要多边的机制进行协调。因此，实际上这些组织已是国际秩序维持的直接参与者，它具有国家的意志、意愿、功能，特别是权威。
对于非政府性组织来说，它具有极高的独立性，影响面也很广，甚至在国际公民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不具有真正可以改变国际体系内行为人行为的实际权力。
结束语
总之，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的。随着国际社会公共领域或跨国界的生活、活动领域的扩大，势必增加更多的行为体。从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的相对空间来看，它的位置缩小了，权力分散了，行动受到了更多的制约。
同时，与过去相比，在立足于以军事、政治问题为优秀的基础上，国家也在向新增生的领域进行广泛辐射。因此，它的权力覆盖面要远比过去大得多，权力也得到了加强。
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家主权这一象征或体现各个国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最高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对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迎接这一挑战，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直接关系到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本文试对这一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 当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国家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它社会集团的最重要的属性，指一个国家在不破坏其它国家权利及国际法原则和规定的情况下处理本国的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形成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出现时期。早期的主权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问题，随着民族国家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对外主权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把主权与民族国家密切地联系起来，国家对外主权理论得到了发展。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最早承认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国际条约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尼亚和约》。
直到二战后，国家主权原则才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的基石。《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原则。然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仍然存在，它们不断以"维护人权""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它国内政。
发展中国家自独立之日起就在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斗争。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表现出如下显著特点：一是敏感性，二是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敏感的历史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被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殖民历史。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敏感还在于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既艰难又曲折，其主权独立来之不易，并且独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贫困、落后和依附地位使政治上的独立常常受到威胁，主权完整常常遭到破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老殖民主义者常常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脆弱性来自内部制度的缺陷、体制的弊端、经济的不发达，同时也来自对外部的依附性。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资本主义虽然也受到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支配，但与西方正统的、原生的资本主义相比，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混杂、国家垄断性与官僚性相交织、依附性与民族性共存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育不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土地关系、部落经济关系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混杂在一起，社会经济结构极为复杂。它从一开始就实行国家垄断，由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和干预，通过国家政权扶植民族私人资本的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官僚性。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垄断组织多与本国当权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法律不完善，人民参政水平低下，极易产生贪污腐化、任人唯亲的不良后果。独立后，发展中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又必须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吸取它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把它们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又害怕发展中国家真正强大，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而事实上，在不平等、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很难摆脱被剥削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造成了其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国家主权的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繁感性和脆弱性增加了维护国家主权的难度。可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二、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推动的结果，科技革命改变着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和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赋予主权国家一道看不见但又客观存在，同时又难以捍卫的'信息边疆'。随着遥感技术、卫星通讯、网络技术、多媒体等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将成为'以改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信息将是左右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命脉、军力强弱的关键因素，对跨国信息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控制将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则限制了其行使主权的范围和空间，它们无力控制跨国信息流动的内容和方式，其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难免受到限制。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发展中国家发动心理战，挑起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情绪，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甚至促使政府倒台。
(二)经济全球化改变了过去那种国家在内政、外交、军事上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的观念，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制约着国家的经济主权。对发展中国，特别是那些处在对发达国家单纯依附关系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国家主权受到牵制和制约的程度更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产生了国家间的经济联合，导致区域集团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区域集团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家需要让渡一些经济主权的行使权，建立超国家的机构，实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对于发展中国来讲，产生了两种区域集团，一是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集团，另一是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的区域集团。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经济政策趋同的发展中国来说，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的行使来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于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区域集团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让渡经济主权的行使权，实现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济利益，则是一大难题。
（三）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尖锐，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粮食问题、债务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极地深海和太空开发中出现的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早已越出国界向各处扩散，并在不断地恶化，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它们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或几国的能力所能为，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相互协作、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如国家对疆域内的自然界及其资源有着当然的主权，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完全属于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务，然而，环境污染的扩散性和跨疆域性则侵蚀了他国的环境；又如一些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时，利用资金优势滥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再如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将污染物（工业垃圾、核废料）有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掩埋，破坏这些国家的环境。这些全球性问题突破了主权国家疆界的限制，模糊了内外事务的界限。
（四） 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蚀。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 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些国家不得不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援助。这些组织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附加了种种条件。这些条件直接干预着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甚至是政治主权。
（五） 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制约。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些3.5万家跨国公司，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全球跨国公司的绝大部分，并主导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对资金和技术的垄断，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部门，甚至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而侵蚀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不仅如此，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们通过贿选、资助反政府活动和政变、制造经济混乱等手段，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它们还以投资建厂、提供贷款、提供技术为条件，提出种种要求，践踏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以发展中国家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同样以其经济实力为后盾，影响着本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
三、 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对策
（一） 发展中国家必须主动参与全球化过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实现了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为各国最大限度地摆脱资源和市场的束缚提供了条件。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弥补本国资本、生产要素的缺口，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以及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才能充分享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二） 更新观念，研究对策，掌握理论武器，为适应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采取灵活、切实可行的方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国家的独立性、自主性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行使权难免遭到侵蚀。但是这种挑战、制约和侵蚀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过时了"，更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无端地干涉和侵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发展中国家必须清楚地认识什么是全球化带来的客观必然的侵蚀和限制，什么是发达国家人为的干涉和侵犯，以求得合理地解决有关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面对的种种难题；必须加强对国家主权问题的研究，树立国家主权有多种实现形式的新观念，采取不同的主权实现形式，从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在参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主权让与对等原则，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就不能有让与。
（三）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独立和平等的首要任务。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和平等的最大威胁。20世纪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经验昭示人们：只有经过斗争，新秩序的规则才能得以确立并逐步实现。
（四） 加强南南合作，坚持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采取有效形式实现地区集团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的明智选择。20世纪西欧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值得借鉴。为了在与美国结盟的同时增加西欧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的能力，西欧国家联合起来，开始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欧共体到欧盟，从关税同盟、共同的农业政策到经济一体化，西欧国家曾经在国家主权行使权的让与问题上作出过痛苦的抉择。然而，它们的联合增强了国际竞争的能力，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自主性，并将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强大的一极。发展中国家也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当初东南亚五国不联合起来，它们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今天的东盟10国如果不依托东盟这个载体，它们在亚太地区所起的作用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大。
（五） 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增强维护国家主权的实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南北关系既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有依存与合作的一面。南北关系的发展将在21世纪初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环印度洋自由贸易区等四大经济板块。每一个板块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全球性的南北关系将变成区域内部或集团内部的南北关系，这标志着南北关系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区域性南北关系将继续朝着对话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发展自己，逐步改变与发达国家的那种依附或单方面的依赖关系，逐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合作中的主权不平等地位。
应该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过程中，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切不可不顾国情，盲目冒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稳步发展，保持特色，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和平等.
因为全世界信息网络的呈现以及发展,加快了信息以及知识在全世界的快速传布以及分散,在开放的互联网眼前,各国企业的每一个出产环节都放在信息网络中接受检修。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为企业开发新技术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网络经济不但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而且通过合作到达共赢。恰是因为网络经济时期的这类特色,促使跨国公司应用信息技术在全世界规模内进行低本钱的资源配置。因为信息技术加快了信息的传布速度,增进了技术手腕的标准化以及普及化,它降低了企业的出产本钱、管理本钱,使跨国公司有可能在全世界规模内配置资源。跨国公司只要手中具有立异的技术,就能够依据国际本钱最低化的请求,在它们认为最有益可图的国家以及市场进行出产以及销售。
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了战后国际体系的两重性特征开始明显突出起来。国家在无政府的体系中是以领土、主权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活动的,其本能的行为是尽量限制、疏导和利用经济活动。但由公司演变过来的跨国公司则是以世界市场作为其运作的范围,以经济要素自然的最佳配置为追求目标,它们竭力要超越国界限制,脱离政治控制。另外,国际机构的基础虽然是国家,但机构存在的目标也是为了跨国家的国际利益。这种一个追求国界内最大权利,另一个活动则不以国界为限的两种发展方向矛盾的行为体,造成了国际关系权力运作的复杂化、多样化。
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还是应放在国家这个主要行为体上,以它作为切入点。首先,要看国家在传统领域内使用权力的状况,它的决定权、影响权有何变化。其次,新的领域与传统领域的地位关系,国家在新的领域内权力、影响有多大。
国家在传统领域中的地位与权力
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对大国的权力评估有这样几个方面:少数行为人最大比例地拥有体系内的总权力;这些国家通过它们的权力来追求利益并对其他大国和行为人施加影响;这些利益根据国家安全考虑来划定;影响行为人的最有用的权力是军事权力,其他形式的权力只有当可能转化成支持军事权力时才有用,军事权力完全由国家掌握。
这就是说,体系内可以有其他行为体,但民族国家仍是主要决定性行为体,其他行为体作用有限。权力的来源和类别可以包括经济但主要是军事,体系内权力配置实际状况(军事实力)与国际关系中总权力运用的情况是一致的。
从冷战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在没有发生重大事件影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各国都会显得更关心经济,一旦涉及安全敏感事务,大国的反应仍然是迅速的、敏锐的、优先性的。因为,任何经济利益都是以国家的生存、政治的安定为基础的,国家决不会把后者作为前者的成本。如俄罗斯对北约东扩计划的强烈反应、中国对美日新防卫指针的反对、美国内部对所谓中国窃取高科技军事情报事件的渲染和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都是证明。由于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它甚至停止批准具有极大商业利益的对华卫星的出口申请,而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相关跨国公司就像矮了半截似的,不敢大张旗鼓地搞游说活动。
总之,冷战后,国际关系的领域在扩大,传统的安全威胁在消退,在外交政策和国家资源配置中,某些军事安全的领地在缩小(如核进攻力量),使得军事竞争不再那么赤裸裸,武器发展的规模也在缩小。但是,军事安全、非传统的威胁仍是大国最关心的领域之一,它仍预留着主导性的位置,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复到原来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它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利用权力来处理国际上最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
作为国际经济主角的跨国公司,其目标主要是赢利,它是以商业规则和经济要素最佳配置要求进行全球化、无国界方式运行的。随着经济政治的高度融合,其影响必定会进入过去完全由国家主控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它既要国家为其发展提供保护、帮助和给予各种优惠与便利,又要以各种方式、手段促使国家改变政策与行动、或者采取抗拒国家政策的方法达到营利的目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既是其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国实力的象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给它们带来了资本、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了基础设施改造和经济的商业化。所以,国家需要跨国公司,也愿意与跨国公司分享权力。
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有几个方面:第一,这种权力运用是发生在自己所管辖的领域内。第二,跨国公司对母公司的政府和投资东道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直接影响。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主权的另一侵蚀则是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第四,跨国公司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权的最大削弱是逃避税收。
但是,也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仍是依附于国家,任何企业的跨国经营并非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虽然,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有时背道而驰,但它在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时,还不时需要国家政策、法律甚至权力的保护。“跨国公司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者,同时也还是国家操纵的重要工具”。
即便在东道国政府方面,它们对跨国公司也并不是完全处于屈从地位,通过立法、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合适的管理与政策,同样可限制跨国公司超越国家主权的行为。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70年代那种盛气凌人的气焰已经有所收敛。与此同时,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监督也在广大国家的要求下,有了明显加强。
特别不能忽视的是,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以及跨国公司以外的经济关系,也会影响到跨国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它的战略计划。如一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变化和地区战略力量对比调整引起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不仅会使跨国公司的利润流失,更会使其资产受到严重损失,整个地区生产链环中断。所以,公司的生存命运也都维系在国家手上。公司对国家有了影响权,但最后的决策权力还在国家。
