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0 08:44: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知识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知识经济对成本内涵的影响
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在资本论中提出著名公式W=C+V+M，即商品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此公式在工业经济时代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是以人的智力资源为第一要素，在商品价值的构成中，知识资源的含量越来越大，所以产品成本构成中必须包含知识资源消耗这一要素，因此商品价值个构成公式应该写为：W=C+V+I+M，其中产品成本=C+V+I。
二、知识经济对成本会计环境的影响
（一）知识成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也成为了产品生产要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资源已经取代资本资源成为企业之间竞争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与之相对应，知识资源也将取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资产的主体。因此企业必须适应新的知识经济的要求，改进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
（二）改变了成本会计核算的前提条件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一批新产业兴起，例如网络公司的出现。这些公司只是虚拟公司，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成本核算实体，而且对于现行的制造成本占全部生产经营成本的比重会越来越小，而知识资源的消耗比重会越来越大。成本内容和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成本核算方法体系随之发生变化。
（三）“零存货”成为可能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生产和营销过程将普遍的融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系统将完全实现自动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材料的供应、前后工序的相互衔接都将趋于协调，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库存就将消失，实现“零存货”。
（四）新的制造环境将对成本会计产生巨大的影响
面对企业新制造环境的影响，传动的会计成本技术与方法如果继续使用，将会造成产品成本计算不准确的问题，使成本控制也可能产生反功能行为。为了适应新的制造环境，成本会计核算也必然发生一系列变化。
（五）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消费者的社会需求将会多彩多样，企业生产将强调产品的个性化，生产企业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要进行生产和经营。产品的主要生产特点是“小批量的单元生产”。
三、知识经济对成本会计核算的影响
目前国际通用的成本核算方法是制造成本法，这种成本核算方法与现行的经济环境相适应。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现行成本核算环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步拓宽成本核算的内容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已经成为了生产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知识的投入和消耗也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在知识经济环境下，对知识资源的投入和消耗应作为自创的无形资产进行准确的计价和核算，并将该无形资产的价值摊入产品成本。因为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有形资产价值在产成品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如果无形资产不计入产品成本，则产品成本会严重失真。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与否、人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往往决定企业的效益，而这些又取决于人力资源的素质。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支出在目前核算体系下计入费用，这样会低估产品的成本，所以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人力资源成本应该计入产品成本。
（二）改进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引进作业成本计算法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制造费用的内容和金额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技术的发展，固定制造费用比重增加，劳动力成本则相对下降。如果仍然按照产品生产工时或者生产工人工资比例对制造费用进行分配，就会造成知识含量高、工艺复杂的产品成本偏低，而知识含量低、工艺相对简单的产品成本偏高，造成产品成本失真。作业成本计算法不仅是一种成本计算方法，更是成本计算与成本管理的有机结合。作业成本法引入了作业、作业中心、作业动因、资源动因、成本动因等多个新概念，显示了作业成本计算中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作业成本法将资源按资源动因分配到各个作业或作业中心，然后将作业成本按作业耗用资源的情况，将资源耗费分配给产品。因此，对制造费用的分配使用作业成本法，这样使得计算出来的产品成本更接近于真实成本。
（三）以产品成本中知识资源的消耗作为间接费用的分配标准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由于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大大减少，而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劳动力将大幅度提高。而且工业经济时代那些直接从事产品生产和制造的劳动者，在知识经济时代将逐渐由掌握科学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或者由他们所操控的机器所替代。因此，在工业经济环境下选择以工人工资或工时作为间接费用的分配标准是合理的，但是在知识经济环境下，产品成本的高低已经不取决于活劳动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知识资源的消耗，所以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资源的消耗将取代工人的工资或工时作为间接费用的分配标准。
（四）用分批法替代分步法、品种法的核算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强调产品的个性化，生产企业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要进行生产和经营。产品的主要生产特点是“小批量的单元生产”。以前适用于大量、大批生产工艺特点的品种法已经很难在知识经济环境下发挥作用，所以用分批法取代分步法、品种法的核算势在必行。这样才能发挥分批法核算的特点，体现知识经济对成本核算要求。
（五）改变成本会计计量模式
在知识经济环境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环境的成熟，公允价值的获取手段和获取途径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样就可以使公允价值计量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这时应当改变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采用适应知识经济的成本计量模式，以反映各类资产的公允价值。
四、结论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的一个大趋势，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必然会到来，现代成本会计也会经受越来越大的挑战。我们应该顺应这个潮流，对成本会计理论和实践进行不断的创新，逐步完善成本会计理论体系，使其不断的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作者：王瑞峰 单位：东北石油大学计划财务处
一、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十大趋势
掌握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趋势，并借鉴国外成功模式与经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完善与改革。
1.管理方式的集成化发展
科技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发展改变传统的企业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势。在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缺乏创新，企业的市场经营能力、市场应变能力相对较低。1973年美国约瑟夫，哈林顿博士提出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的概念，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奠定了基础。所谓的集成管理是指思想与概念的有效结合并将其应用于实际的管理中，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中。集成化的管理整体优化企业，使其吸收并消化各种管理手段与文化，而这正是企业未来发展所需要。
2.管理文化突破区域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越来越多的世界性企业，推动各国管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跨文化管理将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一种必然的趋势。跨文化管理并非管理文化的同—化，而是管理文化间的学习、借鉴、的包融，实现发展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的目的。
3.管理理念的转变：注重长远发展
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活动中，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影响到企业的整体发展。管理理念的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上的变革。在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
4.管理组织模式横向网络结构化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模式是根据物流过程而设计的，组织结构主要呈现“金字塔”的特点，组织协调监督难度大，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信息网络化通过计算机实现信息的处理与共享，企业管理中的各项生产、技术、财务、劳动工资等都有条件实行电脑操作，对此，企业的组织模式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由集权为特征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转向分权为特征的横向网络型组织结构。
5.速度型的效益管理模式
知识经济的市场需求特点决定了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从规模质量型转向速度型效益”。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强调规模和质量，所以当时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偏向规模、质量两个方面。该效益管理模式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但不能解决在科技迅速发展和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对市场迅速反应问题。伴随知识经济的崛起，美国企业从90年代开始创造了以速度求效益的速度效益型模式。该模式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时间成本，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6.人力资源价值链的管理优秀
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优秀问题是价值评价，指通过价值评价体系评价出真正做出奉献的人才，使真正优秀的、为企业所需的人才脱颖而出，并以此确立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这就需要提供多元的价值分配体系，包括职权、机会、能力、工资、奖金、福利、股权的分配等。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优秀就是如何通过价值链的管理，来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和增殖。
7.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趋势
传统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重视对行政事物的管理，忽略对战略层的人力资源管理。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化速度加快，企业需要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与应变能力，因此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工作需要不停的调整和完善。这样才能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为企业生产经营战略的顺利开展提供服务。
8.要求企业具备专业的、高技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者
当前的人力资源管理属于一个职能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者多为专业的执行者。在知识经济下，要求管理者熟悉掌握公司业务及专业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并具备现代化管理眼光和较强的管理运作能力。这就决定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角色的变化趋势。
9.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投入增加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与技能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需要通过定期学习和培训才能适应变化。此外，知识经济条件下要求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必须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所以企业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投入必定会增加。
10.人力资源的分配、酬薪变化趋势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打破了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特权门第、身份界限现象，更注重对人才的培养的合理分配在工资制度上，要求根据员工能力、学历、岗位风险进行工资的分配。
二、总结
综上所述，知识经济下对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模式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需求。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管理方式的集成化发展、管理文化突破区域化、管理理念的转变——注重长远发展、管理组织模式横向网络结构化、、速度型的效益管理模式、人力资源价值链的管理优秀、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趋势、要求企业具备专业的、高技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者等。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竞争力，必须顺应知识经济发展趋势进行改革。
作者：陶博识 单位：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一、会计目标的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型企业成为主导产业，决定知识型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再是有形资产而是知识资本。这种主导因素的改变，必然导致以前有形资产所有者和知识资产所有者在知识性企业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知识资产所有者必然会慢慢取代有形资产所有者在企业中的主导地位。单纯的以提供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货币状况的会计信息当然不能满足知识资产所有者的需求，知识资产所有者在关心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状况的前提下，更会重点关心知识资产的变动情况。所以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目标的构建，必须是以满足知识资产所有者需求为目的，全面反映知识企业资产、权益的变动、形成、控制状况的货币信息和非货币信息。只有这样的会计目标模式才能满足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二、会计计量模式的创新
会计计量在任何时候都是会计的优秀，历史成本原则计量模式由于其所具有的客观性、可验证性等优势，其在会计计量模式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即便是在以知识资产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历史成本原则计量模式仍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资产在企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许多企业的报表反映的资产总额与企业实际市场价值差额相当巨大，例如拥有著名商标“苹果”品牌的苹果公司，“苹果”商标的市场价值越来越大，但是苹果公司并没有将这一部分知识资产反映到报表上。所以，对于知识经济时代大量存在的商誉、商标等无形资产必须通过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并且反映到资产报表当中，只有这样才能真实的反映企业的完全资产。由此可见，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历史成本原则与公允价值原则有机结合对知识企业进行会计计量，才能够准确的反映一个企业的投入与产出。
三、会计确认基础的创新
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是权责发生制，而权责发生制的产生是以目前现有的会计期间假设和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很多知识型企业无法满足这种会计期间及持续经营的假设，企业如果继续以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确认的基础，必然会导致会计核算的不准确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一种新型的会计确认基础———现金流量制就顺理成章的产生了。现金流量制是在收付实现制的基础上，以盘存制思想为出发点，对企业会计处理期期初和期末的净资产现金流量进行确认和计量。并且以期末净资产现金流量与期初净资产现金流量的差额，即以当期净资产现金流入或者流出量来反映企业的效益。这样不仅可以提供历史现金流量信息，也可以提供未来现金流量信息，更加有利于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四、会计记账方法的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计算机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同样会计行业也必然将计算机应用于会计的核算工作过程中。目前我们会计记账方法主要实行复式记账法，复式记账法的理论依据是会计恒等式，即在日常核算过程中，每发生一笔经济业务，就要按会计科目借贷方向进行记账，这样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而且会计核算的速度和精度也无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知识经济时代，复式记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型会计的发展需要，必然会引入新颖的，适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会计记账方法———I/O会计记账方法。知识经济时代，会计的确认基础已经由权责发生制转变为现金流量制，即以盘存制思想为出发点，对企业会计处理期初期末的净资产现金流量进行确认和计量。所以会计记账方法也要根据会计确认基础进行设计，在造成净资产现金流入的业务发生时进行流入（IN）记账，在造成净资产现金留出的业务发生时进行流出（OUT）记账，通过IN和OUT记账的加减确认净现金流量，也就是I/O会计记账方法。I/O会计记账方法仅仅通过对于净资产现金流量的流入流出进行记账，不在考虑借贷恒等式，这样便于实现计算机自动处理会计信息，将计算机技术与会计记账融为一体，这样不仅能够减少会计记账人员的劳动强度，也大大提高了会计核算的速度和精度。
五、会计核算的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计算机技术与会计核算的高度结合，将促进会计核算多元化发展，使会计核算更加宽广、更加灵活。与计算机信息技术高度结合的会计核算模式能够更好的满足各方面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
1.会计核算集中化
知识经济时代，计算机技术与会计核算的高度结合，使得会计记账不再是简单的复式记账。在新型的记账模式下，计算机自动记账不仅记入经济活动所涉及的数量金额，而且记入与经济业务相关的各种辅助信息，能够反应经济活动的各种有用信息，这样就可以使会计活动集中反应到会计核算业务中，这必然要求会计核算的集中化。
2.会计核算信息化
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企业对会计核算宽度、深度、灵活度和时效性的要求，会计核算实行信息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通过会计核算信息化，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深入核算，完成各种复杂报表的编制工作，满足各报表使用者的需求；可以将与经济业务相关的各项指标数据纳入会计核算当中，可以实时、随机核算，大大提高会计核算的灵活度；还可以利用网络进行数据处理及传输，随时生成财务报告。
3.会计核算规范化
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会计核算内容扩大了、灵活度增加了、随机性也增强了，为满足会计核算可比性和一致性原则，必然要求会计人员进行会计核算时要按一定的标准、手段和措施进行核算。这就要求知识经济时代会计核算也要有统一的核算标准，这一会计核算标准可以根据知识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整、修改和充实，使其更加符合知识经济时代会计核算的要求。
4.会计核算国际化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必然，会计核算国际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要想跟国际接轨，会计核算就必须满足与国际相适应的、规范的手段进行核算，这样才能满足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更好的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准确、可比的信息报告。
六、会计报告的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会计计量模式、确认基础、记账方法、会计核算等各方面的改变及创新，传统的会计报告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知识经济时代会计报告使用者的要求，这就必然引起会计报告的改变与创新。
1.实时会计报告的提供更加及时，随时满足会计报告使用者的需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现行的月度、季度、年度会计报告周期明显不能满足决策者的需求，企业决策者需要随时了解企业的各种信息，以确定下一步企业如何运转。这就要求会计报告的提供具有及时性，随时可以出具各种会计报告。会计记账方法由传统的“借贷”记账转变为I/O记账方法，由于其记入会计核算系统的基础信息不再受会计确认条件的限制而具有及时性，这就为及时提供会计报告提供了基础条件。
2.会计报告披露内容更加全面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资产在企业资产的比重越来越大，人力资源及商誉等无形资产对于企业决策的影响更加巨大，所以对于人力资源及商誉等无形资产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要加以评估，并且在会计报告中加以披露。
3.会计报告要具有标准化、国际化的趋势
在知识经济时代，多元化跨地区经营和跨国经营将会成为多数企业的选择，在会计报告的披露上就必须与国际接轨，实行标准化、国际化的会计报告提供模式，这样就可以使得全球会计信息使用者能够更加方便准确的读取各种所需信息。
4.会计报告提供模式的创新
传统会计报告主要以纸质会计报告的提供为主，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纸质报告使用范围的局限性，根本无法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所以数据库会计报告模式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数据库会计报告模式就是在全球或者同一行业内建立一个会计报告提供服务器，各企业生成的各类会计报告由客户端实时上传到服务器，会计报告使用者再根据权限进行访问所需会计报告信息。这种会计报告模式的出现可以使会计报告信息的使用者能够更加方便、及时的获取准确、具有可比较性的各类信息。
作者：王瑞峰 单位：东北石油大学计划财务处
一、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新兴微观主体:专业服务企业
虽然杜邦化工、通用电气等大型制造业企业独领风骚几十年，但现今活跃在企业舞台上的明星企业已经大不同于钱德勒研究的时代，全球出现了Google、Facebook、Microsoft等一批人力资本密集的PSF。PSF通常包括会计事务、法律事务、投资银行、软件编程、管理咨询、建筑设计、广告设计等领域的企业。谷歌、百度(搜索服务)，Facebook、腾讯(社交服务)，麦肯锡、IBMInternationalService(管理咨询服务)，安永、德勤(会计事务服务)，高盛、摩根斯坦利(投资服务)等等，这些专业服务业中的翘楚已成为企业舞台上的新星，其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制造业企业。因此，有学者前瞻性地预测:如果没有PSF的基础性工作，经济运行将面临诸多巨大障碍。而作为知识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PSF，其知识密集与人力资本密集的特性决定了其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企业存在较大的特性差异，也给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当下即将跨入知识经济时代，重视第三产业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深入研究其微观主体(PSF)，掌握PSF的内涵、特性及其独特的治理机制，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PSF和发展知识经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二、PSF的经济性质:从内涵到外延
马歇尔曾指出企业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组织，其演化的动力有二:一是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二是来自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在企业内部，由于物质资本和(员工)人力资本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相对地位发生变动，导致各类资本的所有者不断修正自己的利益目标，进而产生了利益摩擦，组织的变革正是这一冲突的结果。正如引言所述，PSF由于其产生的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与制造业企业存在天壤之别，企业内部(员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必然产生激烈的利益冲突，因此深入研究内涵、性质、边界以及治理目标这四大经济性质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PSF的内涵与外延。
(一)PSF的内涵
在研究PSF性质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一般内涵。很多学者将PSF定义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高素质员工并向客户提供高知识含量、专业化服务的企业形态，专业服务企业的主要资产是:为企业服务的高素质员工以及由其协调的客户关系。从PSF的内涵可见，PSF不同于普通制造业企业的最大特征是其离不开高素质员工。VonNordenflycht更进一步将专业化的员工、知识密集以及低物质资本密集归纳为PSF的主要特征。正因为PSF的主要资产是高素质员工，同时这些员工为客户提供的又是专业服务，因此PSF存在两类“依赖”。一类“依赖”是:企业依赖员工。PSF的产出主要是专业服务，而专业服务又是由员工提供，因此，企业的产品与服务质量主要由员工决定，企业的成败与否高度依赖员工的态度与投入。这一“依赖”与制造业企业依赖机器厂房等物质资本形成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差别显著。另一类“依赖”是:客户依赖企业声誉。由于PSF为客户提供的是专业服务，客户可能不具备判断其所需专业服务质量高低的能力，所以客户非常“依赖”企业，尤其是企业的声誉。因此，有学者指出:当产品的质量无法写入正式契约时，卖方的声誉更加重要。这也是PSF重视声誉的理由所在———当客户不具备判断服务质量的能力，也就是产品质量无法契约化时，客户需要借助企业声誉来间接判断产品质量。由于PSF不同于制造业企业的内涵以及衍生出的两类“依赖”，因此PSF有着完全不同于传统行业的性质值得深入研究。
(二)PSF的性质(Nature):基于关键性资源理论的审视
