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23 05:04: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自然科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界面友好，便于自学
这可以从下述几个事实看出来:
(1)全书分上、下两册出版，文字和示意图占了绝大多数，公式很少。即使有，只是列出一些公式，绝少公式推导。
(2)行文更显散文味。如第7章第3节讲述“水波”。文中开头是这样写的:“水波是很容易看到的，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在澡盆、湖和海里看到过水波了，毫无疑问，观看美丽而复杂的水波时，你一定体验到伟大的美的乐趣。现在我们希望享受理解它们的智慧的乐趣”。
(3)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入手，引导学生逐步迈人探求智慧的抽象的王国。例如，在讲解驻波这个物理概念时，该书描述怎样用一个矩形金鱼缸或某种容器来形成水驻波并观察之，最后采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
教材如上述组织和行文，给大学生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从实际生活中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作第一步抽象(用数字语言)定量描述问题的训练和启发。这才是科学研究所本应遵循的认识路线，因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既是科学研究的源头，又是科研为之服务的对象。如此编写大学低年级学生的教材，既能激发学生探求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又便于学生自学，有了探求钻研的兴趣，才有后续的艰苦科研的动力源泉。能够自学，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教师授课的依赖性以及改变日积月累沉淀的思维定势和心理依赖，这样才能开启创新思维之门。
2.学以致用，激发学生探求智蔽的兴趣
例如，在第8章讲解光学的偏振概念时，则在课后补充了一个课外实验:“虹的偏振:它是偏振的吗?你可用花园水龙头中喷出的蒙蒙水雾来代替雨(做这个虹的实验)。”这样的课外实验其好处是明显的，既可以让学生真正掌握已学的书本知识，又可以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如是，则创新思维萌芽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对于自然科学一加一只能等于二，教材如此处理，也能启发学生从各个角度和路径去体会一加一等于二的真理性。这样做既有利于培养发散思维，有利于摆脱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单一性，也有利于创新。论文百事通
3.破解神话，培养学生坚持科学反对迷信的科学素养
例如，在第8章讲述光的偏振时，引述了下面一个传说:“九世纪的北欧海盗既没有罗盘也没有偏振片可供航海导航。晚上他们用恒星。白天，当太阳不被云层遮蔽时他们用太阳。(该传说前面还附有一个说明:在高纬度区如北极圈内，磁罗盘不再可靠了。太阳也很难用于航海，甚至在中午它也有可能低于地平线)。根据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北欧的航海者采用的是不可思议的‘太阳石’，甚至当太阳被挡在云层后面时，也总是能够定出太阳的位置。这种太阳石是什么?长期以来是个谜”。接着作者介绍了一个10岁的小孩，如何在父亲的帮助下，破解了这个谜。问题到此还没有完结，著书者又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传说中不管天气怎样，太阳位置永远可以被不可思议的‘太阳石’所确定。你相信这种说法吗?”。
写到此处，笔者有些感触，应该说中国政府和国内出版同仁在坚持科学、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和工作。但奇怪的是，居然会出现水变油的“发明创造”?该场闹剧牵涉范围之广也令人费解。或许国外同仁的做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4.提示惯性思维的误区
例如，((光缆》一书(福富秀雄编著?李先源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1989年)在谈到光缆传输损耗时，“现在已经可以制作0.2dB/km的低损耗光纤，这一损耗值相当于能分辨100km远处的特体的大气透明度，即相当于从日本东京市看到富士山时的大气透明度。”国外教材一般在谈到一个抽象的概念时，总是想办法找到一个生活中的常识性知识以加深读者的理解，这似乎是他们的一个惯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人类第一次试爆原子弹时，物理学家费米向空中洒一些纸片，就粗略知道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多少吨常规TNT炸药。新晨
引述这个例子，笔者更想描述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时的感触:
(1)原来大气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光传播媒介，物像能传播那么远!
(2)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能够只凭肉眼就观察到许多天文现象。
(3)人类科技在进步在发展，但另一方面被污染的空气不但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形成了我们的惯性思维定势。
(4)为什么现代医生诊断疾病都越来越离不开仪器设备，有些本可以靠“望、闻、问、切”等传统手段就可诊断的小病，借助仪器设备却越弄越糊涂了。
乘坐过飞机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个体会:当飞机冲破云层，在蓝天白云之间飞行时，视野为之一新，心情为之一振。但愿读者诸君:即便在大多数情形下，天空上飘浮的是灰云，却不要错误地认为天空本来就是灰色的;而能够大胆地设想，或许其后面有一片无遮无挡的广阔的蓝天白云。
【摘要】在初中自然科学教学中实施研究性学习，应结合实际，实施教育程序中要充分体现课题的开放性、实践性，注重实践与理论联系，充分发挥教师的角色作用。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自然科学教学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新晨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3结语
总之，研究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的运用，是符合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响应了素质教学的要求。同时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步融入学生的成长之中，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学，它不必追求形式的完整性，只要达到探索的目的，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就行。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性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始终坚持学习探讨运用，才会真正起到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变，最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摘要]地方文献资源是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区域振兴赖以凭借的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信息支柱之一。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西部地区自然知识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是地区文化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针对目前西部地区乃至我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薄弱的状况，论述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并对研究的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进行探讨。
[关键词]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意义研究内容
在20世纪末，我国政府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项宏伟的跨世纪工程，不仅关系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大开发，“资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资源”尤为重要，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西部大开发中实现区域振兴赖以凭借的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信息支柱之一。
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是西部地区自然知识和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不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看，无论在西部地区还是在全国范围，地方文献研究和地方文献工作还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在地方文献研究领域，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专门性研究至今尚未有人问津，还没有真正纳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而得到普遍关注；在地方文献工作领域，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非常有限，还没有完全纳入地方文献工作部门的重要议程而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由于我国地方文献领域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认识和重视不够，致使其理论研究薄弱，应用研究严重滞后，从而直接影响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深入挖掘整理和广泛开发利用。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不符合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区域开发建设和地方文献工作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严重制约了地方文献资源价值和功能的全面发挥。这是西部地区乃至我国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建设中的一个应该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1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重要意义
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向来为我国国家领导所重视。早在1958年8月9日，总理在北戴河接见北京大学教授邓衍林时就指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地方文献资源是地区文化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纵涉古今、横跨百科的综合性地方知识宝库，地方文献资源记录和反映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西部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源中包含有极其丰富的自然科学文献，在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与西部地区开发实际的有机对接，进而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是地方文献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1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理论意义
2.1.1完善地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地方文献学的学科建设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重要发展阶段。在2007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国著名的地方文献专家来新夏先生发表了“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演说，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他提出了地方文献学“考究文献积存，辨识学术价值，力求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认为“地方文献目前已进展到可以建设专门学科的时机”①。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是以其研究对象的确立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为内在要素和基本特征的，其研究对象是学科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点，规定和制约着学科体系的内涵和边界。地方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质的学科，其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由人文社会科学文献和自然科学文献共同构筑的庞大知识体系。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个学科的地方文献，其学科体系是由地方文献学这个主体学科和围绕这个主体学科的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体。从学科构成看，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不仅是地方文献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且是构成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一翼。从学科分化的发展趋势看，未来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地方文献学”，将分别是地方文献学“半分天下”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截止目前，我国已经出版了一些地方文献专著，如《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韩朴编著，文津出版社，1992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金沛霖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林天蔚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张利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2008年，骆伟编著的《地方文献学概论》由澳门文献信息学会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地方文献学命名的专著。但从总体看，这些著作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内容均不同程度地有所忽略和缺失。
