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经济转型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一、中、德经济亟需转型的表现及对金融改革要求

(一)中、德经济亟需转型的表现

从外部看，两国都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出口依赖程度较高。1950～1957年，德国出口依存度平均为17.1%，此后逐年上升，至1973年达24.5%，在发达国家中偏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平均超过25%，2006年最高超过35%，2012年降至24.9%。第二，国际收支持续顺差。1951～1956年，德国基本保持平稳的顺差状态。顺差主要源于贸易盈余，年均约3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1.5%。1957年起，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凸显且不断加剧，1969年以后，资本项目顺差取代经常项目顺差成为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国际资金疯狂投机德国马克的1971～1973年，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顺差突增至634亿美元和105亿美元，引发了数次货币危机。我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始于1994年，但直到2004年年均规模仅为265亿美元，2005年经常项目顺差跃至132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5.9%;2008年最高达到4206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0%。除经常项目顺差外，我国还存在巨额的资本账户顺差(其主要来源是FDI)。我国2002年以来FDI占GDP的比重平均在3%以上。第三，外汇储备不断积累。1960年代，德国的外汇储备平均约为80亿美元，1972年超过200亿美元，1973年超过4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德国外汇储备增速开始放缓。2002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为2864亿美元，2006年突破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底为3.8万亿美元。可见，中、德两国在经济转型期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第四，国际政治、经济摩擦频发。国际收支顺差及过多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等国家指责相应时期的德国和当前的中国人为低估汇率，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加压力，要求货币显著升值、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利率管制等。德国因此承担了所谓的“军事补偿成本”，我国被执行“超级301条款”，并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从国内看，两国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储蓄率偏高。德国储蓄率从1960年开始上升，1970年最高为29%，1975年以后稳定在20%左右，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2000年以来，我国储蓄率从37.5%上升至2009年达到最高的52.7%，2012年，我国储蓄率仍高达50.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第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德两国的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加之本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入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1952～1960年德国基本生活费用年均增长率仅为1%，1961～1969年约为2%，1970～1972年为4.7%，1973～1974年最高增至7%，1975年以后逐年降低。2000～2006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低位运行，2007年大幅增长至4.8%，2008年创下5.86%的新世纪之最，2013年为2.6%。第三，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德国基尼系数虽略有升高，但控制在0.40的国际警戒线以内。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代就超过了0.40，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最高为2008年的0.49，但实际数值可能高达0.61。通过对中、德两国面临的内外经济问题的比较发现，德国内外经济矛盾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此后10余年不断加剧，1969～1973年达到高潮，1974年起逐渐消解。我国一些经济问题浮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后愈发凸显，2007～2008年全面表现出来。截至2013年底，上述问题虽有所缓解，但仍相当突出。此外，中国还面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腐败等问题，对金融改革的要求更加紧迫。

(二)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引发金融改革要求

金融改革对经济问题的消解作用可大致归纳为五方面:一是汇率制度改革。汇率政策主要负责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市场化变动能改变需求的方向，“使需求从本国产品转向进口，或从进口转向本国产品”，从而自动消除顺差或逆差，并对输入型通胀起到“防火墙”作用。改革固定汇率制度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调整还可减轻本币升值的压力，缓和国际贸易摩擦。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利率政策具有拉动(或抑制)经济增长的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利率管制阻碍了上述功能的实现，难以发挥调节经济失衡的作用。市场化的利率与汇率之间存在一种联动机制，利率政策通过影响汇率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三是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效的货币政策能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控制货币供应量、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此外，货币政策还可通过收入的乘数效应引起国民收入变动，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金融体系开放。金融开放可通过消除金融歧视、削减准入壁垒、放宽经营限制、扩大金融市场容量、放开资本管制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金融垄断，降低国内金融资源扭曲的程度，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其中，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允许本国居民和企业海外投资，还能平抑国际收支顺差。五是本币国际化。本币国际化将降低一国货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依赖，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还有利于缓和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并降低外汇储备积累的风险。

二、德国金融改革的做法

自1973年起，德国把价格稳定作为第一目标，通过一系列金融改革，助推了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缓解了内外经济矛盾，顺利实现经济转型。

(一)主动实施汇率制度改革

1973年以前，德国名义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实为固定汇率制度。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国内低通胀等因素，马克的升值压力很大。德国中央银行通过买进外汇、提高非居民存款的法定最低准备金率，要求商业银行对非居民存款停止付息等方式来稳定马克汇率，并对其外汇盈余进行冲销干预。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收效甚微，反而缩减了国内货币政策的可操作空间。对此，德国意识到:在对外开放不可逆转、经济内外矛盾的情况下，马克汇率调整是无法避免的，拖延只会造成冲突的加剧和机会的丧失。因此，1973年，德国取消对汇率的管制，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制，并在1979年彻底完成资本账户的开放。固定汇率制的终结意味着中央银行解除了汇率干预义务，可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并重新掌握货币发行的主动权。

(二)分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1962年，德国修改《信用制度法》并调整利率限制对象;1967年，全面解除利率管制。但中央银行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利率的干预，转而推行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制，旨在引导市场预期，避免过度竞争引起金融不稳定。1973年底，德国中央银行取消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和信贷规模管理后，利率市场化才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使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大为提高，支持了德国经济的转型。

(三)增强货币政策效力

1957年，德国通过了《联邦银行法》，在立法上保证了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预算和人员安排基本不受政府制约，独立性较强。1971～1972年，德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德意志联邦银行试图提高利率控制通胀，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又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入，因而只能限制资本流动，如禁止向非居民出售固定利率的债券(1972年)。然而，这些措施未能如愿，1971～1973年德国资本净流入总量由24.7亿美元增至40.1亿美元。1973年德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后，货币政策开始真正发挥效力，对治理通货膨胀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德意志联邦银行随即大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调高贴现率和抵押贷款率，将当年的M2增长率控制在10%左右。石油危机期间，又适时调低伦巴德利率和贴现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抑制经济衰退、恢复增长起到关键作用。1974年，德意志联邦银行率先在西方国家中实行货币目标制。稳定的通胀预期，对货币政策意图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加快金融体系开放速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及国内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型金融机构开始海外扩张。截止1970年，德国三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和参股金融机构共计85家，遍布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德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限制较少，并较早地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德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及开放度显著提升，促进了国际收支平衡。

(五)推动马克的国际化

德国马克早在1958年便恢复了自由兑换，但资本账户的管制经历了多次反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防止投机资本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冲击，货币当局对马克债券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如禁止外资银行发行以马克计价的债券、禁止浮动收益债券等。然而，资本账户管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马克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资产不断积累和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陷入“美元陷阱”的德国坚定了马克国际化的决心。经过1960～1970年多次美元危机后，德国马克以稳定的币值逐步赢得欧洲各国的信任。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德国马克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成为国际货币提供了宝贵的机遇。1978年，德国联合法国等国提出了以“去美元化”为目标的倡议，得到欧洲各国的呼应，最终于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此后，德国马克实际已演变为欧洲的锚定货币，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汇率基本保持固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马克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2%上升到约12%，真正成为国际货币。

三、启示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新一轮“汇改”，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小幅升值。2010年的接续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但人民币波动区间相对较窄，升值压力犹在;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致使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德国金融改革的实践表明，放松汇率管制不会严重冲击经济运行，有助于化解内外经济矛盾。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在本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情况下，要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应继续坚持“自主、渐进、可控”的原则，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完善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最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及配套改革

2013年7月，我国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后，利率市场化的最后堡垒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监管部门应积极筹划利率全面市场化的过渡机制与举措。第一，设置缓冲机制。德国实行的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实际上是对利率市场化后金融环境突变的一种缓冲措施，我国探索类似的过渡机制有利于减缓金融市场的波动。第二，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利率市场化一旦完成，更多的资金或将流向股市和房市，如何防范和化解或有的资产泡沫将是监管的新课题。

(三)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德国的金融改革提供了两点借鉴:第一，货币政策应首先考虑国内目标。我国的货币政策应以实现国内目标为第一要务，兼顾与汇率政策的协调，货币政策不能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第二，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保证一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具备这一前提，才能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不为其他因素所钳制。建议从法律上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超然性，保证其职能的发挥。

(四)深化金融市场开放程度

2002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资本账户管制趋松;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各金融子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提升，金融理念与技术显著提高。从德国的做法看，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化可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为本币国际化和汇率体制改革夯实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经济内外矛盾。

(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加速实现经济转型的根本途径之一。在短期内，金融市场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应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因此，应扩大与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借助香港国际贸易、金融平台，打造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继续扩大资本账户开放，拓宽人民币和国内外汇的流出渠道(如允许企业和个人投资海外资本市场)，建立健全人民币回流机制，使人民币逐步成为区域货币。在中、长期内，应联合其他亚洲国家探索建立可行的亚洲货币体系，使人民币最终成为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

作者：王年咏刘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经济转型论文:探究经济转型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研究论文

摘要:后发国家的资本积累有着自身的特点。就中国来看,资本积累是由单一向多元方式转化,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这种高速增长也掩盖了转轨时期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改革以来中国资本积累方式的特点,从制度的角度反思当前中国资本积累所存在的问题,强调深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关键词:资本积累；市场经济；制度缺陷；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转型论文:浅谈我国经济转型的信用困境原因分析论文

摘要：以博弈论为基础构建了“信用行为决策模型”，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研究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信用缺失问题。通过“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推导，研究发现，实现信用交易守信的途径主要有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和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在中国由弱流动性社会向强流动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相应信用交易的守信保障机制并没有同步建立，这是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困境”的根源之所在。

关键词：转型社会；信用困境；信用行为决策模型；博弈论

一、引言

所谓“信用困境”就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失信行为泛滥的现实，这一现实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故称之为“困境”。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是政府主导的外生型演进过程，虽然体制建设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内完成，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在短期内追赶，但是一些思想意识转变却很难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转型。一个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还没有在短期内完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失信行为还比较普遍，人们还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信用规则行事。

社会的“信用困境”可以说贯穿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角债”问题，到后来的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再到近期的资本市场造假丑闻频出、地方政府信用形象不佳。虽然失信行为的阶段特征不同，但是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成立的，那就是我国目前尚未走出社会的“信用困境”。针对上述信用问题，本研究将以博弈论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深入挖掘我国当前“信用困境”的内在根源。

二、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运用博弈论来分析守信问题最为广泛的研究是在产业组织领域，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之间的战略博弈。所不同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与前提假设下，企业之间的博弈结果往往出现巨大差别。例如，古诺模型、波特兰模型等经典产业组织模型在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之后都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国外有关博弈论模型应用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很少将博弈论模型引入较为宏观的信用问题分析，或者说国外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对宏观信用状况分析的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因此，国外的博弈论方法当前多结合信息经济学的相关概念运用于机制设计等微观研究领域。

国内学术界关于社会信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研究领域较为广泛。首先，很多学者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对信用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的基本思路都是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交易费用等)强调“信用”本身的重要性(茅于轼，1999；郭红玉，2002；刘拥军，2003)。部分文章通过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信息不对称)试图给出信用缺失的一种解释(肖建，2003)。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对于信用问题的分析多处于概念阐述阶段，即使将信用问题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只停留在概念引入阶段，缺乏规范的数理分析。从2006年开始，国内一些学者也试图通过引入博弈论的模型来分析信用问题，尤其是解释当前中国信用缺失的现实原因。这些研究文献存在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突出特点，那就是不拘泥于微观领域，而多侧重于宏观领域，这也许更多是源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这些文献中，大部分研究还都是将比较基础的博弈论模型引入信用研究，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博弈双方既得利益的策略设计过于简单，导致博弈模型推导比较简单，博弈分析的结果也比较模糊，很难将与社会信用机制相关的制度因素作量化分析。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两点：一方面，不仅全面地引入了博弈论的基础模型和多期模型，而且较为详细地定义了社会信用制度的相关变量，使得模型的推导过程更为规范，其结论也更具有现实解释力。另一方面，在具体应用上述博弈论模型的时候，将“社会流动性”变化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形态比较的一个线索，通过比较不同的社会制度形态，结合博弈论模型的分析，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信用困境”是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流动性增强和社会相关信用制度发展不同步的产物。本文还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技术性不足，那就是博弈论模型仅限于完全信息，对于信息不完全的更为复杂的博弈模型，将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步引入，不断充实博弈论模型对社会信用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三、“信用困境”的博弈论分析——“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一)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构建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把信用这个概念进行适当的阐述。信用的本质是衡量人们对契约(包括正式的有形的合同和非正式的无形的合同)的遵守程度。从单个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看，是否遵守合同可能与个人的天性和教育背景有关，存在巨大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活动中成千上万的人对合约的遵守情况则表现出一种规律性趋势，或者可以看成是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多重博弈的结果。如果这种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多重博弈的结果是一种均衡状态，符合纳什均衡的基本特征，即没有一个参与者在他人不改变策略的情况下会有单方面改变战略的激励，那么，这种均衡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则是整个社会所体现出的共性的制度安排特征。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要深入分析信用问题，我们离不开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在介绍具体模型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模型的基本假设，这样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深入理解。

假设(1)：模型中作出守信或者失信决策的行为主体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即该模型中的信用决策主体是利己主义者，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信用决策主体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假设(2)：基于以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我们需要具体探讨关于不同决策的成本、收益问题。首先，守信的决策是有成本的，尤其是当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守信的成本会大幅提高。当然，守信同样会带来收益，这种收益相对于守信的成本而言，往往是一种趋于长期化的收益，可以表现为良好的个人信誉、良好的商誉或者是良好的政府公信力等。同时，失信的决策也是有成本的，这种行为模式的成本与失信带来的收益相比也是趋于长期化的。失信带来的这种长期化成本相对于守信的长期化收益而言更加难以消逝，一旦失信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很可能像阴影一样，让人挥之不去，无法摆脱。同样，失信也会带来收益，尤其是当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这种因失信而产生的收益往往会更加明显，但是这种收益也更加趋于短期化。因此，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信用行为决策简单地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守信或者失信的成本收益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守信或者失信的行为决策问题也就成了一个衡量和比较守信、失信的净收益问题，带来更大净收益的行为模式往往更加有可能成为人们最终的信用决策选择。

(二)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1模型的推导

(1)A表示因为守信行为人们所获得的收益，这里我们称之为“信用价值”，即我们现实中通常可以观察到的信誉、商誉、公信力的无形价值。这种守信带来收益是一种趋于长期化的收益。

(2)E表示因为失信行为人们所获得的收益。上文关于模型的基本假设已经谈到，这种失信带来收益在交易的双方一方守信而另一方失信时，往往会更加明显，但是，这种收益同时更趋于短期化。

(3)β表示对于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即失信行为被惩罚的严厉程度。如果一个失信行为被发现，那么监管机构将对失信的一方处以失信所得(E)的β倍惩罚。通常而言，β>1。从下文的模型结论可以看出，如果艮1，那么失信行为将会成为人们的最优选择。

(4)P表示对于失信行为的监督力度，即失信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我们假设整体社会管理体制可以有效监管社会全部交易行为的P倍(0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1)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守信的情况下做出失信的行为，那么失信者的收益可以表示为：u(breakfaith)=E×(1－P)+(E－β×E)×P=E(1－β×E)

(2)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失信的情况下做出失信的行为，那么交易双方都无法得到失信带来的额外收益，其双方的整体收益都可以表示为：U''''(breakfaith)=0

(3)如果交易的一方在对方失信的情况下做出守信的决策，那么守信者因为守信可以带来良好的信誉而获得一个A的收益，同时因为守信也让渡给交易对方失信者E的利益，因此守信者的收益可以表示为：U(keepfaith)=A-E+E×β×P

(4)如果交易双方在交易中均做出了守信的行为，那么交易双方都可以因为赢得并维护了信誉而获得一个A的长期性收益，交易双方的收益都可以表示为：U''''(keepfaith)=A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分析模式虽然需要依靠很强的理论假设作支撑，与现实情况相差较远，但是，这种分析模式比较清晰，可以作为我们理解问题的出发点(图1)。

考察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守信策略能成为整个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那么必须要满足条件：A>E-E×β×P且(A－E)+E×β×P>0

经观察可知，上述条件组包括的两个条件是等价的，因此该组条件可以简化为：βP>1或者0<βP<1，且A>E(1-βP)

考察这个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条件，我们可以发现失信策略也可以成为整个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如果博弈满足条件：

A经观察可知，上述条件组包括的两个条件是等价的，因此该组条件可以简化为：

0<βP<1，且A通过上述守信均衡和失信均衡的条件比较，我们发现实现守信均衡的优秀条件在于两个：监管力度βP是否大于1，信用价值A与E(1-βP)的大小比较。

2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一个简单变形

为了使得上述模型更能反映现实世界情况，我们这里引入“补偿机制”的概念。假定α代表守信补偿比例，即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失信者的罚金以一个什么比例转化为交易中守信者的补偿。从对补偿比例α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补偿比例的值域应该介于0到1之间。上面分析的是一种极端情况：α=1，即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失信者的罚金全部用于补偿守信者的损失。引入守信补偿比例α的概念之后，图1中的博弈模型可以变化为图2。

(1)当α=1(全补偿)，即我们上文分析的博弈。

(2)当α=0(无补偿)，该博弈的解为：

当A>E时，上述博弈有唯一均衡解(守信，守信)；

当A当E-E×β×P(3)当O<α<1(部分补偿)，该博弈的解与情况(2)的解相似：

当卢P>1或者0<βP<1且A>E-E×β×P时，上述博弈有唯一均衡解(守信，守信)；

当0<βP<1且A当0<βP<1且E-E×β×P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守信补偿比例α基本的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守信者的补偿力度越大，即α的数值越大，信用交易者就越有激励在交易中守信，反映在上述博弈论模型中，即出现(守信，守信)为唯一均衡解所要求的条件越宽松。

3模型分析小结

从上述简单的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保证信用行为博弈出现(守信，守信)的唯一均衡解主要依赖于两类条件：(1)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反映在模型中为βP，即如果一个失信行为被发现，那么监管机构将对失信的一方处以失信所得(E)的β倍惩罚；如果交易的一方选择了失信行为，那么他(她)有P(0以α=1(全补偿)的单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为例，如果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足够大，能够满足βP>1的条件，使得失信者的失信收益期望值E－E×β×P<0，那么根据模型的假设，信用交易行为可以达到(守信，守信)为博弈唯一均衡解的理想情况。如果第三方监督者对于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不能使失信者的失信收益期望值E-E×β×P<0，即0<βP<1，此时依赖市场利益调节机制，模型中的信用交易行为仍然可以达到(守信，守信)为博弈唯一均衡解的理想情况，其条件为：A>E(1－βP)。当0<βP<1，且A

(三)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

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侧重于分析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对于信用交易者的行为模式的影响。通过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重复博弈(信用交易)的前提下，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即在单期博弈的守信收益不够大，即A在推导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详细说明模型的一个关键性假设。首先，我们需要澄清，在多期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分析中，A被视为守信的长期收益，而且根据现实情况，守信带来的收益一般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反映出来。因此，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设一种比较极端同时又比较贴近现实的情况，即每次博弈中如果信用交易者做出守信的行为，那么他(她)将得到一个A的守信收益，但是这些收益只能在多期博弈的最后一期全部实现。因此，在两期博弈中，即使是博弈双方在第一期均保持守信，根据这一原则，他们在第一期的收益也均为0。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先考察两期博弈的简单情况。

第一期的博弈模型见图3。如果第一期结果为(守信，守信)，则第二期的收益矩阵见图4。如果第一期结果为(失信，失信)，则第二期的收益矩阵见图5。简单起见，我们在这个两期模型中假设贴现因子为1，即第二期的收益贴现到第一期之后没有贴现损失。为了更加贴近实际情况，我们假设在多期博弈过程中，考虑信用交易者采取如下的带有“报复性”的行为策略。自己在第一期守信，如果对方在第一期守信，则自己在第二期守信；如果对方在第一期失信，则自己在第二期失信。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可以证明，当AE-E×β×P，两期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都是守信。

