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04 09:22: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民族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
放眼世界，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民族文化精神，决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在多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会选择怎样的道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崇高的民族精神，优秀的民族性格，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许多精神理念如儒家仁义道德、法家法制精神等都在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维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样，这些民族文化精神在民众民族精神教育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文化精神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它与语文、政治、哲学、艺术等学科结合起来，可以为个体民族心理培养、民族品格养成提供丰富的养料。这也是我国教育界一直提倡在大学语文教育中加强民族文化精神培养的根本原因。
2在大学语文教育培养民族文化精神的必要性
2.1培养学生民族文化精神的需要
我国大学语文教育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发展中却始终存在课程目标模糊、教学定位失准等问题。近年来，我国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提出“发挥大学语文在民族文化精神培养中的积极作用，以培养大学生文化素养和个人品质”的要求。这就要求我国高校在语文教学中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多的强调语文学科工具性和基础性的做法，进一步强化语文教学的开放性、语文知识的时代性和人文价值，发挥语文教育在在学生人文精神培养、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中的作用，将民族文化精神根植于学生心中。
2.2时展的需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文化实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侵入，网络文化的兴起，使社会文化导向和思想意识愈加混乱，这些都给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视享乐、炫富、叛逆为时尚，更多的人在物欲思想和现实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养成了行为不检点、自私自利、眼高手低的坏毛病，有关大学生炫富、傍大款、情杀的负面新闻也是层出不穷。面对这种让人痛心的现象，我国教育界一致提出“以语文、思想政治课堂为阵地，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的口号。大学语文教育作为培养学生士人精神、塑造学生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3如何在大学语文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
3.1明确语文的学科地位，推进语文教学改革
在大学语文教学日趋边缘化的情况下，高校首先要确定语文的基础学科地位，并大力推进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具体来说，高校首先要更新语文教学内容，创编大学语文新教材，力求大学语文教材内容与学生兴趣、民族文化精神培养需求结合起来，使大学语文教材兼具人文性和时代性。其次，重新设置教学大纲，严格明确语文教学目标和教学宗旨，摈弃过去那种以学生语文基础知识培养、语文能力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人文精神、文化素养培养为目标，以爱国主义为优秀，使学生从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英勇无畏、舍生忘死、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民族斗争精神，去学习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时代精神。其次，高校要适当增加语文课时，加强语文教学设施建设，在语文教学中国文学精华为主开展民族文化精神教育，让学生领略祖国灿烂的文化，吸收更多的民族文化精神养分。
3.2提高教师语文素养，丰富语文教学手段
教师是教学的主导者和参与者，语文教师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关系到语文教学质量。严格来说，一个合格大学语文教师不但要具有高尚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还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和较高的信息素养。为了实现大学语文民族文化精神培养目标，大学语文教师有必要加强语文知识学习，以提高自身语文素养和语文教学能力。这就要求大学语文教师通过教学实践、自主学习、各类图书涉猎以不断充实民族文化知识，加强专业理论修养，满足大学语文教学需求。其次，大学语文教师要在优化原有知识结构的同时，还要学习网络、多媒体新知识，完善自身信息素养，以学习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更好地运用多媒体教学、互联网资料加大民族文化精神教学的魅力。
3.3完善语文教学考核机制
完善的考核机制是教学可以为教学提供有益补充，也是课程目标实现的根本保障。大学语文民族文化精神培养，必须依据考试、考核的激励引导作用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目前来说，许多学校在语文教学考试中采用的仍旧是闭关考试，对学生人文素养发展情况不甚关注，这对学生成长和语文教育来说，都是极其不利的。要想实现大学语文教学目标，学校及教师必须完善开放化、动态化的教学考核机制，将学生听课笔记、文化典籍读书心得、写作实践、志愿活动等民族文化精神培养活动纳入到教学考核范围中去，并将相关考核内容量化、细化，用积分考核法、师生互评、生生互评等方式，对语文民族文化精神教学进行考量，切实发挥教学评价和考核在民族文化精神培养中的作用。
作者：张中旭 于飞 单位：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赤峰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一、成长小说的内涵
成长教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青少年的教育上，但是又不同于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成长小说是青少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时期，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发生着重大改变，成长并不单单代表着生理走向成熟的，更多的会涉及到一个人对生活、对社会、对自我和对人生展开的思考。美国众多的成长小说情节各异，但是其创作模式大体都是相同的：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会在经历过一些特殊的时间之后，性格、心理产生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使得主人公摆脱曾经的稚嫩和童真，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最后重拾信心，真正地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主人公的这种巨大改变实则是主人公在复杂世界里的再生，是他们迈向成熟的必经阶段。与具有五千年悠远文化的中国相比，美国算的上一个年轻的国家。青年一代渴望早日脱胎换骨，尽快地成长起来，能够独立地面对这个现实的复杂的社会。因此，美国的成长小说的主流偏好于塑造各种形式的流浪汉的形象，所探讨的就是由天真无邪蜕变到经验丰富，由年轻走向成熟的历程，这其实是美利坚民族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自然折射。以下部分将选取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成长小说来探讨其反映出的民族文化。
二、诱惑
在美国成长小说的创作模式下的主人公最初的心理状态大都处于童年期，他们对周遭的世界认知比较模糊，外界的一切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主人公的童真和主人公对于世界的好奇促使主人公展开自主地求知。其实成长小说中的这种求知是有文化渊源的。追求真理是西方文明的惊喜。美国人总是热衷于不断地追求真理以获得更高地满足。美国人将极具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鲁滨逊视为祖先，他们抵制“教化的企图”，主张主动去开拓学习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其实，对周边世界感觉陌生、模糊，因为对世界有着强有力地认知欲望，想要更好地与周遭的世界融入，恰恰就是青少年的心理。用成长小说反应美国人渴望更好地认知世界、更积极地探索世界的民族文化是十分恰当的。诱惑是美国成长小说重要的初始因素，是促进青少年成长和成熟的直接导火索。比如，早期的美国成长小说《白鲸》中的魁魁格就是受到了陌生世界的诱惑，义无反顾踏上了捕鲸船，开始了他漫长的探索和成长；《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中，哈克出于对自由生活的憧憬，最终展开其探索过程；《我的亲戚，长官莫里琉克斯》中罗宾极度地渴望成为继承人，所以鼓足勇气独自踏上了寻找叔叔的道路……众多的美国成人小说似乎都可以寻找到主人公所受到的形形色色的诱惑，这与美利坚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美式文化里认为人就应该在不断的开荒和探险中获得新的认知最终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这种文化理念在绝大多数的美国成长小说中富有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主人公身上都有所体现。
三、顿悟
顿悟是成长小说的灵魂，每个青少年在经过一些特殊的事件的洗礼之后，总会对人对社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洗礼式的认识，这也是成长小说的典型特征之一。例如在《红色英勇勋章》中成功塑造了主人公亨利•弗莱明的形象。最初的他是一个毫无实战经验的士兵，但是他认为战争是神秘而伟大的，这种神秘吸引他一步一步迈向战场，他渴望通过战场的洗礼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勇士。但是当他真正踏入站长，他开始得到顿悟：原来战场并非想象的样子，甚至认为战场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英雄主义，所以参与战斗的士兵只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他通过实践感悟到战场并非想象中的浪漫和神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屠宰场。美国的文学其实是十分重视美利坚民族的集中体验和国名性的，这一点在大多数的美国成人小说中都可以看得到。美利坚民族其实是一个充满浪漫与感伤梦想的民族，他们渴望能够在成长过程中寻求到一个美好的精神花园，从而逃离文化，永远的年轻和激情下去，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在一次次碰壁和现实面前建立起新的认知重新地认识世界。由此可见，成长小说可谓是我们认识美利坚民族、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有力切入点,透过美国成长小说，我们能感受到整个民族的信仰、激情和梦想。
四、幻灭
美利坚民族文化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强调是自我意识，强调依靠自己去获得想要的一切，这是美国文化的优秀，也是美国的国民性格。这种文化价值理念来源于犹太—基督教的传统，相信万能的造物主创造了人，而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又创造了世界。同时，这种文化的形式与美式教育也是分不开的，美国的家庭多是孤立的优秀家庭，他们为孩子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与中国人民相比可谓少之又少，美国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我能行，我要靠自己，我是很重要的，我通过努力可以改变世界”。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现实总是会一次次击碎人们自满自足的梦想。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人的地位实则在不断降低，人类文明越是进步，人类就越能感受到世界的奇妙和自身的卑微渺小。在人类从自满自足发展到终于认清自身的渺小时，往往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小说《白鲸》中的埃哈伯虽然在现实面前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变得伤痕累累，但是他依然不愿意受制于这个世界，依然不愿意接受现实，他依然认为人的意志是可以胜过自然的，只要信念坚定，再渺小的人类也能向自然发起极限挑战。这一人物形象其实非常符合美国的国民性格，但是遗憾的是，埃哈伯由于莽撞最终丧生大海，这其中暗暗表达了极端个性注意恶性膨胀下去就会自食恶果。人类是个矛盾体，既渴望超越自我，探索神秘的未知世界，但是在现实面前却难免遭遇坎坷，这是文化与现实的碰撞，是真实与理想的纠结。
五、觉醒的困惑
文学作品与文化价值之间关系匪浅，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化作品之说以会流传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抓住了这个民族的灵魂。因此，透过一部成功的文学作用，我们可以寻找到深刻的民族形象。透过美国的成长小说，我们可以捕捉到其中折算的美国文化和美利坚的民族精神。例如，《哈克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通过写一个少年的历险和成长，展示了美利坚民族以逃避追求自由的梦想；《白鲸》则深刻反映了19世纪美国人对探险求得真知的渴望。在美国的成长销售存在着这样一个文化的悖论：觉醒与困惑。最初是青少年，因为懵懂无知而快乐，但是当他们走向启蒙，也昭示着他们灵魂的觉醒，与此相伴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痛苦。随着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原先的梦想可能被现实击得粉碎。人们相信自我力量，追求冒险，追求真知，但是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梦想不得不幻灭，深刻觉醒过后是无尽的困惑。美利坚民族文化的优秀价值观之一就是通过不断的努力追求更高的理想境界。而美国成长小说所描述的也是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主人公想理想挺进的过程。但是在向梦想挺进过程中，会伴随着诱惑—顿悟—幻灭—觉醒和困惑，这其实是传统的理想化的价值观念与无情现实社会碰撞的结果。“天真”的少年，收拾行囊，怀揣梦想，踏上探险和求知的道路，觉醒固然美好，但是却伴随无尽的痛苦，梦醒时分，难免会产生一种因无法实现梦想而出现的幻灭感。觉醒和困惑这一文化悖论集中体现了美国民族个性的两重性。正如著名的哲学家乔治•桑塔亚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是个矛盾的国家，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它既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又在骨子里流淌着陈旧的精神观念的血液，美利坚民族的青年一代既信奉祖先传下来的信念和标准，又有着自己本能的开拓和实践。
作者：李佳宏 李宁 单位：张家口学院
1意象油画的民族文化内涵
1.1利用写意方法来彰显意象之美。
中国的意象油画倡导的是神韵以及意境，早期的美学理论认为，在优化中融入写实元素无法达到油画真正的创作高度，有些是神韵以及意境的高度，实际上，创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形的创作来传达神韵。意象油画与写实油画不同之处在于，意象油画创作的目的并不是真实的展现出客观事物，而是利用情感来传达意象。中国用神来之笔来表达油画中的神韵。某意象油画创作者认为，油画创作不能完全地倡导干净利索，有些时候“拖泥带水”反而会更有意境。其理论观点应用在意象油画的创作中非常合适，以中国意象油画独特的“泼墨”手法为例，这种创作手法借鉴了我国书法作品，创作者在创作时，不会刻意强调干净利索，而是自然随意的进行创作，使之形成一种浑然天成的意象之美。
1.2意象油画的造型来自于中国画。
当代的意象油画造型主要是以主观的方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又追求更加客观实际。我国著名的绘画大家齐白石曾经概述过意象油画的造型即：似与不似之间。意象油画的造型创作并不是毫无根据，其以客观事实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融入创作者的情感，之后对客观景物进行合理的想象创作，但是在想象的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完全按照自身的情感来想象而不受客观景物自身特点的限制，无论选择使用哪种造型，只要将创作者全部的感情体现出来即可。我国某些一项画的创作者，在创作时，借鉴了我国传统的中国画，比如留白的处理，大量留白给观赏者以无限的遐想。中国水墨画中就有将留白看作墨来使用，虽然有些意象油画借鉴了西方色彩等元素，但是骨子里依然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内涵。
1.3色彩是意象油画的灵魂。
色彩作为油画的“特定”媒介，可以唤起人们各种情绪，从而表达主观的情感。在色彩的使用上，只有主观地积极地创造，才能表达出特定的精神内涵。画家要想运用好色彩，就必须对色彩有个人的形象的独特的感受，有个人的艺术创造，这样才能够形象地表达自我感情。西方传统的油画是运用光色原理再现物象的真实色彩感觉，强调追求“真实美”。如中国绘画中的竹，一般用墨来画，有时可以用朱砂来画。中国绘画意在强调表达心中的意志和情感，而实际事物的色彩并不重要，要的是事物色彩所能表达的内涵。
2意象油画的诗意魅力
2.1气韵之美。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魅力不言而喻，我国的意象油画无论是处于哪个阶段都能够体现出诗歌的魅力，其中典型的就是气韵之美，这是我国意象油画创作的标准，也是我国意象油画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我国的艺术创作一追求气韵之美，很多古代大家都以以形写神来当作创作标准，此外，还有些绘画大家，将以形写神的理念延伸为气韵生动，由此我国的意象油画的创作也逐渐将这一理念看作是最高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绘画大师对此进行了不断的解读，融入了当时年代的人们不同的审美观，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意象油画的绘画理念始终都是将心与物的有效结合，即实现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油画这一绘画形式，早在20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起早已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想融合，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绘画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油画中重要的一种，意象油画一直以来都是以气韵之美作为创作追求的目标，利用多种创作手法将客观物象的神韵充分的体现出来，这种神韵即包括外在的相似，也可以通过外在形象体现出精神风貌。意象油画的创作虽然来自于现实物象，但是在形体上却不受具体物象的限制，创作者可以按照自身的创作方法来创作，打破原有物象的创作模式，可以融入创作者的感情，进而体现出意象油画的气韵之美。中国意象油画创作大家中赵无极的油画作品完全能够体现出气韵之美，他所创作的油画作品，大部分都是利用形来传达神，给予一种浑然天成之感。
2.2意境之美。
这是意象油画所具有的另一诗意魅力，意境之美是意象油画的内在之美，任何一位意象油画的创作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美感，就必须在作品的意境上花费精力。我国传统的绘画大部分都是看作意境，创作者利用客观物象，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也就是各种常用的移情手法，中国意象油画所追求的意境之美，体现的是大自然真实的状态。在营造意境上，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强调的是理性，其意境的营造上重点都放在对对象细致入微的表达上，这种表达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而中国意象油画创作者追求的意境与诗意相连，创作者在作画时就好似在写一首诗歌，强调的是情感的释放，而不是理性的传达。
2.3意象油画的诗境之美。
在中国传统美学观念里，诗境之美与意境之美同等重要，追求诗的灵性是其开展创作的真谛。北宋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之所以可以当作画，是因为其意境中蕴含了画意；画之所以称之为诗，是因为画中洋溢着诗意。美学理论认为，审美活动就是在物理的世界外构建一个意象世界。意象油画创作者的创作充满了意象油画的含蓄性、自在性，以此来挖掘万物之源的诗境，在实现真实外象被转换为寄托心灵的形象之后，进而促成超越真实的自我跨越，让观赏者心灵激荡。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知意象油画虽然是以具体的物象为基础，但是却不受其束缚，尤其是在形体的创作方面，主要是依据自身的情感来创作，创作者所追求的也是情感的发表，而不是物象的细致刻画，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差别。
作者：王楠楠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一、民族文化与营销策略
在企业不断经营发展中，不管是企业内部还是外部，都讲究的是一种策略。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民族文化特色会显得尤为重要。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和物质相适应产生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或者组织，是各个民族或是国家由于历史因素、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的差异，所形成的各自独有的特色文化。民族特色文化不仅仅是包括在语言交流方面，还有宗教信仰、美学、各民族风俗习惯和信念等。比如中国人认为红色代表喜庆、热烈、庄严，但是法国人认为红色是危险的象征，是警告；龙是中国的意义，代表尊贵，是王者的象征，而在西方文明中，龙是恶魔的象征；这些差异都体现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特征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影响表现出的显著差异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努力争取消费者，扩大市场份额，从而使得企业得到长久发展。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就应该把产品营销策略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在产品策略文化塑造方面更为注重，赋予产品策略一定的文化价值，追求产品文化价值的实现。市场是企业营销策略开始的地方，也是营销策略工作的终点。企业应该以市场为中心，依据对市场的研究和调查，针对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并改变原有的营销策略和经营方式。企业的营销策略的做出是依据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然而市场环境是千变万化的，企业只有主动积极地研究所处的环境，及时采取适当的决策，才能采用最有效的营销策略。
二、企业营销策略的选择
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把消费者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根据企业以往获得的消费者的需求量和购买力等的信息，有计划对企业各项经营活动进行安排管理。企业经常采用的营销策略是4Ps营销策略、4Cs营销策略、4Rs营销策略以及4Vs营销策略。
1．4Ps营销策略
营销组合理论是在1953年尼尔•博登美国市场营销学会的就职演讲中提出的，这一理论提出后，4Ps营销策略随之出现。4Ps营销策略理论在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理论界被广为接受，它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杰罗姆•麦卡锡在他的《基础营销》一书中提出，将营销过程各要素概括为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四类，就是著名的4Ps。4Ps营销策略理论构建了市场营销基础理论的框架，4Ps理论是分析的单个企业，认为影响企业营销结果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可控制的因素，也是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比如国家政治、法律法规、经济水平、种族文化特征等环境因素；另一种是企业可控因素，企业可以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控制，比如产品价格、销售渠道、促销方式等因素。企业市场营销策略选择的实质就是利用企业内部可以控制的因素来适应企业面临的外部不可控制的过程，即通过事前对产品价格、销售渠道、促销方式的计划和选择，针对变化的外部因素积极做出反应，采取动态的策略，从而促成产品交易的完成和实现企业的目标。
2．4Cs营销策略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化方面对营销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使得企业产品的生产周期变短，技术创新使得生产工艺水平更加现代化。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消费行为变得更加感性化和个性化，市场中产品的供给状态由短缺逐渐转向饱和，在这种环境条件下，营销策略的主导权由企业转向消费者，这就需要企业必须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选择最佳的营销策略。4Cs理论就在这种情况下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劳特明提出，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水平（ConsumerNeedsandWants）、消费者的成本及费用（Cost）、消费者购买的便利性（Convenience）、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Communication）。4Cs营销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企业在产品生产之前要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和研究，依据消费者的需求来确定生产计划和措施；二是企业在制定价格策略之前要先了解消费者为满足欲望愿意支付的成本和费用，并考虑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从而确定符合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价格策略；三是在考虑消费者购买产品便利性基础上，合理建立产品销售渠道；四是企业要加强与顾客的交流沟通，从各种促销方式中寻找到顾客更愿意接受的促销方式，积极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纽带，增加现有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情愿系数。在4Cs营销策略中，更注重以市场为导向，同4Ps营销策略相比，更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关注焦点的理念。
