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04 10:29: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档案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水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档案信息资源是学校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民主政治的需要、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完善校园法制建设的需要、更新观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加强宣传,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丰富档案馆(室)藏,提高馆(室)藏档案的综合质量和管理水平、深挖资源,加快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步伐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本文围绕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论述了其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构建和谐校园中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
[关键词]档案信息资源和谐校园服务利用
档案信息资源是学校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其开发利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当我们把档案工作与学校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考虑时,我们就会看到档案与校园和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建和谐校园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息息相关。
一、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
1.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需要
档案信息资源,是人类生活、生产、思维方式和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直接记录和结晶,是学校一项基础性信息资源,是宝贵的财富和资产,是特殊的文化资源。而档案部门则是汇聚、储存、加工整理这些特殊文化资源的基地,其通过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不仅使文化资源得以传承,也为新时期的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条件,学校的历史材料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模范读本,是培养优良校风,构建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工具。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济时代的来临,如何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全面提高人才质量,已是各高校乃至中国教育界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档案材料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建设校园先进文化的道路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2.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建设校园民主政治的需要
民主政治以信息公开为前提,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对于平等占有信息资源的愿望也与日俱增,从而为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提供了政治层面的需求范围与发展目标。档案信息资源作为学校的优秀信息资源,是学校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支持与信息保障,只有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广大教职员工才能真正了解学校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重大举措和发展方向,时刻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群策群力,齐抓共举,在和谐的大氛围中,为学校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充分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是完善校园法制建设的需要
公平共享档案信息资源,确保应用者应有的知情权和了解权。在这些基本人权实现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求权力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行使,从而有效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不当行使,这样学校各项事业前进的步伐才能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有条不紊地快速迈进。
二、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水平
1.更新观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
高校档案工作者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思想,把大力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工作,放在促进档案事业在新时期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战略高度去认识,树立档案工作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服务的意识和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的新观念,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等、靠、要”的思想,破除“等待观望、坐而论道”的观念,改变“看门守摊,等人上门”的做法,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到学校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中来,为促进校园先进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2.加强宣传,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档案部门为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的效应要通过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来体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就必须加大档案工作的力度,提高档案服务工作质量。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是提供优质服务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和基础工作,是保证档案文献快速有效传播、方便使用、长期保存的一项重要手段,是高校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的提供利用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查阅档案,而是要进一步广泛地开发和传递信息资源,档案工作要建有自己的网站,提供更加快捷、方便的档案信息服务。
3.丰富档案馆(室)藏,提高馆(室)藏档案的综合质量和管理水平
构建和谐校园要有高质量的馆(室)藏档案和管理水平做支撑。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科学化、规范化轨道,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档案部门开展档案利用服务工作,必须要有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档案资料做后盾,在多层次、多渠道地收集和征集档案资料,丰富馆藏的同时,档案工作人员要把精力集中使用到档案管理的关键上,使档案管理工作速度快、质量高,为档案的提供利用创造有利的条件;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室藏结构,注意收集不同载体的档案,不仅收集文字、图表形式的纸质档案,还要收集照片、录像、VCD、磁带等音像档案和牌匾、锦旗、奖杯、奖状、证书等实物档案,这些不同载体、不同门类、不同内容的档案作为学校发展的历史见证,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更加完满地反映学校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面貌。
4.深挖资源,加快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步伐
广角度、深层次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就是要开拓收集范围,积极挖掘现有的档案信息,搞好超前服务。档案馆(室)藏档案中不乏有教学、科研、调查报告、数据分析、规章制度等方面有用的信息材料,对提升学校管理品位、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都将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些价值较高的档案按内容分门别类地编制成专题目录或专题资料,或者利用现代技术制成光盘收藏或做成专题网页,通过校园网供广大教职员工利用;编研是一项具有较高层次的信息开发工作,能够为教职工提供更好的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信息。加快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和网络建设,信息时代逐步将所有的相关计算机数据库、通讯系统等连接起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学校档案馆(室)作为提供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就要逐步由人工分类、编目,过渡到运用标准机读目录,建立自己的馆(室)藏检索系统和能够发挥自己的馆(室)藏特色的数据库。可进入校园网和局域网,将学校的具有特色的档案信息提供给教职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档案资源共享。
总之,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进程中,档案工作者要加快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科学的态度,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构建和谐校园紧密结合起来,在实现学校的宏伟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纵观几年来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既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学术论文，也涌现出了一批善于钻研、专心从事档案学术研究的人才。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市档案学术研究水平不高，在档案干部队伍中，能够在档案学术研究领域中作出突出贡献者甚少。我市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我们共同研究和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一）、档案人员对于参与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缺乏积极性
1995年学术论文报送数量为303篇，到2000年仅有60篇，总体呈下降趋势。档案学术论文数量的减少，反映出档案人员撰写论文和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逐渐减退，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档案人员对学术研究重视不够。许多基层单位的档案人员因自身业务工作繁忙，如档案馆、室的达标升级以及本行业系统的业务指导任务较多，还要负责其它日常事务性的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再者，很多单位处于机构改革时期，档案部门人员变动较为频繁，档案人员无法专心于研究工作。
2、档案人员缺乏自信心。有的同志认为撰写学术论文是一件很难的事，而参加学术评奖就更是高不可攀，于是不敢投稿；还有的同志虽然多次投稿，但因始终未能获奖，而逐渐失去了信心和兴趣。
3、档案学术成果奖自身缺乏激励机制。由于档案学术成果奖与职称评定不挂钩，不作为档案人员考核晋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档案人员参加学术评奖的积极性。一些同志认为，不写学术论文，不参加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对自己无任何妨碍，评奖活动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有的同志认为档案学会要求会员写论文是-种压力，久而久之对学术成果评奖产生抵触情绪。
（二）、参评学术成果形式单-
