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08 11:27: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启示之一：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垢病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经济灾害钟光荣对经济哲学的研究，是从经济现实问题入手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系统地研究了改造传统农业问题。后来，他又扩展到了对资本原始积累，人为经济灾害，农民增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商圈，地方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他始终强调的是：凡是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经济垢病，一定都是人为的经济灾害。并且，都是经济制度缺失和经济权力滥用的结果；对于这些人为经济灾害，任何推向客观的理由，都只能是借口。为了充分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他在十多年前发表的《经济灾害论》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某湖区县年年兴修水利，但年年水害有增无减，使得当地农民苦不堪言。于是，这里就流传着一首民谣：“县里书记换得多，一个书记开条河；县里书记走得快，个个留下是灾害”。显然，他真实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为经济灾害，在农业方面，就是以类似“灾上加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然而，钟光荣在调查研究中又发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为经济灾害，不仅发生了形式的变化，而且也产生了种类的增加。其中，最主要的有：一是巨额利润驱动下的现代“圈地运动”（如房地产开发等）；二是不计后果地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三是产权制度改革掩盖下的国有资产流失；四是“经济克格勃”的俏然兴起；五是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六是商业欺诈行为造成的“黑色恐怖”等等。所以，他在《经济灾害论》中，将其上升到一个体制层面，并进行了理论阐明。他在该文的“扼制人为经济灾害的对策”一节中指出：要真正解决人为经济灾害问题，就必须走经济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应当特别重视“经济发展科学化决策”。他还断言，对于这些人为经济灾害，如果不坚决加以遏制，势必后患无穷。所以，2002年《新华文摘》第11期摘发该文的重要观点后，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事实确已证明，他的研究和论证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党和政府在2006年，正式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这就表明，他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理论预言，确有先见之明。他还进一步推论，现在，经济发展的全球性人口过度增长，环境过度破坏，资源过度消耗，分配过度不公，都会导致自然和社会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这些都是最大的人为经济灾害。为此，他向社会发出警告：人类这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人为经济灾害，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扼制，必将导致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其结局必然是，人类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自我毁灭的命运。
二、启示之二：凡是传统经济理论所引致的问题
归根于认识上，都是价值观念错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何问题层出不穷，矛盾与冲突越来越尖锐呢？钟光荣研究发现：这一切都是源于经济学价值观念的错觉，所引致价值理论的错知，进而导致人们经济实践的错行。因此，他将传统经济学的形形色色价值理论归纳为“三域五论”：一是生产场域的要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二是交换场域的均衡价值论；三是消费场域的效用价值论和稀缺价值论。对此，他的研究确证：这些价值理论，都是人们自利与偏私的自以为是意见。并且，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狭义的、局部的、环节的、从不同角度自知自识的主观片面事理，而不是自然本体本原的、完备和全面的客观真理。如果硬要说是真理，充其量，也仅仅只能看作一点微不足道的客观真理因素。真正客观全面的价值真理，是自然本体价值论。钟光荣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与探索，发现和确证了这一客观价值事实和规律的创造与存在。对此，他用二百多万字的原创理论著作，对这一价值自然事实和真理，作出了最为充分的论证：
一是价值即效用。但它不是传统价值理论意义上狭义的、仅仅局限于人的消费对象的效用，而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广义自然效用。他指出：价值本无而有，是人类交换劳动对象物时产生的幻相逻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价值不是别的，仅仅只是效用的代名词。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进一步说，效用是形，价值是影，价值与效用如影随形。就是说，既没有无效用的价值，也没有无价值的效用。离开效用，价值荡然无存。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不要价值，但绝对不可以不要效用。
二是价值是自然创造的，存在于自然一切事物之中。就是说，自然创造效用即价值，是从无到有的行为和过程，是从没有到实有的结果和目的，是从原有到现有的运动和存在。人和万物一样，也是被自然创造出来的物质效用，即价值之一种。自然并没有、也不可能赋予万物和人类这种被创造者，可以从无到有进行创造的功能。所以，人只能发现、认识、开发、改造和利用现成的、从有到有的自然价值，绝对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任何从来没有过的价值。一切将人类改造价值的行为，说成是创造价值的结果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三是人们用劳动价值获取劳动对象的价值，是劳动效用即劳动价值作用发挥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价值是实体价值；这一过程完成以后，劳动价值就物化在劳动对象价值之中，变成了虚拟价值。况且，人类生活最终所需要的，并不是劳动价值，而是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劳动对象价值。这也就是说，是因为劳动对象有价值，才使人们值得为它们劳动。因此，劳动价值在本质上，是获取劳动对象价值的动力价值和工具价值；是人和人所需要的对象价值之间的桥梁价值和中介价值，并非别的价值。四是对于劳动价值的分配，必须以自然绝对公平与正义法则为第一原则。因为，所有财富与价值都为自然所创造，自然财富与价值人人有份，人人平等，人人同权，人人可用。在所有人的劳动都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由于自然仅仅只是区分劳动能力和努力的差别，这时的劳动获取的劳动对象的价值，应当全得。这种全得，也就是劳动应得；但当生产资料被少数人集中与垄断占有后，这时，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劳动，只能应得，不能全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不仅是人人有份的自然资源，而且也是超出人均份额的自然价值。所以，他必须拿出部分超额资源收益价值，返还给丧失生产资料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以确保天赋人权的自然价值平等。五是自然创造的价值即自然资源，其总量是无限的，但可供人类利用的却非常有限。因此，人类面对可利用的有限自然价值，以及面对自已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无限性需求，面临着二重选择：一方面是，人类要确保子孙后代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减少人口，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公正分配，确保自然价值长期利用；另一方面是，人类要满足当下无限贪婪的奢侈需求和欲望，就必然要以加速人口增长、环境破坏、资源消耗、分配不公作为代价。但这样做的后果，必然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各种自以为是的价值理论存在偏颇，所以，钟光荣进一步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才是科学原则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但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总原则以后，就将劳动价值科学的具体原则，交给了商品学和历史学去研究，他自已只着重研究价值的人文精神，即对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文关怀。也正是因为马克思深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即价值的自然本质，所以，他从来就没有笼统地作出过“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说“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的论断。他所作出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定论，之所以非常正确，是因为前者指的是价值的形式，即经过劳动改造后的、人为的自然效用价值的形式，而非价值的内容；后者指的是价值的职能，即经过劳动改造后的、人为交换的自然效用价值的现象，而非价值的本质。这就表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意是：劳动本身有价值，劳动可以改造和开发劳动对象的价值，但劳动并不能创造价值。而且，由于劳动对象不能自我表白其价值，所以，劳动对象的价值，只能以人的劳动时间通约，来计算其价值及其价值量。这个事实真相表明：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自身的价值和劳动对象的价值相结合而构成的。因此，他在《资本论》一开头，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生产过程上，人只能跟着自然来做，那就是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①他还说：“劳动不是它所生产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换言之，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②所以，钟光荣认为，后世有的经济学家，将“劳动创造价值”这个主观形而上学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上，是对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极大误解。现在，我们必须还其事实真相和本来面目，以正价值的自然真理。正因为传统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劳动价值论真理原意的误解，作出了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而非自然创造的不当判断，并且应用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所以，其后果必然导致人们长期不尊重自然，不敬畏天地；必然引致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把自然不当数，进而疯狂地伤害自然，即无止境地增加人口，无止境地破坏环境，无止境地消耗资源，无止境地分配不公。从而引起自然以灾害的形式，对人类进行最为严厉的惩罚和报复；引起社会以犯罪和战争等形式，对同类进行最为残酷的掠夺和伤害。然而，面对这些天灾人祸，现在，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却仍然执迷不悟。显然，对价值真理进行正本清源，将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种种传统价值观念，统统归结到自然本体价值论之中，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三、启示之三：凡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与社会冲突
在人性本质上，都是经济道德下滑钟光荣研究认为，经济道德是自然的经济法则，即自然经济规律，也即自然经济规则。对于自然的经济法则、规律和规则，人类跟其他自然事物一样，只能服从和遵守，不能悖逆和违反。这就是说，人类要在自然经济道德律令的规制下，克守本分地生存和发展。但是，由于人类进化出了超越万物的聪明，尤其是优先获得了自然恩赐的智慧，所以，源于自然，高于万物的人类，也就必然要突破自然发出的道德律令，超越万物，非常强势地生存和发展。为了限制人类的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自然给予人类以理性，命其自觉遵守自然的道德律令。然而，人类将事物自我保存的强大者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扩展到了无限化和极端化的程度以后，不仅不能自我抑制，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人类这种悖天逆道的经济行为，正地应验着“上帝要谁死，必先让谁疯狂”的可怕诅咒。现在，社会人口过度增长，自然环境过度破坏，自然资源过度消耗，财富分配过度不公的经济事实已经证明，人类恰恰忘记和抛弃的，是自然赋予的经济道德理性。因此，在自然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并将大量自然资源转化为堆积如山的商品的今天，使得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经济虚荣中，都在努力地追逐着自已永不满足的贪欲和欲望。可是，在获得这种无限享受的同时，也就将自然赋予人的经济道德理性，早已从自已的经济意识形态中驱赶出去了。余下来的，就只有绝对自利与偏私的感性功利主义意识。这种经济道德的严重下滑，在有的地方和有的个人的经济意识中，已经达到谷底，甚至完全丧失。面对这一可怕的严竣情势，钟光荣在他的《经济学本理》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中，苦心孤旨地探寻到了最佳解决办法。
第一，从理论层面上说，是他所建立的“自然实在论的经济理论总模型”。在这一总模型中，他将天、物、人，社会化为政府、富人、穷人三个层级。于是，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复兴人类的自然道德本性，即人的自然道德理性，就必须象天赋事物道德一样，按其伦理和秩序，从政府永恒垂范、富人永远示范开始，然后达至穷人永久效范。
第二，从实践层面上说，是他所建立的“人口自恰、环境依赖、资源依赖、公正依赖”四个子模型。在这四个子模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人口自恰，就是人口恰合自然的生态，应当保持生态学确证的合理比例；所谓环境依赖，就是人口对环境要素指数的依赖，应当改善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所谓资源依赖，就是人口数量对资源数量的依赖，应当达到可持续代际利用时间的最大当量；所谓公正依赖，就是对社会化的自然财富与价值分配的依赖，应当始终坚持以自然绝对公平与正义作为第一原则。钟光荣在研究自然价值运动时，还发现和证明了绝对公正的“自然分配律”。他将这一分配律应用于对劳动获取的自然价值，在社会相对公正分配过程中，效法自然法则的根据，就是他在《财富的价值》下卷提出并建立的：“国家及其政府、企业、家庭三位一体的新福利主义‘价阶分配制度’模式”：即设立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生存与发展帐户”，将个人自谋和政府补贴两项收入，分解为可动收入流量支出和不动收入存量储蓄。然后，再将不动收入存量储蓄分作医疗支出和养老支出。这样，就能有效地解决自然财富与价值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公，穷人生老病死没有经济保障的根本问题。这也就是说，他的这一符合自然科学方法论与自然和谐目的论的自然真理认识论，特别是效法“自然分配律”的公平与正义价值分配原则，实行起来，也就好比唐僧给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只要我们将自然道德律令，转变为社会法律制度，并将这个制度之真“经”，不断地念下去，就会使人类悖逆自然道德理性的、无法无天的经济意识和行为，真正受到自然道德律令的约束。
四、启示之四：凡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经济方式
在共同道路上，都是回归经济理性钟光荣研究发现，自然的理性，是自然的创设、确定和演化的精神形式和精神活动；人类的理性，是自然造化和进化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活动。这种效法自然的理性，西方哲学称之为“逻各斯”。然而，由于自然本身就是经济的，所以，事实上，人类的经济理性，就是经济概念、经济判断和经济推理。因此，自然经济理性，才是自然一切经济事物的总根源与总集成。它产生了自然经济之爱；自然经济之爱，又产生了自然经济的道德。而自然经济道德，又是自然经济理性产生的。所以，自然经济理性不仅以创造万事万物来体现自已的博爱，而且，以事物交互的经济利益来体现其真爱。
作者：张思扬 单位：中共岳阳市委督办
1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为了使围场的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必须本着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国土和自然资源的原则，结合当前农村产业化建设和企业改革的有利时机，制定一个全面、系统、科学的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相应地农业、林业、畜牧、水利、科技、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也要编制行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切实做到统一规划，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各行各业协调发展，避免单打一，孤军作战。尤其是对较大的新上的建设项目，必须进行全面的勘查设计，开展必要的可行性研究，召集有关方面的权威人士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对于举足轻重的重大项目，完全有必要进行全县范围的在讨论，听取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进行全面论证，尽量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无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影响生态平衡的工程项目，更不能搞边呈报、边审批、边设计、边施工的“四边工程”。并根据社会、经济、自然和市场需求，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合理利用物质流、信息流、科技流、妥善调整处理好农、林、牧、工、商、贸、科技等诸业之间的比例和发展重点，挖掘农业发展潜力。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情况下，调整产业结构，深化企业和涉农企业的改革，推行普及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地提高农业和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当前侧重发展林业，以林草促进农牧业的发展。如果在既无草又缺肥缺水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牲畜数量，必须出现夏恢复、秋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环。俗话说的好：草肥水美则牛羊壮。所以，大力发展林业是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林草发展了才能为牧业提供充足的饲草和水源；林业牧业发展了，也就为发展农业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农业、林业、牧业的发展，也就为发展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条件，进而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促进全县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2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不断推进经济知识化、产业化、市场化进程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知识化、产业化、市场化转化的变革时期。围场地处塞外，曾是清代著名的皇家猎苑，开围较晚，科学文化水平比较落后，围场的农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计划有重点，分期分批地建立生态户，生态示范园区、生态农林场、生态村、生态乡、生态镇、最后把整个围场建设成生态县。在产业化方面，应在玉米、土豆制种、时差蔬菜、水稻、麦菜两茬等高产高效产业、小杂粮、山野菜、时差菜、林业及林副产品、山野味、土豆加工、牛、羊、兔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大做文章。在市场建设方面，依托棋盘山大牲畜市场和四合永、腰站蔬菜批发市场，加快市场建设步伐，特别在畜产品较多的西三区建立牛、羊、马、驴、骡综合交易市场，同时市场所在地乡镇政府、乡镇经委要与工商部门密切合作，加强对外宣传，在国际国内增强围场农产品、畜产品、土特产品的知名度。通过县外贸部门和赵海楼、刘景文等养殖大户强化出口，将围场农产品、土特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3林水结合，强化林业与水利的基础产业地位
林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在山区，它不仅为人民生产生活提供原料，还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的、防汛固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等功能。同时还能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场所。人类的愚智，在绿色植物面前分得十分清楚，你掠夺它、毁灭它、大自然就会对你和你的子孙后代进行无情的报复：你管护它，珍惜它，它就让人们和你的子孙后代受益。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必须把绿化和保持水土放在重要地位。林业与水利的有机结合，是振兴围场经济的基础条件，林业水利上去了，围场经济也就充满了生机与希望。水利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水与人类息息相关。水利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全县8.1万公顷耕地中公有1.4万公顷有效灌溉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6.9%，83.1%的耕地仍然是望天收。因此，水是制约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围场的水利事业，必须大力开发利用围场水资源，为农业业和国民经济服务。重点建设三种类型的水库；一是森林水库。利用林草涵养蓄积水源，进而平衡河川迳流量，变季节性河流为常年性河流。二是工程水库。通过修建小塘坝、中小型水库拦蓄大气降水，以满足工农业业生产的需要。三是土壤水库。通过修水池、水窖、鱼鳞坑、水平沟、梯田、条田、台田储蓄雨水和不失时机的进行引洪淤灌、春灌冬灌，尽可能的让土壤多储存水份，以提高土壤的抗旱能力，如今围场每年约有0.7-1万公顷土地利用冬季固体水库蓄水进行冬春灌，效果非常好。
4深化畜牧业改革，推进畜牧产业化进程
围场的畜牧业，一直是沿袭着传统的经营方式，长期以来在草场建设上重使用，轻建设；在养殖上重数量，轻质量；在经营上重发展，轻管理，忽视了对草场的保护与建设。围场草场产草率和承载率均比较低，每公顷草场年出肉率公11.25公斤。而一些先进国家，每公顷产肉率最高450公斤，最低的也是220公斤，是围场每公顷产肉率的20-40倍。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科技含量太低。所以必须普及和推广适用的养殖技术，强化提高饲养管理水平，调整优化好畜群结构，引进和改良牲畜品种，进而提高围场畜牧业的经济效益。
5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