忽视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对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缺憾。因此，针对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可以为地方文献学的学科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可以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对于完善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1.2促进地方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科学具有继承性，任何科学研究必须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然科学也概莫能外。
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不同，所以其研究方法亦有所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哲学方法、科学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等，其中，运用科学实验方法是探索自然
①来新夏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务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萧山：内部印界奥秘和创造发明的必由之路，也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但这并不表明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忽视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利用文献资料。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卡笛尔看得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正是因为他在求知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借鉴和修正前人的看法，使其达到更加完善的结果。我国古往今来的诸多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也无一不是在参考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和有所创新的。如我国传统的“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学萌生于原始社会，从现存最早的《黄帝内经》开始，通过几千年来历代中医学家不断地总结、借鉴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才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诊疗特点的医学体系。
开展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前人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凭借人类已掌握的各种实验和技术手段，这些主要通过研究过程中文献资料的调研和利用得以实现，其中包括研究选题调研、研究内容调研、研究方法调研、研究成果调研等。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一个地区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总汇，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了解和掌握地方自然状况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的主要途径。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不论对地区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还是对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开发应用研究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2.2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实践意义
2.2.1推动地方文献工作的全面深入发展系统深入地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是全面提升地方文献工作水平的重要基石。众所周知，理论产生于实践，并用于指导实践。任何学科都有“学”和“术”之分，在地方文献领域，关于地方文献资源一系列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为“学”；关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有关的技术工作为“术”。无“术”即无“学”，无“学”则“术”很难有突破性进展，两者相辅相成，关系密不可分。地方文献学源于地方文献工作，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文献学术研究赖以开展的基础，地方文献的学术研究则是推进地方文献工作科学有序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国的地方文献源远流长，地方文献工作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地方文献产生之后，即有与地方文献相关的工作产生，但把“地方文献工作”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或作为一项专门工作来做，则为时很晚，且长期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最初明确提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在20世纪40年代，时任广东省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和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刘国钧先生，他们分别于1941年和1947年明确提出了地方文献工作在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地位、作用及工作内容，从而正式开拓了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处女地。1957年，杜定友先生撰写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讲稿，就地方文献的基本理论和工作内容第一次作了全面论述，为我国的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我国地方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对新时期地方文献工作的不断深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应该看到，目前在地方文献领域“重文轻理”和“厚古薄今”的现象普遍存在。从研究角度看，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成果非常稀见，其专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还没有开展；从工作角度看，无论在经费投入，还是在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在实践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在西部大开发中，只有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学术研究，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学科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作用。深入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但有利于规范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的业务工作，促进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与开发利用，而且对于推动地方文献工作全方位的深入发展，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地方文献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2.2.2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和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世界上有不少创造发明的源头就在中国，这些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都有翔实的记载，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把它称作是“绝对的金矿”。西部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渊薮，其地方文献中蕴藏了丰富的自然科学信息资源，包括各地自然面貌的知识记录和古代的辉煌科学成就以及近现代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这些资源有的以专著形式出现，有的则广泛地分布和蕴涵于大量的各种类型和不同载体的地方文献之中，如书刊文献、方志文献、档案文献、文物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网络资源等。这些文献和信息，不仅详尽地记录了从古至今西部地区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科学成就，而且客观地反映了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在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如，据《白云鄂博矿区志人物传》记载，1927年，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者，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年仅28岁的丁道衡先生，随同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等人赴中国大西北科学考察后写出的《绥远白云脑包铁矿报告》一文(见民国22年《地质汇报》第23号刊)，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地质调查组赴白云鄂博矿区的考察中起到了重要的导示作用，如今的白云鄂博矿区已经成为占世界稀土储量90％的大型富矿，给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致用”，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地方科学技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西部大开发中振兴地方经济、再造秀美山川、促进社会发展值得凭借的重要信息源，对于以区域振兴、科技强省(区、市)为主要目标的西部大开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西部地区的振兴与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既有赖于引进国内外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时也有赖于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本土化的自然资源，实现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研究成果与生产力的转换。因此，努力拓展地方文献资源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新领域，不断加大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整合揭示和开发利用的研究力度，对于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3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75-文献资源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系统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其中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准确把握西部地区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是促进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全面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提。针对西部地区与我国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和工作的历史现状，当前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总体目标和主要内容应该是：
3.1总体目标
建立相对独立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促进人们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关注，推动地方文献研究和地方文献工作从侧重人文社会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并重的方向转化。
对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及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客观的分析、总结和评介，从加强地方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的目标出发，提出建议措施，为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提供决策参考服务。
构建面向用户的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的知识技术体系，应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从知识管理和集成角度推动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发展，更好地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3.2主要内容
