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8 11:15: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农业技术进步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采用VAR模型并结合定性分析，研究了湖北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施用量都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其中，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是由政府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农业机械化利好政策决定的；而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根本就在于要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必将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的进程可以看出，农业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依靠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农业科技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还扩大了农业生产规模。本课题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间的关系，通过探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对推进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有关技术进步的研究相对较早，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1］提出“技术进步起源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熊彼特［2］认为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三个过程。海韦尔G ・琼斯［3］指出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只有技术进步才是推动生产函数移动的惟一动力，经济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
国内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组织关系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的研究和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张东辉等［4］认为要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提高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农业技术普及力度。林毅夫［5］指出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产提高， 196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增产也同样如此。黄祖辉等［6］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从而能更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民的收入问题。杨新铭等［7］认为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技术进步水平的差距成为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发展技术进步，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能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黄先海等［8］得出为了稳定劳动收入比重，在资本深化长期效果有限的情况下，也应同时关注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作用的结论。刘进宝等［9］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 技术进步与提高劳动者农业收入之间存在着弱相关性。张莉等［10］得出的结论充实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收入的研究，并且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来源和方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国外的研究重点是有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研究已经有较长时间并且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对于中国运用农业技术进步来促进农民增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的农业环境与国外有所不同，现有研究理论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国情。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某一方面的影响，如对农业生产组织、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其中针对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也缺少对某一省份的研究。本研究拟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 选取湖北省为代表，定量分析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并着重考察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2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2.1指标选择
本研究主要采用VAR模型，以湖北省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型:物理技术进步和生物化学技术进步。
1）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衡量物理技术进步的标准，农业机械总动力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12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2）人均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标准，化肥施用量原始数据来源于1986~2012年的《湖北省统计年鉴》，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化肥施用量。
3）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民收入的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和农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据均来源于1986~2012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去除农民消费价格指数。
3实证分析
3.1单位根检验
为了消除异方差，运用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其3组序列是否为平稳的时间序列。表1显示，LSR、LNJ和LHS的ADF检验统计量大于显著性水平1%、5%、10%时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即序列LSR、LNJ和LHS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序列，因此对序列LSR、LNJ和LHS进行一阶差分，LHS和LSR一阶差分均平稳，LNJ一阶差分不平稳；从二阶差分来看， LHS和LSR是平稳的。
3.2Johansen协整检验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表2的迹统计量结果显示，无协整关系、至多1个协整关系时迹统计量大于5%时的显著性水平，继续观察至多2个协整关系的假设，此时检验值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该假设，说明利用迹统计量检验序列LSR、LNJ和LHS存在协整方程。表2中显示的极大特征根检验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2个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证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人均化肥使用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各种确定滞后阶数的准则，确定VAR滞后阶数为5。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长期看，人均农业机械动力每增加1%，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可增长1.696%；人均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2.773%。
3.3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后，对变量LSR、LNJ和LHS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表3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对于LNJ和LSR，二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则表现为LNJ到LSR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HS和LSR是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则表现为LSR到LHS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出结论:1985~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化肥施用量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
3.4脉冲响应分析
经过检验和调整后，通过AIC准则与SC准则的反复验证，可以建立最佳滞后期为1的VAR模型，并通过滞后结构检验，发现所有的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圆内，因此调整后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见图1~2。
累积脉冲响应函数见图3~4。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图1显示， 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这种正向影响在第六年时达到最大，呈由小到大、逐步稳定的形态过程，这说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比较稳定，可能是由于受到当时的政策影响所致；图2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样受到人均化肥施用量变动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一直都是正向的，这也较符合人均化肥施用量的实际情况；图3显示，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积脉冲响应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趋势是一直趋于上升，是逐步趋于稳定的正向响应状态，这说明人均农业机械动力的增加对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需要一个过程；图4显示，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累积脉冲响应也是正向的并且一直趋于上升的趋势，是较平稳的正向响应过程，这说明人均化肥施用量的提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正向响应。
4结论与建议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湖北省人均农业机械动力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政策决定的；人均化肥施用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容忽视。
4.1增加对农业技术科研的资金投入
面对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的状况，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依靠农业技术进步。要解决农业技术的资金问题，政府需要减轻农民购买设备的经济负担，对所购买的设备给予补贴、减免等各种优惠，保证农业技术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4.2加大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力度
重点突出农业技术进步，广泛开展农机化技术推广、培训等活动，大力培育农机服务组织，全面提高农机化生产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不断加大对大型农机具的推广和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应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4.3加强对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
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对农民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使农民通过掌握先进的知识，利用先进的技术优势，真正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受益者。成立技能培训基地，组织专业人员管理，健全技能培训制度。
【摘 要】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选择性的特点，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非农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度来推动农业资源结构的合理转换，从而从根本上优化农
业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措施探讨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的呈上升趋势，并且多以男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为主，造成了农村农业从业人员质量的下降趋势明显，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就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带来的影响出发，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做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表现
（1）提高非农转移率。在我国，非农部门不管是工资量还是平均人力资本量都要高于农业部门，同时，对从业者的个人人力资本水平要求的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就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它一方面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也让在那些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逐渐增多。与其他的农业劳动力相比较可以得知，合理科学的转移劳动力可以让许多人在非农部门获得比较高的非农就业收入，同时，让非农就业表现的更加稳定和高效。（2）增加物质资本积累量。实际上，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进行的某一阶段后，就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物质资本的积累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民的需求，改善农业物质资本的供给度。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形成的非农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为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为非农部门积极提供了一些高素质的人才，使非农业化的生产达到了一种饱和状态，从而满足了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提高了工业化的发展质量。（3）加速人力资本的交接性。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在一定上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不均，导致了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如果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技术是技能偏态型，那么这种转移势必会影响农业的发展。通过选择性转移会对农村人力资本的需求量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让农村劳动力逐渐意识到通过自身的人力资本可以获取更高的收入。随着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开放，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实际上是一个让人力资本实现最优配置的过程。当农村劳动力意识到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好处后，会积极的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也会更加把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转移给下一代，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思路
（1）积极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我们要认识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进城就业的追求，选择性转移的劳动力不单单是以苦力挣钱，省吃俭用为主，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发展机会、除了看重工资待遇以外，还对就业的环境、就业的条件以及就业的稳定性都有一定的要求，他们的选择性和流动性会随着供求的变化而提高。如果地方政府不推进就业环境的改善，不调整劳动力供求的阶段性变化，就会对投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2）保障劳动力稳定与长久性。在农村，随着男劳动力和素质较高的优质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中年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占有绝大多数。如果企业只重视农民工的年轻时段，把其中中年阶段的就业和养老问题抛诸脑后，就会出现用工荒的现象。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要重视劳动力的稳定就业程度，让农民工没有后顾之忧，劳动力向城镇的彻底转移也有利于农村人的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为新从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3）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变革。随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一个有限供给阶段，这时，加大农业投入，推进农业技术改革会使劳动力得到有效的转移。在农村的劳动力当中，他们的流出不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进入到有限的供给阶段时，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要使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结构转变顺利、健康的推进，就要对农业、农村施行技术化、资本化、管理化来代替单纯的劳动力形式。（4）摒弃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现象。目前，我国仍然处于人口总抚养率低的人口黄金期，需要积极发挥劳动力转移的资源优势。随着我国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村农业技术的发展不能仅靠廉价劳动力，而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良好的营销管理来进行积极的改善，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摘要：本文从我国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简述了农业技术进步的相关问题并分析问题的引发原因以及相应对策。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 相关问题 引发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也不断的进步，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农业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内在需求，是科技发展推动下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需求。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1农业技术进步的内涵与特征
评价技术的进步与否，需要观察技术的投入与产出的对应关系，产出较投入大则技术进步，反之则技术落后。进步的技术取代落后的技术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是在利用同等的农业资源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业产物或是获得同等产物的同时节约资源。农业技术的进步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农业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发展漏洞，通过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等环节发展技术，改善农业发展中的漏洞的过程。农业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技术的发展是在原本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创新的。它的进步离不开原油的农业基础，只有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够发现不足，改善不足。
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的问题
2.1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帮助。相对于工业领域等的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而言，农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与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相比，更加能够突出我国的农业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除此以外，我国对农业科研的重视力度较其他领域而言略弱，缺乏相应资金、人力等的投入，技术的研究也出现相应的不平衡现象，导致技术研究发展存在片面的高、精、尖现象。总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偏低，应当加大农业技术研发的同时，改善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2.2农业技术进步存在不平衡性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发展的某些领域例如农业化学等，表现为突出的优势，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帮助，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然而在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等方向又表现为极其的落后。农业机械化发展落后使得我国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地域性的发展不平衡，对于南方地形复杂的地区，由于机械化水平低严重的影响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落后，同样也带来了农业地域性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农民依然还是需要靠天吃饭。总之，我国的农业技术农业化学技术发展较成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的发展较为落后，难以实现农业的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农田灌溉技术也表现为落后的现象。农业的发展出现地域性的不均衡、农业技术的片面以及不平衡现象。
2.3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农村正是出于高效率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下，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因素是因为农业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农业技术的应用不够，农民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对于农业的认识有了改变，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入到了其他的方向，对于农业缺乏了重视，对于技术进步的缓慢有着极大的影响。
3提升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途径
3.1优化农业技术进步的路线
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存在着不均衡性，对于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形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发展路线，例如南方地区河湖交错、多山区和丘陵使得地块更加零碎崎岖，因而可以借鉴日本的先水利化、化学化，后机械化的技术发展路线。对于农业技术的不均衡，要加大落后技术的投入，优化先进技术改善先进技术的不足。需要研究国外的先进技术，改善其技术中的不足，并以“结合实际”借鉴国外的的发展路线同时，因地制宜，自主创新。
3.2改善农业发展格局，为农业技术发展提供基础
为了加快农业技术的发展，我国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奖励政策鼓励农民耕田，耕好田，利用科学的农业技术措施创造更多的农产品。同时对农业金融、保险等体制进行改革，加大商业金融的投资力度，重拾农民对农业发展的信心。总之，改善农业发展格局需要国家、社会给与相应的重视力度。
3.3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农业技术需要在大力推广下，才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向农民群众推广农业技术提供平台。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社会及不同阶层人员的配合，需要组织人员、宣传人员、农民等的合理配合才能够将农业技术更好推广，实现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4结语
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是农业发展的强烈需求，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的结构调整，为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平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得到飞跃性的发展。
（作者单位：155900集贤县农业局蚕业站）
摘 要：通常情况下农业技术的进步会被认为是农业生产者增加经济收入的助推器，因为技术的进步可以使得农产品的产量提高，但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将对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很难实现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增加。本文就此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技术推广应用；农业生产者收入影响
在经济学中，技术进步是指一定量的投入能生产更多的产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即一定量的产出只需要更少的投入。通常情况下农业技术的进步会被认为是农业生产者增加收入的助推器，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农业技术的进步对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广使用往往会给农业生产者带来的影响是双面性的。
一、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和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关系分析
一项新的农业技术的入市每一个农业生产使用者都会认为，他们对技术的使用不会改变市场的需求关系。但是相对于其他高端的技术来说农业生产技术不具有垄断的特性，使得随着技术的不断推广应用，市场的产量必然增加进一步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产品的价格都将会发生改变。产品的价格发生了改变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也必然将随之发生变化。
依据以上的价格、边际收益、需求价格弹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总收益的增加与否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当产品的需求富于弹性即ed>1时总收益（TR）就会随着销量的增加而增加。当产品缺乏弹性即ed
二、影响农产品供给量的相关因素的分析
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时候，商品的供给量都将会随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增加，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减少。除了价格的影响因素外，商品的生产成本对商品的供给量也有很大的影响具体的可以包括：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化（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初级要素产品及技术的使用价格等）
在生产过程中随着要素的投入和技术产品使用的价格的变化，其最终产品的供给量也将有很大的影响，当中间要素和技术使用的价格上涨时，为了节约生产成本生产者将会减少要素的投入，从而产量下降，这时供给曲线将向左平移，反之，当中间要素和技术使用的价格下降时，生产者将加大要素和技术的使用来增加产量，这时供给曲线平行右移。如下图所示：
总的来说农业技术的进步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源泉，但是现实的经济大环境表明，虽然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农产品的供给大幅度的增加，但是人们对这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是有限的（即是缺乏弹性的），从而就产生了需求曲线基本保持不变，供给曲线不断的右移这样一种情况，继而将出现了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阶段性影响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影响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初期其只被少数农产品生产者掌握时，掌握农业技术进步的生产者由于其生产率提高，产出量的增加或生产成本的减少，初期将取得超额利润。由于只有少量农产品生产者掌握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产品市场价格无影响，少部分掌握农业技术的生产者将出现收入暂时性的增加。
2.当农业技术进步扩散后，农业技术进步被大量的农产品生产者掌握，市场上农产品总量增加，由于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农产品生产者造成的损失大于产量增加所获得的收益，农产品生产者福利减少，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进而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下降（即所谓的谷贱伤农现象）。
四、不同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影响
农业技术的进步根据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的经济作用的不同具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劳动节约型技术、资源节约型技术和中性技术。
1.劳动节约型技术。主要指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来代替体力劳动的生产，从而提高劳动效率，使得劳动力的消耗量减少的一种技术。这类技术的进步可以使节约的劳动力去相关产业部门参加工作，从而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这一技术的进步不宜在经济发展不好的地区推广应用，这会使得当地的劳动力更加的剩余，进一步地降低了农民收入。
2.资源节约型技术。指能够使除了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的资源使用效率明显提高的一种技术。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技术一般生产力相对较低，社会资本存量与经济实力的积累和增长较慢，容易使大量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进一步的劳动者的收入将得不到提高。
3.中性技术。指资源节约与劳动节约两种类型的技术密切结合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创新应用需要较好的条件，尤其是经济和劳动者的素质，所以这类技术对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业生产者群体来说将是经济收入的障碍一种技术。