据统计调查表明，全县29.6万名从业人员中，仅有1.2万名为高中和中专学历，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95，而大专以上的仅116名，占从业人员总数的0.04%。也就是说，围场农场从业人员中，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6.01%。农民科技人员全县939人，占全县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0.32%，全县参加农业科技培训的2078人，占全部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0.7%全县非农业乡镇企业人员素质也不高。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为1599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18.4%初中文化程度4890人，占56.4%小学及以下文化的2182名，占25.2%。初中和初中以下仍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1.6%在美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大学学历占46.5%，中专点44.6%小学为8.2%，文盲和不明学历占0.6%。目前，围场国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人才的匮乏是制约围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优秀问题。古人云，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纵观古今，国家的兴亡，事业的兴衰，事业的成败，优秀问题是人才。为了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方面要使用现有“显人才”挖掘“潜人才”；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利用县职教中心、县技校、县党校、县农广校、县电大和乡镇夜校以及社会学校培养好18-30岁的从业人员，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做到全县30岁以下的农民每人要掌握1-2门实用生态技术。对已毕业的初中生，县教育、人才、劳动人事以及农业、畜牧、水利、乡镇企业、科协、科委等部门要统筹按安排，分期分批的进行生态和环保专业技能培训；对在校的中学生要在乡镇初级中学的基础上，增设半年到一年制的技能培训，提高初中毕业生走上社会的实际工作能力。只有农科教统筹，正规学历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短期教育与专门技能培训结合，才能从跟本上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只有全民生态、环保等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围场经济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6结语
总之，必须运用生态、经济、市场、水保、农业、林业、水利、畜牧、行政管理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不断地分析、研究、探讨、揭示围场经济建设与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经济、社会内部之间的关系。狠抓人才培养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重视社会、生态、经济效益。坚定不移的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进而推动和促进全县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作者：张明生 张玮 单位：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水务局
摘要：经济学界认为知识已成为一种无形的“第一生产要素”，具有了第一生产要素的基本特征：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根源，具有配置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能力，拥有知识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取得了对经济的支配权力。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主要产业等等。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文简要的论述了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影响途径。
关键词：知识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调整
1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优秀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1.1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1.2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1.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1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2.2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资源，遵循效益递增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取的边际效益越多。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四个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识可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并不减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增值，可以被用来创造新知识，知识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②共享性。知识较少受时空的局限，可为公众共享并可反复使用和同时使用而价值不被削弱，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可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们只能绝对地减少，而知识则可以在使用中产生知识，人类可以无穷尽地创造知识。④易操作性。知识更易于传播和处理等等。
3经济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用于教育和科研的经费增加。教育投入的增加，不仅培养了具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资本，而且培养了大批在技术的传播和应用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实用性人才，从而缩短了科学技术产业化的周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随着经济的增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要素虽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在下降，真正起主导作用的生产要素是能够引起投入要素不断提高效率的技术进步。当一个产业部门采用了一项新技术时，由于投入少、产出高、利润率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项技术很快就会得到扩散、发展和完善。这样，该技术的竞争优势很快会丧失。为了在竞争中始终保持有利地位，就得不断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从而加快了技术进步。第三，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人均收入也快速上升，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需求结构的变化，产品的供需出现不平衡，导致产品结构调整、资源的重新配置，甚至导致相关产业的调整。所有这些调整，都要求有相关的新技术，出现了对新技术的需求，从而促进了技术，出现了对新技术的需求，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的转型归根到底要通过知识的生产、使用和分配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知识生产率结合起来，一方面是生产要素由低效率组合向高效率组合的转变；另一方面是转变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于知识生产率，要使知识的不断生产、使用和分配成为进一步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基层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基础规范化工作的建议和思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部分调查对象的认识偏差导致配合程度偏离、存在“七分统计，三分估计”的陈旧观念依然在某些统计对象的脑海里存在、基层单位报表的主动性和及时性比较差、基层统计机构力量薄弱，特别是县（区）、乡镇两级统计机构承担的统计任务与人员力量过分悬殊、基层统计人员素质不能完全满足统计形势和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使基层的统计数据的质量受影响、基层经费紧张成为制约基层统计事业发展的“瓶颈”、统计执法举步维艰、强基固本夯实统计基础、质效并重提高统计数据质量、转变理念提升统计服务水平、加强统计执法规范基础工作、多方培训强化统计人员素质、加快信息化提升统计服务手段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统计基层基础工作是做好统计工作的前提条件，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统计为决策服务的水平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以“统计机构网络化，报表台帐标准化，统计管理法制化，统计信息自动化，统计资料档案化”为目标，开展统计基础规范化工作，狠抓统计机构和统计队伍建设，健全统计调查网络，加强统计执法检查，推进统计信息化建设，使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走向规范化、正规化的轨道。
关键词：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议；对策
统计基础工作的扎实程度决定着统计数据质量，统计数据质量的真实程度直接关系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建设的规范化工作，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逐步实现统计管理规范化、业务流程标准化、任务落实制度化、统计调查法治化、统计人员专业化和统计手段现代化工作机制，成为目前摆在各级统计机构和每一名统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政治任务。结合工作实际，对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谈几点浅薄的感悟和认识。
一、基层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
1、部分调查对象的认识偏差导致配合程度偏离。一方面存在“七分统计，三分估计”的陈旧观念依然在某些统计对象的脑海里存在，调查对象为了某种利益的驱动，导致他们对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产生偏见，或者怕泄露自己的实底有意虚报或瞒报，故意不提供真实的第一手统计资料，人为地造成了统计基础资料来源的渠道受阻。另一方面基层单位报表的主动性和及时性比较差，基层源头数据搜集难度大。每当临近报表送审时间，县（区）级统计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电话催表，一两次还不行，得反反复复才能把报表催到手，无论是定期的报表还是抽样调查表，催报难度及花费时间和精力远远大于报表录入处理分析过程。
2、基层统计机构力量薄弱，特别是县（区）、乡镇两级统计机构承担的统计任务与人员力量过分悬殊。目前县（区）、乡两级统计机构承担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收集、审核、汇总任务，特别是上级统计机构局、队分设后，县（区）级统计局在原有的在职人员和工作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须同时承担上级局、队安排的统计业务和调查任务，人员配备和力量与统计工作量之间矛盾日益突出。
3、基层统计人员素质不能完全满足统计形势和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使基层的统计数据的质量受影响。按照统计工作对统计人员要求，真正达到会统计、会调研、会分析、会微机的“四会”标准的人员为数很不乐观，而懂政策经济、知法规、能统计、会预测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少缺乏。
4、基层经费紧张成为制约基层统计事业发展的“瓶颈”。除上级业务部门仅有的一点业务经费外，统计部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的财政资金，县（区）级财政以保人员工资为根本，而满足统计基础设施及网络化建设的需要举步维艰。
5、统计执法举步维艰。统计违法行为多发生在为单位工作的行为上，一般都是对单位进行处罚，如果某单位受到违规处理，势必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二、对基层基础规范化工作的建议和思考
1、强基固本夯实统计基础。健全机构和人员是夯实统计基础的关键。一是不断完善壮大县（区）、乡统计机构，充实、培训县（区）乡统计人员，在筹备成立市级调查总队的基础上，应尽快考虑成立县（区）级相应的调查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投入，加大对基层工作的督导力度，提高局、队统筹组织协调和统计业务能力，确保基层各项统计任务的顺利组织实施。二是加强对部门统计的指导和管理，理顺政府统计和部门统计的关系，实现资源共享，使部门统计成为统计部门依靠的重要力量；三是搞好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加强对基层统计人员的培训力度，强化统计职业道德意识，强化统计法律意识，提高统计从业水平，为统计工作规范化管理奠定基础。四是建议上级业务单位要加强统计报表的管理和各专业报表间的衔接，杜绝统计报表指标重复统计，不随意增加基层工作负担。
2、质效并重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重点从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简便性和适用性等五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统计数据在统计信息的采集范围和内容含量上的完整性。要求统计调查覆盖的范围要完整，被调查对象的报表起报要完整。二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客观真实性方面的准确性。对基层报来的各类报表必须严格审查，是否按统计制度规定的指标填报，计算方法是否正确，计算结果是否准确，统计数据是否符合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等，从数据采集的源头把好质量关。三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时间价值上的及时性。以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统计工作的手段和方法，缩短统计调查与数据结果的间隔时间，以最快时间统计数据，建立和规范统计信息制度，提高统计数据的时效性。四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使用过程中的简便性。一方面加强与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充分利用部门统计资料，减少重复统计，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调查负担。另一方面对外公布的各种统计数据、统计图表和统计分析文章，力求简洁、清晰、明了，要把枯燥的数据、专业的图表和术语转化为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的表达方式，便于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理解。五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价值实现上的适用性。及时了解、掌握各级领导决策和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求情况，在调查之初就要考虑收集的统计信息是否有用，是否符合用户的需求，从而缩小统计信息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统计产品，才能使统计数据发挥最大的效益回报。
3、转变理念提升统计服务水平。一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主动性。转变服务观念，增强服务意识，紧扣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主动搞好服务，及时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为各级党政领导决策服务的同时还要为企业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二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针对性。在开展统计服务和统计分析时，除要满足一定的数量要求的同时，更要注重分析的质量。服务的角度要准确，服务的内容要充实。对社会、经济方面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认真选题，做到分析问题透彻，提出的建议切合实际，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三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实效性。把握经济趋势、科学预测，由事后分析为主向事后分析与事前预警预测并重转变，改变过去单纯反映情况、提供信息的做法，在深入研究问题、提供实用有效的产品上下工夫。
4、加强统计执法规范基础工作。一是以"五五"普法为契机，营造以法治统的良好氛围。借机造势，大力宣传《统计法》和统计工作，加大统计违法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力度，为依法治统营造良好的外围环境。二是严格落实各项统计制度，是实现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重要条件。严格执行统一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继续理顺局内各专业业务关系，理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统计业务关系，理顺上下级统计机构间的业务关系，增强统计业务工作的整体性、协调性和互补性，逐步实现统计数据采集、审核、加工、管理各环节的流程化管理，统计原始记录、统计报表、统计台账的规范化、档案化管理，促进统计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5、多方培训强化统计人员素质。作为基层统计工作人员，工作的职责要求应该了解和掌握现行的方针、政策、经济发展的重心、优秀和趋势；了解和掌握最基本的统计工作方法，知道怎样收集数据、怎样计算指标、怎样分析整理资料；了解和掌握统计信息网络技术。因此，全方位加大培训教育的资金、技术、人力投入和工作力度，造就一大批懂统计专业、会经济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的人才队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通过采取集中培训与自我教育相结合、请进来教与送出去学相结合等方式，使基层统计人员能够接受多层面的培训和交流，不断强化职业道德，形成依法统计理念，不断更新、拓展专业技术水平和操作技能，能够比较准确分析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趋势，熟练运用网络系统传递信息，才能保证源头数据不受干扰，做到准确、及时和到位，才能为提高数据质量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6、加快信息化提升统计服务手段。信息化建设是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服务功能、促进统计现代化建设必要保障和手段。依托现有的硬件和网络资源，坚持统一、开放的原则，整合统计信息网络资源，构建统计信息服务网络互动平台，为领导决策、企业发展和公众需求服务。逐步向“统计信息标准化，数据传输网络化，业务处理电子化，信息服务社会化”的目标稳步迈进。
摘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的需求和改善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进程，环境恶化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无论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等，还是后起之秀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环境问题。有过经验和教训。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经验；中国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摘要：玉米在明代晚期即已传入山西，但直到光绪年间，玉米才在山西得到普遍种植。本文通过对山西与相邻各省在玉米引种时间上的比较分析，对山西各县区玉米别称的来源及玉米传入山西的途径和时间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归纳，进而指出玉米这种高产作物对山西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山西玉米传播引种经济作用
山西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最初比较简单，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个别地区在物产中只记录了玉米的名称。乾隆年间，南部的绛县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对玉米的形态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叶胥似高粱，穗如秕麦，叶旁别出一苞，垂吐白须，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1]光绪年间，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对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内容：光绪六年（1880年）《闻喜县志》记有“玉蜀黍（山地园地艺，补麦缺）”；光绪九年（1883年）《怀仁县志》中记载：“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广种）”；在民国时期方志中，才见到如“玉蜀黍……颗粒有大小之别，小颗粒晚种合宜，大者宜早种”[2]这样一些对玉米品种和种植技术比较详细的记载。一、玉米在山西的别称及来源玉米的别称甚多，全国约有70余种，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麦、玉麦、棒子等10多种。在这些别称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围最广，其他别称通行的范围都比较狭窄，如表1所示，称“玉米”的地区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县；称“玉蜀黍”的县份在山西全省各个地区中都有，从北部的大同、怀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阳、寿阳，再到南部的岳阳、安泽、翼城、襄陵、沁源、安邑、闻喜、绛县、新绛，都做如此称呼；称“玉茭”的地区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东南部的襄垣、长子、阳城；称“包谷”的地区有清源、文水、河津；称“玉谷”的地区有安邑、芮城；称“御麦”的地区有阳城和新绛；称“玉麦”的有南部的乡宁和翼城；而其他别称只出现在个别县的方志记载中。同治《建始县志·物产》曰“包谷，山陕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记载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现的，这是因为“……谷谱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关西呼蜀黍为稻黍，今山西平阳、汾州诸郡人，余见其通呼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见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别称，因为玉米“其苗叶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称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对“玉秫秫”和“玉茭茭”这两个别称，光绪八年（1887年）《寿阳县志》中这样记载：“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故名。一名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认犹之椒菽同，从叔声而异读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称为“包谷”，大概是因为“结实有皮包之”[8]和“《本草纲目》始入谷部”[9]这样的原因。中国直呼玉米的地区不广，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区，“包谷”是对玉米最普遍的称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别称，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学诚说：“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谓合五而六也。”嘉庆《河津县志》：“包谷一名禹谷”，嘉庆《商城县志》也载：“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称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这样写道：“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亦从他方得种。”[10]玉麦之称，在明清两代多见于云南、贵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肃、陕西中部、河南等地区，另外，安徽、直隶、山东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记载。为什么叫玉麦？据光绪《名山县志》的解释：“粒豆，色黄润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厅志》曰：“麦者，言可磨面如麦也”；道光《新津县志》则说：“玉麦，言其粒如麦也”。看来，果实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麦子，是玉麦称呼的由来。