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0 10:49: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传统艺术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老杨公
“老杨公”能历时几百年而流传至今，是跟它的地域性特色和原生态特色分不开的。早在2008年，老杨公就被评为北海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仅仅是因为了老杨公的故事反映了人们互敬互爱，教育婆媳和睦相处、夫妻合好，赞颂勤劳勇敢、驱恶行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既了保留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和乡土文化意识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老杨公”采用广西合浦地方方言演唱，主要由民族乐器+打击乐锣鼓+独唱、对唱、三人联唱+舞蹈+顺口溜+讲故事等多种艺术形式构成，表演形态富有原生性，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老杨公》的音乐是以廉州方言发音音调为基础的，富于原生性的民间音乐结构。它的歌曲种类是山歌类歌种。音乐曲调是民族调性sol1adoremi的微调式。从音乐结构来看，“老杨公”以“西海歌”的音乐旋律为优秀，配以其它音乐曲牌如“东海歌”“西海歌”、“撑船调”、“棹船调”、“西江月”、“犯仙调”等，通过重复、变化、交替发展等方法，构成具有浓郁而鲜明的沿海地方特色、曲牌丰富多彩、风格统一的联曲，“老杨公”的音乐虽然曲牌种类繁多，但一般都是二乐句和四乐句的乐段结构;在四乐句的乐段结构中，第三句往往是第一句的变化扩展，第四句往往是第二句的变化重复。第一句一般结束在调式音阶的第三级或第四级上，形成半终止，两句乐句一起一伏，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曲调优美，亲切流畅。“老杨公”的表演有别于北部湾地区其它民歌的艺术表演，它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歌舞表演形式，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边唱边跳的民间歌舞艺术。它能深深扎根在民众之中，代代相传，深受广大群众喜欢，是与其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事一物，并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较高的艺术性和广泛的影响力分不开的。《老杨公》全场表演只需两个演员，分别表演“老杨公”和“仙姑”，台下锣鼓手4～5人以及一名掌板者(兼送白、送歌)来配合台上的表演。“老杨公”和“仙姑”要唱、跳、演样样具备，因此舞蹈动作编配不能太复杂，但是，人物扮相和表演特征却十分重要。换句话说，老杨公和仙姑的形象能否独具一格，从人物扮相和表演特征来看，它必须更加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老杨公”的歌词采用廉州地方方言来演唱，有着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不仅具有原生性发音特点，而且思想内涵丰富。它的歌词词牌如同它的曲牌一样，种类繁多，有“大唐歌”、“东海歌”、“西海歌”、“西江月”、“犯仙调”等。这些词牌往往运用“比兴”、“双关”、“歇后语”、“谐音”、“比拟”、“析字”、“叠字”等不同的修辞手法，特点鲜明涵丰富，富于哲理，艺术性高，富有魅力。其中的“大唐歌”是北海民歌当中流传最早的一种词牌，它强调双关，重在抒情，意义深远，属于赋体歌讲究第二第四句压脚韵。
(二)耍花楼
“耍花楼”也是北海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类，是合浦县有名的民间歌舞之一，用合浦本地话廉州方言演唱，主要流传于廉州、党江、西场、沙岗、石湾、写家等讲廉州话的乡镇，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不但舞蹈动作多彩，歌调也较多且感人。“耍花楼”主要是一男一女两人身穿传统服装，在舞台上交叉穿插表演，对歌对舞，动作潇洒大方而又优美热烈，舞步多姿多彩。歌舞时男持一把花伞和一把纸折扇，女持一方绢帕和一把纸折扇，边唱边舞，常用的曲牌有:“花楼调”、“游山打猎”、“开经调”、“叹世调”、“插花调”、“采茶调”、“挂金索”、“二环调”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花楼调”和“游山打猎”。这种曲调唱词情调优美，富有浪漫想象的神话色彩。由于这种歌舞极其引人入胜，又被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解放后，合浦人民对“耍花楼”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改革后的“耍花楼”它已去除了那些迷信成分，多是表现劳动生活的谐趣性，也逐渐成为庆丰收、迎新春的喜庆歌舞。广西北海的“耍花楼”很像东北的二人转，其舞步轻捷、活泼、轻松、幽默，如“跑马步”、“捣碓脚”、“走车盘”、“耍伞花”、“耍巾花”等，音乐节奏明快，动作舞蹈性强，旋律高亢热烈、语言亦庄亦谐，深受老百姓喜爱，也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三)咸水歌
北海“咸水歌”几百年来都是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承至今的，它精简短小，但又富有内涵，以极具地方特色的音乐风格被疍民所喜爱。作为一种民间歌曲，它不仅体现了该群体的生活环境和文化风俗的特殊性，还在本质上反映出疍民独特的水乡情怀。其演唱形式与我国其他民族民间歌曲有着相同之处，但又因风俗、语言、生活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疍家独特的演唱特点。咸水歌是疍家人广为传唱的口头文化，在日常生活劳作，特别是在谈婚论嫁、丧葬等过程中，触景生情，随编随唱，以歌谣形式描绘不同的情感，所以说咸水歌的歌唱内容十分丰富。北海“咸水歌”曲调繁多，歌词内容涵盖疍家人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叹家姐》、《咸水歌调》、《姑里妹》、《十二月送人歌》、《伴郎》、《伴嫁》、《叹古人》、《叹字眼》等。而《叹家姐》、《咸水歌调》是最具典型性的传统的北海外沙“咸水歌”，它们的曲调亲切自然，热情悠扬，委婉感人，甜美流畅。歌曲常常都是上下两句的一段体，每句字数不尽相同，句末一般要求押韵，但也有少数不押韵的，每句曲调多是因字取腔，但衬字的音调及句末收音都必须是相同的，并且不管唱多少段，其反反复复的基本结构是不变的。“咸水歌”有独唱、男女对唱、三人联唱、小组唱等演唱形式，格调清新，韵律天然，唱、叹流畅，感情浓郁、亲切。工作和休闲时叹唱儿句，焕发精神。北海“咸水歌”，因传唱地域而得名。这种富含海之韵味的歌谣，随着疍民迁徙漂移，在北海的文化土壤落地生根，既保持原生地同名歌种的血缘关系，又吸收了迁入地土著渔民歌种的养分而不断发展成熟，至今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是北部湾沿海一带以船为家的疍民世代传承的一个歌种。
二、传承思考
由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厚，文化生活日加丰富多彩，加上疍民的上岸、时代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会唱、会演、喜欢听、听得懂的人越来越少，使得这些传统民间艺术面临传人和听众双双流失的危险，甚至面临失传。因此，我们探讨这些民族民间艺术的审美属性，不能仅仅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最终还是要让研究成果发挥作用而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此外就是试图籍此引起人们对它的密切关注以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目前，当务之急的就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把保护传承落到实处:一是要全面发掘、搜集、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文字、影像等资料。二是要积极改革、创新，创造一个全新生存环境，赋予它在信息时代新的意义。三是要大力普及、提高，努力提升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实现经常性，稳定性，持久性。四是要加大教育力度，努力把这些传统民间艺术引进校园，开展传承教育。
三、结语
广西北海民间传统艺术是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瑰宝，它在促进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它的研究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先人留给我们珍贵的遗产，我们有责任在每一个时代中展现它的风采，守望这份财富就是现代的我们应尽的责任。愿我们广大音乐工作者，为继承与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文化，为繁荣艺术文化市场，奉献绵薄之力。
作者：姚冰 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一、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的传承
在当代艺术国际语境中，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率先展开了教学改革。主要方式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以传承中华文化精神为优秀，让学生学习国学、培养中国哲学精神和审美风格、审美趣味，建立传统国画评价体系，进行高校中国画的系统性教育。首先陕西高校的中国画教学在课程设置上重视传统艺术和国学内容的融入，保障了传统艺术的技法和形式传承。国学对于中国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母子的关系。国学包括传统文学、传统艺学等类别，诗书画印的统一性是在元代就形成的成熟绘画思想，历代中国画家尤为强调“书画同源”。而更早的“气韵说”更是强调了虚无缥缈的“气韵”高于骨骼、色彩的准确性，而“气韵”从何而来，就是传统文艺带给画者的深厚的品格底蕴。所以重视国学、研习国学是进行中国画教学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陕西高校的中国画教学在大一设置了“国学基础”和通识课程“大学语文”一起强调了传统艺术中文学的重要性，更设置了“先秦文学”、“唐宋八大散文家”等选修课。此外在大二、大三的课程中，亦设置了与传统艺术相关的选修课，如“古画艺术鉴赏”、“传统绘画装裱艺术”等课程，通过学分的掌控让学生主动地进行传统艺术技能和知识的学习。而在专业课程中，设置有“陕西剪纸”、“陕西风情国画创作”等课程，很好的将地域性的传统艺术融入到教学体系中。在具体教学体系中，亦设置了讲座课程，聘请陕西传统艺术大师、工艺大师进入高校校园，开办讲座，与学生进行互动。通过课程的设置，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主要成分为国学教学、地域传统艺术教学、传统中国绘画教学三部分，这些都具有传统艺术极为活态的、持续的传承力度。如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的专修课学习主要从学习经典画谱如《梅花喜神谱》、《高松画谱》等入手，不再单纯沿用西方素描色彩训练作为绘画基础，而是以传统绘画艺术作品、经典作品为主步入中国画的学习程序中。这样能够让学生学习到纯粹的中国画作品的精髓，更好地以传统哲学思维看待国画创作，进行笔墨的传承和形式的传承，更好地传承了传统艺术精神。其次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通过教学实践基地的教学活动，传承了传统艺术的基本艺术语言和形式。实践基地的教学在绘画专业中是主要的一种教学形式，通常在教学实践基地以自然风景写生为主，如河南的太行山历来是河南高校国画山水科目的主要教学实践基地。但在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中，则常以石窟寺、博物馆、民俗馆等人文资源集中区域为教学实践基地，让学生前往这些地方，临摹前人精美的石窟壁画，体会经典的传统艺术雕塑形象，摹写经典的传统画作。这样不仅充分利用了陕西传统艺术资源，更在高校国画教学中传承了传统艺术，使学生通过临摹和体验将传统艺术的形象和语言融入到自己的国画创作中。最后陕西高校的中国画教学通过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传承了传统艺术的精髓。如前文所述，传统艺术是有着与西方迥异的哲学思维作为背景的，单纯以写实性来评价当代中国画创作与教学是有局限的，片面的。陕西高校的国画教学在整体教学理念中转变了这一单一片面的评价体系，转而以传统艺术中的笔墨趣味、情感抒发为主建立的评价体系，如中国传统南宗画派认为好的画作需要“气韵为上”，不以形似为主，但讲究整体画面的协调和独特的笔墨意趣，讲求水墨恰当的比例和墨分五色的精妙，更重视留白、全景式构图和散点式的透视效果等。这些评价准则都是与西方古典写实原则迥异的。通过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传承了传统艺术的品评标准，更进一步地传承了传统艺术内在的哲学精神和艺术形式语言。在教师普遍建立的传统艺术评价思维的大背景中，学生更对传统艺术所需的技法、意趣和文艺功底感兴趣，产生了主动学习的动力，从而促使了传统艺术的现当展。
二、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的发展
当代高校艺术教育并不局限于对某一艺术的完全传承复制，更多的是为了其适应新时代的新发展，以及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向。传承是为了创新和发展，传统艺术在高校中国画教学中扮演的是手段和方式的角色。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通过研习国学、学习经典传统绘画作品、体验品味传统艺术文化形式如建筑、雕塑、壁画，以及建立完善的传统艺术评价体系很好地传承了传统艺术，但其目的并非是复制传统艺术，而是在高校国画教学中发展传统艺术。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的发展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促进传统艺术的原态发展。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以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和教学评价等形式融入了传统艺术，对其进行了有益有效的传承发展。如陕西传统的剪纸艺术在高校教学和科研研究的体系中得到了保存，使一度濒于失传的剪纸艺术以及刺绣艺术等民间其他小众艺术种类得到了保存式的发展。再如陕西的窑洞建筑艺术审美风格在高校国画教学中融入了教学创作内容中，对窑洞建筑的原态发展具有一定的保障。我们还通过课程、实践活动等形式促使学生对传统经典艺术作品展开主动研习临摹，是传统经典艺术作品赖以原态保存发展的外在条件，这些形式都促进了传统艺术的原态保存和发展。第二是促成传统艺术的创新发展。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以临摹经典作品为手段展开创新式的创作型教学，在学习传统艺术的独特艺术语言和形式基础上，融合时代主题进行创新发展：如以陕西黄土高原的地理风貌色调为色彩创新水墨类别创作；以陕西独特建筑艺术为创作主题运用传统皴法、线描技法进行新型国画形式创作；以传统界画艺术为形式进行新城市题材国画创作等。这些都是在传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的融合式创新发展。正如传统国画画论中所言：“可从者从之，宗也，不可从者违之，亦宗也”，它从原态传承和创新式发展两方面论述了两者都属于传承发展的途径。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通过各种形式丰富了传统艺术的艺术表现语言，扩充了传统艺术的创作母题，促进了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新发展。第三促进传统艺术的材料发展。陕西高校中国画教学在课程教学内容中融入了地域民俗元素，将中国画传统的笔墨纸砚的物质材料融入剪纸、刺绣、泥沙等新型材料，创新发展了中国画创作中的形式材料语言，以实验性国画创作为手段进行了国画的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型的材料发展不仅表现在用具种类的丰富上，更表现为画面材料和形式的发展上，是陕西高校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探索发展。
三、结语
中国自古的绘画思想是“书画同源”，是“游于艺”，是《古画品录》中所称的“气韵为上”，更被称为“士人画”、“文人画”，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画与传统文化艺术的紧密联系性，是中国画赖以存在的灵魂与优秀。所以学好中国画的基础和优秀是学好国学、学好传统文艺。抱着这种思想展开的高校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可起到传承和促进发展的作用。陕西高校国画教学通过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和评价体系等形式传承了传统艺术，并促进了传统艺术的创新发展，实现了原态发展、创新发展和材料发展，实现了高校国画教学对传统艺术的保护、流传和创新。
作者：张晓红 单位：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
一、数字媒体艺术对传统艺术美学突破的具体体现
（一）数字媒体艺术的审美体验更加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创作中，创作者主要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专业人士，这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创作者给普通民众带来一种神秘感和距离感，传统艺术作品不够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给普通民众传达了一种只有欣赏水平高的人才能欣赏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媒体艺术为普通大众提供了更多欣赏艺术作品的机会，简单易操作的数字媒体技术为普通民众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大众化的创作模式和大众化的审美特点使得数字媒体艺术更加贴近人们生活，更加大众化，促进了艺术作品发展的多样化，丰富了大众的审美体验。
（二）数字媒体艺术具有开放性的美感
数字媒体艺术的创作过程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在传统艺术中创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具有完整性，创作的终结也意味着作品的完成，而数字媒体艺术可以进行复制和删改，除创作者之外的观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艺术作品进行重新修改和再创作。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可以根据不同作者的不同创作思路进行修改，数字媒体艺术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意蕴，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和审美需求，推动现代艺术的发展。
（三）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
不同于传统艺术的逻辑性审美特征，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审美逻辑。创作者可以尽情构思使用非逻辑性思维进行天马行空的创作，在创作中运用了较多倒叙、跳接、反转等技术，因此人们欣赏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时，不能仅凭借惯有的逻辑思维进行赏析，而是应该从现代人的思维和创作者的创作意图角度进行艺术赏析，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四）数字媒体艺术具有超现实的审美体验
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依托于数字化技术，传统艺术创作是以现实中的事物为原型进行再加工和创作，因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传统艺术创作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数字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超现实的审美体验。数字媒体艺术中展现的恐龙、生化危机、外星人等题材具有超现实性，数字媒体艺术可以运用多种现代技术进行声音和图像的模拟，能给观赏者带来极强的感官冲击和震撼的视听效果，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验。
二、总结
数字媒体艺术是知识经济的产物，数字媒体艺术的突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与艺术元素的有机结合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传统艺术相比，数字媒体艺术具有的高效性与交互性，极强的虚拟性与综合性。数字媒体艺术的突破发展能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需求，也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有利于丰富现代艺术的内涵，推动我国艺术领域的长远发展。
作者：许腾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1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1）敦煌壁画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目前敦煌壁画存有4万多平方米，在早期时代，敦煌壁画的构图中不论采用何种构图方式，基本上都是采用边饰纹样和藻井图案对壁画图进行装饰的。边饰纹样在壁画中的运用使得壁画的主题更加的清晰和完整，这就是边饰纹样在敦煌的壁画中所起到的塑造作用。在敦煌壁画的边饰纹样对壁画表象所起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边饰纹样使得壁画的内容更加的完整，起到了完整内容的作用。北魏时期，敦煌便已经形成了佛教艺术，而且还一直以活泼的艺术创作同庄严的佛经内容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在宋代第26窟的壁画中，有很多以佛和菩萨为主题的壁画，这些壁画四周都布满了由小花纹、半花纹和三角形等形成的边饰纹样，尽管这种纹样是几何式的构图。但其却在充分利用空间的基础上，重复的出现两种花纹，尽可能的为壁画塑造了繁花似锦的感觉，使得这些以庄严为主题的图案更加的富有情趣和生机。其次，边饰纹样在敦煌壁画艺术中更好的塑造了秩序感和空间感。边饰纹样在壁画的负面上的分割和主题的表达上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壁画上简单的带状连续纹饰使得壁画更加具有秩序感和空间延续感，塑造了一种明朗和善良的宗教情感。边饰纹样在壁画中合理的利用了空间，使得壁画和石窟得到了更完美的结合，起到了向导的作用。第三，为壁画建立了装饰和运动感。在敦煌壁画中的边饰纹样中有一种纹饰叫做忍冬纹，这种纹样是北朝的石窟中较为突出的纹样。这种纹样的造型十分的简洁，而且变化多姿。在西千佛洞的第7窟的北壁下部就使用了忍冬纹，这种纹样采用了单叶波状式样，同有着厚实身躯的力士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感觉，不但同力士的装饰带的排列形式统一，而且其波形的运动感也使得壁画的运动感更加的强烈，给观者以一种单纯和朴实之感[5]。最后，在敦煌壁画的艺术中，三维边饰纹样使壁画产生三维感。从天宫凭栏的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边饰纹样对于壁画三维空间的塑造。这种纹样主要出现在窟内的四壁的上部，比如隋朝的西千佛洞的第八窟的西壁上部就是以凭栏的纹饰进行装饰，使得壁画产生一种三维的效果。这种纹样体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另外还从不同的维度空间突破了壁画的艺术手法。因为敦煌的壁画是绘制在墙壁上的，要沿着墙壁进行绘制这样就存在一定的建筑功能限制，但是天宫凭栏这种纹饰可以不受这种现实限制，能够在视觉上进行改造。这种边饰纹样同亭台楼阁的立体表现也是相互呼应的，这种手法就是人们对于创造的探索，也是对陈旧图案的创新。
（2）唐代藻井图案中的边饰纹样