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科学内涵及其价值与功能研究。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科学内涵及其价值与功能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但业界目前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确切概念和具体内涵尚没有比较精确的表述，关于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独特价值与功能的研究亦未涉足。因此，应通过自然科学与地方文献概念和内涵的分析，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科学界定；同时，根据自然科学和地方文献资源的自身特质，结合西部大开发的实际，对其在区域振兴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特殊价值、功能开展研究。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特点、类型、分布研究。西部地区地域广袤、民族众多，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各具特色，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名目繁多，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应围绕西部地区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从文献的记录手段和载体形态、编撰方法和出版特点、语种等不同角度，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技馆、方志馆、专业科研机构及其它文献收藏单位等不同层面对其特点、类型和分布状况进行深层次的解析和研究，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科学管理、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及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研究。西部地区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深度、广度非常不够，与其潜在的实际价值相比差距很大。应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调研，认真梳理，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基本状况，对前人特别是建国以来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现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总结和评价，进而结合今天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发展的趋势，从宏观和微观管理角度为国家和西部地区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管理和建设提供决策性参考意见。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和特色化建设研究。在当代信息环境下，加快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是实现资源整合集成和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特色化建设则是充分发挥地区自然科学资源优势的必要举措。应结合西部地区网络化、数字化建设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针对各系统文献收藏机构特色化建设的基础和条件，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集成和特色化建设的探索性研究。
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需求特点研究。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知识价值，最大限度地支持西部大开发中各种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活动，是开展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研究的基本目的。用户的信息需求是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原动力，是影响构建其管理模式、运作机制和技术路线的重要因素。应针对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实际需求，对用户的构成、用户的需求特征、需求规律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等开展研究，以真正建立面向用户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和检索报导体系。新晨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的管理运作机制、方法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运作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和方法，是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在认真分析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应深入研究和探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业务运作机制的构建、挖掘搜集的主要途径、集成整合的技术方法、开发利用的主要手段等。
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研究。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及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有利于整合地方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激活资源存量、带动资源增量，形成良性互动发展，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实现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应就如何构建西部地区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网络服务体系，如何形成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自建数字资源为特色、以资源共享为优秀、以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整合和集成为主线的基础平台和共建共享运行机制开展研究。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是地方文献资源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2个民族生活在西部地区。在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文献中(包括汉文文献和民族文字文献)，蕴藏着大量的自然科学文献资源，如天文历法、医药医学等，都是颇具特色的一笔重要宝贵财富和民族文化遗产。开展少数民族自然科学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现状、对策等问题研究，是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4结语
自然科学是提高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源泉，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建立科学世界观的重要基础，对人类思想文明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是一个地域积累和创造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结晶，是记录、保存和传承地方科技成果和科技文明的载体。在西部大开发中，不断加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必将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对西部地区的自然科学研究，对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对我国地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教学反思是一种有益的教学思维活动和再学习方式，每一位优秀教师的成长都离不开教学反思。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使是有“3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30次重复”叶澜教授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难以成为名师，但如果写三年反思则有可能成为名师。“反思教学”就是教师自觉地把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来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总结教学的得失与成败，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和审视，形成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自我监控的能力，不断丰富自我素养，进一步充实自己，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优化教学，不断对自己的教育实践的有效补充活动。简单地说，教学反思就是研究自己如何教、如何学；别人如何教、如何学；如何在教中学、学中教的问题，为此，怎样进行教学反思呢？，我想应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去进行。
一、写成功之处
写自己的教学机智。一节课结束后，回顾教学过程，体会学生学习的成功之处，教师总有得意之处：或启发得当，或例证精辟，或情境创设成功，或过渡语言生动，或“灵感”顿悟……，不论是哪方面的收获，经过不断地积累和归类整理，势必对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将大有益处。教师一定能从中受到启发，总结成功的经验，如能及时记录，可作为日后教学工作的借鉴，有助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课堂教学中，随着教学内容的展开，师生的思维发展及情感交流的融洽，往往会因为一些偶发事件而产生瞬间灵感，这些“智慧的火花”常常是不由自主、突然而至，若不及时利用课后反思去捕捉，便会因时过境迁而烟消云散，令人遗憾不已。
写学生创新和独到之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总会有“创新的灵感”在闪烁，教师应当充分肯定学生在课堂上迸发出的一些独特的见解、精彩的问答、创新的思维，这样不仅使学生的好方法、好思路得以推广，而且对学生也是一种赞赏和激励。同时，这些难能可贵的见解也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与完善，可以拓宽教师的教学思路，提高教学水平。因此，将其记录下来，可以作为以后丰富教学的宝贵材料，供以后教学时参考使用，也可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完善、推陈出新，达到教学峰点。
二、记教学中的“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使是成功的课堂教学也难免有疏漏失误之处，何况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双边活动的过程，教学中难免会出现教材因素处理不当、偶发事件估计不足、课堂气氛调控不好等情况。所以我们只有及时、客观地予以记载，系统的回顾、梳理，并对其作深刻的反思、探究和剖析，并分析出问题原因，研究解决的方法，才能避免在以后的教学中重蹈覆辙。因此，课堂教学中有所得也必定会有所失，学生的性格各异，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参差不齐，教师的教学设计与实际教学过程总会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如教法的运用，知识的讲解，例题的选择，板书的设计，学生的反应等方面，课后都会觉得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教学工作的不足，要反复思考，仔细琢磨，采取措施，及时补救。如课堂中问题情景的创设有没有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学习活动的组织是否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小组自主学习有没有流于形式？有没有关注身边的边缘生？学生学习的兴趣是否浓厚？教学行为是否达到教学目标？教学活动是否“沟通”和合作？是否创造性地使用了教材？教学过程是否存在着内伤？教学过程是否存在“伪探究”和做秀现象。通过侧重审视自己课堂教学的失误之处，找到针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教学新思路，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和对策。
三、写出“再教设计”
一节课下来或一天的教学任务完成后，我们应该静下心来细细想想：这节课呈现的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识规律，总体设计是否恰当，教学环节安排是否合理，教学方法运用是否得当，学生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是否得到了富有成效的训练，教学手段的运用是否充分，重点、难点是否突出；今天我有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教法上有哪些创新；知识点上有什么发现，组织教学方面有何新招；解题的诸多误区有无突破；哪些做得还不够好，哪些地方需要调整、改进；启迪是否得当；训练是否到位，学生的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了，学生学得是否愉快，我教得是否愉快，其成败得失的原因何在?还有什么困惑?等等。及时记下这些得失，并进行必要的归类与取舍，考虑一下再教这部分内容时应该如何做，写出“再教设计”，这样可以做到扬长避短、精益求精，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这样就为今后的教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经过长期积累，我们必将获得一笔宝贵的教学财富。
四、养成反思习惯
教师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不断反思、重构自己对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基本掌握的过程。让教师真正意识到并切身体验到反思对其专业发展的作用，对于督促教师自觉进行反思、养成良好的反思习惯具有重要意义。教师自身也应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培养持之以恒的精神、创造良好的反思氛围，养成自觉反思的好习惯。因此，教学反思应贯穿于教师的整个教学生涯，而不是某一阶段的特殊任务。不单单是教学经验、教训的总结，它是伴随整个教学过程的监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活动。就一节课而言，教学反思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而不应只是课后才做的事。课前反思可以明确目标，加强自觉实践；课中反思可以调控教学，提高教学效益；课后反思可以使教学经验理论化，促进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一句话，时时、是反思之时，处处、更是反思之地。可见养成习惯在反思中的作用是如此之大。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3结语