五、主要结论
1.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从本文的分析来看虽然技术进步了但是农业生产者的收入负增长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为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农业生产补贴制度，在加大农业这一补贴制度的同时还应对不同区域和不同产品分别设计补贴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标准。
2.农村劳动力的农地滞留现象未得到解决。放宽农村劳动力自由的流转政策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农业劳动者应滞留农地现象而出现的机会成本，同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原来只用于自给性消费的农产品的需求量加大，进一步的也带动了产供销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最终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3.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发展有待提高。虽说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往往不是被农业生产者直接支配占有，但是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可以惠及整个社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以加快农业技术发展的速度，从而加快国家三农产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作者简介：杨钧（1979-），男，河南信阳人，讲师、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协调、低碳经济。
①一般来说，狭义的农业技术进步仅指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则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农业经营管理制度和农业服务等（赵芝俊和张社梅，2005）。
摘要：基于1997～2009年27个省级地区的数据，通过估算研究期内各省农业碳排放水平，并以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表征农业技术水平，实证考察了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显著增加了农业碳排放总量，但农业技术进步有利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降低；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降低的积极影响会逐渐增强。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碳排放；省级数据
一、引言
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显示了党和政府对农业技术工作的重视。而部分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生产技术改进、农业政策和制度创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升级和农业服务技术提升等多个广义农业技术进步的渠道①，农业技术进步对中国农业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1，2]。在农业资源刚性约束愈发显著的背景下，依靠技术进步改造传统农业成为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国内现有碳排放的文献多集中于城市或工业碳排放，对农村、农业碳排放关注较少[3]。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全球气候状况《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农业生产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电热生产[4]。因此，研究农业碳排放极具现实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更多的农机设备、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投入，也可能带来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图1显示了1997～2009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和碳排放态势。由图1可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农业技术水平均呈上升态势，而同期农业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也持续增长。关于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是否增加农业碳排放的问题现有研究并未回答。一方面，中国农业生产将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道路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不容动摇；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2020年前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碳排放下降40%～45%的巨大压力。
图11997～2009年中国27个省区农业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和农业技术进步变动图中的农业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和农业技术进步的具体含义见后文的指标说明。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文献较少。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农业碳排放两个方面。
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方面，Gerlagh[5]利用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通过学习效应显著降低了碳减排成本，增加了碳减排的社会收益。魏巍贤等[6]利用1997～2007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技术进步（本土研发和引进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本土研发和引进技术对碳排放下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李子豪等[7]利用30个省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技术渠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FDI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积极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现有研究富有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中多以国家、地区层面的碳排放为研究对象，少有研究涉及到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技术的衡量上也多以研发投入、专利数或者FDI水平等间接指标衡量，少有研究采用全面的技术衡量指标。
农业碳排放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集中农业的碳排放核算。如Dyer等[8]利用经济与碳排放量模型、化石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模型，估算和比较了加拿大地区层面的玉米生产的碳排放量。黄祖辉等 [9]利用投入产出和生命周期法，分析了浙江农业生产过程中碳足迹，并详细核算了2008年当地农业生产的碳排放。李波等[10]利用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灌溉和翻耕数据，测算了1993～2008年全国农业生产的碳排放。另一类是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李国志和李宗植[11]利用LMDI因素分解，分析了1981～2007年全国农业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农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因，而能源效率所表征的技术进步则是碳排放下降的主因。李波等[12]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和1991～2008年的全国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发现，农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农业碳排放方面，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或单个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分析，以各地区为研究对象较少；而且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中，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少见。
本文以1997～2009年27个省级地区的农业碳排放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各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表征农业技术，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考察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进展：在研究对象上，以各省区的农业碳排放为研究对象，是以往国家或单个地区研究的有益扩展；研究思路上，主要考察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衡量指标和研究方法上，用农业TFP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衡量农业技术水平，动态面板分析也能更好地考察碳排放的滞后性或动态性影响。
四、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1.变量选择
农业技术的衡量方面，借鉴黄振华[2]的做法，本文用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各省TFP来表示农业技术水平（tfp）。投入方面，用1996～2009年各省区的第一产业资本存量[14]、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业机械设备总动力来表征农业生产的资本、劳动、土地和机械投入，产出指标以各省区不变价格的农业总产值表示。
碳排放的衡量方面，借鉴黄祖辉等[9]的做法，本文测算了9种能源消耗以及化肥、农药和农膜三种生产资料所导致的碳排放本文不再列出相应的碳源和碳排放系数，如有需要可咨询作者。 ，用以衡量各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总量（E），碳排放强度（EI）为各地区农业碳排放总量与农业从业人口之比。根据黄祖辉等[9]的测算，碳排放占到农业全部碳排放的785%，本文认为E和EI能够较好地衡量各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情况。
其他指标方面，借鉴李国志等[11]、李波等[12]的做法，用各地区人均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ey）；农业经济结构（S）按照上文的思路，用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机械化水平（ma）则用单位农业从业人口的农业机械功率表示；农业人力资本水平（h）方面，借鉴钱雪英和张小蒂[15]的做法，根据各地区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估算了各地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2.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1997～2010年的《中国农业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农业产业的统计口径为“大农业”范畴，即“农林牧渔”的相关数据。所有涉及价值形态的数据，均采用199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或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处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省区未包括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宁夏自治区、海南省和重庆市；其中，1997年后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在计量回归前首先对变量进行面板平稳性检验。考虑到面板单位的单位根可能存在的差异，用LLC检验和PP-Fisher检验两种方法。各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所有变量的两类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均可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可以认为，所有回归变量均为平稳变量。
2.计量估计与分析
表2给出了因变量为碳排放总量的估计结果，第一和第二列为仅考虑技术进步tfp的估计，第三和第四列为加入人力资本（h）和机械化水平（ma）的估计，第五和第六列为加入tfp*h的估计。第一、第三和第五列中Hausman检验值表明，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是合理的，但是固定效应不能完全解决内生性问题，其结果存在一定偏差；第二、第四和第六列是采用SYS-GMM的估计结果，AR（2）检验值接受二阶序列不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值表明工具变量选取的可靠性。两种估计方法比较后发现，相比固定效应，GMM估计后多数变量的系数并无较大变化，但显著性有所提高。在分析时以GMM估计的结果为依据，FE的估计结果为参照。
表2中lnEt-1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值，说明各省区农业碳排放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即本期碳排放量受到上期排放的显著制约；这是因为，各省区农业投入、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存在一定刚性，使得碳排放短期内难以有较大变动。GMM估计下，lney的系数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为负，（lney）2的系数则至少在10%的水平为正值；且固定效应估计下，变量系数符号也无变化。说明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农业碳排放总量随农业发展先下降，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则会同步上升。可能是农业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增长主要依靠生产条件、生产技术和配套政策的改进[1]；但收入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相关因素的作用将出现瓶颈，此后的收入增长仍主要依靠生产资料的投入，从而导致农业碳排放出现相应的变化。第二、第四和第六列中，S的估计系数均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为正，与李波等[12]的研究类似，说明种植业比重提升将带来农业碳排放量增加。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基于1997～2009年27个省级地区的数据，通过估算研究期内各省农业碳排放水平，并以DEA-Malmqusit指数测得的农业TFP表征技术水平，本文实证考察了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主要结论为：第一，农业技术进步显著增加了农业碳排放量，但农业技术进步却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而且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也有助于农业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积极作用的发挥。第二，人均农业产值与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之间均存在较为显著的U型关系，即初始的农业经济发展虽然带来碳排放的下降，但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则带来碳排放的显著增加。第三，种植业在农业比重中的增加将带来农业碳排放上升，农业机械化提高也增加了农业碳排放压力，而农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则有助于农业碳排放的降低。
基于本文结论以下建议值得参考：第一，由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可知，一方面要继续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利用农业技术进步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技术进步通过扩大生产所带来的碳排放总量增加压力。第二，由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可知，农业经济发展本身并不可能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降低农业碳排放，要继续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突破生产中的资源和技术瓶颈，实现农业生产的低碳化发展。第三，由农业结构、人力资本和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可知，在稳定粮食供应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林、牧、渔业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农业碳排放；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通过科学农业生产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在推广农业机械化的同时，也要重视机械化带来的碳排放增加，通过工程技术手段提升农业机械的能源效率。
摘要：本文依据浙、滇和豫三省253个农户问卷，采用专家评估法和多元加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金融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金融信贷服务规模，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均有助于加快农村的技术进步；而农村金融深化中的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和农户个人的资金积累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明显，说明减缓农业技术进步中的资金约束，不能过度依赖农户自身积累的增长，另外，需要重视当前农村金融深化中引发或者诱发的风险，降低农户信贷的信息不对称性。在继续增加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财政支持和努力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条件下，使用农村金融深化的手段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是当前农业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信贷资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
依靠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转让和农业的技术进步，推动“靠天吃饭”、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逐步向依靠科技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是解决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的“担惊受怕”、农产品价格的“发疯癫狂”、粮食安全威胁的“阴魂不散”、生态环境恶化的“触目惊心”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我国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起到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但是，严重的资金约束已经制约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和提高农业技术进步，降低了各级政府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工作的效果。在一些农业科技项目中，许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市场前景看好的农副产品生产和加工项目无法实施，缺乏必要的资金等外部条件，我国农业技术扩散速度仅有0.234%，远低于全国的1.12%，农业技术对经济贡献率为1.394%，远远低于全国的一般水平5.44%；资金压力下的不少农户会主动放弃价格较高的无公害农药，而选择对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较多的一般农药，这既增加农产品的安全风险，又降低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农民收入。现代农业和设施农业技术经常因为资金问题而无法进行规模化使用。鉴于此，在当前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体系中，增加金融深化的相关措施，以减少当前农业技术进步所面临的资金约束，推动农业的技术进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农民个人收入水平、提高金融部门的商业信贷水平和吸引农业外资四个维度都有助于缓解农业技术进步所面临的资金约束。
在第一个维度上，增加财政投入水平，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增加农户的可用资金数量。由于农业是准公益性产业，国内外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都比较大。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 GDP 的1/4以上①。但是，我国财政投入有限，并且对农业投入逐年下降。1978年，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1990年是10%，到了2000年下降到7.6%，2010年只有9.5%；而在政府对农业的支出方面，用于农业科技的投资比例更是偏低，1996年到2010年间的年平均投资比例为0.82%。另外，我国的财政支持面较窄，难以满足农业技术进步所需资金需求的快速增长，针对大量的、种类繁多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活动，财政往往无能为力②。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转危为机视角下的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09YJC790108）的阶段性成果。
在第二个维度上，提高农户收入或者个人资金积累来
缓解技术投资缺口困难大、可行性低。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收入分配的变化总是朝向农户相对收入下降的方向变化，农户没有“闲钱”进行农业投资。在1978、1990、2000、2009年，农户人均纯收入占全国人均GDP 的比重分别为35.4%、36.3%、26.0%和20.5%。另外，由于农户收入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提高农民个人收入水平相对于农户必须参加更多的非农工作，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增量。一方面，城市对农民就业的歧视和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降低了学历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用蜗牛速度增长的工资收入来满足现代农业的最低投资规模困难不小；另一方面，非农收入的增长还可能加剧工资性收入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背离。比如，随着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和对城市部门的熟悉，农户会将收入的大部分投资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到收益率更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从而进一步降低农户工资性收入中用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比例。
在第三个维度上，信贷资金也常常“嫌贫爱富”，不愿意弥补农业技术的投资短板。在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的技术进步，无论是内源性还是外源性，其引进模仿、推广应用和配套设施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需求旺盛，但由于农业生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加上农户的收入低、经营风险大、可抵押物少和农业技术投资回收期长的实际情况，农户生产和创业所需资金很难得到商业金融部门的青睐。另外，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只存不贷，政策性银行只限于“粮油”金融，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在不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上适宜的农村金融工具严重短缺，这更加使得商业金融部门对农业技术投资的“不适用”和“无效率”。在陕西，只有23.6%的农户遇到生产性资金紧张时会选择向金融机构申请支持③；而在湖北，只有16%的创业农民获得金融支持。农户贷款难，农户技术贷款更难④。
在第四个维度上，1995年国家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农、林、牧、渔业就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部门之一，随后国家加大了农业吸引外资的范围和力度，致使国外流入的农业资金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我国农业发展因而出现新形势和新面貌⑤。 以2005-2009年为例，外商投资农林牧渔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9.6、19.2、25.8、36.2、29.0亿元，增长率分别为-2.0%、34.4%、7.7%、40.3%，而且这些资金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有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技术水平。但是，目前农业外资的比例总体偏小，还无法满足农业技术投资所需。
【摘 要】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显著的选择性特征。劳动力转移的选择性将会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和农业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这将优化农业要素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计量分析的结果支持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这一结论。
【关键词】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
一、引言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在数量上呈现递增趋势，而且转移劳动力大多是具有男性化、年轻化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劳动力。2009年，中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36万人。其中，男性占65.1%，16-40岁占到83.9%，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88.3%。［1］劳动力的这种选择性转移［2］使得农业从业人员体现出女性化、老龄化和较低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农业从业人员质量的下降在一定时期内必然会对农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2009年末，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为8749.6亿瓦，比2008年增加了3.17%；全国化肥有效施用量为5404.4万吨，比上年增加了3.16%。［3］这一组数据表明，在农村劳动力进行有选择的、持续的转移的情况下，农业技术进步仍然在稳步推进中。
舒尔茨曾提到,传统农业的落后并不是因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是缺乏技术进步（1976）。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已有学者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苏静，2011; 杜江，2010 ; 李谷成,2009; 李勋来，2005），然而，中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差别极大 （刘海英，2004; 杨俊和李雪松,2007）。目前，中国人力资本处于边际积累率递减阶段，人力资本“均化”程度与农业技术进步推进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本飞，2011）；韩宏华（2001）认为，可以通过鼓励农民采用新技术、提高农民素质等措施来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农业科技发展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因而彭卓（2002）认为农业技术进步的推进关键在于农业先进技术的引进。
目前尚没有学者对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将尝试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出发，尝试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下降的背景下，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实现？第二，农业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的质量改变是否相关？若二者之间互补，选择性转移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推进？第三，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在解决农业当前困境中起到显著性的作用。
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的理论描述
农业技术进步是指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对落后技术的替代。而在传统意义上，技术进步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的农业技术进步是把除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能导致农产品产出增加或减少的要素都囊括其中。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还包括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狭义的技术进步，又叫“硬技术进步”。它主要包括良种的选育、化肥的施用等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进步，此外还包括农用机械、动力及农田基本设施等生产条件的改进与完善。本文所讨论的技术进步为狭义上的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就是要逐步完成由传统农业生产函数向现代农业生产函数的转变的过程，以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将导致农业投入要素比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选择性转移带来了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快速积累的物质资本在推动农业生产增长的同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此外，物质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质量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求其快速提升以满足整体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也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显著提升。
具体而言，劳动力选择性结构下的农业技术进步的实现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非农部门的工资率和平均人力资本都高于农业部门，非农就业部门对从业者个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具有较高的要求。和其他农村劳动力相比，选择性转移的劳动力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获得在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也更多。留在非农部门工作的机会和更为稳定的收入吸引着更多较优农村劳动力的加入。因此，和非选择性转移相比，选择性转移能提高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率。