唐代作为敦煌艺术的一个繁荣时期，各类纹样的出现也越来越丰富。在敦煌唐代的藻井图案上最受人关注的并不是井心的纹样而是在方井井心周围的边饰纹样。这周围的边饰纹样看起来十分的华丽，但却有秩序感，正是因为这些纹样的华丽也使得整个藻井图案更加的华丽和饱满。唐代的敦煌藻井图案中的边饰纹样层次繁多而且结构形式也多样。在初唐时期主要以简单的卷草纹为主，盛唐时期主要以团花纹为主，而在中晚唐时期主要以几何连续纹为主。边饰纹样在敦煌的藻井团中是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单元重复的结构进行排列的有一定的秩序感，而且层次感较强的装饰纹样还能够避免给视觉产生拥挤和混乱感。藻井团中的边饰纹样的虚实结合也给整个画面带来了层次感。诸如，迥纹可以给人以虚感。虽然说，唐代的敦煌藻井图案中的边饰纹样结构基本上以几何式和波状为主，但是这些纹样的构成变化有序而且有着较强的节奏感，点线面的结合给人以丰富的视觉感，这些边饰纹样为以庄严为主题的图案带来了生命力。
（3）青花瓷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唐代是陶瓷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在景德镇的陶瓷艺术中，凭借其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边饰纹样，在中国的艺术圈内展示了独特的风采。这里主要介绍边饰纹样在青花瓷中的应用。明代嘉靖时期的青花葫芦瓶。20世纪的70年代在我国的江西省南昌市出土了一种青花葫芦瓶。该瓶的盖口处有莲瓣纹样同瓶口的直线纹样相对称。而在瓶子的上下腹部出现了牡丹纹，纹样十分丰富，下腹部则是通过变形的牡丹进行装饰，在瓶子的底部边缘处绘制了变形的莲瓣纹饰。整个葫芦瓶的纹饰主题十分突出，瓶的边饰纹样也给整个葫芦瓶的纹样绘制增添了生机。使得瓶身的画面更加的雅丽，线条也更加的流畅活泼。
2西方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1）西方服饰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在西方的传统服饰上，边饰纹样的应用倾向于对自然的模仿，其艺术的重点在于产生逼真的效果。在服饰上的边饰纹样主要以是整体面的形式出现，通过造型和色彩空间的结合进行边饰纹样设计。而在中国的服饰上边饰纹样的应用主要是突出精神上的寄托，例如，在服饰上的竹菊等纹样的设计。
（2）西方家具艺术中的边饰纹样
在西方家具艺术中，边饰纹样分为宗教神话纹样、动物人物纹样和战争题材的纹样。在西方家具艺术中，家具上的边饰纹样大多是以突出主题为主的，宗教神话纹样在家具上的应用主要是再现宗教形象，体现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
3结语
对于中国边饰纹样的探索，从不同的朝代中的艺术对边饰纹样的形式、应用以及作用阐述了我国传统艺术中边饰纹样的重要作用。正是有了边饰纹样的存在，才使得传统的艺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雅丽。当然，文章所阐述的画石像艺术、陶瓷艺术、壁画艺术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是艺术本身的价值还是其传承价值都有着边饰纹样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这对现代的艺术设计也是一种借鉴，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
作者：田静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一、数字媒体艺术对传统艺术美学突破的具体体现
（一）数字媒体艺术的审美体验更加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创作中，创作者主要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专业人士，这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创作者给普通民众带来一种神秘感和距离感，传统艺术作品不够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给普通民众传达了一种只有欣赏水平高的人才能欣赏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媒体艺术为普通大众提供了更多欣赏艺术作品的机会，简单易操作的数字媒体技术为普通民众进行艺术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大众化的创作模式和大众化的审美特点使得数字媒体艺术更加贴近人们生活，更加大众化，促进了艺术作品发展的多样化，丰富了大众的审美体验。
（二）数字媒体艺术具有开放性的美感
数字媒体艺术的创作过程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开放性，在传统艺术中创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具有完整性，创作的终结也意味着作品的完成，而数字媒体艺术可以进行复制和删改，除创作者之外的观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艺术作品进行重新修改和再创作。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可以根据不同作者的不同创作思路进行修改，数字媒体艺术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的艺术意蕴，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和审美需求，推动现代艺术的发展。
（三）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
不同于传统艺术的逻辑性审美特征，数字媒体艺术具有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审美逻辑。创作者可以尽情构思使用非逻辑性思维进行天马行空的创作，在创作中运用了较多倒叙、跳接、反转等技术，因此人们欣赏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时，不能仅凭借惯有的逻辑思维进行赏析，而是应该从现代人的思维和创作者的创作意图角度进行艺术赏析，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四）数字媒体艺术具有超现实的审美体验
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依托于数字化技术，传统艺术创作是以现实中的事物为原型进行再加工和创作，因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传统艺术创作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数字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超现实的审美体验。数字媒体艺术中展现的恐龙、生化危机、外星人等题材具有超现实性，数字媒体艺术可以运用多种现代技术进行声音和图像的模拟，能给观赏者带来极强的感官冲击和震撼的视听效果，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验。
二、总结
数字媒体艺术是知识经济的产物，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与艺术元素的有机结合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传统艺术相比，数字媒体艺术具有的高效性与交互性，极强的虚拟性与综合性。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能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需求，也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有利于丰富现代艺术的内涵，推动我国艺术领域的长远发展。
作者：许腾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一、电视表演艺术
电视表演艺术的主体是人，人类在进行表演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各种感官，将生活中的各个角度和层面都能够通过生动的表演展示出来，增加了观众的认同感，从而增加了观众参与观看的积极性，同观众的互动程度也所有提高。这一系列优点说明电视表演艺术充分发挥了其充实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职能。然而，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对于国外节目和表演的借鉴程度很大，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娱乐性的节目都有很浓的国外节目特点和气息，虽然在引进国外电视表演艺术的过程中，我国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是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他国文化的痕迹。例如，我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当中，《奔跑吧兄弟》和《爸爸去哪儿》是最近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节目，能够真实的将生活中的父女相处模式和人们面对生活困难中的态度展现给大家，贴近人们的生活，还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这两个节目都是模仿韩国同样性质和内容的娱乐节目而产生的，只是在内容上稍微做了一些改动而已；而同时娱乐节目的《中国娱乐报道》和《娱乐无极限》等以独特的方式和风格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们在市场中的发展也逐渐成熟，同样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
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古往今来，人类的发展历程中离不开文化，文化能够促进世界各个民族的不断繁衍生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影子，然而它却是真真正正的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不断得到发扬和传承，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之后，能够留下来继续影响真人们生活的传统文化能够充分展现出我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同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精髓还能够及时适应社会和环境发展的需要，同时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我国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后来，在经历了清朝末年的腐朽之后，我国的整个社会开始落后于世界各国，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反压迫，人们开始意识到促进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伴随着这种认识的上升，人们开始通过各种革命来改革我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等的打击之后，我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屹立不倒，并迎来了文化发展的新时期，继续对世界起着影响的作用。伴随着现代社会不断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等，我国的传统文化逐渐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尤其是当新的传媒手段电视产生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当中新的思想和文化都能够通过电视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着能够与时展相融合的功能，正因为如此，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与电视表演艺术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二者之间能够产生相互影响和推动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艺术对电视表演艺术的影响
1、丰富电视表演艺术的内容
电视表演艺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发挥其自身职能的过程中需要拥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电视这一传播媒体；第二，表演内容。这就决定了电视表演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现阶段，中国的电视表演艺术通过电视这一媒介所传播出来的基本内容通常都是我国国内的种种事件和知识，而观看电视表演艺术的大多数也都是中国人，进行电视表演艺术的制作者和表演者也大部分都是中国人，种种迹象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表演艺术内容上的丰富作用。当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最初开始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时候，首先是受到其他国家表演的影响的，电视表演艺术主要是对外国电视表演艺术的一种模仿，其中受到苏联电视表演艺术的影响较为深刻。我国的电视表演初期虽然没有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我国的传统文化逐渐融入到现代科技发展当中，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充实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内容。
2、促进电视表演艺术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电视表演艺术的观众。观众的增加使得电视表演艺术的制作者和表演者开始意识到增加表演内容的重要性。于是电视表演艺术开始逐渐吸收和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来丰富自身的内容，促进自身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电视表演艺术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充分促进了表演题材、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的转变和丰富，电视表演艺术得到了充分的完善，并且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个性。近年来，中国风的盛行中国派的文化得以兴盛不能够离开传统文化艺术对于电视表演艺术的推动。我国民族化的电视表演艺术是中国特色电视艺术的特点，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形成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取向。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意境美和气韵展现的淋漓尽致，将中国传统美学充分的展现了出来。有效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入到电视表演艺术当中，提高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层次，丰富了电视表演艺术制作的形式和手段，同时也更加符合我国观众的审美。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效促进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发展。
四、电视表演艺术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
1、宣扬中国传统美德
电视表演艺术的不断发展，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一度在历史上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电视表演艺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极大地吸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利用其将自身的表演形式、内容和手段进行了充分的丰富，与此同时，也极大的宣扬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我国无数优良的传统文化在经过时间的洗礼过后，至今仍被人们所接受和赞扬的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电视表演艺术将这些精髓展现给观众，能够很好的促进我国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使其得到传承，不断的对我国的下一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例如，我国的一个电视表演，《家》的摄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农村的留守老人，这些老人都是常年无人照拂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在各种条件和设施及其不健全的农村，节目组在拍摄《家》的过程中主动赞助这些孤寡老人去各个有名的城市进行旅游，而当前的明星则要留下来为老人做好地里的农活，要帮助老人喂猪、挖菜和剥大蒜等，通过为老人做这些工作来表达自身对老人的敬爱和尊重。在中国，这类的节目还有很多，能够有效的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勤劳朴实等传统美德充分的展现出来。这类电视表演艺术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融入，能够不断的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扬，还能够有效的为我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树立良好的榜样。这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有效展现，促进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中国特色的形成。
2、促进我国民族特色的自然流露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的制作方法、形式和手段等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它能够更好的展现作品内容。现阶段，我国的电视表演艺术当中，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能够将当地的风土人情以更加“唯美”的形式展现出来，经过高科技技术手段制作出来的节目，其画面感更加强烈，优美的景色当中还能够适时的加入一些古朴的气息和景象，将大自然的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这种电视表演艺术将我国各地的民族特色充分的展现了出来，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有效的增加人们的见闻，提高人们的知识含量，促进人们对我国的了解，丰富了我国人们的精神生活。
五、结论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当今世界电视表演艺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内容，促进了我国电视表演艺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电视表演艺术风格；与此同时，电视表演艺术当中融入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能够更好的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宣扬，促进我国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作者：黄娃丽 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
一、从传统艺术到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历程
（1）诞生：在全球化逐步渗入到社会各个地方的领域的背景下，在欧美新媒体艺术和中国IT产业迅猛发展下，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可以说在被动的状态下起步。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一批质量较高的作品和较为成熟的艺术家。影像艺术追溯于1990年代，主要是指音频艺术。影像艺术的产生，是90年代艺术区别于1980年代艺术的主要特征。
（2）早期：一直到90年代中前期，新媒体艺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装置，录像，摄影和音频等媒介上的广泛使用，90年代后期则表现为使用在90年代中期在媒介实验上的所有手段用于传达表现社会和社会现象批评的内容。装置艺术和表演在1980年代后期虽然也有实验，但真正在媒介上大规模地突破原有的绘画和雕塑的传统媒介还是在9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的装置艺术和表演的盛行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与观念艺术的结合。
（3）中期：在90年代中期，真正的新媒体艺术的卓越性的实验是录像艺术的兴起。在90年代末期，随着互联网视觉技术的普及，网络技术，Flash动画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互动艺术，三维视觉技术，以及计算机数字编辑技术等开始进入音频艺术的制作。90年代末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音频艺术不再成为一种单纯的媒介，而是用音频艺术的表现方式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了文化层面上的反映，表达和社会各个群体息息相关的话题。
（4）高潮期：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深入，随着中国IT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大大推动了个人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新媒体艺术被引进中国后，影响时间还超不过十几年，但它们却和产生它们的基础新媒体，包括光，声音，电能一样，以非常震惊人的速度发展和蓬勃壮大起来。
二、新媒体艺术的艺术特征
1.综合性
新媒体艺术摆脱了传统艺术单一媒介的局限性，融合了图片，文字，动画，声音等综合媒介的特征，具备了传统艺术的所有特点。在包括传感器，音效，网络计算机，投影等许多工具的共同作用下，新媒体艺术将触觉，视觉，听觉甚至味觉一并合成进行综合性的展现，让大众在虚拟世界中实现审美感受。
2.贴近性
新媒体艺术的取材大多是来自人民生活，或者是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内容相对来说通俗易懂，但是它的与众不同是在于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了屏幕上来，通过这种表现形式，让观众过产生了共鸣，增加了新媒体艺术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社会的性质。
3.互动性
新媒体艺术打破了往日传统艺术单向互动的模式，更加注重观众的参与互动。通过与观众的互动，加深了观众对艺术的理解，从而对观众的思想意识产生一定的震撼，进而通过观众的人际传播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新的观念和思想，发挥了艺术“文以载道”的作用。
4.迅速性
新媒体的特点就在于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力大的特点，那么，以新媒体技术为基础的艺术也具备这样的特征。新媒体艺术，由于其传播的方便性和快捷性，让大家快速欣赏了它们的艺术特色，并且在社会上的反应也是快速巨大的。
三、总结
