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类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农业经济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农业经济类论文:改进的聚类算法在农业经济类型划分中的应用

一、引言

吉林省各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各有差异，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很大。为了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就需要准确地对省内各市县农业经济类型进行划分，以期做到合理的资源优化配置。本文采用一种改进的k-均值聚类分析技术对所采集的吉林省各县市农业生产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目的是对吉林省各地农业经济类型进行划分，揭示各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和优势，为加快全省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依据。

二、改进的聚类算法基本原理

改进的聚类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对数据集合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及相应的聚类中心矩阵；接着从聚类树中查找较早形成的大类，并计算其聚类中心，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较好的聚类数k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初试聚类中心集合；最后通过k-均值算法进行聚类分析。

虽然此改进算法需要我们人为的设定条件，但是这些条件都是在进行系统聚类分析之后的数据基础上得来的，比经典的k-均值算法的直接判断聚类数和随机抽取初始聚类中心要具有明显的优势。根据本文待挖掘的数据量和系统聚类的结果，初始条件设定如下：被判定为较早形成的大类聚类，其包含的数据对象应大于4，与下一次合并的聚类间距越小越好，且应小于所有聚类过程中的聚类间距均值。

三、改进的聚类算法在吉林农业经济类型划分中的应用

（一）分类指标的选择

农业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结构复杂的系统，要正确地划分农业经济类型，首先必须选择一套能全面反映当前农业经济状况的指标体系。为此我们根据吉林农业的实际情况，选择对农业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因子作为聚类指标，通过实地调查和对统计资料的综合分析，选定以下10个指标：X1 ，年平均降水量；X2 ，年平均温度；X3 ，农业人口；X4 ，每公顷粮食产量；X5 ，农业机械总动力；X6 ，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X7 ，林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X8 ，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X9，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X10 ，人均收入。

（二）数据准备

根据以上10项指标，我们通过查阅2010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可以得到吉林省各地区农业经济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10年《吉林省统计年鉴》整理。

（三）数据挖掘结果

首先对以上数据进行标准化转换，之后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得到聚类树，分析聚类树及聚类间距我们可以得到初始聚类数为k=5。之后，本文进行k=5的k-均值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成员表如下：

（四）结果分析

方差分析表的结果表明，分类后各变量在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都是显著的（p值基本都小于0.05，接近于零），表示把20个县市地区分成5类是比较合理的。

第一类，梨树、伊通、公主岭、双辽、东丰、长岭6个县市。这些县市年平均温度较高，降水较少，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都比较小，牧业相对于林业、渔业有明显的优势，其人居收入相对较高。这类地区应该对其农业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使农林牧副业各产业协调发展。

第二类，桦甸、通化、辉南3个县市。这类县市农、林、牧渔各业都有一定发展，各项经济指标居于全省中上等水平，其振兴经济最好的途径就是各业协调发展，根据各县实际情况，积极引进科学技术和优良品种，走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第三类，农安、榆树、德惠、扶余4个县市。这类县市虽然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很高，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差，降水贫乏，从而制约了该类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对此，应该采取兴修水利的措施来缓解雨水不足的现状。此外，应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上积极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多种经营，稳步发展其农业经济。

第四类，蛟河市、梅河口市。这两个市的农业经济状况是所有县市中最好的，该地区雨水充足、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较高、畜牧业发展相对滞后、林业和渔业发展较其他地区有明显优势且人均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各地区。因此，该类地区应注意保持其现有的农业产业结构同时兼顾畜牧业的发展，做到以优势产业拉动劣势产业的协调发展。

第五类，九台、永吉、舒兰、磐石、东辽5个县市。这类县市自然条件适宜、粮食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很高，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协调发展较好。该地区应充分合理利用自然条件优势，实行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兼顾其他各业的农业发展思路。

四、结论

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农业经济类型的划分中，极大地改善了以往的划分方式。本文通过聚类分析方式对吉林省农业经济数据进行了数据挖掘，并提出了一种聚类分析的改进方法，使其更好地应用于农业经济类型的分类中，使得对农业经济类型的划分更客观、可靠。

（姚洁，1972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技术经济理论与实务。姜域，1988年生，新疆阿勒泰人，东北电力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下的城乡旅游发展

一、特色农业背景下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劣势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的大量开发引起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广西乡村旅游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发展,如何在竞争中取得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已成为当前广西旅游产业发展的重大课题。因此,在应用经济学、旅游学等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特色农业背景下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劣势,对于发展迅速而又面临一些困境的广西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广西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及其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作用

广西是我国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景观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在种植业、养殖业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同时,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业合作的前沿,其独特的自然区位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为广西特色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有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广西属于亚热带和南亚热带自然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为特色农业资源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在我国32个省(市、区)中,2010年广西的农、林、牧、渔业产值均超过全国平均占比,尤其是林业产值和牧业产值分别达6.2%和4.2%,说明广西的林业资源和牧业资源禀赋较高。广西的各种农产品产量占全国农产品产量的比重大,其中黄红麻、甘蔗、蚕茧、柑桔、梨、葡萄、香蕉、甜瓜等农产品的比重均超过10%,尤其是甘蔗和蚕茧分别达到64.3%和30.4%;在各种林产品中,松脂、油桐籽、油茶籽的比重较高,其中广西的松脂占到全国比重的44.4%②。此外,广西还有众多传统品牌的地方特产和热带水果,例如荔浦芋、巴马香猪、合浦珍珠、百色芒果、容县沙田柚、灵山荔枝等。在药用植物方面更是拥有包括罗汉果、绞股蓝、金银花、田七等在内的多种区域特色药材。近年来广西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发展成效显着,其中糖蔗、蚕茧、木薯等产量居全国第一,龙眼、荔枝、香蕉产量居全国第二[8]。二是广西特色农业面临诸多发展机遇。第一,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为充分发挥连接西南、华南、中南以及东盟大市场的枢纽作用,不断加大对广西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农业劳动力资源和科研力量,为促进广西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经济条件。2007-2010年广西地方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在总量上不断增长,农业支出在广西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加大,其中2008年、2009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6%和2.3%;在农业从业人员的总人数上,广西自2007年以来不断增加,并且占广西劳动力资源的比例较大,2007-2010年均保持在54%左右,说明广西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充裕;在2010年广西的研究与开发机构中,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所占比重上看,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机构数、科研经费的筹集额、政府拨款、科研人员总数及高学历科研人员数等都是最多的,说明广西政府和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水平的推进作用。第二,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积极倡导泛北部湾合作,大力推进南新经济走廊建设等,为广西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农业政策,实现零关税的产品达7000多种,加上自由贸易区内近20亿人口的市场空间,又为扩大广西特色农产品的进出口规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加快推进了广西与东盟国家间在农业科技、人才、资金、信息等方面协同合作与联动发展,发挥比较优势。第三,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出台了众多的惠农政策,使得广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最为富集的地区,有利地促进了广西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例如,2006年广西在《关于加快广西茧丝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规定,从事茧丝绸加工业的企业可享受各项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2009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十二五”时期,广西政府将通过重点实施“三个千万亩行动计划”、“四大战略工程”和“六大战略基地”的农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和做大做强广西特色农业产业。三是广西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及其特色农业的发展壮大,对广西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是以特色农业为载体的农业旅游把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品尝、休闲、体验、购物等,形成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即以农、林、牧、副、渔等广泛的农业资源为基础开发旅游产品,并为游客提供特色服务。在旅游词语中,称之为观光农业、旅游农业、乡村旅游等。这种旅游农业主要是为那些不了解农业、不熟悉农村,或者回农村寻根,渴望在节假日到郊外观光、旅游、度假的城市居民服务的,其目标市场主要在城市居民。旅游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丰富城乡人民的精神生活,优化投资环境等,而且达到了农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也可以说,旅游农业有利于拓展旅游空间,满足人们回归大自然的愿望,尤其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衣、食、住、行,而转向追求精神享受,观光、旅游、度假活动增加,外出旅游者和出行次数越来越多,而一些传统的风景名胜、人文景观在旅游旺季,往往人满为患,人声噪杂。在这一背景下,旅游农业的出现,迎合了久居大城市的人们对宁静、清新环境和回归大自然的渴求。

(二)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利条件

广西发展乡村旅游有如下诸多优势和机遇:一是丰富多彩的自然旅游资源。广西是我国着名的旅游大省,自然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奇观胜景遍布八桂大地,使得区域内所有的市和绝大多数县都有较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如世界闻名的桂林山水风光、北海银滩、乐业天坑群 、宁明花山崖画、大新跨国德天瀑布、大化七百弄、龙胜龙脊梯田等自然旅游资源为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乡村人文旅游资源独具特色。广西是我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居住着壮、瑶、侗、苗等12个少数民族,多元化的民族文化背景使广西具有众多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非物资文化遗产。如侗族等桂北少数民族特有的打油茶,苗族的过寨酒等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绣球、壮锦、蜡染、竹编等独具地方民族风格的民间手工艺品;壮族的“三月三”歌节、瑶族的“盘王节”、苗族的“过苗年”等带有浓郁民俗风情的传统节庆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风情为广西的山水增添了灵魂和意义。此外,近年来广西各地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出特有的乡村旅游景观线路,如桂林兴安千年灵渠寻古游、玉林容县贵妃园景区、梧州蒙山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旧址旅游区等。三是多样的农业生态游线路和乡村旅游模式。因广西80%以上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都集中在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故发展乡村旅游有着独特的优势。截至2010年12月,广西各地乡村旅游产业初见规模,累计建立各种类型的休闲式农业园区288个,农家乐旅游地1000多个,部级农业旅游示范点34个[9]4754。在此基础上,广西各级农业和旅游部门共同打造了广西现代农业旅游精品线路、南宁农业生态游精品线路和北海现代农业观光旅游精品线路等15条农业生态游精品线路,使得以观光农业、农耕文化、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成为城市居民旅游的新亮点。在开发这些农业生态游精品线路的过程中,通过个体经营、股份集资、公司+农户、综合开发等四种乡村旅游的经营模式,形成了以科技型、生态型、农家乐型、探奇(险)型、度假型、民俗文化型、红色旅游型等7种乡村旅游模式。四是政府政策制度的大力支持。在国家“三农”政策的扶持下,乡村旅游作为连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重要途径,得到了国家和广西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借以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如2006年国家旅游局出台《关于促进农村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将2006年确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2010年7月国家农业部与国家旅游局签署了从2010年开始,每年将联合组织开展以“全国欢乐乡村游”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系列活动。与此相对应,广西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广西乡村旅游的意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旅游强区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为广西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广西乡村旅游“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又描绘了重点扶持建设100个乡村旅游基地,推出10条特色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构建八大乡村旅游产业群的发展目标[9]4755。五是广西乡村旅游发展在外部环境中面临着区域旅游合作日趋成熟、市场需求日益扩大等有利机遇。一方面近年来广西各市县政府及旅游部门积极推动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合作与交流,并加强了泛北部湾、泛珠三角、大西南旅游圈等区域间合作力度,有力地推进了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人群的精神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促使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把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同时,日益改善的农村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也使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广西体验乡村旅游。

(三)影响广西乡村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尽管广西的乡村旅游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面临着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财政投入不足、高素质的旅游服务人员缺乏、旅游资源整合不够、旅游资源破坏性开发等困境。一是财政投入和专业人才缺乏。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广西在与乡村旅游有关的农村固定资产投入中,总体投资偏少,尤其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等方面的投资少更为突出(如住宿和餐饮业只及广东的20/1、湖南5/1、云南6/1),这说明广西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财政扶持力度仍有待加强。此外,因为大多数乡村旅游区的管理工作是由当地农民或村干部承担,缺少服务意识,高素质旅游服务人才培养滞后,导致了广西的旅游专业人员严重不足,这与广西作为全国旅游大省的现状不符。二是区域内旅游资源整合不够。从15条农业生态游精品线路看,广西的乡村旅游线路大多局限于某一行政区域内,缺乏“大区域,大旅游”协作经营和宣传促销的观念,无法形成品牌特色效应。从旅游产业看,广西各地市的旅游业发展极不平衡,如国内旅游人数过千万人次的地市仅有南宁、柳州、桂林三市,而入境国际旅游者人数过百万人次的仅有桂林一市,这说明广西的旅游缺乏总体规划,区域整合度低,没有实现以桂林、南宁为旅游业龙头的“以点带面”、“串点成线”、“连线成网”的战略构想。三是面临旅游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污染、不可抗力因素的冲击等挑战。一方面随着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原来世外桃源式的乡村在迎来大量的游客同时,也带来了交通工具的大量尾气排放、游客遗留和丢弃的大量垃圾以及无规划的餐馆和娱乐场所,造成了乡村旅游地空气质量极剧下降,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和健康安全。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甚至导致了当地植被面积和自然景物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旅游业是比较脆弱的行业,对国内外经济形势、自然因素、安全因素依赖性都很强,一旦上述因素出现变化,会极大地影响旅游业。如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禽流感、雪灾,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都使广西旅游业受到严重影响。

二、特色农业经济下发展广西乡村旅游的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广西特色农业资源的吸引力和乡村旅游的推动力优势明显,尽管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但是也面临巨大的机遇,可以通过发挥优势,因势利导实现发展。因此,广西要做大做强乡村旅游业,应在充分发挥特色农业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加大对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激发乡村旅游市场需求,努力实现乡村旅游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通过旅游业的辐射效应,真正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强农的双赢效益。

(一)充分运用特色农业资源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广西拥有大量的特色农业资源,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运用特色农业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在扩大。对此,建议广西各级政府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明确自身职能定位,即对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和发展的,政府只去引导;对于需要政府推进的,应积极运用人、财、物等资源,予以扶持。另一方面要平衡市场各方利益主体关系,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对此,建议广西各级政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采取得力措施使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机会参与运用特色农业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实现特色农业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的最佳配置,推进其快速、健康发展。

(二)有效整合广西特色农业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

鉴于广西乡村旅游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建议自治区政府 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旅游、农业、林业等职能部门及行业内的企业协会共同对广西各地的特色农业资源、区位环境、资源特色、客源市场等进行详实的调查评价,并从广西整体战略角度编制发展规划,打破各市(县)单兵作战的思维,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开发,真正实现特色农业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例如,百色农业科技园区、田阳芒果风情园、田东十里莲塘三个景点都是分布在南百公路沿线,相距不超过20公里,完全可以整合打造成“集锦式”乡村旅游区。

(三)发展旅游产业集群

特色农业产业化模式就是通过促进农业产业与特色产业的有机整合,形成产业规模,从而加大游客在消费时间、消费品种、消费深度及广度等,实现产业间的联动发展。我们应该从广西各地选取特色农产品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基础较好的地区,培育龙头企业进行优势示范,并积极推进合作社或农户参与,引导各种社会资本以承包、租赁、股份制、BOT等方式进入,借助发展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建设,实现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集群,促进特色农业经济与乡村旅游良性互动发展。

(四)打造乡村旅游品牌

深度挖掘广西各地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乡村节庆、趣闻传说、农作方式等,并以此开发出对应的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增强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并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大力宣传。这样,一方面能有效提高广西旅游产品文化含金量,创建广西特色农业资源下乡村旅游品牌;另一方面通过品牌建立,又能够吸引大量优秀业内人士加盟,真正实现全方位发展。

(五)大力培育乡村旅游专业人才

行业内竞争,实质上就是行业人才的竞争,谁能拥有人才,谁就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特别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人才问题更为凸显,由于乡村旅游多为偏远地区,经济、交通、教育相对落后,人才短板现象已成为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广西经过多年的努力,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经营理念、职业技能等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对于创建广西特色农业资源下乡村旅游品牌的要求仍然相距甚远。广西各界应树立人才至上的理念,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运用“走出去、引进来”的战略,通过培育和吸引两种手段解决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短缺问题。对此,建议由地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牵头,聘请相关行业专家开发针对性、实用性强的培训课程,培训内容包括当地的特色农业资源、乡村旅游资源、本土文化解读、农业旅游经营方式方法等,并视需要输送培训学员到东南亚的旅游示范地参观和学习。

(六)健全管理体制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从整体上看,广西的乡村旅游业还处于开拓期,要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从制度上明确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权责,制定出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各项法规或条例,充分利用制度的引导及强制作用,从乡村旅游的宣传、规划、审批、准入、经营、环境等方面入手,有效避免旅游业带来的环境污染、物价上涨、文化冲击与道德弱化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如桂林恭城县红岩村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配合下,成立“红岩农家乐生态旅游协会”,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对风景旅游区范围内的旅馆、餐饮、商店等进行统筹安排,有效避免旅游本身对于地方农业及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了地方经济、环境、游客三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农业经济类论文:二元经济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

摘要：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二元经济结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二元结构将逐渐向一元过渡。现代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性”。在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农业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解决农业的根本出路无疑归结到农民身上。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多重二元结构，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探讨性意见。

关键字：二元经济、人力资本、农业剩余劳动力

一． “二元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二元经济”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刘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两种含义：（1）认为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2）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这两点大大地削弱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后人对其批判的主要依据。

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此时，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自然演进过程。

二． 我国二元结构的演变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建国以来我国二元结构的历史演变

建国初期，受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建立起现代工业，并进而实现经济的起飞与现代化，必须要有最初始的资本积累。而在建国初期我们经济水平极其低下，主要是自然、半自然经济为主体，资金严重匮乏。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唯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用剥夺农业剩余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原始积累方式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从200多亿元起步，迅速积累起了5000亿元左右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保持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率。然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使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从而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结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

2．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效果并不显著，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刚性，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进程迟缓，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由于国家长期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政策，农村投资比重小，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造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一直保持着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状况，农业协作程度低、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从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另外，国家对农业的土地所有权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比如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占用农民耕地，并未能给与足够的赔偿，这也在一定程度成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

第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低，技术含量总体比较低，缺乏竞争力。我国农村人口多、比重大，是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式经济。仅有的可耕地不可能完全吸收农村劳动力。然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乡镇企业一般是面向农村生产初级工业制品。由于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有限，市场竞争力不强，企业并不稳定，刺激农村经济效力不强。

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我国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农村工业，有上边分析，农村工业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限。另外就是通过进城打工。由于农民身上所蕴含的人力资本不高造成农民进城打工的就业渠道非常有限。其次，我国城乡户籍制度对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有一定限制。再则，随着我国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资本深化”的局面，资本对劳动力产生了替代。

第四，城市化进程缓慢。一般来说，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与工业化水平。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为37924万人，城市化率为30.4%，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可见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聚集，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特别是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2000年世界第三产业占CDP的比重约50%，而我国只有32%第三产业发展落后。第三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劳动能力强，并且第三产业中的大量服务业的增长对刺激经济增长起到较强作用，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达到1.78。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既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固了二元结构的刚性。