第二，加速农业物质资本的积累。当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此时，农业生产必然产生对能够替代劳动的物质资本要素的使用倾向。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物质资本使用的有利性也激发了农民对使用该类要素的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农业物质资本的供给：首先，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农业生产剩余会因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而提高，而人均农业剩余是形成农业资本的来源之一。其次，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导致的非农就业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这为加速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积累提供了保障。再次，选择性转移为非农部门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非农产业的发展需求，提高了工业化的发展质量。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为工业反哺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物质资本的需求增加和供给改善，必然带来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率的实际增长，农业生产函数也必然因此实现向资本使用偏向型转变。
第三，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直接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降低。如果农业部门的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同时是技能偏态型技术，那么这种转移必然会形成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瓶颈，进而对农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但是，选择性转移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和投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非农部门对劳动者设置的准入标准，使农村劳动力认识到：通过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可以获得更高水平的收入。而这种高收入最先出现在非农部门，在劳动力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实现人力资本最优配置的过程。当农村劳动力认识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好处之后，他们将会加大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更加重视对对下一代的培养。
从短期来看，选择性转移并不能为农业部门带来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因为，当选择性转移导致的人力资本减少量大于其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量时，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就会降低，人力资本存量就会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选择性转移为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随着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农村劳动力将更加重视自身素质的提升，这将导致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率在未来得到普遍提高；其次，选择性转移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增加，这为农村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了物质基础；最后，随着劳动力的选择性转移，农业部门将逐渐出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物质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也将得到广泛的运用，农业生产部门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回报率的部门，这对具备一定技能的优质劳动力也有着明显的吸引力。
摘要：对1986―2006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及效率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本国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不明显。因此，要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需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路径；效率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生产实践均表明，技术进步以及生产率的提高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居于中心地位(纳尔森，2001)。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资源约束十分明显，长期的经济增长更需要依靠技术进步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差，这集中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居民，而且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不断扩大态势。因此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靠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必须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从技术进步来看，一方面，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大的国家而言，农业技术进步还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并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投资水平，促进农业经济的高效快速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赵蕾杨 等，2007)。而如何能够低成本地、快速地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自然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本文基于1986―2006年的经验数据，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及其效率进行分析，以寻找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
一、理论分析
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改进。在开放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与引进(张培刚，2001)。而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都必须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高素质人才培养必须依靠教育。原创技术的产生来源于本国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因此，科技、教育是技术进步的源泉。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5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颁布《科学技术进步法》，1996年颁布《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建立人尽其才的制度。由此可见，科技和教育是中国政府推进技术进步的重要举措，从侧面可以看出科技教育也是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源泉。
图1为中国1978―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只有1.06亿元，而在随后的十多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处于一个缓慢的上升趋势。1996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1997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为5.48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5倍。而在随后的10年，国家不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到了2006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已经到达了21.4亿元。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七五时期”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为1800.15亿元，“八五”时期为4124.43亿元，“九五”时期为8794.67亿元，“十五”时期为17476.55亿元。可以看出，在国家每一个五年计划当中，教育财政投入都是成倍数增长。
对外开放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源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针对20世纪末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后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和反贫困“引擎”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认为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尤其农产品贸易不仅可以带来非农就业增长并刺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增长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由此可知，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着强大的推动能力。Borensztein 等(1998)使用过去20年FDI从发达国家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集检验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FDI是技术传递的重要渠道，在开放经济系统中，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是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推断FDI对农业技术进步也有着扩散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进出口贸易、招商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促进技术扩散、技术模仿，低成本获取发达国家技术。经过30年来的发展，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7604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额达310.3亿美元。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统计显示，1985年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总额为3.71亿元，1990年为5.85亿元，2000年为122.78亿元，2006年已达到477.87亿元ZW(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7》。
其中，T代表农业技术进步，EDU代表农民受教育程度ZW(用农民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资额，作者认为这并不影响研究的实质精神。ZW)，RD代表农业科技投入，IT代表农业的对外贸易， FDI代表外商对农业的直接投资，ε是其他方式的技术获取。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的测度
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通常用农业生产率来衡量。农业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目前，理论界测算农业生产率的方法繁多，每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同时又存在不足。近几年，DEA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效率测算领域，并日渐成熟。DEA方法之所以取代传统方法，成为农业生产率测算领域的主流方法，是由于该方法在效率测算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优越性。目前，DEA方法在农业生产率测算方面的实际运用大多是引入了Malmquist指数。本文也认同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由于该方法的运用已经成熟，本文就不再做详细介绍。在生产率测算方面的优越性，并将继续沿用这一方法测算我国农业生产率。
Malmquist指数用于研究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的效率演化，它是根据距离函数的原理定义的，因而和法雷尔效率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中国农业生产率，首先必须确定相应的农业投入变量和农业产出变量。遵循变量科学性以及可得性的原则，借鉴顾海等(2002)的变量选取方法，本文选择了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变量(1990年的不变价格)。选择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大牲畜数量6个变量作为投入变量。
相关变量的数据整理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7年)，还有一部分数据来源于相关省份的统计年鉴及资料。样本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广东、江苏、辽宁、山东、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安徽、河南、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藏、宁夏、青海、甘肃、陕西、新疆等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由于重庆数据资料可得性较差，计算时没有列入。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用软件Deap2.1计算得出农业生产率。图2是1985―2006年的农业生产率变化图，可以看到，在1986年、1989年、1991年、2005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是小于1的，其他年份的农业生产率均大于1，在1999年的时候达到了最大值1.077，在计算年份里，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平均值为1.024，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平均有2.4％的增长。
三、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径与效率的实证分析
根据式(1)，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技术进步TFP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EDU为农民的受教育程度ZW(这里以农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状况来测算，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换算成受教育年数来衡量。假设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受教育的年数是0，小学教育是5年，初中受到的教育是8年，高中受到的教育是11年，高中以上受到的教育是13年。利用统计资料上的每百人受到的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百分比为权重，运用加权平均数法，算得每个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ZW)；RD为农业科技投入，用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表示；进出口IT用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人民币价值表示；FDI用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的总额的人民币价值表示。农业生产率数据来源于本文第三部分估计，EDU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年的计算；RD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进出口IT采用了卢锋等(2001)提出的农业贸易产品HS与SITC编码统计号的对应关系，整理获取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农、林、牧、渔业的总额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和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整理。本文所用的数据样本的范围是1986―2006年。
为了缩小异方差，对EDU、RD、IT、FDI取对数，分别变为LEDU、LRD、LIT、LFDI。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部分年份为1，取对数时为0，所以不进行处理。如果时间数据不平稳，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对所有数据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ADF检验结果见表1。在6个变量中，TFP是平稳序列，LEDU、LRD、LIT、LFDI四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
上面方程表明，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也为弹性系数)为0.057，说明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是良性的，发挥了应有作用。国家财政中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突出，弹性系数为0.1270，说明国家财政中农业科技投入的增加，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方程还可以看出，对外开放的变量均不显著，说明中国对外开放还未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产生明显作用。虽然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农产品进出口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基本无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86―2006年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来自于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明显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但还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作用。农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基本无作用。
中国农村未来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能否实现，能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靠农业技术进步。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现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尤其是发展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二是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力度。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提高农业科研单位的研发水平，促进本国农业技术的自主创新，从长远来看，这对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所以加大本国农业科研开发力度是必须的。三是要调整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对外商在农、林、牧、渔业的直接投资体制改革，吸引更多的外商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将对外开放和引进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
摘 要：众所周知，我国存在耕地少而且地形复杂这样一大特点。因此，我国农业在引进和利用科学技术方面必然存在一些特殊性。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说明这些特点的存在对农业的影响。通过了解这些特点，为我国今后在农业科学技术引进和利用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农业人均收入计量经济模型
一、引言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正在用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人口22％的人民。这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农业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生物化学技术进步和物理技术进步。前者包括种子改良、化肥和农药等流动性生产资料的开发、栽培和饲养方法的改善，其中取得效果最明显的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稳定生产水平；后者通常表现为对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设施等固定生产资料的开发改良，带来的直接效果是缩短单位产量的劳动时间，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了更好地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的影响，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为自变量，农民人均收入为因变量，建立一个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当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尤其是农民收入所反映出的一些特征，从而为我国的农业技术投入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基本模型建立与数据描述
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农业技术水平，我们在这里选取农业机械动力作为衡量物理技术进步的标准，选取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标准。这两类总量的指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去除，转化为人均的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在农民收入的指标方面。这里选择人均纯收入指标，即家庭总的纯收入除以家庭常住人口转化为人均的纯收入。(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信息网//www.agri.省略/sizl/baipsh/2005.htm)。
设人均纯收入为Y，人均农业机械动力为X1，人均化肥施用量为X2，建立的模型为：“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现阶段，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农业机械的投入并不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将以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为出发点，探究两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
关键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80年代初，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10元，城乡收入比为2.57:1；此后，在农村改革、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有所下降。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一背景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11020元，城乡收入比为3.3:1。 (王倩)
近年来，对于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 国内许多学者已从多个角度作了积极的探索。有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和市民化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吴先华认为：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扩大了城乡差距，而市民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11)；而廖毓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显著作用(2011)。也有部分学者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张庆、管晓明认为：在现阶段仅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06)；而应瑞瑶、马少晔、翟琼认为：劳动力流动的确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2011，2010)。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王晓鸿、张俊杰认为：城乡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不平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两个重要原因，而且，城乡物质资本比值的变动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的影响程度更大(2011)；谷亚光认为：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2005)。也有少量的学者关注到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如：罗序斌，胡德龙等认为：城乡科技进步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向变动关系(2011)。
然而，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农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两者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对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指标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进行进一步剖析。本文将试图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农业技术进步出发，尝试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否相关？第二，若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将如何推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变？第三，有哪些措施有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
二、影响机制分析
农民增收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增加和非农收入的增加。其中，农业收入主要来自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它对土地、气候、资本、技术等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而非农收入的增长主要由农业剩余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带来的工资性收入构成。
劳动力选择性转移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业家庭的收入水平，同时农业技术进步的实现可以弥补农业部门生产要素的不足，改善耕作环境，实现生产函数的偏移，农业部门的增收。农业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原有的农业劳动力，这也推动力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农业家庭的非农收入。
目前，农业生产的增收主要依赖化肥的大量施用，换句话说，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在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农业机械的投入并没有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起到积极的重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农业物质资本积累薄弱，投入相对不足；第二，大型农业机械往往投入成本较高，这对于利润较低的农业部门负担过重；第三，受我国地形限制，大多数耕地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能够替代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的农业机械却在农业生产中受到了严重的“冷落”。然而，大量的施用化肥导致了土壤结构的破坏，在现有基础上，仅仅依靠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已经很难实现农业持续增收的目的。因此，农业机械的投入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农业机械的投入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劳动力不足的现状，而且会很大程度上解放现有的生产力，这为非农收入的增加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工业部门提供了持续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为反哺农业准备了物质基础。
三、计量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数据和模型设置
2009年末，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比2008年增加了3.17%；全国化肥有效施用量比上年增加了3.16%。①而在我国，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以2009年统计数据为例，我国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36万人。其中，男性占65.1%，16-40岁占到83.9%，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88.3%。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选择性已经表现的非常明显，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一个以男性、青壮年、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劳动力为主的群体。为了研究工作的简约化，我们可以将劳动力转移数量近似于劳动力选择性转移数量。②
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为0.0739，以后逐年递减，在1989年达到0.0393。之后，泰尔指数又逐渐上升，在2004年达到0.0627。2005年以后，泰尔指数出现了缓慢的波动趋势，并于2007年达到了0.0539。特别是近几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反而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③。
与其他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相比，泰尔指数不仅考虑到了城乡人口比重， 而且它还对收入分布两端的变动比较敏感。此外，泰尔指数还能够描述区域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并对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进行测算。因此，我将采用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
为了直观地观察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我们将泰尔指数(I)设为被解释变量；将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机械总动力T和化肥施用量F)和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L)设为解释变量。
计量模型为：
其中：I为泰尔指数； T为农业机械总动力； F为化肥的有效施用量； L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
本文所用数据均采用中国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由《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农用机械总动力(T)、农业化肥施用量(F)摘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泰尔指数(I)摘自《中国发展报告2009》。
(二)平稳性检验
通过Eviews6.0对LnI、LnT、LnF、LnL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都是非平稳的数列。之后对各个变量的一次查分形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出各变量的一次查分在5%的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通过单位根检验知道LnI、LnT、LnF、LnL的一次查分都是平稳的，为了检验相互间是否存在平稳性，现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迹统计量52.2142大于临界值47.8561且概率为0.0184，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迹统计量22.3032小于临界值29.7971且概率为0.2819，则接受原假设，认为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各变量之间是长期平稳的。最大特征值检验与迹检验结果一致。模型估计如下:
