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02 05:09: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经济法律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民法商法行政法
论文摘要：部分法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对经济法与民法、商法、行政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能绝对化。其间的联系与区别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呈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
一、法律部门划分的一般理论
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肖先涉及到法律部门的划分问题，其次是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与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的联系和区别。
划分法律部门的意义，在于力求准确地制订、解释、适用法律，以恰当地调整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复杂的各种关系。法律从旱期的“诸法合体”状态到今人“各法分离”格局，既说明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客观多元性，也反映了人对所生存环境的认识能力不断强化。法律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法律部门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是法律发展的规律;因而在尊重传统部门法划分时应当小局限于已有分类。
对法律分类的基本观念，大体有三种主张:1.主观论，认为法律划分是人的主观假设，诸如“自然法”、“实在法”的划分;2.客观论，认为法律划分是山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应当有什么样的法律;3.主客观统一论，认为法律的划分是现实社会的客观存在和法学家的主观认识相统一的结果。在主客观关系方面，主观主导’一。法律划分，应当属于认识论范畴，相对而言，主客观统一、主观主导的观念史符合认识论原理。认识具有相对性，法律的划分也就具有了相对性一般认为，部门法划分的基本标准是法的调整对象。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就可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尽若学界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表述不一，但是经济法具有特定调整对象——以社会整体性和国家调控性为基木要索的经济关系——的共识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在法学理论上还是立法机关对于法律的分类上，经济法都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经济法有较为密切联系的法律部门主要有民法、商法、行政法。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少于且由立法机关来阐述其关系(参见顾昂然关于《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在实务界，两者的关系曾经是模糊不清的，以往法院的经济审判庭审理的多数是民事案件，以至于法院系统将经济审判庭史名为民事审判庭，让一些人认为经济法本存在了。这是误解。现在看来，经济法与民法的个性大于共性，它们是具有不同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的两个独立法律部门。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两者的调整对象都与经济关系有关。经济法调整社会性经济关系，民法调整个体性经济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则产关系。其次表现为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渊源。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首先表现为调整对象本同，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则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经济法调整社会性经济关系。所谓社会性经济关系，是指具有社会影响的经济关系，包括具有社会性的公平交易秩序建立和运行关系及社会经济平衡协调持续发展关系。前者主要体现为市场规制关系，表现为公平竞争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关系、女全公平交易关系等;后者主要体现为宏观调控关系，表现为产业调整关系、则政税收关系、金融平衡关系、国有资产运营监若关系等，其中包括非平等主体之间的规制、调控、管理关系。其次是主体不同，民法的主体是具有一般法律人格的自然人、法人。经济法主体是具有一定社会功能属性的消费者、经营管理者，虽然消费者、经营者,管理者可以表现为自然人、法人，但是毕竟具有了社会功能属性而小同于自然人、法人的法律地位。第三是调整方法不同，民法的调整方法主要是通过仃意性规范调整意思自治行为，在特殊情况下采取民事制裁方法。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采取强制性规范、注意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相结合以及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第四是内容不同民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的规定，法律表现为物权法、债权法、人身权法、亲属法等。经济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公平竞争、弱者保护、市场规制、经济平衡、宏观调控的规定，法律表现为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法、价格法、预算法、则税法、金融法等。第五是功能不同，民法的功能主要是提供适应市场交易的基本规范以建立微观一般交易秩序。经济法的功能是克服市场缺陷建立公平竞争秩序，弥补民法不足。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此区别都是相对的，区别的意义在于理论上有利于部门法建立，实践上有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
三、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
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商事关系发生在商事话动中，主要包括商事主体关系和商事行为关系。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与商事话动有密切联系，但是经济法与商法在发展原因、作用基点、性质理念、内容制度等方而都有较大区别。总体来看，商法与经济法的的关系是一元交
叉关系。
(一)经济法与商法的区别
从两者历史发展阶段和原因来看: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出现。对此现象可以认为，商法的产生是对民法一般性调整而不能适应具有风险性的商事话动简捷、高效、安全、营利要求的扬弃和发展;而经济法的形成，则是对商法强调商人营利和商行为自由、安全、简捷的个体倾向而难以避免走向垄断、妨碍竞争、滥用权利，造成整体不平衡的纠正。也有学者认为，民商关系的法律保护成本增加产生了对经济法的生成渴求。总之，对经济话动的法律调整，是由于经济话动从个体性而社会化、从私益性而公序化、从局部话跃到整体平衡的发展演进过程，而使法律调整旱现多元和完整。所以，商法是经济话动中的基础性、前置性法律，经济法是经济话动中的平衡性、后续性法律。
从两者的基点和作用过程来看，商法的基点是确认和保护商人地位和利益，由此出发，而作用于商人(经营者)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过程;经济法的基点是确认和保护社会经济利益，因而要反对垄断，限制不正当竞争，从社会利益出发来平衡与商人利益的关系。商法作用过程是立足个别，兼顾一般;经济法的作用过程是立足一般，兼顾个别。两者在结构上正好是互补关系。
从两者的性质和理念来看:商法是属于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其中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等法律理念被侧重于从私法方面来理解和阐释，即强调个体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平等个体相互关系的公平以及个体行为的效益和安全、经济法是具有私法和公法因索的社会法，自由、平等、公平、效益、安全、秩序等，法律应当具备的基木理念则被侧重于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去阐释，强调社会整体的自由而反对个体的极端自由，强调社会结构的平衡和社会公正而限制个体成员滥用优势，强调社会整体效益和交易安全而反对个体暴利和私权绝对。商法和经济法在性质和理念方面的差异只是相对的，说明两者之间有所交叉，有所相异。
从两者的内容和制度来看，商法主要规定了商人、经营者的地位、组织形式、商事交易行为规则和行为后果、商事行为的技术性规定和营利性规范这此内容，形成了公司法、企业法、票掘法、合同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法律制度;经济法主要规定了市场准入和退出以及商事话动(经营性话动)竞争的规范、商事组织对市场的.片有关系以及政府如何调整此种关系、商事行为涉及社会公众利益时，两者如何平衡、政府如何保障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振兴和发展等，这此内容形成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资源保护法、投资法、经济发展法、产业振兴法等法律制度。虽然将以上法律制度分为商法或者经济法，但是也应当注意当今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与法律调整之间的关系:第一，此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每一种法律制度并非十分纯粹，因而在一种法律制度当中包含了另外一种法律制度的规范内容是正常的;第一，商法与经济法的交叉，不存在相互替代和包含问题，这是社会经济关系多元复杂对法律的要求，也是人们认识到这种要求的存在而做出的反映。
总之，经济法与商法是相辅相成、交叉区别的两种法律现象，尽若这两种法律在我国尚未法典化，但有关单行法律和法规已经制定颁行，经济法和商法分别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两者的侧重点小同以及现实对这此侧重点的需要。
(二)经济法与商法的联系
《公司法》、《票掘法》、《保险法》一般归入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人民银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按划分属于经济法。
在上述法律之中，可以看到在商法当中有经济法的内容，在经济法当中存在商法的规则。比如，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即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商法目的与经济法目的的结合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对公司的规范和对公司、股东、债权人的保护，体现了商法的个体性，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反映了经济法的社会精神。在具体规范方面，《公司法》有关公司转投资的限制(第12条)、股份转让的限制(第147,149条)、对公司则务会计制度的强行性规定(第174,175,176条等)，《合伙企业法》关于合伙企业的设立、入伙、退伙时的登记规定(第15,16,56条等)，《票掘法》关于木票出票人资格审定的规定(第74条)、关于票掘管理办法的规定(第110条)，《保险法》关于限定投保、公平竞争以及对保险业监督若理的规定(第6,7,8条，第五章)等，已经超越了纯粹商法以“自由、便捷、个体安全”为特征的范围，而自然进入到“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的经济法领域。但是，在这此法律当中，社会经济秩序和安全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在个别经营者地位确定和行为规范基础之上。作为经济法主要法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1条)。该宗旨的特点是先考虑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
，再考虑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由社会而个体的经济法作用过程。类似的立法宗旨还表现在《产品质量法》、《税收征收税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当中。经济法强调社会性和整体性，以建立整体秩序为目的，在此过程中，对特定主体违规行为的制裁，是对不特定主体利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但是，保护对象也并非都是不特定的。对特定对象及其行为的规范和保护，则体现了商法内容。这在具体规范方面，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20条)，《产品质录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四章)，《税收征收税法》关于向纳税人退税的规定(第30条)，《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房地产交易的规定(第四章)等，是从保障政府管理、秩序建立、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考虑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规则，而这此规则，已经涉及商事法的内容。
当然，上述两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也有较为纯粹的分属商法和经济法的制定法，少于不过多地涉及对方的内容，比如《海商法》就属于较为纯粹的商事法，而《人民银行法》则属于比较纯粹的经济法。此外，有的法律在立法时就已经设计为结构性倾斜，以矫正现实当中的不平衡而具有了经济法特征，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从经济法的概念引入我国，其与行政法的关系就是争议焦点一些研究者认为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引、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在过来因素上，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联系。但是在具体调整对象、性质、功能等方而，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区别。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经济法调整的社会性经济关系，包括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是具有若理因索的经济关系。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若理关系，也是具有公里因素的行政关系。现代行政法具有规范、限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机关滥权的作用，这与经济法通过社会利益矫正政府缺陷具有相同的理念。另外，经济法采取强制性与倡导性的调整方法，行政法也采取此类调整方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首先，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的是社会中经济关系，即或是具有管理因素的经济关系，这种鼓励因素也并不完全来源于政府行政管理，还包括行业自律管理，并且管理的目标、在于社会利益最大化，因而管理结构呈现关联中性，即管理对象与管理目标之间具有关联性。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管理关系，主要是行政机关设置、行政人员选拔、考核、升迁等管理,即或涉及到经济管理，也是从行政职权和行政程序角度加以规范的，是典型的纵向自线关系。
其次，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以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平衡协调发展为目的;行政法是国家本位法，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一般认为两者具有同一性，但是作者研究的结果并非如此，而是两个具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独立利益，由于该问题较为复杂，将另文论述。第三，经济法具有社会法属性，而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第四，经济法的内容主要是竞争法、消费者法、市场规制法、宏观经济调控法等实体性法律;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行政许可、行政救助、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性法律。
五、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商法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经济法是具有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的社会法，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从行政法到民法，私法属性不断增长，公法属性不断减弱。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显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在法律系统中，结构的和谐影响到功能的优化。这种内在联系说明，法律部门的划分是相对的，不同法律部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相互不能替代，相互也不能割裂。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优秀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O2=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论文摘要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实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本文谨从经济法的概念入手探求经济法的独立性，并在回顾经济法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分析论证经济法历史上是重要的法律部门，而且现实仍是重要的法律部门，当然要更加明确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还须与相关的法律部门进行比较，最后以经济法的非凡性分析经济诉讼和经济审判。