北京市档案学会1996年2月实施的《北京市档案学术成果年度奖奖励办法》试行第二章评奖范围中的第五条规定参加评奖的档案学术成果形式包括三大类：档案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实验报告类；档案学著作类；软科学研究成果类。而几年来的学术成果评奖所征集到的855项学术成果中，学术论文为841篇，占98％；调研报告14篇，占2％。其它形式的学术成果如：实验报告、档案学著作及软科学研究成果等则严重匮乏。
参评成果形式单一，反映出我市档案人员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深度不够，涉及领域不够广泛。
（三）、获奖学术成果推广不够
其一，每年经过评委们精心评选出的获奖成果，虽然学会也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但时间明显滞后，读者不能及时看到获奖论文。二三年之后，当大家看到论文集时，文中的很多观点可能已经过时了。其二，大部分论文集只下发给学会的会员，而非会员则不知道学会出版论文集这一信息。因此，获奖学术论文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还有些论文，虽然不能获奖，但是论文中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值得提倡，但却也因为没有获奖而被束之高阁。
（四）、档案人员写作功力欠缺
1995年至2000年，档案学术成果评奖活动征集到855篇学术论文，而仅有119篇论文获奖，占论文总数的14％。多数论文质量不高，反映出大部分档案人员的写作能力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选题不当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进步。”①对于一篇档案学术论文，有没有提出新的论点和问题，对档案工作是否具有指导意义，选题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在没有获奖的论文中，很多论文在选题上存在问题。有的论文作者将别人已经研究多年的问题作为选题，而自己又不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这一题目已经研究了好多年，如果不能有独到的见解则很难有所突破，而且容易出现抄袭的现象，让人一看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有的作者选题过大，在写作过程中往往不能坚持始终，无法驾驭全局。如一个基层单位档案人员的论文题目为《中国档案馆的演化及其依据》，这个题目需要作者对我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起源、发展及其变化有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篇文章最终因作者的材料依据不足，而没有写作成功。
2、文章缺乏新意，论述不够充分
这方面问题在大多数论文中普遍存在，也是导致论文写作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现象：一是文章缺乏独到见解，观点陈旧，信息量小；二是文章论述一般化，洋洋洒洒数千字，却都是泛泛而谈，浮语虚辞，空洞无物；三是论点与论据不相协调，论据不够充分，文章缺乏说服力。
3、档案工作经验不能上升为理论
“档案工作经验是档案工作者在从事档案工作的实践中，对档案工作过程的各种表面现象的初步认识。”②“经验不是科学，只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感性认识，它代替不了理论的指导作用”。③
档案人员所撰写的论文，都能将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叙述清楚，但是能将这些问题分析、总结并形成理论者甚少，因此许多文章缺乏理论深度，致使论文既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对档案工作实践也无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基层档案人员长期在某一个单位从事档案工作，其工作经验不免带有-定的局限性，缺乏普遍意义；二是有些档案人员平时阅读档案业务书籍、报刊较少，对学术界发表的论文内容了解甚少，不能在较高的水准上作进一步思考；三是档案人员之间的交流较少，除定期参加协作组或学会组织的一些交流活动外，档案人员没有更多的机会就档案业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分析与交流。写作缺乏理论基础，也就很难将工作经验升华为理论。
二、几点建议
档案人员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档案人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档案学术团体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档案人员应加强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动笔。档案工作者应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多阅读业务书籍、资料，善于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哪怕是很小的一个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思考，并加强对档案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新知识、新观点的学习与了解，掌握档案学研究发展动向及学术动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为促进档案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协调、处理好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让学术研究工作在全市档案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把档案学术成果评奖与职称评定联系起来，将会更有效地激励档案人员从事档案学术研究。
（三）、北京市档案学会应针对每年的学术成果评奖召开讲评会，邀请参加评奖工作的评委对论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评，让作者知道自己的论文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通过论文讲评会，档案人员可以系统地掌握如何选题，如何调研分析、如何谋篇布局等要领，逐步提高写作技能。
（四）、北京市档案学会要鼓励、带动我市档案人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如制定课题，组织人员开展调研等，提高我市档案学术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五）、市档案学会及所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学会分会及各专业学术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根据会员的知识需求，有针对性、目的性地组织学术研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论文写作培训等活动，使档案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交流，互通有无，博采众长。
（六）、市档案学会应加强档案学术成果的推广
首先要及时出版论文集，加强宣传。学术成果评奖之后，学会应及时将获奖学术论文出版发行，并将这一信息刊登于相关刊物上，让更多的部门和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有关档案学术成果的信息。其次要加强学术观点的交流与推广。对于那些虽然未能获奖，但是论文中包含一些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对工作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学术观点，学会可以对其进行归纳、汇总，然后组织会员及档案人员围绕这些观点展开讨论，并可邀请档案界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并及时解答档案人员提出的问题。
随着我市档案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档案学术成果评奖工作也需要不断完善和规范，从而为全市档案人员从事学术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正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优秀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优秀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优秀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转载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摘要题】理论探讨
【正文】
中国档案学史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档案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研究中国档案学史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从而加快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步伐，提高档案的科学管理水平，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一、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中，我国历代档案工作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档案管理经验，为中国档案学思想的孕育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在文献整理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熔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及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于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几位档案工作者（架阁官）还就档案管理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学文献。此外，在我国历代奴隶、封建王朝颁布的有关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及当时的文书、档案工作实践中也蕴涵着一些档案学思想。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具有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非专业性。由于缺少档案教育，我国在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档案专业队伍，因此这一时期档案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史学工作者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二）研究行为的无意识性。我国封建社会的档案学思想是在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是以其他活动的副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其提出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档案学研究。（三）思想资料的分散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著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著，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四）思想内容的继承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前后相继，历代相因。（五）思想范围的狭窄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是为（文书）档案管理学、文书学（史）、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等少数分支学科的创建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档案管理学及档案学原理、档案术语学等绝大多数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六）思维层次的经验性。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式的经验之谈，抽象性、概括性不够，思辨的成分较少，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是因为：（一）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且总体上处于分散保存状态，档案管理方法简单，对档案学理论的需求不甚迫切。（二）以史官为主体的档案工作者大多实行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沿，因循守旧，传统经验根深蒂固。（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其档案大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的政务活动和饮食起居而形成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其他专门档案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四）在封建社会，档案工作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一直是以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存在的，“政治”、“存史”是其两大主要职能，机要性、保密性十分突出，因此，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只能局限于具体的档案管理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只是在与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有所贡献。