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该模型的R2和分别为0.66和0.62，F统计量也比较大，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该模型的拟合程度相对来说是不错的。此外，劳动力选择性转移量、有效化肥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即：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的有效施用量的增加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农业机械总动力投入量的增加并不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之前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和化肥有效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而机械总动力的投入增加并不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的结论是吻合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计量检验分析可以得出：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现阶段，增加化肥的有效施用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发现对于今后的生产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入手，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应该为农村剩余劳动的选择性转移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和引导机制，鼓励剩余劳动力的理性转移；(2)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支出和教育支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强化农村人口的身体素质。教育支出的大力投入有助于增加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为农民掌握谋生技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3)加大对农业机械的扶持力度，从计量检验中可以看出，农业机械的投入对于城乡收入的缩小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农业机械的投入存在成本过高、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农业机械的投入提供强有力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业发展本身存在的缺陷和短板。
摘要：传统农业技术概念在市场经济中的不适应状况，导致农业生产和经营环节的分离，制约着农业技术价值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农业技术体系应该包括处于不同层次并相互关联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在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向农户需求主导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科技人员应成为农业技术市场运行的主体。
1．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概念的不适应
在人们的普遍概念中，农业技术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这个环节，相当于英语中的technique。因此，尽管人们将其扩展到产前和产后，但最终仍然没有脱离一个“产”字。显然，这一格局依然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并与传统农业较低的生产力相关联。虽然我们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物理技术”和“机械技术”，尤其是近来不断发展中的所谓农业高科技，如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电脑农业”、“精细农业”等，但归要结底无不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为目标导向的。因而，这些技术在小规模的示范阶段，因其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且在这种农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使农业增产和增收的双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一旦将这些技术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时，便会出现农民应用先进技术后“增产而不增收”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在选择应用新技术时，缺乏对市场最基本规律的熟悉，另一方面则与人们使用了这种单一性的、不完整的农业技术概念有关。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概念中，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始终处于分离的状态。
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应该是英文中的tech-nology，是指一系列工具、手段、方法、工艺、程序等的总称，它不仅作用于生产过程，同时也涉及到生产的组织和治理过程；既作用于物，同时亦作用于人，而根本的则在于对人的能力的提升，提高其在变化的、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因此，农业技术不仅要作用于自然，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更重要的是要作用于人与人所关联的社会，以减少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并在同市场的关联中，控制市场风险。
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技术被限定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产物，而忽视了农业技术同样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人们在选择农业技术时，往往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性因素考虑不够。在农业技术由政府供给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在推广农业技术时，往往运用静态的决策方法，即只是根据当前市场状态，而缺乏对未来市场变化的基本猜测，有时是按当前外地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组织当地的农业生产，决策时存在着严重的时空错位现象。而在当地农产品市场容量极为有限时，农民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造成了农民间的无序竞争，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中，最终受损失的是农民的利益。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均出现过大起大落的局面，尤其是像果品生产，从决策到见成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这种决策的延滞效应，使农民在政府的行政命令下，一次次地随着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政府权威性的逐步衰减，农民们甚至发现了“逆政府号召而动”的规律。在用市场行为标准处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时，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冲突呈日益加大的趋势。
2．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的价值
面对这种当地市场空间狭小，而政府调动资源能力超强的情况，各地农业技术部门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的激励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仍然沿用传统的推广模式：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业新技术在解决农民对技术某方面需求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农民所不期望的负效应。大规模推广的各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干扰、破坏市场平稳运行的反作用。
严格来讲，农业技术部门缺乏真正有效的技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技术有效性的评价再也不是以前以产量的增加幅度为唯一的标准了，衡量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其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对技术经济效益的评价只能是通过市场，较之计划经济下的专家评估体系更加客观。显然，在许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技术部门是同市场脱节的，即所推广的新技术缺乏市场检验的过程。因此，当问到技术人员自己敢不敢首先应用所推广的新技术时，回答一般是否定的，或至少在考虑市场因素时，回答往往是不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农民采用新技术，岂不有自欺欺人之嫌？当然，这里涉及到对技术的评价问题，即如何熟悉技术效益的两面性。当人们追求技术的正效益的时候，往往会缺乏对技术可能的负效益的应有熟悉，缺乏对技术应用风险性的正确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经济效益同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即效益愈高，其存在的市场风险亦愈大。而且，任何技术的经济效益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联在一起的，受到市场供求均衡基本规律的制约。
农民在满足自身对农产品消费的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时，农业生产技术以其极大提高产量的优势，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业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粮食自给问题。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商品化生产时，农业便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过程，更多的则取决于同生产相关联的经营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策略决定了对技术选择的效益。一旦经营策略失误，技术愈先进，产量愈高，则带来的损失愈大。
由于对技术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农业生产的弊端便显露无遗。农民尚没有改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状态，其对技术的选择应用仍然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1）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有效参与。
（2）农户处于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的多主体决策状态，所形成的决策趋同性，经常导致农副产品生产的供大于求。
（3）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尤其是在有限的本地市场，导致农户有限资源的内部消耗。
4）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农户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
，很难充分地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把握市场机会。
（5）政府技术部门在向农民提供技术时，处于严重的部门分割，学科分离的状态。
所有这些反映出农村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落后状况，并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农民在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供给的农业生产技术外，缺乏根据市场机会和其自身特点选择农业技术的可能性。
3．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系特征
面对市场，农民不仅需要农业生产技术，同时更需要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市场经济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因而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原来基本上处于同质状态的农户间的不断分化。在同一社区农户自然资源禀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把握和应用农业技术的差异，导致并加速农户间分化的根本性动因。因此，当我们比较同一农村社区农户间的差异时，会毫无例外地发现，那些社区中的“能人”（专业大户），较一般农户，尤其是较贫困户的优势，并非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这类“硬”的技术上，更多的是在“软”的经营技术上，包括更强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更强信息意识和创新意识，即他们在对其“智能”的应用上，呈现出高于一般农户的明显倾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者，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业的经营者，即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和自身的资源特点，组织进行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经营活动。在传统农业中，种什么、养什么以及怎样种、怎样养的技术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获得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技术必须在同市场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意义。所谓的经营技术，首先是要会进行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知道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提高销售利润，从而制定针对不同市场状态的经营策略，尤其是如何避免市场价格风险的措施。显然，绝大多数农村“专业户”，通过长期实践的摸索和总结，基本上具备了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使之能更主动和更有效地参与市场，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一般农户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进入到这一层次，使其提高农业效益十分艰难。
当然，即使那些成功的“专业户”，在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农业生产和经营仍然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导致其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尤其是不能参与到更远、更大的市场中去。本地农产品市场空间的狭小以及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成为农业提高效益的瓶颈之一。因此，农业组织技术所针对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通过组织的形式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户间需求和农户自身特点的分工与合作。目前各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强调并扶持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其实质便是农业组织技术的具体推广和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格局，相对于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封闭性，其有效运行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产经营的规模越大，对有关信息的需求量则越大，对信息的质量要求越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与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呈正相关。农村中的“小贩”在关联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活跃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效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流通领域中信息的价值。农业信息技术是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传递信息和使用信息等的手段和途径，使信息最终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显然，相对于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格局，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更依靠于信息技术的有效性。
同传统农业的保守性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经营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机制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表明，没有创新便不会有农业的发展。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前述各技术层面上一般意义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强调战略层面的创新，包括观念上、意识上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运用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适应不断变化中社会、市场环境的要求，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能更好地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并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在农业中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国应该将农业技术理解为一个体系，即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外，还包括与农业经营相关的各种技术，包括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等，其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处于下部的技术是基础，是高层次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使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在处于低层次的技术得到基本配置的情况下，则取决于较高层次的技术是否得到配置以及配置的数量和质量。严格来讲，较高层次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效益提高的源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五个层次的技术中，除了生产技术是以物为载体外，其他四个层次的技术均是以人为载体的。显然，把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愈往上则愈高。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仅涉及到对人的技能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智能的开发。
4．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制度环境，并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使建立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目前农业技术体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原有的技术体系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适应，尤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
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现代化的必然战略选择。为此，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现有农业技术体系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加强其同市场的关联，在提高各级技术人员素质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技术队伍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按照农业发展对技术需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村技术服务体系，促进农业技术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
（1）农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人员需要以技术发展主体的角色参与市场，通过市场检验和实现农业技术的效益和技术人员的价值。为此，需要技术市场的建设同其他农业要素市场的建议综合在一起，
根据农业技术的特点，形成农业技术市场运行和治理的规范。
（2）技术人员需要了解市场、研究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建立起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同市场-消费者的关联。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使技术人员能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进程，不断提高其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
（3）在强调农业“硬”的生产技术发展的同时，农业科技政策需要将重点逐步转移到对农业“软”技术的开发上，促进生产技术、经营技术、组织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技术等以市场和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均衡发展格局。为此，需要根据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制定相关的农业技术政策和发展计划。
（4）建立农业技术体系中部门之间，学科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尤其需要运用市场行为替代政府行为，使市场利益机制在技术资源的配置和技术效益的分配过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为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科技资源市场化的进程中，提高农业运行的效率。
（5）根据农民对不同技术的需求特点以及其把握不同技术的能力差异，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服务体系，促进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多样化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为此，需要借助市场资源来装备农业服务的手段，而不应沿袭“等、靠、要”的思维方式。
（6）克服技术人员固有的“官本位”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运用利益机制同农业技术的使用者-农民和农业企业建立平等的、互惠互利的用户和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社会资源在农业技术进步中的投入。为此，需要强调技术人员在研究、开发和推广农业技术中的利益合法性，促进技术人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实现其角色根本转换，使之逐步成为农业技术市场的运行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伴随着一系列与农业技术应用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而优秀是要按照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确定技术人员在推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由政府供给主导型逐步向农户需求主导型转变。运用市场力量整合政府资源、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使农业技术在促进农业产量增加的同时，以市场及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极大地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摘要：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一些技术的革新，已经对农民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这些农民的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为立国的根本的，农业技术水平的进步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业；技术；收入；人力资源
1农民过去的收入
1.1买卖农作物
农作物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是比较低的。古代就有诗句写过“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句。虽然农作物的重视过程非常艰辛，但是它的价格一直不高。第一个方面，它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如果定价过高，会引起进一步的矛盾。还有一方面农耕的技术要求较低，人人都能做到，并没有市场准入，因此农耕的门槛较低，而且在中国，农民的基数较大，所以价格并不能太过向上。
1.2政府相关政策的补贴
由于工业的发展，等一系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转身成为了一个工人，工人的数量增多，农民的数量减少，但是相应的农作物的需求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一方面是对农民的收入较少进行补助，一方面是保证农产品的产出。
2农民的现状和农业技术的现状
2.1农民的现状
在近两年的生产作业中，农业的技术革新带来了，农产品的机械化生产。机械化生产节省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力，物力，这些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安置。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对农业生长的方式进行了变革，许多的原本的人工劳力工作被机械化所替代，大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工作内容，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提高。
2.2农业技术的现状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发展越来越迅捷，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种植活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工具被应用了起来。在播种，种子的处理，收割方面都有相对应的技术手段，减轻劳力工作量，提高了劳动效率。
3农业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农民收入
3.1提高生产率，影响农民收入
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原来一个农民只能负责一块田，在机械化的帮助下，农民可以负责多块田，而且工作的强度减小了，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产出的农产品越多，自然收入就越高。但是过多的产出农产品，会造成买方市场，市场上的货物供大于求，货物的价格被迫降低。一味地生产过多的农产品可以不仅不能得到利益的提升，还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暴跌，降低农民的收入。技术进步固然会对农产品的生产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农产品的增加有可能农产品的贬值，从而使农民的收入变少。作为某些必须的农作物，比如大米等等，受到农产品增加产生的变动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其他的一些非必须的农作物，大家会降低对他的需求，达到让农作物降价的目的。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对农民的收入是有促进作用的，而且促进的效果较大。
3.2通过产品优质化，影响农民收入
同类商品的价格往往取决于商品的质量。质量好的商品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追捧。在拥有购买能力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数都会选择优质的商品。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可能只能被迫买较差质量的商品。同样的道理，在购买能力之内，人们会优先选择购买优质的农产品，除非受到了购买力的限制，只能选择购买质量较差的商品。优质的商品，是商家投入大量的精力产出的，自然拥有更高的价格，只要质量较好，需求较高，自然可以促进农民的增收。
3.3促使品种多样化，影响农民收入
随着生物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品种被创造了出来，传统的方法是嫁接等等。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我们可以在某些植物中植入相应的基因，从而选择植物的性状。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对产品进行选择，或者从培育的角度来对基因进行选择。更利益市场，能获得较高的利益，自然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
3.4促进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一开始的农业的技术水平较低，所以需要更多的农民进行耕作，但是随着技术的革新，大块的田地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耕作了，这样就节约了很多的劳力资源。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操作工现在处于急缺的状态的，只要这人人力资源投入这个缺口中，就能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作者：潘珍胜 单位：阿荣旗复兴镇农业服务中心
一、美国、日本农业技术进步的经验
技术进步是指一样多的投入能有更多的产出，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农业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和土地，因此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表现是对这两种要素的替代。
（一）美国的农业技术进步
美国耕地面积约为1.97亿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人均耕地0.7hm2，是世界人均耕地（0.23hm2）的2.9倍。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世界水平，决定了美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少地多”。美国工业化之初的19世纪40年代，90%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增加，农业劳动力在工业部门高工资和都市生活的吸引下逐步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美国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生产方式逐步以畜力代替人力。到1860年，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约为63%，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以畜力为主的半机械化。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一时期，以蒸汽机和内燃机为代表的工业技术革命成果应用到农业，推动了农业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刘清民和黄娟，2008）。1850年，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供养4.7个人，而到1910年，供养人数达到了8.1个。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农用机械的进一步应用。1950年以后，随着电气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逐步应用，农业生产率又获得一次较大提高，农业劳动力得到了更多的释放，形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又一次高潮。资料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1%，创造的增加值比重为2%，劳动生产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大量耕地转为工业用地。为弥补耕地减少给农业产出带来的影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相关产业的原料需求，农业技术进步逐步转向以化学化和生物化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为重点。1950—1970年，美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化学品投入增加3.2倍，并且建立起完整的农作物种子、家禽畜种的培育、繁殖、加工和销售体系，农业生产率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二）日本的农业技术进步
