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26 03:18: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经济现象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 洗钱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尤其是对于我国这种处于新兴市场经济时期的国家来说危害尤其严重，如果不对洗钱犯罪加以制止，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甚至全社会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现在世界金融市场对于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洗钱活动也开始转向我国这种处于新兴市场经济时期的国家，因此健全我国的反洗钱制度，加强反洗钱工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反洗钱制度 经济犯罪整治
在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规定较少，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洗钱罪的上有犯罪包括“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再加上2006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六）》中补充的“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其犯罪行为包括：1.提供资金账户，即行为人为上诉犯罪人提供银行资金账户；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和金融票据，是指行为人采取各种方法协助上诉犯罪人将其违法所得转换为现金或者支票、本票等相应的金融票证；3.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即行为人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转账等业务掩饰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
一、洗钱的危害
（一）破坏健全的金融体系
洗钱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良好发展，洗钱性质导致了资金的流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作为基础，因此其不遵循资金流向最有效益领域等的基本经济规律，无法做到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违背正常的市场规律，对经济的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并且若果洗钱行为不加制止，演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洗钱犯罪集团，其拥有的大量资金直接渗透到国家的某一重要经济领域，因其大量的资金就必然会打乱国家经济计划，甚至是破坏国家的经济管理秩序。
（二）干扰和破坏国家司法秩序
洗钱行为最开始被发现有危害并非在金融领域，而是在于洗钱行为使贩毒，盗窃等上游犯罪的不法所得更容易实现，也使不法所得更不容易被发现，对上游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破坏国家正常司法秩序。据调查报告显示，全球犯罪金额在4000亿美元以上，这些巨额资金犯罪份子不管是选择是短期内全部消费掉还是进行窝藏，都很容易暴露犯罪行为，但是通过洗钱就把不法所得光明正大的成为合法资金，达到犯罪的经济目的。
（三）对反腐倡廉产生巨大阻力
贪污腐败一直都是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原因跟我国礼尚往来和官本位的传统思想有关，这些也是多年来一直强调反腐倡廉却收效甚微的原因之一，但笔者认为反洗钱工作不力也是其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能够轻易洗钱，转移不法来源才是我国贪污腐败滋生不息的根源所在，只要在源头上杜绝其洗钱的可能性，不法财物不能消费也不能转移就跟废纸没什么区别，使贪污受贿不能实现经济利益所得。根源上遏制了贪污受贿的不了风气。
二、我国现存制度的不足之处
（一）立法存在明显地滞后性
从现行的法律制度上看，我国的反洗钱制度存在明显地滞后性，从刑法制定至今，除了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加入了几种上游犯罪以外，在没有针对新的上游犯罪进行规定，而现在大部分国家都有着相当丰富的洗钱上游犯罪规定甚至有些国家还将所有犯罪都认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样少量的上游犯罪对我国打击金融犯罪根本不能起到帮助，而仅仅将隐瞒这些新型的犯罪所得财产定为掩饰、隐藏违法所得罪是不合适也不公平的，完全不利于我国健全的法制建设。
（二）反洗钱组织仍然存在不足
从我国现行具有反洗钱职能的机构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官方机构，不得不承认这些机构的监管是强有力的，也在我国的反洗钱战斗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很明显，我国缺乏相应行业协会的支持。一方面，我国存在这样的行业协会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授权，在平时的工作中使他们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引导和地方经济的差异，各个地方的行业协会的行业认同度也很低，这也使得我国各地的行业协会在处理事务上起着不同的作用，难以统一。
（三）反洗钱工作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反洗钱成本高
很多国家为了推进发洗钱工作的进行都会采取一些诸如赏金、荣誉称号等的鼓励措施，但是我国在这反面存在明显地不合理之处，在实际中难以操作，这也使得我国在洗钱犯罪的线索一直停留在犯罪嫌疑人的自首上；另一反面，我国的反洗钱成本明显偏高，这也是到导致我国反洗钱工作难以推进最重要的原因。
（四）从业人员的反洗钱意识低，缺乏经验
现在我国的银行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大部分从业人员仅仅注重业务的发展和经济利益，对反洗钱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反洗钱意识不强。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缺乏专业的发洗钱人士，也没有对员工进行专业的反洗钱培训，其工作人员很难及时的发现可疑资金，而且由于现在证件伪造技术日益高明，一线金融从业人员难以有效识别开户资料的真伪。
三、整治洗钱犯罪现象的相关措施
（一）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反洗钱制度方面存在很强的滞后性，在相关的法律制度方面也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因此我们要对现行的立法进行修改。首先，增加更多的上游犯罪，参照一些国外的法律制度加入一些新型犯罪；其次，在犯罪行为模式上，参照现在国际上先进的洗钱犯罪方式，如网上银行洗钱等行为模式。
（二）确认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在很多国家如英美两国，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在反洗钱工作上甚至起到比某些政府机构更加大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向他们学习，通过立法赋予这些组织一定的权力，因为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是由某一行业人员自发组织而成，其内部规定在行业间有很强的约束力。
（三）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增强反洗钱意识
上文提到由于我国的银行业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现在的从业人员明显缺乏反洗钱意识，处于一种只认业务，不认法律的状态，长此以往将会给我过的金融业乃至于全国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针对现在的员工进行专业的包括法律知识、客户识别能力等培训，在招聘时也应道专门招收这类人才，从事这方面工作。并且在平时应当注意多对员工进行反洗钱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洗钱犯罪的危害和反洗钱的重要性，增强他们的反洗钱意识，避免洗钱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摘要：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不能享受产业工人的待遇，他们已经长期居住在城市却未被城市认同和接纳。他们目前仍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是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矛盾的复合体。
关键词：农民工 就业 户籍制度 社会结构
农民工这个词将“农民”和“工”组合到一起，是一个很奇妙的组合。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意思：农民工里的“农民”表明的是身份；工，表明的是职业。意思是农民身份的人在从事工业或服务业等的工作。要理解农民工现象，这个概念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农民工，从职业角度来说是“工”，农民工做的是工人的工作，但是仍然是农民的身份，这是种奇妙的组合。在过去一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样的一个组合，或者说这样一个身份，以及这个身份背后形成这个身份的制度，依然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都说现代社会里，“身份”在弱化，但至少就农民工这一块来说看不出一个明显的变化。相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明显的是一种固化的趋势，一个社会定型化的过程。这个固化是人的身份在固化，它不仅仅来自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更重要的在于市场也在起着一种固化的作用。例如，原来一个农民家庭的财富和一个城市家庭的财富，相差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城乡差距在扩大，其中最重要不是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是大，但更重要的是财富的差距。
财富的差距哪来的？与国家在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与农村建设投入的不均衡有直接的关系。城市居民的房子动辄价值几百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投资转移渗透过来的。这样它在相对经济上形成的落差，就使得农民想爬到这个台阶上来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这样出现一个固化，或者一个定型化的趋势。
农民工、农二代越来越难融入城市。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城市，农民工甚至包括农村出来的大学生，特别二本、三本学校毕业的学生，要想真正的融入这个城市，实际上会遇到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户籍制度问题，这个问题很庞大，本文就不展开论证。第二个是收入和经济实力和城市生活费用，尤其房价对比，而两者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高房价已经成为阻碍农民工和农二代融入城市的重要原因，而城市高房价的根源，我们可以这样分析：比如说，在A小区现在房价是三千一平米，B小区也是三千一平米，几年后，地铁修到A小区旁边，这个小区房价马上涨到六千了，B小区因为没有通地铁所以从三千只涨到四千。这个两千的差价就不能按照建设成本去定义，实际上是国家在城市建设上投入的资金转移渗透到房价当中。
这些年农村人口的收入离城市生活的成本，尤其房子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国家建设的投入，包括很多基础设施的投入基本都在城市，这个转移过来财富非常多，也是中国大规模财富分配的过程。农民工和“农二代”融入城市的门槛只会越来越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保障房提供；另一个是使离开土地的农民能从转让土地中获得一个实际的、合理的收益。只有农民在放弃土地时能获得一个不错的收益，才能使得他们能更有资本进入城市。
第三个，假定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农民工和“农二代”能不能真正进入城市也还是个问题。那就是城市的社会生态，这个城市能不能给更多的人提供就业的机会，能不能有生存的机会。这几年城市建设，高楼大厦拔地儿起，现代化设施越来越多，但是绝不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就业、生存比原来更容易，甚至还不如原来，尤其对于穷人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户籍制度解决了，城里房买了，就业也还是个严峻的问题。
美国年轻人当中30%以上自谋生路，自主创业。中国连7%都不到，连城里年轻人找不着工作，农民进来，有房有户籍就能解决就业问题了吗？所以改善城市社会生态，让人们在这里容易找到“饭碗”，可能才是将来更实质性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一方面是就业难，另一方面是用工荒，同时存在。这与中国的超大国家规模有关系。从在西部，特别是在四川的考察来看，就能确定东部沿海地区用工荒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沿海地区的企业主不要再幻想西部的人们会再千里跋涉到东部打工，因为中西部地区包括农村里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将来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东部的工厂搬到中西部去，第二个把中西部的人搬到东部。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将来中国城市面临的问题，还是能不能给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中国人口红利在逐渐衰竭。计划生育一直争议很大，在我看来，计划生育不仅要考虑人口劳动力问题，还需要考虑年龄结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老年太多，青少年比较少，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一个正常的年龄结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更为重要。
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有人说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对劳动力供给会形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这里面还要看到技术进步的作用。比如说像富士康说一两年很短的时间要使用三十万个机器人，因为机器人成本已经很低，完成重复性机械化生产的能力很强。我认为，很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对会取代劳动力起很大的作用。机器替代更多的活动，最后的结果是社会的一部分人可能被一个很不合理的方式来承担这个技术进步的结果。
市场机制的缺失让农民富不起来。在中国先阶段，在市场机制下，无论农民也好，农民工也好，都要提高他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无论是农业产量还是农业产业化，很重要的就是农产品价格问题，韩国的农民为什么收入高？韩国的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农产品市场，保护农产品的价格。而中国农民为什么收入低？现在有一些地方说农民收入高，那是搞工业，搞商业的结果。真正搞农业的，没看见几个地方农业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什么？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他在市场中要有谈判的能力，这个说具体一点，就是在农产品价格上没有议价能力。
以前老说猪肉涨点价受不了，凭什么你能涨，农产品不能涨，一张邮票由八分钱涨到多少，为什么猪肉价格不能涨？这和农民谈判能力直接有关，工人的收入也是这样，你得建立一个谈的机制，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谈利益的均衡，能谈出一个利益的均衡来。你说劳资双方最后谈一个点，既要保证工人收入尽可能得到提高，同时企业还能够有利可图。但是我们就是不让谈，政府给你定一个标准，你看好不好？这个标准不是伤害农民，这个标准并不能有力的维护农民的利益。其实这里面光市场化还不够，市场背后有东西，市场是有主体的。它的力量强弱是非常重要的。
在土地能不能缩小城乡差距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明确土地的产权，土地可以流转，农民获得土地流转当中的收益是能缩小城乡差距。但是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快速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而且将来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会面临着一个通货膨胀的现实。因为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农民转让土地从短期来看和从长期来看可能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意义。假如说有的地方山区的土地，也可以转让出十几万，现在看是一个不小的收入。但是如果把城市化和通货膨胀放在一起思考可能就不一样了。现在看十几万是很不错的钱，十年以后相当于一万五，二十年以后相当于一千五，假如说站在十年二十年考虑将来的转让可能是不同的问题了。农村土地开始转让早期，我国曾经实行过一个制度，叫做农转工，土地转让出来之后，不但给你一点补偿，还给你城市户口，还给你城市工作，那时候往往大集体工作。但是后来有人做追踪调查，发现五年、十年之后，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基本上都处于失业状态，然后有的又回去到农村租点地，种菜去了，这个事情怎么做出一个更好的安排来，由于篇幅的关系，我没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考虑的因素可能要更多一些。
农民工现象，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密切相关。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优秀。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开放性的重要特征。现在回过头去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社会。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社会呢？那时候人们获得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等，比较容易，你做什么事相对门槛比较低。但是现在这些年我们机会结构在转变，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垄断，行政性垄断，包括自然的垄断，包括其他这些因素。我觉得在将来影响中国社会走势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机会结构是什么，能不能造就一个好的机会结构，让社会充满活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以往人们用“一个半烟囱”来形容郎溪县的工业经济。其中一个烟囱是殡仪馆的，常年冒烟；另外半个烟囱是澡堂子的，到了冬天才冒烟。然而近几年来，昔日基础差、底子薄、多水灾的农业小县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形成了令人称道的“郎溪现象”。“郎溪现象”是安徽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成功范例，是欠发达县份洼地崛起的生动实践，带给我们诸多经济学上的启示。
羊群效应：整体承接迎来集聚
经济学中有个“羊群效应”，说的是领头羊到哪里吃草，其他的羊也就跟着去哪“淘金”。尽管经济学界对羊群效应的盲目性和非理性颇有争议，但不言而喻，羊群效应可以产生示范学习和狙击协同的作用，并产生规模效益。这就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对于产业集聚，有专家曾作形象比喻：犹如滚雪球，最初仅是一个“优秀”，随后越滚越大，最后成为“巨无霸”，挟排山倒海之力，谁都无法阻挡。
“集群式招商”便是郎溪招商引资最出彩的亮点。这个亮点正是“羊群效应”最生动的诠释。
生动的诠释来自于失败的教训。
2006年，新组建的县招商局将重点放在了浙江。经过与瑞安的顺达电器集团长时间洽谈，顺达有意投资郎溪。但是，在正式签约的前一天，集团高层通知郎溪方面：“我们不来了。”县招商局副局长祝栋很意外，“我们前期谈得很顺利，为何临阵变卦？”顺达方面的回答是，“仔细测算过了，郎溪没有配套产业，买一个螺帽还得跑几百公里，成本太大。”
大项目擦肩而过，郎溪痛定思痛。不改变模式，招商就没有大突破，成不了大气候。唯有“以商招商”，才能形成配套基础，才能产生产业集群。
“以商招商”的命门，是第一个“商”字。找出产业链上的优秀企业，攻下行业中的领军人物。“领头羊”引来了，不愁后面的“羊群”不跟来！
3年多来，“羊群效应”持续发酵，在“领头羊”凯灵日化的带领下，无锡市华庄镇几百家企业签下了投资协议。 3年多来，“羊群效应”成果卓著，企业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上中下游配套厂家一应聚全，再不会有“买个螺帽跑几百公里”的抱怨了。在产业有力支撑下，郎溪工业发展也一改“孱弱”形象，挺起了结实的脊梁。“羊群效应”的影响也很深远，龙头企业的纷至沓来，吸附、带动了其上下游配套企业的投资设厂热潮，它们争先恐后地订购通用厂房，由此形成“葡萄串”式的产业集聚。
随着产业的迅速集聚，由资本规律和龙头企业引领的“羊群效应”日益凸显：2010—2011年间，郎溪的招商出现了“井喷”现象，投资客商蜂拥而至，几乎是抢着与郎溪签约。时任郎溪招商局长的夏严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真是签约签到手软，有时一天就是10来个项目。”客商的纷至沓来甚至都有点出乎郎溪人自己的预计。2009年底，郎溪无锡工业园刚起步的时候，他们曾希望有两百余家企业落户。当时，已来郎溪投资，现任郎溪无锡商会会长的客商宋剑星建议：“不够的，至少400家，要建就建大一些。”郎溪人还有点将信将疑。果然，到2011年初，无锡来签约的企业就有五百余家。目前，郎溪无锡工业园的签约企业已多达七百余家。
飞地效应：共建共享换得双赢
“飞地经济”是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双方政府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把“飞出地”方的资金和项目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方的工业基地，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从而实现互利共赢的持续或跨越发展的经济模式。按照安徽省皖江城市带发展规划的想法，皖江地区与长三角其他省市共建园区，能够有效地将招商引资常态化，达到互利互惠、共建共享的目的，也可以引进发达地区园区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提升园区管理、园区规划、园区建设上的水平。
2011年，以常州武进区东华镇的产业集群转移为主体的“东华工业园”在郎溪正式开工，首批80家企业集中开工，科技孵化园也在加紧建设之中。这一次，郎溪与武进方面，通过政府间的合作，采取了“飞地经济”的模式，把郎溪的招商引资方式又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几乎同时来的还有浙江人。2010年11月8日，郎溪（中国）经都产业园区正式签约落户郎溪十字工业园区。总投资554亿元，预计8年建成。建成后，有望成为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园。这一项目中，郎溪和海宁两地政府、海宁精编产业园区管委会、领头企业都加入进来，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创新了产业转移的模式。精编，作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门类，是海宁享誉海内外的“三大产业”之一。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对郎溪（中国）经都产业园区的建设的预期评价是：意在再造一个“海宁精编”。
如果说最初的锦富箱包产业园的落户还有一些偶然因素的话，那么接踵而至的无锡、常州、海宁产业园就显得意味深长了。众所周知，无锡、常州是苏南制造业的脊梁，也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轫地，其传统制造业的品质，国内一流。郎溪通过集群招商，把这些企业群整体引入，对承接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形成郎溪工业的体量和品质，意义深远。比如，在郎溪无锡工业园签约的七百多家企业、拥有国家和江苏高新技术企业称号或者相关产品认证的二百余家、外贸企业二百余家。东华工业园也有着类似的情形。无怪乎落户郎溪的无锡客商惊呼：照这样的速度下去，郎溪人恐怕用七八年的时间就要走完无锡人100年的制造业之路。