三． 农业经济发展与摆脱二元结构

农民问题，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现在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尽管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和发动，并且20多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令人困惑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刚性。人们已经认识到，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现代化进程。立足于我国国情，要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个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 制度变迁。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的。在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中，价格标准是市场的唯一指标，然而价格指标要想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规则之上的。这种规则我们一般称之为制度安排。价格机制的顺利运行是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的。二元结构的消除并不能像刘易斯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排空。从上边的分析我们看出，我国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刚性，在我国要想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关键的一环就是培植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产权安排。只有在合理制度安排下，才会产生相应的激励。首先，在土地产权安排上，应给予农民更大的空间，切实考虑农民的利益。其次，可以激励农民建立一定的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各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通过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信息，更有计划地协作生产。

第二， 农村人力资本的培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农村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人力资本的培育上，首先，通过农村教育投资。当前农村教育普遍落后，农村教育资金匮乏，政府在农村教育体制以及教育服务保障上应该有所作为。通过教育促使农民掌握足够的信息，更好地融入社会。农村经济落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化水平低。信息鸿沟导致城乡信息知晓权差异，强化了农民收入的贫困。信息的贫困造就了农民就业的贫困。因为农民无论种什么、种多少、如何种、如何卖以及是否外出打工、打什么工都离不开信息。农村信息化建设滞后，一方面使农民无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准确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信息资源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输给社会。这就必然使得农业的结构调整、农产品的销售、农民外出就业均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其次，通过建立并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之间不仅通过户籍隔离制度造成身份上的不同，而且由于身份上的不同更产生了基本的生存权利上的差别。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生活的最低保障，失业伤亡保险等等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民相反却不拥有这种权利。改善农民的社会福利，建立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有重大意义。

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所以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起主导作用，推进正式制度创新，使农业问题切实、合理地得到解决。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发展的四化要求与政府策略

农业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扩大耕地面积和经营规模，大量使用机械，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农业企业，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在现有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聚集、装备，积累投入，调整存量，优化资源，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是个农业逐渐产业化、市场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推进农业规模经济，实现农业四化。

农业四化中产业化是基础、市场化是途径、标准化是条件、国际化是目的，而结构调整是实现四化的手段。随着农业四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经营集约化已是大趋势。小生产永远没有出路。必需扩大家庭经营规模，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实现农业产业化，从而逐步实现标准化，就可获得规模效益，增强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并推动国际化进程。

首先，积极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加速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进行产业化生产的渠道和前提，但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土地承包“稳”与土地使用权“动”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农户与企业的关系。产业化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进入农业，第一步主要是进入农业产前、产后的经营性服务领域，而不是直接的农业生产领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企业带农户，发展订单农业，向农户推广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市场信息，购销农产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和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第二步才是大面积租赁农户的承包地从事农业直接生产领域的经营。

目前中国农村企业及中介组织的现状是，传统的中介组织供销社负重运行，市场化改造不够。新生的中介组织数量短缺，且运行和发展面临制度环境障碍。中介组织发育滞后，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加快农业组织的创新，加强对家庭经营的改造，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划，在政策上对企业和农户提供指导；对有关参与主体加强综合协调服务，形成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体系和信息体系建设；加快现代产业组织形式在农业中的引进。

农业产业化基于不同地区和农户要区别对待，东部沿海地区在于实现企业的升级；中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在于扶持合作社和企业的发展；西部在于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消除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度障碍。

农业企业化属于个量微观经济，农业产业化属于总量宏观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需要农业企业形成专业分工，把竞争优势和对农户的辐射带动能力作为行为依据，推进订单农业，着眼于农业产业链，增强创新能力，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目前农业企业特别要把加强农业产前支持、产后开发，作为增强竞争优势的重点，产前要不断提升农业科技的综合发展和应用水平；产后重点进行农产品包装、分级、营销、品牌管理。

其次，外连市场内育产业联合体，促进农业市场化进程。农业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用法人组织形式招商引资、开拓国内外市场，是发展农业企业的一般模式和必然趋势。农业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确定自己的生产方向，并通过协议购销、合同收购或股份合作生产等方式，与农户结成合理稳定的协作利益关系，把农民与市场连接起来，加快农业市场化进程。

农业企业为农民提供优良种子、种畜、种禽以及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提供技术指导、培训，农户成为企业的具体生产单位，如此既使企业获得符合质量标准的原料来源，又以利益调动农民按合同种养的积极性。

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需要实施多元化战略分散市场风险，即产品市场多元化战略。这需要优化调整产品结构，由少品种向多品种、系列化发展；由原料产品、初加工产品向深加工产品发展；由窄市场单元化向宽市场多元化发展，建立销售网络，用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开拓国内外市场。

第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提高动植物产品卫生水平是保障人民生活、实现生产目的以及确保出口获得利的基础。为此，要尽快提高动植物检疫能力和水平，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与动植物检疫体制。应依法加强对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生产、流通、使用的管理与监督，严格标准化程序，切实控制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和重金属离子等有毒有害物质残留，从根本上提高产品质量。

标准化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要建立健全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制定规程，使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都有标准可循；要加强产品质量标准监测监督，健全监督、监测体系，完善质量检测中心、化验中心；科技示范基地园区要起示范作用，推进标准化生产。

第四，培养人才开拓市场，实施农业国际化战略。培养农业标准化、市场化的管理专业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农业国际化的基础。应尽快造就培养通外语、懂技术、善营销的高素质队伍，并逐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按照国际市场标准组织生产，为农业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打下坚实的基础。要结合招商引资，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生产技术，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深加工程度，培育一批名牌农产品，使农产品不仅具有成本优势，同时也具有质量优势和品牌优势，全面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围绕基地建设坚持不懈地招商引资、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良种。引导资金投向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社会服务等项目。在提高与国外中小企业合作的基础上，努力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引进大客商、大项目、大资金，带动农业国际化。

农产品科技含量是农业企业角逐国内外市场的基础，要以农业高科技基地示范园区为载体，引进、开发、推广在国际市场上适销对路的农业新品种，引进无污染、高科技含量、投资回报大的高新技术项目和农业高新优良品种，大力发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

传统的农业发展战略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参与国际竞争进程的新形势。中国农业应该选择竞争性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农业标准化进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加快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农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从自给自足型农业向市场竞争型农业转变，从增产型农业向质量效益型农业转变，从依靠传统技术转向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转变，从劳动密集向劳动密集与资本和知识密集相结合转变，从依靠资源消耗型的增长方式向重视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转变。

农业经济在当前发展的内在四化要求，需要政府深化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大引导扶持力度。首先，政府要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着力培育农民自发兴办的各类生产和流通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和发展农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进行市场价格协调与行业管理，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处理贸易纠纷；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限制敏感农产品过度进口；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扶持和培育农业基地企业，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

其次，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加强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清理和调整不符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农业法规体系，借鉴和利用有关国际农业法规保护和支持中国农业的发展。

第三，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快农产品购销市场化进程，重点抓好质量标准体系和市场信息网络建设。

第四，引导农业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组建联合体，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

第五，调整农业补贴方向和支持结构，加大对农业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结构，引导农民调整和优化农产品生产结构；建立粮食安全生产、储备体系，保护中西部主产区粮食安全生产能力，保护农民的利益；加快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政府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加快职能转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运作机制；强化服务职能，尊重企业和农户在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和国际化中的主体地位；探索政府跨区域、按产业体系管理农村经济的方式。执行政府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要引导金融企业加强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加快改革农村信用社，发展合作金融，健全农业信用担保机制，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支持农业用途资金的再贷款规模。

农业经济类论文:论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摘 要 “三农”问题是当前应研究的重要课题，农业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一定的农村社会结构中进行。阐述了现存的农村社会结构是如何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提出了个人观点。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农村社会结构 农业经济发展

1 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前农村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关系，可以具体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关系。一是“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二是“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三是“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

“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农村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优秀内容。在如何推进本区（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是制约着一定区（县）域中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怎样的结构状态时，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对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方式的形成，才是起促进作用的呢？反之，则必然会起阻碍作用呢？

经济学界认为，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应该是农户、而不应该是县、乡政府。从一般意义上讲，也不应该是村干部。因此，可以认为，在“县、乡、镇政府”、“村两委会”、“农户”三者关系中，“农户”自主决定自己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大，这种三者关系的状态就越“好”，就越有利于农村中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反之，“农户”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越小，三者关系就越处在“不好”的状态。

“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等旨在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也逐渐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关系中新的序列，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示范基地”与“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是当前农村中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甚至是区域专业化的发展状况关联性更为紧密的内容。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这些经营模式中，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怎样的状况时，对本区（县）域中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呢？

如果农户获得了自主决定其资源投向的权力，但目前这种分散、以小农方式经营是不可能面对市场需求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是当前我国农业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农户只有加入到“经济合作组织”中、加入到“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的生产关系中，农户的生产才可能是适合市场需要的。加入到上述的生产关系中是农户与市场对接的必然路径。但问题是，加入到上述生产关系中去的农户，与龙头企业、示范基地、或者与经济合作组织之间，必须能够形成一种以双方认同的、受法律保护的契约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否则，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获得能够持续的物质利益。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收益在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分配机制问题。一般地说，分配机制越是基于双方的认同，双方关系的整合性程度就越高，就越能够产生较好的经济收益，这也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处在“好”的状态。

可以说，当前农村中这种关系如果不能实现整合，那么农户即使获得“自主决定其农业资源投向的权力”也不可能产生明显意义。而究竟应该如何促进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这种具有基本整合性的相互关系，则是当前非常需要研究的问题。

“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社会中的第三种关系。当前在许多农户的生产过程中，基本上是依赖以往的经验“靠天收”，没有多少常规农业技术的支持，更不用说高新农业技术的支持。而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由于当前农技推广体制的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技术资源闲置，导致农村中一方面是农户迫切需要技术，而另一方面是农业技术人员或转行干别的事情，或做起了涉农的生意，无人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这种状况是当前导致农户的种植、养殖结构难以进行合理调整，农产品质量和产量都难以提高，因而收入也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即使当前正在广泛兴起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示范基地+农户”等经营模式中，“农户”仍然是独立从事生产活动的基础单位。因此，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之间是否能构成稳定的技术服务与被服务相互关系，对每一个农户的农业生产是否能够真正增收，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并且，由于农户缺乏技术支持而产生的农产品品质不高，又会导致农户与龙头公司、与示范基地、与合作组织之间关系的矛盾，严重的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从宏观上看，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关于农业种植结构区域性调整的总体规划也只会是纸上谈兵。那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农村中的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处在怎样的状态才是“好”的结构状态，才可能顺利推进本区（县）域中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实现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呢？

从农业经济学角度看，当前我国的农业必须是技术、信息推动型农业，农业技术支持必须成为每一个农户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环节。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必须形成稳定的服务和被服务关系。形成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市场化途径，也可以探索由非市场化途径逐步过度到市场化途径。非市场化途径指通过政府支持途径为农户提供基础性、常规性农业技术的支持。养成农户依赖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的习惯。对于部分农户的高新农业技术支持则主要以市场化途径解决。但就目前农村中广大农户的情况看，政府投入是启动农业技术支持机制的关键。农业的技术投入必须成为一种国家的制度创新,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选择和农民自身。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政府通过各级财政渠道对农业技术支持问题进行投入，也并没有解决这样一些必须考虑的问题，即农业技术人员与农户之间如何形成和谐、稳定、能持续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看，通过设置适当的“权利——义务”系统，均衡双方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力”，使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户的“权益”都能够基本得以实现，是贯彻始终的关键问题。那么，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模式？我认为，这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制度创新才能回答的内容。当前，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观察一些在对于农户进行农业技术支持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农村的具体做法，总结并推进有效的制度创新方式。

基于上述三种关系序列都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内容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因此，概括起来讲，关于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作如下解释：一定的区（县）域中农村社会结构的状况（三种关系的整合程度），制约着该区（县）域中既有的农业经济资源（土地、资金、人力、技术等）的配置方式，制约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组织方式可能产生的效率和效益，因而制约着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形成合理调整的程度。具体地说，当农村社会结构越是处在“好的”状况时，该区（县）域中各种农业经济资源越可能形成比较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有效的配置的情况，从而使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都能得以健康、迅速地发展。反之，如果农村社会结构处在“不好”的状况，则该农村社区中各种农业经济资源就不太可能形成适应市场要求的配置，并且还会阻碍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健康发展。

2 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县、乡、村与农户的关系问题。当前的现实情况是，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忽略广大农户利益的价值取向，在仍未得到明显改变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支撑下，依然主导着县、乡、村干部的行为方式。资源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在县、乡、村干部手中。相当数量乡、村都存在“角色错位”或“角色混乱”的情况。其结果导致沿用计划体制下行政命令的办法推动本社区的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用行政手段强行搞集资、搞摊派，办政企不分、财务约束软化、效率低下的企业, 强迫农民接受劣质服务，随意收回或调动农民承包的土地等等现象大量存在。

而另一方面，自农业经济体制转型以来，随着市场机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逐步渗透，培育了广大农户作为独立市场经营主体、要求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当前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农户在农村社区中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普通农户的经济行为经常受到来自乡镇、村干部行政权力的干预。这就使得经济体制转型所要求的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权向市场经营主体分散的局面一直难以实现。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优秀就是还土地于农民，充分调动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通过农村经济体制转型，政府退出对农业经济的直接计划指令和计划调节，让市场来有效地配置农业生产资源。

那么，农户怎样才能获得自主支配其农业生产资源的权力呢？我们认为，必须通过削弱县、乡行政和村干部直接指挥农户经济行动的权力。或者说，必须赋予农户有能力不服从县、乡、村直接经济干预的法定的权利。重新调整县、乡、村、农户之间相互关系的“权利——义务”系统，是整合县、乡、村与农户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保证普通农户真正获得自主支配其农业资源权力的必要途径。

总之，从当前我国农村中县、乡、村、农户关系看，农村社会结构中仍然存在着阻碍农业生产资源实现合理、有效配置的问题。

农业经济类论文: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摘要: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势在必行。然而如何操作，才符合国际国内实际，是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实际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笔者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环境分析，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问题研究，提出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可操作性问题，即筹建农业项目筹备库、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以及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采取农科教结合，采取科教兴村等。

2000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是“九五”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今年的重要经济工作之一。现仅就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环境、特点、难点、重点问题，可操作性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以期与同行砌磋。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对“十年动乱”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 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高潮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 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 成果，从可操 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 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 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 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 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 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 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 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 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 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 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 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 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 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 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 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 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

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 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 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 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 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农业经济类论文: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1949—1978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1949—1978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所激励的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同，从而农业总产出有较大不同；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农业的产出也有不同。综合比较后认为：“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能较大程度地激励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土地和劳动等要素的利用率也较高，从而使农业总产值高速而稳定增长．

关键词 土地产权制度 农业生产效率 面板数据分析

一、引 言

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农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据统计，1950—1978年的29年间，农业总产值年增长在10％以上的有5年，负增长的也有5年，增长速度低于2％，基本上处于停滞的有3年。①这种起伏，可能与劳动力、土地、化肥、役畜和农业机械等生产性投入有关，也可能与对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投入、工农业产品价格差等政策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到其间以土地产权制度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变迁的影响．本文就是试图揭示这种影响。我们力图尽量准确地定量分析，但是需要克服两个困难：一是1949一1978年间有关统计数据的缺失，有关该期限内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的研究资料也比较少；二是土地制度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虽然客观存在，但是不能直接度量，从而不能对土地制度的效率做出评价。本文对1949一1978年影响农业产出的各种投入和政策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分析出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产出的作用。

① 参见李德彬、林顺宝等编《新中国农村经济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l页。

从理论上说，土地产权制度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土地产出。一是直接影响，即土地产权安排对人们的激励不同，从而影响人们投入生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二是间接影响，是指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即使投入相同数量的劳动力、生产资料等，也会有不同的产出。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以及使用生产资料的效率是不同的．本文尝试对两种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我们把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变迁作为主线，可以根据普遍现象或总体特征，大体上将1949—1978年分为以下几个典型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有更小的阶段，或者有上一个或下一个阶段的少量现象或特征存在，对此，本文不再做具体划分和分析)：1949—1952年实施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后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土地分散私有、分散经营．它不同于“”前的“地主集中私有、农民在地主一定的统一规划和支配下分散租佃经营”；1953—1958年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开始是政府引导、农民自愿参加的互助合作阶段，产权制度还是“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后来在政府的强制下，基本上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1959—1962年实施强制性化阶段，即土地变成了更大范围内的公有——统一所有，公社统一经营；1963—1978年实行所谓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就是划小了公有的单位——由公社所有变为大多数耕地为生产小队所有，同时划小了经营单位——生产小队统一经营。

我们尝试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1949—1978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各因素，如劳动力、土地、化肥、役畜和农业机械等投入变量，以及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数量、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政策变量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从而也能一定程度上分析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的影响。

本文先对此时间跨度内的农业生产效率分四个阶段进行计量回归，并对结果进行说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且说明受到的启示．

二、l949一1978年农业生产效率的计量分析

在下面的分析中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28个在1949—1978年间的常规投入，如劳动力、土地、化肥、役畜和农业机械，以及农业产出数据。①此外，还包括产业政策导向因素，如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支出数量、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政策变量。由于无法得到各省、市、自治区各时期能够代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数据，本文在计量中没有将其作为一个自变量进行处理．关于资料具体出处和调整、换算的详细情况在文章附录中给出，这里仅列出数据处理的主要过程和结果。根据上文描述的中国大陆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下面的分析也按如下四个时间段进行，即1949—1952年、1953—1958年、1959—1962年、1963—1978年。

本文中，农业产出使用的是农业总产值(y)，主要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值，与之相近的一个概念本文也将用到，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y1)，是指包括农业总产值(y)在内的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合并值。

① 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其中包括中国大陆最新区划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港、澳、台除外。由于重庆市划为直辖市时间较晚，并不在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内，另外海南省和四川省由于个别重要数据不全(如缺失农业产值的连续时间序列，也没有可以用来换算的相应的指数等指标，即使予以估计也将带来较大误差)，所以本文所用数据不包括这3个省份的数据。

投入数据中包括四种：土地、劳动、化肥、役畜和农业机械。土地(1)使用的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而非粮食面积，因为农业产出中使用的农业总产值，主要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值，而并非仅是粮食作物的产值，这样可使土地投入和产出的衡量对象一致。

劳动(1ab．)指的是在粮食和经济作物等种植业中的劳动者人数，而这个数据无法直接得到，本文根据乡村从业人员(1ab)的数量进行了换算．乡村从业人员中包括在种植业、动物饲养、渔业、林业等生产中的劳动者人数，为了得到种植业部门中的劳动力估计，乡村从业人员按农作物产出占农业总产出的价值份额，即按农业总产值(y)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y1)的份额，进行了加权。这样可使劳动投入和产出衡量的对象一致．