表1山西玉米别称及通行县区分布名称|通行地区玉米|（光绪）定襄县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绛县（道光）繁峙县、大同县（光绪）怀仁县、清源乡、寿阳县、闻喜县、盂县（宣统）文水县（民国）昔阳县、岳阳县、安泽县、翼城县、襄陵县、沁源县、安邑县、新绛县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阳城县（嘉庆）长子县（道光）繁峙县（同治）河曲县（光绪）定襄县（民国）太谷县、平定县、襄垣县包谷|（光绪）清源乡、文水县（嘉庆）河津县玉谷|（民国）安邑县、芮城县御麦|（乾隆）阳城县（民国）新绛县玉麦|（民国）乡宁县、翼城县禹谷|（嘉庆）河津县舜王谷|（万历）稷山县棒子|（民国）安邑县表注：括号中朝代系后列府县乡志书的刊版年代。关于“御麦”这一别称的由来，在同治十三年《阳城县志》中这样记载：“以曾经进御，故名”。在两湖地区也有将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为玉米曾经是贡品，而在称呼前冠以“御”字。总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过程中，名称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继承了玉米来源地的名称。二、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和途径玉米在国内的传播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由明代中叶到明代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到明代后期这种农作物已传播到全国近半数省区，清代前期全国各省县份多已种植。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稷山县志》的《物产·谷属》中列有“舜王谷”，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关于玉米的最早记载，和相邻省份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相比，山西早于直隶，晚于河南、山东和陕西。另外，对玉米有较早记载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阳城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绛县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庆、道光年间，南部的长子和河津县，北部的大同县和繁峙县在其地方志中对玉米有了比较简单的记载。[11]但是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对玉米的记载却是在光绪乃至民国时期，即使是主产玉米的晋中地区也是在民国时期才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御麦，今潞属广植”，[12]这说明直到十九世纪末，玉米在山西的种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绪年间的大部分县志中都不见有玉米的记载）。根据以上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的先后来判断，玉米在山西省内的传播途径是由晋南和晋北同时向晋中地区推进的。情况可能是这样：明朝末年，晋南的稷山县首先开始种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晋南的阳城县、绛县和晋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种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种植分别由晋南和晋北逐步向晋中地区推广；光绪前期，晋南、晋中和晋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种植，但分布范围狭小；民国时期，在山西大部分县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见到玉米的记载了。从玉米最初传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围内的普遍种植经历了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可见玉米在山西的种植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原因应与山西的地理气候条件及有清一代相当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尤其是光绪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对山西的影响极为严重。据方志记载，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内的任何地区都发生过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康熙《五台县志》卷八收录阎襄《饥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饥转徙十之六七，斗米钱数百不得……”；民国《永和县志》卷一《祥异考》载：“（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晋省连遭大旱，永邑更甚……盗贼遍地，饿殍盈野，性命贱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绪《长子县志》卷一二《大事记》载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饥，民食树皮草根”；民国《万全县志》《杂记》载：“嘉庆九年，夏无麦，秋无禾，粮价腾贵，麦石价银二十五两，人民离散。十年，无麦无禾，饿死、逃亡过半。”所以，在玉米传入山西的最初时期境内各地区就遇到频繁发生的荒旱。这些灾害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作物的大幅度减产或绝收，饥不得食的农民或就地饿死，或流离失所，劳动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损失。玉米虽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长期中要求高温，蒸发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区，灌溉条件好才能生长。山西南北地理气候条件迥异，农业生产条件差别很大。晋南与晋东南地区在农业生产资源及地理条件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临汾与运城两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无霜期长，气候较为温暖，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区略强一些，但该地区一直以生产小麦为主，外来作物玉米还一时无法取得主导地位；晋中地区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水利条件一般化，是山西最为普通的产粮区，但由于人口众多，粮食供给也相当紧张，每有灾害，人口流失也很严重；与南部相比，晋西、晋北地区土地贫瘠，无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条件极度低下，粮食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条件，当地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传播种植范围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来，迄今二百余岁，中间水旱交咨，在所时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从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灾如光绪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见，有清一代山西境内的自然灾害就没有间断过，直到光绪初年发生了“丁戊奇荒”这场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灾害，全省上百个县似乎没有例外地同罹惨祸，山西南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张鉴衡《寿阳县灾赈碑计》称：“溯自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秋雨伤禾，谷米多黑，则晋灾之始也。至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省南一带，饥谨荐臻，至丁丑，则赤地千里。”[14]山西农业生产条件最为优越的晋南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自然条件远不如晋南的晋北和吕梁地区，就更没有进行玉米种植的能力了。灾害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绝对下降，过半劳动力的死亡和逃移，[15]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光绪前期只有少数县份对玉米做了记载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劝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来到山西，补充了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产量高而稳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适应范围广，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种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普及开来，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就处处有玉米了。据研究，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有海陆两路：陆路一自波斯、中亚至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海路则自美洲、东南亚至沿海的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这三路玉米传播源逐渐向中国腹地进行渗透并最终融合。[16]从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别称来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肃两股玉米传播源，因为江浙闽粤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别称绝大多数都尾缀“粟”字、“豆”字，或带有“芦”字，山西对玉米的别称却不曾有这样的字，而是像陕西一样称为“玉蜀黍”，像云南一样称为“包谷”，或像河南一样称为“玉麦”。这两股玉米传播源相继抵达山西之后便开始融合，这种融合大概结束于光绪初年，其表现之一是在同一地区具有指示两种玉米传播源的别称，如地处山西中部的文水县，在其光绪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标志云南传播源的别称“包谷”，又有标志甘肃传播源的“玉桃黍”[17]；表现之二是这时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罗列多种玉米别称，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18]玉米是如何传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不能确切考证。但根据山西在明清时期的情况推测，玉米引种到山西的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由当时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种子带回到山西，经过本地农民试种获得成功，继而在山西各地推广开来；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开垦荒地的时候，种植了在家乡时曾赖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错，山西的农民也开始种植。关于山西商人的经商活动情况，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经商以商品的长途贩运为主，明朝中叶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迹。如山西票号总号所在地的太谷县，“自有明迄于清中叶，商贾之迹几遍全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陕西、河南及新疆的经济活动史料中多有记载：山西潞泽二州是与三吴、越闽齐名的丝织专业区，“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阆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21]“潞绸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22]潞泽丝棉织物的染色，对颜料的需求很大，因而丝绵生产又推动了山西颜料商的发展。山西颜料商见于碑刻记载的有平遥和临汾县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经营，所售颜料出自本地，或是贩自四川。日升昌票号前身山西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所贩颜料中，有铜碌一种，出四川省，因自行重庆府制造铜碌，运至天津，以备销售，亦甚获利。”[23]明代，随着山西盐商在国内地位的日益显赫，河东盐销往“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今洛阳）、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以及泽、沁、辽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来就参与了西茶市与西番的交易（交易地点在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杨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买茶，让茶商与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为始，听臣出榜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25]我们没有发现山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资料，但在张掖、武威见到过山陕会馆和山西会馆的遗址，虽然已经破败不堪，却能充分说明山西商人在甘肃曾经有过长期的经营活动。四川、甘肃、云南、陕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万历之前先后开始种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与这些省份频繁的经济往来中，玉米传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按照晋商的经营习惯，分号与总号之间在人员和货物上的往来都异常频繁。另外，我们将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最初传入地与山西商人的发迹期、最初发迹地做一比较，发现在时间和地域上两者都相当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对玉米做最早记载的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县志》，稷山在明代隶属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国取得显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万历年间（1488—1619年），晋南的蒲州、平阳一带则是山西商人最初的发迹地，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沈思孝在其《晋录》、明万历进士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都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发生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域，为我们的推测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明朝初年开始，山西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远的州县，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当地从事耕耘”，[27]这些州县有隰州、吉州、岚县、岢岚、临县、永和、浮山、岳阳等。光绪六年（1880年）刊《续修岢岚州志序》中提到当地的客民问题：“第山高土瘠，绝少平原，地广人稀，苦无产殖，土人俭而不勤，业农贾者率多他乡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陇、川、楚客民错趾于境，来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继螟蛉，岂五行有所克制欤？”由此可见，进入到山西的客民来源相当广泛，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们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穑，善于商贾，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这些客民引种到山西。当然，玉米引种到山西的这两种途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总之，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频繁流动对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起了决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概况和经济作用清代山西有关玉米单产的记载极其罕见，根据表二所示民国时期山西玉米的平均亩产量，可推测清末整个山西玉米的单产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麦平均亩产是44.2公斤[28]）。玉米作为逐渐推广的作物，其种植面积在清代变化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况可以参照民国初年的情况作些粗线条的估计。如表2所示，估计到清朝灭亡时，山西每年至少有150万亩耕地种植玉米，以40公斤的单产计，清末山西每年可产玉米60000吨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种面积、产量及亩产年代玉米播种面积（万亩）总产（吨）亩产（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页。在清代各县方志中虽然很少见到对玉米产量的记载，但到光绪以后，玉米成为“山农之粮，视其农欠”，[29]“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产亦颇不少，麦后种之，亦为秋粮之一”，[30]可见，玉米以其高产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区的粮食作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晋东南的潞安府，“今潞属广植，每炊必需”。[31]民国27年（1938年）《平定县志》记载了当地玉米的平均年产量，约为183750石，同时还记载了粟的年产为91875石，豆为18375石，高粱为36750石，小麦及其他年产约为36750石。[32]可见，抗战前夕玉米是平定县年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到1949年的时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种面积为536.56万亩，年产量为463950吨，虽然只占到山西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但在山西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中却达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麦薯类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2页。根据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情况来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和推广对当时粮食的增产是有极大意义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够适应北方的旱地，种植玉米可扩大耕地面积。山西农田一直以旱地为主，清代旱地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95%，约有65400万亩的荒山荒地尚待开发。[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积从53,285,401亩增至56,609,070亩，[35]增加了300多万亩，和当时玉米种植的推广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其次，玉米是一种优异的高产作物，种植玉米可“种一收千，其利甚大”。[36]对处于封建剥削压榨下的大多数农民来说，通过推广特别高产的外来农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种更容易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之，玉米的推广，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因而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食粮，特别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民食问题的解决。玉米在山西的推广种植不仅促进了粮食的增产，还间接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玉米本身用途广泛，既可当粮，又可充作手工业原料，对山西农户来说，用玉米酿酒和养猪在光绪时期已是极为普遍的事情，“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物”。[37]玉米的传播种植对山西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推动作用远不止以上所述内容，还需我们做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
[摘要]知识管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基本内容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本文旨在界定知识经济的概念，探讨知识管理的目标，比较分析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之异同，以促进我国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关键词]管理；组织；创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源。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将成为优秀和具有柔性特点的生产要素，而对知识的管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组织而言，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经济迫切要求管理创新。适应此要求，近几年来，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念——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正在国外一些大公司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其中心内容便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组织创新和集体创造力。总结和研究知识管理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一、概念的界定
什么是知识管理？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嵌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笔者认为，知识管理虽然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但作为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性质的公共管理同样也面临着知识管理的问题。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优秀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组织创新。
