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26 03:29:4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社会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1.1高速公路建设带来了道口经济
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加速物资生产的流通以及有效地促进其他运输方式的联运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价值。高速公路的建设促进了道口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建设为道口经济提供了商业机会与专业人员及设备。道口经济的主要表现为依托高速公路、水路运输、铁路运输等交叉路口的优越交通条件和地理条件。随着交通工具的日趋先进，道口地区便日渐成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快速聚集地，较为典型的就是专业市场和物流企业入驻道口地区，从而引发人们的投资热情，提供更多的商机。这就是“物流+道口”的道口经济。高速公路道口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为城市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道口经济发展区其实对城市整体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高速公路道口快速发展能够向全国各地引进高素质人才、资金投入以及先进的技术等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并且将其进行整合，促使城市的产业链得到扩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在严峻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城市经济需要进行产业转型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原先的城市地区规划制约着城市人口以及城市空地的使用，道口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城市产业升级，从而为城市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影响道口附近地区经济的发展。道口经济作为区域经济新中心，加大了区域经济在社会经济的影响力。道口地区原本荒凉，但随着高速公路的建成使用，道口地区在高速公路所带来的商业机遇的作用下，从原来的荒凉的区域迅速成为了商业口岸，从小城镇发展成了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
1.2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现代物流的发展
一般来看，道口经济可以严格按照国际物流、区域物流、城市物流三个层次上的物流功能要求，有效地发挥好本地区各方面的优势，同时利用道口地区的特点，切实以物流园建设为载体，从而有效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城市附近的道口地区，比方说高速公路的出口以及海港的出入口，可以依据物流园区的明确分工和其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充分建设和第二产业发展成熟的城市，从而更好地进行配送和储存，提升城市中心区域的影响力。高速公路的建设与使用减少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运营时间，有效地减少了沿线地区企业物流成本，提高了经济运营的效率，加强了经济的全面流通。高速公路的建设加速了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优化了运输通道资源利用；促进了现代综合运输枢纽的形成；加快了推进多式联运，促进了交通一体化发展运输信息的资源共享。高速公路在增长运输半径、降低运输成本的同时促进了运输结果的优化，从而推动现代物流的发展。而现代物流的迅速使得其他企业的所需要的原材料与商业信息能够更加及时到位，从而快速推动经济发展。
2高速公路建设缩小了城乡差距
高速公路建设推动了农业的稳定发展。高速公路的建设大大减少了农业产品向城市流动的运输时间，保证了农用物资和农村医药物资能够准时进入农村，促进了农业信息的流通，促进城镇农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地促进了城镇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农业产品商业化经营。同时，高速公路沿线集中了区域主要的产业布局，使高速公路成为区域经济主要的产业布局，高速公路的建设强化了城市与乡镇的联系，推动了城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使农村的农产品能够更好地销售出去，而城市的先进文化也可以进入农村，进而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的建成使用使得一些偏远地区的农业与矿产资源能够得到全面有效的开发利用，同时为沿线城市的人才与技术学习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使高速公路的沿线地区整体科技水平得到全面的提高。同时拓展了人们的空间，使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更加正确，拓展人们的视野，激发人们的开拓精神，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3高速公路的建设增加了就业机会
在当前的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增加就业机会。高速公路建设使公路沿岸的商业机遇增加，缩小了城镇差距，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原来原本荒凉、交通不便且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地区有一个可靠的就业机会，让原本是“靠天吃饭”的农民有了生活的保障。这些就业职位也使得该地区的青壮年有了能追求梦想的平台，从根本上减少了犯罪率，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4结语
高速公路建设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巨大，在其建设前后提供了劳动职位；投入使用后，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合理安排和优化资源利用，加快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契合度，间接地提高生产力，改善沿线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物质资源。高速公路的建设对社会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更缩小了城镇差距，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运输所需要的费用得以减少，道路交通阻塞的情况得以减少，改善了人们出行的条件，加快了沿线经济发展，使高速公路沿线地区的商机明显增多。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修建高速公路建设为首要，这将会为中西部经济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也可以将中西部的资源更快地运往东部，而东部的高新技术与人才来到中西部，这些技术与人才将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章志强 单位：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绍兴管理处
1高速公路经济网典型特征
1.1长期性高速公路网建设和现代化通信系统的结合
使得时空概念大幅度缩短，高速公路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高速公路经济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上由点到片，由片到面的发展规律，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网。高速公路的存在导致生产要素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和可选择余地，要素在几条高速公路形成经济带，逐渐交错发展，形成网络状空间结构。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缓慢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
1.2和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
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形成是工业社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使得运输产品逐渐转向轻薄短小，工业农业都向着集约和高效的方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衰落，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逐渐崛起，这种工业化进程改变了产业和运输体系的互动方式，是高速公路经济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1.3高速公路经济带能够实现区域内部资源的高度整合
高速公路实现了“门对门”的运输，有效减少了换装环节，根据各国实践情况，高速公路在交通运输量中占有优势，尤其是在300km-600km中距离运输中。高速公路的这种特性使得内部资源的整合阻力更小，有益于形成区域内部产业之间的协作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契合度。
2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的影响
2.1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高速公路具有运送便利以及运输快捷的特点，因此，其在地区进行建设，可以有效的加快各地区经济的循环，使得该地区的相关经济产业和经济部门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高速公路的使用性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在不断的改善之中，在改善的过程中，高速公路的交通运输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同时高速公路运输的成本也相应的下降，这样就使得区域内的货物运送量得到增加，从而使得该地区的经济贸易值不断的提升，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来说，高速公路在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利用沿线的自然资源和地域资源，加大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从而使得高速公路沿线的产业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2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环境的影响
相较于其他的道路工程来说，高速公路能够有效的实现对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其属于节能环保型的交通运输管道，高速公路处于全封闭的状态，路面较宽，能够容纳多部车辆的运行，使得交通状况比较理想，车辆可以顺利的进行通行，而且高速公路上具有明确的车速标识，这一系列的要求，有效的降低了车辆在百公里内部的耗油量，从而实现了能源和资源的有效节约。而且高速公路路面相对平稳，可以有效保障汽车的平稳运行，这样可以使得车辆发动机的尾气排放量相应的减少，从而减少环境的污染。另外，高速公路的建设能够充分的对土地资源进行利用，使得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得以有效的提升，从而保证了土地利用可以实现集约化，这样可以使得道路运输的压力得到有效的缓解，可以说，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建设对高速公路周围的环境具有明显的良好影响。
2.3高速公路经济网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就我国目前的高速公路建设情况来说，我国已经充分的认识到高速公路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开始不断的对高速公路路网建设进行优化，从而使得高速公路的运输情况以及高速公路的使用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高速公路的运输方式得以转变，实现了各个运输方式的有效结合，通过高速公路路网等级的提升，使得高速公路中各运输方式的优越性最大限度的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交通网络的布局更加的协调。而高速公路在建成之后，也能够有效的改善公路沿线区域的生活水平和企业生产水平，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出现新的增长点。同时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区域之间的联系性有效的加强，各区域能够全面的吸引外资的投入，区域间形成了有效的合作和交流，从而对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影响。
2.4高速公路经济网对开发的影响
开发影响是高速公路经济网对资源开发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有土地增值、自然资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自然景观、历史遗迹的破坏等。
2.5波及影响
高速公路经济网导致的交通条件的变化，对地区区位优势、竞争优势的增加和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高速公路经济网会显著改善区域内交通条件，减少了运输成本和时间，提高了区域的可达性，经济优势提高，产生波及效应。
2.6高速公路对传递的影响
一些和高速公路经济网并不直接相关，但是在交通形式改变影响下产生的新需求，而和高速公路经济网之间没有很强的直接联系，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包括商业、服务业等呈现典型的传递效应。
3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出现和建设对于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高速公路经济网的建设能够有效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使得区域之间的经济能够形成互通，从而更好的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应该注意到高速公路经济网的逐渐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对区域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应该得到重视。
作者：张熙娜单位：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铁岭管理处
一、社会经济发展使得民商法一些内涵出现变化
就目前来说，安全和效益是民商法的基础价值，而过去民商法中，安全一直处于派生地位，如过去民商法对安全的定义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信用及交付方式等方面，而就目前来说信息安全对交易安全影响变得更小，并且过去交货方式也发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当前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信息科技发展，使得民商法主体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各个行事主体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并通过网络工具和不同地域的任何人进行信息传递，进而完成民商活动。并且市场的高度开放性，使得人们获取的信息的方式更多，并且人们可更加方便的进行信息，这无疑使得民商主体自由度得到了全新的提高。对于民商法价值体系来说，自由仍然是其根基，但是平等、安全等内涵均因为信息时代的特殊性而发生了一些改变。
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民商法其原则方面出现的一些变化
（一）中立平等原则变化当今的民商法的中立平等其是指民商法对交易中的各个主体中要求的相关条件、技术及交易平台等方面应该保持中立平等，不能存在维护或偏爱，而是当今经济高速发展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特点。就电子商务来说，平等中立必须要做到如下几点：
（1）技术平等，其对各类加密方法及密钥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能出现一些歧视。
（2）媒介的平等，对于这一点来说，主要体现在无线、有限通讯及广播通讯等方面的一视同仁。
（3）具体实施平等，其不但应该对国内当事人保护，而且要对国内外消费者等均予以保护。
（二）安全原则变化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安全原则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其主要指所有民商事活动均要以安全作为前提和基础，并且对应的立法也必须体现安全这一基础。就电子商务来看，安全原则不但是其制定的一个本质原则，而且是其实施最重要目的。对于当前经济背景来看，民商事活动集中体现了快捷和高效特点，但是对于这种快捷和高效必须要以安全为基础，特别是信息网络的虚拟性这对安全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并且这一安全内涵与过去的安全有了一些变化，
（三）效益原则变化对于法律来说，效益与公平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难题，对于法律来说其为公正诞生，但是其又是一种基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在进行立法过程中，必须要对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内涵做充分理解，对于如今的经济高速发展大背景下，民商法的效益原则具体表现要求立法及相关活动均应该在经济效益提高，推进效益目标发展，实现在当前信息时代下的民商法价值展现和效益提高。
三、当今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民商法制度及范畴的一些发展变化
（一）民商法应用范围得到了很大拓展对于民商法律体系来说，其构建时在一定是其内的完善，因此必然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去的民商事体系范围必然要求不断拓展。而这样的拓展发展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1）信息库专用。信息时代的民商事发展中信息作为所有民商事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信息的挖掘是所有民商事活动的重要方向，并且信息利用直接影响着民商事活动是否成功，所以必须要对信息库开发有贡献的人给予一定的民商事权利，以保护其劳动成果。但是当前在信息库专用这一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2）域名专用。对于域名来说，当前的民商法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是作为一个虚拟地址，可以通过它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联络，并且还能够使其他计算机访问自己的信息。而随着网络进一步发展，各个行业对域名的应用不断加深，其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符号，并几乎与过去企业商标及知识产权等有了一直的作用，因此，当今的域名已经成为了一个集使用功能和商业价值的商业竞争筹码，因此民商法应该要对该方面加强重视，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整合。