总之，研究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的运用，是符合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响应了素质教学的要求。同时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步融入学生的成长之中，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学，它不必追求形式的完整性，只要达到探索的目的，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就行。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性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始终坚持学习探讨运用，才会真正起到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变，最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研究性学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兴起的一门全新的课程模式。其内涵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并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从广义上讲，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活动，是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和方法，它适合于各学科的学习；从狭义上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创设类似一种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自己去感受，通过探究，主动地获得知识。其意义在于改变学生单纯地按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从多种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这种方式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等特点，需要通过较高水平的思维来学习，既强调理论知识又重视社会实践，最适合未来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1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要求
1.1教师要转变观念发挥其应有作用
研究性学习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平等学习者、组织者、指导者，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带着各种疑问，怀揣各自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彼此讨论学习，共同探索发现、解决问题。作为指导者，教师的作用应重新构建，教师要及时了解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组织指导学生，了解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和对知识的需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学生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和创新。同时研究性学习对教师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研究性学习的不断深入，教师会失去对学生学习内容的垄断，且会使教师感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再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将会使教师产生危机感，甚至会失去信心。因此，实施研究性学习，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推行研究性学习的首要条件。
1.2课题的选择
选好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课题的选择，既要符合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又要考虑对学生的发展和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同时还应考虑学校的研究条件。课题的选择难度应由浅入深，递进式发展，否则会影响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开始阶段由教师按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课题，随着活动的不断深入，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达到一定层次时，应鼓励他们自主选题，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更大发挥.选题时应着重注意如下问题。
1.3课题的选择应具开放性
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其内容来源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立足于研究、解决学生所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或其他问题，涉及的范围广且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是参与者，是平等的学习者、指导者。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要突破现有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在开放、主动、多元、合作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同一课题，由于个人的兴趣、经验和研究条件的不同，研究过程的设计、方法、手段、结果等都可能不同。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交往合作的能力，为学生和教师的个性特长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学习过程。自然科学教学中，可向学生开放实验室、图书室，深入社会调查，让他们自己设计、操作、完成实验，自己查阅资料，向社会选取研究素材。
1.4注重实践和理论的联系
研究性学习特别强调理论与社会、科学和生活实际的联系。初中自然科学本身来自于自然，研究自然界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学科，研究性学习方式适合自然科学教学，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努力为学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条件。
2研究性学习的实施过程
2.1确定研究方案
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首先积极引导学生对课题进行认真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建立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预期目标，进而组织学生通过查阅、访谈、请教专家等途径，有效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归类，得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
2.2进行探索研究
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学生应根据个人或小组设计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要仔细观察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作好调查记录，对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分析，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观点，形成初步的研究成果。
2.3进行交流、评价
学生在分别收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的资料，以及初步研究的成果用书面材料或口头报告材料通过辩论会、研讨会、搞展板、编刊物等形式，在小组内或班集体上进行交流，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报告。通过实践、交流、研究，逐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锻炼与他人进行交往合作的能力，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问题，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
3结语
总之，研究性学习在自然科学教学中的运用，是符合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响应了素质教学的要求。同时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步融入学生的成长之中，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性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学科教学，它不必追求形式的完整性，只要达到探索的目的，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就行。本文所论述的研究性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有始终坚持学习探讨运用，才会真正起到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变、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变，最终为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
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风趣讲课，创设轻松的教学氛围
教师是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主导者，教师的一言一语都会受到学生的关注。教师只有提高自身的语言运用能力，采取风趣的讲课方式，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氛围，减少学生上课的紧张感，同时也可以提高教材讲解的效率。如在正式开始上课前，教师可以问学生：“同学们，从古至今有三个有名的苹果，你们知道是哪三个吗？”大多数学生都摇头，纷纷说不知道。教师趁机解释：“第一个苹果，被夏娃和亚当吃了；第二个苹果，砸在牛顿头上了；第三个苹果，就是苹果手机啊！我们现在没有苹果，但是可以看看牛顿被苹果砸了之后，为物理及自然科学做了什么贡献。”教师的讲话会让学生觉得很有趣，同时对物理及自然科学课堂也有了更多的期待。这时，教师就可以讲解教材内容了。教师风趣的讲课不仅可以创设轻松的教学氛围，而且可以增加学生对物理及自然科学的喜爱之情，这都有利于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有效开展。
二、实验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好奇心
好奇心能够驱使人们积极思考，通过努力获得答案，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因此，在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通过实验导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努力思考和认真听课。如教师可以问学生：“同学们，不同物体下降时的速度一样吗？它们会同时落到地上吗?”学生一时难以肯定地回答教师的问题，于是教师就可以做一个实验，选取几种不同的物体在同一时间从相同的高度抛下，然后与学生一起观察实验结果。当实验结果与学生的认知发生冲突时，学生一定很想弄清楚原因，这时教师就可以引入教材内容，解决学生的疑问，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教材内容。
三、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加强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之所以让学生觉得很难，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实践，难以验证和深入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动手实践有利于学生巩固课本知识，也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因此，在中等师范的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多自己动手。如在讲关于摩擦力的知识时，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动手，采用不同的物体做实验，通过自己的实践发现摩擦力的大小与什么有关，然后再根据教材内容的讲解验证自己的实验结果和猜想。亲自动手可以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当中，不仅体现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而且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在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的教学中，教师应多鼓励学生动手，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强化学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四、总结
中等师范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的有效开展，对学生知识的增长和能力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物理及自然科学教学中，教师应当运用风趣的语言授课，积极导入实验，鼓励学生多动手，从而降低教学难度，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促使教学的有效开展。
作者:缪彦单位:江西省上饶师范
1前言
目前，进一步实现建设创新国家任务所需的我们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都大力加强对科技管理。在那之前对政府科技管理研究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科学技术活动的角度出发，科研管理开始，然后过渡到科技管理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中国茶。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产生的科学理论的科学结果不够宽广的视野中看待政府科技管理的角度。我只是因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宏科技活动和科技管理活动很难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我们政府的科学技术管理作为政府管理社会问题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认识到政府科技管理工作的政府关系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力、渗透力；另一方面，政府将科技项目管理的内容设置科学技术管理范围内采取的管理方法，反而更像管理服务功能的公共管理的角度，政府科技管理活动进行重新定位，明确政府的新技术管理方式和新的内容有很大的意义。
2公共管理视野下的政府科技管理活动
2.1政府管理的内涵
公共管理的视野就是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公共事务的管理本身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在一定的共同成员范围内对所相关的公共事务进行一定的管理，这是一种社会化的事务，也是一个社会化的流程，具体来讲就是要体现为一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对群体内部的成员进行普遍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管理本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特征：社会性，也就是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所针对的对象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的公众利益共同体，是公共范围内的事物需求的产物；动态性，也就是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公共事务的服务范围也会有一定的差别，同样的公共服务活动再不同的时空范围内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层次性，也就是说根据公共事务本身与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有相关关联性的，在纵向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可以在社区性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公共服务和地方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外在表现性，也就是说公共事务本身是与一定的公众利益相互关联的，而且其本身也是公众所追求的共同利益的产物。