孕育时期中国档案学（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了“述而不作”、“多闻阙疑”等一系列档案文献编纂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为当代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二）提出了许多档案管理原则和方法，为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立准备了珍贵的思想资料。（三）对档案和档案史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四）在档案库房建筑及档案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
二、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档案学思想发展迅速，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至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终于建立起来，其主要标志就是十三本档案学“旧著”的问世。这些论著对档案定义、档案的范围、档案的作用、档案行政、档案分类、档案立卷、档案的编目、档案的鉴定与销毁、档案保管与保护、档案的编辑与公布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二）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直接诱因。（三）大规模的明清档案整理运动是近代中国档案学产生的重要助推器。（四）档案教育的创办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五）国外档案学的发展经验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六）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创立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资料。
近代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参与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工作者，也有行政界的官员，又有史学工作者，还有档案专业教师，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的定义、范围、作用、文书与档案的关系、档案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机构设置、档案的点收、登记、整理、分类、立卷、编目、排列、鉴定、销毁、保管期限、保管、保护、档案人员的素质与培养、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及文书档案连锁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三）研究对象的模糊性。近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十分清楚，大多把档案工作当作文书工作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四）研究方式的移植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大量地继承、借鉴了我国古代档案学思想及欧美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真正属于自我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五）研究范围的局限性。近代中国档案学基本上没有突破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界限，而有关档案馆工作、档案行政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以及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近代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建立了早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体系，将档案学引进科学的殿堂。（二）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点，深化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构建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框架。（四）摸索出一些好的档案学研究方法。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学科体系不健全。近代中国档案学者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文书档案管理学方面，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专门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分支学科则少有贡献。（二）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近代中国档案学是以机关档案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一般都带有机关档案工作的烙印。（三）研究水平不高。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和局部经验的个人总结，缺乏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四）在移植、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的现象。
三、发展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及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新中国档案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和探讨了档案概念的本质、档案的作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极大地丰富了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提高了档案学的理论水平。（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国情、档情的档案术语、概念和统一自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现代中国档案学既研究机关文书工作和档案室工作，也研究档案馆工作；既研究文书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也研究科技档案和专门（特种）档案的管理原则与方法；既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也研究档案学自身。（四）研究成果的概括性。现代中国档案学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自身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蕴藏其中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深层次的理性思辨，其研究成果的概括性、抽象性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五）研究主体的群众性。从事现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既有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包括各级档案部门的领导），还有史学（方志学）工作者。
发展时期中国档案学的主要成就有：（一）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明显提高，第一次以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科学之林。1956年4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同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都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二）初步建立起现代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档案学界先后编写出版了《档案管理学》、《文书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等教材，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三）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现代档案学著作，如《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档案管理学》等。（四）对诸多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增强了档案学的理论色彩。（五）极大地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六）档案保护技术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七）锻炼和造就了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过分强调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阶级性，忽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普遍性。（二）在“”时期，我国档案学界也犯了“冒进主义”错误。（三）在学习前苏联档案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现象。（四）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不完整，整个档案学研究还显得比较粗糙。（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定量分析方法、比较方法、系统方法运用较少。
四、停滞与倒退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国档案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档案学研究也未能幸免，许多有志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干部或被赶出档案部门，或被迫害至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也被打成了档案界的“反革命”、“三家村”之一和“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本营”，不少骨干和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国家档案局档案科研所被撤销。这一时期，档案学研究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五、恢复与繁荣时期的中国档案学
“”结束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迅速地恢复、发展起来，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新的丰碑。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档案学的所有领域。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特点有：（一）研究范围的广泛性。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档案到档案工作到档案学本身，从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到档案事业管理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法制工作直至档案科研工作本身，从文书档案工作到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专门档案工作，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一大批成果问世。（二）研究内容的综合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者积极引进与移植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档案学研究，这不仅拓宽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开阔了档案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当代中国档案学者逐步摸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四）研究成果的时代性。新时期的档案学研究者密切关注档案工作发展的时代脉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档案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开展档案学研究，因而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五）研究行为的组织性。1980年以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及一些专业系统相继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级档案局还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档案科研机构，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组织性和协作精神明显增强。（六）理论和观点的抽象性。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明显提高，思辨色彩日益浓厚。
