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中国发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与剪纸艺术论文

一、中国剪纸艺术发展现状

（1）中国剪纸的新时代

中国剪纸于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四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使得中国剪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剪纸艺术将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同时，在全球化这样的背景下，在新旧事物交换更替的今天，中国剪纸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地加快了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剪纸艺术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获取精华，不断创新；而另一方面，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村寨剪纸艺术面临着流变和濒危的处境。

（2）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问题

通过对中国剪纸艺术现状进行分析，可知目前影响我国剪纸艺术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国剪纸艺术的创造团队问题。中国剪纸艺术源于民间，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从自己生活中获得感悟而进行创造，他们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是发自内心的无人可代的一种艺术，也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而当今社会，这样的艺术家们是少之又少，他们的剪纸作品模仿痕迹过于严重，缺乏自己主观的感情色彩，作品不够生动，感情不够鲜明。

二、如何推动中国剪纸艺术的发展

1.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

全球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各种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人们对剪纸艺术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对其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此外，甚至连一些剪纸艺人也不能够正确认识剪纸这门艺术，他们仅仅把剪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一些剪纸技巧不进行外传，殊不知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一些技巧失传，带来剪纸界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必须提高对剪纸艺术的重视程度，相关工作者还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保护体制并成立专门的保护机构，对我国剪纸艺术进行保护，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制定合理的发展对策

虽然我国剪纸艺术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目前我国民间剪纸艺术仍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处境，因此，制定相关的发展对策对我国剪纸艺术未来的发展进行指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将“继承”与“发展”作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以保护剪纸艺术、发展剪纸艺术、提高剪纸艺术作为最终的目的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剪纸艺术的保护力度。

3.打造品牌

挖掘各种人力资源，为开设剪纸艺术教育提供师资保证，实施三个整合，为剪纸艺术教育制定实施方向。这三个整合就是指剪纸艺术与学科整合，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剪纸艺术与德育整合，开发德育新途径，剪纸艺术与生活教育整合，丰富生活体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我国剪纸艺术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为了使得我国剪纸艺术能够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首先，正确认识剪纸艺术的现状，提高对剪纸的重视程度是前提；其次，将现代艺术元素融入剪纸艺术当中，并结合当今的民情、民俗进行创新与改革，稳中求异，才能实现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结合，从而让这种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下去。

作者：陈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证券交易论文

我国的证券交易，肇始于19世纪末。光绪年间，一些中国官吏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倡办“洋务”，建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招股集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明白规定股票持有者可以自由转让，而股票除有其原有的价值之外，尚可随着公司的盈利增加获取一定的“红利”，因而有卖者，也就有买者，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股票交易。最初这种交易形式是买卖双方自由议定的，后来集中到某一茶馆内交谈，并且出现了中介人。由于上海是当时公司、企业集中之地，因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最多且具有典型性。民国以前，上海的股票交易主要集中在大新街（今湖北路）的茶楼里，每天早上就有一些股票持有者和一些有钱人，如茶商、丝商，洋行买办、皮货商等，集中在大新街的惠芳茶楼里谈股票生意，双方买卖的有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三星织物公司、商务印书馆、南通大生纱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粤汉及川汉铁路公司等发行的股票。这种聚会，被称作“茶会”。也是中国人进行证券交易的最初形式。这时，上海已有外国人在租界内经营股票交易。早在1891年，英国人首先在四川路南京路口的中央商场内开设了“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国股票为主。1905年，该公所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证券交易所，设定会员（经纪人）100席，其中外国人占87席，中国人占13席。该所除经营买卖外国公司的股票外，还经营外商在华公司的股票，如公和祥码头公司、会德丰拖驳公司、上海钢铁公司、上海电力公司、中国营业公司、中国垦殖公司（煤矿）等股票。

1918年春，几个日本商人也在租界内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并由日本驻沪领事馆发给营业执照，取名“上海取引所”，资本100万日元，以经营棉花、棉纱期票及日本帝国公债为主。日本人为收买人心，特聘请上海工商界一些有名望的华人如王一亭、胡梅庵等为其董事，朱葆三为监察人，花纱业头面人物吴麟书、徐庆云为经纪人，还拉拢股票商业公会的几个会员当其股票部经纪人。该所开业后，所经营的纱布证券颇为兴旺，曾一度垄断了上海的花纱交易。

在1922年爆发的信交风潮中，该所又从中兴风作浪，扰乱市面，为中国人民所厌恶。以后业务日益清淡，于1929年宣告停业。在外国人设立股票公所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商人也在积极仿效。1907年，上海商人袁子壮、无锡丝商周舜卿等，在上海仿照日本证券交易所的形式，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清政府不予批准，加上上海工商界对于证券交易的底细尚不太了解，因而没有办成。真正由中国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是在民国以后创立的。1913年9月，张謇就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后，积极提倡证券交易。这年底，张謇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会议，讨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大事，证券交易是这次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会后，张謇组织力量，仿照欧美及日本的证券交易法令，制定了《交易所条例》8章35条，于1914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1915年5月，又进一步公布了《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证券交易所法附属规则》13条。《证券交易所法》第一章“总则”中明确规定，“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所需“察经农商部核准设立”。在第二章中明确“证券交易以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之”，“证券交易所限于其经纪人得参加买卖”。经纪人的条件是：“中华民国商人，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关于证券买卖或与证券买卖类似之营业曾有经验者，由其证券交易所察经农商部核准注册，得为其证券交易所之经纪人”。第五章还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之买卖，分为“现期及定期两种”。《证券交易所法》的公布，初步明确了证券交易所的性质、经营的范围及方法，为在中国境内设立证券交易所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在国内第一次掀起了证券交易的热潮。