3．4Rs营销策略
在营销理论发展过程中，营销策略先是关注产业营销，之后是偏重于服务营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偏重于关系营销。关系营销就是指在营销过程中，要注重维持和巩固消费者和其他参与者的关系，只有这样，营销中各方面目标才能全面实现。美国学者根据关系营销理论提出了4Rs营销策略理论，主要阐述了四方面的全新营销要素，分别是关联度（Relevancy）、反应速度（Re-spond）、关系（Relation）、回报（Return）。在多变的市场中，消费者流动具有动态性。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忠诚度是变化的，消费者会寻求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产品。建立并保持与消费者之间的长期关系是企业经营的优秀理念和最重要的内容，这就体现了4Rs中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联；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关系已经成为企业抢占市场的关键手段，企业必须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成员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实现企业目标建立前提条件。4Rs中的回报要素是营销策略的源泉，任何产品交易与合作关系对经营参与方都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合理的回报是营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营销策略的目标必须注重产出水平，注重企业在产品营销策略中的回报。与4Cs营销策略相比，4Rs营销策略是以竞争为导向，体现并落实与经营参与各方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4．4Vs营销策略
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4Vs营销策略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构建企业优秀竞争力，4Vs营销策略是现代企业市场营销的新的出发点，主要涉及的策略有差异化策略、功能化策略、附加值策略和共鸣策略。差异化策略指的是企业开发设计不同特色的产品，提供独具特色的、周到的服务，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功能化策略是要求企业提供不同功能的产品和服务，更好的满足需求不同的消费者；附加值策略是结合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增加符合消费者欲望、消费习惯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共鸣策略是指采取符合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营销策略，使得企业和消费者达到一个共赢的局面。4Vs营销策略补充了4Cs策略中差异化的问题，同时兼顾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企业和经营参与各方的利益。每种营销策略都是对前一种策略进行补充和完善，都有在营销理论上的创新点。各种策略都有各自的特点，企业根据所处的市场环境，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和消费者群体的特点，适当选择营销策略。
三、企业营销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优势
虽然传统的营销也具有一些价值观念，但是其本质并不能与消费者的价值观念产生共鸣。在结合各民族、各区域的特点基础上，现代的营销对消费者的满意度尤为关注，现代营销中融入了民族文化元素，通过顺应和创造某种价值观念更好地满足具有不同特点的消费需求。一方面，企业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融入了地区特色。美国市场是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市场，很多亚洲企业都很难在市场中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海尔公司采取了良好的营销策略成功进入美国市场。海尔采用当地化策略，结合美国消费者特征，开发了许多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比如出口美国的“大统帅”BCD-275海尔冰箱，就是根据当地美国居民对冰箱外观、制冷能力、使用习惯等区域性特征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和制造。结合各种促销手段和实用手段引起媒体关注，使媒体为产品做了免费的宣传。另一方面，企业对市场进行定位之后，根据区域化差异，在对产品进行推广营销过程中，会根据消费者对产品的价格的敏感程度进行定价和促销。将文化观念融入到企业推广促销的全过程中，可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微观层面，企业产品中融入文化元素，可以改变营销的外部条件。对于一些落后地区的独特文化，营销过程中对文化的传播有利于这些地方的发展，提高知名度，最终会改善企业营销的外部环境。从宏观方面来看，营销中加入的文化观念会影响企业文化，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四、结语
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在悠远历史中积累的地区或者是民族文化，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意识、价值观念等都会对企业的营销活动产生影响。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融入到营销策略中，将是未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一定市场份额的关键。企业针对各民族和区域市场进行调查和研究，对消费者市场进行细分，根据不同特点的消费者提供独具特色的产品。针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企业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从而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作者：殷志琛 孙瑞瑞 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一、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综述
1．西南地区
解鲁云在年已经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态观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综述，其成果可资借鉴。许再富等撰著的《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一书是进入世纪前我国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诸多方面阐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生活在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认为这里民族的种种文化皆与热带雨林有密切的联系。罗苹阐述了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风俗和情趣。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吴兆录等研究发现，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灵为万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观。同时认为这一传统生态观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护森林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多样的森林管理传统，实现了人与自然双方的和谐相处和持续发展。
尹绍亭通过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利用森林的传统方式———刀耕火种，认为当代的刀耕火种是亚热带、热带山地民族对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方式，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再富以西双版纳为案例，探讨了民族森林文化与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也离不开民族森林文化。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杨玉、赵德光则以西南边疆民族为中心探讨了神山森林文化对生态资源保护的作用。西南边疆各民族在与当地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中创造了以神山崇拜为优秀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传统生态文化模式，它维系了山地农业的生态平衡系统，又保护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种，对西南边疆的生态资源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蔡磊以贵州省都匀市两个少数民族村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以村规民约为基础的社区森林资源保护问题。邱寅莹通过梳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通过个案再现守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各个法律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策略。刘冬梅等从铁刀木文化、贝叶文化、龙山文化和稻作文化这四个方面综述了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吴思震总结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观，他指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认为“万物有灵”，把自然和树林当作一种神秘力量而无限崇敬;对其居住地区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许多保护森林、爱护自然生态的习俗文化;形成积极植树造林的文化习俗;在森林管理统筹方面以哈尼族“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文化为典型代表。
关传友从物质、精神文化两方面，对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现象。作者认为物质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盖食用、衣饰、居住、书写载体、生产生活工具、乐器等六个方面，精神方面则表现为神林崇拜、神树崇拜、佛教圣树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风民俗。雷启义、周江菊研究了黔东南植物多样性的原生态文化表现形式，进一步证明了原生态民族文化对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建议。李莉、梁明武以黔东南苗、侗族自治州为案例，从建筑工艺、鼓楼、风雨桥、吊脚楼以及生活、娱乐工具入手考察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以及以林业契约、碑刻、林谚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树神崇拜、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容。与贵州、广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区也是森林茂密、民族众多的地区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绚烂夺目。由于这一地区从大的地理环境上看可归入大西南的范围，故而将其附于西南地区进行讨论。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陈瑛等探讨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设问题，阐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并从建设软环境、搞好规划引导、探索规模经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四个角度提出了建设策略。刘俊宇、邹巅阐述了湘西少数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态观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探讨了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胡萍、吴萍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论述了湘西南地区森林民族鲜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这些民族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2．东北地区
世纪年代，张碧波先生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课题组历经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继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论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书一百二十余万字，以中国北方古代民族为纲，将文化学的内容分别归入各个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划分来研究文化的重要实践，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书中涉及了肃慎、挹娄、勿吉、室韦等东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该书打破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科界限，将民族学与文化史相结合，并融合文化人类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知识，试图以更加宏观和立体的视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学科，对北方区域文化及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学的开拓意义。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中国古代北方各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学思想、宗教、神话、习俗、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岩画、石窟、医术、科技、军事、体育等，其中也涵盖了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猎、渔捞、采集等与森林息息相关的文化。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的最终完成。
上述著作虽然包罗万象，其中不乏对东北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系统论述，但首次明确提出关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历史学家米文平。米文平在年提出了“东亚森林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兴安岭深处为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所覆盖，自古以来就有游猎民族生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些刚刚定居不久的游猎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等。在这个森林生态环境中生存至今的森林游猎民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及其心理素质方面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基因为我们研究森林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早期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会化石。”他的论述可谓深刻。他随后出版的《鲜卑史研究》更是研究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一部力作。高凤超回顾了呼伦贝尔地区森林文化的历史，指出呼伦贝尔原始林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从古到今，这里生活着鲜卑、女真、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众多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森林文化，并提出今人应继承森林文化遗产，为呼盟特色经济服务。为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树立绿色文化观念，恢复自然生态;第二，合理开发森林资源，大力生产绿色食品;第三，增加文化含量，开发森林旅游资源;第四，建立新型的林业产业结构。－南文渊指出:东北古今民族森林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对其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适应，形成了与森林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生计方式、社会规范、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提出传承森林生态文化，促进城市化发展与建立区域广大的森林自然保护区相结合，是东北各民族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途径。对东北地区世居民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于年推出了《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张嘉宾的《黑龙江赫哲族》、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波•少步的《黑龙江鄂温克族》，－又于年推出了《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其中包括了都永浩等的《黑龙江赫哲族文化》、吴天喜的《黑龙江鄂温克族文化》、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文化》。
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黑龙江流域世居森林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慧平在广泛搜集资料和专项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阐释学方法及现代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对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梳理、挖掘和阐释。作者从鄂伦春族传统自然知识、人对自然的情感、民族信仰、哲学观念、民俗行为等几个层面对该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态意识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鄂伦春族生态意识对现代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的支持作用及对林业实践的现实意义。于佳从音乐的角度对鄂伦春族的森林文化进行了研究，她通过对鄂伦春人、鄂伦春音乐盛事、鄂伦春代表音乐的大量实地调查，解析了鄂伦春民族的森林观与自然观，揭示了鄂伦春民族在森林中所形成的音乐语言特征。通过分析鄂伦春音乐的旋律、节拍、节奏、结构特征来解读其中蕴含的森林文化。
二、森林文化史研究综述
历史与文化水乳交融，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又是广义上文化的组成部分。森林文化与森林文化史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森林文化古已有之，与人类的起源、发展相生相伴，对森林文化历史的梳理也是森林文化研究学者们重要的课题之一。王韩民便较早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概括了森林文化史的演进，并指出森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认识和发展森林文化对于继承和挖掘我国灿烂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新球在森林文化史领域的研究十分显著，是目前国内森林文化史研究领域成就较高的学者。他依据森林文化的构建主体———人类对森林利用的方式将森林文化的发展时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狩猎与采集文化时期、原始农耕文化时期、封建农耕文化时期、现代农业文化时期、工业与知识文化时期、生态与信息文化时期，并将不同森林文化时期的森林所有制、森林利用特征、利用形式、人与森林的关系、历史时期、经济特征、社会文明、森林艺术形式等八大特征进行了系统归纳，清晰简洁，一目了然。但新球继而又分别撰写专文集中探讨了原始社会和农耕时期的森林文化。
他依据考古学研究成果，将原始社会的森林文化划分为原始木器，木石，石木，金属、石、木混合四个阶段;分析了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森林文化艺术品形式及特征，如原始树木崇拜，朴素的森林生态观等森林文化特征，基本展示了原始社会森林文化的概貌。在对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阐述中，他首先对农业的起源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做了回顾，进而按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刀耕火种阶段、原始木耜阶段、畜牧金属耜锄阶段和机器耕种阶段;按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农耕、奴隶氏族农耕、封建农耕、资本集团农耕和社会合作农耕;按农耕组织形式又可划分为原始公共合作农耕，氏族公共农耕与氏族集团农耕，奴隶国家农耕，封建地主集团农耕，企业、农庄农耕，合作、股份、个体农耕和工业化农耕。在此基础上又系统总结并全面分析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十一大特征，从文化层次上全面反思了农耕时期的森林资源遭到持续破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阚耀平认为森林文化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农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体现为材料文化、摄取文化、寻根文化，也对森林文化发展阶段作了归纳。
苏祖荣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同农耕社会相联系的是农耕文化，同工业社会相联系的是工业文化。而在农耕社会之前，同原始渔猎社会(石器、木器时代)相联系的则是森林文化，人类在史前曾经历了一个森林文化阶段，森林文化孕育并催生了农耕文化。森林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经渊源(渔猎社会)、萌芽、形成、成熟(农耕社会)和拓展(工业社会)等五个阶段。苏祖荣又提出农耕文化之前应有一个森林文化阶段。农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就是森林文化阶段，中华文化是从森林文化中不断孕育发展而来的，这是因为:中国植被的基本格局决定森林文化的存在;使用木器标志着森林文化的存在，即在人类进入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利用林火确证森林文化的存在;构筑木巢也证明了森林文化的存在。李飞、严耕探讨了古代术数活动中的森林利用情况，如以森林树木的生长情况比附人事的瑞祥灾异，一些术数工具为竹木材质，在驱凶避邪的活动中利用林木，重视风水林等。这一系列的对森林的利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森林文化内涵，这既是原始森林树木崇拜的遗留，树种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朴素的生态和谐观也反映了生态文明视野下传统文化的别样价值。李明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中国的森林文化基因不仅包括东北地区，对东南地区竹林文化也不可忽视。在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便发现了丰富的竹编器物，如竹篓、竹篮、竹席、竹簸箕等。在论证中国森林文化基因的同时，还探讨了中国森林文化对日本森林文化的影响，指出作为日本森林文化优秀的神道思想和佛教思想，深受中国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蕴含着许多与森林文化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
林震、仲亚东认为林业包括森林生态、林业产业、林业思想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林业思想包括林业产业思想和林业生态思想两部分。根据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林业生态思想可分设天人和谐、森林功效两方面，林业产业思想又分设林业科技和林务管理两方面。作者通过对上述四部分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森林的重要价值，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天人和谐、适时而作、樽节爱养的思想。李飞、严耕梳理了《左传》中典型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朴素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变化及应对的文献，阐释了古代生态思想的萌芽，包括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道法自然、顺天则时的生态发展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周景勇、李飞分别从动物、植物图腾崇拜为对象入手，论述了各自图腾崇拜的特点。动物崇拜许多是以森林中的动物形象为图腾，先秦时期的人们在崇拜动物图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动物保护意识。植物图腾崇拜中以山林崇拜为较为典型的形式之一，先秦时期的人们已模糊地认识到了森林植被与风调雨顺之间的特殊关系，山林便被赋予了神灵的色彩，产生了原始的植物图腾崇拜和植物保护意识。罗美云阐释了《诗经》中生态和谐思想的几个方面，即自然本身的和谐、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她又提出了《周易》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一种“和合”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天人合一的万物一体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周景勇、严耕的《试论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首先回顾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概况，继而通过对史料中所载之汉代帝王诏书内容的研析，认为其反映出的生态意识包括了如下三个方面:承天顺地、调序四时的生态和谐意识，劝农顺时、减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假民山泽、鼓励树艺的生态经营意识。