（二）民商法调整对象得到了拓展互联网一个本质特性就是开放性，这使得信息发放及收集更加丰富，并且其开放的特性为信息交流创建了一个足够广泛的空间，由于信息有着较好经济利益、财产利益及一些隐私方面的人格性利益，因此此时的信息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较为现实的主体。因此民商法应该加强对其的重视。另外，无可置疑，信息的更加广泛交流，必然增加更多的信息交流对象，并且这些信息交流对象和过去民商法调整的对象有着一些区别，因此民商法的发展必须要充分重视这些新增对象的权利及责任强调。
（三）民商法不断发展可能实现一定的全球统一过去各个国家及单个经济市场相对较为独立，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网络使得各个国家民商活动有机联系，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及网络融合等趋势，这使得全球网络民商事活动的普遍性及共同性不断被挖掘，并不断得到总结，必然会使得全球范围内价值观、法律观念及一些标准不断趋于统一，最终导致民商法趋于统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社会习惯、风俗等的不同，虽然民商法的发展有趋于统一的趋向，但是各国的民商法绝不是任意而为的结果，因此在这统一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方式方法，以实现一定的大同小
总而言之，经济的高速腾飞及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商法，其地位日益突出，并且基于发展需求我国立法部门进行很多民商法立法完善工作，但是应对时代的不断变化，民商法具体应该从哪方面重构完善，依然要求相关学者加强研究，以真正解决一些民商法相关问题。
作者：于婷婷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
1交通运输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
交通运输业，是运输劳动力借助运输工具对运输对象改变位移的产业。交通运输普遍存在人类各种经济活动中，能够为经济活动提供空间联系的环境，是经济空间形态形成和演变的主要条件，如交通运输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产业区域的形成。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有了可靠并且廉价的运输保证，促进了经济的集中，也自然使得交通便利之地成为运输成本较大的工业的集聚地，如港口，铁路附近等。人口、劳动力都向经济带集聚，能增加就业岗位，进而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交通运输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对不同地区、国家的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我国交通运输增加值由1997年4148．57亿元直线增加到2013年27282．93亿元;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就业人数从2003年888518人增加到2011年1169084人。
2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两者相关关系的数量分析
2．1运输弹性系数国民经济发展，运输需求量增大，运输量也会随之增加，它们之间成正比。因此把运输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这种关系叫运输弹性系数。弹性系数是一种比例关系，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对运输的需求，以及运输业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适应程度。设运输量(客/货运周转量)年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则运输弹性系数表示为:E=(注:这里E取其绝对值)，以我国1979－2013年运输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关数据计算运输弹性系数(取小数点后三位)。数据来源:统计网(1)1980年前E＞1，说明我国1980年之前交通运输发展速度要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运输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敏感，国民生产总值的一点变动都能引起交通运输较大变动。(2)1980年到2012年E基本稳定在0＜E＜1范围，说明1980年到现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变动所引起的运输量变动较小即交通运输发展速度慢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这时期受社会经济影响程度较改革开放前期有减小趋势，但2009年客货运弹性系数相对前后几年来说较高，特别是货运弹性系数＞1，原因是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运输业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发展较高敏感性。随着经济危机缓和，运输发展开始趋于平稳，最终恢复到稳定水平。2013年我国客货运输年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表明我国运输业发展遇到瓶颈，需要制定科学产业发展政策。
2．2运输强度运输强度指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客、货运周转量与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采集1978年－201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客货运周转量相关数据计算客货运强度，结果如下:客运强度为0．4782、0．5019、0．3007、0．1217、0．1023、0．0951、0．0810、0．0730、0．0661和0．0487;货运强度为2．7236、2．5584、1．4001、0．3990、0．4371、0．3807、0．3589、0．3400和0．2970。(1)1978－1980年运输强度明显较大，说明这一时期运输发展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作中心在经济建设上，客货运周转量较大，运输发展速度快于社会经济发展速，是工业化带来的结果。(2)1980－2001年运输强度呈下降趋势，说明运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随着运输工具不断改进，运输技术不断更新，运价不断降低，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不断降低。(3)从2001年到现在，运输强度呈现慢慢下滑趋势最终处于基本平稳态势，货运强度基本保持在0．5以下，客运强度基本保持在0．1左右。说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发展都处于一个稳步发展状态，只是运输发展速度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作者：宋薇单位：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有研究者将白马藏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确切说是民国之前）的白马藏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牧经济时代；此后到80年代初期的集体经济时期，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但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90年代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商业、旅游业的兴起，白马藏族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农牧经济虽然仍在延续，但商业、旅游业得到较大发展［5］。而百褶衣形式的演变，也基本应和着白马藏族社会经济的这三个发展阶段。解放前，白马藏族社会基本维系着具有原始氏族公社特征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魏略•西戎传》记载的氐人“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琢、牛、马、驴、骡”以及清代《龙安府志》记载“氐人刀耕火种，畜养牛羊，衣麻布、羊毛毡、衫”的生产生活习俗与解放前白马藏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太大差异。这一阶段，白马藏族的经济以农耕为主，兼事牧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复合型原始经济模式。除极少数富裕人家外，绝大多数白马藏人民族服饰的面料基本为土产麻布和羊毛布，也即所谓的“褐”。现代白马藏族妇女平时也穿右开襟棉布长衫，但从白马藏族村寨中保留的传统服饰遗物的类型、数量来考察，长衫可能出现较晚，应与临近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有关，笔者考察中，在传统服饰遗物中并未发现一件妇女的右开襟长衫，可见百褶衣就是此阶段白马藏族妇女最主要的服饰类型。笔者在系列论文以及《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服饰卷》中，将此阶段的百褶衣暂且称为第一阶段百褶衣。第一阶段百褶衣是现存白马藏族服饰的最古老形态（图2），在各个白马村寨都有不同程度的遗存，出产年代一般在清代晚期到解放初期之间，这时期的百褶衣一般用羊毛布（褐子）或麻布制作，袖口宽大（宽约30厘米），显得厚重保暖。
以羊毛布制作的百褶衣较为精致，不仅布料要进行精细的染色加工，而且装饰手法也较为细腻。主体部分色彩以青蓝色系和红褐色系的搭配为主体色，两种色系的不同色块之间形成平面构成的形式感，整体而富有变化。装饰图案的工艺也很有特色，是白马藏族最古老、最独特的一种贴绣工艺，即用白色或其它浅色的布条拼出图案，白色布条不仅形成了单纯古朴而富有深意的图案，也巧妙地调和了两种基本色块的关系。这种百褶衣的装饰图案主要以“米”字形、“车轮”形和圆形团花图案为主，前一种主要位于衣领、袖子或背部，后两种则位于后背左右的肩胛部位。据白马藏人讲，“米”字形图案象征太阳，是描绘太阳的光芒四射，“车轮”形不仅描绘了太阳的光芒，而且描绘了太阳的形体。圆形团花图案则代表月亮，是用美丽的团花图案象征月亮的柔美。“米”字纹中又穿插小圆点，据白马藏人说是代表星星。图案的制作工艺古朴，用单纯的语言描绘天体图像符号，如史前岩画一样，虽然造型稚朴，但具有深厚的文化寓意和浓郁的精神意味，日月星辰星罗棋布，一件百褶衣仿佛就是一幅灿烂生动的天象图。裙褶的装饰也简洁而富有特色，用两种基本色彩的布条穿插拼成，裙褶处又贴白布线条，不仅调和了色块，也突出了裙褶的结构，加强了韵律感、节奏感和立体感。为了保持裙褶的结构和立体感，这种传统型百褶衣在存放时也要将裙褶仔细折叠，并用针线缝合、绑扎固定，以免变形而失去美感。此阶段百褶衣的裙褶数量也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为24折，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了一年的24节气。除此以外，在肩部左右还贴其它颜色的布条，一般左右各六条，共12条，白马藏人认为代表一年12个月。以麻布制作的百褶衣工艺相对简易，一般不进行染色处理，突出灰白的麻布本色，装饰图案简洁，虽然装饰部位与羊毛布百褶衣基本相同，但图案形式十分简单，较常见的是背部装饰四个用交叉线连接起来的三角形，白马藏人认为这种三角形也代表星星。多数麻布百褶衣则素面无装饰，由此可知麻布百褶衣应为白马妇女日常劳动服饰。第一阶段百褶衣不仅制作材料具有原生态特征，而且装饰工艺古朴简洁，图案纯真自然而富有文化深意。羊毛布和麻布分别是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产物，也间接反映出白马藏族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白马藏人崇拜自然神，以天、地、日、月、山、水、树木、火等为崇拜对象，体现了原始崇拜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因为这些自然现象与他们这种相对原始的复合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白马藏人认为他们耕作、畜牧、狩猎以及其它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这些自然神灵的护佑。他们将天体图像装饰在百褶衣上，传达出鲜明的农牧文化含义，因为日月天象、时令节气对白马藏人从事农业生产以及牧猎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此阶段百褶衣朴素自然的材质，古朴简洁的工艺，天真烂漫的装饰，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经济时代的图像形式和文化符号。
解放后至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态的巨变，白马藏族也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代，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以农牧经济为主，并保持传统模式，但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白马村寨也进入了合作社、农业社，村寨变为生产队，共同从事农牧业生产，个体的经商、狩猎活动受到限制，土地、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变，使白马藏族的传统文化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他们的一些传统民俗活动作为封建迷信被禁止和废除。民族服饰方面，随着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生态的变迁，种麻、纺线、织布、绣花这种传统的服饰文化已不适应时展的趋势，因此穿羊毛布、麻布衣服的白马藏人逐渐减少，许多人改穿汉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阶段白马藏人也开始用现代棉布料制作民族服装，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阶段用棉布制作的百褶衣为第二阶段百褶衣（图3），在基本结构方面虽然仍保留了传统样式，但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面料方面逐渐用棉布代替了羊毛布和麻布；色彩方面，服装主体色多以黑色和深蓝色为主；结构方面也有一定的变化，袖口变窄（约20厘米），腰围变细，裙褶打破了传统百褶衣24折的严格形式，显得随意自由，立体感已不突出；图案变化最大，此阶段百褶衣已没有了传统绣花图案，多数百褶衣减少甚至去掉了太阳花、月亮花，多以红、黄、蓝、绿等各种色彩艳丽的棉布小块进行拼贴而成，基本延续了传统百褶衣图案的装饰部位和结构特征，但拼贴图案的内容趋于简化，突出了抽象的几何形体组合，具有现代平面构成的特色。
同时也巧妙运用花棉布本身的花型和肌理，代替了人工刺绣，尤其百褶衣后面的裙褶，以正方形套三角形为基本格式，进行各种色彩布块的拼贴组合，形成一种自然朴素、轻快活泼的装饰效果，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此阶段的百褶衣还有一种形式是将过去的麻布、羊毛布百褶衣进行翻新处理，即在原来的麻布、羊毛布底子上，用各色现代新棉布块重新拼贴图案，为传统百褶衣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并体现出过渡性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和浪潮中，白马藏人也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从事精雕细琢的传统女红活动，所以使百褶衣的制作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彩色棉布块拼贴的图案，既是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一方面要讲求节约，对边角料进行巧妙利用，另一方面也要节省时间，以提高服装制作速度，从而更有利于集体生产和建设事业。第二阶段百褶衣的造型结构和装饰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装饰图案虽然简化了，但依然保持了纯手工制作的工艺特征，所以仍然体现出朴素自然、轻松活泼的审美特色。这也正体现了这一阶段白马村寨的生产关系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依然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白马藏族传统农牧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融合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白马村寨的推行，白马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又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化经济模式转变，由于受白马村寨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延续了传统农耕经济特征，但随着国家政策、交通、通讯、白马藏人观念等一系列变化因素的影响，白马藏族农、牧、猎结合的社会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经济类型和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白马藏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家政策层面，由于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等政策，白马藏人过去的牧猎经济受到极大限制，所以他们过去进山放牧、打猎所穿戴的番鞋、配饰的牛皮火药袋以及猎枪等服饰及生活用品，都已成为历史文物，牧猎文化符号已淡出了白马文化范围。尤其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商业、旅游业、交通、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白马村寨与外界的交流开始变得频繁而广泛，白马藏人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尤其年轻一代的白马藏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汉文化。除了传统农耕经济以外，商业、旅游业在白马村寨得到较大发展，外出务工、求学的白马藏人和来白马村寨考察旅游的社会各界人士将更多的现代文化传播到白马村寨。另一方面，为了突出民族文化特色以促进白马村寨旅游业经济的发展，结合地方政府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加强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政策扶持，白马藏人又重新开始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不乏一些特意的臆造和包装行为），过去相对自闭的民族文化逐渐变得开放。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就是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第三阶段的百褶衣（图4），在白马藏族社会多元经济以及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势头。在面料方面已大大突破了传统百褶衣的范围，开始利用现代丝绸、麻纱、毛料、呢子等面料进行制作，材质由原来的粗犷、朴素、单纯变得细致、华丽、丰富，款式方面也变得自由多变。