知识管理为组织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了新的途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进行计算机存储，而隐性知识是则难以掌握，它集中存储在雇员的脑海里，是雇员所取得经验的体现。知识型组织能够对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领导方式，但是其潜在回报是巨大的。要了解知识管理，首先要把它同信息管理区分开来。制定一个有效的信息管理战略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知识管理，这正如不能单纯从一个组织的设备硬件层面来衡量其办公自动化水平一样。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库珀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实行有效知识管理所要求的远不止仅仅拥有合适的软件系统和充分的培训。它要求组织的领导层把集体知识共享和创新视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如果组织中的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隐瞒信息，如果组织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那么这将对组织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之下，知识管理要求雇员共同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要求管理层对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人予以鼓励。许多成功的知识型组织都建立了对积极参与知识链的雇员进行奖励的激励机制。库珀解释说：“雇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新的有用知识的能力。”以此观点来分析现在某些猎头公司的做法，他们追寻的目标往往是人才的固有能力，即“已经掌握的某些秘密知识”，而不看重其创新能力。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任何组织要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但决不能将知识管理简单等同于信息管理。二者的关系体现在：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信息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把信息作为资源从技术、组织、人力三种因素的结合中进行管理，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新事物。美国1979年《文书削减法》最先提出联邦政府的信息管理问题，并在联邦机构中设立政府信息主管。企业的信息管理则是在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并在企业首席执行官（CEO）之下增加了企业信息主管（CIO）的职位。其后，信息管理经历了实物管理、技术管理、资源管理三个时期。按照美国学者马夏德（D.A.Marchand）与霍顿（F.W.Horton）的划分，信息管理的发展有五个阶段：物的控制、自动化技术的管理、信息资源的管理、商业竞争分析与智能、知识的管理。由此可见，知识管理在历史上曾被当作信息管理的一个阶段。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管理实践的发展，知识管理逐渐从信息管理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管理领域。此时，知识管理已有了不同于信息管理的内含和外延。可以说，知识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管理。知识作为认知过程存在于信息的使用者身上，只有在人际交流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创新。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管理主线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员工创新能力相互结合，进而增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还在首席执行官与信息主管之间设立了知识主管（CKO）的新职位，并作了适当的分工，信息主管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和信息的开发利用上，知识主管则把工作重点放在推动创新和培育集体创造力上。
二、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化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推进。这一切都改变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
在知识社会，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胜过原料与厂房。美国微软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淘汰自己的产品”。1997年3月3日美国《财富》杂志定期评出美国最受推崇的企业，创新精神正是其评选标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就必然体现为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已有的知识要素与/或新的知识要素的新组合，它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彼得·德鲁克则将“创新”概念推广到管理，提出“社会创新”概念，认为创新就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OECD1996年发表了《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innovationsystem）的文件强调指出了以往的创新都集中于投入—产出分析中，那是一种静态的线型模型，而在当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系统的平稳运作依赖于知识流的流动性（ThesmoothoperationofinnovationsystemsdependsonthefluidityofKnowledgeflows）。它强调“国家创新系统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创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系统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创新主要体现为不同参与者和机构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即知识的流动。知识流动的类型有：人力资源流；机构链；产业群；创新公司行为。知识管理正是要确保知识流动渠道的通畅。
知识管理、创新行为都不单纯是一种技术过程，人文因素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创新总要依靠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对于政府而言，要为创造良好的新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要在竞争中获胜，则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战略策略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因为其实质就在于充分发挥人文因素的积极作用。
知识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和重要资源。在当今的许多行业例如金融服务、咨询和计算机软件等部门，知识正在作为创造价值的必要前提而发挥作用。然而许多企业并不善于管理知识。具体表现在：有的企业低估了产生和获取知识的价值，失去或放弃己经拥有的知识产权，有的管理措施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及共享，对已有知识的使用和二次开发的投入不足等。
不少企业在吃了不重视知识管理的苦头之后，对知识创造价值的巨大潜力的认识逐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知识管理计划，将知识列为一种资源纳入管理体系。
以知识的视角，组织可被看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整合的机构。人类的全部生产力都离不开知识，机器只不过是知识的体现而已。因此，要真正实现知识管理，首先必须实现观念的创新。即将传统的工业管理观转变为现代的知识管理观。
工业管理观与知识管理观的主要区别如下：
1、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而在工业时代的组织内，人们时常是被更为简单的看作是生产成本和生产要素。2、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
3、在知识组织内部，生产流程是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这与工业时代生产流程中严格的前后次序和机器驱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4、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of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ofscope）。
5、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他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不是他们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是通过可以分享信息的网络，而不是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在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下，各部门都保有自己的知识并需要发展知识，但是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制度以及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知识管理的内容日益复杂化和重要化，导致公司高层管理者产生了设立CKO职位的动机。为了搞好企业的知识管理，CKO应运而生。
CKO（ChiefKnowledgeOfficer），一般译作“首席知识官”或“知识总监”，是企业专职负责提出、推进和协调各种知识管理计划或方案的企业高级管理职位。其具体的职责包括：
1、创设知识管理的基本框架。知识管理要求CKO就知识（包括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等）的分类基于知识的工作体系、与知识密集型业务相关的管理过程保护知识和防止外溢等问题从组织机制和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2、协调部门之间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不是企业某个部门独立行为所能控制的而只能通过企业整个部门之间的共同行为来协调控制。CKO对要获得的知识知识的开发和保有方式尤其是知识的交流和共事等问题需要有清晰的理解和解决办法。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具体工作有建立知识目录、开发知识共享的群件，或建设企业内部网，再造知识密集型管理过程等。
3、营造知识创新和交流的内部环境。CKO要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适合知识创新与交流的环境，如提供各种便利机会使得平时接触不多、但是对某一方面有共同兴趣的人们能够通过会议、社团活动等方式相互沟通。相当多的知识是通过适当的、非正式的交流环境得到的，尤其是隐性知识，因此有CKO指出知识管理工作“20%是技术成分，80％是文化成分”。也就是说，CKO作为环境营造者的角色要比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角色重要很多。
4、防止知识外溢。企业和其合作伙伴、中介机构、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共享知识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企业竞争优势也有重要影响。对于那些有知识资本形成意识的企业来说，防止知识外溢已成为一大问题。
西方企业高度重视知识管理工作独立设置与“首席经营官”（COO）、“首席财务官”（CFO）等并列的“首席知识官”（CKO），这足以证明西方企业对于知识管理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前进的不竭动力。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高度重视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注意发展并保护好自主知识产权，把经济增长的方式真正转移到领先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三、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
MortenT.Hansen等人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即法典编辑策略和人格化策略。所谓编辑策略是指知识与知识开发者的剥离，以达到知识独立于特定的个体或组织的目的；而后知识再经仔细地提取进而汇编成法典关存储于数据库中，以供人们随时反复调用的策略。Ernst&Young公司企业知识中心的主任拉尔夫·普勒曾如此描述法典编辑策略：在剔除掉客户敏感信息后，通过将文档中零碎的关键知识，如面谈指导、工作日程和市场划分分析等加以汇总并储存在电子知识库中从而创造出“知识客体”。这种方法使许多人可以搜寻和提取经过编辑的知识，而无需与最初的开发者接触。这就开辟了知识的反复使用，促进了企业的成长。
人格化策略指知识与其开发者紧密地联贯在一起，知识主要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共享。计算机在这类组织中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知识，而不是储存。采用人格化策略的Bain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和麦肯锡公司致力于个体间的对话，而不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客体。在这些公司中，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的研讨会中和一对一的交谈中发生转移的。为了使这一策略行之有效，象Bain这样的公司都重金注资于建立人员网络系统。知识不仅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还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等形式进行共享。
遵循法典编辑策略的公司依赖的是“反复使用的经济学”。一旦知识资产，如软件编码或手册开发出来，且每次使用时又无需大的修改的话，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反复多次地使用。
与此相反，人格化的策略依赖的是“知识经济学”的逻辑。战略咨询公司向客户提供的建议是那些丰富的、难以言表的知识。共享深层次知识的活动是极花时间的、昂贵的和缓慢的，而且不能够被系统化，因而效率较低。
若想正确地选择知识管理策略，主管或经理必须先回答如下问题：（1）为什么客户会购买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向竞争者购买？（2）客户期望从本公司得到什么利益？（3）蕴藏于本公司的知识如何能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在明确了这些问题之后，应进一步考虑如下问题：1．公司提供的是标准化的产品还是用户化的产品？如果是前者，那么主导知识管理策略就应是法典编辑策略；如果是后者，则人格化策略更为有效。
2．公司拥有的是成熟的还是新颖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策略是基于成熟的产品，那么企业将从反复使用的模型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例如微软的产品；反之，如何拥有的是新颖的产品，则对知识进行管理时应以人格化策略为主。
3．公司的员工在解决问题时依赖的是明确的还是难以言表的知识？明确的知识是可以被编辑的，如简单地软件代码和市场数据。当公司的员工依靠明确的知识去完成工作时，人-文档的方法最有意义；而难于言表的知识由于很难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包括科学知识经验，操作性的“Know-How”（知识如何），对行业的洞察力，商业判断和技术经验等。对此，采用人格化策略是明智的选择。
4．两种知识管理策略的共存。由于企业开发多元化经营和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管理策略的选择有时变得十分复杂。两种策略共存的前提，是采用不同策略的单位彼此独立运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小轿车部与财务部没多大关系，因此不同的模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单位中。但如果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则需选择一种作为主导策略，以另一种作为辅助。至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则取决于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企业的经济状况及企业所雇佣的人。正如一些咨询公司所发现的：强化错误的策略或试图同时使用两种策略，将会迅速地损害本企业；80/20法则是实际决定主辅关系的一个有益参考。
一、关于中国区域的划分
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广阔，陆上国土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2001年，人口达12.8亿。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如2001年，上海市人均GDP高达37382元，而贵州省人均GDP只有2895元，两者相差10倍以上。因此，研究中国的区域问题，必须把中国分成若干不同的区域。
20世纪50年代，有关方面曾经将中国大陆分为沿海和内地；60年代，曾经将中国大陆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区域经济研究的活跃和深化，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划分方法。主要有：
（一）三大地带。这一方法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但不同的时期，每个地带覆盖的地域范围不同。在三大地带的概念提出之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曾被视为属于东部；内蒙古曾被视为属于中部。后来，人们对此划法提出了很多异议。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三大地带覆盖的地域范围逐渐被确定了下来。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8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
（二）六大综合经济区。包括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
（三）七大经济区。包括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华东（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华中（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华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四）九大经济区。这里有两种划法方法。第一种划法包括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黄河中游流域（山西、河南、内蒙古中西部）、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西北地区（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等。第二种划法包括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北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北部内陆（山西、陕西、内蒙古）、东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东部内陆（河南、安徽、江西）、中部内陆（湖南、湖北）、南部沿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西部内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和西南内陆（四川、云南、贵州）等。（五）九个“大都市经济圈”。包括沈大（沈阳、大连）、京津冀（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济青（济南、青岛、烟台）、大上海（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宁波、杭州）、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珠海、汕头）、吉黑（长春、哈尔滨）、湘鄂赣（武汉、长沙、南昌）和成渝（成都、重庆）等。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区域的划分方法比较零乱。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官方比较接受的是“三大地带”的划分方法。
区域划分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的分析。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我们认为，为适应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之需，中国区域的划分必须遵循以下九个原则：（1）空间上相互毗邻；（2）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相近；（3）经济发展水平接近；（4）经济上相互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5）社会结构相仿；（6）区块规模适度；（7）适当考虑历史延续性；（8）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型；（9）便于进行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对照以上原则，可以发现，前面提到的各种划分方法均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有的区块过大，不便于深入分析区域差别；有的没有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性，不便于搜集整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数据；有的没有考虑历史延续性，提出的概念与常识不符；有的覆盖的区域不全，不是完整的区域划分。
根据以上原则，考虑到目前各种划法的种种弊端，我们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如下八大区域：
1.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总面积79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0696万。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结构相近，历史上相互联系比较紧密，目前，面临的共同问题多，如资源枯竭问题、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问题等。
2.北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二市两省。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8127万。这一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发达，在对外开放中成绩显著。
3.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一市两省。总面积21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3582万。这一地区现代化起步早，历史上对外经济联系密切，在改革开放的许多领域先行一步，人力资本丰富，发展优势明显。
4.南部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三省。总面积33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2019万。这一地区面临港、澳、台，海外社会资源丰富，对外开放程度高。
5.黄河中游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三省一区。总面积160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18863万。这一地区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地处内陆，战略地位重要，对外开放不足，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6.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总面积68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23085万。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良，人口稠密，对外开放程度低，产业转型压力大。
7.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三省一市一区。总面积134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24611万。这一地区地处偏远，土地贫瘠，贫困人口多，对南亚开放有着较好的条件。
8.大西北地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两省三区。总面积398万平方公里，2001年总人口5800万。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市场狭小，向西开放有着一定的条件。
二、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的比较
比较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可以从多侧面进行。本报告主要从基本情况、经济总量与结构、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市场规模与居民消费、发展能力与经济活力等6个方面对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各大区在地域面积、人口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1）从地域面积上看，大西北地区最大，地域39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大陆）的41.42%；东部沿海地区最小，地域21万平方公里，占2.14%。（2）从人口规模上看，西南地区人口最多，2001年，人口24611万，占全国的19.28%；大西北地区人口最少，人口5800万，占4.54%。（3）从人口密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最为稠密，2001年，人口密度为660人／平方公里；大西北地区人口最为稀少，人口密度为15人／平方公里。前者为后者的44倍。