1914年以后，由于上海的股票交易越来越多，在茶馆茶会上参加股票交易的掮客也越来越多，遂有人提出成立“股票商业公会”的动议，以协调股票交易。经协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在这年正式成立，地点在九江路禾兴坊的一座两开间小楼上，推举石路（今福建路）永和祥呢绒皮货店老板周韶笙为会长，并订有章程，规定每天上午集会，交易方式仍和茶会一样，由会员自行协议定价，尚无一定的标准时价，买卖的债券有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外国货币。股票公会从中收取5％的佣金。买卖的股票中有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股票，中国、交通、中国通商等银行股票、招商局、汉冶萍、中华书局、南通大生一厂及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既济水电公司等股票。到1918年底，该会会员数已增加到40余家，这些会员大多是商人，原来是以经营纱布、皮货、杂货、生丝为主，由于经营股票交易后，所得的盈利大大超过原来经营的盈利，于是纷纷把商店改名为股票公司。在福建路九江路和汉口路一带，一时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华商股票市场。1916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资金，采纳日本友人意见，联络上海商界要人虞洽卿、赵士林、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筹组上海交易所，租赁四明银行楼上办公室作为办事处，挂出“通记”招牌，并着手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食油、粮食七类商品的交易状况进行调查摸底。年底，以孙文、虞洽卿、戴传贤、张静江、盛丕华等9人联名，向北京农商部呈请立案。翌年2月，农商部批复准予备案。但其物品交易要“咨请江苏省县复查”。与此同时，李书平等也在上海发起成立证券交易所。后迫于张勋在北京搞复辟，孙中山赴广东发动护法斗争，政局发生变化，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没有办起来。

1918年，在北京也掀起了证券交易热，由王璟芳、岳守堃、李景铭等人发起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并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这一行动，大大刺激了上海的工商界。这年4月，由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挹、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以及顾馨一、盛丕华等人出面，组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花纱、金银三种。北京政府先批准其证券部，后批准其物品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有上海各行业公会为其后台，信誉较好，业务发展很快。初定资奉总额为500万元，分作10万股，每股50元，先收1/4，实收125万元。推选虞洽卿为董事长，理事会下设场务、会计、计算、总务四科。该交易所还耗银20万元，在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口长发客栈三层上设立交易所址，除设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还设立三个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娱乐设施。1920年7月1日正式开业，到场作贺的中外宾客达3000余人，所送礼品、联幛、贺电、贺信不计其数，蔚为壮观，轰动上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在头46天的交易中，仅手续费一项收入达82000元，平均日收入1700余元；不出半年，盈利达500万元，超过了原定的资本总额，年终每人分到的红利，少则百元，多则千元至数千元。于是原有的股东竞相缴足股金，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声誉鹊起，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也顿时身价倍增，每股价由50元猛涨到100元，许多官僚和投机商人纷纷把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视作发财来源。抢购囤积，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成为主要交易品。据说当时因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赚钱最多的是时任京沪、沪杭两铁路局长的孙天孙（又名孙鹤皋），他大批吃进廉价股票，并做多头买卖，等股票上涨一倍后，及时卖出，发了大财。孙天孙的投机成功，使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部的人也眼红起来，于是由赵士林、张澹如等人暗中组织“多头公司”，在南京路上挂出“大庆银公司”招牌，对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进行套购和哄抬，以牟取暴利，曾把该所的股票一度哄抬到150元以上大关。他们还使用“反套利”的办法，把近期股票和远期股票间的差价拉大，吸引顾客买进近期，进行套利投机；待客户吃进相当数量后，又反过来抛出近期，吃进远期，做反套利活动。他们把套来的大量资金，再用于其它投机活动。这批投机商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大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不久，上海另一家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也在密锣紧鼓声中开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的兴旺发达景象，刺激着许多人。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依仗人多力强，也在跃跃欲试开办证券交易所。他们首先撤除了暗中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有所往来的周韶笙的会长职务，另推范季美等人进行筹备。1920年5月，定名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在汉口路上挂牌亮相。

