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6 02:58:5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社会学理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优秀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说，以及当代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和学说。本文梳理了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优秀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优秀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优秀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优秀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优秀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优秀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内容提要：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但是它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快速变化的种种社会现象。因此，其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彼此对立的范式危机并较好地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这无疑需要对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发展。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优秀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优秀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优秀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优秀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於梨华、白先勇、丛苏、聂华苓等作家作品为分析个案，探讨了冷战时期旅美台湾作家群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台湾作家群曾经构成了美华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很多作品有意味地表现了两岸分割状态下离散华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绘描出海外华人在美国想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彷徨忧郁的心灵图像。
一
在美华文学史上，曾有过早期华人过境处天使岛墙上屈辱血泪凝聚的汉语诗篇，也有过近代至五四留美知识分子文化盗火心态驱使下启蒙与救亡的文学行动，还曾出现过文化使者意义上“脚踏东西文化”的文学书写，以及40年代的华侨文艺……但真正以文学叙事形式形成一股耀人眼目的潮流，并分别反馈回祖国大陆和台港澳且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当数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群，他们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创造了美华文学史的第二个高潮，直至80年代后才退出美华文学主流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二者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杜绝了一方国民留学和移民另一国的可能性。此间台湾社会则出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二次留学和移民潮，初期的留学生以生于大陆随父母来台的第二代青年为主，后则扩大至个人条件许可的台湾青年。冷战期间台美有着特殊关系，台湾社会崇美意识盛行，美国政府修改移民律，取消旧的移民配额制度，种种因素导致美国成为台湾人出国的首选目标，相当长一段时期，留美移居被一般台湾民众视为一种世俗的成功标尺。这一时期台湾的“留学热”大多以离开台湾移居国外为目标，其直接结果就是留学带来了一大批华人知识分子移民。“在美台湾移民主要是留学人员及其眷属。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将近15万台湾学生来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台湾大学……理科学生赴美留学者高达70%-80%。”②相关学者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因素，“它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普遍崇洋迷外的殖民地意识；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政治前途和经济前景的不满与失望；同时，这种‘离去'情绪还积郁着他们流寓台湾的父辈渴望摆脱困厄孤岛窘境的心理要求”③。而这一分析在台湾文群的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留美学生，一般多以留居美国为成功目标，这与五四前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祖国意识并不相同。他们不再是匆匆过客。这就意味着他们多数人愿意或必须接受连根拔起移植异国的事实。作为少数族群置身于竞争性极强的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台湾留学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应对生活和心理的不适。尽管许多中国人凭着勤奋和智慧获得了稳定的工作收入和不错的社会地位，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在美国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主体性缺失的焦虑。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边缘人”概念，描述的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困窘境况。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由于笔者要论述的50—70年代台湾留美作家中相当一部分拥有大陆和台湾人生经验，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未改民族文化认同，即使拥有了美国国籍，其民族情感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因此总是与台湾和大陆保持着难以分割的文化和精神联系。
二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④。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⑤，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在早期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痛苦和自我认同的困扰是相当普遍的主题，被视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於梨华在小说中塑造了牟天磊这一边缘人形象。小说以牟的返乡探亲为叙事线索，交叉呈现了三个不同的叙述流程与画面：一是他在美国辛苦打工、寂寞苦读、失去台湾恋人、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生存现状；一是赴美前记忆中台北的淳朴、亲情的温暖和爱情的甜蜜：一是现实台湾社会崇美风气盛行，美国经济与文化的渗透无处不在，“唯有在食经方面，中国文化保留得住一座未倒的堡垒，未为美国的文化侵略掩盖”⑥。小说情绪强烈地表达了留学生在这三者之间的认同困扰和价值困惑。过去的十年他一直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现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台湾也同样感到陌生疏离。于是，他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孤独和矛盾：留下还是不留?