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小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探讨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

摘要：《历史与社会》课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音像资源、实物资源、人力资源等，也包括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它们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凭借和依据。但我们绝对不能把它理解为我们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要提高课堂教学资源的实效性，我们必须走资源使用的多元化。

关键词：课程开发；有效使用；教材；教学资源

《历史与社会》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教师如果围绕课程标准大胆、有效地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那么，在教学活动中就可以用最少的时间，花最小的精力，获取最大的教学效果，这是新课程背景下广大教师苦苦追寻的“目标”。基于这种思考，本文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有效使用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灵活运用教材资源，走课程资源利用的多元化

1.研究学生心理，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资源

学生是一切教育的主体，要让学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教师必须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出发，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避免教学资源选择上的盲目性。如“贪玩”是初中生的天性，游戏具有启真、启美、启善的功能，如果在课堂上适当设计一个学生喜爱的游戏，无疑会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的思维积极性，进而引导学生对历史的自主探索，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合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利用教材资源

教材是专家学者根据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必然存在着时展与教材相对稳定。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坚持以课程为中心来处理教材和设计教学结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加工、组合，并不断地吸收新鲜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资源，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富有个性化和时代感。如现代教学媒体极为先进，我们所见到的展示课，有文字、地图、动画、视频等，学生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表面上看都用了大量资源，但学生听课效果很差，抓不住重点和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一堂好课，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教师如何科学利用教学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学生是否理解知识，能否灵活运用。

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理论联系实际是社会课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学生学好知识的基本前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社会中存在丰富的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好社会资源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自觉地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引导学生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发动学生收集富有意义的材料，教师把这些材料与所学知识结合起来，设计相应的问题，让学生分析、讨论，从而解决热点问题。这种活动有利于增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启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思维。

古人云：实践出真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要求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倡导合作学习。学生经验是一种资源，是我们教学的起点，知识只有与学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并最终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才有价值。在教学中，如果教师将学生熟悉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素材引入课堂，那就使学生感到课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如七年级社会中“如何选择使用地图？”这一课，教师不妨从学生兴趣出发，设计一条从杭州到乌鲁木齐旅游线路，要求从中国的交通、地形、气候、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设计，选择地图，以小组讨论确定最佳方案。虽说是旅游，学生在讨论中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情趣，了解到地图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

三、充分发挥学生资源的优势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更是教育教学中必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教师常常忽略对学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学生资源与学生同在，只要面对学生，教师就拥有这些资源，无论是课堂教学、小组活动，还是个别辅导，随时随地可以加以利用。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理应成为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各种指导和帮助。

历史知识形象生动，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教师必须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来把关，教导学生，找出学习规律，理清学习线索，分清重点和难点，加以巩固落实。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教师应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教学资源。如笔者在讲八年级的《世界三大宗教》一课时，课前让学生分组收集一种宗教内容，要求从教义、风俗习惯、重大节日活动、禁忌内容以及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等角度考虑，将材料在课堂上汇总，讨论和比较不同宗教，再分析青少年能否信仰宗教等问题。

整节课学生表现得非常出色，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合作意识很强，展示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合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课堂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突破教材的编写体系，帮助学生重组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许多教师都在怀念旧教材的严密知识体系，批评新教材逻辑性不强。我们知道，新教材编写打破了原有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如果教师只是按照教材常规教学，许多问题是很难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落实基础的，这就要求教师不能“迷信教材”，要大胆创新，突破教材的框架束缚，大胆地处理教材，重建学科知识的逻辑新体系。

如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二单元的教学，我们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作为一条线索，从分析世界人口现状中国人口现状解决对策为线索，大胆地整合材料，让学生在直面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时，自行构建起“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框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利用有特色的资源优势，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延伸

目前，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日益完善，图书馆、阅览室、多媒体、校园网络等资源已在不断发挥优势，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还可以采用以下教学资源：

1.利用活动课开发历史资源

活动课是收集和展示资源的好机会，教师确定活动课的历史主题，发动和组织学生自主寻找身边的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人或物，如家史、家谱、古老的家具建筑等都是学生身边的历史课程资源，要充分利用。如在讲八年级唐宋历史时，笔者利用双休日让姓李和姓赵的学生去收集与自己有关的家史、家谱，探究祖先的历史，其他学生自愿相助，然后在课堂上互相交流，结合唐宋知识分析，学生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的体现。

2.利用好乡土和区域资源

不同的区域蕴藏着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本地特色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历史，培养热爱家乡的情感。东阳是“教育之乡”，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教师可以首先确定本学期重点，收集近现代东阳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料，学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收集资料，也可以请专家或专业历史博物馆人员介绍，也可以上网查询等，这样，学生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当然，对乡土资源的挖掘要注意其历史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性与教师的指导性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利用和开发乡土历史课程资源。

总之，《历史与社会》要走高效轻负之路，教师就必须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不做教材被动的执行者，而要做教材的开发者，这是新课改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教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每位教师都要增强课程资源意识，合理使用教材，发挥课程资源的价值优势，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 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

摘要：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搭建学生主体平台，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出：教师在课前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在课中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课堂；在课后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发挥学生主体的三条不同途径，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主体；有效性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状分析

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快速进行，很多教师也为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当前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中还是普遍存在着这么一些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违背的现象：有的教师在课堂中仍旧采用“填鸭式”教学，没有转变教师的主导地位；有的教师在教学手段上确实采用了讨论法、探究法等教学模式，课堂中也确实热闹非凡，但整堂课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盘散沙，没主题、没中心可言，学生课后收获也甚少。面对这些低效的课堂教学现实，对照新课程改革的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希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能得到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教师教学理念模糊

虽在实施新课改之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师都参加了专门的上岗培训，但很多教师还是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课堂的主导，仍旧是“穿新鞋走老路”，采用“一言堂”的灌输方式进行教学。有的教师虽在课堂中采用了较新颖的教学模式，但仍旧是“作秀”一般，无主题、无中心可言，导致历史与社会学科课堂教学低效。

2.教师教学方式陈旧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与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以及其他途径快捷地获得。因此，教学过程中只有结合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设施，课堂教学的效益才有可能提高。但纵观现实课堂，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四一”模式，即(一本教科书、一本备课笔记、一支粉笔、一张嘴巴)走进课堂，教师假如仅凭借“四一”就想提高学习效率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课堂的枯燥、乏味也可想而知了。

3.教师教学方法落后

“一言灌”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广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那么，教师就得转变角色，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探究学习法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针对现状和原因的分析，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的实践经验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搭建学生主体平台的手段，实现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1.课堂前

在课堂前，教师应引导学生收集、准备课堂材料，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在讲授新课时，可以先布置学生围绕即将学习的课本知识，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查阅报刊、图书、互联网、实地调查等方式，搜索、掌握一定的相关事例、数据、图文等材料，核实整理成文字材料，为学生在课堂上熟悉、理解教学内容做好准备。如：七年级历史与社会中《辽阔的疆域与行政区划》这一章节的内容，课本当中只有简单的中国的面积、人口、民族以及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简称、行政中心等内容的介绍，要求同学们掌握的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点。对于这块内容，教师就可以在课前布置同学们通过不同途径自行去收集一些有关34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资料，如：谜语、风景图片、汽车牌照的数字等，并将这些课前经过同学们精心准备的材料，在课堂中以猜谜语、快速抢答等形式给示出来。这样，经过学生的参与和精心准备后，未学课文前已使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了如指掌，激发了浓厚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也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主动学习是学习进步成功的前提。

2.课堂中

在课堂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要让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做以下几个工作：首先，教师课堂中教学的内容要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

五彩缤纷的生活和生活经历，多种多样的生活现象和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好奇感和探究心理，从而激发他们学习历史与社会知识的兴趣。如：俄罗斯森林大火是今年发生的一次世界性灾难事件。学生当然会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我们不妨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去思考：

(1)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要与森林资源发生哪些亲密的接触？

(2)我们每天可以为节约森林资源做哪些有益的行动？

(3)俄罗斯在这次灭火事件中采用了哪些先进的武器？

(4)你认为中国甘肃舟曲的泥石流灾难性天气和人类的开发利用发展经济有关系吗？

学生通过积极讨论和思考，深刻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堂中，把先进的科技成就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课堂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探索探究的欲望，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提高了课堂参与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其次，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角色扮演”活动是一种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创新精神的培养置于最重要地位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历史与社会的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新课标积极倡导的历史与社会教学方式之一。除“角色扮演”外，还可以采用讨论法、探究法等其他教学方式，都可以为学生和教师角色的转变，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课堂后

在课堂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整理、展示课堂成果，这是提高历史与社会教学有效性的保证。

很多教师都认为，课堂教学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代表着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完成，而从未注重课堂之后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注重延伸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当我们在课堂中学习了九年级的《资源问题》后，我们不妨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对有关的资源问题，请同学们用小报的形式进行整理，然后在下一节课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把同学们摆在了主体的位置，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学生的课堂体验，巩固了课堂教学实效。

新课程改革充满挑战性，需要我们广大一线教师肩负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把新课改的理论和课堂的实践结合起来，用心血、用汗水、用智慧，通过搭建学习主体平台这一途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英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结构性特征

摘要： 社工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与社工专业发展的最佳视角。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历史发展过程清晰、特征明显。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色彩浓厚，追求社会公平和旨在恢复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目标明确，微观取向的个案工作、个案管理与家庭治疗方法盛行，社会福利性质与福利制度建设背景突出。英美社工实务模式发展现状清晰预示了社工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工实务模式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工专业发展;社工实务模式;历史经验

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衡量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状况的主要标准，既体现社会福利制度结构性特征，又反映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社会工作实务泛指社会工作者从事的所有社会服务活动的总称，包括直接或间接服务。社会工作实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形成综合性社会历史产物就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个界定不清和充满歧义的优秀概念，是理解社工专业与社工实务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等同社工实务框架，似乎介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之间。美国学者skidmore等人认为，目的、价值观、社会授权认可、知识和方法等五部分是个人、家庭社工实务的优秀组成部分，而且每部分都有重要的功能，构成社会工作“实务框架”［1］。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epworth等人则使用“社工实务模式”的概念，认为每类专业服务在世界观、干预目标、特定技术、评估方法、干预时间的长度和其他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2］笔者认为社工实务模式泛指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似乎是处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之间的一种形态。鉴于西方学者较少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框架概念，更多的是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在本文中主要使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念。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观察社会福利制度安排、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状况的最佳视角，而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发展、社工实务与社工专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社工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全面、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历史演变过程与类型，总结其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社工专业发展和社工实务模式发展、完善奠定国际经验基础。

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社工实务模式、社工教育与社会工作者培养、社工专业发展和总体性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遍经历由孕育萌芽、诞生起步、改革发展、调整与完善、成熟与转型的历史变迁过程，历史发展阶段明显，反映西方社会工作变迁轨迹。1750-1900年百多年间，是社会工作孕育萌芽时期，主要方式是会社性组织(societies organized)和帮助、救助、改造穷人，主要服务人员是在师徒制中获得技能和知识的志愿者。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服务起源时间上是与城市化、工业化、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相吻合的。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框架，西方国家社会工作实务大体可以划分六个明显的阶段。1750-1900年是宗教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阶段，1901-1920年代是社会工作职业培训和半专业阶段，1930-1945年是初步专业化与提供专业服务阶段，1946-1960年代是专业化和各服务领域实务模式大量涌现的黄金时期，1970-2000年是高度专业化与社工实务模式成熟、结构转型时期，2001-2011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工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国家与北美国家，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最为重要。而且，除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主要是以英国社会工作历史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和标准之外，其他几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参照标准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况，反映西方世界重心转移。社会工作起源于英国，发展于欧洲大陆各国，但只有在美国达到世界范围内最高的发展水平。因此，英美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的发展状况典型反映、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北欧国家社会工作实务与社工实务模式虽具有鲜明的北欧特色，但与英美并无实质性差异。［3］简言之，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社会工作实务状况为基础描绘社工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慈善公益阶段

