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08 04:56: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政治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国际移民的类型和特点
(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
(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
(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
(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
(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政治经济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13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3)国际移民的消极影响国际移民在促进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对国际社会同样带来了消极影响。非法移民的不断增多为人口输入国的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威胁着国家安全，消耗着各种资源，影响着社会治安，对输入国来说，人31的大量迁入致使大量资源的消耗增加，就业压力增大，民族、种族矛盾凸显，社会治安变差，环境压力增大，带来环境污染和疾病扩散等危害。对移民输出国来说，人口的大量迁出使劳动力资源减少，特别是技术移民造成的才流失”，致使输出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国际移民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更丰富，科技发达，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落后国家因人才流失等原因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处境更加不利，更加贫苦化和边缘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结语国际移民作为人类正常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个新的变量，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国际移民在推动全球经济进步、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也对输入国与输出国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它带来的问题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兴趣。
作者：王祝 单位：南开大学天津大港
1．《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详细分析了无产发展史和斗争史，认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改变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现状，但是没有正确理论指导，找不到正确道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它指导着世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使工人运动从自觉走上了自发。在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下，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代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组织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责任，严于律己。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性质，特点密不可分。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产共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先进性质的升华。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谨记这三点，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
2.《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对资本建立世界市场并向全球扩张过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离不开当今的全球化。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以个发展中国家，还不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我们妄自尊大，不与外国交往，进行交流，与近代工业化擦身而过，最终导致落后挨打的局面。建国初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我国与外国交流也甚少。所以我们要反省历史，紧跟全球化大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把机遇和挑战推向世界，也推到中国人面前。20世纪六七十世纪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这一次我们没有让机遇再次错过，而是牢牢抓住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紧跟世界全球化潮流。以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团，继续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深刻理解全球化是当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外在于，落后于这个潮流，都是危险的，不可设想。与此同时，在注重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必须同时注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消极影响。必须在保证我国自身的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3.《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
以前，中国经受鸦片战争的摧残，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希望在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始终找不到适合中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马克思经典著作，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共产党宣言》最早是由陈望道翻译的，虽然不完善，但是仍然广泛传阅，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青睐。《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旧民主主义时期的片段时传播，第二阶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全面广泛传播。
3.1对认识观的影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颠覆了传统的中国的认识观，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程朱理学占据着人们的思想，程朱理学，推崇的是唯心主义，认为“理”或者“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唯一法则。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唯物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认识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都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使由此产生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早者。这强有力的震撼了中国思想界。改变了以往人们唯心主义的认识观，历史观。
3.2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看法，它所传播的政治价值观和当时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运动是相一致的，受到了政治认同。《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响亮就好，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其政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确立了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
3.3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中首先阐述了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在随后也阐述了文化的全球化：“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文化是一定时期经济的反应。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发展面向世界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也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显示出强劲的全球化趋势，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全球化而已理解为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中国几代领导人，一直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不仅要弘扬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要积极学习外国进文化。在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使本国的优秀文化走出国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当今社会，文化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所以我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我国文化。《共产党宣言》同时讲到文化全球化具有二重性，文化全球化不仅能促进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的进步，同时弱小的民族文化也会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所以我们在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取其精华剔其糟泊。注意本国文化安全，提高警惕性。
4.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本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罪恶，揭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解放的书。给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方向，解决了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起来革命，革谁的命，如何革命，革命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共产党宣言》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了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民族复兴道路，在全球化形式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以超凡的洞察力不仅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更具有卓越的预见性，他们预测的未来社会都将一一被历史印证。所以《共产党宣言》仍然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亦然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
作者：涂征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引论
新南非坚持不懈的在国内举办各种公关活动来争取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权。这些公关活动充分调动了社会民间力量，以及体育对民众所产生的情感思潮，从而来支撑国家的发展战略，各个政党之间对国家政体政治虽然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但对国家举办重大赛事及所能带来的利益关注度却非常高，甚至不约而同的形成“统一战线”。国家在申办和承办重大体育活动时亦适时调整外交策略，以赢得外部世界的关注与支持。这对政局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2、南非体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的变化
体育事件在过去的20年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重大体育事件上，无论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国家轮流举办的循环赛事，在规模上、媒体的宣传度上以及观众参与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奥运会或者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就最能体现上述观点。此外影响力上稍逊一筹的体育竞技，比如说世界杯橄榄球赛、世界杯板球赛以及英联邦运动会，尽管其参赛人数以及观众人数不如奥运会或世界杯足球赛，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然能带来收益以及资金产出。主要的体育竞技赛事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们成为国家吸引外来投资和潜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展示国家实力的途径，通过这些赛事向世界的其他国家展示本国举办世界大赛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体育方面的实力以及国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国家外交战略与政策实施过程中，体育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重大体育赛事是国家外交活动与实现政治目标的恰当手段。体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业及利益相关者采取什么公关手段来策划实施他们的体育赛事活动，应该权衡考虑哪些因素，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将带来什么国际影响。
重大体育赛事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这使得体育这一文化形态具有国家外交的增值效应，以致影响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制定，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体育学会、媒体、企业、国家以及赛事组织者，从当今全球政治经济视角来看，这些多方的参与者都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不论是出于商业利益、组织声誉与发展，还是国家外交目的。南非使用相对有限的可利用资源来与强国体育国家竞争，例如南非举办世界杯足球赛、非洲杯足球赛等。通常选择几个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展示文化的特殊魅力，展示原生态的自然遗产，甚至声称国家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即以受到国际边缘化或国际排斥为借口，例如这一策略被南非在申办2006年和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主办权时使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围绕体育重大赛事的体育活动以及国家活动，可以说有特殊的可替代性，因为这些活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着手新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情况下是没有机会得以着手实施的。而且，重大体育赛事能将国际舞台上的各个利益方面联系起来，包括鼓励国家将内部事务延伸到国际事务范围内。
作者：许晓峰 单位：河北联合大学体育部
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效应回顾
30多年来，两岸关系一直以经贸关系为主轴，政治关系却是敏感领域，发展严重滞后。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来观察，在总体上体现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1987年台湾当局虽然开放了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并默认了两岸经贸往来，但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随后，两岸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寻求渠道合作，以便解决在经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1990年，台湾当局调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权的民间性中介机构———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出面处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为了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大陆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海协会代表大陆官方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以“台独”分裂活动阻止了海基会与海协会的接触与商谈，但其违背两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两岸政治互动。2008年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了“两会”协商谈判，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大幅发展，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③
(一)两岸政治互信不断积累。1992年11月，两岸两会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为两岸协商奠定了政治基础。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识”，致使两会商谈中断9年。2005年4月，国共两党开启党际交流，双方就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达成一致。此后，国共两党不断巩固两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马英九当局认同“九二共识”，强调“两岸是非‘国与国’关系”“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2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表示，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连战也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不应也不会逆转的正确道路，现阶段两岸关系来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点上加以深化;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施一个中国原则，从而形成“一中架构”下的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九二共识”是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护。2013年6月13日，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再次强调，增进互信，优秀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吴伯雄则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一致的立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2013年1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第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关系。不论在台湾还是国际上，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以上种种，彰显了两岸对“九二共识”的坚持和政治互信的巩固。基于政治互信积累，两会商谈终于在2008年6月恢复，推动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
(二)两岸党际交流不断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的主张。此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两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两岸党际交流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项，也是两岸经贸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北京分别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这是大陆“两会”换届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任领导人首次与中国国民党高层的互动，继续传承了两岸党际交流机制。两岸党际交流机制化不断深入，将从制度层面有力保障两岸党际交流的平稳发展，增进国共两党乃至拉动两岸更多政党间的政治互信和共识凝聚，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稳步发展。