化肥(fer)指的是化肥施用量(折纯量)，由于各个时期化肥使用量数据的缺失，本文结合各省市自治区化肥产量和本地区化肥施用的变化规律，运用相应的方法对化肥施用量进行了换算。

役畜(m1)和农业机械(m2)中，本文将两者换算为一个变量。役畜数是参照每年底大牲畜头数来取得的，这是由于在1978年以前，中国大陆主要省份用于直接消费的大牲畜头数，与用于耕作的役畜数相比比较小，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个别省份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做了特别处理。农业机械投入是以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的，这个数据可以直接获得，部分缺失的数据，根据中国大陆在1970年以后才真正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实际，并结合各省份已有的数据进行了换算。役畜的单位是头，根据每头役畜为o．7马力的标准，将其换算为马力数，一马力相当于0．735千瓦，这样一头大牲畜相当于O．5145千瓦的农业机械动力数。①将役畜和农业机械的单位统一起来，并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分析中去。

① 这种换算比例由国家统计局建议采用，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00页．

产业政策导向因素，如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数量(f)、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p1)、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Pi)等政策变量，均可以从资料中获得．其中，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数量，是指地方财政支出中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数量，它是一个年度中用于本省份农业生产和事业发展的各种支付的归并值，包括中央对地方农业的支付．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被引入，主要用来反映国家制定的农业产业政策，体现在农民出售农产品和购人用于农业生产的工业品的价格上，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关于表1的说明：

(一)本文类似于生产函数法设定方程，用面板数据法(panel data)进行回归。具体回归方程为：

(五)在所有的回归中，变量log(m’)均未通过9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该变量对产出影响很小。这可能是因为在数据换算中，用年底大牲畜头数代表役畜数存在误差，在将其与农业机械总动力加总后，由于农业机械总动力部分数据的不准确，将这种误差放大了。另一种可能是，在1953—1978年经历的三种农作制度，即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化、生产小队体制，虽然从统一经营的意义上看，更有利于相对大型机械的使用，集体也可能更有能力购置机械，但是可能不利于农业中农业机械积极作用的发挥，机械的利用率低或者说对提高产出的作用有限．而1949—1952年实施阶段，虽然是明确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但由于役畜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均相对较少，对产出影响不大，造成了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六)在1949—1952年的回归中，作为变量的土地投入量，其影响的显著性不高，表明在这个时间段中土地投入对产出影响很小，但在其他年份的回归中，这个变量对产出的影响却很大，这有两个可能：(工)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2)1949—1952年数据不足，回归不准确。后者可能性更大。

(七)可以看出，影响产出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土地、劳动、化肥使用量。另外，财政支持农业数也是影响产出的一个因素。

(八)四个时间段比较来看。若不考虑1949—1952年，在1963—1978年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最大；1953—1958年次之，1959—1962年最小。在1959—1962年，土地投入的产出弹性最大；1953—1958年次之；1963—1978年土地投入的产出弹性最小。在1953—1978年，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基本上保持稳定，但在1953—1958年产出弹性最大。在1953—1962年，财政支持农业数对产出的影响不显著，但在1963—1978年，这一变量的影响增加很大。

(九)若不考虑1949—1952年中数据不足带来的问题，在这个时间段中，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在四个时间段中最大．

(十)另外，经过计算，结果说明人力资本引发的劳动力投入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极小，在回归分析中可以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对结果影响．

对表2的说明：除了1949—1952年的常数项不能通过90％的t检验以外，其余可以通过检验。

下面的表3是相应年份和变量的全国数据，由于资料中给出的数据不全，其中的斜体字为估计数值(估计方法与附录中相同)，加粗字体为1949—1952、1953—1958、1959—1962和1963—1978四个时间段中，数据较全的典型点数据，本文将在下面的分析中使用这些数据，配合前面的计量结果进行进一步讨论。

为了便于观察和分析，可以依据表3计算出不同时间段、也就是不同产权状态下的要素投入增长率和农业产出增长率，列为表4。

对表3和表4的分析：

1949—1952年农业总产值出现迅猛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3．81％．土地投入、化肥施用量和农业动力投入有较大幅度提高，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工4．94％、183．33％和27．46％．但劳动投入下降了2173万人，年均下降4．06％．投入农业的劳动力减少可能与当时的战争和支援战争占用大量人力有关。化肥和农业机械(1952年仅为18万千瓦，只相当于当年动力总数的O．04％)等投入绝对数量十分小．还有一点需要重视：此期间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具有明显的恢复性质，从长期战争和动乱时期转入经济建设．因此，无论是要素投入的增加还是产值的增长，都是恢复性的，与相应的产权制度相关度不可高估。

1953—1958年农业总产值和各生产要素投入均稳定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36％．劳动、土地、化肥年均增长2．03％、1．11％、89．20％，土地和农业动力投入仅在1958年稍有下降(因为大规模“工业化”)。化肥和农业机械(1957年仅为121万千瓦，只相当于当年动力数的2．73％)等技术因素投入绝对数量上相对落后。这一阶段，虽然要素投入增长速度和产值增长速度都不是很快，但是增长平稳。而且，经过几年恢复性增长后，可用于增加的要素已经很有限，带有技术性的要素又很缺乏，再加上国家的工业化开始明显占用更多资源。所以，从要素增加速度和产出增加速度看，这一阶段都不是很快，但是不等于投入和产出的比率不高。

1959—1962年农业总产值出现大幅波动，可以看出1959年和1960年农业总产值锐减，分别比上年下降12．19％和5．80％，1961年虽有好转，但只是比1958年稍有提高(另外一种说法是农业总产值在1959、1960年和1961年分别下降了14％、12％和2．5％)。1959—1962年4年劳动力平均比1958年减少2％，土地年平均投入比1958年减少5％，化肥年均增加4．3％，农业动力年均增加3。5％。农业产出年均下降5．6％．

显而易见，伴随着化运动(产权的“一大二公”)的是严重的农业危机。劳动力和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都减少(大量非正常死亡、因饥饿不能劳动或外出盲目流动)，土地大量??荒．作为当时农业动力投入主要内容的役畜数量下降(1959一1962年分别为7912、7336、6949、7020万头)。化肥施用量也出现大幅度波动，往年迅速增长的态势已经趋缓．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与自然灾害有关，但是更多的是产权制度的人为变化——人为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影响．

与之相应，1959、1960年和1961年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的财政数量(f)出现大幅上扬，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P1)上升，并拉大了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Pi)的差距。这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财政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救灾性的政策。从前面的计量分析结果可知，前者对农业生产的回升有效，后者可能无效。

1963—1978年农业总产值和要素投入增长相对平稳。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03％，化肥、农业动力和财政支持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9．84％、17．1％和16。45％，要远大于劳动和土地的年均增长率2．09％和0。47％，其中农业动力投入的增加主要源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和前面三个阶段相比，在劳动和土地增长较小的情况下(在一倍的增幅以下)，化肥、农业动力和财政支持的数量却增长了数倍。这一阶段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在经历了经济严重挫折后调整过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该制度下，可以看出，土地和劳动力投入虽然仍在增长，但是远远赶不上化肥和农业动力的增长速度．我们可以认定：在这种制度下，有利于农业机械的推广和运用——因为是大集体，既有能力(相对于分散私有)购置农业机械，也便于使用机械(相对分散经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农业机械和化肥投入数倍的增长，远远没有换取农业产值应有的增长，至少可以说，这些投入在当时的产权制度下利用率很低．

为了比较相同或可比较的生产要素投入情况下，各时间段相应土地制度下的产出情况，可利用已经求得的4个回归方程(每时间段一个，包括各自的常数项)，分别将表3中4个典型点(分别采自4个时间段中)：1952、1957、1962年和1965年的各投入要素和政策变量数值，分别代人4个回归方程中，得出16个农业总产值数量。也就是假定分别把1952、1957、1962年和1965年度的投入要素分别投入4个阶段不同的产权制度下，观察产值，然后对不同制度做比较和评价。这种方法类似于反历史事实计量法(新经济史学的方法)。下面的表5是检验和比较的结果。

关于表5的说明：

(一)应该对所有年度的数据加以检验，之所以只选择表5中4个年度的数据，是因为其余年度数据缺乏，有一些是估计的，如果全部使用，会增加不准确性。

(二)作为回归结果的农业总产值，和表3中相应时间段内实际产值有差异是正常的，因为求解回归方程时使用的数据是省际数据，表3中的农业总产值是全国的数据。

(三)表中括号内的数值，是根据波德(Borda)计算法①，按各行数据大小，分别赋予一个权数，如产值最大赋予4，较大赋予3，较小赋予2，最小赋予l。最后一行是各时间段纵向的权数之和。

(四)由于1949—1952年的回归中存在部分未能通过检验的误差，所以其排序和权数也会有一定误差。其余时间段的估计和赋值相对比较准确。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不同阶段上的土地产权制度不同，从而农业产出不同。按综合得分来看，在投入相同的生产要素和政策要素下，1953—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最大，1963—1978年最小，1959—1962年和1949—1952年居中。这里体现了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需要说明，借用这种方法，只能大体说明问题，大体显示了制度优劣，不具有准确性。

通过以上的大致比较，发现1963—1978年间的产权制度比1958—1962年间的产权制度还要差(相对于农业增长而言)，人们可能觉得不可信或不好理解。其实也是可以解释和理解的。因为“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真正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时间极短，1958—1962年间，特别是1959—1962年间，已经是特殊的时期了，既不是“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的制度(因为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也不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反映的要素投入和产值变化情况不完全是“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下的情况。但是，1959—1962年的状况又确实是1958年制度的结果，因而在上面分段时，把这几年归为一段，即“公社统一所有、统一经营”。

三、结论和启示

以中国大陆1949一1978年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产出的相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和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 这是让一夏尔·波德(Jean-Charles de Borda)于1781年提出的一种表达偏好强度的方法。参见乔．B．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一)不同阶段的不同产权制度，对人们投入土地、劳动、化肥等生产要素的激励程度确实不同(剔出了一些该剔除的因素以后得到的结论)。这是直接影响。

(二)如果投入相同的或者可比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要素的利用率不同。这是间接影响。

(三)综合考察和分析各时间段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可以认为：“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能较大程度地激励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单位土地和劳动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也较高，从而使农业总产值高速而稳定增长。

通过以上对历史的分析，引发了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对我们思考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状和演变方向的启示如下：

中国土地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相关性，是非常值得研究的。1949年或者更早一些至今的中国大陆土地制度的变化，就非常具有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这种研究现在不是多了、透了，而是不够。本文只是在数据不太全面的情况下对1949—1978年间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但这种有限的研究对认识我国土地产权的历史、现状和思考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革还是有重要启示的。历史上的“农民分散私有、分散经营”制度曾经短期内使要素投入及其利用率都有大幅提高。以保留农民土地私有权、自愿合作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却以土地公有(确切地说是公社所有)、公社统一经营结束，从非常有利于要素投入和农业增长开始，到使农业陷于危机结束。人们可能会作如下假设：如果合作化运动一直在保留农民所有权和自愿前提下进行，可能是一个理想的制度演进路径。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权安排已经是危机后不得不做出的“退让”了，这个时期平均的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并不低，可是，要素投入后的利用率却很低，中国人民在较高的年增长率背景下一直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家庭承包制的“集体统一所有、农民家庭分散经营”是中国大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重大创新，其短期的重大作用已经被事实证明。但是其局限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显现。它与1949—1952年的制度有类似：都是分散经营，农民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产权。但是不同的是：那时农民有所有权，而家庭承包制下农民没有(尽管农民可能一定程度上有所有权幻觉，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所有权的权能和收益)。对这种产权矛盾或模糊的状况，黄少安曾经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有所揭示和解释——农民没有所有权，却能拿承包的土地人股、获得土地股权、分享股权收益，当时把这种情况称为“准土地股权”①。值得重视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农业中的股份合作制确实类似上个世纪50年代的股份合作制(1953—1958年间的前期)．只是80年代的农民没有法律和实际上的完全的土地所有权。

2003年实施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承包地以物权保护、允许转让，是否还是介于有无所有权之间?给农民一个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或有一定的所有权幻觉和现实，是否是现阶段可行的产权安排(中国特色的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如果农民拥有现有土地的全部所有权，是否可行、有何利弊?对于这些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后才能给与答案的．这可能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政策操作层面提出建议时，我们需要更加慎重．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也可以告诉我们)：保留所有权(哪怕是不完整的所有权或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实行自愿前提下的适度统一经营，走上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农场式经营，可能是中国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理想而可行的变革方向。

A． 关于农业总产值(y)的换算。农业总产值是本文计量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么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河北省、 内蒙古自治区、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4个省份中缺失了1949—1978年的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北京市缺失了1949—1956年、辽宁省和上海市缺失了1949—1951年、福建省缺失了1949年、湖北缺失了1966—1969年和1974—1978年、海南省缺失了1949—1969年、西藏自治区缺失了1949—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的数据．个别省份也缺失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y1)的部分数据． 由于资料中已经给出了缺失数据年份的相应农业总产值的指数值，所以本文在分析中对部分重要的农业总产值数据，根据相应指数进行了换算。但是由于资料中所给农业总产值和指数指标间，进行换算也会存在误差(据有关统计部门的解释，是国家对各省份数据宏观调整的结果)，所以本文对部分缺失的农业总产值，进行了尽可能少的换算。对估算后误差较大的样本点，在尽量不影响计量分析的情况下予以舍弃．

B． 关于化肥施用量的换算．对于各省份某个时期缺失的化肥使用量数据，本文结合相应年份全国化肥施用量、全国化肥产量， 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化肥产量和本地区化肥施用的变化规律，运用相应的方法对化肥施用量进行了换算．全国化肥施用量、全国化肥产量的有关数据和分析如下：

表中所列数据中全国化肥产量和用量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个别化肥施用量数据缺失，使部分“用量／产量”和“今年用量／去年用量的比值”数值需要估算．对各省份化肥施用量进行的估算，主要依据其当年的化肥产量，尽量保持各个省份数据的有效性．在这个前提下，同时对有部分化肥施用量点数据的情况，根据其省份化肥施用量已有数据的规律进行了折算；对化肥施用量无典型点数据、且数据序列缺失较多的情况，主要依据全国化肥施用量的部分规律进行了折算。

C． 关于农业机械总动力的估算。下面表中，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给出的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 (单位：万千瓦)、年底大牲畜头数(单位：万头)数据进行了计算(仅有典型点数据，并没有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年底大牲畜头数的比值，是根据一头大牲畜相当于0．7马力 (一马力相当于o．735千瓦)来换算的，这样一头大牲畜相当于0．5145千瓦的农业机械动力数。这种换算比例由国家统计局建议采用，见于林救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1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1月第l版。

本文在计量分析中，将年底大牲畜头数近似估计为当年的役畜数，并将农业机械总动力与之归并在一起，作为生产性投入进行计算。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52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数相对于年底大牲畜头数，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中国大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主要是在1970年以后展开的。 因此，对部分省份缺失的1952年农业机械总动力数，本文将其数值估算为o(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个别省份拥有的1949—1952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数据，数量级十分小)．考虑到农业机械是一种耐耗品，不会因一次性投入而消失，所以参照全国增长的趋势，各省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也会出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对于拥有较多典型点数据的省份，本文对其缺失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数值直接进行了估算。对于缺失农业机械总动力数据较多的省份，考虑到资料中给出的全国相关数据也是点数据的情况，所以又根据下表进行了换算：

说明：个别省份数据的换算用如下方法，先用省际农作物播种面积除以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得到一个百分比，再用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乘以这个百分比。在得到各省市自治区上述相应年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点数据后，根据原来已有的部分数据，换算得到其它数值。

D． 关于乡村从业人员数据的换算。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有部分省份的乡村从业人员数据缺失， 由于在1949—1978年间中国大陆乡村中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不发达(中国大陆的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产业主要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乡村从业人员主要指的是乡村在第一产业中从业的人员，所以从业人员按照产业划分，第一产业中从业人员数量十分接近乡村从业人员数。对于部分省份缺失的乡村从业人员数据，本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进行了近似替代。个别省份还出现了上述两个连续数据均缺失、只有乡村从业人员或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点数据的情况，本文用各省份农业年底总人口的增长比率作为依据，推算出了相应年份的乡村从业人员的数值．

E． 关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换算。湖北省、河北省和浙江省等3个省份缺失了部分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数据，本文根据各省同年的粮食面积的变化率为依据，对部分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进行了换算。

农业经济类论文: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农业经济的区域差异

【 正 文】

一　汉水下游平原垸田农业区

长江中游地区所习称的"垸田"（也称"院田"）就是下游地区所说的"圩田"，"垸"与"圩"都是指堤岸。嘉靖《沔阳志》卷8 《河防》谓"沔居泽中"，地势低下，"江溢则没东南，汉溢则没西北，江汉并溢则洞庭沔湖汇为巨壑"，"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谓之'院'。"乾隆《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禀制宪晏各属水利岁修事例》云：

自京山以下，次潜江，次天门，次沔阳，地形愈洼，众水汇归，南北两岸夹河筑堤。其州县民人纠约邻伴，自行筑堤捍水保护田庐，谓之"垸"。各垸之田，少者数百亩、千余亩，亦多有至万余亩者。

因此，所谓"垸田"就是筑围堤、防御洪涝的水利田，堤垸实是垸田的标志，其功用主要是防御洪水。（注：当然，为了有效地防御洪涝，仅仅筑起堤垸是不够的，还要开挖排灌渠系、兴建引排涵洞、并保留蓄涝湖泊。因此，张国雄先生给垸田下的定义是："两湖平原河湖交错的水乡地区一种四周以堤防环绕、具备排灌工程设施的高产水利田。"参阅梅莉、张国雄、 晏昌贵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1页。）

张国雄博士对两湖平原垸田的兴起与发展作了详尽细致的研究。（注：参阅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四章"垸田的开发"，第87～134页。）他认为：两湖地区垸田的兴起，大致在南宋晚期， 不迟于13世纪中期的南宋端平、嘉熙年间（注：这一看法最初是石泉先生提出的（见所编《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讲义》，武汉大学历史系1981年油印本，第174页），张国雄对此作了详尽的考证，见石泉、 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 南宋晚期与元代江汉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江陵、荆门一带。明朝前朝，随着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江汉平原的广大湖滩河滨很快得到开发。嘉靖《沔阳志》记沔阳州垸田之开发云：

明兴，江汉既平，民稍垦田修堤，是时法禁明白，人力齐一，堤防坚厚，湖河深广，又垸少地旷，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颇宁。其后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闲田＠①土，易于购致，稍稍垦辟，岁月浸久，因攘为业。又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数十里而租不数斛，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以自固，家富力强则又增修之。