表1各大区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下同。
（二）经济总量与结构
1.经济总量
从表2可以看出，（1）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总量最大，2001年，GDP21211亿元，占全国的19.87%；大西北地区经济总量最小，GDP3296亿元，占3.09%。前者为后者的6.4倍。（2）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水平最高，2001年，人均GDP15617元；西南地区人均GDP水平最低，人均GDP4698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3）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有4个地区，分别是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的也有4个地区，分别是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4）在沿海地区，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南北差距。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人均GDP超出北部沿海地区的43.68%。
表2各大区经济总量
2.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
表3和表4报告了各大区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等方面的情况。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1）第一产业在西南地区的比重最高，2001年，其增加值占西南地区GDP的22.16%；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比重最高，其增加值分别占东部沿海地区GDP的50.55%和40.66%。（2）西南地区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最高，2001年，第一产业就业占西南地区就业总量的62.75%；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最高，为32.05%；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最高，为33.16%。（3）虽然从增加值份额来看，各大区第一产业已退居次要位置，其份额均小于相应地区的1/4，但是，从就业份额来看，各大区第一产业仍居于首要地位，其份额无一例外地高于相应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其中，有5个地区接近或超过50%，分别是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4）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2001年达52.1%；西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低，为26.8%。前者比后者高25.3个百分点。（5）各大区城市化任务相当艰巨。城市化水平接近或超过50%的只有3个地区，分别是东北、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除此之外，所有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均在40%以下，有些地区甚至不足30%。
表3各大区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2001年）
表4各大区一、二、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2001年）
（三）基础设施
1.交通运输设施
从表5可以看出，（1）北部沿海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铁路25公里；其次为东北和长江中游地区；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区，铁路密度仅为2公里／千平方公里。（2）以线路密度为标准，南部沿海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公路536公里；其次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线路密度超过400公里／千平方公里；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区，公路密度仅为48公里／千平方公里。（3）东部沿海内河航运状况最好，水网密度高，每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内河航线177公里；其次为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4）综合起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交通条件最好；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也相当不错；而大西北地区交通条件最差。
表5各大区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公里／千平方公里，2001年）
2.城市基础设施
从表6可以看出，（1）各大地区自来水使用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都不是很高，比重最高的大西北地区也只有63.99%的水平；经济发达的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分别只有63.26%、61.72%和47.43%的水平；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区，比重只有45.44%。（2）各大区煤气、天然气和石油气使用人口的比重都比较低，比重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也不足60%；长江中游、大西北、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的比重尚不到40%，依次仅为38.91%、35.95%、27.95%和16.79%。（3）从相对水平上看，东北、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工业废水处理设备的负荷较重，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地区的负荷较轻；除南部沿海地区外，其他各大区工业废气处理设备的负荷都比较接近。（4）总的来看，各大区城市基础设施都不充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表6各大区城市基础设施（2001年）
（四）对外开放
从表7和表8可以看出，（1）无论从进出口状况还是从利用外资状况来看，南部沿海地区开放程度都最高，对外依赖程度也最大。2001年，南部沿海地区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0.42%，进口占41.80%，出口占38.90%，实际利用外资占37.30%，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35.19%；进出口依存度为110.44%，进口依存度为59.63%，出口依存度为50.80%，实际利用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3.48%，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0.32%。（2）沿海三个地区即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开放程度显著地高于其他地区。按开放程度高低排序，则南部沿海先于东部沿海，东部沿海又先于北部沿海。（3）如果从进出口和外资利用占全国的比重看，大西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最低。2001年，大西北地区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仅为0.84%，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仅为0.31%，与开放程度最高的南部沿海地区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从进出口依存度看，则长江中游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最低。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进出口依存度7.36%，进口依存度3.99%，出口依存度3.37%，和南部沿海地区相差103.08、55.64和47.43个百分点。
（五）市场规模与居民消费
1.市场规模
从表9可以看出，（1）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市场。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286亿元，占全国的18.72%。（2）沿海三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于其他地区。按规模大小排序，则东部沿海先于北部沿海，北部沿海又先于南部沿海。（3）北部沿海地区商业和餐饮业的规模最大。2001年，北部沿海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从业人员98.9万，占全国的20.51%。（4）大西北地区市场规模、商业和餐饮业规模最小。2001年，大西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0亿元，占全国的2.77%，不足东部沿海地区的1/7；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从业人员15.5万，占全国的3.22%，不足北部沿海地区的1/6。
2.居民购买能力
从表10可以看出，（1）就城镇居民购买能力而言，南部沿海地区最强，东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依次次之，黄河中游地区最弱。2001年，南部沿海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9510.5元，人均消费支出7255.9元；黄河中游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5364.7元，人均消费支出4225.5元，分
表9各大区市场规模(2001年）
别只有南部沿海地区的56.41%和58.24%。（2）就农村居民购买能力而言，东部沿海地区最强，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区依次次之，大西北地区最弱。2001年，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4303.5元，人均消费支出3032.5元；大西北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1604.1元，人均消费支出1243.0元，分别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的37.27%和40.99%。（3）不同地区农村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差别大于城镇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差别。2001年，八个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方差为0.6158，小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9592的均方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均方差为0.5530，小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0.8916的均方差。
表10各大区居民购买能力（元，2001年）
3.城乡家庭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
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已基本上实现小康。在城镇，彩色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传统耐用消费品已经普及，各地区差别不甚明显。在农村，一些传统耐用消费品尚未普及。为扼要反映各大区在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上的差异，本报告选择城镇家庭电脑拥有量和移动电话拥有量，以及农村家庭彩电拥有量和摩托车拥有量等项指标进行了比较。见表11。
表中可见，（1）南部沿海地区城乡家庭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高。2001年，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电脑27.5台，拥有移动电话76.4部；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彩电76.9台，拥有摩托车57.4部。（2）总体上看，沿海三大区城乡家庭拥有典型耐用消费品的水平高于其他地区。就城镇居民家庭而言，东部沿海地区高于北部沿海地区。就农村居民家庭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难分高下。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家庭拥有彩电的水平高于北部沿海地区；另一方面，北部沿海地区农村家庭拥有摩托车的水平又高于东部沿海地区。（3）就城镇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低的是大西北地区。2001年，大西北地区每百户城镇家庭拥有电脑7.1台，比南部沿海地区少20.4台；拥有移动电话24.4部，比南部沿海地区少52部。（4）就农村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区。2001年，西南地区每百户农村家庭拥有彩电37.7台，比南部沿海地区少39.2台；拥有摩托车10.9部，比南部沿海地区少46.5部。
4.生活条件
反映居民生活条件的指标很多。这里选择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万人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对各大区的生活条件进行了比较。比较表明，（1）大西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最多，2001年，达31.1平方米；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最少，为22.1平方米，比大西北地区少9米。（2）东北地区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最多，2001年，为37张；西南地区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最少，为20张，比东北地区少17张。
（六）发展能力与经济活力
1.投资和财政能力
表13和表14表明，（1）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最大。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前8个月，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均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21.29%、21.23%和22.96%；大西北地区最小，上述三个时期的比重分别为4.32%、4.54%和5.21%，比东部沿海地区小16.97、16.69和17.75个百分点。（2）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而论，沿海三地区的投资能力强于其他地区。在沿海地区中，东部沿海地区的能力强于北部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地区的能力强于南部沿海地区。（3）从财政能力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最强，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21.5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高于其他任何地区，达1239元。（4）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来看，大西北地区能力最差，2001年，其比重只有2.8%。然而，从人均财政收入的水平来看，长江中游地区最差，人均只有300元，不足东部沿海地区的1/4。（5）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均小于其人均财政支出。这说明，中央政府对各地区均有财政转移支付。从人均水平上看，大西北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最多，达999元；南部沿海地区获得的最少，为245元。
2.技术开发能力
从表15可以看出，（1）从专业技术人员的绝对量看，西南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最多。2001年，西南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占各地区总人数的16.53%。长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区科技人才总量也不少，南部沿海地区人才总量较少。西北地区人才总量最少，2001年，比重仅为5.19%，比西南地区低11.34个百分点。由于改革以后，民营部门的科技人才不断增多，上述人才总量分布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2）从专业技术人员相对水平看，东北地区人才最为富裕。2001年，东北地区每万人中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201.2名。其次，为大西北和东部沿海地区。人才最为匮乏的是西南地区，同年，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员127.2名。此项标与前项指标似乎给了人们以相反的印象。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是各大区人口总量存在着巨大差异。（3）北部沿海地区投入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最多。2000年，其研发费用占各大区研发费用的28.87%，超过各大区总费用的1/4。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也比较多。大西北地区的投入最少，2000年，其投入只占1.53%，不足各大区总费用的1/50。（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人才培养能力较强，大西北地区能力最弱。2001年，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了16%，大西北地区只有1.53%。在沿海地区中，南部沿海地区人才培养能力最弱。
3.产业能力
表16表明，（1）从工业生产能力来看，1997年，东北地区采掘业生产能力最强，增加值占全国的21.18%；东部沿海地区中间投入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制造能力最强，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22.56%、23.47%和28.10%。东部沿
表15各大区技术开发能力（2001年）
注：a为2000年数据。
海地区采掘业生产能力最弱，增加值只占全国的4.23%；大西北地区中间投入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制造能力最弱，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1.78%、3.12%和1.17%，与制造能力最强的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均相差20个百分点以上。（2）从开发区建设情况来看，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比重最大，达28.66%；东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达34.02%。大西北地区开发区建设最不理想。同年，大西北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比重只有0.77%，高新技术企业出口占全国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0.13%，均不到全国的1%。
4.商业联系能力
表17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人员往来最为频繁，大西北地区最为稀少。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旅客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达18.38%，大西北地区占4.59%，前者高于后者13.79个百分点。（2）北部沿海地区货物运输最为繁忙，大西北地区最为冷清。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达30.52%，大西北地区占3.55%，前者高于后者26.97个百分点。(3)北部沿海地区交通工具最多，大西北地区最少。2001年，北部沿海地区民用汽车拥有量占全国的比重达22.57%，大西北地区占4.82%，前者高于后者17.75个百分点。
5.经济活力
表18表明，（1）从当前的经济活跃程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最强，2000和2001年，GDP分别增长10.8%和10.3%；西南地区最弱，GDP分别增长8.2%和8.5%；前者比后者高2.6和1.8个百分点。（2）沿海三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强于其他地区。2000年，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01年，三地区经济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三、简要结论
——鉴于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的各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弊端，不便于深入分析地区差异，本报告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把中国分为八大区域，即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
——各地区在地域范围、人口规模和富裕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大西北地区地域最为宽阔，西南地区人口最为众多，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富庶。
——综合各特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产业能力最强，市场前景最大，是中国21世纪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沿海三地区比其他地区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多的投资机会。
——大西北地区人烟稀少，本地市场小，对外联系不便，发展之路最为漫长。
[摘 要] 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促使彝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 社会经济发展 彝族传统文化 转型
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型，都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整个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彝族传统文化进入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阶段，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必然冲击了彝族传统文化，影响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一、社会经济发展?g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而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竞争性和规范性
市场经济的优秀是竞争，竞争机制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有效发挥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不仅要有健全的市场结构，而且要制订一系列严格的经济法规，确保经济政策的实施，达到预定的经济目标。
2.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成为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支点。资源配置的主体由过去的政府转变为现在的市场。其优点就是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以价格为杠杆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二、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彝族传统文化的转型
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潮流，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
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必然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特别是冲击着数千年来产生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彝族传统文化。
1.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