一种新型的百褶衣在白马村寨普遍流行（图4，左），这种百褶衣有意识地注重形式感与时代感，衣领由传统的圆领变为翻折领，袖口更加窄小，下摆加长且不再套衣襟而成为整体，多数百褶衣的裙褶则舍弃了传统的24折形式，采用更为细密的现代“百褶裙”形式，现代面料裙褶的垂感强，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腰部变得更窄，有利于突出女性的形体节奏。色彩搭配更为自由，上衣底色以红色、蓝色、紫色较为常见，裙褶多为黑色，装饰图案的色彩则更为华丽多变。图案的装饰部位依然延续了传统形式，但内容却有较大的变化，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规范，衣领、背部图案不仅有传统的“米”字格式，也出现了圆形、三角形、正方形等拼贴或刺绣图案，形式更加活泼。为了传承和突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此阶段还流行另一种以传统样式制作的百褶衣（图4，右），主体面料多为红色毛料或呢子，后摆为传统样式裙褶，前摆仍为衣襟，并基本按传统样式搭配了绣花图案，但装饰图案的线材是购买的成品，腰间系用各色棉线编织的有抽象图案的新式花腰带，体现出华丽、喜庆、活泼的现代特色。现代商业文化对百褶衣的制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过去那种纯手工的制作程序已不能满足时展的需求，为了加快生产速度，提高经济效率，百褶衣制作已由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白马妇女的个体行为向产业化方向转变，采用现代化的缝纫机等设备进行大批量生产。装饰材料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传统绣花图案由村寨中的中老年妇女以构件的形式专门绣制，成批转卖给个体户，一部分花边图案则从成都、绵阳等大城市购买，初步具备了流水线型的生产模式，加快了制作速度，也使百褶衣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现代气息。
按照经济文化理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民族物质文化的特点，其中就包括服饰，反过来讲，服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经济从业和生活方式。白马藏族服饰文化的形成，既有其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与其独特的居住环境所决定的经济类型及特征有内在联系，他们在长期的民族压迫和辗转迁徙中，最终在川甘交接的山区居住，这一地区沟壑纵横、森林茂密、气候湿润，既具备了较为优越的农耕基础，也有较为良好的牧猎经济条件，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塑造了他们的服饰文化。而白马藏族的服饰文化也正反映了他们农、牧、猎结合的复合型经济类型特征，既有以皮革、羽毛为基本材料的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又有以桑麻为主体材料的农耕民族服饰文化的特征。传统百褶衣在面料方面以游牧民族的羊毛布和农耕民族的麻布、土棉布为主，在结构方面融合了南方农耕民族裙子和北方游牧民族长袍的特点，在装饰方面将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与农耕文化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并且随着白马村寨经济文化的发展，其造型、色彩、结构、装饰又在传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不断发生着变化，彰显着每一个阶段的时代色彩。透过白马藏族百褶衣的形式演变，我们也能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白马藏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
作者：余永红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1研究方法
1．1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耦合是复杂系统通过各子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促进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且决定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2］。耦合度反映区域各子系统或要素协调程度，它刻画了某一时点区域系统之间、系统各要素之间交互胁迫、交互依存关系的演进趋势［9］。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更加积极和迫切；而由于生态系统支持能力的有限，反过来制约社会经济超速发展。生态经济协调论指出，一定区域发展的实质就是区域生态支持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胁迫、相互作用、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演进的过程。耦合协调模型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而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更具可信度，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10］。因此，选用熵值法确定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模型的各指标权重。
1．2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根据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区域特色，参考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国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及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2－11］，确定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表1）。评判标准是衡量区域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尺度参考。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消耗自然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并不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破坏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为代价。高水平社会经济可以通过发展新技术，开发新能源等，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更可以对自然生态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修复。因此在两大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的划分中，既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和发展水平，以生态支持能力综合指数（F）、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G）和耦合发展度（D）为基础，提出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表2）
2结果分析
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整体呈波动减弱趋势（图1），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每年降低0．02，其中R2＝0．78，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近13a，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值为0．494，2000年生态指数最大，为0．655，最小值出现在2009年，仅为0．290，极差0．365，进一步表明处于干旱区的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环境脆弱，稳定性低。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4年生态支持能力缓慢减弱，主要原因为研究区降水量下降和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增加；第2阶段：2005—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快速减弱，生态支持指数平均每年减小0．07，远高于近13a的平均减少速率，且R2＝0．92，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出现极低值的原因主要是该年研究区的废气排放量剧增，由2008年的1．17×1011m3激增到2009年的1．61×1011m3，尤其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加速了局地小气候的变暖趋势，影响区域降水，增加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进一步扩大该段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第3阶段：2009—2012年先增强后缓慢减弱。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图1），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2（R2＝0．85，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7年社会经济相对低速发展，研究区该时间段人均GDP、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由3240元、66亿元和72亿元上升到9077元、304亿元和193亿元；第二阶段：2008—2012年社会经济相对快速发展，年增长速率（0．05）较上阶段的0．01增加了4倍。该时段人均GDP则突破了万元大关，增长至31199元，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也达到了1105万亿元。
2．2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
2．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演变由图2可以看出，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0．15上升到2012年的0．61，平均每年增加0．04（R2＝0．97，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尽管该区域的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不断增加，但最大值（2012年）0．61仅达到低水平协调发展标准。按表2的评判标准，研究区2000—2012年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经历了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严重失调发展阶段，且其g（y）／f（x）均小于0．8，因此属于经济损益型，即经济发展滞后，勉强保持在生态承载力阈值内；第2阶段：2008—2009年轻度失调发展阶段，g（y）／f（x）小于0．8，属于经济滞后型；第3阶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仅2012年的g（y）／f（x）大于0．8，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同步低水平协调发展型，其他年份仍属于经济滞后型。
2．2．2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空间分布对f（x），g（y）和D，g（y）／f（x）值进行分析，可将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耦合发展类型划分为4类：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图3）。其中，甘肃省兰州、武威和定西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耦合度D分别为0．56，0．56和0．58。这些地区人口较多，经济发展超过了自然生态的最大支持能力，有限的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相对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不调和，系统落后，如果长此发展，该地区经济和生态必将走上恶性循环的道路；甘肃省酒泉和平凉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虽然整体发展缓慢，但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支持能力处于相互适应磨合的调整阶段，短时间内可以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甘肃省张掖和陕西省的咸阳、西安地区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这些地市g（y）／f（x）值在1附近，生态压力不大，社会经济发展尚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二者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而天水市和宝鸡市则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其F值大于G值，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低。经济发展滞后，基本保持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生态环境压力小，社会经济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总体来看，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不断下降，且耦合协调类型多数为生态损益或滞后型，表明该段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快速工业发展模式，给该段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3讨论
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生态、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而是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发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环的理论与实践，是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区，尤其是承担复兴西部经济发展，解决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更是重中之重。从丝绸之路东段现实情况出发，当前最紧要的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第一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适当调控第二产业；实现由主要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识和技术进步加快发展的转变；调整优化经济区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态功能区确立发展方向、重点；坚持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民生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丝绸之路东段的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表征。但是，本研究以值域标准来进行刚性划分耦合基本模式评判标准的方法，势必会带来一定误差［12］。另一方面，由于个别数据为插值以及数据标准化的原因，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13］，因而在反映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的协调耦合方面尚有不足，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深入分析。
4结论
（1）2000—2012年近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以0．02／a的速率减小，多年平均值0．494，极差0．365，表明该段生态环境脆弱，稳定性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则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4。（2）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呈不断提高趋势，经历了3个变化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严重失调发展经济损益型阶段；第2阶段：2008—2009年轻度失调发展经济滞后型阶段；第3阶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仅2012年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其他年份仍属经济滞后型。（3）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经济耦合发展总体水平较低，10个地市生态经济耦合发展模式可划分为4类：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4）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不断下降，耦合协调类型多为生态损益或滞后型，表明该段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快速工业发展模式。因此，该段必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优化调整，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者：吴梦初延军平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1轨迹语义方向玫瑰图
1.1可视化效果图1中分别给出了利用三种不同的分析工具对相同的社会经济重心轨迹进行分析的结果。其中图1(a)为原始轨迹的显示结果；图1(b)为传统方向玫瑰图方法的可视化结果；图1(c)为本文中的语义方向玫瑰图。语义方向玫瑰图将社会经济重心轨迹各自对应的经济属性作为语义信息与全局轨迹方向玫瑰图的方法相结合，以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在语义方向玫瑰图中每个词的位置代表了该经济属性对应的重心轨迹在该方向区间内移动的距离大小即移动模式的显著性。同时，词汇的字体大小与该经济重心移动的显著性也成正比。因此，在图中词的位置离中心越远，字体越大，代表该经济属性所代表的经济重心轨迹在该方向上移动的模式越显著。对比图1中三种不同方法的实验结果可知：1）语义方向玫瑰图可从语义的角度对社会经济重心轨迹进行统计分析，最终直接以语义信息代表经济重心在图上表达。因此，语义方向玫瑰图给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更直观更易理解的分析方法。2）语义方向玫瑰图从整体角度上看可反映经济重心轨迹的全局移动特性。同时，图中单个词汇又能反映其所代表的单条重心轨迹的显著移动模式，从而能更直接更全面的传递出经济重心轨迹的显著移动模式的信息。
1.2形式化定义语义方向玫瑰图是基于带有语义信息的重心轨迹Pj进行统计分析的，语义重心轨迹以式(1)的形式表达。式中n是轨迹上的采样点数，(xi,yi,ti,wj)表示的是在ti时刻移动物体状态；xi,yi为重心轨迹的空间位置信息；wj为语义信息，即轨迹所代表重心的经济属性名，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量”等。
2生成方法
根据带有语义信息的社会经济重心轨迹数据，按照上式(3)即可计算出八个方向区间内每个语义词汇的词频，得到每个词在图中显示的极坐标位置。一般情况下，由于轨迹数量较多，为了保证语义方向玫瑰图分析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可根据轨迹语义词汇的重要性即其所代表轨迹移动模式的显著性大小进行排序和筛选，仅对移动模式最为显著语义词汇进行分析和表达。此外，由于词汇之间难免会出现许多重叠部分，影响可视化效果。因此，最后还可图中的词汇位置进行微调，以减少词与词的重叠碰撞。由此可知，语义方向图的生成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统计各个方向区间的词频；根据显著性对词汇排序和筛选；文字位置微调。接下来，本文将详细阐述语义方向图的生成过程。表1为实现语义方向玫瑰图的伪代码。