由于邱尚峰这个理想主义气质的真率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作品收场前把牟天磊迟滞反复的犹豫徘徊推进成为一个明确的决定：按自己的心愿留在台湾，尝试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还要试试能否挽救爱情。在最后关头，人物终于从多余人式颓丧的自我沉溺中破茧而出，这一结局的安排表明，作者在宣泄了足够浓烈的失意情绪之后，由衷地需要堂吉诃德式积极明快的行动主义。牟天磊的台湾本土身份认同与中国身份认同完全一致，这一点不言自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现状加剧了海外中国人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境，内战带来的两岸分裂现实让那些自大陆流亡台湾以及放逐异国的中国人尤其感到困扰和痛苦，因为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母国，只能存在于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缥缈想象中。故土难归的悲情，构成了台湾乡愁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结的优秀情感，直至80年代的两岸交流才使这种积聚数十年的情感得到疏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印刷媒体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但他也认定此共同体并非虚构，“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⑦。牟天磊正是倚赖昔日的记忆来想象中国，而他的个人记忆与中国现代历史水乳交融。
与於梨华相比，白先勇赋予人物更为强烈的悲剧宿命色彩以及更为深沉的历史脉络。他留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大多讲述了受二战和内战影响的“流浪的中国人”的身世遭遇，他的小说亦触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有关美国想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与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也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与傲慢。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中。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⑧，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玫宝的故事让人联想起白先勇三姐先明不如意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交接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⑨，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
《谪仙怨》这篇书写中国姑娘海外遭际的作品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道德的堕落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主人公以国别模糊的东方女性身份出卖身体就成为海外商业化体制里的一种平淡交易。如果说《谪仙怨》讲述了中国女性在异国的混世故事，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深刻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隐喻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提升后的中国想象。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高傲的“中国公主”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细致描摹安乐乡里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依萍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并回顾与穿插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内容，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她无法融入社区，找不到在家的感觉，时刻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同样是异类，丈夫伟成和女儿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这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分外孤独郁闷。作品前半部分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了充分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批评她：“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在地社会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的族性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而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在此，自我意识的强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小说力图呈示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面对华人移民在美国繁衍生息过程中认同的自然变迁和其间的必然创痛。
丛苏是台湾文群中比较鲜明地坚持中国性民族认同并广泛关注美华社会问题的作家。70年代以后她的小说主要收入两个小说集子：《想飞》和《中国人》。她往往运用华人为叙述视角，敏锐观察美国社会多元民族的生活百态，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弊病如治安问题，女性、老人、同性恋、少数民族等弱势境遇问题，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比起早期留学生文学，她的题材有了较大拓展，但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惑仍是丛苏最为关切的对象。令人深思的是，丛苏的多数小说展示的美国想象都是负面的：社会动荡，经济滑坡，治安混乱，道德失范，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以都市符号摩天楼为例，丛苏笔下的摩天楼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宏伟气派，倒呈现了破旧邋遢阴暗的景象。这与白先勇的描写存在着有趣的区别，白先勇并不否认摩天楼的现代气魄，只是反感它盛气凌人和冷漠异己的压迫性；而丛苏则对这现代都市符号外在面容的现代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丛苏眼中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萧条滑坡的部分真实，另一面，也是丛苏内心浓烈的怀乡情感和坚定的族裔主体意识使然。她小说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亲切温暖的，有时几句爽朗的山东乡音就足以让祖籍山东的作者心动，族裔—语言的民族情感在家国之外显得更加珍贵；如《中国人》里的华大姐所言：“在一个过着漂鸟生涯的人来说，有朋友，有亲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家。”小说集《中国人》清晰集中地表达了作者这种弥漫着民族意识的创作理念：“塑造某种典型——这时代里流浪的中国人。”⑩20世纪以来，“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混杂而矛盾，“它是一个由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人讲述的故事