首先，我们证明，当信用交易的一方采取上述策略，那么交易的另一方的最优策略也是采取上述策略。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那么交易者甲也采取上述策略，则甲的总收益为2A。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但是交易者甲在第一期失信，那么甲知道遵循上述策略的交易者乙会在第二期失信，则甲在第二期的最佳策略应该为失信，因此甲的总收益为E-E×β×P<2A。如果交易者乙采取上述策略，但是交易者甲在第一期守信而在第二期失信，甲的总收益为E-E×β×P<2A。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交易者乙遵行上述策略的前提下，交易者甲的最佳策略也是遵循上述策略，反之亦然。这说明，上述策略是一个纳什均衡策略，其均衡结果为“双方在两期都守信”。

如果把上述的两期模型推广到N期，根据上面的逻辑，我们不难证明，当AE-E×β×P时，双方在N期都守信可以成为一个纳什均衡结果。这一结论表明，即便守信的单期收益很小(AE-E×β×P)，在多期博弈模型中，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一样可以实现“守信”的行为均衡。

(四)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结论

1实现信用交易出现守信结果的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和市场利益调节机制。

2第三方监督者通过提高对失信者的监督惩罚力度，使得失信行为本身就不具有利益上的吸引力，进而使得失信行为消失。可以说这是保证信用交易出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

3当保证信用交易出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不能被满足时，即0<βP<1、E-E×β×P<0时，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也可以让市场信用交易行为出现守信均衡的情况。但是相对于上述第三方监督者的监督惩罚力度的“强条件”而言，这种市场利益保证可以视为一种“弱条件”。

在单期信用交易(博弈)的情况下，只要守信行为带来的收益A足够大，即A>E(1－βP)，那么信用行为博弈的结果可以出现(守信，守信)的情况。如果守信行为带来的收益A不够大(A但是，在多期信用交易(搏弈)的情况下，这一条件可以放松，如果单次博弈守信带来的收益不够大(AE-E×β×P)，双方在N期都守信可以成为～个纳什均衡结果。可以说，在多期交易(博弈)的情况下，市场出现守信结果的要求变得更加宽松，市场出现守信结果的可能性增大。

四、“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一个应用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应用上文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基本分析结论，同时引入“社会流动性”这一概念。这一部分的基本思想是：不同社会形态社会流动性变化和相应信用制度的变化，可以导致不同社会形态满足不同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结论性条件，进而导致不同社会形态出现不同的社会信用状态。通过不同社会信用状态的比较分析，挖掘出当前中国转型社会条件下的“信用困境”的根源。

(一)传统社会的信用制度安排——“儒商秩序”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下，“重义轻利”和“重农抑商”的儒家信条在整个社会意识中根深蒂同，商业并不能作为社会的主流产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商业活动中的高级交易活动——信用交易在传统社会中并不普遍。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商业行为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传统社会发展到16世纪左右，与世界整体发展趋势一样，传统社会的这种商业崛起趋势不断明朗化，并积极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制度的出现。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儒家传统“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开始逐渐松动，人们逐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思想，即只要利义一致，牟利也符合道德规则。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传统社会后期出现了“利以义制”的新儒家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在这个传统社会局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山西商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不仅是宣传新儒家商业思想的理论先导，将自身的行为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中合理化，而且切身履行着“利以义制”新儒家商业信条，不仅实现了晋商足迹遍布天下的辉煌，而且实现了“汇通天下”这个传统社会的金融梦想。此处以晋商票号为例，详细解读传统社会弱流动性条件下，信用制度安排如何规范人们的信用行为。

虽然晋商票号不仅限于本地经营，还不断追求着“汇通天下”的目标，但是，我们认为晋商中的各个商业家族，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弱流动性状态，这种人员的弱流动性状态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这种弱流动性状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票号总号的稳定性，(2)票号背后家族关系的稳定性，(3)晋商票号历史传承的稳定性。这种时间和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条件为传统社会实现稳定且良好信用行为提供了有效的现实保证。首先，基于传统社会下“人治”模式，对于信用交易行为的第三方监督力量处于“真空状态”，不仅相关法律接近空白，而且缺乏保证相关法令实施的制度性安排。保证良好社会信用行为的唯一途径就是有效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幸运的是，这种利益机制在“弱流动”社会条件下，通过小范围内重复交易实现了信用信息在局部范围内自然充分扩散和信用交易带有多次博弈属性，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保证了传统社会良好信用状况。

而且，传统社会实现的“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守信策略能成为博弈双方的均衡结果是一种相对稳态的博弈结果。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诚信，就会生发出广泛的“集体惩戒机制”(即人们会排斥不诚实的人，并对发现别人不诚实而不排斥的人进行追究)，这使人们不易于打破这种惯例，这就是MaynardSmith所说的“演进稳定性”。㈣它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维护，每个成员都会自觉遵守——无论他出于习惯、模仿还是理性计算的动机。因此，我认为传统社会的信用秩序有着很强的自我维系能力和自我延续能力。

(二)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秩序——以美国为例

这里谈到的现代社会，是针对上文的中国传统社会和当前转型社会的概念而来的。现代社会既是指在农业社会长久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工业社会，也是指转型社会的转型目标。这部分以美国为例，具体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状况，将“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解释能力进一步扩展。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社会管理模式上“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方式，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这种“法治”取代“人治”的根本转变填补了传统社会中第三方强制力量监督惩罚能力的缺失，大大提升了社会中第三方强制力量对于失信行为的监督惩处力度。这里所说的信用监管制度包括行业自律的内容，但是主要以完备的法律体系来支持。美国相继颁布的《个人信用保护法》、《信用平等机会法》、《公正贷款对帐法》、《破产法》、《个人信用限制计划》等法规，规范了信用活动。不仅如此，美国多年的司法成功实践基础使得美国可以有效地执行相关信用法律。总之，有效的法律系统和高效的现代监管体系有效地保证了现代西方社会守信均衡的出现。

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在信贷社会可以实现守信均衡的“强条件”情况下，现代西方社会的信用体制还可以保证“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守信均衡“弱条件”的实现。这无疑为保证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增加了一个制度性保险。现代西方社会完善的国家征信体系满足了强流动性社会的信息扩散特点，在关键信用信息的统一搜集和统一制度框架下，现代西方社会交易者的交易行为的强流动性伴随着信用信息的强流动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社会较为普及的信用评级系统为充分流动的信用信息进行了科学的加工，使得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信用信息不仅能够充分流动，而且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地反映现实信息。这样，从“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框架来看，守信带来的收益A将被放大，因为良好的信用信息可以被更多的潜在交易者获知；同时失信带来的收益E则很难实现，因为在潜在交易者比较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选择带有失信历史的人进行交易。“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单期信用交易(博弈)的守信均衡的“弱条件”(A>E(1－P))就很可能被满足。

(三)现代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困境”的根源

结合前文分析不难发现，贯穿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信用制度的分析主线是“社会流动性”的提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提升不仅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信用制度分析的基本背景，对于中国转型社会信用危机根源的分析，社会流动性这个基本背景显得更加具有解释力。

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转型社会。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而且表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着社会“双重转型”，即同时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双重社会转型；既要完成传统工业化的历史遗留任务，又要追赶信息化的步伐。伴随着社会的双重转型，社会主体形态正在经历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自由个性”的个性转型。这是因为，社会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社会现代化归根到底反映的是人的现代化。同时，这种双重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过程还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在全球化伴随下的双重现代化进程中，在双重现代化推动的人的自由个性现代化进程中，两股力量正在合力推进社会个体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整个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这种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中国以传统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习惯为起点，正在向现代社会靠拢，但是就在这个制度“破”、“立”交替的过程中，一系列制度转型问题凸现出来，直接导致社会信用危机的出现。

具体来说，由于传统社会原有的时间、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被打破，原来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本背景的信息传输渠道和契约裁定渠道已经限制了交易扩大的客观需求，但是整个社会建立起如现代社会那样的完善的社会信用系统又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以及财力和物力，更需要大量的时间让人们接受和适应新的全民征信制度。这种背景下，社会一方面不相信原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借助于全民征信系统，无奈之间，社会自发选择了一些带有典型权宜之计意味的预防失信的制度。首先，社会部分地延续了传统社会的亲缘商业模式，以家族企业为基本经营模式，试图模仿传统社会依靠家族信任来避免信用缺失问题。不可否认，家族信任作为传统社会维系信用的基本模式，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交易的范围不断向纵深延伸，传统的家族经营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显得漏洞百出、难以为继。其次，传统社会亲缘、地缘信用模式在转型社会的另一个演变就是“熟人经济”或者称“关系经济”，这种模式无非是亲缘、地缘信用模式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现实的一个变体，以关系为纽带，力图在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监管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利益调节机制，进而抑制失信行为的出现。但是，这种非制度化、非正规化的模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得如此简陋，以至于在现代社会浪潮袭来的时候，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无所适从和不知所措。

转型过程中的这种“破”而未“立”的尴尬局面反映在“信用行为决策”模型中，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社会第三方强制力量对于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和威慑作用不大，守信均衡的“强条件”(E－E×β×P<0)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在缺乏完善的社会征信体制和社会信用评级体制的情况下，市场利益调节机制带有明显的传统社会模式的变体特征和“权宜”特征，因此，守信均衡的“弱条件”(A>E(1－P))也难以满足。可见，依据“信用行为决策模型”的逻辑，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出现信用危机就不足为奇了。

五、结论

理论上讲，社会出现守信均衡至少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和有效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法治让位人治，“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薄弱；但是在时间、地域双重意义上的弱流动性条件下，基本可以满足“有效的市场利益调节机制”这一条件，实现弱流动性条件下的局部守信均衡。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社会，虽然社会流动性大大提升，但是其完善的立法体系和高效的司法制度使得“第三方监督惩罚机制”可以在强流动性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进而保证守信均衡的实现。同时，现代西方社会借助于强大的征信网络和科学的信用评级体系，同样可以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发挥“市场利益调节机制”的作用，使得现代西方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更加稳定。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典型的转型期，“破”而未“立”的尴尬局面导致“信用困境”问题成为困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顽疾”。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弱流动性状态被打破，强流动性的社会中，保证传统社会的守信均衡的制度安排在转型社会中的功效可谓捉襟见肘，甚至逐步走向完全失效。另一方面，系统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长期任务，目前尚未建立起西方社会那样与强流动性社会相匹配的信用法律制度、征信制度和信用评级制度，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社会的守信均衡尚需时日。可以说，这种“破”而未“立”的尴尬局面就是造成我国“信用困境”的根源所在。要摆脱当前的“信用困境”就必须要加紧完善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相匹配的社会信用制度。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理论发展论文

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含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宏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优秀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优秀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优秀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优秀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优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公务员之家: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响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转型过程将会存在一个较长时期。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情千差万别，所以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统一的发展模式。但是，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点，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也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所以开展转型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不仅有利于转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制定转型时期的经济政策也是十分有益的。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还是稳妥的渐进式的演化，转型经济都将成为一段历史，转型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也不可避免的与其他经济理论相互融合，虽然最终不会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进一步发展繁荣，但它供给的经验、教训以及发展经济的方法思路，为我们今后的发展供给借鉴。

经济转型论文:资源税制改革增长经济转型论文

论文摘要：发展经济要有效利用资源，更要合理保护资源，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应进行改革，以此来加快我国经济的转型，让经济增长质量更好。本文在分析我国资源税法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论文关键词：资源税改革必要性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其能否高效利用，这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目前无论是从我国资源利用的现状，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资源税制度的改革都势在必行。

1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

(一)资源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

我国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资源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但是我国资源消耗强度大，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从投入和产出看，目前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左右，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以上。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比国外的先进水平低20％一35％，城市用水的回收率也仅有30％，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有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

(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可持续发展下的经济增长主要采取集约型增长方式，应改变传统的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做法，主要通过提高产业附加值来增加税收收入。其次，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改变资源税税源结构，这就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的重心，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应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适时适当调整资源税税额及征税范围，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四)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契机

纵观我国现在的资源勘查开发形势，可以发现，我国矿业多年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集中在2007年、2008年释放，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击相互作用，导致矿产品价格全面下滑，矿业公司利润大幅下降，矿产勘查预算趋向紧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随着通胀压力基本消除、CPI将继续走低，资源税上调不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消除价格扭曲现象，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减少，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中央政府应抓住有利契机，改革资源税法律制度，通过税收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明确将盐税列为一个税种征收，从此建立起我国对资源征税的制度。1958年以前，盐税由盐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1958年改由税务机关负责。1973年将盐税并入工商税，1984年又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税种。

1994年1月并入资源税。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并于198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1993年12月1日废止。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度，是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确定的。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存只针对特定资源征税，征税对象不是全部自然资源，也并非对所有具有商品属性的资源都征税，而主要是有选择地对矿产资源进行征税；具有级差收入税的特征，资源税实行差别税率，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在客观上存在着好坏、贫富、储存现状、开采条件、地理位置等多种差异；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种采用定额税率的征收方法，税款的多少只与资源的开采量或销售量有关，却与开采者的生产成本及销售价格无关；属于共享税，资源税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机关同时征收。

3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征收范围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税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矿产资源开发的级差收入，对自然条件形成的贫矿和富矿征收不同标准的税收，在达到公平竞争的同时，防止资源开采者采富弃贫，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通过征收资源税增加财力，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综合治理。

税负低，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尽管我国近几年调高了煤炭、石油等项目的税额，但相对于1994年的税负实际上还是有所下降。以煤炭资源为例，根据现行的资源税税收标准，煤炭资源税是按产量征税，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因此，许多煤炭开采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论煤层是几米还是几十米，都只是一次性开采，大量的煤炭资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为了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税课税税额亟待进一步调整。

计征方法陈旧，不符合科学开采的要求。我国资源税的计征一直采用从量定额征收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便于征管，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开采者占有国家资源产品，在产品开采出来后才向国家纳税，在开采过程中，开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部分全部由国家承担。这也是造成掠夺式开采的重要原因。

多种税费并存，征管较乱。多年来，我国对资源产品征收的税种除资源税外，还对土地资源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同样是对土地资源征税，却有不同的税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成员的不理解，造成征管的阻力。另外，地方政府还要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如土地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安全生产费等，形成了规费收入远远大于税收收入的奇怪现象。

此外，分配体制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分配格局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中央对地方的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宏观调控的权利有限，使宏观调控的力度减弱，特别是对于节能降耗项目、新能源研制开发项目等。中央财力支持的力度就会减弱；二是刺激了地方的急功近利，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就会乱上资源开发项目，特别是个别地方默许小煤窑、小油井的私采乱挖，导致资源的重大浪费。

4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制定于1993年底，其制度设计理念更多的是强调资源税在调节不同资源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对资源税的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重视不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资源税法律制度在制定和完善过程中，都比较好地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因为，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在于保护人类健康和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我国现有的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而设立的。这种狭隘的立法宗旨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国的资源税立法应当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合并税种并规范税名

我国现行资源税执行税目有七类，在此基础上取消我国现阶段对土地资源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补偿费等“两税一费”，将土地列入资源税的范围，即在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中增列“土地”税目。实行这种改革的意义在于：税名符实、准确规范、便于征管。比以“两税一费”名义征收更有说服力，不仅有利于征收管理，而且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于彰显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政策取向。将现行的对土地资源征收的“两税一费”统一合并后，既有利于完善税制，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更能直观地表现出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立法宗旨，提高全社会节约使用土地、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的意识，减少土地资源的损失浪费。

(三)扩大征收范围以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资源保护的要求相比，现行资源征税范围都显得过窄，新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例如，为了保护水资源，我国应当在资源税税目中增设水资源税目，分设地表水、地下水、地下热水、矿泉水4个子目，按照照顾生活用水、节约控制生产用水、严格控制污染水的原则，实行差别税额。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资源的利用现状，应先将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待时机成熟，再将其他资源，如河流资源、湖泊资源等资源纳入资源税的税收范围。

(四)完善现有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管理制度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从价计征方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明显，与征税对象的数量也有紧密联系，其与差别比例税率配合，可以调节产品利润和产品结构，影响价格水平，最终调节产业结构。如果从价计征能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既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也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调整资源税税额。对于纳入资源税税收范围的应税税目，应根据其稀缺程度、人类的依存程度、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自身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对于那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课以重税，通过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上调税额来引导企业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考虑以不同的资源回收率制定不同的资源税税率。回收率高的税率低，反之则高；或者以60％的资源回收率为分界线，制定不同的资源征税起点，达到规定回收率者，以12％的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达不到规定回收率者，以6％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

按照资源储量、回采率计征。这种改革在学界和业界呼声较高，受探测技术、税收征管手段和方法等因素的制约，暂时难以实施，但可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资源税改革的方向，应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便可以付诸实施，目前也可有选择地在具有较好前景的地区进行试点，创新资源税计征手段。

(五)改革资源税分配体制

改变现行中央和地方按照资源税项目分配的格局，改由国税局统一征收后，采用中央和地方按收入总额分成的办法分配，将中央与地方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加强资源税征管的积极性。具体分成比例可按中央30％、地方70％的比例实施。这种比例主要是考虑到中央要从宏观上实施调控，需要掌握一定财权财力_而地方要承担资源保护、资源补偿和环境治理等任务，所以总额分成比例应该高一些。对西部的资源大省，考虑到目前我国资源产品价格普遍较低，资源输出地区在资源保护、资源补偿方面需要大量支出，且又承担着环境污染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治理环境污染需要大量投资的实际情况，中央和这类地区的分成比例可以按2：8为宜。另外，中央还应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大对这类地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的投入，帮助这类地区实现从资源优势到经济优势的转变，改变目前“资源富有，地方贫穷”的困境。

总之，完善资源税有助于促进企业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也有助于全社会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转型论文:资源税改革加快经济转型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分析；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思路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其能否高效利用，这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资源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契机、盐税由盐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存只针对特定资源征税、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合并税种并规范税名、扩大征收范围以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完善现有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管理制度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发展经济要有效利用资源，更要合理保护资源，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应进行改革，以此来加快我国经济的转型，让经济增长质量更好。本文在分析我国资源税法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论文关键词：资源税改革必要性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其能否高效利用，这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目前无论是从我国资源利用的现状，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资源税制度的改革都势在必行。

一、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

(一)资源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

我国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资源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但是我国资源消耗强度大，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从投入和产出看，目前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左右，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以上。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比国外的先进水平低20％一35％，城市用水的回收率也仅有30％，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有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

(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可持续发展下的经济增长主要采取集约型增长方式，应改变传统的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做法，主要通过提高产业附加值来增加税收收入。其次，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改变资源税税源结构，这就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的重心，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应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适时适当调整资源税税额及征税范围，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四)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契机

纵观我国现在的资源勘查开发形势，可以发现，我国矿业多年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集中在2007年、2008年释放，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击相互作用，导致矿产品价格全面下滑，矿业公司利润大幅下降，矿产勘查预算趋向紧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随着通胀压力基本消除、CPI将继续走低，资源税上调不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消除价格扭曲现象，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减少，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中央政府应抓住有利契机，改革资源税法律制度，通过税收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明确将盐税列为一个税种征收，从此建立起我国对资源征税的制度。1958年以前，盐税由盐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1958年改由税务机关负责。1973年将盐税并入工商税，1984年又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税种。

1994年1月并入资源税。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并于198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1993年12月1日废止。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度，是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确定的。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存只针对特定资源征税，征税对象不是全部自然资源，也并非对所有具有商品属性的资源都征税，而主要是有选择地对矿产资源进行征税；具有级差收入税的特征，资源税实行差别税率，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在客观上存在着好坏、贫富、储存现状、开采条件、地理位置等多种差异；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种采用定额税率的征收方法，税款的多少只与资源的开采量或销售量有关，却与开采者的生产成本及销售价格无关；属于共享税，资源税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机关同时征收。

三、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征收范围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税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矿产资源开发的级差收入，对自然条件形成的贫矿和富矿征收不同标准的税收，在达到公平竞争的同时，防止资源开采者采富弃贫，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通过征收资源税增加财力，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综合治理。