日本耕地面积为551.47万hm2，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0.4%，人均耕地0.05hm2，呈现“人多地少”的特点，土地供给弹性低。1950年，日本的城市化率约为37%，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土地资源缺乏决定了其农业的经营规模较小，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1950年以前的日本，工业基础薄弱，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没有像美国一样以机械化来提高农业生产率，而是采用了以化肥、农药为主的化学技术，以及以农作物品种改良为主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来突破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增加的制约。到1985年，日本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已达430.4kg，而同期美国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仅为93.7kg（张西华，2004）。同时，日本还加强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引入保温育苗技术，使土地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逐步调整了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在不断扩大原有城市规模的基础上，于1955年颁布《町村合并促进法》，采取合并村镇建立新城市，同时一些工业也不断向小城镇延伸转移，提高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经过20年的发展，日本的町村数量由1950年的10411个，减少到1975年的3257个；城市数量则由214个增加到641个（掲新华，2002）。随着劳动力逐步转移出农业，劳动力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日本开始农业小型机具的应用，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并逐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日本的农户数由1960年的605万户减少至2000年的324万户。
从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经验可以看出，美国在农业现代化的初期，由于“人少地多”和工业部门扩张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现实，劳动力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后期，由于工业发展带动土地价格上升，土地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所以采取了以化学化、生物化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日本则根据本国“人多地少”和工业部门不发达导致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不足的现实，首先采取了以化学、生物技术和精耕细作为主的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随后，由于工业部门对农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不断增强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逐步采取了小型机械化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由此可见，两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类型分为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路线则表现为对每个发展阶段主导类型的选择。按照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资源禀赋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当一种生产要素相对短缺时，其边际生产率提高，价格上升，因此，生产者会寻求采用节约该要素的技术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概括和阐明了农业技术进步的本质，但是在现实中，技术进步类型是要通过相应的原因来诱导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实际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形成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使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业，从而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变。如果没有工业部门生产规模扩大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就不会大幅度减少，也就不会诱导农业部门产生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是破解土地规模对农业产出的制约，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的需要。而农业产出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和国家粮食安全等原因。因此，影响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主要现实原因是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稳产、增产的需要，两者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的突出程度会有不同，从而决定了该发展阶段农业技术进步的主导类型。
二、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影响因素
与美国和日本相同，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会遵循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但是当前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时期，农业技术进步不只是农业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在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中国当前发展需要的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目前，中国耕地面积约为1.22亿hm2，比1997年的1.30亿hm2减少了800万hm2，并且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使耕地至少减少26.67万hm2。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0.11hm2减少到现在的0.09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2009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8%，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38%（刘辉，2009），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比发达国家要低20个百分点，农业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空间。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也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产品的市场制约
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而大部分工业品是人们在满足温饱后为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产品。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农产品的需求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食品类商品的相对需求在不断减少（赵伟，2008）。因此，农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其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生产者特别是普通农户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先天不足，妨碍了农业技术进步。
2.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先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且为保证战略的实施，还配套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工业部门的发展，但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致使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并没有使太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不足，制约了以机械化为主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
3.农业具有稳定就业作用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很多国家的工人大量失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停产或倒闭，但并没有造成大量失业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在失去工作后，他们没有滞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工的回流虽然增加了农业的隐性失业数量，但化解了城市的就业矛盾。因此，在中国，农业本身还具有“就业稳定器”的作用，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会使农业的这项功能弱化，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4.面临食品结构升级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不再仅满足于对谷物类热能食品的消费，而逐步转向肉、蛋、奶等类产品的消费。但是生产1kg牛肉要消耗8kg的粮食，生产1kg猪肉要消耗3~5kg粮食，对粮食生产形成了新的压力。因此，食品结构的升级对粮食的稳产、增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大力实施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能有效地促进食品结构升级。
5.地区发展不平衡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因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的不同，农业发展的差异也很大。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较高，农业技术发展较为充分；中部地区总体上呈现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特点，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低，劳动生产率低，现代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低；西部尤其是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十分低，基本上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各地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在经济中作用的不同，要求农业技术进步要因地制宜，在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类型选择上有所侧重。
6.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低
中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造成耕地分散经营、规模化程度低，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目前，中国农村户均耕地面积约0.46hm2，距离能有效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和实现企业化管理最小规模的10hm2还有相当差距。而且，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给农业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造成一定障碍。
三、政策建议
综合考虑以上影响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因素，提出4点政策建议：
第一，将农业技术作为公共品，加大国家对基础性农业技术的投入力度，以此弥补私人农业生产者技术创新动力的不足。同时，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使农业技术尽快走向应用。
第二，在农业技术进步类型选择上，当前总体上应以推广化学、生物技术为主，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以此缓解人口增长、食品结构升级对粮食产量的压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同时，慎重、稳妥推进机械化技术，延缓农业劳动力的解放速度，保持农业劳动力释放数量与工业新增就业岗位的基本平衡，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东部地区同步推行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侧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适度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着重推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暂缓推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第四，建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创造适合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培育具有企业性质的农业生产市场主体，以市场机制和现代管理加快农业技术进步。
摘要
农地流转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迫切需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农业资源禀赋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其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农地流转意愿会增强；农业技术进步则会降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运用Logistic模型对河南省永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分析结论提出政策建议：（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
关键词
农地流转；农业资源；农业技术进步；教育水平；Logistic模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制度改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土地资源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之必需。陈锡文等（2002）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就已经开始自发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1]。到2013年底，全国农村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273万hm2，占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26%，比2012年底增长22.5%[2]。土地流转的增长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针对农地流转及动因的研究文献众多，钱忠好等（2008）认为农村教育投入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有助于加快农地流转[3]。江淑斌等（2012）认为农民的非农就业增加会推动流转[4]。何京蓉等（2011）[5]、易小燕（2010）等[6]综合考量了多种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诸多因素包括：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情况、宏观政策因素、农户年龄、耕种土地面积、流转租金、流转年限、区域因素等。更多的学者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农地流转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冀县卿等（2010）[7]、王家庭等（2011）[8]、周海灯（2010）[9]、刘洋等（2011）等[10]。但是目前从农业技术进步角度研究农地流转问题的仍然较少，因此，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从农业资源禀赋出发，以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受教育程度角度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理论分析市场经济中，经营农地需要投入多种要素，在此我们考虑两种最主要投入：劳动和资本。农地经营规模取决于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量，其中农业劳动者素质以其受教育水平（包含学历教育和其他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等）体现，农业资本投入量主要考虑农业技术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者素质和农业资本投入普遍较低，即农业资源禀赋处于低水平，此时分田到户，实行小规模经营符合当时农业生产特点，实践也证明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地效果明显，整个80年代，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迅速。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业资源禀赋发生变化：农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国家对农业投资增加，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等。如此均要求农地经营规模与之适应，由家庭为单位小规模散碎经营向专业农民为主的农场化规模经营模式转变，即农地经营权需要由农民家庭所有向专业农民过渡，农地经营权发生流转。
1.1.1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地流转农户是否愿意转让农地，取决于农业生产收益和非农收益的大小比较。如果其非农收益高，农业生产收益低，他会转出农地，成为农地供给者；反之，则保留原有农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非农收益包含两部分：非农就业收益和农地租金收益。非农就业收益取决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农地租金收益保持不变。如果把农地生产收益作为农户非农收益的机会成本，则可以推出，在农地生产收益和农地租金既定条件下，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转出土地，从而成为土地流转市场中的供给方。图1中的坐标系横轴表示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纵轴表示农户的收益水平。农户拥有的农地面积一定，单位面积农地收益不变，则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既定，在图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而非农收益随着农户受教育水平而增加，因而在图中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斜线（即非农收益1），非农收益线1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1点，E1点对应农民的受教育水平C1，即对拥有既定面积农地的农民而言，其所受教育水平超过C1，他的非农收益将大于农业生产收益，那么他将选择外出务工，从而转出农地。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相同教育水平的农民工资水平会越来越高，从而外出务工收益开始增加，如图1，非农收益线1将以农地租金收益点为圆点发生逆时针旋转至非农收益线2，即在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农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更多的农民成为农地的供给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逐渐减少。非农收益线2与农业生产收益线相交于E2点，即做出外出务工的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由原来的C1降低至C2，也即农村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从事非农生产，成为农地的供给者。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产量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农业生产收益增加；另外，随着农地供给者转出其农地，农业生产者将会耕种更多农地，如此都将会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线平行向上移动，只要农业生产收益增加的幅度低于C1与非农收益线2相交的点E3，农户仍然会转出其承包农地，从事非农生产。所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转出农地，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数量将会减少。
1.1.2农业技术进步与农地流转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实行化的集体主义，以全体社员（农民）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为特征，社员劳动没有激励，加之当时集体对农业资本投入较少，所以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均严重不足，农业生产都处于极低的水平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分地，责任到人，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政策指引下，广大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鉴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技术水平非常低，同时受户籍政策所限，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此时农民的劳动相对于稀缺的农业技术投入来说，价格更为低廉。为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农户在生产中减少对农业技术投入（或不投入），代之以大量的劳动投入。单位面积农地上劳动投入量的迅速增加，使得农户的农业生产收益迅速增加。故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很快解决温饱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水平的平均增速是快于城市的。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发展开始增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弃农从商、弃农从工，以获取更高收益；而对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则希望通过耕种更多农地来增加收益，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为农民能够耕种更多土地提供保障。于是，该部分农民对农地的租入需求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可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如图2（农业技术水平与农地面积、劳动力的关系）所示，在农户耕种土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为保证农业生产收益不变，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农业技术的价格相比农业劳动力的价格是高的，在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既定时，农民会投入较多的劳动（N1），而投入较少的农业技术（T1）；但是，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同时农业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革的投入力度加大，农业技术的价格相对农业劳动力价格变的相对便宜，农民为获得相同收益，投入的劳动量相对减少至N2，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业机械投入至T2，即以农业技术替代劳动，增加的农业技术投入量T（T=T2－T1）替代的劳动投入量为N（N=N2－N1）。农户如不进行非农就业转移，家庭将出现N的剩余劳动。农户为进一步增加农业生产收益，在农业技术投入量既定为T2时，他们将增加农地耕种面积（农地面积L2曲线），其中L=L2－L1即为农业技术进步以后，农民对农地的需求增加量。综合，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增大以及农业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农村中更多具有相对较低受教育水平的农民选择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同时转出农地；而越来越多受教育水平更低的农民则留在了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耕种更多的农地。
1.2研究假设为进一步分析，我们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农民的非农就业收益与其所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农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其非农就业收益也越高，其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假设2：农业技术与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农业技术越发展，农户可以耕种更多农地，也更可能在农地流转中成为农地转入者。
2农业资源禀赋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4年对河南省永城市3镇15个自然村的随机调研所获，调研对象为河南省永城市的顺和镇（轩村、赵营村、朱庄村、西街村、朱庄村），芒山乡（郑楼村、山城村、刘厂村、柿园村、后尧村），演集乡（时庄村、李楼村、柒坊村、武庄村、陈楼村）；通过在农地随机选取调研对象，每村发放问卷4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15份。在这515户中，有448户参与土地流转，其中，转出土地农户335户、转入土地农户113户；没有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有67户。从参与流转的土地面积看，转出土地面积为1787.9hm2，转入土地面积为810.5hm2，参与土地流转总面积为2598.4hm2，占样本农户土地面积的62.65%，在所有受访农户中，有203户农民参与农民合作组织。
2.2变量设定在借鉴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笔者运用调研数据，从微观农户的角度出发，建立影响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进一步验证资源禀赋变动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结论，我们重点论证农户的受教育情况与农业技术进步对其农地流转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农户的受教育情况用农户接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农业技术进步指标主要用农户的农业机械投入量来反映。具体分析变量选择有：农户基本信息（包括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合作组织等），农户非农收益信息（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非农收益、自营收益等），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信息（人均土地面积、可否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农业机械作业面积、农业劳动人数等）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区域农地流转价格和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等四部分共计12个变量信息。表1中详细描述了各变量的赋值及统计情况。
2.3模型选择模型选择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和农地转出行为为因变量，即2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不符合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对于因变量的连续性要求，故选用BinaryLogistic定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便于分析，将模型进行对数转换，得到关于因变量的发生概率函数和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2.4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地转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2.4.1模型分析以农户的农地转出与否为因变量，以所选择的上述12个因素为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利用Eviews计量经济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模型结果中的常数项不显著，故将其去掉，建立不含常数项的模型式，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2.4.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结果分析得出，农户基本信息中有2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户主受教育程度（10%显著性水平）和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5%显著性水平）。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倾向于转出农地，与上述理论分析结论及假设一致。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出影响系数也为正，说明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出农地。另外，农户自有资源禀赋中有3项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相关性，分别是人均土地面积（10%显著性水平）、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5%显著性水平）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5%显著性水平）。人均土地面积对农户的土地转出影响系数为负，说明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越多，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低。可能的原因是农地的规模经济效应，在农地单位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经营农地数量越多，其收益也将越大，其转出农地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故其转出意愿越低。其次，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指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的系数均呈负，说明农户在农业耕作中机械化程度越高、机械作业面积越多，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越弱。这与我们在实际调研中所获情况基本相符，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对便于机械作业的地块，农户则更多的自己耕作，而不转出土地使用权，即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不愿放弃耕种农地，而是选择在农忙时请假回家耕种，以增加自己总收益。
2.5农户机械投入对农地转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2.5.1模型分析我们仍然使用上述12个自变量来分析农户的机械投入量对其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因变量代表农户是否转入农地，2表示转入农地，0表示没有参与农地流转；自变量为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12个自变量，通过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将回归分析中对不显著的变量和常数项剔除以后，其分析结果如表3.