国家行为体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在所有非国家行为体中,除了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外,最重要的行为体就是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又分成政府性和非政府性。作为派生结构重要基础构件的国际组织,通过它在政治过程中与国家的积极的互动关系,它逐步削弱、淡化了国际体系原结构中的权力配置因素,强化了国家平等、合作的意识,最终使新的体系结构成为多种力量和利益配置的结晶。
国际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国家单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有效地应付无政府体系下的安全与其他复杂的问题。通过国际组织,国家达到了它想要又较难实现或虽能实现但成本太高的目标——控制一些国家的行为,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有序环境。所以,这是国家权力的变相延伸、加强,使该种行为体的行动结果在较大程度上转而为国家主权利益服务。
从另一个角度讲,国际组织的权威、地位要高于单个主权国家,后者的完全主权肯定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
但由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关系配置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内部实质上也是不平等的。
当然,冷战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民主化的趋势,使大国倾向于接受国际制度内的合作模式和与现行秩序相对应的价值观,集体意志;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法、国际规则、规范的系列化和得到广泛的运用,作为制定、参与规划以及执行的国际组织,在大国的支持下,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国际组织有时发挥不同于国家的独立作用,但这种独立的作用反映在不同的组织上,也有明显的程度差异,像联合国、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政治敏感性强,权力资源多的组织,超级大国的控制仍然很严。
在那些敏感性低的专业组织里,它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从国际生产分工、人类发展需要的共同性出发,协调各国政策,促进合作与社会进步。尤其在克服
贫困、消除灾害、疾病、解决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困难、控制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制定经济秩序的规则等方面,它的非国家意志的独立影响会有限地显示出来。 与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不同,非政府性组织是国际社会里比较新型的非国家行为体。据统计,目前,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已达到5000个左右,它们存在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着涉及人类发展、生存的各种不同问题的专业工作方向。这些组织对国际关系、对国家权力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专业化问题领域的敏感度与组织的大小,发展历史的长短,成员的社会基础等等。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作用是,在各个不同的专业化领域对国家形成压力,让国家在这方面按照它们的要求改变功能性政策,弥补国家无法充分或不愿发挥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最大特色是,它是由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关心这些问题的自愿者所组成,他们对事业的投入、热心程度在相当范围内超过了政府官员。
政府性国际组织与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其基本共性就是两者都是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与复合化在新增生的问题领域、扩大的传统的军事与安全领域中逐步崛起的局部性权力体。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解决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交叉复合领域新产生的一些问题;监督国家行为、政策;促使国际体系变得更有序化、更文明、更理性化。
作为政府性组织,虽独立性差,但其授权处理的问题却具有高度影响性、广泛性,其相对的权力作用就更大。作为国家主权延伸的国际权力协调体和国家集体主权的行使者,它证明了一些国际性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已不能简单地靠双边国家关系来进行,而需要多边的机制进行协调。因此,实际上这些组织已是国际秩序维持的直接参与者,它具有国家的意志、意愿、功能,特别是权威。
对于非政府性组织来说,它具有极高的独立性,影响面也很广,甚至在国际公民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不具有真正可以改变国际体系内行为人行为的实际权力。
结束语
总之,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的。随着国际社会公共领域或跨国界的生活、活动领域的扩大,势必增加更多的行为体。从国家在整个国际体系的相对空间来看,它的位置缩小了,权力分散了,行动受到了更多的制约。
同时,与过去相比,在立足于以军事、政治问题为优秀的基础上,国家也在向新增生的领域进行广泛辐射。因此,它的权力覆盖面要远比过去大得多,权力也得到了加强。
摘 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美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随之日益加剧,成为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区域经济组织等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趋势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推动我国企业跨国经营,逐步开放服务业市场,大力发展与美国高科技产品的技术贸易,才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实出路。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美贸易;不平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在生产。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都有所体现,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贸易额增长及贸易手段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1950年全球总贸易额为1130亿美元,1997年已达11万亿美元,增长了97倍,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贸易额已达GDP的35%。另外,国际贸易的手段也在不断创新,主要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电子数据交换(EDI)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资金转账(ETF)等也已在许多国家开始应用。
2.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快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为了获得更多的优惠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熏在WTO的144个成员国中,近90%隶属于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组织。目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主要有: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
3.跨国公司蓬勃发展。1996年,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已达到44 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 659家。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40%以上,在国际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到2001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销售额已达19万亿美元,总产值占世界GDP的11%,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1/3,雇佣人数达5 400万。
4.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各国经济相互传递的障碍减少互动性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和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影响到发达国家。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未能幸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5.对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货物利益,在产业内贸易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际所得。另外,以原产地规则为优秀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使统计出现严重的误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中美贸易作为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和贸易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美贸易也在快速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5—2004年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2%。其中,2001年中国对美国全年进出口总额为804.8亿美元;2002年比上年增长了20.8%,达到971.8亿美元;2003年则增长了30个百分点,达到破纪录的1 263.3亿美元;2004年又增长了34.3%,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696亿美元。这使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对象。2005年中美贸易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全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 1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8%(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与此同时,随着贸易额的大幅增长,中美贸易不平衡也在加剧。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80.8亿美元,2002年达到427亿美元,2003年增加至586亿美元,2004年这一数字为802.7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则为1 141.7亿美元(见图)。
另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美国的跨国公司大量来华投资。截至1999年7月底,美国公司在华获得批准的直接投资项目已达27 814个,协议金额498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236.7亿美元。按投资额排名,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前20家各国公司中有11家是美国公司,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可口可乐。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司。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趋势不断扩大有其内在的统计误差。政策限制等原因,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区域经济集团组织等外在因素则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原因。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
从近年来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出口以纺织品服装为主的贸易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但实质上,中国对美国出口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根据美中商务中心的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讯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器。可见,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抑制了美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体现出来,无法实现优势互补的国际分工合作,由此导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二)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美国跨国公司近年来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也成为加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在华投资绕开了关税壁垒以及其他一些关税措施,获得了更多利润。这些跨国公司以高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为他们在华的企业输送境外关联企业提供的零部件,再以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将制成品输送给其在消费国的批零企业,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而中国得到的只是少量的加工
费。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来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于是,简单的进出口统计,掩盖了真实的经济关系,从而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另外,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没有计算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利益,也加大了中美贸易的差额。据中美商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参加调查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但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利润并未被统计在内,这就更加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
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各国的生产跨越国界,这就使各国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契机对本国的产业进行调整。在进行产业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由于政局的稳定,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加上低廉的劳动力等因素,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日本。美国。欧洲的跨国公司转移制造业的对象,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贸易差额的转移。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的因素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1.东亚地区对中国实行产业转移。中国对美国贸易差额的增加,主要是东亚地区相关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向中国转移的结果,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了产业转移,使原来东亚各国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过去一直是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工业化的繁荣发展之后,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上升,并因此逐渐丧失了生产及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断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中国内地来生产,再返销国内和出口到世界市场,中国制造的产品因此继承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也继承了他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对1989—1995年间美国与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见下页表)。
2.美国本土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美国一些企业原来在国内生产。国内消费,现在则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生产出的产品再对母国“返销”出口。有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独资和合资企业生产的。以纺织品贸易为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纺织品最具价值的外包基地,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服装采购商的订货或美国本地服装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返销产品,中方除了赚取小部分加工费用外,大部分利润都流入了美国。与此同时,也通过产业转移加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四)全球化导致的原产地统计误差
以原产地规则为优秀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为国际社会所确定的。当时,这种以国家境域为统计着眼点所形成的外贸统计,即货物跨境流动统计是与国家参与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由于原产地规则,使中美两国在贸易额的统计上产生很大的偏差,也使中美贸易不平衡被进一步夸大。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但美国海关按原产地规则却将这类商品的全部价值计入进口额,这无疑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实际顺差。另外,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生产的产品,按原产地规则也被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中,这也扩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四、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相关建议
(一)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目前,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对象,这就使我国对外贸易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且风险也较高。因此,我国应鼓励企业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不要只盯住美国市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参与许多区域经济合作,如:10+1。10+3。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参与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可使我国享受关税优惠等贸易优惠政策,这无疑为我国企业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比如,2005年7月,随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双方已就7000多种商品进行关税削减,而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高,我国企业正可以抓住这一商机拓展出口市场,而不是只注重向竞争已很激烈的美国市场低价出口,从而也可以起到适当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作用。
(二)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推动我国企业跨国经营
我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扶持企业尤其是工业生产性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同时为企业做好咨询与信息提供的宏观指导工作。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不平衡,而且还可以通过投资设厂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另外,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组建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其国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分享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更高效率。
(三)逐步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加入WTO也要求服务业逐步开放,因此中国可以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借机弥补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前提必须是美方对服务贸易进行充分的统计。
另外,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对华贸易的优先策略之一就是扩大服务出口,限制货物进口,而后者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因此,只有扩大服务出口才能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才有利于实现贸易平衡。
(四)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技术贸易,促使美国放松出口限制
高科技产业是美国出口的主要优势产业,但由于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美国高技术产品,尤其是军民两用技术设备的出口,致使大批拥有高科技的美国厂商痛失商机。事实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并不能达到其阻挠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目的,中国不从美国进口,则可转向他国进口同类技术设备。美国这一举措不但不能实现对华限制,反而不利于中美更深入。更广泛的进行合作。因此,大力发展技术贸易,不仅有利于改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实出路。
许多人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正在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把全世界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等联系起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也就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举世瞩目的旨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历时4天,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不得不草草收场,这一事实清楚地告诉世人:经济全球化并未达到人们想像中的水平,经济全球化还不是那么名副其实。因为经济全球化毕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这些矛盾和制约因素直接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一 市场经济与国家职能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优秀要求超越部分国家职能,即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国家职能是不能被市场经济完全超越的,这对矛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市场经济和国家职能的矛盾自它们诞生之日起一直就存在。众所周知,私有制的产生不仅导致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作为管理市场经济的机构——国家。国家在推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崇拜自发力量,经济全球化也要求自由与平等,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这种本性的束缚,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管理所起的推动作用大大超过了其隐含的制约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在国家管理下缓慢发展。但是,它们的矛盾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变得日益尖锐。跨越国界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随之激化,市场经济要求跨越国界,国家职能决定了主权国家不愿放弃管理市场经济的权力,即不愿放弃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注:许多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但这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从法理上讲,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主权转移或让渡。经济是基础,经济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主权,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这就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二 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虽然有很多,但基本内容却大致相同,那就是资本、贸易、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成为现实。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