洪武至成化初（1368～约1468年）是汉水下游平原垸田的初兴阶段；成化至正德中（1469～1521年），垸田发展十分迅速，形成了垸田兴建以来的第一次高潮。嘉靖以后，由于移民继续大批移入，垸田增长速度更快，其分布也进一步向沼泽化的湖区和淤塞河港扩展。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垸田受到破坏，绝大部分堤垸均被废弃；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年），垸田逐步恢复，并在数量与规模上超过了明代。乾隆时期，垸田兴筑再次掀起高潮，垸田实际上已臻于饱和；嘉庆、道光以后，垸田围垦恶性膨胀，或"随淤随筑"，"凡湖渠泽薮有为泥沙填淤者，即争垦筑垸"（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3册，"堤垸"。 ）；或竭湖造田，湖泊渐次被垦为桑田。

汉水下游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沔阳、景陵（天门）、潜江、监利、汉川和汉阳、应城、云梦等州县，其中沔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地势低洼，湖泊相连，垸田开发最早也最为密集。 嘉靖《沔阳志》卷6《堤防》录嘉靖三年（1524年）知州储洵疏谓江水若自监利车木堤冲塌，"不惟其县受害，而沔阳后＠②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③潭凡四十余院、税粮八千余石高低淹没，尺寸不堪耕种"；若潜江排沙头、班家湾、新开便河及沔阳石牌铺等处水口冲塌，"每遇襄汉水发，则潜江、景陵二县，沔阳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莲河柘树凡七十余院、税粮一万五千余石亦无尺土耕种"，则到嘉靖初，沔阳州至少已有110 余垸（注：光绪《沔阳州志》卷3《堤防志》也称嘉靖中，沔阳垸田 "百有余区"。诸堤之名难以详考，除嘉靖《沔阳志》所及之熊家、＠③潭、莲河、柘树等院外，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沔阳州"山川"栏记有百石湖堤，堤内皆田，也当为垸田。）。潜江县在成化、正德时己有48垸，到万历间增至百余垸（注：康熙《潜江县志》卷3 "乡区"记载明成化间潜江县有5乡1坊48垸，万历《湖广总志》卷32《水利志》录有潜江37个"旧垸"、9 个"新垸"之名，张国雄认为它们很可能就是正德以前的48垸，并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复原了明早、中期潜江境内垸田的分布情况（参阅前揭《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105～106页，"图4-1"，其中可能有个别失误，如江＠④院、车老院，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 6荆州府"山川"栏，并"边临襄江"；而张国雄先生将之置于潜江东南境，可能有误。）。监利县在成化间由知县焦钦主持一次即修建堤垸25处（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6 荆州府"山川"栏"监利"县下。），"田之名垸者，星罗棋布。"（注：康熙《监利县志》卷尾，刘鸿浩：《重筑吴家lóu＠⑤堤记》。）景陵县在宣德中（1426～1435年）也己出现垸田。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沔阳州"山川"下记景陵县有古堤二，"一在县东北，长五里，以防义河水势，宣德间知县杨安修。一在县东北，上下有lóu＠⑤，一名穴河，一名红花。遇旱则贮湖水以灌田，泛则开lóu＠⑤以防潦，水势高则不开，成化间知县姜绾重修，弘治间川襄洞庭水泛冲滔，知县周瑞重筑以杀水势，民甚利焉。"此二堤虽不以垸为称，但由其功能来看，显然是垸堤。

汉川县垸田之出现似较沔阳、潜江、监利为晚，嘉靖《汉阳府志》与《湖广图经志书》所记汉阳府农田水利多为陂堰，垸堤较少（注：《汉阳府志》卷2《方域志》记汉阳县有谭家院、东西杨树堤、 李家堤、莲花堤、青草堤、山嘴堤、柘林堤、洲家堤、万家堤、郑家堤等，无以判断其是否为堤垸。）。汉川堤垸之大兴大约是在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19年）年间。白鱼垸原为汉江南河分流的一个支汊，"隆庆时，白鱼垸淤阜成陆，障堤成垸。"细鱼垸"本湖渠，明万历年间因淤筑垸。"（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3册。 ）南河垸"隆庆间民人于湖渚障堤为垸，延袤八十余里。"（注：同治《汉川县志》卷7《山川》。）天启四年（1624年），汉川县同时兴建了教子台、 太实、永固3垸（注：同治《汉川县志》卷9《堤防》。）。尽管如此，汉川堤垸的数量与规模看来都远远比不上沔阳、监利等州县。

清代堤垸之分布更为广泛，凡可资利用的河湖沼泽都渐次被围垦。汉水下游平原垸田分布最为密集的仍然是沔阳、潜江、监利、天门、汉川5州县。乾隆年间，沔阳州共有1368垸， 支河港汉与湖地多被"垦为阡陌，且各修堤垸障之，尽占水道。"（注：乾隆《沔阳州志》卷《赋役志》、 光绪《沔阳州志》卷2 《山川》。 ）潜江县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已有156垸（注：光绪《潜江县志》卷10《河防志》。这156垸中，有的沿袭明末而来，有的则属新筑，如猎塌湖、东西白湖、张蓼湖、枝江湖等等，都是康熙年间淤垫为垸田的，见康熙《潜江县志》卷3 《山川》。），到乾隆间，增加到160 余垸（注：乾隆《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制宪鄂奏移驻厅员分汛管堤》。）。监利县，据咸丰年间（1851～1861年）的统计，共有498 垸，"人稠地狭，绝少旷土。"（注：光绪《荆州府志》卷20《堤防志》；光绪《潜江县志》卷8 《风俗》。）天门县（即明代景县）菜子、老鹳、岳港、龙潜、上帐、下帐等湖在乾隆年间相继淤为平田，全县共有109 垸（注：乾隆《天门县志》卷1《地理志》，卷6《水利志》。）；后来较深的杨桑、高台湖也"大半淤塞"，到光绪间（1875～1908年），天门县垸田增加到200 余座（注：《襄堤成案》卷1， 《职员蒋元鸿等呈请督抚宪札饬钟潜二主勘估等修溃口不得观望协帮禀》。）。汉川县在康熙年间有35座官垸、8座民垸，乾隆年间民垸增加到265座（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第4册。）。

除以上5州县外，汉阳、应城、荆门也有部分堤垸。 光绪《汉阳县志》卷2《营建略》"堤防"称：汉阳县于康熙五十年筑永丰堤， "外距群湖，置石闸蓄泄内湖诸水。而蔡店迤南卑洼处亦有汉水旁溢忧，随建芭芒堤，作后障，是为修堤圩田之始。"在应城县南境与汉川县交界处，有郭家垸，始筑于万历二年（1574年），因常受yún＠⑥水之害，屡废屡修（注：光绪《应城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 荆门州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濒临汉水的沙洋一带。在沙洋西南的青村堤下，有彭家垸、南湾垸、小＠⑦垸、浩曾垸、王家垸、庄家垸等等（注：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卷2《建置志》"堤防"。）。

以垸田为主要特征的汉水下游平原农业区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麦类及黍、粟等杂粮也占有较大比重。这首先从农业用地的结构方面表现出来。明清有关记载中常把耕地分为田、地、山塘四类，其中"田"专指水田，"地"专指旱地，"山"指山林牧业用地，"塘"包括湖荡、陂塘，其实并非耕地，而是一种水利设施，可用于蓄水灌溉和养鱼。田、地、山、塘在全部农业用地中所占的比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稻、旱地作物生产以及林牧业、渔业（捕捞养殖业）在当地农业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嘉靖《靖阳府志》卷5 记载了不同年份汉阳府及所属汉阳、汉川二县的耕地状况，我们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为例计算出表1。

二　汉水中游以旱作为主的水旱兼作农业区

本节所说的汉水中游农业区，包括随枣走廊、襄宜平原与南阳盆地3个地理单元， 虽然随枣走廊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基本属于汉水下游地区，但考虑到其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更与汉水中游的襄宜平原接近（特别是随州与枣阳），所以我们将它归入汉水中游农业区。

汉水中游农业经济区最重要的特征是水旱兼作、而以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在地区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由随枣走廊而襄宜平原、而南阳盆地逐渐减少，旱作农业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递增。这首先从各州县载籍耕地的结构中反映出来，在本区最东端的安陆县，据龚胜生博士的计算，载籍耕地中水田所占的比重为64.8％，旱地占23.7％，山林占3. 9％，湖塘占7.5％，水田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而在本区西端的光化县，则是旱地占据着绝对优势。据正德《光化县志》卷1《田赋》 记载，正德七年（1512年），光化县共有官民田地湖荡688顷，其中水田72 顷，占总数的10.7％；地615顷，占总数的89.39％；湖荡81亩，占总数的0.12％。到清朝后期，光化县水田的比重有所增加，大约占全部农业用地的24.0％（旱地占75.9％，湖塘占0.1％）。在南漳县， 水田所占的比重为9.9％，旱地则占90.1％（注：此处安陆、光化、 南潭三县清代水旱田地的比重均据前揭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表8 "清代两湖州县耕地结构表"，第61～64页。）。南阳盆地的水田面积更少。盆地内生产条件最好的南阳县，在清末仅有稻田100顷，占全县可耕熟田的0.31％。这些稻田都分布在南阳县西当境低山中， 靠泉水灌溉（注：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到解放初的1953年， 南阳专区的水田只有437163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4％。邓县、 新野的水田占全县播种面积均只有0.02％（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工作队：《汉江流域地理调查》附表24，"汉江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统计表（1953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地方志中有关物产的记载也加强了我们的这种认识。道光《安陆县志》与同治《随州志》有关物产的记载均将"稻之属"列于首位，其下才分别是麦之属、豆之属等；而《襄阳府志》及各县志中则一般将稻、麦并列于"谷品"下，不再将稻单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稻地位的变化。乾隆《襄阳府志》卷6 《风俗物产》下总论襄属各州县物产状况云：

襄郡居楚北上游，地势颇高，水田少而旱地多，襄麦较下游诸郡独胜，以界连豫境，作面食佳。稻以光化六股泉产者为上，枣阳香稻亦不减也。

在襄阳府各州县中，以宜城县种水稻最多。 光绪《襄阳府志》卷9《建置志四》"水利"栏称："宜城三面临水，汉水绕其东南，蛮水饶其西南，地势平衍，为一郡稻米之乡。"但宜城的水稻种植也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同治《宜城县志》卷3《食货志》"物产"栏称：

宜境山泽原隰参半，有宜稻者，有宜麦菽杂粮者。初夏麦熟，民多食＠⑨，即大麦仁也。小麦不充常餐，恒储以市。宜稻之乡，自二渠废后，惟恃陂塘，偶值夏旱，即难有秋。一遇岁歉，多食蜀秫，或食荞麦，且有杂有野蔬者。

显然，宜城县在木渠、长渠湮废后，水稻种植受到水源的限制而大幅度减少。枣阳县东南部赂属于yún＠⑥水流域，陂堰较多，水稻种植较广；其西北境则"重冈九十九间，原田每每恒苦旱干"，以旱地作物为主（注：国民《枣阳县志》卷14《食货志》"农业"。）。至于南漳、襄阳、谷城、均州、光化以及属于郧阳府的保康县，则主要是在水源充足便于灌溉的河流谷地间有水稻种植，面积不大。南漳、保康二县的稻田集中在较为宽广的漳水、沮水和蛮水谷地，各水"岸侧暨支流均有平畴产稻"，"所产稻谷仅足供城市平坝之用，山农饔饔以包谷杂粮为主。"（注：国民《南潭县志》卷6《建置志二》"水利"；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8 《民食》。）襄阳县的稻谷产地主要有峪山、黄龙荡与张家山三处，谷城县与均州的水稻则集中在南、北河下游及其它山溪性河流谷地，光化县水田大都在汉水南岸沟溪两侧，汉水北岸的丘陵岗地几乎没有稻田存在（注：同治《襄阳县志》卷3 《食货志》"物产"；同治《谷城县志》卷2《水利》；光绪《均州志》卷6《赋役志》"物产"；光绪《光化县志》卷3"物产"。）。

南阳盆地在汉代曾是著名的稻米产区，但自六朝起，水稻种植即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虽然在唐宋时期曾有反复），到元代，文献中已见不到关于南阳地区种植水稻的记载，估计当时南阳地区即使有水稻种植，面积也不会很大。明朝中期，丘浚曾说荆襄唐邓有水陆之田，"可水耕之地，则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注：《明经世文编》卷72，丘浚：《屯田·荆襄唐邓之田》。）。开发水田，需要募南人经营，说明水稻种植技术在当地已失传，这当然是水稻生产大幅度减少的结果。王士性《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河南"下记载，"确山南多稻田， 近楚俗，北乃旱地，渐见风尘"。确山今属驻马店地区，唐白河流域大片田地都在确山一线以北，显然，其水稻生产已微不足道。嘉靖年间邓州水利屡复屡坏，致使地方官员考虑"不如听其种旱田之愈"（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53，河南四"南阳府"。）。在明代后期和清前期地方志关于物产的记载中，水稻的地位已很不重要。如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物产"栏的记载是："多粟、多麦、多菽、多脂麻，有黍、有稻、有稷、有荞。"顺治《邓州志》的记载与此相同。清中后期的一些地方志，干脆就没有水稻或者是间有水稻了。乾隆时人萧韶相《召父陂》诗云："南阳草莽已连阡，水到空闻召父贤。鹦鹉不知香稻少，秋声犹集废塘边。"（注：见乾隆《续河南通志》卷75，《艺文志》。）正是南阳农业沧桑巨变的写照。虽然在一些水源条件好的滨水地带还"间种jīng＠⑩稻"（注：光绪《南阳县志》卷2 《疆域志》"风俗"。），但总的说来，南阳盆地在明清时期已基本上成为较单纯的旱作农业区。

总之，汉水中游农业经济区虽然在总体上看是水旱兼作，但水稻种植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中安陆、随州、枣阳、宜城四州县水稻种植面积最大，在当地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较高；南漳、襄阳、保康、谷城等县已较少，光化、均州、新野、南阳、邓州、淅川诸州县更少，至于南阳北部诸县的水稻种植更是微不足道。同时，历明清两代，汉水中游各地的水稻种植面积还在持续下降。这种农业布局和演变趋势显然与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环境变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汉水中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为15～16℃，5～9月或6～9月平均气温均大于22℃，1 月平均气温2～3℃，7月平均气温28～29℃。年均降雨量700～850毫米。 一般说来，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比较适合水稻生产的（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第五章"气候"，第36～45页。）。但是，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正是我国著名的小冰期，年均气温比现代低得多，降雨量也要相应减少（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 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4页。）。年均气温与降雨量的降低，势必要影响到对水热条件都有较高要求的水稻种植。

但是，地理条件的变化并非决定性因素，导致汉水中游地区水田面积减少的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水利的废驰。汉水中游地区降雨集中， 7、8、9三个月的雨量常占年降雨量50％以上，春、秋则常发生干旱，特别是5月底为插秧季节，却正当少雨时期；同时， 丘陵岗地的落差较大，平原地带多沙质土壤，地表水不易自然保存，因此，稻作生产必须仰赖于蓄水灌溉，水利事业的兴衰也就决定着稻作农业甚至是地区经济的兴衰。又因为溪流含沙量大，土性疏松，蓄水陂堰易于淤浅；遇有洪水，堰堤又极易被冲毁。喜靖《邓州志》卷11《陂堰志》称："（邓州）壤土沙涸，而强为堤筑，则易坏。"光绪《南阳县志》也指出："（南阳诸水》依冈环注，随地可渠，然水流迅急，多沙易淤善徙……故县境陂堰名天下，其实难久而易淤。"所以，水利工程必须常加维修整治，稍加懈怠，就可能淤塞湮废。可是，汉水中游地区的农田水利并没有象汉水下游和荆江堤防那样的重要性，不足以引起政府的关注；虽然在一些勤政的地方官的提倡与主持下，部分州县的水利工程得到一定程度和整治与维修，但大多没有延续性，更未能形成制度。因此，就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地区而言，官府对于农田水利实际上是极不重视的。这是农田水利废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农田水利的衰败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顺治《邓州志》卷11《陂堰志》云：

天启以后，陂堰为豪强兼并，民间失其利，闸口淤塞，尽成旱田，讼益众。崇祯七八年后，陂堰尽荒，福府岁收租，至有被累死者。皇清十五年来，陂堰尽荒。

此言明末清初水利废驰之原因有三：一是为豪强兼并，民失其利；二是陂堰租税太重，业主不堪负担；三是战乱破坏，人口流散。光绪《南阳县志》卷9《沟渠》云：

凡农治田，人三十亩，水田则减三之一，而所收倍。蓄泄以时，不忧水旱。自明季陂堰失修，河深渠高，水不能至。旧农多宛徙，新籍者率来自秦晋，昧水利；或富连阡陌，不亲田事；佃农迁徙不恒，虽欲修不自主。又兴陂，动连数十村落，议龃龉多不合。旧陂废久，疑所用，则颇盗其堤堰土石，或境堙平之。

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南阳水利仍多失修的原因有数端：其一是迁入的人口多来自陕西、山西，不知水利；其二是业主不亲农事，不问水利之有无；其三是"亲田事"的佃户迁徙无常，不能也无力兴建水利；其四是水利工程动辄牵涉到几个乃至十数个村落，村落之间很难合作。此数端相结合，农田水利的衰败自是必然（注：明清时期汉水中游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普遍衰退与汉水下游平垸田的高度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原因何在，颇值得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展开充分讨论。除了正文简略提到的几点外，我还注意到黄宗智先生关于宋代以后太湖汉域水利事业之衰败原因的分析，其中颇有与汉水中游地区相类似者。请参阅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3～42页。）。

在旱地作物结构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玉米（包谷、玉蜀黍、玉高粱）和棉花种植的推广。玉米大约在清初开始进入汉水中游地区，到乾隆、嘉庆、道光时期逐渐推广，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乾隆十八年（1753年）湖广总督开泰在奏折中说：

楚省所属产有包谷一种，即京中所谓玉米者，民间每于山头崖侧、地角田边零星布种。其性易生，兼耐旱涝。二三月间种后，止须锄去野草，便自生发，无庸灌溉。六七月间结包，即可煮食；俟其包实坚老，收获碾碎可以拌米作饭作粥，并为汤饼之用，颇有香味，力田之家籍以佐米粮之不足。约略每一株结五六包至二三包不等，以每包百粒计之，收成不啻百倍，是以近年以来种植者日益加多。……现据襄阳府、随州、东湖县禀覆，各称可买二三千石、四五千石不等，尚有数处未经覆到，核其大势，如二万石内外。（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广总督开泰奏。）