1921年1月正式开业。该所冠“华商”两字，表明区别于上海已经存在的两个洋商开设的证券交易所，另一意图是指责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渗有日本人的投资，可见当时竞争激烈之一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全体会员为发起人，初定资本额为25万元，分12500股，每股20元，先收1/4。初定经纪人40名，全部由会员担任。推举范季美为理事长。该所在经营方法上，采取“继续买卖”方式，上、下午各做两盘交易，既做现货，又做期货。开业后，由于已有股票商业公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经验，驾轻就熟，交易兴旺发达，尤其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和”七年常厘”公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1921年4月，该所在《申报》上刊登增股广告，把资本扩允到100万元，分5万股，每股20元，所有的2万旧股，每股补缴7.5元，经纪人数也由40名增加到55名，并以30万元巨款在汉口路昼锦里买了房地产，兴建企业大楼。这年五、六月间又进行第二次增资，资本额扩大到300万元，分15万股，经纪人扩充到80名。华商证券交易所大量增资，目的是想仿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办法，把自己发行的股票做多头买卖，哄抬起价，牟取暴利。经一番策划后，华商证券交易所每股价一度被哄抬到50元。但真正购买该所股票的人不多。大多为该所经纪人做空头。1921年底，该所经纪人吃进本所的股票竟达7万余股，几乎占总发行股的一半，致使该所流动资金枯竭，周转不灵。范季美在危急关头，接受了中易信托公司会计顾问徐永祚的建议，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等价交换积存的本所股票3～5万股，由中易信托公司为中介人，股票由中易公司保管，并由中易公司承担两所流动资金的责任。事情进展很快，两家证券公司两厢情愿地交换了股票。不久，矛盾开始暴露。因两所发行的股票面额一为50元，一为20元，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发行的50元面额股票市价已涨到180元，而华商证券交易所发行的20元面额的股票仅值30元，前者可以1股换取其6股，显然对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利。并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已存有兼并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意图，双方交保的中易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又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兼总务科长。范季美觉得上了当，匆匆提出结束两家股票交换。事后华商证券交易所虽无直接经济损失，但苦于缺乏流动资金，业务一蹶不振。为挽回颓势，该所理事长一换再换，仍无起色，只得把所存股票以每股20元的原价卖给股东，以渡危机。1922年下半年后，该所在经营北京政府发行的“整理六厘”、“七年常期”、“六九公债”等方面赚了大钱，情况才有所好转。

事实上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在走下坡路。1921年起，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银根偏紧，物价低落，产品难销，原来一度兴旺发达的股票交易也冷落了下来，股票指数下跌。尤其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己发行的股票，虽然每股价格被抬高至3倍以上，实际是靠自己大量吃进方能维持其身价。当金融市场银根偏紧后，许多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出，换取现金。1922年该所到了几乎无现金交割的地步，形成了第一次“股市风潮”。后来由张静江出面向孙中山求援，得到孙中山20万元的现金援助，再搭上一笔公债券，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从此，红极一时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蹶不振，开始走下坡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颁布的《交易所法》中规定：“买卖有价证券或买卖同种物品之交易所，每一区域以设立一所为限”。因上海一地有同类的交易所多家，遂进行了归并。1929年10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三个部——花纱部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金银部归并于金业交易所，证券部归并于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遂成为上海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民国初年上海掀起的一股证券交易热潮，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司、企业通过发行股票，集合了社会上的游资，使其转变为生产资本，对当时十分缺乏资本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起了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政府也通过发行公债而得以解决财政危机。物品证券的交易，不但可以促使工厂企业扩大生产，也加速了商品流通，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证券交易所的兴办，通过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更进一步起了融通社会资金和活跃市场的作用。但证券交易的发展是受控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社会生产越发达，证券上市品种就越多，证券价格的涨落又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信誉而转移，证券持有者只有当发行该债券的企业盈利时才能获得利益，一且企业受损或是破产，债券持有者就有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的可能。由于民国初年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尚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的融通资本不大，所以证券交易虽一时兴旺发达，其中很大成份是投机买卖造成的。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趋于清淡、冷落。

作者:王贞虎 单位:秦皇岛市产权交易中心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管理学论文

1研究的背景

管理学科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且没有一定的范畴，不存在国家和地区的区分，即没有所谓的美式或英式管理学，也不存在日式管理学，当然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哲学方面来看，确实存在中国式的管理学，只有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管理学，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可以发挥管理学的有效性[1].因此，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管理哲学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式的管理学需要在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和风俗传统，才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但整体上看，中国管理学尚未达到成熟的学科，国内也还没有一支从事中国管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中国管理学在国内的管理学科中尚未占据一定的主流地位，其发展状况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的观点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是支持朝着本土文化的方向，以中国历史的相关管理学作为当代管理学研究的依据，不断探索发展管理学的规律，然后构建中国式的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提倡中国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的管理学来发展中国管理学.中国的管理学，在教育与管理实践上，长期以来都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理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柳传志在谈自己几十年的管理心得时说，中国不仅需要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又要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营业环境.随着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在管理学中纳入中国元素.但由于习惯性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执行中西方的管理教学模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可见，只有适合于中国的管理学教学模式才具有研究价值.而理论投入到实践中是需要结合环境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独特的发展环境，这为广大企业带来了更多商机以及挑战.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在国外有成功的案例，但也绝不能说明其适合于中国市场.有研究者称，缺少了西方管理理论指导的中国管理学就无法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在引进西方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时，如果不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改造，也不会取得管理成效.因此，当前情势下，构建中西方结合的管理文化对于中国式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2提升管理学地位的关键

要想提升中国管理学的水平和地位，需要研究出一套具有原创价值以及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企业内部的管理经验仍不能上升到一定的科学理论的高度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和有针对性、专业性、影响力的观点和建议.具有一定地位的管理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够很好地指导经济活动，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获得被广泛认可的地位.除此基础研究以外，还要掌握好管理学的前沿理论，把握好具有实践意义的案例，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原创性的研究，从而提高中国管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在传统的管理学中，通常只是列举多个实例，然后依照某个标准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难以得出原创性的成果.就近几年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一些成果来看，主要还是对国际上先进的管理学理念进行磨合的结果，仅仅是在国外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实践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也没有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以至于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满足当前需要.当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空间仍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管理实践取得了成功，在当前的一些主流管理学中，仍参照改革开放时期，但却不能完全照搬，应结合当前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况且，直接套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经济转轨和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一些西方的管理学家开始对中国的经济与管理产生疑问，中国管理学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近年来，管理学出现了东移的趋势，中国的管理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管理学家相对西方管理学家来说，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而更具有研究的优势；第二，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活跃，同时，中国学者在当前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学的研究，可逐渐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原创性的成果会越来越多.