1750-1900年是英国与欧美国家宗教型慈善公益、志愿服务与普通社区服务萌芽孕育和初步发展阶段，反映英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初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状况。当时宏观历史背景是，17-18世纪英国开始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这种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发展阶段主要以系统性与全面性的“工业革命”表现出来。当时主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谴责穷人”，认为贫困主要成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结构性成因。济贫法规定，地方政府承担照顾穷人的责任，将流浪乞讨的穷人遣返出生地并予以救济，那些不值得同情、而身体健康的流浪乞讨者应工作，济贫所是为穷人提供帮助的地方。［4］这意味当时执政者眼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贫困和流浪乞讨”，并无“社会公民权利”理念。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与制度正在形成，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角色地位尚不明确，贫困救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责任。当时服务性质主体上是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基督教中的同情、博爱、给予、帮助陌生人、人的尊严、人道主义等观念决定宗教型慈善和贫困救济事业服务性质。［5］当时英美慈善救济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多种多样，反映济贫法时代贫困救济和慈善工作准则。一是1834年英国济贫法修正案确立的“更低的标准”(less eligibility)原则，即给穷人提供的贫困救济服务标准不能超过最低工资的标准，以确保不打击和不伤害就业者群体的积极性。二是分类救济原则，即穷人分为两大类，“值得帮助”的人和“不值得帮助”的人。三是以家庭和地理社区为基础的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以防止慈善欺诈和集中救济。［6］当时社会服务人员的主体是有钱、有闲和富有同情心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以“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的服务身份访问贫困家庭，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帮助所有的穷人与群体。当时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主要是“经济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类，前者如现金补助费，后者如庇护所和济贫院等，以确保穷人、贫困家庭、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当时服务的主要方式有四：一是“友善访问员”的家访，二是济贫所服务，三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服务，四是以院外救济为主的社区服务，总体特征是“直接服务和微观个案服务”［7］。 1750-1900年间尚无现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服务人员主体是志愿性质的“友善访问员”。专业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问题尚未成为社会政策议题，志愿和慈善公益服务盛行。1840年起源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以伦敦慈善组织会社为榜样，1892年数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总数为92个，主要作用是实施慈善救济和提供帮助服务。19世纪末期，由于重复救济、慈善欺诈、慈善信息管理和慈善组织会社间沟通协调等问题，“科学慈善”(scientist charity)等问题应运而生，如何运用社会调查、登记注册、合作、协调等方法，弘扬工作伦理，强调道德规范和诚实，降低慈善成本，准确区分不同的服务对象，尽快改变以师徒制为基础的“友善访问员”培养体系，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何用“全日制和领工资”的专业社工，取代“临时性和志愿服务”性质的“友善访问员”，实施分类救济，提供以就业、法律性帮助和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准确和足够的贫困救济服务，成为推动宗教慈善、志愿服务向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转变的首要动力源泉和主要历史事件。［8］换言之，19世纪末期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慈善组织会社，尤其是方兴未艾和兴旺发达的慈善服务、志愿服务、公益服务和“科学慈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和专业发展。这意味着19世纪末期刚刚萌芽的新型社会工作专业和席卷英美大陆的“科学慈善运动”，为1900年以来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迅猛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体来说，1750-1900年间尚无社会工作实务和专业社会工作者，自然无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半专业阶段

1901-1920年代是英美社工专业教育、社会工作职业培训起步和“半专业”发展早期阶段。1900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人类社会迈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20世纪。1900年以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由英国和欧洲国家转为以美国和北美为中心，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社会

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同样如此。总体来说，19世纪末期英国和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城市化运动方兴未艾，1914-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秩序。同时，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布思等人贫困调查报告公布后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成为社会各国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9］同时，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蓬勃发展，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900年以来，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失业、犯罪等现代城市“社会问题”形成，［10］其中贫困、疾病、愚昧无知和文盲问题最为突出，朗特里和布思贫困调查震惊英美世界。［11］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英美和欧洲国家的国家角色发生重大结构变化，英法等国率先在全民健康、义务性基础教育、家庭福利、社会保险、城市建设与住房等领域承担社会责任，英国式“福利国家”和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萌芽，社会服务性质由慈善转为“社会福利”［12］。1900年以来，英美上流社会开始普遍意识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状况是贫困和疾病的成因，谴责受害者和单纯帮助弱势人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干预与社会改良主义日趋流行，以地理社区为基础的“安置所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是一种“社群主义”或社群主义原则，是济贫法时代个人责任原则向福利国家时代全民原则转型的“过渡形态”。同时，“选择性原则”是社会服务的基本原则，即向“值得帮助”的人群提供社区社会服务。美国社会服务人员构成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年轻的、满怀理想主义和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本科大学生”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他们接受适当的津贴、住房和膳食，并在老师督导下工作，尽管志愿者还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芝加哥的霍尔馆是典型例证。［13］1900年以来，社会服务对象由狭义的贫困者、贫困户扩大到“贫困地区”和破旧地理社区，英国起源、美国发展的社区睦邻运动将地理社区和社区中各类弱势人群作为服务对象。［14］

ymca与ywca是将社会福音、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区睦邻运动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的典范。1900年以来，美国睦邻运动和城市社区服务的革命性变化是，除帮助个人之外，更加强调解决环境卫生、住房、公共健康和雇员被企业主剥削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性范围显著扩大。

1900年以来，除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的微观个案工作方法外，小组工作和群体性工作、社会服务组织行政、社区组织动员和社区宣传教育等方法都已出现，间接和中观类方法增多。需要强调的是，1923年召开的milford会议和milford报告确立了“单一的社工个案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基础的通才教育模式，为教育者和实务者提供专业教育的概念基础。［15］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社区睦邻运动为社会工作实务奠定坚实基础，全面评估、交代问责、专业个案工作方法，对有关服务对象及其生存环境关系真正第一手知识的高度重视，为社区居民增权的社区成人教育，角色模式和服务工作手册等推动社工专业教育发展。［16］在1897年全美慈善和矫正会议上，巴尔第摩慈善组织会社的mary richmond呼吁建立培训学校，1898年纽约慈善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成立并提供六周的暑期学校。该校很快提供一学年课程，并在1910年采取两年制培养方案，m. richmond是“兼职教师”。到1917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到1923年，有13所社会工作学院隶属于大学。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兼职学习”而非全日制。但是，不同的实务领域具有不同的课程。1920年代，由于对在职训练和兼职学习效果不满意，社会工作学院建立新型的要求全日制学习一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标志着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正式方法由此进入崭新历史时代。1900年m. richmond成为费城慈善组织会社理事长，1917年她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标志着社工专业理论、专业知识、专业教育和社会个案方法的正式诞生，［17］标志着社会工作由“志愿服务”走向“专业服务”，“半专业化”服务是专业化初期的显著特点。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重要特征是“长期的”服务模式，而非短期的“友善访问”。英国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更加倾向于“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1929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宣布取消济贫委员会，将其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实际上等于废除

实施了300多年的《济贫法》，同时，美国社工服务的“社会诊断”和“社会治疗”色彩日浓，主要实务领域是典型例证。［18］1900年以来，美国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和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既是三个主要实务领域，又是最先开设正规课程的三个实务领域，社工专业实务与实务模式议题应运而生。此外，起源于纽约睦邻运动的家访教师(visiting teachers)是“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先驱者”。1910年以来，美国精神卫生运动开始直接关注精神疾病预防与治疗过程中环境性因素的作用。第一个精神治疗的正规课程是1908年由芝加哥“民事与慈善学院”w. healy博士提供的。一战前，精神治疗训练课程主要是波士顿精神病院，纽约、费城和smith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战后，精神治疗被广泛接受，精神治疗社工开始面对普遍性的精神健康和情绪调整问题。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纽约和费城社会工作学院也随之提供一年的医务社工课程。社工专业教育和实务领域课程有力地促进了社工实务与实务模式。［19］ 　三、初步专业化与专业实务阶段

1930-1945年是人类社会与西方世界，尤其是英美、欧洲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革命性时代。1930年代蔓延整个西方的“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生结构性革命。［20］这种宏观社会处境与历史背景是理解1930-1945年英美社工实务和专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19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流价值观是凯恩斯理论和政府干预、责任理论，1880-1920年代美国“进步时代”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让位于罗斯福世界著名的“新政”、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经济危机和战争状态是两大动因。［21］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贫困和生活贫困问题，大萧条和经济危机使人们首次认识到，结构性失业和社会贫困并非个人而是社会问题。［22］19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凯恩斯理论导致国家功能角色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迁。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新职能有三：一是配置和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对收入和财富分配、调整，三是稳定经济的所有举措，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稳定经济，为社工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3］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民性、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的社会服务成为鲜明特征。 因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军工企业、国防外交和公共服务扩张，公共与社会服务并存。［24］1930-1945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崭新的服务原则：政府责任与公民权利原则，最低生活保障与政府必须保证每个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全民性与普及型服务原则，社会服务范围内容综合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人性原则等。［25］

1930-1945年间，社会服务人员主体已是专业社会工作者，而且社会工作硕士占相当的规模。社会服务对象首次“超越”属于弱势群体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群，“普通人和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成为服务对象，尤其是社会变迁、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牺牲品”［26］。这一阶段，除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之外，社会服务范围主要是社会保险与就业服务、基础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服务，英国版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服务体系的轮廓清晰可见。［27］1935年全国社工会议首次设置“群体工作”，1936年全美社工协会设置“群体工作研究组”，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1921年成立)承认社会群体工作(social group work)方法。1937年，美国共有13个机构，其中包括10个社会工作学院提供“群体工作”专门课程。此外，慈善组织会社、睦邻运动与安置所、ywca与ymca青年服务、社区公益金(community chest)、美国各州社会机构地方理事会(local council)、大萧条时期劳工运动和公共工程等，成为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工作的历史渊源，中观取向的社区工作或社区组织方法呼之欲出。192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成立，1932年协会对某些专门内容规定一年课程。1934年协会制定社工教育政策标准，如足够的项目预算、全职教师、图书馆资源和实习标准。193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将成员资格限定为美国大学协会批准的“高等教育机构”。1939年，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要求两年的硕士学位课程是成为协会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1930-1945年间，美国社

教育制度以两年硕士为主，本科生为辅，专业教育发达。［28］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尤其是新政、社会保障法案和各类公共援助服务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社工专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适宜环境，社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9］1930-1945年间，由于弗洛伊?跃?穹治龊腿吮局饕逍睦硌А⒊鞘猩缁嵫Ш投?垦芯康扔跋欤?⒚勒嬲?绻だ砺垩芯俊⑹滴裱芯亢驼?哐芯靠?计鸩剑?缁岜淝ㄓ肷缁岱?窆叵担?缟缁嵛侍獬梢虻囊蚬?叵涤肷缁岱?竦墓δ茏饔?cause and function)是milford会议的主题［30］。如社会服务机构运行环境或服务质量改善，社会服务对象分类研究和大样本抽样，像1934-1936年第二次匹茨堡抽样调查是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评估研究，主要聚焦儿童福利、家庭个案工作、筹资、健康、人力资源、公共救济和矫正七个方面，奠定了社工研究基础。［31］1930-1945年间，由于社工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穷人，医务社会工作、精神治疗社会工作、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是四个最早起源和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msw课程为主，导致社工专业实务形成，为日后各式各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形成奠定了专业实务基础。

四、专业化与实务模式大量涌现阶段

1946-1960年既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专业社会服务领域全面拓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孕育萌芽和大量涌现的奠基时期，还是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成熟期。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1946年通过《充分就业法案》和《精神健康法案》，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世界首个“福利国家”，标志着欧美战后长期经济繁荣、建设福利国家“社会共识”形成、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1960年代重新发现贫困、美国1962年《公共福利修正案》等为社工专业、实务和组织发展创造了适宜环境，尤其是1961年建立地区再发展署和1962年肯尼迪政府通过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培训法案》，标志着美国由强调实现“经济保障”的传统福利向强调“机会和发展”的新福利模式转变。［32］1951年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演讲，首次系统提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理论”，加之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教育平等法，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社会权利成为主流价值观。［33］二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就业、教育、机会均等、经济保障和精神健康服务，1960年代欧美“重新发现”贫困，综合性、系统性和社区服务为基础反贫困成主要问题。［34］1946-1960年代，欧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再度发生重大结构变化，各国政府普遍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全民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社会福利服务，“福利国家”角色成为时代特征。如1966年7月实施的美国老年医疗保健制度(medicare)，以及医疗救助制度(medicaid)。［35］这一时期，欧美社会服务中福利性质色彩浓厚，“社会福利服务”是最主要的类型。［36］美国社会工作者队伍中1/4是硕士和博士，3/4是社会工作的本科生。与此相关，贝弗里奇报告、马歇尔公民权利和美国民权运动，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服务原则。同时，多种因素促使社工重新聚焦个人服务、个案方法和心理咨询、精神治疗，1949年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1950年代社工学院85%的学生选择个案工作为主修，相当规模上层人士和50%的中产阶段具有精神健康问题，退伍军人、普通人和穷人成服务对象。与此密切相关，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健康社工服务成为当时发展最快和最主要、最重要的服务。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个案工作者开始将个案与群体工作“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社区规划、反贫困运动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不约而同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方法的形成。［37］1951年，hollis?taylor报告建议：社会工作教育应局限于研究生层次。1952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cswe)成立，职责是认证全国社工学院研究生课程。msw的主导地位确立。［38］1955年，美国7个专门性全国协会组成新型的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社工专业发展、社工专业教育与专业权威达到空前高度(见表1)，是美国社工专业发展历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欧美“科学”慈善，个案工作实务、督导、管理和“临床治疗”取向，richmond“社会诊断”，20世纪初期盛行的弗洛伊?跃?穹治觯?约笆抵ぱ芯亢屠砺勰J剑?又??狡诩湫似鸬摹靶形?蒲а芯俊保?偈谷嗣枪刈⒌恪坝筛鎏迦毕葑?蛳低承曰ザ?叵怠薄8??匾?氖牵?950年以来，以个案工作和精神