稍后成书的乾隆《襄阳府志》卷6 "物产"栏述襄阳府粮食作物在麦、稻之外，"又有秫，一名玉高粱，俗名包谷，最耐旱。近时南漳、谷城、均州山地多产之，遂为贫民所常食。"显然，玉米种植已比较普遍，但面积不大，主要集中在山区和丘陵岗地，在平原地区则主要是于"地角田边零星布种"。乾喜年间，虽然玉米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但主要是在新开垦的山地，原有的"熟地"较少有改种者。因此，就汉水中游地区而言，山地较多的州县如南漳、保康、谷城、均州、光化、枣阳、淅川、裕州等，玉米种植也较多（注：同治《南潭县志》卷6 "物产"；《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同治《谷城县志》卷2"物产"；光绪《光化县志》卷3"物产"；民国《枣阳县志》卷6《舆地志》"物产"。）。

棉花于明代前期已在汉水中游地区普遍种植。天顺《襄阳郡志》卷1"土产"栏中已记有棉花（写作"绵花"），万历《襄阳府志》卷4"物产"仍之，且增加了绵布。同书卷12《食货五》"万历岁贡数"条记载："南京库折绵花绒米，共五千石，每石折绵花绒十斤，共五万斤。"说明襄阳府棉花产量已相当可观。乾隆《襄阳府志》卷6 "物产"将木棉与绵布列为全郡之"通产"。在襄阳府所属各州县中，枣阳产棉多且优。其所产棉布远销陕西（注：民国《枣阳县志》卷6 《舆地志》"物产"。）。

宜城也是重要的产棉县。同治《宜城县志》卷3 《食货志》"物产"称："邑少丝麻，惟恃木棉，乡野亦多种者。当岁晚务闲，闾阎争事纺织。"在随州，民户广种木棉，"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随民多恃此以为生计。"（注：同治《随州志》卷13"物产"。）在南阳，张履祥《南园先生全集》卷43《近古录》引钱懋登《厚语》载：

南阳李义卿，文达公之曾大父也。家有广地千亩，岁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是时价颇贱，停于邸舍。越三月，适临江三商议值，三百两交易讫。

文中所说的"文达公"即李贤，据《明史》卷167本传， 是宣德八年（1433年）进士，成化二年（1566年）59岁时故去，其曾大父李义卿不会是晚于永乐年间的人。因此，可以认为在明朝初年南阳即有较大面积的棉花种植。嘉靖《邓州志》卷10《赋役志》"物产"栏中记有布、绵花，顺治《邓州志》与嘉庆《南阳府志》均仍之。光绪《南阳县志》卷2 《疆域志》"物产"栏称南阳县"惟丝棉麻靛漆玉颇著。"但南阳地区的棉花种植远远赶不上襄阳地区广泛。在1953年的调查中，南阳地区的棉花种植南积占播种面积的4.33％，其中最高的邓县占6.65％，新野县占5.66％；而襄阳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则占总播面积的11.62 ％，其中枣阳县多达24.92％，宜城县为12.49％，襄阳县为11.31 ％（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附表25，"汉江流域各县1953年各种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统计表"。）。这虽然是后来的情形，但考虑到作物种植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可以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中后期的情况。

三　汉水上游农业经济区

汉水自丹江口以上为上游，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但有不少山间盆地散布其间。在陕西境内有汉中、西乡、安康、汉阴、商州--丹凤等盆地；在湖北境内有郧县、郧西、房县、均州等盆地。这些盆地，或因断层而生，或因侵蚀而成，成因不一，但同样都有广泛的新生代地层分布，易受侵蚀，故每造成平原、岗地和低矮的丘陵，在地貌上和四周矗立的山地形成明显的对照。由于土壤和水资源条件较好，这些河谷山间盆地经济开发较早，水田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经济上成为上游地区最重要的农业中心；而周围的山地（即所谓的"秦巴山区"）则直到明清时期才得到逐步开发，作物种植以旱地作物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与河谷盆地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汉水上游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域，即水旱兼作的河谷盆地和以旱作为主的秦巴山地。

1　河谷盆地水旱兼作区

汉中等盆地的土壤、水热条件与汉水中游地区比较接近，但由于水利事业较发达，所以水稻种植一直比较普遍。汉中盆地的灌溉水利起源甚早，很多地方志常将一些水利事业的起源远推至西汉时期，当非无因。到宋代，汉中地区已形成较系统的堰渠。《宋史》卷95《河渠志五》称："光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浇溉民田，顷亩浩瀚。每春首，随食水户田亩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其中山河堰"灌溉甚广，世传为汉萧何所作，嘉yòu＠(11)中，提举常平史zhào＠(12)奏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中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累曾修葺，旋即决坏。乾道七年，遂委御诸军统制吴拱经理，发卒万人助役，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复见古迹，并用水工准法修定。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余亩，昔之瘠薄，今为膏腴。"明清时期，以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等为主的许多堰渠仍在发挥作用，还新修、改建了不少堰渠。据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的记载统计，清中期汉中府南郑、褒城、城固、洋县4县共有堰63处，灌田17万余亩。 在汉中盆地西端的沔县，有12 堰，灌田17970亩；在汉水支流牧马河谷的西乡盆地，在41堰，灌田7740亩。

安康盆地和汉阴盆地的水利远赶不上汉中发达。"汉阴有月河一道，纳观音、仙溪、龙王沟、板峪各水，引水作渠数十道，灌田二万二千余亩。"（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嘉庆《汉阴厅志》卷2 《疆域志》境内共有灌溉河渠20余处，灌田二万余亩，与此大略相近。）"安康惟恒口引恒河、傅家河、南沟作千工堰、大济堰、南沟等堰，灌田六七千亩。余引黄洋河、观音河作渠，灌田无几"。但在黄洋河、坝河上游的平利县，山间坪坝发育，其大贵坪、丰口南、曾家坝、白土关、上下坝等18坝，"大者广一二里，长七八里，引水作渠，灌田约四五万亩。""这些堰渠大都是乾隆、嘉庆至道光中兴修的。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4"堰渠"下称：乾隆二十年旧《志》中仅有丰口坝、 狮子坝等处小堰渠6处，至道光中，"凡傍山小田能引水灌溉之处， 均由乡民自行修浚。"

丹江横穿商丹盆地，河谷宽广，乾隆《直隶商州志》卷2 称："丹水自胭脂关东流，过说法洞，绕（商）州城南，又东至张村铺、商洛镇、龙驹寨，经流二百里，两岸随地皆可开渠。"《三省边防备览》卷 8云："商州城外及东南各村，其平旷之处，与安康之恒口、汉阴之月河相似溪涧之水足资灌溉，而湖北武（昌）黄（州）、安徽潜（山）六（安）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

郧县盆地河谷甚宽，两岸均属丘陵，其水利以武阳、盛水二堰最为著名。但因为地近河南，客民多来自秦豫，对于开发水利不甚重视。堵河上游的竹溪盆地"川原平旷，溪流潆回，水田一带，风景绝似江乡。"房县东北境"平原＠(13)＠(13)溪流清漪，间有小阜，而锦畦锈塍，风景绝佳。"（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同治 《房县志》卷2记堰池51处，"或七八百石种，或五六百石种，或百余石种， 皆系顺河之大小闸以灌之也。"其中最大的＠(14)解堰灌田近二万亩。

除了这些较宽广的盆地外，山间狭小的平坝上也尽可能地利用水源以资灌溉。郧阳府郧西县处万山丛中，而天河、夹河（金钱河）河谷间有平坝，农民"或掘地而为塘，或筑堤而为堰，以予三农之用，虽曰瘠壤，而亦得为膏腴也。"（注：同治《郧西县志》卷6《水利志》。 ）汉中府留坝厅，"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灌数十亩、十数亩不等。"（注：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20《水利》。）（今镇巴县）处大巴山中，"山大林深，然过一高山，即有一田坪。星子山之东为楮河，厅西为九军三坝，南为渔肚坝、平落盐场，西南为仁村、黎坝，均为水田，宜稻。九军坝产稻最美，其粒重于他处。渔肚坝、楮河、平落盐场周围各数十里，俗称'万石平落，五千盐场'。"（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汉中等较大盆地的水利事业自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山间小盆地（平坝）农田水利的兴修显然与川楚等南方移民的进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前引《三省边防备览》与嘉庆《汉南续修郡志》中关于商州和留坝水利的兴修与川、楚、皖移民的关系即可见出一斑。人口来源结构的变化显然给土地的利用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水利事业的发展，使稻作生产的规模得以扩大。据彭雨新、张建民先生不完全的统计，在清中期，处于汉中盆地的南郑、城固、沔县、褒城、洋县五县水田面积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43.3％、21.2％、26.4％、8.5％、8.1％（注：参阅前揭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第282页，表5-7"部分州县水浇田地比例参考"。 著作者指出：由于各种记载悬殊甚大，这一统计数据仅能供作参考。 ）。 在1953年的调查中，以上五县水田和水浇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38.7％、35.55％、19.5％、37.3％、21.21％，汉中市为64.65 ％，西乡县为27.69％（注：前揭《汉江流域地理调查报告》附表24， "汉江流域各县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统计表"。）。由于这些县还包括盆地周围的大片山区，因此，实际上盆地内水田所占有的比重也明显比其他县高。许多地方志记载中都称这些州县的水田居十分之一。在前揭1953年的调查中，上述五县水田所占的比重分别是16.9％、5.12％、7.5 ％、12.23％、11.06％（注：需要说明的是，水田面积并不等于水稻种植面积，尽管绝大部分水田被用于种植水稻，但仍有不可忽略的部分水田被用来种植蔬菜和其它经济作物。）。

在条件优越的汉中盆地，至迟到清中后期，水田已较广泛地推广了稻麦复种制。《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云：

（汉中）水田夏秋两收，秋收稻谷，中岁乡斗常三石（京斗六石）；夏收城（固）、洋（县）浇冬水之麦亩一石二三斗，他无冬水者，乡斗亩六七斗为常。稻收后即犁而点麦，麦收后又犁而栽身秧，从不见其加粪，恃土力之厚耳。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3 《风土志》称：县境主要种植以稻麦为大宗，水稻"除南北深山及北境高原不能引水灌溉外，余皆产之。产量沃田每亩约二石至二石五斗。"大小麦则"于水田收稻后种之"，腴地每亩五斗至八斗。

汉中盆地内的旱地"以麦为正庄稼，麦收后种豆、种粟、种高粱、糁子。上地曰金地、银地，岁收麦亩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西乡、汉阴、商州、郧县、竹溪等小盆地内的情形大致相同。

汉水上游河谷盆地所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烟草、棉花等。烟草之种植大约始于清初，到嘉庆间，汉中盆地的烟草种植已经相当普遍。严如煜说："汉川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每亩可摘三四百jīn＠(15)，卖青蚨十千以外（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 《民食》。）。 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4《府志·食货论》称："城固＠(16)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棉花种植的推广则与两湖籍移民的进入有密切关系（注：汉水上游河谷盆地棉花种植始于元代，同治《房县志》卷11"物产"录元人熊涧谷《木棉诗》可证。唯在明代乃至清代前期种植面积都不大。直至乾隆年间，随着两湖及赣皖移民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植棉技术，棉花种植才逐渐推广。乾隆二十三年《续商州志》卷8 称：棉花，"近来植者渐广。"这正是南方移民逐渐进入商州地区的同时，光绪《洵阳县志》卷14《艺文》录竹枝词云："洵河大半楚人家，夜夜篝灯纺手车。宝庆女儿夸手段，明年多种木棉花。"更证明了两湖籍移民与汉水上游地区棉花种植之间的关系。），因此，商丹、房县、竹溪、安康等两湖籍移民分布较广泛的盆地内棉花种植也较早。到嘉庆道光间，西乡、汉中盆地的棉花种植也逐渐扩大。嘉庆《续修汉南郡志》卷27《艺文》称："近年汉南知种木棉，秋收之际，白英满畦，亦兴利之一端也。"但汉水上游棉花生产在国民以前一直不占重要地位，所产不敷本境之用，仰赖下游输入（注：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的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在"入境货物"中记录了大宗棉布，说明陕南棉织品不敷本境使用。）。

2　秦巴山地旱作杂粮区

在河谷山间盆地的四周是广褒的秦巴山地。　秦岭海拔高度一般约2500米，最高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其南坡坡长而缓，形成波状山地，有"九岭十八坡"之说。大巴山平均高度2000米左右，其北坡为变质岩和石灰岩山地，土层瘠薄。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秦巴山区都是丛山密林，除少数山间通道外，鲜有人迹。直到明中期，特别是清中期以后，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进入，秦巴山区才逐渐得到开发。到嘉庆、道光年间，秦巴山地的丛山密林中，到处都有客民的足迹，崇山峻岭，无不开辟垦殖。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云：

房居万山中，林木阴森，刚卤交错。自国初以来，日渐开垦，小民择高陵大阜，凡可树艺处，几至无地不毛。

土地资源条件较差的竹山县，"幅员宽广，昔时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近则五方聚处，渐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注：同治《竹山县志》卷7 《风俗》。 ）大巴山深处的砖坪厅处川陕交界地带，海拔大都在1500 米左右，"弥望皆崇山峻岭，民居落落如晨星。自yǎn＠(17)山毕公（沅）巡抚陕西，廉得南山中多隙地，谋于方伯、观察暨郡太守，招集开垦，俾无旷土。数年间，四方之已襁负而来者，不绝如缕。由是启之辟之，昔之黄茅白苇，今则绿壤青畴矣"（注：乾隆《兴安府志》卷26《艺文志》，曹希昆：《新设砖坪厅县丞衙门记》。）。到道光初年，砖坪厅"境内皆山，开垦无遗，即山坳石隙，无不遍及"（注：卢绅：《秦疆治略》。）。秦岭南坡西安府、汉中府、兴安府与商州四府交界的地区，在清初还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约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所以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增设五郎厅（后改为宁陕厅）。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屈指建治方三十二年，昔之鹿豕与游、上巢下窟者，今则市廛鳞接、百堵皆兴矣；昔之林木阴翳、荆榛塞路者，今则木拔道通、阡陌纵横矣。"（注：道光《宁陕厅志》卷4《艺文》。 ）佛坪是秦岭山区开发最晚的地方，道光四年（1824年）才设厅立治。至迟到嘉道之际，秦巴山区已经得到普遍的开发。

在流民大规模移垦之前，秦巴山地低山丘陵地带的作物种植以黍、稷、荞等杂粮为主，高寒山地则只有零星的燕麦、苦荞等作物。移民进入后，除在河谷与山间平坝大力发展水利事业、扩大水田面积外，在低山丘陵地带主要是推广玉米种植，而在中高山区则广泛种植马铃薯。

萧正洪先生的研究表明：陕南最早种植玉米的确切记载，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西乡县志》，但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只有西乡、石泉、山阳、洋县、略阳、镇安等6县有玉米种植； 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山区的玉米种植面积终于超过粟谷杂粮，跃居旱作物的首位（注：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 1期。）。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云：

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鄂西北山区玉米的普遍种植当比南山地稍早。同治《房县志》卷11"物产"栏称："（包谷）自乾隆十七年大收数岁，山农恃为命，家家种植。七八月清暖则倍收，山乡甚赖其利；间或歉收，则合邑粮价为之增贵。"说明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鄂西北山区已普遍种植上玉米。无论是鄂西北，还是陕南，在清中期以后，玉米都已成为山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

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至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大米不耐饥，而包谷能果腹，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相当，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

郧阳府各属"崇山峻岭，平畴水田十居一二，山农所恃以为饔餐者，麦也，荞也，粟也，总以玉黍为主。至稻麦，惟士官与市廛之民得以食之。"在商州各属，"镇安、山阳寸趾皆山，绝少水利；商南商雒间有水田，然亦不多。故商自本州而外，属城四邑，民食皆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兴安府七邑水田计"不逮南（郑）、城（固）一邑之多，山民全资包谷杂粮。"汉中府属留坝、定远、凤县、略阳、洋县等，也"均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注：《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在南郑县，盆地四周的山区也多产玉米，其产量每亩约三斗至五斗（注：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3《风土志》"物产"。）。

马铃薯（洋芋）在秦巴山地的推广，比玉米要迟一些，大约是在嘉庆年间，童兆荣《童温处公遗书》卷3 《陈报各属山民灾歉请筹拨籽种口食银两禀》云：

查洋芋一种，不知始自何时，询之土人，佥称嘉庆教匪乱后，各省客民来山开垦，其种渐繁。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卷9 《土产志》"洋芋"条下称："旧《志》未载。相传杨侯遇春剿贼于此，军中采以供食，山中居民始知兴种，故俗又称为杨芋。或云，乾隆间杨口仕广东，自外洋购归。"看来乾隆间山中已有种植，嘉庆以后才全面推广。

山区的作物种植呈现出典型的垂直分布的特征。在河谷和山间平坝，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条件，兴修渠堰，开发水田，种植水稻；在低山丘陵地带，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在中高山地带，则只能种植洋芋和部分杂粮。道光《石泉县志》卷2 《田赋志》"物产"栏称："五谷不尽种。水田种稻，坡地种包谷，麦豆则间种焉。"又说："石邑水田十仅有二，稻谷无多，高山随便播种，更难概论，惟坡地须酌种麦。"道光《紫阳县志》卷3《食货志》"树艺"栏也说：浅山低坡，尽种包谷、 麻、豆；山顶老林之旁，负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荞麦、燕麦、洋芋、红苕。道光《宁陕厅志》卷1《风俗》谓："其日用常食以包谷为主，老林中杂以洋芋、苦荞，低山亦种豆、麦、高梁，至稻田惟近溪靠水，筑成阡陌，不过山地中十分之一。"但在道光以后，由于山区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而地力下降，产出减少，所以高产的洋芋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光绪《定远厅志》卷5《地理志》"风俗"云："高山之民， 尤赖洋芋为生活。道光前惟种高山，近则高下俱种。"

要言之，汉水上游地区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依次形成三个大致清淅的作物分布区域：河谷盆地和山间平坝是传统的主要农业区，以种植水稻和麦类作物为主，玉米等杂粮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普遍实行稻麦复种或麦--杂粮一年二熟制：低山丘陵地带乃是在乾隆以后逐渐形成的、以玉米为主要作物的种植区域，以一熟制为主，间有实行麦--玉米（或粟谷、洋芋）二熟制者；中高山地则是嘉庆以后开辟的、以种植马铃薯、苦荞为主的区域，普遍实行一熟制（注：参阅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农业经济类论文:农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论文关键词】投入机制;农业产业化;经济结构;城镇化

【论文摘要】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投入不足、规模狭小、科技水平低、对市场信息捕捉能力差、劳动力过剩等矛盾，本文就此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世界上各类产品中只有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才能保障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对社会安定及社会效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在运营中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面对极富竞争力的国外农产品的大量涌入，我国已经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1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1.1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我国对农业的投资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还未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农业投入机制，各级各部门对农业的投入还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农业投入的增加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由于投入不足，农业抗灾能力明显下降，我国大部分六七十代建立的农业基础设施还在发挥作用，这些工程大多已超期服役。现有水库1/3带病运行，灌区工程基本完好率仅为33%，年久老化，效益衰退现象十分普遍。