作者还进一步对上述生态意识存在的原因予以分析:其一，思维方式上，受天人合一观念的作用;其二，社会思潮上，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其三，思想源泉上，受先秦重农思想和生态意识的影响。冯尕才以清代至民国的甘肃为例，通过研读地方志等文献，首先论述了对甘肃森林生态问题的认识，包括了对甘肃恶劣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对甘肃生态问题形成原因的探讨;将近代甘肃灾荒频繁的原因与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联系起来;把甘肃森林生态问题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历年水灾联系起来，进而有了通盘考虑的思想;提出了森林收归国有，林业应该由政府支持的思想。其次总结出了近代甘肃森林生态认识的现实意义:其一，提高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有助于遏制日益剧烈的滥采滥伐活动;其二，促进了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活动的展开;其三，甘肃的森林生态问题在西北地区具有普遍性。森林作为重要的资源，在中国古代很受统治者的重视，进而形成了一套对林业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夏瑜等从宏观上系统梳理了中国自先秦至明清历朝历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变迁，总结出中国古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特点，即管理工作以利用为主，兼顾保护;生态管理机构持续发挥作用，不断演进;六部系统生态管理机构不断成长，最终承担最主要的管理工作;为皇室服务与管理一般性事务的生态机构长期并存;皇帝近侍的政治优势和管理一般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共同发挥作用。
余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分别研究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个历史时期的林政状况。－李飞、袁婵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林政的管理设置及政策法令。刘锡涛考察了唐代林政和当时植树造林的绿化活动。胡勇、丁伟对民国初年的林政状况予以细致考察，就其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关于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问题，也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林政问题之一。韩国金宏吉的《明末四川皇木采办的变化》、李志坚的《论明代商人对皇木的采办》《明代皇木采办的形式》、云研的《紫禁城营建采木述略》、陈季军的《明清时期黔北皇木采运初探》、冯祖祥等的《明代采木之役及其弊端》、李良品等的《明清时期四川官办皇木研究》、袁婵等的《明清皇木采办及其影响》－等文从皇木采办的背景、原产地采伐及运输流程、储藏、机构设置与官员管理、影响及弊端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和阐释。长期以来，森林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吟咏赞叹的对象之一，森林文化的诸多元素，主要是植物元素融入了文人的笔墨之中，形成了文人独特的山林情趣。阎景娟考察了作为森林文化一支的植物文化在文人墨客眼中的人文形象，被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和品格。
植物文化保留着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语法，帮助我们塑造和评判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李元从文化史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古代植物文化的的发展史，进而将其与中国古代士人联系起来，认为士人阶层是推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重要力量，植物文化又在其演变过程中完成对士人阶层的反塑造。刘雪梅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审美情趣的内容，即游具古朴而超凡脱俗的情趣、游憩方式悠然闲雅的情趣、游赏品味山林景象的诗意神韵情趣，并分析了这些山林情趣对当今森林文化建设及森林旅游业发展的价值。她又通过研析中国古代文献典籍，阐述了古代隐士文人的生活形态，即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稼穑伐樵，乐在田园;纵情山水，逍遥闲适;清静寡欲，修道养生。
三、关于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研究的几点体会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纵观近三十年来学界对森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了森林文化理论问题，还有森林民族文化、森林文化史、城市森林文化、乡村森林文化、地域森林文化、国外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森林文化产业发展等诸多领域，已呈现出多维度、多视野的研究态势，其中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所占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学者们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有不少建树，特别是微观上，学者们以我国两大森林民族聚居区———西南和东北地区森林民族为案例，对其民族性、生态伦理观、民风民俗、森林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对其时代价值和如何呼应时代诉求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学科合作、多维度分析，林学、生态学、生物学、环境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视角多样。对森林文化史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学者们将森林文化与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紧密相扣，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森林文化发展史的壮观画面，尤其是有学者提出在石器时代前还有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农耕文化产生之前是森林文化时代，这些论断可谓振聋发聩。一些学者还通过研读中国古代典籍，梳理出中国古人与森林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态环境思想的存在，上至统治者，下至文人墨客，都对森林十分重视，于是便孕育了林政和森林文学，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值得肯定。
目前学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对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学者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某个地区、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身上，缺乏从大的地域范围乃至全国进行宏观视域下的研究。其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亟需理论建设，特别是森林民族文化如何与民族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各民族文化中与森林有关的内容，缺乏从民族学的角度给予更加理论化的论述。其三，缺乏对东北与西南森林民族文化的比对研究。森林民族在我国主要聚居于东北和西南地区，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依托不同的气候环境，创造了各有千秋的森林民族文化，但学者们多是将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缺乏将其进行横向的对比。如若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上分别对比两大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创造出新的成果。其四，对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要逊色于西南地区。作为同处于森林覆盖率较高的东北地区，古往今来也生活着诸多森林民族，他们所创造的灿烂的森林文化也值得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
虽然先有张碧波主持的“中哈尔滨学院学报年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后有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推出的《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和《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但对该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部分章节进行了论述的，尚缺乏专门系统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远少于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最后，对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关注不够。学者们多是以现代民族为案例进行研究，对于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古代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关注，也缺少富于深度的挖掘。另外，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上以及与现实的联系方面也还有巨大的深化空间，这是学者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利于今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森林民族文化的母体是广袤的原始森林，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森林生态环境充满敬畏，许多森林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内容。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后，时代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态失衡、水土流失、野生动物濒危甚至灭绝等，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危机。因此，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森林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树立保护植被、保护环境的观念，让绿水青山重回我们的家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有利于丰富民族学理论，完善民族政策。通过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使我们更加细致地了解了森林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些与森林相伴相生的民族内心世界，这些内容大大丰富了民族学的理论和内容，为我国继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民族政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最后，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促进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森林不仅孕育和催生了农耕文明，并长期与其相融共生，与工业文明也同样相互渗透。在新的历史时期，森林民族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诉求，也被赋予了时展的意义，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民族文化资源的利用价值也在不断提高。通过深入挖掘森林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能够将其转化为生产力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造福当地。同时，对森林民族文化的弘扬也顺应了我国当前文化建设这一时代课题。许多森林民族文化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已经濒临消失，为了保存这些民族文化的记忆，丰富新时代文化的内涵，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努力保留并延续这些珍贵的森林民族文化根脉，这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禹浪 王俊铮 陈志刚 单位：大连大学 萝北县林业局
一、凤凰县三拱桥乡文化传承现状
（一）生活习惯的改变
民族特色生活习惯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特色习惯的保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的作用，反之则不然。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被采访的对象都是身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他们都有着能代表自身身份的民族服饰，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色彩鲜明、风格迥异的服饰除盛大节日外是不会出现在人们平时的生活中。据2012年数据统计，凤凰县三拱桥乡全乡总人口15186人，全乡在外打工者达4600多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0％，这些外出的打工者们大多会选择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打工，这里的信息传播快速，不同层次的物质的、精神的“舶来品”冲击着远道而来的苗家打工者们的生活，他们效仿城里人，穿起了西装、连衣裙，他们卷发、染发，回到家乡后，这些自身显现出来的时尚元素影响了当地的居民，久而久之本民族的“传统服饰”逐渐被“时代潮流”取代了！
（二）民族认同感弱化
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凝聚一个民族、团结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是族群保持自身特色的关键，苗族的歌舞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调查，得知三拱桥乡懂本民族歌舞的人主要是老年人，为进一步了解该地区民族文化传承现状，我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拜访了某校校长，校长叹惜地说：“苗歌对老一辈来说就像我们现在的必修课，几乎人人都懂。之所以今天的年轻人知之甚少，一是父母辈无空闲时间教他们，二是他们对此兴趣不大。在这个呼吁竞争的年代，大家都在忙于为生计而奔波，无暇兼顾这些琐碎的事情，久而久之，所谓的传统就这样在人们的意识里逐渐被淡化”。
二、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
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学校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以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基础，以满足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需求为目标，以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为旨归，充分挖掘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各种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中形成和开发出来的课程。”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自2008年开始，加大力度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活动的开展是为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三拱桥乡的民族文化，该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课程内容
从课程内容来看，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主要集中在歌舞方面（如“苗家花鼓操”在全校已全面铺开，学校规定每周一、三、五做花鼓操，二、四做广播体操，使少儿广播体操和花鼓操交替进行），其次是苗族体育和苗族美术（如美术课上以剪纸和刺绣代替传统课堂里的水彩和颜料，体育课上以苗拳作为课前十分钟的热身训练）。可见，课程内容的选择是让孩子们更多的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体会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课程内容的选择比较单一，未把本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科学等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
（二）课程类型
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课程类型的设置同课程内容的选择一样，都较为单一，主要以活动课的形式为主。具体原因在调查中得知，授课教师们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开展这方面的课程教学，学校教学的重点依旧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升学考试。一般情况下，此类型课程的课时一周只有一至两次，如果遇到湘西州两年一次的“民族文化节”等活动，此类校本课程的课时才会有所增加。在孩子们看来，此类课程和必修课有很大的区别，与自己的考试并无多大关系。
（三）教师态度
起初该校对于“乡土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的兴趣很大，从广搜资料到小组讨论再到试图进行教材编写，但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缺少专家指导、缺少学生参与、更缺少经费的支持，渐渐地，教师们的积极性减弱，据调查得知，首先教师们认为此类民族文化课与学生的考试分数没有多大关系，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考核主要还是学校的升学率或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其次家长们依旧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而校本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成绩并无太大帮助，促使教师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角转移到与升学考试息息相关的考分上。
三、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理论或专家指导，教师开发能力不强
校本课程的开发给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它要求教师不仅会“教”书，还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特长去“编”书。通过调查发现，三拱桥乡尽管有绝大多数老师都具有较强的开发意识，但他们表现出对自己的开发能力缺乏自信。由于地域上的限制、经费的不足，湖南凤凰县三拱桥完小去聘请资深专家指导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不现实的。有的老师认为通过参观、观摩别校的几节校本课程公开课，甚至认为可以模仿、照搬别校的校本课程，就能够获得校本课程开发的全部真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都不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试想若没有理论与技术的支持，仅靠经验型摸索，必然影响到校本课程开发的质量和水平。
（二）缺少足够的经费
三拱桥乡位于凤凰县东北部，是一个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对于校本课程开发，学校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主要依靠美国“蒲公英行动”教育基金的支持，但是，单纯依靠这种经费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经费的不足，导致民族文化课程门类的设置不得不缩减，而且一旦失去此类经费的支持，课程的开展也就不能顺利的进行。
（三）缺乏学生及家长的积极参与
校本课程开发不是由校长和教师们共同编制就可以完成的，它还需要课程专家、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共同参与研究、审议和探索。当前，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的大部分学生对于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度不够，许多学生还没有跨出“上学就是为了考大学”这道门槛，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与学习相关的考分上，因而对校本课程的开发不敢兴趣。作为教育伙伴的学生家长，是能够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者，他们可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储备的知识向学校及教师提供更多利于课程开发的信息和素材。但是，凤凰县三拱桥乡许多学生家长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大多只是监督孩子学习，扮演着陪读的角色，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较少过问且难有时间参与其中，他们大多为了生计而奔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课程问题应是政府和学校的事，因而对学校开设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校本特色课程并不感兴趣。
（四）认识不足，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校本课程开发的进程
当下，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衡量学校的重要指标，老师们根本无暇顾及校本课程开发，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校本课程的开发势必会受到影响，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也不例外。该校虽是一所民族学校，但学校的科目设置与民族文化相关的课程较少，占据课时最多的依旧是国家课程语文和数学。正如老师们所言：“我们是民族地区，贫穷落后，山大沟深，像我们这种三流小学，若没有一定的升学率和可观的排名，有哪位家长愿意把自己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校本课程开发，我们也想过，但立足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可见，校本课程的开发在该校教师的观念里是有的，但因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将其搁置一旁，因为它与学校的升学率毫无关系。
四、三拱桥乡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对策及建议
（一）重视课程专家引领，提升教师课程开发能力
课程专家的理论指导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关键。教育主管部门可定期派课程专家到学校进行指导，并在指导中为学校培养一两名带头人，然后，由他们带领其他教师开展课程研讨和开发活动。从调查中得知，缺少带头人，教师开发能力有限阻碍了该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如果有课程专家的引领，教师们就可将自己的特长和自身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提出新颖且利于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观点，在课程专家们的从旁协助下，有助于教师们拓展思维，互相增进交流，取长补短，这些都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
（二）提升教师素质，组建校本课程开发的行动队伍
民族地区制约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的关键性因素在于教师素质普遍偏低，对校本课程开发理解存在多种误区，笔者认为，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综合素质、转变教师的“校本观念”，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学校应鼓励教师开展“校本研究”活动，以“研究”促“发展”。校本研究是教师在学校工作中展开的教改探究活动，是教师通过对自己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地反思、修改及总结。学校中的教师都处在相同的教育环境下、面对着同样的受教育者、需要完成相同的教育任务，尽管教师个体间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不同，但在教学过程中势必会遇到相似的问题，教师可通过校本研究将遇到的问题作为一个案例与同事分享，这对于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民族地区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2、学校应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的校本理念。针对凤凰县三拱桥乡各学校的实际情况，教师的专业培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一个亟待发展的薄弱环节。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教学质量，搞不好会影响该地区校本课程的开发。若该地区学校能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教师培训的力度，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使教师对自身的职业角色有新的认识，对校本课程的开发有新的理解，从而更好的更新自己的校本理念。