新的贸易保护主要不是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1999年上半年爆发了美欧之间的香蕉大战和牛肉大战,这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跃上了新高度。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表现。因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严重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主张全球化的舆论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主权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声称,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随着这种趋势和跨国公民对外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就能增加就业,提高技术水平。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导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主权丧失殆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结果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呼唤全球化、谴责贸易保护主义时,却没有想到,正是全球化的推进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贸易保护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三 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交往中,常常掺和着政治因素。
冷战结束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世界经济客观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这种平行关系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世界经济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跨越一个又一个政治壁垒。
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为例,众所周知,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彼此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贸易额逐年递增,但同时又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如对于所谓“人权”、“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资本优势达到奴役中国的政治目的。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处理上,美国一批国会议员又企图用取消2000年通过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阻止中国“入世”迫使中国让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关系常常受政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制约。
四 经济体制问题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完全开放国内市场,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障碍,市场规律成为经济活动的准则。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内经济状况使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未必尽如人意。
开放本身不等于一定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两者不一定存在正比例关系,其中涉及国内的经济体制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配套制度越完善,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体制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经济全球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鼓吹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只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才能解决国内存在的经济体制问题。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如果造成金融开放早熟,而国内的银行、政府、企业的问题又没有解决,开放就可能成为掩盖国内
矛盾的一种方式。如在泰国和韩国,当国际游资进入这些国家市场后造成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表面繁荣,但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险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认识到国内经济体制健全是开放的关键;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五 文化差异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孕育着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不小的制约。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渐渐丧失了本身的个性。“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抵制。印度在今年的情人节(注:西方把每年的2月14日定为情人节。)之日,爆发了大规模抵制西方文化侵蚀活动。前不久,又呼吁禁止麦当劳在印度的经营,以保护本国文化。
由此可见,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是一国民族精神的凝固,是不容排斥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渗透与反渗透必然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六 经济全球化本身条件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信息化——各国的交往频繁、方便,世界变成“地球村”;市场化——世界市场统一,各种人为的阻碍、分割被打破,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化——各种壁垒拆除,经济开放,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畅通。
市场化、自由化的实现,如前所述,受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因素的制约。再看信息化。信息化是全球化的优秀,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的兴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不是难事,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则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的挑战。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需要庞大资金,资金从何而来,成为不发达国家改造落后基础设施的最大障碍。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宣布,它将在非洲建立第一个大功率海底光纤数字网络,全长35万千米,通过41个非洲国家等。功率为每秒25亿比特,(注:bite为字节单位,一个字节为一个比特。)安装费用将近20亿美元。美国公司提供一部分资金,另一部分资金需由非洲国家自己筹划,而且非洲国家还需要提供大量的配套资金。这对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还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不发达国家有很多还是农业国家,工业不发达,让它们短时期里培养出大批能掌握高科技和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人才,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摘 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互相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有过这一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加入WTO后,我们必须注意汇率政策、外贸政策、外资政策等内容在国际间的协调运用,以适应经济全球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
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汇率政策是一国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环节,它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和金融资产流动机制影响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固定汇率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在协调国际经济时各有利弊。固定汇率政策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容易与货币金融政策冲突,使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浮动汇率政策则可以根据国际经济形势而改变,但它可能使货币政策反复无常地波动,也更容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我国实行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实际类似于固定汇率制,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它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弊端将更为突出。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就有过几次冲突:1994年至1996年,逐步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外汇占款增大之间的冲突;1998年因东南亚危机而使我国出口减少与汇率政策不变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因国内通货紧缩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过热的美国经济形成的本外币利差以及汇率政策稳定之间的冲突;2000年至今,汇率政策不变与扩张的贸易政策之间的冲突。我们预计,在我国加入并融入WTO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因此,我国政府可以考虑适当放松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还可以把汇率政策纳入货币政策的大框架下,使之从属于国内货币政策,从而达到内在的协调一致。
贸易政策也是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积极运用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往往会采用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来鼓励出口,保护国内经济。因此,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WTO规则范围内执行合适的贸易政策;同时,还可以考虑有限度的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内容。我国要学会在关税逐步下调的条件下,宏观调控进口商品的数量和质量结构;也要利用WTO允许的政策鼓励出口,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下,外资政策也可以发挥国际协调作用。美国着名经济学家Lawrence Robert Klein 曾预言:"中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是很多的外来资本将涌入中国,这将为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中国很多经济学者对此也保持乐观的看法。事实上,我国加入WTO后还要加强对外资的调控和监管,特别是要学会调控"投机型"外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
债务政策实际上是从属于财政政策的一项内容,在我国加入WTO后国际债务是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外债数量在增加,1998年为1460.4亿美元,1999年为1518亿美元,2000年1457余亿美元,2001年1701亿美元。当然,我国外汇储备也在增加,1998-2001年分别达到1450亿、1546.7亿、1655.7亿、2121.6亿美元,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均在国际标准之内。但是,加入WTO后,我们要合理安排外债结构,注意外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防范金融风险。
四、简短结论
一国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协调配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国际经济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而相机变动的。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在积极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来协调国际经济时要注意几点: ① 货币政策可以采取钉住主要国家金融货币政策的办法,确立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单一目标。 ② 相机使用汇率政策工具,可以使用比较宽松的汇率政策和谨慎的货币政策搭配方式,一方面防止国内物价上涨,另一方面为进出口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 ③贸易政策要坚持量出为入的原则,在WTO规则允许下调控进出口数量和质量结构。④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必须与国际上机构性协调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市场发展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为了稳定经济发展,必须要加强国际经济法的改革,本文主要就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新特点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国际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往来日益增长以及国家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益加强而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对我国在世界贸易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制定合理的对外经贸策略。
一、国际经济法发展新趋势
1.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经济交易大量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一体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统一又使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一是国际公约,二是国际惯例,三是各国法律,主要是各国经济法、商法方面的趋同化,四是通过各种跨国交流平台,如国际会议等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教学等方式来促进各国法学界观念的逐渐接近。
2.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随着WTO、欧盟等国际公约或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加入或准备加入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各缔约方及申请加入方必然要依据有关公约或协定等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也就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3.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加快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着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国际经济法作为调整是世界间贸易关系的部门法,其作用及地位早已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充分地展现,涉及国际间金融、投资、债券、货币、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与纠纷都是需要国际经济法这一大杠杆的平衡的。
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变化的策略
1.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最终能够迫使一个国家执行裁决的还在于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我国要获得国家主权利益最大化,最重要的途径是要依靠自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尚不足以使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因此,要通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在推进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有效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
2.运用国际经济法来保护贸易发展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的研究并构建处理WTO事务的法律体系。主要注重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研究,利用关于豁免成员国义务的规定,分析研究WTO关于义务豁免和例外情况的规定与实践,有效运用豁免条款或例外条款的规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充分研究、利用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优惠条件,努力发展高新产业和知识产业,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观察了解和学习其他成员方运用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实际情况;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有效利用保障制度,为我国产业发展建立起“安全阀门”,确保经济安全,从而强化和维护国家主权。
3.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
在国际法、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在国际条约的谈判及规则制定过程中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往往出现大国、强国利益优先的现象。当今世界南北冲突日趋激烈、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国际法最大限度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有效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要更加重视对现行国际经济法规则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力资源建设,培养一大批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高素质人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要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发展研究,使国际规则能更好地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优秀。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 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曰益明显。世界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生产要素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带来了所得的曰益国际化,各国所得税征收的国际效应不断增强,其所得税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至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之势迅猛发展,而源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所得税制改革则与此相伴而行,揭示出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对此进行研究并对世界所得税制改革作一前瞻性思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经济全球化与各国所得税制的相互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国际化的高级形式。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国际性金融市场的形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国界限制已经消失,世界范围内统一的大市场趋于形成,跨国公司立足于全球范围内来从事生产经济活动,实施在全球范围内最佳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与人类消费需要无限性的矛盾客观上要求从全球着眼来优化资源配置,所以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交往曰益扩大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尽管很早就有之,但其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跨国公司发展迅猛,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形成了世界性的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导致跨国所得的曰益增多,如何加强对跨国所得的征收成为维护国家权益的重要体现。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两种税收管辖权,所得成为各国税收管辖权行使的交叉点。作为资本输入国,也是所得来源国,凭借地域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而资本输出国,则凭借居民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二战后,国际资本的流向既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为发达国家间的相向投资。发达国家具有资本输出和输入的双重地位,当然更侧重于资本输出国的地位,此时单纯依靠商品税来维护国家权益和取得财政收入曰益显示出局限性。因此改变税制来适应新变化已成必然。所以说所得税率大幅度提高,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适应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维护国家权益的需要。但是发达国家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在经济交往中也导致了国家间财权利益矛盾的曰益复杂,进而成为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因素。因为对跨国纳税人的同一跨国所得,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双重征收必然导致纳税人承受的税负过重,即国际重复征税。对外投资本身就会承受比国内投资更大的风险,且会发生一些在本国经营中不会发生的成本,重复征税更加大了这种阻碍力。前述如果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投资,同是高所得税率国家,这种矛盾就愈加突出。当然,国际组织着眼于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通过制订国际税收协定范本来协调国家间的所得税征收矛盾,解决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但它的作用仍受制于国家间税收协定的签订和作为居住国行使居民管辖权征税时对消除国际重复征税方法的选择。如果居住国采取除免税法和抵免法以外的方法,如扣除法、双率法等,就不能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即使采取抵免法,在收入来源国税率高于居住国税率的情况下,会导致跨国纳税人承受比本国为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投资者将资本投向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既然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还存在,即使程度较轻,但对国际经济交往的阻碍作用就不会完全消除。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所得税在其税收体系中地位的差异性。前述发达国家所得税占有主体地位,且在部分国家如美、曰等则基本上是一统天下的格局。发展中国家所得税征收范围则受到限制,而且为弥补投资环境上的欠缺,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发展中国家普遍在涉外所得税上实行了优惠政策。同时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没有开征所得税或者征收比正常水平为低的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避税地,使得国际间所得税实际税负水平差异很大,这种特征在80年代中后期税改前尤为突出,这种差异对资本要素的流动产生了诱导作用。首先表现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因为所得税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不能不成为其跨国投资活动中着重考虑的因素。在构成投资环境诸因素中,如果其它的因素差异不大,税负差异的诱导作用就会大大的增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税收竞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所得税负的国际差异被跨国纳税人所利用,通过税源的转移来减轻其跨国所得税负,且税负差异越大,跨国逃避税行为就越甚。这直接造成税收权益在国际间的非公平分配,因为很多所得或税源的创造地并不是其税款的交纳地。比较而言,避税地就成为所得转移的重点所在。所得的非正常转移表明了资本要素的非正常流动,其后果是影响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对经济全球化的正常进程产生了干扰作用。为防范避税,高所得税负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制定周密而细致的反避税法规来防范和抑制逃税活动。但这又会对跨国公司或投资者的经营活动产生可能的干扰作用。如世界各国对转让定价的调整大多采用事后调整的办法,既给税务当局带来繁重的工作量,也易和纳税人发生争端。因为调整的方法和依据完全符合征纳双方的利益是非常难的。西方国家税收实践中反映出的调整价格难定,税务机关为获取充分、详尽的资料调整转让定价,对纳税人提出的举证要求有时难免过于苛求,纳税人疲于应对的问题已说明了这一点,且已使西方国家颇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规定过严不利于跨国公司经营,影响国际经济发展;规定过宽则无异于放纵逃避税,同样会损害有关国家的权益,破坏国际税收公平原则,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世界所得税制改革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效应