1.2农业生产规模狭小，滞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的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平均只有5～6亩，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我国这样小的家庭经营规模，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科学化管理，不利于统一供种、机械作业、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和采用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加大了经营成本，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1.3农民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不足，农产品增产不增收市场决定生产、生产服务市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来组织和调配生产要素，才能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农民种什么，养什么，不是政府所能确定的，也不是农民随心所欲的，而是由国内外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的。近年来，一些地方在结构调整中，不研究市场规律，而是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造成各种“大战”，如红麻大战、柑桔大战、苹果大战、蚕茧大战等此起彼伏，造成农业生产能力的大起大落，农民投资的巨大损失。

1.4农业科技水平低，科技推广缓慢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的现状，存在“三低一高”现象：一是农业发展中的科技含量低。二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三是转化成果普及率低。目前，我国此项比率为30—40%，也就是说成果转化后的2/3没有得到普及。四是农村文盲半文盲比重高。我国共有2亿多文盲半文盲，而2/3集中在农村。农业科技水平低已经成为今后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5农村就业结构不合理，劳动力严重过剩双重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不平等的公民身份，就业、福利、社会保障对城市公民的倾斜，限制了农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割裂了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双重交换体制的存在，使城乡之间商品交换形成了剪刀差，而农民通过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资金，又不能在城市形成应有的投入产出效益，也未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由于政策上的盲目性，前几年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技术含量低、经济效益低，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纷纷倒闭，乡镇企业职工又纷纷回到了土地上务农。

2农业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

针对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各级政府要从实际出发，围绕优化市场环境、搞好服务指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调整农村和农业结构，促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2.1完善农业投入机制，切实增加农业投入要建立和完善以国家财政资金为导向，以集体和农民投资为主体，以利用外资和吸收社会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实行财政资金与其他资金相结合、直接投入与间接投入相结合、有偿投入与无偿投入相结合，从而全方位地加强对农业的资金支持。

2.2完善农业家庭组织形式，加大农业产业化步伐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大胆探索新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大力发展“公司+农户”的产业模式，组织和引导广大农户按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生产。农民通过参与龙头企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扩大规模，壮大实力，还可以从农产品的加工、流通等环节得到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以前农民只是种养一个环节取得收入。

2.3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调整农业结构农业是一个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产业，不同的农产品只有在适宜的土壤气候条件下才能得到理想的品质和产量。把握区域经济特点，发展优质、名牌产品，改变一般农产品“资源型、趋同型、低变化”的状况，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出路。种养业要在布局上实现转移，即从不适宜区向适宜区和最适宜区转移，从分散产区向集中规模化产区转移。要以科技示范区为载体，按照市场需求淘汰传统低劣品种和落后技术，大力推广良种工程，把引进、选育和推广农产品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任务。以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工程为突破口，寻求地域、季节和市场差异，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基层政府要及时转变职能，变管理为服务，通过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帮助农民抢抓市场机遇，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合同农业和创汇农业，正确处理好生产与市场的关系，克服结构调整中的盲目性和分散性。

2.4改变农业科研体制，做好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科技机构应当通过调整结构、分流人才、转换机制，使种子、农药、饲料、疫苗、农产品加工等单位逐步由事业法人变为企业法人，成为科工（农）贸一体化经营的科技企业，或者进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缩短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周期。建立社会公益及基础型科研机构，从事遗传育种、病虫害灾变规律及防治机制、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综合增产技术及规律、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等研究，建立起高效、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建立农业知识、技术转化的新体制，成立以“县为中心、乡为骨干、村为基础、专群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试验示范和二次开发及转化工作，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制度化的农民成人教育体系，组织农民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现代科技知识和市场经营本领。

2.5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一是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坚持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企业。二是将有发展前途、具有区位、地理、经济优势的小城镇作为发展重点。利用小城镇的集约优势发展壮大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不仅为小城镇带来了动力，也增加了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人口集中又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取消户籍管制，缩小城乡差别，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民向小城镇迁移。三是实行土地使用权转让，鼓励有经商能力的农民转让土地使用权，向城镇转移，允许农民以土地入股，促使农业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

农业经济类论文:关于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第三代领导集体；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丰富；发展

论文摘要：邓小平关于农业经济的思想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它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农村经营体制；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走科教兴农之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邓小平关于农业经济的思想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农业是根本，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抓农业要重点抓粮食，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业的长期政策；要积极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等。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

同志从主持全面工作以来，反复强调农业的特殊重要性，明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同志认为重视农业、加强农业的关键是在农村经营体制、农村市场体系、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这几个层次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改革农村经营体制

同志认为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主要是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今后的任务是要探索较高生产力水平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实现形式，其目标是引导农民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实现集约化生产经营。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实现耕种、灌溉、植保、良种供应、技术指导等的统一，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一种新的规模经营形式，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确立优势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产，由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良种、技术、资金等服务，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从而形成整体规模效益。

二、健全农村市场体系

同志指出：目前农村的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需要进一步改革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体制，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加快农村供销体制的改革。同时，要大力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经营方式，引导农民发展各种新的联合与合作，逐步建立和发展连接农户与市场的各种必要的中介组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健全农村市场体系方面总的方针是：(1)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确立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在继续建设初级形态的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建设中心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批发市场的建设中要接市场规律办事，避免政府干预过多。(2)推进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市场的发展。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稳步而慎重地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完善农村金融制度；促进土地使用权合理流动。(3)要发挥政府在健全市场体系中的引导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市场信息和制定市场规则，规范和公正市场交易制度。

三、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

增强农业后劲，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比较健全的农业保护政策和保护机制。同志认为：要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的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经过多年的探索，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了对农业的保护政策：

1．实施价格保护制度，包括农产品价格保护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保护

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是以市场形成价格为前提，通过政府收购和差价补贴两种方式保护农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特别是保护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大宗产品如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种粮食作物的合同定购和专储部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保护制度主要是从税收、用汇方面实行优惠和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的比较利益。

2．完善农业政策性贷款制度，解决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的问题

国家为此不仅设立了农业发展银行，而且财政逐年增加了对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投入。此外，国家还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加强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指导和支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生产的金融政策。

3．大力保护农业资源主要是保护耕地资源

不仅加强了立法和司法保护，对破坏土地资源的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的力度，而且扩大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承包期延长为30年不变，山林为50年不变，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调动了农民保护土地资源的积极性。

四、走科教兴农之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1．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同志十分重视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问题，他说；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稀缺，人均耕地只有世界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口还在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靠什么来满足需求的增长呢?农业要增加投入，但靠大规模增加新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投入显然是不现实的，根本的出路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业投入中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也就是说，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他还指出：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业仍处于粗放经营状态，一方面人均资源相当紧缺，另一方面资源浪费又相当严重，如灌溉用水、施用化肥，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不到40%，化肥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果不改变这种高耗低效的生产方式，在资源投入方面我们将难以为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战略眼光和紧迫感。

2．关键在科教兴农

同志指出：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狠抓科教兴农，把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提高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首先要抓好科技成果的推广我国每年取得大批农业科研成果，但真正能在生产中起作用的还不多，大部分都滞留在实验室或试验田里。发生上述情况，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不健全，二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比较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采取了多种形式，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工作者去农村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并改革和调整农村教育体系，多办初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并加强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

五、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

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具体形式，中央没有作具体的规定，各地在实践中有许多不同的创造，有纵向一体化经营和横向一体化经营。纵向一体化经营的模式是“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政府的组织引导作用比较直接；横向一体化经营是把千家万户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直接组织起来，从而使农业的市场结构彻底实现由完全竞争向垄断竞争转变，其组织载体可以是按照国际惯例以合作原则组建的农业合作社，也可以是不同类型的较为松散的农民协会。我国最初是以纵向一体化经营为主，以后有些地方开始向横向一体化经营发展。

六、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我国农业也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必须坚持的十条方针之一。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关于以水利为重点，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水利建设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应从长计议，全面考虑，科学选比，周密计划当务之急要加大投入，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提高防洪能力。

农业经济类论文: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时代价值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农民利益；农业经济思想；时代价值

[论文内容提要]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他从重视农民利益入手，把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民利益的满足结合起来；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结合起来；把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局结合起来的思想，为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时代意义。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问题。它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局和发展趋势，决定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建国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始终把“三农”问题放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战略高度去考虑，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思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

一、立足国情，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

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他多次强调，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业能不能发展，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只有近十亿农民进入了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小平同志还多次谆谆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1] 。可以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最基础的内容。

“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邓小平深刻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如果我国粮食生产出了大问题，任何国家也救不了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放松农业生产，想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是不切实际的危险想法。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考虑中国问题，首先必须要考虑农业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他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的发展，商品的和其它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1]他还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农业发展了就不会拖现代化的后腿，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就会解决。

二、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给农民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意愿，确保农民利益

邓小平尊重群众，时刻关注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意义，明晰了以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搞好农村工作来解决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新思路。并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把农民问题当做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改革的先导、发展的基础、稳定的根本。把农民问题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认真总结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骤、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提出以农民个人利益取代抽象的集体利益，充分肯定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把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民物质利益的满足有机结合起来。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2]邓小平摒弃了过去只重视精神而忽视物质利益的做法，提出重视物质利益，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了农民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

邓小平尊重农民意愿，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尊重农民的意愿。“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3]他在1980年《关于农业政策问题》中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必须“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愿意出发，这一点很重要。”[2]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他毫不隐讳他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并善于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智慧。另外他还认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富起来。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4]自始至终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主题。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进程。

三、澄清在农民利益问题上的认识误区，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对待农民利益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源于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不论是在列宁或斯大林时期直到苏联解体，一直沿用的政策是损害农民的利益。虽然列宁后来也意识到了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并指出应当承认和尊重农民的私人利益，并开始把满足农民愿望和要求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把农民利益问题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结合起来了。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意味着农民利益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再次犯了剥夺农民、侵犯农民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中国与前苏联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利益问题，所以革命很成功。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由于对农业的改造过急过快，迫使农民与土地、与劳动成果分离，严重侵犯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则是对农民生活资料和自主经营权的剥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政策创新，而且把政策创新的突破口放在占全国80％人口的农村。邓小平始终坚持把解决农民问题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联系起来，将社会主义标准与农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人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个人利益。把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作为新时期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基本政策，从而启动以解决农村问题和满足农民利益为目标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使农民得到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他在摒弃“贫困有利于社会主义”，“穷则革命富则修”的错误论调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贫穷，而是富。但是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由此可见，由于邓小平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而且也为党今后制定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新世纪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出发点，以农民利益问题为突破口的。这也正是邓小平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创新结合起来的时代价值所在。

四、把农民利益与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使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农民利益的实现和保护程度关系到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邓小平指出：“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的人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也是不行的。”[1]“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1]可见邓小平对农民在中国社会稳定中的作用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指出了农民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政治变量，其价值不可低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日益增强，他们的社会作用越来越显著。要稳定农民，必须关注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利益。而农民对政府的态度，则取决于他们的利益是否得到应有的实现和保护。只有农民的利益不断得到实现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农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才会增强，社会才能获得稳定的根基。可见，邓小平同志把农民利益从单纯的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来思考，把农民利益问题的解决与保护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这对于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中国来说，其所蕴涵的时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五、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精神营养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以农为本”的重农主义，但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和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思想确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为前提，实行的是剥农、夺农的重农政策。而邓小平的重农思想则是从重视农民利益入手，把农民利益纳入社会主义改革的范畴，建立以利益为优秀的机制，既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能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实现和保护；既能使农民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真正地共同富裕起来，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重农思想中所蕴涵的对农民利益问题的深切关注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一个呼应新时期发展战略统领全局的新提法。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也表明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所奉行的新重农思想是把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把发展现代农业放在首位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新一届领导集体奔着为广大农民群众谋求利益的目的，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政策上向农业倾斜，给农民平等的权利，给农村优先的地位，给农业更多的反哺。在经济上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确保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善待他们，尊重他们，给他们充分的民主权利；在文化上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转变他们的观念，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他们讲民主、讲科学、讲公德等现代文明意识。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针对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矛盾，以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在重农方面进行大胆的政策创新。如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民免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等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各项制度。可以说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重农思想和邓小平重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农民利益的实现。通过重视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凸显的 “三农”问题。所以，邓小平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前新农村经济建设仍具有十分深远的时代意义。

农业经济类论文:清代江汉平原垸田农业经济特性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探讨了江汉平原垸田的一些基本经济特性。文章认为烷田是当地人民在长期与水争地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其土地可分水田、旱地、水旱不定型耕地及湖底水田等四种；其形成则分先有成熟耕地然后围垸挡水及先围垸再垦辟成田（围湖造田）两种。垸田内的耕作制度包括水旱轮作制、单季或双季稻作、粮棉等连作混作轮作等。垸田在江汉平原总耕地中的高比例及垸内作物的相对高产使得它在地方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 键 词】清代/江汉平原/垸田/农业经济

【 正 文】

垸田是江汉-洞庭湖区土地利用的突出方式，它在明清时期该地区的开发过程中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在当地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圩田相提并论。对垸田的开发利用、垸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垸田与水灾的关系以及垸田的利弊功过等已有人作过大量研究（注：参见张家炎《十年来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然而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评价垸田，在以往的研究中则或语焉未详，或阙而不论。本文试选取江汉平原为研究地区，以垸田大致定型的清代为研究时段，对垸田的种类、垸田在总耕地中的具体比例、垸田内部的水旱比例关系、垸田内部的耕作制度以及垸田的经济地位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垸田形成的原因

垸田的形成、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类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一）江汉平原湖区地理特征的影响

江汉平原在战国时尚是犀兕虎豹出没、鱼鳖虾蟹游弋的湖沼泽国。长江自西徂东、汉水由北向南在此汇聚，它们挟带的大量泥沙在此不断沉降聚集，形成大小不等的陆上三角洲。日积月累，这些陆上三角洲不断合并，形成典型的内河冲积平原。平原上除有长江、汉水两大河流外，其他较大的河流还有东荆河、内荆河、沮漳河和汉北河等。这些河流两岸因年复一年的河流自然泛滥，泥沙淤积形成较高亢的地势，其间较低洼的地方则淤积成田。两岸人民筑堤堵水之后淤积更甚，故长江、汉水大堤之外的洲滩地势高亢（地面高程达38至40米，而堤内的平原一般比堤外洲滩地低约3至6米），江河之间的平原腹地及平原外围岗地边缘地势便相对较低，积水汇聚而密布湖沼（建国初期尚有湖泊面积1250万亩，占全区总面积的1/6），地面高程多在25至30米以内甚至更低。（注：《湖北农业地理》编写组：《湖北农业地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单从地理角度分析，要在这些地方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即非筑堤围垸不可，垸田在江汉平原也正是由江河两岸的高亢地带逐渐向中间低洼湖区推进。

（二）政府垦殖政策的作用

迄止唐代，江汉平原的众多湖泊并未遭到围垦，一直发挥着其正常调节洪水蓄泄的功能，所以史籍上的水灾记载也很少。南宋偏安后，江汉平原曾是抗击北方势力的前沿阵地，政府在这里兴办屯垦，开始将湖渚拓殖为农田，这是垸田大规模垦辟的先声。真正大规模筑堤围垸则是入明以后的事（注：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5页。），"明兴，江汉既平，民稍垦田修堤"（注：嘉靖《沔阳州志》卷八《河防志》。）。明政府不仅令民自耕，也督促地方官为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如筑修万城堤（注：此堤乃今荆江大堤的前身，系整个江汉平原的屏障，它的存毁直接关系着垸田的兴废。）等。

清王朝为建立伊始解决财政困难也积极鼓励开垦湖荒，还要求有能力者提供耕牛、种子、资金，并以此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如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政府谕令汉阳、荆州、安陆等府知府督率平原各县官吏加紧兴修堤防，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又规定岁修时限和惩罚措施。（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三一《工部》《水利·各省江防》，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688页。）因而至清中后期，"昔以湖名者，大半已变桑田，丈量起科，输赋朝廷"（注：同治《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二。）。围垸此时已达到高峰并基本趋于饱和。（注：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农业考古》1989年第1、2期。如在明代几乎没有垸田的枝江县到清代也筑起了二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围垸（据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地理志》下《堤防》载该县共有大小24垸，其所附挽筑朝代分别是隆庆1垸、康熙3垸、雍正3垸、乾隆12垸、嘉庆4垸、道光1垸）。）

（三）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

垸田是人口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土地拓展的必然结果。江汉平原的人口从明代的一百多万增加到清中期的一千多万，（注：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移民及其阶段性人口增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不到四百年的时间人口增加了许多倍。在农业生产技术并无重大突破的前提下，在原有的土地上要养活几倍以上的人口是不可想像的，主要的解决办法便是开垦荒地以增加耕地面积，而江汉平原的最大宗荒地便是湖荒（20世纪末当地仍有超过百万亩的湖荒待垦（注：荆州地区农业局：《荆州地区2000年种植业发展战略》（打印稿），1987年，第8页。）。垸田垦辟与人口增长又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明清江汉平原曾有大量外省移民迁入，他们迁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地存在可以大量开垦的湖荒，而湖荒的开垦又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增长了的人口又去开垦更多的荒地，如此循环发展便促进垸田的不断垦辟。

二、垸田的形成与结构

（一）垸田的围垦方式

虽说垸田系由筑堤挡水而成，但如何围垦也因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方式，简括言之可分截河与围湖两种。其中截河又可分两种，一是围垦因人为堵塞长江、汉水的分流穴口而形成的废弃河道；一是围垦逐年淤塞的河港，从面积上讲此种围垸比前一种要多，在大堤外洲滩上兴修的滩垸亦属此类。围湖也分两种，一是筑堤保护滨湖地区已有的田地（又分初围、再围）；一是筑堤围湖涸水为田，此种垸田多但形成时间要长，（注：截河与围湖的分法详见梅莉、张国雄、晏昌贵《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100页。）因其间有一个慢慢熟化土壤的过程，所以"竭湖水造田，未成垸者始则业藕，久乃成田，在在有之"（注：同治《楚北水利堤防纪要》卷二。）。清后期规模大、危害重、屡禁不止的私垸的围筑方式就多属于此类："始则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继则借水粮鱼课四围筑堤以成垸。"（注：光绪《荆州万城堤志》卷八《私堤》上。）不同地理位置围垦方式不同，从中获取的收益也不同，"高田为堤垸，下田为沮沼，高田多收籽粒，下田亦收菱芡凫雁鱼虾之利"（注：同治《汉川县志》卷九《堤坊》。）。