有关企业性质的探讨源自Coase的经典文献，Coase将企业的性质理解为市场的“对立物”，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市场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早已成为学界共识，企业通过企业家的权威(Authority)配置资源在Coase之前依旧是个“黑箱”。如果企业可以通过企业家的权威配置资源，那么企业家的权威来自何处?GHM模型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权威性的解释，GHM模型认为:企业家的权威天然地来自于对非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主要包括物质资本和具有产权特性的无形资产)的控制。控制了企业的物质资本以及相关具有产权特性的无形资产则控制了企业的关键性资源，便可以在企业中“发号施令”，配置企业中的全部资源。因此，GHM模型将企业的性质理解为物质资产以及具有产权特性的无形资产的联合体。产权学派对企业性质的理解在工业时代无疑具备了广泛的解释力，但社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以高素质员工作为企业关键性资源的PSF不断涌现，这一现象则对传统企业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面对这一新现象，Rajan和Zingales创造性地提出关键性资源理论(CriticalResourceTheory)来解释这一新问题。他们将企业理解为关键性资源的集合体，企业员工被赋予使用这些关键性资源的权利。企业主通过给予员工关键性资源进入权达到控制员工的目的，所以关键性资源理论从进入权配置的角度解释了企业中权利的来源。在这里，关键性资源不仅包括关键性物质资本以及有产权特性的无形资产，还包括不具备产权特性的关键性人力资本，如天赋、创意、客户关系等等。关键性资源理论突破了传统企业理论的束缚，将企业中高素质员工的重要性提升到与物质资本等同甚至更高的地位。在PSF中，高素质员工是最重要的关键性资源，企业控制权也常掌握在高素质员工手中，因此，从保障企业利益角度出发，则需要给予高素质员工权利以激励其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基于关键性资源理论，本文将PSF的性质理解为:PSF是由高素质的员工以及关键性的客户关系构成的集合体，其中员工向客户提供专业化服务，企业所有者向员工开放关键性客户关系的进入权，以谋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时，由于PSF的优秀竞争力是动态演变的，所以企业家需要不断发现、补充新的高素质员工;此时企业家才能租金体现在其发现、留住高素质员工的能力上。
(三)PSF边界的重新考量
企业边界问题是企业性质的自然延伸，研究PSF性质则必须回答这一问题。Coase认为:一笔交易在市场上进行有交易成本，在企业内生产有管理成本，如果在企业内生产的成本小于市场上的成本，那么这笔交易在企业内完成则有利可图。Coase进一步给出企业边界的边际条件:“一个企业将扩大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利用市场交换进行这笔交易的成本，或等于另立一家企业的成本为止。”产权学派在Coase的基础上完善了企业边界的内涵。产权学派认为企业是物资资本的集合体，企业可以控制的物质资本构成了企业边界。产权理论对于企业边界的理解虽然适用于制造业企业，但显然不适合以高素质员工为关键性资源的PSF。在这一背景下，Rajan和Zingales基于关键性资源理论提出:企业边界可以从经济边界和法律边界两个维度来审视。企业的法律边界由企业中所有可被法院证实的资源构成，法院可证实的资源是那些具备产权特性的资源，主要包括物质资本和有产权特性的无形资本(如:专利、商标等)，而一些不具备产权特性的无形资本(如:人力资本、声誉、社会资本等)不在企业的法律边界内。企业的法律边界主要基于产权学派的学理。而企业的经济边界则是由创造企业价值并能为企业有效控制的全部资源所构成。这些资源可能具备产权特性，也可能不具备产权特性，只要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即可。但更关键的是这些资源能被企业有效控制，如果不能被企业有效控制则不能算在企业的经济边界以内。能否为企业有效控制是区分经济边界与法律边界的一个重要指标。有些资源可以为企业有效控制，但其不具备产权特性，因此不在企业的法律边界内，但在企业的经济边界内;有些资源具备产权特性，也为企业所拥有，但无法被有效控制，这一资源则在企业的法律边界内，却不在经济边界内。因此，对于企业而言，经济边界比法律边界具有更强的经济意义。从企业的经济边界的角度可以清晰理解PSF的边界问题:PSF的边界不仅包括具有产权特性的办公室(物业)、计算机(设备)等物质资本，还包括企业中提供专业服务的高素质员工。基于产权理论的法律边界则难以有效地将员工纳入PSF的边界内，从而导致对PSF的边界以及性质的理解产生诸多偏误。企业边界问题还可以衍生出两个重要问题:规模与并购。首先看一下PSF的规模。PSF的规模由什么因素决定?PSF主要由高素质员工的数量决定。因此企业家对员工人力资本的定价会影响PSF规模。由于企业家的理性有限，无法准确为每个员工人力资本准确定价。当企业内员工数量增加后，出于风险的考虑，企业家倾向于低估其价值，此时员工会选择走人。可见企业家对于员工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估能力将直接影响PSF的规模。另一方面，企业内现存员工人力资本的特性差异也会影响到企业规模。如果PSF内员工人力资本互补性居多，这将有利于扩大PSF规模。因为人力资本的互补性可以增进员工合作，通过合作，PSF的规模也在逐步增大。相反，如果员工人力资本的替代性较强，他们间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甚至影响合作关系，从而也影响企业规模的扩张。除此之外，Leverage也会对PSF的规模产生影响。Leverage越高则表明高素质员工可以带领更多的学徒和助手开展工作，假设在PSF中高素质员工数量相同的情况下，Leverage越高的企业，其规模也相应更大。PSF的并购问题是边界问题衍生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制造业企业并购案例中，只要完成产权交割，法律意义上的并购便完成了。但在PSF中，完成企业产权的交割仅仅是并购的开始。因为PSF的最重要资源是高素质员工与客户关系，这些高素质员工没有义务也没有法律可以约束其一定留在并购后的企业中。如果并购仅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并购，没有留住那些关键性的高素质员工，那么对于并购发起方而言收效甚微。更重要的是，在很多PSF中，主要的客户关系都掌握在高素质员工手中，员工的流失也意味着客户资源的流失。因此，如果PSF发起的并购不能留住关键性的高素质员工和客户关系，则这一起并购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四)PSF治理目标的转变
企业的治理目标可以理解为企业的价值取向，也即企业应该为谁服务，为谁而存在。那么，PSF的治理目标是什么，PSF应该为谁服务和存在?对企业治理目标的理解通常有“股东权利至上说”、“利益相关者说”、“企业家的企业说”等。但关键性资源理论的提出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更全面的解释:企业应该为企业中的关键性资源服务，因为关键性资源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从这一思路出发可以发现:工业经济时代的制造业企业的关键性资源是物质资本，控制了物质资本便控制了企业价值创造的主体。由于物质资本投资存在一定的专用性，为防止专用性投资被敲竹杠，必须将产权给最需要专用性投资的一方，以控制这些关键性的物质资本。也就是说，在制造业企业中，通过产权控制物质资本来维系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是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企业需要为物质资本所有者服务。但在PSF中，企业的关键性资源是高素质员工与客户关系。由于员工人力资本不具备产权特性，同时员工与企业很难缔结一个完备契约，因此企业通过产权控制员工的方法效果不佳。在现实中，PSF通常赋予员工关键客户的进入权，来协调其为企业服务;同时PSF也与员工分享企业利润激励员工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可见，PSF的治理目标更加注重如何协调企业内的员工而非控制物质资本产权。此时，PSF的治理目标也更接近“利益相关者说”，但这里的利益相关者已有了严格界定，那便是专业服务企业的关键性资源。Osterloh和Frey也认为高素质员工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但员工无法被契约较好地保护来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所以员工需要进入董事会来拥有权力保护自己。Osterloh和Frey的观点进一步支持了PSF治理目标的转变。此外，由于PSF的优秀竞争力是动态变化的，企业需要不断发现补充新的高素质员工，那么协调好在职员工与潜在员工的关系也至关重要。Rajan和Zingales也强调了“协调”在专业服务企业治理目标中的重要性，这也是企业家才能的重要体现。某些员工个体的价值也许并不大，但通过有效协调后，其价值可以很高。因此PSF的企业家必须具有发现员工价值、创造员工价值的能力，这样才可以把一群理性的员工协调在一起，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综上，PSF由于其关键性资源与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迥异，其治理目标也从控制关键性的物质资本转变为协调关键性高素质员工，并协调好在位员工与潜在员工间的竞争、合作关系。
三、PSF的治理机制:基于内部治理的视角
正如前文所述，PSF无论是内涵还是其外延，都与传统制造业企业有着显著差异。因此，人力资本密集、业务专业化的特性导致外部所有者主导的外部治理在PSF中弊端诸多，本文尝试从关键性资源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入手，分析内部治理适用于PSF的原因，探究利润分享、晋升、分工这三大内部机制的运作机理。
(一)内部治理的框架
与制造业企业一样，PSF治理的优秀问题也是如何抑制成本与提升企业经营效率。抑制成本的传统方式主要是所有者实施外部治理，但人力资本密集、业务专业化的特性使PSF不易实施有效的外部治理。具体而言，外部治理通常采用激励与监督这两种手段，但这两种治理手段实施的基础是产权控制，拥有企业关键性资源的所有者才能有效激励与监督，不拥有企业关键性资源则难以开展有效的外部治理。而PSF的关键性资源是高素质员工，员工人力资本不具备产权特性，无法拥有和控制(关键性的员工可以另起炉灶，新创立一个PSF)，通过产权控制企业关键性资源的外部治理手段在PSF中不具备可行性。同时，基于PSF业务的专业化特性，外部所有者可能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难以有效监督内部人，信息不对称导致PSF难以有效实施基于监督的外部治理;相对应，如果外部所有者无法有效监督内部人，自然也无法进行有效激励。例如:投资银行作为典型的PSF，在引入外部投资者后，由于外部治理难以有效约束内部员工，不断爆发的投行丑闻是外部治理在PSF中失效的佐证。由于外部治理在PSF治理中地位大幅下降，内部治理逐渐成为其最重要的治理方式。PSF利益相关各方更加聚焦那些可以协调委托人与人利益分歧、抑制成本，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的内部治理机制。大量现实案例显示，利润分享、晋升、分工能够有效解决PSF优秀治理问题(抑制成本、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因此本文尝试探讨这三大内部机制的运作机理。首先，利润分享机制赋予企业高素质员工利润分享权，协调企业委托人与人的利益分歧，减少成本;利润分享还可以促进人才培养、人才合作、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效率。其次，晋升机制中的“走人”机制可以形成员工间的锦标赛竞争，有利于抑制成本;晋升机制也有利于激励员工、确保PSF的人才获取，进而提升企业效率。最后，分工机制可以通过员工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通过效率优势帮助企业发展壮大;同时分工后员工各自形成的比较优势还可以促进员工间相互推荐业务，每个人做自己擅长的业务。同时，利润分享可以确保高管有动力晋升新人，员工有动力按照自身特长分工进行专用性投资;晋升为企业带来新鲜血液，增加利润分享的总量;而分工也可以提升员工效率，扩大利润分享的总量。总体而言，这三大内部治理机制相互促进，互相支持，是PSF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它们共同帮助企业抑制成本，提升经营效率。
(二)内部治理机制
1．利润分享。
利润分享(ProfitSharing)机制是专业服务业中的重要话题。概括来说，利润分享机制并不以个人绩效作为考核利润分配的主要指标，而是依据事先约定比例或员工在企业内资历来分配利润的分配制度。正因为利润分享机制的分配原则并非建立在个人绩效基础上，有学者基于委托理论提出:利润分享机制缺乏个人激励，容易引发人力资本的搭便车行为。也就是说，每个员工要为自己的努力承担全部成本，却只能获得自己努力1/N的收益。此时，经典的委托理论认为:员工有动机采取偷懒行为，因为偷懒的员工享受到偷懒的全部收益，而只需承担1/N的成本。为何利润分享机制能够引发PSF中员工的搭便车行为，现实中却有如此多的PSF采用这一机制?这一看似矛盾的命题背后一定有着经济效率的支持，也就是说采用这一机制的收益一定要大于成本。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利润分享机制可以促进人才培养。一方面，利润分享机制能够减少员工间的间隔(Separation)，增加老人指导新人的机会，促进人才培养。另一方面，人才培养对PSF高管而言，通常付出大于收益，因此高管培养人才的动力不足。而有了利润分享机制，高管则可以从成才员工创造的利润分享中获益，因此利润分享机制能够激励高管培养人才。第二，由于利润分享机制的存在，促使PSF雇佣更高素质员工。企业中多一个员工便多一人参与利润分享，PSF在招聘时便会严格把关，招聘那些对于企业效益和效率有正贡献的高素质员工。第三，在PSF中员工间的合作能够有效提升企业运营效率至关重要，如果过度依赖绩效考核会破坏PSF中的有效合作，致使高素质员工不断流失。此时利润分享机制的作用便非常明显，利润分享使高素质员工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因此大家更加有动力和意愿增加合作。同时，良好的合作互动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搭便车行为。第四，在某些领域，员工人力资本投资存在专用性，面临着被敲竹杠的风险。理性的员工自然会减少专用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但这显然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升。PSF的所有者给予员工利润分享权，则意味着做出可置信的承诺不对其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敲竹杠。作为一种“礼物互换”，员工也有更高的意愿进行专用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第五，利润分享也是员工重要性增加后的必然结果，当高素质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后，其自然要参与到企业利润分享。同时，知识经济竞争主要是人才竞争，这一点在PSF中体现的尤为显著，拥有通用性人力资本的员工有较大的外部选择权，所以他在企业内的谈判力也非常强，因此需要参与利润分享。
2．晋升机制。
晋升作为一种传统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在PSF中发挥重要的企业管理职能。与制造业企业不同的是，在PSF中存在一种特殊晋升机制———“晋升或走人”(up-or-out)机制瑏?瑠。“晋升或走人”可以概括为:新员工经过若干年努力工作，如果业绩出色则可能晋升为企业高管，晋升为高管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有权分享企业利润，工作更加稳定;而那些没能晋升为高管的员工通常被解雇或主动离职。一般而言，老员工不仅比新员工工作效率高，还具备一定专用性人力资本，因此有学者认为解雇有经验的老员工有违效率原则瑏?瑡。但为何这一晋升机制却能在PSF中大量存在?是因为“晋升或走人”机制可以降低专业服务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经营绩效。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首先，与传统企业一样，雇佣新员工作为工作助理(Associate)是PSF的一种最基本的人力资本获取方式。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与观察，一些具有较强业务拓展能力与客户协调能力的员工被晋升为企业高管。为什么业务能力一般的员工一定要“走人”?Rebitzer和Taylor认为:由于PSF的客户关系也是企业的关键性资源，当员工与客户相处时间久后，其与客户之间可以建立一定的私人关系，影响客户与企业关系的稳定性，甚至出现客户跟随员工一起“走人”的现象。为防范于未然，企业必须请那些没有培养潜力的员工“走人”。其次，Ghosh和Waldman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与通用性差异的角度为“晋升或走人”提供了解释。他们认为:当PSF中员工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较强时，企业采用传统的晋升机制;当企业内员工人力资本的通用性较强时，企业则倾向于采用“晋升或走人”机制。因为，如果员工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较低，那么解雇员工的成本也会较低，因此PSF会出于保护客户关系的考虑，解雇掉那些替代性较强的员工。再者，PSF管理者决定是否“晋升”或“走人”时，他们需要近距离地观察员工，但这类职位在企业中数量有限，因此为保证有足够机会晋升高素质员工，他们也必须解雇一些没有培养潜力的员工，空出一些职位留给新人，以供管理者继续观察新人。最后，“晋升或走人”机制中的“走人”能够形成企业内竞标赛竞争，有利于促进员工工作效率的提升，以及通用性人力资本的培养。如果单从这一角度审视，我们会觉得PSF在与员工的谈判中地位过于强势，不利于企业中专业性与通用性人力资本的培养，甚至被晋升的员工依旧被企业压低工资。其实不然。在劳动力市场中，晋升某一高素质员工则向市场中发送了他是高能力者的信号，外部雇主通过接收这一信号可能与在位雇主形成一定的雇佣竞争，从而保障了被晋升的员工能够享受到应有的薪酬水平。
3．分工机制。
分工是经济学的基本要义，在PSF的背景下，分工被赋予了新的内涵。Garicano将PSF这类知识型组织理解为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层”，也就是说在PSF中普通员工处理普通业务，高级别员工(能力强的员工)处理那些更复杂的业务，当普通员工遇到一些无法处理的业务时，他将这一业务递交给高级别员工。如果PSF可以将不同的业务正确匹配给不同级别的员工，协调好不同的专业化员工，将产生巨大的组织租金。通过科层来实现企业内的分工，不仅有利于PSF的整体绩效，也有利于员工个体的收益。此外，“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层”的分工协调功能还解释为什么PSF也可以出现像高盛、安永、麦肯锡这样的巨无霸企业。正因为PSF可以有效协调员工间的分工，降低每项业务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得PSF相对市场中“单干的个体户”具备了交易成本优势。基于此，PSF的边界得以不断扩张。在PSF分工机制下，还存在另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制———推荐机制(Referral)。PSF提供的产品是专业服务，不同的员工由于其背景不同，所擅长服务领域也不同。此时，可能出现这一现象。某位员工在为客户提供某些专业服务时，客户向其提出了其他专业服务需求，但这一服务超出了这位员工的知识结构，因此他需要把这一服务转交给其他同事处理。“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层”的观点认为:员工可以将他处理不了的复杂业务递交给高级别同事来处理，但这一业务仅仅是领域不同，复杂性并不高，或者说暂时辨别不了它的复杂性。此时，这位员工的最佳方式是将这一业务推荐给擅长这一领域的同级别同事，让他来决定是自己处理还是递交给上级。PSF是否存在推荐机制，对于客户而言差别巨大。因为每位员工都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他们具有信息优势，能够更准确地将客户的需求推荐给适合处理这一业务的同事，因此推荐机制的存在对于客户而言是有效率的。如果企业协调好员工进行有效率的相互推荐，可以激励其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实现企业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但是作为员工而言，他们是否有动力去推荐?由于推荐前员工需要对业务进行鉴别，也存在成本，如果推荐后没有任何收益，作为理性人自然没有动力推荐，或者将鉴别成本降到最低，出现随意推荐的现象。基于此，Garicano和Santos提出:由于PSF推荐机制可以有效改善企业内员工与业务的匹配效率，因此如何保障推荐机制的有效运转则显得十分重要。每位员工是否可以从推荐中获得收益?可以!这也是为何PSF普遍存在利润分享机制的原因。通过利润分享机制，每位员工推荐出去的业务所获收益最终可以通过利润分享机制得到分享，所以员工有动力进行有效推荐。
四、一个评述性的结语
PSF大量涌现是产业演进至后工业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伴随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人力资本高度密集为特征的PSF也自然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微观主体。因此，基于知识经济时代背景的客观要求，PSF这一新兴的企业形态注定成为企业理论与公司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本文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一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PSF的主要内部治理机制进行一些评述性的总结。
首先，PSF的晋升机制还可以解释PSF的成长过程。如果某位员工能力达到了企业晋升标准，PSF将其晋升为企业高管，这一新高管可以自己带队继续培养年轻员工;如果年轻员工成长起来后符合企业标准，则可以继续被晋升为企业高管。这些被提拔的员工，既可能在开拓新业务方面卓有成效，也可以在维系客户关系上得心应手，或某方面的专业素养非常高。总之他们适合被晋升为企业高管，自己带领团队独当一面。当PSF不断培育出新的业务团队时，企业规模也自然不断成长。
其次，在位高管为何要提拔年轻员工?提拔年轻的员工，让他带领自己的团队，通过Leverage培养新人才，对PSF有什么好处?因为绝大多数PSF存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利润分享机制，通过提拔年轻的员工，做大企业规模和利润规模，老高管可以通过利润分享机制受益，所以他们有动力提升符合标准的年轻员工。
再次，为何老高管一定要晋升年轻员工，而不选择自己多带徒弟(Assaciate)?因为每位高管的精力有限，因此其Leverage存在规模上限。同时，有能力的员工也不满足于永远做徒弟。如果不给予有能力的员工相应的职位与报酬，PSF将难以留住关键性的高素质员工。
最后，为什么要解雇一些还有生产力的员工?在专业服务企业中，只有接近高管的“近距离”职位发送的能力信号(Screening)才能被高管有效接收，高管依赖这些信号方能做出正确的晋升决策。通常这些“近距离”职位在企业中数量有限，如果高管不裁掉一些老员工，企业中将没有足够“近距离”职位提供给年轻人以供高管继续观察。由于高素质员工是专业服务企业的关键性资源，因此能否不断清理“近距离”职位上无培养潜力的老员工对企业持续获取人力资本至关重要。特别当专业服务企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急需大量高管做大企业规模时，专业服务企业会严格执行“走人”机制。然而，高管解雇过多员工会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本杠杆进而影响企业生产，解雇过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近距离”职位给新人。
五、结语
综上所述，相对于PSF在经济中的地位，国内学界给予PSF的关注却远未达到PSF应有的程度。本文希望能够与系列论文一同抛砖引玉，引起学界重视，吸引更多学者加入到PSF的研究当中。
作者：陈和 蔡晓珊 隋广军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一、经济管理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良好的管理能激发员工发挥自身潜能，让每一位员工遵守企业流程与规章制度，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管理执行开展的基础是企业的经济管理的制定与运作，这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与价值，企业管理者要在企业管理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来不断的创新，通过不断的积累和总结经验来实施对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经济管理能使企业在正常运作的过程中不断的增长经理利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能促使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
二、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管理问题
企业在通过改革和创新之后获取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企业学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寻找问题，积累经验，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企业在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是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1.企业的经济管理不够深刻。
企业的经济管理中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管理者的思想意识是否先进，多数的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着问题，部分企业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只注重通过不断的生产进而创造更多的效益，很少有企业能把企业的经济管理放在首要位置。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如若忽略了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经济管理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正常发展，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不到应有的提升。企业想得到良好的发展就需要企业管理者加强对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视，通过科学的方法管理企业各部门，充分落实管理职责，通过企业经济管理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创造企业价值。
2.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1）企业中相关部门无法履行部门职责，员工未尝履行工作义务，这是企业管理中的漏洞，企业管理者未能高效执行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各部门执行力不足，使企业管理制度未履行到实处。
（2）企业的发展模式与企业所指定的经济管理模式不符，无法落实。由于企业没有先进的水平，导致最初建立的较为先进的经济管理制度无法实施，这样既无法实现企业在经济管理制度下应有的发展，还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运行。（3）缺乏执行力。企业在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之后，各部门应充分理解实施管理制度中的内容。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让企业员工遵守制度合理高效的工作而为企业带来价值，公司消耗资源而制定出的企业管理制度如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则严重浪费了企业的资源。
3.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1）企业的管理取决于企业各部门管理者的工作力度，目前存在很多企业部门管理者无法履行工作内容的情况，管理人员不落实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的员工只能盲目工作，出现问题之后管理者无法承担责任，给企业造成损失。
（2）企业管理者忽略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指导，部分员工在工作生产中水平不足，无法完成工作任务，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浪费了企业资源。管理者忽略对员工进行相应的思想品德教育，致使员工因工作积极性不高而离职，损失了企业的人力资源，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3）企业没有相应的绩效机理政策，企业考核机制不严谨，无法公正员工的工作业绩，导致员工丧失工作激情而开始“混日子”，破坏了企业积极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对企业造成恶劣影响企业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4.传统的管理部门无法履行职责。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对于资金成本的控制工作来自财务部门和审计部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使用传统的财务理念会造成资金的浪费。企业要加强对内部控制的管理，通过经济管理模式指定有效的措施，合理的利用企业资金，有效带动企业经济效益。
三、企业经济管理思想创新与合理的实践方式
企业的经济管理在当今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下对于企业本身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意义。企业管理模式如何创新，怎样通过实践来指定合理的管理制度，这是企业管理者应当担负起的责任。
1.管理思想的创新与实践。
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手段来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创造企业价值，前提是公司要具备良好的管理理念且按照管理制度来实践。企业管理者应具备创新意识，在当今经济环境下与时俱进，具备良好的管理思想，推动企业的经济管理，加强各部门对企业经济管理的认知度，创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合理的实践，促进企业的发展。
2.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
企业的正常运作来源于正确的管理制度，企业管理制度可以良好的约束引导着企业员工按照企业发展模式不断的创造价值，企业管理者应具备良好的创新意识，不断更新实践企业管理制度，让企业与时俱进，让企业管理制度逐渐完善，及时发现并解决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保障公司的正常发展。让企业管理制度合理并符合企业的实际需求，明确各部门人员的岗位职责，落实并开展一系列规范管理的活动，让企业管理达到合理化的效果，在履行管理的同时挖掘人才，提高员工整体水平，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领导员工掌握更高的工作技能，培养员工的管理理念，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让企业健康的发展。
四、结语
市场竞争随着国际知识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增强，国有企业想要得到良好的发展就要求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不断的创新，要随着市场的趋势不断的丰满自己，提高企业的优秀竞争力度，坚持以人为本的革新理念，通过创新和实践不断的完善企业本身，增强企业实力，促进企业发展。