郎溪还与常州的钟楼区、上海的松江等地政府密切接触，试图再次扩张“飞地经济”的规模。在招商引资的实践中，郎溪人开始体会到如鱼入水的感觉。
蝴蝶效应：亲商安商焕发磁性
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巨大变化。郎溪的招商引资热潮正如一场飓风，引起它的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蝴蝶？
县城框架迅速拉开，对外形象快步提升。这是踏上郎溪这片土地就能看得见的。几年前的郎溪县城，破旧、狭小，被外地客商戏称为“只有一个红绿灯”的县城。如今，新城区大道通衢，新楼拔地而起，建设标准和起点，等同或高于周边江苏的溧阳、高淳。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县城呼之欲出，对外形象显著改观。位于郎溪城中心的瀚海国际大酒店，四星标准、投资8个亿，开业以来，一直生意红火。走进大酒店，硬件、服务在全市已落成营业的酒店中，绝对算得上是领先。住客南北各地的口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郎溪的“人气”。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城区边缘的一片杂乱之地。
在分析“郎溪现象”时，无锡市委书记形象地说：“国家产业转移相关政策还没出台，郎溪就把客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有媒体这样评价郎溪：“在抢抓机遇上，郎溪人聪明过人、招式过人、敏捷过人。”
在招商引资和承接转移的过程中，郎溪的服务意识很强，服务质量很高，他们的真诚打动了每一个到郎溪投资的人。郎溪的外来投资者常常听到郎溪的干部这样一句话：“围墙内的事情，你做；围墙外的事情，我来。”这话说到也做到了，郎溪招商服务有“四个一”：一家企业，后面对应一名县领导，一个服务班子，一个包干中心。郎溪的开发区基本上是零收费，虽然政府一年财政收入才8个亿，但却给开发区下拨了9个多亿的启动资金。这种敢把家底掏空搞服务的真诚，谁能不为之心动呢？亲商安商说说不难，但真正做好，既需要真金白银，更需要真情实意。
开放的移民文化也为郎溪招商引资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郎溪历史上历经宋朝的方腊起义、岳飞六战金兵、元将阿剌罕屠城、明嘉靖日本倭人、清军与太平军反复拉锯，不断上演人间惨剧。郎溪真正原住民极少，因此在很多外地老板眼里，郎溪是中国除上海、广州、深圳以外的第四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都是包容性极强的城市，没有很多城市所共有的排外心理，更适合投资。在这里办事不用给红包、民风纯朴，在郎溪的宣传网页上，一直挂着这样一段朴素文字：“我们是文化底蕴深厚的人，通情达理、开放包容；我们是真诚纯朴的人，待人实在、言而有信；我们是雷厉风行的人，高效率、快节奏。”
随着一批批新项目入驻，一场新型支柱产业的大调整正风行郎溪，一个特色鲜明、产业环境较为成熟的“磁性郎溪”正在苏皖边界快速崛起。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的民工荒现象，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导因，也有经济结构变化的导因，但民工荒不表明中国已实现了充分就业，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存在。未来，失业压力或将困扰中国。
中国GDP增速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呈现逐级回落态势。但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明显区别在于，中国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恶化，没有出现2008年农民工因失业而大量返乡的现象，反而还出现了低端劳动力市场招工难的问题。从历史看，中国受失业困扰的年份均发生在经济增速下行期间，为何这次却出现反常现象呢？
内生增长已部分替代外需拉动
上一轮中国农民工的大量失业发生在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中国出口负增长，导致大量出口型企业关闭，农民工被迫返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研报告，受金融危机影响，截至2008年12月31日，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返乡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62.4%、16.1%和21.3%。这应该是2009年国家启动“4万亿”巨额投资的诱因之一，因为失业问题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若观察出口依存度，即外贸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可以发现1985年该指标只有9%，而到2000年则超过20%，其峰值出现在2007年，达到37.1%，说明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前夕，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也达到了最高峰。正是因为过去20多年来对出口的依赖越来越大，一旦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逆转，国内经济和就业就会发生剧变。
然而，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开始明显下降，2009年降至24%，2011年也只是小幅回升至26%，较2007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这当然与中国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应对次贷危机有关，但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已有明显回落，可出口增长率却难以重回2007年以前的水平了（附图）。从全球贸易大国贸易份额的变化看，如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是在本国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10-12%之后，便不再上升。而中国2009年的出口份额已居全球第一，至今连续3年占比在10%以上，故中国再要通过外需来维持高增长已不现实，这就使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内生增长型经济成为必然。
尽管早在1995年中国政府已提出经济转型的口号，但实际进展较慢，近年来则明显加快了步伐。在转型过程中，劳动力的流向和结构也同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减少，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增加。如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减少888万人，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则比上年增加618万人，增长33.2%，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比重上升到17%；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比上年增加775万人，增长35.8%，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比重超过了20%。这显然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明显超过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有关。如从2012年一季度的外贸数据看，中西部地区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重庆和河南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5倍和1.4倍，广西、四川和湖南的出口增速分别为41.2%、31.9%和18.7%，而广东、浙江等出口大省却都只有个位数增长。
二是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也有所放慢，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呈现中年化倾向。随着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的转移，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在春节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中西部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可转移的年轻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根据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劳动力供求状况数据，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18、1.06和0.77，可见45岁以上的中年劳动力明显供过于求。
三是随着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投资对经济的作用增大，过去10年中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用人需求比重从25.7%提升至39.3%，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则从72.5%下降至58.9%，下降13.6个百分点。
从过去10年看，外需推动的出口导向型就业所带来的就业数量相对有限，因为廉价劳动力主要是充当生产要素功能，难以有效拉动内需。而随着劳动者薪酬水平的提高，他们不仅只是起到生产要素的作用，还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消费能力来支持内需的增长。如以往作为劳动力主要供给地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在国家的鼓励政策下投资增速增长，自身经济增速加快，导致了部分劳动力回流中西部地区，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而东部地区由于人力成本提高，出口优势正逐步丧失，也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并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发展内需型产业。在内生增长型经济正在逐步形成和出口大国地位依然保持的经济转型期，其对劳动力的总需求要大于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
人口结构变化促使民工荒持续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尽管15-59岁人口的比重较10年前上升3.36个百分点，但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如果考察18-45岁这一青壮年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应该前几年就出现了下降的拐点。
此外，城市人口也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且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明显放慢，2011年为828万人，较过去10年明显放慢，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就日常所见而言，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是以老年人为主，所谓2010年2.79亿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一种解释就是，近2.8亿第一产业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完全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同时还兼着制造业、建筑业或服务业的劳动。因此，目前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构成可能有误，一个只占GDP10%左右的第一产业不应该占有如此多的劳动力，因为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价值几乎只有第二产业的1/6。
农村家庭收入的构成，大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2010年工资性收入平均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41% 。在美国，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专职（Full Time）劳动力大约只有200多万人，虽然美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高是农业劳动力少的原因，但中国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也提高了不少，故大致推断，专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不会超过公布数据的一半，即1.4亿。如果依据这样的推算，则容易解释农村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原因，故今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也会比较有限。
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的民工荒现象，有人口结构变化的导因，也有经济结构变化的导因，但民工荒不表明中国已实现了充分就业，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存在。未来，失业压力或将困扰中国。
中国GDP增速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呈现逐级回落态势。但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明显区别在于，中国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出现恶化，没有出现2008年农民工因失业而大量返乡的现象，反而还出现了低端劳动力市场招工难的问题。从历史看，中国受失业困扰的年份均发生在经济增速下行期间，为何这次却出现反常现象呢？
内生增长已部分替代外需拉动
上一轮中国农民工的大量失业发生在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中国出口负增长，导致大量出口型企业关闭，农民工被迫返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研报告，受金融危机影响，截至2008年12月31日，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返乡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62.4%、16.1%和21.3%。这应该是2009年国家启动“4万亿”巨额投资的诱因之一，因为失业问题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若观察出口依存度，即外贸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可以发现1985年该指标只有9%，而到2000年则超过20%，其峰值出现在2007年，达到37.1%，说明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前夕，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也达到了最高峰。正是因为过去20多年来对出口的依赖越来越大，一旦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出现逆转，国内经济和就业就会发生剧变。
然而，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开始明显下降，2009年降至24%，2011年也只是小幅回升至26%，较2007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这当然与中国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应对次贷危机有关，但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已有明显回落，可出口增长率却难以重回2007年以前的水平了（附图）。从全球贸易大国贸易份额的变化看，如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是在本国出口额在全球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10-12%之后，便不再上升。而中国2009年的出口份额已居全球第一，至今连续3年占比在10%以上，故中国再要通过外需来维持高增长已不现实，这就使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内生增长型经济成为必然。
尽管早在1995年中国政府已提出经济转型的口号，但实际进展较慢，近年来则明显加快了步伐。在转型过程中，劳动力的流向和结构也同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减少，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量增加。如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减少888万人，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则比上年增加618万人，增长33.2%，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比重上升到17%；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比上年增加775万人，增长35.8%，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比重超过了20%。这显然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明显超过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有关。如从2012年一季度的外贸数据看，中西部地区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重庆和河南的出口增速分别为1.5倍和1.4倍，广西、四川和湖南的出口增速分别为41.2%、31.9%和18.7%，而广东、浙江等出口大省却都只有个位数增长。
二是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也有所放慢，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呈现中年化倾向。随着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的转移，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在春节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中西部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可转移的年轻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根据人保部披露的2011年劳动力供求状况数据，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以上各年龄组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18、1.06和0.77，可见45岁以上的中年劳动力明显供过于求。
三是随着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投资对经济的作用增大，过去10年中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用人需求比重从25.7%提升至39.3%，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则从72.5%下降至58.9%，下降13.6个百分点。
从过去10年看，外需推动的出口导向型就业所带来的就业数量相对有限，因为廉价劳动力主要是充当生产要素功能，难以有效拉动内需。而随着劳动者薪酬水平的提高，他们不仅只是起到生产要素的作用，还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消费能力来支持内需的增长。如以往作为劳动力主要供给地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在国家的鼓励政策下投资增速增长，自身经济增速加快，导致了部分劳动力回流中西部地区，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而东部地区由于人力成本提高，出口优势正逐步丧失，也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并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发展内需型产业。在内生增长型经济正在逐步形成和出口大国地位依然保持的经济转型期，其对劳动力的总需求要大于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
人口结构变化促使民工荒持续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尽管15-59岁人口的比重较10年前上升3.36个百分点，但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如果考察18-45岁这一青壮年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应该前几年就出现了下降的拐点。
此外，城市人口也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且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明显放慢，2011年为828万人，较过去10年明显放慢，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就日常所见而言，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是以老年人为主，所谓2010年2.79亿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一种解释就是，近2.8亿第一产业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完全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同时还兼着制造业、建筑业或服务业的劳动。因此，目前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构成可能有误，一个只占GDP10%左右的第一产业不应该占有如此多的劳动力，因为农业劳动者人均创造价值几乎只有第二产业的1/6。
农村家庭收入的构成，大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2010年工资性收入平均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41% 。在美国，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专职（Full Time）劳动力大约只有200多万人，虽然美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高是农业劳动力少的原因，但中国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也提高了不少，故大致推断，专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不会超过公布数据的一半，即1.4亿。如果依据这样的推算，则容易解释农村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的原因，故今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也会比较有限。
近些年来，各大商场推出了购物卡这一新的营销方式。购物卡的“泛滥”，催生了消费者的变现需求。在卖卡一族中，大多数属于消费饱和型顾客，他们持有多种购物卡无需额外消费，于是将手中多余的购物卡折换成现金。还有部分消费者，则是因为商场价格昂贵，不想用购物卡去买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选择将购物卡提供给“倒卡族”换取现金。于是，“倒卡”现象丛生。
商家为何发放商业预付卡
按发卡人不同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营发卡机构发行，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另一类是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即通常所说的为购物卡和代金卡。