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改变了社会的分配方式，人与人之间不再靠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是靠创造财富来增加自己的利益，于是整个社会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市场经济是在社会进步的曲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具有巨大财富创造力的社会制度。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1978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中国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克服各种阻力，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富有生机的新型农村体制使中国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此后的近30年，我国的gdp总量不断增加，并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的上升了。市场上的商品数不胜数，商品的质量和品种比30年以前提高了几个档次，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中国富强了，百姓富裕了，银行里的存款翻番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条件改善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基础的改变，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在悄然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也渗透到彝族民众之中。
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和之后的社会，是两个极其不同的社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都希望自身的生活得到改善，财富得以增加。这种选择，这种希望，也同样是彝族民众的追求。当彝族同胞走出他们原有的天地，他们会发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发明、应用新技术并从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消费者的欲望、需求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满足，人们的消费方式是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是丰富的，人们身上所释放出的现代化因子，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氛围，都在吸引着彝族民众，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吸引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中，学习新的事物，并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硕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最初可能是从某个彝族人、某个彝族地区的某种变化开始的，然后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彝族人以及彝族地区，慢慢地影响着彝族民众的价值取向，这必然动摇了彝族传统文化的根基。
2.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碰撞着彝族传统文化
随着国际间的商贸往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企业跨国购并之风的兴起，使不同国家企业之间能够通过强强联合，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规模效益，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争夺全球市场。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生活各方面形成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都作为世界经济这一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存在。经济的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于是，技术、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彝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必然会打破楚雄彝族传统文化机制原有的封闭性。
文化的全球化，如果具体到每个人，很多时候可能是自身所受的传统文化教养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后果怎样？试想，在一种特定彝族传统文化环境里长大的彝族人，从小受到彝族传统文化熏陶，但现在却要面对一种时髦的或新兴的价值观念和经济体系，想要接受新的东西，又难以割舍自己固有的东西，而且自己固有的东西还有一种很强的惯性。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由于外来的强势文化和自己传统文化之间的对峙所造成的。外来文化所代表的新兴潮流，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铺展开来，具有不可抗拒的势头；而几千年来自己民族的文化所形成的传统，具有极强的惯性。两种力量的碰撞，自然会产生冲击波，有时甚至放弃了自己传统的东西。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文化多元化浪潮。楚雄彝族传统文化不但面临着发展的新机遇，而且面临着被“同化”、“商品化”的两难境地。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促使彝族传统文化转型，这是一个保护、继承、弘扬优秀彝族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
多元文化交融下的张家川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60年，在人类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60年，却是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段极其重要的发展历程。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省市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历届县委、县政府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团结和带领全县34万回汉人民，用足用活民族政策，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使全县社会经济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谱写了张家川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回汉人民携手并进、广大群众安居乐业的壮丽篇章。
一、基本情况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陇山西麓，属黄河中游黄土丘陵沟壑区，东接陕西省陇县，南邻清水县，西连秦安县，北与华亭、庄浪接壤。全县面积1131.8平方公里，东西最长62公里，南北最宽48公里[1]。张家川属天水市管辖，现辖3镇17乡，总人口34.32万人，其中回族23万人，占总人口的69%。张家川历史沿革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9世纪，秦非子就在秦谷养马，秦亭在今张家川县境内。东汉中元元年（公元56年），废清水县归陇县，陇县治地在今张家川镇。元明清民国时期，张家川分隶属于秦安、清水两县。1949年张家川解放，195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由清水、秦安、庄浪及陕西陇县部分地区析置。1958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与清水县合并为清水回族自治县，1962年1月恢复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源流不断融合，从而形成张家川文化的多元特征。
二、近60年经济发展主要成就
（一）农村、农业经济全面发展
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张家川县作为一个农业县，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的95%，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60年来，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三大目标，因地制宜调结构，面向市场兴产业，依靠科技增效益，夯实基础促发展，倾尽全力抓扶贫，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加强，农业结构逐步优化，农村经济质量和效益逐年提高，到2011年底，全县农业总产值达55433万元，比1978年的335.86万元增长165倍，粮食总产量达11.13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2480元，经过历届领导班子的不懈努力，农村经营方式顺利改革，农业基础条件改善，实现了粮食自给，人民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二）工业投资建设持续升温
1.地方工业
张家川县地方工业最早源于近代民间手工业作坊，1953年自治县成立后，全县出现全民大办工业的高潮，1956年，数百家手工业者按其行业组成14户集体性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全县相继办起了县农机制造厂、上磨铁厂、砖瓦厂等，主要生产小农具、民用小五金、木制家具、铁质用品等，当时全县共有工业企业24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家川地方工业迅速发展，形成一个以农机制造、建材、皮毛加工、清真食品加工为主的地方工业体系，到2011年底，全县各类工业企业达328家，比1978年的62户增加266户，增长5倍，工业产品达几十个体系、上百个品种，销往全国100多个县市区。2011年底，全县工业产值达63188万元，实现利润15540万元，分别比1970年增长128倍和78倍。
2.乡镇企业
张家川县的乡镇企业是由社队企业演变而来，社队企业是农村副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副业、手工业历史悠久，但长期附属于农业，发展极为缓慢，1958年底，全县有社队企业47个，从业人员562个，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国家支援17个先后建立拖拉机站和农具厂，社队企业有了一定发展。至1977年，全县共有社队企业413个，其中社办48个、队办365个，从业人员2005人，年总产值50.37万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社队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已初步形成以皮毛加工企业为龙头，村办、户办以及股份制企业多轮驱动，多轨迹运行，多业并养的新格局，到2010年底，全县规模较大的乡镇企业发展到300余户，从业人员7860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2倍以上。2010年，全县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2.1亿元，产品销售收入完成1.7亿元，实现利润1.2亿元。
（三）交通运输四通八达
张家川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古丝绸之路上扼守陕甘交通的要道，自周秦至汉唐直至明代海运未开通以前，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中，关陇古道一直是我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通枢纽。1953年自治县成立后，张家川县的公路建设在原古道、大车道的基础上，通过改直、拓宽、整修路面、接短、续长和新修，形成了贯通东西南北的交通网络。1990年实施国债路网和“以工代赈”等建设项目以来，至2008年底，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省道为骨架，县乡道路为分支组成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其中有省道1条72千米，县道4条96.24千米，通车总里程917.4千米，基本形成了覆盖面大、遍及城乡、干支相连，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
（四）城市建设展新颜
城市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对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城市竞争力，改善人居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60年来，张家川县紧紧围绕把张家川建设成为初具城市雏形、民族特色鲜明、城乡一体发展的丝路重镇这一目标定位，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效能管理”的方针，以科学规划为龙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加大旧城改造力度，加快新城建设速度，投资2亿元，先后新建了行政中心广场，新建和改造了人民路、解放路、滨河路、阿阳路、中城路、和平路等城区街道，采取新技术、新光源，在新建主干道，行政广场安装配置各式景观灯，并对城区供水和供暖进行了扩容和改造，县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县城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完善，县城品味不断提升。
（五）商业贸易日趋活跃
张家川县地处陕甘交界，是古丝绸之路南大道必经之地，自古商贾云集。1953年，自治县成立以来，张家川的城乡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像，到2010年底，全县共建立乡镇集市13处，其中万人以上的大集市3处，有各类专业和综合市场50多个，初步形成了以龙山皮毛市场和张家川商业城为龙头，专业市场为骨干，集贸市场为基础，批发零售兼有的市场网络。全县有各类皮毛加工企业40余家，民间皮毛加工户3000余户，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有的还出口到伊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龙山皮毛享誉省内外，是全国的四大皮毛集散地之一，年皮张上市量约700万张，羊毛、羊绒年上市800吨。2010年底，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2646万元，比1978年的1336.4万元净增21309.6万元，增长17倍。
三、社会事业遍地开花
（一）科技事业
张家川县的科技事业从1958年成立县科委以后，逐步发展，科技机构随之健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健全了科技服务体系和科技市场网络，科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科技投入逐年增加，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至2010年底，全县有科技服务机构38个，专业协（学）会29个，各类专业科技人员3976人，比1978年的215人增长17.5倍。全县共引进技术260项，推广先进适用技术140项，建立科技示范园区9个，建立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点面相结合的科技示范点248个，示范面积260多万亩。其中，在全县17个乡镇中，有科技信息资讯中心1处，科技示范乡15个，科技示范村141个，科技示范户2581户，获得技术职称的农民技术人员达到701名。
（二）民族教育
自治县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照耀下，张家川县教育事业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已形成了幼儿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到2010年底，全县共建成各级各类学校276所，在校学生71971人，分别比1978年的29所、3810人增长95.17%和18.89%。全县在1998年9月实施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又于2006年9月按期实现“两基”达标，并被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县。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张家川县向全国各类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14433名，为全县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合格人才。
（三）文化艺术
60年来，全县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群众文化活动日趋活跃，文化队伍日益壮大，文化创作水平不断提高。到2010年底，全县共建成以县文化旅游局、博物馆馆、图书馆为重点的县、乡、村三级文化阵地200多处，全县业余作家在国家、省市各类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艺作品1600余篇。2007年7月成功举办了张家川首届“中国·甘肃·张家川关山花儿会暨清真食品旅游节”，2010年，大型史诗歌舞剧《关山月》在天水“伏羲文化旅游节”上一举夺魁，随后又在兰州、西安等西部地区优秀城市巡演，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县文化部门组织人员挖掘整理张家川“花儿”60余首，付川小曲20余首，其中张家川花儿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付川小曲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对马家塬遗址战国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该墓群被评为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时至今日，全县文化事业蒸蒸日上。
（四）医疗卫生
张家川县的医疗卫生事业，经过新老几代医务工作者的艰苦创业，改变了过去医疗水平落后，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全县医疗事业不断发展，医疗保健网络形成规模，医疗队伍逐步壮大，医疗水平逐步提高，卫生综合服务能力日益增强，初步形成了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体系。到2010年底，全县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达378所，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人员1500余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2.2倍和3.1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792人，比1978年的299人增长2.5倍。其中张家川县第一人民医院、恭门卫生院、梁山卫生院顺利通过“一级乙等”、“二级甲等”、“二级乙等”评审，2010年全县医疗机构门诊人次达到28万人次，比1978年的5.37万人增长6倍多，疾病治愈率从1978年的66.6%提高到2010年的97%，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100%。
四、结 语
六十年，全县人民相濡以沫，六十年，历届政府薪火相传，回顾六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张家川县走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艰难岁月。今日，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与挑战，全县34万回汉人民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旗帜的指导下，必将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去创造自治县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要】人力资本的起源与发展,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推动社会经济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日渐成熟、日趋理性,一批优秀的企业应运而生,它们开始走出国门,海尔集团海外建厂扩张力推海尔品牌,树立了在中国家电行业中的领导地位,tcl集团更以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为契机,合并成立tte公司,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彩电供应商,而联想集团则以12.5亿美元的大手笔并购了ibm的pc业务,以小吃大,敢去刀尖上跳舞的精神,更让国人为之振奋。就是这样一批优秀的企业带动中国经济不段增长,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取决于人力资本和创新思想。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尔教授指出,发达国家资本的75%以上不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可见人力资本已成为人类财富增长、经济进步的源泉。
1 人力资本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力资源之始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到,人的能力是一种“资本”。人们经过学习得到的有用的才能,可以变成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全体居民所有后天所获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费用,所以人力资本可以看作是每个人身上固定的、已经实现了的资本。
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者舒尔茨经过对农业经济的长期研究最后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进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的提高。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强调人力资本像其他资本一样,都应当获得回报。他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成长具有推动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人的能力和素质是通过人力投资而获得的,人力资本是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的优秀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既然人力是一种资本,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其投资必须有收益,即人力资本可以带来利润,并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
2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差异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们的总和。而人力资本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知识、创新能力等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源是资本性资源,强调的是,它不是原生劳动力,而是一种经过开发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体力、智力和技能的生产要素资源。而人力资本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形成的可以带来财富增值的资本形式,强调以某种代价所获得的能力或技能的价值。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内涵的继承,延伸和深化,现代人力资源理论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人力资源经济活动及其收益的核算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两者都是在研究人力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产生。人力资本是在合理的制度下生成和发挥作用的,有了比较进步的制度知识,创新能力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资源仅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条件,还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需要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二者有着质的区别。
3 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在寻求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中,人们发现这取决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进行的创新活动。正如同志2001年5月15日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所指出的“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人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对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当今世界,人才和人的能力建设,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尚且如此,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更是这样。而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人力资本的竞争。