2.5.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所有影响因素中仅有1项（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即农户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户的非农就业经验越少，农户越倾向于转入农地，反之，非农就业经验丰富的农户则越不倾向于转入农地。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和使用农业机械作业面积两变量在统计水平上均不显著，但从其回归系数的正负判断，两变量均与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成正相关关系，即可以进行机械作业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农地，农业机械作业面积越大的农户也越倾向于转入农地。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对农户转出和转入行为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地的转出影响比较明显，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部分及假设1保持一致，表明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农地流转。但是，农户是否可以进行机械作业与农地流转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也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显著，与理论部分的假设不符。其原因可能有二：
（1）农地转入的相关数据量有限，仅有113户；
（2）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程度还很高，而普通农民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又很差，耕种越多风险越大，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个人转入农地进行经营者就少，绝大部分农地都转入农业合作组织内，故农户个人的农地流转行为受机械化水平的影响有限。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快农地流转。
（1）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形成；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产量的增长。
（2）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整个生产过程持续时间长，受到自然、技术和市场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虽然目前我国出台有《农业保险条例》，但仍然很不完善，需要财政继续加大扶持力度，不断健全相关制度措施，以使农户的耕种风险降低，农户才愿意耕种更多农地。
（3）继续鼓励和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农业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推动农地向合作组织内部流转，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并通过规模化生产规避农业产品销售中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加快农业先进生产技术推广，有效规避农业技术风险。
（4）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建设。虽然从分析的结论看，农业机械化提高无助于农地流转，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作者：高峰 单位：商丘学院
一、理论框架和生产率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理论，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生产率，即投入生产要素增长率不能解释的产出增长率，包括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在内的效应。假定农业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变量是农业研发投入，其他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等为控制变量，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为:其中，R表示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总量;ST为农业规模、农业生产、贸易等结构变化;D为其他哑变量。被解释变量TFP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提高了农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存量，促进了农业知识应用和新技术产生，因而，研发投入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有利于技术应用和产品商业化，产品多样化和质量提升有利于实现产品价值，对外贸易结构优化有利于在更大范围里配置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实现产品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率进步。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收集农业资本投入、劳动力和农业种植土地等1991～2011年的数据，构造农业产出函数计算我国农业TFP。这里，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对应计量模型具体如下:对式(2)取对数得到:lnYt=lnA0+αTt+αklnKt+αLBlnLabort+μt，或者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对数生产函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Y，K，Labor分别表示历年农业产值、农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t为时间。农业资本存量通过核算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并取折旧率6%进行核算历年资本存量，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参见有关文献［。通过回归分析估算产出弹性系数，确定各要素的产出弹性，下面，运用上述公式核算的被解释变量TFPt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借助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历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耕地面积，利用消费者、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农业产值和投资进行折算实现不同时期的产出、投资的可比性。通过检验函数是否满足规模收益不变性和选择函数的最佳对数式，发现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收益不变，回归得到的生产函数模型方程:根据式(4)、(5)，可计算得到TFP增长率。设1990年的指数为1，可计算历年的TFP指数(如图1)，tfpgrowth、tfpindex分别为TFP增长率和TFP的指数，其中有:tfpindext=tfpindext－1(1+tfpgrowtht)(6)对tfpindex和tfpgrowth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接近于1。因此，在分析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时，只需选取其中一个指标设置回归方程。收集解释变量数据为:历年农业研发投入、农业耕种面积、贸易产品结构等数据。根据式(1)，可引入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生产率的研发投入影响，对于其他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RRD为农业研发投入与农业产出的比值，lnland为农业耕种面积的对数值，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分别将被解释变量与潜在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发现TFPt分别与RRD，REXt－2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52，但TFPt与lnland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5，且RRDt－1，lnlandt，REXt－2分别对TFPt存在因果关系，由于RRD、REX与lnland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回归方程不理想，运用Eviews5．0对TFPt和解释变量RRD、REX与lnland进行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呈一阶协整关系，经过多次回归分别得到如下方程:件不变时，农业研发投入比例越高，对后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第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产品出口比例越高，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第三，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反而对同期的农业生产率带来负向效应。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对外出口可以拉动农业生产率提高，但农业耕种面积扩大却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其原因在于耕种面积扩大，农产品产量增大，引起市场农产品供给扩大，供求渠道流通不畅，导致农产品滞销和价格大大下降，反而引起农业收益降低，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
三、结论及政策
通过核算1990年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指数并分析农业研发投入对其产生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出现明显的波动。在1990～1995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增长，在1996～2003年间，我国农业生产率出现连续负向增长，在2004～2010年间，农业生产率出现正向增长两年后出现一年负向增长的波动。这个结果基本上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生产仍具有较大改革制度能量激励，农业生产率表现为连续增长，但在90年代中期至2003年，我国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恶化，农业承担的税费负担重，城乡差距拉大，农业资源大量外流，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以致出现农业生产率连续降低。自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税费减免，农业生产环境逐渐改善，但是，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调节缓慢性，市场机制对农业产生明显的作用，致使农业生产率出现两年正一年负的周期性波动，市场波动已明显地影响农业生产率了。第二，我国农业领域研发投入对其后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效应，农产品出口对滞后两期的农业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农业耕种面积的增加，反而导致农业生产收益略有下降，对农业生产率具有负向效应。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和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提升，这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业生产应对市场机制的能力比较微弱。但是，基于农业产业正外部性，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结合上文实证分析，为了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业研发投入:一是加大对农业研发投入，促进农业技术研究和试验，依靠技术进步弥补农业资源的不足。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深，农村优质劳动力在不断外流，农业生产剩余积累的资本也转移到其他产业，一部分农业土地流转为非农用途，农业土地肥力下降且遭受污染，水利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相对于工商业，农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为克服农业资源转移和抑制农业生态不断恶化，要逐渐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二是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农业产品对外贸易，拉动农业技术进步。我国农业虽说地少人多，但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以及园艺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出口，有利于发挥劳动力优势，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三是加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经营技能，积极应用科研成果于农业生产，提升农业生产率。农业技术的应用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现有农业劳动力，无论是流出到城镇工商业就业，还是留在农业内部就业，都需要通过技术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整体上，农民市场意识较弱，不熟悉市场运作。因此，各级政府和市场管理部门应承担农业生产、产品流通渠道的信息收集和，引导农业经营者的生产和经营行为，提高农业经营者的市场驾驭能力，克服市场机制盲目性致使农业产品供求过度波动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冲击。加强市场建设和信息传播，引导农业经营者利用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销售产品，提高农业经营收益率。
作者：余子鹏赵玮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一、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概述
农业技术是由多种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单项技术所构成的技术体系。农业技术进步既表现在单项技术的创新上,也表现在单项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上,还表现为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上的整个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上。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
(一)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的创新过程,是指该项技术从研究到应用再到淘汰的全部历程。这一过程可粗略分为技术问题的提出、研究项目的选择、研究目标的确定、技术成果的研究、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技术成果的更新换代等六个阶段。创新过程随时间先后递次推进的关联关系,表示前一阶段工作的结束是后一阶段工作开始的条件;而向左的箭线则反映了新过程的反馈关系,表示后续阶段工作可以发现前面各阶段工作的缺陷,并要求返回原阶段加以修正。该图描述了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完整生命周期。
(二)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
单项农业技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过程,是指用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去取代低一层次的同类技术技术创新(如用生物工程育种取代杂交育种)。这一过程由多个不同层次的单项技术创新过程组合而成,整个过程可用框图2示意。图中描绘了同类的单项农业技术由低一层次向高一层次发展的全过程。这一全过程由两个相对独立的层次差异显著的单项农业技术创新过程(如虚线框所示)通过嵌合而成。即高一层次的技术创新起始于低一层次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且要同低一层次的技术更新换代相衔接。
(三)农业技术体系的换代升级过程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主要在换代升级上。这种换代升级主要依靠农业技术体系中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发展来完成,特别是依靠关键和优秀的单项技术的创新和层次提高来推动。因此,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过程实际上是众多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综合。
(1)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快慢不同,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也不一致,这种速度和阶段的差异使各单项技术进步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合力最终决定整个农业技术体系的进程;
(2)农业技术体系中,各种单项技术进步的层次不同,其中关键和优秀的单项技术的发展层次决定整个技术体系的层次,关键和优秀技术的突破,对其它单项技术的进步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3)农业技术体系中,密切相关的各单项技术(如品种技术与栽培技术)进步在阶段上和层次上的协调推进,对农业技术体系进步的有效性和总体推进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必须指出,上述分析仅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的工作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完成,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制度保证、人才条件、资金和物资保证、信息支持。
二、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识别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主体,是指直接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直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并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作出实际贡献的机构和人员。按照这一界定,可以从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和提供条件保障两方面对其主体加以识别。
(一)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活动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各个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是不相同的。在同一阶段,直接参与技术进步活动的机构和人员也有多个。表现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的多元性。在技术问题的提出阶段,某些问题是由农业生产者在实践中遇到技术疑难而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政府机构在农业管理工作中发现技术障碍而提出的,某些问题则是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在科技实践中发现原有技术的缺陷而提出的,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给决策者。在研究项目选择阶段,项目的选择可能由政府机构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也可能由技术成果使用者根据生产发展需要作出决定,亦可能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根据技术发展需要作出决定,还可能由民间团体(如各类基金会)依据其宗旨作出决定。在研究目标确定阶段,具体的研究目标可以由政府机构(如科技管理机构)提出,也可以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提出,还可以由农业生产者提出。在技术成果的研究阶段,承担项目研究任务的既可能是公共的专门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机构及人员,也可能是民间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阶段,从事推广工作主要是公共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及人员,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也承担部分推广工作。直接应用农业技术成果的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更新换代阶段,既涉及到旧技术的淘汰,又涉及到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这一阶段的直接参与者,几乎包括前五个阶段的所有参与机构和人员。
(二)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条件保障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也同样具有多元性。政府为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法规,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实施管理与调控。教育部门通过培养各种专门农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人才支撑。政府为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者为获取更高收益,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为获取技术地位或经济利益,一些民间机构和人员为了特定社会目标,会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支持。图书情报设施、通讯设施、各种信息网络则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提供服务。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的功能定位
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全过程中,尽管直接参与各阶段工作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的机构和人员众多,具有典型的多元性,但发挥关键作用和起主要推动功能的,则是政府(或政府机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他们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最重要的主体。上述四大主体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政府主要行使管理决策和提供有力的资金、物资支持,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创造和提供农业技术新成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主要是宣传、传授并组织生产者应用农业新技术,而农业生产者则主要接受和实际应用农业新技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四大主体的功能格局,是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及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农业技术研究周期长、投资大、风险程度高,农业技术成果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可局部化(被少数人占有)、可商品化程度低,具有明显的公共和准公共性。我国地域辽阔、农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极大,加之人平农业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众多人口对农产品需求形成的压力,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为迫切也更加严格。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高度分散,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超小型化,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不高,农民主动获取或靠自己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薄弱,靠农户投资开发新技术或完全有偿使用新技术较为困难。这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充当管理决策者和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的角色,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制度保障和基本条件保障;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及一支学科门类齐全、攻关能力强的精干农业技术研究队伍,为技术成果的创造提供组织和人才的保证;要求拥有全国性和区域性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一大批既掌握先进技术、又具有实际生产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为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充当“二传手”;也要求广大农业生产者提高掌握和应用先进技术的能力及自觉性,以扩大农业技术需求,并为先进适用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提供保障。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
在分析主体行为时,有三条基本假定:其一,各主体相对独立,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选择自主决定;其二,各主体具有理性,在行为选择时遵从社会所认可的价值标准;其三,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
(一)主体的行为动机分析
主体的行为动机,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或为其提供条件保障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主体的行为动机由自身属性所决定,并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者,参与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实现农民的小康与富裕;促进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障食物安全,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基本保证;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促进农业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很显然,政府的行为动机带有很强的宏观性、长期性和公益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的类型不同,其行为动机存在较大差异。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专院校中的研究所室)和人员,从事技术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履行政府赋予的工作职责,通过创造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攻克技术难关,占领农业技术制高点,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更多支持,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再一方面通过新技术成果的创造,为自己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带有公益性,也具有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具有典型的趋利性。而大型农业企业中的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研究农业技术问题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本企业的技术问题,促进本企业生产发展,具有明显的内部服务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也存在不同类型,各自的行为动机亦有较大差别。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从事技术推广的目的:一是履行政府赋予的职责,通过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去实现政府的行为目标;二是通过有成效的工作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和更多的扶持,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三是利用技术推广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行为动机既有公益性,也具功利性。民间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则主要是通过技术推广服务获取经济利益,趋利性特征明显。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有时也参与推广工作,其目的有时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成果以扩大社会影响,有时则是为了实现政府目标或为了谋求经济利益。
(二)主体的行为准则分析
主体的行为准则,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过程决定是否参与或以何种方式参与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主体的行为准则由其行为动机所决定,并体现行为动机的要求。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准则主要表现为: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所急需的技术、对先进适用和覆盖面大及推广应用条件容易满足且需追加投资少的技术、对大范围农业生产中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和发挥重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技术,在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优先支持;对全国或大型区域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关键技术,特别是对重要农业部门发展和重点农产品生产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关键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重点支持;对农业发展带来突破性变革的技术,对农业资源深度开发和充分合理利用具有重大作用的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以连续的支持;对其它类型的农业技术,则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有选择的支持。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政府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还要加进一些体现自身利益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对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有明显作用的技术、对增强自身技术实力及增加发展机会具有明显效果的技术、对获取经济利益有较大保证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自身功利不带来好处的技术研究和推广,一般加以拒绝或逃避参与;对其它技术的研究推广,则选择性参与。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主要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具体表现为:对市场需求量大(用户多)且可商品化程度高的技术、对研究推广风险小且周期短及盈利高的技术、对树立自身社会形象和提高技术地位具有显著效果的技术,主动积极参与研究和推广;对其它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加以拒绝。农业生产者在技术进步中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农业技术成果的接受和应用上。其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对先进适用、增产增收效果显著、应用条件易于满足,所需追加投资少、风险小、获利高的技术成果主动接受,积极采用;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农业企业,对高投入、高产出、高盈利的高新技术成果,也有应用的积极性;但对投资大或见效缓慢的技术成果,增产不增收或盈利低微的技术成果,应用风险大的技术成果,一般不予接受,更不会采用。
(三)主体的行为方式
主体的行为方式,是指有关机构和人员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方法和形式。行为方式由主体的行为动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它自身特点所决定。
政府在社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通常以下列四种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1)通过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制度,将农业技术进步纳入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轨道,使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并利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力量,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调动他们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积极性;(2)通过组建一批公共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建设一支精干的农业科研队伍,以及组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和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农技推广队伍,使全国农业技术研究有稳定的基地和人才保证,也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能迅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用;(3)通过农业技术发展规划的引导,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有选择、有重点的经费资助,使农业发展中急需的关键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技术,能得到优先研究和应用,并使农业技术保持一定的储备;(4)通过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承担者的招标选择,以及对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的择优扶持,形成竞争和激励机制,增强农业技术进步的内在活力,并使农业技术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政府组建的公共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是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的骨干力量,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通过向政府提出农业技术发展的决策建议、咨询意见,使政府农业技术发展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完善,更有利于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总体进程;(2)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先进适用的常规技术成果和高新技术成果,促进农业技术成果的普及应用;(3)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集团)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技术成果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4)以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获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实现农业技术的创新;(5)通过内部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增强内部活力,激发农业科技人员的进取精神与创新精神,使农业技术人才资源的潜能充分发挥,在微观基础上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源动力。