2.2以科技管理活动以及政府的公共管理
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政府的管理手段和方法改善的重要方式，还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不断提高的趋势。社会转型。这不仅能有效促进当前国防发展国民教育水平???还可以再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同时国家文明建设，例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等依赖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依赖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科学技术本身有很强的无法控制的有效性，消费社会，社会的发展也为比较大时，这样做，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主体，需要对科学技术进行日程管理，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贡献的方向逐渐使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事业中去。因此，渗透到各个方面的功能范围，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所以科学技术管理都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3合理定位政府科学技术管理工作
3.1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科技管理平衡
政府与企业本身是科技活动的投资主体，必须要分清楚政府在科技管理工作中有效接入的范围才能够更好的发展科技。我们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可以从科技产品本身的属性角度区分两者之间的范围问题。科技产品本身可以划分为私人性的或者是公共产品型的。公共产品包含了基础性的，研究周期比较长，研究的收益比较小，研究的规模比较大的科技项目。所以，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公共性投资产出的。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求必须要进行公共决策和公共监督。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中要表现出比较高的公正性和信息透明性。而反观私人产品，其本身是在科技领域的研究中为了能够使得企业获得更好的竞争优势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包含了一些专利性的项目和专有性的技术。由于不同的科技研究项目的特点不同，针对的方向也不同。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必要针对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作出有效的划分和研究。政府不需要设计的范围，或者是政府可以涉及但是也可以不涉及的范围，都要交给市场去管理。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保证科技发展的自由度，也能够有效的提高科技发展的速度。
3.2充分明确科技管理工作在政府公共管理工作中的地位
在之前的科技管理工作中，其地位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医疗卫生以及文化教育等的事业性质的分类。科学技术管理本身的社会事业管理的范畴。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研究和生产周期不断缩短科技活动的利益也越来越大的利益相关者也越来越多，而科学技术本身还不如区域内的融合活动更加强烈。科学技术已经在社会各领域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为社会各部分???提供智力上并有效改善传统的运营及管理手段，提高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也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个国家的优秀竞争力的主要标志。科学技术不断地大范围，以便不不同农业科学技术、文化、卫生等领域独立性的综合发展领域的复杂系统，这种系统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失去的管理效果。所以我们要明确科学技术管理在政府管理中的位置需要的话，政府的管理活动中，在宏观经济、财政等系统的综合管理系统，是一种单一行业的经营手段。然后各领域中有关政府机构设置，不断促进科学管理本部门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业角度和社会角度不断促进政府管理科学科技提高政府科技管理的效果。
作者:胡庆红单位:鹤岗市科学技术局
1.建立单位信息及人员信息库。
在新管理系统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单位信息数据，包括单位性质、单位名称、联系部门、联系人、联系方式、地址等信息，以便基金管理机构对全省110多家各类单位，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医院、企业等进行分类管理。同时建立了依托单位管理员和项目负责人信息库.依托单位管理员账号由系统管理员分配，并由各依托单位自行完善单位信息。项目负责人账号由项目申请者自行使用身份证号进行注册，保证了每个项目负责人账号的唯一性。依托单位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可以对项目申报人员所有的项目信息进行管理，避免同一项目重复申报。
2.建立专家信息库。
建立了一套专家信息库，包括专家所在省市、所在单位，出生年月等，并按照国家基金代码的标准，为每个专家设置三个学科代码，并增加了一项专家当前主要研究领域的信息。并且每年在邀请专家进行项目评审的时候，会要求专家对自己的信息，包括最近的研究方向和擅长的领域进行完善和更新。在专家评审过程中，尽量使评审项目的学科与专家擅长的研究领域一致，做到评审的公平。当前的专家信息库已经收集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1000多名专家信息。
3.实现项目全程在线管理。
系统将一个项目从申请到结题的阶段分为项目申报填写、项目申报依托单位审核通过（未通过）、项目申报管理机构审核通过（未通过）、项目评审、项目评审通过（未通过）、项目结题等20多个状态，项目在不同状态下都只能进行相对应的操作。3.1项目申报。项目负责人在进行项目申报时按照国家基金的代码进行分学科申报，这样在进行评审分组按照研究领域进行科学分组。申请人在项目申请时，基本信息由注册信息自动生成，申请人只需要填写项目书的正文部分，并上传证明材料，之后由系统合成完整的申报材料文档。3.2项目评审。评审专家根据分配的用户名进入系统，查看申报材料文档，根据不同类型项目的评审标准，按照评审要求对项目进行网上评审。3.3项目立项。项目在经过相应轮次的评审之后，系统会将项目根据评审结果排序。确定立项项目后，申报人可以进行项目计划任务书的在线填写。系统管理人员可以设置项目计划任务书中的约束内容，比如项目执行起止时间，项目经费等内容。申报人填写完成后，经过依托单位的审核推荐后，再由系统管理员审核。3.4项目实施。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在线填写中期检查报告，以便管理机构了解其实施情况，根据项目实施情况，系统管理员可以对项目进行终止等操作。3.5项目结题。项目到期后,项目负责人在线填写结题报告，管理机构组织专家在线对项目结题情况进行评审,最后根据评审结果实现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等级评定，实现了项目从申报、立项、实施到结题的全程在线管理。
4.依托单位管理的完善。
新系统完善了依托单位的管理功能，依托单位可以对本单位人员和历史项目进行统一管理，从项目申报、立项、实施到结题全程管理。比如对本单位的申报项目进行审查，并可以对项目进行推荐或退回等操作，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项目结题进行审核。
5.系统管理的完善。
5.1按照学科代码对项目进行分组并匹配专家。在进行项目评审时，系统管理员按照项目申报人填报的学科代码进行分组。一级学科代码决定大的学科分类，之后按照项目的二级和三级学科代码进行学科内的分组。并根据相关研究领域进行评审专家的匹配，并遵循是每一小组的专家来自不同省市的原则。5.2根据不同类型的项目设置不同的评审方式。根据不同申报类型的项目，系统管理员可以自行设置不同的评审方式，比如打分、评等级和投票等，解决了原有管理系统评审方式单一的问题。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某些情况下评审意见为必填，以便专家对项目评价的书面意见，给项目管理部门提供参考。5.3建立信息统计功能。新的管理系统建立了信息统计模块，可以按照学科、依托单位等信息对所有申报项目和立项项目情况进行统计，方便管理部门从单位、学科等方面掌握申报情况。并可以从项目申报人及项目组成员的年龄、学历、职称等方面统计项目申报人和项目组成员的情况，为管理机构了解并分析项目承担人员的情况提供了依据。四、自然科学基金系统使用过程中的体会作为一个服务平台，新的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从最初的提出设计需求到实际投入运行，已经经历了近两年时间，在使用中不断听取用户的意见，针对用户普遍反应的问题，在一些细节方面进行了修改，尽量做到了为广大科研人员服务，在系统的可操作性、简洁性方面进行了完善。虽然在系统兼容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尽量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满足用户的需求。作为一个管理平台，新的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基于《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从项目管理的角度考虑了系统总体结构的构建，并针对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一些模块进行了优化，使项目管理更高效更规范。但是随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量的不断扩大，以及对项目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系统还有更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对于新的研究领域和交叉学科如何确定评审小组，项目结题后若干年后的社会影响的跟踪与评价等，都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谢敏檀朝满黄进单位：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甚晚，1915年，一批年轻学者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学术刊物问世。1928和1929年，先后成立了部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建立了博士学位制度，但从未实行。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从哪里来？科学家同工人、农民一样，每天都要老老实实地劳动。没有持续不断的刻苦钻研，何来创新灵感？从1960到1980年，我们曾一直强调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那是针对过多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现在应当在新的意义下再次强调“六分之五”，把科学工作者从论证、检查、评估、考核等无休无止的非科学浩劫中解脱出来。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少一些不作研究的“研究员”，不讲课的“教授”，不从事科学的科学院“院士”，少一些把学生交给“保姆”而自己实际上不予过问的“博士生导师”，则科学幸甚！
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只抓技术，不促科学，是竭泽而渔。从科学到技术，从基础到应用，中间需要多少次接力、传递、反馈，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应用研究确实是我国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大量人去做的事情。它决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个单位去“一竿子插到底”。只有重视和保护相对少数的基础研究，才能使从事基础到应用到产品的广大中间地带研究和开发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说明，凡是过分强调应用、冲击基础的时期（而这样的时期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正是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而并不完全是纯基础研究。多数人转去谋求经济效益，少数人撤到更为基础的领域、或者滞留国外，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为无人缺人地段，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的多次反复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教训，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做得好一些。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甚晚，1915年，一批年轻学者倡议成立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是在这片土地上自主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学术刊物问世。1928和1929年，先后成立了部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建立了博士学位制度，但从未实行。