3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发展管理学

正确的方法论有助于发展中国管理学，有助于研究出更多的原创成果.中国管理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吸取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不应排斥西方管理学，两者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且应为取长补短的关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管理学注重思想管理，以哲学思考为主要内容，缺少了实践操作的方面；相反的，西方管理学注重的是实用，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可见，两者应为互补的关系.中国管理学也并非单独为一体，而是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管理学体系.中国管理学并不排斥西方的观点，而是非常注重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精华，从而研究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见，发展中国管理学需要本着扬弃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理念批判地加以继承，同时对西方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具有共同点，如人本管理的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强调这一点.在西方的管理学中，实证主义在当前环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可作为发展中国管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通过批判地继承来发展中国管理学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管理学，不能依靠推翻固有思想，也不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上做出补充和修改，直接套用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更不能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对这两方面的创新、超越.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又势在必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管理学目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认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利用国际管理学由来已久形成的现代管理学来规范自身；另一方面还在于中国管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成果和理论，无法立足于市场.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上，仍然因循守旧，无法创新.因此，中国管理学要想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认可，就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比如独特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案例.当然，这也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传统的做法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与方法，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当今的中国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将中西方的管理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注重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独创性，在统一、科学的学术氛围下开展研究.

4挖掘中西方管理学融合中的要点

在中西方管理学呈现出日渐融合、交流频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管理学的要点在于抓住当前的机遇，找到中西方管理学的突破点，促进中国管理学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西方管理学面临着瓶颈的问题，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水平日渐提高，这对中国管理学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具体表现在，中国管理学研究者更为熟悉中国的情况，相对西方管理学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一直以来，我国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国外大型企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因此需要建立起符合当前市场环境的管理体系来指导企业的发展.而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管理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重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且日渐频繁；中国研究者在管理学前沿理论的研究能力和理解、运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这样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这要求中国管理学研究界引起更多的重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的实际性问题，分析和掌握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总结出发展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做出全面的总结，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并能够在国际上的管理学语境中顺畅地进行交流，实现跨情景的学术对话.最终形成既具国际性又不失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成果.目前发展中国管理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以西方管理学为参照的情况下在管理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建立起具有中国人文特色的研究氛围.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来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方式，具有特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可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立足于世界市场的管理学体系.根据这一特点，应注意的是，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其人文传统来研究管理学，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与其忙于管理学中国学派的重新构建，还不如认真思考当前我国企业管理实务中面临的实际性问题，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才是发展中国管理学的正确方向[3].中国管理学面临的危机，需要管理学研究者们树立起危机意识，拿出积极的反应和思考，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包括对中国管理学问题的发现，又包含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管理学改革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同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学派进行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管理学完全可以对社会实践做出总结，从而概括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从而进一步指导实践，并获得广泛的认可.可见，管理与管理理论必须与特定环境相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效用.因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特殊主义原则,是中国管理学学派得以确立的基础.离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和管理的创新,中国管理学学派将无法产生实际性的功效.

作者:谭志勇 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生态农业论文

一、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传统和石化农业三个完整历史发展阶段［2］，现在正在从石化农业到生态农业转变。一般而言，石化农业被称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它主要以化肥、农药和动植物成长激素的高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为特征。石化农业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直接威胁了人类生存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认为石化农业把原以生态为基础的农业推向了歧途，积极寻找替代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新的现代农业形式，生态农业因此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生态农业要求将化学化的农业转向主要依靠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等技术，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使用量，大力发展生物性肥料、生物性农兽药、生物性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品，并采用3S技术进行精确施肥、施药和灌溉，生产出更多的优质高效农产品。美国土壤学家沃•艾博克(W．A1berhc)于1970年最早提出生态农业概念［3］。英国农学家沃•克•沃辛顿(M．K．Worhtington)于1981年将生态农业确且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4］。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界又提出低投入持续农业等概念。1991年联合国粮食组织在《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提出“持续农业发展”新概念。此后，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就持续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展开讨论，并在农业生产实际中积极探索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生态农业概念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生态农业学会上，生态农业概念被首次使用，生态农业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广。1980年，叶谦吉认为，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就是从系统思想出发，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5］。1987年，马世骏等人认为，生态农业是农业生态工程的简称，应根据“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理进行农业生态工程研究，它以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为指标，应用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设计的综合农业生态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类型［6］。1991年厉以宁提出，生态农业是指依靠农业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稳定地、持续地取得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的生活质量提高［7］。1996年，钟晓青认为，生态农业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行模式，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完全在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强调“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8］。在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农业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生态农业的实践也随之展开。2002年，农业部全面总结各地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后又经过数年的推广实践及科学论证，又从中最后推出十大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包括:北方“四位一体”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平原与准平原区的农林牧复合型生态农业模式;持续利用型的草地生态农业模式;混种与轮作型的生态农业模式;生态畜牧业养殖模式;生态渔业养殖模式;小流域综合治理型生态农业模式;工业化设施型生态农业模式;旅游观光型生态农业模式。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统一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优秀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9］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技术标准体系。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研究制定生态农业基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生态农业评价指标、管理认证方法、环境友好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加强生态农产品质量保障管理。严格执行生态农业技术标准，对农户和龙头企业实行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质量监测，严惩生产过程不达标和质量不达标者。通过对生态农产品全面的质量管理，确保质量与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农业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机构，加强对广大生态农业管理人员和农民的培训，传播生态农业科技知识，使其掌握各项标准和规程，继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平。四是加强生态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是加速县乡村信息服务站建设，努力实现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实现在广大农村的全覆盖。加强生态农业信息质量管理，确保生态农业信息的真实性。五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生态农产品，尤其是绿色和有机食品及标准的宣传，积极促销;实行生态农产品分级包装进入市场销售，优质优价;实行生态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专卖销售，实行销产连带追溯赔偿制度，以保护消费者利益，防假打假。六是加快建立健全气象、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信息等全方位的生态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各服务部门人事管理事业化，强化公益性。