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基础转变为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更加多样化，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干预过程和干预效果”，严格的、实证的、实务的和试验性社会工作研究设计、方法出现，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为主。当时，各类研究模式出现，主要是干预研究(intervention)、经验研究性实务运动(empirical practice)、定量研究(quantitative)、机构为基础的研究(agency-based)等类的实务研究激增。［39］1945-1960年间，时间顺序上最后出现的社区工作实务，却最早形成举世瞩目的“社区发展、社区规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经典实务模式，揭开美欧社工实务模式创建运动的历史序幕。［40］表1美国全国性社工专业协会与全美社会

工作者协会(新)历史变迁状况成立年份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名称组织缩写1918美国医务社会工作者协会(aamsw)1919全美学校社会工作者协会(nassw)1921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旧)(aasw)1926美国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协会(aapsw)1927美国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assw)与硕士生1936美国群体工作者协会(aagw)1942美国社会行政学院协会(nassa)与本科生1946社区组织研究协会(全美)(asco)1949全国各协会间结构委员会(cias)1949社会工作研究组(全美)(swrg)1952全美社会工作教育理事会(cswe)1955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nasw)注：根据美国社会工作历史的资料自行编制。带号的机构为组建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新)的7个全国性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五、社工高度专业化与实务模式成熟转型期

1970-2000年既是美欧社工高度专业化与西方社工专业权威、专业地位稳固期，又是美欧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社工专业发展“第四波”结构性转型时期，还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大量涌现、迅猛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发展首次具有“全球性意义”［41］。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英美新右派上台和全球性福利制度改革，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结构特征。1970年代，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社会、国家、企业、社区、家庭、个人“共担”责任的福利多元主义盛行，福利改革、社会保护流行、重新发现ngo和社区角色是例证。［42］美欧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已非传统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尤其是福利依赖、工作动机、个人责任，工作与福利关系成主要问题。［43］在福利国家财政危机和新右派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美欧国家角色再次全方位结构性调整，国家承担有限责任，强调个人责任、工作福利(workfare)和内部市场等新右派观念盛行。［44］这一时期，尽管美欧国家“社会服务”性质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但是社会服务范围内容却发生重大变化，地方政府提供的多样化社会服务中，生产性和就业援助性服务是主体。［45］将个人工作作为国家福利提供前提的“工作福利”成为社工服务主要原则。同时，美国msw与社会工作本科生首次成为“专业人员”， msw是主体部分。1994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会员达15万之多。1970年代，nasw将成员分成六类或六个等级，一是社会工作研究员(社会工作博士)，二是证书社会工作者(msw和证书社会工作者学会会员：acsw)，三是社会工作研究生，四是社会工作本科生，五是社会服务技术员(副艺术学位的社会服务或其他领域本科学位)，六是社会服务助理(高中文凭)，社会工作者队伍专业分化、专业分层和专业等级制清晰可见。1993年，美国两位学者对nasw成员构成状况的研究，清晰揭示nasw成员当时的构成状况(见表2)。［46］

表21993年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会员基本构成状况分析层面构成状况性别构成男：18.6%女：81.4%种族构成白人：90.9%非洲裔美国人:4.2%拉丁裔美国人：3.1%亚裔美国人：1.3%印地安人：0.5%教育水平硕士：86.9%博士：8.8%本科：4.3%服务年限不足10年:92.8%服务形式直接：71.6%管理与督导：19.1%教育：4.5%政策与研究：1.2%注：根据全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空前多样化，越战老兵、犯罪青少年、健康与精神健康、国际移民、职业社会工作(occupational)、家庭与儿童、老年人等成主要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社工实务领域和服务范围内容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形成鲜明的“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健康化和社会工作实务主题健康化”趋势

，健康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成为社工实务的主要范围和服务主题，绝大多数社工在健康类社工领域工作。1991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成员中，32?7%的会员在精神健康领域工作，12?5%的会员在医疗照顾领域工作，4?7%的会员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工作，4?6%的会员在物质滥用领域工作，4?5%的会员在老龄服务领域工作，3?2%的会员在残疾人服务领域工作，10?2%等的会员在其他实务领域工作，即整合型实务领域、矫正、群体服务、职业社会工作、公共援助和其他服务。［47］同时，除个案、群体和微观社工方法外，发展最快的是“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1993年三位美国学者撰写《宏观社会工作实务》一书首版并迅速修订三版是典型例证。［16］1970年全美社工协会，1974年美国社工教育理事会先后批准“专业性社工本科课程(bsw)”，引发社会工作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争论，社工专业“继续教育和国际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复兴期，80年代是美社会工作者协会发展和提高期，90年代是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战略规划与改革调整期，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美欧社会工作研究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项目、研究资金、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空前繁荣多样，而且社会工作研究与证据为本的决策、社会服务机构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研究质量显著提高。［48］此外，美欧社会工作教育与研究的兴旺发达状况可以从其兴办专业期刊杂志窥见一斑（见表3）。［49］

表3美英社会工作专业期刊基本状况年份期刊名称主办者或单位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4social work today -1956social worknasw1970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basw1973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west michigan u1976health and social work aamsw1977social work research & abstractsnasw1978practice digest；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cswe注：根据英美社会工作协会(nasw)历史资料自行编制。1970年代，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进入成熟时期，社工专业实务领域广泛多样，以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specialization on a generalist base)，社工理论与实务理论研究发达，各类社工专业实务模式大量涌现，基本奠定了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模式的体系框架。1958年，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专门委员会首次正式界定“社会工作实务”概念框架内涵，［50］试图为美欧日趋多元化和日趋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共同性社会工作实务框架(practice framework)和通才性专业实务模式(generalist practice)，发展“通才为基础的专业化”。1970年，美国学者bartlett的著作，首次建构“社会工作实务的共同性基础”理论模式，［51］标志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务理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理论和社会工作一般性理论诞生。美国学者turner研究发现，1986年，美欧已有20多种理论体系解释社会工作实务。［52］ 例如精神心理分析、人类行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生态学观点、女性主义实务、增权实务与模式、生物学和各类治疗模式、多元文化实务、种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国际社工实务等。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代，美欧学者开始出版大量学术专著，系统总结社工实务模式，如从个案工作、群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角度，全面总结三大方法中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模式。［53-55］美学者johnson 1983年首版、1989年第三版《社会工作实务：通才视角》列举了27种实务模式，如沟通—互动型模式(communicative?interactive)、危机干预模式(crisis intervention)、两种发展型模式(developmental)(boston & tropp)、现存模式(existential)、女性主义实务模式(feminist practice)、功能模式(functional)、格式塔治疗模式(gestalt therapy)、整合性模式(integrative或integrating practice models)、生态学的系统工程模式(ecological systems model)、生活模式(life model)、地方发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协调模式(mediating)、解决问题模式(problem solving)、社会心理模式(psychosocial)、理性模式(rational)、现实治疗模式(reality therapy)、治疗性或补救性模式(remedial)、处境化模式(situational)、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社会目标模式(social goals)、社会化模式(socialization

)、社会规划模式(social planning)、社会行为模式(social behavioral)、结构性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e family treatment)、交易行为分析模式(transactional analysis)、任务模式(task)、价值观澄清模式(value clarification)等。说明197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教育和专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社工一般理论、实务理论、社工教育和实务研究，尤其是实务模式是专业发展最佳例证。［56］

六、全球化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

2001-2011年是全球化或国际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全球性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崛起成为显著时代特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清晰阐明，和平、发展和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成为普世性价值观。［57］美欧国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这种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不仅是国内层面的，而且是全球层面的，社会质量理论、人类发展指数、普世价值理论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是典型理论关怀。［58］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和政府传统角色面临空前挑战，如何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按照新公共服务模式改革政府，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59］2000年以来，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福利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服务和个性服务流行，美欧流行最高层次的“灵性”(spiritual)社会工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公共服务。［60］世界金融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欧盟和欧元危机、欧洲各国反对削减福利的全国性罢工和抗议活动，说明新右派和传统“福利国家”的路线均告失败。依据什么原则提供社会服务成为社工界反思和讨论议题，如预防、丰富和均衡性发展。［16］2000年以来，美欧社会工作已成为成熟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由不同层次的专业人员构成。美欧社工服务对象中传统的“弱势和劣势群体”已非主流，相反，普通公众和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尤其是广大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行政管理人员成为服务对象。这个时期，美欧人群的社会需要、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变化，身心灵社四方面，尤其是经济保障、服务保障、机会均等、就业援助服务、人力资源培训等成为主要服务内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更加注重服务效果，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和宏观的政策倡导、社工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专业能力建设与社会治理动员等宏观性社工方法日益增多。［61］美欧社工专业教育呈现越来越强调行动和反思教育理念，强调课程基本标准、文化特色以及国际发展相互融合，强调教育者集教育、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趋势。［62］这一时期，美欧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日趋成熟过程中不断追求完善。证据为本研究、行动研究、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使社工专业成为研究型服务。美欧社工教育、社工研究、社工专业发展和高度专业化社工实务，使社工实务模式日趋社区化、专业化、精致化、种族化、文化化和理论化(见表4)，灵性社工实务模式就是例证。 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实务模式历史变迁基本状况分析层面1750-19001901-1920s1930-19451946-1960s1970-20002001-2011宏观背景工业革命重心移美危机战争福利国家福利改革全球中国主流观念谴责穷人实用主义政府责任公民权利自由多元发展福祉主要问题贫困乞讨贫困疾病就业贫困发展就业工作福利社会融合国家角色有限责任社会责任配置分配福利国家经济国家服务型政府服务性质慈善救济公益服务共社服务福利服务就业服务身心灵服务基本原则更低标准选择社群全民性公民权利工作福利预防与优质服务人员中产妇女大学生为主专业社工msw和本科生博硕与本科生博硕与本科服务对象家庭穷人人群社区需要人群富人与中产阶层老弱病残公众服务内容经济服务社会服务教育健康精神健康精神医务身心灵社服务方法直接微观间接中观个案群体群体与社区微观宏观整合宏观社工教育尚属空白兼职与mswmsw本科生msw本科生形成体系专业能力专业发展萌芽孕育半专业化奠基时期nasw创立专业成熟追求完美社工研究社会调查经验总结社工研究研究发展繁荣质量研究专业实务模式无实务模式社工实务专业实务社区实务实务模式精细模式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陈寅恪与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陈寅恪　研究法　明代小说

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五代十国收养假子风气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根源

摘要：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五代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是受唐代宦官大肆收养假子的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超乎君臣或上下级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泛滥也与儒家伦理的缺失有着很大关系。

关键词：五代十国；收养关系；假子

作者简介：杜文玉，男，陕西渭南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维斌，男，甘肃张家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五代十国时期曾经广泛地流行过收养假子(义子)的社会风气，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关于唐五代假子问题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初步的研究，如谷霁光的《泛论唐末五代的私兵和亲军、义儿》、戴显群的《唐五代假子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相关问题》、田玉英的《论王建的假子在前蜀建立中的军事作用》和《关于王建假子的情况及王建与假子的关系蠡测》等文章。谷霁光的文章主要从军制的角度研究了这一时期私兵、义儿与亲军的关系，对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没有更多涉及。戴显群的文章把这一时期的假子分成了三种类型，并认为唐五代收养假子的风气根源于胡族的收养假子的风俗，这种观点能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且其侧重点主要在唐代，并非专门研究五代这种风气的专论。田玉英的研究仅涉及了前蜀一国的情况，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故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这种社会风气有重新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广泛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专门写了《义儿传》1卷，共收入了晋王李克用的8位假子的生平事迹。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之所以说收入了8人的事迹，是因为李嗣源后来当了皇帝，即后唐明宗，其事迹自然要收入本纪，于是便只能缺少一人。按照欧阳修的本义《义儿传》应收入10人，因为李克用的另一假子李存审的孙女为宋太宗的皇后，欧阳修作为宋臣，心存忌惮，于是便恢复其原姓，以符存审之名将其传编入其书卷25《唐臣传》中。