2.1统计各个方向区间词频先将[0°,360°]划分成8个等间隔的方向区间。根据式(5)确定轨迹Pj上的矢量kkkj,x,y,w所处的方向区间km。中[]代表取整数。2.2计算tf-idf并排序过滤在信息检索领域中，有研究人员提出了tf-idf的概念来衡量某一个词在整篇文档中的重要性[15]。在本文中，同样可以用tf-idf来词汇在语义方向图中的重要性。其中tf反映词代表轨迹移动模式在全局中的显著性，而idf则反映的是该词是否常见。由于各个方向的重要性实际上相同的，因此只考虑词频的距离值。其中，N和num分别代表所有方向区间的个数与所计算词出现的方向区间的个数。在取对数之后，idf的值能更好的表达一个词出现的区间越少，则这个词越重要的特点。此外，在idf的基础上加1是为了处理idf等于0的情况。从上式(6)中可看出，tf-idf值越大，表示这个词越有意义越重要，其代表的轨迹移动模式显著性越强。计算出各区间内各个词的tf-idf后，即可根据tf-idf值的大小在每个方向区间中选择出tf-idf最大的若干个词汇进行显示。此外，若数据在纵轴上出现小指聚集或有异常值的情况下，可以对纵向的R轴进行了一个如下式(7)的指数变换，以保证语义方向图的效果更好。式中R和R’分别为变换前后的纵轴距离值。下图2(a)即经过指数变换之后的可视化结果。
2.3文字位置微调为了提高空间利用率以及可视化显示效果，很多研究词云的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来避免词汇重叠。例如，FernandaB.Viégas使用了一种随机贪婪算法，即每次给与其他词重叠的词移动一个新位置，直至不再重叠，实现逐步逼近最优解的过程[16]。本文即通过这种类似的贪婪算法解决词与词之间相互重叠的问题。以下为实现文字位置微调的贪婪算法的基本流程：（1）碰撞检测首先依次对一个词与其他所有词进行碰撞检测。若检测得该词与另一个词有重叠时，则进行下一步；若与其他所有词都无重叠，则对下一个词进行判断。检测碰撞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检测两个词的外接矩形是否相交。（2）位置随机微调若某两个词有碰撞，则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并对这个词的位置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进行随机的调整，包括角度和距离两个方面。其中限制条件有两个。第一，在进行调整时，其距离和角度的移动步长应该是在某一个范围内的随机值，不能太大。此外，对于字体较大即较移动模式较显著的词，其移动幅度应较小，尽量保持其原有的分布；第二，在微调的过程中，不能移出词汇所在区间范围。（3）循环至无碰撞或终止在完成对一个词的移动后，返回第一步检测碰撞，直至所有的词都不发生重叠的现象。在实际过程中，多数情况下很难找到最优解，即所有词都不重叠，特别是当显示的词数量较多时。因此，此处可以限制一个合理的循环次数。当循环了足够多的次数或者所有词都不重叠时，终止循环。
3应用研究
3.1数据来源与实验工具本文以1985年到2004年间我国大陆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客运量、医疗机构数、就业人口等40项经济指标的重心轨迹数据为例，利用语义方向玫瑰图的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得到的语义方向玫瑰图，发现隐含于经济重心轨迹数据中的显著移动模式，反映出在所研究时间段内研究区域内部各项经济指标重心的整体移动特征以及模式显著的单项经济指标重心移动特征。该实例应用数据来自统计局经济年鉴。本文中实现的分析工具和探索性分析方法都是由Python编程语言实现。其中主要用到python中专门用于绘图的matplotlib库。
3.2实验结果如图2(a)与2(b)为该实例应用进行文字位置微调前后的语义方向玫瑰图。结果表明：1）从整体模式上看，移动角度在[0°,90°]以及[180°,270°]之间的轨迹多，频率高，由此计算所得这两个区间内语义词汇的词频矢量中的r值较大，所以区间内词汇字体较大，颜色较深，即轨迹移动模式较显著。图上大部分语义词汇集中于东北与西南两方向上，即1985年到2004年间我国各项经济指标主要在东北、西南方向上移动。这主要与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政策颁布初期我国整体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向西南和东部聚集，但之后该趋势明显减弱，开始向东北方向扩散有关[17]。2）从单项经济指标移动模式来看，轨迹在某一方向区间移动的距离越长，即词频矢量中的r值越大，在图中就表现为词汇所处位置离中心越远，字体越大，颜色也越深，说明其往该方向上移动的模式越显著。由此可见，图中反映的重心轨迹移动模式最为显著的经济属性为客运量、卫生机构数、集体企业以及油料产量。在1985年至2004年间全国客运量重心显著往北方移动，这是由于北京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交通便利，与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紧密，流动人口多，且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和天津的旅游业发展迅速[18]；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上海、江浙及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和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19]，引起集体企业重心向东聚集；而且，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地位提升后，人口也随之增多，必然导致东部地区卫生机构数的增加；而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油料产量重心主要向西南方向移动，与该时间段内西部大开发政策带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的情况一致，且在全国范围内，西部地区经济地位仍然较低，因此农业在其经济产业中占主导地位[20]。
4结束语
本文详细描述了语义方向玫瑰图的生成过程与方法，并以实例数据为例，通过语义方向玫瑰图分析工具对社会经济重心轨迹移动模式进行挖掘。结果表明语义方向玫瑰图结合了轨迹语义信息与方向玫瑰图，从语义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以一种更全面直观的可视化形式，有效的同时反映出显著的单条或多条相关社会经济重心轨迹的移动模式以及各经济重心移动的整体分布格局。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三点：1）在语义方向玫瑰图中添加时间维度，反映出重心移动在所研究时间段内的历史变化过程，以表达出经济重心轨迹移动的时空模式特征。2）增强用户交互，实现图中的语义词汇与实际地理空间内的原始轨迹的对应和链接。3）合理控制词汇位置微调的程度。在满足研究对词汇位置精度需求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词与词之间的重叠碰撞，优化可视化效果。
作者：刘汝倩佘冰朱欣焰呙维单位：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一、服装设计的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自有人类文献记载开始，我国祖先就已经有了对服装的认识，在原始社会中，祖先就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服饰的功能性，而是在社会的发展中，将服饰品作为身份的象征。古代历朝历代的服装的演变，除了风格的变化、功能的完善，服装的身份表达意味仍然是主导。
社会经济兴盛，则服饰奢华；社会经济衰败，则布衣草履。如《洛神赋》中：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仅看赋中辞藻的奢华，就能想到当时高层社会风气的奢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一点在服装上就有很明显的变化，不论是在款式，面料还是色彩方面，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了时尚的推崇者。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对服装个性化的要求急速发展。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情感诉求，不满足于大众化的服装款式，追求个性化，品牌化，生态化。这就推动着服装行业的设计师们在各种服装材料，色彩，服装工艺，款式设计等方面做到更符合人们需求的创新，并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运用到服装产品中。
目前，服装业已进入了一个以材质取胜的时代，服装的流行变化将以服装材料的创新而发展变化，它是提高服装档次的重要途径，也是追求服装高附加值的重要因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服装的消费水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更加崇尚与追求舒适、健康、安全以及自我体现，在这种形势下，服装材料已突破了保暖、遮羞、装饰的原始功能，进而指向了功能化与智能化，追求触觉风格、视觉风格与功能化设计。它们的出现，既可增加纺织服装企业的效益，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有强大的发展潜力。
二、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中服装设计创新的不足
我国服装历史悠远流长，古时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服饰都有着鲜明的国家色彩及风格。但是近年来，中国服装的设计却没有了更加鲜明的国家色彩。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中国服装被西方同化愈发严重。国内鲜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品牌及服装设计师可以在国际的舞台上大展身手。传统观念抑制了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淡漠服装品牌意识造成与市场的脱节，落后的科技水平导致了设计潜力的局限等问题。我国的服装设计师在对服装及面辅料产品进行设计时，很少有人去真正地体味生活、熟识历史，而仅仅是天马行空的寻求虚无缥缈的设计灵感。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去进行长时间的生活体验和调查，设计构思来源只能是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揣摩。现在国内的服装品牌也很多，虽然有一些设计师能把握市场的脉搏，设计出既能体现自己的理念，同时又能符合广大消费者意识需求的产品，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产品缺乏认真思考、缺乏仔细的调查、缺乏自己的个性，更多的是对国内外优秀设计作品的借鉴甚至是照搬照抄，并不具备和国外其他优秀服装设计产品竞争的实力。
我国服装行业的现状仅仅是在满足普通消费市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批量的、大众化的产品行业特点。如今我国虽已有不少自主服装品牌。但我国服装产品仍然缺乏品牌文化、缺少设计内涵，设计能力和设计水平整体较低。境外知名品牌服饰专卖店在国内各个城市不断出现，并通过技术合作、管理支持等手段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营，逐步将中国服饰市场的份额进行刮分。人们的消费观念日渐成熟，对国外品牌的推崇已经达到空前的壮大，国内部分自主品牌生存现状堪忧。
三、总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历经了原始设计、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达现在的信息化社会，社会经济持续良好的态势继续发展着。新技术、新能源、新观念等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及自身意识形态的进步。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生活产品的创新设计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人们对新事物新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迫。服装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在其功能性，审美性等方面时时刻刻等待着人们更高的要求及期待。作为这个时代的服装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将我国服装设计行业推向更高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在我们最平凡的设计工作中，将更新的更符合现代时念的设计带到实践中，不断创新设计，创新材料，创新理念让国内服装设计行业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张彬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1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1．5以及Excel2003软件分析数据。身高的描述采用均数与标准差;组间身高的比较采用t检验;不同经济指标与身高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r表示相关的密切程度。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山西省经济变化趋势山西省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87．99亿元到2009年的7358．31亿元，增长幅度为8362．7%;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均持续增长。见表1。
2．2身高及其变化趋势
2．2．1身高水平的变化山西省城乡青少年2010年与1979年身高的差值(增幅)分别为城男(2．9～9．4)cm、乡男(5．2～14．6)cm、城女(1．6～10)cm、乡女(1．7～10．1)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总增幅分别为6．73，8．99，5．32，6．74cm，每10a平均增幅分别达到2．24，3．00，1．77和2．25cm，乡男＞乡女＞城男＞城女。见表2。
2．2．2身高最大增长年龄变化城男、乡男、城女、乡女MIA均表现为1979年＞1995年＞2010年，逐渐提前。见表3。
2．2．3身高性别差变化山西省城乡男女学生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波动，1985年以后基本维持在(11～13)cm之间。2．3身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3．1身高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7～18岁城乡男女身高与经济指标均呈正相关，绝大多数年龄组身高受到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的影响，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3．2身高最大增长年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717～1．00之间。
2．3．3成年身高性别差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79—2010年期间乡村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较高，影响程度较大，相关系数在0．702～0．787之间;城市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别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266～0．284之间，影响程度低于乡村学生。
3讨论
1979—2010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与社会经济指标的正相关程度较高，客观地反映了山西省国内生产总值、年人均收入和消费等经济指标的变化对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的影响;7～17岁身高增幅分别为男生8．04cm、女生6．2cm。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在1960—1990年的30a间，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7～17岁男生身高平均增长了7．4cm，女生增长6．1cm［8］。山西省青少年身高发展最快的阶段1985—1995年正是经济环比发展最快的时期，10a增长幅度7～17岁城男4．31cm、城女3．4cm、乡男3．85cm、乡女3．44cm［9］，其中1964—1979年15a间7～17岁男、女生分别为4．96cm和3．81cm的增长幅度［3］。表明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保障和促进了青少年身高生长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山西省18岁城男、城女身高增长值达到0．97cm/10a和0．53cm/10a。欧美国家18岁成年身高每10a增长值男为0．6～1．1cm、女为0．4～0．8cm［10］。结合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消费对于城男18岁身高影响最小化，表明在身高生长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经济因素的促进作用降低。
在1979—2010年期间，山西省生产总值、人均年收入和消费指标与同一时期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均呈现高度负相关。在经济环比发展最快的1979—1995年间，乡村男生、城乡女生的提前幅度明显高于1995—2010年间。1979—2010年间山西省青少年身高最大增长年龄逐渐提前，尤其城市男生的身高最大增长年龄逐渐接近女生。表明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条件、营养状况的逐渐改善，促进了青少年青春期发育提前。因此，对于城市儿童的青春期方面的教育应该考虑男女一致并且提前。西欧、北美的研究均证实，长期趋势增速越大，持续时间越长，男、女间的身高性别差越大。身高的性别差可作为反映生活环境良好与否的生物学指征。山西省1979—2010年经济指标变化与青少年成年时性别差的变化存在正相关。乡村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较高，影响程度较大，逐年呈递增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身高依然具有进一步提高潜力。城市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较低，影响程度较小，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对于身高生长潜力达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逐渐饱和，直至成年身高停止增长。但是近年来山西省青少年成年时身高性差变化，与成年身高已停止增长的荷兰等国(14cm)［12］依然存在差距。表明山西省青少年身高生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依然保持生长长期趋势的潜力。
作者：陈斌单位：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
1材料与方法(MaterialsandMethods)
1.1数据类型和来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废污水排放量）来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25个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1985-2009年统计年鉴，其中人口数据包括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三次产业产值，废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量。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分类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将流域土地类型划分为林地、草地、农田等11类。水文、水质数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提供，包含88个站点2005年逐月监测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质指标。监测站点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盖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体位置见图1。