总之，只要我们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措施，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丰富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生态农业必将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作者:赫修贵 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中国发展论文:基于在中国发展的国际酒店管理论文

一、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的概况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入驻总过的国际酒店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已经有超过35家酒店集团，并且其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品牌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且凭借自己先进的管理理念在不断地开拓大陆市场，这都是对国内本土品牌酒店的一大挑战。在中国，有将近350家酒店的是属于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拥有的品牌数量达到了55个，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旗下的酒店多数都是高标准的酒店，随着经济年本土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型的酒店。

二、限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扩张的方法有限

酒店产业就有较高的风险，其资金成本比较高，同时取得收益的周期比较长，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国际酒店集团都进行跨国投资的活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不相同，很容易受到其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很多国际酒店集团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开拓市场，该种方法可以保证其有最基本的管理费的收入，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化，可以及时地撤出市场，这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一种扩张方式。和特许经营相比，还有一种扩张方式也很受欢迎，即签订管理合同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扩张方法。在当今的国际酒店集团当中，有将近一半的客房是通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经营的。这两种经营方式有自身的优点，但是当一个酒店在进入一国市场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市场运行机制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如果该国市场更注重服务，则可以通过合同管理的方式。这里通过对洲际酒店的具体分析，阐述国际酒店集团扩张的局限性。洲际酒店从来没有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酒店的设施比较落后，而特许经营是为国内的酒店提供品牌、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实际掌控管理国内酒店；但是采用管理合同的方式则可以避免这一问题，管理合同是国际酒店集团直接对国内酒店进行服务上的管理工作，提高国内酒店的质量。随着近几年国内酒店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有部分酒店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许经营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对知识产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不利于品牌的发展。

（二）酒店的发展受到国情的影响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业主会对酒店的经营提出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其它要求，比如收取商业回扣、加强酒店管理的支出、酒店的采购等等，使得酒店的经营受到业主的极大干预。偏远地区的某些政府推行地区保护主义，其极大地抗拒国际酒店集团加入本地的市场，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违法市场的自我调节，组织建立大规模的本土酒店来抵制国际酒店品牌，这也极大程度地对国际酒店集团构成了威胁。

（三）管理的花费太高

国际酒店毕竟是国际的品牌，其拥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因此其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水平。无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其管理的花费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在总体营业收入的1/20都要用来交管理费，这使得国际酒店集团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利于其更好的发展。同时，高昂的管理费也为很多国内经济型酒店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国内酒店管理的费用相对较低，同时其又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如鱼得水。

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品牌不断增多，规模日益扩大

尽管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是中国丰富的市场需求，还是吸引很多国际酒店品牌的加入。从宏观角度来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趋势可以用4个字来进行概括，即全面扩张。其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成逐年增加的趋势，不仅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看见国际酒店，中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国际酒店的品牌。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并且根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做出调整。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的时候，主要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入驻的品牌需要市场的发展、承受能力相一致；第二，项目酒店的硬件设备要满足即将入驻的品牌的要求；第三，在签订管理合同的时候，要遵循双方的合意，不能勉强。这体现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扩张时，即不断增加自己的品牌，同时又考察市场的承受能力，做到理性的扩张，有利于其长远的发展。

（二）签订管理合同仍然是其最常见的扩张方法

第一，不断缩短合同约定的期限，加强竞争。我国本土的酒店管理公司不断兴起，企业在谋求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又急于开辟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双方同项目酒店签订的合同期限也在不断地缩短，造成了无序竞争。中外酒店管理集团的竞争，为业主留下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第二，管理业绩的衡量方式出现了变化。在衡量酒店管理业绩的时候，更加重视风险的共同承担。在管理的费用当中，增加了奖励的成分，并且其所占比例在不断增高。

结束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迅猛发展，其开辟了大量的中国市场，自身先进的管理理念、设施条件都对国内的酒店产生的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情形，国内酒店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管理方式、硬件设施，才可以与之相抗衡。

作者：张琳珏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中国发展论文:剖析在中国发展伊斯兰保险业务研究论文

摘要:伊斯兰律法禁止利息、不确定性交易等经济行为,致使传统保险无法满足穆斯林的保险需求。经过多年的研究,全新的伊斯兰保险诞生,并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接受,而且市场发展正不断地扩张。我国拥有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而伊斯兰保险市场一片空白,也无学术的理论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情况及民族特征,以及伊斯兰人口集中地新疆的保险发展状况,探讨了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了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伊斯兰;伊斯兰保险;保险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渗透时,伊斯兰金融机构便带着鲜明的宗教特色应运而生。这是伊斯兰研究朝向现实性和实用性深入,由伊斯兰经济学家、银行家、法学家等诸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年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并创立了现代伊斯兰金融学。从此搞活了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已逐渐发展成熟,现有70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200多家金融机构,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公司、伊斯兰基金和伊斯兰资本市场等,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其中,伊斯兰银行和伊斯兰保险最为引人注目。