要害词：经济法，法部门，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现实性，市场失灵，公共失灵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实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治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非凡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治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治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治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治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定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要害，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治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非凡性，在经济的治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三、经济法的发展和现实性
经济法成为法律部门首先是要有独立性，但现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经济法现实性其实就是经济法的现实存在依据，说明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法的重要性可以从经济法的发展历程来说明。经济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了成文的法典，比如《汉穆拉比法典》，其中就有很多相关经济的法律条文，但这时的法是诸法合体，不能说已经产生了经济法。经济法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经济的进步分不开的，总的说来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随后在20世纪初出现分野，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法”，典型的如捷克等还制定了专门的《经济法典》。但随着苏东集团的解体以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坚持原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学说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几经演变的经济法，从“战时经济法”到“危机对策经济法”，再到比较成熟的“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分析这一过程，可见它是沿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轨迹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熟悉到国家对经济干预的重要性，同时民主经济的推动，一时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现象。比如，不正当竞争、垄断这些问题光靠民法规范的市场调节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经济越发达对经济稳定的要求就越高，不规范的金融治理以及猖獗的金融投机严重的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发展，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就是一个明证。
资本主义国家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也在一边规范职能经济部门的治理，又逐步的放权，让民众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进而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经济形式逐渐趋同。经济法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可以完全否定那种经济法的“阶段论”（8）.法律部门之所以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精神（9），也就是它有它的现实性，即适应经济现实而生。
由于各国的情况不一样，各国的经济法强调的主要方面也不一样。英美法系没有部门法划分的传统，也就没有经济法部门，但事实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被称之为“经济宪章”，可以理解为这是其重要的经济法内容。德日对经济法德研究由来以久。由于民商法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关注经济法的程度不高，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经济法。但不管怎样，经济法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已注重到经济法的重要性，借鉴近年来中国经济法发展的经验，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治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经济法的重点不在反不正当竞争而在财税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状况会逐渐的改变。
经济法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就是其存在的现实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符合现实基础上的法部门才有其合理性。事实证实，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光靠计划抑或是市场调节是不行的，经济法要解决的就是市场跟公权的关系问题，这也是经济法存在的意义所在。公共权力有很大的张性和破坏性，它介入市场、干预经济必须依法划定合理的阶域，克服“市场失灵”和“公共失灵”是经济法的双重任务（10）。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究竟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又具有为自身利益“寻租”倾向，经济法才对经济权力的范围和程序作出限定，以防其放弃或滥用代表权，侵害、背离社会利益（11）。普遍的情形是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失灵，国家就由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政治国家”变为“经济国家”。经济法是经济国家的衍生物。但我国的情况与其说是市场失灵，不如说是市场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改革的取向和目标就是要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引入市场机制，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纠正市场失灵或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的（12）。我们更多的是克治所谓的“公共失灵”，下放权利，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总之，经济法的现实使命就是调整公私融合的权利义务关系，填补社会发展带来的法律调整空缺。
从现实的情况看，以下几个方面必须由经济法重点加以调整和规范的：
一，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13），通过治理协调和处理好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意志、行为和利益的矛盾十分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重视国家经济部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市场为基础并加以国家调节这一辅助手段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按一定的程序制定经济政策等行为，如利率、税率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整有利于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使“市场失灵”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二，市场竞争方面。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新技术的迅速开发和利用，经济就会放缓，因而维护并鼓励正常的经济竞争是经济法的重要使命。但同时市场经济的发达天性决定了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逐渐取得相对优势的地位，甚至走向垄断，而垄断者会维持自己的垄断价格剥夺消费者，更为严重的是导致技术和服务止步不前。另外恶性的竞争损害了平等民事主体的利益，还损害了整个市场竞争机制。对此，传统的民法调整显然是力不从心。
最后，经济法的调整为市场和国家经济的稳定提供保障。市场越是开放发达，稳定性的要求就越高，非凡是金融体系对此要求更高。假如金融监管不力，则会导致金融投机猖獗，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经济法必须从主体资格、程序运作等方面加以规制和监管。
当然，需要经济法调整的地方还有许多，这里不可能一一详叙。
总之，经济法都是顺应时代而存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经济基础的客观性决定了经济法部门必须存在并发挥作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前面仅从理论上以部门划分的标准阐明了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就经济法存在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但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治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举例来说，在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但是《民法通则》在制定时忽略了一点就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平等的关系和不平等的关系，很显然，商家在信息力等方面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假如完全按照民法来调整的话显然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以国家或社会的力量涉入这一关系中，通过调整国家与商家的关系从而达到双方的平衡。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非凡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14）。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要害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这是笔者在解决经济法主体地位是碰到的最难的也是思量最久的问题，但两者的区别仍然存在。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治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15）.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治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治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治理关系，工商治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
五、小结
上面的分析已经论证了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但是时代在发展，现实情况在变化，我们必须不断的加强对经济法的研究，让经济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也正如前面在论述经济法的现实性所说，经济法顺应现实而生，它一定会继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所谓经济法的边缘，是指经济法学的研究范围，其优秀是廓清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界限。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老问题，本文拟从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以确定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关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都是与研究者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紧密联系的。在此笔者将其称之为“调整对象说”。这一学说有多种观点①，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优秀的观点是以划分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为前提，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表述为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法律部门，然后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②。这一理论，看似对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作了划分，但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它并没有真正阐明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也不可能划清它们的界限。这里明显的问题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至今仍无统一认识。以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来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就不同学者所认识的不同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言，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界限或经济法的范围绝非毫厘之差。
本文无意于批判或非难某种理论，且笔者也是调整对象说的赞成者。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既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研究的深入，阻碍了纵深思维。因此，有必要跳出既定模式的简单框架。
笔者认为，现存的调整对象说在阐述经济法的独立性时，至少存在如下难题：
1、作为区分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与经济法的的调整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关系还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2、经济关系能否分割？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时是共同调整还是分别调整？如果是共同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以什么为标准？如果是分别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又以什么为划分标准？
3、法律部门的分类与学科分类是否同一概念？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所划分的法律部门是学理概念还是法律形式概念？
这些问题，都是十分艰难却又表现解决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问题。
二、调整对象与法律部门的划分
经济法具体的调整对象是什么，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仅研究调整对象对于确立经济法部门即经济法学研究范围的意义。
调整对象说的基本观点是将经济法有无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能否取得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志。综观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诸流派及观点，关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可分为两大派，即肯定派与否定派，但两大派的基本论据是一致的。否定派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法律学科。”因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经济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谁要想建立一个经济法部门，就必须指出这些经济法规在调整对象上的同类型，或者指出我国现阶段已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并应找到在这种经济关系中起作用的特殊规律，找出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原则和方法。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已经受到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诸种经济关系都归由经济法调整，并以此建立经济法部门，这不仅违背了唯物主义法学关于以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作为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理论，而且必然是以否定或者贬低其他部门法为代价的。”③肯定派则是以肯定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为国为依据，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肯定派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又有多种观点。但均认为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里可以看到：无论哪个流派、哪种观点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都反复使用了两个概念，即“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两个概念是否可以等使用？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是否一致？确定它们的涵义直接关系到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对于确定经济法的概念具有直接影响。