新媒体艺术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在表现形式上取得了大的突破。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晶，它反过来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革新。它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作者：张弦 杨雪倩 单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重庆市鱼嘴高中
一、开展国画艺术教育措施
（一）思想上要认识到位
在中国古代，对于艺术的教育就非常重视，比如古代教育中强调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既包含了技术的学习也有艺术的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艺术教育是同等重要，同步开展的。在现代职业教育中同样也继承了古代教育的理念，学校课程设置中不仅有职业能技能培训课，还有音乐、美术等文化艺术课程。可以说，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另外，在学习方面国画艺术课程的学习和职业技能课程的学习是有相通之处的。中职学生在掌握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巧的同时还可以将其应用到职业技能学习中去，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在开展国画艺术教育时，应该从思想认识上改变学生的学习艺术课的无用观，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培养。
（二）采用学分制形式，确保正常开展
相对美术院校来说，在中职院校中开展国画艺术教育有其自身的缺陷，比如在教学计划方面不够全面详尽、教学课时不够充足、学生基础薄弱等。因此，为了保证国画艺术教学课程能够正常、持续的开展，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多加注意。比如，在新生开学之初的第一学期就开设国画课程，每周至少一节国画课，并且要制定详尽的教学计划，采用学分制的形式激励学生学习，增强学生学习国画艺术的外在动力。
（三）教学过程中方法灵活多样
国画艺术教学中，很多学生出于兴趣原因不愿意学习中国画，为此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教学之初，可以通过欣赏课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画、介绍历史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画家的生平趣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教学细节的设置，比如在教学环节上可以先从临摹教学开始，进而引导学生进行写生、创作等。在临摹阶段，可以让学生先学习线描，反复练习每一线的起笔、运笔、回峰、停顿、收笔等动作，在循序渐进中逐渐提高绘画基本功。在临摹过程中，教师还应该注意学生学生学习兴趣的持续性，可以采用临摹不同作品或者是采用不同的临摹手法等手段维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教师不应操之过急，不同的学生可能在不同的国画风格上有不同的领悟能力，作为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发现自身优点，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绘画领域。
二、结束语
在中职院校开展国画艺术教育，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艺术文化素养，还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方法技巧，同时熏陶学生的品格秉性得到，使学生养成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求学态度与崇尚美学的价值观等良好品质。总而言之，在中职院校开展国画传统艺术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吕亚鹤 单位：长春艺术设计学校
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与学校教育相结合
当下人们的紧迫任务是阐释清楚传统文化艺术作为艺术教育资源得以有效传承的主要渠道及其可能性和实效性，其次是在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社会教育等在人力、智力以及创造力等方面的优势的基础上，构建起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同现代学校主流文化教育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使传承项目的保护与主流学校教育进行有效对接。人们可以通过在现有大学、中学、小学各个层次的艺术教育中增设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提高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了解和热爱，提升其对优秀艺术资源的认知和评价能力，形成应有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以及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发挥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和文化创新功能。为此，首先需要在收集整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遗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特色鲜明适于各层次艺术教育的“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系列教材和丛书”；其次要探索适合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教学方法，依靠学校艺术教育规范化的传承结构的运行，实现传统文化艺术在传承过程中的规范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延续性。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还应加强与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文化馆、少年宫、烈士陵园以及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项目传承人的合作，进一步大面积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资源。
二、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与数据库及网站建设相结合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尤其是大力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而数据库是永久性保存珍贵人文资源中各类信息的最好手段，也是保护文化遗产工作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因此，需要突破与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数字化保护相关的关键技术与问题，使东北地区在传统艺术资源的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处理、数字化服务以及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示范推广与传承共享等方面，探索有益经验，充分利用数据列表这种简洁的方式说明不同地域传统文化与它自身的人文背景之间的互为依存的关系，从而大力推动传统文化艺术数字化的发展进程。目前，“黑龙江流域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已经建立，未来还应继续完善并补充辽宁与吉林两省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数据库资料，尽快从地理空间上针对三省三部分数据库依次铺开介绍，并尽快健全传统文化艺术代表项目的普查和建档制度，并认真做好文化艺术典籍的整理工作，继续实施和加强文化艺术典籍的编撰、保护与出版重大工程，推进文化艺术典籍资源数字化，从而促进现代技术和手段在传统文化艺术发展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致力于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的分类与分布的数据库和门户网站建设的理论与数字工程操作技术研究，尝试建成优质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艺术资源数字化采集与处理、文化艺术资源示范推广以及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等一整套数字化服务系统，包括设计民间艺人主页、民间艺术绝活浏览库，实现传统文化艺术遗产网上授课、网上讨论、网上答疑以及濒危及失传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电子公告栏等等，从而能够快捷、方便、灵活地满足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艺术知识、技能、情感等方面的需求。
三、传统文化艺术与博物馆建设相结合
博物馆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具有为社会普通公众提供知识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东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多样性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但北方地区博物馆事业、尤其是高校中博物馆的建设工作相对滞后，已经不能够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以及建设新型现代文明城市的发展需要。因此，通过博物馆建设这一有效手段，收集、整理、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艺术已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利用高等院校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教学的便利条件，与已有的科研师资队伍和采风、考察等教学任务相结合，定期深入文化原生态地区，进行民族学、民俗学调研，针对东北地区尚存的手工艺、诗歌、舞蹈、音乐文化艺术等进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与保存，构绘北方地区地域文化的详尽图谱。大力增建博物馆与陈列馆，扩充已有展馆的展示规模，提升藏品的数量和等级，建构覆盖面广的大、中、小院校文博收藏网络。目前，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师范大学已建“黑龙江流域民俗艺术陈列馆”，面积约80平方米，藏品300余件。在此基础上，未来计划联合东北地区各合作单位，在各高校内建成3至5座博物馆，并在各地区中、小学倡导地方文化艺术陈列室的创建，以实现北方地区各级院校地域文化博物馆的网络化建设。此外，人才的培养关乎博物馆事业软实力的建设。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专业人员的素质不但影响展览的水准、数量，还直接关乎文物遗存价值的利用、开发与学术探索。目前北方博物馆学的研究和管理人员质量和数量上均有空缺，未来还需利用高校的教育优势，为东北地区输送优秀的博物馆学方面的专门人才。未来东北地区各高校应本着文化共享的原则，积极与相关文化和教育部门、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的关系，大力增设和扩建博物馆和艺术陈列馆等，并在现有展馆的基础上扩充展示规模，提升藏品的数量、等级，建构覆盖面广阔的大、中、小院校文博收藏网络，力争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艺术工作室覆盖到东北地区各地，并构建起人文艺术类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和采集指标体系，从而搭建起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资源博物馆展示平台。
四、传统文化艺术的产业化推广与传播
产业化发展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更好地引领社会对传统文化艺术价值的认识，还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传统文化艺术项目的“活态”保护和传承，同时可以成为各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为配合国家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举措，应通过与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合作等方式，即由政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学术和研究机构负责提供具体题材、市场预测、发展前景等信息支持，同时借助高科技手段谋求文化产业发展，形成计算机设计、建筑、美术、音乐、动漫、传媒、网络软件、会展、新闻出版、旅游、影视制作、知识产权交易等比较突出的以传统文化艺术遗产为内核的文化创意产品产业板块。①具体做法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与旅游产业、休闲产业紧密结合，将剪纸、陶艺以及手工艺品制作等转化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旅游纪念品和地标式的文化艺术产品，并结合各地旅游景点，组织“活性”表演活动，在民众中强化传统文化艺术保护意识；同时以民间信仰习俗和传统文化节庆活动为切入点，形成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活动，提升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文化旅游集聚区的附加值，增进游客的体验值，培育旅游商品市场。二是将适合的传统文化艺术项目作为现代文化和生活产品创作的主题，运用在具体的形象设计中，以文化符号、文化元素的身份进入文化产品设计领域等。如利用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旧建筑、旧街区，规划建设艺术集聚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吸引国内外艺术家、收藏家和文化设计机构介入，积极支持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出口。三是通过形式创新和主题演绎，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品种进行适合市场需求的再生，通过组织巡演和驻地演出、培育标志性传统文化品牌展会、研发具有地域性和原创性的动漫游戏产品以及建设民族服装、特色餐饮、民俗风情村等方式，探索出一条传统歌舞、曲艺和工艺现代化、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四是充分利用博物馆、文化产业园区等社会公共场所，成立文物、民间工艺等的“文化超市”或更大空间的“文化区”，从而把分散在各地的文化艺术产品集中起来，以满足人们艺术欣赏、购物及休闲等多种现代生活的需求。
五、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的专门人才培养
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势，通过建立“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着力进行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人及表演人员、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科研专门人才、文博专业人才和东北地区传统文化艺术管理等专门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出色的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研究和管理队伍。首先是传承人及表演人才的培养。为了组建一支传承人队伍，应经常性组织开展具有传统艺术特色的校本教学活动，即让艺术传承人走进校园，开设传统文化欣赏课，编写民间艺术乡土教材作为校本课程。同时，定期开设传承课程培训班、文化沙龙和学术讲座，将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列入大学课程，聘请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人走进大学传授技艺，解决传承队伍老化、后继乏人的问题。此外，还可以通过培养一批能够组织民间艺人、民间艺术的表演队伍的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传统艺术的合理开发利用，开发生产具有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服饰、饮食、工艺品、纪念品等，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基地，使之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其次是艺术管理人才的培养。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日益升温，传统文化艺术的演出团体也日益增多，而这个产业链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艺术管理人才却处于亏缺的状态，尤其是从事传统文化艺术的管理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传统文化艺术管理人才是确保传统文化艺术在商业社会中能够持续发展、不断完善的关键。因此，要尽快实施对艺术传承人“请进来，走出去”战略服务，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及创新意识的传统文化艺术的管理人员，使其不仅能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对项目本身提供管理方法，同时能够针对项目传承的特殊性和流动性随机、能动地调整管理模式。再次是科研人才的培养。制定科研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具有普查积累传统文化艺术资料和文档工作能力的科研专门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要加强理论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尽快培养一支研究管理团队，同时要大力鼓励年轻人加入到传统艺术的文化传承工作中，从而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传统文化艺术资源保护的科学化，把所有文化资源信息（包括文字、图像、音响、影像）进行科学、系统的数字化处理和动态管理。
六、结语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承载文化艺术的母体。本文以东北地区丰富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为基本资源，对其发展模式、战略重点及可持续运营进行系统研究和全方位的综合开发，从而达到构建传统文化艺术多维传承体系，为弘扬黑土文化提供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创新传承思路，并使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补充新的文化给养，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在探寻东北地区宝贵的多元文化艺术形态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将以往的“标本式”保护模式转变为“动态式”传承，即不仅将散存在民间的传统文化艺术转化为有形形式进行抢救性挖掘、收集、整理，使之得以“静态”记录和保存，同时更要寻求通过学校教育、艺术产业开发和文化专门人才培养等手段，实现传承主体继承、创新和发展基础上的“动态”传承的目标。总之，本文希望通过开展地方传统文化艺术遗产传承的对策研究，提出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模式和产业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基于高度文化自觉和合理文化规划基础上的有效传承机制，力争摆脱在当今急剧变革的社会及现代文明发展的强烈冲击下，传统文化艺术所面临的消亡和继承的两难困境，使宝贵的文化艺术不仅能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并能最终形成地方文化艺术传承的自觉机制，促使整个区域传统文化艺术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延续性。
作者：宋蓓 刘永武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一、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的分类
1.传统装饰艺术的主要部位
门罩。灶儿巷古民居的大门外观朴素，简约大方，民居大门的门罩以石料制成，特点是在其上雕刻各种传统装饰图案。有的民居造型讲究，规模大，大多用水磨砖砌出向外飞挑的檐脚再在顶上覆盖瓦片。普遍以砖石雕图案装饰其门罩，造型丰富多彩，生动感人。门罩和门框在墙的外延属于一个整体，门框多以青石条砌成，上下呼应，相映成趣。门罩以青石料制成，石为天地之精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寄予着万物长久的美好愿望。与之相伴的门框呈现出长方形状，在易经中为四方、四时、四季、吉祥，表四方流通之意，线形的长短组合线的曲直变化也都是太极阴阳观念的体现。以传统装饰手法来说，重视底边齐平，铺线工整，以平行线来布置山水、花鸟、人物建筑等图案，以达到规整统一的视觉效果，非常具有传统艺术的文化韵味。雕窗。窗户作为建筑的眼睛，常有精彩之笔作为点缀。灶儿巷古建筑中漏明窗常见于院墙和室内分隔等地点，漏明窗在民间也称为花窗。材质多种，图案结构常见以方形、圆形、菱形，偶有镶嵌花朵等造型。形态丰富，生意盎然，随处可见。通过多样的图案外形和对称的骨格组织来表达赣南人民纯朴的审美观念，如以四方、圆形组成的骨格图案，暗示天圆地方，四通八达，喜结连环等寓意。在形态结构的设计上，主要有通风换气，防潮祛湿等实用功能。图案结构在文化用意上大多是代表吉庆美满，象征幸福连绵不绝、长长久久的美满人生。屋脊。赣南客家古民居建筑的屋脊常见的脊身有一层和两层的，融合了皖南徽派建筑的特点而独具风格，极具地方特色。通常在脊身上可以见到许多的几何条纹，主要是砖砌并用灰塑的图案和纹路在脊身上进行装饰，用动物，器物的造型装饰屋脊。一般来说悬山屋顶只有一条正脊，往往用灰塑在屋顶两端做起飞翘，造型飞旋出外，姿态呈现出轻盈灵动的感觉。屋脊的边缘常饰以传统的民间图案，表达了聪慧的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展现出地道的赣南传统艺术情趣。
2.传统装饰艺术的题材
民间传统装饰艺术题材大都采用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大致可分为祥禽瑞兽、人物神仙、山水花草、虫鱼飞鸟等。传统装饰图案的题材可以概括为祈福纳吉、驱邪消灾、伦理教化三类，其中祈福纳吉是民间装饰中应用最广泛的题材。其主要内容有：招财纳福、益寿延年、功名利禄等。这些题材以朴素的艺术语言表达了广大民众对美好生活、家族兴旺的向往和期盼，对自身生命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关注与追求。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艺术，立意选材都十分讲究艺术美感，富含传统文化的气息。诸如“四季平(瓶）安”“岁寒三友”“喜上眉（梅）梢”“五福（蝠）临门”“三阳（羊）开泰”等，都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借以抒情的生活器物、花草、鸟虫、动物来表达祈福纳吉的心愿，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富足、幸福美满、平安长寿以及各种美好事物的殷切希望。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雕刻中，像“八仙过海”“麒麟送子”“狮子镇宅”等驱邪消灾的题材随处可见。这类题材的作品，反映了人们对平安长寿、多子多福和主宰自然、趋福避祸的美好心愿。另外，传统的装饰图案经常起到“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功能。例如：“桃园结义”“目连救母”“竹林七贤”，这些以生活环境为载体的装饰题材，潜移默化的对人们进行教化，使传统装饰艺术的精神功能得到强化。