(三)两岸经济关系迈开制度化步伐。两岸经济关系步入制度化轨道也是两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动的结果。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两岸打破隔绝之初为便利人员往来与经贸交流而出台的事务性管理办法，比如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和台湾当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开放29项大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会谈”签署的4项协议则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正式开始。2008年6月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新恢复协商谈判以来，达成诸多共识，签署21项协议，解决了一系列两岸同胞关心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深化了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们也看到，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尚未开启，政治互信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与快速发展的两岸经济关系明显不相对应。
二、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大陆单方面市场开放及相关优惠措施的实施，推动了两岸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尽管长期以来缺乏公权力的介入与规范，但两岸在经贸往来中形成了经济波动的高度相关性和投资、贸易的密切往来，进而达成功能性一体化的合作形态，并对一体化的深化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政治意愿一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正是支持政治目标和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有效工具之一。区域一体化有多种模式，采取何种模式为宜，取决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意图以及实现这些意图的相应机制。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并非总是促进制度建设和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至少是重要条件之一，反而政治上的阻挠则必然是经济合作制度化的主要障碍。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可估量。回顾两岸经济关系，政治因素对一般性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安排这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协商这类经济合作，显得更直接、更大。30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非常缓慢，而且随着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推进，政治因素的作用将逐步增强。两岸ECFA是以“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签订的，但从大背景看，两岸关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两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岛内仍有政治势力对ECFA进行强力杯葛。EC-FA在总体框架上虽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的程度、进程等方面并没有条文上的明确约束。虽然ECFA早期收获清单获得全面落实，ECFA对台湾的经济效益也有明显呈现，但是台湾的反对势力仍在试图推翻ECFA。
台湾内部反对ECFA的政党与团体主要是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和一些本土派社团。2012年7月20日台湾“行政院公投审议委员会”进行重新审查“台联党主席”黄昆辉提出的“ECFA公投案听证会”，黄昆辉希望继续发动“公民投票”来废止已经实施中的ECFA。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表示应该利用多边谈判体系来保护台湾权益，ECFA的双边谈判机制风险不断增高。民进党“前党主席”苏贞昌在2010年参选台北市长时表示:“ECFA对台北市也有害，许多人以为ECFA只会伤害中南部，但实际上台北只是较晚受害，未来的大规模开放会让服务业受到强烈冲击，而台北市服务业人口达八成。”2012年7月20日，民进党在台湾“立法院”拟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张将大陆民间资本到台审议门槛订为新台币5亿元，禁止投资业别则由正面表列改为负面表列;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说，希望以法律明确规范陆资，并将投资业别订定清楚，以防台湾“门户洞开”。由于民进党等岛内反对势力在两岸交流互动上有着诸多反对行为以及其在台湾内部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ECFA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2014年3月18日，台湾数百名大学生以“反对黑箱服贸”为由，以突袭方式占领立法机构，30日又动员十余万民众与学生上街游行。对于这场以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协议”)为优秀的“太阳花学运”，严安林分析认为，④这是一场“反对马英九”运动，也是一场“反全球化”运动，一场“反中国大陆”运动，更是一场反民主的民粹式运动，并非所谓的“公民运动”。“太阳花学运”直接导致服贸协议的暂时搁浅，加上台湾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各界对“服贸协议”生效时间大都持悲观态度，也由此，“服贸协议”被认为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从另一个侧面，“服贸协议”搁浅再次证明，政治因素对进入“深入期”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已然突显，甚至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前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分析，⑤从两岸关系发展历史看，政治决定经济，这是两岸关系的特色，两岸政治关系走到哪里，经济关系就走到哪里。他认为，政治关系到不了的话，经济关系就是到不了，看起来经济拖着政治走，是有这个成分，但是背后是有政治的力量，而且政治力量永远会大于经济。不难理解，两岸经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良性的政治关系相匹配，对岛内健康有序的政治环境同样期待。
三、当前两岸政经互动的困境与思考
如上，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发展节奏并不合拍，随着两岸经济的热络交流与合作，在政治层面的互动还很有限，步履维艰，甚至十分脆弱。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进程，遇到政治因素的强烈阻碍，如何推进两岸政经互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借鉴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框架，在两岸经济关系研究中，应以两岸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为双层博弈框架的理论基础，利益集团作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两岸双方应作为经济关系的执行主体，在维护两岸同胞最广大利益、共同朝着中华民族复兴目标而奋斗的前提下，分别代表两岸各自的利益集团做出决策，并展开相互谈判、交往、合作。
(一)台湾当局在两岸经济关系中长期缺位，未能担负起执行主体的角色。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两岸经济关系毕竟是两个单独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在服从各自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双方都有为各自经济体发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在资源稀缺性假定下，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两岸当局自然应承担起经济关系博弈框架的主体职责，通过协商、安排，以引导两岸经济关系继续在正向博弈的轨道上向前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两岸经济关系，一直是在大陆方面积极推动、台湾方面限制或回避的两股力量拉扯之下，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经济关系外溢的政治效应大打折扣。即使在2008年以后，两岸经济关系取得诸多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马英九当局仍然回避两岸政治关系议题，经济关系涉及的制度化议题进展缓慢。台湾当局此举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选举选票的考量，担心被对手抹黑抹红，在两岸政治议题方面比较保守，不愿意碰触，对大陆的防范意识仍然相当强烈。正因为对选举的顾虑，马英九当局对岛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协调不力，多项有利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议题遭到反对派的阻拦，甚至在台湾立法机构搁浅。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只经不政”“政经分离”的态度，已严重伤害到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当前两岸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挑战。
(二)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以经促政”方针，扩大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般地，国际经济关系中双方的受益、受损可以表示为4种情况:甲方得益、乙方得益，甲方得益、乙方受损，甲方受损、乙方得益，甲方受损、乙方受损。只有双方得益才能构成经济关系的坚实基础，当一方得益、一方受损，或是双方受损的情况下，经济关系也就失去了合作基础，两岸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不同，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岸经济合作福祉两岸同胞，目前亟待制度性突破，才能为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两岸收入分配效应角度看，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意义深远，但是对大陆的经济意义有限，大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则是基于国家统一大局服务，主要目的在于其政治效应，特别是争取台湾民心，增强国家认同，为此在两岸经济关系博弈中，实行适度“让利”，提升台湾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收入分配效应。⑥但目前在台湾社会，“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并非主流民意，台湾当局采行“政经分离”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台湾民众的“两岸观”，甚至对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应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坚持“以经促政”的方针，通过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发展，强化两岸经济的融合，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至少，在ECFA后续谈判中，两岸可遵循WTO规则等国际经济惯例，以积极开放、平等互利为原则，积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拓展两岸扩大交流合作的利基，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扩大两岸共同利益，促进国家认同建构。
(三)充分认识两岸经济关系中岛内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加强对台湾社会结构的研究，提高惠台让利政策的有效性。国际经济关系博弈表面是两个经济体层面的利益受益或受损，但实际受国际经济关系影响的是经济体内不同主体，包括消费者、企业家、厂商、政治家、利益集团、政党等各种不同的主体，即国际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国内收入分配效应，它不仅可能使有的主体获益多，有的主体获益少，而且可能使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受益主体将会想方设法保护既得利益，而利益受损者也不会被动“挨打”，他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比如选票等。政策制定者为了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或目标，就可能制定或调整政策，因此，经济体内利益主体是经济关系的最重要影响和推动力量。实施两岸关系发展战略以来，大陆实施了一系列的对台经贸政策措施，包括两岸全面直接通航、大陆民众赴台旅游、大陆采购赴台采购、大陆零关税进口台湾农产品等，都体现了大陆对台善意，期望有助于改善台湾民生经济的同时，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与认识，更希望有助于建构台湾民众对两岸一家的国家认同。事实上，惠台让利有效性值得检讨，两岸尚处于敌对状态下，大陆让利台湾被歪曲认为动机不纯，慷慨让利未必能赢得台湾民心。再者，由于种种因素，惠台让利的经贸政策实践中更多惠及了台湾的大财团，而台湾基层民众没有感受或感受不明显。一方面，由于两岸关系限制，大陆经贸政策缺乏直接惠及台湾基层民众的有效传导机制，导致惠台效应分散化，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社会阶层多元化，“三中”(台湾中南部地区、中小企业、中下阶层)社会问题甚具复杂性，所以，在具体实践中还须讲究策略突出重点，从机制化入手，扩大大陆经贸政策效应。
作者：苏美祥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一、合作式教学的内涵
我们所讲的合作式教学，其一应该是教师创设一个情境，然后抛出问题，学生在这之中创造，最后共同达到教师教学设计中的这一个环节的意义，这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作。其二应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合作式教学讲究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小组间进行沟通与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考、沟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学法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学科中的运用
1.问题情境创设的重要性教师应创设符合学生实际的问题情境。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教师抛出一个适合学生的问题，那么学生的参与度、活跃度会得到空前提高。所谓适合学生的问题，即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个班学生的文化程度、年龄层次、性格特点以及结合生活实际。因为太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思考的动力，而简单些的问题，学生又会觉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创设问题情境时，教师应“投其所好”。学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问题来源，可以是普遍学生身上存在的现象，历届毕业生及低年级的学生；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假设问题的存在；可以是教师的自身经历；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课当中所发现的问题。
2.创设情境，开展合作式教学我们抛开这样一种教学模式：上课铃声一响，教师开始照本宣科地讲授本节课的相关知识点。在《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一本书当中，例如第一课“商品的交换与消费”。教师可先创设问题情境：“同学们平时都喜爱去哪里购物呢？所购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商品呢？”在学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紧接着引出知识点：“什么是商品？”然后结合知识点帮助学生解决之前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接着根据已经分好的小组，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买了之后的东西还是不是商品？”“请同学举出这个教室里面能称得上是商品的东西。”“钱、肾、人都是不是商品呢，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对知识点不理解的情况可以向教师请教，激发了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这样一门课程当中感受到思考所带来的喜悦。教师也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合作式教学法在与本班学生接触时所产生的问题，从而能够及时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也是合作式教学法中学生与学生合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三、合作式教学法的意义
学生需要在游戏中，在与教师、同学的互动中得到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德育课程应该是让学生参与进来，在参与过程当中学会思考，学会沟通与合作。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因为如果是旁观者的话，他可以随时离场。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合作式教学要求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合作，也就要求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一定要合理并精彩。
作者：顾海娜单位：海南省商业学校
一、教学中有关政治经济学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我国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念，国民在思想价值观方面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形态模式。而经过国内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高校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越高，而且是越来越快的步伐更替着，这也就造成了教师资源缺乏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教学质量，影响了师生之间沟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个教学的失败，使学生对这么学科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缺乏兴趣。造成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几方面：（1）客观原因。“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内容，其实一个抽象且缺乏乐趣的学科，并且跟我们的生活联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数的学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2）教学方法陈旧。通常情况下，教师是根据以往的教学思想在备课，讲述想要表达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学生针对这门学科的主动性问题，总是按照一贯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让学生被动的接受，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课堂内容结束后，教师忽略了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往往课程结束后，学生也就下课了，这样就是去了课堂的作用，使学生学不到这门课的精髓所在，所以寻找新的教学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观原因。学习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为传授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存在问题。作为接受者的学生而言，其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认为这是一门不适合自己的课程，也就忽略了其学习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师素质。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在延续以往的教学方式，一切从基本内容开始，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进而推论出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表明，这种教学方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现今的教学来说，单纯的讲述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了，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方式，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使学生能够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教完内容为任务，要以教会学生使学生真正的融入到课堂中去，融入到学科中为主要教学目标。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实践