作者：金永胜 单位：安徽工商管理学院 铜陵有色股份铜冠黄铜棒材有限公司
一、知识经济的内涵
目前对知识经济的内涵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解。我们综合当前的一些观点，来解析知识经济的含义。理解知识经济，应该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统一为依据和标准，知识经济描述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对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更为侧重，却不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直接反映。
二、知识经济对企业内涵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内涵。第一，在企业创办之初，需要先考虑技术和知识的，而不再和过去一样是资本。对于企业来说，知识已经成为了关键性的资源，甚至是超越了传统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要素，企业发展也依赖这一新动力。知识资产也成为了企业的关键资产，这些资产的表现主要有：(1)商标、服务和信誉等帮助公司占据一定市场竞争力的资产；(2)版权和专利等资产，主要是体现出了智力劳动；(3)管理经营方式、企业文化等资产，主要是体现出了企业的潜力等。第二，在企业里，那些专业人才，尤其是拥有特殊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人，将在企业获得重要的地位。此外，企业要想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就是既要引进优秀人才又要有科学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这三方面的内容将会使原有企业的所有权基础发生动摇，并且使企业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
三、知识经济影响下的企业知识创新研究
1.企业知识创新过程。
目前，在跨国大型企业之间进行的关于知识创新的合作普遍是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合作。技术创新的过程通常是：新思想、设计、试验、再设计、生产直到市场销售（见图1）。然而企业的知识创新过程却不单单是如此。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企业知识创新功能概念的分析，从而将企业知识创新过程模型绘制出来。企业知识创新过程是以企业的价值创造为最终的方向目标，主要有企业知识的学习编码、应用和创造过程等过程。为了实现企业知识创新的循环和延长循环周期，就需要建立知识的反馈机制以及与外界勾通的学习机制。企业知识创新过程对这一过程中知识的地位和作用更为突出，并对企业知识的变化规律以及对企业产生的价值意义进行重点考察；技术创新过程则更为重视的新产品的研发以及相关的整体性过程，侧重点仅仅放在技术类知识上面。
2.创新过程主要特征分析。
第一，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预测哪里可以进行创新，也不可能规划创新成功的准确时间安排。可以说创新具有很高的失败率，创新能否最终获益也是不确定的。有时的结果会是令人惊喜的收益，有时尽管成功了却收益不佳，甚至低于成本。第二，知识密集性。新知识的创造还需要人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企业的创新学习曲线是非线性的，实现的是跨越式的成长，这就需要密切联系起每个知识节点上的个体，实现良好的信息交流。第三，充满了各种冲突。主要有创新主体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另外还有创新方案的竞争等。所以，企业知识创新过程一定要做到面向未来和面向市场，否则知识创新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3.知识创新的价值功能体现。
企业知识创新作为一种企业活动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为导向的，有意义知识的创造是其终极目标。企业知识创新的价值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体现：
3.1通过对企业经营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来创造当期利润。
企业要想取得竞争优势，就一定要采用先进的经营模式，取得一定的技术进步才能使产品成本得以降低。而先进经营模式的产生是以创新工艺为前提的，这样才可以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在特定时期内，若是创新投入比成本节约少，那么企业就能取得成本上的优势。所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进行工艺方面的创新。然而，企业进行产品的创新却远远比进行工艺的创新所具有的经济意义更大。一旦创新成功了新产品，那么企业既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地位，还能在新的市场上进行开发并抢占先机，通过获得一定的垄断地位，来收获大的利润。
3.2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主要是通过企业知识的创造以及企业能力的培养。
企业知识创新作为企业获得新知识一大来源，不但可以使企业内部的知识储量和价值大大增加。企业只有在知识创新上下足功夫，才能增加自身的知识存量，保证知识资产的价值。企业知识创新还能促使企业综合竞争力大大增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便是知识，知识同时也是企业优秀能力中最优秀的内容。企业知识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的优秀能力，促使使企业在未来拥有超强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可以说，企业主要借助创新这一手段来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也正是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才促成了企业的知识创新。
四、结语
在知识经济这一背景和条件下，促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要便是大力推进知识创新。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发现企业的知识创新不仅仅只是一个产生新知识的过程。实现完整的知识创新过程，还需要企业进行有效地管理，所以，不但要注重知识创新的而且也应该重视知识创新的管理。
作者：陈煜雯 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2011级经济学系
1知识经济时代对传统组织结构的影响和冲击
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的内外环境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传统的组织结构已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且面临着极大地影响和冲击。在过去的工业经济时代，信息传递速度较慢，企业高层获得的信息主要是通过中层管理者一一传达，且还是在经过层层筛选之后，信息的有效性和及时性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的内外环境不断变化，如果还是依照信息层层传递的方式，那么管理者无法及时决策，企业则会错失机会。此外，知识经济要求企业加强与分销商、供应商、科研机构以及竞争对手之间的联系，利用网络形成彼此之间的交流，突破组织界限，在网络上建立起社会经济的结点。受工业经济的影响，传统的组织模式都带有程度不一的集权主义色彩，组织的分权程度不高。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组织层级更为复杂，简单的重复性工作在大幅度减少，知识、信息都处于高度共享和快速流动状态，机遇稍纵即逝，所以这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能够实现高效率的决策，建立动态性强、创造性高和具备可重构性的组织结构。传统的企业组织的高层与一线员工的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情况，信息在经过层层传递和专业性转换后，信息传递过程的成本较高。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信息对管理决策存在关键性的影响，如果一如既往，那么信息传递的成本则会大幅度增加。此外管理者自身是有局限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者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管理上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即管理者的“有限理性”会逐渐明显的表现出来。
2知识经济下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方向
知识经济下，企业的变革方向应该从多个方面考虑，从而推动组织的全面发展，该文主要从组织结构的权利结构、层级结构、职能结构及资源结构方面探索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
2.1权利结构
传统的组织结构的权利集中性比较突出，缺乏有效的分权管理。集权型组织结构属于直线制组织结构，企业管理的灵活性不够。所以要加强企业的分权制组织结构建设，弱化直线式管理的不足，将部分权利下放，提高各下级部门管理者的责任心，提高组织绩效，使高层管理者的工作更加精要，提高管理者的管理和决策效率。即将组织结构由直线型结构向事业部组织结构转变。但同时注意分权的程度要在管理者能够的控制的范围内，要保证管理者能够及时有效的制约。
2.2层级结构
知识经济条件下，将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型组织结构发展，压缩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我国的大多数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层次多，需要配备各种的辅助管理的人员，所以管理费用也多，同时多层次的组织结构也造成了沟通和协调上的工作难度加大，增加了管理成本。所以，为了改善这些现象，企业可以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同时，随着科技发展，各种新的信息传递工具的诞生，信息传播高效快速的特点，让信息成为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各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都在往扁平化发展。企业对信息收集、传递和处理的速度在不断提高，缩短了向高层管理者传递信息的距离，提高了信息的有效性和及时性。此外，企业还要注意提高员工素质，进行专业知识、技能培训，培养员工参与管理的意识，保证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良好运行。
2.3职能结构
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内部的各项职能都是非常齐全的，内部机构多人员庞杂、规模大，形成一种规模经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计算机芯片的运转速度，把握住经济的脉搏。企业的竞争力与效益主要体现在其综合运作的速度和能力上，抢占市场、挖掘客户需求和潜在市场、成功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使客户满意，谁能最快做到这些，谁就是市场的获益者。所以将企业职能结构向外发展，形成虚拟化的组织结构，即从企业组织的内部向外延伸，成为一种高度柔性的组织形式，此外要注意形成这样一种组织结构要求，组织内部结构发展要满足一定程度要求，才能够支撑起整个组织的一切需要。
2.4资源结构
新知识经济时代，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以物质资料作为企业的中心，企业的主要职能是节约资源，降低成本、获得高利润的回报，物质资源决定了企业的发展，企业以“物”为本。而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的作用在不断提高，当企业间的物质资源条件不相上下时，人的作用被突显出来，“人”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在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中要强调“人”为中心，“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求，发挥人的才能，用同等的资源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的关键因素是人，员工的素质对组织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调整组织的资源结构是以组织中“人力资源”的管理为优秀开展的。
3结语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需要破陈出新，打破传统的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组织设计理念，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提高员工的素质，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每一位员工的才能，信任员工的能力，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综合运作的能力；同时，要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传递系统，形成扁平化的管理层次结构，并在组织内部形式达到一定要求时，发展虚拟化建设，推动企业向外延伸，多方发展，从而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使企业收获良好的经营效益。
作者：郭莉频 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MBA2012秋
1.图书馆知识资本的内涵
知识资本的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经济学界中提出，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他认为知识资本是动态的无形资本，是一种带有知识性的智力活动并能够产生一定知识价值的活动。知识资本在提出后，在学界掀起了一种研究的热潮。通过对国内外对于知识资本的研究，笔者认为知识资本主要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主要以知识形态存在和运动，通过知识创造出财富和价值的总和。知识资本可以将有形资本同无形资本进行充分的结合，给图书馆知识的利用和传递以及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2.图书馆知识资本的构成
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知识资本是提高图书馆竞争力的最重要性的因素，因此需要对知识资本进行合理的管理。在对知识资本进行管理时候首先需要了解知识资本的构成要素，笔者主要认为知识资本的构成主要由人力因素、知识资源因素以及技术信息因素等组成。
2.1人力资源因素
在图书馆的知识资本管理中，人力资源因素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图书馆的知识资本中人力资源因素主要包括图书馆馆员的知识以及技能，主要包括对于知识的识别、知识的获取和利用等等。在对知识资本的管理中，人同知识资本相互依存，互相影响。
2.2知识资源因素
在图书馆知识资本中，知识在创造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具是最优秀的资源。图书馆的知识资源保证了对知识资本的创新。在图书馆的知识资源主要包括有形和无形两种类型，具体主要有纸质的图书、报刊等各种类型的馆藏图书资源，国内外数据库、电子书籍和期刊等各种电子类型资源，还有图书馆的建设的网站和数据库，申请的各种项目，图书管的知识产权和经营权等。图书馆知识资本的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图书馆本身对各种知识的开发、引进和创新。所以图书馆在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中，需要根据本身的各种定位、优势和特色，同时根据读者的各种需求，来扩大自己的知识资源，从而使图书馆的知识资本的创新能力不断的加强。
2.3技术信息资源
随着网络等先进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的知识资本的管理和组织方式也在进行着改革，图书馆的知识资本的管理需要先进的信息技术的支撑。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主要应用的信息技术有网络技术、知识的存储和传播技术和知识的挖掘技术三大方面，图书馆需要发展数据库的管理、结构存储技术、通信信息技术、多种语言信息发现技术以及数据的挖掘技术等，这样才能够保证图书馆向着信息化、专题化、智能化和互动化发展，才能够使图书馆的发展跟的上时代的发展。
3.图书馆知识资本的管理措施
图书馆知识资本的管理属于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结构的复杂的过程，为了使图书馆的知识资本得到高效的利用，本身需要建立一套合理科学的图书馆知识资本管理模式，保证知识资本能够按照规律合理有效的进行运作。合理的图书馆知识资本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3.1以人为本的知识资本管理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在第知识资本的管理中的一系列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对象主要包括图书馆管理人员和广大的读者两个对象。在进行知识资本的管理时候需要将人看作管理的优秀，充分发挥出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为管理进行服务。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能够很好的提高图书馆的竞争力。
3.2以知识资本为主的管理模式
在图书馆的管理系统构建时候，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资本作为保障，这样才能够使知识资本可以有效的运行。图书馆需要建立各种知识库，构建出以知识为主的管理模式，使图书馆有序化和关联化，这样才能更好给读者带来服务，实现知识资本的转化。
3.3以信息科技推动的管理模式
随着网络等先进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对图书馆知识资本管理中，需要让先进的信息科技作为支撑管理的重要的技术支持。可以说，图书馆知识资本的管理需要将先进技术的应用作为前提。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图书馆才能够更加方便的对知识资本进行收集、传播、储存等，能够将隐性的资本同显性的资本互相结合，实现图书馆知识的多元化和有序化。
4.结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图书馆需要加强对知识资本的管理，这样才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图书馆发展要求，增强图书馆的竞争力，充分发挥出图书馆的社会作用。
作者：张春贺 单位：吉林体育学院
1大力发挥网络资源优势，提升信息管理应用能力
传统图书资料的管理注重图书保存和摆放，不同时期的图书按照学科分类存放在不同的位置，这一做法的分类依据较为简单，在存放过程中容易忽视图书的使用效率，同时这一分类方式呈现的信息目录和内容提示不够丰富，读者获取检索信息的能力受到限制。摆放式货架占用的空间小，读者选取书目的范围受到影响，这是造成图书使用效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传统的图书管理与借阅流通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书本的借阅与归还受使用条件影响较大，图书管理的效率相对不足。现代图书管理建立在网络资源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同时与数字化应用紧密联系，这就使得图书管理系统具有准确、快捷和方便的特点。知识经济时代下，图书管理人员应当重视信息系统的应用能力培训，注重综合化网络管理程序的应用，管理人员可以进行图书信息的交互式处理，这一程序对于加快图书管理的信息采集，储存调配和管理使用具有重要意义。在知识的传播与应用过程中，大量图书情报信息需要整合和编辑，图书管理人员要主动适应信息变革的方向，强化图书信息管理的技术优势，借助信息化管理系统促进图书管理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发展。科学管理与强化应用是发挥网络资源优势与提升管理能力的有效策略，学习数据采编与软件应用，提升信息化方案的处理能力，对于高效利用网络资源，进而提高图书使用效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利用综合化信息系统处理图书管理数据可以省去繁琐的手工登记业务，对于无纸化办公和资源检索一体化有显著的进步意义。
2创新服务方式，完善管理特色
知识经济时代下，图书管理正处在信息资源迅猛发展的变革期，网络数字图书馆的建立对于丰富网络文化资源，提升信息化平台的建设能力有重要的支持作用。通过虚拟网络信息平台，各地分散的图书资源得到重新整合，知识的分享与应用为读者获取检索信息提供了便利，读者可以在多种环境下快速获得所需信息，图书的使用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创新服务方式不仅需要在图书资源的硬件建设上打好基础，在软件的支持上同样需要下足工夫。知识经济时代下，各类信息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部分读者在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上处于被动状态，图书管理人员应当创新服务方式，在网络环境下利用一体化交互模式合理协调和优化图书信息，充分实现互联网信息服务功能，建立完善的图书馆服务模式。此外，图书管理人员还应当完善管理特色，以贴近用户需求为重点，以提升读者使用体验为目标，不断改善自身服务。针对不同需求的读者，应建立电子网络化服务终端与个性化信息服务系统，使广大读者能够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安排，自由便捷地享受信息变革带来的益处。管理人员还可以根据读者需要建立网络图书共享系统，从而弥补资源分享的不足，提高知识的分享与应用能力。现代图书管理应用先进的知识分享系统，既是适应网络信息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用户使用体验的必经过程。伴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现代图书管理过程中，向读者提供的图书不再是装订的纸质材料，而是实现了纸质图书向电子资料图书的转变，这种信息依附载体的变化突出了知识分享与传播的应用变革。而知识经济时代下市场竞争的加强，对于图书馆在封闭环境下形成的管理机制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因此，图书馆要摆脱传统的管理模式束缚，就必须走管理创新之路，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决走在信息变革的时代前列。
3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实现“书本位”管理到“人本位”管理的转变
知识经济时代下，图书管理的信息化变革使得越来越多的重复劳动由计算机替代简化处理，与此同时，信息变革的加速也对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实现图书管理的信息化，仅靠硬件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管理人员在认知与实践中不断提升业务技能，主动适应自身角色由计算机操作员到网络技术员的转变。首先，管理人员必须具备图书情报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其次，管理人员要有较高的学习能力，能够将学习的业务知识迅速转化为工作岗位上的本领；再次，管理人员要有良好的服务心态，图书管理岗位本质上是服务于读者阅读需求的，每一位图书管理人员都要以积极的态度做好本职工作。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实现“书本位”管理到“人本位”管理的转变对于提升图书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转变服务方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书本位”管理即图书馆的各项业务活动围绕图书展开，从文献的加工、整理到组织，整个过程强调书目的保存和利用，文献资料的收藏是图书工作的重点。“人本位”管理即图书管理的思路是以人为本，贴近读者的需求是工作的重点，这就将图书管理的优秀内容转变到以服务于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上。实现“书本位”到“人本位”管理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从图书馆自身管理出发，将一线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与表现作为工作考核的重点，这就要求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重视读者、尊重读者，在不同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加强信息化资源建设，为“人本位”管理创造条件，针对不同读者的需求差异建立相应数据库，努力做到以服务读者为本，把一切为了读者的口号落到实处。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图书管理人员要不断解放思想，加强自身人力资源建设，积极探索新型服务渠道，争做信息变革的参与者、支持者、推动者，并最终实现自身角色由“守门人”和“中介人”到“信息导航员”与“知识工程师”的转变。
4协调图书馆与资料室、档案室之间的关系
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的资料室藏有丰富文献，其中既有自然社科类文献，又有数据统计等调查资料，除涉密文章外，图书管理人员应努力协调图书馆资料与资料室及档案室文献的共享关系，一些资料室存放的文献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尤其是统计类文献资料颇受读者青睐，这些资料系统地反映了相关学科的建设优势，是不同研究人员在各个时期积累的实践经验，也是知识积累的重要成果，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知识经济时代下，图书管理人员要转变服务方式，畅通知识分享渠道，打通图书馆、资料室与档案室之间的借阅壁垒，努力使馆藏文献资料服务于读者，为知识的传播与应用创造有利条件。图书管理人员创建绿色流通渠道需要依靠集体力量，打破各部门之间的隔阂。为理顺图书馆与其他部门的职能关系，图书管理人员还应当建立联合服务机构，并创建相应的协调机制，把知识的共享与传播方案落到实处。建立联合服务机构能够保障档案室与资料室等部门间文献资料的正常流通，为读者制定行之有效的流通方案。此外，联合服务机构要定期召开各部门联席会议，沟通图书馆、资料室与档案室之间的知识分享状况，并不断提出改进策略，努力使知识的分享与应用创造最大价值。
5开展个性化服务，为读者创造个人知识库
知识经济时代下，传统的馆藏书目已不能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越来越多的读者要求图书馆提供个性化与数字化服务，图书管理人员应当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为读者创建“我的图书馆”提供有益方案，并在阅读方式与推荐书目上大胆创新，努力使图书馆综合建设服务于读者需求方向。个性化服务是指图书馆为读者提供差别化的、有益于个人需求的特别服务。个性化服务在图书馆的应用具体体现为图书馆根据读者的差别化需求，提供有特色的服务项目，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图书馆可以在网上预约、书目推送、信息编译等项目上推出有针对性的服务。个性化服务不仅满足了读者的信息需求，而且提高了读者的满意度，读者在个性化服务中感受到了尊重，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图书馆开展个性化服务，不仅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与知识传播，而且为读者创造个人知识库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借书还书的登记上，图书馆可以根据系统记录，及时归纳总结读者喜欢的图书类型，并做出相应的推荐书目单；在书目推送上，管理人员可以及时将有价值的阅读信息发送给读者；在还书方式上，为了满足读者的异地还书需求，不同的图书馆之间可以建立馆藏图书共享流通机制；在藏书特色上，图书管理人员还可以根据学科发展的优势突出藏书地方特色，在知识库共享与传播的应用上吸引更多读者和用户。
6结语
总之，知识的传播和应用既需要管理人员自身素质的积累，又需要在管理方式上寻求变革。知识经济时代下，图书管理人员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积极提升服务意识，努力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只有尊重读者需求，在服务上紧跟时代步伐，才能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作者：张载梅 单位：淮阴工学院图书馆
1武术散打创新人才的界定
武术散打创新人才是指具有一般体育专业人才良好的身体素质，扎实的体育理论、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知识，娴熟的徒手格斗运动技能，还应具有丰富的创新理论知识，并富有创新意识，具备创新能力，充满创新精神，最终才能产生创新成果而服务于社会。
2武术散打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的现状
以武汉体育学院等院校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以及《武术散打》（专选）课程教学大纲为研究对象，对专家、教师、学生进行访问和调查了解，并针对武汉体育学院武术散打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进行讨论和分析。
2.1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研究
按照课程的性质，可以把课程结构分为必修课（通识教育课、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选修课（专业选修课、通识教育课）和实践环节（军事训练、专业见习、社会实践、专业实习、毕业论文）三个部分。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课程设置又可分为：通识教育课、学科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和专业选修课。对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现状分析。
2.2武术散打专选课的教学安排与学时分配
武术散打专选课总学时的分配如上表所示，其中理论课教学基本内容包（从第一学期到第六学期）：武术散打运动概述（2学时）；武术散打技术分析（4学时）、武术散打运动员的技能训练（4学时）；武术散打战术及其训练（6学时）、武术散打运动员的智能及其训练（4学时）；武术散打运动员的体能训（4学时）、武术散打竞赛的组织与裁判（4学时）；武术散打运动员的赛前训练（4学时）、武术散打教练员的临场指挥（4学时）；武术散打教学（6学时）、武术散打训练过程的监控（4学时）、世界流行技击术简介（2学时）。技术课教学基本内容是体能训练、基本技术、技法训练、战术训练、技能培养、实战比赛、教学训练实践、技术考察考试。
2.3武术散打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2.3.1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片面，缺乏广度和深度
首先，课程种类比例不平衡，通识教育课程中政治类和英语类占学分比例的69.2%，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类的课程偏少；选修课比例小，灵活性不够。其次，课程内容涉及过于浅显，多以“导论”、“概论”的方式呈现，虽然涉及到不同的学科领域，但是学生很难做到对该门知识的深入了解。