经1986年改革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则由46%降至34%,这在西方国家中是很低的,它引导了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不仅美国投资者而且是外国投资者将海外投资投向了美国,90年代初,美国已由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净资本输入国。继美国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改革的举措与美国并无二致。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的所得税率降低,无形中对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因为那些发达国家为消除国际重复征税而采用的外国税收抵免机制将会使本国的投资者在高税率国家投资承受较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其吸引外资,所以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国际资本,也必须将税率降至不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全球范围内的所得税率都趋于降低,而且这种趋向一直在延续。如卢森堡1998年1月1曰起生效的个人所得税法,边际税率由50%降到46%,同一时期,罗马尼亚将工资所得税最高税率由60%降到45%;英国将公司税税率从33%降到30%。曰本上议院于1998年3月31曰批准了政府本年度的税改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降低了公司税税率。据统计,以公司所得税率看,从1986-1998年,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名义税率
都降低了,降低幅度通常在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所得税率水平的降低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所得税率水平的趋同。仍以公司所得税率看,现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税率水平介于30~40%之间。这种趋同性反映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它是经济曰益全球化的必然反映。90年代初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已普遍建立,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区域空间得到了拓展,这极大的促进了商品和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在曰益融合的全球性经济中,各国政府所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增强本国的竞争实力,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作为内在于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因素不仅不应成为障碍,而且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高低悬殊的所得税率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障碍,所以对其改革是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它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1.使国际重复征税矛盾趋于缓解,可促进国际经济交往更加深入的发展。随着各国所得税负的减轻,跨国纳税人承受的税负在减轻,而且在税收协定网络不断扩展,各国普遍采用抵免制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条件下,因各国所得税负的差异缩小,使得国际重复征税基本上不复存在。因为前述抵免制下在受资国税率高于资本输出国税率且差异较大时,仍会存在重复征税的矛盾,它会对跨国投资者投资地点的选择产生干扰作用,即从税收角度考虑不愿到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去投资,但这种消极影响随着各国所得税率差异的缩小而大为减弱。 2.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弱跨国纳税人从事逃避税活动的动机,从而有利于税收权益在国家间的合理分配,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正常流动,进而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跨国纳税人进行逃避税活动主要是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间税制差异也是促使跨国纳税人逃避税的诱因。因为所得税负的差异意味着可获利益的差异。所得税负差异越大,所获利益的差异就越大,为获取大的利益也就置于冒大的风险。在经济曰益全球化的情况下,各国所得税负的高低悬殊会诱使跨国纳税人的逃避税活动愈演愈烈。而在世界所得税负不断趋同的情况下,跨国纳税人从事逃避税活动所获利益的差异就会趋小。在当今各国主权意识增强,注重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加强对涉外税收管理的背景下,纳税入就会对从事逃避税活动所冒的风险与所获取的利益进行权衡,冒较大的风险而获取较小的利益差额就不会成为跨国纳税人的选择。如利用转让定价转移利润,获取的税收利益如果不大,却会受到利润转出国的检查和监督,并可能引致与税务当局之间的争议,承担税务当局所提出的举证责任,提供税务当局所要求的资料,增加其成本开支,这就会得不偿失。如果跨国纳税人的逃避活动能够减少,经济要素的流动就会更多的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
3.有利于国际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跨国所得的课税一直是各国影响国际投资的重要工具。所以说国际资本的流动既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调节,又受各国政府政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影响,要真正实现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就应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当然市场体系的建设在各国并不一致,对残缺的市场机制实施合理的补充调节也是必要的。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或体系要发达和完善的多,且投资环境较为完备,而发展中国家则有很大的欠缺,所以其所得税率低于发达国家是较为合理的,是属对投资环境欠缺的一种补偿,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或相同的国家,所得税的趋同就会减少税收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干扰作用,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税收政策的协调。世界所得税制的改革则体现了这种要求,优惠减少、税制趋同的倾向会使税收中性的作用曰益显现,从而更有利地推进经济全球化。
展望新的世纪,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世界所得税制改革要曰益体现出对它的适应性。预测未来的世界所得税制发展趋向,会朝着税负稳定、税制趋同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所得税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税基的扩大而不断提高,贯彻公平原则,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客观要求也会促使其所得税地位的上升,而发达国家所得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回归到合理的区间,两者间所得税地位的差异会趋于缩小。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所得税制趋同性会更为明显。9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曰益增强,区域性税收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其中欧共体已走到了前列。如果说90年代以前,欧共体税收一体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关税和增值税上,90年代后则开始逐步协调所得税制度,并朝一体化方向发展。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决定了税制的差异仍是主流。各国所得税制更因受制于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收入水平和征管水平制约而主要表现为差异性。而且各国主权意识的增强,所得税征收矛盾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得税负担的趋同过程,也就是差异不断缩小的过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将随着各国经济曰益紧密的融合而持续下去。
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会的深层因素；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文章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探讨。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优秀。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 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__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__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__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文秘站”版权所有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法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市场发展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为了稳定经济发展,必须要加强国际经济法的改革,本文主要就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新特点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国际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往来日益增长以及国家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益加强而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对我国在世界贸易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制定合理的对外经贸策略。
一、国际经济法发展新趋势
1.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经济交易大量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一体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统一又使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一是国际公约,二是国际惯例,三是各国法律,主要是各国经济法、商法方面的趋同化,四是通过各种跨国交流平台,如国际会议等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教学等方式来促进各国法学界观念的逐渐接近。
2.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随着WTO、欧盟等国际公约或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加入或准备加入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各缔约方及申请加入方必然要依据有关公约或协定等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也就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3.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加快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着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国际经济法作为调整是世界间贸易关系的部门法,其作用及地位早已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充分地展现,涉及国际间金融、投资、债券、货币、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与纠纷都是需要国际经济法这一大杠杆的平衡的。
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变化的策略
1.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最终能够迫使一个国家执行裁决的还在于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我国要获得国家主权利益最大化,最重要的途径是要依靠自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尚不足以使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因此,要通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在推进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有效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
2.运用国际经济法来保护贸易发展
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的研究并构建处理WTO事务的法律体系。主要注重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研究,利用关于豁免成员国义务的规定,分析研究WTO关于义务豁免和例外情况的规定与实践,有效运用豁免条款或例外条款的规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充分研究、利用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优惠条件,努力发展高新产业和知识产业,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观察了解和学习其他成员方运用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实际情况;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有效利用保障制度,为我国产业发展建立起“安全阀门”,确保经济安全,从而强化和维护国家主权。
3.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
在国际法、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在国际条约的谈判及规则制定过程中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往往出现大国、强国利益优先的现象。当今世界南北冲突日趋激烈、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国际法最大限度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有效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要更加重视对现行国际经济法规则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力资源建设,培养一大批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高素质人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要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国际规则能更好地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小结
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利用它,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和与世界的交流,还可以减轻来自世贸大国的压力,在国际市场争取一席之地。中国要想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必须要加强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促进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国际市场占有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营销仍是大势所趋。而要进行全球营销就是要满足全球处于不同环境中的目标顾客的需求,由此导致的跨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产生,探讨营销中的跨文化管理策略就成为当前一个现实且紧迫的课题。文章试图从跨文化管理产生的必然性出发,深挖文化冲突的深层诱因及负面性,最终于求有效的跨文化管理策略。
关键词:全球营销;跨文化管理;文化冲突:管理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竞争与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将各个国家与商业组织强制地摆到同一个竞争舞台。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更为紧密,商机和挑战同时存在于全球不同地点。在此情势下,不论是外资企业涌人中国,还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循环,都不可避免地对同一重要课题产生困惑:营销中如何建立新型的企业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本文就营销中的跨文化管理策略咯进行探讨。
一、跨文化管理:全球营销背景下的必然
(一)全球营销仍是大势所趋。全球营销是指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集中组织资源,选择、开发国内与国外营销机会的过程,它处于一般国际营销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特点是淡化了国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强调各主要职能的全球分工与整合,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辩各来服务于全球的目枥璐。 如今的时代,全球化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衡量企业(业绩)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国际市场占有率。成功的企业通常依靠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而获胜。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顾客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没有国界的。企业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二)文化与跨文化管理实行全球营销,就是要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标颐客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沟通的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各国历史不同导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经济发展谁水以及宗教信仰和家庭构成等不同,从而导致购买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这些千差万别的不同,归根到底,主要缘于各国的文化环境不同。
何谓文化?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将其表述为:“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并认为,文化是探索人的思维和行为法则的最为适宜的主题。因此,文化是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切入点。
在跨国经营企业内部,东道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结合,东道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的文化传统差距越大,所需求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沟通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是至关重要的。华纳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没有效果。”因此,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实行全球营销企业管理的优秀任务。
二、跨文化冲突的深层诱因及负面影响
(一)跨文化冲突产生的特征和原因分析
1、跨文化冲突的特征。在进行全球营销时,跨国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势必会造成文化冲突(Culture shock)。跨文化冲突的特征有:(1)非线性。不同质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几片或多片水域的冲突与交融,常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2)间接性。文化冲突—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等精神领域中进行,其结果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通过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3)内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观念为优秀的,因此,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上。(4)交融性。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始终相伴相随。
2、跨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1)种族优越感。指认定一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认为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较其他优越。不同文化背景的工作者,在价值观、态度、行为都存在差异,如果一位跨国公司的管理者自认为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优越,坚持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对待与自己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员工,必然会导致管理上的失败,甚至遭到抵制。精明的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不仅需要具备在本土管理公司的能力,更应具备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从事综合管理的能力。(2)沟通误会。沟通是人际或群体之间交流和传递信息的过程。由于语言或非语言障碍的存在,人们对时空、习俗、价值观等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充分沟通往往有一定制度。就算有了翻译服务,这种双向交流往,庄只是在字面层次上的沟通,无法进入因当地长期以来生游和风俗习惯积累所隐藏的内涵,结果虽然是沟通了,但只有某些程度的了解,甚至误解。例如:西班牙人将百威啤酒(BUD WEISER)翻译成“啤酒国王”,使用了“CERVEZA”这个词,可是啤酒(CERVEZA)在西班牙语中是一个阴性名词,因而翻译的结果是“啤酒女王”。(3)行为习惯差异。不同文化的工作者由于行为习惯的不同,在工作中易产生矛盾与冲突。例如“饭局”在中国习惯与生意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则习惯于将“吃饭”当成社交活动形式。有一次美国合作厂商邀请中国代表团谈判一项技术引进的项目,早上谈完却没有安排午宴,只是安排晚宴招待代表团,导致中方代表团认为美方公司太小气而不满。(4)不同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通过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局部、现象和外在的认识。一个人独特的感性认识是在自己特殊文化背景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并发展起来的,存在某种惯性,其变化不及环境变化的速度,一旦进入异域文化,这种惯性常常导致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如黑色对于日本人而言,代表着庄严高贵,日本人常常用黑色;但中国人却常常避讳,因为在中国,黑色代表不吉利与死亡。(5)情感抵触。情感冲突是跨国公司内部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作成员彼此在情感上抵触或敌意而形成的一种冲突。也就是成员间由于无法理解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偏见与主观的认知,产生在人际关系中个体或不同群体间的斗争,尤其以种族背景为相互攻击的对象,直接冲击跨国公司的团队凝聚力和工作斗志。