起步甚晚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又受到急功近利、科技混谈的政策影响，多次在似曾相识的压力下挣扎。其实，不同时期政策要求的相似性，跨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权更迭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传统的沉重束缚。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中国第一次有可能在较稳定的环境中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当时工业部门的研究力量几乎等于零，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研究所为工业部门解决过大量实际问题，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经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为例，它承担过的任务包括：为黑龙江阿城仪表厂解决铝镍钴永磁合金浇铸余料的再利用问题，为鞍山钢铁公司解决延长耐火材料寿命问题，为建筑部门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为飞机制造工业研究铝合金相图，为电机业研制单取向和双取向硅钢片等等，这些工作多数都没有总结成学术论文，留下来的完整记录很少。前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为冶金提出的连续轧钢中的钢锭冷却速度，专门解决了一个热传导问题。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发表在庆祝周培源先生80寿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个特例。总之，当时科学工作者们投身思想改造和经济建设，并没有十分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意义。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没有把基础研究置于特别地位。这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国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说：“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脱离实际，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间，近视的倾向、简单的要求，何曾稍减。从积极的方面回顾，三年（1957～1960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外国人和后人看来，近乎荒唐，却也反映着我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毕竟中国科学院的规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的发展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历了支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我国自然科学，确实到了应当作加大纵深的战备调整的时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仅耽误了时机，还对本来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进行了全面冲击。看一看这后面的“社会舆论”，是颇富教益的。我国理论物理研究在“”期间的经历，正好用以典型地说明传统的理论实践观的作用。理论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领域，粒子和场、原子核理论、凝聚态和统计物理、天体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谈话中所表现的重视以及与“一分为二”哲学命题的关系，得以保存队伍，并以70年代初杨振宁、李政道相继访华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为契机，有所复苏。核物理因为有国际背景和“核参数”任务的要求，基本维持原状，还得以在“工农兵大学生”中要求一定的培养数目。凝聚态和统计物理是四个领域中最接近实际的，却从哈尔滨到广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为接近实际，自认为有发言权的批评家也多。中国科学院军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绍物理所情况时说，“从前有一个理论研究室，理论脱离实际的典型，解散了！”与此成为鲜明对照，最为“好高骛远”、“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体和引力理论，在此期间有所壮大。那原因却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国一些优秀的数学家转入这一领域，对“军宣队”这是联系物理实际，他们仍然可以作一点现代微分几何，同时训练了一些年轻人。工厂技术员到车间当工人，实验物理工作者下厂做技术员，理论物理人员去做实验，数学家来搞理论物理。这发生在“弯曲时空”中的“平移”，使许多人联系了“实际”。
我国目前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完成人类基因组1%和水稻全基因组的测序，确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动测序机器全系舶来，还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万亿次以上浮点运算的大型并行处理系统，当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记关键芯片仍靠进口。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流”。只有浓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产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能靠别人的基础研究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
“基础研究要有国家目标”是堂皇而正确的提法，问题在于由谁来规定这个“国家目标”。一位年轻的管理干部曾对我说，你现在从事理论生命科学研究就是符合“国家目标”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问题中干得正欢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关于生物学发展战略的常委扩大会，此后就开始思考和准备向更为非线性、更为复杂的生命系统作战备进军。从1991年以来，我所在的研究组就不断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全力以赴做生物问题，现在其实还没有入门。怎么能做到一旦“国家目标”下达，三年之内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另一种错误概念。生产企业、工程项目、技术攻关，理应加强管理。而不恰当的“管理”，正在妨碍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根本进步。应当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来当“官”，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科学管理部门忙于改组机构、评议课题，却很少对科学研究的支撑体系下功夫。仅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为例，它的读者范围远远超出基础研究。1980年订阅原版期刊5377种，买原版书7245种。到1991年，原版期刊数量砍到1277种，购入原版书降到642种，几年间期刊平均订阅价上涨8.6倍，平均书价上涨14.4倍，而该馆图书经费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学校图书馆停书保刊，还越保越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影印书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图书拨款以兹补偿？有些领导强调国际互联网上有大量在线期刊资料，却不提大多数有用信息乃有偿服务。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国教授那样，不敢放手让学生上网，就是因为计算机网络收费不在高处统一解决，而是往下层层加码。学界多次呼吁，陋规至今未改。目前广泛存在于学术界中的浮躁情绪、泡沫科学乃至学术风气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发的。一些管理科学技术事业的负责人士，总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内见到成绩；掌管经济预算的部门要听见金元宝落水的“响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要有队伍、有物质条件，还要有时间积累，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共和国成立50多年了，从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两三代基础研究人才。提法不断更新，实质上总不敢在基础研究领域旗帜鲜明地放开步伐的科学政策，已经使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还应当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未能摆脱一种半殖民地的心理状态。某些已经作了大教授的人士，开口闭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还没有跳出原来所学课题，却学会了美国“老板”作风，经费多了花钱雇人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况对内保密、对外开放，国内同行只能偶尔从国外访问者中了解一二。许多课题论证实际上也是引用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
我国在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世界排名，已经由1995年的第十五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八位。然而，这里面有多少高影响力的文章呢？2000年，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项统计。它把1981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分为22个领域，每个领域内部比较，用计算机挑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扣除重复后，总计有76998篇文章入围。这些文章中213篇至少有一个作者的工作单位在中国大陆，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论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单位都在中国大陆，占0.061%，即略高于万分之六。这些数字同论文总数呈尖锐对照。其实，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原始创新”。原始创新从哪里来？科学家同工人、农民一样，每天都要老老实实地劳动。没有持续不断的刻苦钻研，何来创新灵感？从1960到1980年，我们曾一直强调要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那是针对过多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现在应当在新的意义下再次强调“六分之五”，把科学工作者从论证、检查、评估、考核等无休无止的非科学浩劫中解脱出来。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少一些不作研究的“研究员”，不讲课的“教授”，不从事科学的科学院“院士”，少一些把学生交给“保姆”而自己实际上不予过问的“博士生导师”，则科学幸甚！
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只抓技术，不促科学，是竭泽而渔。从科学到技术，从基础到应用，中间需要多少次接力、传递、反馈，有大量的中间环节。应用研究确实是我国目前情况下最需要大量人去做的事情。它决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个单位去“一竿子插到底”。只有重视和保护相对少数的基础研究，才能使从事基础到应用到产品的广大中间地带研究和开发的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十年来的经验一再说明，凡是过分强调应用、冲击基础的时期（而这样的时期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正是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而并不完全是纯基础研究。多数人转去谋求经济效益，少数人撤到更为基础的领域、或者滞留国外，最需要人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为无人缺人地段，这是我们从建国以来的多次反复中总结出来的重要教训，希望在新的世纪，能做得好一些。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摘 要：新课改推广要求基层教育工作者积极践行，结合自身的教学实际情况，不断创新与发展。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新课标的优秀观点，并结合自身教学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从“现代教育技术”“综合实践活动”及“开发教学资源”三个方面入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小学；自然科学；新课标；现代教育技术；综合实践活动；开发教学资源
新课改运动的普及与推广要求基层教育工作者积极践行、落实其大力倡导的先进教学观点以及理念，并要结合自身的教学实际情况，对所运用的理念进行不断创新与发展。这就奠定了各学科教师学习新课标理念、贯彻新课标理念、革新新课标理念的重要基调。笔者身为一线小学自然教师，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对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新课标所提倡的优秀教育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与实践，现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将个人的一些认识与见解归纳、总结如下。
一、恰当、科学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之一，在此背景下，各行业各领域都对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了最充分的运用。教育界也不例外。《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更是在其教学基本理念中明确指出：“现代教育技术为教育教学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教师应当从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教学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笔者认为，新课标之所以如此倡导，是因为现代教育技术在小学自然学科中的恰当运用，能有效拓宽学生的视野范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能有效兼顾学生的学习差异。以下的教学实践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如，在教学“人的进化”这一内容时，笔者就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为学生出示了一组猫、狗、大猩猩等不同动物以及人的幻灯片，要求学生认真观察图片，并回答哪一动物与人的亲缘关系最近。通过观看图片，学生很快就能回答出：“大猩猩与人的亲缘关系最为接近。”在此基础上，笔者又通过图片对比的方式，比较了人与大猩猩外部特征的相似之处。例如，人与大猩猩都能直立行走、五官长相位置大致相同、都具有丰富的面部表情、都能灵活地用手拿东西等。借助现代教育技术，不仅有效扩充了课堂容量，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使学生对于“人的进化”这一知识点具有更为浓厚的探究兴趣，而这很显然为他们在高涨的学习姿态下积极、主动地融入“人的进化”的具体学习活动之中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教育技术在小学自然与科学教学中的科学运用具有良好的效果。
二、灵活组织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
现代素质教育理念提倡“学中做”“做中学”的观点，即鼓励学生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夯实理论知识、提升实践技能。与此相适应，《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持有相类似的教育观点：“教师应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实教学过程，这些活动的开展既能使学生亲身体验科学发现、科学探究、科学创造的过程，同时更有利于学生在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中切实发展、提升自身的自然科学修养及综合素质。”
笔者认为，小学自然科学教师在践行这一先进教育观点时，应当从所教内容出发，从所教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精心选择那些与学生生活实际紧密相连、能充分诱发学生兴趣的活动，同时，又要与学习内容密切相关，这样才能确保综合实践活动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对此，笔者感受颇深。例如，在教学了“种子植物与非种子植物”这一节的相关知识点之后，笔者就将学习的阵地由课堂转移到了校园这一广阔的空间，要求学生利用校园内丰富的植物资源，在认真观察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哪些植物是种子植物，哪些植物是非种子植物。