税负低，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尽管我国近几年调高了煤炭、石油等项目的税额，但相对于1994年的税负实际上还是有所下降。以煤炭资源为例，根据现行的资源税税收标准，煤炭资源税是按产量征税，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因此，许多煤炭开采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论煤层是几米还是几十米，都只是一次性开采，大量的煤炭资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为了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税课税税额亟待进一步调整。

计征方法陈旧，不符合科学开采的要求。我国资源税的计征一直采用从量定额征收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便于征管，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开采者占有国家资源产品，在产品开采出来后才向国家纳税，在开采过程中，开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部分全部由国家承担。这也是造成掠夺式开采的重要原因。

多种税费并存，征管较乱。多年来，我国对资源产品征收的税种除资源税外，还对土地资源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同样是对土地资源征税，却有不同的税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成员的不理解，造成征管的阻力。另外，地方政府还要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如土地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安全生产费等，形成了规费收入远远大于税收收入的奇怪现象。

此外，分配体制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分配格局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中央对地方的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宏观调控的权利有限，使宏观调控的力度减弱，特别是对于节能降耗项目、新能源研制开发项目等。中央财力支持的力度就会减弱；二是刺激了地方的急功近利，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就会乱上资源开发项目，特别是个别地方默许小煤窑、小油井的私采乱挖，导致资源的重大浪费。

四、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制定于1993年底，其制度设计理念更多的是强调资源税在调节不同资源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对资源税的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重视不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资源税法律制度在制定和完善过程中，都比较好地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因为，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在于保护人类健康和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我国现有的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而设立的。这种狭隘的立法宗旨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国的资源税立法应当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合并税种并规范税名

我国现行资源税执行税目有七类，在此基础上取消我国现阶段对土地资源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补偿费等“两税一费”，将土地列入资源税的范围，即在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中增列“土地”税目。实行这种改革的意义在于：税名符实、准确规范、便于征管。比以“两税一费”名义征收更有说服力，不仅有利于征收管理，而且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于彰显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政策取向。将现行的对土地资源征收的“两税一费”统一合并后，既有利于完善税制，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更能直观地表现出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立法宗旨，提高全社会节约使用土地、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的意识，减少土地资源的损失浪费。

(三)扩大征收范围以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资源保护的要求相比，现行资源征税范围都显得过窄，新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例如，为了保护水资源，我国应当在资源税税目中增设水资源税目，分设地表水、地下水、地下热水、矿泉水4个子目，按照照顾生活用水、节约控制生产用水、严格控制污染水的原则，实行差别税额。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资源的利用现状，应先将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待时机成熟，再将其他资源，如河流资源、湖泊资源等资源纳入资源税的税收范围。

(四)完善现有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管理制度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从价计征方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明显，与征税对象的数量也有紧密联系，其与差别比例税率配合，可以调节产品利润和产品结构，影响价格水平，最终调节产业结构。如果从价计征能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既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也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调整资源税税额。对于纳入资源税税收范围的应税税目，应根据其稀缺程度、人类的依存程度、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自身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对于那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课以重税，通过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上调税额来引导企业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考虑以不同的资源回收率制定不同的资源税税率。回收率高的税率低，反之则高；或者以60％的资源回收率为分界线，制定不同的资源征税起点，达到规定回收率者，以12％的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达不到规定回收率者，以6％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

按照资源储量、回采率计征。这种改革在学界和业界呼声较高，受探测技术、税收征管手段和方法等因素的制约，暂时难以实施，但可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资源税改革的方向，应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便可以付诸实施，目前也可有选择地在具有较好前景的地区进行试点，创新资源税计征手段。

(五)改革资源税分配体制

改变现行中央和地方按照资源税项目分配的格局，改由国税局统一征收后，采用中央和地方按收入总额分成的办法分配，将中央与地方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加强资源税征管的积极性。具体分成比例可按中央30％、地方70％的比例实施。这种比例主要是考虑到中央要从宏观上实施调控，需要掌握一定财权财力_而地方要承担资源保护、资源补偿和环境治理等任务，所以总额分成比例应该高一些。对西部的资源大省，考虑到目前我国资源产品价格普遍较低，资源输出地区在资源保护、资源补偿方面需要大量支出，且又承担着环境污染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治理环境污染需要大量投资的实际情况，中央和这类地区的分成比例可以按2：8为宜。另外，中央还应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大对这类地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的投入，帮助这类地区实现从资源优势到经济优势的转变，改变目前“资源富有，地方贫穷”的困境。

总之，完善资源税有助于促进企业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也有助于全社会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管理论文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何谓生态风险、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四)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

全球化使交往关系走向全球,同时也把风险引向世界,使人类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下,生态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正如贝克所言:“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要有效地预防和治理全球性生态风险,靠单个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做到的。为此,在生态风险治理中,我们必须强化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方式,共享风险治理成果,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唯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生态风险,使经济社会得到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参与国际利益协调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会计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从实际出发，确立正确的会计国际化态度；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会计国际化道路；会计国际化将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国际协调的过程、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快速流动、各国际或者区域组织在国际协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会计协调、我国目前尚没有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不十分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公允价值难于形成、吸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尽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协调、进行会计改革，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会计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是未来财务会计发展的方向，我国必须要参与到会计国际化协调的过程中来，而且要建设一条符合中国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论文关键词：国际协调；会计国际化；会计环境；会计标准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国际协调的过程，将来世界各国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过程中来，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面临并应予关注的问题。会计国际协调的动力是经济利益，会计国际化实质上就是各国的利益协调，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中来，中国更要参与到这个协调中来，并且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1会计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

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快速流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融入到国际经济潮流中，任何国家如果要脱离世界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谋求自身较高水准的发展是难以实现的，随着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我国的经济大门将向世界敞开。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我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这样超越国界的经济，必然要求作为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要有统一的“文字”和“规格”，以消除语言障碍，为国际经济交流和国际贸易发展提供便利。

随着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作用，深刻影响着会计信息使用的全过程。可以说，正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才为会计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各国际或者区域组织在国际协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成为推动会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力量。

2从实际出发，确立正确的会计国际化态度

中国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会计协调。促进会计的国际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需要资金，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工作。引进外资需要相应的投资环境能合理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而我国传统的会计制度，是建立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外国投资者很难看懂当时的会计报表(三段平衡式的资金平衡表)，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为此，中国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

尽管我国目前尚没有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但是中国实际上也是国际财务准则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为此，中国一直以十分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并支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包括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推动全球会计准则协调与趋同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会计改革和会计标准建设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对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提高信息透明度，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立足于我国当前的会计环境下，我们应该积极地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除非相关的国际会计惯例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或明显不切合我国实际。当前，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国际国外会计准则的最新发展，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建设和国际会计协调的步伐，研究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协调的重点问题，紧跟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及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并与我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推进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进程。

3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对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我们不应被动消极地接受其他国家协调的结果，而应积极地参与会计国际化进程，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一方面，我们既要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协调的发展和动向，充分借鉴吸收有益的技术和经验又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简单照抄国际会计准则；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会计协调的进程中，施加我们的影响，使国际会计准则也能解决我们国家所面I临的一些特殊会计问题。

从市场本身的发展看，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发育阶段，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不十分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公允价值难于形成。特别是国有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比较多，且关联交易较为普遍，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也为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表有了可乘之机。而对这种情况，我国不得不对非货币性交易准则进行修订，从我国实际出发，要求企业将所有非货币性交易均作为同类非货币性交易处理，同时我国对债务重组等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从企业监管和业绩评价看，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公司进行监管和评价的主要指标是利润而不是未来的现金流量，强调的是过去的会计信息。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范的重点偏向利润表对利润指标较为重视，而国际财务报告准确规范的重点是资产负债表，按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侧重于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侧重于规范利润表与国际会计准则，关注资产负债表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所遵循的会计原则也不一样，这就使我国会计准则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披露等方面难于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完全一致。

从法律制度方面看，我国的法律体系属大陆体系。法律条款规定的内容必须予以遵循，相应地，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中也要体现涉及国家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比如，我国(公司法>规定企业应从税后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公益金和公积金等，这些法律规定必须写进我们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通过企业的会计核算在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中予以提示。

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看，在中国，国有控股企业居多，国家是企业最大的股东，社会公众等投资者则是一些较为离散的小股东，机构投资者较少，与西方国家的上市公司有着明显的区别。

为此，我国现实的选择必然是既要吸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尽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协调，但又不简单地照抄国际会计准则，要从中国现实的会计发展实际出发，主动地协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所以在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过程中要从内容、形式等多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不仅考察其技术的可行性，更要考察其产生的环境背景；不仅要重视现在环境下的适应性，也要注重它的前瞻性以及我国会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对会计国际化可能提出的新要求。转虽然会计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否则，不但问题无法解决，并且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出现混乱或者失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健康进行，由此带来的改革成本和风险是巨大的。各国的会计国际化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硬性要求各国直接采用现成的国际会计准则，而是充分尊重各国环境，研究各国存在的特殊问题，不断调整改进，完善国际准则，使之适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会计环境与国际会计准则针对的发达市场经济环境显然是存在差别的，因而我国会计标准与相应的国际会计准则所存在的不一致之处是受我国的现实环境所限，也是必然存在的。因此我们应向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积极反映我们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将会更广泛地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协调。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如英国的会计国际化协同进程的方式方法，抓紧研究我国会计国际化的动力、原因和后果，深入探索会计国际化的具体步骤和处理方式，将对推进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颇有助益。首先，在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中，最基本的是应达成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致的概念框架。在会计术语和内容都相当准确一致，各个具体准则制定中均可依赖的框架上，就等同于在共同的目标和基础之上进行具体准则的协调进程，单从会计的角度考虑，这无疑会减少协调中的磨合，加速协调的进程，为中国会计准则最终国际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开端。其次，加快会计准则国际化制定进程，以适应经济高速国际化的需要。制定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化进程表，深入分析国际化的背景、原因和后果。并着手进行准则间的详细分析和差异对比，使我们会计国际化走上系统性，实质性议事日程。再次，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包括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和会计实务的国际化两个方面，因此除了力求推动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之外。如何尽快提高会计实务的质量，实现会计实务操作的国际接轨是会计国际化的又一项重大艰巨的任务。

我们要全面正确认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以及如何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新构架下发挥我们的作用。从而使国际会计准则更多地兼顾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需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一方面，我们应当更加全面、广泛地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包括积极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等，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协调的同时，反映我国的特殊情况，尽可能地在国际协调方面施加我们的影响，以便在国际化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新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应该积极地与经济背景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具有相似特征的国家开展区域间沟通、对话和合作，以提高我国在国际会计协调中的影响力。此时，我国更应当加强与亚洲国家会计机构间的沟通与合作，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化会计准则提出意见和要求，可以扩大亚洲国家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影响，使之更多地体现亚洲国家的情况和需求。并确立我国在亚洲国家会计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进行会计改革，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会计人才队伍作保障。一方面：我国整个会计人员队伍素质不能满足会计改革和进行国际协调的需要，做好会计的培训工作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仅财会人员需要学习，单位负责人也应当能够了解一些会计知识，还有监督、检查等部门也需要接受新的会计知识。另一方面：面对我国会计的日益国际化，国内的会计人员不有只重视国内，而要将眼光放远于世界，将自身的知识与国际化的会计潮流相融合，这样才能够更加促进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逐步提高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我国会计的国际化并不单单是一个会计领域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其他一些相关领域的共同参与，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形成相互协调的发展，形成发展的统一步伐，使得我国会计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有更多方面的支持力量，也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的发展；反之，如果只有会计发展的“一支独秀”，那会计的发展就不存在更广阔的用武之地了。总之，会计的国际化是世界经济日益发展的一个表现，而经济的发展也有更多领域的需求，为此，经济要平稳，快速的发展下去，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与进步。

4会计国际化将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会计国际化也只能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而且，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差异，例如：①中国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构成和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关注程度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尚存在差距；②、现行中国法律、法规环境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应用环境的要求还存在一些不一致；③公平竞争的交易环境仍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有时相当不规范；④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发展阶段，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⑤目前中国会计准则执行机制还不够完善。导致会计实务离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等等，这些差距都预示着中国会计国际化所面临的挑战与艰辛，为此，要实现我国的会计国际化，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监督医院财务经济活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充分利用会计信息及市场信息,对院领导的决策活动进行事前监督；拓宽相关知识领域,对院内经济运行实行全方位跟踪监督；熟悉现行财政法规政策,对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实行大胆监督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传统的经验型财务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医院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医疗单位,其支柱经济活动就是医疗器械及药品的购与销、一个医院就是一个小社会,管理上的内涵十分丰富、在购置大型设备时,既要考虑到医学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技术、熟悉通晓现形各类财政法规、政策、严格自律,廉洁奉公,财务人员不仅要知法,还要守法、对财经政策法律法规的实施及遵守进行监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本文通过对医院财务监督的分析,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提出财务工作人员应该充分发挥职能,进行更为有效的财务监督,以此保证医院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

关键词：医院财务管理财务监督

医院财务监督是医院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财经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对医院发生的各项财务活动进行管理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离开了财务监督,医院的财务管理活动就失去了控制力和约束力。财务监督的目的在于督促财务活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揭露财务活动中的薄弱环节和违法行为,制约和约束不法行为,保证财务活动的正常、有序、健康运行,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实现医院财务管理目标。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知识经济飞跃发展的时代,我国经济转型已形成新的转折点态势。在新形势下,《会计法》对我们每一个财务会计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赋予了新的权力。根据医院的财务工作实际与性质,医院财务监督应从多方面展开。笔者就自身工作的实际出发,认为医院的财务监督应该包括对领导决策行为的监督、对医院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和对医院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

一、充分利用会计信息及市场信息,对院领导的决策活动进行事前监督

随着我国卫生改革的深入和网络时代的高速发展及无限变化,传统的经验型财务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医院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按照传统的会计组织管理模式,在医院会计工作中,会计信息的传递是通过人工传递会计凭证完成的,由此造成会计信息的滞后往往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第一,会计系统记账不及时,无法随时对医院的经营结构和资金运作进行控制;第二,财务部门拿到滞后的会计信息(药品调价单、物价行情表)到月底才做会计处理,下月初才可能将报表报出,这种会计信息处理的滞后,导致医院出现账实不符的不良后果;第三,严重影响了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进行正确的决策。此外,财务人员的财务活动往往局限于机械的记账、算账、报账工作,对日常的经济决策活动少有发言权,认为只要把账做好就算是完成了本职工作。殊不知,财务核算工作是基础,财务监督工作才是重点。

作为一个医疗单位,其支柱经济活动就是医疗器械及药品的购与销。在医疗器械的购置中,领导决策尤为重要。这需要领导通过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技术,从几个备选方案中选择其中的一个最佳方案,并在实施中加以完善和修正,以实现决策活动的目标。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药品、器械更新换代迅速,价格扬抑变化剧烈,会计信息的滞后常常使院领导把握不准,决策失衡。而财务监督则可以为科学合理领导决策提供参谋。财务人员通过记账、算账、报账工作,及时、正确、全面地反映资金活动情况、分析考核经济效果、提供精确可信的数据,参与到经济活动的决策中。为充分发挥参谋的作用,我们必须迅速实现医院的现代化管理,将医院财会电算化系统与各部门的计算机系统连接起来,并同物资市场、药品市场等联成网络,架构市场、各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有效而畅通的信息渠道。使各部门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会计信息资料与市场行情相接轨,并能同步地传递到财务部门,为财务部门所掌握。财务人员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建立并实施医院会计系统的实时预测监控系统,及时收集、处理、汇编,分析经济数据,产生各种有用的经营信息,及时协助领导发现、堵塞经营活动中的漏洞,纠正经济运行中的不良苗头,使财务会计人员的事前监督得以充分体现。

二、拓宽相关知识领域,对院内经济运行实行全方位跟踪监督

一个医院就是一个小社会,管理上的内涵十分丰富。《会计法》要求财务会计人员事事要参与,行行要监督。因此,财务会计人员必须重新定位自己在工作中的角色,努力使自己从一个简单的事后核算型人员转变为一个核算管理型人员。把财务会计人员的工作从单纯的记账、报账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即成本控制,资本预算、营运资本管理、风险控制、业绩考核与评价、战略管理等等方面。

为充分发挥财务监督职能,在财务人员日常工作的同时,也应该进行学习“充电”,扩展相关业务知识,包括税法、金融法、计算机理论与应用,财政管理学、国际贸易学、市场营销学、现代化管理学以及同医院经营活动紧密相关的建筑预算、决算常识,经济合同常识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应该是财务会计人员新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迫使财务会计人员必须提高综合素质,在搞好自身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迅速拓宽与会计专业密切相关的知识。财务人员一定要克服惰性,及时主动的进行知识更新。上级主管也要积极地支持财务人员继续学习,提高工作能力,更好地为工作服务。实践证明,只有让财务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日趋合理,方能使财务会计人员在医院整个经营活动中行使全方位的有效监督。

在医院进行工程项目建设、购置新的大型设备时,要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监督。在购置大型设备时,既要考虑到医学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可行性。财务人员要综合系统地研究物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各种物资、资金的效能。笔者近年来在该类事项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做到首先召集全体财务人员各自根据自己所熟悉的相关知识对项目的前期准备,即在资金的筹集、市场前景预测、成本效益等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特别是一些直接影响决策是否科学的几大要素,如资金成本、投资效益、每年的净现金流量、项目市场发展前景及未来增加的业务量、投资回收期等,都能提供一些准确的数据供领导采用。领导决策后,我们就积极参与招标谈判,设计建议,进行质量监督、资金划拨、验收决算等活动,使财务监督贯穿于基建、设备购置的始终。这样既能较好地控制成本,又能按合同、按进度分期付款,保证工程质量,同时还有效地杜绝了一些经济犯罪的发生,避免了单位的经济损失。这是一种事前监督,是一种预防性的、主动的监督,是在某项决策活动之前作出的,财务人员提出自己的专业性意见。这样就做到了防患于未然,防止了决策失误,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加强了预算、计划、预测、决策的准确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保证了财务活动的合理性、有效性,提高决策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对医院的活动开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医院领导决策购买医疗器具和设备后,我们还会继续进行监督,而且对医疗设备在投入使用的过程中进一步的进行监督。这种事中监督贯穿于财务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通过对财务预算、财务收支情况、费用标准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财务活动进行监督,便于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保证财务制度的正确执行和各项收支按照预算进行,确保资金的安全,节约及有效的使用。

在监督医疗设备的使用活动中,也会对相关财务活动进行分析和反馈。这是医院财务监督的后续环节,是决策活动实施后,收集各类相关信息进行归纳、总结,及时反馈,以求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不断改进。这样可以充分挖掘潜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益和资金使用效果。财务人员要跟踪了解物质资产带来的各方面的后果,为下一次财务监督及经济决策积累经验。

三、熟悉现行财政法规政策,对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实行大胆监督

财务会计人员是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个人经济行为的第一知情者和具体操作者,其工作性质决定了财务会计人员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扮演着前沿门卫者身份。因此,我们的财务会计人员至少要具备如下三个方面的优秀素质。一是要熟悉通晓现形各类财政法规、政策;把关必须依法,依法必先知法。因此对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一切收支范围、标准、数据比率及操作程序,财务会计人员必须熟记无误,严格执行,准确把关。近年来,笔者认真地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收集装订成册。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差旅费报销标准、个人所得税征收比率、各类会议经费开支标准、药品器械及各类易耗品的采购审批、出入库程序、公务接待审批程序及开支标准、各类劳保、津贴、补贴范围及标准等等。由于较好地熟悉了各类财务法规政策,因此在工作实践中能充分发挥会计的监督职能,为领导签批报销发票、费用等把好第一道关口,从源头上遏制了虚假票据的流入和虚报、重报等违规、违纪现象的发生,堵塞了财务管理漏洞,确保了医院的成本合理控制,同时也为全院干部职工的党风廉政建设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二是严格自律,廉洁奉公,财务人员不仅要知法,还要守法,在群众中树立可信的良好社会形象。三是对财经政策法律法规的实施及遵守进行监督。为保障财务监督的及时有效,财务人员可以在遵从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建立一套符合本单位工作实际的监督约束机制,将制度规范真正落到实处。