二、灶儿巷传统装饰艺术的审美特征和文化表意
1.装饰性
灶儿巷传统装饰图案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其造型纯朴，结构简练，充分反映了赣南劳动群众的审美理念和生活理想，表现出浓郁的装饰性。
2.意象造型
灶儿巷古建筑的装饰图案在造型观念上，不似西方艺术追求对客观自然的真实摹写，而是注重主观感受和精神意念的表达，用心灵去感受自然，重建理想的审美境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图案装饰艺术的造型观念。
3.象征性
象征性是我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之一，灶儿巷的设计者在建造中缘物寄情，以民间吉祥图案寄托人们美好的祝福，传达人们的思想感情。这种象征性的造型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表现形式，具有深厚的美学寓意。
4.教化实用性
图像的存在具有明劝诫，著深沉之功能。图像所传达的人文精神内涵如同教科书一般可以教化后人，使其明礼诚信、引以为戒。建筑是一种古老的、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形式，它以砖石竹木为语言，在建筑人类栖息环境的过程中诉说着自己的情感、展现着自己的才智、表达着自身的信仰。古建筑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作为文化形态的一种特殊的形式，灶儿巷的古建筑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通过图案，空间，环境的方式表达人们的需求、价值、情感和欲望。灶儿巷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其真实的反映当时社会的文化形态，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及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关系。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艺术反映了中原汉族原有的儒家文化思想，也体现了天人合一道家的价值理念。
三、结语
灶儿巷古建筑吉祥装饰是赣南传统民间吉祥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满足了客家人民的精神需要，而且表现赣南人民的思想情感、生活状态和审美理念。研究灶儿巷古建筑传统装饰艺术有助于了解赣南传统民间艺术文化，并深刻领会建筑装饰对表达民众精神理念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对于全面发展赣南客家文化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作者：钟慧 单位：大连大学美术学院
一、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演变
纵观中国绘画史，中国绘画艺术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春秋到两汉时期，绘画艺术还处于萌芽发展时期，也没有完整的绘画理论体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绘画从自发走向自觉化，并出现了《画山水序》《论画》《论画》《续画品录》等多部绘画理论著作，如晋代画家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美学观点，为传统美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南齐谢赫提出了“六法论”是南北朝时期画论的最高成就。唐宋时期，中国绘画进入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等绘画理论著作不断涌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提出对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是指只有深入观察与思考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才能达到情景交融、主客统一的境界。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提出了“书画异名而同体”的论断，认为绘画的根本在“气韵”“骨气”，并对绘画立意、用笔等进行了论述。宋代之后，文人画开始兴盛，出现了《林泉高致》《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等理论专著，画风也由盛唐的蓬勃向上、华贵雍容、开阔雄放变得文静典雅、含蓄隐晦、平淡天真，出现了文人绘画、民间绘画、宫廷绘画的分类。明清时期是中国绘画艺术集大成的历史阶段，虽然绘画创作逐步走向衰落，但绘画著作却空前繁荣，如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就对山水画创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借古以开今”的美学观点。
二、传统绘画影响下的中国油画
在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就呈现出衰败的迹象，油画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传入中国，之后掀起了思想文化解放的狂潮，“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成为基本的艺术原则，很多艺术家开始探讨西方绘画艺术，李叔同、丰子恺、潘天寿、李铁生等人不断将西洋油画引入我国，其中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在中国油画艺术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一）中国传统绘画影响下的早期中国油画。
第一代油画家都深受传统艺术的影响，有着深厚的传统绘画基础，作品中都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印记。李铁夫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油画第一人，他将中国书法艺术的用笔融入油画艺术之中，使作品呈现出浓重的水墨风趣；颜文梁借鉴了欧洲古典艺术的造型手法和印象派的色彩运用技法，并将中国山水画艺术融入油画创作之中，使油画流露出浓郁的东方文化韵味；徐悲鸿反对“似与不似”的传统绘画艺术，主张用欧洲古典主义法则建立规范的绘画艺术标准，同时他也吸收了中国画的构图方式与勾勒技法，其代表作《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都有着中国画的痕迹；刘海粟是油画运动的先驱，他善于用奔放的笔触、粗犷的线条、浓郁的色彩进行艺术创作，并借鉴了石涛、郑昭道的艺术风格，使画面呈现出“骨法用笔”的气势；关良致力于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力求在融合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画风，其油画中的物象没有西方绘画的繁杂，有的是古朴、淡雅的中国古典韵味；常玉吸收了野兽派的绘画特点，并将中国水墨画的节奏、韵律融入画面之中，使作品显出淡淡的伤感情调，其作品《马》就用质朴的笔法、简约的画面、淡雅的意境展现出鲜明的东方神韵。
（二）中国传统绘画影响下的现代中国油画。
20世纪中期，写实主义一直在中国油画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油画家到西部地区避难，接触到了敦煌壁画，吴作人、常书鸿、董希文等人就深受敦煌壁画的影响。在敦煌壁画的影响下，画家们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将中国传统绘画融入油画创作之中，使油画既有色彩绚丽、造型浑厚的艺术特点，也保持着中国画的东方韵味。解放后，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油画家们纷纷用画笔来歌颂新社会、新面貌、新气象，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油画作品，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艾中信的《夜渡黄河》等，这些作品深受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吴作人坚持了古典写实主义画风，始终将反映群众生活作为创作主题，其作品《齐白石像》画面稳重敦厚，齐白石老人神采奕奕、气度堂堂，大面积的空白背景突出了人物的厚重感。董希文始终将油画的“中国风”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其作品《开国大典》就用绚丽的色彩、壮观的场面、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朝气蓬勃的时代风貌。吴冠中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有深远影响的画家，其作品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风格，他善于用黑白灰对比的手法进行绘画创作，将西洋油画的形色与中国传统画的形式意味联系起来，用线条的虚与实、刚与柔、疏与密来展现油画的意境美。
（三）中国传统绘画影响下的当代中国油画。
当代中国油画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油画家们将传统绘画的精髓融入油画创作之中，用油画来表现对民族、社会、人生等思索，如《红烛颂》《高原的歌》《春华秋实》《塔吉克新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油画作品。孙滋溪的《天安门前》将民间年画的创作手法应用于油画创作之中，整个画面色彩艳丽、整洁鲜亮，湛蓝的天空、高高的天安门城楼、金色的楼顶、鲜红的灯笼，这些景物的色彩处理与整体造型深受传统绘画艺术的影响。妥木斯将传统美术中的写意手法、砖雕技法等运用于油画创作之中，使作品呈现出沉静、抒情的中国意味；王霞用传统年画的平涂手法、色彩运用来表现立体空间，并从敦煌壁画中汲取营养，使人物造型质朴无华、充满质感。朱乃正是当代油画创作的佼佼者，他曾长期生活于青藏高原，对自然美有着独特的理解与感悟，并能够从藏区风情中发现美，用独特的艺术语言表现美，其作品《金秋季节》就有意识地融入了许多传统元素，如形式与主题的和谐、线条的虚实粗细，带给观众崭新的视觉感受。赵无极将传统绘画的空间意识地融入了油画创作之中，创造出了东西方艺术神韵兼备的艺术空间，并用中国古典美学解读西方油画，用甲骨文、钟鼎文等抽象符号来表现虚无的空间，使作品充满神秘的东方色彩。
三、中国油画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发展
随着中国油画艺术的繁荣发展，画家们不断从中国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借鉴中国山水画的用笔、构图、意境等，出现了油画山水、写意油画等不同风格的油画作品。在油画艺术发展的初期，画家将传统艺术形式的借鉴作为油画创新发展的主要形式，如传统水墨画程式、山水画技法、书法结构、民间年画等都带给画家很多创作启示，但随着中国油画艺术的深入发展，画家们开始追求油画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深层次融合，试图通过油画艺术展现民族审美文化、内在精神，这就使中国油画走上写意化发展的道路。意象是传统绘画中重要的概念范畴，“意”是画家的主观感受，而“象”是在画家主观感受基础上产生的艺术形象。中国传统绘画有工笔画与写意画两种形式，写意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优秀范畴，工笔画同样也推崇写意。中国传统绘画讲究“重意轻形”，将意境美作为绘画创作的优秀内容，这使中国画有着较强的抽象性、概括性与象征性。意象油画就是在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画造型的基础上形成的油画艺术形态，它有着“以形写神”“形似而神不似”的美学特点，能够鲜明地展现画家的审美思想、文化修养、人格理想。当代中国油画有着强烈的主观意识，很多画家将写意精神融入写实油画之中。风景画家任传文就总结出“纯化感觉，迹化感情”，即画家不能在自然景物面前无所适从、亦步亦趋，而应该用经验与能力将“境”从自然状态分离出来，然后把与视觉相吻合的情景用艺术语言表达出来，把自在感觉转化为生命节奏与心灵体验。意象化是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必然选择，但意象化绝不是绘画技巧的简单挪用，而是传统绘画的精髓与西洋油画艺术形式的融合，是民族文化精神在油画艺术中的自然流露。在近百年的发展中，油画艺术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就。但是中国油画艺术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撑，只有不断从传统绘画艺术中汲取营养，走民族化、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才能使中国油画具有“民族风格”。
作者：孙国丹 单位：河南城建学院艺术系
一、民歌与民歌改编
1、民歌的分类及特点
按形式和作用可将民歌分为劳动歌、礼仪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和儿歌；按地域可分为客家民歌、陕北民歌和云南民歌；按题材分类可分为号子（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小曲）。中国不仅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民歌形式各异，即使是同一民族和地区的民歌也会有很多种样式。民歌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求和愿望，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因此民歌有着人民性、地域性、历时性，简朴、生动性的特点。民歌贯穿人生的各个阶段,人们在不同时期的生活和劳动中创作出一些音调优美、语言质朴的民歌，它覆盖生活的不同层面,内容常常是对苦难生活的诉说、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美好爱情的追求等。结构常为二句头、四句头的单段体。民歌还会随着情绪、劳动、语言及时间、地点的不同，在曲调、力度、速度、繁简等方面，根据需要有所变化。曲调高低，有时也会随意而为，没有定法，所以，大多数民歌具有流传变异性的特点。
2、民歌改编曲的现状
中国的民歌产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以其独特的民族魅力登上历史舞台，至今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传承和变化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回落复苏期以及融汇多元发展期。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歌在创作、演唱、传承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特征。由中国民歌改编的歌曲在我国的民歌创作历程中，出现过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应该属于回落复苏期；第二次高峰是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属于融汇多元发展期。民歌改编曲是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对音乐素材进行提炼、加工、处理而来。歌曲的风格和结构发生了改变，演唱的技法自然也会随之作相应的变化。中国改编民歌与传统民歌的曲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民歌改编曲较原始民歌多了宣叙、花腔、甚至摇滚的元素，所以原始的民族唱法在改编的状态下，必然要在发声、共鸣等方面借鉴美声唱法，通俗唱法的演唱技术，充分发挥人声潜能的科学性，才能达到不同类型民歌改编曲的技术要求，对民族声乐的提高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对于民歌改编曲的研究，国内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周为民的《对“五四”时期以来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回顾与思考》一文提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一些专业作曲家发现和利用各地民歌，对其进行精心的艺术处理，使民歌在保留它原有朴实音乐性格的基础上，给予它艺术化的品位。文章还提到那一时期以丁善德和黎英海等人所改编的艺术歌曲为代表；冯志莲的《民族声乐作品创作的新收获———王志信近年作品初探》一文中有提到：作者“选择最有普遍影响的原生民歌音调作为主题，在完整地保留民歌音调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加工、变化、发展、创新。通过节拍、节奏形态的扩展、紧缩加强作品中歌唱性与戏剧性的对比”；黄常虹的《民歌·艺术歌曲·民族性———析丁善德改编民歌的艺术成就》一文，从丰富和提升了民歌的音乐内涵、采用丰富多彩的钢琴伴奏和将中国民歌的演唱提高到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二、民歌改编曲的创作特点
民歌改编曲是对原始民歌的继承，保留有大量原始民歌的音乐元素，如歌曲内容基本一致，新编的民歌改编曲会引用原始民歌的曲调和歌词，与原始民歌的情绪风格也基本保持一致。同时，民歌改编曲又是对原始民歌的发展，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融合，使得改变的民歌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需求。民族改编曲的创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曲式结构的发展
传统民歌多采用结构简单短小的一部曲式，而当代改编民歌为了有充足的空间展现音乐形象的个性，强化音乐的艺术感染力与戏剧性，歌曲的曲式结构规模有所扩展。王志信改编的《孟姜女》，其曲式结构特征为：Int+A+A′+B+A″+Coda1618315890GFBb《孟姜女》是具有引子与尾声相对较为完整的四段体结构，歌词分别围绕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展开进行。在A乐段相对简单，在旋律上进行简单的润饰，基本保留了原始民歌的主旋律，为全曲的基本感情基调做铺垫；A′是由第一乐段发展变化而来的，主要表现孟姜女触景生情；改编曲引入B乐段在旋律上更加跌宕起伏，表达的情绪也越来越强烈，描绘出的是一幅“落叶飘秋风凉”孟姜女做衣服的情景；最后一个乐段将情绪推向整首歌曲的高潮。因此新编曲《孟姜女》是在保留原民歌音乐主题的础上，引入新的音乐材料，在丰富了歌曲的音乐形象与内容的同时，把一首简单短小的一部曲式扩充为具有起承转合的大型声乐作品。原始民歌《玛依拉》是一首带副歌的单二部曲式，运用的我国七声清乐E宫调式，全曲由四个乐句组成：前两句是重复，第三句与前面并行进入，第四句引入新材料，由衬词组成，独立构成全曲的副部。歌曲3/4拍的节奏贯穿始终，其曲式结构为：A19B9a5+a5+a’4+b51+2+1+5E宫七声清乐E宫七声清乐《玛依拉变奏曲》是由青年作曲家胡廷江根据《玛依拉》改编的一首花腔女高音作品，这首《玛依拉变奏曲》将哈萨克族的音乐风格特征与西方的歌唱技巧风格相结合，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的曲式结构为：Int+A+B+A″+Coda1-1920-4950-8788-103137-158162E宫清乐A宫清乐E宫清乐从结构图来看，《玛依拉变奏曲》属于四段体结构，由引子、主题、两个变奏、间奏以及主题再加一个尾声构成。Int部分是整个乐曲的感情基础，为后面部分做了铺垫。而A部分与B部分的乐句分布不均，结构不平衡，B部分在前面的基础上加入了花腔变奏，花腔的素材是利用主和弦的分解和弦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升华了快乐的情绪，而coda部分是一个非常辉煌的结束，主要运用的也是主和弦素材，将音乐情绪提到了最高点。因此可见《玛依拉变奏曲》通过主题旋律的不断重复与大段花腔技巧的运用，使原本简单的三段式的分节歌结构扩展为A－A’－B－A”的变奏曲式，使歌曲的艺术表现力在广阔的空间里得到充分的延伸
2、调式调性的丰富
与传统民歌相比较，当代改编民歌在调式调性的运用上更灵活，打破原民歌基本一调到底的固定模式，而采用多调性的转化和对比，使音乐色彩更加丰富，同时也更适应故事情节的发展及歌曲情绪的深入。调式是音乐的灵魂，调性的转化是创作改编曲的一种手段，音乐的感情色彩和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调式调性决定的，调式调性的变化在音乐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改编的《孟姜女》其调性从D徵调式发展为第三乐段的D羽调式，极大地增强了其音乐表现力，最后在F徵调式上结束，通过调式调性的变换使用，使音乐的旋律、情绪、人物性格产生鲜明的对比，突出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情绪。在《玛依拉变奏曲》中，开始部分的旋律一直在E宫调式上呈现，在第三乐段时转入A宫调式，音乐色彩与歌曲情绪发生转变，在第四乐段时又回归到E宫调式，实现音乐情绪的回归与音乐主题的深化，整首乐曲依照起－承－转－合的布局进行，其宫调式的使用使得音乐情景更加真实生动。
3、音域与旋律的拓展
旋律在当代改编民歌的创作中，作曲家常借鉴西洋歌曲中多见的对比、展开、再现、变奏的方式发展旋律，用来达到扩展歌曲戏剧性和艺术表现力的效果。许多由中国民歌改编的歌曲，只是加了优美的伴奏，有的虽然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主题旋律并没有改变。原始小调《孟姜女》是典型的单乐段起、承、转、合性结构，每段四句落音分别为2、5、6、5，曲体简单规整，曲调流畅。而改编后的《孟姜女》开始部分没有较大的改编，完整呈现了原始民歌的主旋律，但也并不是照搬，而是经过了三次转调，由原来的大九度扩增为十四度，第四部分采用摇板紧拉慢唱的节奏，音乐线条的拉宽舒展与急促紧张的十六分音符的伴奏织体相结合。如在B乐段部分，改编后的《孟姜女》，音域在前面乐段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调性在31小节处由D徵转为D羽，音乐色彩由明转暗，秋风落叶的凄凉映照出孟姜女内心的悲戚。旋律部分进行中四、五度跳进增多，音乐跌宕起伏。“线是相思啊针是情啊”音乐旋律上扬，情绪在此时应拉开舒展，与后乐句下行的旋律形成回落对比。就整个旋律而言。此改编曲将我国戏曲板腔音乐融会贯通，“哭倒长城八百里，只见白骨满青山”，表现了孟姜女无法言喻的无助与绝望，生动地刻画出女主人公在狂风暴雪中不畏艰难险阻为君送寒衣的执著、坚强的艺术形象。在《玛依拉变奏曲》中，第一段完整地保留了原歌曲的旋律，虽然在伴奏上有了变化，但是大致的风格不变，旋律是向上的走向，且原伴奏的音型是非常规整的八分节奏型，但该曲的伴奏节奏在前段乐句运用了附点休止，而且采用更多的节奏型及表情符号，如:后十六分节奏型、“ff”、“fp”等等，让歌曲更富于变化，显得玛依拉不仅活泼，还带点俏皮的个性，更贴近现代人心目中的形象。在第二段中作曲家在维持原来歌曲的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大范围的花腔变奏，充分模仿玛依拉欢快的歌声，将新的音乐材料融入其中，赋予了整首编曲热情奔放，气氛热烈的音乐风格，增强了歌曲艺术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此外，作曲家还常常借鉴中国戏曲演唱的板式变化体的变奏方式发展音乐，从而产生与中国戏曲同样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三、传统民歌的改编与声乐技巧的提高
原始民族唱法音域较窄，虽然甜美但是演唱时跳跃幅度与流动性不够强。而现今的民族唱法也没有等同于美声唱法，改编曲的唱法还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同时使民族声乐艺术的吸引力和时代感不断增强，所以这就要求演唱者在声乐演唱方面具有更高的水准。
1、音色与音域
民族唱法在音色的选择上一直都采用与常人较为接近的、自然的音色，早期的中国民歌音域一般不超g2，这些民歌虽优美动听，音色明亮，风格浓郁，但是在相对较窄的音域中中音区偏多，比较浑厚。而民歌改编曲经过改编，一般都会音域加宽，使作品既可以圆润轻盈又可以高亢华丽，整体的感情表达更加舒展细腻。因此这就更加要求演唱者兼具高水准的演唱功底，在演唱时声音需要富有较强的颗粒型和弹性，这样的音色控制能够准确的塑造出歌曲中的各种角色形象。例如《玛依拉变奏曲》在改编之后，在演唱时歌曲的高音部分与花腔部分就需要更多地运用美声唱法的音色特点进行演唱，这是一种公共色彩，只有花腔女高才能具有的“木管音色”。运用这种音色演唱，声音密度极高，音质清脆灵动，更容易实现“近人声”与“远人声”的双向追求。
2、气息与共鸣