的集合作，尤其是边缘人与局外人、外来移民、前殖民地的人、流放者与低层人士所讲述的故事集”11。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存在。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这并未让所有华人都愿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传统、记忆和梦。丛苏以小说形式表达了被美国主流社会忽略不及的中国人的少数话语，她描叙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和移居者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边缘弱势境遇，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坚持将民族情感当作他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原因，不断地铭刻富有象征性和神话性的族性记忆，并希望摆脱华人知识分子柔弱消极的乡愁梦呓，赋予海外华人的族性更为坚强的力量。
作者的认同倾向也深深影响了人物的塑造，《野宴》和《中国人》中其实也存在持另一种认同观念的人物，如顺利进入中产阶层的林尧成博士有一套自己的成功者生活观念，文超峰和沈梦不能丢弃的民族情感，在他眼里只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情感包袱，但这个比较现实的人物在小说中被视为一种势利主义者，遭到华人留学生的鄙视。显然，在那一时期美华文学中，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丢弃民族认同的行为是不被鼓励的，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和质疑。这一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台湾作家群的美华小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美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一位。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她的代表作，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因此一向受到华文学界重视，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此作迄今依然不乏可以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桑青与桃红》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前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种不同时空：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桑青日记中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12人物宿命式的漂泊被渲染了一层家国政治悲剧意味和冷战时代色彩。聂华苓笔下的现实中国动荡而分裂，作家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呈现了主人公经验中的时代乱像，并以女性的身心体验演绎诡魅的家国历史，传递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如果把“流浪”、“逃”与“困”13作为界定小说女性主人公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放逐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借用詹姆逊的说法，即《桑青与桃红》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一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使得作品具备了一种史诗性的女性叙事特质。 作品最为瞩目之处在于塑造了桑青/桃红这一人格分裂的疯癫之女形象。关于桑青、桃红的命名和意涵，存在一些解释：“桑是很神圣的一种树，中国人把它当木主，可以养蚕，蚕可以吐丝，丝可以纺绸子。青就是桑树的颜色，是春天的颜色……”14作者还有如下解释：“一个是内向的、忧郁的、自怨的、自毁性的，另一个个性是向阳的、向上的、有希望的，这个是桃红，前一个叫桑青，这两个名字我起的时候是用了一番心思的。”15以及：“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进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16“桑青追求自由；桃红却在没有社会责任、没有伦理约束的自由中精神崩溃了。”17实际上，桑青与桃红的分裂是人物长期被外力压迫造成自我身份认同困扰的结果。桑青曾经是明朗的，有着鲜活的青春和朝气，但是战乱、婚姻、流亡、幽闭无情地吞噬着她的活力和希望，以至在极端异化状态中将她变成了桃红。从早期桑青的形象设计看，人物并不符合西方主流视野里中国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被动、柔弱、缺乏主体性。桑青的生命活力被老中国旧伦理和时代的困厄所遏制，但她一直没有放弃挣扎和寻找。逃往美国的桑青变异为桃红，是生存危机、认同混乱、精神崩溃的表征，也是桑青潜在叛逆个性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绝望和虚妄中诞生的嬉戏疯癫之女：桃红，这是桑青挣脱忧郁和恐惧化身为蝶的方式。与阁楼叙事中桑青的隐匿逃避策略完全相反，桃红自由随意地游走于江一波、小邓、移民局官员、美国警察之间。桃红的身体政治在作品中的价值显而易见。“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驯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18以身体的裸露来戏耍戴墨镜的移民局男性，以身体的游戏自主让虚伪的江一波陷入尴尬，身体成为桃红颠覆权力话语的载体。桃红陷入身休的放纵，反得以跳脱权力话语的规训。在桃红狂放的身体表演面前，原本自以为是的移民局官员显得手足无措；在桃红嬉笑怒骂的身体操纵过程中，江一波作为两性主导者的男性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总体上，作者将自己对女性生命本质的自由主义理解融入了疯女桑青/桃红身上。
“楔子”与“跋”中女娲、刑天和帝女雀等中国神话人物意象颇为耐人寻味，也许可以解读出桑青/桃红的文化英雄气息，这一点一向被忽略。如果说刑天这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男神寄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猛志故常在”的不屈和勇毅，作者不乏以此寄寓家国情怀和族性精神想象的可能性19；那么女娲和帝女雀这两个女性神话人物的出场就不仅具有民族精神溯源的意味，还被巧妙地镶嵌进女性话语意识和策略。无疑，这两个女性神话形象及其衍生的中国文化想象在作品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国神话中最为古老的始祖母神、大母神、化万物者，女娲的非凡之举首推“造人”和“补天”。“楔子”交代了桃红与女娲之间的“母女”血脉联系，而“跋”则叙述了帝女雀填海即“精卫填海”的故事，提示桑青/桃红与帝女雀的内在关联。作者以精卫与女娲这样的神话人物，隐喻桑青的弱势存在现状和不屈的精神，以及桃红的自由意志和不羁反抗，其内在逻辑显示出作品不仅意在书写华人悲情的流浪境遇，还有意将人物想象为一个富有抗争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女性文化英雄。桃红身上延续并改写了刑天、精卫等叛逆者形象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自信、疏放、反抗强权的自由意志。桑青/桃红的住宅墙壁上留下了混乱而大胆的留言：“女生须/男生子/天下太平矣……谁怕/谁怕/whoisafraidofvirginiawoolf……桑青杀父杀母杀女……”似乎混乱谵妄的言语却涉及始终困扰人物的国族政治和性别政治，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与成为小说解构的政治符码，西方女权主义代表人物vir-giniawoolf也成为作者汉语写作需要挑战的目标。正如福科所言：“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疯癫的策略及其所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辩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20正是桃红的疯癫言行解构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以及政治偏见和种族偏见，同时桃红本人也因疯癫而放逐了无边的恐惧和黑暗。
三