发卡方通过发行购物卡可以实现融资功能。发放购物卡的过程可以快速收集现金，而消费者拿到购物卡后不可能一次性把卡内金额消费掉，这个时间差产生的沉淀资金，正是发行机构所看重的。
购买购物卡的缘由
发放购物卡已经成为企业给员工的新福利，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了解，单位集中购买购物卡看中的是商家能提供相关名目的发票以冲抵企业购买购物卡给员工发放福利所需资金，这样企业可以摊大费用支出以冲抵部分利润，以减少企业上缴的部分所得税。按国家规定，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后，把钱直接发给职工个人，职工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会增加，发卡可以减少员工个人所得税纳税额。也就是说，将福利转化成购物卡，企业和职工都能获益。
“倒卡族”的应运而生
“倒卡族”手上持有的卡主要有三个流向。流向一、一买一卖赚6个点。一般的一两千块钱的卡也就是9折收购，而6万元左右可以考虑8.7折。流向二、大额购物卡消磁“换零”。在一些商场，购物卡消磁后可以退换，而且可以换成其他面额的。流向三、代人刷单赚服务费。如有客人前去购买大宗电器，拿卡的人去帮助刷卡，可以为顾客省钱3% ～5% ，营业员收入1% ～2%，“倒卡族”利润维持在1%～2%。
基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倒卡”
一、倒卡出现原因
假设情况的说明：
第一，博弈的参与者：买卡方和卖卡方
第二，各博弈方可选择的行为策略：
买卡方-全价买和低价买
卖卡方-全价买来全价卖（商场直接发行的购物卡相当于提供足额的现金购买全额商品）和低价买来全价卖（为简化方便，认为倒卡一方都是全价卖出）
第三，进行博弈的次序：由于我们认为其中只存在一次博弈，为方便分析将其视为简单的静态博弈。
第四，博弈方的得益或支付：
其一，商场直接发行的购物卡被买卡方全价购买，商场获得收益a，全价买的买方未占到便宜，低价买的买方得利c，此时商场损失d。
其二，“倒卡族”低价购来的购物卡倒卖给买方，得利为b，全价买的买方未占到便宜，低价买的买方得利e，此时卖方得利为0。
综上，得出矩阵（图5.1），并得到均衡解（e 0）。
就这个利益链条来说：商场通过发卡提前回笼了资金；一些单位给员工发卡，发放福利同时规避税收；行贿的人以卡代物，隐蔽性强；受贿者收到购物卡后转卖换来现金；倒卡族又转卖给了那些购卡的人，赢利丰厚；那些购卡的人，也省了不少资金……看上去，大家都获利了，但有专家认为，大批“倒卡族”穿梭在商场里，会影响消费者的购物环境、有序交易，易出现纠纷，扰乱市场秩序。
二、实名制后效果
于是，有人提出实名制的办法管制这一现象。2011年，商务部两次关于预付卡实名制的意见和管理办法，其中“购万元以上购物卡需实名登记”和“单张卡限5000元”是两大焦点。
类似上文中现象分析，也可得出倒卡族与纪检部门间的博弈矩阵（图5.2），该矩阵没有纯策略的纳什均衡。
因为“倒卡族”选择卖的时候，纪检部门的最好策略是查处；纪检部门查处的时候，“倒卡族”的最好策略是不卖；“倒卡族”选择不卖的时候，纪检部门最好的策略是不查处；但是纪检部门选择不查处的时候，“倒卡族”的最好策略是卖。周而复始，倒卡现象屡禁不止。
这时，a、b、c、d、e、f的实际值显得尤为重要，a的值是市场决定的，无法控制；但是，其他相应值可以由政府控制。若一旦被查出受贿者，倒买倒卖被严惩，c值极大，以及对于纪检部门奖惩明显，则其他策略组合都是不可信策略，（0 e）为最优策略。
但是，也有人提出，即便如此，仍有漏洞可寻。例如，购买10000元的购物卡可以分为购买5次2000元的购物卡，这样就可以不用实名登记。一定意义上，实名制并未起到作用。对此，专家认为，每一项制度都有它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过程，解决多年的“预付卡弊病”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实名制细则和后续措施。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随着公共治理理念的兴起，“软法”现象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大量出现，并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这对法的传统概念造成了极大的挑战。经济法对经济领域行使着公共治理之责，软法在经济法领域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使我们不得忽视软法之治对经济法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应将软法机制应用到经济法对于经济的公共治理当中，软硬结合，以实现经济法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经济法；软法现象
一、软法亦法
（一）传统法概念
法是什么？回顾法学研究的进程，长期受传统法学思维框架的禁锢，国家法的定义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国家法强调法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长久的法律发展史中，人们认为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便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无可厚非，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倡导国家法的唯一性，便于树立国家法的权威，为巩固社会安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软法亦法
但是法律作为社会的产物，法律也当在社会化中获得自身的不断发展，随着世界范围内国家管理的衰落，特别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整合而成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大量运用褪去强制命令色彩的软性手段不断涌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空前活跃，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现有的国家法在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其调整手段僵化单一，法律供给不足，社会矛盾突出，法不能物尽其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法概念已经难以解释不断涌现的超国家法的社会现象，它正面临着挑战。我们不禁要问，法究竟是什么？国家法是否是唯一的法？
于是我们就跳出传统法概念的束缚，将其置于不断变化现实语境中，承认软法的法律地位，才能使法律理论能够与实践相结合。在中国，老一辈的法学家罗豪才教授在其所著的《软法亦法》一书中对法的概念进行了这样的更正：“法是体现公共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公共强制或者自律机制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其中“体现国家意志与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就是“硬法”，它们属于国家法；而“软法”是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不排除公共组织的内部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内涵），它们由部分的国家法规范和全部的社会法规范共同构成（外延）。
二、经济法特性与软法的契合
经济法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市场经济运行的新兴法律部门，其具备其他法律部门不具有的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恰恰为软法营造了生存空间。
（一）动态性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其中虽然充满机遇，但也必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能是一个固定模式而必须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因此，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实质上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因此，经济法不可能创制一部如民法典那样稳定的经济法典，经济立法既应该保持体制的相对稳定，又应该根据经济生活的变化做出适时的调整。因此，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经济法的稳定性要差一些，而软法规范为了迎合社会变化的动态需求，做出弹性的制度安排，在开放协商性的法制定过程中，降低了法治与社会发展成本。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软法可以早于硬法出现，或者作为硬法制定的实验性立法，能够将硬法创制过程中的分歧转化为一种更加温和的制度安排，实现经济法对经济法律关系的动态调整。
（二）调整手段综合性
经济法是将各种调控手段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综合调整，经济法对其关注的经济关系，除了传统法律调整手段中对经济违法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措施以制裁之外，经济法还依法对管理经营成绩突出者给予精神或物质的奖励。经济法调整方法更多地采取提倡性规范和奖励性后果的形式，国家采用奖励的形式是经济法的一大特征。这与软法之软有着共通之处，软法的内容一般就以自律和激励性的规定为主，通过利益诱导的方式达到法治效果。
（三）主体多样性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经济法律规范表现形式应当具有多样化，然而在现实的经济法律规范中，国家法即硬法占据了绝大多数，它在削弱其他自发性社会规范的过程中，也削弱了其自身机能，无法满足主体多元化对经济法的需求。事实上多元社会的法规应当与其他自发性社会规范互相取长补短，多元社会可以开放地追求多样的价值，社会规范也应多元化，应减少强制性规范，增加自发性的自律规范。软法遵从的是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解决冲突的方法，而这正符合经济法律关系的多层次性以及主体的多元价值追求。
三、经济法领域的软法现象
尽管软法概念首先见于国际法学，但这既不意味着软法现象最早发生于国际法领域，更不意味着唯有国际法领域才有软法现象。相反，作为一种影响公共资源配置与社会财富分配的规范形态，经济法领域内软法现象的大量出现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自律规范和专业标准。
（一）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按照制定和实施主体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国家性政策和政党性政策。国家性政策是指由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制定的策略和措施。政党性政策是指为了实现执政或者参政的政治目标，政党经常制定各种政策，以及其向国家机关、社会自治组织以及民众就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公共问题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
（二）自律规范
为了实现自我规制的目标，现代社会出现大量的自律规范，它们大多是权利主体自我创制、自我实施的自律规范，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己的权力和规则管理自己。我国的组织体系分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后三类组织皆涉及社会自治问题。例如，社会团体中发挥作用最为突出的当数行业组织。行业组织可称为公法人，作为公共治理的主体，行业组织享有一定的自主权，表现之一就是制定自治规章，如行业协会章程、行业自律公约。任何一个团体为了进行正常的活动以达到各自的目的，都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约束其成员，这就是团体的“法律”。
（三）行业标准
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即是维护社会交易的公平与提高社会交易的效率，但由于技术创新等原因，专业标准难免变动不定，因此不可能通过硬法来明确规定，因此经济法不得不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硬法明确规定商品与服务应当符合法定标准；另一方面又以软法的形式详细列举各种专业标准。由于专业标准的制定主体、实施效力的不尽相同，专业标准有一部分可归入硬法即国家法，大部分可归入软法。
摘要：本文利用背景关联理论、心理账户理论、前景理论、锚定理论与拖延理论，对大学生考研行为进行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分析与诠释，认为大学生由于认知偏差与过度的心理预期效应而产生对考研的需求。而为了解决该问题，高校与社会应该着手于失业保险、就业指导与舆论宣传等方面。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大学生 考研
一、引言
据资料显示，全国报名参加2010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达到140万人，比2009年增加了13%。而据教育部网站显示，2010年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应届招生数为30.9万人与2.3万人，共计33.2万人，占报考人数的23.71%。而在同期，2010年高考的全国平均录取率为68.65%。相比之下，考研的录取率仅有高考的近三分之一。
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扩招现象明显，且存在高校培养体制等一系列因素，因此有人认为“硕士与学士没有完全体现出层次上的差异性”，因而导致了高学位与低收入并行的状况。
而在传统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理性分析的。大学生对考研的大量人力与物力的投入，是基于对更高回报的基础上的。但是，研究生就业问题早已凸显，较高的薪酬回报难以实现，而“考研热”依旧没有降温，因此，人的行为不完全符合传统经济学假定。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它研究的是在非理性情况下人的选择问题。因此，本文将应用行为经济学对大学生考研现象进行解读。
二、文献综述
在对就业与考研的选择问题上，徐体高、胡效亚（2006）通过对考研与就业的利弊关系分析，认为考研无法完全规避就业压力，而且在务实精神的日益盛行下，学历在就业中的砝码不容乐观。
而在考研成因的问题上，李冰仙（2007）通过对2006年硕士研究生的调查分析发现，“就业难”问题并不是大学生“考研热”的最主要原因，而是由于信息社会来临下精英阶层标准的上升为大学生考研指引了方向，因此，为了成为上层阶级，大学生选择进一步接受教育。
另外的学者则有不同的观点。郑军、阳光（2005）也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生存理性”导致了大学生选择考研，即就业与生存的双重压力导致了“考研热”的状况，是一种理性行为。除了个体理性之外，考研趋势的形成也导致了社会理性选择的出现。
而对于如何解决当下的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黄敬宝（2007）认为，应该通过控制高等教育的扩招速度，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的方式解决问题。除此之外，路瑞峰（2008）则认为应该加强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通过职业规划来合理引导与指引大学生未来的道路。如果有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则大学生的行为将更趋于理性。
而张宝英（2010）则基于行为经济学对大学毕业生的考研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有限理性是考研抉择的重要约束条件，而非理性心理因素是考研决策的关键桎梏。
三、考研现象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行为经济学是基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新兴经济学分支，其学科的出现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挑战。由于基于人的行为研究，因此，行为经济学较其他经济学分支具有更强的实用性与较少的抽象性理论。对于大学生考研热现象，行为经济学可以用背景关联理论、心理账户理论、前景理论、锚定理论与拖延理论对该现象进行解读。
第一，大学生由于其背景信息的影响产生了对更高学历的选择性偏好。背景关联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与自身的行为背景有很大的相关性。从心理动机来说，大学生通过高考选拔进行大学学习这一行为是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与更多的技能，从而提升自身的价值。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在成长的历程中，大部分家长与老师都一直在强调进入大学学习与自身成就和发展的相关性。因此，教育与成就的单调递增关联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学生，这就构成了中国学生的背景信息。即：
而在大学文凭日益普及的现状下，由于自身的背景信息影响，大学生会或多或少地偏向于进行进一步的学习，通过考取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来提高自己的能力，认为这样可以使自身实现更好的发展与成就。
第二，心理账户理论认为消费与付出有些时候是不可替代的，也就是说，人们付出相同的成本，其带来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教育的投入可以被认为是对于劳动力提升的投资，其带来的效用远大于一般意义上的投资。对于普通大学生而言，是经过了十余年的学习，才使他们能够一步步地迈向精英阶层的。虽然目前，部分服务类行业出现了工资明显上升的情况，有些地区的服务员收入甚至超出了低收入大学生的薪酬标准。但是总体来说，低学历群体所从事的主要是体力与无创造性的工作，其向上发展的空间较小。所以，大学生们对教育所带来的投资回报是深有体会的。因此，选择继续读研所带来的费用上的增加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有相对较少的痛苦感。
第三，人们处于对风险的普遍性厌恶导致了考研需求的增加。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对风险是厌恶的。由卡尼曼和特维斯提出的前景理论表明了人的主观感受的差异性。
前景理论认为，“一定量的财富减少产生的痛苦与等量财富增加给人带来的快乐不相等，前者大于后者”。由于近年来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持续报道，对于目前流动性较大且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的劳动力市场，大学生选择就业是存在着较大的失业风险的。而一旦失去了工作，大学生就将面临着生活困境的问题，由前景理论可知，这种失业所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得到工作时的快乐。相比之下，研究生的学习虽然要付出一定的费用，但是可以给大学生提供数年稳定而无风险的生活。出于对稳定的需求，大学生对考研有更大的偏好。
第四，大学生对自身发展的较高锚定导致了对更高学历的需要。锚定理论主要是关于参考系的理论。在已经考上大学的基础上，在经验性环境下，大学生对自身的价值会自然而然地锚定在较高的位置，希望获得高额薪酬回报。而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发展时期，劳动力需求者难以实现大学生所期望的锚定位置，因而大学生会选择暂时性放弃就业，而追求进一步的自身提高。因为在大学生看来，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提升一个人的竞争力，使其可以从事知识性的高回报工作。如果大学毕业后仍然为了就业而勉强选择较低水平的工作，则导致了自己未能达到自身的心理预期，从而无法满足自身的锚定目标。
四、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大学生考研热对策
1.应该进一步推广大学生失业保险机制。保险机制的存在就是将不确定的事件通过个体对保险公司进行保费的支付使其变为确定性事件。大学生对就业问题较为排斥是由于其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由于人是追求稳定性的，因此如果推广失业保险机制，不管大学生是否失业，大学生都将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有保障的生活。这样，相对于没有保险时的巨大就业风险额度，大学生就业的风险度将大大下降，从而降低了大学生对就业的厌恶程度，从而增加大学生的就业量，“考研热”就可以适当降温。
2.改善大学生对就业问题的厌恶态度。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我们一直注重知识的积累，而对知识的应用与实践则较少涉及。因此，出于对学校教育的依赖，许多大学生都对进入社会有着本能的抵触心理。但是就业问题是终究要面对的问题，拖延与抵触是无益于事情的解决的。因此，对于高校来说，如果能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职业规划问题的辅导，积极鼓励学生进行实习与培训，让他们尽早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这样就能在心理上减少大学生的排斥感，使更多大学生能依据自己的自身情况进行合理的选择，而不是盲目的恐惧而选择考研的道路，没有自我的思考。
3.加大对实用型人才的宣传，减少社会上对于学历的盲目崇拜心理。人们的决策不仅是受自己影响，也受到身边人与媒体的影响。如果政府能积极宣传正确的人才观，弱化薪酬与学历的关联度，扼杀不合理地追逐高学历之风，做到人尽其用。那么许多大学生也将因为背景关联现象而减少自己对考研的迫切性。思考合适自身的发展之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学历固然重要，但是并非是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与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都是大学辍学生，但是依旧凭借自身的努力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因为社会给予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学历限制，才能使他们有机会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学历与职位的相关度愈发紧密，以至于劳动力需求者很多时候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这种社会下，“考研热”现象自然会进一步加剧了。
总之，缓解“考研热”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在行为经济学的指导下，通过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心理与行为上的分析，制定出合乎大学生与社会两者需求的规章政策，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能够公平、合理、高效地运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说起叶公好龙的故事，在中国，肯定属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之列。然而，在今天，类似或带有古代叶公好龙故事印记的现象，却仍可以从现实生活中频繁见到。当前围绕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问题的分析判断，便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起码从2003年起，其计划口径的指标，从来都是按照8%来设定的。但是，即便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却从来没有把8%当作一回事。高于甚至远远高于8%的实际增长速度，才是被人们真正心仪的目标。
与此高度相关，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其预算口径的指标，从来都是根据经济增长计划指标来设定的。或高于其1至2个百分点，或干脆简单地将其直接搬用过来。但是，基于同样或类似的思维方式，人们也从来没有把财政收入增长的预算指标当作一回事。远高于甚至几倍于预算增长指标，才是人们心中设定的真正目标。
众所周知，现实的情形也是这样，这些年来，我国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不仅远高于其计划或预算指标，有时甚至以计划或预算指标的倍数计算。
如此的情形延续下来，十几年甚或几十年如一日，经济增长计划指标也好，税收收入预算指标也罢，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变了味道——不过是当年叶公所爱好的“龙”的翻版。一旦形势稍有变化，“龙”真的来了——计划或预算指标真的要成为现实，沉不住气的，大有人在。