李克用的这10名假子都是战功卓著，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将，其中李嗣昭、李嗣本、李存进3人战死于沙场，李存孝因反叛被李克用诛杀，李嗣恩、李存信、李存璋等人壮年病卒，只有李存贤与符存审两人老病而死，算是得了善终。在10人中以李嗣源活得最久，他是沙陀族人，本名邈佶烈，因其跟随李克用作战勇猛，遂被收为养子。李克用之子李存?怨ッ鸷罅海??⒑筇仆醭??畲?约春筇谱?凇＠钏迷蠢?梦褐荼?涠崛〉畚唬?烦铺泼髯冢?谱?谒烙诮???洹F涫道羁擞盟?盏募僮硬⒉唤龃?0人，欧阳修说：“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虢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能够编成一军，可见人数不少。这支义儿军战斗力极强，属于李克用的牙兵部队之一。《旧五代史·李建及传》说：“李建及，许州人。本姓王，父质。建及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建及以牙职统率义儿军，证明义儿军就是牙兵。李克用赐其姓李，又命其典义儿军，说明李建及也是其假子之一，因为义儿军通常都由其假子掌典。如李嗣本，本姓张，因功升任义儿军使。符存审，也是以假子的身份掌典义儿军的。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无不是以假子而任义儿军使的。未收入《义儿传》而史书有所记载的李克用假子还有李存颢、李存实等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量收养假子的并不仅限于李克用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凡割据者无不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皇帝收养的假子。如建立五代第一个王朝后梁的朱全忠，就收有不少假子，如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或为禁军大将，或为节度使，其中有的还封了王，如朱友文封博王，朱友谦封冀王。在十国中，以前蜀皇帝王建收养假子最多，据《十国春秋》一书的记载共有45人之多，这些都是地位较高，立有专传者。另据记载，王建收养的假子总人数达120人之多，这些人在建立前蜀的过程中多立有大功，且多具有很高的地位，如王宗佶、任太师，总六军，封晋国公；王宗侃任太保、中书令，封魏王；王宗滁任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任同平章事，封集王；王宗弼任太师、中书令、判六军，封齐王。《前蜀列传》其他诸假子皆分任各种要职，掌握着前蜀的各种军政大权，是维护其统治的骨干力量。就连建立较晚的北汉，其皇帝也收养有假子，如刘继业，本姓杨，作战勇敢，人称“杨无敌”，任建雄军节度使，被汉睿宗刘钧赐姓刘，收为假子。这位刘继业入宋以后，恢复了杨姓，原名业，有子6人，皆勇猛善战，社会影响甚大的杨家将的故事即以此为原型。再如刘继忠，也是刘钧的假子之一。刘继颐，本为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刘守光败死后，他人五台山削发为僧，由于善于经商，获利多用于资助北汉财政，被刘钧列入宗姓，收为假子。

2、大将、节帅收养的假子。如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在唐末五代割据于关中西部，势力最大时占据数十州，其部下大将中有不少人为其假子，如杨崇本，“幼为李茂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继徽”，其在李茂贞手下任??州节度使。李彦韬，原名温韬，被李茂贞收为假子后改名李彦韬，任义胜军节度使，曾将其境内唐朝诸帝陵盗掘，包括唐太宗的昭陵，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李继远，原名符道昭，为秦宗权部将，秦宗权失败后，投奔李茂贞，被收为假子并改名，后来官居秦州节度使。此外，李茂贞假子还有李继臻、李继诲、李继密、李继鹏、李继忠、李继筠、李彦弼、李彦琦、李彦询等人，他们或为节度使，或为禁军将帅，结成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梁大将霍存，收霍彦威为假子，在后梁历任??宁、义成、天平等镇节度使，在后唐历任武宁、平卢等镇节度使。再比如河中节度王重盈有假子蒋殷，曾任武宁节度使。类似情况还很多，不——列举了。

3、富人、豪强收养的假子。如王晏球，少年时被汴州富豪杜氏收为假子，后投靠朱全忠，历任右千牛卫将军、龙骧四军指挥使、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在后唐历任归德、天平、平卢等镇节度使，并改名李绍虔。再如孔循，被汴州富商李让收为假子，于是改姓李。李让又被朱全忠收为养子，他又改姓朱。朱全忠之子的乳母喜爱他，遂收养于室中，这个乳母的丈夫姓赵，于是他又改姓赵。荆南 国王高季兴早年也被李让收为假子，李让被朱全忠收为假子后，他又改姓朱氏，其后地位渐高，才恢复了高姓。这些假子都是身居高位才被史书记载的，没有显达而疏于记载还不知有多少。

4、假子收养的义子。在五代十国时期，被人收养为假子者，也纷纷仿效其养父行为，大肆收养他人为假子。如李茂贞曾为唐末大宦官田令孜的假子，一度改名田彦宾，而李茂贞养子杨崇本又收??州留后李保衡为假子。唐明宗为李克用的假子，他也收有一些假子，如张彦超，历任蔚州刺史、晋昌军节度使；李从珂，本姓王，被明宗收为养子，后来还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前蜀皇帝王建也是一个假子，他早年在神策军任职时，被大宦官田令孜收为假子，其创建前蜀政权的过程中又收养了大量的假子，以供其驱使。

在这一历史时期就连许多帝王本人也是假子身份，除了唐明宗、唐末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周世宗本姓柴，为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之侄，郭威无子，遂将其收为养子，郭威死后，继位为皇帝。欧阳修在《义儿传序》中说：“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指的就是这3位皇帝。其实，五代皇帝中为人假子者并不仅此，晋高祖石敬瑭应该也是其中一位。石敬瑭是沙陀人，唐明宗的女婿，后唐末年任太原节度使，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推翻了后唐统治，建立了后晋政权。在十国的皇帝或国王中，除了前蜀王建、荆南高季兴为假子身份外，南唐的开国皇帝李异也是一个假子，其幼年为孤儿，被吴国杨行密收养，因为杨氏诸子不容，于是又被吴国大臣徐温收养，取名徐知诰，称帝后才恢复了李姓。北汉少主刘继恩，本姓薛，其父娶北汉世祖刘崇女为妻，其父死后，刘崇因为其子刘钧无子，遂命其收刘继恩为养子。刘钧死后，刘继恩继位当了皇帝。北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刘继元也是一个养子，他是刘继恩的同母异父兄弟。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改嫁何氏，生刘继元，不久刘继元父母双亡，刘钧遂收其为养子。刘继恩被供奉官侯霸所杀，于是群臣拥立刘继元为帝。

以上这些还不是这一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全部情况，充其量只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例而已，即使如此，也能充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的普遍性。

二

关于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社会风气形成的历史根源，有人认为是受胡人收养假子风俗的影响，但是却没有举出哪一个胡族具有这种风俗，那怕是一条直接的史料也没有。又说“胡人强调部落观念，而父系家庭观念淡薄。”其实我国古代收养假子的现象出现很早，具体在什么时代虽不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诗经·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后遂以螟蛉为假子、养子、义子的代称，说明早在上古时代社会中就已经有收养现象存在。尤其在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后，其学说影响进一步扩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无后，就会导致其先祖无以承，后世无以为继，故没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往往都会通过收养的办法解决家族的延续问题，遂使得社会上的收养现象进一步增加。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上古这种社会现象的延续，与胡人风俗根本无涉，更何况胡人“父系家庭观念淡薄”，既如此，如何能产生收养假子以继承家族香火的观念呢?在唐代内迁到中原的胡人收养假子的行为，不是本民族习俗的体现，恰恰相反，却是受汉民族影响而出现的一种行为。

五代十国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风气与其他历史时期收养假子的社会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两样，然而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其所具有的独特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

第一，收养的人数不同。历代收养假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因此收养的人数极为有限，通常为一至数人，一些王朝的法律也对收养人数进行限制。像五代十国时期这样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收养人数之多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之需，且绝大多数收养者都有亲生之子，故这种收养关系显然不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第二，收养的对象不同。我国历代法律对收养大都有许多限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收养关系。如《唐律》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疏议)日：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可见无子之家只允许在同宗中选择小儿收养，禁止擅自收养异姓为养子，如收养异姓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二是指3岁以下的小儿。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遗弃的幼儿如没有人收养，将会冻饿而死。然在五代时期完全打破了这种法律规定，被收养者多为骁勇善战之士，且多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将校，并不存在生存之虞。

第三，收养者不同。从五代前后的历朝情况看，建立收养关系的情况多发生在民间，虽然社会上层也不乏有收养关系的存在，与民间相比毕竟不占多数。五代时期就不同了，大规模地建立收养关系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投身于其中。即使有类似李让这样的富商参与其中，但也与政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其被梁太祖朱全忠收为假子可知。

第四，被收养者的年龄不同。历代收养的假子多为幼儿，长期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利于家族观念的培养。五代时期虽然不排除有幼儿收养的例子，如南唐皇帝李异，但大多数却是成年男子。如唐明宗李嗣源比其养父李克用小10岁，因善于骑射得到李克用的赏识，遂收为养子，建立收养关系时，李嗣源显然已是成年男子。甚至还有养子比养父年长的事发生，如晋高祖石敬瑭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养父时，年已44岁，而耶律德光年仅41岁。

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广泛存在的收养假子的目的，不在于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烟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收养者通过建立收养关系，与被收养者形成超过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增强内部凝聚力，从而结成一种紧密的政治军事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服务，或者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利益。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他说：“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被收养的对象，或为勇猛善战之将，或为智谋权诈之士，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握有较大的兵权。

问题是夺取天下，致位将相的方法很多，为什么在其他历史时期没有这种情况存在，而偏偏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这就需要认真探讨了。

五代十国时期处在唐宋交替之际，不仅其制度直接沿袭了唐制，在社会风气方面也深受唐代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唐代宦官断朝政，自唐玄宗朝高力士弄权以来，直到唐末一百数十年间，宦官专权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关于唐代宦官权势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认为宦官诸职制与假子制是宦官获得权势并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这个观点直到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谓宦官诸职制，

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长期的混战中，原来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上层结构被彻底打破了，旧贵族、旧官僚或死或逃，有的甚至穷途潦倒，一大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登上了政治舞台，藩镇做天子几乎成了通例；其将相大臣或出身行伍，或出身于胥吏，受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小。即使有少数科举出身的人，也是投靠藩镇，屈居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于高位。即使如此，也要看武夫脸色行事，才能保其禄位。社会上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对儒家思想理论的忽略，重武轻文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意识。后汉重臣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不喜文人。曾说：“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毛锥子”是指毛笔，这里指掌握儒家思想的文人学士。后汉宰相王章也说：“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邪!”“算子”指算盘，讽刺儒士不懂吏务，是一种轻视排斥文士的表现。正是由于统治阶层中存在着这种轻视文士儒生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深恶痛绝，后汉枢密使杨??曾说：“为国家者，帑廪实，甲兵完而已，礼乐文物皆虚器也”。这是轻视儒家“名教”观念的一种反映，与历代莫不重视礼乐制度的 健全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不仅毫无成就可言，就连文化素质也严重地下降了。以科举考试为例，在唐代以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视，录取人数在诸科中最多；然在五代时期却以明经科录取人数为多，此科主要考“帖经墨义”，能死记硬背就有可能考取，相比进士科要容易得多，故人们趋之若鹜。周世宗时加强对科举的管理，对已录取的新科进士进行复试，时有及第者被淘汰，有时竟出现被淘汰者占到录取名额一半的奇怪现象。考生如此，考官的素质也好不了多少，有的主考官出不了考题，竟然要自己的门生来帮忙。可见这时的文化教育已经衰退到何种程度，而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由于教育事业的衰退，统治阶层文化素质的急剧下降，使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打折扣，伦理纲常观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也就大大松弛了，于是才出现了欧阳修所说的“人伦坏”的结果。为什么儒家思想的缺失会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呢?因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前者是用于调整和确立古代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后者则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可见“三纲五常”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此外，“三纲五常”观念体现的也是一种个人修养，这一点在“五常”方面体现得更加突出。两千多年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浅谈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是指教师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原理为指导,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针对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材,依据现有的条件和自身的实际,对教学的整个过程及其具体的环节作出的一种预期的设计。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两大方面:

1关注设计的对象——学生和教材

1.1教学设计应基于对学情的科学分析: 课堂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从学生入手。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一堂成功的课,应该是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的过程。我们知道,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他的知识经验、认知水平不同,课前预习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充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对于一段材料,学生可能知道了什么,知道了多少,又有哪些是有可能不知道的,教师应“心中有数”;对于一个问题,学生可能会怎么答,自己又该怎么引,教师应多做假设,多估计些情况,使设计更有深度和广度。这样,教师才能从容不迫地面对学生,才能胸有成竹的进行对话,也才有可能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1.2教学设计应基于对教材的正确处理: 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历史与社会》课程力求把各学科领域彼此孤立、相互隔离的内容体系,改造成为各学科领域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创造性地联系相关学科知识,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开阔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到林则徐“虎门销烟”时,学生本能地认为,“销烟”,就是用火把鸦片给烧毁。实则不然,“销烟”其实是利用氧化钙遇水后会散热并形成有侵蚀性的氢氧化钙这一原理来销毁鸦片的,这就将科学学科的知识融进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教学。