2.1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讲的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知道不多、分析不够，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进而进行全面、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讲解。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讲的内容重复，相反倒要与之实现科学的衔接。我们在讲授到垄断至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候，经常把当代资本主义放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维方式上拓展了空间，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这样的间题时，必须有缜密的理论、严格的逻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笼统地教条式地回答只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疑间和困惑。2.2根据当今社会主义的基本状况，教学内容部分发生了变化，虽然大体内容不变，但是其教学任务也是相当繁重，头绪繁多。其中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对外经济关系以及原则;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等等。2.3通过以上教学内容改革的分析，同时也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其教学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尽管对于老师而言，教学任务增加了，备课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不同的备课方式，使老师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断得到完善。通过备课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阅读了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通过对知识内容的归纳总结，以及概括吸收，不仅促进了教师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性，同时也解决了在课堂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教学内容的变化，让课堂的教学内容发现了新的东西、活的东西，这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主动性，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探索意识。并且学生自己也会去反问老师一些关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使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学生之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减轻了教学困难。使那些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开始接受这门抽象、晦涩的学科。
三、新世纪政治经济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记住根据课堂内容跟课堂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来设计备课内容，对此我们规定了一下原则: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2)将改革实践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3)坚持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灌输原则;4）坚持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原则。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好的教学方式传承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目标，关注实际问题，用正确的思维跟思考方法去面对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提升。
四、结语
要知道现今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不仅环境在发生变化，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所以为了更好的跟上时代的脚本，理论基础的发展必须要同步进行，跟上时代的脚步，并且从根本上指导实践。要从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改善现有的教学理念，去培养一批具有时代创新精神，时代责任感的新世纪人才。是政治经济学不再是教育领域枯燥的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最重要、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欲望的学科独立存在着。在新世纪的发展征程中，不断改革现有的教学方式，不断发展教育理念，将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吴凤兰单位:辽宁省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New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当奥运会刚刚在世界起步时，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纯粹的体育盛会，从而拒绝商业的介入，职业运动员很长的时间也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蒙特利尔曾5次申办奥运会，当申办成功后，该市即积极进行准备，耗费了巨额资金，利用了许多现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区北部开辟了奥运会中心，新建了大型体育场、游泳池、自行车场、奥运会村等。然而这一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在兴建奥运会中心时，经费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因为顾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奥运会纯粹为体育，排除一切杂质，然而这一想法却太过于理想化，造成主办城市的极大经济负担。直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彼得•尤伯罗斯上任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向可口可乐等公司筹款这才初次开始了奥运会商业投资，改变了奥运会赔钱的历史，并且创造2.25亿美元的盈利，奥运会被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进而成为一棵各国竞相追逐的“摇钱树”。
中国的经济会随着奥运会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首先是大量赞助商的资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资企业，可以借助奥运会这一平台进入中国市场，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其次，奥运会举办期间，大量国内外观众涌入北京，极大的刺激了消费需求。就业问题也可以藉由奥运会这一契机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随着奥运会的到来，各种服务性部门的工作量也大为增加。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举办奥运会加快了承办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奥运行动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大量的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将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最后，奥运会成功的举办将树立起我国对外的良好形象，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流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我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可以说，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的经济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奥运会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在奥运百年庆典上，美国人将奥运会的商业化推向了极致，但商人们的每一项投资都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出资456亿美元买下本届奥运会电视独家转播权的美国全美广播公司在奥运会赛程安排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马拉松线路由于该公司的转播需要(通过名胜古迹多的区域)而改成了坡度极陡、有无数上下坡的路线，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恶劣的马拉松线路’，使运动员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多地收取巨额广告费(每30秒钟广告收费50万美元)。在运动员的利益和金钱效应上，商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赞助商们向奥运会提供了巨大的资助之后，就俨然成了奥运会的“无冕之王”。人们不仅要问:这届奥运会到底是为谁办的?奥运会的主角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商人?当商业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时，体育的利益就会成为牺牲的对象，当商业的砧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天平上超重时，就会严重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状态，并与奥林匹克理想发生剧烈冲突，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巨大的威胁。难怪当年雅典申办1996年奥运失败后，发出了“可口可乐击败奥运精神”的哀叹。过度的商业化，势必会造成奥运会的变质，这是顾拜旦所担心的，这也是我们应该极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奥运与商业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无法很透彻的分析的，还有待经济专家的进一步研究。
北京奥运会通过巨额的直接投资将对经济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经济低谷效应”。因此我们要做好长远的规划，借鉴以往举办国的成功经验，保证北京地区乃至我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地增长，预防“低谷效应”的产生。
一、“家电下乡”政策符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标的要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乡经济文化教育等差距、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明显。为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从2004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先是取消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接着又实施粮农直补、大型农机具直补政策,现在又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活动,不久全国又即将启动“汽车下乡”的新政策。这些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又有利于改善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生产力、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的二元化结构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符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的。
二、“家电下乡”政策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们都知道,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我国出口不断下降,只能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最终能从本质上带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消费。按照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配套执行,才能发挥其宏观调控的综合作用。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我国又开始实施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增加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是最典型的增加支出方式,“家电下乡”补贴就属于此类。以补贴的方式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家电下乡”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内微观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国这些年来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微观行业并不乐观。全行业亏损时有发生,价格战此起彼伏,要改变市场的境况,就要培育出新的市场需求,即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据政府有关部门测算,仅仅家电补贴一项就可以在4年内创造出9200亿的市场需求,这对相关企业及生产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从而平衡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改善微观经济环境,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总之,“家电下乡”政策是我国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下实施的又一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政策不仅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我们期待着这一政策能够发挥更大的综合效应,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大学生就业观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变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其受到主体、家庭、学校、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制约。在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诸多因素中,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又至关重要。因而本文拟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政治经济因素,作一些宏观的梳理和初步思考。
一、不同时期大学生的各种就业观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大学生就业方式及观念的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统包统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或“服从分配、走向开放、自主择业”。
1、计划分配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大学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一时期,国家采用统包统分的政策分配人才,大学生按照国家政策,一般说来需要返回户籍所在地工作,所以很少有自主选择的就业观念。毕业后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去工作的直接分配方式,让他们基本上也不用担心就业问题。服从分配的就业观点和统分统包的就业政策,决定了这个时期大学生的就业观普遍有:择业倾向上不主动,择业标准上偏政治化,择业意向上重政工而轻农商的特点。政策引导下的这种“等、靠、要”的想法,与后来市场导向下的自主择业观截然不同。
2、计划分配向双向选择过渡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我国经济政策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大学生的就业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我国对大学生的就业制度开始分步骤、分层次地逐步由“统分统包”向“双向选择”改革。具体来说,1983年-1993年这一阶段,国家将清华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山东海洋学院等院校作为试点,在调配工作中进行了“供需见面”相互选择的就业办法。至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制度,标志着竞争开始引入大学生就业,实现了由“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向“自主择业”的过渡。
竞争机制被引入高校后毕业生就业方向开始趋向市场化。这十余年大学生的择业标准较之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成为了首选。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择业倾向上走向多样、主动;择业标准上走向经济化;择业意向上偏重经济收入高的职业。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就业时开始主动追求个人利益,为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由择业做下了铺垫。
3、双向选择阶段大学生的就业观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阶段,国家不再负责安排大学生的具体就业岗位,而是引导大学生投身到就业市场进行自主择业,大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双向选择的关系基本确立。很多大学生在就业时认为“待遇决定职业选择”,更加注重职业收入,工作对生活的改善。在择业标准方面,行业发展前景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择业意向上工商并重,往日不被看好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成为新的就业热点;在就业认识上,意识到“创业也是就业”,勇于创业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这一阶段大学生自主择业就业观日渐成熟,标志着我国健康完善的大学生就业观步入了正轨。
二、现阶段政治经济政策对大学生就业观发展的制约
探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观演变的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经济体制、大学生户籍和就业制度、高等教育制度等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促使了大学生就业观念不断变化。这些政策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大学生就业观的演变与发展,充分的利用了青年力量来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但另一方面囿于我国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当下不少政治经济政策仍然约束着大学生就业观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我国大学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职业取向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充分说明社会因素对大学生的择业影响很大。“因此可以推断,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对他们的择业意识和择业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大学生择业取向形成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曾提出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但在我国,劳动力市场被很多诸如性别、制度、学历、户籍等因素分割成了高低不同的子市场,这其中尤以制度性因素为甚。制度性因素把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内部主、次市场的分割。沿海地区、城市、外企、国家机关等可以看作是主要市场,农村、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等可以看作是次要市场。较之主要市场,大学生在次要市场要想找到工资回报率高,前途光明甚至可方便流动、合理社会保障的就业机会非常困难。制度性因素划分出的主、次市场,迫使大学生不得不放弃对次要市场的就业尝试,不惜付出暂时的失业代价。
其次,进入新世纪,为应对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高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高校扩招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扩招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面对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我国高校扩招并未很好的遵循循序渐进的做法,2013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从2003年的 212万迅速增加至669万。大学毕业生数量飞速增加,市场需求瞬间饱和,陡然供大于求。
再加之当下高房价、高消费和低收入的矛盾,及传媒和社会舆论对工作好坏衡量标准的误导等,严重制约了我国大学生就业观进一步健康完善的发展。
三、优化制度环境,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的对策
国家政策是人才资源市场配置的具体准则,也是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国家决策调整往往会引起全国范围内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从而对大学生的就业观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如何实现充分就业,推动高质量的就业,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来审视。
1、加强政府调控和制度建设,引导大学生的合理流动
流动性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劳动力就业的特点趋势和内在要求。但许多大学生面对不同的子市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悬殊差异时。对于贫困就业地区、收入微薄行业,往往不是积极就业而是选择暂时失业。因此无法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大学生向西部地区、艰苦行业的流动,各级政府要把引导大学生就业作为自己的工作责任,加大调控力度,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鼓励大学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及基层单位就业。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对于赴基层工作的大学生给予适当必要的编制、岗位和资金。同时也应该采取诸如:肯定其行动,精神上鼓励和表扬;物质待遇上充分补偿,重视培养和提拔等激励措施,来加强大学生就业思想观念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状,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2、通过政策鼓励,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