作者：王祥修 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
我国三次产业间的比重仍然停留在1∶5∶4的状态，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工业作为主要产业部门导致高能耗成为必然，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偏低，发展滞后。由我国在资源与环境保护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决定的。国际舆论对我国的发展道路表示质疑，并认为我国的环境污染已经超越国内经济问题的范畴。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普遍关注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减排问题，并且试图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在此次大会上承诺具体的减排目标。尽管《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再次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重述，也给我国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积极实践表明，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以能源环境技术为优秀的新一轮国际发展实力的竞争浪潮即将形成。谁在能源环境技术创新中领先，谁就将主宰绿色发展的潮流，谁就是未来世界的最大赢家。我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到世界发展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对低碳经济发展调整的能力。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法律规制
（一）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性法律到目前为止，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性法律主要有两个：一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二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公约》于1992年5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通过，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有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期间开放签署，1994年3月21日生效。我国于1992年签署并于1993年1月5日批准了该《公约》。《公约》由序言、26条正文和两个附件组成。《公约》主要目的是应对因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公约》正文中规定的“目标、原则和承诺”是其优秀内容。《公约》第二条规定，“本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最终目标是：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公约》第三条规定了各缔约方为实现最终目标和履行《公约》各项规定而应遵循的五项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或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应当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的原则；预防原则；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国际合作和开放经济体系原则。《公约》第四条规定了各缔约方应作出的承诺即应承担的义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议定书》是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参加联合国第三次会议制定的。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我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议定书》共28条，主要内容是明确规定了定量减排指标，规定了履行《议定书》的灵活机制等。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了《公约》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和《议定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艰苦谈判，会议最后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巴厘岛路线图”确定了今后加强落实《公约》的领域，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由于《议定书》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截止的时间是2012年。2012年以后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怎么安排？这正是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希望解决的问题。但会议并没有获得具有法律意义的结果，而只是将中美等5国提出的一份非约束力的协议作为会议成果。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会议最终达成的两项决议，分别是《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决议，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决议。不过，在各经济体减排温室气体、发达经济体为气候基金提供资金等问题上，尚未出台量化目标。（二）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外国立法英国2003年在其能源白皮书中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理念之后，又于2008年正式通过《气候变化法案》。该法案的目标在于提高碳管理水平，促进经济转型。这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而建立具有法律约束性长期框架的国家。该法案提出，英国将在1990年基础上，到2050年至少减排CO2量的80%。该法案还要求制定5年一次的“碳预算”，2009年4月，英国政府宣布新的财政预算时，也同时宣布了2008至2012年的碳预算，将到2012年的减排目标细化到22%。2009年7月，英国又公布了详尽的《英国低碳转型》国家战略方案。这份方案涉及能源、工业、交通和住房等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同时出台的配套方案有《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低碳交通战略》等[5]。美国虽然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但也重视以立法的形式规制低碳经济。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为：战略性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稳定配额交易价格的“限制———交易体系”；配额分配鼓励科技投入并保护美国的消费和就业；主要奖励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技术、适应和低收入援助；国际合作。奥巴马出任总统后，提出新能源政策，预计到2030年，所有新建房屋都实现“碳中和”或“零碳排放”，成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2009年2月，美国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投资总额达7870亿美元，主要用于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2009年3月，美国众议院能源委员会向国会提出《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该法案由绿色能源、能源效率、温室气体减排、向低碳经济转型4个部分组成，该法案构成了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该法案不仅设定了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的时间表，还设计了排放权交易，试图通过市场化手段，以最小成本来实现减排目标。印度政府一直重视运用环境友好、提高生产技术、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方式来满足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鼓励新能源的运用，印度政府于2001年颁布《能源法》，其意义在于调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国家的长效发展。印度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计划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政府于2008年6月30日的《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根据印度宪法，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都以公民基本权利为限，尽管印度宪法没有明确赋予法院违宪审查的权力，但这为法院审查立法和行政行为是否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了可能。”[6]此外，丹麦、德国等国还通过加强科技立法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丹麦为发展低碳经济建立起了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市场互动关联的社会支撑体系。在这一体系里，科研机构组织专家对低碳技术项目进行科研攻关；中小企业积极投身于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运作，并以市场为导向及时反馈低碳技术的使用效果；政府不仅对低碳技术研发进行宏观引导，还通过税收激励、价格补贴、优先采购低碳技术产品等措施对低碳新产品进行扶持，确保新技术成果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德国不仅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涵盖所有政策范围的《德国高技术战略》，还专门制定气候保护技术战略，确定了未来研究的四个重点领域，即气候预测和气候保护的基础研究、气候变化后果、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和气候保护的政策措施研究等。（三）我国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立法目前，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关的国内法律主要有：《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煤炭法》、《电力法》、《环境保护法》等。除上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外，国务院制定了一些相关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制定了一些相关的部门规章，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一些相关地方性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一些行政规章。另外，我国还制定并实施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2000~2015年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要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等规划与政策，这些规划与政策虽然本身不是法律，但却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立法的不足之处
发展低碳经济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有相关法律对此进行了专门规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仍存在一些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不完善当前，低碳经济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方式已被确立，但其规定却是由诸多繁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加以调整的，法律体系不完善。一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此条文的规定与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的要求不完全吻合，其内容也不能涵盖低碳经济发展的全面要求。二是到目前为止，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中，还没有一部专门引导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三是即使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其他的法规、规章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法律之间、法律与法规、规章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这种情形对发展我国低碳经济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二）能源基本法缺位目前，我国已经施行《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能源单行法律。在能源问题日渐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制定一部系统的、综合规范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行为、反映低碳理念的基本法就非常必要。能源基本法的出台将健全中国能源法律体系，为能源领域单行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也有助于解决能源单行法之间以及能源单行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不仅如此，关于规范能源诸如石油天然气、原子能、太阳能、风能、地热等专门性法律至今还未出台。（三）现行有关低碳经济法律缺乏可操作性由于长期受到“宜粗不宜细”立法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相关的低碳经济的法律条文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够从“细”做起，不能有效规范、调整和解决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四）有关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相对滞后《煤炭法》、《电力法》、《矿产资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的规定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吻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不相适应。（五）公众参与制度不到位，法律引导作用乏力2010年3月“中国低碳与能源发展论坛”指出，“发展低碳与低碳经济，绝不仅仅是靠政府、靠政策推进的事，而是关乎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区域、每个产业、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人的事业。”[7]在我国的各行各业，人们缺乏普遍参与“低碳行动”的意识，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低碳”或“低碳经济”是什么，法律在这方面也没有相应回应，法律引导作用乏力。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