实行财务公开制度是促进医院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财务公开是医院财务活动公正、公开的体现,通过财务公开制度能将医院的经济活动予以公开化和透明化。在公开财务活动的同时,也应就医院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财务公开的主要形式有经济活动的公示公开、财务报表披露及其分析、医院阶段性经济形势报告等等。这些信息的披露不仅有利于医院领导日后开展的决策工作,还有利于医院职工对医院经济情况的了解。

此外,外部监督也是监督医院财务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形式。外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独立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群众的监督。第一,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财政、财务、审计等部门主要是就医院在进行财务活动时是否严格遵守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第二,独立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则是从专业角度监督检查医院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和有效性,确保医院财务活动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第三,在群众监督方面,医院的宗旨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保障人民健康,应该广泛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舆论的监督、批评与指正。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今天,知识就是资源,就是资本,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只有不断吸收新知识、掌握新情况,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才能适应飞速变革的时代,才能更好地充分发挥财务监督职能作用。

经济转型论文:知识经济转型财会素质提升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财会人员要有时代意识；财会人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时代意识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宽泛、时限极其严格的一个术语、会计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人类正处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阶段、开放是我国的一项深入人心的基本国策、一名出色的财会人员必须有宽厚的会计理论基础和娴熟的会计实务技能、电子计算机现在已部分地取代了笔和算盘、财会人员与外国同行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些富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已率先在这方面向自己的员工提出了明确要求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在千年之交、世纪更迭之际，人类社会即将由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这种变化将给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及经济发展方式带来剧烈而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财会人员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对此抒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一、财会人员要有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宽泛、时限极其严格的一个术语。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仅从会计工作的实际谈谈财会人员应具备的富有时代精神的“三大意识”。

1、发展意识

会计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工业革命，确立了工厂制度。工厂制度的建立一举解决了现代会计赖以存在的四大基本前提：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有利于加强工厂管理的成本管理会计的方法。随后，西方的工厂制度进行了制度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取代了原始的工厂制度而成为占绝对优势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变化，使得会计对“受托责任”的处理凸显出来，并由此形成了以对外报告为专职的财务会计和以对内报告为主旨的管理成本会计。在最近几十年内，由于人们对物价变动、企业破产、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公司税务等因素高度关注，使会计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分化出通货膨胀会计、清算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和税务会计等等，初步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系统完整的会计体系。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工具的创新、社会保险业和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与之相应的又产生了国际会计、企业集团会计、跨国公司会计、合并会计、外币业务会计等等。美国伊利洛斯大学E·贝尔考依教授针对现有会计存在的局限性和会计使用者对更多、更新信息的需要，写了《会计未来趋势》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未来会计的六大发展趋势：①社会经济会计。它主?谴雍旯劬玫慕嵌壤捶从澈图屏科笠稻没疃陨缁岬挠跋欤荚谡媸捣从衬程囟ㄆ笠刀陨缁岬墓毕祝约八陨缁嵩鹑蔚穆男星榭觥＂谌肆ψ试椿峒啤4郴峒撇嘀赜诙晕镏首试春筒莆褡试吹募萍郏鍪恿硕云笠底畋蟮娜肆ψ试吹募萍郏嗣植拐庖徊蛔悖肆ψ试椿峒票厝挥υ硕＂鄄ㄗ时境杀净峒啤F笠嫡加玫淖式鹜ǔS辛礁隼丛矗凑褡时竞筒ㄗ时尽O钟谢峒浦蝗啡险褡时镜某杀荆蝗啡喜ㄗ时镜某杀荆坪踉擞貌ㄗ时臼俏扌杌ǚ汛鄣模馐且桓鲅现氐奈笄＂芟纸鹆髁恐苹峒啤U庵只峒撇唤黾锹加肽郴峒破诩涞南纸鹗罩в泄氐幕峒剖孪睿ㄏ纸鹬苹峒疲布锹加上鬯鸬娜饲坊蚯啡说南纸鹆髁浚ㄖ赣κ照士畹氖栈睾陀Ω墩士畹某セ埂ㄔ鸱⑸苹峒疲O纸鹆髁恐苹峒剖墙纸鹬苹峒坪腿ㄔ鸱⑸苹峒迫谖惶宓幕峒坪怂阆低场＝⒄庵只峒浦频母灸康模谟谙蚱笠道婀叵等颂峁┧窃诰霾吖讨兴匦璧南纸鹆髁啃畔ⅰ＂莶莆裨げ獾谋啾āF笠挡莆裨げ獾谋啾ㄖ饕嵌云笠档牟莆褡纯龊陀芰性げ狻K孀诺缒缘钠占昂驮げ馊砑目ⅲ岣吡嗽げ獾淖既沸浴⒔档土嗽げ獾某杀荆蛊笠涤锌赡鼙啾ú莆裨げ庾柿稀＂薇嘀圃鲋当ǜ妗2簧倩峒蒲ё胰衔衷诘摹熬焕泵嫣荒苷嬲?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他们主张计算增值额，并编制增值报告，以便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我们姑且不去评说贝尔考依教授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会计从来不会停滞不前，总在不断衍生和翻新。这种变化，一方面沿着越来越细微的轨迹发展，另一方面沿着越来越宏观的轨迹发展。很显然，如果我们的财会人员没有发展的意识，没有发展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就必然落伍。

2.创新意识

目前，人类正处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阶段。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技术经济、高文化经济、高智力经济，是一种区别于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既给传统的会计的发展、创新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也给它提出了全方位的、严峻的挑战。撮其要者，胪列三个事例：

其一技术创新对传统会计的挑战。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众所周知，由现代科技革命所引动的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技术创新是主导当代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具体到一个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可以使其从濒临倒闭的边缘起死回生，并得以持续发展，也可以使一家处于发展颠峰的企业一夜间跌入谷底，彻底丧失再发展的能力。不言而喻，在技术创新条件下，企业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及不确定性水平大大提升，资产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更象变戏法似的扑朔迷离。这种变化，使得传统的会计模式无法应对。传统会计建立在借贷记帐法、历史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这一模式对于确认、记录、计量、报告企业有形资产的流动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因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企业专利权、专营权、版权、技术秘方、商标权、品牌权、商誉、回避竞争协议、计算机软件的研究和开发、市场开发、技术引进、人才引进等无形资产的揭示则显得有些黔驴技穷，不能真实地、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因此技术创新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会计模式的诞生。

其二金融工具创新对传统会计的冲击。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浪潮席卷全球，波及金融业务的各个领域。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性的金融创新大趋势已露端倪。现在金融工具创新已由第一代（现金、银行存款和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向第二代（即衍生金融工具）迈进。在这一阶段，一种新设计的金融工具随时都有可能投入市场，参加运作。如一些银行、证券公司近年来推出了一批新“组合”的衍生工具，象“封顶”、“保底”、“加圈”、“互换期权”、“汇价幅度期汇”之类，还有新的不动产类衍生工具和通货膨胀类衍生工具。这些新创的金融工具，如果操作得当，能够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并带来丰厚的投资报酬；反之，将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导致灭顶之灾的倒闭、破产。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传统会计不能及时、准确、快捷地揭示和披露风险信息，因而也不能以此为基础提出防范风险的具体对策。要适应这一情况，必须对传统会计中的会计要素定义、对会计确认标准的原则、对会计计量的基础以及对会计报表结构体系等进行彻底改革。金融工具创新呼唤着财务会计的创新。

其三信息技术发展对传统会计的洗刷。信息产业代表着新一代的生产力，是促使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先导产业和主导产业。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在知识经济时代必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全球卫星通讯的实现和互联网络的建成，对以人工系统为基础而构筑起来的现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将是一次飓风式的洗礼。现有会计模式仅局限在帐户左方记借，帐户右方记贷；仍利用三个世纪以前发明的反向抵减技术来实现会计信息中的正、负数表达；仍运用纸张、笔墨加算盘等技术手段从事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加工、显而易见，这种会计模式的建立是以语言的产生、文字、纸张及印刷术的发明为技术基础的，已经适应不了信息技术革命这一技术基础，容纳不了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信息技术发展呼唤着财务会计的创新。

3、开放意识

开放是我国的一项深入人心的基本国策。就会计领域而言，开放的必然性在于：第一，在较长时间内，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会计只是充分反映经济活动，监督经济过程的卑微角色，而不能成为“民众利益的看门狗”和“国家不花钱的经济警察”，根本担当不了主导社会资源流向和主导社会财富分配的重任。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模式，这当然离不开在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引进会计国际惯例，引进西方的财务呈报概念框架，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框架体系。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各国经济运行的方式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日益缩小，国家与地区间的分隔也逐步消除，会计及会计学科的国际一体化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综上所述，作为跨世纪的财务人员，必须有开放的意识，以博大的胸襟，对西方会计进行精严的选择，吸取对我有用的东西，推动中国的会计事业和会计学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二、财会人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

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人的能力的挑战，而人的能力又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程度。要想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名合格财会人员，必须有相关的知识作基础。

1、通晓专业理论

按高标准要求，一名出色的财会人员必须有宽厚的会计理论基础和娴熟的会计实务技能。鉴于目前财会队伍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我拟将会计专业理论分成几个层次，并依据这些理论与会计实务关系的远近，提出程度有别的具体要求和建议，与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同仁共勉。

第一了解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主体）把握会计事物（认识客体）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的总和。会计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具体来说，主要有逻辑方法、实证方法、比较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获取感性知识的具体方法，如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历史方法和经验方法。它是一个由哲学方法、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和会计具体研究方法所组成的多层次、多种类方法的有机体系，是更有本质的理论。它对于充实和完善会计理论。拓展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财务理论研究人员对这些研究方法必须有透彻的领悟和精湛的运用技术巧。只有这样，才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就是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方法论，对于从事具体财会工作的同志来说，对这些方法也要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为这有利于财会人员从最高层次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并运用它指导具体工作。

第二熟悉会计基本理论、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会计基本理论主要是研究会计学的质的规定性的，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会计学和会计工作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收益、费用、资金、营运资金、会计报表、合并报表、存货、递延资产、制造成本等。二是会计工作质的规定性，如会计本质、会计属性、会计职能、会计对象、会计地位、会计任务等等。这些是最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构成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会计发展理论是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从不同时期会计环境与会计实践、会计理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认识和把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的关于会计进化规律性的理论。比较会计理论是对某一特定时期内不同国家（地区）的会计问题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到的系统知识，其内容涵盖比较会计的概念与形成基础，比较会计的内容与方法、结论与建议等等。会计基本理论与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之间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其中会计基本理论是主体，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是支撑，三者辩证地统一于会计理论体系之中。财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努力学习这些理论，力争熟悉这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是从会计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会计的一般规律。财会人员熟悉了这些理论，能够从较高的视角上把握财会工作的运行规律，提高财务分析能力，为领导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此其一。其二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关系密切。会计实务必须得会计理论的解释和说明，才能得以继续维持；而会计理论也只有在解释和说明会计实务中得以验证。譬如，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业务是财会人员经常要处理的会计实物，正确处理跨期费用是均衡各期费用，正确如实计算成本的需要。之所以需要处理摊提业务，我们可以用继续经营、会计分期的基本假设和权责发生制原则给予解释和说明。为了考核各期的经营成果需要分清各期的费用，以权责发生制原则为标准来划分各期费用，已付但应由以后各期负担的费用要列为待摊费用，预计将要付出的费用应由发生之前各期负担的，要预先计提。财会人员熟悉会计理论，用理论对这两类实务作出解释和说明，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的业务处理就不再是随意的、盲目的了，而是有据可依，有理可循的了。

第三掌握会计应用理论。会计应用理论是研究会计工作量的规定性的理论，它主要研究会计工作的运行规则及完善问题，对会计实务有着直接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会计应用理论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有两大类：一是财务通则、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会计规范的完善问题：二是财务通则和财务制度的存废问题。会计应用理论是会计基本理论的具体化，是联系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实践的桥梁和纽带。会计应用理论与会计实务联系最密切、关系最直接、应用性最强的理论，而且包含许多政策性规定，对此，财务人员就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了解、熟悉阶段上，而要达到准确掌握和运用的程度。

2、善长计算机操作

笔、纸、算盘是传统会计工作的“老三件”，随着电子技术的应用，这“老三件”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进入历史博物馆。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互联网络的开通，预示会计工作的手段、工具、条件的一场革命。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现在已部分地取代了笔和算盘，估计在财会工作中完全实现计算机化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尽管不少财务人员进行了计算机的普及培训，但成效不宜高估，多数人只是停留在用计算机打字和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水平上，与财务工作计算机化的要求相距甚远。所以财务人员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会计算机的操作，并能针对本单位、本企业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编制程序、存储信息，财务分析和编制报表。这不是过高的要求，而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如同现在的财务人员必须具备能运用笔记帐、利用算盘算帐的基本技能一样，没有这种能力，就不能当财务人员，可以说，这是关系到财务人员的“饭碗”、“椅子”和“票子”的大事。

3、能用外语交流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特别是会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财会人员与外国同行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客观上要求他们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一种外语。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如果语言不通，只有依靠翻译才能进行交流。带翻译除了增加交际成本和极不方便外，还会因为翻译人员的气质、语言风格、讲话技巧、文化修养、会计专业知识与当事人的差异而影响交流效果。语言也是猎取新知识的工具。在“知识爆炸”的社会里，要掌握国外会计领域的新知识、新动向、新趋势，不懂一种外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知识经济时代，不懂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外国语言的人，就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很难成为卓有成效的财会人员。一些富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已率先在这方面向自己的员工提出了明确要求。如日本大企业伊藤忠商社从1978年开始，要求其全体职工都要在4年之内通过一定级别的外语考试，并逐步达到能用外语会话交流、撰写文章。松下商社和丰田汽车公司分别从1993、1995年开始，公司不再设翻译，要求全体职工无一例外地具有独立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我们的财会人员，是单位和企业中重要的职员，从现在起，就要发奋砥砺、刻苦学习，尽快掌握一种外语，以开放的姿态、开明的形象步入世界，迎接会计国际化的挑战。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危机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探讨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经济持续增长将受制于“诸多因素”，面临严峻挑战；俄罗斯经济复兴障碍分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近10年来动荡不安的俄罗斯及其经济改革一直是世人关注的对象、“休克疗法”加剧了生产滑坡在俄罗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俄罗斯各经济部门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共同发展趋势、2000年初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形势逐渐开始好转、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由于良好的对外经济形势造成的、目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投资气候也不尽如人意、俄罗斯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问题、企业改革仍旧步履维艰、资本外逃无以支撑经济增长、恶劣的投资环境将外国投资挡在门外、人口数量剧减令经济雪上加霜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良好的增长势头一度让政府欣慰不已，然而，这种增长依然像1997年那样是在危机边缘上的增长。目前普京总统除了面临国防开支、内外债务、社会支出、企业结构改革、改善恶劣的投资环境和克服日益加剧的人口危机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之外，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讲，以前的某种路线和政策仍在起作用，还在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尽管俄政府已经对当前的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但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克服危机，要保持持续增长并不容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曾把西方发达国家当成改革的榜样，主观上认为这种过渡比较简单，俄罗斯在摧垮了旧制度的同时并未找到一种建立全新制度的力量和方式，导致了改革的混乱和经济的无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俄罗斯数百万公民的福利及全世界所有国家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增长；俄罗斯；经济复兴；障碍

在21世纪的今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模式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近10年来动荡不安的俄罗斯及其经济改革一直是世人关注的对象。叶利钦时代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更多的生机，“休克疗法”加剧了生产滑坡在俄罗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卢布的不断贬值使人们对于俄罗斯前途充满忧虑。俄罗斯转轨的路径失误在于其试图要在一种能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的制度环境和法制基础还未建立起来之前，便寄希望于市场经济模式能够自动更正原本畸形的经济结构和陈旧的企业经营机制，藉此来改变国家在经济中的绝对垄断地位，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但结果却造成了体制的真空状态，给企业生产结构的转换乃至运行能力的提高等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如今，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普京总统身上，希望他能带领俄罗斯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

一、经济持续增长将受制于“诸多因素”，面临严峻挑战

2001年1～5月，俄罗斯各经济部门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共同发展趋势，工农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0．4％和1．2％，进出口稳步增长，居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5．2％。经济的好转让俄罗斯政府欣慰不已，俄联邦政府很有信心地预测，在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其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今后3～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5％～8％，俄罗斯将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达到强国富民的宏愿。

诚然，2000年初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形势逐渐开始好转，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实现了高速跳跃式的增长，即在1999年增长3．2％的基础上又增长了7．5％。工矿业生产增长约9％，是过去30年（包括前苏联时期）的最高纪录；钢铁工业的增长率为17．9％；机械和金属加工业的增长率为17．5％；化学和石化工业的增长率为15％；木材和木材加工业的增长率为13．2％；有色金属的增长率为11．5％；食品工业的增长率创下了9．1％的纪录。总之，俄罗斯曾一度动荡的政局出现较长时期的稳定，国内经济呈持续增长趋势，整个社会环境得到改善，油价飞涨也充实了国库，国家杜马通过了以自由经济改革为基础的税收法案。

尽管如此，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由于良好的对外经济形势造成的，这种增长就像1997年那样是在危机边缘上的增长，俄罗斯仍然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经济落后条件之下。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依然面临许多难题和严峻的挑战，要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并不容易。首先，俄罗斯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发生过大幅的波动，其中1981～1985年和1986～1990年分别为该期间的平均增长率。生产急剧下降，财源枯竭，财政金融体系接近崩溃，国家曾一度被巨额的预算赤字、三角债、偷漏税、外汇市场严重动荡、经济美元化等问题严重困扰着。今天的俄罗斯用于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仍旧极其不足，尤其是对以前诸多年代所积累的各种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克服，这些都在威胁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尽管俄政府目前已经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还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克服危机和推进经济快速高质量地增长。其次，早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的领导下，俄罗斯曾经为了实现向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作出了努力，这两位领导人都力图把西方发达国家当成改革的榜样，并且主观上认为这种过渡比较简单，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来讲，以前的某种路线和政策仍在起作用，还在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如果说要使用过去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借此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难题也是不太可能的。摆在普京总统面前的依旧是诸如国防开支匮乏、内外债务增加、政府预算赤字、社会支出负担、企业结构改革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投资气候也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过去几个月的经济指数有恶化的趋势，可见，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原材料、石油、天然气的行情。在今后的5年内，俄罗斯将会遇到3个比较严重的危机：一是2003年的债务危机，到那时需要还本付息的外债金额将增加60％；二是2004～2005年的投资危机，到那时设备将严重老化，电力部门的设备将无法继续使用；三是2005年前后的能源危机，资源的耗尽将引起“天然气”中断。

二、俄罗斯经济复兴障碍分析

总体看来，阻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俄罗斯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问题

目前俄罗斯国民经济美元化和资本外流的现象正在进一步加深，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预算赤字十分严重，老百姓在生活上的贫困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2001年1月俄罗斯人均收入为1975．6卢布，比2000年12月下降了36．5％。2000年4季度时，俄罗斯人均收入低于规定的最低生活费标准的人数达3920万，占俄罗斯总人口的26．9％。如果按汇率计算，俄罗斯日前的年度消费预算大约为250亿美元，这同美国纽约州的预算差不多；如果按消费者物价指数计算，那么250亿美元则是3个纽约州的预算。通常国家的债务往往不是按照消费者物价指数来支付，而是按照现行汇率来计算。俄联邦政府债务负担在今后几年内将非常沉重，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统计的官方数字，俄罗斯政府的外债大约为2000亿美元。尽管俄罗斯政府同伦敦俱乐部签署了部分（120亿美元）注销苏联遗留下来的债务的协定，加之在2000年初，俄罗斯政府偿还了一部分美元债务，俄联邦政府目前的外债仍是联邦全年度预算的6～7倍左右；虽然外债总额有所减少，但还债前景并不明朗。据统计，未来10年，俄罗斯每年要偿还130亿～190亿美元的外债，远远超出了俄罗斯的财政支出能力，由此可见，解决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经济能否持续复苏的关键。到2003年时，俄罗斯将面临新一轮还债高峰，届时外债偿还支出将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因此，如何缓解沉重的外债压力是对政府不小的考验。