恢复与繁荣时期中国档案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与完善。分支学科的纷纷创立，使现代中国档案学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结构合理的学科群体，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也因此而显得更加丰满和健全。新时期的档案学建设已逐渐与档案专业的课程建设分道扬镳，已经从具体学科建设和档案教育的课程建设入手的自然建设发展阶段转入从整体系统上设计一个科学体系结构，并有计划地按照这个结构去进行建设的自觉发展阶段。（二）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档案学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的编写出版被纳入《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的编辑出版计划当中；档案学的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图书情报档案专业评议组，负责图、情、档三个专业的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审批；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档案学的学科归属由历史学调整为管理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一起组成一级学科。（三）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推进，填补了许多空白。档案学界除了对前人已经探讨的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化研究以外，还努力开辟新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对前人未曾涉及的诸多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成果更为系统、深刻，更能反映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本质与规律。（四）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益细化。我国档案学界一直非常重视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其成果在整个档案学研究成果中始终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一时期，档案学界除了继续深入探讨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及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以外，还对各种专门档案的管理理论、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五）中外档案事业史研究不断深入。与前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不仅出版了档案专门史和断代史专著，而且研究的内容也更加全面，涉及档案、档案工作、档案机构、档案人员、档案教育、档案文献编纂、档案学思想与理论等各个方面，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富有创建性的成果，并且纠正了一些讹误。我国档案学界与国际档案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国档案学理论及档案工作实践的了解越来越全面，先后翻译、编写了一批外国档案事业史论著。（六）档案学应用技术研究成就喜人。在档案库房建筑、档案装具、温湿度控制、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褪色档案字迹的恢复、机械化档案修裱、运用现代科技管理档案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不少成果属于世界首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七）档案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档案学术评论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档案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倡导并鼓励大家开展档案学术讨论。学者们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与人为善”的原则，心平气和地开展档案学术批评，大家互相探讨，互相补充，互相争论，互相商榷，或达成共识，或取长补短，或共同提高，或有所启迪。（八）建立了档案学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制度和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在科研课题的申请立项和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方面，档案学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完全相同的机会和待遇。（九）档案学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研究，档案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这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质量的提高。从事档案学研究的既有专职档案科研人员、档案专业教师，又有档案实际工作者，还有来自于其他学界的研究者。
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低，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二）部分档案学术语（概念）、理论不严谨。（三）在移植和引进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现象。（四）部分档案学者对待外国档案学理论不够理智、客观，感情色彩浓厚。（五）故弄玄虚，隔靴搔痒。（六）在评价档案学遗产时，部分档案学研究者陷入了的泥潭。（七）定量分析法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
六、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档案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体现出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肤浅到深入、从简单到复杂等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外，还呈现出如下一些发展规律：（一）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档案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档案工作实践不仅规定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而且决定着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档案工作实践也是检验档案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档案工作实践还是档案学理论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的原动力。（二）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是档案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开展档案学研究，铸造档案学的繁荣局面，离不开一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档案科研队伍。不同岗位、不同职业、不同学界的档案学研究者各有千秋，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着当代中国档案学快速向前发展。（三）稳定的政策是档案学发展的根本保证。档案学的兴衰、成败与国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直接关心、重视与支持更是档案学健康发展的政策保证。（四）经济、科技、文化是档案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是开展档案学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对档案学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水平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科技的发展导致档案学研究范围的拓宽，并促使档案学界及时地进行理论补充、修正和完善。学术研究空气活跃，文化事业发达，就会推动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发展。（五）中外档案学术与业务交流是档案学发展的外部动力。国外档案学的传入对于我国档案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许多档案学理论也因此而更加充实和完善。
中国档案学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一）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宽。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未来中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许多目前尚未引起档案学界普遍重视的问题将成为档案学者们悉心探求的重要领域，并将涌现出一批新的分支学科。（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随着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今后我国档案学界一定会在现有基础之上对档案学的众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水平将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档案学的史学研究也将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在断代档案工作史、专门档案工作史、地方档案工作史研究领域将会取得全面进展。档案学的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也将趋向专深，以档案工作各环节、各程序为依托的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也将不断产生。（三）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档案学者已逐步认识到开展集约化研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开始尝试通过组建科研共同体的形式来进行档案学研究，相信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随着档案科研主、客观条件的日益成熟而不断提高。（四）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将更为明显。引进与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使其与档案学相互渗透而形成交叉学科或横段学科，这是未来档案学分支学科产生的主要方式。定量分析方法将越来越受到我国档案学界的重视，含有定量分析研究成分的档案学论著将不断增加。（五）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互相交错、互相转化的趋势将日渐突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纯粹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彻底的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都是不存在的，二者从来就不是完全对立、截然分开、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可以预见，二者之间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将会更加紧密、更加迅速。（六）档案学研究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在档案学研究中，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的课题，它们既包括许多应用理论与技术问题，也包括不少基础理论问题。不难想像，随着国际档案业务与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多，我国档案学研究最终将成为国际档案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一、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优秀，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优秀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