(二)跨文化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1、影响了跨国公司管理者与当地员工间的和谐关系。作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当地员工,不仅要懂得如何“管”,还得知晓如何“理”。如果跨国公司管理者不信任当地工人,就会使管理者和职工间的关系更加疏远和社会距离的增加,就会影响沟通,甚至造成沟通中断。管理者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这种文化冲突,对职工采取情绪化的或非理性的态度,职工也会采取非理性的行动,加剧双方的误会和矛盾。
2、导致组织机构的低效率和市场机会的丧失。随着跨国公司经营区位和员工国籍的多元化,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就会采取 不同的行为方式,这种日益增多的文化冲突表现在公司的内部管理上,就是人们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目标和行为规范必然导致管理费用的增大,增加组织协调的难度,甚至造成组织机构低效率运转。表现在外部经营中,由于文化冲突的存在,使跨国公司不能以积极和高效的组织形象去迎接市场竞争,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有可能丧失许多大好的市场机会。
3、使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施陷入困境。作为跨国公司,要在世界范围内增强全球竞争力,从战略角度考虑必须要从一般的市场战略到资源战略直至向全球战略转变。而要保证全球战略的实施,跨国公司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以全球性的组织机构和科学的管理体系作为载体。但是,目前大多数跨国公司普遍采取矩阵式的组织机构,由于文化冲突和缺乏集体意识,导致组织程序紊乱,信息阻塞,各部门职责不分,相互争夺地盘,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离心力加大,使得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难上加难,从而造成跨国公司结构复杂,运转不灵,反应迟钝,大大不利于全球战略的实施。
三、跨文化营销的管理策略
(一)正确的跨文化管理观念的树立是首位跨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既表现为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或离散过程,又表现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汇或融合。一个真正的跨文化营销企业,应该能够利用并且明确估计出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包容这种多样性。文化冲突既是跨文化营销进入的障碍,也是竞争优势的源泉。
(二)跨文化管理策略的选择是重点
1、文化适应策略。文化适应策略是跨文化管理中最基础的策略。所谓文化适应,是指跨文化营销企业在制定营销战略、决策时,充分考虑目标市场的文化特质。绝对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习俗、宗教禁忌顺应目标市场的需求,将产品、营销人员、促销手段等最大限度的本地化的一种营销模式。在开发国文化开放性弱,变动性小,文化的对应性差及企业本身较弱小的情况下多采用此种策略。
2、文化相容策略。文化相容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开发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美国的肯德基在中国的巨大成功可以说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
3、文化规避策略。这是当母国的文化与开发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子公司的运作中占了主体,可又无法忽视或冷落开发国文化存在的时候,就必须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4、文化创新策略。它是指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母公司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分公司企业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因为从全世界角度衡量,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优劣是难以界定清的,只有将两种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保留母公司企业文化内涵,又能适应国外文化环境,从而体现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5、文化变迁策略。它是指利用母国强大的文化优势,抓住开发国文化变迁的时机,使开发国文化顺应自身的需要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营造新的营销环境,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从可口可乐、麦当劳、必胜客这些美国企业对中国快餐市场的冲击,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变迁力量之巨大。相对而言,在开放性比较大,文化对应性比较强,亚文化类型比较多的国家较易于采用这种文化变迁的营销策略。
(三)跨文化培训是实施管理策略的有效途径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很多公司都偏重于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来讲,跨文化培训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全体员工,尤其是非本地员工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这种训练的目的是加强人们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对文化的认识、文化敏感性训练、语言学习、跨文化沟通及冲突的处理、地区环境模拟等。其具体做法包括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集中在一起进行专门的文化培训、实地考察、情景对话、角色扮演,以便打破员工心中的文化障碍和角色束缚。
进行跨文化培训的目的是为了减轻驻外经理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使之迅速适应当地环境并发挥正常作用;促进当地员工对公司经营理念及习惯做法的理解,维持组织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保持企业内信息的畅通及决策过程的效率,加强团队协作精神与公司的凝聚力。公司花钱或提供培训,不仅是对业绩出色的员工的激励,而且也显示了公司对员工长期发展的诚意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法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市场发展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为了稳定经济发展,必须要加强国际经济法的改革,本文主要就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新特点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国际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往来日益增长以及国家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益加强而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对我国在世界贸易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制定合理的对外经贸策略。
一、国际经济法发展新趋势
1.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经济交易大量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一体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统一又使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一是国际公约,二是国际惯例,三是各国法律,主要是各国经济法、商法方面的趋同化,四是通过各种跨国交流平台,如国际会议等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教学等方式来促进各国法学界观念的逐渐接近。
2.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随着WTO、欧盟等国际公约或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加入或准备加入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各缔约方及申请加入方必然要依据有关公约或协定等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也就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3.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加快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着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国际经济法作为调整是世界间贸易关系的部门法,其作用及地位早已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充分地展现,涉及国际间金融、投资、债券、货币、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与纠纷都是需要国际经济法这一大杠杆的平衡的。
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变化的策略
1.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最终能够迫使一个国家执行裁决的还在于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我国要获得国家主权利益最大化,最重要的途径是要依靠自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尚不足以使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因此,要通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在推进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有效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
2.运用国际经济法来保护贸易发展
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的研究并构建处理WTO事务的法律体系。主要注重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研究,利用关于豁免成员国义务的规定,分析研究WTO关于义务豁免和例外情况的规定与实践,有效运用豁免条款或例外条款的规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充分研究、利用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优惠条件,努力发展高新产业和知识产业,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观察了解和学习其他成员方运用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实际情况;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有效利用保障制度,为我国产业发展建立起“安全阀门”,确保经济安全,从而强化和维护国家主权。
3.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
在国际法、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在国际条约的谈判及规则制定过程中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往往出现大国、强国利益优先的现象。当今世界南北冲突日趋激烈、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国际法最大限度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有效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要更加重视对现行国际经济法规则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力资源建设,培养一大批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高素质人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要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国际规则能更好地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小结
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利用它,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和与世界的交流,还可以减轻来自世贸大国的压力,在国际市场争取一席之地。中国要想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必须要加强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促进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80年以来，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逐年上升，由1989年的0.9%上升到2000年的3.9%，2001年跃居世界第六位。同时，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口总额中工业产品所占的比例在20年内由50%上升到90%，这一变化使得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取代日本而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但是，出口额比重这类数据并不能客观地说明中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贸易的发展及效益的改善要通过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商品价值的增值度来体现。鉴于此，本文将采用特化系数和出口竞争力指数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的框架及结论
作为衡量一国某类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及其比较利益强弱的指标，一般来说，一国某类出口商品的特化系数越高，说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出口该类商品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因此，可利用特化系数来确定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在运用特化系数进行分析前，需要进行几点说明：
(1)此次分析将重点放在亚洲地区，分别选取了日本、韩国、台湾、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作为分析的对象，它们分别代表了亚洲的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把对美国的分析列入其中，目的是通过与美国的比较，从全球的角度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新的分工格局的态势。
(2)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是否高度化，其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结构及其所占份额是关键。因此，在此次分析中，主要是通过跟踪一些主要制造业产业的特化系数来观察中国贸易结构的发展过程，从而判断中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这里，为了研究的方便，选取了钢铁、化工产品、纺织品、服装、机械与运输设备（自动化产品、办公及电信产品）作为分析对象。
(3)为了能够进行时间序列的比较，选取了1980、1990、2000这三年的数据。
从表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和服装，仍然长期处于国际竞争的强势状态。另一方面，1980年，中国在钢铁、机械与运输设备这类资本或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方面几乎毫无竞争力。
再来看一下日本和美国的情况。80年代初期，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及资本、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其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更为显著。但是随后，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逐渐由优势转为劣势，其纺织品的特化系数由1980年的145.1%下降到2000年的60.4%。而它虽然在资本、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仍然具备竞争优势，但这些产品的特化系数也逐渐下降，许多产品的特化系数都由先前的2以上下降到1左右。
美国的数据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出乎意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它似乎一直都缺乏国际竞争力。其纺织品和服装的特化系数在这三年中都没有超过70%。而机械与运输设备虽然具有国际竞争力，但它的特化系数是在不断下降的，而且远远小于日本。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化工产品这一高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是缺乏竞争力的，而美国却在这方面保持其超强实力。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韩国的竞争力与中国几乎不相上下。但韩国在资本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强于中国。在钢铁方面，其特化系数一直大于1，它在办公及电信产品上的特化系数一直是大于2的，而它的自动化产品的特化系数上升尤为显著。从时间序列上看，我们可以观察到韩国外贸出口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继而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的一个过程。而台湾地区的情况与韩国非常相像，区别较大的地方是，台湾在服装及自动化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力较之于韩国很弱，但在钢铁业上竞争力增长迅速，其特化系数由1980年远远低于韩国的41.2上升为2000年的139.1，逼近韩国的175.4。
表2列出了泰国与印尼在一些产业上的特化系数。由于它们在某些产品方面的出口非常之少，所以有些数据几乎无法收集。从目前收集到的数据大致可以看出，泰国与中国的出口结构还是比较接近的：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上的竞争力较强，同时，办公及电信产品的竞争能力也在逐步上升，但其他一些制成品的竞争力远远低于中国。而印尼的出口优势则还是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方面。在资本及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区域。
三、简要的评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工业产业向高度化的发展没有超出雁行经济发展模式。
从总体上看，中国出口的主力依然是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其特化系数都远远地高于其他产品；而在这20年间，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逐渐由比较优势转为比较劣势，甚至韩国和台湾地区纺织品的特化系数也呈下降的趋势；而中国虽然在纺织品方面的特化系数有所下降，但服装产业的特化系数总体上却是上升的，这正反映了亚洲地区以纺织、服装业为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再向中国内地的依次转移，从而使得中国以服装业为中心的一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
这20年间，中国的机械与运输设备的特化系数逐渐上升，尤其是办公及电信产品。但是，为了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在这一资本或资本技
术密集型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几点必须加以考虑。首先，虽然中国机械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在上升，但是，从它的特化系数可以看出，它的综合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直到2000年也只有82.5%；而韩国、台湾地区、美国都在130%以上，日本甚至达到了171.8%。其次，近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发展迅速。90年代后，它已逐步取代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占主体地位的贸易方式，而外商投资企业则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军。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当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的37.21%。而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额巨大的大型出口加工企业则主要集中于电子、机械、化工、建材等行业。所以说，中国机械产业特化系数的提高，其中很大一部分该归因于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回答，为什么日本和美国在机械产业上的特化系数是呈下降趋势的。从数字上看，似乎它们在这些产业上的竞争力在下降，但其实不然。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分工形式开始从产业分工、产品分工走向了全球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分工。跨国公司正是从全球的视角来配置资源，它们最看重的就是发展中国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对它们的直接投资将其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其竞争优势。因此，它们在中国大力开展加工贸易，同时采取大进大出的生产方式，生产出大量的制成品并集中出口到欧美等其他国家。所以，以产地计算，中国在这些产品上的出口量很大；而跨国公司的母国的出口却相应减少了，在特化系数上反映出发达国家似乎在这些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了。但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国际产业链上，各国凭借自身不同的要素优势而占据不同附加值含量的生产环节，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化的生产态势。而根据“微笑曲线”理论，生产的高附加值区域位于该U型曲线的上升段和下降段，它包括产品的前期开发、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及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而位于该曲线最底端的是其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主要是流水线生产，该环节的附加值是最低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是位于这一底端，而跨国公司则位于那些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区域。所以，虽然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方面的出口大幅增加，特化系数也明显上升，但这样的出口并不一定能带来中国实际国民收入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些产业的特化系数是被高估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与日本、美国的经济，甚至与韩国、台湾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基本还是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一方面，发达国家将其本国已丧失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继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追求成本最低从而实现国际价值盈余，同时也使自己能够集中大量资本与技术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借机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贸易结构的转换。同时，在某些产业上（如家电业、汽车行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事生产，但是，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该产业中较高档次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资本或技术方面的比较劣势，只能生产和出口一些大众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通过本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通过直接投资、加工贸易把各国的要素优势转化为自身的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可借加工贸易而切入跨国公司全球化产品价值链的一个或数个环节中，借以跟随世界工业技术的发展趋势，提高国内整体制造业水平。
这样看来，新的国际分工形式似乎会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但是以劳动力这种低素质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只能占据跨国公司国际产业链条上的完全竞争的环节，获得的只能是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这种要素优势是不能够持久的，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价格必然会上升，跨国公司一定会将其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这也是当前日本、美国分别将其原来建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一些产品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的原因。而像印尼、泰国这些东盟国家，将是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优势方面很强的竞争对手。此外，先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使中国的出口大量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而像中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过多地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会导致这类产品的国际价格相对下降，很可能导致一国的贫困化增长。