另外，俄罗斯目前另一个较大的预算开支是军费。俄罗斯军队目前处于一种十分艰难的境地，政府很难削减军费开支，即使保住当前的状况也属不易，国家尤其需要花费精力在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之间合理地分配资金。此外，在社会开支方面的预算，俄政府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方面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展，居民的退休金和工资也常有拖欠的现象。相比之下，在那些不是由国家而是由退休基金（按积蓄制度积累起来的）支付退休金的国家里，居民所拿到的退休金的数额要多得多，而且不会拖欠。俄罗斯要过渡到这种制度，还需很长时间。

（二）企业改革仍旧步履维艰

早在1992年12月29日，随着《俄罗斯联邦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的颁布，俄政府对大部分国有财产实行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拍卖，决定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改造成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一时间，在俄罗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运动，然而事实上，私有化在客观上受制于经济动荡、法制不健全和政局不稳等因素，它并没能达到促进企业改革和增加生产的目的。相反，私有化因政局动荡和政府职能弱化而导致的贪污、受贿、化公为私、诈骗等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私有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犯罪，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社会逆反心理，很多百姓怨声载道，私有化对俄罗斯经济进程带来的负面效果远远大于积极的影响。

回顾以往几年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进程，可以看到，在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快速的大批私有化并没有带来改革者原先所期望的企业重组，生产和投资反而倒退到极低的水平，大部分企业的产品结构和供销关系得以沿袭保留，私有化没有给企业带来生机，相反却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改革者们原本希望通过企业私有化的方式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产权”，以便刺激生产和积累资本，实施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创新，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却导致了低效的所有权关系。“产权”的最优分配并没有带来合理的刺激机制，尤其是，企业的所有者疏忽了对管理层的监督，一旦企业在竞争中失败，那么这个企业就会被竞争对手接管或破产倒闭。通常条件下，如果在企业内部有了最优所有权结构，那么企业最终会拥有“最好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私有化之后的俄罗斯企业却受到“不完善”的企业监管的主宰，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在俄罗斯企业中所实施的这种“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分配”几乎不能在企业内部实现有效的监管机制和在企业外部实现合理的竞争机制。

俄罗斯的企业在经历了1992年底开始的小私有化、大私有化（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之后，如今，私有化在俄罗斯国内迎来了第三次浪潮，俄罗斯政府打算在最近3年内完成2．2万家企业的私有化。在2001年上半年就要出售由国家控股的19家大型企业的股份，其中包括几家大型国有煤矿和石油天然气公司。例如政府将分别卖掉库兹巴斯煤矿和哈卡斯煤矿的79．73％和43％的股份；卖掉奥伦堡油气勘探公司、下瓦尔托夫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和斯拉夫石油一梅杰恩油气勘探联合公司的15．5％、4．73％和3．28％的股份。此外，政府还准备出售莫斯科河运公司21．3％、科夫托尔铁矿24．8％、米哈依洛夫铁矿4．94％、盖斯基铜矿10％、南乌拉尔镍矿23．35％、新库兹涅次克炼铝厂14％、俄罗斯国家保险公司49％的股份。此外，俄罗斯联邦财产基金会还准备在2001年内向政府提出要进行私有化改革的另外700家企业的名单，并准备向政府提供相关企业的详细资料，这是普京上台以来采取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私有化举措。

与以往私有化不同的是，国家在对这些企业进行拍卖时，俄罗斯国有资产部将对企业财务状况进行调查，提出私有化协议，并对出售企业的理由和时间进行论证。俄罗斯政府此次拍卖的公司均不是国家明令禁止拍卖的“超级企业”，为防止失去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超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俄政府在2001年财政预算案第100条中对可进行私有化改革的企业进行了限制，即凡法定资金超过限制数额的超级企业都将被禁止拍卖。尽管如此，由于有了第一次私有化的教训，俄罗斯百姓对“私有化”仍旧是谈虎色变；同时，俄私有化部门正准备说服杜马议员解除私有化拍卖的禁令，让更多的大企业迈入私有化行列，使得人们更加担心私有化有可能会再次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

如今，俄罗斯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像往年那样是充实预算收入，而是重组经济，但重组的主要负担首先来自国有企业，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有些方面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第一次私有化浪潮不同，此次私有化的规模虽然小于上次，但其影响不可低估。俄罗斯通过先时的私有化对多数工业和自然资源进行了拍卖，但是国家在过去5年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却是明显下降了，私有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俄罗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所有权结构，防止再次出现以新的同样不良的所有权结构取代旧的不良所有权结构。建立高效的所有权结构比不惜代价的快速私有化更为重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未来几年在册失业人数将急剧增加，暂时还无法评判这种现象会有多严重，对社会的危害会有多大，因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现在就已经过着相当困难的生活。俄罗斯失业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目前整个俄罗斯大约有1000万失业人口，比2000年同期上升28．9％，同时，实际收入水平也大幅下降，这种局面造成消费市场继续低迷。而对于为数众多的俄罗斯企业来讲，目前需要的是：

（1）政府制定有益于企业参与竞争的政策，拆除垄断，通过促进新企业的建立来保障局外人参与竞争；

（2）制定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把企业从社会福利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3）制定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物价和保障货币供应及流动资金，建立功能正常的银行体系，以不是过高的实际利率来为企业提供贷款等等。

国际上的一家著名咨询公司曾断言，俄罗斯的企业如若能够成功地进行结构改革，俄罗斯的年国内生产总值将长期保持递增8％，这会使国家在几十年内发生重大变化。毫无疑问，在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中，企业改革对于恢复经济增长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然而，俄罗斯长期关闭的亏损企业占国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4，其产品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需求，如果指望这类企业来为居民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显然不现实。俄罗斯的许多大中型企业实际上并没有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生存的能力，它们负债太重，效率太低，但对于它们所在的地区和城市来说，它们又是维持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劳工就业所必不可少的，地区政府不敢也不肯让它们破产倒闭。俄罗斯国内的另外一部分工农业企业的亏损面也很大，预算拨款、财税和企业资金结算拖欠极为严重，这就给企业造成了资金短缺、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性投资不足等问题。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普京总统对税制进行改革后，银行系统的种种问题也亟待联邦政府解决，因为没有银行的支持，市场经济和企业改革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俄罗斯现有1300家银行，但大多数都面临破产，如何对这些银行进行合并重组将是一个十分困难和敏感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大多数赢利的企业都已经被私有化，而国家手里剩下的都是些

亏损企业，很少有人愿意买这种企业的股票。私有化部门没有能力对这么多亏损的企业进行有效管理。199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还在起作用，大部分企业的亏损因素也阻碍了企业改革的进程，加之国家总是在无休止地变换规则，企业改革的所有制关系还不十分稳定，相互之间矛盾的法律，这一切都无助于俄罗斯国内企业的正常发展。

（三）资本外逃无以支撑经济增长

俄罗斯的经济正在逐步复苏，然而其富豪阶层也正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的资金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美国的财政部曾经做过这样一个估计，俄罗斯人手中持有约600亿美元的现金，几乎与美国人的现金持有量相等。目前这些现金大部分以各种各样的途径流入了更具吸引力的市场，除了塞浦路斯和Cayman岛等传统避风港之外，一些西方银行也成为这些俄罗斯外汇的藏身之所。美国通用会计师事务所最近发表报告称，过去10年间俄罗斯人从纽约花旗银行转出的外汇资金总额达到7．5亿美元，花旗银行承认对此监管不力，未能给予合理的监控，也是因为当时的标准与今天不同。又如，2000年俄罗斯的贸易顺差有600亿美元，然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只增长了160亿美元，加上用于偿付外债的110亿美元，还有330亿美元不知所踪。这笔外汇的一部分变成了外币储蓄或是海外投资，还有一部分就作为现金被俄罗斯人直接持有。

根据保守的估计，过去10年，俄罗斯外逃的资本已有1000亿美元之巨。而根据一份由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西安大略大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仅在1992和1993年的两年间，俄罗斯就有700多亿美元不翼而飞，在1994—1998年间，俄罗斯资本外逃的总数超过了1400亿美元。2000年俄罗斯资本外逃数额是115．23亿美元，2001年在此基础又略微降低。资本外逃数额中的一半是合法流出的，或许更确切些，不是法律允许而是由法律疏漏所造成的。莫斯科一家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罗兰·纳许说：“这是一片灰色的区域，大部分的资本外逃违背了法律精神，但并没有违反法律本身。如果你想进口酒，那你最好在报关的时候报成是免税的婴儿食品，再贿赂一下海关官员，那么统计数据上就会显示出便宜的价格，而非昂贵的酒品。”俄罗斯大部分的进口物资一般都与所申报的品名不符，资本外逃现象仍在继续。

面对如此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政府的责任是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使企业家们在国内的投资比运出国更有利、更可靠。一旦俄罗斯国内形成了能够对投资者有充分保障的投资环境，则不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都会蜂拥而至。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降低税收政策等等）需要资金，要得到资金支持又必须以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基础，而要形成这种良性循环，则需要国家充分发挥经济杠杆、法律杠杆和行政杠杆的作用来调节。

（四）恶劣的投资环境将外国投资挡在门外

对于目前正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的俄罗斯经济来说，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经验和资本或许尤为重要。但是，由于俄罗斯目前的法制不够完善，管理体制十分落后，官僚主义作风和国家保护主义盛行以及俄罗斯不合理的税收体制，迫使外国投资者在对俄罗斯进行投资时仍然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此外，许多外国投资者在过去都有过痛苦的投资经验和在文化背景上的强烈反差，他们不愿意在长期项目上将大笔资金投到俄罗斯这个市场上。俄罗斯人往往会以怀疑或者敌视的目光看待外国人及其投资者，大部分在俄罗斯的投资者被当成犯罪团伙，或者成为政治家试图攻击的目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乔尔·赫尔曼这样认为，“这种敌视态度是因为对资产与合同应具有的效力缺乏尊重，也是对少数持股人的作用缺乏尊重的结果，这仍然是能否吸引更多投资者到俄罗斯的主要障碍。”

俄罗斯已经被列入经营环境最差的国家行列。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1998年在俄罗斯全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只有32亿美元，比1997年的高峰时期有所下降；1999年为42亿美元，2000年外国投资总额达到了109．58亿美元，虽然同前一年相比，增长了160．9％，但是平均到每人头上则只有74．04美元，2001年俄罗斯的外资总额接近100亿美元。这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同其他的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吸引外资额的数目少得可怜。据美俄企业家理事会说，大多数公司认为普京的改革计划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们在重返俄罗斯之前都在采取观望的态度。

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仍旧是阻碍外国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俄罗斯全国有4万家公司和银行被黑手党控制，这些不法分子与大大小小的官僚相互勾结，偷逃税款，牟取暴利。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金融寡头们争相控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为了各自的切身利益斗得你死我活，俄联邦领导层内部也并非一片净土，前总统叶利钦的家庭成员也曾卷入了纽约洗钱案，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如果不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惩治政府内的腐败分子，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就得不到改善，俄罗斯经济就无法得到必要的资金。俄政府必须下大力气彻底摧毁俄罗斯经济社会优秀中的腐败，使税收系统合理化，大大削减政府支出，否则，改革注定会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休克状态。俄罗斯最需要的是一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益的、能维护社会公正的、能保证政治稳定的经济体制，而为了改善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必须实施减轻税赋、整顿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建立法律保障等措施。

（五）人口数量剧减令经济雪上加霜

俄罗斯联邦已深深陷入近百年来的第四次人口危机。前三次均同战争、饥饿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次却发生在和平时期。人口锐减可以说是目前阻碍俄罗斯国家强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根据近10年来俄罗斯的人口变化趋势，我们不难看出，俄罗斯人口的出生率在全世界是最低的，种群退化现象十分严重，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

1999年，俄罗斯出生人口只有121．58万人，但死亡人口却高达214．03万。俄罗斯人口自苏联解体之后已下降了330万，截止到2000年10月1日，俄罗斯的人口为1．45亿。2000年度的头9个月人口就下降了55万人。2001年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在原有基础上又减少了95．8万人。在未来的15年内，俄罗斯人口将下降1100万，如果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一直保持目前水平，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下降到1．16亿。

莫斯科大学教授、著名的人口学家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霍列夫断言：“如果俄罗斯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的问题得不到重视，俄罗斯民族将在21世纪末从地球上消失，长此以往，俄罗斯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的确，在俄罗斯人口结构中，老年人比例日趋增多，青壮年劳动力则日显紧缺，让俄罗斯政府引以为荣的俄罗斯辽阔疆域将会开始没有那么多人去开发和居住，荒原依旧荒芜，国家的安全将有可能失去保障。导致俄罗斯人口萎缩的主要原因有：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数减少和出国潮汹涌澎湃、因生活环境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而引发的各种传染病使大量俄罗斯人丧命、酒精使大量俄罗斯男子命归黄泉、俄罗斯人的自

杀率越来越高等等。

对于拥有偌大国土面积的俄罗斯来说，人口数量不足的局面越来越令政府感到焦虑。俄劳动部社会人口政策与人口社会保障发展局局长萨马林娜也警告说，“国家目前面临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俄罗斯人口出现了危险的‘剪刀差’现象”。也就是说，人口出生率下降同时伴随着死亡率急剧增长，因此，俄人口数量减少现象在本质上区别于欧洲。从长远看，按这种人口发展趋势，21世纪还没有过完，俄罗斯可能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自己偌大的国土了。我们可想而知，今后几年，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将不仅仅是资金短缺，还涉及到劳动力的短缺问题。自2015年开始，俄罗斯将会更加尖锐地感觉到劳动力比资金更为缺乏。根据人口学和经济学家的估算，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要正常发展，至少还需要500万左右的劳动力，而除了移民之外，俄罗斯无处可以得到这些劳动力，不然的话，俄罗斯这片广阔的土地只能继续衰败。俄罗斯的犹太自治州、阿穆尔州、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4人，目前看来，不依靠外国的劳动力来开发远东地区是不可能的。

始于1992年初的经济转轨的种种失误给俄罗斯带来了空前的动荡和经济上的萧条，近10年痛苦的经济改革已经让俄罗斯精疲力尽，人们今天似乎应该从一种更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俄罗斯的经济现实，如何保证俄罗斯在经历了数年的动荡和贫困之后获得秩序与繁荣也决非轻松之事。俄罗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俄罗斯2001年经济增长率可达到4％，同时将继续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使通货膨胀率也按计划控制在14％至16％之间。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条件则是，国家必须充分而有效地利用资金，维护经济自由，改善国内经营气候，力求为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要寻求一种在国家指导下的经济增长方针，同时力求通过中央政府来协调投资，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必要的贸易壁垒，以此来保护俄罗斯自己的工业。俄罗斯必须从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俄罗斯应该找出适合自己目前经济发展脆弱性、适合自己国力、国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之路。即使俄罗斯能发展成为在经济上和民主上都很成功的国家，它也永远不会同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完全一样。

经济转型论文:中、俄两国市场经济转型策略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政府的作用、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权力资本扩张、贫富差距在扩大、市场秩序混乱、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民主问题法制化、民生问题制度化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关键词：转型国家不同制度安排价值取向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在转型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一党执政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1926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①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20世纪50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为抵御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并长期进行军备竞赛，政府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使得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官僚主义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当时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是加剧了工业与农业及食品工业的矛盾。②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概念也仍被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6月，原苏共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5月，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500天计划”，也有以“500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的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轰然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发展比别的国家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原因，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然而，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1992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1994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但当时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③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要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新政府必须是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新建立的政府，不但“小”，而且也忽视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也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近一半，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8）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简单地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优秀是宪政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④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寻求市场经济运行与公正理念结合的途径，发挥能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经济效应。同时，强调并严格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要减低税负、统一税率，改革金融体系；要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要加强立法，保障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普京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符合俄罗斯地域价值观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比较叶利钦时期，还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注重公正，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据此评论说：⑤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而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速达10％—12％。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保健医疗、教育事业、居民住房、人口增长、困难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学生、儿童等等弱势人群，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但每一季度都进行调整，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⑥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种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要想当穷人，还不容易做到呢！这样的评论，当然未免有点过分，因为俄罗斯还有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但不能否认，俄罗斯转型的社会经济效果，已渐渐显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定位

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色彩。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抬头，决策层似乎淡忘了曾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定位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官僚主义膨胀、家长制横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丢掉了2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票证、定量供应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上。

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人民，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克服各种阻力，使完善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同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大约提高了54％，农民从中收益颇丰，使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还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重点转移至城市，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成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回头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字：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也是“包”字当头。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不失时机地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一个时期内仍实行“双轨”制，这种价格体制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少数手中掌握物资分配权的官员，按计划价买进，再按市场价倒出，“价差”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市场化改革曾一度中断。1992年初，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扫除了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做出了大体描述，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二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弥补市场的缺陷。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彻底打破了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联系了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有另外的看法，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他们把这里的“社会主义”作为定语来对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就再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拉向了计划和市场是手段还是社会制度的僵死框框中！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⑨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根据实践经验，一步步摸索推进的，俗称“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用四年多时间取消了农村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用十多年时间消除了计划定价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并推动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培植市场竞争机制。统计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7％；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84.0％；非公有制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58265.9亿元，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3％；非公有经济（不包括规模以下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现工业增加值3.93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49.3％；在全国40个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已在27个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3523.6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9％；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港澳台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非国有部分）共缴纳税收总额12666.84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33.6％。就经济总量而言，2006年，非公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⑩非公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越来越大，但还属于粗放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质量上却得到了提高，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在先进行业中居主导地位，依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面上奠定了市场主体混合的、多元的竞争机制，就使得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不仅劳动者以社会必要劳动即劳动贡献来衡量，而且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而是全力发展城乡商品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各自有了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随着多元市场主体的逐步形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也逐步建立并完善；利率、汇率、税制也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逐步市场化。这种状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已初步奠定，要想让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复归，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最终建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能按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99.1％，非公有制经济占0.9％，而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占56.2％，集体经济占42.9％。党的十五大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加快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给国有经济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原则，这主要有：继续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同时还包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的改组，除通过市场组建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外，还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也即通常所说“抓大放小”；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但是，我们仍处在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中。近百年的历史以及俄罗斯转型的实践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11)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比如：现行的权力结构，还更多的是代表着部门利益甚至地区利益，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而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也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以及银行贷款，没有完全摆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处在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其所占有的资源、所获得的利润，浓缩了中国当今现行资源控制和分配结构的现状。

三、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关注民生

中国有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但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变化。

邓小平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1980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2)他还多次讲：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后来，邓小平又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制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市场化改革，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对外开放。先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裕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引领中国开创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一代领导人执政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强调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根据劳动者大多数已逐步成为有产者的事实，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同时强调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14)

市场化改革虽然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权力资本扩张。首先是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居民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立法建设。市场准入权由政府的官员通过行政审批行使，且又对行政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舆论的监督，这就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有研充报告估计，上个世纪90年代，贪污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达GDP的17％左右（胡鞍钢，2001）。官员的超常消费和执法犯法引起了民愤。

二是贫富差距在扩大。世界银行对此进行过测算，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这以后持续上升，2001年达到0.45，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如果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而重新计算基尼系数，肯定将远远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15)还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5万亿增加到近4万亿元，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但穷人却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信用缺失、行业垄断、管制错乱等，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劳动致富与资本发家，原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方法。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曾语重心长地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6)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

如果说俄罗斯转型的教训是在一个时期过分迷信市场经济，那么中国转型的教训也许是忽视了尽快实施一套有效的社会政策，并由此构建经济健康转型的社会安全网。(17)新一代党的领导，面对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局面，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更加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功能。把政府改革摆在重要位置，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特别是着力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问题。政府面对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公共信息等，从而为社会、经济、文化和公众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政府职能的新定位，是新时期如何执政的一个全新理念，使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有了主体。另外，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能比较好地维护市场的微观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在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两项主要任务，除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18)公平、正义、科学、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它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纳入对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认识，这是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亮点。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曾忽视的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排斥。