全球目前大约有15.7亿穆斯林人口,其中三分之二在亚洲。尽管他们遍布世界各地,大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①经济体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保险深度,尤其是寿险深度很低,其2007年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整个新兴市场为2.8%②。尽管本世纪以来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经济增长稳健,保险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保险深度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保险不符合伊斯兰信仰。

一、伊斯兰保险的介绍职称论文

伊斯兰保险业是伴随着以伊斯兰银行为主的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但其合法性却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辨证。在伊斯兰世界中,保险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种金融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保险是邪恶的异端“比达尔”,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世人以保险金为赌注,将鼓励一种鲁莽的、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就其基本原则而言,是无可指责的,其中并不含有赌博和放债取利的因素。他们认为保险业类似于伊斯兰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制度,带有互助、济贫的社会保险性质,在互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这符合穆斯林追求社会平等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值得支持和提倡。目前,从总体来看,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绝对禁止一切社会保险活动,但也没有全部放开,而是尽力将保险事业纳入教法的控制之下。

伊斯兰教与经济的关系源远流长,早期穆罕默德传教时就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伊斯兰教本身是鼓励商业贸易的,在《古兰经》里有很多鼓励贸易和商业的章节,伊斯兰教的经济观念认为商业贸易应该建立在守信、合法的原则上,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相帮助,允许合理的贫富差距,反对奢侈浪费、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在伊斯兰社会中,律法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穆斯林依照律法中所述的教义生活,因此伊斯兰金融体系中的所有交易,包括所购买的保险保障都必须符合律法[1]。伊斯兰律法中禁止的主要经济事项有:反对支付或征收利息;不得承担过高的风险,风险与利润共担;禁止合同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明确的条款;投资于不允许的商品或行为,例如猪肉、酒、赌博和色情业[2]。

回教保险是伊斯兰保险中主要的分支,特指投保人基金与股东基金分离的保险模式。回教保险是以互相帮助和自愿奉献原则为基础,风险由参与者集体自愿分担。通过自愿捐献缴纳保险费和对损失类别的定义,消除了合同的不确定性和过高的风险承担。回教保险运营模式的主要特点有:设立回教律法监事会,监督保险业务及其相对于回教律法的合规性;将股东基金从投保人基金中分离出来;承诺向投保人分配业务利润;避免投资于不符合回教律法的资产。

回教保险模式主要有:人模式、利润分享模式、混合模式、捐赠模式[3]。在人模式中,保险公司是作为投保人的纯粹营运人。保险人收取一笔定额费用,代表投保人投资回教保险基金并经营回教保险业务。保险人不分享承保和投资的任何盈利,也不承担承保和投资的任何损失。但如果回教保险出现亏损,保险人必须向回教保险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这笔贷款将在基金出现盈余时偿还。利润分享模式人模式不同,保险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投保人基金所产生的盈余和投资活动所获得的利润。与人模式一样,如果发生亏损,保险人必须向投保人基金提供一笔无息贷款。混合模式是结合了人模式和利润分享模式的优点而成一种新型模式,保险人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

捐赠模式是指保险人向捐赠基金支付一笔初始保费,投保人向基金缴纳的附加保费将用于理赔,保险人收取一笔固定的承保费用。在所有索赔得到赔付后,投保人分享基金所剩余的资金。

二、伊斯兰保险的主要国际市场发展情况

随着伊斯兰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伊斯兰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目前,伊斯兰保险不仅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而且已经被非穆斯林接受,在马来西亚有接近40%的伊斯兰保险客户是非穆斯林。获准成立于1979年的苏丹伊斯兰保险公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家回教保险公司,1985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和巴林也成立了回教保险公司。据统计,目前有100到150家回教保险公司或窗口公司①。

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收入约为17亿美元。根据回教保险的不同定义,其市场规模估计在10亿美元至56亿美元之间。尽管对回教保险市场的确切规模有争议,但其快速增长却是一致公认的。马来西亚是最发达的回教保险市场,具备完善的鼓励回教保险发展的政策法规。截至2007年末,其国内共有8家注册的伊斯兰保险公司,总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比重也从2001年的4.8%增长至2007年的7.2%,达到88.2亿林吉特,伊斯兰保险业已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②。另外,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最多的穆斯林人口,人均收入和保险深度都偏低。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中东经济体,回教保险业发展迅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作为中东地区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传统保险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巴林的保险市场规模非常小,监管体系健全,是中东地区新兴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自创立伊始,回教保险就一直繁荣发展。2007年回教保险保费估计约为17亿美元,过去四年的增长尤其迅猛——增速达26%(扣除通胀因素),回教保险的增速比传统市场高出11%。尽管面临目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由于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经济体前景依然乐观,其长期发展势头将保持稳健。至2015年,回教保险预计将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胀因素),并达到70亿美元的规模,这大大高于传统市场的增长。回教保险市场份额将达到8～10%。保险深度应该也将提高。

三、我国伊斯兰的人口分布及特点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其中穆斯林人口为2032058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从民族角度来看,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于10个少数民族③。