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优秀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优秀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0.05，总氮p<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0.01）高于总磷和汞（p<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结论(Conclusions)
本文基于海河流域人口规模、经济产值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从废污水排放和水资源利用角度分析了其对水环境影响过程机制。结论如下：1）流域人口规模大幅增长，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聚集区由北京-天津地区扩展到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聊城-德州等地区。人口和经济产值大幅增长直接导致流域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规模迅速上升，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直接驱动力。2）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30年来城市用地面积增加85%，北京-天津-唐山城市群规模扩大，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3）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可以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等方面，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流域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
作者：王超单保庆秦晶张洪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传媒业推动经济发展的例子有很多。就拿已经进行到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来说吧！它已经成为了包含无限商机的一种为化产业了。这是浙江卫视创办“中国蓝”之后首个大红大紫的节目，也让浙江卫视创收不少。暂且不说它捧红了很大一批歌手主持人，光是节目的赞助商就收获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一档节目虽小，由它引发的大众效益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好声音》广告爆棚，15秒就达到20万，单个选手的歌曲，彩铃下载量就达到了1千万，当时发短信与电视台互动也使移动、联通等通讯公司创收不少。发达的经济离不开传媒的推动，光靠传统媒体是难以完成预期目标的，在国内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商业模式，稳定及更高的创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互联网的推动。
如果说《中国好声音》获利最多的是赞助商，那么湖南电视台的《爸爸去哪儿》带动的则是旅游经济的发展。《爸爸去哪儿》中五爸萌娃，去了不少名山胜水，也去了一些没有被开发的风景区，只要是他们待过的地方，统统都火了一把，激发了观众强大的旅游欲望。有很多《爸爸去哪儿》的忠实观众和明星萌娃的粉丝会去节目里出现的景点、房子等亲自体验，对当地的旅游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期的《花儿与少年》也起到了同样的经济效果，不少旅游团纷纷制定了“爸爸去哪儿亲子团”“花儿与少年自助游”“欧洲穷游”等系列。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不知道这种风靡会持续多久，但是它不仅证明了它们本身所代表的文化潮流，还体现了其背后所隐藏的经济价值。传媒业所产生的市场效应将会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
在传媒业极大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忽略的是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传媒业的节节高升。经济的增长使传媒的途径越来越广，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受众也越来越多。经济的丰满，推动了设备的更新，使传播效果更上一层楼。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传媒业的创新能力，这是传媒业的优秀，有创意才会使这个行业不断提高创收。有句话说，传媒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中国媒体的竞争不是赛跑，而是舞蹈。有了经济的支持，传媒界才能把这只舞跳好，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显示出来。
湖南卫视是传媒行业仅次于中央电视台的领头羊，算是各大卫视的领军企业，收视率每年都有所攀升，有许多品牌栏目、品牌主持人。《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我是歌手》等几个品牌栏目，还有湖南卫视的自制大戏，每周都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眼球。而湖南卫视之所以有突出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为了提高节目质量，花大价钱设计包装舞台、更新设备，高价邀请演员明星，许多创收的节目是从韩国引进，力保为观众提供强大的视觉盛宴。如此，经济的增长提高了节目质量，而节目质量的大跨越同时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这仅仅是传媒界一个小小的成功案例，就揭示出了调整好传媒业与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与回报。
然而，国民经济收入的提高，也会支持传媒行业，并推动传媒业的发展。传媒行业有今天的发展，也多亏我国经济实力在有条不紊的提升。国民生活有了保障就有心情，想去丰富工作之余的生活，也希望通过传媒了解更多的讯息来适应这个迅速更新的时代，这也一定程度上巩固和壮大了传媒的受众。经济的发展仍是传媒业发展不可估量的因素。这是一个循环效应，传媒业在推动经济的同时，经济又是传媒业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传媒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想要让任意一方发展，都要把握好它们之间微妙的关系。通过传媒业创收，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又有能力去支持传媒业，在这个循环中是GDP的不断上涨。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把握好经济与传媒的循环，把握好经济与传媒业的发展方向，就会更加适应社会。传媒业熠熠生辉，在未来有更广阔的发展，只要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一定会创造更多的经济奇迹。韩国、美国、包括泰国在内这几年纷纷加速发展传媒业，通过传媒业进行文化渗透，成为一种新型的战略。伴随着各国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传媒行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富有潜力的增长点，所以在我国发展传媒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传媒行业发展的道路很光明，传媒业在我国的发展尚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和大范围的应用，传媒行业正在面临一次全新的挑战，也在迎接巨大的机遇。只要不断创新，大胆推陈出新，一定可以实现经济的大发展、大跨越。
作者：张向华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大同日报社
一、对我国公路建设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在划分标准等级和选取指标时对外部环境具有的影响采取轻视的态度调整和修改评价指标必须满足时展的需要。但是在评价社会经济效益指标是所选择的指标变化较小，影响着评价指标的适应性和准确性。因为公路建设需要跨越很长时间，很多指标也具有较大变动，所以选择稳定性差的指标会出现评价结果和实际情况具有差异的现象。在确立项目阶段过分依赖标准会造成评价社会经济效益的结果低于制定标准的情况。
（二）效益指标之间没有具体、科学的对比分析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是对其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包括评价项目决策环节、施工设计环节、运营环节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情况。预测数据作为评价的前提，将各个环节和预测进行比较和分析，对其中差别以及成因进行研究。但现在后评价公路建设效益的过程中，通常只根据现实产生的数据和对后评价进行重新预测后的数据再次对各种指标予以计算，没有深入的实施对比和分析效益指标的工作。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公路建设项目经济效益后评价并没有按照结构层次来分析指标体系，忽视对比和分析经济效益指标，对影响指标的数据出现变化的具体原因没有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三）在选取指标时重视直接效益指标，轻视间接效益直接效益评价指标包括评价筹措资金方式、评价财务效益、评价经济效益等指标。在评价过程中通常以财务效益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为评价主体，例如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运行时间、缩短公路里程等指标。以沈阳环城高速为例，在进行后评价的工作中，选择的指标多为直接效益指标，例如区域建设布局、影响交通运输指标、财务效益指标等。而选择的间接指标很少，只有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国防力量、土地增值等几项指标。在整体效益中，间接效益也是其组成部分，忽视间接效益会让实际效益和评定结果之间出现差异，让效益后评价指标不能真实、全面、客观的对公路周边经济情况予以反映。
（四）细分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缺少必要的深度对社会经济效益实施后评价的公路一般都具有社会影响力大、投资规模大的特点，这种公路在运营后，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空间发展结构。评价公路建设项目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效益，要研究公路对周边的自然环境、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在经验和学术方面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分析公路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现在分析指标将两种效益结合起来分析，没有深入细致的对各种指标进行深入解读，难以客观准确的体现出公路项目对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二、构建我国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
（一）构建公路建设项目得到社会经济效益所具有的后评价指标的方法现在构建后评价体系的方式比较多，一般采用问卷调查法、整合法和分析法来。第一、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就是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专业学者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整理分析并形成完整的指标体系的一种方式。第二、整合法。整合法就的以从前实践中认为恰当的指标当做是基准定位指标，根据要制定的新方式和目标对其进行改进和重新分类，让它更具完善性。在重新建立效益指标过程中，要运用使用率高的评价指标为前提，按照实际情况，完善和修改指标，并建立起全新的指标系统。第三、整体分析法。整体分析法是将具有多元化评价整体根据各个环节内在的联系拆分为很多子模块，接着将子模块继续细分，并描述、分析、评价各个指标。在分析社会经济整体时，要把社会经济效益分为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再细分各个效益，根据评价内容的差异制定评价指标。
（二）构建完善的公路建设项目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后所具有的评价体系现在我国对很多公路实施了后评价，但是公路后评价作为新生事物，其概念、内容、特点、作用等环节在认识上还比较模糊，需要加深了解。社会经济效益后评价在项目评价中的地位很重要。以下就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对后指标进行分析。第一、经济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是指公路建设项目根据本身财务状况、对公路周边经济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是评价其对国民经济做出贡献的根据，有直接效益以及间接效益之分。在传统划分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前提下，按照整体分析法细分层次探索评价因素，评价针对性强的指标。直接指标包括减少运营成本、评价经济效益、评价财务效益三个方面组成。其中评价财务效益有财务效益费用、投资回收期、财务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方面构成，项目主要按照交通部颁发的规章制度和财务制度共同选取。间接指标由评价对外交流、评价资源开发、评价经济环境等指标构成，主要从对经济环境有影响的环节对公路推动周边区域经济进行科学评价，其中包括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地区投资率、影响就业等指标。新建立的经济效益指标系统，在提高国民经济和财务受益指标的前提下，细分间接经济效益指标。第二、社会效益指标公路对周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影响，建设公路的目标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从保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两个方面对公路实行社会效益后评价，社会效益指标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高GDP增长率、转变思想等部分构成。对社会效益指标进行分析的前提下细分指标。在充分考虑截取数据的困难后，将该项目的社会适应性指标予以删除，最终形成公路社会效益的后评价指标系统。对评价体系进行指标简化，选择的指标要可以体现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不同层面，并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各种指标对社会进步具有的影响，增强公路项目社会效益。第三、环境效益指标公路环境效益评价是评价和分析公路环境，要以发展为前提，是评价公路效益的重要指标，也是公路运营和建设部门掌握公路发展方向、管理公里建设环节的重要依据。环境效益主要包括公路环境保护能否达到标准，环境指标能够实现等方面。具体分为保护文物古迹指标、开发景观效益指标、保护生态环境指标、土地占有率指标和环境持续发展指标等，从生态环境、景观开发、古迹保护等多角度评价环境效益，提高评价指标的广度和深度。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建设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推动我国公路的建设向着高速度、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公路在发展前期阶段，公路系统的技术方方案是研究的重点，现在我们更加强调公路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后评体系。后评体系能够促进公路建设和管理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在项目管理中占据着更加重要地位。本文对公路建设经济社会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表现进行研究，对评价指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适用、合理、科学的项目后经济社会评价体系，为分析和定性项目后评价体系提供重要依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宗小宾单位：河北盛通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1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获取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1﹚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2个动态变化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构建合理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其评价结果准确的关键.本文选取的指标是在参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方法处理并根据山东省实情得到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在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上，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综合确定权值，不仅能够克服主观赋权法的主观性和臆断性影响，也能避免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缺陷而造成结果可信度的下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2﹚2003−2012年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速度还是效益指数发展幅度上，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均快于生态环境效益指数.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3﹚2003−2012年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通过GM﹙1，1﹚模型对山东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且下降趋势明显.学术界关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虽早已开始，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和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形成统一观点，目前仍处在进一步探索中.本文基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零替代方案”的研究视角，以山东省为例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有益尝试，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是否适合中国其他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充实完善.