（三）加大资金投入
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中，面临的最大阻力就是资金不足的问题。就三拱桥完小来说，公用经费捉襟见附，能保证正常的运转已是不易，而对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学校难以拿出专项资金予以支持，资金匮乏，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就难乎为继。学校自身不能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唯有向外寻求帮助，但学校因繁重的教学任务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吸引“外资”，因此，作为支持学校发展的“领头军”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专项管理小组，匹配专门的校本课程开发基金，专款专用，为保证校本课程开发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四）大力开发丰富的课程资源，为校本课程开发服务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支撑校本课程开发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凤凰县三拱桥乡具有独特的资源，宽广的河流清澈见底，巍峨的山川美轮美奂，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熠熠生辉，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注意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凤凰县三拱桥乡是一个以苗族人口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苗家人民勤劳朴实，他们用灵巧的双手诠释了对本民族的爱，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风格独特，富有情感的苗族语言；有雕龙画凤、鸟语花香的苗装刺绣；有情感细腻、优美动听的苗族民歌；有步法稳健、气势刚烈的苗族武术；有寓意丰富、欢快灵动的苗族鼓舞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课程资源开发的素材。另外，民族博物馆、苗家节日庆典、等都是校本课程开发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2、注意开发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凤凰县三拱桥乡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巧夺天工的奇山怪石，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清澈透明的大川小溪等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观，试想，若将这些景观用精美的语言汇编成文，编进书本，成为校本课程开发可利用的重要课程资源，让孩子们更全面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样的校本课程开发才有意义。
作者：杨婷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一、提高自我文化意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首先应该是跨文化意识即态度层面的问题。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桂西地区处于中国东盟贸易区和泛北部湾开发区的特殊边疆地理和经济位置，承担着在跨文化交流中对外树立中国形象的重任。然而，身处民族地区的壮族学生不清楚壮族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发展方向，对壮族文化缺乏整体的有历史纵深度的感知。壮族祖先来自何处？壮族文化的根在哪里？许多壮族学生对此没有认知，甚是茫然。除了一年一度的壮族“三月三”歌节及壮族祖先“布洛陀”，大部分壮族学生对壮族灿烂的文化，如花山崖壁画、壮族铜鼓等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认同，更谈不上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向外宣传瑰丽丰富的壮族文化了。因此，作为壮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的外语教学，应该自觉承担起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民族文化的认同、传承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从意识出发，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加强民族本土文化的积累，培养文化传承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构建的知识层面的首要内容是，在积累本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了解异同。因此，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应该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意味着全球化，而“不同”指民族/本土文化的个性和独特性，指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此语境下的“对话”预设着平等和差异。平等“对话”应该是以“倾听”导引的“对话”。不是放弃自我而是立足于自身文化，开阔视野、扩大共识，是在不失去自己群体文化取向基础上的个人、性别、地区、宗教、民族、国家、区域以及国际等不同文化层面上的互动互惠、超越异同、扩大共识、延伸自我、扩大文化认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不同文化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壮族文化，是由不同区域的本土文化所构成的我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瑰丽多姿。针对外语教材涉及壮族文化的信息太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极少涉及壮族文化的现实，有必要充分利用本土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贯穿于日常的英语教学，将壮英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了解并领会本土文化和本民族精神的内涵和价值，让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中得以培育，对民族自我文化有认同，而非妄自菲薄。从而对优秀的民族本土文化进行自觉而积极地积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深入认识了解，传承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以此而自豪。最终实现真正的“input”和“output”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三、结合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创设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途径
态度和知识上的目标只有转换成行为技能才具有实际意义，只停留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的目标顶多只达到了扩大知识面和转变了态度的目的，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面提高毫无意义可言。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语言知识比较丰富但用语失误和文化性问题严重。而由于地域问题，民族地区相对落后地区较为封闭，对外交流的窗口比较有限，所以民族地区英语师生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体验的机会相对而言少之又少，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敏感性和交际能力相对较弱。虽然外语教学不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唯一途径，但外语教学对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着巨大潜力和优势。可以尝试在原有的课程体系基础上增加民族文化选修课程的设置。教学上充分利用本地区历史悠久的、灿烂的民族文化资源，并整合原有的课程教学内容，采用情景式、渗透式等方法，在教学中加强民族文化的渗透。在外语课堂中建构“外语语言基础教学—中西文化教学—本土文化教学”的教学内容，实现课堂教学的三向文化教育。在教学实践中，应充分利用桂西地区处于中国东盟贸易区和泛北部湾开发区的特殊边疆地理和经济位置的优势，结合地区实际，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虚拟的专业学习环境，在真实的实践情境中习得民族特色文化及经验知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习得、传承并弘扬民族文化的能力。从而实现“在实践中锻炼人，在锻炼中培养人”的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
四、结语
随着文化全球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崭新的中国形象开始重新树立在新世纪的国际化平台上。文化传承是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外语教育界近几年提出来的教学目标，而文化传承是跨文化教学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因此，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是新时期对外语教学提出的新要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密切相关；外语教学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文化传承能力培养也应遵循此方向。从跨文化交际出发，以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民族地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建构的特征及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规律，对拓宽民族地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新视域，丰富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改革的内容，创新民族地区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模式，提供可行性依据及改革思路，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作者：言红兰 单位：广西百色学院
1“民族文化进校园”的现实表现———形式与实质脱节
不仅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之基，同时面对逐日增加的世界一体化程度，人们愈加需要形成正确的文化批判意识，正如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因此，民族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往学校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主要是依托于国家课程，凭借课本知识传授，由于升学压力，教师偏重升学所需技巧知识，忽视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结果导致学生中难免出现盲目相信课本权威或是缺乏兴趣者。为加强民族文化教育，丰富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吸引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特引进“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教育活动形式。但是“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多侧重传承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诸如舞蹈、手工等，而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情感认知，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只能作为感悟民族文化价值精髓途径之一。正如著名文化学者殷海光指出:“一个壶并非文化———所谓文化者乃在器物背后的观念。而祈祷和礼仪只不过是一个文化观念之可见及的表现方式而已。”因此，要真正促进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需要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达到形式与实质的深度统一。
目前在部分地区，由于初中学校教育倾向单一追求升学率、课程设置单一化、基础设施仅为升学服务，更加由于教师欠缺相关基本知识等诸多现实困难，“民族文化进校园”教育也多是应付上级检查，偶尔请当地居民进行教授，于是活动多流于形式。即便是相对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些学校，却限于自身的认识能力以及客观能力不足，无法改进自身教育不足。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未能带给学生深度的文化反思，这一点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也在笔者实地调研中得到证实。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需要个体形成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活动流于形式便导致学生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及价值认同。
2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学生参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然而流于形式的活动无法使学生明白其中价值精髓，导致中学生在其关键期难以形成正确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民族而言则无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2．1个体难以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民族文化传承即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包涵行为传承、语言传承、器物传承及心理传承等，其中心理传承是民族文化传承中最稳定、最持久、最优秀的传承要素。究其原因:首先，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心理传承往往表现为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构成民族认同感的优秀部分。其次，心理传承限制其他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对初中生个体而言，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是终生持续的过程，但又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以中学阶段的影响最为重要，个体能否形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个体民族文化适应成败的关键。“正如傅玄在《正心篇》中所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傅玄所说的‘心’，即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有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立德’、正身，才能使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不仅展现出学校培养目标失衡，更带给学生错误的引导———民族文化毫无价值，使得学生对民族文化形成抵制情绪，最终难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2．2阻碍民族文化建设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理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等地区，发生了‘哲学的突破’。他将这一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同时指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改变成为人类思考与创造的依靠，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仅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还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中也存在糟粕。正如同志所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文化既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根基源泉，也是理解当今世界文化差异的“钥匙”。文化建设要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不间断地“温故而知新”。民族中的个体若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自觉，当代文化建设也会成为无根之浮萍，还会对本民族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产生排斥情绪，最终阻碍民族文化顺利健康地发展。
3“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的原因探析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失衡，以及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缺失。
3．1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失衡
首先，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依旧非常明显，初中阶段的课程设置局限于追求升学率，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仅仅依托于国家课程，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价值认同。同时民族文化教育途径单一，导致学生、教师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容易形成对教材的盲目迷信。而且由于培养目标的失衡，教师偏重要求应试能力提升，至于学生的民族文化认知处于何种程度，则无暇顾及。正是学校培养目标失衡，学校中的基础设置、师资力量难以符合民族文化教育需要，以及导致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制度，“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应付检查。其次，中考侧重考查初中生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导致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对非主流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出现区域差别。当前一些学者在民族教育的发展上过分强调单一民族文化的传承，忽视教育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关系以及多民族初中生群体之间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应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文化的认知基础之上。否则，初中生对非主流文化的了解难免道听途说，形成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最终难以塑造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被动式的接受与自身对现状改变的预期一旦达不到最起码的维持，便转化为对主流文化的敌视与抗争，这也无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3．2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缺失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成分相对于学校教育则更重要。“祭司、长者、家长及周围居民等通过寺庙、市场、村寨、文化站、民间艺人文化室和社区学习中心等场所，通过诞礼、成年礼、婚礼、丧葬仪礼、宗教仪式等以‘濡化’的方式对年轻一代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在濡化过程中，祭司、长者等利用仪式和宗教等方式将民族文化的价值规范、思想观念有意识无意识地传递给年轻一代，使其形成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众传媒的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社区和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逐渐弱化。尤其是“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导致子女过早离开家庭，缺少“濡化”方式的影响。家庭和社区民族文化教育的缺失无助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
4措施与对策
面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种种困境，笔者提出以下改善建议，希望能有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4．1学校教育明确培养目标定位
学校教育只有明确目标定位，才能促进教育工作者更新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改进教育教学方法。第一，更新教育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初中生由于亚文化影响有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主流文化目前在学校教育中得到重点关注，初中学校教育应明确目标定位，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也应适当将其引进。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的引进，应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自我发现。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加民族文化教育的有效性。第二，调整课程设置，转变教师教育方法。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依托国家课程，也要依靠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初中应该加强三级课程的合理设置，同时鼓励教师转变教育方法。增加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交流可谓方法层面的转变，这一点弗莱雷的批判教学理论对教师的文化教育方法转变会有积极的启示。
4．2引导家庭、社区开展民族文化教育
社区应该担负起文化教育的重任，当地政府拨取适量经费支持当地在家民众利用休闲时间开展民族文化娱乐活动。尽管文化娱乐活动只是文化的外在形式表现，但日复一日的文化活动有助于学生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同时，进行教育引导学生家长的价值观念转换，加强民族文化教育。
作者：王盼盼 贺晓亮 单位：西南大学
1.生态变迁与逻辑变更：“场域”视角下的分析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在各种客观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它是独特的，它不是对社会单纯的空间分割，也不是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而是指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其中作用的相对独立的具有社会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其运行规律和方式等均遵循其特定的逻辑，有其必然性，而且这种特定逻辑和必然性在“他者”场域内并不通行。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其构成的也是一个特定的“场”，其自身逻辑为特定的行动表现做出归因。当工业化打破原有农业生态，并城镇化改变着其生活逻贵州城镇化发展中民族文化适应研究——以“工业强省”战略为背景刘勇（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辑，一种变迁的姿态自然出现。于是，不同场域因素在作用与反馈间用博弈的姿态进行磨合，构成一个调适的弹性空间。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成分十分多元的省份，民族地区农村比例较高，在城镇化过程中，一种崭新的顶层设计开始介入到这些农村社区，并用迁移合并或就地改造的过程完成一个城镇化过程，将原有的场域性打破，构建一个新的场域，其中作为一定场域性惯习的承载者，就无可回避地面临适应与否的调适。每个民族或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系统，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都会做出一些反应，以求对外来文化达到适应状态。贵州民族地区多为一个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他们形成了一种基于地域共性和民族共性的文化场域，面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其文化调适行为必然发生，首先体现在文化持有者身上。