从地域上看,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西北地区的新、宁、甘、青四省区,而河南、云南、河北、山东等地穆斯林人口虽然绝对数较高,但相对于当地的总人口数而言还是很少的。从绝对数看,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穆斯林人口超过100万的还有宁夏、甘肃两省区。从相对数上来看,新疆穆斯林人口数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宁夏超过30%。青海的穆斯林人口接近总人口的20%,甘肃超过5%,比例也较高①。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密切相关的。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较快。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轻。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二是人口文化素质低。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文盲率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三是职业构成差。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四是早婚现象普遍。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另外,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致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

四、我国穆斯林人口较多地区的保险现状——以新疆为例

无论从相对数,还是绝对数上,新疆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均超过一半以上。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目前,新疆保险市场已形成了多家共存、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2002年,新疆保险公司仅有9家,截止至2008年,新疆保险公司已发展为2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由2002年的3家增加至2008年的42家,增加了14倍;保险营销员由2002年的2.37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98万人,增加了25.74%。

从1980年至2008年,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保费总收入由1980年的93万元增加至2008年的152.51亿元,增长近114万倍;保费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②。

新疆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相对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2000年至2007年,无论是保险密度还是保险深度,相对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从保险密度看,2007年达到504.11元,低于全国水平750元;从保险深度看,新疆达到3%,低于全国水平4%,而虽在2005—2006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已接近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近几年又拉开了较大距离。

从全国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均保费收入情况来看,无论是寿险保费收入还是财险保费收入,2006年至2009年新疆的保费收入均较低,财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3%,而寿险保费收入仅有全国平均水平24.3%③。可见,寿险保费相对财险保费更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疆的保险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较低。如果按4%的发展中国家保险深度及2009年新疆的GDP(4274亿元)推算,新疆的保费收入可达到171亿元左右,而实际规模与之相差近15亿元。从保险密度看,以中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5%左右为参考,按2009年全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553亿元计算,新疆保险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127亿元左右,以目前的实际收入来看仍有相当差距。因此,就目前新疆保险业发展的水平来看,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4]。

新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为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2009年新疆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增存款很大一部分是定期存款,而储蓄存款特别是其中的定期存款本身就是人寿保险潜在的市场资源。另外,随着近几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疆保险市场的潜力将会被越来越大地挖掘出来。

但新疆保险业的发展受制约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收入不高、教育水平较低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传统观念等因素——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影响。新疆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的“穆斯林自治区”。宗教信仰决定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较为特殊,这对保险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真主的意愿,给未来事件保险和承担不确定性收益是侵犯真主权利和对真主至上的裹读,这种宗教信仰直接抑制了保险消费的需求,保险意识匮乏。

五、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保险业全年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1137.3亿元,同比增长13.8%①。中国人寿等保险业的领头羊也纷纷在全球开设分支机构,把业务的开拓放眼于全球保险市场。而一个新兴的市场正在默默地迅速成长——伊斯兰保险市场。我国保险业对伊斯兰保险知之甚少,尚未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开拓此保险市场的重要性。我国拥有大约2000多万的伊斯兰人口,由于其宗教信仰,对保险的认识不同,风险防范的需求不同。这是一个巨大潜在的保险市场。

伊斯兰人口居多的新疆是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我国领土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我国边境线最长、与之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其资源量特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棉花等资源极其丰富,号称中国未来的资源储备库。2009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今年5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

笔者认为应以发展新疆的为契机,大力发展新疆的金融业——试点伊斯兰保险,当前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一是伊斯兰保险供给一片空白,保险需求十足。2000多万伊斯兰人口,市场中无适合其伊斯兰律法的保险产品。二是新、宁、甘、青等伊斯兰人口集中地,属于西部地区,国家正大力推进西部计划,尤其是发展新疆。各种优惠政策倾斜,具备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三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增长较快,市场前景广阔;人口结构年轻型,适合长期保险保障功能和储蓄功能。四是新疆等西部地区,保险市场空间较大,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均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五是伊斯兰保险产品特点、运营模式都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注入保险市场,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

伊斯兰保险要开拓自己的市场份额,保险企业、监管当局、回教律法学者等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提高对伊斯兰保险的认知度,这将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斯林所接受的宣传是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其宗教信仰相冲突。改变这种看法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二是回教保险业不能仅仅依赖于提供符合回教律法的产品,因为价格和服务也同样重要,服务水平和产品特点亦可能与保险合同符合伊斯兰信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三是多样化是伊斯兰教的固有特性。它容许不同的诠释并存,因此产生不同的回教保险模式。而经营模式的标准化会有助于回教保险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且可提高透明度,降低成本,减少顾客的混淆。四是我国具备保险和回教律法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找到管理人员和有经验的回教律法学者则更加困难。五是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这些对开拓伊斯兰保险的险种设计、费率定价、核保、理赔、客户带来诸多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问题。

六、我国发展伊斯兰保险的对策与建议

面临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开拓我国伊斯兰保险市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的伊斯兰人口有2000多万,大多集中在新、宁、甘、青等西部地区,适于伊斯兰保险业的发展。针对我国伊斯兰人口的分布及所在区的保险状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新疆为试点,发展伊斯兰保险。新疆的穆斯林人口数超过1000万,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52.68%,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保险业得到快速发展,保险深度由1980年的0.0002增加至2008年的0.0363,增长了181倍之多;保险密度从人均0.07元增加至人均715.74元,增长了万余倍。与此同时,2008年新疆全年生产总值达到4203.41亿元,比上年增长11%②。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对,保险业的各项指标均较低。现中央领导已把发展新疆作为国家战略目标,致力于发展新疆经济,新疆经济的发展可刺激人们对保险的需求。在全面构建伊斯兰金融的同时,发展伊斯兰保险市场。建议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公司利用其良好地声誉、精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经验在新疆各市、区的分支机构设立伊斯兰保险窗口,并借鉴大型国际再保险公司的经验,合理定价伊斯兰保险,设立保险条款,这对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大型保险集团的国际战略也十分吻合。