2.3.2课程种类偏少，缺乏新兴、综合类课程
种类偏少是体育专业类院校课程设置共存的问题，由于自身资源和条件的限制，很难满足目前高速发展的社会对人才素质更高要求的课程，使得课程种类仅限于体育类及相关的交叉学科，课程种类不够广泛，无法多角度、全方位的培养学生。如科研能力培养类课程设置偏少，致使许多院校武术散打本科毕业生的学位论文质量不高。
2.3.3课程时间安排不合理，影响教学质量
由于大部分学校的教室、场馆等资源有限等客观原因，许多学校仅考虑到教室和场馆的最大利用率，而致使上课时间不合理。如把术科类和学科类课程前后相连，或是两大节术科课安排在一起，尤其是与专项技术课安排在一起，课间没有休息、恢复时间，对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从而也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2.3.4专项理论课、技术课和实践课的比例有待改善
对学生的问卷调查中了解到，学生的基本技术、基本技能的掌握相对较好，但对技术技法的运动学、力学分析，以及对技、战术整体运用知识的理解和把握等掌握的不够全面，特别是对散打理论系统知识的掌握缺乏整体性和宏观性等，反映了武术散打专项理论知识的教学需要加强。其次，学生的教学能力和竞赛组织及裁判工作能力等实践能力有待加强。
2.3.5专业教育实习时间安排不合理
据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安排在大四上学期进行教育实习，由于武术散打项目自身的特点决定其实践性较强，而学生的实践能力需要通过实践—提高—再实践—再提高的循环模式开发，所以目前教育实习时间的安排不能满足学生实践能力的综合提高。学生通过教育实习发现自身的不足时，已面临毕业，没有时间查漏补缺，重新学习和巩固、完善自身的能力。
3武术散打创新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的改革
3.1完善武术散打创新人才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它是以培养“完整人”为目的的教育，并不局限于大学本科阶段，而是应该贯穿人的一生。它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和训练，为学生的进一步全面发展做准备，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结合武术散打创新人才发展的需求，依据各院校学科建设的特色，应充分把握自身发展的立足点，以学生为本，设置多个通识教育模块，包括政治类模块、英语类模块、工具课程类模块、人文自然知识类、创新知识理论模块等，通过多个模块通识教育的互相配合，扩充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活跃其思维与精神。
3.2增加选修课的比例，重视学生个性的培养
武术散打专门人才不论是通识类知识，或是相临学科知识技能的扩充，都与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其他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有所不同；同时每个学生由于家庭背景、环境背景、教育背景的种种不同导致其知识、能力、素质、技术技能等方面存在差异，教学计划应该能够从实际出发使得每个学生各得其所，为学生个性的培养提供充足的空间。创新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就是创新思维，创新思维的培养是建立在学生个性化特征的基础之上，学生个性的培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广泛的兴趣爱好之上，选修课的比例和质量则是武术散打创新人才培养举足轻重的要素。
3.3扩大课程种类，拓宽学生知识面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人才的特征，不仅包含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综合素质的提升更为重要。科学的新发展和技术的新成果，一般都出现在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因此，高校培养的学生是否能进行创新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知识的“宽”和“新”，以及是否具有超越原有专业范围和进入交叉学科的能力。笔者建议可以与周边学校合作进行跨校选修，跨校选修是高校间合作办学、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协调发展的一种方式，是对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一种探索与实践。通过跨校选修能将附近各大学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弥补各学校的弱势学科，增加课程门类，使学生有更多的课程选择渠道，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在现行的教育背景和不景气的就业环境下，武术散打人才本身的就业面就相对较窄，所以武术散打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加迫在眉睫，应重视课程的扩充，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创新能力。
3.4适时开设知识拓展课、讨论式课程、交流类课程
由于武术与民族体育专业人才自身特点以及招生考试制度的特殊性，学生基础教育阶段过多的时间花费在技术技能的训练上，导致人文知识相对薄弱、知识面窄，在此压力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对人才质量的需求在提高，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初期补充和提升基础知识，拓宽知识面是势在必行的。另一方面，学生没有经过系统学习，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认知上存在缺陷，建议入学教育加强这一方面的重视和引导。创新型人才最优秀的能力就是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指有创见性的思维，它不仅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能在此基础上提供新的、具有社会价值的思维成果。因此，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就应该训练有利于产生创新思维的思维方式，这是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讨论式课程就能从发散思维和整合思维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讨论式课程的关键在于讨论、辨析，只有通过讨论，才能清晰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才能提高思考问题的逻辑性；通过讨论，学生会广泛的收集资料，提升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根据最新的研究动态或当下最热门的一些话题作为讨论的话题，学生在对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分组进行自由讨论，最后教师进行点评。
3.5整合学校资源，合理安排上课时间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最优化整合校园资源，为学生的培养提供最有利的条件。首先，术科类课程是有别于其他课程的特殊性课程，是通过对身体的消耗、改造、恢复和提高掌握运动技能和提高身体素质的课程，对体力消耗比较大，并且需要充足的休息时间。其次，武术散打专项课，不仅对体力消耗比较大，作为徒手对抗类项目，其对身心的兴奋性调动比较大，恢复至静息状态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笔者建议尽量把专项课安排在单独的一个上午或是下午课程的前面，后面最好没有课，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会全力与赴进行学习和训练，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其次，课后还有空余的时间，学生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继续巩固、完善技术动作，而且有充足的时间放松与恢复。
3.6重视学生技能培养，调整教育实习时间
专项教学与训练过程中，在保障专项训练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通过以理论课为基础、技术课为指导、实践课为提高的多层次能力培养方式，从第二学期开始逐渐在每个学期安排学生教学实践活动，并结合教师指导，系统完善学生的教学能力；强化裁判工作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以班组为单位，提供学生参加裁判工作实践活动的机会，引导学生对裁判能力重要性的意识，逐步使得学生独立完成竞赛组织，并且建立严格的裁判员晋级考核制度。改革专业教育实习模式，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安排每学年实习一次，以便更加切合实际的使学生创造性地学到实际知识、活的知识，也使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得到提高和完善。
3.7合理调整专项理论课、技术课、实践课的课时比例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各种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顺应这种变化并不断在其中蓬勃发展。知识经济的冲击更是加大了社会对高素质、全面人才的诉求，创新人才的各方面素质符合这种诉求，加大了我们对武术散打创新人才培养的决心。在武术散打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完善学生的技术体系，更是要完善学生的理论知识，扩充对武术散打运动深层次的理解。在合理的范围内要加大理论课时的数量，逐步积累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层次。在后几个学期逐渐增加理论课的课时数，加强武术散打知识系统化的教学，加深学生体、技、心、战、智的综合整体把握和理解，为学生的内化吸收提供充足的机会。
4结语
武术散打创新人才应具有较高的专项运动水平、创新理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其中创新理论是基础，创新意识是关键，创新能力是优秀。武术散打运动的发展、传播、兴盛的成败关键在于武术散打人才的质量；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种种时代背景揭示着武术散打创新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武术散打创新人才的培养势在必行，亟待武术工作者深入探索和研究。研究仅对武术散打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提出了几点改革建议，以期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作者：赵天姿 单位：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一、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流动资产是企业的血液。知识经济下流动资产管理存在主要问题是流动资产利用效率比较低下，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既有大量资金闲置浪费方面的问题，也有资金不合理占用，造成资金短缺的窘迫。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有合理的配置流动资产的使用，在最大范围内激发流动资产的活力，才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
二、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存在问题原因
知识经济下资料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制度不完善。
制度是企业资产管理的保证。只有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才能够促进资产的合理使用。但是，很多企业在知识经济下资产的管理过程中，重视资产的使用，忽视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在使用方面的效率，也为资产的安全带来了一定隐患。
2.科技含量低。
在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是和资产管理复杂性有着紧密的联系的。资产管理不仅需要建立严谨的管理制度，同时也需要大量的人员使用一定时间贯彻执行，这都为资产管理存在问题预埋了一定的隐患。因此，加大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科技方面投入，依托科技力量提升资产管理水平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多企业在资产管理科技投入方面还是不够理想，造成了资产管理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
三、解决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措施
针对以上在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原因，采取一定措施予以改善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1.建立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
无论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下资产管理，还是以原料，能源，劳动力为基础传统经济下资产管理都需要建立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就是水中月镜中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根据谨慎性，预防性，有效性，合理性等资产管理的基本原则，结合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流动资产的具体特性性，制定严密，公平，可操纵性强的资产管理制度，才能够促进资产的有效使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助力。同时，在建立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还是需要严格制度的执行。如果仅仅把资产管理制度停留在纸面，口头上，那么资产管理有效性就无从谈起，企业资产安全性也难以得到保证。也不能够为企业带来效益。
2.借助高科技手段。
高科技手段的充分应用是知识经济显著特点之一。也是知识经济能够突飞猛进发展的重要原因，科技是发展的原动力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因此，在知识经济下的资产管理应该借助知识的力量，凸显科技手段在资产管理过程中应用。例如建立固定资产管理的平台，通过电脑网络等科技手段，从固定资产引进开始，把固定资产的使用，折旧，故障，检修，扩展功能等等信息，都在固定资产管理平台上充分的展示。既方便企业对固定资产的状况进行充分的了解，也便于使用者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合理，有效的使用。同时能够促进企业的管理者对资产进行管理，保证资产功能的实现。借助高科技手段管理知识经济下的资产，不仅清晰明了，方便快捷，同时也能够实现动态监督，随时掌握资产的情况。既有利于资产的安全，也有利于企业通过资产创造效益。
3.在资产的管理过程中符合知识经济的特点。
知识经济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传统的经济主要是整合各种资源，利用企业自身的原材料，劳动力，及能源生产产品，然后通过营销手段把产品推向市场，从而实现资金和产品之间良性的循环。但是，知识经济则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科技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占用重要的地位，知识、信息构成了知识经济下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很多知识经济下的企业都是以虚拟化的方式实现效益的增长的。通过许可经营，转让经营，委托加工等形式，知识经济下的企业创造了不同以往的变革，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知识经济下企业资产的管理由此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企业正在使用的资产，不一定是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其他企业经营过程中使用的资产，可能所有权是属于本企业的。这都为企业的资产有效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是新时期，经济变革为企业资产的管理提出新课题。所以，在知识经济下的资产管理一定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需要，充分体现信息化，知识性的趋势。
四、总结
既要管理好企业能够控制的资产，同时也要加强由于合作的原因，在其他企业使用，但是所有权却是属于本企业的资产。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好知识经济下的资产管理工作，为企业的资产管理把好关，优化服务，促进企业在新时期背景下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和进步，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作者：安学丽 单位：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一、知识经济发现了人的价值
1．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对人的重视程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程广云认为，“知识既具有经济价值，又具有社会、人文价值。”［1］知识经济突出了知识的经济价值，最终突出了人的价值。任何经济形态都对人有知识要求，但只有知识经济是直接建立在新知识之上。知识终究要人来生产和使用，不能超越劳动力。知识经济的发展必然刺激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包括高水平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它的发展取决于人的创造能力。这样对知识的重视就转化成了对人才的重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率先把劳动者创造力的培养放到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我国也先后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
2．知识经济引导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大。知识经济时代，智力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智力的发展要求大规模的投入。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各国对人力资源的教育投资在逐年加大。1997年美国的克林顿总统曾宣布，“首要”的事情是确保“所有的美国人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与此同时，教育费成为劳动力价值的主体。马克思时代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为那时以体力劳动者居多，于是“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2］174而到了知识经济阶段，劳动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知识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因此劳动者的主要收入(也就是劳动力价值)是为了使自身和子女接受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及子女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
二、知识是唯物史观的有机构成
1．知识的客观性。知识属于意识，但又不是一般的意识，不是人的想象、欲望、梦幻和意志，而是对实际的真实反映，并且经过实践检验的意识。也就是说，知识不是“知而不行”，而是“知行合一”。知识的典范是科学，科学作为知识的一种，更不是一般知识，而是客观的知识。其客观性表现为经过实验证明，至少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当然，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科学已经终结。因此，当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对唯物史观的颠覆，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前提下，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
2．劳动与知识。作为劳动要素的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当。一个医师和一个教师的区别，不是体力，而是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史上，体力的发展并不明显。除了人，劳动的要素包括工具和技能、对象和产品。恩格斯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4］379工具的本质是知识，而且历史越发展，所需知识越复杂。劳动技能则是知识运用于实践而获得的内在于人的成果。人的劳动对象不同于动物的劳动对象，它的具体范围以及用途完全由知识决定。知识的每次更新，都会有新的资源走进人类的视野，或者是旧的资源获得新的意义。至于产品，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178马克思曾经把劳动概括为“自由自觉(有意识的)的活动”。人们往往只注意这句话是马克思关于类特性的表述，而不注意上文:“劳动这种生命活动”(劳动是生命活动)，“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因为生产劳动是类生活，所以生产劳动的特性就是类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类特性就是劳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46因此，劳动的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的发展，就是知识的发展，劳动产品就是劳动者知识和智慧的凝结。
3．知识与生产力。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确立，生产力向知识的回归成了必然。科技都是知识，第一生产力也就成了知识。这是根据已有的共识，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导出来的论点。经济是历史的基础，生产力是经济的基础，而科技是生产力的基础，这样，科技就成了历史的基础。而科技的形态是知识，这样，知识就成了人类历史的基础。在英文中，生产力是Productivity，指生产效率，中文却用了“力”字。这样翻译显然会引导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想到力学，而力学Mechanics就是机械论(Mechanism)的典范。受此影响，我们曾经把生产力局限于人和生产资料，特别是机械性的工具和设备，这不是实实在在的机械唯物主义吗?在此基础上的唯物史观，恐怕不是彻底的唯物史观，而是机械论的唯物史观。相反，把生产力理解为知识，固然有警惕唯心主义的必要，但是实实在在符合能动的唯物主义。
4．文明与历史。知识即文明。人类历史可以叫做文明史，人类活动的成果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物质文明即是生产力。文明不仅推动了器物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人和社会的发展。例如原始人对应的是石器，奴隶主对应的是青铜器，封建主对应的是铁器，而资产阶级是蒸汽机的产物。具体到个人，爱迪生的几千项发明成就了通用电气公司，视窗操作系统帮助比尔·盖茨成就了世界首富的地位。现代科技创造了资本家，也改变了社会，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说，“科学以实践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5］27而“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5］17生产力和经济是基础，但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是相对独立的文明，二者不能简单化或还原为生产力，生产力的变革也不能自动转化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不仅是利益格局，更重要的是文明和智慧。生产关系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在古代，生产力简单，相应地生产关系也简单，促使人们把二者混淆，或者把生产关系还原为生产力。而当代，生产力那么复杂，生产关系相应地转向复杂。例如宏观调控、财税政策、社会保障、比较优势、国民待遇，等等，无不是生产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说明我们党已经肯定上层建筑本身是一种文明。过去我们把政治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肯定了民主、法治、人权，说明政治本身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和完善。
三、结语
唯物史观的唯物特性主要表现是把生产力作为理解历史的关键。把知识引入唯物史观中并不是要改变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解，所要做的只是深化对社会结构各要素的认识，就是肯定生产力的知识属性，进一步肯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知识属性，这实际是在关注各要素之间的共性。用知识和文明理解社会现象，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助于理解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的主体地位，提高人的文化自觉，这也是唯物史观旨归所在。
但是，知识不是万能的，我们仍不能忽视人和物质仍然是文明的基础。唯物史观的唯物特性还表现在承认人是历史的主体，人是知识的创造者，而知识经济不是超越人，而是更加发现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才能。同样知识经济的出现，也完全没有改变物质的基础地位。作为知识经济的典范，知识产品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定的载体或媒介。作为消费趋势的多媒体，恰恰表明现代经济对各种媒介的依赖，而不是相反。同样作为知识经济典范的虚拟制造，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传统工业，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料始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
另外，知识经济并没有改变贫富分化的现实，资本家的个人财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积聚。凭借对知识的垄断，阶级剥削取得了新的形式，不平等的分工在国家之间加剧，体现为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知识经济，把高污染低利润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说明知识经济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性。
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之一，把知识作为一个必要的因素融入唯物史观，是在当代对唯物史观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在分析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把知识绝对化、抽象化，而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辩证地看问题。
作者：翟婷婷 单位：太原学院
一、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健全
对于人力的支配缺少计划，提前对人力进行一个预算是企业进行各项工作的前提，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和计划来支撑，工作就很容易陷入被动。如果在对人力的分配中，不顾及实际需求的真实大小，只要上头一签字就进行支配工作，对于滋生腐败，降低执行力是非常有害的。
2.实施绩效考核方式不科学
部分企业仍坚持传统的考核制度，阶段或者年度性考核无法对员工进行一个科学准备的业绩考核，除此之外，对企业考核主体只限制在某一个部门之内，大众参与程度低，无法对员工准确考核。当下，也有一些企业只是把工作业绩和经济，部门裁员挂钩，也有的把绩效考核当成一条谋财获利的途径，未能发挥执行效能。考核人员缺少与考核管理员这件充分的沟通，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很难形成部门与员工业绩之间的制度制约。考核结果也不能及时进行公开，无法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3.员工能力有所欠缺
因为国内诸多企业一般采用的是行政管理体系，诸多岗位的聘用要求不能给出明确的细则，对市场人才的需求分析力度不够，安排出来的岗位和要求脱节。没有一个完整的规范制度很难培养员工职业素养，对于员工正确理解和运用自己岗位的权力意识鲜有帮助。在国内诸多企业的实际工作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岗位错位或实质意义重复飞情况，虚设现象不断，这就导致一些人投机取巧，在规章制度的范围内打“擦边球”，常常越过自己的职能范围。
4.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不健全
知识经济时代下，对企业员工的激励机制不能只停留在利益层面，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对员工的态度也是比较重要的。工作人员需要上级领导的适当奖励，如果长时间的辛勤工作也未能得到领导赏识，就可能会心生离开之意。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员工集体罢工。因此，知识经济时代下要想做好人力资源竞争战略，就必须做好人力资源激励机制。
二、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力资源竞争战略
1.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
工薪的诱惑确实强大，但对于部分员工来说物质也不是万能的，适当适时的精神奖励有时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健全完善的企业激励制度必定是综合了物质和精神两项激励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管理者可对超额完成任务的员工进行实质奖励，并表达对员工的认可与激励，让员工从心底感受到成就感与存在感。这些物质激励正是广大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行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在物质激励满足的条件下适当配合精神激励，更能触动员工内心。
2.设置各岗位工作细则