（二）垸田的结构

广义的垸田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先有成熟耕地然后围垸挡水而成，如荆州"民间于田亩周围筑堤以御水患，名曰院俗作垸"（注：光绪《荆州府志》卷二《堤防志四》，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本，第201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大堤或所有支堤之内的耕地全系垸田，至少大部分算垸田，比较明显的例子如直到现在当地还有许多以垸为名的自然村，如罗成垸、张成垸、马家垸、横堤垸等（散布在今石首市政府所在地周围），这些垸名在旧方志中均见著录。一种是先围垸再垦辟成田，以江边、湖边为常见，亦即后世所谓的围湖造田。荆州府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八年，"渐次垦复田地湖塘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二顷五十五亩四厘九分有奇"（注：光绪《荆州府志》卷一四《经政志二·田赋》，第137页。），即属后者。总的来说，江汉平原许多县份"四乡绝无山地，均系围垸"（注：李＠①：《牧沔纪略》卷下《钱粮善后事宜》，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35页。）。

垸有大小之分，大垸内一般包含有多个小垸，江陵县白莒垸就由十三个较小的垸组成，这些小垸与小垸之间有隔堤，其作用既可防御垸内湖水倒灌，也可防止一垸被淹数垸被淹。（注：据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89页。）有的垸田内还存在有大小不一、数目不等的湖泊，如石首市罗成垸内即有黄白、山底诸湖。虽然经过沧桑巨变，现时条件下小垸之间的隔堤已不多见，那些蓄水的湖泊还有不少至今仍存，山底湖即是（当然由于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其面积日渐缩小，只剩一个不大的水潭罢了）。

就单以围湖而成之垸田论，也存在大垸之中包小垸及旧垸新名、同垸异名的复杂情况，如监利县新兴垸即"九湖十三渊，三万七千田"（注：监利县方志委员会编：《监利县志》（1959年），第120页。）。而且这种垸田往往又处在不稳定之中，有时由于水患而毁于一旦，有时则由于荆江两岸特有的崩岸而沉入江底，而在江另一边又逐渐淤积成另一块可以围垸的洲地，"江岸河滨东坍西长变易无定"（注：光绪《潜江县志》卷五《学校志·学田》："红花垸田三十亩……今崩入河。"），因此沿江滨湖地区的具体耕地面积数也往往"随时增减向无定额"（注：同治《石首县志》卷三《民政志》。）。如果单从水利工程角度言，则任何垸田其构成都须具备垸堤（外围）、涵闸（垸堤上）与沟渠之类的排灌系统（垸内），缺一则不成垸。（注：汪家伦：《明清长江中下游圩田及其防汛工程技术》，《中国农史》1991年第1期。）

（三）垸田的比重

垸田在江汉平原总耕地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无论是古人的记载还是今人的研究都鲜有叙及（注：龚胜生曾撰文分析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但他侧重三省的总耕地分析，与本文要探讨的垸田水旱结构及垸田在一地耕地中的比例尚有差别（《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但个别地区垸田的面积在古籍记载中可以寻到蛛丝马迹，可以作为估测基础。这些记载反映每垸面积大小无定数，大致"大者上十万亩、小者几十亩"，也有反映垸的总面积，如"南岸监、沔二邑，共三百六十三垸计田十九万零一百余亩"（注：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简称《清代洪档》，下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10页：1884-7［十二月初二日（朱批）彭祖贤等奏］。），这里显示每垸平均只有1350亩。而湖广总督汪志伊在《筹办湖北水利疏》中说全省被淹总共"九百零二垸，各垸大小不等，其最大者周围二、三十里，最小者周围三四里"（注：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一一七《工政二三》，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若换算成亩，则大者盈万、小者几百，光绪《潜江县志》即载为大者上十万亩，小者几百亩，一般为几千亩。汉川县的情况与此相似，据乾隆志载该县有具体面积数的36垸平均每垸面积为5978.7亩。（注：乾隆《汉阳府志》卷一三《汉川县堤垸田亩》。）20世纪50年代监利县的调查表明该县共有256垸，总面积2226481.5亩，每垸平均8697亩，其中十万亩以上特大垸2个，十万亩以下万亩以上垸49个，万亩以下千亩以上垸134个，千亩以下垸71个。（注：监利县志编辑委员会编：《监利县志》第2册，1995年版，第109-119页。）

如果将汉川、监利两县不同面积垸田所占的个数作表分析（表1），便可清楚地看出两地垸田均呈近似的正态分布，以几千亩者占大多数，2万亩左右者次之，小于千亩的垸田数目也不少，但总面积不大。因此，为减少因原始材料不全而导致的统计上的误差，也为了估算的方便，这里暂以正态分布两个峰值的加权平均近似值5000亩为额估算垸田在江汉平原的大致比例。（注：参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本书编写组《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版，第142页。记载：解放前夕湖南有堤垸990个，面积500万亩，每垸平均5050亩。）依光绪《荆州府志》载全府共802垸，则面积为4010000亩，占同期耕地面积5818601亩的68.92%。

资料来源：汉川县垸田数据乾隆《汉阳府志》卷一三《汉川县堤垸田亩》；监利县垸田数据监利县志编辑委员会编《监利县志》（1959年）第2册，第109-119页。各种垸田的数目系笔者据原志资料分类所得。

又据光绪《监利县志》资料，该县光绪间有田458657亩，其中垸内有田431961亩，占94.2%；有地527272亩，垸内有地333230亩，占63.2%（注：凡方志中田、地分列而没有作特殊说明者，"田"均指水田，"地"均指旱地，下同。）。共有田地985929亩，垸内有田地765191亩，占77.6%，其中水田绝大部分集中在垸内是该县地势低洼、怕涝必须围垸的反映。

沔阳州的情况稍有不同，据光绪《沔阳州志》载该州有垸1363个，而总耕地面积只有2083007.77亩，若以每垸5000亩乘之则得6815000亩，大大超过全部耕地面积的总和。对此，细检垸数由来不难发现，这里的垸已不单是地理单位，恐怕也是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村以垸名，则一大垸包数小垸的情况必然较多，（注：如通城大垸内有103垸。见《清代洪档》：1746-8［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英廉奏］："沔阳州城外四面俱是大水，周围筑有大堤堵御，堤内名为通城大垸，共一百零三垸。"第270页。）再则也不排除同垸异名、旧垸新名的情况存在，即使排除后两种情况，单以1363垸数计之，则每垸平均为1528.3亩，亦与今天许多自然村拥有的耕地数大致相同。

以上二县的例子如果具有代表性，则依此可以认为垸田面积在江汉平原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强。

三、垸田的种类及垸田内的耕作制度

分析了垸田在江汉平原总耕地中的比例之后下面再来分析垸田内部的水旱比例，这两点直接影响作物种类的分布与土地的利用。研究表明，（在方志记载较为丰富的清中后期）整个江汉平原耕地中的水旱比例大致为6∶4（注：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研究》，南京农业大学1990年硕士论文。）。而垸田既是围湖而成，多属低洼之地，自当以水田为主，很多文献中提及的"一湾之涧亦截流种稻"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垸田修筑主要为种水稻之田，因此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垸田的大量垦辟可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

依土地利用的方式，垸内田地可以分为四种，即水田、旱地、水旱不定型耕地（所谓"似田非田，似水非水者。水至为壑，水退为田，每年种植，仅堪一季"（注：乾隆《沔阳州志》卷六《赋役志》。））及湖底水田（所谓"种柴草资渔利"（注：《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卷下《禀制宪鄂移驻厅员分汛管工等事宜六条》，转引自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91页。对围垸种类及垸内田地的分法亦引此书，并参张国雄《江汉平原垸田的特征及其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根据垸中水、旱田地比例的不同可以将垸田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即水田为主型、旱地为主型及水（田）旱（地）两兼型，不同地区垸田的类型多少有异。以清前中期汉川县为例，在有田地比例记载的36垸中，水田占60%以上者8垸，水田占40%-60%者25垸，水田占40%以下者3垸。（注：乾隆《汉阳府志》卷一三《汉川县堤垸田亩》。）从比例可以看出该县水旱两兼型垸最多，而以旱地为主的垸则很少。不同的耕地类型决定了各垸不同的作物与种植制度。

根据史料记载，明清江汉平原的水稻生产以一季稻为主，也不排斥小面积的双季稻栽培，明清时期湖北的双季稻大致也分布在该地区。只在此记载中并没有将垸内与垸外的水稻生产区分开来。在资料所限，这里暂不能将垸内水稻的种植方式及其品种加以详述。不过水稻、水稻与其他作物及诸作物之间的搭配还是可以分出一个大概，包括有水旱轮作（如稻麦轮作）、单季稻作或双季水稻连作、麦与棉麻油豆蔬连作混作轮作等。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不仅有利于改良土壤的物理性能，也提高了垸田的土地利用率。

清中期后，可能是出于防汛的需要，有关局部地区垸田中稻麦轮作的记载较多，当时人观察到"近年湖北百姓咸知麦熟在伏汛之前，遇大水，二麦业已登场，足食无忧。遂将素未种麦之湖地遍处种麦……向之废弃湖地，今如膏腴之产，同收地利"（注：《雍正朱批谕旨》迈柱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奏折。）。除稻麦轮作外，不同粮食作物之间还存在形式各异的轮作方式，如粮杂轮作，"（天门、沔阳、潜江、汉川等地）此等临湖堤垸，遇水即淹，因系低洼之处，麦收后、向止栽种晚禾杂粮。"（注：《清代洪档》：1802-5［六月十二日湖北巡抚全保奏］，第534页。）然而，因受饮食习惯的影响，江汉平原民众多种水田尽量以稻米为主食，以麦作为主食的地方并不多，"湖北民俗多资米饭，以麦供食者少"（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巡抚张若震"奏报仓储拟变通改贮麦面折"。）。同时也由于地下水位高不适于麦类的生长，因而旱地种植往往偏重非粮食类的经济作物，或虽是粮食但亦有其他功用的作物如豆类、油菜等，如脂麻在汉川"邑境垸畈种白者多"，黄豆也在"滨襄垸畈多种之"，而蚕豆、黑豆、青皮豆等更是"邑境垸畈皆种之"（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物产》，转引自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方志物产》216《湖北》9。）。

在明清人口增长中起过特殊作用的玉米、红薯、土豆等美洲作物在同时期的江汉平原地位并不重要，在垸田中只在某些地方有零星种植（注：张家炎：《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第1期。）。某些其他粮食作物虽然不能断定在垸田中有出产，但江汉平原的大多数粮食作物在垸田中均有种植应该不是过分的估测。

至于经济作物，最重要的莫过于棉花。湖北的棉花主要集中于汉水流域及长江沿岸，江汉平原乃全省最大的产棉区。（注：龚胜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5年第2期。）虽然垸田中所产棉花比例如何尚不清楚，大部分产于垸田当无疑问，比如在汉川县，"绵，一作棉……垸田多种之。山田种此者十仅二三，滨襄垸畈自分水觜迤上皆以此白籽为大宗"（注：光绪《汉川图记征实·物产》，转引自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方志物产》216《湖北》9。）。而且其产量还高于平原边缘的丘陵地带，据载松滋县湖田一亩可收棉花（籽棉）150余斤，山田仅收50余斤，只及湖田的三分之一。（注：民国《松滋县志》卷四《土地》。）清代湖北的蚕桑业也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和鄂东丘陵地区，江汉平原几乎县县都有养蚕之家，（注：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但同样不能肯定桑田在垸田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而且由于气候与水土等方面的原因，蚕桑业在江汉湖区并不很发达。（注：此点承中国农业科学院镇江蚕业研究所朱宗才先生赐告，谨表谢忱。）

江汉湖区民众在长期与水争地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水适应性耕作措施，包括栽种高粱之类的耐水作物、栽种能在夏水来临之前收获的作物如早熟早稻、小麦等，洪水过后则种秋收作物，以及因时因地地补种种类繁多的杂粮作物等。（注：张家炎：《江汉平原清代中后期洪涝灾害研究中若干问题刍议》，《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对那些因经常受洪水淹浸的垸田，当地人在长期的适应过程中总结出相宜的种植方式，如果不受淹当然更好，受淹之后则依季节、地势而种上不同的补种作物，其中旱地作物不少，如春麦，"其中涸出较早及渐次涸退者，尚可补种春麦"（注：《清代洪档》：1827-23［十一月二十五日杨健等奏］，第694页。），或"布种菜麦"、"监利县被淹之安土等三十五垸，中晚二稻多已收割，积水涸出，尚可补种豆麦……"（注：《清代洪档》：1824-15［九月二十五日杨懋恬奏］，第673页。）从这里同时也可以看出此地垸田的水稻种植至少有这么几种方式，即一季中稻、一季单晚或双季稻。粟谷则是稻麦之外的另一种粮食作物，"（公安、松滋）俱已播种秋荞粟谷"（注：《清代洪档》：1802-18［七月十三日全保奏］，第538页。）。其中麦类在灾后补种作物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种类不单只有荞麦，还有小麦、大麦等。（注：《清代洪档》：1819-15［十一月二十九日湖北巡抚张映汉奏］"亦可赶种豌麦"，第636页。1822-19［九月二十八日杨懋恬等奏］"（潜江）只可补种来春二麦"，第649页。）

在上述例子中往往"某麦"连用（豆麦、菜麦、豌麦等），如果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一种耕作制度则内容很是丰富。根据有关奏折分析，汉川一带垸田冬麦种植也许较普遍，如"去冬今春积水尚有不能全泄者，冬麦未能普种"。"查汉川等六州县内，被水各田地除业已全行涸出、均种有冬麦者不计外……"（注：《清代洪档》：1817-10［嘉庆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张映汉等奏］，第625页。）等。同时有些地区由于不及补种秋麦、秋荞则种春麦，"前被漫淹未经涸出之民田，将来水退时只能播种来岁春麦，本年秋荞已补种不及"（注：《清代洪档》：1821-9［十月初五日陈若霖奏］，第642页。）。在平原南部地带对麦作则不那么感兴趣，"又公安县……将来涸出，节候己迟，只可补种二麦"。"又石首县……间有涸出，系属淤泥，不能赶种秋粮。"（注：《清代洪档》：1815-9［九月二十八日马慧裕等奏］，第610页。） 从此二例可以看出当地人种植麦类可能属迫不得已之事，一般情况下宁愿种植其他杂粮。杂粮的种类包括有荞麦、高粱，"（潜江、天门）该二县涸出地亩，俱已补种晚荞，其原种高粱之处，仍可有收"（注：《清代洪档》：1806-14［九月二十九日瑚图礼奏］，第563页。）。晚荞亦称秋荞。也有种蔬菜者，如萝卜，"即低洼处所，亦均设法疏消，补种杂粮萝卜等项，堪以果腹"（注：《清代洪档》：1795-4［九月十九日惠龄奏］，第519页。）。稍高之处则种晚禾，此类记载清楚地表明当地人依地势高低种不同作物的生产措施，"高阜之差所种中晚二禾、豆棉杂粮现俱畅茂，仍属丰稔，其稍低者亦渐次涸出，尚可赶种晚禾杂粮"（注：《清代洪档》：1755-9［八月二十日张若震奏］，第339页。）。其最低处则种植水生植物，"据藩司勘报，被水地亩多就湖泊环筑成垸，兼有荒滩积洼视气候所宜撒种待熟，原非岁望有收，其最低处则蓄莲藕菱芡之利"（注：《清代洪档》：1773-7［七月二十七湖北巡抚陈辉祖奏］，第449页。）。严格讲这已不算大田农业生产了。

四、垸田的经济地位

垸田对垦殖者的吸引力不仅表现在可以尽量种植水稻及其他种类繁多的粮食作物以满足粮食需求、种植多种经济作物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更重要的还在于垸内田地的相对高产。

如前所述，垸田主要分布在平原湖区，而平原湖区的土壤又主要以近代河流冲积物为基础形成的潴育型水稻土面积最大。潴育型水稻土熟化程度较高，速效养分含量高于其他水稻土类，生产条件最好。垸内旱作土壤的腐殖质含量也很高。正因为如此，垸田作物的产量往往高于同类作物在其他类型土地上种植的产量，因而在以量入为出作为基本赋税标准的封建时代垸田的赋税额往往最高。这一点在同治年间的监利县志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见表2）。

从表2中可看出，同为上田，垸内上田亩科秋粮米达2.76升，而垸外上田只有2.57升，堤外上田更下降到1.8升，只及垸内上田的65%。下田悬殊更大，堤外下田亩科秋粮米额竟只有垸内下田的28.12%。同志载垸内水田占有全县水田的九成以上，其中上田几乎全部集中在垸内；垸内旱地也占全县册载旱地的六成多，其中74.3%的上地是地垸内（见表3）。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县的粮米赋税额几乎全赖垸田，而民食之需更离不开垸田。封建政府一再声称"非大者江堤小者垸堤多方捍获之则国赋民生皆无所赖"（注：乾隆《荆州府志》卷一六《江防》。）也就不足为奇了。松滋县因同时具备湖田、平地、山丘等类耕地，反差表现更是一目了然，其中湖田每亩春季可收麦或豆2石，秋季产稻5石多，而山田每亩产麦一石半，产稻5石。（注：民国《松滋县志》卷四《土地》。此例中水稻亩产较高，存疑。）

垸田的相对高产同时也会给垦殖者带来副作用，清廷官员在一次灾后调查中承认"至此项历年被淹田亩，几及四万公顷，且田沉水底难以查勘，必须测量水势宽广，始能核计亩数，按则科算"（注：《清代洪档》：1807-7［十二月二十八日汪志伊奏］，第570页。）。据此奏折分析，大量围垸，尤其是不适当地围垸部分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默许以便为了收取更多的税收，积淹之区引起官府重视首先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更快更多地核亩科税，因此对这种常年或多年被淹的地区官府竟然是"缓征"而不是免征税收，田根本没种而要纳税说明垸田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但这无疑增加了当地农民的负担，也迫使他们进一步冒险（或明知危险而不得不）去垦种本不宜垦种的湖田。据研究，明清两朝以垸田生产为主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共承担了两湖地区30%以上的田赋。（注：张国雄等：《明清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口变化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

当然也不排除质地较差的垸田，这类垸田主要分布在滨湖或沿江洲渚，由于地下水位高，其土壤种类多为沼泽型和潜育型水稻土，养分熟化程度低而且难以释放，在无法改善排水条件的前提下只好任其自然、粗放经营。这种田产量往往极低，有的便种植杂粮、莲藕，甚至只种芦苇，有的干脆听凭杂草丛生，孝感县藩府的近湖湖田便"仅出青草为肥田之用，无粮也"（注：康熙《孝感县志》卷七《田赋志》，嘉庆重刊本。）。