摘 要：本文以1065篇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为例，全面分析了学位论文的施引及被引信息，以管窥国内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本研究建议各高校重视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问题及学位论文开放获取问题，同时建议国内档案学界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关键词：博硕士学位论文；档案学；引荐分析法；Dh指数；文献计量
作为博硕士多年学习成果的结晶，每篇博硕士学位论文或多或少总有创新之处，蕴藏着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而且作为完整的学位论文通常须系统性征引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故经由众多博硕士集体鉴赏、评估的研究主题、参考文献等信息对我们探测学术前沿非常有价值。开发博硕士学位论文资源不仅能够揭示博硕士的学术贡献，促进学术界的知识交流与共享，也能够提升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本文以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为出发点，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引文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从施引和被引角度全面探析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数据来源及方法
笔者于2016年6月8日在中国知网博硕士数据库中检索了有关数据，将学科专业名称限定为“档案学”，时间段为2004-2015年，共得到1065篇文章。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不仅采集了全部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以下简称学位论文）的题录信息，还采集了高影响力学位论文的被引信息及部分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在采集题录信息的过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献导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导师、学校等信息，然后从网页上抓取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下载次数等数据，接引信息。在采集题录信息的过程中，首先利用CNKI的文献导出功能采集了作者、篇名、导师、学校等信息，然后从网页上抓取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下载次数等数据，接着用自编程序将属于同一篇文献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在采集引文信息过程中，共采集了被引次数大于等于5的学位论文的2389条施引信息，以及2014年的136篇学位论文的7632条参考文献信息。
本文通过分析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研究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通过分析引用学位论文的施引文献来观察学术界对有关成果的关注度，这两个角度有助于更全面地挖掘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兴趣和影响力。分析高频引证行为可揭示施引者视角的学术交流图景，同时客观地评估被引对象的真实学术影响，故本文在挖掘引文信息时采用引荐分析法[1]，将引荐阈值设为2，即施引者对同一对象的2次及以上引用方视为一次引荐。将《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兰台世界》《浙江档案》《北京档案》《档案管理》《档案与建设》《山西档案》等档案类北大版优秀期刊在CSSCI数据库中的被引数据进行整合，运用h指数批量统计法[2]得到档案学界全部主流学者的领域内h指数，以此作为表征作者学术地位的指标。在分析学位论文的学科影响力时，采用2014版北大优秀期刊的学科分类对有关期刊进行标注。
2 学位论文的施引和被引分析
分析学位论文的施引与被引情况可了解档案学博硕士的学术视野及被认可程度，本节从文献类型、引文文献的作者、期刊学科类型、学位授予单位等方面进行论证。
2.1 文献类型分析。提取2014年136篇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并统计其类型及次数，得到中文期刊（5109次）、图书（1225次）、英文期刊（832次）、学位论文（465次），这显示出档案学博硕士在消化吸收知识方面的文献类型偏好和能力。提取学位论文被引文献并统计其类型及次数，得到学位论文（1380次）、中文期刊（965次）、会议文献（43次），这揭示了学位论文成果的市场影响特征。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博硕士所引用的文献类型比较丰富，但中文期刊论文所占比重很大，同时也少量引用了博硕士论文、英文期刊和图书；而学位论文的消费者主要是博硕士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与情报类学位论文相比，档案学学位论文所引的英文文献数量明显偏少。
2.2 作者分析。本文以引文中的第一作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学位论文的引荐和被引荐情况，采用Dh指数标记其学术地位，以探讨档案学博硕士所关注学者与所影响学者这两类群体的学术影响力差异。
2.2.1 参考文献作者分析。为探讨学位论文作者的学术偏好，需对其引用学者的学术地位和被引次数进行分析。将样本中全部学位论文参考文献中的作者信息进行汇总，统计作者的被引次数和被引荐次数，用Dh指数表征其学术地位，最后得到样本（136篇）学位论文高度关注的学者名单，如表1所示。
据任红娟（2013）[3]利用2003-2012年CSSCI档案学来源期刊的被引数据进行的研究，被引次数在20次及以上的高影响力学者依次为：冯惠玲、何嘉荪、胡鸿杰、周毅、傅荣校、安小米、丁华东、何振、张辑哲、王英玮、张照余、周耀林。这与利用学位论文引证数据得到的表1榜单有较大差异，两份名单中的相同部分均以粗体标识。这两份榜单揭示了档案学高影响力学者群体在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影响力差异。结合表1数据和学位论文题录信息可知，由于论文选题等原因，博硕士引用较多的学者除业内高影响力学者外，还参考了其导师的有关成果。此外，表1所列学者大多与中国人民大学有较深的学术渊源，如冯惠玲、黄霄羽、邓绍兴、胡鸿杰、安小米、李扬新、张会超等，这印证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档案学界的强大影响力。
2.2.2 施引者分析。为分析学位论文的影响力，需对施引者的学术地位和引证行为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本文用Dh指数表征施引者的学术地位，用引用次数不少于2次的引用行为界定高频施引者，即引荐者。表2列出了部分被引次数较高且被引荐次数≥2的学位论文所影响到的学者及其学术地位信息。
由于Dh指数与h指数一样都和研究者的资历正相关，我们借助Dh指数可知表2所列施引者的学术影响力较小且资历较浅。这说明即使是高影响力学位论文也尚未得到业内主流学者的重视。对比表1和表2数据可知，博硕士所引荐群体的学术资历要比引荐博硕士论文群体的深。这说明尽管博硕士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参考了许多高影响力学者的成果，但其产出的学位论文的影响力偏弱，仅能影响少数学术地位较低的学者。
2.3 学科影响力分析。对学位论文所引用期刊和引用学位论文的期刊进行统计，并利用自编程序按照2014版北大优秀期刊的学科分类对这些期刊进行标记，得到这些期刊所属的学科，所得部分数据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TOP10学位论文引用期刊全部为中文档案类期刊，其中8家期刊为2014年北大版优秀期刊。此外，分析全部引用数据可知，学位论文引用频次较高的其它期刊多属于图书馆事业、情报学。这说明档案学学位论文征引较多的是中文档案类论文，也参考了一定数量的中文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但对外文成果的关注不够。
从被引数据看，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主要被《兰台世界》《办公室业务》等档案类非优秀期刊引用，而来自本专业优秀期刊的引用相对较少。除此之外，学位论文还被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期刊少量引用。这说明学位论文的参考价值有限，跨学科影响力较弱。
综合分析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数据和被引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国内档案学博硕士在与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方面较为保守，学术视野不够开阔，需加强对其他学科成果及档案学国外成果的关注和利用。这与王新才[4]等给予档案学优秀期刊参考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2.4 学位授予机构分析。为探讨档案学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本文尝试分析学位论文广受关注的高校和重视利用学位论文成果的高校。汇总各高校2004-2015年的高影响力学位论文的被引信息（单篇论文被引次数≥5），得到各学位论文授予机构在CNKI数据库中展示出的学术影响力，如表4所示。为深入探讨各高校对学位论文成果的关注和利用情况，本文还从学位论文施引角度进行了挖掘。由于采集整理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相当于建立小型专题引文库，工作量很大，故本文仅整理了2014年136篇学位论文的施引信息略作示例，所得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4和表5可知，在某些高校缺席的情况下，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南昌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吉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学位论文在校内外均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重视利用档案学研究成果的高校和受档案学界关注的高校重合度较高。这些在档案学博硕士中产生一定影响的高校均较为重视利用档案学学位论文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对提升学位授予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有着积极影响。
3 分析与讨论
3.1 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3.1.1 CNKI收录学位论文信息不全。从收录的院校来看，武汉大学有26篇，中国人民大学只有4篇，而南开大学的学位论文没有被收录。从收录的时效性来看，近两年的文章数有所下降，这与学位论文呈现上升趋势有一定的冲突，说明近两年的学位论文还没有全部上传。此外，本研究还发现CNKI所提供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有时要比原文少。
3.1.2 部分档案学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较差。学位论文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其中不乏名家之作，但引用学位论文的文献多为学位论文，且施引者的学术地位普遍较低。这与杨奕虹等[5]认为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的被引率普遍较低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说明档案学博硕士参考了大量文献撰写出的学位论文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这可能意味着很多学位论文缺乏创新，而这正是导致被引偏低的根本原因。
3.1.3 档案学学科相对封闭。学位论文所征引的期刊多为档案类期刊，而引用学位论文的期刊也多为档案学期刊。此外，关注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高校与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影响到的学校高度一致。这说明档案学科相对封闭，很少参考其它领域的成果，其影响力尚未辐射到其他领域，而知识交流也主要局限在几所高校间。
3.2 对策与建议。
3.2.1 针对数据收录不全的问题，建议有关方面加大学位论文数据开放及整合力度。从本文的研究来看，不、延迟或仅少量学位论文会直接影响高校的实际学科影响力。从长远看，将学位论文深锁闺中不仅会降低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进而影响高校的学术声誉，同时也会由于缺乏外界的评判和反馈而导致学位论文质量的下降。因此，各高校应重视学位论文的开放获取问题，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也能对广大师生进行有效的激励，从而提升本机构的学科影响力。此外，针对部分数据缺失问题，建议各方尽量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缩短数据更新周期，加强数据校验，减少学位论文数据缺失现象。
3.2.2 各高校应重视并加强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各高校应加强对研究生的要求，导师也应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多鼓励研究生从事创新性探索，研究生也应有紧迫感，广泛阅读中外文文献，开阔视野，努力提升科研水平，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学位论文的“含金量”。
