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03 04:32: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优秀，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内容提要】 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 经济 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 经济学 理论 。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 社会 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 激励 机制设计 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 银行 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 税收 政策 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 行政 管理 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 合同 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 保险 市场 、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 政治 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 财政 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 道德 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 哲学 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 成本 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 教育 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
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 金融 市场 ,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 道德 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 投资 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优秀,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 证券 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 管理 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 成本 进行 调查 、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 银行 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 新闻 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优秀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 上市公司 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 会计 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 注册会计师 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 经济 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 社会 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 经济学 去参与研究,如 保险 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 税收 、 财政 、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优秀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优秀，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优秀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
[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
摘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对于一个理智的决策者，要学会防微杜渐。纵观全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占领华尔街”高潮迭起，并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问题多如牛毛，可从首相频繁更迭中管中窥豹；韩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俄金融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一言以蔽之：“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银行和股市暴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巨擘，“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随之感冒”的“蝴蝶效应”凸显。距这场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3余年后，其“并发症”不容小觑，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尚未成定论，研究并反思这场危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 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 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3）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优秀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对于分析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和股票市场形势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说当这些资源不多的时候怎样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体制下研究这个资源配置,这个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举个例子,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国有企业股票卖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控制权要保留在什么水平?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可以解决的。经济学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说,在研究企业行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企业,往往会忘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根本就不是、不应该是、也不能够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适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够学好用好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能够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经济学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生产关系的第一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表现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谁的企业?这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
生产关系的第二项内容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说了算?这要考虑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考虑国资系统,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国资体系里面国资委和各大企业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生产关系的第三项内容是产品分配,这是利益归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利润分不分?分多少?分给谁?怎么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这些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框架,用经济学配置资源
简单地说,只有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前提确定了或者相对确定的时候,经济学才谈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前提相对应,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美欧留学的时候学的经济学,其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我国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类似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生产关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与研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讲,要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要用经济学来研究这样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下的资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场也一样,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说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个大框架和大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个企业好不好?有意义吗?显然意义不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研究股市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前提不确定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当大的前提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变,哪个行业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我们既要研究投资学、金融学、经济学,更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会不一样,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意义也会不一样。
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就是分别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研究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我们所在的股票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内在机制,以及出口、外贸顺差、产能、价格、利润、汇率等等,这都是经济变量的关系。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绝对不是经济变量能够解释的,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变量去理解,我们会犯错误。国家之间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要研究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这在国家竞争中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值,还有一大群的经济学们分别论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这些东西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决定了,美国人讲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们不会因此升值,也不应该升值。政治决定的背后是实力,如果美国让你升,你不升,美国会找一些方法逼你,压你,你有实力,就不怕,否则,只好听他们的。做经济学研究的人,研究中国的外贸,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这些关系制订适当的经济和外贸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这大部分都是借着经济学的说法最后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实质上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听过一个专家说,美国要征收碳关税,那么我们也要求一个人力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关税听起来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我们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课题提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政治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对外开放之外,还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的主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用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解释不清楚,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经济改革划分为1992年以前的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
我从改革主导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来分析中国国有经济这十年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整个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根据定义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个表面的形式逻辑的矛盾,通过实际的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不断强化的经济力量的补偿,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前期的国有经济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国退民进的方式,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往往通过个案处理、局部解决,由权力圈子内的少数几个人决策。这种改革以经济学的分析为理由,比如说,保留一家每年亏损的国有小企业,还不如卖掉算了,能卖多少钱都合算,哪怕是零价格,总比每年亏损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还是以产权交易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1992年开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它是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服务的融资工具。我们有国家股、法人股,企业职工股,还有一些政策,国有企业要捆绑上市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不能按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只能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但是,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经济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对于员工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会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和谐社会建设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缓解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心和历史要求的英明决断。
前面说过,行政权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补偿。如果不允许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从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能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难免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在经济利益方面,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由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权力部门不能得到好处,导致以前的改革停顿,行政部门热衷于集权和聚财。一千个大学毕业生追逐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证明!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改革过程。作为对传统的行政集权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改革开放;而导致社会失衡的缺乏政治经济学论证和支持的国退民进,必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会随着国有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内在矛盾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要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过去的资本市场是适应国有经济初步改革的要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未来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的资本市场,是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透明和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今天经历的正是从前一个资本市场到后一个资本市场的过渡阶段,是资本市场规范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以后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需要规范的、透明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阶段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们也会要求强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前景广阔,大家做好准备。
作者简介
林义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投资基金法》起草组顾问。
曾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华夏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8月至1996年6月间,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高级专家、研究信息部副主任、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负责人;1992年至1998年,任《证券法》起草组顾问。1989年9月-1994年6月,在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CDC)股票部从事股票投资分析工作。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对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会上对楼市、股市、债市、汇市何去何从议论纷纷。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所作为，从长计议，进一步加强系统调研、部门协调和顶层设计，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市问题复杂化
这背后涉及到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据发改委汇报，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这还不算没有实行限购政策的众多二线、三线城市。
前几天佛山市出台了一个放宽限购的政策，不到12个小时又宣布暂停执行。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个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目前，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问题欠改革
这背后涉及到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场逐步走低，9月末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收于2359点和10292点，较上年末分别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闻报道称，1990年至今，国内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以来，综合股指20年来累计上涨不到20个点。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赢利状况严重背离。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赌场”、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1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据央行汇报，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
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说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问题待统筹
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亿元。
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元债务，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发生的。审计结果公布之后，有关部门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还发出通知，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大举借债。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三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
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问题看结构
这背后涉及到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3549，较上年末升值4.21％。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
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优秀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优秀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作者简介：黄清，教授，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