当然,在处理教材时,教师还应根据教学设计的需要而有所选择,或适当增减,以期更好地提高课堂效率。例如在学习 “京杭大运河”这一内容时,总会延伸到历代对京杭大运河的评价,此时本人补充了历代诗人描写京杭大运河的诗句,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宗元鼎《炀帝冢》、胡曾《汴水》、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在诗句中让学生自己筛选、归纳、整理出有用的资料,再结合课本内容,来叙述京杭大运河的利弊。这种设计能使学生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避免了教师一讲到底的现象,使教师真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符合了新课程的理念。

2关注设计的内容——教学过程

新课程非常注重和提倡课堂的动态生成,因为教学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动态建构”的过程。动态生成的课堂必定是一个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课堂,是一个学生“思维开放”的课堂,更是“闪动着学生的灵动性的、活的”课堂。要想达到这种课堂氛围,笔者认为:

2.1设计精彩的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氛围的创设往往取决于一堂课的起始和导入环节,好的开头是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的前奏,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堂课的成败。教师应注意新课导入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要针对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渲染气氛,引起学生情感共鸣,把学生的心紧紧吸引住,使学生想听下去,急于听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整理动性,使学生进入最佳求知亢奋状态。教师一般可用音乐、故事、图片、情景、诗歌、俗语,也可用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作为导语,使它们成为引发学生注意的焦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2创设具体的情境: 初中《历史与社会》新教材从版面设计、内容体系和语言风格等方面,一改往昔那种古板的条文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活泼有趣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语言和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教学内容。每一单元都图文并茂,图像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不再处于附属地位,而是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一些知识也不再是靠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方式“给”出,而是通过情境或案例的描述,使学生逐步领悟出有关的知识。此时,教师就可以运用教材中现成的资源创设具体的情境进行教学。比如在讲七年级下册《不同角色的相互理解》时,利用课本中现有的材料(腰鼓队清晨在小区公园里排练影响居民休息),给学生创设出具体情境,假如你是腰鼓队的成员或假如你是小区居民,你会怎么解决这一问题,请学生谈谈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自己的见解,最终得出不同角色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2.3预设恰当的提问: 提问与回答是师生互动的主要形式。教师在课堂中往往通过问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对问题的精心预设,能引发学生探究与思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能使学生从被动的接受知识走向主动地探究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应该依据《课程标准》,结合教材,联系学生的学情,精心设计提问,做到有梯度有层次,把握问题难易度,使问题具有启发性。

2.4运用适当的留白: 所谓“留白”,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些问题,某些内容故意不讲或少讲,留出空白,为学生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考的余地,可谓是“言已尽而意无穷”、“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运用可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时间留白、空间留白、情感留白、评价留白等等。例如在讲到《文化多样性》时,围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及保持、珍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这个目标,本人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播放了张艺谋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关片段,让学生自主地去观察,去发现民族文化的多样,说出自己的感想、体会,领会其意义,在同学间进行交流,老师则适时点评,引导,使学生的认知思维,情感得以升华,从而较好的达成了目标。老师在此处给学生巧留思维的空白点,能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的状态,引发学生思考探究,使课堂教学出现了较理想的状态,从而达成教学目标的完成。

总之,一份成功的教学设计,不仅能提高课堂效率,还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作为新课程的教育承担者,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努力为《历史与社会》课增辉添色。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

可见，特定数量的源于“利益”推动的行动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相互作用的联系状态，就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现象或事实，从而成为前文所述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鉴于社会行动在物质利益与观念利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的区分，以社会互动秩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自己的分析。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社会行动（互动）发生于特定的外在于个人的制度环境之下，呈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过程及后果，因而制度论维度上的分析内容包括找寻社会行动展开的具体的结构、制度、法律等条件，因果性地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后果，并指出促进或限制实现利益的行动产生的那些因素、条件。另一方面，社会行动还有一个来自文化体系的动机激发过程，正是文化体系形成的价值、信念、理想等给了个人行动以无穷的动力，成为行动驱使不竭的源泉。所以，社会行动研究仅仅分析其条件、过程及结果还不够，还要在文化的维度上探讨对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起着促成作用的价值体系，这个文化价值体系尽管看不到、摸不着，却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发挥特定的功能和作用。

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做法，孔德，作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主张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而第一个真正使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中，涂尔干概要地论述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准则，在《自杀论》（1897）中，他系统运用统计技术，发现了自杀行为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的规律性，至今这项研究仍然是社会实证研究值得效仿的典范之作。就连方法论个体主义的m•韦伯也主张，由于社会行动中所具有的“手段--目的”这一工具理性成分的存在，使得人的行动选择不会完全呈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自然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可循，使得社会学家能够对其进行因果性分析，找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某种社会行动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条件。当然，韦伯认为这种因果性只能从“或然性”的角度来确定，社会研究的因果性说明表现为确定两个对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采取“甲决定乙”的线性、单义的因果关系固定框架，而是采取“甲或多或少有利于乙”的形式。

那么，对社会行动的因果性说明到底如何可能呢？科学哲学家hempel和oppenheim(1948)主张，科学解释的标准模型是“常规演绎模型”（n-d model），在这个模型中，“被解释项”是一般规律的逻辑结论和经验条件。当一个事实性或规律般的陈述从更为一般化的律则中推演出来时，它就以一种形成良好的（well-developed）理论语言得到了解释。 科学实证主义比较“青睐”精确的量化资料，且经常使用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及统计分析法。这种所谓的“定量”或“量化”研究方式的逻辑是，首先，从公理或公设出发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由多个相关的命题系统组成，每一个命题由概念（变量）和概念（变量）的关系构成。其次，通过某种界定，把头脑里的想法明确化，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一组变量与变量之间关系的陈述，重要的是问题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然后，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即可能存在的关系。一旦提出假设，就意味着进入了操作化过程，到了经验现实层面。最后在定量层次上，凭借相应的统计模型，证实或者证伪假设，进而达到开创、重整、扭转、和廓清原来理论体系的目的。

社会学实证方法是结合了演绎逻辑和对个人行动做精确经验观察的一种系统化、组织化的方法，该方法与经验主义具有一致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现和确证用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概率因果规律或不变法则。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之所以有不同行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客观的社会属性对个体施加强制性的力量，使得个体层次上人们在信念、期望、态度和行动机会方面产生系统性差异。也即，一种社会互动秩序，不会是这些人想行动就发生，而是存在有某种因果关联法则。正因为社会学主张人的行动有稳定的模式，是受外在“社会事实”的支配和约制，所以在研究规则上我们就要通过实证方法的观察、测量以及统计技术来检定这一现象，进而找出影响该行动现象的外在结构条件，从而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的去探究人们的社会行为。定量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主张把社会行动的起点放在个人层面上，但其声称的不是一个具体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中做什么，而是一类典型化行动者在一种典型化情景中做什么。 这就有助于分析社会学的一个优秀问题：社会结构如何限制或促动了基于个体行动者的社会行动现象，从而使得宏观群体层次上的特定行为模式并且可为我们所预测，实现研究从个体到群体的跃迁。

其实，这种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仅是帮助我们达到了“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之目的，回答了经验现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不能忘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除了受社会结构属性的约制外还受着价值理性的支配。不解释行动背后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如此行动”的问题仍旧还是一个谜。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就主张，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另一完全不同的科学，即“人文科学”，其研究旨趣指向人们行动背后的信仰、道德、情感或精神等内容。这些要素既然存在于人类经验范围之内，所以也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被我们所认识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行动的人文主义研究需要研究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提出概念解释，但文化事实是否如此同样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证实，否则就是把概念本身当做对象，空对空玩弄概念。但是，与结构条件的概念相比，文化价值层面的概念往往不易或不能被量化，这就造成这些概念本身可能是非科学的，因此“人文科学”提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悖论。量化困难、数据不足和因果关系判断的极端复杂性是人文科学实证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理论上讲，只要文化意义层面的要素能够被量化，那么实证方法就可以对之加以科学的研究。至少就目前看来，社会学研究的这一人文学属性似乎使得定量的科学方法力不从心，欲求了解行动者所赋行动的意义则只能通过人文主义的主观理解的办法。

m•韦伯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是设法去理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解有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相对于前者，后者更进一步也更有价值。当然，要使理解成为“合理”的，就必须与理智上、逻辑上的解释结合起来。“理解”或“了悟”也好，“诠释”也罢，凭借这些途径我们有望知道指导个人选择某种模式行动的内在理由与动机，了解人们如何创造日常生活的意义、塑造个人内心情感，如何共处互动、创造并维持他们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实证方法考察人们外在的、可观察的行动面相，理解方法和过程可使我们由行动者的外在表现走进其基本的内在生活。“在社会科学中涉及到精神的事件的共同作用，以重新体验的方式‘理解’这些事件，自然是与自然认识的公式能够或者想要解决的任务迥然不同的任务”。韦伯借助“理解”，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关系，诠释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终极意义关怀。就连开实证社会学研究先河的涂尔干，也并非始终一概反对主观理解在社会研究中的意义，通过对节日仪式或集体生活的体验，他解释了人们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在塑造道德个人主义、强化集体意识以及赋予个人生活的意义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

人文主义方法经常会使用参与观察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到被研究的“社会”中去，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在发生着的自然状态下的社会行动现象，通过“深度访谈”、被访者对生活史的叙述，收集大量的定性资料，并通过整理分析这些质化资料，获得对这些人如何创造社会生活的意义的理解，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相对于实证方法关注行动的结构与过程的因果说明，人文方法则取向于诠释社会互动和社会构成的意义体系。对此，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人们如何经验这个世界？他们创造、共享某种文化价值吗？该文化价值的构成状况又是怎样？一个文化必然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其发展的状况与路向。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价值构成：理念价值——规范价值——实用价值，三者相互关系且有着各自的特性。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既相互适应，又保持着一定的刚性，价值体系的和谐保证社会生活的秩序和稳定。而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三者间会出现差距或落差过大，从而导致社会活动的所谓“失范”现象。

人文主义定性方法结合了归纳逻辑和对个人行动意义、价值的理解，能够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和诠释，来预测人们行动（互动）一般模式的文化价值体系。科学主义定量方法可以找出产生该行动现象的外在力量，而人文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实地访谈和主观理解则可发现人们对他们所作的行动持有何种意义，行动内在的理由和动机因素是什么，那怕这些动机相对于工具理性而表现为非理性的、充满情感的也必须列入考虑。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行动的结构、模式和规律（如果承认存在的话）不是脱离个人、凭空存在的东西，“这些模式是在不断演进的意义体系之中，或是在社会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惯例之中，被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社会秩序除了由“外力”给个人造成的“他律”作用外，还有一个个人经由社会化过程而实现的“自律”问题，行动还是个人“内化”了的文化的“外化”，是个人价值经验基础上的主动创造。正由于人文方法看到了行动的信念、价值基础，主张对意义的主观理解，要求“深入事实的内部”， 在社会研究中反省、分析属于行动研究内容的这一部分要素，明确地把“价值”标示出来。

社会研究的目标是建构理论，以上两类看上去不一致的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式与定性研究方式不过是对一个经验现象两个维度的内容进行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已，在社会研究中它们本来就是应当完整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知，进行一项社会研究的整体思维框架可图示如下：

对社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图中①）是做任何社会研究首先要明确的东西：某种经验现象——社会行动（互动），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中，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研究者欲对其过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实人们的行动源于背后物质的和观念的两方面的利益，宏观的社会制度、法律等事实构成促动或限制行动的结构条件，而深层的规范、价值等意义体系则构成行动激发的直接动机，所谓社会行动的解释说明，在内容上（图中②）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研究必须有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图中③），科学主义视角下的定量研究方法有助于对社会行动的结构条件做出因果性说明，而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主观理解法则长于对激发行动的动机意义进行理解或诠释，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结合起来共同达

成社会行动研究的目的。

三、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历史、现状的反思

为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经由严复等的努力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学者尽管倡导运用观察和思考的科学方法客观地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启蒙和教育阶段，还没有摆脱它们的母体哲学，并未与社会研究实践相结合。而到了30年代，面对国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尤其是农村经济社会崩溃的现实，调查研究之风空前高涨，一大批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 等将实地调查与统计学技术相结合，重视了解当时中国工农阶级的生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方法上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费孝通看来，社会学不能抽象地来研究全盘的社会结构的格式，而必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单位，即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其社区分析法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方法论的特点认为，社会只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以之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只能把发生在特定社区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真正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社区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关注特定社区内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观念，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调查和研究相结合，主张社会学者应当自己直接去实地观察一个社区的活动，在实地里检讨原有的概念、发现新的问题，进而来验证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