在中国,很多企业的管理方式仍处于经验管理模式下,对人的管理仍然还是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如何把人作为一种活动资源加以利用与开发,如何能真正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关键。尤其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必须认识到,企业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能力,正如惠普总裁维斯•普莱特所说“21世纪的成功企业,将是那些尽力开发,储藏并平衡员工知识的组织。”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重视和实现人力资本的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来源,民富国强主要来自企业的基本增值能力,经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实现价值的增值,现在我国许多企业中存在效益不高,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关键就是由于没有解决好企业中人的问题,这些企业没有明白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物资资本的收益率。
摩托罗拉公司是从事电子信息产业的一家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该公司在竞争激烈、困境环生的世界经济中,一直经营绩效斐然,其原因在于公司重视人才,为实现公司“人才第一”的理念,公司对职工的技能教育下了很大的力气,建立了摩托罗拉大学,其1992年的教育开支高达一亿美元,加上所费工时,实际代价还要翻一番,达到两亿美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1.5%。公司规定,每名职工一年至少要有五天的时间接受培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委员乔冶•费希尔希望有朝一日每个职工每年能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新技能,他说:“如果不对教育进行投资,一个公司必然走向衰亡”。摩托罗拉公司的一项数据表明他们针对员工培训每投入10亿美元的费用,就能在利润上获得30亿美元的回报。该公司对知识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与管理,并予以资本化使其成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取决于它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已经不是天赋条件的差异,而是人的素质、能力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创新思想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所谓创新思想不光是制度创新、业务创新,更关键的是人的思维要创新、企业人力资本的创新是企业再生活力的重要源泉。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地位和作用在大大加强,甚至可以说,人力资本控制了企业,而不是出资人。我们必须重视人力资本对企业的经济增长所起的明显作用,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没有人力资本的推动,货币资本根本运作不起来。企业必须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不断追踪日新月异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思想,才能在广阔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不败之地,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提升员工素质,使人力资本持续增值,从而持续提升企业业绩和经济发展。由此,企业就要创造一个让人力资本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将各种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实现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最终实现社会财富总量的最大化。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并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优秀要素,世界银行专家曾对世界各国的资本存量作过一项统计,提出了国民财富新标准,认为目前全世界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三者构成约为64:20:16,充分说明人力资本是全球国民财富中最大的财富,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论文关键词〕铭贤学校 农村发展 贡献 影响
[论文摘要]铭贤学校1907年由孔祥熙创办，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服务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是该校重要的办学思想。铭贤学校1907年至1937年在山西省太谷县办学期间，农科、工科、乡村服务部开展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社会服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山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服务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铭贤学校后来的办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山西农学院的成立以及山西农业大学的发展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铭贤学校，1907年由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创办，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学校1928年开办农科，1931年开办工科，1936年成立乡村服务部，1940年经民国教育部批准成立铭贤农工专科学校，1943年成立铭贤学院。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接收，更名为山西农学院。铭贤学校44年的办学历史，有30年是在山西太谷办学，另外14年因抗战爆发，南迁至四川金堂县办学，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盖我以为我国需要之人才，并非仅尚理论，尤须着重实行，造就合于实用和能负实际责任的人才，乃属当务之急，是中学实为我国当时教育上最基本的阶段。学以致用之道，尤须从专科着手，稗造成一般实业人才，担任建设现代国家的任务，因此本校又创设农、工、商三专科，而农、工、商三科之设立，亦实为山西省环境所最需要。”通过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培养山西发展所需人才，是孔祥熙办学的重要思想。“其最终目的，不外改进社会，谋人类幸福。铭贤学校在孔祥熙“提倡教育振兴实业，为立国百年大计”办学思想指导下，结合山西的实际，培养了一大批实业人才，产生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为当时山西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铭贤学校农科对山西农业、农村发展的贡献及影响
1928年，铭贤学校筹办农科，聘美国欧柏林学院的穆彭尔(r. t. moyer)任主任。穆彭尔在推广作物优良品种、改进农业耕作方式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配合穆爵尔的工作，学校设立了育种组、经济组、牧畜组、森林组、推广组等，开始从事作物育种、畜种改良，家畜疾病防治、果树品种引种等初步的科学研究工作，还设有农场、牧场、园艺场以供开展试验使用。穆彭尔从美国引进了许多农作物品种，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大多数品种不能适应气候条件而遭淘汰。“我建立了一个农业试验站。其他地方的经验业已证明，从农民的田地中选择较大的产量较高的穗，再从其中拣出更高产的品种，可以用来培养出普通农作物的高产品种。我用这种方法获得了高产的小麦、谷子和高粱。为了提高玉米产量，我从美国引进了称为‘金皇后’的品种。事实证明它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不仅在山西，而且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它被广泛采用。接着是改良苹果品种，这使水果业有利可图。……我还设法改进华北常见的大尾巴绵羊的羊毛。高尔逊在《欧柏林在亚洲第一个一百年(1882一1982 )》一书中这样评价穆彭尔的工作:“穆彭尔首先展开山西农业的全面调查，随后，他投身试验研究。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孔祥熙以及其他个人提供了研究资金，收购了部分土地作为试验田。moyer的试验结果证明，需要挑选和改良种子品种，以适合山西各类土壤，他还引进了水果新品种。虽然工作重点还停留在实验室层面上，但穆彭尔及时将研究结果告知农民，希望可以帮助农民增加粮食产量。1937年抗日战争使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很明显，穆豁尔的研究带动了山西以及其他地方的农业进步。”
1.小麦新品种的研究与推广。1928年，在穆靓尔的主持下，铭贤学校开始小麦试验研究，后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育成“铭贤169号”新品种。民国二十三年铭贤学校与山西省建设厅合作，在该省中部及南部17个县举行大规模区域试验(见表1)。
结果证明，“铭贤169号”有抗寒、抗旱能力及丰产、良质诸优良性状。据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四年，灌溉地试验平均产量超过标准种14%，非灌溉地超过9%，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少量推广。20世纪20-30年代，山西省建设厅“规定省农务局、临汾棉业实验场及长治、晋城、霍县、闻喜、寿阳、离石等六县，为冬小麦试验区域，试验结果，一六九号及二o四号两小麦品种，在省农务局霍县长治等处产量平均高出农家品种百分之二十七与四十六。”169小麦品种，直到解放后50年代仍不衰。当时群众有顺口溜:“家有169，孩子老婆热炕头。”意思是说，吃上169小麦做的馒头面条，就是最美的生活。包括华北解放区，当时人们一提金皇后、169都赞不绝口。
2.玉米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1930年，穆彭尔和霍席卿等从美国中西部引进金皇后、银皇后等12个优良玉米马齿品种，经过5年的品种比较试验，证明金皇后的丰产特性超过当时黄河流域各地所栽培的各个玉米品种，1936年开始在山西示范推广，以后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在整个华北地区亦颇有影响，只要肥水条件跟上，就在30年代亩产亦在千斤以上。
3.苹果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1935年，铭贤学校为山西引进苹果新品种。当时太谷当地只有小红果和槟果，群众连苹果的模样都没有见过。铭贤学校聘请贾麟厚来校任教，兼任铭贤学校园艺场主任，创办了山西的第一个苹果园(太谷南山桃树岩果园)。1935年春，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斯塔克( stark)兄弟种苗公司的首批苗木运抵太谷，之后又先后从烟台、锦州等地购人部分苗木，在太谷南山桃树岩开辟苹果园。首批定植的苹果品种约有30余种，从美国引入的品种有红星、楼绵、红印度、君袖旭、祝光、玉霞、红玉、国光、青香蕉、金冠等。贾麟厚先生根据胡星若教授及吴耕民先生对我国苹果研究的结论，把苹果树的嫁接、修剪、栽培管理、防止病虫害全套技术传授给果农，特别是在当地的小红果树、槟果树上改接上引进的优种苹果，很受群众欢迎。1935年，贾麟厚全面总结华北果树事业调查情况，写成《华北果树事业调查报告》一文。
4.甜菜、高粱等新品种的研究与推广。铭贤学校引进了甜菜品种，当时引种的目的是作制糖的原料。“因山西以及华北诸省不能种植甘蔗，所以想用甜莱来代替，因甜莱耐碱，在太谷一带的盐碱地上群众乐意种植。”在高粱育种试验方面，收集了来自河北任县及本省徐沟、汾阳、交城之品系，然后培育出高产优良品种，其产量可高出太谷农家品种18% —24%。
5.“软布来”细毛羊的饲养与繁殖研究。1932年，铭贤学校引进“软布来”细毛羊，开始了绵羊的饲养与繁殖试验研究。当时从美国引进兰布里耶细毛羊，一方面纯种繁殖，一方面杂交改良。山西的寿阳羊、潞安羊及由山东引进的寒羊，这些羊都是我国的粗毛羊，不但产毛量很低(不过一公斤左右)，而且品质很差，不能供纺织用，只能用毛排毡子。“软布来”细毛羊杂交2一3代后，剪毛量可提高到3—4公斤，而且毛的质量提高了。
6.来航鸡的研究与推广。来航鸡在山西繁殖推广，铭贤学校做的工作最早而且最多，这归功于由美国归国的华侨养鸡专家唐翘桑。来航鸡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难得的品种。铭贤学校对来航鸡人工孵化，人工育雏，科学饲养，疾病防治，技术推广咨询起了重要作用。抗战前，太谷一带群众养的来航鸡皆来自铭贤学校。
7.山西省全省土壤分类工作。穆彭尔用数年的时间跑遍了山西全省，采集了各种土壤样本，在试验室化验分析，划分了山西土壤的类型，为指导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我骑自行车走遍全省，考察各种情况，提出各种问题。为了更多地了解山西的土壤，我在冬季骑骡穿越群山，进人中国西北部。那里覆盖着厚厚的沉积黄土，它们是在冰河期从戈壁沙漠被风刮来的。我攀登上它周围的高地，向下看到落在洼地中的已风化的极小的砂粒。我发现一些巨大的沟壑，它们令人生畏，其侧翼是土质的悬崖峭壁和巨大的土质高峰。”在我国以后编著的中国土壤学上，有关山西土壤的分类，不少地方仍引用穆鳃尔的材料。
二、铭贤学校工科对山西农业、农村发展的贡献及影响研究
1931年，铭贤学校筹办工科，聘请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李海文任主任。工科设有木模厂、翻砂厂、机械厂、肥皂厂、印刷厂等，主要是设计制造和改良农机具，为农业服务，先后制造了链条式抽水机、冰铁犁、除草机、喷雾器、玉米脱粒机等。
1.犁的改进。铭贤学校对旧式犁进行改造，据试验结果，采用新式犁之田地，其产量较之采用旧式犁者，最初仅高出5%，经过三年改良，结果采用新式犁的产量，高出18%。其他农具，成效比较显著，后经过山西建设厅、实业厅通令各县普遍采用。
2.制造井水汲取机。这种汲取机是手摇式的，出水量每分钟约合240磅。18尺以内之井，每人每日可灌田2亩，30尺以内之井，每2人每日可灌田2亩。
3.改良了纺毛车。我国旧日之纺车，所纺之线，大都粗细不匀，拈度互异，从事此项工作者，没有经长期之训练，不能胜任。工科设法改良，累经试验最后制出脚踏式纺毛车一种，其优点在能操纵线条之拈度与粗细。
4.改进了纺毛工艺。国产羊毛，大都单体粗而纤维短，不适于纺纱工作。学校用十分土产毛与一分舶来毛混合，所纺之线，非常受欢迎。另外，还利用不能织布的劣等毛线，配以美观之图案，织成各种椅垫及绒毡等，非常适合于乡村副业。
5.酒精祛臭法。酒精为工业重要原料之一，市场所售大都带有臭味，本组用作香装品原料，殊觉不合，因有酒精祛臭法之研究，经用种种方法与药品，历十数次之实验，制出较为满意的成品。
三、铭贤学校乡村服务部对山西农业、农村发展的贡献及影响研究
1936年春，铭贤学校乡村服务部成立，选定太谷县以南贯家堡附近20村为实验区，设办事处于贯家堡村，开展以农民为对象的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1.对农民进行教育。办事处与贯家堡的村政人员组成普及教育委员会，统一领导该项工作。教育方式有学校式、社会式和传递式三种。学校式教育规定，凡年龄在13-26岁的男女青少年，每天在指定地点受学校式教育1-2小时。社会式教育规定，凡年龄在27岁以上的男子每日或隔日到指定地点受社会式教育1个小时。课程有公民常识、卫生常识、农业常识、重要新闻及识字。传递式教育规定，凡家庭妇女不便外出者，统由学校式教育的学生每日分往各家施教。仅1935年，参加各类学习的人数就到183人。学校还制备十个巡回书箱，配置以书籍，分发于实验区十个村庄，由各该村小学教师负责，按期巡回，以便阅览。贯家堡实验区办事处所在地，该村小学学生原不足50名，女生仅有5名。办事处担负起管理该小学的任务，对于用人、行政、设备、编制各方面，大加整顿，无论校容、课程、学生习惯、学生人数等，均有显著进步。
2.发展农村经济。为了振兴农村经济，提倡合作，在农村举办了合作社讲习会，讲述合作概论、合作原理、合作经营、合作法规等内容。在办事处的指导下成立了贯家堡合作社，系无限责任信用合作社。1936年麦收之后，粮价跌落，举办小麦仓库，共积小麦28石，贷出款额140元，待麦价高涨后，先后还款。又兼营购买，如煤炭，整批购来，由社员按需要数量零星买去，非常便利，以后东咸阳、南咸阳、西山底三个村合作社也先后成立。
3.指导农村卫生工作。为农民讲授卫生常识，帮助农村设立乡村诊疗所，与太谷公理会仁术医院合作，每星期一、三由该院大夫出诊两次，较重要病症，均留待此时治疗。1936年共诊病人440人，治疗1741次。设立卫生培训班，共收学生9人，均为乡间青年农民，除授药物常识及简易治疗外，偏重种痘方法，该年共种痘1735人。
4.开展农村娱乐活动。在农村设立了俱乐部、儿童游艺室等。为适应农民需要，开辟民众俱乐部，内部设有各种棋类、挂图、幻灯、留声机、武术器械等，以便应用，而资消遣，平均每日大约有20人左右参与活动。
5.拒毒工作。倡办拒毒工作，与村公所成立拒毒会，附设戒毒所，凡沾染嗜好者，不论男女，一律强迫人所戒除，定有程序，每日早操、讲话、上课，对于贩买者，指定明暗稽查，严加搜索，务期肃清而后已。
6.社会调查工作。铭贤学校与金陵大学农科合作，聘请专员分赴各地调查农村社会概况，并联合邻近各县开设农村展览会，提倡作物改良，各地农民获益不少。邀请燕京大学社会服务系刘志博来主持乡村调查。在刘志博和本校教师武星三的主持下，完成太谷县20个村概况调查。现存的《太谷县贯家堡村调查报告》对太谷县贯家堡村进行了调查分析。《太谷县贯家堡村调查报告》全文约4. 3万余字，涉及贯家堡社会、经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文中附有统计表格70份，全面反映了贯家堡村的概貌。
综上所述，铭贤学校在山西太谷办学的30年时间里，围绕山西农业、农村发展所需，在品种改良、技术推广、文化宣传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这种精神、这些工作，在铭贤学校后来的办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也为山西农学院的成立以及山西农业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环 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的需求和改善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进程，环境恶化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无论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等，还是后起之秀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 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环境问题。有过经验和教训。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经验；中国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 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 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 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 。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 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 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 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 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 ,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 and 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 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 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 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 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 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浅谈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的内涵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分析
（一）人口老龄化的内涵。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而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龄构成老化的社会发展过程。国际社会通常把年满60岁及以上的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称为“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地区”。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征分析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41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夹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6%，到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机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阻碍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
（1）老龄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根据供求关系原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将导致劳动力支付的报酬提高，劳动成本相应增加。
（2）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注重从业人员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也会随着退化，体力，脑力都处于衰退状态，不仅不能胜任现有的工作，而且年长的劳动者在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时，也不能尽快地接受新的技术，学会操作新的设备。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对投资、储蓄和消费都带来相关影响。
1、我国人口老龄化与投资
（1）从政府的角度分析。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障的需求自然会扩大，引起老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卫生支出、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服务等国家支出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消费基金的增加。就这样，老龄化降低了国家对生产和其他设施的投资规模，不利于扩大再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2）从企业的角度分析。事实上，企业也要负担一部分离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社会养老基金，这方面的支出增加了，用于生产的资金就减少了，不利于企业的投资。
2、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储蓄。在劳动年龄时期，为了给以后的消费提供保障，人们选择了为养老而储蓄，一旦进入老年，由于退出生产领域，收入降低，同时，还要动用过去的储蓄来支付养老、医疗、护理等方面的费用。人口老龄化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会相应下降。一边，劳动者的高储蓄得不到维持。另一边，老年人口增多的过程中还会加大消费，这样，导致了社会总储蓄的下降。
3、推动消费结构及产业结构转变。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现代社会，老年人在满足了物质消费的前提下，也会追求家庭服务、心理咨询、休闲旅游等非物质消费。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消费正作用于现存的消费结构，促使其发生改变。
（三）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内容包括：赡养支出、医疗保障费用和其他安保体系的支出。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7年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正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老年人是社会成员中的弱势群体，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关心和关爱。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家庭、居民的有机协同，实现我国和谐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目的。