追根溯源，社会主义一词的初始含义，首先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这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必须关注民生，注重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包括：

民主问题法制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政府多一些责任，给公民多一些权力，让社会多一些监督。

民生问题制度化。民生问题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但是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在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关注民生，重视社会政策的有效性，这是中国在新时期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一个新的亮点。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理论和实践说明，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是不成功的，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但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如果过分迷信市场而政府无所作为，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忽视有效的社会政策，也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健康转型构建一个牢固的安全网。社会主义不单单是一种制度安排，其所内含着的公平、正义、民主、人道、自由、平等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相互依存，实际上是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一种体现。

本文系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于2007年8月在北京联合举办的“中德对话：社会市场经济和谐发展”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会议对论文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作者根据会议讨论和评论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在此对会议主办方和评论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经济转型论文:经济转型期产业断层危机论文

经济转型主要是指技术转型、产业转型、增长方式转型、金融及经济体制转型的合成变动，其中主要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升级过程。这种转型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因而是一种阶段性质的变化或飞跃。

从经典文献来看，世界工业化升级的进程经历了四个主要过程。第一阶段为初级工业化阶段，主要为轻纺、冶金、化工等为主导的传统工业对传统农业的替代；第二阶段为中级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为新兴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等新兴产业对传统工业的替代；第三阶段为高级工业化阶段，主要为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对一般精细加工业的替代，以金融、电信、工商、法律咨询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长足发展；第四阶段为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和主要动力。这四个阶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逐次递升的进程，经济成长必须逐次通过这四个阶段才能走向现代化。所谓经济成长的“产业断层危机”就是指经济成长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阶段的经济转型期所发生的产业结构错落和经济动荡。

一、产业断层危机的特征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处于从一个工业化阶段上升为上一级阶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产业升级的衔接问题。根据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经济运行处于一种完全自发的状态下的时候，产业衔接是一种缓慢而稳定的接续过程，一般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产业动荡。然而，这种自然过程过于漫长，人们通常在经济成长中都会将自己的主观发展意愿注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者提前发动产业革命，或者强制引进一种新的产业，而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开放型经济还受引进境外的产业的影响。这些因素，必定会影响产业升级的衔接方式，使产业衔接出现错落不齐的现象，产业断层就不可避免。产业断层危机作为产业转型期的经济错位，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产业断层的深层机理来自于技术升级的错落。产业断层导致的产业错落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这种“产业断层危机”不同于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它不是指一般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由于在进入新的经济成长阶段之前，新旧产业之间、新旧技术之间、新旧增长方式之间、新旧体制之间出现的磨擦和断层，并且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个断层，主要表现为在经济转型中，结构剧烈失衡，增长速度放慢，市场秩序混乱，社会经济动荡。产业断层，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发端于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中的不协调。一些产业经过长期的发展，技术水平提高缓慢，市场出现饱和，导致这些产业的增长迟缓，进而出现产业的夕阳现象。同时，由于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出现中空现象，具有高速成长意义的新兴产业没有在产值贡献上、利润增长上做出相应的反映，新兴产业的成长没有弥补夕阳产业的产值落差，从而带来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滑坡。

其二，结构磨擦剧烈，表现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既然是产业结构转型出现的经济成长落差，结构性矛盾就成为此时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夕阳产业的市场过剩显著，有时也伴以品种型、技术型过剩为特点。这就是说，夕阳产业的产品并不是一概表现为所有产品的过剩，而仅仅是技术档次低、花色品种陈旧的产品出现过剩。这种过剩足以使传统产业步履维艰，似有整个产业垮掉的趋向。实际上，传统产业中也存在某些产品、某些项目通过技术创新而出现生机，其中有的传统产业经过升级转入新兴产业，有的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更新改变了被动局面，得以在新的技术平台上继续成长。至于新兴产业在诞生之初，规模化和产业化不足，难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出现增长落差在所难免。

其三，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但不一定表现为负增长。经济增长是综合性的，不同产业的相互作用，形成各自产业的增长率。但是，不同产业毕竟存在自己的成长规律，有些产业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有的产业经济增长受资源瓶颈和技术瓶颈制约较为严重，这些产业的衰落，不仅使自己的产业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也会通过产业链条牵动整个经济出现增长率下滑的局面。这就是所谓“产业链陷阱”。

其四，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由于产业断层的弥补需要较长时间，故而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尤格拉周期的下降阶段多的一般持续20几个月，少的持续数月，即转入萧条阶段。而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由于矛盾积累深，结构错位严重，供给调整需要时间长，故而，经济增长的下降就会出现持续不断的现象，有时可长达数年。为此，这种断层危机对国民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日本经济自1989年下半年发生泡沫危机以来，直到1995年才出现经济平衡，前后经历了6年之久。东南亚金融危机自1997年5月到1999年7月，时间持续24个月以上。

其五，伴随较大规模、较长时期的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尤格拉周期的失业通常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型的失业，这种失业通常要通过刺激总需求来缓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就是需求管理的理论。由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其失业的类型大多表现为技术进步型的失业或结构性失业。产业升级必然伴随技术进步，伴随结构性调整，相当一些传统产业通过市场调整而被迫收缩，由此引起大批剩余人员进入失业状态。这些结构性失业大军，由于技术性障碍，一时难以转岗，被迫进入失业状态，只有通过较长时期的技术培训和吸纳，才能缓解。

断层危机的发生或多或少都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冲击，就冲击力测定来说，可以有如下四条定律：（1）发展阶段越低，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阶段低，新兴产业诞生和接续能力不足，当传统产业衰落时，新兴产业接续不上，经济衰退的深度就会加强。（2）发展速度越慢，发生断层的冲击力就越大。经济发展速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动力大小的标志。经济发展速度慢，市场反应不快，居民承受能力不足。产业转型的落差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3）技术创新能力越薄弱，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的替代，主要依靠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将使产业替代能力发生空虚，经济成长将发生断裂。（4）对外依存度越低、越封闭，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度就越大。一国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关系到一国的资源获取和技术引进的力度。如果国民经济过于封闭，势必面临资源获取的瓶颈和技术升级的瓶颈，在进行产业升级中将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重大困境。

二、中国经济转型期可能遇到的断层危机

从历史上看，各国工业化在几个产业转型期都会发生经济成长断层危机。根据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初级断层、中级断层和高级断层。初级断层，是从工业化前期进入工业化转型期的断层，中级断层是指从传统工业化进入高级工业化期间的断层，至于高级断层是指从工业化进入信息产业化期间出现的成长断层。

根据断层危机的引发机制我们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几种类型：（1）康氏周期拐点型，如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2）尤格拉周期导致型；（3）泡沫经济导致型，如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大滑坡；（4）货币危机导致型，如东南亚1997年危机。此外还有资源瓶颈导致型和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型断层危机等等。

目前，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成长可能将面临“产业升级型”的断层。未来的5年内，中国经济将面临着支柱产业的大规模全面替代或质的变化。届时，我国新技术、新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将出现一个较大的浪潮，势必由于我国经济内在的矛盾，引发国民经济的大幅动荡。

其一，资源瓶颈的制约。总体来看，我国部分基础原料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是部分战略性资源仍然构成我们发展的瓶颈。尤其是水资源和石油资源的日渐短缺已成为我国“十五”计划乃至今后长期的制约因素。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面临缺水的威胁，在旱季部分城市甚至连生活用水都困难，这将严重限制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近年来能源生产和消费一度出现双双下降的局面。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能源需求量锐减；另一方面，能源行业结构调整，造成相当数量的中小煤矿关闭或停产，能源供应出现了“买方市场”，使得中国能源发展的矛盾逐渐由总量平衡为主，转变为结构调整为主。然而，就石油资源来说，我国的石油储量和持续生产能力很难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些缺口只能依靠进口石油来弥补。据国家计委透露，2000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近200亿美元。据预测，中国未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由1995年的6.6％上升为2000年的25％，到2010年将上升为30％。按此计算，2000年国内石油消费为28，000万吨，按石油消费年递增5.5％计算，到2010年，我国国内石油消费将达到47，826.8万吨，届时进口石油将达到14，348万吨。我国能源消耗系数高，节能难度大。为此，依靠进口石油维持经济增长，将面临重大的进口风险。

其二，产业结构的回补。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转换与其他东亚国家相似，也具有“跨越性”的特点，产值结构相对于人均产值更为前移，或者说相对于产值结构的转型，就业结构转型明显滞后。面对未来几年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几年后必将面临一个产业结构回流回补的要求，即在产业高度化进程中重筑劳动密集型产业。据统计，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很大，占全国劳动力就业总数的50％左右，而农业创造的产值仅占18％（1998年），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从整体上降低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不仅如此，由于现阶段我们可以吸收更为成熟的传统工业技术和新兴工业技术，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我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经济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的速度将会更快。韩国、新加坡等国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花了15年，我们也许只要7年～8年就可以完成转换。快速转型自然是好事，但在就业结构相对滞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落后的条件下快速转换，势必导致人均生产率难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无法改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新兴技术产业将长期并存，新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磨擦和矛盾将成为5年内的难解之结，将来就不能不面对阶段性升级的停顿和回补。

其三，出口结构的压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很大，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已经很高，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40％以上。但是，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技术以引进适用技术为主，在产业技术转移中属于被动接受的下游，出口结构中仍然以传统工业品为主。这种产业构成水平，在今后的国际市场剧烈竞争中，势必将面临更大的产业调整的压力。东亚国家和地区，经过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出口产品中精细加工产品比重上升；泰国、孟加拉等后起国家的传统工业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势头上升，使得今后我国出口空间受到挤压。而我国工业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即精细加工、高级制品生产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低，导致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不高，换汇能力低。据调查，我国目前的工业产品中，性能和质量能达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水平的比重不到10％，约有80％属于50年代～60年代的水平。此种技术结构难以快速实现出口结构的更新换代，继续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传统工业品维持出口规模也难以为继。未来可能遇到的出口需求约束，势必将导致经济增长的迟滞。

其四，技术创新瓶颈。技术创新是支撑未来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依靠高投入支撑国民经济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较低。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是英国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发展滞后，限制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世界上一般把“同年龄阶段可上大学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5％”作为普及或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标志线。美国、前苏联及西欧国家分别在1950年、1960年、197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亚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早的在1980年，晚的也在199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而目前我国才达到7％。这必然导致新兴产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供给不足。另据国家老龄委调查，目前全国100多万高级职称人才中45岁以下的仅占6.3％，35岁以下的仅占1.1％。未来几年，我国这两部分的绝对量和相对比例都将降低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这将使我国今后教育、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大下降，出现转换的智力成果相对减少。

其五，产业虚高度化和产业空洞化趋向。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服务业的大发展。未来中国的服务业产出比重将由今天的30％上升到50％以上。未来10年中，伴随传统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升级转换，传统工业的逐步淘汰、萎缩，新兴产业尚不足以吸收从传统产业转移出来的资本，加上大量民间资金急于寻求有利的投资项目，必然会导致餐饮、商贸业等传统服务业的长足发展，也将带来房地产业和证券投资业的蓬勃发展。当这些服务业发展超出了实业投资正常需求之外的时候，必然导致无形交易的过度发展，产业空洞化必将随之出现。这些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9％以上，但工商业企业却很困难，GDP增长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服务、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支撑。第三产业的替代会引起一部分过剩资本游离实业之外，刺激房地产业、证券市场畸形发展，调控不当，风险会加大。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汇率联系制度、利率联系制度导致国际资本空前流动，国际游资、热钱对我国的冲击也会加大，也会引发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和国民经济泡沫化。2005年股市市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将由目前的10％上升到15％。

其六，经济周期的节律。到2005年前后我国将面临建国后的第10个经济周期的低谷或改革开放以来的第5次经济周期低谷。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先后经历过1956年、1959年、1967年、1972年、1978年五次经济波动，平均6年左右一次。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平均以1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但是其间也出现过4次低谷年景，分别为1981年、1986年、1991年、1999年，平均5.5年左右一次。按照1999年为第9次周期低谷计算，下一次即第10次经济周期低谷点大体在2005年前后。如果第10次经济周期低谷届时来临，可能会与大规模产业升级的矛盾相遇，可能会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衰退。当然，鉴于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经济起飞时期，届时的经济衰退，不可能是古典式的循环，可能与1999年的经济低谷相似，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和结构失衡。

综上所述，产业升级中的产业断层危机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它与结构失衡、产业错落、经济周期相结合，可能成为一种中长期经济成长的中断过程，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从现在起，就应当注重产业升级中的衔接，化解经济成长的瓶颈，减缓可能出现的断层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尽可能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向前发展。

经济转型论文:国民经济转型时期工农关系论文

一、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现状和矛盾

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走上腾飞之路的重要时期。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农村社会经济亦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如粮食、棉花、糖等已跃居世界前列；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标志着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目前的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率先向现代化迈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然而，从宏观角度观察，尽管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及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根本改观，即是说国家总体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配有失均衡。现就其主要矛盾和问题作些概略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迟缓，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变化，而且二者变化的速率大致接近，这是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比重已由1980年的30.1％下降到2000年的15.9％，第二产业比重由48.5％上升为2000年的50.9％，第三产业比重由1980年的21.4％上升为2000年的33.2％，这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

问题是，我国的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相对较小。1990年前后，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10％以下，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都在65％以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或以下，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多数国家在50％以上。而我国在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在60％以上，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18.5％，即使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仍高达5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只有27.5％。

由于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不同步，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按照世界银行数据，199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我国总体城市化程度明显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国际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一般为140％～250％，我国1978～2000年这一比率仅从40.45％上升到81.76％。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农业劳动力每转移1人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在城市化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体制上看，城乡分割还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一些地方在就业、入学、户口、社会保障等方面甚至还在强化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长期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这些因素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导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

（二）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分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个基本政策取向是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方针，不断提高个人所得份额，到2000年，个人所得占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50％上升为70％。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妥善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高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在个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居民分配不均衡。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成为近二十多年来的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78～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从134元提高到2253元，年均增长为7.43％，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分阶段看，农民收入继1989～1991年出现第一个低速增长期、年均增长0.7％之后，1997年以来进入第二个低速增长期，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更是下降到2.1％。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是1997年为6.7％，1998年为5.1％，1999年为7.9％，2000年为7.3％。

由于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农民收入低速增长，当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再度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2.57∶1，1984年为1.7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可以说城乡之间的差距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乡居民温饱问题解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1978～2000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39.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9.1％（见表1）。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转变和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居民对非食品类（如住房、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的相对需求增加，对食品类相对需求减少，从而降低了对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因此，在农产品供给总量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粮食生产连续5年丰收，棉花、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产量迅速增长，由于国内需求没有同步增长，结果主要农产品价格从1996年以来一路下跌，农产品产量增长并没有能够带来农民收入增长。

农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在于：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不利于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1997年和1998年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负增长，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达6.09％，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的2.49∶1扩大到2000年的2.99∶1。农村居民消费负增长导致了农村消费市场份额不断萎缩，直接阻碍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阻碍了启动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据有关统计，2000年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仅占38.2％，比历史上最高水平的1982年低26个百分点。此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不利于农民增加农业投入和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应当成为下一步国家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城乡社会发展诸方面存在重大差距。

1.关于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1997年，全国县级以下（包括县本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农村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的仅为0.3％，而城市这一比重为7.97％；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中，城镇居民的子女约占70％，农村子弟约占30％。这同全国总人口中，农村占70％、城市居民占30％的格局正好倒置；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农村只有4.87％，城市则达22.17％；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在农村高达64.1％，而城市只有34.9％。现在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面和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以高中阶段为例，1998年城市每万人口中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为815.6人，而农村仅为369.1人。这表明，农村处于“教育贫困”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

城乡基础教育投入差别很大。城市基础教育资金列入城市财政预算，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而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则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列入县乡财政的支出范围；二是农村教育费附加；三是农村教育集资。这表明，农民事实上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承担者。现在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税费改革”，在提高农业税税率的同时，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来源渠道减少了。因此，当前和下一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边远地区中小学危房率较高。据有关调查显示，湖南省某市各类教学用的危房面积达21770平方米，占整个教学用房面积的7.62％，其中，一级危房16352平方米，占5％左右。另一个问题是农村教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即使如此，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可以说，当前中国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主要发生在县乡基层。

2.关于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差距。城镇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或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内。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经解体，有合作医疗的仅占15％左右。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着倾家荡产”的状况。

农民获得医疗保健卫生服务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城镇居民。目前。农村有三千多万人口不能保证有及时的医疗服务；有四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农村地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8.5％；贫困农村地区妇女患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严重缺乏经过培训的接生员；在农村有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预防保健工作薄弱，中西部相当多的省份疾病发病率仍然较高，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公正指数排第188位，是世界上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3.关于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尽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还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现在我国仅在部分农村发达地区正在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仅占农村总人口的9.6％左右。这意味着农村养老仍基本上是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这种状况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是极其不利的。至于其他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更与农民无缘。

4.关于城乡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差距。农村电力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我国农村电网结构不合理，线损大，管理不善。农村电网一般兴建于20世纪70～80年代，大部分缺乏科学规划，布局不合理，设备陈旧老化，低压线路年久失修、供电半径过大造成的电能损耗达30％～40％。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电网基本没有投资，农村低压电网的产权属于集体，电网运行费用分摊给农户。电力部门一般只管理配电变压器高压桩头并按国家目录电价结算抄见电量。从配电变压器到农户的灯头电价，包括农村低压电网的建设和维护，变压器、线路、计量的损耗，以及农村电工的报酬，都出自农民所缴电费。

城乡电价差异大。当前我国供电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城乡电价不同，农村电价高于城市，且不同农村地区乃至不同村落之间电价也不相同。在实行电力趸售办法的电网中，农村电价由趸售电价加农村电网维护费、线损、变损、利润及各种加价组成，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大都高于城市居民生活用电价格。由于农村电价管理薄弱，线损过度，价格失控，有的电价高达1元/千瓦时，甚至2元/千瓦时以上。而城市电价一般较低，如北京居民家庭用电，尽管这几年电价有所提高，但现在仅为0.44元/千瓦时。此外，农民用电不仅有生活用电，而且还有农业生产用电。由于电价畸高，农民生产用电开支巨大。据了解，北方农民浇1亩地每次大约需10元左右，一般每年需浇地2～3次，如某家农产耕种20亩地，则一年这方面的开支需400～600元，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农业成本，成为农民减收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分区域看，我国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越往西越大。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之间的总体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由此决定，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

同时，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根据公共财政的理论，一个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地区的人均财力。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分别为803元、320元、317元，东部地区为中、西部的2.51倍和2.53倍，且地区差距呈扩大之势，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比较差。从东、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占对应口径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看，东部地区收入比重超过一半，而且呈上升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加起来还不到全国的一半，而且呈下降趋势（详见表2）。

二、政策、制度是我国现行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关键因素

（一）宏观分配政策有失偏颇，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农业基础地位受到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潜在的农村市场难以成为现实的市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政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农村财政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

1.财政支农政策不尽完善，影响农业竞争能力和长远发展后劲。财政支农是国家财政对农业的直接分配方式，它反映了工农、城乡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支持那些风险大、投资效益低，对农业生产起着保护、开发作用或有示范效益的项目（如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推广、农业环境保护等），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增强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农村新的情况和形势，国家财政调整和完善了农业支持政策，在增加农业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加强资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很大努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农业财政政策并不是尽善尽美，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政府支持农业的资金总量不足。从国内来讲，与各个方面要求支持农业的呼声相比，政府因受财力的限制对农业的投入不能满足其需要，即使达到了《农业法》所规定的每年用于农业的支出不得低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的要求，我国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其绝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则并不高，近年来大致维持在8％的水平，比1990年的10％约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约低4个百分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又将产生不小的冲击，而上述政府支农的低水平状况与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很不相称，需要改变。