原始民歌唱法一般讲究声音甜美，运用真声部分的口、咽腔共鸣比较多，而民歌经过改编后，其歌曲的难度和音域的加深与拓宽，要求演唱者在唱民歌改编曲的时候除了口咽腔的共鸣意外，还要学会运用头腔，胸腔所有的共鸣来进行演唱，以适应歌曲的需要。以《玛依拉变奏曲》为例，演唱者在演唱时，如果能够将真假声完美结合，演唱声区统一流畅，起音与尾音相互呼应，在声音上牢牢抓住上方共鸣的位置及腔体，就更容易体现玛依拉优雅的气质与从容的性格特征。呼吸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但是唱歌的呼吸与我们本能的呼吸不大一样，唱歌时的呼吸，必须是以乐句的长短、音乐的需求为前提，来考虑呼吸的长短和气息支持的。而本能的呼吸是一种很自由的呼吸。呼吸对于声乐演唱来说就像是地基与楼房的关系，地基打的越牢越深，楼房就会盖得越高。声乐演唱中的呼吸是一种强化胸、腹式的呼吸运动。而美声唱法的呼吸多事采用胸腹式呼吸，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最科学的呼吸方法。因此，在民歌改编曲中，很多歌曲都加入了这种唱法，使得歌唱者必须有极深的气息控制能力，对于音量、音域都有所扩大，让声音更为灵巧，有弹性，从而有益于声区统一和声音的表现力，正所谓“优伶以之，唱若游云之飞太空，上下无碍，悠悠扬扬，出其自然，使人听之，可以顿释烦闷，和悦性情，得者以之，故曰‘:一声唱到融神处，毛骨萧然六月寒’。”
3、咬字吐字的整体要求
咬字是评价歌唱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在声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歌唱主要是靠咬字来发声，因此在唱歌过程中咬字能使歌声更加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在民歌改编曲中，由于加入了更多的元素，很多歌唱者在发音中不能够掌握咬字的技巧，破坏了旋律的连贯性，唱的不够有韵味，不能够体现出改编曲丰富的感情色彩。以《孟姜女》为例，如唱到A段第四句“孟姜女的丈夫去造长城”中，着重“造”字的字头力度，不仅要吐字清晰，语气的强调也凸显出新年团聚之际孟姜女孤寂一人的哀怨之情。而唱到“生生血泪声声唤，天也昏来地也暗”一句，就需要演唱者放慢速度，每一句都要强调字头的咬字，用顿腔结合哭腔，仿佛孟姜女在哭诉、抽泣。因此，在声乐演唱前，初学的演唱者就需要先把歌词摘出来在高位置朗读，把握好口腔的着力点，正确完整的将字吐清晰，在朗读时注意发音，咬字，和连读，最后再将旋律加入，准确而清晰的唱进听众的耳朵里，是观众明白歌曲的意思，从而打动观众。
4、旋律与韵味
格里格曾经说过“如果一位指挥家把速度弄错了，那就什么都完了。”由此可以看出速度和旋律对于音乐的表现的重要性。中国民歌注重“声情并茂”，“声”可以通过科学的发声来训练获得，而“情”则可以靠旋律与速度来控制。民歌改编曲中有很多利用旋律和速度的对比变化来增强层次感、丰富内涵的作品，这就对演唱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演唱者在作品的情绪与情感的表达上，多需要以真实的表现方式刻画的塑造角色，同时以其戏剧化的音色处理、表演方式、旋律处理等来诠释故事曲折迂回的情节，使作品更加有韵味。
四、结语
由中国民歌改编的歌曲，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审美的标志之一。民歌改编曲是以传承传统艺术为基础的，由于简单的民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难以适应人们的艺术和审美需求，从而容易被人们遗忘，濒临解体。所以，实施保护已是迫在眉睫的文化发展大事。我们保护民族音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创新民族音乐作品，即民歌改编曲。由于把民歌改编成改编曲是，要以原始民歌为依据，也就会应用一些特有的作曲技法和演唱技法，如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的加花，伴奏对主旋律的处理，前奏、间奏、变奏、尾奏的特点等等，才能体现出改编曲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些对于演唱者而言也更能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声乐创作者和声乐演唱者必须紧扣时代特征才能进行优秀的创作和演唱。通过本文对于改编曲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新时期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趋势，相信中国民歌会朝着健康的方向蓬勃发展，在一代人的努力下，一定会长盛不衰。
作者：王卓单位：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
1大数据时代下传统民间艺术的现状研究
1.1大数据时代的特点研究
随着信息数据的增多，云储存、云计算等云服务平台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下，更好地利用数据储存系统将民间艺术保护与储存下来，将为传承民间艺术做出突出的贡献。
1.2传统民间艺术的现状研究
（1）传统民间艺术的主要研究领域。传统民间艺术主要涵盖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两个方面，物质方面主要包含了以实用为主的一些可视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生产用品。精神方面主要是指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民间艺术现象、艺术活动以及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品。传统的民间艺术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它能够反映每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思维观念以及文化传统，并且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体现。
（2）传统民间艺术的存在现状及其重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不断地受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所谓的现代化的产品以及所谓的潮流上面，而对于真正的传统却越来越少的人去关注。据调查显示，每年有大量的民间手工艺品、民间纺织工具、民间交通工具以及民间交通器具在大量的消失，并且就算是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民间戏曲、民间舞蹈、民间艺术活动每年也都在大量的丢失。民间艺术这一现状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的反思，如果我们连我们传统的东西都保护不好，拿什么去发扬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及其生存环境，如果我们不将其保护与传承下来，它也会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遭受着如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一样的破坏。
2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问题研究
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产生的自身的限制。大多数的民间传统文化根植于民间，并且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也将是传统民间艺术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由于传统民间艺术涉及面多而广，外加上民间艺术从业人员的不足，所以目前对民间艺术的保护只停留在传统的采集照片，收集物品以及访问记录等方面。并没有与大数据时代现代化信息技术相结合，所以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只停留在表面，并不能真正地把民间艺术传承下来。
3大数据时代下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对策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数据的研究与开发也越来越深入，数据处理与储存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特点，很好地将民间艺术储存起来。
3.1将数字信息技术与民间文化遗产相结合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同时也促使了数字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跨越。将数字信息技术与传统的民间艺术相结合，突破了我们传统的对于民间艺术记录收藏的形式，其方便快捷的将民间艺术整合、收藏、记录了下来，并且也为民间艺术的保护节省了劳力成本与时间成本，同时也方便了人们对于感兴趣的民间艺术的查阅与展示。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研发民间艺术图案辅助设计系统，使民间传统融入现代设计中。使传统民间文化真正地为“生活服务”。在当代的艺术和设计有史以来最商业化的时候，保持艺术和学术纯粹的张力和良知，将传统民间文化与当代设计相结合，赋予当代设计别样的韵味。例如，爱马仕的中国品牌“上下”就是利用中国传统的纹样、雕刻、染织等技术对于产品进行再设计，很好地利用了传统民间工艺的商业价值，赋予现代设计独特的魅力。同时很好的传承与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总的说来，现代化数字技术的应用也是使传统的民间艺术能够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下来，使其不再停留在没有人观望的层面，其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保护与传承，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们独特的文化。
3.2中国民间艺术云端服务平台的建设
注重于打造一个具有云储存、云计算、云分析、大数据等功能的云端服务平台。本系统是基于云端系统的文件存储平台，管理用户上传关于民间艺术资源遗产的相关文件到云服务器端，上传文件类型包含普通文件、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种类型文件，并对文件进行相关属性说明。系统通过集群式应用、网格技术和分布式文件系统将上传的大量的各种类的文件存储在一个分布式的不同类型的存储设备中，通过应用软件协同工作共同对外提供数据文件的数据存储和业务访问，但这些对用户来说是黑匣子式的，用户只需要关注文件的文性，专注于非物质文件遗产的整理，而无需关心实现的方式和方法，系统将高度智能化的为用供数据的存储和整理工作。用户在访问时可以通过WEB或手机APP等方式进行文件的检索和访问，云服务将自动计算采用最优的访问路径为用户提供文件的检索和访问。
3.3数字民间艺术博物馆的建立
在大数据时代下，要使民间艺术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传承，数字民间艺术博物馆的建设将会是推动其保护与传承的最好方式。数字民间艺术博物馆将拥有强大的数据库将民间艺术品很好的储存起来，并且方便人们查阅以及观赏，增加民间艺术品的生命力。
3.4民间艺术品网站的建设
民间艺术品网站的建设可以更好地把民间艺术品与市场相结合，给正在做民间艺术品的手工艺人提供一个让其艺术品走向市场的平台，并且增加民间手工艺人的信心。据调查显示，目前市场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关于民间艺术品的网站，建设这样一个网站，可以按照地域、产品特点、产品形式进行分类，不仅仅可以很好地保护民间艺术，而且能够使这些民间艺术真正的走进人们的视野，以后使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民间艺术，这将是对民间艺术最好的传承。
作者:王彬雪 单位:上海大学
一、传统民间艺术的民间嬗变
安徽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所以民间艺术在安徽的起源和发展较早，随着时间的演变，民间艺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和壮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萌芽阶段。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安徽的传统民间艺术就已经有了萌芽，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变革，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为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安徽传统民间艺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形成了有安徽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其次，发展阶段。从秦朝起始，直到唐代结束，这段时期安徽传统民间艺术有了较好的发展，在唐代时期，民间艺术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再次，兴盛阶段。在北宋时期，出现了利于商品交换的纸币，从而促进了商业发展的繁荣，而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达到兴盛阶段，许多安徽地区的人们，为谋生计会发挥自身的才能和技能，制作工艺品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和民间艺术的发展。最后，压力时期。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无数次的融合与发展，传承至今，面临过巨大的考验和挑战。需要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合，以促使传统文化能够迅速提升，以新的精神面貌面临现阶段的挑战。
二、传统民间艺术的艺术再现
传统民间艺术经过不同时期的考验和挑战，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其艺术的再现具有四点特征。首先，具有历史传统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发展至今，虽然融入了一些现代色彩，但是仍然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其次，具有生活娱乐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主要来源于生活实际，因此，民间艺术更彰显生活的特色。此外，民间艺术的创作体现出创作艺人的情感。再次，具有多样性。安徽地区的各地各县的多种多样艺术门类都不断融合，使安徽地区的民间艺术形式具有多样化。最后，具有独特性。随着安徽地区传统民间艺术的不断发展，徽式特征更加凸显。
随着传统艺术的不断交流和融合，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安徽传统民间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萌芽和发展时期，也经历了成熟和压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民间艺术并没有消退于历史舞台，而是以其特有的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陶李单位:安徽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审美观，通过剖析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关系，说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无论造型、艺术表现形式及处理手段等都和“天人合一”的审美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内在精神，同样也是现代建筑艺术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筑艺术；传统文化；天人合一
一、中国人“天”的概念与“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广泛的概念。它不但是中国儒家的基本概念，而且是一切其他的思想体系，如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房中术……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天人合一”学说起源应在巫术时代或万物有灵论的时代。根据史学与考古学，中国在周以前，天的概念并不发达。发达的倒是“帝”或“天帝”的概念，大体上就是祖先神或其扩大。部落酋长或者巫师可以直接与之对话。人间一切事情都要通过占卜，得到能“降人福祉，决人休咎”的“帝”的旨意以后，才能决定。后来到了周朝，“帝”的概念为“天”所替代。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一方面民间流行十分迷信的经纬学说，一方面大儒董仲舒又提出一个完备的“天人感应论”，把天的一切都与人的一切相比附，比如说“人有三百六十节，象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有四肢，副四时数也……”。由此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确认皇帝应当“法天而治”的理论。这个理论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以及对后世都有长远的影响，比如皇宫的建筑就是一个例子，今天北京的故宫就是“象天设都”的最后代表。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与天上的紫微垣相对应的。道家“天”的概念是对宇宙及其运行规律最彻底的抽象。老子的著名言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中间的天就是这么个宇宙万物最高抽象的天。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三教合一”的文化。中国哲学成熟于宋理学，宋理学集诸家之大成并融会贯通，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宋理学心目中的天始终是有道德倾向的天，而人则始终是有天性善性的人。”“天”的概念与“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天人感应相通与“善恶有报”
“天人感应论”由汉朝大儒董仲舒提出，主要是把天的一切都与人的一切相比附及认为天人感应相通等。天人感应相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应相通，一是人与神灵之间的感应相通。这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在古人看来，神灵往往是通过一定的自然现象来显示其存在，即所谓“天垂象，见吉凶”。人们通过观察天象就可以感知天意。故中国古代天子有用于观天象的“灵台”，感天意以察人事，以行其政。天人感应的基本含义是，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并予以反馈，给人降福或降祸。原始道书《太平经》说：“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人的一言一行，均受到天地的监视。“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天人“以类遥相感动”。中国民间经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抱”“心诚则灵”等便是对此最朴素的注解。
“天人感应论”由汉朝大儒董仲舒提出，主要是把天的一切都与人的一切相比附及认为天人感应相通等。天人感应相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应相通，一是人与神灵之间的感应相通。这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在古人看来，神灵往往是通过一定的自然现象来显示其存在，即所谓“天垂象，见吉凶”。人们通过观察天象就可以感知天意。故中国古代天子有用于观天象的“灵台”，感天意以察人事，以行其政。天人感应的基本含义是，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并予以反馈，给人降福或降祸。原始道书《太平经》说：“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人的一言一行，均受到天地的监视。“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天人“以类遥相感动”。中国民间经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抱”“心诚则灵”等便是对此最朴素的注解。
尽管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则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体会产生各种影响，人类的活动也会影响自然界，转而又对人类造成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天人感应论毕竟是一种神秘哲学，“因果报应”更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但这对中国人传统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不能否认。在这里有两个关键的词语不能不特别指出：一个是仁，一个是诚。
“仁”最初的意思就是“仁者爱人”，本来是比较简单的爱的观念。但是后来一直发展到“仁者混然与物同体”，这个仁也就成了“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完全成了“天人合一”的自觉，而且成了沟通天人的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诚”最初的意思也无非是真实无妄。但是后来就发展到了张载所谓：“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这里说的诚就是人用以知天、同天的功夫，也成了沟通天人的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三、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审美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先民们从对自然的敬畏到与大自然产生亲和关系，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的体验，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独特的。在农耕为主的生产背景中，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对风调雨顺的期盼，使得先民们在对四时交替、气候变换格外敏感，逐渐形成了与环境和宇宙间的自然生命相互依存的文化心态，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反映了人们在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亲密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心态。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而在天人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影响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中国美学正是从‘天人合一’的生命情调中，即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寻求美。在审美的层面上，人既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就儒学而言，其“天人合一”是强调“主客合一”。但儒家所讲的“主客合一”，绝非主体与客体的消融与泯灭，而是在价值上，实现人与天、地的三者合一。例如《孟子》所讲的“尽心、知性、知天”，《中庸》在进一步发挥时所讲的“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通过对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而在价值上取法于天地，从而在价值上与天、地合一，这也就是儒家学者们常讲的天、地、人并列为“三极”，亦即“与天地参”。《周易》的“三才”观，将天、地、人相并。在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中，人是天地造化的杰作，天生人，地养人。相对于天地而言，人在形体上何其渺小，但人可以取法天地的精神，“与天地合其德”，德配天地。在儒家看来，天地的精神主要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故天地的精神乃是“大公无私”；天地有生养万物之功，故天地的精神为“仁”，“仁”即“生生”之义。如果说“上帝”是西方人精神的终极来源，那么“天”（天地）则是中国人的精神价值来源。“文化”，中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人文教化”，人参天地教化人文，反映了人对自然的积极回应与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