2.被动观望与主动逢迎：基于现实的矛盾表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围绕社会生活，以经济生活为主要纽带，相互往来，各种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征明显的文化结合体。相对外部而言，这种结构体系较稳定，而其内部的多元因素实际上不断互动着，但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有序互动。随着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断介入，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将发生变迁，各种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文化生态的种种变迁，作为具有一定结构形式的当地文化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馈，而这种反馈具有主动适应的一面，也有被动不适的一面。从对贵州毕节试验区的调研情况看，面对城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被动行为做出“神经性反应”，跟随城镇化步伐而律动。这是一种有限时空下的调适现象，并未构成一种可能基于自觉行为的结果。毕节七星关区的建设牵涉到诸多城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以苗族、彝族农村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些，不同民族之间对于城镇化过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应具有一定的类同性，不少受访对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动观望，有的则是主动逢迎，而这种矛盾的归结点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动，尤其是经济利益信息对于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虑也无法尽释。比如祖业的固守观念、宅居风水的留恋，以及展现在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和行为的困惑等。这种不适应的受访对象中，根据不同年龄层次的差异，展现出来的结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适应度基本遵循“从老到小”的递增规律，即老人对于变更传统的行为相对较为保守一些，表现出来的不适应程度深一些，而新时代更为适应这种变迁。工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各种外部的文化力量就会不断介入民族地区，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较大。面对这些不断进入的因子和作用，当地的文化就会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对之做出反馈。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也将出现新的现象。一般来说，以经济力开道的城镇化往往带给当地人的是愉悦与困惑同在。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各种新鲜事物，满足了审美新奇，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满足，也确实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进步，因而愉悦；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因子不断接触传统或民族性或区域性的文化形构时，就会使他们感受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短期困惑：是该抛弃传统，还是固守传统？当各种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兴起之时，引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剧烈冲突，使得当地民众处于一种观望和迷茫的状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文化事像，他们所做出的文化反馈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种外来文化，最初给当地民众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满足了其新奇感，带来暂时性的愉悦和欣喜，而当新鲜热度消退之后，部分民众表现出的是一种潜层的矛盾与困惑，有一种传统割离感。当然，这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关的，不同的民族群体反馈出来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样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变迁给人们带来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传统变更与断层却难免出现阵痛。
3.生活秩序的重构：时间性概念下的持守与超越
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力量的迅速加入，当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各少数民族所喜见的，而有的变化却给他们带去暂时的不适甚至是困惑。种种不适与困惑，多为文化上的反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各民族如何实现文化适应，值得我们认真关注。面对各种文化现象相互介入，相互影响，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都会面临新的适应的问题。只要外来文化对被介入的文化体系没有构成解构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间都会出现双向的适应。文化适应的日常表现往往是一种自在的行为，是一种相互运动最后达成协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关键。民族地区的文化形式多样，适应的内容就会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区内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动体系，尽管经过了历史的磨合，各多元主体之间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谐的结构体，但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看，其民族群体关系也就具有了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就是一种调适的状态。在这种内部调适持续的情况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变了原本的状态，打乱了原有的动态平衡，甚至在外力过大的情况下会导致内部结构暂时的失衡，但原有体系仍在发挥作用，主体性的文化根基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适应、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在面对异质文化挑战、冲击、剌激，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环境时，会或被动或能动地进行调整和适应，这称为文化调适。文化的适应是在整合过程中实现的，在这过程中，对于异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抗拒，对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废弃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个民族和某一区域对于异文化的态度，多少都会有保持各自文化边界的心理，表现为民族认同与区域认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们之间在作用与反馈过程中，先是无序的反馈，再到有序的适应过程，只是时间性元素的多寡影响不一。具体讲，在文化的互动中，作用与反馈总表现为无序与有序的纠缠状态，不断地将无序的作用与反馈导入到有序的系统中来。通常，某一文化体系对外来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简单地做出线性反应，而是透过文化自身的调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种文化，其内部结构都是有序的，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发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馈却不一定是有序的，因为其中既有个人随机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适应初期无序的作用与反馈，以及由此还可能形成新的作用。尽管连续呈现无序状态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适应最终总要达成。文化适应并不是说彼此之间再无界限，而是多种力量关系作用下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表达的生活的常态：徘徊在平衡与非平衡之间。在林老看来，变化不一定导致框架坍塌和社会无序，平衡是生活中的变态，而不断地寻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文化适应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适应是必然的，文化不适应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表现。从现实过程表现看，文化调适主要围绕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变迁这两条线索展开，其结果是对发展着的现状的适应。文化的适应总是在文化互动中得到结果。经过互动，相互进行接触、碰撞和磨合，达成一种有序的适应状态。当然，在这种互动适应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现象，或者促成原有体系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过程，其实质也是适应的过程。文化互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无时不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是不同文化符号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张力博弈的过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适应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构为依托的。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几种文化互动作用之后，会出现一个“次生文化”的问题，即面对文化的变迁，文化互动的双方会以一个“第三者”的形式来协调互动不适的问题。文化适应的过程，尽管存在作用力悬殊，但其过程是双向的。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改变传统社区格局的同时，民族地区元素也在对这种新兴的城镇产生影响，并在某种范围内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对这种具有政府力量主导的城镇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过程多半处于被适应的地位，只是这种被动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坚守。所以，这是一种时间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与超越。
4结语
事实上，民族文化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面对变迁，其适应与否的话题皆与其生活秩序息息相关。工业化、城镇化必然打乱民族社区原有生活的格局与常态，不适的反应必然出现，但只要时间性概念的介入，并进一步把新的生活秩序建构起来，那么基于新的场域性构建，一种适应的逻辑和必须性就无可避免地形成并发挥作用。所以，“工业强省”背景下的城镇化发展，如果坚持生态主导型发展模式，兼顾文化多样性生态保护，那么民族文化适应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作者：刘勇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1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基本现状
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学校都有地方性教材，其主要内容包括当地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一些劳动技艺等。但是，这些教材很少真正进入学校的课堂。也有一些民族地区的学校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开设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侗族大歌、芦笙等。但是，这样的教学活动在民族地区很少见，地方性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和学校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都显不足。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全国其他地区基本一致。
2学校视野下的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少数民族学校在传授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担负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培养本土人才的重要责任。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存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功能缺失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传统文化流失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校文化传承的难度，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其次，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普世性知识为主，忽略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也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有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但仅停留在翻译教材，根本没有涉及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仅仅流于形式。国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导致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2.3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区教育分离
我国的民族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家庭、社区和学校一起发挥文化载体的教育功能的结果。然而，现今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劳动技术的培养，脱离了当地实际生活环境。
3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透视
3.1对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误解
由于课程知识作为国家法定知识过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结果使得乡村社区人民的文化和利益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由于“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城市”与“乡村”、“西部”与“东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地方大民族”与“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列过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家发动的过于强制的“政治运动”或“经济改革”实践，使得西部的、乡村的、少数民族的、小民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标定为“传统的”、“落后的”、“待开发的”、“待发展的”。虽然强调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意义，但是却没能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没能消除学生对本族文化的疑惑和误解。
3.2少数民族本土课程流于形式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容在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大多数是效仿汉族。要改变这一点，第一个难关就是要突破目前教材的一统性，只有做到这一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得以保存，文化传承才得以进行。比如本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天天在用，但在统编教材中却无这方面相应的内容。即使在民族教育中排上了民族语文这一内容，但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来不把这样的课文列为正式课程。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族语文是一根拐杖，学习民族语文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按照这样的理解，民族语文永远是辅助品。归根到底，民族语文还不算一门独立的课程。形成急需用的进不了教学内容，不急用的却塞进了教学内容。
4对策和建议
4.1强化民族认同，重视民族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取决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程度。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包括日常教学以及考核机制等。将民族文化传承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觉意识。
4.2注重本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重视教师作用
民族地区学校具有独特的环境资源、课程资源、师资队伍和普及传播优势，完全有条件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建议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地方和学校课程材料，适当增加具有民族特点的教育内容，使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长。教育实施的主体是教师，应特别注重教师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应为教师提供语言适宜、文化适应的素质培训。有学者认为，教师的价值观改变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教学能力提升，最后是文化反思。教师各方面的发展，为文化传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3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民族地区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必须立足民族主体文化本质，才能真正起到传承民族文化、培养学生文化认同的意义。民族地区学校可以在校园环境、主题文化活动、学生课余活动等方面加入民族文化元素。以学生为主，让其在耳熟目染中接纳本民族文化。
作者：杨志琴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的概念和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定义
(一)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
所谓“话语”本是指一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具体言语行为，亦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的字词、句式。而当人们把说出或写出的语文以体系化的形态表现其属性时，便成为人类认知系统外在的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即产生。在此，作者认为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对象，在其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其具体表现为通过传媒、文教、人文交流、产品流通等形式实现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话语体系不仅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化象征。还是文明传承、文化积淀的集合与总汇，更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由此，作为中华文化基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二)关于主流文化价值观
在定义主流文化价值观前，首先得明确主流文化价值的理论定义。据中国社会学学者艾君的解释:“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方向，能起到教育人、启迪人、鞭策人的作用，主宰并传承着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的文化形态。”因此，该文化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集合与观念评判即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它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血脉———文化，而不是在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范畴内寻求人性的共融。同时，就人类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价值评判的普遍性而言，主流文化价值观并非某一时代或某一社会形态或某一利益集团独有，它所包含的价值观构成与被认知体系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随动于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的强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也应当随动于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构建。
二、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全社会成员共同价值取向的认知结果
从哲学意义讲文化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在文化范畴内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而要评判文化价值的大小首先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流价值观认知系统，并以此为共识设立趋同的主体评判标准，否则作为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只能是功利的。二者的关系是:主体是实践、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则是主体实践、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两者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论运用上，我们把“客体”定义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则是指主流文化价值观指导下的全社会成员。作为客体，我们的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遗产”，说明其具有文化价值属性。要把具有文化价值属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符号”，被欣赏，被流行并加以持久的价值推崇，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只能建立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知系统内，由全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确立主体意识，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并有所作为。同时摈弃绝对以我为主的文化价值观，遵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价值观演变规律。
三、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呈现与现实要求
以史为鉴，大凡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成为原动力，被全世界认同的时候，多是国家处于民族大融合之后的盛世。如:春秋、战国后的秦汉时期，其中以“文景之治”、“武帝极盛”、“昭宣中兴”为代表;魏、晋、南北朝经隋朝短暂过度后进入的大唐时期，其中以“贞观之治”、“开元全盛”为代表;五代十国、辽、宋、金、元之后的明、清(前)时期，其中以“洪武盛世”、“仁宣之治”、“康雍乾盛世”为代表。该三个时期无一例外均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各族源文化相互嵌合，众多民族文化基元构成了当时的华夏文化总体。其最显著的文化表征为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而它多元且日臻成熟的文化价值观内核对周边乃至全世界文化价值取向之影响力巨大。结果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华夏文化成果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形成四方来朝，竞相仿效的国际文化氛围。如今中华文明正当中兴之时，民族团结空前巩固，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历史机遇既为本文命题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又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指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此，我们需要利用好对外话语体系既有平台，加强新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媒介功能，并以此为突破口，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文化价值观的主体意识框架内，主动去适应全球化浪潮。
四、基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上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路径
(一)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为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中有关文化建设的决定，实际上已将对外文化发展战略视为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的定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建立和理顺相适应的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等系统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实践过程中，特别是“两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民委”的工作职责就规定了其有关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起草职能，并负责拟订少数民族事业专项规划等。而“全国人大民委”在参与和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享有议案权、议案初审权、调查建议权和部分监督权。据此，两委在民族文化建设等民族事务方面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与职权，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两委责任重大。