作者：李赫龙王玉梅苏玉萍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鲁东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
一、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
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3］167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12］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迥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14］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嵇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优秀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二、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8］陶序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晶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始。“日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FranzOppenheimer)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史》、《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刑法读本》等。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24］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萨孟武译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在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史书最多，差不多在每本书中，都有一个主张，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甚至在同一本书内，也有冲突。傅筑夫指出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前后观点冲突，“起初还以为是偶尔如此，可以放过不提，那知道逐章细看下去，都是扑朔迷离!”“关于封建制度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本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奇书上，有时虽也偶尔提到，但不是前后冲突，便是笼统万分。”［27］马乘风对陶希圣的观点豹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指责，“春秋时代封建社会已崩溃、春秋时代封建制度趋于崩溃、春秋时代是封建社会时代、春秋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制度崩溃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之可能。”“这五项根本不同的见解，若是分之于五个根本不同的作家或著作，犹有可说，事实上，竟出之于陶先生一人之口，真不知陶先生何以自圆其说?”［17］427对于自己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的现象，陶希圣在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也承认，“本书各论文依执笔时期的先后，内容时常有冲突矛盾的处所”。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料的处理方面犯有不少错误。杜荃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主要针对陶希圣的史料问题进行了“不甚客气”的批评。他说:“我仅仅读了那么一小段，便觉得差不多句句都有问题。以下我便不敢再读下去了。一来以下我还没有甚深的研究不敢多谈，二来我怕的是错误的观念先进了我的脑中，所以我也不敢多读。”“我希望陶君对于历史更要有详细的精密的认识，然后再下论断。”［28］傅筑夫对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批评的要点之一也是认为陶希圣处理史料时有诸多的错误。［27］马乘风认为，陶希圣“对于旧有的历史资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贯的功夫。”关于史料审视之不严的问题，陶希圣自己也坦言道:“各篇的论题非常广泛，所用的材料也不过疏略的大体的，没有经过多少考证的工夫。”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29］自序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
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字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
《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一时代或一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32］卷首《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謇《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字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33］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作者：苏永明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指标选取
填海规模是指在一定的年期内，逐年通过审批实施的填海面积的累积总和。填海是一种引致需求，受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1）海岸带人口增长。填海的原因在于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人口增长是土地资源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海岸带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地带，2005年，包括大连在内的由24个城市组成的沿海城市带吸纳了全国约37％的流动人口；2010年末，沿海城市总人口约2．4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1％［15］。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往往带来快速的城市化，有研究表明，1929－1954年的美国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城市用地增加0．105hm2［16］。本文选取年末户籍人口和市区人口比例表征区域人口水平，并预期这两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2）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经济活动的增长带来了对工业、商业等各种经济活动的建筑空间需求。我国填海以建设用为主，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被认为是海上建设用地指标，是陆地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重要补充，主要用于港口码头建设、临港工业园区建设、城镇建设等方面。与此同时，填海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以地区生产总值（GDP）、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及固定资产投资额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预期这3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3）海洋经济发展。对于沿海地区来说，海洋经济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海洋产业发展本身亦有一定的填海需求，以大连市为例，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加速开放开发的大形势下，其港口建设、临港工业发展等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填海需求，同时，作为一个旅游城市，随着大连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游艇码头建设、海岸景观建设等也会产生较大的填海需求。因此，以港口货物吞吐量表征海上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以旅游总收入表征滨海旅游业发展水平，并预期这两个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4）填海获取土地成本低廉。我国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需要实现土地占补平衡，而填海造地不涉及耕地保护，获取建设用地比较宽松，且填海成本和形成的土地价值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Davis指出填海造地工程对工业化后期的日本仍然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陆地产价格昂贵［13］。填海获取土地成本相对低廉，面对填海造地后的巨大收益，填海方必然存在填海造地的逐利心理。因此，选取综合地价增长率来表征沿海城市的地价水平，并预期该因素对填海规模有正向影响。
2大连市填海概况
大连市是我国海洋大市之一，横跨黄海和渤海，大陆海岸线全长1371km，拥有广袤的海域资源。截至2009年，大连市20m以浅海域开发利用总面积达到466059hm2，其中滩涂占31．6％，0～5m海域占31．8％，5～10m海域占20．7％，10～20m海域占15．7％。1990—2009年，大连市累计填海面积达6328hm2，大连市2009年累积填海区域空间分布显示填海区域主要分布在大连市区的小窑湾、大窑湾、大连湾，以及位于渤海的长兴岛。根据大连市通过审批的填海情况来看，大连市填海用途主要为城镇建设、港口及配套设施、船舶工业、核电等临港工业、滨海旅游基础设施以及渔业基础设施等。其中，港口及工业填海一直占据绝对高的比例，尤其是2008年，几乎全部新增填海活动都是为了港口建设或临港工业的发展；渔业基础设施填海所占比例非常少，仅2006年超过了20％。2005年，辽宁省提出沿海“五点一线”开发战略，“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和“庄河花园口工业园区”成为“五点一线”战略中的两点，大连市沿海重点发展区域陆续实施填海工程来缓解工业及城镇建设用地供需紧张的矛盾。截至2012年6月，大连市两个区域建设用海规划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准，围填海面积合计近5000hm2，同时，5个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正在报批过程中，规划类型主要为港口航运、临港工业、城镇建设、工业区等单项或多项复合型用海。
3大连市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3.1灰色关联分析法由于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之间以及因素与主行为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够明确，呈现为典型的灰色系统特点，所以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一般方法分析比较困难。同时，由于每年新增填海规模统计相关数据有限，样本量较少，加之采用遥感手段提取的数据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使得样本不尽符合一般定量分析所要求的规律条件。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克服一般统计方法追求大样本、典型分布、计算工作量大、有时与定性分析大相径庭的弱点，同时，它还可以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趋势提供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的历程分析。因此，采用基于灰色理论的灰色关联分析法来分析不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填海规模的影响程度。灰色关联分析法是一种用灰色关联度顺序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次序等的方法，步骤如下：（1）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序列狔0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序列狓犻。（2）对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有初值化处理、均值化处理、极差化处理、极值化处理等，本研究对原始数据采用均值化处理。
3.2数据来源本研究中，参考序列狔0为大连市填海规模，比较序列狓1至狓8为衡量人口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及地价水平的指标。大连市填海规模为每年新增填海造地面积累加结果，从国家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中提取大连市2006—2011年的填海数据，该指标统计的是大连市每年通过审批的填海面积总数。同时，采用大连市1990年、2000年和2005年3个年度的高精遥感影像提取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两个时间段的填海数据，1990—2000年，2000—2005年两个阶段中每年新增填海面积取遥感影像分析数据的平均值。2000年、2005—2011年大连市的年末户籍人口、市区人口比例、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额、港口货物吞吐量、旅游总收入、综合地价增长率等8个指标数据可根据历年《大连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地价网直接观察到，各指标值具体见表1。
3.3结果分析采用均值化处理原始数据，按上述步骤求取灰色关联系数及关联度（表2），关联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大连市填海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1）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均超过0．8，说明大连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对填海活动有较强的驱动作用。（2）指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均超过0．9，说明大连市经济增长尤其是快速的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填海需求，工业化不仅加速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也膨胀了沿海地区的填海速度。虽然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大连市围填海规模的关联度相对略低，但也达到了0．882，说明大连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对填海造地面积的增加也有较强的带动作用。（3）指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中，旅游总收入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略高于港口货运吞吐量，说明大连市通过大量的填海式的滨海景观或旅游设施建设来发展滨海旅游业，反之，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催生了填海需求。（4）人口水平的指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基本相等，约为0．731，说明大连市人口数量和人口城乡结构的发展基本一致，人口水平对大连市填海活动的驱动作用一般。（5）指示地价水平的综合地价增长率与大连市填海规模的关联度仅为0．669，说明地价水平并非是大连市填海活动的主导因素。大连市2005—2011年的综合地价增长率与围填海规模的关联系数在0．335～0．969之间，波动幅度较大，显然和大连市2005—2011年综合地价增长率本身变化幅度大直接相关，同时说明地价的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填海活动，但填海行为主体通常并非只是为了获得填海造地的增值收益。
4结论与建议
（1）2000－2011年，大连市填海规模不断扩大，其中2010年新增填海面积高达1807hm2，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填海行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管理从总量上控制了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填海造地成为解决建设用地缺口的必然途径；二是某些临港工业（如装备制造业、船舶修造业等）本身有一定的填海需求。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出台后，国家海洋局2012年向大连市下达的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1000hm2，大连市应按照节约集约用海的要求，合理安排每年有限的围填海计划指标，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基础设施、产业政策鼓励发展项目和民生领域项目的围填海活动，同时规范及严格执行海域使用论证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围填海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2）海洋经济是大连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大连物流中心和东北亚航运中心建设、临海临港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滨海旅游资源开发、海洋文化建设等方面必然带来填海规模的扩张。但海洋产业不能盲目扩张，必须根据产业规划及海洋资源条件合理布局，减少不同产业间的用海矛盾。渔业是最基础的海洋产业，填海活动不可避免地破坏着渔业资源，近年来，大连市填海规模的扩张使得金州湾南岸的养殖区域，普兰店湾南岸的养殖区域，谢屯沿海近海养殖区，登沙河口近海养殖区以及长兴岛沿岸围海养殖区域逐步取消。在遵循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大连市制定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大连区域用海规划（2008—2020年）”，大连市各海洋产业用海应以此为依据，再结合每年的围填海计划指标做好空间布局。（3）大连市是一个人口低增长的城市，2000—2011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填海规模的扩张速度，因此，人口自然增长对大连市填海活动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人口和生产要素具有趋向沿海地区移动的特征，大连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常住人口为669万人，比同期户籍人口多出83万人，相比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而言，年均增长率为1．28％，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2倍。在人口向海岸带地区集中的形势下，大连市应该按照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的原则控制填海进度，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海岸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管理目标。（4）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价格和填海成本之间的价格差会促使有限理性经济人产生填海造地的逐利心理，但追求填海造地形成的级差收益并不是大连市填海规模扩张的主导因素。在现有制度下，经济主体趋向填海造地更多是因为填海造地不涉及耕地保护问题，每年转化为建设用地的指标会比较宽松，从而大大降低了土地使用成本。因此，从制度方面来说，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海域，政府应该严格执行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同时要考虑填海造地的生态补偿，调整填海造地的收益分配关系，降低填海行为主体比较收益的预期，从而抑制为获取建设用地而产生的填海造地。
作者：蔡悦荫王伟伟赵建华单位：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1CGE模型
本文构建的CGE模型主要包括6个模块：生产模块、贸易模块、机构模块、社会福利模块、碳排放和碳税模块，以及均衡和闭合模块。
1.1生产模块生产模块中，生产函数描述各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劳动力、能源和中间投入以获得产出的方式。生产函数由5层套嵌常替代弹性函数（CES）构成，如图1。底层为煤炭、石油与焦碳、天然气与燃气的合成，以及火电与清洁电力的合成。第二层为化石能源与电力能源的合成；第三层为能源与资本的合成；第四层为资本-能源与劳动投入的合成；第五层为资本-能源-劳动与中间投入的合成。生产函数要素投入的合成采用CES函数形式。
1.2贸易模块贸易模块主要涉及北京地区消费者需求产品的来源与北京地区生产供给产品的分配。北京地区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由北京本地生产、外省调入和国外进口三部分构成。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消费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消费比例，以z最小化其成本。第一层是消费者需求是在北京本地生产供给与外省调入供给之间合成；第二层是国内供给与国外进口产品之间的合成。需求函数采用CES函数形式，消费者在不同供给产品之间进行最优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分配有三个流向，即供应北京市场、调出外省、出口国外。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生产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销售比例以最大化其收入。第一层是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出口之间分配，第二层是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在北京市场与调出外省之间分配。产品分配采用常转换弹性（CET），假设生产者在一定生产技术约束下在不同需求市场之间分配的最优策略，以实现收入最大化。
1.3机构模块模型中机构主要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居民模块包含居民收入与支出函数，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政府的转移支付；居民支出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居民支付的所得税，居民收入扣除消费后为居民储蓄，居民消费采用斯通—盖利（Stone-Geary）效用函数形式。企业模块包含企业的收入与支出函数，企业的收入主要是企业的资本收入；企业支出包括企业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企业支付的所得税、企业的储蓄等。政府模块包含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函数、政府收入主要是政府的间接税、关税、所得税等；支出包括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政府消费，政府储蓄等。
1.4社会福利模块在CGE模型中衡量社会福利变化，运用比较普遍的是希克斯等价变动（Hichsianequivalentvariation）。本文也通过希克斯等价变动来衡量实施碳税政策冲击后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希克斯等价变动以政策实施前的商品价格为基础，测算居民在政策实施后的效用水平的变化情况（以支出的函数表示）。希克斯等价变动为正时，说明居民福利在政策实施后得到了改善。反之，如果变动为负，则说明政策的实施将损害居民福利。