当前我们正处于这样的矛盾关口。在国内外经济陷入新一轮波动、我国步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期的背景下，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本来已经做出了将经济增长计划指标调至7.5%、财政收入增长预算指标调至9%的安排。但是，随着今年1月—4月份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统计数字的先后，人们发现，实际增长速度真的如计划或预算所安排的那样放缓了，便犹如天要塌下来似的。于是，在我们的身边，赶快掉转枪口，较大幅度调整既定经济政策和财税政策等方面的呼声，扑面而来。
如果只是一般意义的议论，倒也无碍。但是，在不少场合，类似的议论已经深入到具体政策的实施层面，则不能不格外令人警惕。比如，已经有这样的说法，鉴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放缓，甚至有可能持续下去，结构性减税的安排有另做打算的必要。或者，起码要减少力度、放缓进程。否则，今年的财政收支形势会极为严峻。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即使仅仅出于澄清事实的目的，也须对此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判断。可以立即提及的因素，至少有如下几个：
从目前的统计数字看，无论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财政收入或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即便确有放缓现象，但迄今为止，它们都只不过是在以往持续高速增长之后的必要调整。而且，这种放缓，既非较大幅度下滑，更非负增长。不必也不应对当前计划或预期内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放缓反应过激。此其一。
目前的财政收入或税收收入增速放缓，并未脱离今年预算指标的范围。即是说，它的放缓，并未达到低于预算收入增长速度的地步。故而，即便这样的放缓态势持续下去，只要它仍处于预算指标的控制范围之内，便不会动摇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基础。此其二。
认识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基础不会动摇，用于支撑结构性减税的财力便是有保障的。事实上，今年的财政预算已经确定了10700亿元的财政赤字规模，财政赤字本身即是减税与增支的综合反应。这笔钱，不被用于减税，就被用于增支。故而，即便从减少财政赤字被挪用于增加不必要财政支出可能的意义而论，把结构性减税落到实处也是必要的。此其三。
[摘要] 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在与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互动中发展变迁。既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又不断变迁发展，现展与传统传承的良性互动，各族文化相互交流渗透，并与外来文化发生融合与冲突的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发展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状态。传统文化的变迁对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以及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西南民族地区 经济生产方式转型 文化变迁 互动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各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赋予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点。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要解决西部发展问题，包括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生互动，产生了文化适应、文化变迁等新问题和新现象，社会文化变迁也对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产生了深刻的、潜在的影响。
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生活着壮族、藏族、土家族、彝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怒族、纳西族、佤族、独龙族、羌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瑶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仡佬族、水族等世居少数民族，种类多，分布广，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明，民族风情多姿多彩，多数处于经济后发展地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断发生变化。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以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和现代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迁也对经济生产方式转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经济与文化在双向的互动中发生着明显的变迁形态，显示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的情态，社会文化观念更加开放，传统价值理念明显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既保持着各自特色又不断变迁发展
西南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很鲜明，文化个性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文化认同持续延伸，以自身的特色不断发展，转向更加开放的形态。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沿着其自身的文化轨迹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中发生演变的。
（一）众多少数民族保持着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生态。
由于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如语言工具、交通工具、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思维能力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民族。民族是以文化来区别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地处区域广阔，又往往住在环境较为险要、偏远的地方，各民族来往不方便，因而各个民族或者各个地区的民族由于各自的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文化，显示出相对的封闭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独特性的特点，代代相传，孕育了众多的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形成民族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多元发展的格局，并随着人类的发展和各族的生存环境的变化而缓慢地改变。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传统文化生态的相对完整性。
黑衣壮广西那坡县壮族中民族文化独特的一支，至今仍显示出鲜明的民族个性。黑衣壮自称布壮，总人口51800多人，占当地壮族总数33%。［1］黑衣壮的高度聚居是长期社会变迁的结果，有相当多的村落全部是黑衣壮，有的村落90%都是黑衣壮。黑衣壮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们勤劳、节俭、家庭关系和谐、社会安定。黑衣壮以黑色为美，以黑为神，以黑色作为族群的标记。黑衣壮古朴的族群个性至今仍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至今仍穿着传统的服饰，住着古老的干栏式房屋，仍吃着腊肉、五色糯米饭等传统食品，仍过着二月初二、三月三等民族传统节日，仍保留着古老的族内婚制。黑衣壮生性浪漫，擅长唱山歌，每当夜幕降临，男女老少便集于村头寨尾，以歌代言，山歌成为显著的文化特征。
（二）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带动着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
民族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随着这些要素的改变，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过程中，民族文化心理也随之变化，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文化经济的市场运作被逐渐认同，广西黑衣壮聚集的那坡县领导提出了“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经济发展”的发展思路，以黑衣壮为品牌，依托周边大新、靖西旅游大县，着力构建沿边特色经济旅游带。2000年开始，那坡县采取措施把黑衣壮介绍给外面的世界，以文化推动那坡的经济发展。2001年通过广西民俗摄影协会，邀请了来自全国的180多位摄影家到黑衣壮居住的村落采风，并在广西首府南宁举行“神秘的那坡”的民俗风情摄影展，同年黑衣壮合唱团登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舞台，使原生态的黑衣壮文化成为一种旅游、演艺的文化资源和产业形态。又据新华社记者采访报道，西藏51岁藏族农民旺扎一家2000年前住在土坯房里。因为修建青藏铁路要拆他们的房子，还要让土地，他们开始想不通。后来政府帮着盖起藏式别墅，住在拉萨火车站周边，铁路建设还给他们带来了致富机会。他家里用上了彩电、电饭锅，还花9万元买了辆“东风”翻斗车，大儿子跑运输，一天纯收入400多元，他们还想在车站旁开个招待所和餐厅。商品观念的形成，经济利益的驱动，跑运输、开招待所和餐厅成为现在藏民的自觉选择。［2］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经济变迁是明显的，民族文化形态的变迁有先后继承的脉络，变迁的因素和过程是可以考察的。
二、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的状态
任何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无不处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条件下进行生存的方式和表现。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包含着各自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因素，正是由于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不同的具体反映，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特点。因此，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共存的，彼此之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民族文化才能发展。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西南民族地区众多民族不同的生存状态，呈现出社会文化多元并存状态，并向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协调共存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建设文化的和谐社会。
摘要：“学生厌学”现象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目前民办高校提供的教学服务没有反映市场的实际需要，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现实特点、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从而使得部分学生厌倦了学校提供的整套教学服务。这一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在政府的垄断管理扭曲了民办高校资源配置的前提下，由市场压力所诱导的民办高校和其学生之间理性互动和功利性的选择在个体层面的表现，它导致了组织和个体行动的迟缓和低效率。
关键词：民办高校；“学生厌学”现象；经济学分析
我国高校扩招后，高校毕业生猛增，造成了知识型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在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行业比重很大，这对吸收高校毕业生、缓解就业压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国虽然也可以看到服务行业不断扩大的现象，但相对而言，高校毕业生供给过剩的速度更快[1]。高校毕业生的增加对过去没有升学的阶层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上大学被视为一种缺陷。过去由高中毕业生从事的职业逐渐被高校毕业生取代，如果不是高校生就不会被录用[2]。劳动力市场上高校文凭的快速增多，以及部分高校在教育质量把握上的机会主义行为，扭曲了高等教育的市场信号筛选功能。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与高校教育中培养的具体知识技能相比，企业更加重视到高校入学为止学生所形成的基础能力，以及学生毕业高校的市场声誉[3]。高等教育，尤其是民办高校提供的高等教育服务，作为附加价值不被很高的评价，普通高校毕业生（尤其是民办高校毕业生）的起薪相对标准，不仅没有伴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而明显提高，甚至在某些局部市场由于毕业生的供给过剩还下降了。普通高校的文凭学历，尤其是那些在工作岗位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民办高校毕业生的文凭学历所附带的预期收益下降了[4]。
在目前我国高校教学课程改革滞后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消极的反映，将对民办高校在校学生的学习策略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民办高校毕业生学历文凭所附带的市场收益预期下降，将促使部分处于学习成本临界状态的学生，减少他们对学校规定课程的努力投入程度。这将使得这些学生面临无法通过严格毕业考核的危险。
这是因为，高校教学服务具有很强的“客户投入型”生产活动特征。高校教学服务的质量，不仅仅依靠优质设备和具有高深专业知识的教学人员等高校内部投入，而且也依赖于它的直接消费者学生的禀赋与努力。而在我国高考扩招后，伴随着录取率的不断升高，入学学生在学习基础、学习方法、智力条件等等这些关于个体禀赋特征的分布上更加离散了。这种情况在民办院校的招生中尤为普遍。因此，为了达到一个既定课程的基本标准要求，每位学生付出的努力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学习基础、学习方法、智力条件好的同学为达到一个既定的学业基础标准所付出的努力要少一些，在付出相同努力的条件下，这些同学往往也能达到这个课程要求的更高标准。在不考虑学生其他学习成本的情况下，如果学生个体选择学习努力程度的优化模式，可以由个体付出努力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权衡来模拟的话。此处的边际收益是指，学生付出额外努力达到一个更高学业标准所获得的额外收益，它包括精神收益和物资收益两部分；边际成本则是指，学生为达到一个更高学业标准付出的额外辛苦和努力。那么，当民办高校毕业生市场相对工资预期下降时，受到最大冲击的是那些处在禀赋分布落后位置的学生，即处在所谓“学习成本的临界状态”的学生，他们为完成既定课程的基本标准所花费的边际成本，恰好等于他们所获得的边际收益。
当部分处于学习成本临界状态的学生，在市场预期工资下降的价格信号诱致下，主动降低学习努力程度的时候，如果这些民办高校仍然严格按照传统的规范和学术标准进行教学、检查考核和认证的话，就非常有可能导致学校的毕业通过率降低，而维持一个低的毕业通过率会导致部分学生退学。这种退学行为将传递很强的逆向信号，往往会导致更多在传统教育理念下不具有学习比较优势的潜在生源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不仅会影响到那些依赖学费生存的民办高校继续获得学费的显见收益，而且还会进一步影响到这些民办高校未来的潜在收益。因此，在经济压力下，在缺乏外部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这将促使民办高校为了挽留学生，而选择向这些学生妥协。部分民办高校可能会放松课程的学术标准和考核标准，尤其是在民办高校有限的资源，在政府主导的高校评估诱导下向科研和基建倾斜的情况下，由于部分民办高校缺乏课程开发、师资培训等直接涉及提高教学服务质量的资源投入，于是部分民办高校只能单纯地选择简单、易通过的教学内容推荐给学生，而不管这些内容是否构成了有机的科学知识体系，是否符合市场的需要，是否能够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各项能力和科学素养。显然，学校提供的这种教学服务很难吸引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这不仅使得学生付出努力从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物质收益降低了，而且精神收益也减少了。这将促使理性的学生个体进一步调低自己在学校课程学习上的努力程度。
很多学生开始逐渐厌倦了学校提供的整套课程教学服务体系。这些在自学与自控能力上和公办院校学生相比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生，在学校供给和自身需求差距过大的压力下，被迫走上了自学、自我规划的道路。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把自己的主要精力仅仅投放在市场公认的需要上（例如英语学习）。而那些学校提供的通识棵、公共基础课，甚至是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由于缺乏市场的统一认证和评价，则得不到这些学生很高的评价与重视。在这些课程的课堂上，学生们上课迟到、听音乐、玩游戏、交头接耳这样的“隐性逃课”现象开始增多了。部分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变得浮躁了，在学习目的上变得功利了，他们努力搜寻那些在市场上相对稀缺、同时又不用费力就可以获得的证书或文凭，他们企图用最短的时间来获得那些自己所需要的生存和发展的知识和技能。于是，快餐文化在校园中开始蔓延，学生学习的长远目标则变得模糊不清。
显然，这会促使市场进一步调低对民办高校毕业生质量的预期，进而调低的市场预期将会通过市场的供求价格机制，反映在民办高校毕业生的相对起薪上。无疑这将在学生、民办高校、市场间引致出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民办高校部分学生对学习的努力投入向零收敛，而且这种厌学情绪和行为将通过同群效应的传染，以及市场价格机制的反馈在学生群体中蔓延开来，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认为，在动态上，民办高校较低的教学、考核和认证标准，将减少那些本来能够达到更高标准的学生的努力程度。那些本来能够达到更高标准的学生，现在同只能够达到较低标准的学生群体一样，拥有相同的质量证书。与之相对照的是，已经降低了的民办高校教学标准向市场传递着一个较大群体高校毕业生的信息，这些学生本来很有可能被激励去付出更多努力，使其自身的能力达到更高的层次。
在不存在二元经济的条件下，这一循环过程将促使民办高校毕业生的相对起薪水平向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通劳动者工资处收敛。显然，这一工资收敛的趋势，最终将由于处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结构底端的民办高校不断退出市场而得到扭转。在存在二元经济的条件下，由于求职者通向市场正规就业部门的必要条件，是是否拥有政府垄断授权的高校文凭。因此，考虑到我国正规就业部门种种难以量化的特权，这一循环过程的趋势将难以预测。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部分民办高校在校学生身上所发生的“学生厌学”现象反映的实质并不是现在的学生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学生厌学”现象所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目前民办高校提供的教学服务没有反映市场的实际需要，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现实特点，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从而使得部分学生厌倦了学校提供的整套教学服务，即使这些教学服务中存在一些闪光的部分也难以再次唤起他们的兴趣。这一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在政府的垄断管理扭曲了民办高校资源配置的前提下，由市场压力所诱导的民办高校、学生间理性的互动和功利性的选择在个体层面的表现，它导致了组织和个体行为的迟缓和低效率。
第二，部分民办高校在校学生身上所发生的“学生厌学”现象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不及时纠正将有可能产生难以遏制的连锁反应。
第三，在高等教育的大众普及阶段，当高等教育的教学服务不再是稀缺性资源，高等教育市场结构从垄断进化为部分竞争的时候，至少在高等教育新拓展的领域，单纯依靠行业自律，或简单的政府指导和规范，将难以保证高等教育的服务质量。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的下一步发展，有赖于关于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社会契约更加明确。这一点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有时不得不被置于忽略的状态，这有产生巨大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所谓“学生厌学”现象就表明了这一点：市场化本身不是自明的价值。原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经济发展这一巨大社会目的的实现为由而被正当化。当对高等教育的统治力量转移到了需求一侧，决定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态，不是制度框架和政府垄断，而变为市场中的竞争力时，我国需要摆脱目前这样的体制：即一方面政府寄希望于发展市场力量来补充教育发展资金的不足，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肯将权利让渡给市场，放松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垄断和主导。这不仅扭曲了民办高校间竞争的方向，也扭曲了市场对民办高校资源流向、配置的引导。显然这是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低效率的原因所在。
摘 要：经济转型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患者，存在不良心态属正常反应。剖析他们不良心态形成的原因，对调整心态、避免加剧医患紧张关系，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维护社会安定的价值。只要双方相互了解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和各自依据法规做事，就能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建立和谐友好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经济转型期 医患关系 心态分析与调整
近年来，在医院里屡屡出现严重扰乱医疗机构诊疗秩序的行为，最初人们不理解，以为是医院的问题；后来才清楚这是叫作“医闹”的丑剧，其背后有着利益链条的非法行为。最近多次出现了侵害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的违法举动，使“医闹”升级为“医害”，严重危害了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不仅摧毁着医务人员的自尊，也动摇了他们对这个职业的信仰。这不由得使人们思考，医患关系恶性事件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心态在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我们认为，分析他们的心理状态 ，剖析不良心态形成的原因，对正确调整心态、避免加剧医患紧张关系，无疑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维护社会安定的价值。
1.经济转型期医务工作者与患者的心态变化分析
1.1 经济转型期医务工作者的心态变化分析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医务工作者中有了个让人充满幻想的名称——白衣天使，但什么是白衣天使呢？有人说：即是穿白大褂的护士。意思是说：他们纯洁、善良、富有爱心；他们救死扶伤，童叟无欺。他们被比喻为是奉上帝的差遣到人间来治病救人的天使。也有人说：白衣天使是对医护人员的美称，而天使也是帮助别人，多指护士；因他们身穿白色工作服，从事救死扶伤的神圣事业给人类带来希望和快乐的，所以给护士起“白衣天使”这个美名[1]。