天人合一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问题。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内容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观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但是，从文化的民族性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看，我们应当大胆肯定。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问题。从这个意思上说，天人合一观念是非常有价值的。
四、“天人合一”观念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成熟阶段也即“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部分便是达到真、善、美三者的价值统一。这也是中国人追求和欲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我们的先民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寻找着规范，积极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其中自然也包括建筑艺术的创造活动。
“天人合一”思想通过各种媒介，传播、灌输到中国人的意识之中，潜移默化地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一种牢固的思想观念并指导着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说“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入和不断发展，中国古代哲人提出了“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理论。“先秦哲人把上帝之天转变为自然之天，不但认为自然之天对人活动有一定影响，也更加重视人的活动对自然之天的作用。主张人应依靠自身的力量决定自己的命运。一方面，人应遵循自然法则，提高制天之术，则可胜天，否则天胜。另一方面，人的生存发展必须经过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途径，而自然的变化又由于人的改造而显出五光十色，日新月异上午面貌。人与自然的相胜相用，透漏出中国哲人‘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最早理论信息。”
建筑是人的产物，而相对于人来说，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是“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产物。“人化”的结果是：一方面为人所用，一方面附加有人的意志。建筑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其实用价值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居所，解决了住的问题；其审美价值不仅在于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了优美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在满足人们审美要求的同时发了人们认识真理和改造外界的热情和信心，促进了人们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其实，建筑艺术本身就是人以美的规律和要求去作用和建构外界事物的体现。中国传统建筑融会了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精华。借物言志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惯用手段。人们无论造物还是塑造艺术形象，大都反映一定的思想内涵，而思想内涵多是抽象概念，很难以恰当的可视形象来表现，于是人们便以丰富的想像力创造出了确立象征性形象和理想化处理等手段，以此实现抽象概念的具象化、具体化。而这些都是以人与万物同体，要求天道变化与人之所望相符，天人之间运行互为发展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为基础的。飞檐、翘壁、瓦当、檐兽、斗拱等的构思和表现形式是这样，（此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的尖塔造型有异曲同工之妙。）狮、虎、龙、朱雀、麒麟等题材的选用也是这样，（这些被中国人认为是瑞兽或吉祥鸟，它们能够感受天地之灵气，与天地对话，从而达到祁福纳祥，驱邪避鬼、镇宅护院、保佑平安的作用。）这是人与天地对话的途径和媒介，其传达的信息不仅包含人祈求天地保佑的良好愿望，同时也包含着人正以积极的姿态与天地寻求着和谐共生。建筑艺术作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天人合一”思想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伴随着“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其在内容和形式上日趋丰富多样。除实用功能以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其审美价值和教化作用正日益被彰显，因为这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中国人对天人关系的特殊理解使“天人合一”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这种特殊思想观念作用下形成的这些造型与艺术手段所表现出的民族特色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深刻性。
五、结束语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内在精神。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无论造型、艺术表现形式及处理手段等都和“天人合一”的审美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人应当在体认天地人生大法的思想境界上去能动地从事实践活动，以推动天人关系由原和谐层次向新层次跃迁。”这应是现代建筑艺术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内容提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中国教会大学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在此之后，由于国内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种建筑新式样又被视为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风格。中国教会大学的建筑形态构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殊案例和有形史料。
【摘要题】建筑
【关键词】教会大学/传统建筑/中西合璧建筑式样
【正文】
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而且还是近代中国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19世纪中叶以来，当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剧烈碰撞和冲突之时，具有工业文明内涵的西方文化无疑是处于相对高势能状态。伴随着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来的西方文化，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着强行移植和殖民输入。从“交流”一词的本意而言，真正谈得上中西文化双向融合的实例实在是少之又少，具有表象效应的更是如此。中国教会大学的建筑形态构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较成功的特例。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的运动，50年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主义形式”的建设方针，80年代迄今，建筑界的理论和实践所纷纭不休的“神似与形似”之争，都与教会大学建筑有着渊源关系。且不论有关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褒贬是非，仅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筑工程实践来看，众多矗立在中国大地之上的这类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作品，俨然在提示着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存在价值和深远影响，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教会大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文化效应。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指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中国教会大学起始的，采用当时西方建筑的工程技术和材料，平面设计符合西方建筑的功能主义设计理念，外部造型模仿或挪用中国宫殿寺庙建筑构图元素并与西方建筑风格相糅合的新建筑式样，一般也简称为“大屋顶建筑”。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远远超出建筑自身的使用价值，因此，褒时被誉为民族精神之体现，必全国效之方罢休，贬时被斥为历史倒退之逆流，必全国讨之而后快。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类建筑新式样在本质上属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其生硬也罢，成熟也罢，失败也罢，成功也罢，这类建筑新式样毕竟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建筑文化混合成了一个有形的实体，并进而演变成绵延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无疑值得建筑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加以探讨。本文试图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之起点的教会大学建筑形态作一初步分析。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在严重失衡的状态下交汇，西方的政客和商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各种建筑形式引入中国。传教士们普遍地抱有西方本位的文化优越感，也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建起了西方中世纪式样的教堂。引入的西方其他建筑形式很快被中国人广泛地接受下来，唯有教会的建筑遇到了麻烦。换言之，其他的西方建筑形式更多地表现出工业文明技术成果的输入，而与教会相关的建筑则显示出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蚀。
教堂具有基督教文化的表象特征，在历次教案中屡屡被毁，这一事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被解释成反帝爱国运动的行为体现。如果从建筑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另一层意义，即对中国人来说，自此之后改变了以“道器分离”的思维习惯来看待建筑，终于将建筑视为了一种文化参照物。对传教士来说，中国民众对教会的普遍抵触，迫使传教活动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好感，因此而发展了与教会相关的教育和慈善事业。按照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作为一种姿态，他们也很自然地想到建筑的文化参照物的表象效应。因此，原本认为互不相容的中西建筑文化观念，终于有了一处朦胧的共通点，即需要创造一种能满足各自不同的文化动机并具有表象特征的建筑形式。由于政治、经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创造新建筑形式的早期尝试是由传教士零散地进行的，多是将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局部加在西式建筑体之上作为装饰构件，模仿的部位与手法亦无定势，反映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妥协。极端的案例也有完全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式样的做法。这些早期的尝试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建筑风格，缺乏相应的一贯性、独特性和稳定性，因此影响也比较小。1905年，清政府正式颁布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建立仿照西方公学制度的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使教会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种种迹象显示，外国教会在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在华的教会学校也开始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各校的报告说明申请入学的学生已多得无法接受，教会上层为此都兴奋不已，办学热情日益高涨并着手筹划建立较大规模的正规大学，此时，有关教会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形式的问题终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20世纪的前30年，许多在华教会都将所属学院和书院扩展成教会大学或新建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成立之时，大都购地迁址并兴建了大批新校舍。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批新校舍的兴建算得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之一，也给教会大学提供了创造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历史契机，可以说是教会大学的建筑实践活动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艺术复兴的序幕。
教会大学一般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由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的17所高等教育机构，分布在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等5个区域，其中基督教大学14所，天主教大学3所：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江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协和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津沽大学。
上述各教会大学的情况相差很大，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的规模宏大、兴旺发达，有的又小又穷、挣扎维持，但多数教会大学最终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教会大学还成为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从建筑学的角度而言，教会大学的另一个贡献还在于校园的规划和建筑方面，今已成为继承者引以自豪的学校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式建筑样式，是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试图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近代建筑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少数租界外，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当属教会大学的校园建设，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兴盛期。教会大学的建筑质量一般都比较高，建筑的规模大、数量多，往往组合成群，成为学校所在城市或地区的主要景观。从1894年到1949年，教会大学建筑实践活动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初创期，在此期间能够筹措到开办经费的学校都纷纷修建了校舍。在中国建立的大学应该采用何种建筑形式？对此，来华传教士们似乎是既自信又茫然。传教士理想中的大学，是像19世纪美国大学那样的僻静学术区，应位于市郊，有教学区、办公区和宿舍区之分，唯一不同的设想是希望建筑形式能表现出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外部特征，以此来表述出某种难以言传的意义。
有的传教士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构想了一个朦胧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们寄希望于西方的建筑师。对于西方建筑师来说，这是一次各显神通的富有东方情调的尝试，其结果是除了都具有中国式大屋顶的特征之外，其余部分就很难有共通之处。即使是中西合璧的大屋顶形式，西方建筑师在处理手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基本倾向。一种是以地方特色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另一种是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金陵大学等。但不管何种倾向，在教会大学初创期，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重，也远远没有到程式化的程度。
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最早出现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实践作品。圣约翰大学是建立时间最早，一度发展最快的教会大学。校舍建设始于1879年，第一幢校舍是两层楼的外廊式建筑，正面宽220英尺，深度130英尺，外部样式采用了具有江南格调的民居形式，西洋味道甚少，其后又照样建了三幢宿舍，可能还参照中国四合院平面进行了总体布局。1892年，圣约翰大学募捐到26000元建新校舍，因无地皮便拆除原有房屋重建，1894年新楼竣工，取名为“怀施堂”，这是教会大学建筑中最早出现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两层砖木结构，中式的歇山屋顶上铺传统的蝴蝶瓦，囗字形平面布局，墙身则是连续的西式圆拱外廊构图。最引人注目的是“怀施堂”的钟楼处理。以两个横向歇山顶教学楼夹住竖直的钟楼，体量组合关系更像是勉强拼接而成。钟楼采用了双层四角攒尖顶，檐角夸张地飞扬上翘。或许是“怀施堂”设计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识还停留在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时期，将江南园林的亭廊造型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但在中国人看来总显得有点滑稽可笑，“瓜皮帽”的说法可能由此而生。至于何以选择这种建筑形式，可见以下文字：“关于建筑物之图样，已经在美国绘就，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实由约大(圣约翰大学之简称)开其端，后此教会学校之校舍，皆仿行之，甚为美观。”[1](p.3)从此记载中可推断，“怀施堂”的设计是隔洋造车之作。圣约翰之所以要保存“中国房屋之特质”，其本意是表现本校历史的延续，却不曾料到做了一件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开创性尝试。事实上，在所有的教会大学中，圣约翰大学是以最强硬的姿态抗拒中国民族主义趋势的，实行的也是最彻底的基督化教育，甚至不惜付出学校分裂和停课的沉重代价。但中国教会大学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的历史产物，某些关键性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Pott)是一个既顽固地坚持以基督教征服中国的信仰，同时又把毕生精力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传教士，也不乏对中国的某种感情因素。在他的主持下，圣约翰大学的建筑一直注意留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以此作为该校的建筑特色，用卜舫济的话是“外观略带华式”。纵观圣约翰大学的建筑演变过程，早期完全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样式，后来的发展从“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到“参用中西建筑形式”再至“外观略带华式”，反映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一般过程。完全可以推断，如果教会大学建筑没有附加的某种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因素，所谓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是不会摆脱这一过程的基本程式的。
三
从义和团运动到1920年之间是教会大学相对平静的发展阶段。由于教会大学实际享有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保护，也使其与中国社会或多或少有些脱节。不管是慑于19世纪末的教训还是出于纯粹的文化偏爱或其他什么原因，教会大学的建筑形式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而已，只要能大致传达某种意义就够了，并不能反映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换句话说，“在1920年前，教会大学的历史一般可以根据西方的材料来叙述，并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使命史的一个方面。”[2](p.194)1920年以后，教会大学的命运不得不与中国近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结在一起，迫使教会大学走上了主动寻求中西方文化结合之路。