(二)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主要的特殊财政支持有三项:一是补助费;二是机动金;三是财政预备费高于其他地区。国家相应地建立了诸多民族专项资金，如:“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工作经费”、“民族自治地方预备费”等等。而各民族专项资金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资金为打包使用，分散于各项目中，国家预算中未设立专项基金，资金不足及资金分散问题严重。所以，应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专款专用，以解决对外文化发展资金不足及资金使用各自为政、相互挤占文化传播空间的问题。
(三)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
文化传播能力的大小与媒体宣传力度成正比，媒体宣传力度越大相应的文化传播能力也越大，能掌握的话语权必然更多，我们所推崇的文化理念的认同度就愈高。因此，作为主流媒体，部级的传统三大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应一如既往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主阵地。同时，随着我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还应改变原固有模式，从注重对内宣传向对内对外宣传并重方向发展、延伸。特别是，当今新媒体(网络，数字化视频、音频媒介系统，手机信息服务，桌面视窗、触摸媒介等)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模拟化及互动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征突出。由此决定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整合媒体资源，既可提升传统媒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增强自身信息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又能推动新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打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因地域封闭、技术手段落后等原因造成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使之由过去的小众传播向大众传播转化:即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改变，由山地、牧场意识向市场意识改变，由乡村传播向国际传播改变。
(四)探索民汉双语教育新模式
民汉双语教育是指采用少数民族语文和汉族语文两种语文教学的教育系统。虽然中国各民族的交往在语言上“民汉兼通”已有数千年历史，但双语教育政策的正式形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0年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就要求:“培养相当数量兼通本民族语文和汉民族语文的干部。”1984年我国开始在内地设立“西藏班”，后又设立“新疆班”，民汉双语教育受益面明显扩大。但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承接这一发展趋势的人才缺口仍然较大。同时，民汉双语教育只重视语言文字技能的培养不重视素质教育的问题突显出来，提高学生对民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依然是长期延续的、最主要的教学行为;而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的教育不够。所以，民汉双语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培养能熟练使用民汉双语的民族学生，还要注重培养能娴熟运用处于主流地位的族际语———汉语，将本民族优秀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复合型民族人才。
(五)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的能力。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对外汉语教学系统有责任主动去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的现实，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国家文化对外发展大战略的需要。为此，在训练、培养外国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嵌入式进行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不仅要让外国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基本特点，还要明白除汉文化以外，还有55个民族所创造、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先进性，使其在获得正确使用汉语文技能的同时，完成一个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同时，还应加强中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宣传，了解中国这个多民族社会用以管理文化多元性的公共政策，即中国政府推行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政策。进而改变外国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心态，使之更多地理解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发展进程及互为依存、彼此包容的现实状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创立孔子学院(ConfuciusInstitute)的成功实践。截至2013年底，作为“国家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已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20个国家(地区)。如此庞大的孔子学院(课堂)布点优势，对强化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提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输出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对外出口
根据商务部官网数据: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为251．3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额为51．3亿美元。而同年，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就为2．2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外出口的潜力巨大，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出口潜力尤甚。为此，国务院在2014年3月印发了商务部等有关单位起草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出全面部署。要使少数民族对外文化贸易与我国在世界整体贸易中的地位相匹配，还需通过经贸活动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经济的宣传、个性化的展示、交易和物流平台的搭建、现代网络的商业利用等手段，打造出一大批优秀品牌，发挥文化品牌对大众审美的影响作用，从而适应乃至引导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文化服务则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形态多样性、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传承神秘性、认同全民性的特征”，深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方式(注:目前广告宣传服务比例过大)，充分发挥每个民族符号化的个体文化优势，更多地关注其文化价值的对外输出。为此，多举办各种国际性的涵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的，带有展示、交易性质的博览会是有效途径之一。以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为依托，充分利用市场化功能，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及服务与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对接。目前，已有成功的范例，如:1992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亚欧博览会”，2004年开始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2013年开始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三者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建立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
该“中心”是一集合概念，应属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机构。体制上可官方也可非官方还可官民合一，经济效益上可非盈利也可盈利。按其功能划分，可细化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研究中心、翻译中心、咨询中心、培育中心、展演中心、贸易中心以及产业园区、旅游园区、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等等。上述“中心”等机构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对加强其国际传播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已建立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等官方机构，主要从事宏观研究，涵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重大问题等方方面面，且多注重于民族问题的内延研究，较少涉及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输出研究，更少就构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现实平台进行研究。如今我国还没有一家专司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部级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建设的实践上，虽有2002年开建的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银川“中华回乡文化园”等成功案例，但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延发展的需要。
(八)鼓励成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学术团
体和交流协会、促进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目前，经国家有关部门注册、批准的，着重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文化交流、文化保护、文化促进的学术及社会团体已初具规模，如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等等。但上述学术及社会团体多为主旨宽泛，业务范围大而全者，仍然缺少富集少数民族文化基元的、服务对象相对单一的对外传播学术团体和交流协会、促进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尤其是缺少单个民族符号化文化的输出与拓展社团。因此，加强对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输出与拓展意识，降低准入门槛，广泛利用多方面(官方、民间、国际)、多层级(中央、地方、集团、个人)的力量，成立更多指向性更明确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学术及社会团体。既有利于国家发掘和整合55个少数民族的优势文化，又有利于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各国学术界、文化界、商贸界乃至政界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作者：曾路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模式类型
随着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和后现代空间生产特征的凸显，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类型和模式逐渐多样化、复合化。以往关注的几种类型与模式，已远不能涵盖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类型和发展特点。同事，相关研究主要分属旅游管理学与旅游人类学（民族学）两大领域，学科泾渭分明，鲜有交合。基于此，笔者尝试从空间生产视角，根据民族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存在及被旅游利用的地理空间形式，将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模式确定为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旅游空间异地生产3类，每一类空间生产模式亦可涵盖诸多类型，几乎所有的民族旅游类型都可包罗其中。Page认为，研究者理解旅游现象本质的方法是系统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将现实世界复杂的旅游活动合理化和简单化，并用很多强调旅游内在联系的要素来表示。③本文通过建立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进行研究。该系统由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系统、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系统、影响因子系统4个子系统构成。主体、空间、过程、影响因子既是统一体系统构成与运作的优秀要素，又是统一体系统分析的4个基本维度。其中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包括文化保护传承主体（民族文化持有者、旅游社区、文化保护社团）、经营主体（旅游开发企业、旅游从业人员）、观赏主体（旅游观光者）、政府主体；影响因子系统包括政策、制度、环境、人才、资源、市场、媒介等因素；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系统即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空间生产系统，包括旅游物理空间、旅游景观符号空间、旅游参与体验空间；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系统指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状况和过程。模式类型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多元化的具体实践中，探寻一般规律和最有可能实现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创新模式。云南作为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类型。笔者选取了5个涵盖原地、本地、异地3类旅游空间生产模式，以及国内民族旅游主要类型的代表性民族文化遗产旅游景区作为研究个案。①
二、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主要模式类型的特点及比较研究结论
（一）不同模式类型的特点及其创新性
西双版纳傣族园，属于民族旅游特色村与新农村建设一体化、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类型。剧场化旅游空间与生活化旅游空间的并存是其特色。竹楼民居建筑环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展演、特别是“傣家乐”旅游特色经营户的涌现，使游客与村民全面接触，村民的部分私人生活空间转换为旅游公共空间，为游客提供了原真性的文化体验，与旅游公司主导的剧场符号空间形成互补。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通过以民族文化持有者自身为主、包括基层政府、旅游公司多主体参与的生活化旅游空间的生产而得以保护利用，则是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类型的创新性所在。丽江大研古城，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一体化、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类型。丽江大研古城的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系统可分为两个层级：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利用层级，囊括自然风物、历史文物古迹、纳西传统民居、广场民族歌舞打跳等景观与民俗文化氛围；另一个是旅游企业、民间文化社团主导生产的旅游空间节点层级，它以东巴纸坊、纳西古乐厅、纳西喜院、雪山书院等景观符号与参与体验空间为标志。强大的政府支撑和政府与民间相辅相成的层级结构，是城市型世界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的突出优势。楚雄彝人古镇，属于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旅游地产社区一体化、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模式—后现代旅游地产社区类型。彝族文化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和公民权的标识，通过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后现代古镇强大的包容性和吸附力，催生了广泛多元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主体，从政府到民间文化社团、彝族群众，乃至城镇各民族，都以此为民族自治地方文化标示和文化保护传承场，自觉参与到文化旅游与文化保护之中，凸显了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主体地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旅游地产社区类型，在借助后现代的城市景观建设进行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创新意义。丽江玉水寨，属于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一体化、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模式—民族文化传承基地类型。玉水寨东巴文化旅游景观生产的特点，一是对以前仅局限于东巴经书的主要神灵和祖先形象通过壁画、雕塑等形式进行了开创性的符号化生产，使其走向世俗社会，对东巴文化精髓起到弘扬和传承的作用，同时极大丰富了文化旅游的内容和形式；二是该景点作为东巴文化民间传承保护基地，利用景区与传统民族村寨邻近的地理优势，创造性地开展“景区＋东巴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确保真实民间民俗活动成为文化旅游展示主要内容。以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性与旅游展演的真实性为前提，谋求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良性互动，是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承基地类型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云南民族村，属于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一体化、旅游空间异地生产模—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类型。民族村积极引进和培育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主管部门滇池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向政府部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目。这种由景区及其主管单位共同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的机制，云南省独此一家。“博物馆＋民族村寨”的展陈形式与“主题公园＋地州民族地区”的合作运行模式，是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功进行较大规模民族文化遗产异地集中保护利用的创新。
（二）通过旅游空间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
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3）所具有的文化旅游资源本真性强，在整体、动态的保护利用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处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1），因“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空间格局，而具有吸纳民族文化持有者及多元保护主体的强大包容性，这是其突出的优势。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27）在集中展示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及旅游景观、旅游产品生产方面体现出较强的文化旅游产业水平。就旅游空间系统整体而言，3种空间生产模式类型都具有“优秀景观（区域）＋民族传统文化区域”这一共同的空间结构特点；注重以文化持有者主体为中心的“旅游—生活空间”的营造和建设，是所有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发展的共同趋向。不同的是，不同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民族传统文化区域的文化真实性、空间范围及其与优秀景观（区域）的结合度不同。
（三）通过保护利用过程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
3种模式5种类型的过程系统，都表现出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时代特点。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51）对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发展与宣传弘扬的效果较为突出，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互动效果表现优异。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4）的保护主体以文化持有者主体与开发企业、基层政府部门为主，较为单一；而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和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4）的保护主体则较为多元化。
（四）通过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与影响
因子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9）由于在民族文化原生地进行景区建设，涉及管理开发单位与社区居民（原住民）之间、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景区规划建设之间的利益协调，所以利益相关者较为复杂。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9）和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24）均属于旅游企业主导开发的自主新建实体，它主要受到市场、旅游企业自身规划与管理运作模式、文化持有者参与因素等影响，其利益相关者较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简单，社会效应表现较好。
（五）通过创新性比较得出的结果
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创新性和发展优势（均值3.92），较其余两种模式差。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在创新性和发展优势方面表现突出（均值4.39），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次之（均值4.37）。
（六）通过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整体效应比较得出的结果
一是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的评价值与系统综合社会效应成正比，评价值越高，系统的综合正效应越强；反之亦然。二是各子系统评价值的差距大小与各子系统之间的力量强弱成正比，各子系统评价值的差距越大，其相互之间越不均衡；评价值越高的，其积极作用越大，反之亦然。基本结论是：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在空间系统、过程系统、影响因子、创新性等方面均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其总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正效应非常突出（均值4.40）。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与其差距不大，各子系统及总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应均较理想（均值4.31）。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虽然总的社会效益尚好，但与前两种模式类型形成较大差距（均值4.02）。由此推断，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应该是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创新模式的理想类型。保证景区内民族民俗动态展演的真实、保持景区与原生民族村寨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展示合作关系，是创新模式的突出特点和关键所在。
（七）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共性问题及特点