我们以为“白衣天使”的称谓随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也在逐渐泛化，不仅仅局限在女护士这个狭小范围内，更多的是对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肯定与赞美，它也逐渐变成一个光荣与值得骄傲的称号。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对医务工作者充满了崇敬和羡慕，特别是患者更是充满了希冀和期盼。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使医务工作者在心里慢慢产生了骄傲与自满情绪，慢慢滋生了不是我求你而是你求我的、高高在上的心态。特别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更加深了自我价值需要社会肯定的心理变化。医务工作是高强度、高风险、责任重的高压力职业，长期的高负荷运转，以及收入水平相对落后，容易造成医务人员的心理失衡。同时，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多和大城市三甲医院对外开放就医，医务工作者的劳动强度越发明显增强。加上繁杂的工作环境、吵闹的工作氛围，使长期处在这样环境下的人心里易烦躁、情绪易激动。因此，医院的部分医务工作者中慢慢出现了服务态度从热情到冷淡、从冷淡到急躁、从急躁到蛮横的变化过程，更有甚者出现只顾自己收益、漠视患者利益和感受的行为和举动。
1.2 经济转型期患者的心态变化分析
患者是指患有疾病、忍受疾病痛苦的人。指等候接受内外科医师的治疗与照料的病人[2]。病人，顾名思义：生病的人。但为什么习惯用患者而不用病人一词呢？因为在古语里，病人有使人民困顿、扰乱为害人们等义[3]，所以用患者一词更为中性和人性化。
我们认为患者也好，病人也罢，总之都是指那样一种人群。他们因为感觉身体不舒服来到医院，目的是得到诊断和治疗。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可以享受三联单就医，开药不受剂量限制，甚至可以一次开出一年的药量，直到放置过期也吃不完，药品浪费现象严重。试想那时他们是一种什么心态呀？而进入经济转型期后，一切不合理的行为都要杜绝。无疑使他们感觉有些不舒服了，但开始还能平淡接受，因为毕竟是不合理的事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他们的心态也逐渐发生变化。回想以前，看看现在，自感心里落差很大。在他们心里慢慢滋生不满情绪，加上医务工作者中一小部分人出现的浮躁情绪和缺乏医德的举止，更加重了患者的不满情绪，并逐渐发展为强烈的抵触行为和举动，更有甚者发展到不顾法规、践踏法律。
2.经济转型期医务工作者和患者不良心态的调整
现实中由于医务工作者与患者是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医务工作者相对于患者属于强势一方，而患者则属于弱势一方。为公平起见，国家颁布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医务工作者有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患者也有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双方只要依据各自的法律规定，按照规则办事，不良心态的调整就变得易行和有效了。
2.1经济转型期医务工作者不良心态的调整
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医学教育中往往都有一门课程是医生们必修的，这门课程就叫患者的权利。患者的权利贯穿于医学教育的整体，体现了医生对患者的尊重。可见医务工作者首先应了解患者的权利，这对正确行医、避免医疗官司特别重要。
法律规定的患者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隐私权、保健权、知情同意权、名誉权、肖像权、主决定权、亲属权、配偶权、监护权[4]。生命权是强调要尊重生命；健康权是强调自然人以其器官以及整体功能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身体权是自然人对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支配权；隐私权指对私权保护；保健权指平等享有医疗保障的权利；知情同意权指医生要充分告知患者一切诊断、治疗内容，然后获得患者同意后才能进行；名誉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它特别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的评价；肖像权指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利益并排斥他人侵权使用；主决定权是医疗服务活动中权利制衡，防止医师滥用权利的重要要素，也是人道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亲属权是配偶以外的其他近亲属之间以特定的身份利益为内容的一种具体身份权利；配偶权世配偶间相互辅助、抚养的权利和义务；监护权针对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精神病患者的一种人身财产以及其他一切合法权利依法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这样一种权利[4]。
可见患者享有的权利非常细致、具体，因此医务工作者不可马虎大意、轻视患者，尤其是生命权、知情同意权、主决定权要格外注意。其实医务人员可以换位思考，一切就可理解和同情了。同时，还要理解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特点，以及中国大陆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状。在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和医患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是影响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政策的推行和贯彻都需要时间，解决分配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同样需要在医疗实践中不断深入、完善。对于医务工作者而言，不断加强自身医德修养、强化法制观念，使自己在自身权利范围内做事，不违背或限制患者的权利，是淡化医患矛盾的有效途径。试想，一个懂得法律规定、注重医德情操的医务工作者，他的心态一定是最佳的。
2.2经济转型期患者不良心态的调整
患者也要看到，大多数医务工作者还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为患者服务的，在高强度的工作面前，医务人员任劳任怨、忠于职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一小部分医患关系的不和谐，责任并不完全来自于医务人员，患者的不理解以及体制的不协调，也是引发医患矛盾的原因之一。患者应了解医务工作者的权利，这对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医疗纠纷也非常重要。
法律规定的医务工作者的权利包括治疗权、特别干预权、行为限制权、其他权利[5]。治疗权利包括疾病的调查权、自主诊断权、医学处方权、强制治疗权和紧急治疗权；特别干预权包括以下这些情况：医生行使特别干预权是否合乎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关键在于运用特别干预权否定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是否有必要（只有当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与生命价值原则发生冲突，对患者有利无害的原则发生冲突，或者社会公益原则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行使干预权才是合法的）；行为限制权指医生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对患者进行一定的限制；其他权利指医学的研究权利以及人格尊重的权利[5]。
可见法律给与医务工作者的权利远比患者少（4∶12=1/3），这充分说明国家在医患之间更倾向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患者一方。但患者也特别要深刻理解治疗权、特别干预权、行为限制权，尤其是特别干预权与患者自主决定权之间的有机联系。患者应该懂得运用自身权利来对付医院中的不良行为，积极表扬医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因为你们拥有的群体更大、影响更广泛。试想，如果患者都懂得运用法律知识维权，那时他们不仅仅是患者了，还是社会对医院的监督员。他们的心态一定是非常积极的。
3.小结
经济转型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患者，存在不良心态是正常反应。只有搞清不良心态产生的原因，并及时加以正确调整，这种不良心态反应才能被改善以至消除。作为医务工作者应尊重并注意保护患者的各项权利，作为患者应当理解并支持医务工作者的工作，这样医患间在相互尊重及信任前提下，才可能使治疗工作顺利进行，才可能使患者达到最佳的治疗状态。只要我们认清形势、展望医改成果，就一定对未来充满希望，“白狼”也好、“白虎”也罢都只不过是瞬间的“动态”，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和谐友好的医患关系。
作者简介：
郭轶含（1979-），女，北京，北京大学医学部本科毕业，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会工作，兼《健康世界》杂志编辑；
董秀玥（1960-），男，北京，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本科毕业，现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放疗科《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编辑部任常务副主任。
【摘要】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在经济层面显现。以可口可乐—汇源并购案为例，抵制事件中的民众民族主义特征包括：民族主义情结的朴素性、民族主义的形式相对温和、民众抵制的情绪化。建议对民族主义进行引导，防止抽象空洞的民族主义、警惕民族主义的双刃作用、加强民族国家自身的制度建构和经济发展。
【关键词】抵制外资收购 民众民族主义 特征 引导
从可口可乐—汇源并购案调查谈起
2008年下半年，可口可乐公司提出收购汇源集团，消息一出，一场关于外资并购与民族经济保护的争论迅速展开。
据某网站网络调查显示，参与投票的网民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持反对意见的比例高达80%，从网络论坛搜集的信息中获悉，大量网民并非将收购事件看作是普通的经济事件，而是从民族品牌保护的角度出发，认为汇源集团被收购是民族利益的损失。
实际上，可口可乐—汇源收购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此前，外资凯雷收购徐工集团受阻事件、抵制法国家乐福等事件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影子。本文将以此类事件为背景，通过梳理民族主义的嬗变过程，反思上述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特征，进而分析其内在发展逻辑和趋势，以期为合理引导此类行为提供相对合理的路径选择。
民族主义的嬗变：从政治诉求到经济诉求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最先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知名政论家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被认为是最开始的阶段。随后知识界以《战略与管理》为阵地，开始出现围绕民族、民族主义等话题展开争论。“2000年以后围绕王小东‘香山脚下两论民族主义而发生的争论’、2000年前后杨帆组织思想整合讨论会对民族主义的讨论、2003年因北京大学教学改革引发的，甘阳所倡导的‘华人大学理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争论，都证明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思潮的变化，民族主义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问题”。①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事件表现出更多的政治或国家利益诉求，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关切，试图建立有效的政治、社会组织。
纵观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民众民族主义运动，其特点是政治性较强，经济诉求较少，一些类似可口可乐并购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并未引起轰动。例如中华牙膏、乐百氏等国人耳熟能详的产品被外国企业收购，并未引起民众太大的抵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民族工业刚刚进入市场，受到的市场竞争压力不大，企业破产现象很少，民众切身利益受损不大，社会民众对来自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资进入竞争的压力并不敏感，也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抗性诉求。
随着外资的进入，市场竞争迅速冲击了民族工业，一些传统行业消失，企业倒闭，民众对外资的了解和关注逐渐加深，因此他们会选择较容易把握和更贴近自身的经济领域，进行民族主义抵制。这一经济民族主义与几年前脱离大众的政治民族主义相比，更多是基于公民的基本经济利益而产生，更具有号召性和现实性。加之互联网兴起，民众民族主义运动有了新的载体，即网络。民众通过网络表达各自民族主义情绪和看法，民众性的民族主义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并以网络为平台走向“常规化”。
近年来，民族主义开始在经济领域中出现，比如可口可乐公司并购汇源之后的民众民族主义情绪。一些企业也打起了民族牌：娃哈哈集团在面临着被达能集团收购危险的时候，企业也巧妙地借助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顺利化解了危机。然而，民众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扩大可能也会伤害企业自身的发展，会使企业承担更多本不该承担的角色责任，公司长远发展的发展战略也可能被过度扩大成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因此，民众性民族主义应该更注重自身价值的规范化构建，才能更好得发展。
抵制事件中的民众民族主义特征
民族主义情结的朴素性。在可口可乐公司提出收购汇源集团的事件中，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观点主要是围绕汇源集团被收购后的发展进行讨论。相较而言，民众的讨论则是围绕民族品牌和民族利益的话题展开的。无论是汇源集团，还是之前的徐工集团，民众都将企业的角色定位于“民族品牌”。通过调查不难发现，大多数民众反对并购的理由明确而单纯：比如有网友认为，作为果汁行业领军企业的汇源集团是民族品牌的象征，如果被收购则意味着一个民族品牌的消失，以及国家利益的受损。反对者以“民族利益”这一概念作为反对一个企业被外资并购的理由抽象而空洞，因此，它是朴素的，需要进一步升华和引导。
民族主义的形式相对温和。相对于此前的抵制日本、美国等偏向于政治领域的活动，可口可乐—汇源并购案中民众更多的是通过参与网络论坛、报纸等媒体的讨论进行意见的表达。这是一种仅仅存在于讨论层面的民族主义。经济领域的民族主义较少的带有意识形态和国家间对抗的政治色彩，它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和经济利益的获得，强调的是民族自身的强大。它摒弃了各种形形色色的政治阴谋论，各种情况在较容易把握的经济层面讨论。即使此次抵制收购运动失败了，在民众看来这损失的也仅仅是国家的一个品牌，而无关政治、领土的得失，民众较容易接受。因而，“这是一种表现形式相对温和的民族主义”，②不会产生较极端和暴力的行为。
民众抵制的情绪化。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基于自身判断产生的一种情绪，带有感情性、从众性和直观性。因此，“民族的信念不是建立在事实和理性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强大的和不讲理性的成员们的感情基础之上”。③
每个人生来便具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表现出对父母的眷恋，对集体的归属，对国家的热爱，因此民众的这种感情只能从传统、心理和现实条件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引导。当情感爆发时，也难以避免带有情绪化的色彩。例如，在可口可乐—汇源收购案中，反对者以民族利益等抽象的口号反对收购，却忽略了处于漩涡中的汇源公司本身的利益。民众赋予了汇源集团太多的责任和使命，民族主义情绪使汇源公司扮演的角色扩大化了。他们把一个本质上的中国民营企业上升到代表国家利益的民族品牌，要其担负起民族声誉保护与战略发展的重担，这种过分扩大角色的行为显然具有情绪化的特点。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引导
民族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命题，我们不应该预期民族主义时代将终结。中国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必须长期面对的命题。民族主义既能促进也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用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去引导民族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
防止抽象空洞的民族主义。大多数民众对案例中的收购持反对意见，强调抽象的民族利益而忽视具体的个体利益，这导致了一种抽象空洞的民族主义。当前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需要升华的民族主义，应当回归到它的初始价值上，才能找到合理的发展方向。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如理性、平等、人权、法治、自由等具有现代性价值观的特性，这也是民族主义合理发展的前提条件。相反，如果民族主义仅仅被渲染为一种集体情绪的表达，而忽视个体权利，这样便可能发生非理性、极端的民族主义事件，同时个体的权利也会受损。
民族主义、主权和公民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张力，民族主义如果“倒向”国家主权，将导致排外，公民个人的具体权利和利益可能发展孱弱，如果公民的个人权利以制度的方式予以牢固，那么它们就会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影响主权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刺激民族主义情感向多元和更加建设性的方向发展。我们要恰当处理民族主义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使中国未来的民族主义发展向着更加开放、更加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空洞抽象民族主义的产生。
警惕民族主义的双刃作用。民众虽然以“爱国”的名义反对并购，但情感占了上风，与企业经营本身没有任何关系，而情感又是虚无、令人难以把握的规范。汇源集团的股票曾一度下跌，排除资本的市场运作，民众的抵制情绪也是股票下跌的原因之一。这一方面需要通过企业、政府、媒体的引导使民众的民族主义向着对经济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做好自己的产品，在注重自身创新的情况下，重视并借助民众民族主义情绪，争取民众的支持，从而使之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加强民族国家自身的制度建构和经济发展。民族主义只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等条件内在发展逻辑的表象。当前资本主义已从领土殖民扩张转向到金融资本的扩张，民族主义也相应的从后发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转向了反对跨国金融资本的资本入侵，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只是对金融资本扩张的一种客观反应。民族国家只有加强自身的制度建构和经济发展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引导民众民族主义运动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房奴现象中的“嵌入”和“经济的社会建构”。其中，“嵌入”包括传统文化和心理嵌入；“经济的社会建构”包括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及私人空间的变革、制度的不完善等。最后分析了房奴的生活现状及其对于房奴夫妻关系、职业规划、价值观的影响。
[关键词]嵌入；经济的社会建构；生活方式；价值观
一、问题提出
“房奴”意为房屋的奴隶。是指城镇居民抵押贷款购房，在生命黄金时期中的20到30年，每年用占可支配收入的40%至50%甚至更高的比例偿还贷款本息的人群。长期的高额还贷深深地影响了其教育、医疗、抚养老人甚至正常的消费支出，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压力，严重地影响了其生活质量。应当说，房奴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而经济社会学正是在社会现象的大背景下考察经济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从经济社会学视角进行分析的意义在于：
首先，“房奴”现象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通过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可以发现产生“房奴”现象的非经济原因；其次，经济社会学除了在微观层面上考察房奴现象蕴含的系列经济行为，还分别从中观和宏观层面来考察房奴现象背后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最后，经济社会学综合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优势，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房奴现象。
笔者认为，房奴现象的产生主要受如下三个因素的直接影响：一是高额房价，二是过旺的市场需求，三是房贷政策。其中，高额房价使得有住房需求的人不得不去贷款买房，这是房奴形成的基本条件；而过旺的市场需求则是房奴产生的诱因，现行的房贷政策则是房奴产生的必要条件。在这三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都不仅有其经济原因，同时也具有社会原因，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在上述三个因素层面上，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房奴现象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即“嵌入”和“经济的社会建构”。
二、嵌入和经济的社会建构
1.嵌入
“嵌入”最早由波兰尼提出，意指经济行动是嵌入于个人关系之中的（关系性嵌入），而经济行动者又是嵌入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性嵌入）。购房行为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社会现象，其中就蕴含着深深的“文化嵌入”和“心理嵌入”。
(1)传统的家文化嵌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房子成了家的代名词，正所谓“有房才有家”。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是家的象征。“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在此情境下，房子承载着特殊的生命意义。住房的情感意义使得房子成为了有别于其它商品的产品，这从侧面使得人们对于房子的需求居高不下，也导致了房价的持续高升，而高额的房价无疑是房奴贷款买房的重要原因。
此外，传统文化中对于“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强调使得租房远不如西方普遍，在中国人看来，租房有可能沾染以往房客不好的晦气，这种迷信的思想也使得购房行为远远多于租房行为。这无疑促进了市场对于房子的需求和大量房奴的出现。
（2）心理嵌入。消费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可以表达、体现或隐含某种意义、价值或规范，在现今社会中，“有房有车”成为了财富地位的象征符号。当房产成为象征符号时，买房的动机就不单单是为了满足居住的需要，同时也成为了一种炫耀性消费。由此能够给购房者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房价越高，老百姓越买不起，那么拥有房子就越显得地位显赫，也就提升了百姓对于房子的心理诉求。而现行的贷款政策很好的满足了这一需求，使得很多人产生了“宁做房奴，也要房子”的心理。
同时，同辈群体的影响也对买房产生了心理上的促进作用。调查显示，年轻人在房奴中占到了很大的比例，而年轻人事业刚刚起步，虽然自己难有能力支付高额的房价，但周围同辈群体的竞相买房甚至甘为房奴的现象无疑也将众多年轻人“拉”入了房奴群体中。
2.经济的社会建构