20年代的序幕是以为标志揭开的，的反帝反封建旗帜，使教会大学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反帝涉及到西方在华教会是理所当然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由反传统儒教而起的反封建竟将教会大学也席卷进去。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导致了两年后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教会大学成为直接遭受抨击的主要目标，决定教会大学命运的已不是传教士的主观愿望，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都使教会大学面临着能否继续生存的严峻问题。如果教会大学希望能在中国长期办下去，就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来顺应中国的时代潮流。为了迅速回应急剧发展的中国政治局势，美国基督教会于1922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大会”，决议倡导“本色教会运动”。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称：“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2](pp.323-324)何谓“中国本色教会”呢？正式的解释是：“一方面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注：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页。诚静怡，中国籍基督徒，1922年当选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该团体是外国教会在华各差会的协调机构。）基督教“本色运动”落实到教会大学的具体措施，首先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明确地表明其实行“中国化”的基本态度，及时地调整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筑样式的问题再一次被用作表述这种附加新意义的手段。所谓“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之基本导向，对建筑样式的表述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此之后，教会大学建筑出现了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宫殿式建筑，杂芜多样的地方特色逐渐消失，组合手法趋向于程式化和标准化，建筑风格基本定型了、纯正了，也更加优美了，只是趣味性似乎降低了许多。从这种意义来讲，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进入了成熟阶段，能够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产生较深远影响的作品也多半是这一时期设计完成的。
一般来说，在建筑技术和材料没有重大突破之前，建筑学领域的创新方式与其他艺术领域有所不同，所谓特定样式不可能因主观臆想而出现，而是通过对原已存在的建筑风格进行修改，甚至是对原有的某些手法进行模仿来达到的，因此，重组和异化是建筑实践创新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建筑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注重文脉的原因。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就是通过同一形式或同一构成方式的大量工程实践作品体现出来的。教会大学在建校前后，大都购置了土地，新建了校舍。在校舍建设中，采用中西合璧式样的教会大学有12所，它们分别是：北京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另外还有原属教会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些教会大学的校舍建设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譬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和科学馆，几乎与上海外滩租界建设同期进行，建筑的规模也相当。在华中，湘雅医学院的建筑群当时被誉为华中地区最摩登最适宜的。在华东，金陵大学的北大楼宏伟而古雅，成为当时南京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华西，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毫无疑问是成都近代建筑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在华南，岭南大学的马丁堂是中国第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和地位。在华北，辅仁大学主楼曾号称当时北平的三大建筑之一。至于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典雅校舍和优美环境更是全国闻名。由此来看，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特色反映在足以产生较大影响的一批建筑物上，尽管它们在工程实践过程中的细部处理手法方面还有某些差别。
这些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设计者是一批受过欧美完整建筑教育的职业建筑师，他们接受的是当时欧美盛行的古典折衷主义的严格训练。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未必有传教士那种欲使“中华归主”的宗教热忱，也没有传教士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认知，他们也很少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体验，开始时也谈不上对中国建筑文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偏见，这就决定了设计者只可能以建筑功能和建筑艺术为其设计的根本目的，出于建筑师的职业习惯，他们依据的是以下三点：(1)业主(传教士，教会大学创办人)对建筑式样选择的建筑理念；(2)业主提出的建筑基本功能要求和建筑设施的标准；(3)当时所能利用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
当西方建筑师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建筑时，可以想象，他们面对这种截然不同的建筑体系和建筑造型该有多么惊讶和困惑；同时也很难想象，他们能在短时期内就产生对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兴趣。因此，他们很习惯地将自己业已熟悉的建筑语言和设计方法与业主所特别要求的建筑理念结合起来，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通过建筑实践来表述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建筑对现实社会的反应并不敏锐，却能够忠实地记录着现实社会的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的演变过程，建筑师是相对客观的执笔人，虽无意也无能力倡导某种时代潮流或社会时尚，但其建筑实践的设计作品却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反映出现实社会的时代局限性。
四
教会大学在时机上顺应了中国人引入西学的大趋势，同样，教会大学在大规模筹划和兴建过程中，正值基督教的“本色运动”和天主教“中国化”计划的实施展开之时，许多传教士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推动了在华西方教会的世俗化、本土化，为促进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仅从建筑学方面来看，教会大学的中西合璧样式实际上还反映了社会文化背景与建筑理念形成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
对传教士的传教目的理应谴责，但对从事某些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传教士活动则应具体分析。有些传教士的在华工作生活经历，培养了他们热爱东方艺术的感情，从而促使他们能够较客观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持有较公允的建筑艺术评判标准，并为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作出一定的贡献。为了说服教会上层接受这种新的评判标准，他们不仅特意强调了中国古典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将其与教会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传教策略联系起来，刚恒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22年8月9日，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X.D)委派刚恒毅枢机主教(MostRevConstartini)担任第一任教廷驻华使节。刚恒毅在职的8年期间，将自己的传教事业与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结合起来，并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建筑理念。1923年，他到任不久就致函教皇，对西方教会过于热衷在华修建哥特式教堂提出批评：“一、西方艺术用在中国是一个错误。二、保留外来建筑风格无异使人们视天主教为舶来品的误会一直存在。三、实际上，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应当采用当时当地的艺术。四、采用中国艺术不但可能，且是多彩多姿。”[3](P.12)他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她特殊而定型的特质，并且这些特质藉着她历史性的建树，通过民间与社会的艺术品，可以充分表现出来，各种不同艺术特征都是基于文化、习俗、兴趣、历史与宗教的史绩、建筑用材、气候、地势等等不同因素。将欧洲的形式，无论是罗马式或哥特式，加诸中国均属错误。”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民族极具象征性价值的宗教建筑方面，何不最好也来一套‘中国装’呢？”[3](pp.21-22)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传教士的赞同和支持，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艺术家格里森(DomAdelbertGresnigtO.S.B)写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力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4]在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一番考察之后，格里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4]
何谓“中国装”或“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传教士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建筑理念：“既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4]刚恒毅认为，西方建筑师完全模仿中国式的塔或建筑的外部形式并不成问题，比较困难的是掌握中国建筑的结构体系和装饰手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领悟中国建筑的精神，并将这种悟性运用到这套“中国装”的裁剪中去。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刚恒毅还是一个具有较高建筑艺术修养的传教士，他反对盲目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并指出：“吾人当钻研中国建筑术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产生新面目，绝不是抄袭庙宇的形式或拼凑些不伦不类的中国元素而已，乃是要学习中国建筑与美术的精华，用以表现天主教的思想。”[3](pp.23-24)格里森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所有的建筑形式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互相适应问题，但决不能提倡机械模仿现有的庙宇和塔的形式。在华教会采用糅合中国建筑形式的最终目的，是想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态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出中国建筑美学观念，为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4]如果除去其中的宗教狂热，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上述观点与中国建筑理论界的有关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创新和继承问题的共识并无质的差别。
1925年，庇护十一世捐赠10万里拉供辅仁大学改制之用，这一机会使刚恒毅有可能将自己的建筑理念付诸实践。1929年，辅仁大学在北京购得兴建校舍的用地，刚恒毅特意聘请了格里森担任辅仁大学新校舍的建筑师。辅仁大学校方按照刚恒毅的建筑理念提出了对未来新校舍的设想：“建筑方案应体现天主教的‘大公精神’，做到新旧融合，宜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并使其适应现代学校的功能要求。”[5]在施工奠基仪式上，刚恒毅应邀发表了有关辅仁大学建设方针的演说词：“辅仁大学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6](p.40)这段演说词清楚地表明：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构成并不是出于对某种建筑风格的形象特征的偏爱来考虑的，其设计思想是由广义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
五
关于教会大学建筑理念和建筑实践的文化意义，似乎在美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表达得更为清晰可见，其建筑作品也更多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教会利用战争的机会迅速扩展了在华的教育事业，从1914-1918年之间，在华新设立的教会学校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2](pp.247，210)由于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学术水平，从国外和国内都争取到了新校舍的建筑经费，教会大学有能力进行较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从而促使中国古典建筑复兴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1921年9月，美国基督教会组织了“中华教育调查团”，该团在华访问了36个城市和500多所各级学校之后，正式表明了教会学校的建校方针，即“教会学校必须尽快地去掉它们的洋气，……在性质上彻底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中国化。把效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可以提供服务，而如果缺少这些特征，那就将一事无成。”[2](p.349)所谓造就“气氛上彻底中国化”和教会大学的形象“特征”，其主要手段就是将西方的工程技术和理性主义的设计手法与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形式相融合，是一种西方人所理解的“中体西用”，也是中西建筑文化双向流动的有益尝试。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教会大学建筑出现复古主义倾向的早期实例，也是传教士的建筑理念与建筑师的审美意识达到默契配合的实践作品，其主要建筑竣工于1921-1925年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沙特克与赫西(ShattuckandHussey)建筑师事务所负责设计。当时确定的设计原则是“尽可能在外貌上采用中国形式，以使建筑得以和北京之建筑古迹相互彰显和谐。”（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分为教学区和医疗区，建筑高度不超过三层，用汉白玉栏杆回廊连结，围成半封闭的院落布局，建筑质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标准，外部造型以故宫太和殿为其模仿原型，优美舒展的凹曲线屋面上，各种瓦饰也仿造得相当标准，加之平直的檐口，微微起翘的檐角，绿琉璃筒瓦，可以说是一个纯净的中式大屋顶型制。围成院落的建筑群全部坐落在汉白玉的台基上，栏杆、扶手以及台阶等建筑细部也是中国古典式的。可以看出，设计者确实是在非常认真地捕捉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的外部特征，但在建筑处理手法上有点力不从心，中式的屋顶和台基与西式的墙身及开窗方式这两者之间缺乏一种中介过渡因素，而且建筑整体比例与中国古典建筑相差甚远。但总体来看，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的体量集聚，屋顶庞大，复古主义的倾向非常突出。
在1921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JohnD.Rockfeller)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致词，他进一步阐述了采用这种复古主义建筑形式的原因：“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是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职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合。我们之所以如此做，是想让使用如此设计建造之建筑的中国老百姓得以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觉，……并且也是我们对中国建筑之最好部分欣赏之最诚挚表现。”（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更明确地说，沙特克和赫西的设计是西方式的内部功能和中国式外部造型的混合体。可是这一混合体太过于注重外部的模仿复制，刻意复古就不可能摆脱古典程式的衡量标准，反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了“像”或者“不像”这类最直观的问题之争论中，并因此招致了更多的批评，颇有点适得其反的效果。其实，如果抛开某种固定的模式来客观地评价，在20年代初期能达到如此水平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其中也不乏主动进行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是教会大学对中国新形势的对策和反应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有其不成功之处，仍可视为中西合璧建筑样式转向复古主义倾向的标志性作品。
教会大学建筑在兴盛期的复古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建筑师墨菲·亨利·基拉姆(MurphyHenryKillam)。墨菲1877年出生，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8年开办建筑事务所，1914年起开始在中国活动，1928年以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并主持完成了首都南京规划的制定工作。到中国来寻求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墨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抉择。20年代以前的中国尚无独立开业的本国建筑师，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又刺激了中国建筑业的局部繁荣，给西方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墨菲抓住机遇，及时地将设计重点从西方式的殖民地风格转向探索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方面，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潜心研究和不断实践，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设计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墨菲也因此在中国取得了超出其他西方建筑师的成功和地位。
据现有资料所知，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的清华学校扩建工程。他制定了清华第一个校园总体规划，并主持扩建了清华学堂(东部)，设计了被誉为“清华园”四大建筑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东部)和体育馆(前部)。清华校园的总体规划和主体建筑都沿用了美国大学建筑的模式，属于欧洲古典折衷主义的作品，可见，墨菲在中国的早期活动和大多数来华的西方建筑师并无区别。墨菲不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最早尝试者。此时已有司斐罗(A.G.Small)的金陵大学北大楼及东大楼，荣杜易(Fred.Rowntree)的华西协和大学的怀德堂以及合德堂、万德堂等，柯林斯(A.S.Collins)的岭南大学马丁堂以及格兰堂、怀士堂等，佚名建筑师的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科学馆，可能还有济南齐鲁大学的某些建筑。此时，赫西(Hussey)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造也已进行。但清华学校的设计任务使墨菲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使之能有较长时间在北京亲自观摩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精粹所在的皇家宫殿。这一经历无疑增加了墨菲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造诣和审美偏爱。自1920年后，他先后主持设计了福建协和大学(1920年后)，长沙湘雅医学院(1920年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21-1923年)，燕京大学(1921-1926年)，岭南大学惺亭、陆佑堂、哲生堂(1930年后)，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堂，1929-1930年)，北京图书馆(1931年)等建筑。墨菲的这批建筑作品不但在数量上十分浩大，而且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大都市，且大都是比较重要的建筑物，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地位，有利于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墨菲被聘任主持首都规划的制定工作时，他所倡导的这种教会大学建筑的复古主义倾向已被当时的国民政府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蕴和民族精神之含义，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范围。
在有关的建筑理论研究中，对墨菲的作品一向评价颇高。且抛开其中包含的政治文化意义，仅从建筑设计而言，墨菲的设计是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西方建筑特色，反之在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以往的西方建筑师多将中式屋顶和西式墙身生硬拼接，缺乏必要的过渡，看起来就像戴上了一顶不适宜的帽子。墨菲的高明之处不在屋顶的处理，而是将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渗入到西式墙身。或许他是第一位能理解斗拱在中国木结构建筑艺术造型中魅力的西方建筑师。如果墙身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额枋和红柱，斗拱的造型将失去构图的意义。换句话说，墨菲以斗拱作为中介，将其他中国古典元素糅合进西式墙身。墨菲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加深对中国传统建筑认识的。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曾出现结构与装饰不相吻合的瑕疵，而其后期的设计就熟练得多了，很少能挑出大的毛病，但也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弊端，即：墨菲以众多有影响的建筑作品给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模式，最后连自己也陷入了无节制地盲目复古的误区之中。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南京首都规划，连江轮和街灯都盖上了中国古典式的大屋顶。30年代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活动，虽有其深刻的民族主义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以建筑设计手法而言，则明显可以看出墨菲的影响。