人力资源竞争战略的制定必须要设立一个明确的规章制度，岗位日常工作细则就是对新员工行为的约束，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员工迅速的开展工作，加快对岗位的适应能力。另外，管理员要对公司企业岗位流动情况进行及时记录和落实，防止出现公司业务延时现象。管理者自身在制定工作细则的时候要做到统筹兼顾，科学合理，不可片面的偏向于某一个群体的利益。岗位交替时不仅要做到新旧技能的交叉，而且员工之间要进行充分的技巧交流，加快办事效率，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效能。其中的关键在于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员工之间的关系可以融入企业这个大集体中，毫无保留的传授自己知道的工作技巧。对于出现徇私舞弊或收受贿赂的情况，要切实落实匿名举报和赏罚分明制度。
3.明确绩效考核频率和力度
绩效考核周期的制定要进行准确调整，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以月考为主的绩效考核频率效果最佳，这样考评者可以清晰详尽的记录被考评者的绩效和工作完成度。有利于及时有效的对人力进行管理，并及时反映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随后作出准确的判断实施有效地管理措施，提高个人与集体绩效的同步性。并通过调查制定以半年或一季度为周期的绩效考核标准，注重于提升员工个人素质能力，摒弃员工之间的恶性竞争局面。肯定其绩效，激励个人发展，找出问题所在，实现个人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下更好的体现绩效考核功效。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之间的竞争，但是，组织职能战略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得人力资源组织价值未能得到全面开发。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企业必须通过深层次改革去把握发展机遇，通过对市场化影响的敏锐判断，以积极态度规避风险，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加大周边业务发展，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发展中求创新。也要注意引进新技术和人才，不断对自身管理，生产模式进行调整。
作者：项驭宇 单位：沈阳工业大学辽阳校区基础部体育教研室
一、高校上市公司发展现状
（一）知识资本作用明显，但业绩平平。
作为备受关注的群体，自高校上市公司出现以来，知识资本对高校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起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和技术、资本市场在高校上市公司中结合，使它既有高校雄厚的科研机构做后盾，又能在市场上募集资金，具有高校科技产业化和产学研一体化的特点，体现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承认高校上市公司作为知识经济引领者的地位，看到其在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国家经济增长方面的显著作用。但是从近几年高校上市公司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高校上市公司的业绩并没有体现其依托高新知识的独特发展优势，没有代表我国未来知识经济的发展方向,甚至一些较早成立的高校上市公司存在着较大的经营管理困难。一直为学者们看重的业绩问题显示出高校上市公司的潜力并没有充分显现。
（二）知识能够转化为生产力，但效率不高。
高校上市公司将产品投放到市场上才真正体现了知识到生产力的转化。它的优势体现在依托高校强大的科研实力和借助新产品的经营，能反过来为高校提供经费和生产基地，并推动校办企业产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加快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但是，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我国高校，高校科研体制存在着机制僵硬的弊端，很多教授和科研人员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要求发表的论文数、课题数上，以并无实际意义的研究替代了科学研发，造成了知识在转化过程中遭遇瓶颈，致使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产业化率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加之很多高校上市公司并没有将高新技术作为主要经营业务，未能发挥依托高校的科研优势，导致知识资源浪费，市场竞争力不足，如由36所高校共同组建的中国高科，由北大方正入主后主营业务已经与“高科”没有关联。
（三）运转整体可行，但存在管理风险。
在现有的高校上市公司中，有的已经有20余年的经营历史。但高校上市公司没有实现业内外人士的预期成为中国股市迅猛的力量，与公司内部管理不无风险。高校隶属于国家机构，政府机关和国家机构特有的效率低下、官僚作风、机构臃肿的现象在高校中也有所体现。有的高校上市公司高校控股与高校参与管理同时进行，结果可能出现企业经营管理呈现政府化的低效率。应该说我国高校上市公司存在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出现问题的情况，但这种问题不是高校上市公司独有的特点，而是国有控股公司的通病。当前，我国高校上市公司中缺少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缺乏既了解先进技术又能掌握市场需求的管理人员，不能同时具备科学意识和市场意识是高校上市公司的重大缺陷。
二、高校上市公司发展对策
高校作为高科技汇集的场所,兴办科技产业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直接形式，高校上市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上市公司要更快更好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处于不败之地,还存在许多问题，诸如企业经营体制不规范、企业规模小、资金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慢、对市场认识不充分等。要解决其不足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加速知识到生产力的转化过程。
按照预期，在高校上市公司中科技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不需要经过市场上的技术转让和出售，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和比例，还可以节省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但是从实践来看，由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仍存在效率不高问题。针对转化的效率问题，我们应做到：坚持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以高科技产业推动经济增长。据相关专家分析，我国科技成果转换率在30%左右。要改变知识成果被束之高阁现状，高校上市公司必须实现高校与企业的紧密结合，高校为公司提供知识、技术与产品，公司为高校提供资金支持与科研方向；高校学者与科研人员应该改革传统的高校科研体制，减少基础性研究数量，做到高校科研力量以市场为导向，充分体现知识经济的优势，为高校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自建或加强建设高校的研究与开发机构，重视对于知识的有效转化，增设研究与开发人员，设立研究与开发专项基金，提高科研人员的激励水平等。
（二）进行科学的经营与管理。
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上市公司，高校的发展背景会为公司带来更多的信任与投资。高校上市公司作为利益的创造者，要求经营管理主体在科学技术知识外熟练掌握科学管理知识，成为具备全面知识的企业型科学家。高校要实现上市公司的良好运作，要在对高校产业全新认识的基础上探寻新的高校产业模式。即将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等长项发扬广大，加强企业管理、市场开拓和风险投资的经营与管理。坚持以高新技术为特色，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人员之间的制衡关系，实现政资分离、政企分开、监管职能与资产经营职能分离，将高校上市公司建成产权清晰、权责分明、自负盈亏的市场化组织。在经营管理上应抓好主营业务。在目前高校上市公司所经营的业务中，既有涉及高技术项目，也有其他非高技术项目，高技术项目始终应该是高校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多元化经营固然迎合市场需要，但对于高校上市公司而言，多元经营意味着经营业务分散、资金周转率下降、单项经营规模缩小、易产生资金风险等，这将给原本竞争力不强的高校上市公司带来风险。只有使主营业务规模达到相当水平，才能取得较高的收益，吸引投资者，进而实现公司的良性发展。
（三）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与运用。
知识经济时代，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人才需要开发与培养，拥有人才之后需要人尽所用。高端人才如何培养及发挥作用对于高校上市公司而言意义重大。高校上市公司存在校办企业的通病，即与市场的密切程度较低，缺乏熟悉市场、精通经营管理之道且能够把握知识经济走向的专业化的人才。很多高校上市公司都是教授在经营，教授在学术方面的成果不代表其具备良好的经营管理素质。人力资源的薄弱，技术与管理的分离，不利于高校上市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不利于适应市场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更不利于创造企业良好氛围，实现公司运营目标。高校上市公司应培养一批既了解高校又熟悉市场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使他们成为将知识和科技成果推向市场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加速高校人才向市场的流动。在人才培养中注意既重视物质激励，又要重视企业文化氛围的营造，保证管理人员与广大员工有工作、生活保障，充分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最大限度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引进、培养人才，留住人才，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陈旭 单位：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一、不同发展阶段生产要素权重的变化
到了农业社会，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掌握了土地，谁就取得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支配权。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后，资本逐渐取代土地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而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其它资源也都全部资本化了。到了信息社会，资本的形式仍然存在，但它已经被知识所取代，成为退居其次的生产要素，知识虽仍然以资本的形式出现，但又超越资本的范畴，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要论述资本和知识的颠覆性变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知识具有不可被剥夺的属性。以上几轮生产要素权重的变化，完成了一个循环，即从人到具体的物、土地再到抽象的物、资本，再回到人。但这是螺旋式的一个发展循环。实现了对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更高智力的回归。这也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预言的“真正的个人所有制”的实现提供了基础。知识和智慧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其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古代战争中弱胜强、小胜大，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缺乏土地和资本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例证也屡见不鲜。但农耕民族的高度文明毕竟难挡游牧民族的铁骑。资本的积聚使知识成为它的附庸。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网络化使得信息爆炸式的增长，这为千百万人的智力深度开发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平台，也使知识取代资本成为最主要生产要素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可以归纳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服务业独占鳌头；二是教育成为服务业乃至整个社会最大产业；三是知识中的智商和情商要素影响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
1．从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也就是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来看，服务业的比重远大于GDP的50%
服务业取得长足发展的主要推手就是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论述人类从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论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的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和商业。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则是在工业社会的企业内部的三次大分工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首先，企业内部的生活服务系统独立出来，如企业的食堂、交通及其它我国往往借用军方术语———后勤的那一部分，从企业内部剥离出来。笔者到日本参观NEC（日本电气公司）企业食堂是出租地皮让别人经营，接待我们的是合同制旅馆，接送我们的是合同制汽运公司等等。我在1990年《新华文摘》上就发表了《论事业单位管理机制》一文批评我国政府企业办社会的情况，生老病死养、吃喝拉撒睡单位全包的现象。当然现在我国的社会化进程也加快了步伐；其次，企业的机器维修、设备保养、保安、咨询等也都从企业剥离；再次，许多企业对在我国仍视为优秀的部门如财务、人力资源、档案管理、知识产权等也剥离为社会化服务。知识经济时代的分工不仅在社会层面上日益细化，而且在企业内部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不断的剥离和细化客观上为所有制的细化创造了条件。而所有制从法律层面上细化的最终结果，就是自然的个人作为最后的承担者。
2．教育成为第一大产业，也可以依据马克思再生产的理论找到答案
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考察劳动力再生产。野蛮社会基本上听天由命、自生自灭不说，农耕的游牧文化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一个小孩子5-6岁甚至更早就可以当做劳动力来使用了，而文化知识读书求学对他们的劳动过程来说，则是多余的。到了工业，社会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提高了，一定的教育也成为劳动力的必要条件了，而且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的教育程度也呈正比例上升。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作为必要条件则程度也极大提高了。教育随着劳动力再生产在教育环节的同期不断延长，教育成为第一大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教育成为第一大产业的直接后果，也为“真正的个人所有制”的主体独立的个人提供了充实的机会。真正的个人，决不是一个愚昧、无知、没有文化、而受人摆布的“小人”。要实现“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就必须做到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个人成为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个人。
3．在教育充分普及，信息非常畅通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像农业社会那种“无野人莫养君子，无君子莫治野人”的简单社会结构，工业社会那种纪律性军事化的管理，已经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管理的需要。信息社会“把办公室带回家”以及相应的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且不是如此简单的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重要的是思考的主体增多了，用佛教术语即成佛者尤如恒河之沙。社会日趋复杂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情商与智商、思想自由和道德底线及价值标准，以及宗教、文化等融合与冲突。人类文明在更高层次上面临着新的挑战。以上论述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和企业内分工不断细化，为个人所有制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外在条件，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为真正的个人所有制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主观基础。回到问题的原点，真正的个人所有制是什么，它和现存的各种所有制关系如何，在知识经济时代，它将得到怎样的充分发展。
三、超越所有制的形式
1．新时代劳动和所有权关系质的变化
在论述了诸多量变关系后，要抓住知识经济时代和以往不同生产发展阶段为基础的经济时代最本质的区别。这里可以借用马克思对物化劳动的分析来展开。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既是劳动过程本身，也是劳动的成果和结晶。借用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确定物化知识与活知识这两个新的概念。物化知识可以表现为专利，know、how、设计、等一系列知识产权，也可以沉淀在书籍、报刊、网络等载体中，当然更多地是物化在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中，物化知识和物化劳动一样，除了应用上的量变之外，区别并不显著。而活知识，则与活劳动之间产生了本质的不同。活劳动和活知识的主体都只能是具体的人，它们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机械性和后者的创造性，进而也表现为前者的可强制性和后者的非强制性。也就是说，强力或资本可以支配身体、体力，但不可支配思想。我在参观莫斯科的圣母公墓时，那里躺着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大清洗时受到迫害，后来苏联想启用他。这位科学家的条件也很简单，斯大林向我道歉，这可能是斯大林在权利巅峰时唯一的一次道歉，这是知识终将战胜权力的曙光。活知识的不可剥夺性，对整个社会发展，特别是以往的所有制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界的比较流行的混合经济论，经理革命论和剩余社会化等理论。这些理论是当时股权多元化和社会福利在发达国家逐渐普及的直接反映。上述现象的出现，确实表现为资本主义的进步和改良。但这没有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支配关系。也只有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的主要内容是以知识方式出现以后。资本和知识的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如果要论述存在支配的话。更多的情况下是知识支配资本，而不是相反。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向知识认错，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也要向知识让贤。知识和资本关系质的变化，加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们所论述的以所有权分解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一些进步，资本在社会经济中的支配作用就退居其次，马克思当年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也就不构成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矛盾。
2．“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得以实现只有个人对其知识所有权（这里主要是指活知识）不可能被剥夺，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有实现的可能
对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着手展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指个人为了生存，机械性的重复一些具体的劳动和工作，这就涉及到个人专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马克思对社会分工的历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当他又辩论的指出分工又是异化产生的根源，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关系，还得有赖于社会分工的充分发展，充分利用知识的杠杆。将维持个人物质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极大减少，释放出“自由的手”做自己热爱的工作，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实现马克思所理想的“早上钓鱼，下午打猎，晚上批判”的和谐发展。将工作与个人喜好相结合，使工作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早上经济时代为马克思理想提供了实现的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变化，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的理论中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关系。特别是对我们东方文化语义中，这两者的区分更加困难，在我们中国，批判个人主义是时髦的话语，在日本，私，这个词就是我的意思，在西方文化语义中，也很少看到比较令人信服将两者严格区分的解释。马克思哲学高度确实是划时代的。经过长期思考，可否这样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私有是属于物质层面的形而下的存在，而个人所有则是精神或价值层面形而上的存在。当物质层面的需求通过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之后，私有制没有存在的意义，也就自然消灭了。而“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下得以实现。
3．超越所有制的形式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经济上没有滑铁卢”这就意味着经济活动渐变的特质。任何新的形态，都会在继承以往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的同时，为适应其的变化而做出一些调整。现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初露端倪，但是这些对一般人的感觉远不及4G，微信，电子商务那样抢眼。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组织形式等依然照旧。这种变化要通过历史的长焦距才能比对出来。回到经济学ABC，无疑是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前者有生产力水平决定前，二者由生产关系决定，而第三者则表现为一般性。那就是说，不论什么社会形式，都存在着生产的管理和组织问题。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双重性质时，将资本家作为生产的组织者的这一部分剥离出来，认为属于生产劳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技术革命兴起时，许多经济和社会学家敏锐感觉到一些经济组织形式的渐变。当时流行的“经理革命论”﹑“剩余社会化”等理论或多或少反应了一些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这些都没有真正动摇资本的统治地位，也无从谈起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只有“活知识”，它逐渐在不断发展的技术革命条件下，登上了经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才真正给予资本的统治地位以致命的一击，使资本在经济活动舞台上退居其次，开始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它支配着生产、流通、消费过程，支配一切资本、支配着劳动，也支配着物化知识。而它唯独不能支配的就是“活知识”或“活知识”的载体—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自由人。大棒和胡萝卜可以支配人的躯体，但无法控制自由人的想象力。与之相反，资本在日渐强大的自由人的创造性面前，只能臣服，只能交出自己的股权而求在创造性劳动中创造出的巨大财富中分一杯羹，这也就是百年资本主义帝国，诸如我们原来印在中学教科书中的美国八大财团，淡然无光的根本原因。知识经济新时代，同样要继承资本主义社会留下的商业契约。所有权等历史遗产。回到如何生产这个问题上，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最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平台就是市场，中央新一轮改革方案也强调，市场将成为资源配置的支配力量。可以预见，即便实现了马克思所语言的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市场这个平台仍然存在。
所以，资本主义在市场关系基础上所建立的各种所有制关系、社会契约等仍会被扬弃性吸收，而我们以前也有相反的沉痛教训。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废除了除公有制外的各种所有制关系，取消市场作用，强调经济的计划性和全民所有制，其结果是，行政权力支配了一切，它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不用在此一一赘言。其之所以产生如此悲剧性的后果，就是对资本主义时代遗留的符合市场规律的诸多形式做了简单的否定，而没有实行革命性的超越。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留下的诸多形式。如何扬弃性的继承，那就需要我们用超越的眼光来看待他们。那就是，所有制，各类契约等等，事实上形成一种责任﹑权利﹑利益的关系，它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机制，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它依然激励和鞭策各个自由个人规模和自由个人联合体。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改进。这正如马克思论述的“资本的目的就是资本增值”，活知识的目的也就是不断更新知识。未来世事难料，我们不相信救世主，在此我斗胆预测，知识经济新时代的未来拐点还是在知识本身它将是基因工程技术和理论的大突破。届时，人类的基本伦理乃至建立其上的政治法律关系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但我们相信，我们子孙后代的智慧将远胜于我们，生命将会延续，而且还会飞越星球。
作者：汪俊石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知识经济已在世界范围内初见端倪,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的结合促进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将成为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最基本、最有效的生产要素,从事知识创新、传播和运用的知识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人力资源成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最宝贵的稀缺资源。对人力资源进行会计核算,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
知识经济是建筑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经济,它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知识成为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是以耕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是以大量自然资源和矿藏原料的冶炼、加工和制造为基础的,衡量经济发展的生产函数,注重的是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能源等生产要素,把知识、技术常常似为生产的外在因素;而知识经济则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它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智慧型的新经济形态,知识和技术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到生产函数之中,从而使经济效益可以持续递增,因此,农业经济时代,人们梦想占有土地;工业经济时代,人们希望拥有资本;知识经济时代,掌握知识将成为人们的追求,知识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将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竟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以往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的增长不再完全依赖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已转而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依赖于对知识的获得,足以弥补传统生产要素不足而对经济发展带来的障碍。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和实力,将会由其掌握有形资产的数量转移到拥有知识的能力和服务能力等无形资产的数量上去。例如,美国著名的微软公司总资产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143亿美元,其无形资产价值市价已高达1623亿美元,该公司的市场价值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