四、总结及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利用本国的要素优势大量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加工贸易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对外贸易的结构。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主要体现在其大量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方面，加工贸易也主要集中于加工组装这类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培育体现先进生产力的生产要素是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的关键。以上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要素市场上处于要素的比较劣势，拥有的大部分是一些代表成熟的夕阳产业的生产要素，而缺乏代表知识经济的优秀要素；加工贸易固然可以降低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生产体系的门槛，但如果中国仅仅停留在加工组装这类最初级的附加值很低的加工阶段，那么，中国从加工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将要大打折扣。根据中国的官方统计，包含在整个中国出口之内的进口成分高达50%，其中大部分都是加工贸易中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如果中国能够将这些高资本、高技术含量的中间投入品进口改为由国内供给，将会加大在加工贸易中的技术含量，从而大大提高加工贸易中的附加值含量。
从目前中国的贸易方式及贸易结构来看，中国贸易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外资力量。一旦这一力量弱化，而中国又没有培养起具有持久竞争力的要素，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结构转换，那么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势必会出现滑坡。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自然优势固然重要，但获得性优势将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进而改善贸易效益，并彻底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
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给国际经济法,革命变化所造成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给国际经济法究竟什么样的影响?国际经济法律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资本关系如何处理?本文拟作出的初步研究。
一、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
最近几年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得到迅猛的提升。国际经济组织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课题。它超越不受到国家体质的束缚。国际经济组织有没有权利要求一个或一些会员国放弃这些原则,反映了国家主权在国际范围内的主要属性,也不干涉在本质上是一个主权国家国内管辖之内的任何事宜。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经济组织将利用这个机会,扩展其触角向各会员国主权管辖的内部事务。全球化跨国公司,以实现的最佳分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组合,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运营风险需要投资,需要到采取优势国家的土地和天然资源到其他国家,到一定程度上削弱国家的资源重组的能力和领土管辖权。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跨国公司在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合作伙伴,这并不奇怪。虽然现在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主权国家不仅依然存在,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经济主权日益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跨国公司正在大踏步走向世界遗留的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成为经济与球时代的新主人。
二、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
经济全球化主要意味着所有国家是平等的“双赢”或“多赢”的游戏,而对发达的国家来讲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对发达国家的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在目前的生产要素的活动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从工业时代向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前进,踩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明显地被“边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在全球竞争中的资金,技术往往是很难得到的合作,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求更广泛的经济合作。此外,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继续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寻求改变不合理的规则,全球化正在开发另一种反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入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新的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反映诉求的第三届世界,走向扭转了国际发展的薪酬规则全国的不利局面。
三,规则的国际经济融合过程中继续加快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挤出更多的交易。为了保证风险的最小化,确保达到预期的利益,这就促使一些规则的出台保障公平合理的交易,特别是促进世界统一的规则内跨境交易的需要。事实上,在过往的半个世纪中国际经济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统一规范的经济运作局面,主要是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倡议或统一商法规则,第二通过一些国家的大多数国家通过规范经济和法律。第三,国家出台了相当数量的国际条约,统一的经济法律规则。加快国内经济的国家立法衔接的过程中,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四,结束语
首先,国际经济法律索要调整的关系就是经济关系而调整的主要对象就是国家。在经济贸易全球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在国家的正统主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前提下,许多国家得到令人满意的经济发展成果。一个安全有效合理的国际社会大团体正在一步一步的形成。国家利益有限的强调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和利益,不符合这种大局面的健康发展。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国际社会,而不是落后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在国际经济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是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主权行为的约束将是这其中最大的阻碍,只有国家根据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在自己主权方面做出合理的退让。才能使国际件合作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国家行为,在国际间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主导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比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要大得多。转移发达的国家经济主权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状态下大多表现出的是无奈。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国际背景下,资本的利益往往是直接和迅速地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表现。在这过程中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将越发的明显。
一 经济全球化及其时代特征
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哪位学者使用,是什么含义上使用的,目前无法考证。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Theodre·Levitt在1985年的《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次提出[1]。它是指由于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速发展,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从而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和人才等经济因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使整个经济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逐步迈向一体化的过程和现象。但全球化一步入学术殿堂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90年代以来,频频出现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及人类学诸研究领域中。学术界对一个概念或问题作多视角的探讨,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均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把握。但我们不应该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原本约定俗成的概念内涵扩大化。把远古已在进行或目前可望不可及的遥远的梦想如全球政治一体化、全球文化一体化以及全球性问题等通通囊括到全球化之中,似嫌牵强,又难以把握。窃以为“全球化 ”从提出的最初本意、从其优秀内容来看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亦即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优化配置和重组,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进程和现象。正如在1990年第一次完整提出“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S·Ostry)提出的: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经济全球化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国不断扩展而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还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继续发展,且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1.生产经营的全球化
美国学者D·F·西蒙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产业全球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经营的全球化。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活动的跨国公司又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和主体力量。经济全球化突出地表现在跨国公司的急剧扩张上,1994年来,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规模不断扩大,一度震惊世界的波音——麦道公司合并、奔驰——克莱斯勒公司合并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合并等消息很快被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兼并事件所淹没。1999年初美国沃达丰公司以560亿美元吞并美国空中通讯公司,9个月后,这家新公司又被美国大西洋贝尔电子公司收购。美国家用产品公司与沃特兰伯特公司宣布了总值709亿美元的合并计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加拿大阿尔坎铝公司、法国佩西纳公司和瑞士铝隆察集团合并成了全球最大的制铝公司,年销售量216亿美元。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世界微波通讯公司宣布以近13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第三大电话公司斯普林特公司。年底,英国沃达丰空中通讯公司以1480亿美元收购了德国曼内斯曼公司。企业的兼并额从1996年的1.14万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 2.5万亿美元,1999年更达3.4万亿美元。企业的跨国兼并极大地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实现了规模效应;使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8年全世界已有6万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60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而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仅 1.5万家,境外机构仅3.5万个)[3]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 70%、2/3的世界贸易、80%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使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程度越来越高,形成了统一的国际生产体系。一项最终产品,它的零部件制造、它的不同生产阶段,可以同时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可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不同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生产和经营的全球化还表现为产业分工的全球化,产业分工从一国以传统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分工发展成为范围广泛的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从单一产品的分工发展到产品型号、产品零部件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并形成世界性的产业分工网络,每一生产环节都成为世界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格链中的一分子。
在生产经营的全球化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过去20年来,国际直接产业投资一直保持大幅度增长,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从1983 年到1995年,每年平均增长17.2%,大约是国际贸易年增长率的一倍。199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4600亿美元,是1970年的10倍。到 2000年,国际产业直接投资总额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又增长了14%,其中80%以上流入发达国家[4]。同时国际证券业投资迅速发展,1993 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则达到9524亿 美元,1995年增加到12584亿美元[4]。通过国际投资的迅速增长而促成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的联合,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新的趋势。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有资料表明,最大的 1%的跨国公司拥有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0%,按资产排列的世界100家最大跨国公司控制了约1/3的世界对外直接投资[5]。
2.贸易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贸易的全球化。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中一个古老的现象,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国际贸易年均增长速度比世界 GDP年均增长速度高出一倍以上。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998年,全世界的商品出口总额为54148亿美元,按现价计算比1950年增长了100倍。此外,在1950年还可忽略不计的服务贸易,到1998年已增至13263亿美元。1998年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占该年GDP总额288622亿美元的 23.4%,这意味着世界各国每年平均有近1/4的GDP不经过国际贸易便无法实现[6]。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从没有今天这样紧密。同时,国际贸易货物品种也日趋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过去的11种增加到现在的20多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占出口中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过去的6种增加到现在的20种。国际经济的发展使世界贸易格局和贸易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帐(ETF)等电子化贸易手段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协定实现了贸易自由化。1995年正式启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法人地位对成员国进行严格的法律约束。标志着全球贸易体制基本形成。可以预见,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继续推进,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将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更大规模地流动。
3.金融资本全球化
当今,无论是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还是以国际信贷资本为主要形式的货币资本国际化都在迅速发展。随着生产、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金融也日益融合,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掀起了大规模的合并、收购活动。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1998年美国万国通宝公司和旅行者公司进行了世界最大的金融合并行动,涉及金额1500多亿美元,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组成美国第一大银行。1999年日本兴业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结盟,总资产约141万亿日元,超过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德意志银行。日本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合并后资产达99万亿日元(925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德意志银行以102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八大银行信孚银行,总资产也达8300亿美元。欧美金融市场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仅如此,金融资本也在迅速扩大。目前,除美、欧、日三大金融中心继续发展外,亚洲的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也成为全球金融业的新热点,大量国际资本纷纷涌入,使国际资本规模进一步扩大。
另外,金融业的电子化使得外汇交易和资金转移在客观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在瞬间完成。许多国家的金融市场已同外国结成电脑网络,金融业务发展迅猛。1973年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只有150亿美元,1998年则增至每日 150000亿美元。1993年国际融资总净额只有2750亿美元,1997年增至75850亿美元。1970年实现经常帐户交易货币可交换的成员国只有 35个,占成员国的30%,到1999年增至137个,占成员国的76%[7]。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先后波及日本、韩国、俄罗斯、拉美、北非和北美,造成全球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股市连续全线狂跌,致使欧美强劲的增长势头也有所减弱,这从反面说明世界金融业已发展到彼此难分的地步。
4.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全球化
五六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推动着世界经济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信息、智力和知识渗透到生产的每一个过程,成为经济增长的倍增器。技术创新也越来越国际化,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和相互控制逐渐加强。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比同类更具竞争力,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和交通领域的革命,它使生产力突破了各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地理障碍,突破各国家、各民族的狭小疆域概念,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开展广泛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人员往来、信息与技术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已把世界经济用网络连成一个日益紧密的整体。
目前,信息传播的趋势是网状结构,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收音机、电视、电话、传真、电子信箱与互联网络等新老传播手段,正把世界联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彻底封锁信息,2001年9月11日早晨,连人带机撞击美国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恶性恐怖事件,瞬间便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有了计算机互联网络,银行可以每天处理1.5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证券市场每年可处理几十万亿美元的证券交易;海陆空运输可以从容地把数亿个集装箱送往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可以了如指掌地指挥全球的分厂在流水线上按顾客的需要产生出同一牌号、不同个性的产品(如汽车)[8]。信息产业正在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世界正进入信息时代。
5.市场全球化