民间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目前尚少,在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中仅起辅助和补充作用,他们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1)以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为经营手段,自主研究和推广技术成果,并以此谋取经济利益,在农业技术成果的经营中,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2)接受生产经营企业的委托,有偿为其研究农业技术成果,或为先进农业技术在企业的应用提供有偿服务;(3)在能谋取一定利益的条件下,通过竞争性投标,承担由政府资助的农业技术研究或推广项目,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成果和推进技术成果的应用。农业生产者在技术成果转化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以技术成果使用者所特有的方式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主要表现为:(1)通过农业生产实践发展并提出技术问题,反映技术需求,为农业技术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农业技术成果的研究和推广提出具体要求,使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2)通过对农业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扩大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反过来又刺激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在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3)某些大型农业企业或产业化集团,在企业内部建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机构,对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或资助公共和民间的研究及推广机构,对某些农业技术成果进行研究和推广。
四、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协同
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既使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机会得到充分发挥,为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增添多重推进动力;又使各主体可以按不同的结构和方式进行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农业技术进步主体集团,使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利用多种形式和通过多种渠道加以推进。但多元主体在行为动机及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以及行为选择的自主性,又容易带来他们在行为方向上的歧异性、工作衔接和配合上的困难性,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受阻。鉴于此,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应当发挥的功能组合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步轨道上,实现多主体对农业技术进程的协同推进,便显得十分必要。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使多个主体在行为上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某项具体农业技术的进步;二是使多个主体集团在分别参与不同单项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
(一)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
在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各个参与主体对该项农业技术进步要有高度的认同,各主体间要有相互合作、共同推动该项农业技术进步的意愿。只有如此,不同的主体才有可能组织在一个集团中,并承担一定的工作,完成相应的任务。其次,各主体在工作程度上要相互衔接,递次推进。当有关主体提出农业技术问题后,决策主体就要根据技术问题及时作出研究项目的选择和确定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主体便要按目标要求随之进行研究并提供技术成果,推广主体便应适时对成果进行宣传、示范、对使用者进行培训,而应用主体则应主动接受和积极采用技术成果。各主体在工作程序上的相互衔接,使单项技术进步过程得以连续和有序的推进。再次,各主体在工作质量上要对应匹配。即在某一层次上的单项技术进步,各主体的工作都应按该层次的质量要求来完成。这就要求决策主体科学的选择研究项目,研究主体创造出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推广主体准确有效的宣传和示范技术成果,使用主体正确应用技术成果,以保证该项技术进步过程每一阶段工作的有效性。最后,各主体在功能上要配套发挥。即某一主体功能的发挥,要充分考虑和满足其他主体功能发挥的需要。如资金、物资提供主体要满足技术成果研究和推广主体对资金、物资的需要,而技术成果研究主体又要充分满足使用主体对技术成果的具体要求,以实现对该项技术进步过程的整体推进。
(二)农业技术体系进步中各主体行为的协同
农业技术体系的进步,既表现为众多单项农业技术的进步,也表现为各单项技术进步关联关系的发展变化。所以,农业技术体系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协同,除包含单项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主体行为协同的全部内容外,还应当包含体现单项技术进步关联要求的内容。这些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不同单项技术进步过程的同类主体(如承担不同研究项目的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联合、相互提供信息、相互提供发展思路和技术手段,有时甚至需要相互提供推进条件,共同促进多个单项技术的进步;二是参与推动相关的单项技术进步的各主体集团,应在各单项技术发展的层次和发展速度上保持协调,以保证这些相关的单项技术成果同步发展,并在生产上组合应用;三是不同的主体集团应有适当的分工协作,应按各自的特点和能力的大小,选择相宜的参与项目,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并实现不同类型的主体集团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优化组合。
(三)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协同主体行为的手段
对参与主体的行为加以协同,将他们分散的力量组成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合力,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者,又需要有相应的协同手段。在目前情况下,能对各主体行为加以协同的只有政府,而政府协同各主体行为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政策调控。政府通过制定农业技术政策、法规、制度和农业技术发展规划,对各参与主体行为加以指导和规范。通过政策的鼓励或约束,使相关主体在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因彼此协同、有效推进技术进步进程而受益,或因各行其事而受到限制和遭损。从而使各主体在政策的框架内,自愿地或被迫地协同行为,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第二,资助诱导。目前有相当大一部分农业技术进步项目是由政府财政资助的,政府可以利用项目资助这一强有力的手段,要求相关主体协同行动,推进农业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的进步。并通过严格的项目管理,使相关主体相互协同配合去完成所规定的任务。同时,各相关主体为求得自身发展,亦会组成“利益共同体”,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和联合,去争取更多的政府资助项目和更好地完成这些项目。
第三,分工协作。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不同类型的主体进行指导性分工,让他们在不同的农业技术进步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对公共性和准公共性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政府资助并重点依靠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及其人员去完成;而对可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主要由民间研究和推广机构完成,或由公共研究和推广机构自主开发及推广。使不同的主体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各得其所,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
除了上面政府采用的协同手段外,市场也是一种有力的协同手段。随技术需求的扩大、农业技术成果商品化进程的加快,可以促进众多主体联合起来进行农业技术投资、研究和推广,并形成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主体多样化协同的新格局。
五、简要的结语
将上述分析归纳为以下结论,作为本文简单的结语。
1.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由多阶段构成、多层次发展、多门类综合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的各阶段、层次、各门类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和环节都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只有不间断地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才能实现。
2.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有众多相对独立而功能又各异的主体参与,正是通过不同主体特定功能的发挥,才使农业技术进步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工作得以完成。也正是多个主体或主体集团的相互配合,才使农业技术进步过程得到全面推进。各主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和各主体的配合推进,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
3.参与农业技术进步的主体虽然众多,但政府、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和人员、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农业生产者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决定农业技术进步的进程。由农业技术自身特点和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政府在农业技术进步中充当管理决策者、资金物资主要提供者、其他主体行为协调者等重要角色,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优秀力量和关键因素。
4.参与农业技术进步过程的各主体,因其自身属性和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和行为准则,并按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行为选择。这一方面为多途径、多方式引导主体参与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带来将众多主体和主体集团分散的抉择行为引导到协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艰巨任务。
5.在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政策调控、资助诱导、管理约束、指导性分工等手段,既调动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他们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潜能;又规范他们的行为,使各主体之间有效协同配合,共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摘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水平和生a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的农业发展整体水平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科技创新，走科技兴农道路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为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农业科技；水平；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优化了我国的整体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造福了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人民食不饱腹的想象。然而我国农业距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就目前农业的发展状态而言，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弊端，分析问题的发生的原因，并作出相应的提高是农业科技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起点发展较为困难
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绝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农业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为技术是对具体形式与途径的改良，农业上的技术更是要在经济良好、政治环境合理、文化和谐、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并且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技术进步对一体化的要求是必然的，然而我国的现状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够完全满足的，他们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种类以及过程等因素的限制。此外，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发新的品种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在改良已有的品种时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知道科学合理的技术对农业种植方面来说是多么重要，好的技术水平可以让制度创新进行的游刃有余，更可以让化肥等农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与价值。之所以说基础薄弱是因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要从啷个方面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生产者自身条件的考虑，主要的考察方向是文化水平以及以往的种植经验，因为经验是直接影响使用先进技术的顺利程度，丰富的经验可以让技术的推广工作顺利的完成。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者在使用农用的机械时的生产效率与水平，因为这是影响技术实施的最直接因素，生产者不仅要符合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上，更要对其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此来建立一个技术
二、农业技术科研和推广体制存在障碍
我国农业技术的科研和推广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难以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求，其问题主要表现资源配备不合理和有效供给不足两个方面。在资源配置中，我国在机构重复设置、人力财力分配失调等方面的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不能合理的满足人们的需求，我国的科研体制衍生出大量分属于不同部门、不同系统的同类科学单位，造成了科研机制的大量重叠设置，并且这些科研机构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模和体系，各自为政，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技术科研的进展，且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农业科研与推广的有效供给不足，一些农业科研项目的成立主要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少数专家说了算，而政府官员和专家大多是缺乏实际经验，只处于理论知识，而那些真正有效的科研项目却得不到帮助，致使科研成果质量和实质性不加佳，应变能力变得十分的薄弱。
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水平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市场的主体。农业技术的推广都应该建立在农民的基础上，尤其是需要建立在农民的高素质基础上。因此，在整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应该将农民素质的提升作为首要工作。首先，应该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工作，让农民成为农业科技应用的内行人，结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有效的培训措施提高农民对技术应用的层次性。例如，可以通过让农民参与培训讲座给他们传授农业推广技术的应用，还可以通过广播或者是电视的形式实施技术教学，使用多种改革发展方式实现技术推广。其次，应该做好科学技术示范工作，农民在任何工作中都注重实际性，对于看得见成效的技术比较信任，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应该彻底打破他们长时期观望的态度，让他们相信科技的力量，尝试实践创新，通过科技示范经营促进农村脱贫致富。
四、职位、责任分配不明确
某个机构或者组织能否发挥其在体系中的具体作用，必须能够认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才能有效的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才能推广体系制度的改革。目前，县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该认识到自己的4项责任，即行政执法、中介服务、营利管理、技术推广思想基本职责。然而由于基础农业技术管理部门的监督体系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导致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分配不明确、职责重复等严重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职责混乱问题。有些职责分配到许多部门综合执法，但是这些部门之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导致在执法过程中的摩擦与矛盾不断，因此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又例如有些职责分配没有落实到位，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地负责对象没有明确规定，则会导致该项职责的缺失。
五、农业科技创新的物质不足
技术创新资金不足是各公司都有目共睹的，而在农业上资金不足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国家的科研经费不足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经济发达国家也是出现资金不足等现象。出现农业资金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农业创新的希望不够，都在看重大城市，而忽略了农业的巨大利益。这也是现在有很多人不看好农业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农业方面的资金补贴严重不足。用在农业方面的每年有很多的财政负收入，但是后来都是以亏损而结算，渐渐的也不再重视农业的创新投入了。投入的资金不但不会创造出效应而且把投入的资金还都损失了，久而久之，就没有了对农业的大力投入了，从而使得农业进步的十分缓慢，要想在农业上有所建树就必须有一定的投资政策，以便使得农业创新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总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稳定至关重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促进农业发展是我国的重大使命。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兴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有进步还十分不足，文章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文章的研究具有社会意义。
[摘 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的农业发展整体水平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农业科技，进行农业科技创新，走科技兴农道路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为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农业科技 水平 因素 问题 对策
1 发展农业的科技的重要性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
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良好的农业发展情况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全球粮食危机后，农业发展已成为全球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我国是农业大国，有超过8亿的农业人口，用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促进农业发展十分重要。
科技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根本出路，是农I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是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农村产业升级、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所以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尤为重要，不可马虎。
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然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整体上偏低，还处于初级水平，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经营的科技贡献率低、农业科技水平的转化率较低，农业资源的利用水平较低等等，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
2 制约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主要因素
制约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简要概述其中几点。
2.1 资金投入不足，农业科技研发力度供不应求
近年来，国家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加大了“三农”问题上的资金投入，但是和我国农业人口和农民的比重相比，资金投入还是严重不足，而且投入的资金中，用于农业科技研发的部分很少，导致科技研发没有充足的保障，研发缺乏后劲，阻碍了农产品品种优化改良。
2.2 农村教育水平落后，阻碍了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大力运用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农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和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农业水平较高，基础设施比较健全，农民的综合素食也较高。但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偏远的西部山区，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文化程度不高，导致农业生产的观念十分落后，而且不善于吸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农业机械化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一方面受限于地形条件，一方面农民的素质跟不上没法进行机械化操作和农业科技运用，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十分不利。
2.3 农业科技体制不健全，推广水平低
农业科技运用于农业发展需要健全的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很多地区的农业科技发展没有强有力的奖励制度、科研体系、推广规范等制度支撑。另外，农业科技的推广队伍水平也很不足，比如推广队伍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推广的内容和方式有待创新和丰富，推广的地区和领域需要更深入等等，这些都限制了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造成我国农业技术水平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文章只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进行分析，要想发展我国的农业科技，最根本的还是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进步。
3 推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有效措施
发展农业科技，走科技兴农之路是推动我国农业长远发展的根本途径，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我国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3.1 增加资金投入，建立新型农业创新体系
要加大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必须加大资金投入，使得农业的科技研发获得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投入最大时间精力进行农业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优化农产品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提高病虫害防治能力，促进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同时强大的资金 保障也是促进农业机械化、专业化、产业化种植的有力保障。
3.2 将科技创新与教育相结合，推动科技的运用和农业机械化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推动科技的重要保证。我国的科技创新不应是单独的埋头研发，而是应和高校、优秀企业、优秀的农业生产实践人才相结合，产学研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两面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另外，教育是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唯一出路，只有发展教育，改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提高其文化程度，才能正确认识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力量，并懂得利用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生产和生活，运用先进设备服务于农业生产活动，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反之促进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3.3 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提高农业推广水平
农业科技创新离不开健全的制度体系保障。我国应加强农业的科学研究与开发体系，鼓励全国性的农业科技创新，为典型农业科技创新或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技术发明提供给予一定的奖励。建立专业的与农民科技相结合的农业推广队伍和服务体系，增强推广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积极进行推广内容、方式的创新和推广领域的推展与深化。另外，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建立农业科技信息网、信息交流平台等，促进农业科技的信息共享和成果转化。
结语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家发展和安全稳定至关重要，我国是农业大国，促进农业发展是我国的重大使命。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兴农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虽有进步还十分不足，文章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文章的研究具有社会意义。
摘要：在新的经济形势的促进下，我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收入。但在农业技术进步很大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着其中存在的问题，毕竟发展的过程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各种阻碍，问题主要表现在我国农业技术基础的缺憾上、农村与城镇差别巨大以及农民的收入并不客观等内容上，这些已经成为了阻碍我国农业发展最大的难题。解决了农业技术的问题就可以让农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并且可以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最终可以实现农业布局与发展的合理化与高级化。
关键词：农业技术；农民增收；改善办法
就农业技术来说，其所具有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从狭义上来说，技术的进步可以发现与解决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实现对生产技能方面的改进，并把先进的技术与手段合理的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去，从而实现最终的农作物产量与质量的提高，进而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而就广义来说，农业技术不仅可以带动生产力，更能够让农民的劳动效率得到根本性地提高，不仅让其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得到发展，更能够让其得到潜在的农业种植能力，提高自身的农业管理水平，最终可以实现采用合理的策略去管理农业发展的目的，为其无形资产做一个很好的铺垫。
1.农业技术进步过程所面临的阻碍
1.1起点低发展较为困难
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绝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农业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为技术是对具体形式与途径的改良，农业上的技术更是要在经济良好、政治环境合理、文化和谐、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发展，并且由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技术进步对一体化的要求是必然的，然而我国的现状就是这些基本的条件是不能够完全满足的，他们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技术种类以及过程等因素的限制。此外，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在开发新的品种时会受到技术的制约，在改良已有的品种时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知道科学合理的技术对农业种植方面来说是多么重要，好的技术水平可以让制度创新进行的游刃有余，更可以让化肥等农药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与价值。之所以说基础薄弱是因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诠释要从啷个方面考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生产者自身条件的考虑，主要的考察方向是文化水平以及以往的种植经验，因为经验是直接影响使用先进技术的顺利程度，丰富的经验可以让技术的推广工作顺利的完成。另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者在使用农用的机械时的生产效率与水平，因为这是影响技术实施的最直接因素，生产者不仅要符合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上，更要对其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以此来建立一个技术发展与使用的合理基础平台。
1.2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式选择较为困难
由于每一个地区都具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在技术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因为地域差异引起的问题，且进步的方式是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与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现今的典型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农业资源的稀缺成为了阻碍农业技术进步的最大难题，进而对技术进步的方式造成影响。
2.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效率的主要方法
2.1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设备
美国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其在农业方面的造诣也是不可超越的，因此，我国的农业技术目前还是有待提高的，且在技术水平提高之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比较低廉的，改变这样的情况就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科学带来的优越感。此外，引进设备是对土地的一种解脱，因为我国的土地条件可能并不如从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购买先进的农业设备。此外，引进设备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要实现对劳动力的尊重，而且能够在增产增收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改善我国的农业情况，为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2.2为农作物施用合适的肥料
由于技术进步可以实现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所以要把握好种植技术这一关键环节。科技进步所能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对生产要素的根本性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并较少对土地的破坏程度，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在种植过程中施用合适的肥料可以更好的让技术发挥应有的作用。合理的肥料施用可以为节约劳动力做出保障，这种方式的原理就是利用机械去代替人类的劳动，让资源不被浪费，并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农作物在生长过程对人类劳动的依赖程度，并通过对劳动时间的缩减去提高效率。对施用的肥料的要求不仅表现在质量上，更表现在重量上，因为它是一种代替人工去管理农作物的方式，要在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对农作物质量的提高，进而为农民的收入做一定的保障。所以，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选择。只要技术进步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改变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进而为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小结：