政府固然要不断强化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责任意识,但是,政府不可能短时间内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上千万个就业机会。所以,空前的就业压力要得到有效缓解疏导,与其让大学生被动等待就业,不如通过政策激发他们自主创业,通过创业再带动就业。比如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可以简化审批手续,若干时期内减免他们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政府、金融部门等现有渠道,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或减免税收,增强融资渠道等多种途径来引导大学生实现自主创业。
3、构建良好的传媒风气,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
传媒和社会舆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整个社会的职业观不改变,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观不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并不能改变人们对职业贵贱差别的忽视。当下大学生不愿结合自身愿望、实力在社会中打拼创业,而是盲目的挤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这类独木桥。大学生暮气沉沉表现,正是源于社会将安逸舒适稳定与否,作为了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在严峻就业形势下,社会应构筑良性的传媒渠道和社会舆论,宣扬职业无贵贱的思想,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通过传媒大力宣传自主创业和到西部、到艰苦行业工作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对那些在平凡岗位中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大学生认真宣传事迹、总结经验。从而形成有利于大学生转变错误的就业观念,积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岗位去建功立业。
总之,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是一项漫长而系统的事情,难以一蹴而就,它需要个人、高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逐步完善。
作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经济理论学界的基础,是管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一、政治经济学的简要概述
1.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和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色诺芬最早在他的着作《经济论》中提出了“家庭经济管理”一词,“政治经济学”一词在17世纪初也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中叶以后得到了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手工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主张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经济。此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门专门研究政治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独立学科。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手工业向大规模工业过渡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产生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并逐步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站在小私有制的角度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任何的社会发展都是伴随着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关系伴随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生产关系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提出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应该适应生产关系。马克思主张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中研究生产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主要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量变与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具体内容。主要可以抽象出矛盾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等研究方法。
二、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体制的入侵,我们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其基本原则是结合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原理为创新指导,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坚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应该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为主,结合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手段,加强政治经济学向着国际化、应用化、数理化方向纵深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策略
1.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我国一直以来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不断结合我国出现的新国情、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持续的理论成果的完善和研究。在内容创新层面,主要是指引进和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2.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中国在自力更生的背景下迅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造就了发展奇迹,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必须是依赖于全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和外部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因此,只有不断地与其他各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进行切磋与学术交流,才能不断地提升我国的理论水平,拓宽我国的理论视野,平等地与世界交流,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应该具有兼容性、包容性、博大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应该走向国际化。
3.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应用化。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改进生产关系、推动社会改革和实践,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归根到底,理论的发展是为了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应该以应用化为理念,这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理论成果等都在不断地应用于金融、贸易、管理、社会学等学科中,展现了政治经济学对于学科的引领作用。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应该多挖掘一些能够促进实践发展的理论,将理论的应用化作为理论创新的一个新标准。
导论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
法 主导。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确实, 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 样的政策本身。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IR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约 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国家内外形势已日见兴旺。我过去向领导同志谈过，一旦国家大局好转，作为一名学者，我不再轻议国事。今后，我将把主要精力回转于我所一向爱好的学术和艺术的研究及写作。
但是，对目前形势，我仍有一些深层的忧虑和若干建议，不避冒昧，谨再书之以拜呈尊览。
一、关于国内政治问题
（－）
为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我斗胆建议一次性清理、重新处理“六四”期间被捕的全部知识分子，理由如下：
1．此举在当前较好国内外形势下进行，可主动卸除一个政治包袱，消除美国及西方对我国“人权攻势”的一项重要内容。此策似为让步，但实潜具主动权的把握，可为进一步改善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关系开辟道路。
2．客观地看，1989事件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历史事件。构成此事件的原因，乃是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背景，将其责任（包括法律责任）简单地追究于少数个人是不活富的。
3．与1989事件有关的若干主要自由化知识分子（包括被通缉者），如方励之、万润南、严家其等，现都以不同途径出走国外，其中方励之是在美国庇护下出国的。而长期关押另一些知识分子，似会给人以执法不公正感觉。
4．知识分子不同于在1989事件中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对后者，自然不适用此一建议。
5．有条件释放在押知识分子，可进一步发展当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有利于进一步形成一种团结、和解、祥和、安定的姿态、气氛。
但考虑到国内外仍极其复杂、潜流多变的形势，为免除此举对国家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采纳此一建议，则以下几点又似应防范：
（1）应申明宽大释放绝不是为“89事件”平反，也不是为这一事件的翻案准备条件。可以适当方式重申，1989事件政治性质的认定（“动乱和暴乱”）没有错误。
（2）对涉足1989事件的在押知识分子，做从宽处理应是有条件的。此条件即是在释放的同时，在原则上限制他们在今后若干年内的政治活动。
此议似可以考虑以下三种办法：
（1）以个案处理。如允许有病者取保就医。
（2）对有悔改表现者缓刑、减刑等。但同时明确警告限制其迁徙及政治活动。
（3）对本人要求出国者，可采取适当办法允其出境，但在若干年内限制回国，直到他们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已不构成潜在威胁时为止。
应特别说明，以上只可施于与1989这一特殊事件有关的知识分子，并且下不为例。建议立法，对现行威胁国家安全的分子与集团，给予必要的打击。
以上建议，不知妥否，敬请审酌。如谬，请谅。
（二）
“我最近研读了伦敦国际战备研究所《1991－1992年度研究报告》。注意到，该报告中对中国当前形势评述称：中国当前最大的面临问题是“政治接班”问题。云中国“由于面临第14次党代会，出现了权力斗争的紧张气氛”。
报告称：
“中国行政管理机构内部的紧张气氛已削弱了它们保持全面控制的能力。中央政府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加剧及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使下层政府官员能够推行他们可能不同意的比较保守的政策。”
“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下降的另一点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权力正在日益加强。中央政府只控制着国家预算总额的大约40％。它能否得到其余的部分取决于各省是否愿意上交他们在当地收集到的资金。在过去的几年里，各个省越来越拒不同意将这种资金转移。鉴于中国国内各地区在发展、经济改革进度和进入国际市场机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各地，尤其是对迅速发展的华南沿海地区和内地其他经济发展先进地区行使权力的能力。
此外，政府还面临着来自少数民族的新的和相当坚决的反抗情绪。”
“现在这个国家也许不会马上陷入危机。但引起前一次（1989）危机的内在原因仍未消除。隐隐约约出现的国内外挑战仍比不费力发展的机会大。”（以上请参看《参考资料》，这些分析似很值得中央领导同志给予注意。）
（三）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提法）。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优秀的权威中心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优秀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民主与法制难以一蹴而就，只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诚如小平同志英明指出的，在中国也许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才能形成一整套比较成熟健全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体系。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与权威政治之间，有权威当然比无政府好。自然人们更期望，权威是贤明的权威。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优秀领导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优秀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能。但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的昌隆。“
二、关于经济问题
（－）
中国十年改革的成功，是邓小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总战略方针实施的成功。而并非一些经济学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试验的成功。这一点现在很有必要说清楚。因为现在在美国的陈一咨等，以及国内一些经济理论会上，某些经济学者颇以中国经改大政方针“设计者”自居。这是很荒谬的。不澄清这个问题，一些危险的经改方案，即仍可能影响决策，而将我国看好的形势搞坏搞乱。
我窃以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固然是教条主义经济学的失败。但苏联及东欧近年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陷于不拔之困境，（叶利钦近日已不得不从激进经
改立场后退，俄罗斯形势在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即将看乱--此信与国内目前广为流行的一种论调相反。）这与其盲目崇信西方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照美国药方推行所谓“休克疗法”是分不开的。
有必要指出，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现状，是脱离经济实际的，水准也是很有限的。如用之于作为经济改革施政方针的理论指导，需要慎之又慎。
关键在于，这里有两大迷信迄未被打破。一是对市场价格自动均衡机制（“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之类“休克疗法”的由来）的迷信，一是对美国式企业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迷信（“砸三铁’”口号由此来）。从南斯拉夫到波兰的危机，以至最近叶利钦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从激进市场改革方案后退，都已经一再表明了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休克疗法”的失败。但是我国经济学界，至今对此仍缺乏根本性的反省。 （二）
通过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和政策的研究，我认为有根据指出，以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是一种伪科学经济学体系。
简单说，“新古典”（又称“新自由主义”）的要义是：‘做手打开一切市场门户，扫除一切障碍，纯粹让价格升落调节供需。这种无障碍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最佳配置，达到最高经济效率的最好经济机制。资本主义以之强，社会主义以之败。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只要放手让价格机制自动起作用，就永远不会有供给过剩。供求失衡的问题”。
这个理论是非常具有欺惑性的。但是五六年来，它影响甚至支配了我国经济理论中的主流经济学派。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已写了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研究，目前尚未发表。关键在于，在这一理论所暗含的政策建议中，包涵一些让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走上自我摧毁道路的观念。此又与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建议禁止中国国营企业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而促中国国民经济瓦解的提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文中难以深谈理论，但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1）美国、德国、日本以及西方七工业国，决不以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自身的经济政策指导。否则他们目前就不会搞保护本国市场的贸易政策了。（萨级尔森的书被作为我国大学中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教材。但他还没有死，在美国却无声无息。美国近年经济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不请他出来作政策指导呢？因为政界认为他的理论对美国没有实用价值。）
（2）拉美一些政府自70年代后期曾接受这种经济学的政策指导，均堕入恶性通货膨胀与外债深渊至今不拔。
（3）在1988-1989年曾日益迷信新古典一一新自由学派的政策建议，其所实施高通胀政策，并准备“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推行高赤字、高通胀政策，实际即实施后来东欧用过的“休克”疗法。遂将我国经济政治推上失衡动乱道路，这一教训不能忘。
（三）
我认为，批评的失误不是否定改革，因为十年改革胜利是邓小平路线的成功而不是路线的成功，有人故意混淆这个问题，目的是搞乱思想，封住批评失误者的嘴。近来，新古典经济的荒谬理论和政策建议又颇为流行。我认为，在经济上重蹈赵的政策．结果仍会引发恶性通胀、劳资对立、两极分化和政治动乱。
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确已说明，社会主义经济无疑能够容纳市场经济。但还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在一些重大方面应有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但姓社的市场经济，应有区别于姓资的市场经济？其实，即使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不同国家也有很大不同。最近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
“日本建立在集体服从基础上的市场资本主义，德国组合主义的‘社会市场’体制，与美国式的个人利己主义自由市场体制具有重大不同。90年代世界经济意识形态上一个辩论的焦点就是：什么形式的市场最能适合于一个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时代要求？”（引自5月1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理查德?伯特的文章）
日本、德国政府在二战后都断然拒绝接受美国曾向他们推销的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我深信，如果日本、德国在当时照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那么现在他们将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而绝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强国。
我对美国二战后的世界政策研究已久。我认为，美国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它的导弹核武器，而是其意识形态包括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把软刀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这一意识形态武器，使它达到对敌国兵不血刃的攻心和内乱战略。
（四）
三年治理整顿功不可没。虽然对一些具体措施是否-一得当，可以具体分析。但在总的方向看，正是治理整顿巩固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修正了一些重大失误政策的偏差。治理整顿巩固了改革而不是否定了改革。而现在经济学界有些会议上，有人到处宣传一种观点，指责“治理整顿”三年否定了改革开放。令人怀疑此论何所居心？
当前在经济中隐隐浮现三个阴影。一是主要威胁中下层群众日常生活的物价涨势有所发展（外币兑率超帽上升亦是通货膨胀的信号之一）。二是许多国营企业中工人对自身前途有所不安，一些企业中劳动者与管理者矛盾有尖锐激化之势。三是社会中少数靠金钱投机游戏不劳而获者（食利者）增生，金钱在少数人手中积聚甚快，而生活奢侈腐败，已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并日益激起下层人民的愤懑。我认为，以上三个问题都是将导致社会再
度不安定的因素。谨提请决策方面在政策上给予必要注意。
（五）
泰国近日的动乱值得引起我国的警惕。港台舆论近年一直在大吹“新四小龙”腾飞。曼谷动乱发生后，一些外间舆论又把问题归结到所谓“民主化”潮流、政治民主等问题上。我认为这是欺人之谈。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和社会上，政治问题只是表现而已。《费加罗报》5月19日评论指出：“被国际金融界当作样板的曼谷如今尝到了经济发展失控的苦果。曼谷严格按照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灌输的那一套自由化方法去做。但无可否认的是，自由化和经济开放也会使国家付出代价。”
与洛杉矶街头一样，勇于闹事的总是社会中最下层的穷人。而恶性通胀、穷富尖锐对立、富有者的奢侈和腐败，可以说在任何国家，都总是足以引起动乱的三大基本因素。这是人类的全部历史所不断证明的。