这一学习形式新颖别致，因此学生的参与热情格外高涨，他们全都自觉且积极地投入到了实践活动之中。在这一综合实践活动之中，学生既懂得了植物可分为种子植物和非种子植物纱罄啵同时，更是通过认真观察植物落在地上或者是长在树枝上的种子，对其属性进行了科学、正确的判断。例如，广泛分布在校园中的松树属于种子植物，而潮湿、阴凉处的苔藓则是非种子植物；除此之外，有些植物的种子是裸露在外的，像银杏、云杉等；而有些植物的种子外则有果皮包被着，像玉米、菜豆、向日葵等；有果皮包被的最大意义是能对植物的种子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进而有益于其传播……如此，通过这一综合实践活动，一方面学生的自主探究意识及能力得到了显著的锻炼与发展，另一方面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对植物类别进行划分的过程，更是他们回顾、复习课堂所学理论知识，进而建立完善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该项教学实践案例充分证明了小学自然学科灵活组织综合实践活动一举多得的良好教学效益。
三、合理开发一切可用的教育教学资源
《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强调：“各地区、各学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统一、划齐的要求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小学自然科学教师应当积极挖掘、合理运用一切可利用的教育教学资源。”笔者认为践行新课标这一理念的优势在于，能使得小学自然与科学教学变得更为契合所在地区、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而显著优化、改善最终的实际教学效果，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也能因此得到更好提升。
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观点。如，在教学“保护大气”这一知识点时，就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同父母一起，对平时生活中常见的大气保护标志、环境保护标志进行充分的搜集与整理，这一社会生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既使得学生掌握了更多的环保标志，更使得他们深刻认识到保护大气、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教学反响异常良好。又如，“土壤的成分”这一内容涉及“土壤的保护”这一知识点，在教学了相关的内容之后，笔者就要求学生在课下自由结合成学习小组，并以小组为单位，利用互联网络技术对土壤遭到破坏的原因、土壤遭到破坏后的严重后果以及有效保护土壤的措施方法等进行相关信息的搜集与整理。这一网络资源的充分利用，既有利于学生信息搜集、归纳能力、问题分析、问题解决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切实进步与发展，同时，更能使得学生自觉树立起“保护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一端正的价值观念，而这恰恰正是“土壤的保护”这一知识点的教学追求所在。
一言以概之，小学自然与科学教师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应当多渠道、多途径地开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课程教学资源，这对于优化小学自然与科学的实际教学效果、真正促进小学生自然科学素养的更好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而言之，新课标的先进教育理念为小学自然学科正常组织教学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与发展方向。对此，小学自然学科教师必须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新课标的观点，并结合自身教学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灵活运用。这既是迎合新课改历史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又是切实优化、提升小学自然学科教学效率与质量的客观要求，同时，更是促进小学生自然科学素养显著进步的客观要求。
[摘要]在20世纪中史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自然科学方法入史的命运几经沉浮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新史学，从治史理念到研究内容，再到研究方法，均不啻为世纪之交中史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时，环境史学的兴起为自然科学方法名正言顺地入史提供了可能。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由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决定，自然科学方法入史在存在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
[关键词]环境史 自然科学方法 可能 限度
20世纪中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现代史学从一诞生起就与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处于同步并行的状态，而且随着时间越向前推移，中史学自觉接纳其他学科渗透的步履频率就变得越快，以致于在当代史学所采取的各类‘方法’中，我们已经很难辨别清楚什么是纯粹意义上的所谓‘史学方法’”。此处的“其他学科”，恐怕还多局限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谈到自然科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毋庸讳言，即使暂且抛开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庞大的理论命题，我们也不难看出，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确实存在许多不易融合的地方。因此，由中史学的传统特点、治史理念等诸多因素左右，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命运在20世纪可谓几经沉浮。
环境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的新史学，自从西方兴起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然而从其传人中到获得长足发展却不过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但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一批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在积极译介外环境史优秀成果的同时，又力图去构建中环境史研究的学科体系。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方面，其治史理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决定了自然科学方法在研究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受制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环境史研究在为自然科学方法人史提供可能的同时又存在限度。笔者将从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误区等三方面来探讨这种可能与限度。
一
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生态学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是由德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首先提出的，大约在7年之后开始在英语世界传播，但是其真正“运用到对人的研究上，开始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联，从而获得超出自然科学范畴的现代意义”，则是距其产生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在这一时期的西方，人们开始积极运用生态学的逻辑去反思和拷问工业发展带来的日益凸显的生态危机。代表性作品即有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以及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与之相应。环保思潮迅速兴起。同样，我们说“职业历史学家一般都不能不受自己所处时代基本哲学思想和普遍思潮的影响，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影响还总会反映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而该时期史学研究方向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是环境史学的兴起。
如今，最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美两位环境史大家即是唐纳德，休斯和唐纳德?沃斯特，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休斯在其三部著作《潘神的劳苦》、《世界环境史》和《地中海地区：一部环境史》中就一再强调生态分析作为环境史研究一个手段的重要性。在其新著《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休斯在(环境史)“与自然科学的关联”一节专门论述了生态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启发意义。休斯认为：“人类文明不可能将其自身置于自然法则之外，即使那些拥有先进的技术文化的文明也做不到这一点。生态学将人类物种置于生命网络之中，仰赖它而活命、生存。你不能否认科学素养在原则上对于环境史的重要性：完全撇开显而易见的实际困难来说，这为环境史学家如何准备并不断训练指明了方向”。唐纳德，沃斯特同样也认为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内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在尝试环境史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同样表达了对生态学的重视，并达成了以下两点共识：其一，生态学是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其二，生态学的分析方法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工具。
针对学者们普遍强调的生态学与环境史研究的密切关系问题，鲁奇、李恩军提出了质疑。他们坚持认为，生态学与环境史一样，都是重点研究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应该是平行的关系，而不能构成一个作为另一个的基础关系，并表达了一定的担忧：“在逻辑上，如果生态学可以成为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那么就会出现以下的现象，环境史学反过来也可以成为生态学的学科基础，也就是说它们可以互为基础，轻易划分学科之间的隶属关系，就可能导致学科分类之间的混乱，从而阻碍学科的健康发展”。应该说，两位学者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环境史的学科定位是有关系的。鲁奇、李恩军认为，“环境史就是环境史，它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而不是把它列为历史学的分支，所以才会导致他们对学科隶属关系的轻易划分表示担忧。而在我们看来，环境史仍属历史学的范畴，我们并无意于将生态学作为学科基础，而是要充分地吸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环境史的理论，正如上文所述，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基本哲学思想和普遍思潮的影响，环境史生逢其时，我们借助生态学来进行理论建构和展开研究是完全合乎时宜与情理的。
当然谈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生态学理论的转型给环境史带来的挑战。包茂宏和高荣都撰文谈到了这一问题，包茂宏指出：“现在崛起的、更强调对观察者依赖的混沌生态学和生态学多元主义或许预示着‘旧生态学的死亡’，因为它的诸如生态系统、平衡、演替等基本概念都受到强烈质疑。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境史自然也必须对这种‘不科学’的指控作出有效回应”。高荣亦指出：“90年代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则是生态混沌理论、盖娅理论等新的生态学思潮，它们强调自然的混乱与无序。依照这种观念，人类及其文明不必对环境问题负担全部责任。生态学思想的这种转变，使以之为基础的环境史学的批判锋芒在90年代以后明显弱化”。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即牵涉到一个如何对待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既不能把自然科学方法看作洪水猛兽，同时也不能指望通过其建构一套颠覆既往史学思维的研究范式，同样，在环境史研究中引进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亦是如此。我们不能指望照搬其理论方法来进行研究。一方面，直接运用导源于生物学的现代生态学方法来研究具有文化属性的人肯定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一旦赖以“存活”的理论方法出现纰漏，将直接导致研究结论大打折扣，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到的不仅是前车之鉴，眼下的生态学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即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所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固然要有所借鉴，但是如何将这一理论方法内化为可以供我们进行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才是我们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笔者注意到，王利华在早期关于生态史学思想框架的探讨中，即充分论述到了生态学理论对于生态史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该文在2009年收入《中环境史研究》第1辑时，作者在文末作了一段补 充，而正是这一段补充，使其整个理论建构至臻完善。王利华指出：“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选择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伴随着对生态学理论的反思，王利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又反思了引介西方理论方法与建构中环境史学的关系。他指出：“外的理论源于其自身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现实，未必尽皆适用于中。我们应当鼓起勇气自行开展理论探索。一面向西方同行学习，一面从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中直接借取，重要的是根据本的实际和史学传统提出‘中的’环境史学命题，创建‘中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体系，从而向世界提供‘中的’环境历史经验”。