比较研究揭示出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如因民族文化遗产持有者主体与文化保护主体分离而导致文化失真、主位与客位的价值认知差异等。有学者提出，“保护主体”与“遗产主体”分离悖论的形成，是由于遗产化过程中的“权利失衡”导致的。①此外，还与景区规划设计与呈现民族文化遗产的方式手段、游客的文化背景及文化需求等因素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不少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内部东方主义②往往成为旅游策划者与部分游客不自觉的视角，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性被视作“落后”，成了卖点。多点民族志研究揭示，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具有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文化遗产的符号化生产，是由文化遗产本身文化与经济（资源）的二重属性决定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符号化生产，是旅游规划设计、少数民族族性展演与游客文化体验三者互动的结果，是在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再现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文化再生产，是利用历史古迹、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传统手工技能等文化资本，制造旅游产品、实现经济价值的商品化生产与社会化生产。它意味着文化意义、价值观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固定地附着于模式化的物质实体，并生产出旅游消费社会广泛认可的遗产“符号”。因此，它使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遭遇模式化、碎片化、空壳化、庸俗化及脆弱性之危机。①伴随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越发明显。
三、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
（一）民族文化遗产的性质及保护利用效果的评价标准
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与产物。人与环境是文化产生的两个优秀要素。就民族传统文化而言，民族文化持有者是传统文化生产的主体；民族传统生活是民族传统文化生长的原生境。对于景区内以旅游景观形式呈现的民族文化而言，其已脱离了文化本来生长的原生境。按列斐弗尔有关空间生产的理论，②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从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到旅游消费空间的转变，其实是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space）或生活的空间（thelivedspace）到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ofspace）和构想的空间（theconceivedspace）的过渡。前者是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完整的空间；而后者体现旅游景观符号系统的制造与呈现、旅游产品舞台化再现与产业化开发，是游客参与体验的主要空间。笔者认为，在文化旅游背景下，只要有民族文化持有者的参与，民族文化旅游景观就并非是无根的移植文化、模拟文化和纯粹的人造景观。这种真实文化主体与旅游景区环境共同构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可称作民族文化的次生境。作为旅游景观形式呈现的民族文化，可以理解为是在文化次生境中被不断再生产的民族文化。以民族歌舞表演为例，民族歌手在传统民歌曲调的基础上将不少歌曲翻译成汉语演唱，或嫁接了现代生活内容。以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保护为例，各种景区手工作坊所生产的旅游商品，虽传承体现了民族传统工艺技法，但在商品内容及形制上却融合了当下旅游市场的需要与游客现代审美需求。对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果的评价，应与文化原生地有所不同：因为其被卷入了旅游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无法避免地被打上了文化商品化、景观符号化与产业模式化的印记，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文化遗产实现文化价值的前提条件。文化旅游背景下的民族文化遗产，由于受大众传媒、市场经济、文化旅游产业、旅游开发企业的规划与管理运作模式等诸多因素影响，其文化本真性③及价值的判定、文化诠释的权力还在于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自身。即便旅游场景下的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舞台化的真实，成为一种“产品”，但只要原住民群体珍视它们，并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来制定合适的商业规则，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产品具有真实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旅游导致的商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破坏，关键在于规则的建立。④那么，文化旅游背景下评判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果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激活民族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事实上，文化遗产旅游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提供了传统生活与现代经济密切结合的、文化再生产的机会。民族文化遗产充当了旅游资源与资本，通过旅游市场实现了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旅游消费空间所展现的民族文化保护利用主体不再单纯，除民族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文化主体）外，还包括景区企业精英（专业规划人员与文化专家），甚至还包括各类官方与民间的文化保护机构和个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再生产。当民族文化遗产被旅游产业制造成一种社会化的景观而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时，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会被社会认知和接受，那么，一种少数民族主位保护与客位（社会大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社会氛围就会逐渐形成。虽然文化持有者作为优秀主体，有被旅游制度与旅游企业安排的被动一面，但也有参与文化再生产的能动性、创新性的一面。从文化遗产保护效应看，遗产旅游体现了民族文化遗产的现实价值、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发展中保护的理念。
（二）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
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利用与保护，包括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及文化遗产在旅游利用背景下的可持续保护两方面。基于多点民族志的初步研究，笔者认为，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有二：一是须遵循文化旅游产业与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规律。民族文化遗产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与价值，其经济价值只有通过旅游商品化与产业化才能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市场调节；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确立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需要政府扶持以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网络。二是民族文化遗产只有通过利用重新诠释其文化本真性、体现遗产价值，才能获致持久的生命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与活态旅游景观建设，应是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良性互动的优秀内容。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存在于民众的生活当中，而且还要随着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发展与创新。JamesClifford指出：“不能将本真性定义为一个被抢救的过去。相反，本真性应被重新建构为一种立足当地、存在于当下、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活动。”①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旅游的优秀内容，其本真性是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生命力的基本保障。方李莉提出，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应该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其变成新的文化的一部分，创新是一种更深刻的保护。②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意义，就在于借助文化旅游这一平台让民族文化遗产通过价值和功能的体现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三）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主要途径
重建“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推广“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创新模式，是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主要途径。基于5个代表性个案的比较研究，笔者提出“旅游—生活空间”概念。空间是主体性存在与策略实践的场所。“旅游—生活空间”是探讨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优秀概念。其包含符号化、剧场化的旅游景观空间与生活化的旅游空间（向游客开放的少数民族真实的民俗生活空间）两个层次，亦指以游客为优秀主体的旅游空间，以及以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为优秀主体的生活空间的交融并置。符号化、剧场化的旅游空间以符号生产、舞台展演、模拟再现为标志；生活化旅游空间以民族文化持有者及其真实的民俗生活为标志。③研究表明，不论哪一种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其民族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与保护，往往表现出剧场化旅游空间与生活化旅游空间相互交融的结构特点与发展趋势。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效果，与“旅游—生活空间”的强弱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旅游—生活空间”的强弱，意味着民族文化持有者主体能动性、参与性的强弱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生命力、价值感的强弱，还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活态保护传承有着直接关联。这些直接关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基础与效果。要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就要进行“旅游—生活空间”强大文化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建设。“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重建，实质是对旅游利用—保护统一体系统进行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原则的重构，必须对不同子系统、特别是不同层级的旅游空间施行不同的建设策略。关键在于，通过广泛吸纳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民间文化社团及社会民众的参与，保证景区内民族民俗动态展演的真实，保持景区与原生民族村寨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展示合作关系，体现文化持有者的能动性与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多元性，同时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传承与旅游市场化利用。由于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具有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重建的意义，还在于抑制过度的符号消费，发展体验经济，保持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比较研究表明，“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是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创新模式的理想类型，应得到大力推广。
（四）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保障机制建设
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运作保障机制，应包括主体系统协作机制与风险防范机制。主体系统协作机制的建设，应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关键在于两个度的把握。一是文化保护传承主体（民族文化持有者、民族旅游社区、民间文化保护社团等）的参与度。由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和文化商品化过程常常由来自当地社区之外的文化掮客和旅游企业家发起，所以可能引起“外部公众”主导，外来人对当地人和当地文化资源的掠夺。①外部公众主导意味着内部文化主体的缺失。这种情况在多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中都存在。所以，重视民族文化生境的培植，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旅游业发展的综合素质和各项技能，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在旅游开发中的应有权利，是主体系统协作机制与旅游资源风险防范机制建设的优秀内容。可以采取如下渠道和方式：如培养提升旅游地社区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能力及思想观念；开展文化传习馆、博物馆、民间艺人等实体性保护工作；建设民族文化数据库信息系统；筹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基金；建设民族文化培训教育传承机制等等。二是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一方面，地方政府扶持的重要性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密切相关。尤其是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类型的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其景区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往往与当地政府的社区管理职能交叉，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最大。另一方面，国家行政机构的优秀管理职能是指导、协调、监督和提供公共信息，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职能重心是不同的。经合组织（OECD）旅游委员会认为政府参与旅游也可分为4个阶段。尤其是对于人文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在旅游开发初期，政府的强力介入通常是必需的。②政府的规划指导与管理协调，应坚持4个基本准则：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有机结合；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避免文化遗产资源的失真与过度利用；加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利用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宣传，建构民族文化保护多元主体网络与体系，营造全社会参与保护的氛围；引导建立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对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地所在传统民族社区进行经济补偿，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各项技能，保障当地民族文化持有者在旅游就业方面享有优先权。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应侧重从旅游系统角度进行，要综合考虑资源评估与规划、开发与营销等不同阶段。资源评估与规划阶段，首先要对民族旅游地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现状、特征、类别、规模、潜力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与评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属于以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为出发点的限定性旅游。旅游规划应强调民族旅游地（景区）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理想的民族旅游规划，可参考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多元模式类型比较分析的结论，尽可能选用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最好是民族自治地方），选择在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民族村寨）附近进行景区、景点建设，兼顾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原生境的维护和标志性旅游符号公园景区的建设，使两者在地理空间上既有区隔，又有连通，保持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旅游开发合作关系。传统的民族村寨可通过适量农家乐形式为游客提供食宿基本服务，开展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满足游客的深度文化体验。公园景区内则可考虑“一个景区，多种场景”的尝试。爱德华•布鲁纳（Bruner）通过对肯尼亚玛赛人的同一族群、三种场景的案例研究，认为在发展旅游产业中，可利用差异化营销方式，针对不同的游客，发展不同的旅游场景。③以此满足一般性旅游观光或后现代旅游等多种需求。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营销而言，“政府＋企业＋社区”的股份合作制模式较为理想。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能充分发挥旅游产业链中各环节的优势，保护本土民族文化，从而避免过度商业化，增强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为民族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奠定基础。此模式各级职责分明，资源管理中的责、权和利明确，有利于激发各自的潜能。股份合作制形式，利于把资本与劳动力联合。这种合作方式尤为适合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④在合作初期，地方政府的参与可为民族旅游社区获得公平权益保驾护航；但当民族旅游社区发展到具有自主参与旅游经济活动的能力时，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转向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引导与管理。营销方面，可实施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同时推进以高科技为支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展示密切结合的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模型化、数字化运用。还可结合当地资源开发探险、科普、农业观光、花卉、水景、森林等新型民族旅游辅助产品，寻求产业集群、区域联合、复合多元的发展之路。
作者：桂榕 单位：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一、加拿大获奖动画短片中的文化融合
如今，人们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然而实际上“民族的”有许多时候并非完全是“世界的”，而有许多代表民族特色的文化特征。针对拿加拿大而言，由于加拿大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影响，促使其国家文化当中含有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独特的多元文化结构。加拿大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曾经受到英国教科书式培养模式的影响，加之其与北美大陆相邻，因此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较大，长此以往，导致加拿大形成了“英国家长姿态以及美国平等主义思想”双重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并表现出选择吸取两国中有利于加拿大自身发展的特点———有英国的温文尔雅却没有刻板严谨，有美国的包容大度却没有放荡不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的移民逐渐增加，其迅速接纳和融合了各国的文化特点，并逐步实现了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状况。分析历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1985年获奖作品《猜谜游戏》（Charade）是加拿大的一部典型代表作品，其导演约翰•明尼斯通过动画短片呈现出的就是加拿大的文化融合精神，通过《猜谜游戏》（Charade）这一作品，作品里包含有多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内容，营造出丰富多样的镜头画面，并巧妙地搭建出适宜的戏剧表演舞台，其中的三位猜谜者如同普通观众一般，好似观看舞台表演的观众一样坐于台下，而站在舞台上表演的出题者，其行为动作均表现出“卓别林”式极度夸张、幽默以及无厘头的表演风格特点。而弗莱克•罗夫茨的动画短片作品风格则与约翰•明尼斯完全不同，其作品里更多是灰色基调，体现的主题也大都悲观晦涩，其原因与导演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因为在弗莱克•罗夫茨移民加拿大前曾经在早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匈牙利过着充满危机和无奈的生活。其作品《苍蝇》（The Fly）以一只苍蝇的独特主观视角观察世界，作品影射暗示的就是匈牙利人民的无奈生活状态，即使人们再低调做事安分守己，也不会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自发生匈牙利事件后，俄罗斯对其给予“高度重视”，然而正因这种“高度重视”，使得匈牙利更加无法主宰国家的命运和发展道路。弗莱克•罗夫茨以一只苍蝇的命运侧面反映了匈牙利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命运———那就是危机四伏，面对现实无法改变而只能哀叹无奈。
二、美国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幽默风格
动画短片中如果提出“幽默”这一词汇，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马克•吐温（Mark Twain）作为美国著名作家和演说家，就是世界文学史上典型的美式幽默代表人物之一。美式幽默风格相对直白夸张，对比里透露着讽刺意味，苦闷里渗透有乐观精神，其与美国开放式的文化思想具有密切关联。陈清在《影视动画艺术》一书中提出：美国动画作品喜欢通过幽默的形式承载美国开放式、自由化的文化精神，且作品的结局大都是大团圆式圆满收场，极少有悲剧性动画作品。美国动画作品中的幽默风格更多以对视觉、听觉等感官娱乐的直接刺激加以实现完成。1984年，在第56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评选中，美国的《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获奖，其也是美国式幽默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胆使用时任美国纽约市长之形象，动画作品的内容则直接表达了大都市社会里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现实，和人们宁可“头破血流”也想在大都市里奋斗开创一番业绩的实际情况。该现实在让人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以希望和憧憬，虽然失败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人们仍从未丧失前进的信心和勇气。《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以美国式幽默风格营造出别样的氛围形态，让观众的内心深处挣扎在矛盾之中。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对未来的美好梦想，然而在实现梦想过程中却会荆棘丛生。该动画作品里的粘土人物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极其强烈的共鸣与感受，好像奔走于美国纽约街道巷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眼前所面临的磨难与坎坷，也会让我们感到彷徨无助。然而该动画作品里却充满了美国式幽默所蕴含的乐观情绪，使人们在追求成功时充满了动力，在实现理想过程中满怀信心与勇气。可以说这种建立在忧郁氛围里的美国式幽默更能引人入胜，动画短片在让观赏者感到无助和无力的同时，又以幽默的方式实现了自我调侃以及缓解的作用。