因此我窃以为，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同时保障和发展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一些社会保障因素），而不是倾向于消除那些因素。（以终身雇佣制来说，日
本大企业至今保留这一制度，它是日本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一些问题尚未极端化，但智者防于未乱。 （六）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个根本谬误，是其否认市场有限，否认市场规模对生产力发展构成重大限制这一原理。（在经济中有一最根本规律，这就是一种工业品，其利润机会与利润可能指标，与其面对的市场广狭有成正比例的关系。）
这一否认，涵有一种对工业发达国家有利的政策性意义，就是否认了国家干预经济，特别是实施国内市场保护的必要性。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平等竞争条件、不平等技术条件和不平等贸易条件的环境中，这种反保护、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客观上必然有利于发达国家侵占和控制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我们不会忽视，各发达国对自己本身的国内市场，随时在进行何等强有力的保护。
我窃认为，我国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内市场份额有限这一原理，并巧妙地制订和形成一套办法，使得既能有效引进利用外资，同时又最大可能地保护我国国内市场，使之首先有利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与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相悻离，但中国经济学主流派最近一些年主要受影响于新古典的教条影响。所以他们不懂国内市场上已出现由于市场不足导致的利润下降，也无视当前国内外厂家为争夺市场机会进行的激烈生死竞争。
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似不懂在经济中，市场不仅是贸易地，而且是一种极宝贵的经济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侈谈市场经济，却并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
总之，我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必须学会审慎地保护和控制市场。所谓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市场调控。在这一点上，请国家认真研究一下台湾在对大陆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是如何巧妙的保护其本身市场的。
以上所谈问题，不是理论政府问题，也不是学派之争，而是关系到我国开放政策能否长远实施成功的根本问题。故特强烈提出，吁请决策方面给予适当注重。
三、关于外交问题
（一）
三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其开拓殖民地运动就是为开拓外贸市场这一目标服务的）。美国、日本、欧共体一一七发达国，一切发达资本主义的立国之本是对外贸易。并且，他们并不是在国内需求已满足后才发展对外贸易的。他们国际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交换剩余--利润。这是他们的经济与我们经济在战略上的根本差别。（美国的国务卿就是外交和外经部长--因为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世界贸易。）亚太“四小龙”之所以强，其经验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勒紧裤带，埋头苦干，外贸致富。
而东欧、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单纯由于经济管理不善，不是由于微观问题，而主要是由于以满足内需为主导的经济战略（来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封闭的经济体制，致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在技术上落后，在经济效率上日低，在改革中又选择自我摧毁方针而导致惨败。
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成功，第一有赖于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技术进步，第二有赖于经济转化为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第三有赖于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依靠小平同志为优秀的权威体系，强劲保持了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在赵时代，曾有人提出“国际大循环”。这一方针从其面向世界市场是对的。但其根本着眼点，仍是内需主导，先内需，后外贸。这是错的。但这一理论最大的错误，是它主张接受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垂直国际分工，建议让中国仅作为资源和劳力供给国进入国际市场--这一方针如果真的实现，只能使中国坠入成为西方新殖民地的地位，遭遇类似于南美和菲律宾的命运。这两块地区论资源应属于世界最优秀的，但至今是世界上最穷区域之一（1．南亚， 2．非洲， 3．南美， 4．菲律宾）。并且只要有美国人控制其经济，就永远不会让他们富。
许多人常常问：发达国家为什么富？这个问题人们谈了很多。有人认为是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这是片面之谈。
西方为什么富呢？简单说，其实发达国无非就是世界经济中的工业国。他们的富裕，与一个国家国内市场中工业化城市的富裕原理是一样的，靠制成品与原料和劳力交换的剪刀差致富。
（二）
5月9日，中美签约联合开采南海石油，引起越南抗议。我窃以为，虽然南海主权属于中国，但此时此举正如同不久前的钓鱼岛事件一样，是外交上的不智之举，于收回主权无补，但却造成了与周边国家的敌意和紧张关系。
中国1989年后，实施团结巩固周边国家的战略，打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封锁和国际孤立。但最近是否由于国际局面有所好转而有所疏忽，以致在对日关系、对越关系上均出现不必要的阴影？这后面，似也未必没有美国战略的影子。（美国公司介入南海是耐人寻味之事，仅出于经济考虑吗？）谨吁请决策方面给予注意。
目前看，国际形势发展方向仍深不可测。从美国欲控制全球的战略总意图看，尚不能排除有朝一日西方多国孤立我国的可能。善胜者胜于无形。我窃以为，我国在外交上仍应坚持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方针。暂时搁置历史遗留问题，集中力五搞好国内工作，同时在国际上、政治上多空朋友，而经济上多开辟新市场。对有争议的领土问题，应有态度．但不宜激化矛盾。在目前有争议的区域，即使有眼前小利，与其取之，不如暂不取之。
（三）
我个人认为，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日益明确，随着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活动为中心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我国应该逐步形成一整套新的外交观念。第一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性外交观念，第二是为国家战略性经济目标服务的外交观念，也就是围绕国家的战略经济利益而进行国际活动的外交观念。
什么是我国的战略经济利益？我窃以为可注意以下几点：
①形成和保卫中国的海外市场。
②加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看到，在国际关系中，经济战略利益的考虑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划分敌友。美国是最典型的。它据此原则处理与一切国家包括和盟国的关系，毫不含糊。后冷战时代的特点，就是国家战略经济利益高于一切。
所谓世界主义的外交观念，就是说，建立在世界中的中国观念，而打破孤立主义、作为孤立国家的中国观念。必须扩大对中国生存空间范围的理解。要认识到世界整体经济政治环境，都与中国在未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这样一种理念下，才能形成中国的系统外交战略。
我窃以为，我国外交在1989事件后一直面临两大基本选择：
1．一种选择是，甘心屈居于作美国的依附国，在国际政策上配合美国甚至协助美国构造以美国作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但这
一新秩序，从战略发展的观点看，第一不会容许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第二不会容许中国作为强大统一的新兴工业国而在亚洲崛起。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导致中国走向南斯拉夫、前苏联的分裂瓦解之路。
2．另一种选择是，在不正面对抗美国及西方的同时，在政治上稳步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集聚各种国际力量，逐步形成制衡美、日、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从而创造出对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本国战略经济利益的最佳国际环境。
目前的世界局势，看起来是平淡的，实际上局面是错综复杂的，有许多矛盾还没有展开，有许多变动中的、难以充分估计的因素，还未显现。可以说，仍是一个事变纷至，前景扑朔迷离的动荡时代。当此之际，我国外交究竟将何去何从？深望决策方面及早决断。 （四）
联合国近期发表的一系列统计材料确切表明，80年代以来，除最少数国家以外，不发达国家的境遇是普遍地更加困难了。
在本世纪末，人类面临着两大问题：
1．发达国家进入了结构性的、频繁发作的经济衰退期，普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强行保持速度，将引起高通胀率，社会不稳定。要么减缓发展；则失业上升，经济不景气，也引起不稳定。
2．不发达国，正普遍陷入日益严重的国家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尖锐分化。
我窃以为，这两点，是今后十年的一种长期趋势，它后面有深刻的世界经济规律。当前全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经合发展组织”在关于世界未来的一个研究报告中所概括的：“由于地球上可资利用的天然资源有限--而且正在迅速耗竭，同时受生态系统净化能力和净化成本的制约，在全球人口仍迅速增长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在目前的人类技术水平上，正在趋近极限”。
（技术水平措：一些在技术上已成为可能的东西但在经济上由于成本太高而不可能得到大规模应用，如水中种稻，大功率太阳能发电、水分解发电。）
可以说，美国为首的七个主要发达国，对这一全球问题是有最深切认识的。也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它们形成了要确保本国国民生存（生活水平不下降）和竞争优势的全球战略。并以此战略为指导制订着具体的各国政策。
这一点，从目前正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环境发展会议上，通过美国与其他国以及南北方的战略性对峙，可以看得相当明显。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我国的外交理念不应当过于天真。对于90年代人类危机和全球问题的严峻性，应有清醒的估计。千万不可对未来世局设想得过于乐观。
综上所述，我个人对我国外交方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尽量避免与美国以及与西方任何国家，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进入直接对抗或恢复冷战状态，尽最大努力谋求对我国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2．但同时，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复杂性、险峻性应有独立、清醒的认识。绝不应接受、轻信美国战略家灌输的国际关系格局或方案。务须保持对我国战略利益、民族利益的清醒认识。要看清美国的未来战略利益在若干重大基本点上，与中国是不吻合的。
3．以全球多元多边外交，挫败美国一国称霸的图谋，充分利用西方内部矛盾，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4．适当削弱美国控制操纵世界局面的力量，而不是帮助美国达到一极为主的新秩序，这才是最有利于我国发展的。
5.在外贸方针上尽快实现市场多面化、多元化，以亚太为主同时要重视开拓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
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如今社会各界对广播电视商业价值(被称为“产业性”——一个独特的中国词语)的重视与开发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业广播电视,应该说我有一点基础。我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业广播电台。但是当时,我只注意了这些电台在历史变动中的政治倾向,并对它们播出节目的娱乐特征进行了一些分析,对其经济机制基本是忽略的。不过,采访电台旧主人时,他们不断强调的“我们是做生意的啊”,“就是卖广告(时间)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上海旧时代商业广播的知识促使我认识80年代后期新兴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实质。1993年5月,中国记协在武汉召开“市场经济与新闻改革”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商业广播电视辩证》。①在谈到广播电台这种商业性实质时我指出:“电台‘出售’了受众存在的事实,获得了广告费;厂商兜售了广告,获了消费者;视听者出让了时间(主要指忍耐广告的时间),换得了娱乐,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个三角形,实现了某种交换——具体的商品交换和抽象的价值交换,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是广播电台、电视台所特有的商业行为。”②
以上引述的观点,虽然出自我的手笔,却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从某些书或者某些文章中读到的,从而引发出同感。但是显然,它来自不知转第几手资料的非权威性来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最初出处。不过,这种观点如此地不同凡响,它成为我观察相关问题的重要思路。
感谢我的朋友赵月枝博士,③她给了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启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实上,“广告—电台—受众”这个“看不见的三角形”正是斯麦兹的观点。那时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读她的博士论文,并接受她的理论“轰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座,介绍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讲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包括“受众商品论”的来源。
月枝的确是特别具有这种介绍资格的。她与斯麦兹和另一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过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她曾听过斯麦兹讲课。毕业后,她立即来到席勒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CSD)教书。她给硕士生讲授《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她给博士生讲授侧重美国情况的《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给本科生的同名课程则是国际与国内综合的。这些课程都是由席勒开创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泽大学,仍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最初是由斯麦兹设计和开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儿子,传播学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着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开创的两门课程的人。在圣地亚哥,月枝与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电子邮件给我转发来讣告,嘱我翻译成中文在网上公布。她还鼓励另一位朋友为丹·席勒的新着《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一书撰写了中文的书评。此书中译本现已出版。不久前,她还与丹·席勒合写了一篇文章——《与狼共舞?中国融入数字资本主义》(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发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进修期间,我阅读了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文章和书籍。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引导我关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对加拿大传播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后来,莫斯考全面系统阐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书出版了,④并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之作。这本着作我很久没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是,由于对莫斯考研究的问题十分关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访问时,特地采访了他,写了一篇访谈。⑤
2001年,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书籍了,这还得感谢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持中国学者在韩国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围的国际交流项目,使我们得以整日倘佯在书海中,或者流连于网络上――自由的时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二、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称一种途径(approach)。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我们现在是比较了解了。与此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两大批判学派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1.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学习新闻传播的学生在刚刚接触这一学科的时候大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虽然年龄稍大的中国学者大多研习过马克思主义,知道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不是我们研究传播的传统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进时,我们遵奉的是传统学派(或者按北美的习惯,叫作行政学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学派,公认的大师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目标是提高传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采自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心理学的实验测试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那种传播学研究特别强调其“社会科学”的实证性、数量化特征。行政学派是为政府、为媒介、为大工业出谋划策的,特别是其中的公共关系研究,其传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轻、舍大取小,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和实用性特征。行政学派的主流学者常常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政府和大企业,总体上是为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服务的。
批判学派是后起的、站在社会的角度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主张改革的学派。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批判学派起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以文化批判为标志,这是不错的;但文化批判学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欧洲,便是以更加宏观的构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这一学派及其研究,我们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虽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学派的来源及形成。
由于对现状持批评、否定态度,通常,批判学者被排除于权力体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学者的批评由于目标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话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威胁似乎有限。⑦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甚至在学术界(大学和研究团体中)更是少数派。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欧亚,包括韩国,我发觉,政治经济批判的声音有日益增强的趋势。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工业、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权本质日渐昭然,从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通行无阻,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实践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说的。⑨批判学派则反之。
从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虽不都自称批判学者,但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们大多得出的是批评性的结论,却是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传播政治经济学尊崇的最重要理论权威却是马克思。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优秀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这是因为,媒介属于新兴的独特的文化产业,其经济方式与传统的工业并不一样,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现实的解释还未能透彻。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真正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接轨,表现在文献引证方面的薄弱。尽管有一些可以归入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研究课题,但采用的却是自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学派。