（2）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增长不甚理想。以上内容是把政府支农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的，如果进一步分解，则会发现地方行为目标与中央政策不完全一致。地方财政农业投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大头在地方（约占80％左右），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地方。资料表明，1991～2000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由2295.81亿元增长到10366.65亿元，增长3.52倍，而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由220.74亿元增长到689.47亿元，增长2.13倍；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1991年为9.6％，1995年为7.9％，到2000年下降为6.6％。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的执行还存在重大偏差。从实际看，地方财政支农资金在预算安排已经减少的前提下，在执行过程中又大打折扣，甚至截留、挤占、挪用支出资金，这就从资金总量上削减了地方财政支农的规模。

（3）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一是财政用于生产性的支出比重下降，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支出比重上升。二是在农业事业费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农业事业费内部分配结构有失偏颇，即人员机构经费增长较快，业务经费增长缓慢，形成一种“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局面。这说明，近年来农业事业费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农业事业发展具有良好的资金保障条件，恰恰相反，农业事业的发展普遍面临着资金矛盾的困扰。三是我国间接支持多于直接支持。例如政府通过拨款支持农业事业单位为农业提供科技示范、病虫疫病防治来为农民服务，通过所谓修路引水、培训指导等开发方式扶贫，为贫困地区创造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帮助脱贫致富等，这都是必要的。但并不像发达国家有较大比重的财政支出直接用于农民或农场主收入补贴等。

2.金融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信贷支持严重不足。中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村获取信贷支持的能力严重不足。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断增多。据有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储蓄存款增长很快，远远大于农民贷款的增长，2000年农民在信用社的储蓄存款余额由1980年的117亿元增加到12355亿元，同期农民贷款余额由67亿元增加到3588亿元，通过信用社渠道农民资金净流出由22亿元增加到590亿元。1980～2000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8722亿元，加上邮政储蓄渠道，这一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0334亿元（详见表3）。

近年来从整个金融状况看，信贷资金供应非常充裕，但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在各项贷款总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这是造成农村贷存比例下降、农村信贷资金外流的重要原因。

就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的布局和分工来说，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金融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但从全国而言，1980年以来的统计资料显示，农村信用社贷款流向中分配给农户的比例都很小。1980年农业贷款占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比例曾达61.9％，到1994年已降到19.4％，近年来有所回升，但在2000年也只有34.2％。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资金的发展。

（二）县乡财政困难加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保障。

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县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现在我国共有2400多个县级财政，4.6万个乡镇财政，县乡财政运行对整个国家财政收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目前我国县域范围内聚集着占全国70％的9亿多人口，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0％，这就决定了县乡基层政权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与进步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可以说，政府实现职能一刻也离不开财政的支持，我国县乡财政只有建立在稳步发展和财力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基层政权才有权威，农村公共产品才能得到提供，县域社会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才有必要的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我国县乡财政不断发展壮大，从财力规模到收支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支持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县乡财政运行中也存在较多困难和问题，已经日益成为目前我国整个财政领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1.区域之间县乡财政存在极大的差异。大量资料表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反映在县乡财政方面亦为如此，甚至比经济差异还要大。1998年我国县级总数2496个，其中亿元县为553个，一般县897个，财政补贴县高达1040个（含国定贫困县577个）。1999年县级总数2109个，其中上述三种县分别为593个、480个、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县域之间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可支配财力以及人均财力，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2.县乡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较为严重。众所周知，我国地方财政每年算总账基本上是平衡的，但实际上地方各级财政情况不同，一个突出问题是基层财政赤字较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年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而且这种状况在我国越往西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基层债务数额较大，据有关统计，我国乡村两级净债务3259亿元，其中乡级债务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村级债务1483亿元，平均每村负债20万元。关于县级负债缺乏全国相关统计资料，但据笔者在陕西某县调查，到2000年底，该县累计债务余额为23448万元，其中县本级债务为16411万元，占全县累计债务总额的70.0％；乡镇级债务2858万元，占12.2％；村级债务4179万元，占17.8％。上述债务虽不是财政直接借的，但都属于政府债务，对未来的财政发展将构成压力。

3.欠发工资问题主要表现在县乡基层。保证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但实际上我国财政运行并不能切实做到这一点。一般的讲，县以上各级政府的工资发放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问题主要在县乡基层，而且绝不是个别基层地方发不了工资。工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能足额发放，有的工资政策兑现不了；二是不能按时发放，经常拖欠；三是在中西部地区，此问题更为突出。

我国县乡财政运行除以上问题之外，有的地方还存在财政虚收问题，在农村税费试点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财政收支缺口增大等问题。那么，问题的症结和原因在哪里？笔者判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当前我国的财力分配格局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基本摆脱了或很少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了乡里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小马拉大车”，这种政府间财力与义务教育事权责任的不对称，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滞后的重要制度因素，也是县乡基层财力紧张的重要原因。（2）财政供养人口太多。据有关资料，全国共有4.6万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1280万，平均每个乡镇300多人。某省每个乡镇平均达448人，有的乡镇达1177人。这必然会加重财政困难。（3）财政管理中存在开支随意性大，铺张浪费的问题。（4）有不少基层地方盲目办企业，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剧了财力紧张的局面。（5）财源单一，以农业为主，经济基础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三）农村非税项目繁多，非税收入膨胀，农民综合税费负担加重。

农业税及农村其他税收是处理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问题是，现在我国农民除上缴规定的农业税和其他税收以外，还承担大量的非税负担，包括统筹费、提留款、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利用各种名目收取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由此导致农民综合负担不断攀升，苦不堪言。根据我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1359亿元，比1990年的469亿元增长了1.89倍，其中农业税收负担增长了4.28倍，村级提留增长了0.62倍，乡级统筹增长了1.29倍，其他收费增长了4.70倍，农民人均负担增长了2.01倍。近年来农民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在7％～12％之间（详见表4）。

表4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总体税费负担的变化亿元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有关数据整理。

须说明的是，农村实际存在的其他收费（即“三乱”）要比上述统计数据高得多。据国外有关专家估算，2000年中国农村的“其他收费”可能在724亿～1086亿元之间，因此，农村税费总数在1809亿～2171亿元之间，农民人均税费负担在225～269元之间，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在10.2％～12.2％之间。此外，农民税费负担在地区之间、农户之间还存在重大的差异。大量情况和资料表明：从区域看，在发达地区，农民负担相对较轻；在不发达地区，农民负担更重。从不同的农户看，较富裕的农户，农民税费负担较轻；在贫困家庭，农民税费负担较重。

众所周知，我国从1997年开始农产品价格已连续多年持续下跌，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着艰巨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村总体税费项目繁多，综合负担不断攀升。可以说，现在农民的收入上不来，负担下不去，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的关键问题。

从历史的视角看，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农民负担问题一直与之相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农民负担问题曾是历代政权更迭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历史经验表明，对农民负担问题决不可忽视，这是关系到治国安邦、政权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四）从制度环境考察，“城乡分治”格局并未改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得以固化。

城乡户籍制度是决定城乡居民身份和地位的一项根本性制度。我国自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起，就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农民，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国构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就业、收入、养老、社会福利、子女上学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而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能进城打工，也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视。

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民进城打工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必然选择。然而，按现行有关制度规定却增加了农民进城打工的难度。1994年底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基本内容是对跨省就业的民工实行按需流动，凭证管理。按照这个《规定》，农民外出打工前，须在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劳动就业服务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并领取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达用人单位后，须凭出省就业登记卡领取当地劳动部门颁发的外来人员就业证，证卡合一才允许打工，否则一经劳动监察大队发现，就做盲流人员处理。与此同时，一些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也颁布了一些限制民工流入的措施。如东南沿海—发达省份，近年来采取了三条措施限制使用外地民工：一是在企业招工程序上实行“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本省后外省；二是由劳动、民政部门组织珠江三角洲县市与本省贫困县市挂钩，逐步把贫困地区的劳动力、人口迁移出来；三是设立“安置就业基金”，为本省就业难的劳动群众提供就业培训，以提高其就业和再就业能力。

此外，农民进城打工须付出高昂的成本费用。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既有益处，但也要付出转移成本。据有关典型调查，一个四川农民到广东打工，如果属有组织的输出，须办理《就业登记卡》、《流动就业证》、《暂住证》等各种证件，约需200余元；此外还须向县里有关部门交纳培训费、咨询费、介绍费等约1000元，加上路费约需1400余元。有的用工单位还要求农民上岗前需交500～1000元不等的保证金，女民工还要交计划生育管理费，等等。这样算下来，一个打工者在城市要得到就业，至少要付出2000元左右的打工成本。“2000元打工成本”是一个什么概念？大约相当于一个民工一年打工所得的20％—30％，或相当于全家人一年的务农所得。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大中城市都在进行城市化改造，大兴土木，拓宽道路，扩大绿化带，拆迁了大量的路边市场和房屋，其结果是城市变漂亮了，同时许多打工的农民失业了，城市居民生活也变得不方便了。例如，北京市2000年拆迁房屋300万平方米，2001年拆迁400万平方米，拆迁的同时，必然会大大增加进城农民的失业风险，这些失业的农民或者被迫无奈回家，或者滞留城市加大了社会治安管理的难度。

还有一个重大的制度缺陷是对待农民进城子女的“就学歧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公办中小学不接受户口在外地的农民子女上学。流动儿童即使能上公立学校，也要比当地城市学生额外多交费用，如有的要交学校2000～5000元的赞助费，另外每人每学期还要交600元左右的借读费。在许多城市，这些收费额的15％由学校上交教育主管部门。普通民工属于低收入阶层，交不起这些费用，他们的孩子就失去了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二是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需求，一些收费低、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民办简易学校应运而生，这是一件好事，但这类学校在一些地方得不到承认、管理和服务。国家教委和公安部1998年就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但许多城市至今没有提出民办简易学校设立的条件，没有明确社会服务机构，致使民工子弟学校不能办理合法的办学手续，处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状态，有的被强制关闭，使流动儿童重又失学。城镇规划对民办学校不予考虑，一些学校被迫多次搬迁，教学安定缺乏最起码的条件。上述种种对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歧视，既损害了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因为不少农民工子女，将来就是城市的市民，因就学歧视造就的文盲，绝不是城市发展所希望的。

三、我国社会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与“三大关系”前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必将对我国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及其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从宏观和长远战略高度把握上述问题，无疑是今后处理和解决好“三大关系”的必要前提。

（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其实质是判断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或工业化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按汇率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1200～2400美元，中期为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750美元，还未进入工业化初期。若按购买力平价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3010～5350美元，中期为5350～8590美元，高级阶段为8590～1153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3220美元，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目前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在国际上已不再流行，在我国学术界也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经济结构上与钱纳里标准也有较大偏差。这种标准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应当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衡量标准，不能拘泥于钱纳里划分的工业化阶段标准。

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变动趋势。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根据是：（1）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和农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1978～2000年，农业发展迅速，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8.1％下降为15.9％，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农业比重下降，林业、牧业、渔业比重上升，农业单一生产结构转变为多种经营，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过渡。（2）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为5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由48％上升到50.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3.7％上升为33.2％，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3）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比较强大，有一定科技水平，能够为国民经济提供相当部分的技术装备；交通、运输、通信设施日益发达，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工业增长迅速，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贡献日益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工业生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逐步增强。（4）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80年到2000年，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由50.3％下降到10.2％，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7％提高到89.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从无到有，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14.9％。生产力布局发生重大重组。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0年东部11个省份中有7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元，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逐步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当然，也需要说明，虽然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半劳动力在搞农业，工业化任务远没有完成。

（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今后“三大关系”的影响。

首先，在今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时期仍然可以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不可抑制地扩张，这将为缓解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奠定根本性的基础条件。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大国的特点决定了其需求的潜力巨大，从而可以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今后中国的需求潜力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建设，而且工业化的推进和结构变动将创造巨大的需求。众所周知，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要继续降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要随之上升，由此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推进往往是与产业升级相伴随的，而我国传统产业恰恰需要加快改造或适度扩张，高新技术产业也需要大力发展，这必然带动大量的投资需求。再一点，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按世界银行换算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以下简称GNI）为8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3％、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1％；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换算，2000年中国的GNI也只有39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6％、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的14.4％。199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尚有18.5％的人口月均消费在1美元以下，尚有53.7％的人口月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今后随着“小康”社会的推进，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无疑会不可抑制地增加，这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动力。

从国际经验看，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在较长时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研究了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情况，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情况不同。一般状态下，当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详见表5）。这里的基本原因在于，在这一阶段，这些国家存在巨大的需求拉动，这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1997年人均GDP只有720美元，2000年也只有900美元，属于典型的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渡阶段。因此，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

综上分析，可以有理由推断，中国今后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巨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和模型预测，2001～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7.9％。这一速度虽然低于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但仍是较快的。>其次，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会逐步提高，这就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大约为36％，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未能有效充分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农村落后的重要原因。

有关研究表明，未来20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加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条件和物质条件将会明显改善，城市化进程也会随之加快。城市化水平如果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20年可望由2000年的36.2％达到55％～60％。1978～200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到50％，减少了20.5个百分点，即每年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这种势头在未来20年间可望得到保持，到202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将会降为30％左右。这些是二元经济结构明显转换的重要标志。

再次，工业化推进要求改变过去长期延续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强化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进行的，这是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强化工业化基础的必然选择。现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到了工业适度反哺农业的时候了。1978～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2000年中国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78年的7.4倍；按当年汇率折算，突破1万亿美元。世界银行资料表明，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之后，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单价计算，我国经济总量还有很大增加，排次也更提前。随着经济发展，国民财富由小到多，主要工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些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国家财力分配和金融资源亦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3395亿元，比1980年的1159亿元增长了10.5倍；银行存款余额同期由1661亿元增加到123804亿元，增长了73.5倍。这标志着国家当前和今后具备逐步强化“三农”的物质和财力基础条件。

（三）充分认识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当前及今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既包括结构转型（即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包括制度转型（即市场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要看到其重要性，而且更要看到其长期性和艰巨性。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的缩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中国，正视差距，缩小差距，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这不仅因为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不断缩小工农和城乡差距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在于当前和今后中长期，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而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国家对“三农”的支持，恰恰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这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同时，各国经验表明，工农和城乡差距的缩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特别在中国，我们需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估计。（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相当繁重。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为9.28亿人，其中农村劳动力为4.8亿人。据有关预测，未来我国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约在700万～800万人之间，而从长远看中国农业领域只需要1亿～1.5亿劳动力。剔除现在4.8亿农村劳动力中包括的1.28亿乡镇企业劳动者，推算农村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数量约为2亿～2.5亿人。如果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出路不畅，农村就业压力将十分沉重，人地矛盾也会日益突出。（2）农民收入增长面临很大压力。农民收入与其土地经营规模及价格水平关系密切。但当前农村不仅人地矛盾突出，而且受农产品国际价格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从1997年开始已连续5年下跌，可以预料今后通过提价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愿望也是不现实的。（3）国家财力尽管不断增强，需要加大对“三农”的支持，但期望短期内大幅度向农村倾斜也不符合我国实际。

四、今后中长期正确处理“三大关系”的总体战略思路和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我国国民经济转型是经济现代化和市场化相互交织的过程，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转型期政府宏观调控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矛盾。因此，今后能否有效地缓解和缩小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第三步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市场化改革战略目标的实现。总体思路应把握两条：一条是政府需要“花钱”，也就是从宏观上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政府财力资源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分配的力度；另一条是政府不需要“花钱”，即下决心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政府从制度供给方面改变现行对农村歧视的做法，为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创造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

根据上述思路和当前存在的问题，今后中长期为了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我们提出下述对策要点：

（一）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要向农村倾斜。

一个重要建议是，今后的长期建设国债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投资力度。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5年累计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6600亿元，作用巨大。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国债投资项目仍有较大规模尚未完工以及防范财政风险的因素，我们预测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尚不能完全退出，仍需持续2～3年时间，但力度要降低。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继续增发长期国债仍将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必要选择。在这一背景下，建议调整长期建设国债的使用方向，增加农村公共建设投资力度，重点解决农村水、电、路公共设施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且是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从中长期看，今后即使停发了长期建设国债，国家财政的预算内投资也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投资重点，一方面改善农村生活居住和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劳务收入。力争通过政府投资力度的加大，在未来5年内使我国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有一个根本的飞跃。

（二）完善财政支持农业政策。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财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因此，强化政府支农职能作用，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手段，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农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国家财政的农业投入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大大低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与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相比更是相距甚远。考虑到我国农业生产条件落后的状况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今后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力争在“十五”期末将这一比重由现在的8％提高到10％。（1）要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近几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1500亿～2000亿元的幅度递增，据初步预测，这一增长势头在“十五”期间仍会保持下去。建议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分配要划出10％～15％的份额用于农业，这是强化农业投入的一条重要措施。（2）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将各级政府支农行为纳入法律规范。从今后的趋势看，国家为了更好地实现支持和保护农业的调控目标，改变农业投资中的随意行为，要尽快制定和出台《农业投资法》。立法应将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农业投资行为作为规范的主要对象，同时既要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农职责，也要对其农业投入的数量界限作出规定，这必将促使整个农业投资主体的行为规范，强化政府投资主体的导向功能。

明确农业财政支持的方向和重点至关重要。今后财政支农政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要按照WTO规定要求，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和薄弱环节，着力强化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是关系到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具体考虑：（1）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包括水利设施、农业生态环境、国土整治等。（2）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中国农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战略性结构调整，这就是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发展畜牧业和林果业，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积极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等。为此，财政要加大对“种子工程”、畜牧良种、优质饲料、区域化优质农产品基地、产业化龙头企业、退耕还林还草等方面的支持。（3）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我国有2.3亿个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产品成本高，靠政府的价格支持和补贴受到限制，关键还是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在这方面，财政要增加气象投入，建立、完善各种专门性自然灾害气象预报服务；加强对病虫疫情监控的投入，减轻农民损失；增加对农产品信息网络和营销组织建设的投入，逐步建立覆盖全国城乡、连接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信息网络营销组织；支持农民合理储备粮食，减轻国家粮食储备压力。（4）调整农产品补贴政策，改变农产品补贴环节。多年来国家财政投入巨资用于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效益低下，农业和农民没有受益，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是：大力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财政补贴，把这方面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环节，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另外，特别还要考虑把这些钱的一部分直接用于增加农民收入。要具体研究通过建立农业灾害补助制度、农产品市场风险补助制度、农村困难群体粮食补助制度、特殊困难农民生产补助制度等，从而为降低农民的损失，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制度保障。

再一个问题是，要注重发挥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导向功能。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有利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为了提高社会农业投资的吸引力，需要通过发挥农业财政支持的导向功能，进一步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1）要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入，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国家要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3）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减少政府直接办项目，加大对农民和社会办项目的补助。还要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鼓励农业利润用于农业再投资。

（三）调整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分配政策。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这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问题是，作为基础教育大头的农村基础教育，其发展任务及资金投入职责主要落在了县、乡、村基层，与其所具有的财政能力极不匹配。就中央和省级来讲，其财政教育投入分配，主体部分用在了高等教育，极少或很少用于支持基础教育。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欠账较多，成为当前我国整个教育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

为了加速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强化中央和省级支持基础教育的职责和投入力度，真正将基础教育发展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摆在国家财政分配的重要位置。

首要的措施是，需着力调整中央和省级教育投入结构，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整体基础教育投入比重，改变现行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的不合理状况。有两个思路可以考虑选择：一个思路是“十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在每年新增的教育投入总量中，拿出至少一半左右的资金用于基础教育；另一个思路是，在确保教育投入原有渠道增长的前提下，“十五”期间中央和省级在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总量中，再拿出10％的资金专门投入基础教育。上述思路的共同点是：教育投入结构存量不变，增量调整，有利于加强和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此外，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中央和省对下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这一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一般性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以县为单位，计算县级人均财力，以此作为对县教育转移支付的基本依据。人均财力是当地财政能力的重要指标，一般讲，人均财力水平高，则当地财政状况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状况也相对较好，反之亦然。因此，以人均财力作为教育转移支付的依据，有助于将中央和省的基础教育投入真正向中西部地区及其他困难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倾斜，从而切实有效地逐步改变这些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状况。二是专项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解决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及其他教学条件的改善等。需说明的是，上述无论哪类转移支付资金，都要直接转移到县，避免中间环节截留和改变用途。