在社会学引入中国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迎头学去且躬行实践，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应用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综合起来看这一阶段的社会学研究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研究对象上的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不一、各说其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社会问题”或人口问题，“社群之现象及其与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者也”，“社会意识”及“社区”，等等，学者们各自采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学观点，提出了各自的研究主张，但显而易见它们都与规范的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有所偏离。（2）调查内容的表面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本应当在宏观制度和文化意义两大维度展开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但这一时期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及认识上的局限，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对社会行为发生的宏观结构条件揭示的不足够多，更没有进一步去理解产生该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只是把农村社会与经济状况客观地反映了出来，达到了描述社会的目的，而离解释和说明社会还有相当的差距。（3）研究目的上的实用性。限于当时社会剧烈变迁下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厄待解决的需要，各种社会调查的宗旨就是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搜集社会资料，尤其是注意收集关系到国民生计方面的事实，并对其加以检讨，然后将调查研究结果提供给经济社会建设者参考。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就不再是以规范方法的验证或建构某种理论为指向，而更多的是为了要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将目标指向了社会的改造和服务。（4）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并使用了西方流行的调查表格，采取了个案调查、普遍调查、随机抽样、特殊选样、间隔选样等方法，也引进了现代统计学技术。这些调查的实用目的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但由于当时较弱的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方法造成了“用了死的表格来说明活的事实”的后果。1994年费孝通先生也坦言自己研究的最大缺点是在“只见社区不见人”，“过于满足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5）意识形态的关联性。后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李达、许德珩等，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来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各个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批判，将社会学研究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起来，论证革命的必然性。当时也有人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相混淆，视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一种主观的见解。

8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恢复和重建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学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在走过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也在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学调查和研究方法进行着总结和反思，一路走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实践在规范研究方法方面较前（199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实地研究总的来看有了一些发展和进步， 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方法成为新一代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内容，对以“抽样”、“问卷”、“统计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大胆实践和普遍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定量社会研究，总体上研究质量较之以前更有了很大改善。风笑天等不少学者对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存在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可以说对今后的社会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从社会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首先，社会学规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性行动，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应当对自己所关注的那一类社会行动现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界定，这是开展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然而现实的研究实践却使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研究都能做到了这一点，不少研究对自己所探讨的人们的特定社会行动现象并未进行明确化，造成主题太过宽泛且不统一，或宽或窄因人而易、彼此对话艰难。当前的社会学研究将越来越多的主题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视野，研究主题广泛了，但由于个人研究的旨趣，造成对同一现象的经验研究浅尝辄止，意义体系的主观理解和结构条件的客观说明难以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相互补充。同时具体问题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相互脱节，不清楚知识积累的脉络线索，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在整个知识脉络、上下文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探究前行。

其次，综观现实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实践，经常出现的态度倾向常常不利于帮助人们完整的认识某一社会现象，如一些人赞同参与观察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另外一些人则比较赞赏统计模型式的结构条件分析，他们各自“画地为牢”，相互指责对方研究方式的缺陷，却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相互沟通、彼此借鉴。那些说“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观点尽管貌似有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此观点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对处于纯粹描述、讲故事与普遍性社会规律之间的“中介”分析应引起关注。所谓社会机制分析“就是系统地寻求说明造成事件之间经验关联的生成性机制” ，分析一个事情或现象究竟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转化到了另一种逻辑那里去。由于这方面分析的欠缺，所以我们难以找到转型期某种现象产生的连带机制和根本症结。

第三，在因果结构研究与文化意义理解难以统合的情况下，社会学研究者们在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式的各自运用上情况又如何呢？大多定性（质化）研究的具体操作逻辑不明确，如经验资料与理论的关系、资料收集的方法等，对经验资料背后隐含着的行动价值意义理解不够深入，概括（即扎根方法中的编码）的层级较低，以致研究报告呈现为调查资料的堆砌，内容不能有机的整合在一个理论模式之下，多个概念前后无关、相互割裂，难以共同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和概括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者面对原始材料，主观理解深入不下去，理论概括提升不上来。在定量研究方式上，许多具体研究在其逻辑过程遵循上也漏洞重重：如研究者难以严谨的演绎逻辑将因果法则与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加以连接，出现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相脱节现象。社会测量指标或量表也是各行其是，未能达到“以史为鉴”、逐步完善；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当前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新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多缺乏理科的背景知识，大大限制了他们利用高级统计知识建构定量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的兴趣和机会，且这一局面短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最后，科学应该是没有国家属性的，尽管各国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社会的现实进行着社会学研究，但由此而不能说存在着英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就像不存在英国数学、印度数学也样。社会学在各国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形成各国的经验，它们共同对社会学的发展做着贡献。然而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却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把西方学者的研究路数机械照搬拿过来中国使用，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相脱节，造成结论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比如，社会分层研究混淆中西方社会结构“家族本位”与“个体本位”的本质差异，有意无意地预设二者的同质性，所得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也无甚意义。当然相反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像片面地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刻意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中国社会学，这种倾向将会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自己设定的死胡同，研究结果只能自说自话，难以与西方社会学形成对话。这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社会学研究都应当沿着规范化的研究理路前行，都要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去观照和研究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学研究才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比较中才能表明自身的特殊价值。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及历史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普列汉诺夫 社会结构 “五层次论”

论文摘要：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结构“五层次论”，阐明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结构理论是}土会学和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创造性地将社会心理引进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阐明了社会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规律，并特别强调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源流和时代背景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直接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从总体上对社会形态的内部结构作了科学的解剖，即把社会结构概括为四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一社会意识形式，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于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没有进一步展开。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因素”理论，论述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的关系，指出了社会经济因素多半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中介”决定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的，从而揭示了社会意识受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客观过程和途径，极大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虽已隐约地意识到了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与政治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个“中间环节”，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社会心理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亦称“五项论”)，将马克思的经典公式具体化了，并对恩格斯提出的“中间因素”的构成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和研究。

除了理论上的渊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有密切的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经历其产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了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及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随着各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和第二国际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随着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出现，反映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一些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直接向历史唯物主义发起了进攻。恩格斯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最根本的危险是被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当时新康德主义用折衷主义的因素论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他们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诸如经济的、思想的、法律的、政治的、道德的等多种因素都是等价的，各自是独立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说“经济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词。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因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这样人便成了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和消极的旁观者。按照俄国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学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激起了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第二国际内部展开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不仅注重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策略主张进行深入的批判，而且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身作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新的阐发。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就是在这一理论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理论蕴涵

普列汉诺夫先后发表了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著作，深人系统地探讨了在他看来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问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是他在这—探索过程提出的—个最著名的新命题。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可以谠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优秀，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具体而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蕴涵。

首先，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明确地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强调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哳㈣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一社会政治制度一社会心理一思想体系。比较一下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了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社会存在和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即思想体系之间，有一中介环节，即社会心理，其中一部分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一部分由社会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在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产生着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对思想体系的决定作用，必须以社会心理为“中介”，而思想体系也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 “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 “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总之，社会心理是联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其次，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的内在构成和发生、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心理是一切思想体系的共同根源。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思想观念。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虽然都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他们有高级低级之别，直接间接之分。正如一切高级的运动形态包含并依赖于低级的运动形态一样，一定的思想体系作为高级形态的社会意识，也不能脱离它的低级形态——社会心理。因此，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指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社会人’具有一定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特性决定他们建立的一切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明确地把思想体系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概括为社会心理对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当然，这种“根源关系”和“决定关系”，不是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意义上的基础关系和本原关系，而是指社会意识范围内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

第三，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明确地将社会心理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普列汉诺夫把深人研究社会心理及其中介作用，看作是探究艺术和各种思想体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中，普列汉诺夫尤其重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爱好、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的；文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社会心理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更为明显的联系。他指出，文学艺术是社会心理的反映，社会心理是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普列汉诺夫认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来源是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性质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所处的那些相互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普列汉诺夫同时还看到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心理和社会存在的文学艺术，也能对社会心理、社会存在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 ：文学艺术一旦产生，必然要向社会、向读者发出一定的信息，以此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 ；一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对形成人们的意向和情趣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他对欧洲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作了许多概括，进行了生动的和极有价值的说明，指出这些心理如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何反映在当时的哲学思想、文艺作品和历史著作中，以及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影响。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研究和阐述对于将文学艺术同政治、经济简单、粗暴地联系起来的庸俗社会学文论是一个具体的有力的批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贯穿着三个方面的基本思想：其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其三是始终强调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中介作用，尤其注重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关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批驳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歪曲，而且极大地丰富、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为捍卫、传播和发展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普列汉诺夫是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提出并阐述社会结构“五层次论”的。难能可贵的是，普列汉诺夫既没有将经济理解为考察社会意识形式的唯一的“弦线”，也没有将社会心理解释为独立的精神王国和精神实体。普列汉诺夫的这一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改革实践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理论研究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 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对于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比较重视，而对于社会意识的低级形式——社会心理一直重视不够，甚至将其长期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由于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把社会意识仅仅看作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因而对社会存在和杜会意识关系的理解存在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学说解释和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使唯物史观和社会意识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些阐释和发挥还远远不够深入。对于我国学界来说，社会心理学仍是唯物史观尚未系统开发的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上层建筑理论，“社会心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填补了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到思想体系之间的空白地带，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使人们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更加科学和合理。因此，深入研究社会心理意识的内在构成及其发生、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仍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

从改革实践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心理和改革实践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社会心理的敏感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心理的走向，但与此同时，社会心理也以同样激烈的反作用力，超前或者滞后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谋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面临着改革攻坚阶段的挑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不同阶层的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变迁的承受能力，更要从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发挥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制度安排的积极影响。

从文化建设上看，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创新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为此，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的最前沿，深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

论文关键词：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考辨 现实思考

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 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 "-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 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 ·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 e ideal of a 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 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m orafive 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吉登斯说：“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外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着有争议的概念，并且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于此，本文并不奢望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学理上的争论与梳理，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说明，以保证论文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用法能 “择善而从”并“从一而终”。

二、唯物史观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

黑格尔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思想都是相对于变化着的历史情境而言的。如果历史有理性、有意义的话 ，那么它也必定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而不能从特定的个人或时代的部分性意图中去寻找。‘ 正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结合法国和德国两种意识形态思潮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人们的生产劳动所引起的社会划分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置于政治讨论的前沿，并使“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认知主体理论，它是关于劳动和交往等社会活动的理论 并将主体个体与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使其变成具体的物质的关系。“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和优秀理念引入其哲学体系。

马克思不仅坚持从人的生存的整体维度去探讨人的本质，更从社会实践出发去把握人的本质。”团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博大精深，他们也从未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过明确界定，但如果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就会清晰呈现。1859年，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段经典表述：“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即任何社会结构主要由四大因素构成：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而后，马克思紧接着写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它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定社会形态的总体社会结构应该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三个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组成。当然，从结构上看意识形态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并以最密切的关系相互发生影响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和经济思想，是意识形态总体的基础部分；第二层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思想、道德和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总体的中间部分；第三层次，以终极关怀为研究对象，影响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宗教与哲学 ，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灵魂。

在意识形态总体中，这三个层次的各种意识形式从不同角度和方面阐明了某个群体 (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利益要求、政治信念和目标理想，它们共同与经济基础发生交互作用 ，形成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特定的价值观为优秀，来确定特定的政治 目标或社会理想的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者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总体结构，共同制约着社会发展。

三、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

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的差异，所谓主导意识形态一是指对社会公众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二是指它常常依靠政治权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主导意识形态的形成既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竞争，形成社会共识的结果，也可能是利益团体刻意维护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家学说本是先秦时代流行的“百家”政治学说之一，它以“仁”为价值观、以“礼”为社会观、以“天”为哲学观，构成了一套意识形态模式。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和正统，并适当吸收改造其他学派思想精华的系统封建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立为官学。历代的朝纲礼仪、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政治教化等，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儒学的三纲五常学说，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纲领；儒学的经典是历代帝王和政治家标准的教科书和政治手册；儒学也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一般读书人多是儒家弟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轴，是中国维持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