2、知识劳动者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农业经济时代,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农民,知识分子游离于社会财富创造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工人,知识分子是社会生产的指导者或组织者;而知识经济时代,智力劳动者已成为庞大的知识阶层,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知识经济时代的农民已成为掌握农业高新技术的知识劳动者,新时代的工人也是用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高技术工人。拥有足够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创造出数倍于体力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知识劳动者在知识经济时代占据主体地位,是社会的主流。1981年至1991年,美国就业中的蓝领份额平均降低了3个百分点,而白领份额增加了6个百分点。在日本,专业和技术职业的就业预期于本世纪末增长超过40%,几乎比次快增长的群体——办事员及其相关职业快四倍。在美国,到2005年前预计专业和技术职业的就业增长将是36%,几乎比工艺和熟练的手工职业快三倍。[1]
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人力资源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从人力资源内部的替代性来看,人力资源的质对量具有较强的替代作用,而人力资源的量对质的替代作用却较差,甚至不能替代。例如,一个高级工程师可以完成几个低等级工人的工作量,而几个低等级技术工人共同工作却难于完成高级工程师所从事的复杂工作。知识经济仍是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背后是人才的竞争,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主要的战略资源。企业竟争的胜负,取决于其是否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
3、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标志性产业,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81年至1992年,主要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增长了1倍多,而同期其它制造业的产值增长了2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年度报告中指出,其主要成员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已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1997年,美国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服务出口总值已接近商品出口总值的40%。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5%以上,而汽车工业只有4%。[2]
知识经济将引起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和产品结构的全方位变化。知识经济条件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体现着产业发展的新途径;以高新技术为杠杆,推动着传统产业的知识化;以高新技术为武器,促进服务业大发展。就微观经济组织——企业而言,知识密集型企业居于主体地位。人力资源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主要因素。
可见,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会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更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经济时代,最需要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源,而是智力资源,知识经济的主体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具有创新潜能的高素质人才。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将成为企业内部长期投资的主要项目,甚至要超过对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企业对人力资源投资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及所起的作用已不容忽视。例如,1995年美国很多企业无形资产的比例已高达50～60%。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决定企业未来现金流量与市场价值的主要力量。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会计要满足企业管理当局及其他相关机构对人力资源信息的需要。
1、人力资源会计为企业管理者提供评价人力资源决策方案所需要的信息。企业管理者十分关心人力资源投资的效能和效益,并加以追踪评估。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为实施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企业是从外界招聘还是在内部培训专业人才?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应当裁减还是保持其人力资源?裁减职工可以立即降低人工成本,并相应增加本期效益,可是到了经济复苏时,社会对人力资源需求增加,企业有可能为重新雇用新职工花费巨额费用,即被裁减职工的重置成本。如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显然,传统会计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人力资源会计。
2、人力资源会计向投资者、债权人提供制定正确的投资和信贷决策所需的信息。传统会计报表并不向投资人和债权人提供企业人力资源的变化情况,以及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在损益表中,传统会计将人力资源的投资成本列为本期费用,而未予以资本化列为资产,未在预期使用年限内按期摊销,从而歪曲和低估了本期收益。在资产负债表中,传统会计在企业资产总额中并未包括人力资产,从而歪曲和低估了企业实际拥有的人力和物力资产总额,以及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知识经济时代,投资者和债权人更关注企业员工素质、构成,特别是企业的技术队伍和管理队伍、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等人力资源方面的信息。人力资源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能够更确切地分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投资比例和投资效果,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企业总资产中人力资产、物质资产的比例,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
3、人力资源会计向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会计信息。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细胞,政府主管机构和社会公众不仅要求企业披露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还要求企业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为了创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以争取社会公众和企业职工对企业经营的有力支持,企业也必须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在谋求投资者权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人力资源安排方面的贡献。人力资源具有特殊性。企业要为人力资源的载体——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也需要劳动就业方面的信息。人力资源会计是提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主要信息来源。
我国人力资源存在人口众多、素质低下的问题,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又存在人才浪费和人才短缺并存的局面,存在教育收益率和教育投资比重十分低下,知识分子收入水平偏低,人才流动困难等问题,因此,我国建立和推行人力资源会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较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
以人力资源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组织中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问题的人力资源会计,尽管自诞生已有30余年,目前这门学科仍处在不很成熟、不断探索的阶段,仍难满足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还处于介绍和引进人力资源会计的阶段,理论界对此研究尚处于起步状态,实务中也没有得到应用。但会计界对它研究的兴趣也日渐浓厚,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在我国建立人力资源会计要有一个过程,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深入理论研究,澄清模糊认识,更新传统观念。人力资源能否被视为一项资产,是人力资源会计能否成立的关键。人力资源作为会计资产,必须用货币进行计量。对人力资源的计价,人们会误以为对人明码标价,似乎是对人格的贬低,所以难以接受。明确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人力资产各概念的范畴、特点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是人力资源会计的基础,人力资源成本项目及资本化、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式是人力资源会计的优秀。现有会计模式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已发展为一套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对其每改进一步,都是传统与新生的较量,尤其是将人力资源纳入会计要素中,涉及人力资源的收益权问题,这将影响到政府、企业投资者及其他利害关系集团的切身利益。会计界必须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共识,才有利于统一思想认识,转变管理人员传统计会计模式下形成的旧观念。
其次,吸收借鉴西方人力资源会计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成果,洋为中用。一方面,我国会计界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深入考察和研究国外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作一般性介绍,为最终建立适合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会计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又不能照搬照抄。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各不相同,进而有不同的人事管理制度,不同的企业和组织,劳动用工制度也有很大区别。因此,人力资源会计在吸收借鉴西方国家有关理论和方法时,必须与国情及本单位实际情况相结合。
最后,开展人力资源会计试点工作。试点单位一般应是人力资源密集、人力资源投资较大,既要有完善的人事档案资料,又要有完善的会计组织和较好的会计工作基础。例如,可选择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进行试点。这些企事业单位是人力资源密集的场所,它们往往为招募、选拔和培训人才投入巨额资本,人事部门一般有较为完整的档案材料,可为人力资源成本和价值的计量提供重要依据。也可有目的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中外合资企业作为试点单位,这些单位更易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对人力资源会计易于接受,同时也有利于借助国外的管理人员,为我国培养人力资源会计方面的专业人才。试点的业务应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推广和普及,从而建立起各行各业的人力资源会计核算体系。
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人力资源会计,并会推动人力资源会计趋于完善和成熟。
摘要：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既需要政府一定的宏观调控，又排斥政府高度集中管理和政府过多的干预；既需要政府权力，又最忌政府权力的滥用。因此，知识经济离不开行政法的规范与保障，需要通过行政法授予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权力和控制政府权力的行使，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将引起行政法原则的发展和行政法制度的创新，即知识经济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互动与适应的关系。
关键词：知识经济；行政法；互动适应中图分类号：DF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525（2000）05-0019-07
一、知识经济需要行政法保障
（一）知识经济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与调节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国家机器以来，任何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的产生和发展，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干预。知识经济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其重要特征之一，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严格地规范和有效的管理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需要政府建立起对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保障体系，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干预和推动。主要理由是：知识的创新、传播和运用离不开市场，而市场功能的缺陷又需要政府弥补。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方式和手段，具有协调与适应、供给与需求、刺激技术创新、控制市场成果分配几大基本功能，其优秀是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但这些都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能自动地实现全部国民经济目标。市场竞争与价格机制发挥有效的调控功能，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和框架条件，如产权明确的企业制度、完备的市场竞争制度、相对独立运转灵活的货币银行体系等，而这些基础性条件只有通过政府的作用才能建立起来并不断调整、保持下去。这说明，市场机制必须建立在政府创造和保持必要的制度框架、秩序规则及其他条件的基础上，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以政府的作用为前提。而且，问题不仅如此，即使所需的制度条件充分具备，市场机制的调控功能仍然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或者说存在功能缺陷，即“市场失灵”。其主要表现是：（1）由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努力所带来的大量失业；（2）由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垄断；（3）由市场参与者竞争能力不等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悬殊差别；（4）由企业转稼成本或收益转移所造成的外部性问题；（5）由搭便车所引起的公共产品的短缺问题；（6）由市场微观主体的小决策所造成的结构失衡问题；（7）由技术变动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波动问题；（8）由其他突发性事件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等。①
正因为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与调节便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并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功能。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政府以管理者、裁判者和服务者的身份出现，担负着干预调节经济运行过程的任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1）政府是经济活动秩序的维护者。知识经济的运行离不开市场，市场充满竞争，而竞争必须有秩序、规则。政府通过对市场活动进行监督，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为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必要的管制手段，为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2）政府是执行经济活动规则的裁判者。在知识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应用者都应遵循既定的规则，如有“违规”行为，政府有权给违规者以制裁。（3）政府是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者。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从调节方式上看，分为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从调节对象上看，分为微观调节和宏观调节，其中宏观调节又分为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对市场分配结果进行调节，以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协调，促进社会进步。（4）政府是知识经济运行的扶持者与服务者。这主要有：第一，政府提供人力、技术和金融支持，加强通讯平台、电子通讯网、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各种类型的技术开发中心和教育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知识扩散网络的发展，促进知识的广泛获取。第二，政府改变过去直接组织企业技术改造的方式，通过加强需求调控，采取政府购买和合同定购等形式，调动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积极性，以推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第三，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必须靠教育的发展。因此，政府要大力扶持教育，推进教育改革，倡导社会全体成员终身自觉学习，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为知识的运用提供基本保证。第四，建立和发展邮政、通讯系统。现代的邮政、通信系统是涉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在科技不断进步、微电子学等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和发展、并广泛应用于邮政、通讯系统的情况下，加快加紧这方面的统筹规划、建设和研究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也需要政府直接出面或大力支持才能建立起来和有较大发展。第五，政府要投资兴办从事基础研究、前沿学科和有战略意义发明的科研机构，或给予从事该类科研活动的机构和人员以财政支持（5）政府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划者。政府要根据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为本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作出规划，制定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中、长期发展计划。这一方面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宏观经济的信息，引导其行为，保障其权益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具体干预调节经济的行为提供依据和准则。
（二）政府干预知识经济的行为又需要行政法规范
知识经济与政府干预有着密切的关系，离不开政府干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政府干预也存在缺陷，政府在干预知识经济的过程中，行政权力的滥用，失职渎职行为的发生，又会造成资源配置失调，经济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受阻。为保障政府能有效地干预知识经济，防止政府胡乱干预，以及不履行职责不进行必要的干预，就必需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予以法律规范，将其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这便是行政法应完成的任务。在知识经济的建立和正常运行的过程中，行政法应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1、授予政府宏观调控知识经济的权力和控制政府权力的行使。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经济，都不可能是无政府经济，不可能是不受政府一定宏观调控的经济。没有政府一定的宏观调控，市场就会出现混乱，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正常进行，知识经济就不可能存在。然而，知识经济又是排斥政府高度集中管理和政府过多干预的经济。如果政府对知识经济横加干预，管得过宽，统得过死，就会使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使用者失去活动的自由，丧失积极性，知识经济就难以搞活，也就谈不上正常发展。总之，知识经济既需要政府权力，以保障其正常有序地运行，又需要限制政府权力，以防止政府权力膨胀，窒息其活力。为此，行政法一定要授予政府宏观调控知识经济所必需的权力，同时要控制政府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权力。
2、确定政府权力行使的方式和程序，保障政府正确、合理地行使权力。知识经济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但宏观调控必须采取合理的方式和遵循正当的程序。方式不合理，程序不正当，调控就可能变成滥加干预。如滥设许可，不经正当程序任意罚款，随意责令停产停业等。因此，行政法不仅要设定政府的权力，使政府在法定的权力范围内活动，而且要确定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使政府按法定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力，依法办事。
3、规定政府违法行使权力的法律责任，完善行政法制监督机制和行政法律救济机制。知识经济需要政府权力，但又最忌政府权力的滥用。滥用的表现形式可能是越权，可能是失职，可能是违反法定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力，可能是基于不正当的动机和目的行使权力等。因此，行政法对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必须设定法律责任，设定监督和救济机制。法律责任是滥用行政权力者对其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撤销违法行政行为、责令履行法定职责、赔偿损失等。监督是国家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者进行的制约，如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等。救济是国家为合法权益被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设定的补救途径。如行政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要保证政府权力的合法行使，保障知识经济的正常运行，就必须以行政法规定严格的责任机制，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有效的救济机制。
二、知识经济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定位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具体的行政法规范之中，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准则，它是在行政法调控行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权干预经济的范围和方式的变化必将引起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具体说来，要保障政府行使行政权干预经济的行为既满足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又不偏离行政法治的轨道，就必须遵循下列原则：（一）合法干预原则（略）（二）合理公正原则（略）（三）适度干预原则（略）（四）有效激励原则（略）（五）公开原则（略）（六）效率原则（略）
三、知识经济与行政法制度的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将引起行政法制度的创新，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已被广泛运用的行政处罚制度、行政许可制度、行政裁决制度、行政强制制度、行政责任制度等，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仍有其适用之必要，但要根据知识经济的要求调整其内容，使之与知识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如就行政处罚制度而言，要对那些侵犯知识产权和利用某些技术手段从事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行为，及时予以制裁，以维护好知识经济秩序；就行政责任制度而言，不仅要求政府对其越权和滥用权力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且要求政府对其不履行宏观调控职责，不为知识经济的发展积极提供指导与服务等失职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行政指导制度、行政合同制度、行政奖励制度、行政服务制度、行政协调制度、行政扶持制度等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大有用武之地，亟待加强和完善，这些制度也是现代行政法富有价值且需要深入开拓的领域。
（一）行政指导制度
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在其主管的行政事务范围内，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为引导行政相对人的活动而实施的，对相对人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非强制性行为。②在现代社会，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日趋增多，干预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多样，除了单纯的行政强制外，还出现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之类的非强制性的积极行政方式，有效地弥补了行政强制的不足。与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政命令不同，行政指导是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柔性行政行为。它主要以示范、劝告、建议、鼓励、指示等非强制性方式，通常还辅之以利益诱导，向行政相对人施加作用和影响，促使其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此达到行政目的。行政指导“以其柔和的、富含民主的色彩，既体现了政府行为之目的性，又兼顾市场经济之自由性”。③“它既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的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④因此，行政指导这种新的基于相对人同意或协作而发生作用的非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就成为完善和丰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
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等原因，在社会、经济领域常常有一些新情况缺乏具体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加之某些情况下采用单纯的法律手段并不能有效地发挥调整作用，即存在法律低效区域，⑤这时由行政机关主动采取劝告、说服、建议等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非强制性行政指导措施，进行积极有效和灵活机动的干预和调节，乃是必要与明智之举。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而对公共行政的客观需求。同时，由于政府在掌握经济信息、科技信息、政策等方面的优越性，通过实施行政指导能有效地引导相对人在经济活动中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从而有利于促进知识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行政合同制度