当然，从我国国情分析，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县级都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力量。中央决定从2001年起，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管理由乡镇上收到县。这一政策规定是完全正确的，表明中央对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加重了县级的责任。今后为了有效发挥县级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作用，要着力推进县级公共支出改革，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县级财政支出结构，从而提高县级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能力和保障程度。

（四）明确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农村金融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不容否认的是，农村金融政策也出现了重大偏差，主要表现在：农村信贷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资金日益短缺。因此，必须研究和调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取向，尽快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建立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此，要调整农业银行改革思路，强化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方面提供信贷支持，以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中小城镇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具体讲，要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公司带农户”等方式，引导和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支持和做好种子、种苗、预购定金的投放和技术服务工作。尤其要加大对重点龙头企业的营销支持力度，集中规模资金，提高经营层次和决策效率，满足优良客户的资金需求。同时，应加大农业综合开发、环境保护、农村电网等方面的信贷资金投入。还要进一步做好信贷规模工作，积极稳妥地发放小额到户扶贫贷款。

要使农村信用社成为最基层的直接面向农民和农业的金融服务组织。这是解决农业信贷难、打击农村高利贷的关键。建议全面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借款，使农户种养业贷款需求基本得到解决；要积极配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选择地支持高科技农业、高附加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业，支持农民扩大种养业规模，提高专业化水平；要积极创新信贷业务，发展农民子女教育、住房、农村交通运输、生活大件消费品等消费性贷款。

（五）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的新型制度框架。

有关研究表明，我国1/3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在1.5亿人左右。21世纪初期农村劳动力将处于新的供给高峰，2001～2010年农村将新增劳动力6350万。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是事关国民经济宏观全局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农民就业和流动的某些束缚被解除。但是，在改革城乡分割制度方面仍没有迈开实质性步伐，进城后打工农民在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向外转移。因此，必须尽快推进制度创新，消除对农民进城打工的歧视性规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首先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当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仍受到很多不合理限制。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限制农民进入的行业和工种。农民外出就业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面向外出打工农民的收费也过多、过滥。一些地方存在简单粗暴地清退进城务工农民的做法。现在许多城市面临就业压力，对进城农民工进行适当管理是必要的，但也要城乡兼顾，控制适度，管理得当。目前的一些做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各地区制定的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要坚决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其次，要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目前，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全面推开，个别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有了较大的动作。事实表明，放开户口后并没有产生消极影响。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力度。从长期看，应当允许农民自由进城。这样有利于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有利于城乡经济的发展。最后，考虑到大多数进城农民的就业并不稳定，需要保持流动就业农民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使农民形成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就业机制，这是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六）进一步加大农村反贫困政策支持力度。

反贫困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作为反贫困的主体之一，在反贫困中具有某种主导地位。因此，政府反贫困效率的高低对新时期农村反贫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九五”期间，我国中央政府用于扶贫开发的投入逐年增加，从1995年的98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30倍。2002年增加到291亿元（包括财政扶贫和信贷扶贫）。以1990年价格估算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00元计算，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目前的3000万人左右，农村贫困率从30.7％下降到3％左右。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反贫困已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今后农村反贫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逐步降低贫困率，使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分享整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反贫困职能定位既要体现政府的公共职能，同时又要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市场化进程。为此，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需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劳动和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其次，要继续增加国家的扶贫开发投入。一是要合理增加财政扶贫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的增加要与政府职能、国家财力、贫困发生率及扶贫开发需要相适应。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都有责任增加扶贫投入。二是继续保持并逐步增加信贷扶贫资金规模。三是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在实行优惠财政、税收政策的基础上，注重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环境。

最后，要正确把握国家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重点。要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七）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正处于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之中，种种迹象表明，向市场化转轨固然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系数加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

从当前实际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过去长期的历史原因形成的，也是由城乡之间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今后在城乡社会保障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农村比重大，农民人口多，国家能解决好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不错了，因此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二是不顾客观现实情况，主张实行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等重要，都需要发展，但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结构、社会分配结构、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可能采取一个统一的模式，农村不能照搬城市的办法。

从今后一个时期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最紧迫的是需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政策问题需要明确：（1）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都相当高，而且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经济发达地区可先行一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拓宽范围，我们不可能短期内在全国马上普及农村社会养老体系。从长期趋势分析，农村养老的基本格局是，家庭养老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障相结合，即使将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普及了，也离不开家庭的保障功能，在当前尤其是如此。（2）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市场化、工业化的双重战略性任务，财政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常态，加之农村老龄人口数量庞大，因此，国家难以包揽农民的养老保障。依靠农民自身及其农村集体的资金积累是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基本途径。而且筹资标准和保障标准要互相适应，都不能定高了，要考虑农村的负担能力。（3）考虑到农村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应该允许在农村各地存在一些差异，切忌养老水平和筹资标准的“一刀切”。

另一项任务是改革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是以农村居民为对象，通过不同的筹资方式和管理办法，实行集体与个人共同筹集医疗卫生费用基金，按一定比例补偿农民的医药及预防保健费支出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合作医疗基金筹资水平，既要考虑本地社会经济状况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又要考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以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预防保健需求为宜。农民个人筹集的数额，应坚持适度的原则，与农民协商确定。有必要指出的是，农民依个人意愿按村民讨论通过的筹资标准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属于农民的正常消费性支出，应该受到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不应列入“取消农民负担”项目。

经济转型论文:市场经济转型与城市管治论文

市场经济改革改变了社会管治的基础。近来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对地方政府的研究。但多数局限于政府机构的变化，属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尤其缺乏对政府基层政权的研究。近来随着对社区的重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本文力图分析改革后管治基础的演变，以揭示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国家治理的危机，由此国家机器通过“地域化”过程以加强其对社会的管治能力。

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经济转型论文:市场经济转型论文

市场经济改革改变了社会管治的基础。近来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对地方政府的研究。但多数局限于政府机构的变化，属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尤其缺乏对政府基层政权的研究。近来随着对社区的重视，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本文力图分析改革后管治基础的演变，以揭示市场经济改革造成了国家治理的危机，由此国家机器通过“地域化”过程以加强其对社会的管治能力。

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经济转型论文:科学发展观与经济转型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既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压力，也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走出传统模式，形成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应以科学发展观为要求，推动县域领导干部转换发展思路，转变县域经济增长模式和管理方式，把县域经济调整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轨道上来。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县域经济；转型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特征，使其发展受到局限。特别是随着资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对县域经济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也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新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财政收入及人均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受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主导，党委、政府在领导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由此形成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政府履职单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导致其他职能的弱化，形成全体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挥。其二，社会发展边缘化。以完成经济指标为最高追求和单边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县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被党委政府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三，资源消耗升级化。为了招商引资，县级党委、政府以廉价出售、出租、转让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手段，加快发展资源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县域经济指标伴随资源的高消耗而增长。其四，环境破坏严重化。县域拥有河流、矿藏、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比较好，由于过度开采资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补给措施，加之工业项目造成的废物排放，使县域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五，县域矛盾扩大化。在县域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争项目、争进度、争形象，往往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影响县域稳定与和谐。

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县域发展理念及评价标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存在差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县域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调整，确立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的确立，应体现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体现统筹发展的要求。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进行核算和比照，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既要看城区，也要看乡镇，既要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及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及社会基础。其二，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基本要求，县域虽小，内容体系却非常完备，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孤立地搞经济项目建设，应该促进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协调发展。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应使工业项目、农业项目、商业项目等结合起来，注重项目建设间的联动效应，使项目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三，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评估应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GDP、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形成，要对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防止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其四，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县域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该考虑县域干部群众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充分考虑县域干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承受能力，在关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质量提高的幅度。其五，体现民生发展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县域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城乡困难群体脱贫和社会救济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发展观由传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转变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取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缓解了县域经济指标增长压力，提供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机遇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增长，指标论英雄，数字出政绩。在这种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部精力抓经济，抓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长。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任务，县级党委、政府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项目，不仅政府职能被扭曲，而且在经济指标增长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资源浪费。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级党委、政府能够从单纯抓指标增长的思维定势和压力下解放出来，进而从县域发展全局出发，进行县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为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机遇。

2．扭转了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薄弱状况，提供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社会基础。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县域经济建设，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既缺少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又使县域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缺少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撑，特别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使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摆上重要位置，推动县域党政工作机构开始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从而改变县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失衡状态，进而为县域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3．国家逐步调整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党和国家所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指导思想，必将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在财政、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向县域倾斜，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切，都使县域经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县域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也县域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为薄弱的环节，依靠县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解决，从而成为影响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为县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利机遇。县域可以抓住“三农”政策调整的契机，在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评估，被纳入到法制轨道，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这对县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资源丰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资源型企业是县域发展的依托，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环保措施，不仅造成县域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县域气候和环境状况，而且形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县域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这不仅对于恢复和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有利，而且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是传统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运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临转型压力，县域经济如何从传统发展观相适应转型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需要系统性创新和变革。

1．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县域发展思路转型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2．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要求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大了对“三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杠杆，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限制。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对县域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其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增长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例，在县域GDP中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但产品科技含量低，资源主导型项目为主体，产品关联度弱。第三产业发展薄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第二产业转向提高一产和三产的质量、规模，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其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在县域三次产业总体布局失衡的同时，每一个产业的内部，也都存在失衡状况。如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主体。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和加工业占主体。第三产业中，以城市商业为主体。每一产业内部都缺少有带动作用的优秀集群，使产业发展壮大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其三，产业项目调整压力增大。县域产业是以县域项目为支撑的，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一些县域传统经济项目，如采矿、冶炼、矿产品加工等，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场准入和经营门坎提高，在新项目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项目面临淘汰出局风险，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项目调整压力。

3．资源短缺与环保力度加大要求县域增长方式转型

简单、粗放、科技含量低、资源依赖及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是县域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县域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要求提高，一些传统发展项目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将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外延式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其一，项目建设的资源约束增强。不能再以廉价出让、出租土地、矿山等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逐步提高的投资强度，提高了县域项目建设的成本，使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二，项目建设的环境约束提高。随着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的加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更加严格，环保设施投入增加，一些对环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坏力的项目将禁止上马，这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项目建设的资金约束显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家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融资面临更多困难，而银行贷款又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此迫使县域寻找摆脱投资拉动之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4．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要求县域领导方法转型

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构建县域和谐社会。这一本质要求，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质资源之外，廉价劳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更加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和群众诉求，加强了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并对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改进劳动力工资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一切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其二，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决策难度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决策更多关注项目建设的速度，而对百姓诉求关注较少，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县域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涉及到的群众利益保护，依法制止项目建设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将使决策难度增大而且复杂化，传统决策方式与方法需要加以改变。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对县域领导方法提出新挑战。传统县域领导方法具有极强的“霸权”色彩，法治观念比较薄弱，党政领导个人主导型浓厚，由此也为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使这种传统魄力型领导方法面临转型压力。

四、县域经济应对科学发展观的策略选择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型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县域发展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养，推进干部队伍转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领导干部起关键作用。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县域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转型教育，推动干部队伍转型，由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县乡领导干部主导县域经济转型。为实现干部转型目标，其一，应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县乡领导干部头脑的教育力度。采取刚性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意识。其二，应着力提高县乡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改变干部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县乡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提高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其三，应强化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科学发展观，除其能力、素质原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能否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特别是在干部政绩考核过程中，应改变“经济指标定乾坤”等“一票否决”作法，由只重结果转向重视决策、重视过程、重视全局、重视前景，只有考核评价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思维，实现县域经济转型。

2．加强县域发展规划，优化县域发展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和县域经济转型，既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应加强对县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研究与论证，使县域发展规划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①以体现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调整和制订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县域发展策略，具有长期指导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和确立县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作为县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纲，对于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②以优化项目布局为重点，调整和制订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应在县域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调整规划等单项规划，为科学发展观提供规划支撑。③以强化目标激励为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应强化目标激励的作用，从县域实际出发，制定规划实施的具体发展战略，使科学发展的目标与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接轨。

3．推进区域资源整合，拓展县域发展空间。因应科学发展观需要而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应打破县域自成体系的封闭发展局面，综合考虑县域发展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增强县域发展的区域规划性与协调性。特别是应充分考虑每个县域的优势和劣势，从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保护环境的需要出发，对相关县域资源、产业进行适度整合，加强区域性宏观调控，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开发和资源的重复浪费，从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和可持续能力。在推进区域资源整合过程中，应以省级行政单位为牵引，以项目为优秀，以协作区为主要载体，以宏观调控为手段，由自然资源拓展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提高区域资源利用效率。

4．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县域体制创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转变政府职能提出紧迫要求，应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承担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要求，对县域党政机构设置进行调整，推进体制创新，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体现“五个统筹”和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县域政府职能，应致力于扭转全部精力抓经济的局面，使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工作都能得到同等重视，复原政府调节、监管、服务、管理职能，形成新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政府作用得到充挥发挥。

总之，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如果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转型，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将成为一句空话。应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加强对县域经济转型的推动力度，使县域经济逐步走上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轨道上来。

经济转型论文:科学发展观与经济转型的研究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既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压力，也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走出传统模式，形成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应以科学发展观为要求，推动县域领导干部转换发展思路，转变县域经济增长模式和管理方式，把县域经济调整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轨道上来。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县域经济；转型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特征，使其发展受到局限。特别是随着资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对县域经济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也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新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财政收入及人均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受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主导，党委、政府在领导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由此形成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政府履职单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导致其他职能的弱化，形成全体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挥。其二，社会发展边缘化。以完成经济指标为最高追求和单边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县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被党委政府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三，资源消耗升级化。为了招商引资，县级党委、政府以廉价出售、出租、转让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手段，加快发展资源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县域经济指标伴随资源的高消耗而增长。其四，环境破坏严重化。县域拥有河流、矿藏、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比较好，由于过度开采资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补给措施，加之工业项目造成的废物排放，使县域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五，县域矛盾扩大化。在县域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争项目、争进度、争形象，往往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影响县域稳定与和谐。

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县域发展理念及评价标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存在差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县域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调整，确立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的确立，应体现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体现统筹发展的要求。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进行核算和比照，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既要看城区，也要看乡镇，既要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及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及社会基础。其二，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基本要求，县域虽小，内容体系却非常完备，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孤立地搞经济项目建设，应该促进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协调发展。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应使工业项目、农业项目、商业项目等结合起来，注重项目建设间的联动效应，使项目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三，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评估应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GDP、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形成，要对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防止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其四，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县域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该考虑县域干部群众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充分考虑县域干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承受能力，在关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质量提高的幅度。其五，体现民生发展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县域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城乡困难群体脱贫和社会救济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发展观由传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转变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取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缓解了县域经济指标增长压力，提供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机遇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增长，指标论英雄，数字出政绩。在这种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部精力抓经济，抓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长。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任务，县级党委、政府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项目，不仅政府职能被扭曲，而且在经济指标增长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资源浪费。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级党委、政府能够从单纯抓指标增长的思维定势和压力下解放出来，进而从县域发展全局出发，进行县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为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机遇。

2．扭转了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薄弱状况，提供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社会基础。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县域经济建设，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既缺少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又使县域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缺少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撑，特别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使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摆上重要位置，推动县域党政工作机构开始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从而改变县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失衡状态，进而为县域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3．国家逐步调整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党和国家所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指导思想，必将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在财政、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向县域倾斜，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切，都使县域经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县域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也县域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为薄弱的环节，依靠县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解决，从而成为影响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为县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利机遇。县域可以抓住“三农”政策调整的契机，在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评估，被纳入到法制轨道，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这对县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资源丰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资源型企业是县域发展的依托，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环保措施，不仅造成县域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县域气候和环境状况，而且形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县域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这不仅对于恢复和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有利，而且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是传统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运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临转型压力，县域经济如何从传统发展观相适应转型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需要系统性创新和变革。

1．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县域发展思路转型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2．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要求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大了对“三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杠杆，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限制。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对县域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其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增长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例，在县域GDP中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但产品科技含量低，资源主导型项目为主体，产品关联度弱。第三产业发展薄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第二产业转向提高一产和三产的质量、规模，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其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在县域三次产业总体布局失衡的同时，每一个产业的内部，也都存在失衡状况。如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主体。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和加工业占主体。第三产业中，以城市商业为主体。每一产业内部都缺少有带动作用的优秀集群，使产业发展壮大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其三，产业项目调整压力增大。县域产业是以县域项目为支撑的，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一些县域传统经济项目，如采矿、冶炼、矿产品加工等，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场准入和经营门坎提高，在新项目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项目面临淘汰出局风险，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项目调整压力。

3．资源短缺与环保力度加大要求县域增长方式转型

简单、粗放、科技含量低、资源依赖及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是县域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县域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要求提高，一些传统发展项目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将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外延式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其一，项目建设的资源约束增强。不能再以廉价出让、出租土地、矿山等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逐步提高的投资强度，提高了县域项目建设的成本，使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二，项目建设的环境约束提高。随着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的加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更加严格，环保设施投入增加，一些对环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坏力的项目将禁止上马，这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项目建设的资金约束显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家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融资面临更多困难，而银行贷款又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此迫使县域寻找摆脱投资拉动之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4．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要求县域领导方法转型

科学发展观的优秀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构建县域和谐社会。这一本质要求，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质资源之外，廉价劳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更加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和群众诉求，加强了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并对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改进劳动力工资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一切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其二，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决策难度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决策更多关注项目建设的速度，而对百姓诉求关注较少，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县域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涉及到的群众利益保护，依法制止项目建设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将使决策难度增大而且复杂化，传统决策方式与方法需要加以改变。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对县域领导方法提出新挑战。传统县域领导方法具有极强的“霸权”色彩，法治观念比较薄弱，党政领导个人主导型浓厚，由此也为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使这种传统魄力型领导方法面临转型压力。

四、县域经济应对科学发展观的策略选择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型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县域发展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养，推进干部队伍转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领导干部起关键作用。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县域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转型教育，推动干部队伍转型，由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县乡领导干部主导县域经济转型。为实现干部转型目标，其一，应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县乡领导干部头脑的教育力度。采取刚性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意识。其二，应着力提高县乡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改变干部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县乡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提高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其三，应强化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科学发展观，除其能力、素质原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能否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特别是在干部政绩考核过程中，应改变“经济指标定乾坤”等“一票否决”作法，由只重结果转向重视决策、重视过程、重视全局、重视前景，只有考核评价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思维，实现县域经济转型。

2．加强县域发展规划，优化县域发展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和县域经济转型，既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应加强对县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研究与论证，使县域发展规划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①以体现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调整和制订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县域发展策略，具有长期指导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和确立县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作为县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纲，对于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②以优化项目布局为重点，调整和制订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应在县域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调整规划等单项规划，为科学发展观提供规划支撑。③以强化目标激励为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应强化目标激励的作用，从县域实际出发，制定规划实施的具体发展战略，使科学发展的目标与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接轨。

3．推进区域资源整合，拓展县域发展空间。因应科学发展观需要而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应打破县域自成体系的封闭发展局面，综合考虑县域发展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增强县域发展的区域规划性与协调性。特别是应充分考虑每个县域的优势和劣势，从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保护环境的需要出发，对相关县域资源、产业进行适度整合，加强区域性宏观调控，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开发和资源的重复浪费，从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和可持续能力。在推进区域资源整合过程中，应以省级行政单位为牵引，以项目为优秀，以协作区为主要载体，以宏观调控为手段，由自然资源拓展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提高区域资源利用效率。

4．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县域体制创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转变政府职能提出紧迫要求，应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承担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要求，对县域党政机构设置进行调整，推进体制创新，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体现“五个统筹”和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县域政府职能，应致力于扭转全部精力抓经济的局面，使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工作都能得到同等重视，复原政府调节、监管、服务、管理职能，形成新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政府作用得到充挥发挥。

总之，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如果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转型，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将成为一句空话。应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加强对县域经济转型的推动力度，使县域经济逐步走上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