加快国家战略立法，适时推出低碳经济法第一，要修改《宪法》，在《宪法》中确立“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基本战略”的内容。综观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已先后提出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如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德国提出了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欧盟于2007年通过了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澳大利亚于2008年了《减少碳排放计划》政策绿皮书，提出了减碳计划的三大目标；日本2008年提出的“福田蓝图”，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美国政府在寻求一个综合、平衡和对环保有利的能源安全长期战略中，把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9]第二，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低碳经济法》（以下简称《低碳经济法》）。《低碳经济法》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和普遍适用的指导规范，是超越能源法律政策、产业法律政策、资源环境保护法律政策之上，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律规范。《低碳经济法》的目标和内容是确立低碳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战略目标、步骤、法律原则、主要法律制度，为制定和完善次位阶的低碳经济法律规范提供依据。构建以能源基本法为优秀的能源法律体系第一，尽快出台《能源法》。我国虽已出台《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等单行法，但是这些单行法都不是综合性的能源基本法，只是对能源问题的某些方面加以规定，并未涵盖所有的能源问题；此外，就是从上述能源单行法调整范围的角度出发，也存在立法规定不够详细、缺乏操作性等问题。目前，作为统领整个能源领域的综合性立法《能源法》正在制定过程中，希望能够尽快出台。第二，要制定《可再生能源法》与《节约能源法》等相关法律的配套法。第三，修改完善《煤炭法》、《电力法》等法律，进一步增强其可操作性。《煤炭法》虽然新近进行了修改，但这里认为，我国《煤炭法》还应进行更大幅度的修改，不仅要解决煤炭产业自身的产、供、运、销以及矿山安全等问题，还要抓住机遇对如何防治煤炭开采和利用可能造成的生态破坏加以明确规定，特别是对如何清洁利用煤炭资源，以降低煤炭行业的碳排放作出规定[10]。《电力法》正在修改中，《电力法》的修订中应对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强制入网、电网建设的责任与义务、电力企业的监管等加以规定。加强财政金融立法，充分利用市场激励机制发展低碳经济要充分利用财政金融的作用，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通过运用市场机制，实施开征碳税、提供财政补贴、发展碳金融等措施，将低碳发展外部问题内部化，有效激励了企业和个人参与低碳经济建设。这既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也能对发展低碳经济起到较好的激励作用，体现法律功能的进步意义。为此，在低碳经济立法中，不仅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相应的资金保障机制，还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研究试行开征二氧化碳税，逐步完善碳交易体系，积极构建起以碳保险、碳证券、碳基金等一系列创新金融工具为组合要素的中国特色的碳金融体系。加强科技立法，促进低碳经济科技的创新科技进步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和能源危机的根本出路。通过科技立法表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发展什么、限制什么，可以建立起有效的科研工作机制，保证低碳科学技术活动的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英国为发展低碳技术建立了有效的低碳技术资金投入、开发、成果转化与扩散机制。德国推出世界上第一个涵盖所有政策范围的《德国高技术战略》，加强科学技术的研发。我国的低碳科技基础立法状况不佳，部分领域科技立法内容稍显滞后，这对于我国低碳科技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影响。为此，要加强低碳科技基础领域立法建设，通过进一步明确低碳科研院所的法律地位、科技规划的主要步骤，构建多元化科技投入体制，完善国际低碳技术合作与交流立法工作等，建立起促进低碳科技发展的基本法律体系。加强消费立法，促进低碳消费模式的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生产方式向低碳转型，更需要引导大众的生活消费理念和方式向低碳转型，使低碳消费模式成为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的一条基本有效途径。国外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对消费行为加以规范和引导，使人们的消费行为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方向转变。如欧盟各国注重运用税收手段对消费者的过度消费与奢侈消费行为进行调整；荷兰等国对生活消费垃圾征税；德国对回收率低的饮料瓶实行押金制度，等等。为促进我国低碳消费模式长效机制的建立，要进一步健全低碳产品认证标志制度，不断完善我国生态消费税制度，适当提高汽油、柴油的税负水平，进一步拓宽奢侈品和奢侈行为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继续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政府绿色采购的立法及实施机制等。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体系的主要构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律体系的构成，在当时的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中都有专门规定。比如，1936年的“五五宪草”规定中华民国之经济制度，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以谋国民生计之均足。在1946年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3章基本国策部分专门设置国民经济一节对国家的经济制度予以原则性规定。但在具体的规范方面，国民政府通过了大量经济性立法对国民经济予以管理和调整。第一，财政税收。在财政税收管理方面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预算法》、《决算法》、《营业税法》、《公库法》等一系列法律、条例。在预算法律方面，主要有1928年8月9日公布的《决算法》、1935年8月14日公布的《会计法》、1932年10月19日公布的《统计法》，另外还制定颁行过《预算法》、《审计法》。在税务管理立法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颁布了一些列法律、法规，包括1934年12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印花税法》、1936年7月21日公布的《所得税暂行条例》等，另外还有《营业税法》、《遗产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等。在国库管理方面，1938年6月9日公布的《公库法》主要规定对国库的管理。该法规定，公库现金票据证劵之出纳、保管、移转及财产之契据等之保管事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指定银行。前项事务属于国库者，以中央银行。属于其他各级公库者，其银行之指定，应经上级政府公库主管机关之核准。在未设银行之地方应指定行政机关。第二，银行金融。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和管理，先后颁行一系列关于银行事务的法律法规。1930年4月立法院商法起草委员会起草《银行法》，拟具《银行法草案》59条，1931年2月28日立法院第133次会议地方将《银行法草案》提出讨论并三读通过，1931年3月28日公布了《银行法》，共计51条。《银行法》第五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组织之银行其资本至少须达五十万元，无限公司组织之银行其资本金至少须达二十万元……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及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股东应负所认股额加倍之责任［5］。可见，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银行可以任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无限公司等组织形式。同时，还加重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及股份两合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股东的责任，以保证银行资本的充足，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进而保证金融业的稳定。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还建立了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形成了所谓的“四行两局”的金融体系。为了规范这一金融体系的运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央银行条例》等规范。同时为了加强对货币的管理，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废两改元、银本位制的措施，从而使中国币制走向统一和正规。第三，邮政交通。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颁布了《铁道法》、《邮政法》、《航空公司条例》等法律、法规。1929年5月21日公布了《中国航空公司组织规程》、《中国航空公司条例》；1930年6月19日行政院公布了《长途汽车公司条例》；1932年7月21日公布了《铁道法》；1935年7月5日国府公布了《邮政法》。第四，社会团体管理。在社团体系的管理方面，先后有《商会法》、《商标法》、《交易所法》等法律、法规出台。1929年8月15日公布的《商会法》，共计9章44条，主要规定了商会的宗旨、性质及其职能。
该法规定商会的主要职务有：筹议工商业之改良及发展事项，关于工商业之征询及通报事项，关于国际贸易之介绍及指导事项等［6］。另外，还有《商会法施行细则》的颁布。1929年4月，工商部拟具《交易所法草案》及施行细则草案，呈由行政院第21次会议决议送立法院。1929年5月4日立法院第22次会议讨论，立法院第49次会议三读通过。1929年10月3日公布了《交易所法》。1930年5月6日公布的《商标法》，主要规定了商标的申请原则，禁止注册商标的情形等规定。该法规定，不得作为商标呈请注册情况有：有妨害风俗秩序或可欺罔公众之虞者；相同或近似于同一商品习惯上所用之标章者；相同或近似于世所共知他人之标章使用于同一商品者［7］。193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公布日施行《商业登记法》。第五，工矿业。在工矿业管理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工厂法》、《矿业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特种工业奖励法》。1929年12月30日公布的《工厂法》，规定了童工女工年龄、工作时间、休息及休假、工资、工作契约之终止、工人福利、工厂安全与卫生设备、工人津贴及抚恤、工厂会议等各方面内容。《工厂法》规定，凡是平时雇佣工人三十人以上的工厂适用本法，凡未满十四岁的男女，工厂不得雇佣为工人，成年工人每日实在工作时间，以八小时为原则。凡工人继续工作至五小时，应有半小时之休息，工资之结付应有定期，至少每月发给二次。1930年12月16日公布了《工厂法施行条例》。1930年5月10日立法院第88次会议通过《矿业法》，不久农矿部公布了《矿业法实施细则》。该法规定了矿业国有的原则，矿业权属于物权一种，获得采矿权需要依照本法规定取得。1929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特种工业奖励法》，1932年9月30日公布了《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另有《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的颁布。第六，土地立法。在土地管理方面先后有《土地征收法》、《土地法》、《土地登记规则》等法律、法规。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28日颁行《土地征收法》。但由于其内容仅仅涉及土地征收事项，且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于是《土地法》制定工作就提上日程。首先是《土地法原则》的拟定。“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中央政治会议开第169次会议，胡委员汉民、林委员森，根据孙中山平均地权之旨，酌用廖仲恺在广州与沙尾博士等讨论土地税法之结果，并参考胶州、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关于土地之法案，草拟《土地法原则草案》……旋胡委员等迭开会议，共同详加讨论，于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审查完竣，提经第171次政治会议决议通过，于十八年一月十六日函送立法院查照。”［8］1154其次，立法院根据《土地法原则》草拟条文，1929年1月29日立法院第10次会议讨论制定各项法典，其中议决土地法由委员吴尚鹰等人起草，并特聘戴传贤、王宠惠为顾问。土地法起草委员会依据土地法原则，迭次开会研讨，历时年余草成《土地法草案》共405条，1930年6月3日立法院召开会议，最终通过。《土地法》共分5编397条，应当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立法中规模比较宏大，制度比较健全的立法活动。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土地登记、第三编土地使用、第四编土地税、第五编土地征收［8］1158-1159。在土地所有权部分，《土地法》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全体，其经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者为私有土地。”其后接着规定哪些土地不可以私有，包括可通运之水道、天然形成之湖泽而为公共需用者、公共交通道路、矿泉地、瀑布地、公共需用之天然水源地、名胜古迹等。同时，土地法还规定政府根据地方需要、土地种类以及土地性质对个人或团体的私有土地的最高额予以限制。另外还有不得转移和租赁与外国人的土地种类，包括农地、林地、牧地、渔地、盐地、矿地、要塞军备区域及领域边境土地等［9］。除了在抗战末期国民政府行政院1945年9月25日公布的《收复地区临时登记规则》外，还于1946年10月2日公布了《土地登记条例》。
二、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法律体系的作用
诚如石柏林先生所言，民国时期的经济法体系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其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而且，关于该体系所起的作用问题还是一个学者们很少涉足的问题。因而要正确、客观地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律体系的作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笔者仅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给予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首先，加强对财政、金融、税收及工商业的监督和管理，强调国家干预和宏观管理。在一切国家中，特别是现代国家，立法者总是通过各种立法和执法活动，来保证诸如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保护环境，维护交通、通讯秩序，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等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功能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在立法方面，执行社会管理事务则主要通过法律来进行规制、监督、管理。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设立了比较健全的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国家需要出台一些列的法律法规对财政、金融、税收及工商业进行监督和管理，因而加强对财政、金融、税收及工商业的监督和管理应当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法律体系的首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对国家的预算、税收、银行、工商业团体进行监督和管理。
其次，界定和规范各种经济组织及其行为方式，以规制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运行规则。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种市场主体规制法规，对公司、商会、同业公会等市场主体进行规制。如公司法主要针对公司的类型、对外行为以及股份公司的入股、退股、清算、解散、公司发行公司债、公司会计等进行界定和法规。商会法规定，商会的主要职务包括：筹议工商业改良及发展、工商业的征询及通报、国际贸易的介绍及指导、工商业的调处及公断、工商业统计调查编纂、工商业证明及鉴定等事项。而《工商业同业公会法》主要规定，同业公会以维持增进同业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弊害为宗旨，工商同业公会章程须有该地方同业公司行号代表三分二以上之出席方得议决。
最后，保护、扶持和奖助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合法活动，为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造就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南京国民政府还通过诸如《商标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特种工业奖励法》、《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办法》等对商标、专利、华侨回国创办实业予以保护和鼓励，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对于工业上之物品或方法首先发明者得依本条例呈请奖励，受奖励者享有专利权十年或五年。《商标法》则规定对商标的保护，“凡因表彰自己所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批售或经纪之商品欲专用商标者应依本法呈请注册。商标所用之文字图形记号或其联合式须特别显著并指定所施颜色”。可以说，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立法虽然还有种种局限，比不了我们现有经济法所强调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涉及市场监管和市场规制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念苛求过去，“总的来说通过这一立法活动，中国基本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经济法规体系。南京政府制定的这一系列经济法规，基本上代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规的最高水准，在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史上有较高进步意义，对资本主义发展亦有较大促进作用”。
作者：韩业斌单位：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
1.经济法律中的利益平衡点
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点就是经济法律中确定利益平衡关系的“度”。在经济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如何保证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关键看如何确定利益平衡点。因此，在整个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律在内，利益平衡点的确定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根据前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找寻：