格兰诺维特认为，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的行为往往混杂着多种动机，仅仅用“理性行动者”或“利益驱动”来解释所有的经济行动是不充分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空间”本身也不是自在自为的东西，它们深深依赖于社会的网络、制度、价值观等背景条件。房奴现象的产生，除了上述文化和心理的嵌入外，也蕴含了深深的“社会建构”。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城市家庭结构变化和私人空间的变革。在传统社会中，“三世同居”、“四代同堂”的现象极为普遍。一座房子可以为好几代人使用，人们对于房子的需求并不旺盛。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行，尤其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在家庭结构方面产生了家庭小型化、优秀化的趋势。二人世界、三口之家的家庭类型在城市总体家庭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些家庭的住房需求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推力。
家庭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私人空间的变革。在传统社会原因的“大家庭”中， 私人空间相对狭隘，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而拥有自己独立的房子为私人空间的拥有提供了可能性。这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推动了居民对于房子的需求。
（2）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房地产调控政策执行不到位、保障性住房制度远未达标、买房落后制度不合理等方面。
高额房价是房奴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近来也实行了对房价的调控政策。然而，房价连年攀升，正所谓房价“越调越高”，由此可见房地产调控效果并不明显。此外，由于调控政策的执行不到位，各地的炒房投机行为广泛存在，这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房价的不合理增长。保障性住房制度远未达标也使得市场对于商品房的需求过于旺盛。西方国家经验证明：保障房是稀释房价的源头活水。以法国为例，早在1894年，法国政府就出台了建立廉价住房制度的法律。其后一百多年间，相继出台相关廉租房的法律。2000年，政府适时推出了社会团结和城市革新法，规定经济适用房占总住宅面积的比重不得低于20%。而透过我国经济适用房面积占总住宅面积的比重却连连下降，由2000年的23.3%降到2010年3.7%。保障性住房的不达标使得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福利住房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因而贷款买房也是普通居民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同时，我国现行的“买房落户”的户籍制度，使得房子具有了“身份含义”。人们为了获得城市户口，往往通过在城市买房的途径来得以实现。“买房落户”对于那些不需要房子但需要城市户口的人而言，无疑是获得城市户口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也加大了市场对于房子的需求，推动了房价的提高。“买房落户”制度的不合理性由此可见一斑。
三、房奴的影响
由于每月高额的还贷，房奴的生活方式不容乐观。浪网房产频道一项超过2567人参加的调查显示，有91.9％的人购房时选择按揭方式，其中77.9％的人认为房贷还款负担过重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而31.75％的人月供占其月收入的50％以上。在此情境下，房奴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如因其还贷压力太大，有很多人为了还贷不得不超负荷工作，甚至打两份以上的工。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将大大减少，甚至有人从不参加锻炼，这样，长期下来必将影响其身体健康；再如因还贷压力，无暇抽出时间陪伴亲人，进而影响亲情关系等。
总体而言，房奴的生活进入了进入了拮据的状态。正如某房奴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自从贷款买房后，平日里生活省吃俭用，生怕用多了月底就不够还贷了。现在连稍微贵点的衣服、化妆品都不敢买”。
房奴的生活方式不仅给其生活带来了压力，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房奴的夫妻关系、职业规划甚至人生价值观。对于房奴家庭而言，由于高比重的还贷，其收入所剩甚少。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使得夫妻双方不得不在金钱上采取精细化的态度。在各种精细化方式中，夫妻AA制的财产独立方式较为普遍。这样使得原本以家庭为单位的资金使用变成了夫妻独立状况。长此以往，对于金钱的过于计较或有可能淡化夫妻间的感情，这是值得警惕的。
此外，对于房奴中的大多数年轻人而言，其都有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可一旦贷款买了房，其职业规划就必须要进行修正。很多年轻人因买了房而放弃了对自己人生来说是转折点的发展机会大为存在。比如在公司要整体搬迁到外地且外地有更为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等情况下，很多年轻人因买了房而放弃这样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发展和职业规划。对于金钱的过于精细化，除了可能会导致夫妻关系的变化之外，还有可能导致房奴价值观的改变。在高额房贷下，房奴们为了还贷，金钱就在房奴心中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这种状况或有可能导致拜金主义的广泛存在。
综上可知，房奴现象的影响不容乐观。为了避免成为房奴，不仅政府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更重要的是“准房奴”们要改变自己的观念，将买房转变为租房，这样才能免受房奴之苦。
摘要：贪贿犯罪被称为“最大的社会污染”，我们可以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来探讨贪贿犯罪问题。但是，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轨迹上看，越是在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国家，贪贿犯罪越严重，这说明贪贿犯罪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于是，以经济学分析框架关注贪贿犯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原因在于，贪贿行为人在进行腐败行为决策时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理性经济人的特征，与经济学对人的理性假设是相契合的。
关键词：经济学；贪贿犯罪；成本—效益
犯罪经济学作为犯罪学的一个分支，随着20世纪60年代古典犯罪学理论学派的复苏而出现的，是当代古典主义的一个分析框架。当代的古典主义犯罪学学说强调相对的自由意志并肯定刑罚的威慑作用，对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中，以犯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犯罪现象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对作为理性计算之典型的贪贿犯罪，更是有强大的解释力。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利?贝克尔，在1968年发表了题为《犯罪与刑罚：经济学的探讨》的著名论文，认为人们之所以变为犯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对犯罪行为的选择就像经济活动中的选择一样，是他们从成本——收益（costs---benefits）的分析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首开经济学分析贪贿犯罪的先河，所提出的“成本——收益”模型认为一个政府官员之所选择贪污受贿，源于他的一个理性判断：实施贪贿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贪贿的预期成本。
贪贿行为的预期收益除了贪贿所得的货币性利益外，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心理需求（如刺激感、满足感等）和特殊的消费需求（如色情、赌博等）；而贪贿的预期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如进入权力系统时所付出的教育成本、成长成本、公共关系成本等）、预期收入（工资、福利津贴、奖金、住房、养老金、医保等）、惩罚成本（处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间接成本（作案前中后的心理压力、以及给亲朋的负面伤害）、后续成本（污点效应等）。各种成本的分量，是因人而异的，而官员保持廉洁的收益就是贪贿犯罪的成本。
依照贝克尔的观点，潜在贪贿分子的理性选择行为依赖于：（1）贪贿所能获得的超额利润；（2）对贪贿的监督和制衡以及预期被惩罚的强度；（3）预期被抓获的风险。恩格斯说过：“如果利润能够达到300%的话，就有人敢于不择手段。”从真实发生的案例来看，贪贿所能获得的超额利润远远超出了贪贿者可能付出的成本，如杭州副市长许迈永涉案一亿多人民币、广东中山市长李启红涉案金额20亿，贪贿的收入远远超过这些腐败官员个人正常合法的收入。
在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前提下面对超额的利润，只有强化监督制衡，增大惩罚强度、提高逮捕率，才能抑制贪贿。根据贝克尔的“成本——收益”模型，在收益巨额且恒定的情况下，通过这两种方式加大成本来抑制犯罪，每一种方法在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的方面也是有所区别的，下面分别做一些简要分析：
一、监督和制衡，加重惩罚
监督和制衡，是当今世界政权组织运行的两种模式，我国采用的是监督的模式，而西方采用的是“三权制衡”的模式。监督与贪贿犯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一种反向关系：即监督越严格、贪贿就越少。但是对监督者本身的监督就是个问题，而且对如此众多的掌握公权力的人进行监督，是需要相当大的成本的。另外，贪贿行为还存在一个边际成本的问题，所以，当以惩罚强度为后盾的监督达到一定效果之后，它对贪贿的影响就会迟滞。
腐败的最高成本就是刑法所规定的最严厉的处罚（包括没收全部财产、剥夺人身自由、生命）。现在，我国刑罚体系里面，对贪贿犯罪有死刑的条款，这已经接近腐败成本的极限！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法律太严厉或者刚性太强，反而可能对一部分腐败程度高者不再具有约束力，因为达到刑罚极限之后，已不可能再通过加大惩罚的强度来抑制腐败了！而以刑罚为最强后盾的监督体系的脆弱性就显而易见，这也是自2000年对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省部级）判处死刑后，又连续对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等省部级腐败高官执行死刑，腐败现象仍是屡禁不止。
至于法律对贪贿应该处以什么强度的处罚，由社会经济水平、价值观念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所决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惩罚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在法律处罚强度一定的情况下，处罚率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提高处罚率
增大惩罚强度对贪贿犯罪的影响都是有限的，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提高逮捕率的基础上：如果逮捕率上不去，监督和制衡就如同虚设，再重的惩罚也不见得有威慑力。所以，增加腐败成本的关键是提高查处概率，查处率与贪贿犯罪量是稳定的反向关系：即查处率越高，贪贿犯罪越少。
查处率又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被发现率=（被发现的腐败官员数目）÷（所有腐败官员数目）；被发现后受到处罚的概率=（被发现且被处罚的腐败官员数目）÷（所有被发现的腐败官员数目）。在犯罪学上有个“黑数”概念，被发现的犯罪数量往往只是现实存在的犯罪数量的1/3。现实中，官员腐败行为曝光率低，不是说腐败官员少，而是因为没有被发现或未受处理。因此，我国贪贿犯罪的处罚率不高是造成贪贿成本远远低于收益的关键因素。提高查处率对贪贿犯罪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
1.直接作用于被逮捕的贪贿官员，及时减少了社会危害；
2.间接作用于潜在腐败者，增加其在做出理性决策时的预期成本；
3.净化社会风气，争取群众支持。有了群众的支持，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就会极大增加，同时也可以节约了政府的监督成本。
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准确计算收益和成本，许多贪贿犯罪的官员对收益和成本作出了错误的计算，根据这种计算实施了犯罪行为，从而把自己人生光景毁在了这一错误的计算中，但是无论如何，犯罪人在犯罪之前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才智进行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因此，营造“莫伸手，伸手即被捉”的恢恢法网能给潜在犯罪者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危机意识。根据贝克尔的“成本——收益”模型，成本的增加就意味着收益的减少，当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成本收益趋于平衡的时候，作为理性人的官员就会认为，“不值得”去贪贿。
综上所述，从“成本——收益”角度来治理贪贿，更注重用经济手段来加大成本，减少收益，从而抑制贪贿犯罪；另外，群众的积极监督和理性参与，以及官员的自身素质以及健全的制度在治理贪贿犯罪中都是很重要的，只有经济、政治等多措并举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摘要:目前国际都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大对盗版现象的打击。但盗版仍然十分猖獗,这有其坚实的经济根源。其有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其解决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把盗版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不是完全地消灭盗版现象。同时应积极地引入竞争机制,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权衡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的基础上,实行合理的反盗版策略,采取“补偿税”的形式对侵害者予以补偿。
关键词:盗版现象;盗版成本;补偿税
对于一切生产、销售和使用未经版权所有者同意的非法复制品以牟取利益的行为我们称之为盗版。这些非法复制品统称为盗版产品,与之对应则为正版产品。目前虽然各国都加大了对
盗版现象的打击力度,但其现象不但没有完全根除,甚至仍在日益漫延。
一、盗版现象拥有深厚的经济基础
盗版现象的存在拥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它包括市场需求基础和市场的供给基础。
(一)盗版现象存在的需求基础
尽管人人都知道购买盗版品是助长了盗版现象,是不道德的,应该消灭。但往往在喊打同时,却从没减少对盗版品的需求。这是因为在盗版市场上,人们的需求是盗版现象存在的最根本的经济基础。
为什么在明知盗版品质量不好的情况下,理性的消费者还是更多的选择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最直接的原因是盗版产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消费价值是指付出的费用所带来的效用,即花了钱后所得到的满足感,即体现了消费所带来的价值。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考虑是购买商品支付价格所得到的满足感。如果某个商品的质量很差,即便它价格很低,有不会有人买;同样,如果商品的价格过高,即使质量很好,恐怕也只有很少的消费者能够接受;但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很低,而其质量又比较好,它必然会被消费者所青睐。这是因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并不只是割裂地只看价格的高低或质量的好坏,而是综合地分析商品的价格和质量之间的对比,即性价比质量-价格比,它才是消费者所真正关心的。消费者购买盗版品的性价比要远远高于购买正版品的性价比,这是造成消费者对盗版品的直接原因。虽然盗版品与正版品在质量和服务方面有些距离,但这种差别有限。但价格却有着十几倍的差距,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当然会更多的购买盗版品,这样才能实现其最大化的效用。在消费者预算线不变的情况下,购买盗版品的边际效用曲线要高于购买正版品的边际效用曲线,即使用盗版品的总效用比使用正版品的总效用大。
(二)盗版现象存在的供给基础
根据经济学理论,并不是有市场需求厂商就一定供给,厂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只有能给厂商创造最大利润的产品,才是厂商优先供给的产品。厂商之所以生产盗版品而不是生产正版品,除了正版品的生产需要有生产资格之外,关键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大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商品的生产价值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对厂商来说,生产那种商品要看产品价格-成本比。如果商品的价格很高,但是生产成本也很高,价格-成本比小于1(即价格低于平均变动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那么生产无利可图甚至亏损,那么这种商品就没有供给;反之,即便一种商品的价格很低,但是它的生产成本也很低,价格-成本比大于1(即价格远高于厂商的平均成本的最低点),那么生产有超额利润,厂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趋动下,厂商会自动选择生产这种商品。因此可以用价格-成本比来反映商品的生产价值。
1.专利技术和法律上的限制使得众多企业无权生产正版品。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保护和鼓励创新,政府颁布专利法对版权进行保护。政府对版权的保护激励了创新的同时,也提高了许多厂商进入行业的门槛,从而形成市场上的行业垄断和法律垄断。迫使部分想进入行业分取利润蛋糕的企业,只能去生产盗版品。
2.垄断生产正版品的超额利润诱使盗版品的产生。正版品的价格居高不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生产正版品的厂商是垄断者,他们是PRICE MAKER,而不是PRICE TAKER。原因就在于正版品市场是垄断的市场结构,厂商是价格的制定者。高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垄断价格造成了高额垄断利润,这对其他企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超额利润的趋动下,资源被重新配置,向该生产这种产品集聚。然而,在高额的专利费用和法律约束下,这种资源配置趋势就转化为生产盗版品。在盗版品的强烈冲击下,生产正版品的成本因加强防伪等原因而大大提高,而价格却在盗版品的竞争中不断下降,从而正版品的价值大大降低,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盗版品的生产和供给。
3.盗版品生产价值优势还在于它的生产成本。一种产品生产的成本包括产品的研发费用和生产费用,而越高端产品它的研发费用占整个成本费用的比重越大。盗版品的生产不仅没有任何产品的研发费用免费使用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诸如专利权、著作权等权利),而且在生产费用上也存在优势。与正版品的生产相比,盗版者为了降低成本而使用更加便宜的原材料,采用更加简捷的生产工序。
4.盗版产品的供给还与厂商从事盗版所面临的风险的大小和对待风险的偏好密切相关。厂商在生产盗版品带来较高的收益的同时,也存在着一旦被查处所带来的风险。对风险与收益的抉择,直接影响盗版品生产的多少。假定厂商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从事正版品生产,二是从事盗版产品的供给同时承担被查处的风险。前者是无风险收益通常很小;后者的收益较大,这是对风险的溢价。对于风险偏好型的厂商来说,它会追求高风险所带来的高的风险溢价,即进行盗版产品的生产,当然,生产盗版品的成本大小会改变厂商对待风险的态度等,如此说当被查处的可能性加大,即生产盗版的成本加大,会迫使厂商减少盗版产品的供给。但是,由于现行制度存在着缺陷,地方保护主义,执法者的寻租和道德风险等多种原因,使得从事盗版活动的人成本很低,这也极大地鼓励了盗版。
二、盗版的社会效应
我们可以通过对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来分析盗版的经济效应。
(一)消费者剩余方面,在短期盗版活动的存在,原来购买不起正版品的消费者由于能够付担低价的盗版品,而使自己的消费者剩余增加;原来使用正版品的消费者转为使用盗版品,由于盗版品的低价格会给消费者带来剩余的增加;即使是对使用正版品的消费者,也因盗版品低价格的冲击下迫使正版品的价格下降,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竞争好处。
而在长期,如果政府对盗版活动不采取任何打击措施,盗版品大量充斥市场,那么正版品的生产厂家将无法维系下去,将会产生柠檬市场的后果,正版品完全挤出市场,而且大大的抑制了新技术的创新,将不会有新的正版品产生,那么消费者的福利长期是受损的。如果在长期中,通过开放市场、加大竞争及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使得成本大幅降低,使正版品的价格接近盗版品的价格,从而使盗版品无价格优势,那么盗版品自然会退出市场,那么消费者也会从中获得不少好处。
(二)盗版活动对生产者剩余的影响。就盗版品生产企业而言,它把资源用于盗版品的生产上这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因此它的经济效益会提高,因此对于它们来说盗版活动中会增加生产者剩余。就正版品生产企业而言,如果盗版厂商的剩余的获得仅仅是正版厂商剩余的一种转移,那么正版品企业必然会损失剩余;如果由于盗版竞争的存在,迫使正版品生产企业进一步改进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扩大销售量,降低正版品的销售价格,正版企业的剩余也完全可能增加。
三、政府反盗版的策略
上述分析盗版活动的存在可能增加社会福利,也可能降低社会福利。而福利的减少必然迫使政府必须采取反盗版措施。我认为政府应该如下的选择:
(一)政府不应该完全消除盗版活动。这是因为,一方面,盗版现象产生的经济基础的必然的存在,盗版是不可能人为消除;另一方面,盗版活动有可能对经济福利是有好处的,完全杜绝盗版行为,也就意味着把它的下效应也一并消除了。因此,政府应把抑制盗版活动的泛滥作为其反盗版的目的,盗版应控制在一定程度范围内。
(二)政府就适度地反盗版。盗版必然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这是盗版活动的社会成本。同时政府在反盗版过程中也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政府在反盗版过程中必然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这些费用构成反盗版全部成本。一般而言,如果政府加大对盗版的打击,那么反盗版的成本就会上升,而相应的盗版成本则会下降。反之,政府对盗版活动比较宽松,反盗版成本就会下降,而盗版成本则会上升。因此说,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上反相的,只有找到两者之间的最佳契合点,总体的成本才会最小。因此反盗版行动就存在一个度,政府究竟应该对盗版行为打击到什么程度,必须进行相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可见,政府的反盗版并非愈严格愈好,也不是愈宽松愈好。
(三)健全和完善专利方面的立法。目前我国对专利保护的相关法律和法规相继出台,但普遍存在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因此关键是要强化执法从而改变目前执法方面的不力状况。同时还要搞好经济,逐步树立人们维护正版的意识。这样才能降低反盗版的执法成本,大面积的盗版现象才会从根本上杜绝。另外对盗版行为最好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打击”的办法。对那些假冒伪劣和内容违法盗版品的生产者要严厉打击,对这些盗版品则坚决销毁;对那些制作精良,内容合法的盗版品的生产商要严厉查处,但对盗版品本身,则完全可以区别对待。如将其交给版权所有者来处置。这样避免了资源的过度浪费,同时也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弥补了版权所有者的损失,形成了帕累托改进。