2.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将传播研究分为历史、理论、业务三大部分。这是一种传统上的划分。它们与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象及其认识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学科其实是交叉的。
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事实为工作对象,它考订一些历史事实,发现史实之间的若干联系,或者以史实解释和说明学者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学科都会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观察认识方法。历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
理论主要是大脑思辩性逻辑推理活动的产物。理论大致可分为标准化的和解释性的两种,标准化的理论提出理想的目标。亦即提出“应该怎样”的问题;解释性的理论则是对既有现象的认识,亦即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现状,为它辩解、并使之巩固完善的理论。批判理论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对现状也常常是否定的。
业务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对象。业务研究关注的是比较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它运用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结合实际问题,探讨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实用的研究。在业务研究中,人们大多并不执着于某一种方法,而是多种思路并用。
政治经济学属于宏观研究,侧重历史和理论的范畴。据莫斯考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4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Mosco,p.17)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媒介不是惟一的关注对象,而只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与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体系一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学者追踪它的变化。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它的影响,这是一种复调式的、多声部的“交响乐”是一种综合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既要回答“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也要回答“应该怎样”、“怎么做”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认识(规律)和决定(政策)等传播领域的各种问题都有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的双重特点。只有在北美(更准确说,是美国),从一开始,媒介及其传播便径直坦露出其经济本性(叫作商业
化)。⑩从而被学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者而言,媒介“政治”、“宣传”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对传播经济实质的洞察,却是新的尝试。因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便不是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中国当代的市场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决策所规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国与韩国等东方国家有一种相同的现象,按照韩国学者的说法,就是“非正式的决策支配正式的决策”。⑾如果说,北美批判学派的重大贡献是从“经济”中发现了“政治”的话,中国的传播学者却要反其道而之,从“政治”、“宣传”、“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认出“经济”的实质。我想,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媒介研究应该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从中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以来,学者的确是对经济问题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许多“市场知识分子”积极地为媒介出谋划策,帮助媒介改进经营,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经济学思路。这对于新中国传统上“政治第一”的思路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媒介研究的主要视角可以而且应该是政治社会决策,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观思考、历史观察、道德追问和主动实践的特点。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作为“社会良心”体现的知识界所追求的,也应该是社会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媒介的目标。是大众的公益,而不仅仅是传播媒介的经济效益。这种“公共”的思路,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研究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关注不同于主流新经济学派思想的其他选择,而与当前大多数企业咨询性经济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经济规律。又要重视社会的道德评价,用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范式进行研究,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学者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3.传播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在中国,不能说缺乏对媒介的批评。事实上,近年来,报刊上,书籍中,对利益驱动、不负责的媒介运作,谴责的声音日益响亮。但我感到,多数批评是激情性的、文学式的,其中不乏故作惊人之语的煽情,理论分析似有不足。其实,某些媒介批评,可能出于商业动机,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
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特点,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大的分支:自由主义(现在也被称为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自由主义即新旧古典(或称经典,classical)政治经济学。最着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除了亚当·斯密之外,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他们各自侧重一个方面。亚当·斯密主张“自爱”即“爱人”,利己同时利人。他在发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评了商人的为富不仁,并对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包括马尔萨斯,却由斯密的立场而倒退了。他们是站在有产者一边的。例如马尔萨斯,他反对拯救贫困的社会计划、反对医疗保险与和平,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长的“自然”手段。他还为允许街道上污水横流的做法辩护,说这是控制人口,使适者生存的手段。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政府不应该控制疾病的蔓延,这种控制只会带来长期的更大的痛苦,因为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会使社会变得更弱。一些为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者说:“商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和活动创造利润,只要它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无欺骗和无假造的公开、自由的竞争限度内行动”,否则才是破坏性的。(转引自Babe, 1995, pp.91~94)
现在新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派继承了斯密的某些观点,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的中心作用,反对托拉斯、垄断等影响自由经济的商业权力,但他们主张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经济中心主义。按照贝伯的说法,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派有三大神话:市场、技术及机器、进化(他用三个M来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 1995, pp.75-85)
新经济学派的自由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主流经济思想。新经济学派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个是研究买者与卖者关系的个人主义重心;二是认为市场是人的自发本性具体化的观点。三是市场本身具有调和冲突能力的和谐理论。主流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继承了这些特点。在山农和韦弗(Sharnon & Weaver)的传播流动线性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统学派的共同点:中心是个人;传播过程从一方自动流向另一方;对传播的解释是效果及反馈。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权力的分配(Babe, 1995,p.63)。因为信念、知识、神话、“常识”、意识形态等因素均在经济架构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将对经济(商业、金融的经营)的理解与对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主流经济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为了分析的需要,却将商业与权力、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硬性地分割开来。但是,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希望通过积极的竞争达到公平,纯粹是幻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围绕工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等制度因素进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生产模式具体化。例如阿多诺(Theodor Adorno)转向了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产业是霸权集团教导劳动大众“有用”价值观及引导其思维和感觉的手段。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大众传播被视为霸权教化和宣传的工具,而新经济学被视为服务于霸权利益的学术意识形态。⑿
可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熟悉的缘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对制度学派最为注意。制度学派也称“制度和改良经济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20世纪前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一支。据贝伯(Babe,1995,p.75)认为,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是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门斯(John mons),继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学派将制度(而非个人)置于分析的焦点。按照韦伯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流传的社会习俗或者思想习惯,或称思维习惯(habit of thought)。“思维习惯”是习惯化的预存倾向和思想模式,它组成了各种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础,认识和解释也由此形成。制度经济学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或者改良。积累的变化使得文化、社会和经济转型。制度学派批评自由主义的市场和谐论,认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冲突的和变化的,以此区别于古典主义试图建立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的努力。制度学派也责备马克思主义简单的阶级分析,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区别是,认为阶级内部的斗争更甚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所谓制度冲突)。
生活习惯(habits of life,或者惯性行为)产生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可以称之为“常识”。这种常识被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视为当然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倾向或者直觉,这种倾向或者直觉则是通过社会交往(传播或称交流)而特定化的。在这里,制度学者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按照传播的“环境”观点,学者指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大众媒介对广告的传播。广告不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种文化,具有
“心理疗法”的神奇效果。它促进人们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并影响社会对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评价。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广告宣扬的价值观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个是非广告的传播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选择和界定“真实”的作用。一位着名的传播学者指出:“真实是最稀有的资源。就像许多稀有资源一样,它是需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权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现这种资源的权力。”⒀区分“实际”与“幻想”、“事实”与“虚妄”、“可能”与完全“不实际”、“重要的”和“琐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权。媒介常常引导人们设置社会议程和个人目标。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纪。对这个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的社会,人们给予了不同的名称: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经济、全球村、断裂的时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现代主义等等。(Babe, 1995, p.9)社会被称为“信息经济”,正体现了新经济学“经济至上”的观点。现在,基本的经济问题不再围绕着土地和工厂产生,而是集中于专利权、着作权、商标、设计进行。文化产业除了报纸、期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还有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点播录像、电讯和电脑联网。电子传播使来自中心点(发达国家)的管理延伸到国际和全球的范围。人类传播日益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疏离——异化,这些都是当代传播研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众多可资借鉴的思路,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应出现大步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这要看我们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目的和归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我们不应强求一门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承担起解决一切现实经济问题的职责。
一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国经济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成了许多经济界人士关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的构成及在当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科学性需要人们研究这样的关系问题。
基本的争议依然没有变化。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主要的推理过程一般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代通行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词,一般都是作为理论经济学而言,是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的学科。这时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义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较大篇幅的材料,来证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一致的,指出“现在风靡世界的所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王振中同志还从马歇尔到萨谬尔森的有关文章和着述中引证了这一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能否通过弱化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来发展政治经济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2]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应是为数不少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了不同,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两种特指: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起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理论课就是这样)。南开大学的谷书堂先生基本上是持这一观点的,他在《再谈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胁,出现了基础理论‘缺位’现象”[3]。“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注)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这对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客观现实。”[3]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正在创立《中国经济学》,试图摆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纠缠,事实上这些同志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不同的,否则就没有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时,前者主要是指以苏联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为蓝本、马克思《资本论》及相关经济思想或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讨论也就没有意义。我们不主张将一个人的学说和思想内容无限扩大,将一切后人的发展都概括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去,那也是机械的、唯心的、违心的。否则也就没有建立“列宁主义学说 ”、“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必要了。