（1）应当从经济活动的实际中找寻。经济法律约束市场经济活动，也就是保证经济行为主体的根本利益。经济法律的制定，包括经济利益平衡点的制定都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主体利益。因此，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从经济活动的实际中寻找。经济活动直接反映了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只有充分认清经济活动中，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才能真正找到确保经济活动长期繁荣昌盛的利益平衡点。
（2）应当从利益的追溯中确定。利益永远是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目的。利益追溯的规范和约束也是经济法律的最根本目的。利益平衡分配是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根本条件。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诉求保持一致。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是市场经济利益的法律表现。
（3）应当符合时代要求和客观实际。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着时间、空间、政策、主体等活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在计划经济阶段，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以服从国家的利益安排为主。而21世纪，我国进入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更应当注重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主体的利益。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使每一个主体都能得到最基本的利益保证，实现权力与义务的平衡。
2.如何追求经济法律利益平衡
经济法律的利益与平衡关系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紧密关联。因此，如何找到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实现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就必须要在充分认识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利益分配的基础上实施。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以公平、自由、效率、可持续发展为最根本的目标，因此在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的追求过程中，也不能脱离这些基本要求。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1）立法部门要充分考虑利益平衡实际。立法部门握有建立健全法律的权利。经济活动中所有行为的法律规范都出自立法部门。因此立法部门要在充分考虑当前市场经济实际的情况下，综合各方因素制定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法律。
（2）执法部门要全面反馈经济法律的不足。经济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执法部门要及时找出法律制定与事实相悖，或者偏颇之处。这样，执法的过程就成为了纠正经济法律不足的重要环节。执法过程中，执法部门发现法律中不符合经济法律利益平衡标准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立法部门。
（3）经济活动主体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法律的主要规范对象，也是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利益诉求主体。因此，经济活动主体能够最深刻的感知到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特别是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问题。经济活动主体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经济法律中的利益不平衡问题及时反馈。
3.小结
经济法律的利益与平衡问题，是经济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之一。经济法律的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确定就是找到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点的问题。要想确定利益平衡点，就要在经济法律的立法、执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自权限，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接受经济活动主体的监督。
作者：高宁一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说服教育必然要摆事实讲道理，在新的教育环境下，要以学生的进步和发展为目标。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下面结合所代的课程谈谈我的感受。
(一)要有针对性。
当代中职生有自己独立的思维，认为自己已长大，成熟，其实阅历浅，看问题很简单，欠周全。有时还会产生错误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讲道理必须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做到有的放失。因此，要求建立新型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并学会赏识学生，学生才能信任你。在经常与学生真诚谈心中，注重观察学生的倾向性问题的出现，从而把握其思想的脉搏。比如，我针对学生法制观念淡薄，但又对学习法律抱无所谓态度的思想状况，第一堂课上就例举了某厂长身为厂长，不懂法，虽为“公”偷税，但最终入狱的实例，使一个活生生的法盲展现在学生的眼前。网络的出现有些学生认为那是虚拟的，无拘无束。我以上海某女生网上发表言论，散布某企业食品的成分有毒的虚假信息，从而被该企业告上法庭，最终承担了法律责任的教训，对全体学生无不是一个深深的震撼，促使学生自觉提高法律观念。
(二)要有真实性。
当代中职生，虽然有了自己的独立思维，但网络信息大量涌现可能会使信息中鱼目混珠，特别是大量的负面信息事件使学生从过去学到的完全美好时代一下子掉入负面信息的灰暗时代，再结合听到的身边一些不公正或不透明事件的出现，导致其偏听偏信。他们要求老师能实事求是的说明问题，而不要美化和掩盖事实。否则对你就会缺乏信任感，对你的教育就会置之不理，认为是假大空。因此，教师必须对学生要讲真话，不要回避，把最真实的事情一面呈现出来，全面分析看待，学生相信了你这个人，才会相信你的话。比如我在讲到“我国法制建设”这一问题时提到腐败问题就不能回避，而要向学生讲清腐败问题是共性问题。在我国腐败确实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存在，但要清醒地看到主流是好的，我们不能一叶障目。同时我又列举了近年来大量的国家对大案要案的追查，打“老虎”、拍“苍蝇”，特别举到山西政界高层的大动惊。从而说明党反腐败的力度有多大，最终使学生更加坚信党的领导，相信明天会更好。
(三)有感染性。
以学生为本，要求教师讲究教学方法，能够把学生带动起来，使教学由外部的刺激转为内部的需求。即通过师生合作探究生成观点，从而引导学生自觉践行。这就要求教师教学设计要有趣，把直观生动的事例引入课堂，设计新颖有引导力的问题，使学生一直处于迫切想探究结果之中。教学方法要多样，案例教学法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现代的教学手段，使问题更直观、形象，更有说服力。教学语言或朴实简练或风趣幽默或凝重，从而把教育寓于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中。比如讲知识产权保护时，我以天津一家手风琴厂为例。开始大讲该厂“鹦鹉”牌手风琴在国内畅销状况，随后话锋一转引向进军日本市场，当谈到在日本被迫更名时，学生们都很愕然，迫切想了解内因。我顺势引入正题，问题获得解答后每个同学都无不产生惋惜之情。乘势我又引到中国产品“贴牌”问题，做外国名牌企业的“打工仔”。引导学生分析利弊，探究原因，增强了学生创中国名牌意识，无形中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四)有时机性。
抓住时机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抓住时机的关键在于判断准确，就是要抓住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时期，抓住学生思想的变化时期。这就要求教师平日密切关注学生思想变化，密切关注地区、国家、世界大事，把合适的最新热点导入课堂，从而引发学生浓厚的兴趣。比如由这两年最红的“中国好声音”我引到其赞助商“加多宝”，由其广告引到与”王老吉”的大战，从而上升到商标权保护的问题。再如讲授《破产法》在讲清破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时，我结合本地区的企业现况，讲到阳钢的破产，不失时机引导学生，使他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择业的风险和竞争的紧张程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奋发学习的热忱和自立自强的决心。总之，我坚信教书必须在“育人”上下工夫，心灵的教育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需要我们在教学中不断探索总结，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条可行之路。
作者：窦玲单位：山西省阳泉市工业学校
最合适经济法律课程教学的是情境探索式教学模式，教师通过借助一定的教学方法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他们自觉、主动地观察，并借助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去思考、去感悟，最后动手实践，把所学的知识内化为能力，使之成为指导自己行为的信念。在这种新型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扮演着课堂活动的组织者、设计者、参与者以及材料的提供者等角色，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不仅要在课前下足工夫，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课堂操控能力。下面，结合经济法律课程教学的实践经验，笔者谈谈对运用探究性学习方式的看法：
1.材料或案例的选择要合适材料或案例的选择是探究
性学习课堂设计的基础，材料是否合适，将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在选择探究材料或案例时，教师必须注重材料或案例的亲历性、经典性、近期性和趣味性。亲历性，即学生亲身经历的有直接或间接体验的材料，因为有了经历和体验，学生才能有所感悟，容易使学生产生心灵共鸣，便于达成共识；经典性，即这一类材料能集中突出教学重点，有助于教师实现教学目标；近期性，即最近发生的事情，它更贴近生活和现实；趣味性，即选择的材料或案例生动有趣，寓教于乐。
2.材料内容展示的形式要贴切
在教学实践中，展示材料内容的方式有很多种，如学生表演、多媒体演示、网上下载的视频、教师口述等。表演最适合学生，如果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表演则更佳。这样一来，材料就更具说服力，学生也能一目了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教师必须在教学前做好精心安排，学生的表演不仅要真实可信，而且要重点突出，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在运用多媒体演示、网上下载的视频等方式时，切忌平铺直叙，必须有层次性，即分阶段性的演示或讲述。这样可以设置悬念，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预测事情未来的走向；在运用教师口述时，教师不仅要具有很好的表达能力及调节课堂气氛的能力，还要求学生必须跟上教师的节奏。
3.探究性学习的问题设置要重启发和引导
探究性学习始于问题的提出，重在问题的解决过程，它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的过程，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主动探究、体验、发现，在探究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运用知识。探究性学习问题的设置是关键。首先，教师从触动学生心灵最感兴趣的事件入手，充分调动学生的探究兴趣；其次，设计的问题必须环环相扣，水到渠成有所衔接，体现出逻辑性和整体性。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又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再次，提问形式要多样化，切忌固定化和模式化。这需要教师大力开发和灵活运用多种提问形式，如说一说、猜一猜、议一议、算一算、想一想、忆一忆等。教师只有常讲常新，才能使学生兴趣盎然，不产生疲劳感。问题解决重在启发和引导。运用学生表演的方法，教师只要组织得好，就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使学生得到震撼和顿悟；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传统的教师口述时，教师必须从学生感兴趣的材料入手，通过逐层剖析，启发和引导学生层层剥离；解决问题的前提在于学生必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师只有从中发现问题，才能适时地进行引导。这就要求教师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在教师恰当的鼓励下，才能使学生敢于表达、愿意表达，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主动思考。
4.探究性学习的反馈要及时经济法律课程探究性学习
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课上悟道，课下主动、有意识地修正自身的行为。只有及时反馈信息，才能保证最佳的教学效果。信息反馈过迟，是很难纠正学生头脑中固定化的错误认识；信息要及时反馈，才能使教师根据学生的听课反应，调节教学方法，制订补救方案和措施，强化学生课堂上学到的内容，及时纠正不正确的认识，从而使教学目标落到实处。
作者：窦玲单位：山西省阳泉市工业学校
1经法系统与ERP间的数据传递
ERP系统调用经法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订单服务，把采购订单传递到经法系统，经法系统起草合同并选择ERP系统传递过来的订单，在合同信息审批完成后；点击合同结束时，经法系统调用ERP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合同审批信息服务，把合同审批后的相关信息回传到ERP系统。同时经法系统调用ERP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合同履行服务，ERP返回合同履行信息。
2经法系统与财务管控间的数据传递
经法系统在合同信息审批完成后，调用财务管控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合同审批信息同步服务，把合同审批后的相关信息传递到财务管控系统。合同在经法系统审批完成后，点待办任务进入到结束流程页面，在该页面中点“结束合同会签流程”按钮，会通过接口把合同审批信息同步到ERP和财务管控系统。
3ERP与财务管控间接口数据传递
首先是ERP采购订单信息传递给财务管控系统。（1）ERP按照接口定义的字段设置中间表，当ERP新增了采购订单或原采购订单数据发生变化时，ERP对中间表数据进行实时更新。（2）手工触发ERP服务，ERP服务响应并将中间表中新增或者发生变化的增量数据反馈到财务管控系统。（3）财务管控系统接受到ERP反馈的采购订单数据，首先判断必填字段是否为空，如果为空则不进行后续处理，直接记入财务管控日志表。关键字段包括：采购订单号、合同编号、合同名称、所属项目定义号、供应商、订单总金额。（4）未清项信息传输至财务管控系统。ERP定时触发程序ZCWPAY001，将新增数据传输至财务管控系统，并在中间表ZCWTPAY01中记录数据。如果财务管控处理结果为“成功失败信息”，则反馈给ERP，ERP记录反馈的同步结果，作为下次同步判断增量信息的依据。其次财务管控系统资金支付凭证回传ERP系统。
凭证同步接口，需要设置字段同步资金支付凭证的辅助信息供应商、采购订单、未清项目（ERP未清凭证号）等传入到ERP。ERP接受财务管控同步的资金支付凭证，同时根据科目、供应商、采购订单号、未清项凭证号等信息对供应商进行自动清账。资金支付凭证同步到ERP成功后，ERP的反馈信息接口需增加字段，将所清账的原未清项唯一标识（公司代码-凭证年份-凭证号-行项目号）反馈给集成平台，集成平台根据该信息调用管理对象接口，停用相应的未清项对象记录。再次做资金支付申请时不能再选择。
4总结及展望
随着电力行业的发展，信息集约化、系统集成化将成为未来电力企业信息系统应用发展的趋势，经济法律系统与ERP、财务管控系统的业务集成在电力行业中的应用，要求业务应用厂商在开发接口服务时，按照统一的接口技术规范，同时要依据集成组件所提供的身份认证手段，设定服务访问身份认证的模式。同时加强数据加密管理，对于部分有特殊安全防护要求的业务数据或用户名、口令等敏感数据，要制订相应的加密方案，保证敏感数据的安全传输和存储。通过各系统间的业务集成接口技术，实现电力企业中的数据集成和资源整合，以促进应用集成水平和效果的持续提升，加强各系统使用的灵活性和便利性，不断提高系统性能。
作者：岗巧针单位：新疆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因此中职教育首当其冲要改革的是触动灵魂的课程。它是是一把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这把钥匙灵不灵，关键在老师是否真正触动学生心灵。让他把心灵最真实的一面毫无保留的呈现，从而引导、修正。为使它真正发挥塑人的作用，教师必须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大胆方法创新，让学生由台下走到台上，突出教、学、做一体化模式，运用信息化技术，创新教学方法，精彩设计课堂，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化职业能力、技能培养。这样做必须解决两个突出的问题：如何做到让学生敞开心扉？如何让学生顿悟真谛？下面结合经济法律课教学实践谈谈笔者的看法。
1多方举措让学生敞开心扉