三、欧洲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古典传承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就在欧洲，可以说欧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在欧洲动画领域，专家学者们试图更深层次地挖掘出动画所能蕴含的文化性以及艺术性，从而通过多种方法达到动画艺术和现实的间离效果，从而让动画作品能够代表人类生活之哲理寓言存在。欧洲艺术自古以来都是古典与优雅并存，凄美与浪漫同在。第59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希腊悲剧》（Een Griekse tragedie／A Greek Tragedy），是一部充满欧洲悲剧色彩的典型代表作品。尼克尔•凡•歌德姆（Nicole Van Goethem）导演以“希腊悲剧”直观地表现作品主题，使该动画短片的悲剧情怀显而易见地加以体现。该动画作品表面上看画面比较随意，并且夸张搞笑，然而实际上所有画面都渗透着悲凉的意味，这部看上去荒诞幽默的动画短片，却有着深远而沉重的主体思想，从而形成了反差强烈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一句对话没有，只是通过三位女神的行为向人们讲述酿成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观点：悲剧的摹仿方式主要借助人物之行动，而并非借助叙述。作品中的女神初始阶段能够坚守责任，随后却放弃了历史去追求自由，通过这些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品里蕴含的悲剧色彩。此外，《希腊悲剧》里展示的宿命论还完善传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特点，作品里的主人公在面对袭来的斧头这一外界不可抗力时，选择无奈地顺应命运安排，观众在宿命面前通常会同情三位女神应该放弃遗迹而去追求自由，无论三位女神是否选择抗争，观众都能体验到历史终将消失的遗憾和悲凉。
四、东方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含蓄表达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其根本区别就是保守与开放的区别。东方文明典型而含蓄，而西方文明直白而狂热。在动画领域中，日本动画文化低调而含蓄，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受日本文化影响，在日本动画作品中往往拥有浓郁的唯美情结，民族悲剧意识以及人文精神，其和日本文化息息相关。在2009年的第81届奥斯卡评选中，获奖动画短片《回忆积木小屋》（The House of Small Cubes）就是一部日本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该部作品从内容到画面无不彰显着日本特点，整个故事也能给人以日本低调而含蓄的感受。关于作品里出现的环境问题，虽然短片给予了展示然而却并未开展讨论，仅作为大环境加以展示。然而许多观众对此却留下了想象和议论空间。导演加藤久仁生（Kunio Kato）通过隐晦方式提出的这一问题，又不进行探讨，由此也可看出导演身上所体现的忍者精神。日本最为有名的武士精神，世人皆知，而在武士道精神里，最重要的当属“忍”字，忍者也成为日本的一个代名词，忍者既有身体和精神上创伤的隐忍，也有对现实世界的艰忍，该部作品里的老人身上即体现了忍者精神，当其面对海水上涨威胁自身生存时，并未反抗或者治理，而是逆来顺受的隐忍，采取不断架高房屋的方法，其代表了日本民众的缩影形象，艰难地生存在环境的反噬里。
五、结束语
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都是各国各民族的特色作品，动画短片又以其丰富的艺术形式及其内容体现着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特点。相信，通过各民族艺术特点的碰撞融合，定会产生良性的化学反应，为奥斯卡动画短片发展增添更多活力和内容，其代表着艺术的探寻与探索，也代表着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美好愿望。
作者：王余烈 赵晓艳 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一、系统描述
本系统由音频信息编目录入、音频编目信息管理、音频修复操作等组成。系统管理人员负责维护系统内部用户账号的信息的管理、数据字典信息的管理，系统内数据检查与清理工作。其中音频信息编目录入人员使用音频资料编目子系统对数字化的音频文件以及文件相关信息进行采集、录入，建立编目信息数据库，为日后修复与应用提供数据信息资源。音频编目信息管理人员使用音频资料编目子系统对采集的音频文件以及其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录入。完成后编目信息使用导出功能将数据信息与文件导出到修复子系统进行修复操作，完成修复的文件与数据使用导入功能将其导入到编目系统中，将完成编目操作与修复操作的音频资料以及文件以数据导出的形式导出到应用子系统中为音频分析人员提供分析的资料。音频修复操作人员由修复系统获取原始音频文件，使用音频修复功能对需要进行修复的音频文件进行编辑、修复、降噪处理，使用多种不同的降噪算法，通过调节参数的方式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分离其中的噪声信号。最终输出修复完成的音频文件以及相关的格式转换文件，修复以及转换格式由独立运行的音频修复工具完成。音频修复信息管理人员使用音频修复子系统来掌握音频修复的进展情况，使用数据导入功能将编目系统中导出的数据以及文件导入到修复子系统中供音频修复操作人员使用，利用数据导出功能将修复完成的音频修复信息与修复文件导出到编目系统中。音频分析使用人员和音乐历史研究人员使用音频应用子系统对系统内丰富的音频资源进行查阅，按照所分配的不同权限开放片段试听、完整试听、文件下载等多种功能。音乐爱好者访问音频应用子系统对自己所感兴趣的音频文件资料进行查阅，并根据不同的权限开放片段试听或完整试听。
二、系统功能模块简介
本系统包括编目子系统、修复子系统、应用子系统、系统管理等4个子系统。
（一）音频编目子系统
提供珍贵音频资料的编目信息的维护和管理功能，主要功能包括：
1.编目信息管理
编目信息管理分为专辑信息管理、曲目信息管理、责任者信息管理。专辑信息管理主要对音频资料中的与专辑相关的信息进行录入与管理。专辑信息包括名称、分类、出版号等专辑基本信息、专辑封面、封底、盘芯等专辑图片信息、专辑内曲目记录信息。曲目信息管理主要对音频资料中与曲目相关的信息进行录入与管理，曲目信息包括曲目名称、交替名、长度等曲目基本信息、曲目作曲者、演唱者、指挥等曲目责任方式信息、原始音频资料以WAV文件格式进行保存曲目原始音频文件、由修复系统导入到编目系统中的修复信息曲目的修复信息。责任者信息管理主要对音频资料中的责任人信息进行录入与管理，责任人是指在曲目的创作或演绎过程中对曲目发生影响的人员与组织，责任方式包括作曲、作词、演唱、伴奏等。责任者信息包括：分类、生平介绍等责任人基本信息。
2.编目信息查询
对编目信息的专辑名称、曲目名称、责任者名称等信息字段进行查询，以查询了解信息的编目情况。查询结果包括专辑编号、专辑名称、专辑类型、专辑中所属曲目数量、唱片采集时间。查询字段分为按专辑名称，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名称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编号，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编号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分类，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分类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源载体分类，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源载体分类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出版年代，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出版年代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专辑关键字，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关键字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按出版编号，显示专辑数据表中出版编号符合关键字的专辑记录。查询曲目，查询结果包括曲目所属专辑、曲目编号、曲目名称、曲目音频播放长度、乐句。按曲目名称，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名称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编号，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编号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乐句，显示曲目数据表中乐句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录制年代，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录制年代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关键字，显示曲目数据表中曲目主题符合关键字的曲目记录。按曲目所属专辑名称，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名称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属曲目记录。按曲目所属专辑编号，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名称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属曲目记录。按曲目所属专辑分类，显示专辑数据表中专辑分类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属曲目记录。按曲目的责任方式，显示责任方式数据表中责任方式分类符合关键字条件的所有曲目记录。查询责任者，查询结果集包括责任者名称、责任者编号、责任者类型、责任者责任曲目数量。按责任者名称，显示责任者数据表中责任者名称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按责任者编号，显示责任者数据表中责任者编号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按责任者类型，显示责任者数据表中责任者类型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按责任者责任方式，显示责任方式数据表中责任方式类型符合关键字的责任者记录。
3.数据导入与导出
编目数据导出：将编目系统中完成编目录入的音频资料信息通过自定义的数据文件与文件复制的方式由编目系统导出到修复子系统中。编目导出的信息数据包括专辑资料信息；专辑图片资料信息；曲目资料信息；曲目音频文件信息；责任方式资料信息；责任者资料信息；数据字典信息。其中专辑记录通过专辑编号与专辑图片资料、专辑曲目资料相关联；曲目记录通过曲目编号与曲目音频文件信息、责任方式信息相关联；责任者信息包括所有导出曲目中责任方式关联的责任者记录；数据字典信息的所有记录。编目相关导出文件包括：原始音频文件；专辑图片文件；责任者照片文件编目数据文件导出的人工处理过程：编目系统中导出文件将生成一个文件复制脚本，编目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文件服务器中，手动运行这个文件复制脚本将需要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移动存储设备中，再复制到修复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修复数据导入：将修复系统中完成修复的音频文件导入到编目系统中进行管理。修复系统导出文件包括修复完成音频文件、转换后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音频文件等。数据导入时首先备份数据库数据，当导入出现问题中断时恢复所备份的数据库，当导入操作全部结束后清空备份数据库。修复系统中导出文件存储在移动存储设备中，编目系统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手动将导出的文件复制到编目系统的文件目录结构中。应用数据导出：将在编目、修复系统中完成的编目信息与修复后的音频文件通过自定义的数据文件与文件复制的方式由编目系统导出到音频应用子系统中，供用户查询、试听、下载使用。应用数据文件导出的人工处理过程：编目系统中导出文件将生成一个文件复制脚本，编目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文件服务器中，手动运行这个文件复制脚本将需要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移动存储设备中，再复制到应用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
（二）音频修复子系统
提供待修复音频资料的音频文件下载、音频修复信息的维护和管理功能，主要功能包括：
1.获取待修复音频文件
选择由编目系统导入的编目信息中的曲目文件，下载到音频修复模块中进行修复。
2.音频修复
解析音频文件，得到WAV文件的编码格式、采样率、采样位数、播放时间长度、采样数据等信息。根据解析的WAV文件信息将文件中的采样数据信息转化为波形图进行显示，可以对波形进行放大、缩小等操作以便能更好地观察波形的变化。对选择的音频段进行播放，试听音频处理的效果，包括播放、暂停、停止、循环播放等。允许用户对音频文件进行剪辑、复制、删除操作，以达到修复音频文件的目的。设置修复过程中所需要的参数，包括修复音频段的范围、时间长度、噪声信号消除的程度、所使用的比对噪声样本等。对音频信号进行自动噪音扫描以标示音频信号中已知的噪声种类与具体位置，并提供相应的降噪方法与参数配置，并且可以自动完成对噪声的消除。音频降噪修复操作，使用系统提供的修复算法通过人工选择或自动执行两种不同形式的处理将原始音频文件中的噪声信息最大幅度的降低甚至完全消除，需要消除的噪声类型包括爆点噪声clicks噪声、低频长脉冲信号、宽频hiss噪声等结合修复的过程将修复中所选择的修复方法与参数信息保存到修复专家模版中。在对参数进行调整时可以随时试听使用当前参数所能达到的降噪效果，以便进一步对参数进行调整。同时也可以试听消除的噪音信号，以确保在消除噪音的同时对乐音信号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对于一批有相同噪音问题的音频文件使用一种专家模版，批量的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以消除降低噪声信号。修复多个版本音轨之间的比较操作，自动生成音频信号性能数据信息如信噪比、音频信息等信息数据项。修复完成后对修复的音频文件输出，可以输出多种不同的格式，结合应用的需要输出试听使用的音频片断文件。
3.保存修复完成文件
上传音频修复相关文件包括修复后的音频文件、转换的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的音频文件，并记录修复的过程信息，如修复人员、修复方式、修复起止时间、修复完成后鉴定意见等信息。
4.修复信息查询
对修复系统中的编目信息进行查询确定修复的原始信息与文件，对修复信息如修复曲目名称、修复时间等进行查询，以确定音频修复进展情况。
5.数据导入与导出
编目数据导入：将编目完成的数据信息与原始音频文件导入到修复子系统中为修复系统的修复操作提供修复对象。数据导入时首先备份数据库数据，当导入出现问题中断时恢复所备份的数据库，当导入操作全部结束后清空备份数据库。修复完成数据导出：将修复完成的音频文件与修复记录导出到编目系统中进行管理，最终进入应用子系统中，修复系统导出文件包括修复完成音频文件、转换后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音频文件等。修复数据通过自定义格式的数据文件导出后再由编目系统的数据导入功能解析导入到编目系统的数据库中。修复导出的信息数据包括：曲目修复资料信息；修复曲目音频文件信息。修复完成数据导出中人工处理过程：修复系统中导出文件将生成一个文件复制脚本，修复系统管理人员登陆到编目系统文件服务器中，手动运行这个文件复制脚本将需要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移动存储设备中，再复制到编目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
（三）音频应用子系统
主要是利用编目子系统和修复子系统中的信息，为音频分析使用人员与音频历史研究人员等人员提供通过查询的方式访问编目信息或者修复信息的功能，并根据所赋予的权限对修复后的音频文件进行片段试听、完整试听、下载等。
1.信息查询
对系统提供的音频资料信息进行查询，使用可在结果中进行查询的方式不断逼近所需查找的目标。查询分类包括：按专辑进行查询、按曲目进行查询、按年代进行查询、按责任者进行查询、按乐句进行查询等。当查询结果为曲目记录列表时，显示的列表中根据用户的权限显示下载与试听操作按钮，点击“下载”按钮，由用户选择希望下载的音频格式，下载用户所选择的曲目音频文件；点击“试听”按钮，通过在线音频播放器播放由用户选择的音频文件，使用格式为WMA的音频文件进行播放。
2.音频文件下载与试听
对查询得出的结果，系统提供片断试听、完整试听、与曲目下载多种形式，对于一般访问用户只提供片断试听，经过权限认证的高级用户可以提供曲目的完整在线试听并可以提供曲目音频资料下载功能，系统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可选择提供多种音频格式文件进行下载。
3.数据导入
导入应用数据包括编目信息、专辑图片文件、修复完成的音频文件、转换后各种格式文件、试听用音频文件等。在进行数据库导入前首先备份数据库信息，等数据库导入操作全部完成后，清空备份的数据库，如果在导入过程中发生意外中断，使用备份的数据库记录恢复应用子系统中的数据。应用数据导入中的人工处理过程：编目系统中导出文件存储在移动存储设备中，应用系统管理人员登陆到应用系统的文件服务器中，手动将导出的文件复制到应用系统的文件目录结构中。
4.系统管理
对系统内的用户信息、数据字典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并对系统在数据导入导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垃圾数据进行清理操作。
5.数据检查
在各个子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垃圾进行，即文件与数据库记录没有关联的，长期存在占用系统资源，所以需要进行数据检查对其中的垃圾数据与垃圾文件进行清除释放系统资源。检查时主要检查一下数据记录与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之间的关联是否正常，专辑所属图片信息中的图片所在路径中该图片文件是否存在，曲目所属的音频文件信息中音频文件所在路径的音频文件是否存在，责任者信息中的责任者照片文件所在路径的图片文件是否存在。检查后的操作：当数据信息中记录的文件在文件系统中不存在时，提示用户文件缺失，显示缺少的文件列表，由用户通过文件复制的方式手动完成文件的恢复；当文件系统中存在的文件在数据信息记录中没有相应的关联，提示用户是否转移这些文件，转移用户选择的文件，删除其他文件。
6.用户管理
对系统的用户信息进行管理，包括新增、修改、禁用等操作，为不同等级的用户分配不同的用户权限，限定特定用户所能操作的系统功能。
7.数据字典管理
对系统中所使用到的数据字典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包括新增、修改、删除等操作，通过编目系统中的数据导出功能进入到修复系统与应用系统中使用。
三、结语
目前，“云南民族文化珍贵历史音频资料修复与数字化保存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研究组借鉴国外先进的唱片管理模式，专门采购了无酸纸唱片保护封套，替换原来的塑料薄膜套牛皮纸封套，有效防止唱片不被酸性物质侵腐和虫蛀，对原盘进行了科学化的保护。云南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历经沧桑，积淀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音响遗产尤其丰富。我们在解决了技术难关后，制定出云南珍贵历史音频文献处理与保护技术标准草案，计划建成一个服务云南乃至全国的珍贵历史音频资料修复与数字化保存产业基地。今后，除了不断维护该信息系统的数据更新外，并据系统运行的情况，对系统进行适当修改，以适应新的要求，以及纠正运行中发现的错误，使系统能正常工作，而且还可以使它扩展功能，提高性能。从技术角度将继续对云南民族特有音乐定向研究与应用方面的最新技术进行研发，在音频资料物理清洗修复，以及音响档案数字化长期存储与传输技术方面展开研究。通过对云南民族文化濒危珍贵历史音频资料的修复与数字化保存操作实践，研究出切实可行的物理修复工艺流程与相关硬件设备配套建议，建立起一套符合音乐艺术特有心理、审美心理学的云南特有少数民族音乐的科学评价体系。
作者：刘洪健 李小明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
一、孔雀舞的起源
傣族人对孔雀的崇尚与喜爱由来已久，视孔雀为吉祥幸福、美丽善良和智慧的化身，孔雀舞历史悠久，在傣族甚至全国都深具广泛的群众性。关于孔雀舞的美丽传说，一千多年前的傣族民间就流传着很多种不同的版本了。传说中，孔雀并没有一身华丽的羽毛，尾羽上也没有漂亮的圆眼，但因其温顺驯良，深得人们的喜爱。在“摆帕拉”这个小乘教的宗教节日庆典上，佛祖为普渡众生而下凡说法，被信徒纷纷围住。在遥远的天柱山上，栖息着一只雄孔雀，得知佛祖下凡后匆忙赶往寺庙，但因人多而不能靠近，在外围急得打转。佛祖觉察到孔雀的虔诚，投出佛光一束，去照耀孔雀，因孔雀正打转奔跑，这束佛光只照到孔雀的尾部，霎时间，雄孔雀的尾部变得五光十色，缀满了美丽的圆眼图案。自傣族民族文化在孔雀舞中的艺术体现此后，每当“摆帕拉”节来临，雄孔雀都会从天柱山赶来，以其美丽的翎羽和优美的舞姿，为佛祖献上一支孔雀舞，也向人们展示佛祖恩赐的异彩。此后，为了祈福吉祥和赕佛，人们都会在年节及庆典的日子跳起孔雀舞，来表达美好的愿望。这就是傣族宗教节日一定有传统孔雀舞表演的由来。另据相传，一千多年前，召麻栗杰曾做为傣族人的首领，颇好舞蹈，尤爱模仿孔雀而舞，其舞姿优雅清逸、含蓄灵动，深得傣族人民的喜爱，并纷纷跟从，经数代傣族民间艺人的不断改进成型，流传中经发展和演变，形成今日的孔雀舞。据记载，孔雀舞最早出现在明朝，《南诏野史》曾以“婚取长幼跳蹈，吹芦笙为孔雀舞”为记载。傣族民间俗称传统的孔雀舞为“嘎楠洛”，曾经都是男性来表演，他们带上假面具和金盔，穿着有孔雀羽翼的架子，在鋩、镲以及象脚鼓的伴奏下载歌载舞。男性的舞姿虽显挺拔和刚健，但仍丰富多变、形象生动。深具寓意的手部造型及转动和跳跃的舞姿，同优美的躯体造型“三道弯”配合起来，传神地演绎孔雀漫步森林、追逐嬉戏、饮泉戏水等情景。观者沉醉其造型和舞姿的优美流畅当中，往往忽略了舞者的性别，但传统孔雀舞缺少的阴柔美仍是存在的。
二、孔雀舞的动律之美
极具东方韵味的傣族舞蹈，民族风格浓厚而神秘，民族文化色彩深厚，文化品位极高。舞蹈风格平和含蓄、隽永而恬静，演绎中透出傣族钟灵毓秀、自然朴拙、山水秀美的人文风貌。孔雀舞表演时，舞者使身体各部位关节尽可能弯曲，使体态呈现多曲线的“S”造型，婀娜多姿，十分秀美。而孔雀舞造型中膝部柔韧起伏的丰富动感，也体现着孔雀舞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造型之美，也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共同特征。无论动作如何变化，膝部一直保持着起伏状态，并随着角色情感变化而发生改变，充满韧性。孔雀舞在这种优美的动律之中显得优美自在。令观者感知到傣族人自然朴实、祥和宁静的生活，体味傣族山河秀美的自然风貌，感受到傣族人民追求美、追求幸福祥和的生活态度。孔雀舞表演中，头部及手部、脚部都极具表现力，半蹲的下身配合膝部动感柔美的动作起伏，手臂和身体形成三道弯的丰富造型。基本舞步是双手叉与腰间，半蹲双腿，上半身倾向一旁，跃动时讲究轻和稳。在表演时，小腿运用灵活、步伐丰富，而上身及手部的舞姿也极为独特，尤其是手式的变化，在姿态和动作一样的舞姿中，手式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舞蹈含义和形象。动态舞姿中，表演者多以半蹲的姿态，在均匀有致的节奏变化中，以膝盖部位的伸屈，来带动身体左右轻摇摆动和上下的颠动，跺或踏的舞步看似有力，却是重抬轻放，使全脚平稳落地，这都是孔雀舞动律最基本的特征。在这均匀柔美的动律之中，孔雀的舞姿柔美轻盈、飘逸灵动，表达了傣族人民对生活的创造与感悟。在镲、鋩及象脚鼓等乐器击打出的和谐伴奏中，这些以优美舞姿展现的动态形象，仿佛溪泉淙淙，令人赏心悦目。象脚鼓鼓点紧凑有致，鼓声配合着舞者的动作变化，节拍鲜明，动律优美。在绵延平稳的鼓乐声中，配以孔雀舞均匀优美的动律，展现出傣族人古老祥和的生活状态和热烈浓郁的风情。韵律十足的动态舞蹈刚柔相济，加之静态舞蹈的雕塑感，使孔雀舞拥有了动静相宜的优美造型和悦动感。可以说，孔雀舞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内涵，深刻地反映了傣族的民族文化、人文环境及宗教信仰，在中国的民族舞蹈中，具有极高的艺术地位和审美价值。
三、个性鲜明的舞姿意境美
1孔雀舞舞姿造型意境美
孔雀舞中的“三道弯”和“一边顺”舞姿造型是孔雀舞最具代表性的舞蹈造型。傣族曾做为古时百越人分支滇越的后裔，而“三道弯”源自古时百越人对水和蛇、鸟等图腾的崇拜。以蛇的行动为实例：当蛇在前行中左右蠕动时，形成独特的“S”造型的曲线，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傣族传统民间舞蹈中独特的“三道弯”基本造型，因其独特的舞姿造型和动作而保持至今。在如今的软舞（嘎温）的舞蹈中，仍可见传统舞蹈的一丝踪迹。与传统孔雀舞相比较，经过现代改编创新的孔雀舞，表演时演员卸掉了面具，在手、眼、身法上加强了配合。这种鲜明独特的曲线特征模仿，也同灵动的小乘佛教的教义产生吻合，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傣族舞蹈鲜明独特的风格特点。“一边顺”的优美则是源自高原的生活劳作，融合两者体态的舞蹈造型是傣族舞蹈独有的特色。在傣族秋收后的扬场中，是没有风车使用的，人们手持两把宽大的竹篾扇子，以扇风的方式来筛选稻谷，此种筛稻谷法就成了后来别致独特的“一顺边”舞蹈动态。当人们将右手的篾扇高高举起，同时，高高抬起右脚并弯曲，随之，脚和手同时朝下猛力去扇风，此时身体调整方向，由右侧至左转动。而以左手来扇风的时侯，转动和姿态和右手是一致的，皆是手脚由一侧同出。作为孔雀舞中的“一边顺”造型，和傣族人民在生活劳动中产生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该舞蹈造型作为高原舞蹈的特有形态和动律，与高原民族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但“三道弯”和“一顺边”在傣族民间舞蹈中融和后，它的独特风格，也在傣族本就具备的形态与安详的动律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其独特舞蹈的动态和审美情趣，成为傣族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孔雀舞的传统民俗意境美
孔雀舞、大象舞、鱼舞等都是傣族民间舞蹈中广为流传的传统舞蹈，反映了傣族人民崇尚自然，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在傣族人心目中，孔雀是神鸟，大象为圣象，在传统舞蹈表演中，将这些飞禽走兽升华至舞蹈造型的艺术境界上来，成为傣族民族文化的一大特征。因为自然条件和气候的关系，傣族地区的孔雀非常多，傣族人民在家园饲养孔雀自古有之，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孔雀是善良温和、美丽吉祥以及智慧的象征，对孔雀深怀崇敬之情，人们认为孔雀代表了傣族的民族精神，在表达美好的祝愿和理想，歌颂生活的美好之时，常常会跳孔雀舞来抒发内心的感受。傣族人民在和孔雀的长期和睦共处中，对孔雀的崇拜和敬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傣族文化具有了幸福吉祥的内涵。
3孔雀舞中的水韵之美
傣族民间舞蹈的普遍特点是温和恬静，正是由于傣族人对水的深切感情有关。傣族人的水文化表现最淋漓尽致的就属泼水节了，人们认为水是幸福的象征，因此泼水节做为傣族新年，其热烈隆重程度可想而知。傣族人也自称“鲁傣鲁喃”，是“傣家的儿子、水的儿子”之意。傣族人临水而居，对水的感情非常深。他们善良、勤劳、勇敢，人们常以水来描述这个民族。傣族人的民族性格如水一般丰富多彩，富于感情。这一民族个性在舞蹈中也得以充分体现，在傣族的舞蹈动作中，大多姿态婀娜，节奏平缓，但充满着刚柔相济的内在力量。孔雀舞在表演中，节奏时而缓慢，动作含蓄内敛；时而多变快速，动作跳跃灵动，情感豪爽狂放，也是极符合傣族水文化的韵律之美的。另外，孔雀舞的屈伸动律中，三道弯的动作特点，动静相宜，刚柔相济的表演，同样是傣族水文化中恬静温和的表现。近代孔雀舞创始人毛相的弟子———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表演傣族舞蹈《水》时，带着她对本民族水文化的深刻理解，以舞蹈动态造型的水韵之美，将傣族的水文化特征演绎得淋漓尽致。
四、结语
孔雀舞做为中华民族舞蹈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体现了傣族人民创造的智慧，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融合着傣族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孔雀舞表演艺术家的舞台实践和艺术创造，也使傣族舞蹈独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孔雀舞的表演中获得了艺术的升华。总之，通过本文对孔雀舞中的傣族民族文化的体现及其内涵进行了解读，通过本文的深入探讨，不仅为进一步了解孔雀舞的文化内涵提供一些重要的帮助，也为推动傣族民俗文化、传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因子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作者：邹琳玲 单位：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