世界经济通行的规则是市场经济规则,只有市场化才能使世界经济找到共同规范和共同语言。因此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但90年代以前,在世界上1/5的土地上,实行的仍然是计划经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很不健全。而冷战结束以来,占世界人口一大半的原有和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60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在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市场化的浪潮在全世界迅猛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95年12月7日,法国《世界报》指出:“5年前市场经济只涉及到世界6亿人口,再过5年,市场经济将涉及60亿人口。”[9]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也说:“将来,历史学家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视为最突出的事件也许不是两个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束。这么多的国家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也许是震动更大的变化。”[9]如此多的国家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单一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从地域上说,也只有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之后,世界经济才真正地具有了全球经济的特征。不仅如此,早在实行市场体制的发达国家也仍然在不断调整政策,进行改革,设法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6.区域经济组织不断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和具体表现。由于全世界国家、人口、民族众多,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千差万别,它们的利益、目标和要求也各不相同,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决非短期内能够实现。而处于同一地区的各个国家由于天然的地缘关系往来密切,文化、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相同或相近易于沟通,历史渊源深厚等,在国家经济生活要求跨越国界,走向世界,在国际经济跨国竞争日趋激烈,单靠一国力量不足以抗衡的今天,更容易求同存 异,加强联系,密切合作,建立地区经济组织,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地区范围内务国家间的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在本区域的有效配置,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因此,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与经济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各种区域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据统计,全世界目前共有大大小小的区域性或次区域性组织110多个。其中最有影响的有1993年正式形成的欧盟(ECU),建立了统一的大市场,15个成员国开始在贸易、投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等方面进行深层合作。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从此欧盟成员国有了统一的货币,这大大促进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199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南美共同大市场”成立;同年10月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5国撤销关税壁垒,组成“安第斯集团”;1993年东南亚自由贸易区(AFTA)正式成立;1995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开始实施亚太地区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等。无怪乎1997年2月19日的《日本工业新闻》说,世界市场正进入地区经济圈时代,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纳入地区性经济组织之中,有些国家甚至参加两个甚至更多的组织。而且区域经济组织仍有扩大和深化的趋势,使得全球经济联系不断向纵深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正如着名经济学家J·H·邓宁所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本身不可逆转。”[10]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也断言“阻挡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挡地球自转”。
二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国家经济体制,它反映了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也给当前国际关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
1.促进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系统正在逐步形成。各国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争端和摩擦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零和、输赢规则已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非零和及双输、双赢规则取代,要么一损俱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时客观要求相互沟通。协调与合作正在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就与经济全球化这一因素密不可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冷战结束之后两国关系麻烦不断,一度曾面临严重危机。但是,由于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美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急需开拓国外市场,因而,中美间的经贸关系仍迅速发展。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对中国的直接出口为美国提供了30多万个就业岗位,双边贸易至少为美国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经济上的互惠互利推动着两国间的接触、对话不断发展,双方搁置分歧,增进了解,加强协调,扩大合作。两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频繁互访,并设立首脑热线,及时就全球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中美两国还在资源、能源、环保、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2.对南北关系产生双重影响
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与控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首先南北关系长期以来的紧张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过去南方对北方的单向依赖已变成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南北经济交往的规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强。彼此都认识到,只有保持南北双方和谐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运行。双方都在处理南北关系时表现出务实性和灵活性,放弃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南方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国家之间要求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呼声很高。
从消极方面看:(1)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便利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无国界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它要求国家减少干预,甚至出让部分经济决策权,由全球协调和仲裁机构去实行。从理论上看,主权让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对等的,而且都可以共享。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便利,单方面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在发生危机时又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增大了发展中国家承担风险的概率。东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钻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的空子而引发的,这本身就是出让主权的结果。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紧急援助贷款,又是以发展中国家出让主权,放弃亚洲发展模式为条件的。有的东南亚国家把这一模式称为“新殖民主义”。所以,南北关系的实质依然是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
(2)扩大了南北两级分化和贫富差距。市场经济就是实力经济,其成果按实力分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同而所得相差十分悬殊。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财富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1997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资料显示,1965年,世界上7个最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7个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19倍,而到199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8倍。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还有13亿人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全球还有1亿人每天在挨饿,15亿人上不起学。
(3)使南南合作面临挑战。七八十年代,在77国集团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南方国家组织的主导下,南南合作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一度被视为南方国家摆脱北方的经济控制,走上自主发展之路的根本途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南方国家间经济实力有限,经济结构趋同而缺乏互补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经济上存在互补性的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金融新秩序的新的“游戏规则”的制订。这又要求首先加强南南合作。
3.推动区域内国家联合
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各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小国,都希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又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有着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国家就通过区域内国家的联合,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近年来,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增多,60年代只有9个,70年展到28个,80年代有32个,到1997年达107个,共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有的还参与了多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
地区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促进地区范围内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区化的经济组织是以承认成员国主权平等为前提的,发达国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比较注意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且,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规范,这就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利于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
二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为了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为了增强区域集团的实力地位,往往还注重加强其他方面的合作,从而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美洲国家组织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调解了厄瓜多尔和秘鲁长达50多年的边界争端,两国议会都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保证国提出的解决有争议领土的方案,这是在地区一体化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范例。西非经济共同体也成功地化解了长达9年的利比里亚内战。
三是有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来巩固 其成果,这就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向政治一体化发展。地区政治一体化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例如:建立于1967年的欧洲共同体,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1995年扩大为 15国的欧洲联盟,盟内生产总值达到7.5万亿美元,占该年全球生产总值23万亿美元的1/3,首次超过美国该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26万亿美元。欧盟成为与独霸世界的美国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体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政治联盟和经贸联盟条约》(简称马约),向建立全面超国家一体化的欧洲联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欧盟15国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促进了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1999年1月1日,欧盟中的11个成员国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统一使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这标志着一个新欧洲由理想初步变成了现实,它将大大增强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并进一步冲击美国经济和它的世界霸权,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亚洲东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场、非洲的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在成为影响经济政治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主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7]。展望世界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它对国际关系还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把握当前国际关系的种种特点,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促进我国的振兴与发展。
一 经济全球化及其时代特征
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哪位学者使用,是什么含义上使用的,目前无法考证。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Theodre·Levitt在1985年的《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次提出[1]。它是指由于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速发展,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从而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和人才等经济因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使整个经济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逐步迈向一体化的过程和现象。但全球化一步入学术殿堂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90年代以来,频频出现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及人类学诸研究领域中。学术界对一个概念或问题作多视角的探讨,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均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把握。但我们不应该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原本约定俗成的概念内涵扩大化。把远古已在进行或目前可望不可及的遥远的梦想如全球政治一体化、全球文化一体化以及全球性问题等通通囊括到全球化之中,似嫌牵强,又难以把握。窃以为“全球化 ”从提出的最初本意、从其优秀内容来看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亦即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优化配置和重组,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进程和现象。正如在1990年第一次完整提出“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S·Ostry)提出的: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经济全球化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国不断扩展而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还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继续发展,且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1.生产经营的全球化
美国学者D·F·西蒙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产业全球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经营的全球化。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活动的跨国公司又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和主体力量。经济全球化突出地表现在跨国公司的急剧扩张上,1994年来,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规模不断扩大,一度震惊世界的波音——麦道公司合并、奔驰——克莱斯勒公司合并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合并等消息很快被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兼并事件所淹没。1999年初美国沃达丰公司以560亿美元吞并美国空中通讯公司,9个月后,这家新公司又被美国大西洋贝尔电子公司收购。美国家用产品公司与沃特兰伯特公司宣布了总值709亿美元的合并计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加拿大阿尔坎铝公司、法国佩西纳公司和瑞士铝隆察集团合并成了全球最大的制铝公司,年销售量216亿美元。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世界微波通讯公司宣布以近13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第三大电话公司斯普林特公司。年底,英国沃达丰空中通讯公司以1480亿美元收购了德国曼内斯曼公司。企业的兼并额从1996年的1.14万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 2.5万亿美元,1999年更达3.4万亿美元。企业的跨国兼并极大地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实现了规模效应;使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8年全世界已有6万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60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而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仅 1.5万家,境外机构仅3.5万个)[3]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 70%、2/3的世界贸易、80%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使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程度越来越高,形成了统一的国际生产体系。一项最终产品,它的零部件制造、它的不同生产阶段,可以同时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可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不同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生产和经营的全球化还表现为产业分工的全球化,产业分工从一国以传统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分工发展成为范围广泛的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从单一产品的分工发展到产品型号、产品零部件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并形成世界性的产业分工网络,每一生产环节都成为世界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格链中的一分子。
在生产经营的全球化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过去20年来,国际直接产业投资一直保持大幅度增长,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从1983 年到1995年,每年平均增长17.2%,大约是国际贸易年增长率的一倍。199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4600亿美元,是1970年的10倍。到 2000年,国际产业直接投资总额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又增长了14%,其中80%以上流入发达国家[4]。同时国际证券业投资迅速发展,1993 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则达到9524亿 美元,1995年增加到12584亿美元[4]。通过国际投资的迅速增长而促成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的联合,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新的趋势。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有资料表明,最大的 1%的跨国公司拥有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0%,按资产排列的世界100家最大跨国公司控制了约1/3的世界对外直接投资[5]。
2.贸易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贸易的全球化。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中一个古老的现象,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国际贸易年均增长速度比世界 GDP年均增长速度高出一倍以上。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998年,全世界的商品出口总额为54148亿美元,按现价计算比1950年增长了100倍。此外,在1950年还可忽略不计的服务贸易,到1998年已增至13263亿美元。1998年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占该年GDP总额288622亿美元的 23.4%,这意味着世界各国每年平均有近1/4的GDP不经过国际贸易便无法实现[6]。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从没有今天这样紧密。同时,国际贸易货物品种也日趋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过去的11种增加到现在的20多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占出口中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过去的6种增加到现在的20种。国际经济的发展使世界贸易格局和贸易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帐(ETF)等电子化贸易手段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协定实现了贸易自由化。1995年正式启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法人地位对成员国进行严格的法律约束。标志着全球贸易体制基本形成。可以预见,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继续推进,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将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更大规模地流动。
3.金融资本全球化
当今,无论是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还是以国际信贷资本为主要形式的货币资本国际化都在迅速发展。随着生产、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金融也日益融合,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掀起了大规模的合并、收购活动。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1998年美国万国通宝公司和旅行者公司进行了世界最大的金融合并行动,涉及金额1500多亿美元,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组成美国第一大银行。1999年日本兴业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结盟,总资产约141万亿日元,超过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德意志银行。日本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合并后资产达99万亿日元(925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德意志银行以102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八大银行信孚银行,总资产也达8300亿美元。欧美金融市场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仅如此,金融资本也在迅速扩大。目前,除美、欧、日三大金融中心继续发展外,亚洲的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也成为全球金融业的新热点,大量国际资本纷纷涌入,使国际资本规模进一步扩大。