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的。但长期以来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分开来,说明经济学摆脱了阶级性,增强了科学性。另一种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作用与意义,证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的经济建设才不会犯方向性错误。而我认为这两种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及时形成好的经济理论,常常出现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现象,与这两种片面认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归宿,可以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样的认识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会影响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作用,事实应该正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亦即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张仁德,1999年)。首先,经济活动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且又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关系,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单个个人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马克思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和人们的相互联系以后尽情展现经济理论,应该说是执了经济活动的牛耳。通过对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引入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基础是产权安排),经济活动状态(企业内部与社会的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均衡设想(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私有制条件下结构均衡的破灭——经济危机)和社会集团成员间阶级对立的论述。
问题是经济活动中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即按马克思讲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所涉及,但并非是为研究生产力而研究生产力的,对生产力自身的规律、要素、层次、分布等这些基本内容马克思都没有太多的展开。马克思论及的生产力问题就象他研究使用价值一样,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物的承担者”来对待的,研究生产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动力,生产关系形式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事实过程,马克思始终要抓的是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经济活动中还有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几乎就没有论及了。经济活动中的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品的生产,竞争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业结构的是否均衡问题,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生产对经济活动中的物与
物的关系有了触及,但严格来说也是没有从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因而离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需要是有距离的。 马克思主义不朽的经济着述中还有一个鲜明的思想,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占有和压迫关系,阶级的争斗是人类演进的直接动因。应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阶级斗争的缓和而否定历史的存在,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奴隶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都是阶级问题都有阶级斗争,但问题是除此以外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既有阶级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和一些可移性关系。亲戚、家庭成员参与经济活动,这中间不同的利益归属往往就很难用阶级斗争来说明。我们在这里讲的可移性关系是指后发的社会关系,如同学关系、朋友关系、乡邻关系等。在中国这个崇尚做人为先的社会里,可移性关系处理的好坏会被认为比什么都重要,为获得亲友和社会的赞许,财产占有上的多寡往往会变得并不突出。
进一步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对立关系的存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面肯定存在,这样的分析与历史发展的吻合大于隙裂。绵延不断的被压迫者的起义和抗争说明了分析的正确性。问题是走向极端就会显得不足,作为阶级关系存在对立以外还有协调甚至合作的方面,从时日短长的角度看,协调和合作要多于对立和争斗。阶级关系间自我协调和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适应,按马克思的观点来分析,新兴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还有它的进步性,其他阶级还愿意与其合作。可正是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忽略了,当时代进入以阶级合作为主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怀疑这一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创立时因市场经济的各种表象并不充分,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人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背离马克思实事求是的精神,出于迷茫、投机、革命等复杂的心态,传承多于发展、僵化多于创新,以致于一些人不是从精神,而是从词句摘抄 来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今天许多文章还总是在述释《资本论》是如何先见,马克思《资本论》分析市场经济,我们今天也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那里都有了说明,《资本论》的观点仍然是我们的指导。他们居然忽视了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应搞市场经济的起码知识,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之一。那种看似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其结果不是正确地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封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套用一句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将来也不是被谁打倒,而可怕的是会被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人捧杀。“左”是主要的危害,这句震人肺腑的话应犹在耳边。
三
近百年来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与联系的日益广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是谁也不会否定的事实。为什么要发展?说明原有理论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对待这一点很可能是问题的又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既要“补新”,又要修篡,两者都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为主要任务的(我们也知道还有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变有“脱轨”之势,我们应该能认识这一点。第一是资本家的经济人性质有了变化,资本家的纯粹的经济人身份开始向理性的经济人转变。纯粹的经济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润而牵引,敢冒绞刑的危险,剥削工人不择手段,对待竞争采取的就是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态势。马克思当时分析的资本家是吸收了亚当·斯密的纯粹的经济人观点的: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资本家是现代资本家的主要特征。所谓理性资本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①他们接受政府的宏观调控。从这点讲就会有“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要求,就会要“牺牲”个别资本家的利益;②重视社会福利,为福利捐纳税利。福利事业从企业行为讲是好企业救差企业,是盈利企业帮微利甚至破产企业;③关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有所投入。从目前我们国内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后就吸引了不少资本在这方面投入。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各种各样的;④理性分析经济运行,避免了经济运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场主体成为社会持续的均衡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当时指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有组织有秩序,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从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看,多少因为市场主体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制度及企业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占主体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种多样,由资本家之间相互参股与控股、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参股与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还掌握在工人手中。从地区看参股和控股还超出了国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私人资本家的参股和控股,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兴办企业,搞参股与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业制度形式已与某一社会性质脱离了联系,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初始形式——个人业主所有制被认为全资、全权、全利和全部风险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不适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或经济基础。鉴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初始的企业制度为范例的,这样的企业制度事实上如马克思讲的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其“丧钟已经敲响”了。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企业制度作出精辟论述以后,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也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其制度的弊端(凯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性和必然毁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机更是给了留恋资本主义个人业主私有制的学者、官僚们一记猛击。罗斯福新政(1936年)和凯恩斯的经典理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讯》(1939年)终于出台。可以这么认为这些政策措施和理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诊断的基础上,开出的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的药方,资本主义所有制被迫从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转变到社会间共同占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风险的共享共担。资本主义股份制是一种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权)利益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大提高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私有制扬弃的股份制(恩格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
第三,当今社会个人身份的多元化,对阶级关系起着一定的调和作用。它是战后以来,甚至就在2世纪9年代以来才迅速出现的又一种变化。新的知识经济的出现,一代高科技人才,将资本运行和智力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资本,加之以适量的货币资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占领和拓展市场,成为新经济的领头羊,这些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雇佣部分智力型劳动者共同参与知识经济的运作,他们既雇佣他人劳动,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劳动者,负责主要产品(软件)的开发生产。对于这类企业来说,一旦这些人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企业资本很可能会一文不值。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既是雇主又是雇员。这种情况目前我们国内已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这种现象,一个人既受雇于某一企业,而自己又开有自己的公司,雇佣他人劳动。这类情况的出现很难使人分清,某一个人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是雇主还是雇员,还是什么?所以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区分的边界,表明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
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差异。就像前面说的,无论是谁,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需要发展,关键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实有差异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我们认为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推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灵念和先见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无论是表现出对这一学说的害怕还是敬仰,都表明了这一学说的科学性。问题是一百多年的实践和社会变化,尤其是经过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初始制度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社会,均面临着新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展望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从没有正面肯定过社会主义)的是计划经济(有人把它归之于列宁的发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硬是从马克思的一些着述里找出一些言语来佐证某一个观点是容易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是一种价值倾向,甚至是一种精神,片言只语代表不了马克思主义。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话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等同于经济学,经济学是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很显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特有的内容,若它等同于政治经济学,那么政治经济学就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应该包括更多的内容,更广的运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们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问题,不能系统而深刻地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就对不起马克思主义,对不起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分析的经济学说,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内容,那么我们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等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血液之一”[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学,现实社会中经济学离不开政治(王振中,1999),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经济学不会因为加上了“政治”两字而变得大逆不道。加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恩格斯说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5]。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没有想要解决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假如我们一定要让一门本质上属于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承担解决现实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实在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为止,纯而又纯,普遍适用的经济学还没有出现。
西方经济学中许多概念、范畴、原理也同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甚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自己,现在有人试图通过将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摆脱政治的影响,建立一门超国界、超时空的经济学,其尝试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实属徒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国经济的自身运行为出发点,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不同的经济 学说,那种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门中国经济学无异于悬木求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个体工商业和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它们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从扫除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障碍的角度来看，认识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作为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发展个体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人们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本文着重讨论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目前阶段发展个体经济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现阶段各类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区别。为评价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按照对工业总产值、社会零售总额、工商税收、就业几个方面的分类分别来考察不同的经济成分所具有的贡献
从上述各项指标来看，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就业方面，个体经济已经成为除国有经济外，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经济成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经济提供就业机会的功能正在逐年下降，按其战略地位，以后也很难有大的吸纳空间。因此，个体经济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更为引人注目。其次，目前个体经济在实现社会零售额方面已经是贡献最大的经济成分，其余的在工业生产总值和工商税收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然而，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经济成分在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上，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被看好可以提供
就业机会的经济成分，反而吸收就业的数量并不多，这是市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而必有的“降本”观念所为。因此，如果与国民经济发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标的认定联系起来，对不同经济成分贡献的衡量就会得出不完全一样的结论。
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中，就业是最重要的目标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成分都有它的重要性，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各有自己的特点。问题是，当前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或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比较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及确定它在发展战略中地位的依据。
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还是对出口的贡献，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就业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目标，它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其原因在于：