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提倡只是一个外部的条件 ，根本的是儒家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周礼为代表的臻于成熟的宗法政治结构和体现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宗法政治观念的理论总结。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使宗法政治的表层结构遭受冲击并被摧毁，但传统的深层结构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儒家创建之初，就自觉地从传统的深层结构中承担起重建和继承传统的使命 ，通过孔子、孟子、苟子的理论总结 ，儒学使传统的礼乐文化从制度文化层面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再生出秦汉时代适合宗法政治结构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儒学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中国民众重视现世生活和理性，儒学教化容易被民众接受。周公改制所确立的以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制，通过宗法制将分封各国联结为一个整体。由于不成熟的初民宗教无法完成对于一个统一大国所需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维系作用，周公用“礼”这种纯道德性质的规范来软化实际生活中的尊卑关系。周公运用“礼”完成了国家精神生活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完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第一次世俗化。在血缘关系的联系下，对王的效忠，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地位的肯定 ，国家被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儒学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重礼尚德、仁爱忠恕、中和博厚、积极人世的品格，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一种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儒学在历史上既担负教化万民的神圣使命，劝说民众接受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意识 ，同时也扮演了协调统治双方利益磨合的“媒介”，由此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从我国意识形态的演进看，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状态。其主流是以儒家学说为内容的封建文化，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已经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都不断变化、发展和创新。建国初期这种急剧的社会转型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当时，党和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通过各种措施和战略，逐渐消解了其它的各种异质意识形态，使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齐整化。然而，20世纪 50、6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也为以后的“左”倾病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危机埋下了隐患。“十年浩劫”后，邓小平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重塑了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集团的分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一元排他性主宰社会的局面开始结束。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有整个政权作保障，在形式上它仍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大量的异质意识形态的存在，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呈现出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化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四、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导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表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存在 ，并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必须要与该社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种性质和程度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播。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在功能上的革命性，却很少谈论人们所实际接受、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过：“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性现实存在，不仅仅是官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应是内化积淀于民众心理状态中，渗透附着于民众生存状态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社会实践表明，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制约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马克思曾说，实践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进程，离开实践的维度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意识形态。其次，理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永远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整合力的关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与时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也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再次，“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中国人思考的中心问题，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许多有志、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直觉思维角度，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技不如人”，所以在器物层面进行“洋务运动”；继而又反思制度问题，于是有了维新变法之举；再而意识到观念落后 ，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圈，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 ，自觉认同西方现代文化观念。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同，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嘬后 ，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依赖于现实社会的客观需要，又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虽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些相通之处。

从 内容上说 ，儒家“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中国哲学的相生相克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从形式上说，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来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和文化模式作为一种动态的现实，其所蕴涵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讲清现实，说透理论。

在高校教育中，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现象相结合，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新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特别要强调对青年学生的教育，要组织一大批业务知识好、能很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员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旗帜鲜明地坚持意识形态的主导方向。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学生思想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回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不回避，讲清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地想象和展望。切忌照本宣科、搞形式主义，要让学生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出谋划策。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

【论文关键词】 现代化 落后国家 外源性现代化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 目标 ，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 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 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 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 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 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 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 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包括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外部条件即恩格斯后来强调指出的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③内部条件应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⑤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还表达了不要盲 目搞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⑥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未来社会。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东方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点是必须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而实际的进程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都是前现代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质的区别的。由此决定，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正是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乃至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失误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洋务运动，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实现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在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异常曲 折和复杂的，正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一直面临着现代化的危机。由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沿着从保守主义到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在 20世纪初期，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然而，这不得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始终没有走上迅速发展的富强之路，反而，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异常曲折的进程。这是为什么呢?罗荣渠指出：“自下而上的革命本来是推动现代化的最激进方式。但一场革命变革社会的实际成效与变革的方向，并不取决于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各种主客观条件。革命对旧制度的打击和瓦解的程度，既取决于原有制度结构已经腐朽的程度，又取决于革命所代表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成熟的程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但是却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1928年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它的统一是有限的，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日本的入侵又使国民政府再次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化成为“被延误了的现代化”。⑨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此主导着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革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既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后现代化受挫的同一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成功处理了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解决了反帝反封建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因为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中共也由此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以至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道路，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为生产力和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认识到 “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应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取得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时，现代化的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左倾思想开始占上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发生“”。反思革命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没有弄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真正认识。其中一条就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混淆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的现代化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而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 ，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 1953年就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确定了“二步走”的发展战略，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建立的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愈来愈僵化，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革命促生产，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以至于根本无法组织大规模有序的经济建设，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三、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置于了正确的轨道之上。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特别是明确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富强、民主、文明这三大目标拓展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标志中共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了。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至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最终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步明确起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主题。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在经济上的根本性突破在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当然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却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历史上没有过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人们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水火不相容，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没有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开辟了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现代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它的实现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过程。经济上或工业上的现代化未必会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往往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需要而形成的。而相对于我们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国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往往与生产力的提高及工业化的实现是脱节的。而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不仅不能保持政治上的长久稳定，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借鉴世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才能从“不够格”到“够格”。中国的现代化如今面临许多艰巨复杂的难题。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同时，必须借鉴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放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考察，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层次和境界。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一系列“化”都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学习和研究世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了解和吸收现代化早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能够少走弯路，减少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中历史题材有效教学探析

《品德与社会》课程中的历史题材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重要载体。教学实践中，由于历史题材的内容综合性强、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差距大，加上小学生认知水平有限，缺乏相关的体验，所以教学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品德与社会》课标指出，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因此，历史题材的教学必须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设法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才能提高教学实效，较好地落实课程目标。

一、指导调查，让学生走近历史

历史题材的内容远离现实生活，小学生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所以，教师要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调查活动，收集相关资料，让学生走近历史，对相关历史有初步的了解，为课堂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要求。

教师可采用发放预习指导提纲等形式，指导学生重点调查、收集两方面资料：一是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二是学生周边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信息资料。

2．指导方法。

一要指明调查活动的途径与方式，指导学生通过图书查阅、网络搜索、人物访谈、参观考察、观看影视等途径开展调查；二要指导信息的整理与展示，让学生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梳理、筛选、整理，并制作成资料卡片、PPT、视频短片等以便在课堂上展示、交流。

3.培养兴趣。

在指导学生开展调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要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关注历史，积淀知识，为今后学习历史，提高人文素养奠定基础。

二、链接社会，让历史走近生活

在学生印象中，历史题材中所出现的著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高、大、远”，遥不可及，无法激起学生的情感认同。因此，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适时链接社会，引导学生发掘现实社会中的历史资源，让历史走近学生的生活，从而拉近学生与历史的情感距离，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1.引今及古，用好时政信息。

引用学生周边发生的或近期国家发生的有关热点时事来学习历史，更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历史的兴趣。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抗日烽火》一课时，可以把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抗战大阅兵这一世界瞩目的热点时事引入课堂学习。从探讨交流举行阅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进而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感情。

2.化远为近，发掘本土资源。

合理发掘、利用本土相关的历史资源来学习历史，是让历史走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历史的丰碑》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前指导学生收集闽西及家乡漳平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等历史资料。在了解了课文中的革命英烈事迹后，老师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在课堂上举办家乡革命英烈故事会，让学生交流分享课前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如漳平英雄人物陈开路、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郑超麟，等等。通过交流，让学生对自己家乡的革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学生知道许多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许多革命人物就是自己的乡亲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时，就会觉得历史与自己并不遥远，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以古鉴今，认识社会生活。

历史的内容是学生理解今天生活的一个参照，是学生对现代生活认知的凭借。因此，在学生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借助历史知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例如在教学《抗日烽火》一课时，在学生了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当今钓鱼岛归属等热点事件进行思考讨论，让学生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否认二战结论、否认战后秩序的本质，激励学生要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捍卫和平。

三、演绎教材，让学生走进历史

历史题材所反映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有的跨越几千年、上万里，因此对于大多数小学生来说，历史是遥远、抽象、无味的。因此，在历史题材教学中，教师应避免枯燥的说教和讲解。要立足小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创设情境、演绎教材、激活历史，从而化静为动、化远为近，引导学生走进历史、深入体验。

1.借助媒体，再现历史。

利用图片、声音、视频等媒介激活静态的历史，跨越时空，呈现给学生鲜活的生命、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画面，努力使静态的历史“动”起来、“活”起来，让学生在鲜活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感染，得到教育。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课时，教师先播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淀桥等视频，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让学生融入媒体创设的历史情境中。观看视频后，学生已经被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接着再组织学生交流、讨论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和体现的革命精神，就能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2.模拟情境，直观体验。

设置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情境，让学生亲身体验，真实感受，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这一内容时，教师设计这样一个环节：初冬时节，老师拿出一盆半融化的冰块，学生每组派两位代表把手伸入水中，说说自己的感觉。生1：“冰冷，感觉好像被针扎了一下。”生2：“我放在水中时间长了点，现在手都冻红了。”生3：“刺骨的冰冷，我赶紧把手伸回来，如果时间太久了手会麻木的。”接着再组织学生观看红军战士穿着背心、草鞋爬雪山的视频，让学生结合刚才的实验说说自己的感受。生1：“四川西北寒冷的冬天，红军缺衣少食，能翻过雪山，真的难以想像。”生2：“刚才我手在冷水里浸了一下就已经无法忍受了。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这种痛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这一环节通过体验、对比，让学生深刻感受红军战士爬雪山时经历的痛苦，激发起学生对红军战士的无比热爱和崇敬之情。”

四、引导实践，让历史走进心灵

历史题材的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并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满足于学生掌握多少历史知识，而是要将历史内容的学习作为一个桥梁，发挥历史特有的道德教育价值，最终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形成基本的爱国精神、国际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对课本教材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在课外拓展学习和社会实践中深化体验、内化历史、提升认知。主要方式有：

1．读书活动：

指导学生开展读书活动，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拓展、深化学生的历史认知。例如，在《艰苦卓绝的二十八年》（下同）一文课堂教学结束后，推荐学生阅读《红岩》《少年》《长征》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

2．观看影视：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媒体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发挥影视作品独特的魅力，强化和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例如观看《闪闪的红星》《红日》等影视。

3．参观走访：

引导学生参观相关的历史景点或参加相关的旅游活动，充分利用旅游景点的内涵进一步感受历史，深化认知。如参观漳平象湖杨美村红军留言墙、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

4．实践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内化、践行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如到历史博物馆或历史景点当义务讲解员、导游，到老红军、军烈属家里开展慰问、义务劳动，等等。教学实践证明，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加强学生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是提高历史题材教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学生主动走进历史，同时设法让历史贴近学生的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地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提高历史题材教学的有效性，最终实现课程目标——让历史走进学生的心灵。

作者：郑桂春 单位：福建省漳平市桂林逸夫小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中学历史教学与社会美教育

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论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浙江省绍兴市元培中学，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要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而建构一个符合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内容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根本。文章从落实课标教材、尊重学生学情、优化教材内容几方面，研究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

关键词：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内容选择；策略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进行公民教育的综合文科课程。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在合理选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还存在很多误区。本文就如何选择历史与社会教学内容进行论述。

一、落实课标教材，减少信息繁杂，打造低碳教学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制约着教学内容的选择。因此，紧扣课程标准，落实教学目标，合理运用教材内容，深入解读文本资源，是提高课堂实效之本。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忽视课程标准、脱离教材内容的教学时有出现。例如，在七年级“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的备课中，教师在没有深入解读教学目标和理解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选择在网上下载了各种关于本课的课件，整合了一系列关于本课的教学资源，从音乐、绘画、雕塑、文学、舞蹈五个方面，通过展示大量的绘画、雕塑、舞蹈、文学作品以及播放了六段有关的音乐和视频，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整堂课学生忙着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却没有时间真正用心去感受。教师只想着让学生欣赏到各种美的作品，却忽略了本课让学生用心去发掘感悟生活中的美的教学目标。所以，在最后教师设置的环节“谈谈你的收获”时，学生只能讲：“我们今天欣赏了很多音乐、绘画等作品，音乐很好听，画也很漂亮。”因此，这堂课所选的教学内容既不经济“环保”，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认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回归教材内容、落实教学目标，打造低碳教学势在必行。

二、尊重学生学情，避免照本宣科，回归真实课堂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尤其是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学情。然而，部分教师高喊着“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用多媒体教学作为掩护，美其名曰“信息化教学”，实则换汤不换药，依然走着照本宣科的传统教学模式老路。例如，教师在第二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这一课时，照搬课本教材，在感受绘画之美时展示课本中的《格尔尼卡》这幅画，并提问：同学们在欣赏这幅画时是怎样的情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接着教师又展示课本中的《背影》一例，问学生：作者是怎样介绍父亲的，父亲的美体现在哪里？整堂课下来学生们还是毫无兴趣。究其原因，教材内容如抽象画《格尔尼卡》，学生难以理解，而《背影》又是八年级语文中才有的文章，七年级学生根本不熟悉，就更谈不上体验其中的情感了。可见，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合理选择教材内容和课外资源。因此，教师在第三次教授“发掘美好情感”时，摒弃了前两次所选的教学内容，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抓住了学校举行艺术节和社团展示的契机展开教学。首先，教师用幻灯片播放了社团展示中展出的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摄影等的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艺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紧接着，教师让学生欣赏了艺术节演出的《乐在书中学》的舞蹈，请观众和参加舞蹈的表演者谈感受，让大家感受到美是需要用眼、用心去发现的。另外，还出示了“最美班级”获得者，让学生谈谈班级环境的变化，引出“美就在身边”。最后，教师还展示了艺术节后学生的感言，让学生感受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教学内容源于学生生活实际，有些学生甚至是教学内容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整堂课气氛活跃，学生兴趣浓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三、优化教材内容，打破权威思维，力求思辨学习