(四)运用市场的机制来抑制盗版。垄断是产生盗版的经济根源,反垄断其实就是反盗版。引入竞争机制来解决屡禁不止的盗版问题是必然趋势,政府应面对当前国际一体化的契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机会,通过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来引入良性的竞争,有效的抑制盗版行为。
(五)有用“补偿税”的方式对被侵权的厂商给予补偿。“补偿税”可以从民间征收,也可以从财政收入拿出一部分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盗版的存在使全民为之“受益”,那么依照“用之于民,取之于民”的道理,全民也理应为之承担一定的责任。
(作者单位: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一、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的原因
（一）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是造成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我国1994年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行的税制改革，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多、范围之广、力度之强是前所未有的，使税负更趋于科学、合理。 新开征的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加之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收入的增长，使税收收入逐年大幅度提高。这种税收政策的调整，保证了税收收入，同时也使得财政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有了保障。此外，从1996年开始，部分行政性收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加之费税改革的逐步加快，进而增加了财政税收收入的总量。这都是财政收入高于GDP增长不可忽视的政策原因。
（二）“先征后退”税收制度形成了收入上的“虚假性”
现行税制中规定了先征后退、即征即退等优惠办法。如增值税中规定：福利企业和学校办企业，在规定纳税期限内应如实申报应纳的增值税，填开税票解交税款入库，同时由税务机关填开收入退还书将已征税款返还给纳税企业。其他如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也有类似先征后退的优惠规定。然而，在财政统计上，只要税款缴入国库后，无论退还与否，均计为财政收入，显然已退还的税款所形成的财政收入存在“虚假性”，虚假的收入也是造成财政收入过快增长的一个动因。
（三）累进税率制度促进了税收超经济增长
为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调节分配的作用，我国一些税种和税目的税率设置为累进税率。如为缩小收入差距，我国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和承包承租所得实行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当应税所得达到一定规模时，适用税率提高从而使税收收入呈现跳跃式增长，增幅大大超过应税所得的增长幅度；为合理调节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当土地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一定比例时，适用税率提高也会带来税收超经济增长。
（四）企业效益的提高保障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 随着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自负盈亏理念的转变，以及经济核算的强化，企业亏损面和额度在减少，经济效益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表现在：一是国有企业改组、改制后，其经营业绩明显好转，乃至大幅度提高；二是企业加快了技术改造与创新的步伐，增添了发展的后劲；三是破产法律制度的实施，一些企业甩掉了债务“包袱”。诸如此类，使企业的生产成本费用或经营成本费用大幅度降低，利润增加，而利润的增长又保证了所得税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也保障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
（五）GDP结构与税收结构之间有差异，税负高的第二、三产业增幅快
GDP结构与税收结构之间有差异，GDP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组成，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第三产业。由于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较低，因而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要大大高于总的GDP增幅（如：某市2007年三次产业现价增长率分别为6.0%、15.7%和20.1%）。三是外贸进出口对GDP和税收增长的影响不同。GDP核算的是进出口净额，一般贸易进口对核算GDP是减项，但是体现在税收上是加项，进口增加了，进口税收就增长。而出口退税不从税收收入中扣除，作冲减财政收入处理。因贸易进口和进口环节税收对GDP和税收的相反影响，使总体税收增长会高于GDP增长。
以某市为例，近年来，某市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以骨干企业为依托，项目带动投入，造纸、石油化工、橡胶轮胎、纺织、农副产品加工为龙头的支柱产业齐头并进，促进了全市第二产业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7年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658.4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6.1%。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60.63亿元，增长6.0%；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269.24亿元，增长15.7%；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28.55亿元，增长20.1%。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4%、78.1%和20.5%，其中工业贡献率为76.1%。产业结构由上年的3.7：80.7：15.6调整为3.7：76.5：19.8。第二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007年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98.60亿元，增长24.9%。当年新增固定资产686.54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98.3%。从三次产业投向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23.38亿元，增长28.1%；第二产业完成投资495.83亿元，增长28.4%；第三产业完成投资179.39亿元，增长15.9%。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看，第二产业类投资成为投资主体，三产投资也成呈快速上升趋势。
纵上所述，可以看出：
1.由于我国对农业实行倾斜政策，取消农业税，造成第一产业（农业）在各产业中的比例快速降低，到2007年，某市第一产业产值只占总产值的3.7%。
2.在某市第二产业中，在各行业中所占经济份额最大，税收增长最快。2002――2007年期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730.6%。总资产贡献率46.29%，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工业企业集团达到3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3180亿元、利税815亿元，分别增长4.6倍和3.6倍。工业利税超千万元企业达到325家，增加126家，其中超亿元企业达到47家，增加18家。具体来看，纸品、橡胶轮胎、原油加工等制造业的重要地位仍无可替代，对税收增长的引领作用逐年增强。如某市纸业集团自2001年实施品牌战略以来，坚持走“质量结构效益型”的发展路子。2001-2007年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2005年以后增速更快，2007年销售超过120亿元。制造业中的纸品、原油加工、轮胎橡胶、棉纺织、农产品加工等在2001-2007年期间均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长，所占份额较大。仅增值税、消费税在“十五”期间累计完成27.6亿元，年均分别增长28%以上，占制造业增值税收入的68、16%。2007年增长更为迅猛。其次轻工业增加值增速快于重工业20.3个百分点，支柱产业越来越强大。
3.在第三产业中，全市在技术进步引导和基础产业的强劲支持下获得发展机遇，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批发零售业税收平稳增长，在第三产业中份额最大。2002年-2007年全市服务业较快发展，增加值年均增长18.3%。金融机构存款余额857.5亿元，贷款余额595亿元，分别增长1.2倍和1.8倍。县域经济活力增强，2001-2006年期间批发零售业税收完成8.54亿元，年均增长20.08％，占第三产业经济总量比重的68.77％；金融服务业上升最快，占第三产业税收比重从2001年的35%上升到2006年的51%，是三产中比重上升最快的行业；随着城建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房地产业异军突起，仅2008年上半年，涉及房地产业的税收，如土地增值税入库10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４６％；房产税入库1958万元，增长５６％；城镇土地使用税入库6369万元，增长５８％；印花税入库1190万元，增长３５％。
4.非税收入增长过快。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某市经济得到持续、快速的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地方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高增长。截止2008年9月末，全市非税收入总额292830万元，增幅达41.75%，减去政府性基金收入167934万元，尚有124896万元，增长25.18%，占一般预算收入的23％。其中行政事业性费和专项收入共计80743万元，占全部非税收入的65%，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比增长达49.04%，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随着财政管理的加强，从预算外收入中分离出来交入国库的。截止2008年9月末全市实现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额167,934万元，占全市非税收入57.35%，较去年同期增加61,229万元，增幅达57.38%。在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基金收入占比最大，全市累计实现额为143,750万元，占基金收入总额的85.60%，政府纯收益大幅增长，有力地支持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为从制度和源头上治理腐败，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预算外资金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财政部相继将卫生、水利、人事、财政、法院等部门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纳入预算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这种增加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并不增加一个地区的实际可支配财力，只能说明财政管理力度的加大和管理方式的规范。
（六）税收征管加强，征收率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税务部门大力推进依法治税，加强税收征管，加大税务稽查力度，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也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增长。通过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同时，大力清理欠税，严厉查处偷骗税案件，税收征管的加强也是税收收入增长高于GDP增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产生的作用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保证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从而使各地方政府保证了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刚性支出，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但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1.造成了地方政府投资盲目冲动。由于我国财税收入制度的弊端，造成财税收入的快速增加使各级政府手中集中更多的可支配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政府盲目地将财政资源投向规模浩大的开发项目，这些开发项目往往是高粗放型增长模式，消耗大量的土地和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但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某市市橡胶行业、重化工行业等项目。2.国民和企业的负担日益加重。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使该市综合经济实力快速增长，2007年位列全国百强，山东省30强，但近年来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带来的物价上涨、房价上升等现象，从而导致居民负担日益增长。
三、完善政府部门在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1.由单向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从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持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支撑经济增长的转变，实现良性循环经济型转变，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培育新的税源。
2.以科技创新和发展为手段，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正确处理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关系，加大科技投入和人才的培养，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和优秀竞争力，大力发展高、精、尖等企业，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利润，进而增加对地方财政的贡献。
（二）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按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原则，应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农民发展高效农业，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把优势农产品做强做大，并进一步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和农产品质量监测、认证体系及动物防疫体系，逐步形成品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积极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推广“公司+农户”、“订单农业”等经营方式，创建农民、农业、农产品和市场紧密结合起来的平台。
2.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带动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提高中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突出工业的龙头带动作用，整体提高第二产业的经济效益；其次，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经济工作的总抓手，提高项目质量，不断加大有效投入。
3.以旅游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服务业。整合旅游资源，发展休闲经济，带动商贸业、餐饮业、会展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逐步使服务业成为新的经济支柱。
（三）规范非税收入收费行为，整顿非税收入收费秩序
依据《行政许可法》，对违反规定的收费，应逐一清理规范，杜绝收费主体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行为。依据“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整顿非税收入等财政性资金的收费秩序，对坐支非税收入的执收单位和部门，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东营市中心支行）
摘要：“蚁族”是近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兴弱势群体，他们作为“理性经济人”，已充分认识到学历对于就业的影响，除此之外，流动所耗费生活成本、心理成本也日益增大，将上述因素纳入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从主观层面阐明了“蚁族”选择流向大城市的原委。同时，“蚁族”是当前社会发展、经济转型的产物，我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现状是其存在的客观原因。
关键词：“蚁族”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产业结构 劳动力结构
一、引言
“蚁族”是80后组成的一个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其定义在广义上是指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毕业生。“蚁族”存在于“青年农民工”、“流动人口”、“校漂族”之中，伴随着我国持续多年的大学扩招，在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依旧有众多毕业生向往大城市。“蚁族”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大连等直辖市与经济发达地区，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各大城市的“蚁族”总人数约为300万人；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中，超过85%的人为外地户口。
“蚁族”中的大多数处于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状态。但有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蚁族”在大城市中挣扎时，中国近几年却频频地出现“用工荒”，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处于旧人流失、新人难招的尴尬境地。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实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焦点，“蚁族”现象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力图从经济学角度对该现象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在国外，Peter D.Hart Research Associates(彼得・哈特研究公司，美国的一家专业研究机构)根据对“蚁族”从1999年至2009年的跟踪调查，了题为“Young Workers――A Lost Decade”(《青年打工者――迷失的十年》)的报告，涉及该群体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就业、收入、医疗保险、家庭生活等，报告显示“蚁族”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面临较高生存压力。
近年来，国内“蚁族”现象逐渐引起了相关机构和学者的重视。阳玉平（2009）指出，“蚁族”存在的原因，在于高校扩招、就业观念狭隘、相关法律缺失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改革教育体制、鼓励毕业生到地方就业、改善“蚁族”居住条件等方面的建议。钱晶（2010）从择业观的角度对“蚁族”现象进行分析，认为“蚁族”主要是由于缺乏对职业生涯规划的认知、高校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以及大学扩招造成的就业压力等因素所导致。为此，应实现个人就业观念、家庭教育观念和高校教育理念的转变。吴克明（2010）认为，“蚁族”现象是大学毕业生在收入低、房价高的“推力”和大城市潜在就业机会、消费收益等“引力”因素共同作用下自主选择的结果。减少“蚁族”现象的思路在于提高大学毕业生收入、降低房价、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中小城镇就业。周健、陈梦蝶（2011）根据对聚集于武汉市洪山区的部分大学毕业生的调查，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武汉市洪山区“蚁族”现象形成的原因，从政府、法律制度、学校和大学生自身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蚁族”问题更多的是从“蚁族”思想、心理及其带来的相关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说明，缺乏量化意义上的研究，难以精确地挖掘“蚁族”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因此，本文利用经济模型与实证数据对其进行主客观两个层面的探讨，以期得到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三、“蚁族”现象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主观原因分析――基于修正的托达罗模型
由于工作岗位与所学专业的普遍不匹配，就业市场的“跳槽率”居高不下，“蚁族”不得不处于流动状态。伴随大学生毕业人数的上升与就业岗位竞争形势的趋紧，将会有更多的毕业生加入到流动之列――尤其是在大城市的流动。
中国已经进入了学历社会，学历、证书成为就业的必要条件。如今城市里凡是较为正规的部门，在招聘要求中必然会考虑到应聘的学历。在此根据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的教育信号理论，求职者的就业概率π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学历的影响，因此在托达罗模型的就业概率公式中引入有关学历f（i）这个因素。
同时，“蚁族”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会理性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除了城乡预期收入或者两个城市预期收入的差距外，他们在城市寻找心仪工作的生活成本、心理成本、与搬迁成本都是必要的考虑因素。在生活成本方面，特别是在某些大城市中较高的物价以及高房屋租金，生活成本一个月高达一千元。心理成本方面，来自外地的人普遍感觉到自己受到歧视待遇，部分生活习惯的不同和文化差异也使他们难以接受。在搬迁成本方面，除了从农村或者一个城市搬迁到另外一个城市所需要的交通费用，“蚁族”居无定所，他们在一个城市中处于不断转移的状态，因此城内搬迁费用也是一个需要纳入模型的因素。
（二）客观原因分析――基于我国东部的三次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
由于“蚁族”主要聚居在沿海发达城市，因此本文选取东部三次产业所对应的劳动力群体为分析的切入口，研究三次产业的科技水平对该产业所需劳动力群体的影响。产业的不同技术水平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不同，进而对应的劳动力群体不同。劳动力的素质主要体现在其受教育年限上，三次产业的技术水平以R&D水平来衡量。
在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计算方面，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中国东部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用LE表示，见表1。