首先，教师以身作则，并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就是通过你的日常行为让学生感觉到你的人格魅力：为人坦诚，真实可靠。学生相信你是你工作迈出的第一步。比如在开学第一节课，为了引导学生明确就业前景，规划在校目标。笔者设计了“购买未来”的活动，列出多种人生目标，要学生“购买”。活动开始，同学们过于拘谨一言不发。这时有个胆大的学生反问“老师你要什么？”，笔者如实的说出了自己的购买的是旅游，并且把自己的旅游经历与同学们分享，并调侃未来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相约旅游。这下同学们畅所欲言开了。在真实温暖的气氛中原来陌生的师生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从而建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其次，情暖心田，融洽师生关系。师生关系的建立更多是课下功夫，课间、课下是师生交流的好时机。为此平日多搜集时事、应聘、就业等方面的信息，在不经意的聊天中、朋友试的谈话中，使同学们的困扰、疑虑得以解决。对个别问题学生朋友似的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其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就是在这点点滴滴中教师成为学生的良友和可亲的长辈。再有，尊重人格，鼓励为主，树立信心。中职生自尊心都很强。因此上课提问要注意因“才”提问，并加以适当引导，并及时鼓励。在鼓励声中会使学生信心满满不断去探究。笔者坦诚地告诉学生，只要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最好的答案。对于问题学生，课下教育课上更要表扬。持之以恒，正能量得以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一个好学上进的良好氛围。
2精彩设计课堂，使学生顿悟真谛
案例教学不失为一种好的学生为本的教学方法。应用得当，使学生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很快悟到真谛，事半功倍。要求教师得才能兼备，有很高的综合素质。要求事例经典，构思新颖，有良好的启发诱导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学生情绪的操控能力，课堂气氛的调节能力等。首先事件的选择必须经典，能使学生心灵上产生共鸣，有所感，急于发。其次问题的设置是关键。从学生有切身体验或者从学生的内心需求发问触动其心灵，使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再有为了整体性，设置问题必须环环相扣，有衔接，做到水到渠成，道理自明。这样既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又满足其求知欲。
再次课堂形式多样化，切记固定模式化。常讲常新需要教师大力开发，多种形式灵活应用。可以采用教师边举例边发问、学生讨论争辩、现场演示，还可以是辩论会、故事会，还可以观看网上下载的经典案例视频让学生谈感受等。比如新生第一节课笔者的设计构思如下：用活动“购买未来”激发学习兴趣，使其明确未来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必须学得一技之长，必须学好专业技能课。紧接反问学生，如果你是公司老板要招聘员工，首先看他的技能还是人品？并举一招聘小例，让学生猜一猜最后谁被应聘上。在学生的争辩中得出，成功首先是做人的成功。之后引导学生，回归课本，明确这门课就是教你如何做人，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这样学生明确了这门课的重要性及教学内容。最后这节课在《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歌声中结束，坚定了学好知识、技能，迎接美好未来的信心。
3改革传统的考试方式
中职生不久的将来，就要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实实在在的学会做人，是进入社会的前提。现实生活中不知礼碰壁，不守德受阻，不守法毁了一生的例子太多了，给我们的教育敲响了警钟。因此，我们的教育必须由传统的去记忆改成真正的去践行。因此，笔者认为考核，重在实践，最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在掌握主要法律精神的前提下，借助案例分析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真正把它融入日常行为中，能用学到的法律评断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不做违法之事，并且用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总之，中职教改势在必行！在教改之路上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窦玲单位：山西省阳泉市工业学校
这种田庄制的运营形式主要是，土地由内务府统一管理，内务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再由农民向政府缴纳租金。到了年末政府就将这些租金的以部分按原来土地的比例给这些大地主。这样既能保证每年的粮食产量，又曾加了政府的税收，还能保证八旗贵族的利益，在当时不失为一种两全之策。但是在清朝后期，由于法律的特别优待，一些王公贵族整日无所事事，慢慢失去了自力更生的能力。他们经常私卖祖产，把政府分来的田地偷偷的典卖给他人。这种行为造成土地大量的兼并。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又颁布了法律来加以控制颁布“井田”制。主要的目的是把田地分给没有职业的旗人，有他们来统一耕种。这一制度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制度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就是这种优越的条件也丝毫没有引起无业八旗子弟的兴趣。旗人受不了整日忙碌的耕种，不久逃离者十有八九，这种制度也不能维持了。有时候对特殊人群的优待，反而是一种无意间的坑害。
后期由于军事的需要清朝的统治者在边疆地区推广屯田制。前期军队在战争时期从事军事活动，在和平时期从事农业生产，这与八旗制度建立的目的有点相似。八旗军战时为兵，平时为民。这种生产方式既能保证军队的粮食供给，又能节省部队平时的开销，为中央政府减少负担。这种生产方式逐步演变成了，军队占有土地后租给农民耕种，农民在岁末向军队缴纳一定的租金。这样在能保证军队保证战斗力的同事，军队又有足够的粮食与经济收入。当然清朝的统治者也梦想着“江山永固，一同万年”，在康熙年间皇帝颁布御诏称“永不加赋”，这时期中国的人口较之前增加了3倍，这一政策是之前的历代王朝所不敢尝试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国家经济已经发展到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在经济方面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于商业方面的立法也大多以防范商人偷税漏税为主。统治者似乎认为商人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而没有商人也不利于国家的统治。这促使统治者制定较为复杂的税制来向商人征税。对于商人的成功避税，贡献最大的要数当时的官员了，他们熟知法律可以帮助商人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避免沉重的赋税。一个法律的出台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虽然皇权对商业有所抑制，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在清朝早期曾经实行“迁戒禁海”政策，禁止出海打渔住在海边上的居民也要迁移至内地。虽然这一政策主要是为了收复台湾。在当时台湾岛的粮食来源主要是依靠大陆，如果将大陆的居民内迁，以当时台湾的粮食储备来看，这些粮食是不足以维持半年的。清代针对商人的法律规定也十分严苛，商人禁止穿绸缎，商人一旦从商其子女是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的，但即使是这样也没有阻止东南沿海一带的工商业发展。
在清代末期手工业作坊及商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一些地区的人从事商业，后以地域血缘为纽带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商业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些大商帮。其中有苏州一带的盐帮，山西一带的晋商，和安徽的徽商，这些商帮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随着商人的财产不断积累，他们对身份的要求也是越来越迫切。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思想深深的根植与这些地位较低的商人的头脑中。他们大多希望后代能考取个“功名”光宗耀祖，更有甚者为自己的祖宗买一个官职来冲脸面。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拉拢商人他们颁布法令准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从此商人的子弟获得了与普通士子一样的权利，这一法令大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从侧面促进了清末商业的发展。
作者：张妍张橙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田赋征实”制度在陪都和四川实施的背景
(一)日本对陪都和四川各地的战略轰炸，使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后方的粮食征购对整个抗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日军轰炸重庆，无异于对平民宣战，其目的是摧毁中国人民的意志，幻想中国人放弃抵抗投降。四川省会成都，也是日机轰炸的又一个重要目标。除成、渝两地外，四川地区的乐山、宜宾、南充、自贡、涪陵、垫江等小城市也受到过日机的轰炸。日机的轰炸使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后方的粮食征购对整个抗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国难当头，军粮的保障日益成为战略性问题。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的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当然，除“田赋征实”外，还实行了“借征”等措施。
(二)国民政府行政院政策上的失误，导致陪都和四川地区粮价猛涨，引发粮食危机爆发，不得不实施“田赋征实”1939年秋，四川粮食获大丰收，行政院通过了《四川省新谷购储大纲》，仓促决定大量购粮并强制实行，导致粮价猛涨。1940年，四川遭受旱灾，粮食供需失衡，粮价飞涨，政府的军粮收购计划也难以完成。随着日军加紧攻击和掠夺，使国统区生活更加困难，物价飞涨，物品和军粮民食需求量增加，政府难以在短时间内筹措到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作战部队及后方公职人员和居民的粮食供应，致使国家粮食和市场粮食短缺，导致各地粮价普遍飞涨。粮食危机爆发。粮食危机的爆发，促使政府更清楚地意识到粮食问题，“实为治国首要……已成为当今一致之国是”，不能让粮食问题动摇抗战的根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来挽救危局。
二、“田赋征实”制度在陪都和四川地区实施的概况
(一)“田赋征实”制度的制定1．颁布条例1941年夏，国民政府行政院为了贯彻国民党1941年4月在陪都重庆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关于将田赋暂归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的决议，决定“田赋征实”机构分为经征与经收两部分，经征归原财政部筹设田赋管理委员会负责;经收与粮食管理部分由新成立的粮食部负责主持。并先后颁布《战时各省田赋改征实物暂行通则》、《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2．通过三项原则1941年6月中旬在陪都重庆举行全国第三次财政会议，以“田赋征实”为中心内容，通过了下述三项原则:(1)自民国30年(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战时一律征收实物。(2)田赋征收实物以民国30年度田赋正附税总额为准，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产麦区得征等价小麦，产杂粮区得征等价杂粮)为标准。其赋额较重之省份得请由财政部酌量减轻。(3)各省征收实物，采用经征经收划分制度。凡经征事项，由经征机关负责，经收事项，由粮食机关办理。在会上讲话，认为这是“全国基础精神”，国民完纳田赋是为了整个国家，采行粮食库券征购或实行征收实物“就是要征收一定数量的粮食来调济军粮与民食”。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和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基础上，会议的这个决定得到各个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二)陪都、四川地区对“田赋征实”制度的贯彻实施1．“田赋征实”的行政机构设置1941年“田赋征实”开征前，国民政府粮食部建立了督导机构，首先做好粮政宣传、调查大户存粮和除弊便民等工作。与此同时，财政部、粮食部报经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批准把全川划为四个粮区，共同委派刘航琛为川东南区(辖43县)特派员，潘文化川东北区(辖21县)特派员，邓锡侯为川西北区(辖17县)特派员，何成浚为川西南区(辖38县)特派员，在全川领先进行督导征实活动。1941年全川(含陪都重庆)的征实、征购，数额大，从开征之日起仅四个月零22天，即超额100．8%，完成任务。2．粮食调查统计工作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陪都重庆、四川地区成为战时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心，也成为国民政府开展粮食调查统计工作的重点地区。陪都、四川地区按照河流地势划分为六大自然区域:成都平原区、岷江流域区、沱江流域区、涪江流域区、长江流域区、嘉陵江流域区。粮食品种的调查包括:上等米、中等米、下等米、糯米、稻谷、小麦、玉米、高粱、黄豆、蚕豆、豌豆、绿豆、豇豆、菜籽、芝麻、花生、面粉、菜油、麻油。［3］3．全川(包括陪都、四川地区———笔者注)交纳粮食的数量1941年，中央下达全川征粮600万石，随赋购粮600万石，共1200万石。结果实收1382万石。1942年，中央下达全川征粮900万石，购粮700万石，共1600万石。实收1658万石。1943年，中央配额与上年同，征900万石，改购为借，借700万石，实收1605万石。1944年，中央配额征900万石，借1100万石，并加配160万石，共配2160万石。实收1941万石。1945年，全川征实仍与上年相同，征900万石，借1100万石，实配2134万石，实收1822万石。这一年开征时日本已经投降，抗战已经胜利，粮民却仍然照交粮食，照2000万石之数交到九成。以上五年中，全川田赋征实共计实收8408万石，完成了中央的配额，在全国征实的实收总额中，四川即占三分之一。
(三)民众支持抗战，拥护田赋征实田赋征实，既增加人民负担，也增加交粮麻烦，但全川人民认识到大敌当前，后方所以比较安宁，完全有赖于前方军队浴血奋战，值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民众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因而对征兵、征工、征粮都积极拥护。粮民把纳粮当作是爱国、救国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任务。所以在为抗战而征实的5年中，绝大多数粮民都依照期限，把应交的粮食交纳清楚，除1944年及1945年稍有短欠外，其余3年都超额完成了中央下达的配额。在政府方面，对各地具体情况也较及时了解，对确定因灾歉收之县，有的核定在征收的数额内酌予减收，有的扣回赈谷若干石，有的折征部分代金，通过民食供应处异地缴纳，还有不产稻谷的县折征杂粮。如1941年，全川全征稻谷的有121县，全征玉蜀黍的有7县，兼收稻谷和玉蜀黍的有6县，专收青稞的有1县。还有不征稻谷而改征大米的有川西平原的十几县(这些县份佃农向业主交租，历来也都是交米，以米0．46石作稻谷的1石)。凡此都是县征收机关为排除征收过程中的困难而采取的便民措施。
四川省田管处负责各县田管，依据财政部颁发的宣传大纲，大力配合县级机关进行宣传，印发了各种小册子、传单标语、文告，号召和鼓励粮民纳粮。中小学师生、各级行政人员、征收处员工，都在进行宣传鼓励，说明纳粮是为了抗日，为了不当亡国奴。省田赋管理处还于1941年11月15日出版了《四川田赋改制丛刊》，不仅登载了张群、黄季陆、向传义、邓锡侯、潘文化等人的文章，还登载了征实的重要法令、统计资料等。其他新闻报刊也不断发表阐述田赋征实意义的文章和人民拥护征实、踊跃交粮的消息，对征实中的舞弊事件也作了揭露。由于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大大启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觉悟，使征实工作进展顺利。1941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县级征实工作竞赛中，征实数量的前三名皆在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第一，梓潼县第二，南川县(今重庆市南川区)第三。当时参与田赋征实工作的陈志苏、陈雁、张惠昌等先生在《抗战时期的四川田赋征实》一文中记录了每年9月10日开征以后，各县粮民肩挑、背负、车运，前往征收处交纳粮食的生动事例。
作者：丁新正单位：重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1国有资产的产权分配不清目前的法律不承认地方的国有资产归属地方政府支配，但是事实上地方政府已经在对地方的资产行驶管理权，导致地方产权与中央的产权不一致。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发展的需要，凭借行政权力来支配地方的国有资产致使中央资产使用脱节，影响国家整体的发展建设；而中央政府把地方的国有资产全部收归中央的做法，也会极大的挫伤地方国资委的工作积极性，影响国有资产的实际使用效率。
1.2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管不力国有资产管理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腐化分子，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给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重大的损失，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尤其是针对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的立法项目还不够完善，一方是对监管的法律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是法律的监管不够系统，导致管理非常的杂乱、分散，没有针对性和强力的约束力。
1.3国有资产使用的预算制度还不完善预算是经过法律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的计划，它指引着国家资产的投放，是保证国有资产使用和管理不出现严重疏漏的基础环节。但是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在使用国有资产方面却没有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导致国有资产的使用没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作用充分的表现出来。
2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制定的探索