教材当然是教学内容的首选，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教师要尊重教材，但不必死守教材。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从具体的情境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对教材内容大胆取舍，重新组合、调整、优化教学内容。例如，教师仔细分析了初二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水平后，在教授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并没有直接按照教材顺序教授，而是以时间为主线，穿插所涉及到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内容，力图使各时期的历史教学内容更饱满，同时列出图表加以比较。这样，学生学习热情饱满，使这节课获得了非常好的教W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时，不仅要深入研读课标、教材，而且要从学生的学情出发。同时，教师要学会对教学内容优化整合，加以创造性处理。当然，要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教师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选择上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等。教师必须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因材施教，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简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摘要：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人文历史知识，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并且基于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这样的学科为教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学科的课后作业似乎没有发挥良好的教学作用。于是，教师要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进行突出的设计，让学生全面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本文主要从当前的实际教学情况出发，结合初中生的学习特点，从多方面论述提高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作业的有效性。

关键词：初中历史与社会；作业；有效性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代代青年人将担起国家建设的大梁，而作为发展的主力军必须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了解国家及社会的历史与发展。因此，在初中教学阶段开展历史与社会教学是很有必要的，而为了巩固学生知识水平与综合能力的提升，教师往往都会为学生设计针对性的课后作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使教师在教法选择上存在一些纰漏，需要教师加强作业的有效性，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那么，笔者将针对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浅谈提升作业有效性的策略。

一、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

教师只有优化作业结构，丰富作业形式，有效地吸引学生做作业，才能发挥作业的效果。在作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同时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组合，形成科学有效的作业。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认知水平，对作业进行分层设计。然后，分别针对优等生、普通学生、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这样优化的作业结构才更具有针对性，并且因为作业层次的区别，成绩差的学生不会抄袭优等生的作用，这样就会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作业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书面和非书面作业相结合，要符合新课标激发学生求知创新的导向。优化作业结构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作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以达到丰富作业形式的目的。

二、优化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知

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有重要的意义，内容有鲜明的先进性，作业的优化设计是基于教学内容本身开展的，而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与学生对学科本身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作业优化设计的前提是优化学生对于学科本身的正确认识。历史与社会学科对于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要重要意义，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更加清晰历史的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自身而言，学习历史与社会学科也是塑造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

三、注重作业设计的多样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1. 多样性，即教师应尊重兴趣爱好、个性特长迥异的学生的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作业，鼓励学生以其擅长的方式个性化地展现其学习、思考的结果，挖掘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达到既培养兴趣又增强能力的目的。2. 趣味性。教育心理学表明，单调乏味的学习活动容易产生疲劳，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因此，作业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讲究趣味性，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3. 实践性。新课程改革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应设计一些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内化的知识与能力在实践活动中进行运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例如：七年级可让学生手工制作国旗，并介绍一些国家国旗的特征和由来；以小组为单位，课后搜集有关中地名的谜语，组织猜谜语比赛并把地名落实到政区图中；八年级可让学生当小小评论家，试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功过，讨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等；举办历史故事会或编演历史剧等；九年级可让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如在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让学生调查改革开放30年来，家乡或家庭各方面的变化，撰写调查报告或政治小论文；选取某一世界性问题，收集相关图片、漫画、数据等资料，设计手抄报，进行手抄报展览与评比。这样的作业既使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同时也发挥了学生所长，培养了学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设置反思型作业

每个单元作业完成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自我诊断和反思评价表”，包括项目应得分与实得分、错题对应知识点、失误原因。失误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原因是知识、能力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基础知识不扎实，概念不清、原理不明；读图析图技能差等。另一类原因是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失分，包括审题不清、条理不清、答案过于简单等，学生根据错误原因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应采取的措施，总结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们在作业管理上进行一些实践，让学生的作业精彩起来，使每一次作业都能成为学生成长的生长点，让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体验幸福与快乐、成功与喜悦、苦恼与辛劳等。

五、作业评价的多元化

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作业批改中，教师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往往要么是打钩，要么是打叉，给人感觉是冷冰冰的。通过研究，我们除了继续保持传统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采用“等级符号+评语”制，即对于作业的总体情况以A、B、C、D等不同等级或一颗星到五颗星不等的情况进行评定，并对其中部分有创意或者需要指出其错误的作业以评语的形式处理。《历史与社会》教学是一门艺术，而课后作业更是艺术中的艺术之一。在新课改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巧妙地设计社会作业，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都会随着新课程一起茁壮成长，从而提高学科教学质量。

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学科教学中，作业都是保障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学习平台。基于这样的情况，在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更要注重作业有效性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完成作业提升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中学 325000）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谈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 要：从喜欢华丽的课堂展示到追求简约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重视对插图的内涵的挖掘，注重搜集乡土材料进行交流，合理有效地利用计算机教学。学生上课交流更多，对课本的了解更深入，作业的质量也较以前有提高，学习这门功课的兴致更浓厚。虽然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板书；插图；乡土历史；质朴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情结起源于个体的童年经历，一个人成年以后在性格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大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记得我幼小求学时，老师的主要教学工具就是黑板和白粉笔，如果一节课中老师夹杂使用了彩色粉笔来板书，我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节课中老师运用了一幅彩色挂图，我们顿时觉得无限精彩。或许是因为记忆中的课堂色彩过于单调，当我成为一个历史与社会老师后，很喜欢色彩鲜艳的课件，尤其是当我掌握了视频下载和剪辑的方法后，我几乎在每节课都会播放一段甚至几段视频，大部分学生很喜欢看视频，而老师也不需要过多的讲解。于是，渐渐地我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直到教学工作中遇到两件颇有感触的事情，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

其一是：当我在教学九年级上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其中的一个教学重点是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了增加课堂的生动性，也为了增强W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我特意选取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在南湖游船上开会的片段：优美流畅的音乐伴随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湖光山色一出现，学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他们专注地看着视频，我心中不禁感叹多媒体的力量，能完美地在课堂中把教学情境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在其中。这时，镜头切换到游船上的十三个党员，党员们正激动宣布会议的相关讨论结果：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学生也兴奋地叫：“这是演《家有儿女》里的“刘星”“他叫张一山。”“那个是明星刘烨！”“还有那个好眼熟，哦，是跑男李晨！”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事后，当我让他们回顾一大的相关内容时，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只是那些明星，而关于一大的知识点，他们几乎不知所云。

还有一次让我耿耿于怀的教学经历是：有一次上《丝绸之路》课前，我花了一番心思制作了PPT，为了突出丝路风光，特意选取了古琴曲《阳关三叠》作为背景，当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的旋律响起，眼前是一片广漠无垠的沙漠，音乐以它特有的魅力把人带入遥远的汉唐时代。为了说明丝绸之路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纽带，我特意选取了各式物品的图片，如苜蓿、核桃、胡琴等，要求学生选择。带着精心制作的课件，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没想到才上了不到五分钟，学校突然停电。顿时，我慌了神，教学设计因课件无法展示而打乱，于是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教学内容，多出来的时间让学生写作业，总算把一节课撑到最后。

以上的教学经历使我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多媒体教学确实给我们的课堂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改善了沉闷的课堂学习气氛，但随着使用的深入，发现多媒体教学中有时场面虽然热闹，貌似教学效果非常好。但在课后的学生作业及练习中，发现学生解题速度慢，动手做题能力差，学生对课堂上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好。经观察分析，发现学生在课堂中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理解不够，对知识要点掌握不好，课后容易忘记。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知识和记录课堂笔记，学习思路不连贯。对教师而言，计算机教学只是辅助教学工具，但很多时候教师竟然被多媒体课件控制着。过多地使用多媒体，会阻碍师生的交流，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体现。

于是，我决定逐渐改变教学设计，追求一种质朴的教学风格。

1.发挥板书优势，突出教学要点

板书是教学中所应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媒体，板书艺术则是教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联著名教育家加里宁有一句话“教育事业不仅是科学事业，而且是艺术事业。”课堂教学的艺术离不开具体生动、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离不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断锤炼出来的教学组织能力，也离不开直观、形象的优秀板书。

精心设计的板书，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利用简洁的文字、简单的结构、合理的色彩运用，就能使学生对知识加深理解，加深记忆。例如，在讲授“东晋南朝政局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时候，我提问：这堂课我们大体上要掌握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思考，学生回答：两个政局和一个经济开发。然后再问：政局里面讲了哪些内容，经济中又包括哪些方面？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分析，本课的结构就整理出来了，在分析整理过程中，师生共同完成了板书如图：

现代教学媒体的大量涌现，更加彰显出板书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优势。传统教学中的板书，恰恰弥补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短处，传统教学中的书写板书，细化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详细记录课堂笔记和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朱绍禹先生指出：“板书能点睛指要，给人以联想；形式多样，给人以丰富感；结构新颖，给人以美的享受。”适当的板书，利于学生理解、记忆关键词、关键句，从而利于理解教学的内容。

2.借助课本插图，引导学生观察

新的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倡导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本中，有很多内容都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鲜活、直观，易于学生观察理解，与课文相配合，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是初中历史与社会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连通世界的新航路》中有一幅插图是《借贷者和他的妻子》，画中的主角是一个银行家正在清点钱币。画中借贷者的妻子正在翻看《圣经》，但眼神却不自主地飘向丈夫手中的金币。我提示学生思考：课本在此加入插图说明了什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大部分学生刚开始对这幅油画没有过多关注，但经过提示思考讨论，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追求财富的愿望在滋长，对贵金属的渴求，是西欧探险家去海外冒险的直接动机。

虽然我现在在教学中遇到各种困惑，但力求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历史与社会课堂因质朴而精彩是我今后的追求。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国学经典的传承

新课程标准指出：历史和社会相关课程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使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为了使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初中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就要实施有效的教学，从而全面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财富，所以教师在教授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传承一些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教师达到教学目的。

一、运用角色扮演，提高历史与社会课堂参与

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教学法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所谓角色扮演，就是指在历史教学中，可以把书中的一些经典故事编排成课本剧，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并且根据情境进行适当的发挥，加深他们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理解。相比于传统的教学角色扮演，这种教学方法更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执教“人权的历程”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找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扮演被拍卖的黑奴、庄园主以及人贩子，还有抗议者，让学生通过真正的抗议行为去还原历史场景。

教师在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提示，参加表演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去诠释自己扮演的人物。在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就本课来说，学生可能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那么接下来教师就可以结合黑人是如何到达美洲这一历史情况进行说明，学生肯定很感兴趣，他们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有更高的人文素养。分别让参加表演的同学和观看表演的同学说出自己的感受。当然，角色扮演的素材可以从多个方面选取，如结合教材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创编，或者是结合真实的社会事件进行编排。无论是哪一种，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都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二、融合体验方法，促进历史与社会课堂理解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受到空间的限制，无法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教学中，教师就只能通过想象去根据一些历史思维来思考一个政权兴衰更替的规律，体验式教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境况。体验式教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创设情境，协作学习以及联系生活。首先是创设情境，只有让学生进入情境里面，他们才能去想象当时的场景，去接受相关的历史信息，进而学习历史知识。其次着是协作学习，他们可以在情景中重新审视历史事件，再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应用，所以最后一步应该是联系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在北宋相关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去让学生扮演《清明上河图》的旅游者，或者是导游，并且让他们想象，如果自己去参观，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教师可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并与同学分享。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如：讲解《》时，可以先让学生预习，让学生对课本知识有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去扮演光绪皇帝、梁启超等人物，让他们能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评析，例如：讲解“成吉思汗西征”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辩论，让学生能在彼此否定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三、立足发现教学，加强历史与社会课堂探究

发现教学法就是探究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不断地接近最终的结论。让学生能够在合作探究，或者是自主探究过程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执教“生活在社区里”一课的时候，在第一课时课堂教学的收尾阶段，便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城市，在农村之后才兴起，那为什么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呢？”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去寻找最终的答案。他们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农村人口却逐渐减少，这也是城市发展快于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课标要求，历史必须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感悟人生，学习到课本之外的理念与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要重视学生的感受，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学生的情操。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略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