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履行行政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经过协商，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兴起的现实基础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带来政府职能的扩张与转变，进而带来政府管理方式上的变化。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柔和的、富有弹性的管理手段，既不象行政命令那样僵硬，容易窒息个人、组织的积极性；又不象民事行为那样自由随便，难以贯彻国家意志。它比行政命令更能为被管理者接受，更有利于公务的推行；同时，它吸收了民事行为的灵活性而舍弃了其随意性。它是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协商和行政权优益性的有机统一。政府采用行政合同的方式管理经济，既能实现国家公共行政的目的，又不致于破坏经济活动本身的秩序，这是行政合同能够盛行于今世的魅力所在。行政合同作为一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因其具有的民主性、柔和性、非强制性，较大程度地代表了平等、独立、民主、责任、宽容的人文精神，能有效地调动政府与公民双方的积极性，有助于减少摩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确保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职能与角色向着宏观管理和间接调控的方向转变，促使政府管理观念与手段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在行政领域也开始摸索借助合同方式强化和落实责任，调动和发挥相对人的积极性，以改善行政管理，提高公共财产的使用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政府对于经济、科学研究、资源开发等领域的管理，若采取简单、强硬的行政命令手段显然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而采用行政合同的方式进行管理，可以适应管理对象的自身特点，有利于行政目标的实现。目前，科研合同制度在各国比较盛行，许多国家为完成主要的科研技术开发项目，大都采取由政府牵头参与，通过与科研机构签订合同的形式进行。我国对于重大科技项目普遍实用合同制度，采取行政合同的方式实现科研项目的完成。由于合同本身的特点在于发挥双方当事人的积极性，它可以将正确行使行政职能与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统一起来。行政合同作为体现行政的民主性和公平性的有效手段，行政主体在追求并实现某一行政目标时，没有采取带有命令性和强制性的传统模式，而是在与相对人互谅互让、充分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平等相处、民主协商的方式签订行政合同，既能增加相对人在行政管理中的参与民主，也能提高行政效益。
（三）行政奖励制度
行政奖励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在增加社会公共利益和遵纪守法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和贡献者，给予物质、精神鼓励的行为，它具有强大的教育和导向作用，是现代行政法的产物和重要内容。⑥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往往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所以对在知识和技术创新过程中作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给予行政奖励尤为必要。这样，可以激发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取得更大的成绩和作出更多贡献。目前，我国涉及到科技方面行政奖励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已有一定的数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等等。但还应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充分发挥行政奖励制度在推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四）行政服务制度
所谓行政服务，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增进社会公共福利、推动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等而依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各种服务的行为。就行政机关的本质而言，它应该是服务性的，即为社会公众服务。服务是其宗旨，是其根本性的目的，而支配与强制只是手段，是为了达到服务的目的才使用的，这种关系不能被倒置。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也强调行政活动是为人民服务，但因体制上的原因，无所不包的计划及其不可抗拒性的非常现实，细致地体现了行政活动对公民，特别对企业的支配性和强制性。所谓“服务”，则因计划体制束缚生产力而带来的低效益及生活消费品的贫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府活动的抽象的目的和理想化的口号。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转变职能就真正体现它的服务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政府有“提供服务”的职能。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不再应是抽象的口号意义上的，而应成为政府的具体职责。如行政机关不向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提供服务，即为失职，依法享有受益权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可以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服务职能更应强化，政府应利用其掌握信息、资金、政策等优势，及时、准确地为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应用者提供政策优惠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中介服务和其他保障性的服务等等，以增强他们创新知识、运用知识和开拓市场的能力，引导他们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提高其决策的科学性，减少其行动的盲目性，以促进知识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五）行政协调制度行政协调是行政机关基于其职权或职责，为防止或消除社会上人们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促进人们更好地合作而进行的协调处理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一种能平息各方利益冲突，尊重各方利益并促使他们达成一致意见的非强制性手段，行政协调的运用是积极有益的。行政机关在市场经济中提供协调，就是要协调经济关系，协调生产布局，以保障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避免造成生产的盲目性和资源的浪费。知识经济是一种高度智力化的形态，知识的产生有多种来源，知识的传播有多种途径，知识的应用有多种形式，这需要社会的认同，需要企业、科研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需要有国际间的一些大型的长期性的基础研究项目的参与，还会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人才培养和资源合理配置等，这都需要政府进行有效地协调。就我国现有的法律来看，规范行政协调的法律仍然十分粗陋，如对于行政机关如何行使行政协调权缺乏详细的法律规定，这将影响其在现实中的具体操作。因此，要真正发挥行政协调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还需要完备相关的法律规定。
（六）行政扶持制度
所谓行政扶持，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平衡经济的整体均衡发展，依据有关的法律和政策，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税收、进出口特许、资金投入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便利或优惠，以促进它们发展的一种行政行为。行政扶持是行政机关根据宏观调控政策而进行的微观调节行为。行政扶持的内容是向扶持对象提供有益其发展的优惠和便利条件，其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具体可表现为减免税收，减少国有资产占用费，利用国家建立的专项基金提供资金援助，提供低息贷款，在某些权利方面予以特许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全局经济的发展。⑦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行政扶持是一种必要的干预手段，也是行政机关实行宏观经济管理必不可少的方式，它能有效地弥补不发达的知识经济缺陷和减少市场的扭曲，促进知识经济健康发展。因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理性的战略思考，有全局性的发展规划，且财力雄厚，信息全面，它对于整个市场的了解、掌握和洞悉比一般市场主体更深刻、长远。而市场却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纯粹的市场调节具有强烈的趋向性，一些投资少而收益快的产业会受到企业的青睐，而投资大收益慢的产业，如基础研究、前沿学科和有战略意义发明的科研却无人愿意光顾。因此，行政机关在了解、掌握市场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在资源配置、资金分配等方面扶持特定的经济组织和科研机构，以鼓励其从事基础研究和前沿学科等研究，这是政府以其自身优势弥补市场的不足，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摘要】以“五形态”论为主体；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对过程的多层面的考察；全面把握的性质和特征间的关系，正确昭示时展的总脉络；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和复杂性，这四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决定了其特有的论功能。在我们所处的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必须要确立科学的时代观。在学术界关于知识的种种“时代提法”中存在着一种背离科学的时代观的倾向，即把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把握。因此，对“知识经济”做时代观上的梳理，便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时代观的一个重要契机。
从社会认识的表层上看，“时代”是人们对一定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变动的度的范围的一种称谓，但从社会认识的深层上看，“时代”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系。这样，就产生了历史视野中的“时代观”。然而，“时代观”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正因为如此，在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重大社会的过程中才有不同的“时代观”碰撞。在对知识经济的认识上也概莫能外。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不少关于知识经济的“时代提法”，如：“知识经济时代”、“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等。我以为，这类“时代提法”，如果仅用于具有“普及”意义的一般宣传上，或仅用于对我们所处时代一定阶段上和经济生产发展的某些特征及其趋势的称谓上，似乎还无可厚非，但若将其泛化，视为时代性质的根本变化或时代性质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那就值得推敲了。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时代观”的考察和对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的辨析，试图说明我们在现时代应确立和发展什么样的时代观。
一
科学的时代观有两个重要且相互联系的方法论功能：一是从静态上把握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历史时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揭示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二是从动态上把握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历史时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演变发展，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但科学的时代观是如何实现其方法论功能的呢？我以为，必须首先认识和把握科学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说”中，搞清楚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说”，也就明确了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从而也就探明了科学的时代观是如何实现其方法论功能的。
1．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
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与“社会形态”是属于同构的范畴。（参见拙文：《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和逻辑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世界历史”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空间规定性，“社会形态”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而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就是所谓的“时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五形态”（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论就是从总体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演变发展规律的逻辑论证。可以说，没有“五形态”论，就谈不上对“时代”的科学把握。当然，仅确定上述之点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五形态”论。笔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五形态”论，还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由。
首先，唯物史观在“时代”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就是科学的“时代观”，故唯物史观最优秀的理论也就是科学“时代观”的最优秀的理论。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唯物史观最优秀的理论，而马克思的“五形态”论正是依据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的规律的。所以，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构成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历史学笔记》等著作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大量有关论述中得到印证，当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也有其他种类的划分（见下文），但这些划分并不能构成科学的“时代观”的主体。因为，以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为基础的“五形态”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毫无疑问，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直接、全面地昭示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从而在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过程。此外，科学的“时代观”必须能够把握一定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作用，确定一定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指有阶级存在的时代）。显而易见，只有“五形态”论才能把握一定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作用，确定一定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其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观根据也正在于“五形态”论。因此，无视“五形态”论在马克思“时代观”中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在“时代观”的层面上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这又等于在逻辑上否定了马克思“时代观”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主旨就在于为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五形态”论则是这一主旨的“时代观”层面上的集中体现。由上可见，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只能是“五形态”论。至于如何理解“五形态”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的问题，笔者已在有关论著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故不赘言。（参见拙作：《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第四、七两章，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版）
2．以“五形态”论为主体的科学“时代观”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层面的考察
由于社会是多层面的，放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可从不同的视角上来考察，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除了“五形态”论以外，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还有其他种类的划分，如：两阶段划分：必然王国自由王国。三阶段划分：（A）人的依赖性（经济社会）物的依赖性或人的独立性（商品经济社会）自由个性（产品经济社会）；（B）个人从属于共同体个人与共同体对立共同体从属于个人；（C）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未来的社会形态；（D）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同占有制；（E）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形式”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四阶段划分：（A）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时代自动化时代，等等。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上述划分形式与“五形态”论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包括“五形态”论在内的“各种划分形式之间不存在哪种更根本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划分形式在认识对象上各有其限定的范围，而针对不同对象的认识角度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即看到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方位的考察，但却忽略了他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种视角是有根本和非根本或主导和非主导之分的。
我以为，在马克思那里，既然“五形态”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那么“五形态”论就必然是马克思科学地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逻辑视角。只要仔细揣摩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其他划分形式的“文本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他划分形式”都是在马克思考察“五形态”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们不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故对它们的论述在马克思那里也就不具有系统的形态。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在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规律。笔者的这种认识丝毫不意味着否认“其他划分形式”特定的方法论功用，而是强调：“其他划分形式”都只是在某个社会层面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故它们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中不可能与“五形态”论处于相同的地位。那么，它们与“五形态”论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在笔者看来，“其他划分形式”是对“五形态”论的逻辑补充和扩展，而“五形态”论则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层面的考察。其“文本”根据是：首先，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第一个阶段，大都或是专指原始社会形态及其某一特征，或是指包括原始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如原生的社会形态、原始公有制、采集和渔猎时代、人的依赖性、个人从属共同体等。再者，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最后一个阶段，都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或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征，如未来的社会形态、自由王国、自由个性（产品经济社会）、共同体从属于个人。自动化时代、共同占有制、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等。其次，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个阶段，大都或是专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征，如物的依赖性或人的独立性、个人与共同体对立、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工业时代，或是指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两阶段划分”中的必然王国、“三阶段划分”中的次生的社会形态和私有制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其四，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个阶段，大都或是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某一共有特征，或是指包括这两个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如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农业时代、人的依赖性、个人从属于共同体、次生的社会形态、私有制等。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主要是为了全面地把握人类社会五形态的演变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历史性及其向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包括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和复杂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构成马克思“时代观”主体的只能“五形态”论。当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我们只有在搞清楚“五形态”论与这些“划分形式”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这种方法论意义。
3．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昭示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关系，从而全面地把握了时展的总脉络
实际上，在考察“五形态”论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间关系的过程中，笔者已从一个侧面论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谓时代的性质是指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时代的规定性。对此，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了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4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一种一定的生产”，指的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于马克思的“时代观”来说，确定一定的时代的性质是考察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逻辑基点。离开了这一逻辑基点，对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考察都无从谈起。与“时代的性质”相对应的是“时代的特征”。“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无疑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决不能因此而把它们混为一谈。
与“时代的特征”相比较，“时代的性质”有着更为稳定、单一的特点。而“时代的特征”则是复杂多样的。它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一定时代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其内容如该时代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特点等。这方面的提法有：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原始公有制、私有制、“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共产主义的“个人所有制”等。二是，一定时代的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征，其内容如该时代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导向等。这方面的提法有：“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三是，一定时代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其内容如在该时代某一发展阶段中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其社会生活影响的特点等。这方面的提法有：“蒸汽革命时代”、“电力革命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等。因此，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即“时代”会呈现出多种特征，人们可以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来把握“时代的特征”。但“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毕竟不是一回事。19世纪的马克思既经历了以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为特征的时代，又经历了以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为特征的时代，同时还经历了“蒸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和“电力革命时代”的初期（他为“电力革命”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即将产生的深远影响而欢欣鼓舞），但他关于时代性质的观点（即他所处的时代仍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自20世纪初以来，人类社会开始由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过渡，当代社会主义处于这一过渡的整个过程的起点上。不过，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过渡是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将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所以，更确切地说，人类自20世纪初外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多种特征都是由这个时代的根本性质所直接或间接规定的。