2.1必须坚持的原则分析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家的兴衰强弱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制定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时，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首先，必须依据《宪法》来制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制定和执行的基础。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的制定和出台，都不能违反《宪法》的根本要求，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法制定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其次，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国家的权利来自人民，国有资产也是来自人民的，在制定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时，也必须充分发挥民主的特性，让群众参与到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更好的发挥国有资产的使用价值。再次，细致具体而又分权制衡的原则。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的制定要结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进行，尤其是各个政府部门对于国有资产有不同的使用形式，要想将这些资产真正的用在为公众服务上，在国有产权内部就要将产权的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管的权力分开设置，规定每一种权力使用者的权力范围。
2.2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的内容分析经济法律的制定是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充分发挥为群众服务的重要职能，就必须解决现代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问题：首先，划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管理权限。国有资产是归国家所有的，但是其使用者却有中央和地方之分，法律要明确二者处理地方国有资产的职权，在满足地方政府使用的前提下其余的资产归中央政府支配。其次，划分国有资产使用的范围，任何超越规定的范围或者中饱私囊的人员，都要受到经济法律的严厉惩处，真正起到国有资产监管的作用。再次，细化国有资产使用的程序，如预算机制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符合经济法的规定，这样国有资产的投放才更加有针对性，收益也会更大，群众才能真正享受到国有资产的福利。
3结束语
国有资产的管理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稳定的大局，通过分析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基础，并结合当今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经济法律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法律规定的管理之下，则能有效的指导国有资产管理人员的工作，并约束他们的资产使用行为，减少违法现象的产生，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效能和资金使用的价值量。
作者：王璐单位：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
1翻译目的论及其主要法则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以瑞斯（Reiss）、费米尔（Vermeer）及诺德（Nord）为代表。功能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在摆脱传统翻译理论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的基础上，指出理想的译文应该在“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保持等值”（Nord，2001：9），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文本目的（sko－pos）作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翻译目的论包含三个法则，即目的性法则（skoposrule）、连贯性法则（coherencerule）和忠实性法则（fidelityrule）。其中目的性法则指译文预期的目的决定翻译的策略，是所有翻译行为应该遵循的首要原则；连贯性法则指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语内连贯（intratextualcoherence）的标准，即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并在译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性法则即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指原文与译文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intertextualco－herence），而忠实的程度，即原文与译文相似或相同的程度由翻译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所决定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中语际连贯从属于语内连贯，即忠实性法则从属于连贯性法则，二者又同时从属于目的性法则（仲伟合、钟珏，1999）。
2翻译目的论关照下的经济法律英译
翻译目的论强调翻译活动的“目的性”，其“目的”有三种解释，即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使用某种特殊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因此，译者必须是在明确翻译目的的情况下进行翻译活动，而理想的译文也应与原文保持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的等值。因此，法律翻译除了要求语言功能的对等之外，还应照顾到法律功能的对等，即原语和译语在法律上所起的作用和效果的对等（张法连，2009）。法律语言作为最为正式的庄重文体，具有避免出现任何歧义、不确定性及模糊性的特点，而较之汉语法律语言的特点，英语法律语言又具有文辞古奥、句法繁杂等独特之处，因此，在目的性原则、语内连贯原则及语际连贯性原则（即忠诚法则）的指导下，汉语法律条文英译时，应该特别注意译文的准确性与严谨性，使译文同样呈现出准确严谨、简洁庄重的语域特征，准确再现原文的语义内容，保持法律语言的严肃性、准确性及权威性，以下将以《公司法》为例探讨翻译目的论三原则指导下的汉语经济法律英译的两大基本原则。（1）准确严谨是法律翻译的基本原则，也可是说是法律翻译的生命。译者应尽量以地道精确的语言准确再现原文的真实意义，从而精准地向译文读者再现原文法律信息，在实现原文与译文在意义上的语际连贯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翻译的目的。因此，在汉语经济法律的英译中，主要体现在译文措辞准确，不能背离原文意义，必要时还需要增加补充性语汇，使原文的模糊信息更加具体化；选词精确，符合专业语域特征；术语一致，达到法律文本术语同一律的要求；增加甚至重复法律行为主体，使之更好地为译文读者理解并接受等方面。如：例1：第十条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Article10Thedomicileofacompanyshallbetheplacewhereitsmainadministrativeorganizationislocated．例2：第三十四条……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Wherethecompanydeems，onreasonablegrounds，thatitisforillegitimatepurposesthattheshareholderre－queststoconsultitsaccountingbooks，whichmaydamagethelawfulinterestsofthecompany，thecompanymayre－fusetoprovideitsaccountingbooksfortheshareholdertoconsult，．．．法律语言中经常也会使用所指较为广泛的模糊词，用于表述法律条文中无法明确指示的事实性质、范围、程度、数量等。如上例1中的“办事机构”在汉语中是一个模糊化的语汇，英语中用administrativeorganization使之具体化，强调其主要行政管理机构，语义更加明确。而例2中的“合理根据”、“不正当目的”以及“合法利益”等都是概括性语汇，翻译时同样选用了“reasonablegrounds”、“illegitimatepurposes”、“thelawfulinterests”等模糊性语汇，从而涵盖原文在原因、目的及利益上的各种可能情况。另外，《公司法》中多处出现“社会”这一模糊性词汇，如“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第八十八条）、“社会公共利益”（第一百九十七条）等，译为英语时都按照英语社会及文化习惯直接省译为“gener－alpublic”、“publicinterests”。同时，经济法律的翻译还应该特别注意译文选词的精确性及术语的一致性，尽量选择专用语汇，保持特定法律专用语汇的一致性，必要时根据上下文选取合适译文词语进行表述。如上例1中的“处所”一词就选用了法律上专指户籍所在地的正式词“domicile”，使译文更为准确、专业、严谨。《公司法》中有大量重复出现的与公司设立、组织机构、财务、解散等相关的专业语汇，在法律条文中都应保持其译文的一致性，如《公司法》全文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公司章程”、“公司债券”、“连带责任”等一律选用一致的专业术语“acompanywithlimitedliability”、“acompanylimitedbyshares”、“legalperson”、“company’sarticlesofassociation”、“corporatebonds”、“jointandseveralliability”等进行翻译，保持概念上的高度统一，避免歧义与前后矛盾。而第二百一十七条解释《公司法》用语的含义时第一项“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译者将此处的“是指”翻译为“include”，选词非常准确，既完全再现了原文的意义，又贴近译语表达实际与习惯。由于汉语意合的特点，汉语法律条文中也经常省略法律的行为主体，翻译成英语的形合语句时，往往需要增加或者重复法律的行为主体，使之更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语义更加明确。如：例3：第六条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Article6Whereanentityintendstoincorporateacompany，itshall，inaccordancewithlaw，applytoacom－panyregistrationauthorityforregistrationofsuchincorpo－ration．例4：第八十九条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应当同银行签订代收股款协议。Article89Wherepromotersoffersharestothegener－alpublic，theyshallenterintoanagreementwithabankonthecollectionofsubscriptionmoneysontheirbehalf．（2）法律翻译在准确严谨的前提下，译者还应注意译文的简洁庄重，力求译文简洁凝练、行文严密、逻辑缜密，从而以法律英语的语内连贯性（即翻译目的论的连贯性法则）更好地实现翻译活动的目的。在《公司法》的翻译中，主要体现在：译文力求从各方面体现译入语的语域特征，如适当简化句子结构或使用动词的被动语态形式；再现原文庄重的语言风格，体现译入语法律文体的行文规范，如shall的使用上；重复信息的恰当处理，汉语意合与英语形合的转换，增强可读性与译文的逻辑性等方面。如：例5：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Article111…Theformofnotificationandthetimelimitfornotificationinrespectoftheconveningofaninterimmeetingoftheboardofdirectorsmaybeseparatelypre－scribed．上例中，译者通过简化句子结构以及使用动词的被动形式，使译文更加简洁正式、中立客观，《公司法》英文版中还有很多相似的例子，如第87、113、127条等。新修订的《公司法》英文版基本没有使用thereof等相关古英语词汇，但通过动词shall来的频繁使用表示汉语原文中显性或隐性的禁止、许可、应该等法律行为（全文共出现564次），准确再现英语法律文体的行文规范与庄重风格，如第五十条中“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Themanagershallattendmeetingsoftheboardofdirectorsasanon－votingattendant．）译文通过增加“shall”一词明确了经理的法律义务。再如：例6：第五十九条……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Anaturalpersonmayonlymakeinvestmentforthein－corporationofoneone－personcompanywithlimitedliabil－ity．Suchacompanymaynotmakeinvestmentfortheincor－porationofanewone－personcompanywithlimitedliabil－ity．短短的不足50字的汉语原文中，长达8个字的专业名词重复了3次，其对应的英语译文中只在必要的地方重复的2次，而中间衔接的部分则采用了代词替代，从而是译文在语义明确的基础上更为简洁。汉语意合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法律条文中很多句子都没有主谓结构，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仅仅通过语义衔接，而英语的句子，尤其是正式严谨的法律英语，则必须有完整的主谓结构，分句与分句之间也必须有显性的连接词，如例7：第一百九十七条经批准设立的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业务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其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Article197Initsbusinessactivitiesconductedwithintheterritory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hebranchofaforeigncompanyestablisheduponapprovalshallobserveChineselawsandshallnotimpairthepublicinterestsofChi－na．ThelawfulrightsandinterestsofsuchbranchshallbeprotectedbyChineselaws．例7中原文以“外国公司分支机构”为主语，统领后面四个形式上并列的小分句，英语一文中，通过状语“Initsbusinessactivitiesconductedwithin…”首先划定其法律行为的范围，并通过后置定语的形式限定行为主体的合法性，而为了保持句子结构的紧凑性、一致性、连贯性，同时使用代词“its”、“such”等代指前文或后文中出现的名词，从而有效地实现了汉语意合与英语形合的转换，增强了译文的语内连贯性。可见，在目的论的指导下，法律翻译应尽量做到措辞准确、选词精确、组句审慎，力求译文表意准确、行文严密、逻辑缜密，更好地实现译文与原文在交际目的、语言意义等的一致性及译文语言的连贯性。
3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法律语言有着共同的语体特征，英汉两种法律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法律翻译中形成了一定的挑战。翻译目的论突破传统的翻译理论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的束缚，将翻译研究的焦点从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向译文的预期目的，强调目标文本的功能（即“目的”）在翻译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仲伟合、钟珏，1999）。就法律条文的英译而言，翻译目的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译者不仅需要完全理解法律原文的真实意义，在翻译目的论三原则的指导下，译者还应该确立法律翻译要求准确严谨、简洁庄重的一般原则，同时，翻译目的论还为解决经济法律英译中遇到的一般问题指明了思路与方法。
作者：马金凤单位：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1．经济法与中小企业保护的目标价值一致性
1.1中小企业保护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洪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首先，中小企业庞大的数量以及涉猎面的广泛使得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它分布在国家的各个地区和领域，中小企业的发展如何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其次，中小企业承载着我国很大一部分就业，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分析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分布在服务业、加工制造业以及个体零售方面的数量都较大，吸收了我国很大一部分的劳动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就业，尤其是对近年来产生的就业难问题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再者，中下企业为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助力，近年来，经济结构的转型成为了热门话题，促进我国的企业向现代化的、高科技的产业发展，是现阶段的目标，中小企业就在其中承担着先行者的任务，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最后，中小企业还是扩大出口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强调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进出口产业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型企业的发展已经基本定型，进出口行业的效益增长日间转移到表现凸起的中小企业身上。
1.2目标价值的一致性
对于中小企业的保护是出于促进市场经济形成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从而实现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而经济法的目标是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价值理念则是保护自由竞争，由此可以看出，这两者在目标价值上具有很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从经济法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的保护可谓是完全可行而且顺理成章的。