冷战时期台湾文群笔下的海外华人形象群重复诉说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他们是无根的飘族，身心的离散构成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无根的，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国际飘荡，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21这样的表述说明，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明确无疑地保持着以共同血缘、肤色、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等为基石的民族身份认同。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陈若曦是台湾作家群中一个特别的个案，她将留美转化成重回中国大陆的契机，践履其左翼思想，亲炙母国土地。然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动主义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作家大多在异域经营文字中的故国之梦，表达他们哈姆雷特般的忧郁情怀。他们笔下的“流浪的中国人”常被寂寞、孤独纠缠，甚至走向疯狂和死亡之绝路，触目惊心地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
作为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台湾文群的个人历史与生存现实都与中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跨越了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疆界，身在异乡，这就注定他们的人生形态和文学创作拥有基本的双轴：一是与自己有着深刻历史联系的故土；一是与自己存在现实密切联系的新地。前者牵连着离台前的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涉及他们的情感记忆，后者则已经切入美国的商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生存现实。这样的双轴特性鲜明地体现在台湾文群的华文创作之中80年代初期，白先勇曾指出50—70时代美华台湾作家群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二，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第三，他们置身海外，对海峡两岸都能采取独立批评的态度；第四，他们的创作对台湾和大陆的文艺思潮都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22。这一看法基本符合那一时期台湾作家群的创作主流，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说来，留学和移居的华人接触异域文化时存在几种不同的认同反应特征，一是“工具性的因应”，即在某种工作接触中自然参与异域文化；二是“认同”，即乐于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并作出重大转变和适应；三是“退缩”，即对参与异域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回原母国人际圈中，他们对异域文化抱有挑剔和消极态度，对故乡社团则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抗拒”：坚持自己的祖国认同，不愿改变这一观念23。观察六七十年代台湾文群的美华小说会发觉，这几种人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刻划最为深刻、也最能引起作者情感认同的人物大多属于三四两种。对于第二种人物，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更能适应国外环境、不执念民族情感的那一类人，或许他们活得比较如鱼得水，但是他们却很少得到作家们的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阶段台湾文群虽经历着强烈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出国初期），但他们基本上未曾改变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他们在文学想象世界里辨析着这种认同带来的苦恼和困惑，但却并不赞成放弃这种认同而彻底归化，对于归化倾向的人物常加以批评和讽刺。徘徊在中国想象（台湾想象）和美国想象之间，冷战时期的台湾作家较多地塑造了悲剧性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铭刻并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中国知识分子的域外创伤体验，唤起了近现代中国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忆。这批来自台湾的华人作家以文学叙事寓言性地表明一个弱势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分裂的惨烈；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体味着第三世界弱势处境下海外华人自我的失调与失重，还深刻体悟到冷战时期的两岸分离与国家裂痕带给海外游子的无所适从之苦，他们从偏隅于小岛到蜉蝣寄身异国，强烈地体验到身份认同的困扰，台湾—大陆—中国，这种一体性中的历史裂痕令20世纪中叶的海外中国人对民族国家政治有了难言的痛切感受。
论文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吉登斯关于“结构化理论”大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研究，探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他理论的某些偏颇，提出了质疑。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优秀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但是，他对全球化分析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有下面几点：①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观点：从吉登斯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全球化思路与现代性分析一脉相承的风格，甚至可以说他的全球化分析其实还是他的晚期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吉登斯特别指出对现代性的分析是具有国别指向的，是以欧洲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思路，在这种分析范围上，他关于现代性本质特征的描述方面，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将一个范围有限的研究思路简单地推及到全球范围，有简单复制的嫌疑。②“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一样，吉登斯全球化的制度维度也包含了民族国家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分析单元，他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如下假定基础上的：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欧洲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并且全球化没有改变和超越民族国家体系。但是，全球化社会正在出现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新现象，西方国家以外的社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来重新孕育现在的标准化民族国家，而很多学者也指出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特定的组合。