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中西合璧样式建筑的最高艺术典范。1920年，燕京大学选定了北京市郊的海淀淑春园作为新校址。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StuartJohnLeighton)就任后，确定了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式：“我要使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甚至又要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7](p.66)为此，司徒雷登提出建校的四项目标，其中第三项就明确了新校园建设的建筑理念：“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7](p.66)为了创造这种“中国式的环境”，司徒雷登特意聘请墨菲来主持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专业建筑师的参与使得这一种建筑理念能够很好地贯穿于建筑实践的过程之中，其建筑形态的外部特征也更加明显和突出。在燕京大学的建造之初，司徒雷登提出了新校舍建筑形式的设想，要尽量在学校建筑方面中国化，要采用宫殿式样的教学大楼，庙宇式样的学校大门，校园里要点缀一些华表、石狮之类的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品。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燕京大学陆续建造了88幢建筑，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再加上当时中国最漂亮的校园，燕京大学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典范作品之一。“1926年，燕大迁到北京城外新校址，并结合西方的建筑技术与中国的建筑装饰，建造了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燕园的实力最强，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8](p.108)在中国教会大学或国立、私立大学中，燕京大学的建筑群堪称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整体性最完美的校园建设工程。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很得意地说到：“燕大新校址完成后，很多年来，凡是来参观的人，都夸赞燕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因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后来我们自己也几乎相信了。”[7]
墨菲担任燕京大学校园建设的总建筑师，在燕大校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新校址建筑师是亨利麦斐(Henry.K.Murphy)，他对于中国宫殿亭园极为欣赏，所以他的建筑设计都采用这种形式，而另外加以新式设备，更切实用。他在福州、南京已有建筑校舍的经验，为燕大建筑，凭以往经验，更加以多方面的改进。”[9](p.66)在司徒雷登的要求下，墨菲最初的设计就采用了复古主义式样。由于建筑数量多，墨菲乃将中国宫殿型制的各种式样和装饰手法加以灵活运用。1926年，燕京大学建成迁校，司徒雷登在落成仪式上说：“最初我们就决心把中国建筑应用到建造校舍上，房屋的外表具有优美的曲线和辉煌的色彩，而主要的建筑全部用钢骨水泥，兼有现代电灯、暖气及自来水设备。因此，这些房子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教育宗旨是要保全中国固有的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切，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注：转引自董鼎主编：《私立燕京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
从这段演说词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1)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是将当时先进的工业技术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相结合，以此来作为传播某种文化观念的手段，其建筑构思的着眼点是意欲展现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的融合。因此，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必然会呈现出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征。
(2)就校舍建筑本身而言，其主体结构及其他当时先进的配套设备，本可以依其功能采用多种其他形式来自由表现的，只是由于教会大学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有的文化象征作用，才使得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转换成一种特定的建筑语言。因此，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复兴的形式与功能相脱离的特点，也是源自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只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才能客观地认识其中包含的积极意义，如果仅仅从民族感情或单纯的工程技术标准来评判，其看法自然偏颇。
燕京大学建筑现已被列为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理由为：“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结合原有山形水系，注重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和现代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10](p.229)
六
在华传教士们寻求中西合璧建筑形式的设想，在时机上恰逢西方建筑界盛行折衷主义思潮之际，摹仿或糅合各种不同时代的历史风格，甚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建筑形式，都是时髦的设计手法。很难说建筑师在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起因方面有过什么促进作用，不难推断，西方建筑师了解到传教士的设想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古典建筑那造型丰富而又奇特的屋顶。日本建筑师伊东忠太曾评论说：“屋顶为中国建筑最重要之部分，故中国人对于屋顶之处理方法非常注意，第一欲使有大面积大容积之屋顶不陷于平板单调，宜极力装饰。……中国人对屋顶之装饰，煞费苦心，全世界殆无伦比。”[11](pp.8-9)格里森还以浪漫的笔调形容道：“屋顶是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优美曲线的屋面就像精心编织的巨大华盖，……柔和曲线是中国式屋顶最独特的表现方式之一，许多重要建筑的屋顶构成就如同专业音乐家演奏的动听乐章一样，……柔和的曲线，宏伟的尺度，和谐的比例，都足以使人们领受到那种庄重和高贵的屋顶造型所具有的极强的艺术感染力。”[4]然而，西方建筑师对中国古典建筑外部形象的捕捉，仅仅是力求达到一种总体艺术效果的相似性目的而已，他们无法也无意去探求中国古典建筑的内涵。西方建筑师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古典建筑和西方建筑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范畴，从建筑手法、建筑材料到审美情趣都差之千里，要运用建筑学的方式将其糅合起来绝非易事，还得取决于建筑师对两种异质文化的理解深度和自身建筑素养的水准了。
19世纪后期，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时，鉴于历次教案的教训，有的传教士也曾尝试过在教会所属的建筑中添加中国色彩，但很少是专业建筑师所为，而且这些零星的尝试为数甚少，规模太小，还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力。20年代的教会大学建筑则不然，其建筑规模之大，建筑数量之多，建筑功能之繁，建筑质量之高，建筑形式之新，建筑设备之良，建筑材料之异，建筑环境之美，都在当时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在一批欣赏中国文化并具有一定地位的传教士和一批建筑专业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情况下完成的，从创建之始就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的建筑层次上。
如同勉强发起的教会学校最终发展成高等学府一样，教会大学建筑也在建筑师的努力实践中最终演进成延绵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和建筑形态，成为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以建筑表现某一文化思潮或某一时代风尚，在西方似乎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意义非同寻常，因此，笔者认为，教会大学建筑将西方建筑文化观念引入了中国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典型范例，也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关键点。
还需要强调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起点而非终点，也是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开端而非终结。试图融合两种异质建筑文化的趋向至今仍在中国延续着、进行着，所谓“教会大学建筑”不过是这一趋向起始时期的代名词而已。
西方传教士在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环境条件下，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2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种建筑新式样又被视为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广泛地运用在政府行政办公建筑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外部造型之中。如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陵、范文照和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铁道部、徐敬直设计的中央博物馆、杨廷宝设计的中央医院、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等一大批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中西合璧式的优秀作品，不但表明了这种建筑式样已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的应用范畴，从而被视为中国建筑艺术复兴的象征[12](p.354)，而且也表明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已取代了外国建筑师，成为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主要设计者。如今，这种建筑新式样在几代中国建筑师的不断努力下，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形式而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但教会大学建筑的社会存在价值和文化交流意义以及在中国建筑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却在有意或无意中被漠视和淡化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外文化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课题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及其后来的演变结果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殊案例和有形史料，考察和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和建筑文化内涵，从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摘要：传统木雕花板的图案有着丰富的内涵，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木雕艺术通过不同的题材形式和装饰手法寄寓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木雕花板的题材内容体现了民间美术的共性，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艺术手段之一的中国木雕艺术，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木雕装饰纹样，以充实、丰富木雕艺术的装饰题材，宣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
关键词：木雕花板传统文化内容题材
在中华民族光辉璀璨的文明史上，木雕工艺是历史悠久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之一。中华民族的木雕艺术具有丰厚的传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可谓雕工精湛、主题鲜明，使人看了惊叹不已，赞不绝口。木雕工艺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的一绝，早已享誉海内外。
传统木雕花板的图案有着丰富的内涵，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人们通过这些雕刻图案表达对美满婚姻、子孙繁衍、健康长寿、生活幸福、万事如意的祝愿和希冀。
传统木雕花板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出中国人民特有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体现出中华民族追求至善、至美、至真的精神。内容既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进步思想，又有一定历史、阶级和社会局限的道德旧识。传统支配人们的习惯，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一个民族观念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成为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传统木雕艺术再现生活的本质，以艺术形象和艺术感染力来展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使人们在艺术享受中感受到警醒和陶冶，同时又能感受到古文化的魅力。
一、传统的木雕花板
传统木雕花板是生长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艺术样式，被广泛应用在建筑和家具制造中，俗称木雕花板。传统的建筑雕刻装饰，重视牢固与美学协调统一，在选择材料，确定内容，进行构图时，都立足于从装饰角度来确定题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风格，体现出中式家居风范与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其艺术特色和美学意蕴根植于传统文化和审美习惯之中。
木雕花板用在装饰上的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括门窗、裙板、雀替、挂落、梁坊、门楣、隔扇、门罩、窗栏，以及床榻的门罩及檐板、橱柜的面板、案桌的牙板、椅凳的靠背与扶栏、盒匣饰件等。
二、木雕花板题材、内容与文化内涵
（一）木雕花板的雕刻题材
木雕艺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木雕作品，蕴含着特定的历史信息，题材丰富、异彩纷呈。传统木雕图案装饰题材大多是民间生活的内容，一般有吉祥图案、戏曲人物和传说故事、山水花鸟、俗民风情等几大类。根据不同用途，雕刻的题材也不同，主要以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主，如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木雕艺人把这些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融入木雕形象，使得木雕艺术成为传承并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手段之一。
（二）木雕花板题材内容与文化内涵
1.吉祥图案寓意美好愿望，提倡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伦理道德文化，因此木雕艺术通过不同的题材形式和装饰手法寄寓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崇仁爱、和睦、宽容，倡导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思想品德，来弘扬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木雕艺人利用汉字多同音字相谐的特点，巧妙地表现这方面的题材。如在我国明清时代，非常喜欢用蝙蝠形象，因为“蝠”同“福”音，所以“五蝠捧寿”的图案较为流行。在这个图案设计中，家具花板的四周各雕一只精美蝙蝠，中间雕一只大蝙蝠，口衔寿字，象征福寿安康。又如在传统的寓意图案中常在画面上雕有一花瓶，花瓶里插一根“如意”，以花瓶的“瓶”字代平安的“平”字，加之“如意”，谐心情如意，总称为“平安如意”。再如用一大串葡萄为主题图案，这是因为葡萄枝既为棵也为本，葡萄粒又多得以万字才能概括，葡萄“粒”与“利”还谐音，总之含义为一本万利。此主题多见于商家，意喻生意兴隆红如火，财源滚滚涌不尽。另外，用动物图案如鹿、鱼、鹊等来寄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鹿”与“禄”谐音，可寓厚禄；“鱼”与“余”谐音，可寓“年年有余”；“喜鹊”则寓意“喜事登门”或“喜事连”(莲)等。
传统木雕中还多用“梅、兰、竹、菊”“岁寒三友”等图案作隐喻，即用生物的某些生态特征，赞颂崇高的情操和品行。用竹是因竹有“节”，寓意人应有“气节”，用梅、用松、是因梅、松耐寒，寓意人应具备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的品格。在书房内挂上“必定如意”“平升三节”“马上封侯”等花板，再配上几幅赏心悦目的中国字画，既寄托文人雅士对前程的祈愿又体现出读书人的书卷气息。木雕朴实厚重而且锋芒不露的风格，很符合文人儒士讲究的中庸之道。
“孝道”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中具有相当高的位置，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最大的不孝是使家族断了香火。因此，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家庭道德观。因此在传统及木雕图案中，龙、凤这一类神奇的动物形象，常常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装饰题材。如徽州乡村人在结婚时，按照当地传统习俗，喜欢选用精工细琢制造的“花床”、衣橱等作陪嫁，来点缀他们的洞房花烛夜。作为家具的点缀，图案以“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百年好合”等较多，用“石榴”象征“多子多孙”，用“鸳鸯”象征“夫妻恩爱”，用“和合二仙”的故事（和合二仙主持着人世间的婚姻），来寓意着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寄托人们对终身大事的美好愿望。
吉祥图案既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使人产生联想，激发人们心中的美好祈望，产生吉祥平安等联想。因此吉祥图案成为木雕艺术的主要创作内容。它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也能给欣赏者提供较大的想象空间和悉心揣摩的余地。这些传统伦理道德渗透在现实生活之中，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2.以人物、山水、故事为题材，宣扬爱家乡、爱祖国、爱人民的优秀传统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自孔子、孟子以来就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主张不为保存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这种精神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它是强大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很自然，爱国主义方面的题材也成为木雕艺术中的重要创作题材之一，如《苏武牧羊》《岳家将》《杨家将》《罗家将》等历史故事在木雕图案中屡见不鲜。这些爱国主义故事既反映了过去的历史，又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以山水为素材的木雕，也是体现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木雕艺人主要以山水名胜为直接或间接素材，来表现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深依恋和衷心赞美。他们常把对充溢着俊美、灵秀之气的山川草木的直接感受，升华为一种庄重、深沉的感情，把对养育自己的故土和家园的眷恋一笔一笔地雕刻进自己的作品里。
木雕花板艺术中许多体现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寓言都再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人们在得到艺术熏陶的同时，更得到了精神上的鼓励。
木雕花板的题材内容体现了民间美术的共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为我们开创新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
结语
中国木雕艺术是一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艺术手段，木雕花板不仅充满着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处处散发着山水诗画般的灵气。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块块木雕艺术，遵循着相同的价值理念，既有对中国脊梁、英雄豪杰的礼赞，也有对封建道德的吹捧和皈依。我们在品味木雕艺术的同时，应该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扬弃其糟粕。
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同样，除对木雕工艺装饰题材的挖掘、整理、借鉴、继承和宣扬外，还要同其他艺术一样，不断地吸收外来民族文化的营养，不断改变，不断创新，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木雕装饰纹样，以充实、丰富的木雕艺术的装饰题材，宣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