综上所述，在对农业技术研究的同时要保证对资源的合理运用，要从最基本的条件出发找出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条件，在使用新技术过程中遇到了问题就应该积极的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但在此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对我国基本情况的了解，所有在我国的农业技术都是在生物化学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对机械的研究与创造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我国对农业技术研究的最终要求就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以及提高农民的种植意识三方面。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较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等，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替代落后的农业技术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分析了要素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根据理论和实践模型的结论提出建议，在发展生物化学技术的基础上，联系各地区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发展农业机械技术。
关键词：要素相对价格；农业技术进步；资源禀赋
一、引言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农业生产的各生产要素丰裕度和价格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在劳动力方面，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劳动的机会成本上升，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据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同时，蔡P、王美艳运用反设事实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农村已不存在大规模和高比例的剩余劳动力，相应地，农业技术变迁也越来越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倾向。要素市场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诱导产生不同类型的技术，以相对价格较低、相对丰富的要素来替代相对稀缺、价格高昂的要素，高峰，王学真提出，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应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类型。张树军基于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视角，从经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创新模式选择主要取决于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使得农业发展起步时期依靠压低劳动要素价格、以低廉劳动成本优势来实现农业经济增长的粗放式生产不再适合当下的经济现状，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农业机械化技术进步，尽快完成农业机械生产对人力生产的替代，实现农业的转型升级。
二、要素稀缺性和相对价格变动趋势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工业和农业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约为80837万人，占总人口的63.78%，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持续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人口平均每年约减少1千万，2008年农村人口约为70399万人，占总人口的53.01%，到了2012年，农村人口下降至64222万人，占总人口的47.43%。同时我国人口结构等原因导致老龄化问题，使得人口红利消失。
在土地要素方面，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耕地为0.101公顷，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一半，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耕地面积约7837.3万公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8%，东部和中部地区耕地面积约5701.2万公顷，占42%左右。如图1所示，东北、西北、西南这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耕地面积约占我国总耕地面积的38%，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仅占25%左右；而京津沪和东南沿海地区耕地面积占比约为5.7%，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占比约为21%。
在资本要素方面，为应对产能过剩等问题，银行相继出台实行旨在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自2014年11月以来，央行连续降息，2015年8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自2007年以来贷款基准利率变化，可以看出，除了2010年至2011年贷款利率有所回升之外，2007年到2010年以及2011年到现在贷款基准利率基本呈下降的趋势。
劳动要素供给减少和资本要素供给增加在要素市场上的表现为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上升。鉴于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流通上不能有效反应价格的变动趋势，以及生产函数中一般将劳动和资本作为两个相互替代的变量，因此下面的理论分析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三、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为了对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本文理论分析中的结论建立模型：
在方程（1）中，下标i和t（t=2005，...，2012）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μ是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Y是代表农业生产中机械和劳动投入比重的指标，即每亩作物生产中机械投入和雇工数量的比值，该变量的值越大，表示农业生产中机械相对劳动的投入比重越大，机械对劳动的替代程度越高。X1是代表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价格的指标，即工资与利率的比值，该变量表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趋势。X2是代表农民人均收入的指标，该变量表示经济发展水平。X3是代表人均耕地面积的指标。X4是代表农业生产中良种投入的指标，X5是代表农业生产中化肥等化学药品投入的指标。
本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3年）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2006～2013年）。
（二）实证结果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对方程（1）进行固定效应（FE）分析，由于对变量均取了自然对数，因此变量前的估计系数可看作是弹性系数。利用stata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评估得到表1。
根据表2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将与y相关性较弱的变量C3、X5剔除，本文认为这两个变量对机械劳动比重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我国耕地质量较差且分布不均，东南沿海和京津沪等地区粮食单产较高而人均耕地相对较少，而且随着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耕地状况更为恶劣；人均耕地分布相对较多的西北、西南等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农作物产量较低，因此虽然从理论上机械化水平应与人均耕地面积呈正相关变化，但我国的耕地现状决定了我国农业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机械生产，而是应该着力发展小规模、实用型的机械技术。化肥施用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但过量施用化肥会导致土壤酸度变化、土壤板结，因此不能代表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然后对方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表3数据显示，在FE估计中，拟合优度R2=0.7341，表示固定效应模型能够解释农业生产中机械劳动投入比重变动的73.41%，针对参数进行联合检验的F值表示参数总体上非常显著。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对农业生产机械劳动比重有显著影响，这说明随着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农户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在农业生产中逐渐使用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农民人均收入和良种投入水平与农业生产机械劳动比重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对农业机械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模型分析结果证实了上一章的结论，随着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农业生产中机械劳动比重也在提高，这表明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在农业生产中人们逐渐使用机械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
四、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结论本文建议，在发展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应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在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比重较大、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着重发展一定规模的多门类、多功能型农业机械技术；在经济较为落后、自然条件较差的西北、西南地区，以发展保护生态平衡的生物化学技术和有机农业为主，以发展配合生物技术的小型化、实用化机械技术为辅，和当地的经济建设、生态保护等工作协调发展；而在东北、华北等平原和三角洲地区，大力发展大中型农业机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快实现规模化经营。
摘要
要素禀赋条件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制约，技术进步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动力，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都有所变化。本文从耦合关系的视角，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性，并对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速度滞后于技术进步的步伐;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性没有发生明显波动，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且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1981―2011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已由改革开放初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性存在一定差异，多数地区两者间耦合协调关系属于中度耦合协调型，北京和西藏两地仍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仅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在农业改革过程中，应着重强调发挥市场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实现两者的高度耦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各地区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性，选择与当地要素禀赋相适应的技术类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和技术本身的效率。
关键词农业技术进步;农业要素禀赋;耦合度;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1-009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要素禀赋条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我国农业发展进入到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挤占了大量农业用地;“人口红利”优势正逐步消失，农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进入到农业领域。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条件呈现出土地、劳动力要素变得愈发稀缺，价格不断上升，资本要素所占比重逐步增长的变化趋势。但从区域上看，各地区间的农业要素禀赋条件及其变化存在明显差异。与此同时，我国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代化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为了促进农业技术更快地发展，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不够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依然较低。
由此，在当前农业要素禀赋发生深刻变化，农业技术创新体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更加深入地分析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关系。通过深化对两者互动关系的认识，以期实现在合理利用要素禀赋条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1文献综述
关于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Hicks[1]认为技术变革的方向是由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根据要素投入结构将技术创新的类型分为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及中性技术进步三种。Ahmad[2]应用创新可能性曲线（Innovation Possibility Curve，IPC）这一概念，建立起了研究要素禀赋变化和技术创新两者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Hayami、Ruttan[3]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选择能够消除要素禀赋制约的技术变革途径，才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发展。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希克斯的诱导性创新理论，提出了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把技术变迁过程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技术变革的方向和速度是对资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并进一步分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农业技术进步中的不同作用，最后采用1880-1980年间美国和日本的农业发展过程验证了该理论。Binswanger[4]建立的诱导模型则表明技术变革是由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引导并沿着创新可能性曲线移动。林毅夫[5]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最优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结果。无论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还是在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交易被禁止的经济环境中，要素结构状况对技术需求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他提出并验证了即使在人为政策扭曲之下，农业技术进步仍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张月玲[6]应用反映要素投入结构对边际技术替代率变动敏感程度的替代弹性系数法分析了技术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匹配的合理性。
魏金义等：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测算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期
国内学者还从未来我国农业技术方向选择的角度对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普遍认为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是生物化学技术。胡瑞法、黄季[7]研究了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两类作物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并指出两种类型作物的生产技术都是朝着生物型技术的方向发展。高峰、王学真[8]认为我国应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的阶段，选择相适宜的技术进步类型。李芝倩、刘洪[9]认为资源禀赋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较大，并且决定了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农业发展轨迹具有趋同性和相似性，并提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应该走“土地节约型”的道路，即依靠化学和生物技术，而非“机械现代化”。田甜、杨钢桥[10]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市场价格会影响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行为。陈靖[11]认为资本下乡导致的规模化经营更加注重资本密集式技术的应用，新品种、机械投入的份额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表明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林毅夫[5]等学者从理论上证明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同样符合诱导性技术变迁理论。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是否完全耦合？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表现出何种变化特征？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在各地区的表现是否相同？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本文应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整理相关数据，从新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关系进行分析。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用于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相互影响的现象。借鉴该定义，本文将农业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通过各自的系统元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动态关联关系称之为耦合。尽管有学者运用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论证了农业技术进步受到要素禀赋的根本性制约，但由于技术进步同时还受到路径依赖、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如农业补贴政策、知识产权制度、市场机制健全度等）等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两者的变化趋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从而影响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契合程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有待于检验的假设，即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不完全耦合。
根据不同的耦合状态，将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间的耦合关系分为正向耦合和负向耦合两种情况。正向耦合指两者呈现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良性互动关系，即技术进步能够促进要素禀赋的升级，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实现;负向耦合则指两者相互制约，一方面技术进步脱离现实要素禀赋条件，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另一方面要素禀赋成为技术进步的限制条件。需要说明的是，正向或负向耦合只是从大体方向上描述了两个系统间的关系。一般而言，两个系统间耦合关系的变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要具体分析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间耦合关系时，还需要借助耦合度这一概念。耦合度描述的是两个系统耦合关系的强弱程度。从经验来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关系还相对较弱，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造成两者间耦合度较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两者间缺乏行之有效的联结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缓慢对两者的耦合关系形成阻滞。
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间的耦合关系通常表现为制约和胁迫两种效应。制约效应主要是要素禀赋对技术进步的限制性，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供一个地区可以选择的技术类型是多样的，而要素禀赋是所选择技术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地区的技术选择与要素禀赋相背离或超出了要素禀赋条件的承载力，技术就会缺乏自生能力。同时，技术进步对要素禀赋具有一定的胁迫效应，即技术进步会迫使现有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不同的要素对技术进步作出不同的反应所引起的。就农业而言，一项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引入，可能对土地、农业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所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因此，农业技术进步对各要素产生的差异性影响会使得农业要素禀赋发生改变。产生此种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新的农业技术本身是为了解决某种特定的要素约束而形成的，所以对其他要素的影响较弱，甚至产生负效应;二是即使某项新技术完全是中性的，但受各要素技术弹性差异的影响，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亦会发生改变。正是由于两者间的制约和胁迫效应，以及在一个较大的经济体内，各地区的要素禀赋会有所不同，这就会使得各地区两者间耦合关系出现一定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第二个有待验证的假设为：我国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一定差异。
3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3.1研究方法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业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耦合关系。为了准确而全面地反映两者间的耦合度，需要借助相关实证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在探讨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关系时，耦合协调模型是被广泛应用的方法之一[12-16]。耦合协调模型通常由功效函数、耦合度函数和耦合协调函数三部分构成。
3.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3.2.1指标体系构建
由理论分析可知，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两者耦合关系的基础。关于农业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Hayami、Ruttan[3]认为劳动力拥有动力的增加可以作为采用机械创新的显示性指标。类似的，以化肥和农药为代表的化学投入品的增加则可以是生物化学技术创新的显示性指标。林毅夫[3]把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农村用电量作为体现农业技术的指标。
姜劲儒[17]也将农业机械化、化肥施用量等看作是技术进步的间接反映。
彭亮[18]用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来代表农业生产中技术进步。借鉴相关研究，依据可比性、可操作性、整体对应的原则，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农用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等作为表征农业技术进步的指标，将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等作为反应农业要素禀赋的指标（见表2）。各指标的权重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出。
3.2.2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了1981-2011年间上述各指标数据，其中，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其余指标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农业生产支出和1981-1990年的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缺少直接性数据，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型，本文测算出了1981-2011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见表3），并对我国各地区2001年、2011年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见表4）。
4.1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演变
表3的测算结果显示，1981年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两个序参量值μ1、μ2都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具体分析可发现，农业技术进步序参量值（μ1）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要素禀赋序参量（μ2）的变化，说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速度滞后于技术进步的步伐。2005年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序参量快速增长，说明近年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优化速度明显加快，这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要素条件。
从耦合关系来看，1981-2011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度没有发生明显的波动，耦合度值始终介于0.40-0.50之间，且总体上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1981-1991年逐渐下降，1992-2011年逐年上升。由此表明，在此期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关系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两者间的耦合度不容乐观。从耦合协调关系来看，1981-2011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
赋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已由最初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具体而言，1981-1994年间，两者的关系是低度耦合协调;1995-2005年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2006-2011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发展到高度耦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值由0.52提高至0.70。
以上分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设，说明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是不完全耦合的。并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关系仍建立在中等耦合的基础之上。
4.2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地区差异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有着较大的差别，两者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也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差异，这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基本假设。近十年来，天津、北京、山西、浙江等11个省（市）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度有所下降;广东、北京、天津、福建等7个省（市）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略有降低;北京、天津、四川、上海4个省（市）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依据耦合度值的划分标准，2011年我国31个地区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北京、西藏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仍处于低水平的耦合阶段，子系统的序参量值揭示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或农业技术的选择背离了当地的要素禀赋条件;剩余的29个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关系则处于颉颃阶段，但在具体程度上，各地区间还有一定区别，其中，河北、安徽、河南三省的耦合度值最大，均为0.50。
根据耦合协调度值的划分标准，31个地区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北京、天津、西藏、宁夏、海南、上海、青海属于低度耦合协调型;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其余的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20个省（市）为中度耦合协调型。由此说明，当前我国多数省份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层次上。
5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耦合关系的视角，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探讨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性，并对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不完全耦合，且各地区间两者的耦合性存在一定差异。具体结论如下：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滞后于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使得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
禀赋间存在着不完全耦合的关系，两者间的耦合性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且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而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成为高度耦合协调。
（2）我国各地区间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性及耦合协调性存在一定差异。由于缺乏有效的联结机制，2011年，北京和西藏两个地方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仍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河北、安徽、河南三省的耦合度值均为0.50。目前，我国多数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属于中度耦合协调型，仅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四省为高度耦合协调型。高达80.64%的地区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值小于耦合度值。
要素禀赋条件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制约，技术进步是实现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动力，两者间的高度耦合协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实施的土地流转政策、农业经营体系改革等本质上是对我国的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的一次提升。然而，长期存在的要素市场扭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无法得到彻底改变。在新一轮的农业改革中，应着重强调发挥市场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实现两者的极度耦合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个地区的技术进步受制于当地的要素禀赋条件。我国地域跨度大，各地的要素禀赋条件差异较大，受其影响的技术需求结构也因地而异，只有选择与当地要素禀赋相一致的技术类型，才能够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和技术本身的效率。所以，相关部门在指导农业科技发展时不能盲目地一刀切。例如，我国在实施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政策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首先要对各地的要素禀赋条件做出判断，以明确当地真正的技术需要，再根据实际技术需求对生产资料补贴政策进行相应地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