3.3.3 档案学科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国内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固然有其特殊性，较多地参考自身成果也属正常现象。但任何学科只有不断地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才能发展得更好，因此档案学应加强与他学科的交流借鉴，提升本学科的可见度和影响力。正如卢小宾、高欢[6]所建议的那样，档案学需要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科领域中相关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拓宽档案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提升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此外还应当吸收社会学、 生物学与计算机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4 结语
本研究发现学位论文是否开放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群体对朋辈学术成果的感知和利用，这无疑会影响其对各高校的专业实力和声誉的判断，建议各高校认清专业成果共享对推动学科发展及提升本机构专业影响力的重要性，重视学位论文及机构知识库的开放利用问题。本文还发现档案学学位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偏弱且局限于档案学学科，建议广大博硕士加强对国内外档案学及其它学科成果的学习利用。
博硕士学位论文属于灰色文献，较难获取。目前国内尚无任何机构能够完整收录全部学位论文。限于目前的研究条件，本文利用收录相对较全的CNKI博硕士学位论文库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本文所采集样本中部分知名高校的档案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收录不全，如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且博士论文一共只有13篇，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影响。
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事业的逐步发展。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档案学论文作为档案理论成果的表现形式，其数量的增长、质量的优化直观地反映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据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型档案学期刊已逾百种，自2008年起，每年的档案学论文更是数以万计。然而在巨大的论文数量下，潜藏的问题却是档案学论文总体水平不高，理论研究僵化、缺乏思想创新。本文拟就档案学论文的现状进行分析，希冀档案学论文的现状能够有所改观。
1档案学论文总体现状
2002年，安素琴同志发表了题为《近年来我国档案学论文的分析与探讨》的文章，文章指出了我国档案学论文数量巨大、质量不高的现状，具体反映到论文内容上，表现为空论、泛论、追风论三种形式。当前，尽管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档案学著述，然而低水平重复现象仍较为显著，空论、泛论、追风论依然客观存在于档案学论文写作中，并在新形势下，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1论文总体比例失调
档案学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划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档案保护技术几个类别，档案学论文也基本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不同研究方向的论文之间，应当根据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维系一个合理的比例，不能再某种程度上出现“短板”，否则必将阻碍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深化。档案学在我国创立伊始，学科架构尚不完备，在吴宝康、曾三等一批老同志的带领下，档案学者着力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随着一批有影响力的档案学论文、著述的问世，我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初步建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大力贯彻“双百方针”，档案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评论，大大促进了基础理论的发展进程。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引入，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兴起，档案学与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产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人们将研究的重点由基础理论研究转为应用理论研究，一大批档案学分支学科纷纷建立，充分完善了档案学学科体系;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在档案保护方面的应用，也使得档案保护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新形势下，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件更新换代的节奏逐步加快，档案学论文的总体比例开始失调，应用理论研究成为了档案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向趋于单一化，追风论初现端倪。时至今日，这一趋势不但未能得到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知网对档案学论文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档案信息化、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管理成为了近年来档案学研究的中心。在应用理论研究逐步升温的今天，与基础理论、档案保护技术相关的论文几近于无，具有理论深度的档案学术评论亦是乏善可陈，档案界整体学术氛围稍显沉闷。
应用理论研究对于提升档案学学术地位，拓展档案学研究领域大有裨益。然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过分重视应用理论研究，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无异于舍本逐末。档案学创立至今，很多档案术语尚未统一，部分领域仍存在空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应用理论研究与形势联系紧密，可以及时针对新问题展开论述。然而，一味求新，生搬硬套，亦略显牵强。当前，应用型论文占据了学术期刊的绝大多数版面，基础理论论文几无立足之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应当实现良性互动、相辅相成，解决档案学论文的比例问题，迫在眉睫。
1.2理论研究僵化、缺乏创新
科学的实践是孕育理论的沃土，任何档案学论文、著述的诞生，都是在档案工作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反思与升华。我国档案学建立时日尚短，诸多理论不够完善，因而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的引入，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束缚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深入的思想教条。吴宝康先生曾经说过：几年来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档案学理论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不可否认，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就是没有很好地从实际出发，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有机械搬用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教训，否则，就会影响我国档案学的健康发展。对待西方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主动去借鉴与融合，并结合实践加以创新。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进中国伊始，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学者们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创立了“文件双重价值论”、“档案形成规律理论”，虽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仍未脱离原有理论框架。
随着国际档案合作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西方档案学者的观念和理论为人们所熟知。这些观点为国内档案学研究打开了思路，在此基础上，一批档案学术成果相继问世。然而，这些理论并非都能与我国档案学实践相适应，有些甚至可能与之相背离。档案学论文创作一片繁华之下潜藏的问题是：有代表性的原创理论成果不多，大多论文带有浓厚的西方理论色彩，本土理论创新少有建树。
1.3内容空洞、泛泛而谈
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指出了党八股的危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当前，档案学论文写作中同样存在这样的不正文风。俗话说：深入浅出是好学问，深入深出是大学问，浅入深出是假学问，浅入浅出是没学问。当前我国档案学论文水平总体不高，归结而言，正是大量的低水平论文充斥其中，明明是“假学问”，却改头换面，冒充“大学问”。在学术期刊中，不难看到题为《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分析》、《基于SECI模型的档案××探讨》这样类型的文章。光看题名，已然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实际内容却并非如此。文章首先介绍何为大数据/SECI模型，接着论述档案工作本身，最后将二者结合，分析研究所能带来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文中不乏生涩难懂的字眼，让读者一头雾水，显得文章高深莫测;实际上，文章却对关键问题避重就轻，浅尝辄止，相关论据亦是一笔带过，缺乏说服力。例如，大数据时代下，将电子信息全面融入档案工作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是否完全具备？试点工作是否成功，有没有全面推广的可能性？SECI模型应用于档案学领域是否有生搬硬套之嫌？结合SECI模型的探讨对于提升档案工作效益是否具有显著的效果？带着这些问题去看待文章，不难发现：文章本身带有太多空话套话，却不涉及档案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业务环节，空有理论，却又无法做出合理的推导论证，这样的文章对于档案工作实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2档案学论文现状成因分析
档案学论文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一方面是档案学者的主观原因，但更关键的是其背后蕴藏的客观因素。笔者针对档案学论文发展现状，现对其成因做出简要分析
2.1论文写作功利化
近年来，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高校教育的显著发展，档案学论文作为学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与职称、职务、绩效工资的关系也日趋紧密。档案学论文能够在知名期刊发表，一方面是对学者理论研究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提升职称、职务的敲门砖。相较于建国初期档案学前辈们致力于构建完备的档案学学科体系而从事学术研究，而今的档案学论文写作难免掺杂了一定的功利化色彩，也即“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近年来，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等问题是档案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论文著述产生了较多学术成果，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档案管理新特点的认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档案界一窝蜂研究应用理论，忽略基础理论研究的恶性现象。
当前形势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职称、职务关联十分密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情况，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重心的“风向标”。笔者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目下，以“档案”及“电子文件”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自1996年至今，档案共有122个项目成功立项，其中70%以上的项目为应用理论研究。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偏少，申请立项的学者不多。但这却向学术界传达了一个错误的讯号：从事应用理论研究更容易产生学术成果，基础理论研究很难通过审核，成功立项。因而引发了档案界大量学者热衷于从事应用理论研究，越来越少的人沉湎于档案学发展规律的推理与演绎，从而导致了论文总体比例失调的后果。
2.2缺乏学术评论与探讨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将2000年至2014年档案学、档案事业学科专业目录下的文献记录，按照被引次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选取了其中被引次数不低于55次的文献记录制作成表，如表1所示，这组数据如实反映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略显僵化，有建设性的本土理论创见不多，缺乏创新的客观现状。