通过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对江汉平原的垸田形成一些基本的认识。垸田的形成及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类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它是当地人民在长期与水争地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依这种利用方式，垸内田地可以分为水田、旱地、水旱不定型耕地及湖底水田等四种；以形成方式论，广义的垸田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先有成熟耕地然后围垸挡水而成，一种是先围垸再垦辟成田，亦即后世所谓的围湖造田。垸田面积在江汉平原总耕地面积中约占三分之二强。垸田内的耕作制度则包括有水旱轮作制（如稻麦轮作）、单季稻作或双季水稻连作、麦与棉麻油豆连作混作轮作等，某些特殊的种植制度（如抗灾种植及灾后补种作物丰富等）与当地易水的特性有关。垸田在耕地中的高比例及垸内作物的相对高产使得它既系民食之所赖、亦是赋税之所出，堤安则丰，堤溃则歉，垸田在地方经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农业经济类论文: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机械化问题

近些年，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走势低迷，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下，明显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再加之农业基础设施老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增长乏力的徘徊局面。人们开始对农业生产力现状产生忧虑，农业机械作为生产手段是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但农业机械化又是与一个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紧密相连的。进入新世纪，中国农业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看待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怎样探求中国式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道路，意义十分深远。

一、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械化问题

我国农业机械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风雨之路，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①解放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农业机械。解放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到1997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42016万千瓦，比 1952年的 18万千瓦增加了 2333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增加到 689051台，比 1952年的 1307台增加了 526倍；农用载重汽车875571辆，比 1952年的 280辆增加T 3126倍。与此同时，农村电力等也都是从无到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②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抵抗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机械的使用促使农业向农工贸一体化发展，促进了农业运输事业的发展。③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农机生产和推广体系。培养了一支达二千万人的农机科研科技队伍。在农业机械化的推广过程中，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科技素质。各种基层农机厂、农机站为后来的农村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④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机械由国家统配变为非控商品进A了市场。农民拥有了选择购买农业机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农机投资主体发生了由国家投资为主到以农民私人投入为主的转变，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另外，农业机械推广运用领域不断拓宽。 但是，我国的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失误也不少，值得反思和总结；①在过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认识到农业机械化是一个经济技术发展过程，不讲经济效益，不算经济总帐，而是采用行政命令、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试图速战速决，超越了生产实际需要和经济可能，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给农业机械化声誉带来了不良影响。②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倾向，没能注意到我国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农机在我国不同地区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③改革开放时期，在对改革前20多年农机化中“左”的影响进行清理时，矫枉过正，出现了80年代初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否定论。认为“石油农业”在我国行不通，只搞生物技术就行了。认识的模糊造成实践中的混乱。农业机械失营失控，有些地方农机具被拆分，或因无人管理而报废。农机教育网络受到严重冲击。

纵观我国农业机械化所走过的道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但因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失误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暂时困难而对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持否定态度是不足取的，笔者认为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方向是正确的。机械化代替手工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农业机械化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农业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有人说中国要绕过“6油农业”，X搞“生态农业”也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其实，重视“生态农业”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把“生态农业”与农业机械化对立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态农业”是要靠农业机械化这个手段去实现的。我们应当从广义上理解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本身就是与机械化相辅相成的，农业运输、农产品加工和林、牧、渔业现代化也离不开机械化。可以说，整个农业现代化都离不开机械化。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其必然性而不顾客观条件的冒进，又要反对只片面强调客观条件性而消极等待，在认识上则不应消极回避它，而应该积极正视它，决不能低估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意义

第一，发展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①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落后。就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手段而言，我国农村广泛使用的仍然是原始的手工工具：犁、耙、锄头、镰刀等，普遍存在的还是人力播种，人办收割；就劳动对象而言，耕地过于分散零碎，土地利用率低，农田基本建设不断受损；就劳动力而言，我国农业劳动人口多，但素质差。只有大力提倡科教兴农，推广农业机械化，才能改变生产力落后状态，使农业生产上一个新台阶。②发展农业产业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农业的专业化、企业化的集约化经营。而集约化农业要求有更多的技术和资金的投。人，其中校人大量农业机械则是一项基本要求。②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的落后，使一些农业高新技术得不到有效采用，制约了土地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激烈的竞争，发展机械化，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竞争力已势在必行。

第二，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农业现代化包括技术（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在技术上就是采用现代的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装备农业，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科技体系。机械技术就是机械化，它是从机械操作斤始，进而达到自动化，其作用主要是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工效和劳动生产率，生物核，术包括土壤改良、植物保护、良种培育、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农田灌溉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农产品的单产和质量，着重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只有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适当地结合起来，两重并举，才能既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生产率，，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过去曾走过了一些弯路，但现在都基本上把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结合起来了，而且一配合得较好，从而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生产组织上实行专业化、一体化和管理方法上的科学化。如运用系统分析法。电脑和通讯网络等科学技术。而这些先进技术实施的每一环节，都必须以机械化为基础和手段。可见，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农业机械化道路是农业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

第三，发展农业机械化，它可以成为我因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业机械化的直接经济效益是．提高农业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在产率，降低成本，为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创造条件。农业机械化不仅有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的间接经济效益。农机行业是。联系农业和工业的纽带，发展农业机械化，扩大‘咱需”，农机行业可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①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各种类型的农用机器、电力设备，促使农机科研投入大量资金，加快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多层次的农机供应，促使农机制造、销售、修配、电子、电力等部门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可”以大大刺激城市工业和＃镇企业的发展。②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农村公路及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刺激建筑、建材、交通、能源等部门规模的扩大、生产的发展。③发展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农机人员＊发农民学习农机知识的热潮，可以进一步刺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展农业机械化，能刺激工业对农机的投资和农村的消费，只要引导得当，农机行业一定能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发展．农业机械化人近期来看农民解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增加了收入，有助于农民身体健康与生活舒适，缩小了工农和城乡差别。从长期来看，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减少农业人．a，为我国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过渡创造条件。另外，我们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发展农业机械化具有社会政治意义。

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和对策

任何一项生产力的突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国发展农业机械化虽然具有广阔的前景，但切不可忽视存在的困难。最突出的困难是：

第一，劳动力转移困难。由于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和规模等因素的限制，农业劳动力很难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客观上制约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另外，发展农业机械化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减少，但素质要求提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多，素质差。据统计，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0．3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gi％，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2．83％，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占总劳动力的46．75％，这也是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现实困难之一。

第二，资金困难。农业机械化的农机科研开发、投入生产和农民购买农机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一方面，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户为单位经营后，农业资金难以集中使用。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财政暂时拿不出很多的资金来投入农业机械化，这对农业机械化造成了很大困难。

第三，土地过于分散零碎。农业机械化要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然而，我国不到15亿亩土地被分给2亿多农户，户均6－7亩耕地，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便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机械化不利。

此外，农机产品市场还不很规范，农机产品造价高等问题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发展农业机械化有现实困难，但不能因为有困难就不要发展，而应当正视困难，积极寻求对策，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一，实事求是，有差别地发展。我们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量力而行。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差别较大，因而农业机械化在地区、项目、水平、形式的布局上将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对不同的地区要因时困地团倩制宜，区别对待，允许不平衡，有差别地发展。农业机械类型、品种要注意实用性，在近期重点发展那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项目。农民使用农业机械既增产又增收入机械使用中得到经济实惠，使农业机械化成为亿万农民自觉自愿参加的经济进程。

第二，加快工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能吸收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创造条件。另外，工业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为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资金，降低农机具的生产成本，为农业提供适用、配套、高效、价廉的农机具。

第三，倡导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集中。在坚持土地国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推广承包制下的租赁制、有偿转让制和股份制，加强土地的自主经营使用的灵活性，搞；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规模经营的问题解决了，资金就可由规模经营者（国家、集体、股份合作者或私人）筹集。如可以通过承包或租赁协议，使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或种植专业户转移，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第四、拓宽投资渠道。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大量的资金，离不开国家的帮助。但是，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我国农业投入不足，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的投入不足，仅占农业总投入的1．7％左右，单靠国家的扶助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拓宽投资渠道，政府、企业、私人和外资均可成为出资的主体，发动全社会力量发展农业机械化。

第五，科教兴农，提高劳动者素质。科教兴农就是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振兴农业。去年国务院发出通知，明确指出以乡为中心的农业服务体系不仅不能解散，而且还要加强农机站和农技站（即农艺推广站）建设和管理。劳动者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的素质又取决于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既要努力发展高等、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培养农业专门人才，又要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提高高中升学率，普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第六，加快农业机械化事业的法制建设。全国已有一些省出台了（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和一些农机监理的地方性法规。建议加快制订全国性的农业机械化方面的法律，对农机生产的投资方法、企业享有的优惠政策和农用燃料、电力价格补贴等要用法律加以规范。对农机市场上的不法商人要予以严厉打击，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农业经济类论文:浅谈发展农业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摘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我们加快解决“三农”的一个难题。多年来，政府通过大力实施“农业农村经济”战略，探索出一条农林牧有机相结合，多路并举推进结构调整，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路。

关键词：农村经济建设 新农村 循环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表现出严重的地区不平衡性，落后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较之发达地区较为缓慢。落后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本地区，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目标的实现。在推动落后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农村市场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但地方政府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较之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更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

一、必须不断强化农业是基础的意识，以防止对农业领导、农业投资及农业科技的弱化

发展高效农业是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转轨变型，是农业内部产品结构、行业结构、部门结构的调整。实现途径是： （一）市场农业。外部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按市场需求确定生产方向；内部要强化市场核算功能，淘汰在比较成本上的劣势产品和项目。（二）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的内涵是农业活动投入和产出逐步向科技倾斜，提高农业投入中科技投入的比重，增大农业科技成果中的科技含量。科技农业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新产品、新品种的开发和新技术、新方式的引进和推广。当前，发展科技农业的重点是科学技术的推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循环经济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应该将各地的典型经验加以总结，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推广，将循环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农业的现状及其综合生产能力，是认识和确定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关键。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第一靠政策，解放生产力，使原有的农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第二靠投入，解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和落后问题，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及收定购粮资金问题；第三靠科学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力。

三、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我国的水资源、耕地资源、草场资源的严重不足， 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发展农业生产， 提高农民收入，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约束、提高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要求农业生产从粗放增长向节约资源的集约增长转变，可以起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作用， 促进农村的产业升级、改进农业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的作用，可以使我国的农业生产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尽量节约农业生产资源，大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

1、发展农业经济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需要，是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保护与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农业循环经济是生态化的农业经济，是保护与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有效利用农业资源的重要手留、要建立健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资金支持体系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 需要完备的资金支持体系。政府要尽力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

2、建设资金要保障：黑龙江省农区建设时间紧、任务重、投资大、困难多。因此，要广泛筹措、集中使用、加强管理、跟踪问效。资金实行多渠道筹措：一是国家有关部门政策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等；二是农业重点工程资金、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贫困农村建设资金等给予倾斜；三是农业贴息贷款；四是各级政府和财政投入；五是主管部门和农民商户自身投入。加快建立和完善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保障机制。为此，一是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

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建立健全新农村建设资金稳定增长机制。二是要转变政府投入方式，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性作用，引导广大职工群众投资投劳。保持新林区建设项目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建立一套政府引导和群众参与紧密结合的投入机制。三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村群众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引导和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新林区建设，改善农村面貌。四是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公共和半公共性质项目，农民投资投劳主要用于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建设。五是要引入市场机制，拓宽新农村建设资金来源渠道。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吸收社会资本参与新农村建设。建立银行提供信贷、群众自筹，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业循环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在农业经济的推广发展阶段， 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对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特别是政策性银行， 应以低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

四、加强农业经济的技术引进及推广体系的建设

1.加强对农业经济实用技术的培训力度：农业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在农村培训一批能够掌握农业经济实用技术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农业经济的技术人才，培养一批技能型农业经济致富带头人，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要充分利用农村的远程教育网，通过广播电视等载体， 解决农民群众文化程度偏低、技术困乏等问题。三是要采取集中培训与提供个性化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广大农民切实掌握一些基本的、成熟的、先进的农业循环经济实用技术，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潜力，将粗放、原始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知识型、技术型的农业循环经济的实践者。

2、要提高行业协会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中的技术创新与推广作用：各级政府要在组织、资金、人员等方面为各行业协会的创建与发展提供支持， 使行业协会能够充分发挥其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实践主体、技术推广主体的作用，依托行业协会做好示范区、示范村、示范户的建设，并做好相关技术的培训、指导与咨询，将农业经济的技术推广落到实处。

农业经济类论文: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

一、农业经济管理简述

在我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不仅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还涉及到了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要深入的了解农业，并了解农业经济。

农业经济管理简单的说是以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针、社会经济条件、市场环境为依据的管理活动。具体的说就是结合当地的市场经济条件以及市场环境，并以国家在经济上的政策方针为指导，确定未来的农业经济的发展目标，最重要的对信息化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要素以及生产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不同环节进行计划、决策、控制以及组织协调。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

二、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现状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没有适应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导致农业的经济管理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农业经济管理的效果就不尽如意。

1.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在的农业经济管理没有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观念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现在的管理制度不仅与农业社会结构不相适应、也与快速发展的农业社会不相适应。这种不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使很多的经济管理活动失去了执行力，为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影响。农业经济在机制管理上也出现了很多的缺陷，尤其是在相互利益之间的协调上表现明显。

2.农业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的管理缺乏一定的重视

我国的中央领导对于农业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都明确的显示了对农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村经济管理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农业人员的重视，导致出现了执行力度差等问题，农业经济管理的效果不显著。造成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如：农业管理人员的思想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随之改变；农业管理人员的素质较低，对管理工作没有明确的认识与要求，造成经济管理制度没有足够的执行力度，造成很多政策都没有去贯彻执行；农业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农业经济管理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3.农业管理人员的执政能力较差

农业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不能满足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提高农业人员的执政能力。

三、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不断发展。它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农业经济管理思维向现代农业管理转变

随着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已经驶入了新轨道。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开始渗透到农产经济的生产的各个环节。农业经济管理将会越来越重视农业经济的深加工以及农业产品质量与安全，由于人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改变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这就要求改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方式和思维。

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改变了各行的发展模式，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将成为实现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农业经济信息化的不断普及，使得信息化开始进人到普通农业经济的各个方面。农业技术的信息化，使得农业科技成果进一步向农业生产力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农业经济管理是提高农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农业只有不断我国基层农业管理人员信息化的意识，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管理的效率。

农业管理信息化就是将农业生产和管理以及农业科研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农业管理信息化除了能够服务于农业经济的生产、管理和科研，还可以作为农业经济决策的辅助系统。农业管理信息化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也能实现农业科技的高效开发。

3.农业经济产业化管理

农业产业化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业产品基地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随着农业合作政策的出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发展，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通过利用利益政策连接起来的农业经济产业化机制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化的组织形式得到提高。在一些大型企业的带动下，农业产品开始标准化生产，农业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产生了一大批优质农业产品生产基地，满足大型企业的生产需求，而且带动了农业经济标准化生产水平，通过让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进而促进农业经济效益增强，农民收入提高。

4.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

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只有坚持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才能扫清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加强对农业经济的财政支持制度改革，提高对农业经济投人。加强政府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增加对农业经济的支持力度和保护制度，在中国农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实施农业高新农业技术、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完善农业科技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建设，并相应地推进农村经济制度与农业技术政策创新，这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全面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

四、新农村建设中农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措施

现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等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结合实际制定出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的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1.提高管理人员对农业管理的重视程度

为了使新农村建设的经济管理得以加强，农业管理人员必须对农业经济管理予以重视，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并对管理工作予以相应的部署。对农业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并让他们知道农业经济的管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意义。

2.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合理的规划是基础、经济的发展是首要、增加收入是关键、管理体制是保障。所以农业经济的发展要以经济为发展中心，并转变管理模式，对农业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农业经济制度进行创新，建立一个完善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过程中，第一、使农业发展的理念得以改变，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转型，从而使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得以转变。第二、通过深加工来转变农产品的形式，拓展销售市场；积极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发展；第三、让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予以提高、农业的安全能力得以保障、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得以提高，从而使农业的竞争力以及农业经济得以增强。

3.完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

政府之间要形成一种科学的机制，该机制能有效的调解处理矛盾、协调利益、保障权益、表达诉求，使各个方面的利益得以统筹与协调，从而让人民内部的矛盾得以妥善处理，也让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得以快速的纠正。同时政府部门应强化经济职能和服务职能，使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4.建立经济管理队伍

在农业经济的管理中，首要任务就是对管理人员进行综合能力和综合知识的培训，为农业的经济发展创造出业务水平较高、工作责任感较强、政治素质也比较高并勇于创新的农业经济工作队伍。鼓励管理人员去参加各种的培训活动和教育活动，提高他们的知识能力素质，让他们的管理水平能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趋势。

5.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但可以使农业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还能增加产业附加值，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五、以科技创新促进农业发展

1.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进步的投入，加强政府对科技市场的监督

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试验发展经费占农业生产总经费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因此，应加大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多渠道筹措资金，使我国农业科研再上新的台阶。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科技，应进一步明确农业科技活动为国家的公益事业，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在农业科研、农技推广投入的最低增长幅度，建立一套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的投资机制、监督机制和责任制，确保农业科技投入的增长高于各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加强政府对科技市场的监督，实行规范有序运作。通过制定政策，鼓励国内外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加强对执法的监督，对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出现的假冒伪劣农业技术和信息以及不规范交易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为农户采用科技成果创造安全可靠的市场环境。

2.加快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建立全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并给予政策保障。可选择农业科技、教育人才较为密集的区域创造适合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迅速转化的环境。通过招商引资，使知识和资本对接，加快孵化、培育或引进竞争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从而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开发战略。特别要重视对懂得农业高科技、企业管理、市场开发和国际贸易的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坚持不懈地抓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3.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农业产业化经营进程的逐步深入，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的问题已成为制约农业、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最终体现在现代科技的应用能力上。目前，当务之急是着力改革和完善农村教育培训体制，采取多层次、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加强农业科学、实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努力提高农民学、用现代科技的能力，培育具有现代农业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新型的农民群体，培养一大批各类农业技术带头人，形成以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为主体的农业人力资源结构和人才优势，推动农业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4.深化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

实践证明，“科技特派员制度”能把生产咨询行为转为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创业，把干部的“被动”锻炼转为主动发展，使广大科技干部的潜力和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要进一步明确科技特派员的工作职责，建立服务承诺公示牌，加大对具有地方优势特色产业的派驻力度，通过深化制度创新和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科技与农村经济的紧密结合。

5.加强农技110建设

要通过成立农技110机构，开通农技110咨询电话，建立农技110信息网络，聘请专家实行无假日工作制，开展“坐诊”与“出诊”服务，利用互联网、报刊杂志等多种渠道，收集各方面信息，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接受农民的政策、技术和信息咨询，及时解决农民群众在农技方面的急难问题，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物资。要通过现场咨询、实地指导、科技示范、技术培训、发放资料，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服务指导和推动基层农技推广活动，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产品的流通。这样，可以实实在在地为农民群众排忧解难。

六、结束语

加强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充分开发农业经济资源，调整农业经济产业结构，加强农业科技的创新，提高科技成果的改变，并且改善农业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