摘要：我国逐渐步入老龄社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聚焦养老保险成为一大趋势。以下就养老保险制度和立法的相关问题，谈一下作者的一些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养老保险；变革：立法
一、养老保险立法的障碍
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产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财务运转上力求做到“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留有部分积累”，即部分积累的财务机制。意在通过建立个人账户形成部分积累的制度模式；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单位、个人负担，政府不再对基本养老保险承担无限责任。但是由于部分地区各类资源违规开采利用，经济无序快速发展，加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提前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关参数未按客观规律科学地随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给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挑战，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养老保险基金隐性负债、负担沉重。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与日俱增。人口的老龄化及养老金的巨额支付给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现实要求我们必须适时深化改革。原因之二是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改革过程中转轨成本加大。转轨成本包括：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在新制度中没有履行缴费义务却要过多享受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已经到中年的职工在新制度建立前没有完全履行缴费义务但达到退休年龄后要享有法定养老金的权利；违规办理大量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参保制度各异，退休待遇差距悬殊等。由此产生了代际矛盾，各类企业缴费义务与权利不对等，统筹基金严重收不抵支等问题，直接构成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承担改革过程中的转轨成本，传统退休养老制度与正在完善中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现实责任便无法划清，因此养老保险制厦不能持续发展。不同地区间即指老工业基地与新兴城市历史负担不平街：国有制企业与大量非公有制及其他企业的缴费人员标准不一，造成各地区的基本养老保险负担畸高畸低，这种不均衡直接恶化了地区之间的竞争环境。
同时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负担因缺乏消化渠道，自我承招责任只能表现和依靠很高的缴费率，而且还无法满足本地区退休人员增长所带来的养老金需求增长的需要。因此，一些地区只能运用个人账户基金来弥补，从而使个人账户变成空账户，统账结合的新制度蜕变为风险性相大的它账运行制度。个人账尸的“空账”运行，其实质是将政府应当承担的部分责任转嫁到当期参保人员身上，混淆了责任主体。根据劳动保障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上半年，国内养老保险金积累的个人“空账”运行规模已超过6000亿元，并以每年10亿的规模在扩大。如果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控制不力，加上需养老人口的逐年剧增，必然会加剧支付难问题，很难实现满足积累养老基金的目标。
(二)养老保险立法层次不高，强制力不强，法制建设明显滞后。养老保险实质上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具体的制度安排必然牵涉到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分担，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只有由代表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才能真正集中体现国家在养老保险方面的意志，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展战略基本形成，但建设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法律依据还摹本上是上世纪50年代的《劳动保险条例》，虽然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和通知等，但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强制性、权威性和延续性。
(三)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养老保险制度参数调整，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
随着整体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变迁，“421型”家庭(一对夫妻，四个老人、一个小孩)增多，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养老方式将会逐步向社会养老过渡，“老有所养”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家庭养老也在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另立家庭，享受生活，有的离开老人到外地工作，使得呆在家里的老年人有的光靠养老金，生插困难，精神孤独；有的虽然经济上不愁供养，但在生活上无人照料、精神上无人慰藉。这就需要通过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实现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创新。此外，由于实行了几十年国家通过企业绝大部分包揽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许多家庭老年人本人及其儿女都没有养老保险计划和成熟的心理准备，通过个人养老储蓄和商业保险支持的补充养老保障体系多未有考虑。
二、养老保险立法思路和建议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经过10多年的探索，经过几个阶段的改革，制度模式已基本确立，不应再动摇。按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提法，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现了“取中构和”的思想，“取中”就是我们即不是典型的现收现付，也不是典型的完全积累，而是统筹基金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基金完全积累；“构和”指构建和谐社会，各社会阶层群体、各保障制度之间要有一定的合理比例关系，利益的关系也要梳理好：所以笔者认为应建立长效机制，维系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弥补隐性债务，做实个人账户。弥补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不仅资金需求量大，而且影响深远。实践证明，试图用养老统筹基金偿还历史债务是行不通的，政府应该承担这个责任。通过变现国有资产和发行长期国债，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多种手段筹集资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转轨成本。随着转轨资金的到位，可逐步下调单位的缴费额度，减轻企业的负担，均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其他企业单位在参保时负担上的不公平程度，同时也将代际的不公平与福利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加上提高其他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对制度的认同和吸引力；不断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进一步降低统筹部分的费率，以期达到扩大覆盖面与降低企业负担的良性循环。
(二)不断探索新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和领域。目前基金规模不大、基金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资本市场不成熟的现实条件下，采取以购买国债为主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式和领域。允许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领域，可提高盈余率，实现有效增值。同时，可以尝试推行适合于个人账户基金现行管理模式和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品种特点的投资委托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专门投资机构进行投资，可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殖率，也对社会发展做了贡献，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三)加强社会养老保险法制化建设。工业化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和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通常都是立法机关制定或者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为先导，以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为条件，然后才具体组织实施。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已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100多年，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趋势来看，加快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步伐显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因此，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体制建设迫切需要出台一部新的、具有权威性的、强制性的和延续性的《养老保险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维护职工根本利益，把养老保险切实推向法制化轨道。
现期，省级统筹仍然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缺乏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既不利于指导工作，又会影响省级统筹的质量，甚至还会让人对省级统筹产生一些误解和消极的看法，影响社保工作的推进。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较大、资金缺口较大的省份，加大省级统筹工作的力度，尽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这样会更有利于对资金的合理使用和监督，会更有利于确保养老保险基金建立起长效机制。
【论文关健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负担 养老保障
【论文摘要】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来势猛，我国“未富先老”的情况必然加重国家的负担。人口老龄化还导致劳动适铃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进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就需要改革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阵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提倡和鼓励家庭养老，并与发展社区服务相结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组织老年自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口增长过快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及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所占的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是指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价值观进步了，生育观也从强制性的控制生育到自觉控制生育，从而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相应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提高的体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具有历史进步性。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过程来势猛，老龄人口规模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2000年占世界的2l29%;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增加到4.23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2.3%，那时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国际上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由7%翻番到14%，所用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前西德和英国为45年，美国预计要用75年，日本预计要用26年，中国预计也将用26年，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2.中国人口高龄化显著。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较早地出现了西方国家高度老龄化社会的所有现象，即80岁以上的老龄中后期人口的比重提高得较快。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又快于老年人口。19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足200万，200(〕年达到了1200万，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0.88亿。
3.中国将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具有时滞性。欧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而来的，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从而青少年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上升，这是一种刚性的过程。欧美一些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制定了一系列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以说是“先富后老”;而我国进人老年型人口国家时，农村人口占64%，缺乏必要的物质、制度准备，可以说是“未富先老”。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各国迟早会出现的人口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上面已经提到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它是在人为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生育形成的，具有刚性特征。人口老龄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青年人口的比重就小，影响了人口出生率，减缓人口增长速度，能缓解我国人口过多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在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更加严重，老年人口的规模继续增大，在2020年以后，老龄化的弊端就开始暴露，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人口老龄化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同时老年人口的绝对量也增加，老年抚养系数提高，社会用于退休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负担也加重。老年人的养老主要是由社会和家庭承担的。我国城市的老年人口享有退休金和医保，在经济上社会养老负担大于家庭养老负担，但是城市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是“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在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中，他们要面对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这时四个老人中只要有一个生病，便显得十分吃力，如果独生子女夫妻双方面对的四个老人中有两个同时生病，夫妻双方就无暇顾及了;在农村，退休金和医保还没有普及，主要是家庭养老方式，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年轻人口的比重下降，而年老人口的比重上升，就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口要养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老年抚养系数大。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
1.适龄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低，劳动力供应不足，而劳动力状况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依据我国现阶段劳动力过多的国情，劳动力数量适当地减少，可以缓解劳动就业压力，缓和失业与下岗问题，但这种趋势长期发展下去，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迟早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2.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人口老龄化往往伴随着劳动人口的高龄化，我们习惯上把15一44岁的劳动力视为中青年劳动力，把45一59岁的劳动力视为高龄劳动力。高年龄段的劳动人口技术熟练，但同年轻人相比缺乏进取心，创业精神，思想保守，这样社会的主导精神就会趋向保守，在科学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化社会，容易变得相对落后。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有重要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消费结构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消费需求影响着生产调整。不同年龄的人口对衣、食、住、行、用的品种、规格、数量、档次的需求各异。如老年人在吃的方面以方便、质软的食品为主，穿、住、用讲究实用和经济实惠。老龄化使得适合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尤其是某些专用于老年人的特殊项目趋于增加。社会消费结构和经济结构向老年人倾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医疗保健和劳务服务的需求急剧扩大，出现了一批专门为老年人口生产消费品的行业，以适应老年人的需要。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投资内容和投资重点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社会投资的内容和重点，社会需要增加与老年人的需求有关的项目的投资，如养老院、托老所、老年保健中心，老年娱乐中心，减少用于幼儿园和中小学校方面的数量投资，而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
3.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社会上老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使人们开始优虑经济能否良性运行，老年人往往重储蓄，消费倾向和投资意向趋于保守，从而可能削弱社会的经济活力。
此外，人口老龄化如果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转向静止型甚至是缩减型，使人口的发展出现不可持续性。因此，应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合理。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实现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的条件下出现的，因此，调整生育政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如果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实行，生育水平继续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样人口老龄化过程会更加迅速，并将在本世纪30年代进人高度老龄化社会。为了平稳地把人口年龄构成调整得比较合理，现在就要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调整政策时一定要慎重，否则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人口迅速增加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又突显出来，就得不偿失了。
(二)改革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老年保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受保障的人数和规模都迅速增加。但是养老保障存在很严重的城乡差异，一方面在城市中的老人退休金不断上涨;另一方面享受退休金的面却很窄，乡村95%的老年人口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因此要逐步扩大老年社会保障范围，使更多的老年人口在离开工作和劳动岗位后享有一定份额的退休金，使他们的经济生活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这是社会的责任，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象征。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它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继续努力，致力于建设全民全社会健康医疗保险制度。
(三)提倡家庭养老与发展社区服务相结合
1.继续提倡家庭养老。在我国，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时间差”的影响，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起适应老龄化发展需要的全方位的社会供养体系，因此，应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老人。另外，即使老年人经济上有了保障，但也未必能适应随着身体老化带来的心理老化和精神老化，还需要子女的关心和照顾。尊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2.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社区通常是指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基础的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共同心理因素和一定的内在凝聚力的社会群体，生活在一个社区内的人具有比较密切的社会交往关系以及相近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老年人口的健康、医疗、交往、文化生活等超越了家庭的界限，同时老年人又行动不便，因此，社区是他们活动最多的场所。实践表明，加强社区建设和发挥社区功能对老年人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组织老年自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大大提高，而我国现阶段的退休年龄没有改变，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退休老人仍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退休前从事技术行业的一些老年人，由于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其工作能力比年轻人还强，我们应善于发现这类老人，让他们为社会的发展发挥余热。对一些身体健康状况好并愿意继续从事劳动的老年人，我们应为其提供再就业的机会，满足他们的劳动愿望，使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同时也会减轻社会养老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