因此，我们只有合理地引人生态学的方法，并将环境史的研究与中的实际和史学传统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够在生态学的理论转型中“守得住”，才能够“走得出”，在际史坛发出中声音。
二
谈到环境史的研究方法，首先必须明确环境史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环境史的跨学科问题，表现为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在具体的研究和操作层面，社会科学的方法已无需多谈，而自然科学方法在环境史研究当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都谈了自己的认识，且已经达成了如下几点共识：其一，环境史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其二，在环境史研究中需要大量地借鉴其他学科的已有成果；其三，一个环境史家应该具备复杂的知识结构，甚至是文理兼备；其四，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存在相当的难度，在环境史的研究中应该开展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
如何理解环境史的学科特点即被定性为跨学科的研究?如何看待自然科学方法在环境史具体研究中的必要性?如何克服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难度?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环境史之所以被定性为跨学科的研究，必须采用或者说无法回避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较之以往的历史研究，环境史的治史理念和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即“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首先，环境史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所谓人类回归自然，也即在肯定人的社会属性的同时，又要充分地挖掘人的生物属性，“回归”即意味着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局面的结束。其次，既往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都是人的历史，而环境史则倡导把自然纳入到历史进程的研究中去，这是史学研究视野的一次重大拓展。综合以上两点，我们不难看出，从事环境史研究，如果不能深入地理解自然法则和自然特性将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换句话说，也即我们必须在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
关于目前众多的学者所谈到的跨学科难度问题，依笔者看，多局限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因为讨论者都是基于一个基本前提――环境史是跨学科研究，需要这样那样的方法。也就是说，这些意见，多是在理论预设的范畴之内，而不是从实际研究中提炼总结出来的。这些探讨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认识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复杂性，但是过分渲染则无益。一下子把环境史研究可能要跨越的数十种学科都一一列举出来，除了令人望而却步之外，其他收效恐怕不大。关于如何应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王利华总结了一句话――“取百科之道术”，笔者赞同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道出了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更重要的是它彰显了环境史学者应具备的学术气度。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当前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拿来主义”，也即我们要勇于探索和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只要我们能够明确地界定自己的研究主旨和研究对象，不要过分自信宽泛地“插足”到本不属于我们的领域，跨学科方法运用起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例如早期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农业的起源》一书，即综合运用了气候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中环境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再如刚出版不久的王建革的专著《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运用生态史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乡村社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较之以往的华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该书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提出了许多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观点，堪称一部生态史与地域史研究相结合的佳作。
当然，克服跨学科研究方法难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即是展开多学科对话与合作。这一点不少学者已经提及。此处，我们不妨以Mark Elvin的新著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为例，包茂宏详细地评述了该书在开展多学科对话与合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此书在方法论上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伊懋可受的虽然是历史学专业训练，但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与专业科学家合作。例如与他合作研究杭州湾环境变迁的苏宁浒博士就是来自中西北地区的水利专家；与他合作研究结核病史的张宜霞博士就是曾在中结核病防治单位工作的实验微生物学家。他用现代遥感成像技术来研究古代中海岸线的变化，用现代人口学方法分析历史上人口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由此可见，不同学科之间虽然存在差异而且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严重，但是这些差异和障碍并非绝对不可逾越，而是可以相互渗透的。交叉研究与固守一门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探索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或者通过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来突破跨学科的瓶颈。但是，依笔者所见，其实跨学科的方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环境史学者的个人研究路径。对于一个环境史学者来说，要掌握所有庞杂的知识，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研究路径来自觉地选择不同的方法，这些研究路径可以是水利史、农林史、气候史、历史地理等等。正如当前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的，“在一份由环境史学者整理的论著目录索引中，论著的作者远不止是环境史家，他们很可能是历史地理学家、农史学家、生物史家、人类学家、地质史家、考古学家、社会史家……”，所以我们应当在尊重研究局面多样化的前提下，突出个性与特点，遵循不同的研究路径来有意识地补充相关知识和方法。
至于跨学科的培养模式问题，沃斯特曾经说过：“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鸿沟确实很难跨越。只有具备深厚的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学科背景的学者，才可能在将来写出第一流的环境史著作”，“就培养学生而言，我总是认为他们需要更广博的历史知识，因为他们要在历史系求职。我总是想让他们更多地接触自然科学，参与跨学科项目，尽管这不是很成功”。由此可见，跨学科的培养模式在操作层面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我们造就环境史人才的必由之路。在中，这个问题尤为棘手和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使得大多数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才凸显知识结构的极大缺陷，而“例如在法几乎就没有分别，历史学家必须把学习地理学作为自己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补课”的任务 可能就会稍轻一点。当前我的环境史人才培养工作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应当积极地去探索和实践，只有通过培养储备人才，才能完善研究梯队。从而实现构建中环境史研究体系的学术愿景。
三
从环境史的具体个案研究和历史书写方式等角度来看，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限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方法不可滥用，否则会大大增加研究结论的危险性；二是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要将研究旨趣和行文表达自觉地规范到历史学的范畴之内，防止历史作品的历史感被抽空。
在历史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必须得当，否则将会得出极其滑稽荒谬的结论，从而使得研究本身变得毫无意义，乃至酿成严重的恶果。
首先，自然科学方法、规律本身存在问题或研究者对其理解不够，如果引入历史研究，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一方面，我们不能迷信自然科学方法，不加辨别即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如果理解不够深入，把握不好运用的尺度。同样无助于研究。例如，冀朝鼎在研究时发现，竺可桢的干旱与否的统计与其水利工程兴修频繁与否的结论并不一致，他指出：“虽然气候的变动可能会影响到某些灌溉计划的效力，但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灌溉了，因为即使雨量的平均值很大，也还存在一个年际间的雨量差异问题，同时土壤的自然属性也不会因之而改变。所以，气候的变动，最多只能看成是一个使问题的研究复杂化了的因素，而不会严重地影响到现今研究结论的主要方向”。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解释，得益于冀对自己大规模梳理方志资料得出结论的信心，另外，气候学上年际间的雨量差异现象很好地解释了“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启发我们，要更好地研究环境史，就必须对所运用的自然科学方法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否则。即使自然科学方法入史不存在客观上的限度，我们也会在主观上给自己平添麻烦。
其次，史料本身存在问题或者误读史料，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在2010年《历史研究》组织的环境史笔谈中，钞晓鸿就环境史资料的解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通过对比分析明清时期一些重要的环境史相关史料，指出：“关于环境的记录或隐或现于各种典籍之中，且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含有作者的主观臆测与倾向，有的存在错谬与疏漏。在环境史研究中，既需要广泛阅读查找，又需要审慎鉴别分析，然后才能根据文献是否适用研究对象而决定是否加以利用”。㈣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钞晓鸿所指出的史料问题绝不限于明清，而是存在于整个历史时期。因此，在史料的解读和利用方面一定要审慎。
再次，史料和方法都存在问题，结论自不待言。赵治乐在反思古气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关于古代中气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方法上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梅花、柑橘等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生物物种，被过分强调，而特殊小气候下的个别现象往往被放大为普遍规律。相反，对雨雪霜等物理现象关注不足。研究者经常有意无意地以冬季温度来代表全年温度，而忽略了其他三个季节；对史料的理解过于片面，在作气候对比时出现标准的游移变换，论据与结论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必然性，运用理论时亦有随心所欲之处。当然。我们说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古气候研究领域所独有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因此，只有正确地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并对史料进行正确的解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考虑如何防止历史感被抽空。其一，环境史将“自然”纳入研究视野决不意味着对“人”的轻视，我们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的目的还是为了探求人类整个历史活动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应当时刻把握好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限度，必须明确我们不是为了纯粹研究“自然史”。其二，一部优秀的历史作品要想让读者产生兴趣，生动的情节、优美的文字、精彩的论述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环境史著作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不加节制、一味地将自然科学的图表、公式、模型充斥全书，恐怕距离一部合格的历史学著作也很远。
关于环境史当中“人”的问题，王利华曾多次强调：“尽管环境史将众多自然事物和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且过去几十年的工作是以此为主，但决不轻视对人的历史探讨，相反，它要比以往更加全面地讲述和诠释‘人类的故事’，只是讲述和诠释所采用的立场和方式与以往历史研究有着明显不同。如果将人类排除在外，环境史将失去灵魂”，“撇开人类生命活动来讨论环境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笔者完全赞同这些见解，也希望讲述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故事能不断地涌现出来。
综上，我们以环境史为中心，探讨了自然科学方法人史的可能与限度问题。在跨学科研究已成为诸多学科发展趋势的今天，史学研究同样无可避免，我们在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中已经取得了诸多的成就，而自然科学方法入史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检验和拓展的领域。综观当前环境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多局限在理论层面。如果不进行具体层面的研究，我们就永远无法对自身的研究设想作出检验，也只有当我们运用跨学科方法作出经得起考验的环境史成果时，我们再回过头来进行检讨和反思，最终才能够建构起中环境史的理论大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