表1共记录了25条文献期刊。通过归纳不难发现，25篇文献的主题集中在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档案信息化建设等问题上。这是近年来国际档案界研究的总体趋势，反映了中国近年来档案学研究国际化水平逐渐提高。以上文章都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完善和改进，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理论的烙印。表1所记录的各文献，由于被引频次较高，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文章对西方的档案学理论做出了精要的解读，为大多数人认识和了解西方档案学理论构建了桥梁。但同时，这一系列文章也成为了束缚创新的思想教条。我国的档案学实践较之西方，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实践深度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想要建成数字档案馆并取得推广，并非一日之功。因此尽管档案学理论建设进行的如火如荼，实践环节却并非一帆风顺。
西方的理论观点在我国往往被奉为金科玉律，谈及电子文件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学术界一片赞誉之声。诚然，西方的档案学研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西方的电子文件理论对于我国的档案学研究的确具有借鉴意义，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具体实际，如果不能在档案工作实践中有所创新，对传统理论做出扬弃，显然会陷入教条主义怪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号召学术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致力于打造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然而当前我国的档案学论文却总是围绕西方的理论观点展开论述，学术界的整体氛围稍显沉寂，缺乏高水平、深层次的档案学术评论。档案学论文围绕西方理论展开，不能充分立足于本土实际，仅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作出小范围修补，严重缺乏创新，这在客观上会引发本土档案学者的惰性心理和依赖心理，严重制约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进程。
学术界应该是一潭活水，学术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建国初期，我国曾全面照搬苏联的档案建设经验，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使得档案事业走了很多弯路。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同样的错误，不应该再次发生。近年来，档案学论文逐步出现了与档案工作实践脱节的趋势，这亟需高质量的档案学术评论加以规范和调整。关于西方的电子文件理论是否适应于我国的客观实际，学术界也应该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缺乏学术讨论的规范与调节，理论研究必然会走入僵化。
2.3跨专业研究生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主体
我国十分重视档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建成了一支以高校档案专业教师为主、档案实际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员在内的档案学研究队伍。近年来，随着档案高校教育的不断发展，开设有档案专业的院校不断增多，档案专业的在校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人数上有了很大的增长，并逐步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的新生力量。自2008年起，我国档案学论文年发表数量突破一万，截至2014年底，论文年发表数量已接近一万五千篇。其中，研究生创作的论文占据了相当的比例。研究生创作论文比例的增长，是导致档案学论文质量良莠不齐，内容泛泛而谈的重要诱因。
曾经有学者对跨专业档案学硕士研究生的情况做过统计。作者选取了国内十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作为样本，统计了2009-2011年十所高校招生总人数及跨专业人数 的基本概况。统计结果显示，2009-2011年的跨专业学生占据了招生总人数的50%以上，部分高校的跨专业人数甚至超过了招生人数的70%，而跨专业学生的专业背景也十分广泛，横跨多个学科门类。从这个结果，我们不难发现档案学跨专业考研成为了新趋势，大部分的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本科属于其他学科门类。这为研究生跨专业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意味着大量的档案学研究生专业基础极其薄弱，缺乏档案学理论底蕴，实际在论文写作中则表现为文章论述空洞，关键问题泛泛而谈，缺乏深入挖掘与探讨，倾向于 “炒冷饭” ，热衷于研究前人多次探讨过的问题，对于问题和对策的描述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本身仅仅是观点的罗列和拼凑，缺乏新意;或是将本科专业与档案学强行结合，生搬硬套，略显牵强。
跨专业档案学研究生逐步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的新兴主体，其创作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并占据了学术期刊的大量版面。受限于专业基础薄弱，跨专业研究生大多倾向于应用理论研究，而且热衷于探讨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等热门话题，受西方理论影响较为深远。跨专业研究生成为档案学论文写作主体，也是导致我国档案学论文质量总体不高的最重要原因。
3结语
尽管当前我国档案学论文写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前进方向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值得肯定的是，档案学者与档案工作者创作论文的初衷都是希望能够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回首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只要我们能够发现和纠正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必然会有一批又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档案学论文相继问世，相信祖国档案学事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统计2008年～2012年档案学9种优秀期刊刊载的各高校研究生研究论文。从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与作者分布等方面，分析近五年各高校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状况。
关键词：高校；研究生培养；档案学；科学研究；统计分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档案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不断增多，培养单位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全国获得档案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有24所，占到开设档案学专业本科院校的70.6%。此外，山西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情报科学研究所和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也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天津师范大学跨在情报学硕士点下招收档案学方向研究生。以上28所高校中的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和云南大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1]对2008年～2012年28个培养单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在9种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优秀期刊[2]上的论文，从年度分布、期刊分布、主题分布与作者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大致了解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科学研究状况，进而考察各高校教学单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以期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生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有所参考。
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选择《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来源期刊”和“作者单位”为检索途径，分别以“档案学通讯”等9种优秀期刊和“中国人民大学”等28所高等院校的名称为检索词，检索时间为2008年～2012年。
2 统计结果及分析
为保证研究质量，对检索到的论文作如下处理：1.对于合著论文，只统计在校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所发文章，其他文章不在统计之列；2.只统计学术性较强的专业论文，不包括简报、随感、简介等；3.对一稿多投的论文去重。经汇总、核对后，共得到1342篇文章。
2.1 学校与论文年度分布。论文署名学校、发表年份和发文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2008年～2012年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发表的论文量呈现出稳定的态势，无大起大落现象。具体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最多，为169篇，其中，硕士研究生发文63篇，博士研究生发文106篇；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为上海大学和武汉大学，发文量分别是149篇和90篇。前三名的发文量总计为408篇，占28所高校总发文量1342篇的30.40%。同时，还有7所高校的发文量在10篇以下，这说明各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存在较大差距，也说明科研成果的多少与高校的科研水平、招生数量和是否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有密切联系。
2.2 期刊分布。研究论文的期刊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成果的空间分布和科研水平。近五年研究生期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兰台世界》和《档案学通讯》的载文最多，分别为451篇和262篇，占总载文量1342篇的53.13%。发表在《档案学通讯》上前5位的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这反映出5所高校的研究生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南京大学总发文量为51篇，其中在《档案与建设》上发文17篇，占发文总量的33%，这表明发文量除与科研能力密切相关外，也受到各刊的办刊特色和地域特色影响。
2.3 主题分布。将检索到的1342篇文章，根据内容可以分为档案管理、电子文件、档案利用、档案馆等11个主题。论文主题分布，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与档案管理、档案利用、电子文件、档案学、档案馆和信息化6个主题相关的文章较多，发文量总计为976篇，占总发文量的72.7%。多数高校虽然对每一个主题都有所关注，但它们仍有各自重点关注的对象。
档案管理与档案利用是档案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各高校的研究生都对这两个主题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大学研究生居多。在电子文件研究方面，武汉大学的发文量十分可观；在档案学学科研究领域，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具有较强实力；在档案馆和档案安全研究方面，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发展势头较好；在信息化、数字化研究领域，南昌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郑州大学发文量较为可观；在档案网站和政府信息研究方面，上海大学、四川大学占据一定阵地。
2.4 作者分布与合作情况。分析高校研究生科研合作的程度，可以大致看出合作研究和学科相互交叉与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将检索得到的1342篇文章分别按照单篇作者数为1人、2人、3人及3人以上的标准分类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注：合作率为2人、3人及3人以上合著篇数占总篇数的百分比。合作度为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即作者总数除以总计篇数。