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大都是直接对应于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围绕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能否解释性质上属跨国现实和全球化现实的语汇，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比如属于民族国家的范畴的概念：主权、监控等，能用来对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网络社会的分析吗?3．关于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有简要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各种文化事实在全球化范围有了流通和透明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全球化会对文化的各种特质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比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使得他对全球化的分析显得很不完整，因为文化作为一种“软”的环境在很多时候都会影响甚至制约“硬”的制度方面。罗兰．罗伯森指出：“从特定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得以结合；这一点无法通过简单主张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而准确把握，……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性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摘 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 关键词 】社会学；拓展训练；应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优秀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
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下接49页）
（上接53页）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作者单位：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中学）
[摘要]文章在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构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高校场域与高校教师惯习之间的关系透析，提出应在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构建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五个方面逐步完善高校教师的激励机制。
[关键词]高校教师 激励机制 场域 惯习
教师作为高等院校教育最大的资源，是培养具备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的高素质大学生的优秀与支柱，是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人力资源。如何充分调动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套管理高效、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成为当前高校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机构行政改革和人力资源改革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本文从社会学的建构理论角度出发，以当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厄迪的场域理论作为方法论，旨在建立良好的教师激励机制和提升高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提供合理的建议和方法。
一、布厄迪场域理论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布厄迪曾就场域（Field）这一概念说过：“所谓场域，意旨位置间的一个关系网络或者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存在某种客观限定的。”他的场域概念，不是一种被一定实在边界包围的空间领地，也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领域，而是一个内部包含着力量的、生机勃勃的、潜能无限的抽象集合。在布厄迪的概念范畴中有很多场域，譬如美学之场域、宗教之场域、法律之场域、政治之场域、文化之场域和教育之场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是以市场作为纽带，以符号化的识别形式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联系起来。例如，教育场域包括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教育理论家、科学学者、科研人员等。在场域中的每一名活动者都是有主体性、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都有具有本我的“情感倾向系统”，布迪厄称这个系统为惯习（Habitus）。
在高校这个特殊的场域当中，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和教师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着诸如权利、制度、组织和管理之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网格，它由教学资源、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等组成了具备客观逻辑性和共同趋向性的立体空间（符号性空间）。该空间具备以自身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运作模式，体制内的参与个体及团体产生互联而生产出具有自为约束力的系统。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场域可作为整个大教育场域内包含的一个分支空间，是指参与教育活动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参与者之间自发生产出的一种以知识能力和应用知识的技能之制造、撒播、复制和消费的基础，以大学生知识储备和应用能力的生成与发展而作为客观的关系网络。惯习则是在长期积淀过程中，教师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式化的教学模式、方法，以及衍生出的科研方法和自身发展趋向的总和。惯习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也具可变性，它既是具有客观性的共同趋向，同时也是具有主观性的个体选择，它是教师与高校主管部门、高等院校行政部门以及教师之间的深层互动体系。因此，场域理论在实践层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高校教育师资内在的关系网进行社会学的构建。
二、场域中的教师主体动机
1.薪资和福利场域。教师作为社会的必然单元，要在社会中生存得有尊严有质量，首要的需求就是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紧接着就是社会地位和被他人尊重的需求，然后才是道德的需求。因此，要想让高校教师在职业道德上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自觉性，首先就必须满足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获得社会尊重的需求。过往的激励机制更多地强调精神激励。我国高校基本集中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生活的成本必然相对较高，高校的教师同样面临家庭生活保障问题、子女受教育的费用问题，尤其是当代不断高涨的住房价格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严重制约教师的需求层次向上发展。因而高校薪资和福利水平作为影响高校师资建设和职业水平发展中的第一场域而不可回避地存在于整个大场域当中。
2.绩效与责任场域。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数字化评价方式成为各个行业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绩效往往作为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各高校的评价的客观要求。在当今就业形势仍旧严峻的情势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率往往与高校的绩效相挂钩，这种单纯以就业率来评价学生是否成才的方式被大众简单地予以接受。在这样一种社会引导下，与就业无关的很多课程（例如体育课、文学欣赏课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教授该类课程的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和绩效相应得不到重视，责任感难以发挥，自我进步和远期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被遏制，从客观上反而不利于大学生形成身心均衡发展，打造健康的体魄和积极的心态。因此，绩效和责任场域本质上是牵动教育师资建设走向的动力性场域。