2.西方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法律保护及其借鉴
2.1德国的法律保护措施
2.1.1着重法制环境的营造
德国在对中小企业的保护手法上，最常用的是立法手段，比如在1953年出台的《手工业秩序法》，主要是针对规模不大的手工行业的准入制度进行了具体规定，而四年以后产生的《卡特尔法》则是对中小企业实施了比较实际的保护，因为其严格限制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压制和收购，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1.2金融行业的支持
德国的银行体系与我国有一定的类似度，由被称为信用合作银行的金融机构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经济上的服务，比如：提供额度较小时间较长的贷款，因为这类银行在德国分布范围广，对中小企业来说最方便。正因为有这种周到的服务，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容易实现，也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2.2日本的相关措施
2.2.1有完善的管理机构
日本目前有全世界公认的职能最为科学、完善的中小企业的管理机构，其管理网络基本遍布全国，在该网络中，政府占主导地位，成立了专门管理中小企业运营的部门，工作细化到地方，另外，还有社会团体的参与，为整个网络自上而下，自内而外传达各项政策、精神提供了便利，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
2.2.2到位的法律政策
除了科学的组织机构外，与德国一样，日本对于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政策的制定也丝毫不含糊，尤其是在19世纪，出台了各种保护中小企业发展以及竞争的法律，有《防止中小企业破产共济法》、《中小团体组织法》等等，总量达到30多部，其思路是通过立法形式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使其在与较大企业的竞争中不会因为实力的不对等而被兼并。
2.3美国的相关措施
2.3.1以法律手段维护中小企业的竞争环境
与德国、日本政府一样，美国也是首先考虑通过法律来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法律是1890年的《谢尔曼》法，它最先提出了发垄断的法律法规，无形中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保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谢尔曼法》慢慢的有些不能满足和规范企业的运行秩序，于是《克莱顿法》便应运而生，历史上，对于《克莱顿法》的评价说的最多的就是《克莱顿法》则是对《谢尔曼》法的一种补充，更大程度上为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助力。
2.3.2以技术创新为发展突破口
美国敏感的意识到，科学技术是推动企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加强发展科技，科技革命开始后，美国政府便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中小企业身上，使得他们进行先进的技术探索和创新，此举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目前美国以技术著称的几家大企业就是当初扶持的这批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并且就现有统计来看，目前，美国的技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十分有活力，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2.4美国、日本、德国的措施比较
通过以上对美国、德国以及日本三国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研究发现，三个发达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都十分重视，但是根据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同，具体的政策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国家在企业竞争的公正、平等的客观环境，保护自由竞争，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特别为企业融资渠道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建设等等方面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三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处于世界前列，作为发达国家，都深刻认识到中小企业只有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才能在经济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上也给予了很多的扶持，有政策上的，也有技术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等等，比如：对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政府帮助企业与专家学者间搭建交流平台，或者是设立各种扶持中小企业创新的基金，使得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可以享受到资金的扶持。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甚至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都让我国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上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2.5西方国家中小企业保护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借鉴
2.5.1从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着手
就我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小企业的占比依旧很大，并且发展潜力也很大，西方国家在保护中小企业上大多以立法为基础，作为一个法治国家，但是相比我国目前的现状，法律制度的制定上依旧十分不足，所以，我国应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手段保证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从而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定的同时还要注重随着实践的发展，要不断建立健全法制体系，营造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环境，确保中小企业的合法权利。
2.5.2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一直受到融资难问题的制约，所以，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当中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可以从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这点出发，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包括提供贷款、提供政策咨询，同时还要注重担保以及信用体系建设，大力完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2.5.3抓紧政策落实与科学配备管理机构
在立法等政策制定出台以后，就要真正贯彻落实下去，在我国，政策的落实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能不能将保护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实到实处，地方政府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分布在城镇，所以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抓紧政策的落实，还需要密切关心中小企业的成长，并将其如实地反映给制定政策的中央机构，这样才能有效的制定出符合实际而实用的政策、规章。另外，我国对于中小企业一般运用的是比较分散的各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弊端，由于管理职能的分散，会使得部门与地方的不协调，影响管理效果，所以，科学配备管理机构，行使管理职能也是十分必要的。
2.5.4帮助中小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从美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要造就成功的企业，运用科学技术进行探索创新是必由之路，在科技力量上，光靠企业自身是有限的，所以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必须在科技创新上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如制定各项科技发展规划，在中小企业较多的地区建立各种科技园区，或者各种科技基地，为企业间进行交流提供平台，甚至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方面的咨询服务，带领企业走上科技发展之路。在科技创新方面，人才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还应该在为企业吸引人才上下功夫，技术产生于优秀的人才，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一些高科技人才优惠政策等方式帮助企业吸引并留住他们。
2.5.5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
所谓的面向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是指为中小企业提供例如：政策扶持、经营技术指导、融资服务、投资顾问、创新技术研发等等一体化服务的组织与机构，在我国，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政府，在体系中占主要地位，近年来，国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要向服务型的政府转变，这一概念体现在面向中小企业上就如提供技术信息、融资与担保、企业间的交流服务等方面，这是政府在服务方面可以做到的；二是中介，中介可以由政府支持，辅助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做到更完善，更全面，一些必须市场化的政府无法干预的就可以由中介机构完成。在这几者的联合作用下，必定会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加蓬勃、健康。
3.经济法基础下的中小企业保护制度分析
3.1市场竞争中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未免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大企业独大的不良发展态势，保护小企业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我们通过法律手段来确保竞争的合理性，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自由竞争是市场的本质属性，但是自由也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是相对的，法律的存在对市场竞争起到了规范作用，为其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导向。中小企业的存在是作为市场的一个部分，他们与大企业一起保证了市场的运转，市场只有存在多种类型的竞争主体的时候，才能实现自由竞争，而出台各种法律就是为了保证市场的这一特点，保证自由竞争。在我国，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它诞生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规定和控制，直接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也保护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自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在保护中小企业上可谓是效果最显著的法律，顾名思义，反垄断法直接禁止了大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的垄断行为，保护了自由竞争，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1）严禁大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在市场竞争中针对价格方面进行的支配手段，实施不正当竞争。（2）为了达到市场支配者的地位采取的不当合并行为。（3）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的干预市场竞争的行为。（4）限制竞争的横向限制行为。
3.2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3.2.1金融方面
中小企业的发展少不了财力的支持，所以怎样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方面的制度支持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作用明显，只有有了畅通的融资渠道作为支撑，企业的发展才有动力⑩。中小企业的融资可以是直接融资也可进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企业面向市场发行股票、债券等，而间接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资本筹集，这种方式的资本是由如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通过存款等方式为企业筹集资本再通过贷款等的方式转移给企业的。怎样从制度层面上为中小企业的金融融资渠道提供支持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点：一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提供机构，目前，我国在金融体制的改革上要多注重中小企业一块，为他们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机构，或者是开辟新的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部门，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强中小企业贷款的便利性。二是加强中小企业担保体系建设。这个体系的建设目前要多依赖政府的支持，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担保机构，或者是为中小企业的贷款设立专项用作承担担保的基金，然后由政府的某个职能部门负责运作，这样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也使得银行与企业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险。
3.2.2税收方面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运用政治手段向各种群体或个体收取收入的一种方式，也是为了财物的二次分配，其有着强制性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固定标准。正因为税收的这些属性，使得税收成为很好的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配置的一种手段，并且可以促进社会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在税收上，如果能善用其调节经济收入和支出的作用也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目前，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制度上，税收上可以制定优惠政策，这种方式对中小企业来说是最直接的，因为在企业，税收是不小的一块支出，如果这方面国家可以进行扶持，那么会实实在在的为中小企业减负，也是中小企业比较乐于接受的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资金积累，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从长远考虑，这种方式能取得双赢的效果，经过资本积累的中小企业会迎来更加长足的发展，发展的越好，税收自然也就越多。参考其他国家在税收上的政策，我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征税比率的下调，可以通过下调中小企业税率10个百分点左右来进行税收优惠，包括增值税、营业税等等。（2）直接减免税收，对于一些特别的中小型企业进行减免，根据经济形势，可以对比如进出口类型的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减免。（3）调高税收的征收线，对于征收的标准线进行提高，对于一些营业额等不及标准的企业可以减轻很大程度的负担。目前，我国对于税收减免政策上都没有形成法律形式，为了将这些政策更好的落实与发展，加强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明确的立法是最好、最直接的方式。当然，这也需要更加系统的对于政策进行细致化的研究。
4.结语
从我国一些对于经济发展、企业发展的研究看来，中小企业的作用都不容忽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要加大扶持力度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怎样扶持，目前的研究也比较浅显，且偏理论化，企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所以，本文选取的经济法的角度一是比较符合发展的趋势，二是与实际联系的比较紧密。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其方式是保证市场竞争环境的自由、公平、公正，与本文保护中小企业的目的十分一致，虽然本文从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制定实际的法律制度来讨论了一些保护中小企业的手段，但是研究的内容依旧有限，比如法律制度的讨论仍然不全面，需要以后更进一步的进行研究，以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
作者：马小龙王兴攀单位：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