在东部三次产业的技术水平计算方面，以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投入为指标，R&D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知识的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优秀竞争力，一个企业的R&D水平则体现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综合上述几点，以东部的R&D在三次产业中的投入水平衡量东部三次产业的科技水平是合理的。用T表示三次产业的R&D，所得数据如下表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而得
以上可见，1996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东部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71年上升至9.20年，即对应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由“小学-初中”水平提高到“初中-高中”水平。虽然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有所提高，但目前大学毕业生显然还不是东部地区所需的劳动力主体，因此形成了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错位。这在客观层面解释了为何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与“供过于求”的现象能够并存。
由计算结果可知，仅2009年，中国东部的R&D投入增加10%，就使该年至少可以增加大学生就业人数为201.155万人，从而解决了部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同时也缓解了“用工荒”的问题。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用工荒”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建筑装饰、电子电器、玩具、小型制鞋、五金、纸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企业的技术更新和升级力度，慢于职业教育和大学生供给的增速；同时由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速度，在人口转型与经济转轨过程中，整个社会提供的“升级岗位”出现了短缺，并由此阻延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手工业、餐饮业、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蚁族”在大城市中只能谋到较为低端的工作。
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提出“五个坚持”对加快经济转变方式做明确部署，其中，他指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支撑。增加R&D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有利于使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供给结构协调适应。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形成“蚁族”现象的主观因素主要是就业观狭隘，认为学历较高在就业上存在较大优势；对大城市预期收入高。客观原因主要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错位，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偏低。为缓解“蚁族”当前的状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针对“蚁族”低下的生活现状，应提高中低端岗位的社会保障力度，为中低端岗位从业者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和提升空间。可在“蚁族”聚居地建立社区服务站，提供心理咨询、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社区服务站可以成为依托共青团、妇联以及其他民间组织的公益性机构，帮助“蚁族”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另外，建立健全户籍、人事等制度，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中要特别重视由户籍制度带来的深层身份问题、就业问题和公平的公民待遇问题，减少对流动劳动力的政策性歧视；采取积极措施控制房价、房租上涨，增强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保障。
（二）改造提升制造业、服务业，加速经济的转型进程
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发展的力度，中小企业特别是处于低端产业的企业应坚持市场化运作，增加R&D投入，创新品牌。推进服务领域改革，推进服务业规模化经营，支持服务业企业品牌和网络建设，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培育壮大高技术服务业，加强信息服务，发展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增值服务等科技支撑服务；引导住宿和餐饮业健康规范发展，支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
（三）对高校学生的就业观念进行适度引导
要重视高校教育理念的改革，加强学生的择业认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可以利用舆论宣传和政策扶持，引导“蜗居”在大城市的“蚁族”走出去，鼓励青年人创业，鼓励高学历的毕业生扎根中小城镇、扎根基层、扎根西部发展自己。
（四）合理设置学科专业，加强校企合作
将大学毕业生市场需求情况作为专业设置、招生人数划定的参考标准，使学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对接；高校可设置就业促进中心，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加强学校、学生、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地下经济在发展中国家随处可见，许多官方失业人口其实有赚钱能力，但地下经济打击生产力，对总体经济不利
你是否曾支付现金给房屋装修工人？或向未领取卫生执照的街角的摊贩买过水果？或曾雇用保姆或家教，但从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相关文件？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已经参与了经济学家所称的“非正规经济”或“灰色经济”。基本上，灰色经济（或称为“地下”或“平行”经济）由合法活动组成，但其参与者并未纳税或遵守法律，不过学界并未就相关名词做出明确定义。地下经济活动已与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地下经济比重高达18%。
地下经济通常被视为落后国家人民赚取利差的行为，像是泰国和迦纳的路边小贩，但这却是错误印象。尽管地下经济占据贫穷国家总产出的重大比例，但仍并存于富裕国家，最近研究显示地下经济出现增长趋势。一份新研究指出，地下经济甚至拖累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成长。
衡量地下经济的方式
因为地下经济的性质特殊，所以其规模难以观察。衡量地下经济的基本方法有二。一是直接法：你可以询问人们是否避税，或检查查税的结果。不过，人们不可能承认自己违法，而查税员也不可能彻底检查大部分纳税人口。所以第二个间接检查法比较合理，例如：你可以比较现金交易或电子消费资料与官方产出数据，如果现金或电子消费增长比官方经济增长数据来得快，则暗示地下经济规模正在扩张。
史耐德利用这种方法估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地下经济约占官方国内生产总值的41%，在辛巴威，比率高达60%。在巴西和土耳其，农业产值的约一半属于地下经济。OECD成员国的地下经济比率较低，但仍达到不容忽视的18%。
地下经济存在的理由一点也不神秘，因为台面下交易存在许多优点。首先，无须支付所得税；其次，经常让薪资大幅缩水的社会安全费用也可以避免。
比较不同国家，课税越重、税制越复杂的国家，地下经济占GDP的比率越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存在较大规模的地下经济，而美国、加拿大和瑞士则低得多。近几年，部分落后国家的地下经济大幅成长，可能得归因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厉计划，其中包括增值税在内，因此造成许多企业家纷纷撤资。
如果地下经济蓬勃发展代表许多官方失业人口实际上在赚钱谋生，这样听起来似乎是个好消息。所以如果最贫穷的国家因为地下经济而受惠，那么谁是输家呢？
地下经济打击生产力
根据麦肯锡研究员费洛的最新研究，整体经济是受害者，大规模地下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使生产力大幅降低。地下公司大多以小规模为主，而且希望维持原状以免引起政府机关的注意。它们的规模限制了研发新科技和创造新业务的能力。以俄罗斯为例，大型超市比小型商店享有5%的成本优势。但地下商店却因无营业执照而节省了13%的税负。换言之，规模经济的产出利益因较高的所得税而抵销殆尽。
费洛估计，地下经济地上化可使葡萄牙的生产力增长0.8个百分点，使土耳其和巴西增长1.5个百分点。
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和改善执法将有助于缩小地下经济。费洛指出，如果土耳其政府计划使增值税收益从目前的64%增加到90%，可由将税率从18%降至13%达成，而且无须牺牲任何所得。她同时指出，巴西的政府支出占国家GDP的30%，略高于今天的美国支出，比1913年美国政府支出的7%要高出许多（当时美国的实际GDP约与巴西今天相当）；不过每100万巴西人，却只有1名税务官员。如果税率仍维持高点，而查税比例仍维持低点，那么不可避免地，地下经济将继续存在。
摘要：通过从腐败产生的根源寻租活动进行分析，认为其实质就是官僚阶层设租和抽租的过程。鉴于寻租等腐败活动会造成资源误置、增加成本、妨碍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对如何预防腐败提出相应的经济学措施。
关键词：腐败；租金；寻租
1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从形式上来看，腐败主要表现为贪污贿赂、以权谋私、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兼职经商、渎职以及徇私舞弊等多种形式。尽管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实质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即“权钱交易”。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模仿，出现 “权力泛化”现象。于是，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或者交换资源的资源，“权力上市”最终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
那么，权力是如何完成利益交换和资源掠夺这一腐败的过程呢？
从经济学上来看，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控制着政治市场和经济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僚在个人私利最大化的刺激下，因为制度的欠缺，出现了机会主义行为――“设租”与“寻租”，和直接的非生产性寻利行为。
1.1租金和寻租
对腐败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租金和寻租。租金一词作为特定意义上的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才在应用经济学理论中出现的，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租金是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出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一部分”，因此租金是超出机会成本的收入，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超出资源或商品正常价值的价值，即“垄断利润”。寻租就是寻求租金，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狭义的寻租，是指利用行政、法律等手段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济交易自由竞争，从而达到获取和维护即得利益的行为。
从经济学本质上来看，寻租及腐败是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y)或政府失败(government failure)的一个基本类型，寻租是政府干预的副产品。当政府干预市场时，由于人为地限定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交易活动的竞争性，于是政府干预便带来了可以以“租金”形式出现的超额经济利益，这就是“设租”，即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或权力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金诱使私人或企业向他们提供财物作为得到这些租金的条件。一旦官僚阶层的干预创造了超过正常利润的租金，这就为私人或企业通过非竞争手段获得租金提供了激励，于是政府官员会故意提出获得这些租金的特别条件，使私人或企业割舍一部分即得利益与他们分享，这就是所谓的抽租。
1.2寻租与腐败
由于租金的存在，利益集团常常为这样的干预进行各种游说活动，以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获取“非正常收益”的活动都可以称为寻租活动，租金则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时常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而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几乎所有的干预和行政管制都会为创造这种租金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创造出差价收入，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导致不同政府部门及官员争权夺利，影响政府收入和增加廉正成本。它妨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降低行政运转速度甚至危及政府政权稳定。更为严重的是，它甚至使政府的决策和经济活动常常受特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摆布。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腐败的基本内容就是政治权利与经济资源和财富的交换，而这种交换得以形成的纽带就是寻租活动，而寻租活动的实质就是权钱交易。在寻租活动中，私人或企业是这种活动的一方经济当事人，通常他们因获得了“租金”中的大部分，所以是这种交易的主要获益者；官僚阶层是另一方当事人，他们也是受益者，可获得贿赂费用。由此，寻租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利的阶层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利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利以谋取更大私利，这是经济人追求经济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
对于私人和企业主来说，寻租就是以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超额利润，然而这种寻租活动寻求的是非生产性的直接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或租金并不是通过创造物质财富来增加利润，而是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努力，如游说或行贿等，促使政府出面干预经济活动、帮助限制竞争、增强自己的垄断地位等办法来获取的。对于官僚阶层来说，寻租就是运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利来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然而官僚阶层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往往是主动的去进行“政治创租” 和“抽租”，于是就产生了腐败。
2腐败的经济危害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腐败的实质内容就是寻租和非生产性的寻利行为，即私人和企业为了获得以超额利润形式存在的租金，而官僚阶层为了从这种租金中抽租。然而，这种租金却来源于官僚阶层利用手中的职权人为地限制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竞争，从而扭曲了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一般而言，官僚阶层的干预程度愈大，市场扭曲就愈明显，经济租金就越高，寻租活动越呈现恶性循环的趋势。虽然寻租的当事人分别从垄断利润中分享了租金的好处，然而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体系的运行却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性，耶鲁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施乐佛就曾形象地把政府的干预和寻租活动比喻为“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具体而言，这种危害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增加交易成本
寻租和腐败虽然会给寻租活动的双方带来额外的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了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从表面上来看，支付给官僚阶层的部分租金似乎是私人和企业主从自身利润中分摊的，实际上这种费用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来获得的，并人为地通过“特许”、“垄断”等形式让特定的经济群体获得租金，继而又把这种成本和费用转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这种租金的存在不断地刺激着官僚阶层设租和企业向官员行贿的寻租活动，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因此，寻租和腐败直接增加了经济交易的成本，使大量的财物浪费在“直接性的非生产寻利活动”中。
2.2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寻租和腐败所造成的另一个严重经济后果便是资源的误置。众所周知，在一个理想的经济体系中，资源和经济交易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下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和运行，即在竞争规律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最有效率的企业总是率先获得资源、优先参与经济交易。然而，腐败以及由此产生的“特许”和“垄断”却人为地排除了效率优先的企业参与竞争、获得资源和从事交易的权利。这样，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发生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效率优先的企业往往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不能够获得经济资源。而那些通过行贿获得资源和参与交易的企业，通常效率较差，单位成本和边际成本较高，只能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向后将行贿成本转嫁给社会公众，从而破坏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使资源的配置处于无效率状态。
2.3导致价格的扭曲
由于寻租和腐败导致了资源的误置、增加了经济交易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价格的扭曲。
价格扭曲对于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特别的意义。由于这些国家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许多商品还存在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例如一些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还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必然会存在部分租金，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因此，寻租和腐败既是一只“掠夺之手”，也像一只“看不见的脚”，它会践踏经济秩序和破坏经济增长，一方面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将被人们转移到了非生产性活动中，另一方面大量的寻租活动导致了资源配置和经济交易的非效率性。在一个寻租活动十分盛行的经济中，寻租收入在GNP中所占的比重必定较大，因此由GNP计算出的较高的增长水平是不真实的，或者说，在这个较高的经济增长背后，是低发展或无发展的困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真实状况。
3抑制腐败的经济学对策
正是由于经济租金的存在和政治权利能够干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才使权利和财富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并经常化。那么，如何最大限度的消除经济租金的存在基础，如何对政府权利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限制和切断财富和权利之间的经常性交换渠道，就成为遏制以寻租为目的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思路。
3.1提高经济活动的透明度
尽管租金是寻租活动的内在动因，腐败就是政治权利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然而寻租和腐败得以实现和蔓延却依赖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或信息的不完全。从经济学意义来看，通常寻租活动都是与信息问题休戚相关，因为官僚阶层要想让惠与行贿的利益群体，必然要“暗箱操作”，或使参与竞争的其他经济人处于信息劣势。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不对称，有些人可以在某些地区或局部市场上建立起垄断力量，或获得某种“特许”，这样市场和交易在表面上是竞争性的，而实际上并不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如果政府能够进行充分的信息批露、建立民主的投票和招标制度、严明的立法司法制度、严格的公务员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传递经济运行中的信息，则可大大预防和减少寻租活动。
3.2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
在寻租和腐败活动中，显然政府干预得越多，政府官员权力越大，官员设租和寻租越是便利。因此，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交易的不适当干预、减少不透明的地下经济活动、使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减小到最低程度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密不可分，因为对经济的监管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式，然而这种监管也为官僚阶层的腐败创造了机会。例如，如果企业进口商品需要许可和缴纳关税，拥有许可审批权和关税减免权的官员便有了收受贿赂的机会，如果无需进口许可或关税，那么官僚阶层的这一腐败机会就不复存在。正如罗斯•阿克曼所言，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与各种管制是相互联系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严，其人拥有的公共权力就越大，因而也更易滋生腐败；相反，经济越是自由化，腐败程度越是有望下降。官僚阶层的管制权力越大，企业的负担就越大，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就增大，从而企业主动寻租的动机则越强，官僚阶层的干预增大了寻租和腐败活动的可能性，因此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是预防寻租发生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