我以为，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时代及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既然“时代的特征”不等于“时代的性质”，那么，用“时代的特征”来直接界定“时代的性质”或把“时代的特征”视为“时代的性质”，就必然会把“时代的性质”搞得模糊不清。例如，无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提法，还是围绕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都不是对我们所处时代性质的界定。如果用上述这两类时代提法来直接界定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关于时代问题的研究中就会出现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此外，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在方法论上把时代的某一方面、某一时期或某一时期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绝对化，还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错误。对现时代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考察（包括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过程）必须以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正确界定为基点，因此，对“时代的性质”的界定出现了偏差，就会导致实践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从而也就必然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失误。例如，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曾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提法绝对化，从而在国内外形势、战争与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编差，这就使得我们的实践活动往往受“左”的倾向的干扰。再如，近些年来，一些人又把“和平与发展”以及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绝对化，而忽略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以及科学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发达国家对大多数发展家剥削和控制的一面，这种错误的倾向也同样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损害。
4．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揭示了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
从逻辑上看，以“五形态”论主体、科学昭示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相互关系，从而全面把握时展总脉络的马克思的“时代观”，当然内在地包含着对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的科学揭示。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的论述上。鉴于人们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的论述较为熟知，放在此笔者仅简略地谈谈马克思关于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及其过程。
19世纪50年代中期，在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考察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将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过程中，马克思作出了这样预测：“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世界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球。”“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264页）可见，马克思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在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的出现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人类将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且资本关系仍占据统治和优势地位的发展阶段。虽然当代两种社会制度存在的“地区界限”并不是象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但这毕竟说明他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上把握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代过渡的复杂性。此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马克思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围绕着限制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复杂性；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马克思根据俄国公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状况，围绕着限制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昭示了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复杂性。关于马克思在上述这两个时期对“复杂性”问题的具体论述，我曾在有关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说明，故不赘述。（参见拙文《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综上所述，马克思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决定了其特有的方法论功能。这种方法论功能使当今人们能够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他们所处时代的性质、演变发展的总脉络及其向更高一级时展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二
我以为，从论上看，学术界出现的把关于知识的种种“提法”（如：“知识经济时代”、“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泛化的倾向，与长期以来学术界不少人把从传统农业（或传统社会）向社会（或现代社会）转变一般过程的图式的“范围”扩大化有直接的关联。以下，笔者拟从对这一逻辑“描述”的局限性的剖析人手，对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作时代观上的梳理，旨在搞清楚在现代技术革命蓬勃的条件下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时代观的。
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机为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必经的社会发展道路，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即：试图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但也有其明显局限性。首先，这一发展图式舍去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把并存的不同社会制度（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纳入同一发展序列，这就必然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化，忽略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参见拙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初探》，载《马克思主义》221第2期）因此，如果把这一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就会直接得出“趋同论”（指在方法论上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区别的“趋同论”）的结论。再者，即便从“技术经济”的角度上看，这一发展图式也仅是比较适合于20世纪以前的世界发展状况，而不适合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状况。如果硬要把这一发展图式“严丝合缝”地套于现代，那么就会产生“历史的虚构”。帕特（AlejandroPotters）在从方法论上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演化分化理论的弊病时指出：“现代化理论与演化分化论一样迷信于发展是从一初期的传统时代走到一前进的终点，如果把传统视为与现代在逻辑上相对立的状态，当代存在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一个是‘传统的’这种过程中初期阶段的虚构性，归咎于它的观察完全不凭据社会事实，却凭据"最后"阶段的性质臆造出来。用OwenLattmore（1962）的话来说，是‘文明造就了野蛮’。”（转引自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巨流图书公司1985版，第46页）同时，把这一发展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还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西方国家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或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泛化”。众所周知，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迄今为止，能够被人们通常称之为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见，看不到上述逻辑“描述”的局限性，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化，即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就必然会在方法论上导致种种错误的出现。
同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一样，近些年来学术界所出现的把“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泛化的倾向，在方法论上也是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目前学术界为这种倾向的合理性作论证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人类科学现在已从传统的小科学进入大科学阶段”，“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深刻，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历史的潮流”。所谓“大科学”即是指当代科学各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越来越广泛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态势。应当承认，这种态势的确存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也的确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是否能由此得出可以直接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的层面上确定时代的性质或社会历史整体发展阶段性的结论。我以为恐怕还不能。首先，科学技术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中介环节实现的，而不是直接的或“立竿见影”的，无论科学技术和所谓“大科学”发展的程度有多高，这一点都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由社会“组织一结构”的发展所决定的。所谓“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指的是“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文化传统、－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如果这些社会环节不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社会历史或时代的整体的质的变化就是不可能的。再则，科学技术对社会其他各个层面的影响又是复杂的。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比较快，如“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部分的社会分工形式、一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而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则比较慢，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特别是上层建筑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同时，即便是接受科学技术影响比较快的社会层面，其深层也不会立刻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构成了科学技术作用的不均衡性。其三，上述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重大变化不仅仅取决科学技术本身的作用，而且取决于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而言之，上述每一个社会中介环节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对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自身发展的程度。最后，科学技术作用的本身又受其他社会层面的制约。例如，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被赋予了“正负”双重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不少人把科学技术称之为“双刃剑”，虽然这种称谓并不很准确。
可见，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确定时代的性质，抑或说，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这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科学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再向人们印证这一点。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创造一个“网络世界”，使“地球村”真正成为现实，但它在给人们的经济生产、社会交往关系等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使人类同临着前所未有的种种困扰：经济生产中泛起“新型泡沫”；泛滥着的无政府主义猛烈地冲击着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国家安全（包括安全、文化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通过网络世界大肆推行精神霸权主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高犯罪不断“花样翻新”；网络关系中道德相对主义愈来愈盛行，道德人格严重扭曲，从而道德失范现象愈演愈烈；私人生活领域和个人的权力被严重侵犯；人与人之间产生新的隔阂①，等等。学术界有人乐观地断言，“网络曾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人的异化现象”。在这里笔者试图“修正”和“补全”这句话，即：网络在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一些旧的人的异化现象的同时，也对人类构成了新的威胁，造就了新的人的异化现象。
虚拟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原有的主一客体活动方式，提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只看到这一点就显得太“单纯”了。虚拟空间的主体及其活动归根结底是由现实生活中的主体来“虚拟”的，虚拟技术是“不管”谁来虚拟和虚拟什么的。这里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阶级观的冲突。众所周知，目前虚拟犯罪、虚拟战争（包括地球上的战争和星际战争）、虚拟“三角”恋爱、虚拟“同居”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关系等，已向人类的政治、、文化和伦理提出了的挑战。学术界有的人说，“数字化生存”能使人类抽象的思维直接转化为“数字化”生存空间的真实，这并不错，但要加以说明：正是因为出现在“数字化”世界中的真实是由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抽象思维转化而来的，所以，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美的东西与丑的东西、富有朝气和创造性的东西与腐朽的和情性的东西都会在“数字化”世界中以各种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和“发挥”出来。
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现时代人在更大的程度上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无疑为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不过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伴随着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来的还有：“无解”的结构性失业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患有“信息综合症”的人日益增多；“信息垃圾”对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年的污染日趋严重；人类生活模式特别是语言模式日益单一化；信息程序使人越来越陷入了一种“由电脑世界带来的新的孤独之中”；个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丧失了“文化直觉”，等等。在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是，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只是为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否所有的人都利用闲暇时间来在各方面提高自己，这则是另一个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闲暇时间的增加也可能导致更多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或紧张关系。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群”的一个重要环节。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应是不言而喻。可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直接导致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那似乎又颇显得幼稚。首先，通过应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人类大规模制造或合成的自然界没有的物种、生命和各种消费资料将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至今仍是需要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此外，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人类还不能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使用加以有效的规范。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既能用于有益的生产上，也能用于武器的制造上。目前，由于种种利益上的需要，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或集团正在大力发展生化武器特别是基因武器。从长远来看，这类武器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危害将会比核武器要大得多。二是，“科隆”技术的发展方向难以控制。我国有的科学家就此指出，在缺乏伦理探讨和技术保障的现阶段，要严格区分性科隆和生殖性科隆。生殖性科隆将会对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产生极大冲击，其恶果难以预料。目前，尽管主流生命科学界反对科隆人，但仍有人在实施科隆人的计划（如意大利医生塞韦里诺·安蒂诺里就正在实施有5000人参与的科隆人的研究计划）。
学术界不少人认为，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优秀的十大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知识资源成为人类的共享。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只是在一定的层面上即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是正确的。所谓“一般知识传播”至少不包括世界性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技术资源的传播。如果超越了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述观点就会变成为谬误。因为，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家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资源，从而也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收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一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分取到多大份额，与一国原来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以及认识与利用知识的速度、规模、范围和效果直接相关。显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资源方面的巨大历史差距，故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利益分配明显不利于缺乏知识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当然，笔者的这种看法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资源不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而是说发达国家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的技术资源是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共享的资源（如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至少在发达国家已有十年以上的周期）。正因为以上所述，在所谓“信息时代”，世界性的两极分化日益加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激增，但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受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贸易、劳务和市场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它们每年损失金额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每年接受外援总额的10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占世界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1％。两年之后（即199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又在《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国家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1994－1998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l．2倍，总收入占全球人口收入的41％。1990－－1998年，世界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收入之比，从30：l上升到74：l。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的以上分析，并不是要简章地印证科学技术作用的“双重性”（法国的启蒙学者早在几百年前就印证了这一点），而是旨在说明：把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或即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囊括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中，这至少在学理上是很不严肃的。当然，“知识经济”、“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和“新经济”等，的确是对我们所处时代一定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某些特点的种种概括（姑且不论是否准确），但决不能将它们“泛化”为我们所处时代性质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标志”。否则，一个与此相关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无法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包括所谓“全球问题”在内的主要社会问题至今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不能脱离开对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的科学分析，直接从现代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中推导出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即将发生质的变化。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时代观”为后人树立的典范。
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75页）
就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关系的复杂性而言，马克思的以上论述至少说明了科学的时代观的一个重要特点：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及其作用，但不是“唯科学技术”论。马克思曾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对这一论断是有限定的：科学技术不会直接导致社会的整体进步，它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与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这是就其作用的最终意义而言的，而不是就其作用的具体过程而言的。如果就其作用的具体过程而言，至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科学技术的作用仍然是双重的，即如诺伯特·维纳斯所说：“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马克思从科学时代观的高度把科学技术的这种双重作用归结为“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并进而指出，“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而这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历史时代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来实现。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如前文所述，人类自20世纪初以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虽然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不过时代的这一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作用的具体过程的科学考察必须基于我们对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
科学的时代观的上述重要特点也表明：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直接确定时代的性质，这既不能昭示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确定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也不能正确认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间的关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脉络，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规律及其复杂性，从而也就更不可能合理地解释科学技术与社会整体发展间关系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目前学术界关于“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中所反映出的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直接确定时代性质的观点，其方法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技术经济形态的分析取代社会形态的分析，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把历史时展的某一层面等同于历史时展的总体，忽略由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复杂性，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关系简单化。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在我们所处的风云变幻时代中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时代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