3.发展空间场域。发展的需要是需要层次中的高级需要，仅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远不能建立完整的道德人格，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是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所必需的，其深刻地影响到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创新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一个自由宽松、发展潜力大和支持获得性强的平台对教师职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此类空间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成败。所以发展空间场域是高校外场域当中的可拓展场。
4.整体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场域。高校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系统及其下属主管单位对本校和本省教育的发展策略和理念方向对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重视发展策略和教育理念的情况下，一味要求教师自我提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在高校教育的课程教学当中，“身心和谐”的理念和“终身教育”的大策略实质上囊括了对大学生身体素质、兴趣爱好、长远发展、综合能力、身心和谐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要想真正被予以实践，就要求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彻底摈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那么，这必然对作为场域动力的高校管理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如何积极引导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手段、不断完善教育内容、持续提高教育水平都是作为管理方的高校管理者应当主动参与的。与技术性课程相比，人文类课程的多样、多元性使得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性也更强，如果相应主管部门在相关发展策略上有所缺失，就会导致很多教师停滞在自己业已形成的惯习当中，失去创新和变化的活力，进而产生僵化的模式教学。因而可以把高校管理层的发展战略和教育理念场归结为引导性场域或导向性场域。
三、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场域系统构建
在心理学意义上，激励指的是外界为主体心理所提供的一种外在驱动力，源于内外交互刺激而共同产生的动机激发、行为鼓励和动力形成。激励可以使人产生足够的心理应激去应对外部现实，这个外部现实就是场域，而本研究的场域即是高校，其内部惯习是教师的自身惯习。因此，高校教育师资的激励机制就是高校场域和教师惯习交互作用结果的客观实现。
1.薪资与福利激励机制。薪酬和福利待遇之所以能够作为提升高校教师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方式之一，从人的正常需要范畴看，高校教师势必会追求高报酬以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目前高校在薪资和福利机制上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传统管理理念的惯性长期存在，与现代高校人力资源制度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致使现行的教师薪资激励机制形式仍旧比较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对教师的自主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力非常有限。所以，高校应着手制定教师工作的多元绩效考核模式，让该模式既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又能够根据本校和各个分教学系统的具体情况来逐级放权，在不同的方面调整教师的收入结构，逐步建立一种以体现岗位责任心、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多元薪资评价体系。可以说，建立行之有效又不失人性化的竞争激励机制是当前让高校教师实现个人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保障，以最终达到内外价值高度统一的目标。因此，应通过制度改革，在根本上为教师在教学实践、科学研究中发挥其潜能和创新精神提供优秀动力，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教学的各项保障，在这种大前提下，高校教师才可能真正有条件、全心全意地为高校教育事业服务、为大学生的未来负责。
2.加强高校人文气息的建设。如果说薪资和福利激励是物质的外在激励的话，那么，加强高校强场域内的文化内涵，为教师创造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关注教师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再激励的构建过程。高校应制定明确的短、中和长期发展规划，以此为背景来增强高校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合理和科学的竞争氛围中，教师会自然地把高校自身的发展与其切身利益直接关联起来，如果每一位高校教师都能够充分意识到个人利益是建立在高校本身良性运转基础上的，就会真正把个人的价值与高校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团队精神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优秀动力，教育学科的建设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开放的胸襟对待科研工作，以各个学科交叉融合作为突破点，更好地把握当代学术发展的脉络，才能够组建学术目标清晰、科研能力强的团队。共同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的作用是实现某些重要群体目标的根本，深入群体成员之间的场域研究，深刻认识人与人之间如何逐渐建立各种联系，并如何在相互配合和协调下，构建起一个紧密的教学集体和科研团队，才能够最终实现整体绩效的最大化目标。
3.高校教师自主权利的构建。对高校教师的评价包括正面、负面和辩证的形式，各异的评价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主观幸福感就是以人性得到肯定为前提的心理机制，是主观心理体验与客观道德体悟的有机统一。因此，高校教师的幸福感即是教师因自身需要得到满足（包括各需要层级）的一种综合体现。譬如，让大学生掌握一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和技巧，或者让大学生形成了一种从事各类社会实践的兴趣，或者让学生学会了如何体验健康的生活理念，这都会使高校教师在自身需要与理想的精神满足中得到实现，从而获得职业成就感和人生的快乐感，这是其他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相比拟的，是高校教师实现自身幸福感的自发性动力。因此，作为高校管理者，应充分给予教师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让教师在保障教学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充分体会教学、训练和科研过程中的幸福感。
4.高校场域与教师惯习的良性关系构建。高校场域同场域内的教师个体惯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针对场域与教师惯习要有持续而深入地研究和细致入微地把握。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加强场域――惯习之间关系领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高校师资建设铺设坚实、客观、翔实的理论基础，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主观猜想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另外，切实加强高校相关领导对教师激励机制的重视，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简而言之，加强高校管理理念改革力度，拓宽领导干部知识领域，挖掘教师教育潜能将是激励机制永葆高效的活力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