另外,金融业的电子化使得外汇交易和资金转移在客观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在瞬间完成。许多国家的金融市场已同外国结成电脑网络,金融业务发展迅猛。1973年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只有150亿美元,1998年则增至每日 150000亿美元。1993年国际融资总净额只有2750亿美元,1997年增至75850亿美元。1970年实现经常帐户交易货币可交换的成员国只有 35个,占成员国的30%,到1999年增至137个,占成员国的76%[7]。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先后波及日本、韩国、俄罗斯、拉美、北非和北美,造成全球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股市连续全线狂跌,致使欧美强劲的增长势头也有所减弱,这从反面说明世界金融业已发展到彼此难分的地步。
4.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全球化
五六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推动着世界经济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信息、智力和知识渗透到生产的每一个过程,成为经济增长的倍增器。技术创新也越来越国际化,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和相互控制逐渐加强。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比同类更具竞争力,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和交通领域的革命,它使生产力突破了各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地理障碍,突破各国家、各民族的狭小疆域概念,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开展广泛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人员往来、信息与技术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已把世界经济用网络连成一个日益紧密的整体。
目前,信息传播的趋势是网状结构,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收音机、电视、电话、传真、电子信箱与互联网络等新老传播手段,正把世界联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彻底封锁信息,2001年9月11日早晨,连人带机撞击美国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恶性恐怖事件,瞬间便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有了计算机互联网络,银行可以每天处理1.5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证券市场每年可处理几十万亿美元的证券交易;海陆空运输可以从容地把数亿个集装箱送往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可以了如指掌地指挥全球的分厂在流水线上按顾客的需要产生出同一牌号、不同个性的产品(如汽车)[8]。信息产业正在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世界正进入信息时代。
5.市场全球化
世界经济通行的规则是市场经济规则,只有市场化才能使世界经济找到共同规范和共同语言。因此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但90年代以前,在世界上1/5的土地上,实行的仍然是计划经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很不健全。而冷战结束以来,占世界人口一大半的原有和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60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在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市场化的浪潮在全世界迅猛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95年12月7日,法国《世界报》指出:“5年前市场经济只涉及到世界6亿人口,再过5年,市场经济将涉及60亿人口。”[9]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也说:“将来,历史学家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视为最突出的事件也许不是两个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束。这么多的国家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也许是震动更大的变化。”[9]如此多的国家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单一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从地域上说,也只有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之后,世界经济才真正地具有了全球经济的特征。不仅如此,早在实行市场体制的发达国家也仍然在不断调整政策,进行改革,设法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6.区域经济组织不断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和具体表现。由于全世界国家、人口、民族众多,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千差万别,它们的利益、目标和要求也各不相同,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决非短期内能够实现。而处于同一地区的各个国家由于天然的地缘关系往来密切,文化、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相同或相近易于沟通,历史渊源深厚等,在国家经济生活要求跨越国界,走向世界,在国际经济跨国竞争日趋激烈,单靠一国力量不足以抗衡的今天,更容易求同存 异,加强联系,密切合作,建立地区经济组织,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地区范围内务国家间的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在本区域的有效配置,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因此,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与经济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各种区域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据统计,全世界目前共有大大小小的区域性或次区域性组织110多个。其中最有影响的有1993年正式形成的欧盟(ECU),建立了统一的大市场,15个成员国开始在贸易、投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等方面进行深层合作。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从此欧盟成员国有了统一的货币,这大大促进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199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南美共同大市场”成立;同年10月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5国撤销关税壁垒,组成“安第斯集团”;1993年东南亚自由贸易区(AFTA)正式成立;1995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开始实施亚太地区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等。无怪乎1997年2月19日的《日本工业新闻》说,世界市场正进入地区经济圈时代,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纳入地区性经济组织之中,有些国家甚至参加两个甚至更多的组织。而且区域经济组织仍有扩大和深化的趋势,使得全球经济联系不断向纵深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正如着名经济学家J·H·邓宁所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本身不可逆转。”[10]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也断言“阻挡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挡地球自转”。
二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国家经济体制,它反映了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也给当前国际关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
1.促进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个统一的全球经济系统正在逐步形成。各国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争端和摩擦接连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零和、输赢规则已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非零和及双输、双赢规则取代,要么一损俱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我行我素。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和国际关系时客观要求相互沟通。协调与合作正在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就与经济全球化这一因素密不可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冷战结束之后两国关系麻烦不断,一度曾面临严重危机。但是,由于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美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急需开拓国外市场,因而,中美间的经贸关系仍迅速发展。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对中国的直接出口为美国提供了30多万个就业岗位,双边贸易至少为美国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经济上的互惠互利推动着两国间的接触、对话不断发展,双方搁置分歧,增进了解,加强协调,扩大合作。两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频繁互访,并设立首脑热线,及时就全球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中美两国还在资源、能源、环保、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2.对南北关系产生双重影响
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剥削与控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首先南北关系长期以来的紧张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过去南方对北方的单向依赖已变成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南北经济交往的规模和密切程度空前增强。彼此都认识到,只有保持南北双方和谐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运行。双方都在处理南北关系时表现出务实性和灵活性,放弃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其次,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南方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南方国家之间要求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呼声很高。
从消极方面看:(1)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便利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无国界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它要求国家减少干预,甚至出让部分经济决策权,由全球协调和仲裁机构去实行。从理论上看,主权让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对等的,而且都可以共享。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制定国际规则的便利,单方面冲击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在发生危机时又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增大了发展中国家承担风险的概率。东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钻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的空子而引发的,这本身就是出让主权的结果。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紧急援助贷款,又是以发展中国家出让主权,放弃亚洲发展模式为条件的。有的东南亚国家把这一模式称为“新殖民主义”。所以,南北关系的实质依然是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
(2)扩大了南北两级分化和贫富差距。市场经济就是实力经济,其成果按实力分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同而所得相差十分悬殊。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大量增加,财富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1997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资料显示,1965年,世界上7个最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是7个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19倍,而到199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8倍。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还有13亿人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500美元,全球还有1亿人每天在挨饿,15亿人上不起学。
(3)使南南合作面临挑战。七八十年代,在77国集团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南方国家组织的主导下,南南合作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一度被视为南方国家摆脱北方的经济控制,走上自主发展之路的根本途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南方国家间经济实力有限,经济结构趋同而缺乏互补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经济上存在互补性的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金融新秩序的新的“游戏规则”的制订。这又要求首先加强南南合作。
3.推动区域内国家联合
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各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小国,都希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一个国家又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有着地理、文化等若干共同因素的国家就通过区域内国家的联合,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加强争夺市场份额的能力。近年来,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增多,60年代只有9个,70年展到28个,80年代有32个,到1997年达107个,共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有的还参与了多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
地区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促进地区范围内的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地区化的经济组织是以承认成员国主权平等为前提的,发达国家不能对发展中国家颐指气使,为所欲为,而比较注意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而且,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合作形式和规范,这就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利于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
二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为了给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为了增强区域集团的实力地位,往往还注重加强其他方面的合作,从而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美洲国家组织1998年10月就成功地调解了厄瓜多尔和秘鲁长达50多年的边界争端,两国议会都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保证国提出的解决有争议领土的方案,这是在地区一体化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范例。西非经济共同体也成功地化解了长达9年的利比里亚内战。
三是有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必然要求用制度来巩固 其成果,这就导致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向政治一体化发展。地区政治一体化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例如:建立于1967年的欧洲共同体,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1995年扩大为 15国的欧洲联盟,盟内生产总值达到7.5万亿美元,占该年全球生产总值23万亿美元的1/3,首次超过美国该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26万亿美元。欧盟成为与独霸世界的美国抗衡的一大力量。政治上,1991年12月,共同体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政治联盟和经贸联盟条约》(简称马约),向建立全面超国家一体化的欧洲联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7年10月欧盟15国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促进了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进程;1999年1月1日,欧盟中的11个成员国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统一使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这标志着一个新欧洲由理想初步变成了现实,它将大大增强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并进一步冲击美国经济和它的世界霸权,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亚洲东盟、拉美南方共同市场、非洲的东南非共同市场等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在成为影响经济政治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主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7]。展望世界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它对国际关系还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把握当前国际关系的种种特点,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促进我国的振兴与发展。
仲裁，作为诉讼外解决经济纠纷的一种重要法律制度，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作用，目前国际商事仲裁已经成为解决国际私法（民商事）纠纷的主要方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商事仲裁也日趋国际化和统一化，各国关于仲裁的国内立法以及由此所确立的仲裁制度日益趋同，特别是联合国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实践，使仲裁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仲裁裁决在140多个国家之间得到相互承认和执行。在世界贸易组织（WTO）144个成员中，有90多个国家加入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可以说仲裁是解决国际贸争端的“全球通”。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影响下，国际商事仲裁日趋国际化和统一化，出现了仲裁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建立统一协调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对国际贸易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从19世纪末,便开始了以此为目标的努力。仲裁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主要方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仲裁全球化趋势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国际商事仲裁所解决的争议范围非常广泛。在国际民商事领域，仲裁最初适用于海事争议，以后逐渐扩及到货物买卖及其运输、保险、支付中所发生的各项争议。本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在国际上兴起了各种引进外国资本的形式，仲裁又扩及到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等领域。与此同时，国际性的服务贸易、商事、租赁、咨询、工程许可、融资、银行、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转让等民商事活动日益频繁，由此而发生的争议也逐渐采用仲裁的方法加以解决。第二，世界各国关于仲裁的国内立法日趋统一。各国的经济贸易体制尽管千差万别，但在仲裁制度方面是趋于一致的。特别是在1985年6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市场经济各国的仲裁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国家按照示范法的规定代替了原有的仲裁立法，有的国家甚至以示范法为蓝本只对其稍加修改而直接移植使用。从1985年到现在十几年间，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修改或制定了仲裁法，掀起了仲裁立法的高潮。第三，有关仲裁内容的国际公约逐渐增多。一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直接关系到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影响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从统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入手，联合国在1958年6月制定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统一了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条件和执行程序。该公约组织截止到1998年9月己有145个缔约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该公约已经成为国际私法领域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国际公约之一，也为全球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仲裁领域比较重要的公约还有1961年的《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1965年的《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1975年的《美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四，仲裁机构及其仲裁规则、仲裁员的国际化。世界上许多著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修改并制定了具有国际性的仲裁规则，或者允许当事人选择其他仲裁机构的国际性仲裁规则，聘请了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仲裁员，以解决不同国籍、不同法律背景当事人之间的国际仲裁案件。第五，一些国际组织设立了自己的仲裁机构，如附属于国际商会的国际商会仲裁院、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属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建立的仲裁中心等。然而，有些国际组织设立的仲裁己不是仅仅限于对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争端的仲裁，当事人甚至是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本身。如国际商会仲裁院的当事人既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也可以是国家或政府；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是用于解决国家与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投资争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也包括仲裁程序，但它是用于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有其自身的特点。仲裁作为一种解决民商事争议的重要方式，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当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使全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时，仲裁全球化是仲裁制度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客观结果。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仲裁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仲裁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所以，我国加入WTO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确定我国仲裁机构今后发展趋势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作者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