由表4可知，1342篇文章共有2066名作者，合作率为41.95%，合作度为1.54，这表明高校研究生科研协作现象较为普遍，合作意识较强。吉林大学、浙江大学、河北大学、南开大学、湘潭大学、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合作度较高，均在2.0以上。排在最后三位的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度分别为1.20、1.17和1.00。可以看出，我国各高校研究生在科研合作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
在合著的论文中，以研究生和导师合著居多，这反映出导师对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3人以上合著的论文多为需要协同合作的调研报告，它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地分析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相关问题。此外，还有不同学科之间、不同院校之间以及研究生与档案局（馆）、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合作，这是顺应档案学学科协同发展的良好趋势，需要保持和发扬光大。
2.5 发文5篇以上作者统计。在检索得到的1342篇论文中，各高校研究生发文量以1篇或2篇者居多，因篇幅有限，表5仅列出发文5篇以上（含5篇）的高产作者。
7.四川大学；8.辽宁大学；9.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10.郑州大学；11.南昌大学；12.天津师范大学；13.黑龙江大学；14.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京大学、湘潭大学、河北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湖北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无作者达到5篇。
由表5可知，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作者有29人，他们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是档案学界的新秀，构成档案学、档案事业类优秀期刊的研究生高产作者群。他们的成长，将会扩大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队伍，促进档案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在29人中，博士研究生7人，占发文5篇以上高产作者的24%，其中赵生辉发文10篇，数量最多，这说明博士研究生拥有更强的科研能力。
3 总结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知，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在不断增强，高校教学单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在不断提升。2008年～2012年高校研究生共发表1342篇优秀期刊论文，各高校研究生在9种优秀期刊上的数量存在较大差距。这一方面反映出档案学研究生在整体上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少高校研究生还有扩大科研空间的余地和机会。高校研究生应全面关注9种优秀期刊的栏目设置和办刊特色，更加深入地把握档案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进展，以便更多地投稿和。研究生与导师之间、高校研究生之间、不同高校师生之间的合作研究程度在逐步加强，这是顺应学科协同研究趋势的良好现象。与此同时，高校研究生也应进一步加强与档案馆、档案室工作人员的合作，更多地发表与档案工作实际相关的科研成果，以便更好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各高校教学单位需要继续加大研究生的培养力度，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并积极争取获得档案学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硕士、博士生导师和优秀期刊编辑应当及时扶植新秀，培养出更多的研究生高产作者，为促进档案学学科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摘 要：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特征研究方法，文章界定三种引用情感类型，实证研究基于引文内容的主题识别和情感类型识别。揭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反映的引用主题和引用行为动机。
关键词：引用情感类型分析；档案学；高被引论文
1 引言
1927年[1]，引用首次被用来对科研进行评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引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体系逐步健全。然而，随着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深入，引文分析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如，引用的规范性、引用动机以及只注重被引频次而忽视引文内容导致的引用不规范和引文评价的不科学等问题[2]。随着文本挖掘技术和全文提取技术的出现，基于引文内容分析是引文分析的新方向[3]。引文内容分析可以弥补单纯以被引频次数量评价的不足，将引文的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更好地揭示文献之间的关联性。
虽然国外已经有关于引文内容分析的实证研究，但国内基于引文内容分析，尤其是基于档案学引文内容分析的研究目前还不多。鉴于此，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内容分析为基础，深度揭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反映的引用主题和引用行为动机研究，对于揭示档案学引文特征具有意义。
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为样本，样本选择方法为：以CNKI数据库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选择“档案学、档案事业”学科领域，不设检索条件加以检索，检索结果按照被引频次递减排序，剔除非学术文献和不相关文献，得到档案学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0篇论文。检索日期截至2013年底。百篇高被引论文分布于18种期刊中，其中《档案学通讯》最多，有51篇文章，占总数的51%。《档案学研究》12篇。
3 引文内容特征研究
引文内容分析指基于引文内容层面的语义关联，对引用句或引用上下文的内容进行关联性分析，以揭示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作用。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引文类型识别、情感倾向分析和引文主题识别。
3.1 引文主题识别研究。引文主题识别是从引文文本抽取代表引文的主题词，利用主题分布来揭示被引文献的被引原因以及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主要作用或贡献。
本文主题识别是通过抽取高被引论文的关键词来实现。百篇高被引论文共有691个关键词，出现频次大于4的关键词有34个，累计频次277次，占总频次的40%。出现频次最高的档案工作者19次，档案管理18次，电子文件17次。
表1 高频关键词
利用共词分析方法将我国档案学高被引论文研究主题分为四个主题知识群，一是档案学基础研究与档案事业，包括来源原则、档案学、现行文件、人事档案、档案事业、档案管理、档案工作者、纸质文件、信息安全、文化、政府信息公开关键词。二是电子文件和文件运动理论，包括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电子文件归档、文件运动和文件生命周期关键词。三是档案信息化与资源开发利用，包括办公自动化、数字化、档案信息化、信息化、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信息资源、资源开发、利用、档案开放利用关键词。四是档案工作与档案馆，包括档案工作、虚拟档案馆、传统档案馆关键词。
3.2 引用情感类型研究。引用情感类型识别是通过对施引文献引用被引文献的文本内容，从引用动机和情感倾向分析挖掘施引文献作者对被引文献的观点、态度或立场，主要分为肯定、中立和否定三种基本类型。本文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引用情感倾向识别档案学引用情感类型。
本文根据引用内容，将引用情感类型分为三类，正面引用、负面引用和中性引用。正面引用指施引文献中对引文的观点、结论或方法的肯定和赞同，还包括在引文基础上展开后继工作，或者应用引文中的理论方法和数据以及引用他人的方法或结论和自己研究进行对比等。
负面引用指施引文献对引文中的观点、结论或方法持否定态度。多是指有商榷性质的文章，或者指出引文研究的不足、缺陷以及目前没有涉及的而本文将要研究内容，主要表述两篇文章研究的不同。
中性引用指施引文献对引文内容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观点，只做内容论述和在综述研究中出现的引用。情感类型界定如表2。
表2 情感类型及界定
由于百篇档案学高被引论文总被引三千多次，涉及施引文献数据量巨大，数据处理困难，本文采用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保证研究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在上述引文主题类型中，依据上述主题分类，在四个主题类团中各抽取一篇代表性文献作为样本研究。研究样本的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涵盖了所有的研究主题，避免因主题不同而产生引文特征不同；二是选取不同作者，既有业界权威，也有不同身份代表，避免权威效应带来研究偏差；三是不同期刊和年代；四是不同层次的被引频次。
表3 抽样样本数据
从上述四篇不同主题的文章被引的情感倾向来看，档案学论文多是正面引用，占63%，不含感情色彩的中性引用占35%，只有不到4%的引用是否定性质的。说明在多数情况下，档案学界对所引用文献都是持肯定态度，或是对引用文献高度评价，或是应用引用文献的理论和数据，只有极少数是指出引文不足。
进一步分析正面引用大部分是理论应用、在别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和利用别人的研究理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或者是自我对同一问题的深化研究。因此，理论性强的文章正面引用的可能性更大。如裴友泉[4]等在文章中引用“正如《刍议》所说，目前‘信息孤岛’、项目资金浪费等问题正面临深化的风险……笔者想说是：《刍议》是篇好文章，不仅较系统地梳理了我国电子文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人们以警示与反思”表明对引文的正面肯定。
实践性的文章和综述性质的文章多是在文章开头的理论综述和研究综述中引用，因此，中性引用的可能性大。如马海群[5]等在文章中引用“由图4可见，数字时代的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已成为2006年～2007年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冯惠玲（2006）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指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战略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走上顶层设计、全面规划和集中控制的发展路径”表明对引文没有感情色彩的中性综述引用。
反面引用的文章很少，说明档案学界在理论争鸣和商榷中不是太活跃，而这仅有的几篇反面引用也不是对于观点的否定，只是指出引文和施引文献研究问题的不同，或者不全面。同时，理论性的文章由于有观点表述更有可能反面引用。如安小米[6]在文章中引用“第一篇《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首次提出了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研究的问题……该文肯定了电子文件管理问题的严重性，但未对什么是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进行明确解释，由于缺少分析框架，对国外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研究有待系统和深入”，文章指出引文的不足和缺陷，进而提出本文要研究的内容。同时，学位论文的引用会涉及施引文献对被引文献的多次引用，主要包括在文献综述中的中性引用以及在具体的问题和策略中的正面引用。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引文内容分析的高被引论文引用特征研究，并以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为数据源，研究了基于引文内容的主题识别和情感类型识别。指出档案学高被引论文主题既有传统基础理论内容的继续研究，但更多地已关注网络环境下新的理论和应用。具体表现为：一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依旧，新的应用理论逐渐增多。二是信息化催生的档案工作新变化，以及基础理论的应用得到拓展。技术催生电子文件产生、政府信息公开、电子政府、档案网站的建设和数字档案馆等。三是档案工作为社会服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档案学的引用情感类型以正面引用为主，综述性和实践性的文章多是中性引用，而具有商榷性和争鸣性的反面引用文章很少。
虽然本文从引文内容方面研究了高被引论文的引用特征，但也存在局限。一是引文样本选择的局限。鉴于数据量大，在引文类型研究中，只选择了每个主题中的4篇论文进行研究。二是引文内容分析也只对主题和情感类型进行识别，况且主题识别只选择关键词，没有从标题、摘要甚至全文信息中提取主题标识。未来要在文本挖掘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下，进行大样本引文内容分析和主题识别。同时，指出引文内容特征还具有学科特征。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来稿日期：2014-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