1.5碳排放与碳税模块-假设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最终消费，且能源消费技术经济水平不变。不同类型能源排放因子来自IPCC（The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化石能源的CO2排放量是由各种化石能源的需求量乘以它们各自相应的碳排放系数。根据化石能源需求排放的CO2量征收碳税，并且将每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转化为该种化石能源的从价税税率，即对某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税额与该化石能源的国内需求的价值量之比。
1.6均衡与闭合模块模型的均衡模块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供需均衡。（1）劳动力市场均衡，本文假设工资为内生变量，受到政策冲击后，经过工资的充分调整，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出清。（2）资本市场均衡，本文假设资本相对价格为内生变量，受经济政策冲击，经过资本价格改变，资本自由流动，企业充分调整资本存量，最终实现资本的充分利用。（3）商品市场均衡，每个部门产品的需求（居民需求、政府需求、投资、存货，中间需求）等于总供给。模型的宏观闭合通过三个主要的宏观恒等关系反映，即储蓄—投资平衡、政府收支平衡、贸易收支平衡。（1）储蓄—投资平衡，本文采用新古典的闭合规则，即投资由储蓄决定，经济中所有的储蓄都将转化为投资。（2）政府收支平衡，在这里政府的收入与其总支出的差额为政府储蓄，政府储蓄内生于政府账户的收支平衡。（3）外省调入调出平衡，外省调入与调出之间的差额为外省净储蓄。（4）国际收支平衡，本文选择汇率为内生变量，国外储蓄为外生变量的闭合规则。政策冲击影响汇率的变化，进而影响进出口的变化，以至影响整个经济。
2数据来源和部门划分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以及北京市投入产出表产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将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中的42个部门调整为18个部门。并尽可能地细分能源部门，本文将能源部分细分为5类：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天然气与燃气、火电生产和供应、清洁电力生产。根据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以及《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编制北京2010年社会核算矩阵表（SAM）。
3模拟结果
本文设定五种情景下分析征收碳税对北京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分别减少5%、10%、15%、20%、30%。
3.1碳税税率及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表1显示了不同情境下碳税水平、化石能源从价税率、化石能源对减排量的贡献，以及碳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着减排幅度的增加，从量碳税会更显著地增加。由于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异，由此对不同能源所征收的从价税税率也不一致。在同一情境下，化石能源中，煤炭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数最高（单位价值量的碳排放量），煤炭的税率最高，石油从价税税率居中，天然气与燃气的从价税税率比较低。与此同时，在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与石油占主导地位，因此，煤炭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在各情景中，煤炭对于减排的额贡献都达到60%以上；石油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比较显著的，因此严格控制煤炭和是石油的使用时减少碳排放的主要措施。征收碳税对于高碳能源需求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地，尤其大幅度的降低了煤炭与石油能源的需求量。征收碳税对天然气与燃气、火电能源需求的影响相对比较温和，同时提高了清能源的使用量。
3.2碳税对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会导致化石能源价格的上升，从而使生产成本上升。由于不同部门化石能源投入占总投入比例差别很大，因此对不同部门产出有不同的影响。表2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不同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13个部门产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其他开采业的产出显著下降，尤其是减排目标提高后（如情境3和4），这些部分的产出大幅度地减少。天然气与燃气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与邮政业等部门产出下降也比较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这些高耗能的部门能源需求量大，能源投入在总投入中占的比例高，征收碳税导致其生产成本提高明显，供给下降；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由于产品价格上升幅度高，部门产品需求下降程度也比较大，供给与需求的下降导致产品的产出下降幅度大。农林牧渔业、木材加工与造纸印刷业等行业产出收到的负面影响比较温和。但碳税对5个部分的产出具有积极的影响：纺织及其制品业、通讯仪表及其他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服务业和清洁电力部门。因此征收碳税对非能源密集型产业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3.3碳税政策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表3分析了碳税政策对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对居民来说，居民的总收入主要由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及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构成，由于劳动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并假设劳动市场充分就业，因此居民的劳动收入不变。征收碳税导致产出和资本需求量下降，资本价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资本收入下降。征收碳税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收入增加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也增加，整体实现了居民的总收入的增加，但增加幅度有限。在居民需求方面，由于居民收入提高导致居民的需求增加，但由于碳税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产品价格提高，因此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实物量）下降，但由于价格上升，用价值量表示的居民消费略微上升。由于价格水平的上升和消费需求（实物量）的下降，居民的社会福利业也有所下降，但影响有限。对企业来说，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收入，而资本价格下降导致企业的收入下降，企业储蓄也随之下降。对政府来说，征收碳税在增加政府税收的同时也降低了间接税和居民所得税，而企业所得税有所增加，碳税与企业所得税增加幅度大于其它税收的减少幅度，导致政府收入随着碳税的增加也逐渐增加。相应的政府的消费（价值量）和政府消费（实物量）逐渐增加，政府储蓄企业储蓄随之下降。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下降导致总储蓄下降，总投资（价值量）和总投资（实物量）也均下降。名义GDP等于资本收入、劳动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和，总资本收入降低，劳动收入保持不变，间接税随着产出量降低而减少，因此名义GDP是不断下降的。实际GDP等于消费、投资加净出口，消费方面居民消费下降，政府消费上升，但是政府消费占消费的比例比较小，整体消费下降；由于假设投资等于储蓄，总储蓄下降，投资也随之下降。征收碳税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相对提高，国外产品价格不变，净出口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因而整体导致实际GDP下降。总体来说，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变量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比较有限。因此碳税政策对节能减排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整体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温和的。
3.4结果对比文献[17-23]从国家角度探讨了碳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由于不同文献在构建CGE模型时，基础数据的选取、基础数据部门划分、模型方程结构的构建、模型参数选择、碳税征收环节与征收方式都有所不同，因而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尽管差异较大，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点：这些文献指出碳税是一种有效的减排工具，同时征收碳税会使实际GDP下降，但下降的比率大多在1%以内。文献[22]指出，虽然GDP下降的比率不大，但是由于我国GDP总量大，因此GDP下降的绝对值非常大。在碳税水平为5美元和10美元时，每减少一吨CO2，短期内GDP将损失87.10元和94.91元，远超过当时国际市场碳交易价格。本文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碳税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基本结论和这些文献基本类似：碳税对北京市减排具有显著的影响，实际GDP的下降比例有限，即使在减排30%的情景下，实际GDP将下降0.54%。采用与文献[22]相同的计算方法，北京地区每减少一吨CO2排放，实际GDP损耗达到191.37元至246.15元，远高于文献[22]的结论。同时，对部门的影响也与从全国角度的分析有显著的差异，比如与王灿的研究结果相比，当碳减排目标为30%时，王灿[23]的研究结果指出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7.4%和18.7%，而本文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3.73%和8.94%；石油与电力部门的产出将分别提高5.7%和16.7%，但本文结果说明石油和电力部门产出将分别减少31.03%和30%。这种差异除了来自于前述模型构建、数据、参数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的不同。因此，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制定碳税税率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区域的差异。
4结论
本文在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编制北京市的社会核算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CGE模型模拟了碳税政策对北京市能源、碳排放，以及社会经济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对化石能源征收碳税，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高碳能源的从价税率很高（比如煤炭和石油），低碳能源从价税税率很低（比如天然气）。同时煤炭和石油能源对碳减排具有显著的效果，因而北京市要严格限制煤炭和石油的使用是减排的重要措施。（2）征收碳税对北京大部分产业部门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能源密集型部门，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其它开采业的产出下降程度最为显著。但征收碳税对纺织及其制品业、通讯仪表及其他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服务业和清洁电力5个部门产出具有正面影响。同时，碳税对北京部门产出的影响与全国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实施碳税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实施有针对性的碳税政策。（3）碳税政策将对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从相对量来看，影响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由于经济总量较大，因此减排的绝对成本相对比较高，因此在碳税税率设计时，应避免较高的碳税税率。
作者：张兴平朱锦晨徐岸柳郭正权刘珊珊单位：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信息产业发展中心
1结果与分析
1.1南疆地区中小学教师身体健康状况表4结果显示，在涉及健康状况的18项条目中，被调查教师身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00~6.44之间，汉族教师最低6.00，维吾尔族教师略高6.44，依次为塔吉克族6.42，柯尔克孜族6.27.结果显示，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状况均处在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视力减弱、食欲差、睡眠不好、易感疲劳、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身体活动能力下降等方面.
1.2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心理健康状况有16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11~6.84之间，柯尔克孜族教师最低6.11，汉族教师最高6.84，依次为维吾尔族6.68，塔吉克族6.35.根据心理健康评估的综合判断，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心里健康状况均处在向负向情绪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精神紧张、精力不集中、记忆力减弱、心情、情绪不高、自信心差、安全感、幸福感不足、思考或处理问题的能力下降等.
1.3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社会适应状况调查问卷中社会适应状况有13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社会适应状况的平均值在6.31~6.86之间，柯尔克孜族教师最低6.31，汉族教师最高6.86，依次为维吾尔族6.83，塔吉克族6.71.根据健康评估社会适应综合判断，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均有社会适应困难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适应新形势、新环境、新问题的能力减弱，与亲戚、好友联系减少，参加社会、集体活动减少，妥善地处理事情的能力下降等.
1.4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总体健康状况调查问卷中总体健康状况有4项条目，教师根据自身状况评价，统计结果发现（见表4），被调查教师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在6.48~6.88之间，维吾尔族教师最低6.48，塔吉克族教师最高6.88，依次为汉族6.59，柯尔克孜族6.52.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总体健康状况也均处在亚健康状态.四个民族中小学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值之间的差异与不同民族教师的工作、生活地域、环境，民族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学校教师的民族构成及学校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1.5南疆四地州中小学男、女教师的健康状况从表5明显反映出不同民族男、女教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存在着差异，各民族男教师的各项平均值都大于女教师.男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最高值是6.98，最低值是6.71，女教师最高值是6.51，最低值是6.02.说明各民族男教师的健康状都略好于女教师.这与女教师在社会、学校和家庭所处的地位、角色和承担的工作（劳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6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中、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及总体健康状况的平均值也存在着差异，小学教师的各项平均值都大于中学教师.小学教师总体健康状况平均最高值是7.49，最低值是6.53，中学教师最高值是7.06，最低值是6.17.说明小学教师的健康状况均好于中学教师.这与中、小学对教师的总体工作要求、工作压力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
1.7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我们从教师在学校的正常工作时间、周课时量、课外用于备课批改作业等加班时间三个方面调查了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
1.7.1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长从表7中可以看出，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较长（除中午休息时间外），8小时以下的仅占5.7%，8~9小时占43.6%，9~10小时的占45.9%，10小时的占4.8%.在学校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中学教师，占20.1%.这与中考、高考和中学工作量大尤其是高中部的教师工作量大有直接的关系.
1.7.2中、小学教师周课时量大教师的周课时量普遍较大，10节课以下的占10.1%，10~15节课的占63%，16节课以上的占26.8%.在统计调查数据中发现，中学教师10~15节课的比例最高，占77.9%，小学教师16节课的比例最高，占38%.这与我们教师座谈会、访谈了解的情况基本相符.这些与师生比差较大、学生人数多、教室容量有限、教师严重缺编等因素有直接关系.
1.7.3中、小学教师课外加班时间多中、小学教师除了正常的上课、辅导以外，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制作课件、教研组活动、指导学生课外活动、学生思想工作、家访、在职进修、职称论文、优质课评选、基本功大赛等，这些工作基本上需要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加班时间在0.5小时的教师比例占5%，0.5~1小时的占26.5%，1~1.5小时的占30.8%，1.5~2小时的是占37.8%.中学教师1.5~2小时的比例最高，占47%，小学教师占31.6%.
2影响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的主要原因
2.1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压力大、强度高、心理负担重从社会对中小学教师的期望来看，教育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基础教育受到各民族家长的高度关注.面对着社会竞争、人才培养需要而赋予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教师有渊博的学术知识，精深的专业修养，高超的教学技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质量的教学水平，教师们承受着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从中小学内部管理来看，每年的“中考”、“高考”已成为学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学校将学生的升学率与教师的考评挂钩，直接关系到教师的职务晋升、职称评审及经济收入等切身利益，学生的成绩排名、班级排名、年级排名，都是变相的对教师施压.迫使教师陪着学生起早贪黑，有53.7%的中学教师、38.6%的小学教师每天要工作9~10小时以上，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其它行业.教师们除了正常的上课、辅导、学生思想工作以外，业余时间要按时完成批改作业、备课等多项工作，还要应付各种培训、考试.从教师的工作强度来讲，一是南疆四地州经济发展滞后，造成中小学教师严重缺编.二是按教育部对教师工作量（师生比）的规定，普通中学为1：13.5，小学为1：19.我们调查的城市中小学的师生比均在1:20以上，县乡中小学师生比均在1:25以上，这无疑就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从心理学角度说，有的教师抗焦虑程度低，不能忍受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有的教师人际关系不和谐，适应环境能力不强，不能接受新事物等，使自己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身心健康受到影响，长期积压的心理压力，正吞噬着教师们的健康.
2.2南疆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生活、地域环境特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高速发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尤其是新疆南、北部的发展差距也开始拉大，区域性的不平衡在新疆境内加速显现.占新疆面积1/3、人口42%以上的新疆南疆四地州，其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南疆四地州地处天山以南，呈“C”字型环绕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部、北部和南部，跨越了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三大山系，绵延数千公里，属典型的大陆干旱气候，水份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天然植物稀少，并处在严酷的干早环境中，生态系统十分脆弱，风、沙（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工资待遇滞后、自然环境恶劣、工作、生活条件较差的影响下，使南疆四地州中小学各族教师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
2.3中小学教师的饮食时间、质量得不到保证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南疆少数民族人口占80%以上，本次调研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占调查教师的77%.民以食为天，营养是确保身体健康的基础和重要因素.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基本相似，多年生活在南疆地区的汉族教师也基本习惯了少数民族的饮食.以面食为主，喜食牛羊肉、鸡蛋，饮茯茶（砖茶），蔬菜品种较少，水果（干果）丰富.以上所述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的饮食习惯、饮食结构，从营养学来说，各种营养素都不缺乏.但是，被调查的中小学教师因工作时间、性质、压力和家务负担等因素的影响，根本保证不了一日做三餐的时间，饮食结构和质量就无从谈起.在座谈和访谈中多数教师反映，为了完成学校安排和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几乎没有时间在家做饭，多数情况下是在饭店或学校食堂吃快餐.根据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工作情况调查显示，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较长（出中午休息时间外），8小时以下的仅占5.7%，8~9小时占43.6%，9~10小时的占45.9%，10小时的占4.8%.在学校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中学教师，占20.1%.加班时间在0.5~1小时的占教师比例的26.5%，1~1.5小时的占30.8%，1.5~2小时的是占37.8%.中学教师每天加班1.5~2小时的比例最高，占47%，小学教师占31.6%.