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7 ％的警戒线，今后几年可能还会再提高1至2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城镇失业率的警戒线应该为7.03％，在达到9.73％时，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注：莫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版，第166、167页。）。 农村地区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的现象，目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4％左右，但农业只占GDP的15％。在加入WTO之后，由于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农民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更多的农民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寻找其他就业机会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它对于就业形势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还在于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为追求经济增长，在政策优惠和政府的招商活动中，人们更偏好追求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为追求微观的效率，“减员增效”成为一个普遍被采纳的办法；而近年来，对经济的增长和出口贡献非常突出，对税收贡献也增加很快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由于注重微观效益，对就业的贡献虽然也在增加，但幅度十分有限。
过去人们认为，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如果改革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就会出现越改革，越发展，失业越严重的现象。近年的经验表明，就业不是一个由经济增长附带的目标，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增长，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需要由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来予以保障，不同的发展战略，可以导致不同的就业效应。比如，是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是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将使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入，提供完全不同数量的就业机会。
进一步来看，最近几年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已十分突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普遍地扩大就业，尤其不能更多地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不能同步，甚至是以牺牲就业为代价。这种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就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城乡与地区差别无法缩小，甚至不断扩大。
笔者认为，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指标，它不仅与效益相联系，也与社会公正与公平，与稳定相联系。扩大就业，应高于其他指标，成为指导今后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
另一方面，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对象，主要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的特点是除了劳动力外，既缺少其他人力资本（经营能力、专业知识），也缺少必要的经营资本。当现有的产业不能吸纳他们就业时，他们很容易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并由此成为低收入或贫困群体。所谓就业问题，主要是使他们在经济的发展中能获得就业的机会。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发展什么经济成分对解决就业问题可以作出最大的贡献？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就业都作出了贡献，但其贡献度并不相同。
从前面的表列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在各类经济中最大，但它对就业的贡献不是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而是呈不断萎缩的态势。在改革深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经济的战略地位必然要求她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使它对就业的贡献率会进一步降低。
集体经济（包括乡镇企业）曾经对就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原有的集体经济在新一轮市场争夺中面临艰巨的结构转换，企业较多减员而较少增员；新型的集体经济如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业，出资者即劳动者，利益机制的刚性使之在用人方面也是精打细算，虽能提供就业机会，但其贡献也已从80年代的排名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
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出口以及税收的贡献都非常突出，1999年出口占全国的45.47％，税收占全国税收的15.99％。但是如果从就业来看，1999年在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为612万，占全国城乡就业人口的2.91％，占全国就业人口不到1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就业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加入WTO以后， 外资企业将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方向发展，不可能对解决中国的低层次劳动力的就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私营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到1999年从业人员已达到2022万人。它的进一步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但由于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限，仅靠私营企业仍无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
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数据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对解决就业具有巨大的贡献和潜力。1999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为6241万人，仅次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的8572万人，成为国民经济中第二大吸纳就业的经济成分。如果其他经济成分在提供就业机会上都是有限的话，我们要考察的是，在我国未来个体经济是否有可能大发展，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
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理由
在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局面下。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是由于它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从发展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个体与私营经济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而且私营经济的规模、效益，以及单个经济体雇佣从业人员的数目都要高于个体经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发展个体经济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因为发展个体经济门槛最低。
无论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外资企业，我们都希望它们能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它们都有自己发展的瓶颈。对这些经济成分在解决就业方面寄予过高的期望并不现实。
能够发展私营经济固然好，问题是发展私营经济的一个主要瓶颈是没有足够的私人企业家。对于发展私营经济来说，认识上的和政策上的障碍已经解决，环境也是有利的，但是，在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发展市场经济也起步不久的条件下，作为企业家的私人企业主，却不是马上就能大批涌现出来的。从1990年到1999年，私营企业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35.50％，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时期，即便如此，私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十分有限。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私营企业家的稀缺，从而制约了私营企业短时期内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大幅上升，相应地也就不易提供大幅增加的就业机会。外资企业的情况也相类似，同期户数的增加速度达到26.62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但其在国民经济中对就业的扩大还是 有限的。如果考虑到外资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技术而不使用劳力，它对就业可能作出的贡献就更加有限了。
个体经济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我实现就业的经济成分。在英语中个体经济称为self－employed individuals，即自我雇佣的个体。它不依赖于别的企业是否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可以自己创造机会实现就业。因此，在无论是国有、集体，还是私营和外企都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时，发展个体经济实际上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的一种以自我创业解决生计问题的谋生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经济虽然在我国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但却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广阔天地。即使在发达国家，个体经济仍然是实现就业的重要途径。
个体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进入门槛很低，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居民，只要有小额资本和简单的技能就能开业，从事某一项经营活动。它适合中国目前大多数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生产（经营）能力和所能承担的风险能力十分有限的特点，容易在适合他们的起点上，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正是由于进入门槛低、更多的要求就业人口都能进入这一点，在其他经济成分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有限的条件下，决定了个体经济将是城镇下岗失业职工，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实现就业的主渠道之一。
从不同经济成分的注册资金规模比较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开业所需要的资金量是最低的。注册资金虽然不是一个企业实际运行时所需要的资金规模，但它基本上反映了这个企业的进入成本，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规模。相比之下，个体经济要求的资本门槛最低。
个体经济进入门槛低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要求占有中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然而，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却可以培养出企业家所必备的素质。
由于个体经济所需资本规模小，经营相对容易，不需要素质很高的人力资本，这样的门槛，农民和城市的下岗失业人员比较容易进入，因此是解决就业问题最具潜力的经济成分。
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还不仅限于解决就业问题。首先，它扩大和深化了社会分工。建立一户个体经济，就是建立一个在社会分工下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它使经营者相对集中地只经营自己从事的业务，逐步专业化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也细化了社会分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扩大社会分工本身，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条件下，这种社会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
发展个体经济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培养了大量的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进行自主经营的人员，使人力资本得到提高。城镇的下岗职工，原来并不直接在市场中进行经营活动。农民虽然离不开市场，但仍有相当大生产的比重是属于自然经济状态，并不完全市场化。当他们转变为个体经济时，则成为在市场经济中以独立的经营活动为生的经济主体。这不仅是他们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将迫使他们去学习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最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资源，如何去规避风险，以及不得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国家的法令来从事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高过程。它也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走的道路。这种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提高，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缩小目前存在的二元经济之间差别的一个关键。
发展个体经济对培育和发展人力资本的意义，从地区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从个体、私营、外资企业的地区发展态势来看，虽然它们在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都是明显的，但是其中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在地区差别上最小，它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相对于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而言，发展个体经济最为容易，也最为实际。尤其是对于“锅底现象”的中部地区，个体经济的发展态势与东部的差距比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都要小得多。因此，在中西部的地区发展战略中，加强发展个体经济的力度，可能比鼓励外资和发展私营企业更容易见效。
发展个体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服务与监管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发展个体经济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不只是解决眼前的就业压力，繁荣经济的问题，而是把一个特定的数量庞大、人力资本不高的人口层次，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工业化进程的情况下，通过发展个体经济而带入到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大潮中去，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本身就是整个经济、社会大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个体经济所代表的生产力层次要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成分，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这是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存在着几乎接近发达国家的沿海地区，和同时也存在着大约2／3的农业人口，和极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样一种国情所决定的。由此，产生了中国必须要发展多种生产力层次、多种成分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对发展个体经
济的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不高，经济能力和经营能力有限，以及个体经济的脆弱性，特别在中国加入WTO 以后所面临的市场具有更大的风险，决定了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降低创办个体经济的门槛。它包括减少登记注册费用和个体经济所承担的不合理负担。上海在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时所创立的“非正规就业模式”，即只要非正规就业者向政府部门登记，不需要任何注册费用，就可以开业。这对于缺乏资本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决定了他（她）能否进入。在开业之后，各部门的不合理负担也是个体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不解决这些问题，个体经济难以发展。
必要的扶持和帮助。由于进入个体经济就业的人员本身在人力资本和资本两个方面都很薄弱，它需要政府进行扶持。这种扶持包括向个体经济提供小额的优惠贷款；提供必要的从业辅导和就业培训，使还不具备能力的潜在创业者能通过辅导和培训能尽快地成为个体经营者；鼓励和帮助个体经济组织起来，逐步进行行业规范与合作。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如果能将目前对开业前的从业辅导延伸至开业后的跟踪辅导，对维持并巩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可能更为需要。因为目前个体工商户每年登记开业的多，实际歇业的也多。其实，对就业者而言，兢业的态度往往比职业技能更为重要。如果能针对从业人员在成长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提供如何克服的方法，会帮助他们在个体经营的路上走得更稳。
强化监管和规范。面对市场规范不够完善，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的现实，以及市场经济中必然产生的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在发展个体经济中政府必须强化监管和规范的职能。
发展个体经济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来看，是把原来的小农经济，和城镇的失业下岗人员转化为独立的市场经济的经营者。在中国本身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法规以及执行能力不足，同时个体经营者的素质也不高的条件下，针对市场经济中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必然会演变为大量的为赢利而不择手段，破坏市场经济的秩序和违规经营。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利益；把经营成本外部化，导致破坏环境和生态，以及各种违法违规经营的现象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大量涌现。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监管，它们也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制度不完善和监管不力，各种经济成分中都存在非法经营或违规经营的问题。但与其他经济成分不同的是，在新的条件下，个体经济是一个大海，所涉及的经营范围遍布于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比其他所有的经济成分更难监管，所需的监管成本更高，因此违规经营的可能性更大，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更为严重。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政府不能在加强监管和规范上行使好自己的职能，只单纯地追求增长指标，那么可能在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也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个体经济也是一个市场经济规范和完善的过程。政府不但要鼓励、扶持个体经济的发展，还必须要进行有效监管、规范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的发展不是一个只要放开，只要提供优惠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是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与完善相一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理论一样是不断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是以知识、科技为优秀的生产要素创造的。应从市场经济共性的角度看待失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劳动力商品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优秀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优秀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优秀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