2.4中小学教师的保健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健身运动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们都有很强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希望自己有所作为，常常是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使教师们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一是自身缺乏保健意识和基本的保健措施，膳食不合理，生活没有规律，经常加班熬夜，过度工作，过度透支，缺乏（睡眠）休息，缺乏运动和体力活动，不善于调节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二是缺乏锻炼意识和有效的健身运动，多因忙于工作、家务没时间运动，由于工作累而不想锻炼，部分教师不知道如何运动，也不知道如何选择运动项目、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教师基本没有锻炼的意识和行为，致使机体免疫力下降，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3提高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状况的对策与建议
3.1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要关注教师身心健康政府各有关部门及教育主管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目前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教师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和教师健康状况的严重性，把关心中小学教师身心健康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尽可能地为教师创造舒适、宽松、愉快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逐步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不断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要进一步加大素质教育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调整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更有效地引导教师注重提高教学效率.要把教师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师考核项目和继续教育的内容，在中小学校开辟教师心理咨询室，开通教师健康保健咨询热线，为中小学教师提供相关的服务和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要严格按照《教师法》的有关规定，坚持1~2年定期为教师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联合社会有关机构开展中小学教师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活动，营造有利于确保教师健康的内部、外部环境.要千方百计增加投入，加强教职工体育、娱乐场地与设施建设.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积极推行人性化“弹性”管理，保证中小学教师自由支配时间，努力为教师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
3.2中小学校领导应以教师为本，进行民主管理中小学校领导应树立“人本主义”的现代教育管理理念，要发扬民主作风，尊重、信任教师，确立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为教师创造展现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条件.要加强与教师的情感交流，建立起民主和谐的人际关系，使教师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要科学地制定和不断完善学校内部的竞争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学校竞争环境，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教师.同时，要创设和谐宽松的校园心理氛围，帮助教师将心理压力转化为激励性动力，增强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3重视教师身体健康，强化健身意识，提供健身条件学校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缩短教师在校工作时间，尽可能不占用教师的下班时间，切实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对教师进行身体锻炼和保健类知识的讲座及培训，不断强化教师的自我保健和锻炼意识.学校要为教师创造和提供身体锻炼、健身娱乐场所和必要的运动器材，方便教师随时健身，以供教师在课余时间进行锻炼、娱乐.要逐步健全教师健身的机制，明确固定的健身时间，开展健身竞赛活动，为教师展示健身成果和特长搭建平台，增加教师健身的成就感和荣誉感，逐步形成教师自觉健身的良好习惯.要有计划、经常性地组织教师开展健康有益的体育活动，为教师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和条件.
3.4重视教师心理健康，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教师心理健康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中小学校领导要高度重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要深入了解教师，积极创造条件满足教师在政治、学习、职称、体现自我价值、生活等的需要.学校要以人为本，促进教师身心健康.作为教育的直接管理者，各中小学校要努力为教师营造和谐的内在环境，主动为教师排忧解难.学校任何制度的制定、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须考虑到“教师健康”这一问题，考虑到教师也会出现“心理危机”这一现实，并且把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底线.
3.5教师自身应注重生活质量，保持身心健康首先，教师自身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注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质量，建立和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和科学的饮食习惯.其次，教师要学会妥善安排时间，合理分配精力，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身心经常处于疲惫状态.要努力增强自我保健和锻炼意识，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积极参加身体锻炼，提高自我保健能力.第三，教师要学习心理保健和预防心理疾病的知识，采取适当手段进行自我调节和控制，保持良好的心境，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教师应该主动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广泛接触社会，参与社会活动，创造与他人交往的机会，提高人际交往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3.6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身体检查的福利制度建立教师健康体检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也是一项有利于基础教育长远发展的民心工程，必将成为南疆四地州尊师重教的又一大亮点.体检是中小学校领导关注、关心教师身心健康的最好方式.希望南疆四地州中小学校领导本着对教师负责的态度，对基础教育重视的精神，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尽快研究制定和落实教师一年一次体检制度，把这一民心工程做好做实，促进教师身心健康，使每位教师都能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关爱，更加精力充沛地献身于新疆南疆的基础教育事业。
作者：丁亚军丁晓伟王新陈志强单位：喀什师范学院体育系
1邢台市各行业用水量变化趋势
1.1农业用水量变化通过对邢台市2001－2012年农业用水量资料和粮食产量对比分析，用水量呈递减趋势，而粮食产量呈增加趋势。农业用水效率明显提高，2001年农业用水量为16.6103×108m3，到2012年减少到13.2860×108m3，平均每年减少用水量0.2662×104m3。粮食产量2001年为300×104t，2012年粮食总产为453.2×104t，平均每年增产13.93×104t。图2为邢台市农业用水量和粮食产量变化过程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指根据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改变农产品的生产结构，从而使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相协调的过程［3］。农业生产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开展农业节水等措施，使农业用水成逐年减少的趋势，而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灌区灌溉节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推广渠道衬砌、低压管道、喷灌、滴灌、渗灌、沟灌、畦灌等田间灌溉，输水新技术，提高灌区水利用效率和效益。根据2011年资料统计，邢台市农业节水灌溉面积272×104hm2，其中低压管道输水灌溉面积268×104hm2，喷灌灌溉面积2×104hm2，微灌灌溉面积2×104hm2。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4］。结合邢台市地域特点，以市场调控为主，种植耗水量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加大蔬菜基地设施建设，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增加农民收入。
1.2工业用水量变化工业用水包括火力发电、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等。火力发电用水占工业用水量的10.29%，规模以上企业占工业用水量的45.49%，规模以下企业占工业用水量的44.22%。邢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工业主导地位，采用2001－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用水量以及对应的工业增加值进行对比分析，在用水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成倍增长，由2001年的90.94亿元，到2012年增加到600.6亿元，平均年增长46.3亿元。图3为邢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水量和工业增加值过程线。工业用水重复利用:①减少废水外排，污染环境;②可以节省大量处理费用［5］。邢台市工业节水从淘汰落后用水工艺设备产品，加强重点行业定额管理，积极推广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等措施。加快淘汰落后高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依据《重点工业行业取水指导指标》，对现有企业达不到取水指标要求的落后产能，加大淘汰力度。组织研究工业节水器具、设备认证评价制度和实施方案，工业节水器具和设备目录，加快推进工业节水器具和设备认证评价工作，适时推进市场准入制度［6］。切实加强重点行业取水定额管理。严格执行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对钢铁、染整、造纸、啤酒、酒精、合成氨、味精和医药等行业，加大已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实施监查力度，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企业，限期整改。加快完善取水定额标准体系建设，尽快出台氧化铝、乙烯和棉纺织等其他高用水行业的取水定额标准。强化高用水行业企业生产过程和工序用水管理，制定和实施钢铁行业焦化、烧结球团、炼铁、炼钢、热轧、冷轧等主要工序用水定额和节水标准。积极推进企业水资源循环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采用高效、安全、可靠的水处理技术工艺，大力提高水循环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取水量。加强废水综合处理，实现废水资源化，减少水循环系统的废水排放量。加快培育节水和废水处理回用专业技术服务支撑体系。
1.3林牧渔业用水量变化林牧渔业用水量包括林果灌溉用水、草场灌溉用水、鱼塘补水和农村牲畜用水等。根据邢台市2001－2012年统计资料，邢台市林牧渔业用水量总体呈递减趋势，减少幅度不大。而林牧渔业总产值成上升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上升幅度较大。图4为邢台市林牧渔业用水量和总产值变化过程线。在林牧渔业用水中，林果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7.42%，农村牲畜用水占总用水量的32.55%，鱼塘补水和草场灌溉两项总和仅占总用水量的0.03%。根据邢台市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近几年发展名特优新经济林、速生丰产林、森林生态旅游和绿化苗木花卉。农村养殖业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成本低，适应性强，深受农民喜欢。
1.4生活用水量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农村生活用水变化呈两个阶段，2001－2006年，用水量增长;2007－2012年相对稳定，略有增长趋势。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居住人口呈递减趋势，相应用水量减少。城镇生活用水量变化也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2008年期间，变化幅度较大，变化因素较多，如人口变化、用水方式，节水措施普及程度等。2008－2012年呈稳定上升趋势:①城镇居住人口增加;②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城镇生活采用先进的节水设施，对节约用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使城镇生活用水呈增加趋势。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着用水结构的变化，对用水保证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7］。图5为邢台市生活用水量变化过程线。
1.5城市公共用水城市公共用水包括建筑业用水和服务业用水。城市公共用水随着行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建筑业用水，变化幅度较大，与房地产开发热度有直接关系。服务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根据邢台市2001－2012年城市公共用水量分析，2002－2004年用水量偏大，主要是建筑业用水量增加所致。其他年份相对比较稳定。图6为邢台市城市公共用水量过程线。
1.6生态环境用水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持生态与环境功能和进行生态环境建设所需要的水量。根据天然生态和人工生态的区别，可以根据不同覆盖类型，把生态环境用水分为植被生态用水、湖泊水库及重要河道生态用水、城市生态用水。目前，邢台市统计的生态环境用水包括城镇环境用水和农村生态用水量部分。城市生态用水是指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而人为补充的水量。主要包括公园湖泊用水、风景观赏河道用水、城市绿化用水和园林建设用水以及污水稀释用水。邢台市城镇环境用水从2002年开始由统计资料，用水量变化幅度较大，2012年城镇环境用水达0.4946×108m3。农村生态用水从2004年开始有统计资料，用水量逐步增长，变化幅度不大。图7为邢台市生态环境用水量过程线。
2结论
通过对邢台市2001－2012年不同行业用水量分析，邢台市用水总量总体呈递减趋势。农业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76.4%，工业用水占10.9%，生活用水占8.0%，林牧渔业用水占3.6%，城市公共用水占0.6%，生态环境用水占0.4%。农业灌溉用水量呈下降趋势，而粮食产量呈递增趋势;工业用水变化幅度平稳，略有递增趋势。由于开展工业节水和采用先进技术，使工业增加值变化幅度较大;林牧渔业用水呈递减趋势，产值呈递增趋势;生活用水受社会环境影响，分阶段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用水量呈递增趋势;城市公共用水在特殊年份用水量较大，其他年份变化平稳;生态环境用水从2002年开始统计，呈递增趋势。随着对环境的重视和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生态环境用水将大幅度提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水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不同行业用水量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农业用水逐渐减少，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会逐渐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者：王红彦单位：河北省邢台市水务局
一、物流经济的管理模式和意义
1.自营模式自营模式是我国综合性企业广泛使用的一种物流模式。作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较大型的企业，选择自营模式也是一种必然。自营模式下，企业自备仓库，自备物流车队等。在此基础之上企业建立一个完善的自我服务流程。一种是企业各个部门可以单独的完成物流中的任务，另一种是在企业中又设置了专门针对物流运作的综合管理部门，对企业物流部或者物流企业进行统一的物流管理。目前我国使用最多的还是第一种，因第二种需要较多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比较适合规模比较大实力比较强的企业，所以第二种的选择比较少。自营模式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实现原材料和零配件的采购、生产一体化，有效提高采购效率，库存的管理更加便利，有效减少企业资金的投入。因为可以对供应链进行较强的控制，较容易的将生产和其他环节紧密配合，更好的合理规划物流管理，针对提高物流工作效率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2.第三方物流使用第三方物流最广泛的是电子商务物流。电子商务物流将一部分甚至全部物流作业交予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的出现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能够较好的处理数据，为第三方物流提供技术支持。第三方物流不拥有产品，不参与商品的买卖，只是为客户提供以合同为约束、以结盟为基础的，具有专业化、系列化、个性化、信息化特点物流服务。第三方物流的意义在与能够根据条款需要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物流服务，比起单一功能的公司更具有社会发展潜力。第三方物流是十分具有个性化的，一般以合同条款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按照客户要求提供物流服务，有效将货物装卸运输、仓储、订单处理、保管、配送一体化，提高物流工作效率。
3.电子商务模式随着电子商务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普及，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网络中进行购物。由于支付方式的便捷，许多比较年轻的消费者越来越习惯在网络购物平台中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礼物在网络中买衣服、买家电等等。这种虚拟的支付方式因其具有的便利性使用程度变得越来越广泛。电子商务的普及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其巨大的市场潜能让我国物流经济的管理模式也逐渐向这方面倾斜，随着越来越多电子网络购物平台的建立，也更加的促进了国民的消费，推动了物流经济的增长。电子商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推动了物流经济的发展，比较具有突出性的是在淘宝网中近两年的“双11”的出现，去年的“双11”在这一天淘宝网中的交易额达到350亿。这个数字的出现表明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不仅大大增加物流行业配送人员的就业机会，对促进我国物流经济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经济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电子商务模式的出现为我国物流行业翻开了一个新篇章，也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与挑战。针对形成一个信息化的物流行业，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多人看到电子商务模式带来的商机，纷纷投入到这个行业中，但是想要在日益激烈的电子商务行业里抢的市场，提高竞争力，就需要对信息进行一个系统的处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流行业的信息化。
二、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物流行业的要求也在进一步提高，而物流行业的不断发展又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物流行业主要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针对物流的服务和水平方面。但是只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及时做出调整，始终保持服务质量，物流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加稳定。
作者：李璇单位：琼州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