2.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伊斯兰保险专门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制约伊斯兰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现在没有伊斯兰保险,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人才,在理论界也没有伊斯兰保险相关的学术成果。虽然我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学者正在研究伊斯兰人口的发展及其民族特征,也拥有一些伊斯兰经济思想家,但仍然缺乏一些“伊斯兰保险”专家。他必须全面了解伊斯兰宗教律法、保险学、精算学、公司治理等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实务能力、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民族特征等。建议在新疆大学开设伊斯兰保险本科专业,大力培养伊斯兰保险人才。因其具有良好地生源保证,同时也是熟悉伊斯兰宗教的当地学生,致力于家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设立专门的伊斯兰保险项目等研究课题,并鼓励国内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金融教育机构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保险学会组织定期的培训项目来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可以加强与国外伊斯兰金融教育和培训组织的交流,选派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赴国外学习伊斯兰保险。

3.形成与传统保险的相辅相成的产品。当我国开拓伊斯兰保险产品越来越普通,伊斯兰保险是否会与传统产品竞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伊斯兰保险可能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个具有吸引力的保险方案。根据马来西亚某些市场从业者的观察显示,一旦回教保险经营者达到一定规模并推出具可比性的价格,分享回教保险基金利润的机会可能同样会吸引非穆斯林客户。因此,开展与传统保险不相冲突的伊斯兰保险险种是伊斯兰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4.开发适合我国伊斯兰人口特征的伊斯兰保险产品,实施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我国伊斯兰人口具有低死亡率、文化程度低、职业风险高、早婚早育、近亲结婚普遍且人口分布稀疏等特征,以及伊斯兰宗教中禁止的经济事项,这些对如何合理进行精算定价产生很大难度。文化程度较低,影响到对保险知识的接受程度,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职业风险高,精算定价较高,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早婚早育以及近亲结婚带来的婚姻法律风险、家族疾病遗传风险较大,如何分散此类风险。人口分布稀疏,这对保险生存调查、理赔客户均产生极大的道德风险。邀请国外著名伊斯兰保险专家学者在国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顾问,为国内保险机构开设伊斯兰窗口或发行伊斯兰保险产品提供帮助。借鉴国际的风险与利润分摊的模式,推进伊斯兰保险产品,收取投保人所付保费和投资赢利的一定比例。投资有助于使保险人与投保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费也使得保险人能够收回承保业务的管理成本。另外,可对伊斯兰保险业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财政补贴。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保理业务在中国发展的对策论文

摘要：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扩大，国际保理业务的广泛开展，受到各国进出口商的欢迎。首先阐述国际保理业务的定义、特点和种类，然后就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从中提出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七大问题，最后从国际保理信用风险管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这三个方面入手，总结出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保理业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一、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1988年中国银行在我国率先推出国际保理业务，并于1993年成为中国首家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随后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也纷纷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并先后成为FCI会员。

从办理机构上看，目前我国已有12家银行成为FCI会员，对外办理国内与国际保理业务，其中业务量较大的主要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二、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信用交易尚未建立，制约国际保理业务扩展

出口企业满足于用传统结算方式进行交易，忽视保理业务的应用，这从交易观念上阻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目前主要仍以服装、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主观检测性强，易引起合同纠纷。而在保理业务中，买卖双方对产品有争议或买方挑剔产品质量时，保理商又不承担付款责任，这使出口商惟恐会钱财两空，而宁愿选择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

2.2国际保理业务自身宣传力度不够

我国正式开办该项业务以来，主要限于中国银行承办保理业务。然而银行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担心扩大宣传力度，会失去这一新的金融服务领域，从而对外仅限于简单业务介绍。因此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

2.3保理业务法规建设滞后，不能适应保理业务发展要求

我国早在1992年便开展了国际保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国际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加入国际保理联合会，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业务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实施，它们只是基本的依据，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敢尝试这一新型结算工具。

2.4我国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现代国际保理业务是现代通信与信息发展的产物。然而，我国保理公司与各国保理商和民间资信公司等机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交互网络。同时，我国开展保理业务的公司有的还仍然使用非EDI信息传递技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理公司与国外保理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信息传递。

2.5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国际保理从业人才队伍

由于我国开展此项业务时间较短、业务量较少、从而使得从业人员缺乏实务方面的锻炼。目前，在我国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中，从事保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国际保理业务培训，业务不熟，工作效率低，影响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推广速度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展。

2.6盲目的市场定位阻碍保理业务的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开展保理业务部门的服务对象，受银行从业人员和资金的限制，一般都集中在银行做信用证及托收等结算的客户上。而且目前主动采用保理业务的客户，也往往是因产品积压或信用证失效而不得已采用的，这些客户当然无法形成出口保理业务的稳定客户群，也无法起到样板客户的广告效应。

三、发展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对策

随着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我国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自身经营水平，不断扩大金融品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本身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环境。针对存在的问题，大体可考虑对策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是开展国际保理的基础。西方国家开展保理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服务设施水平很高，而这些设备与技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先期的信息传递、数据交换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首次与国外客户的贸易往来中对于对方资信的调查，对于贸易伙伴国所在地法律、法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必须通过完善、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应尽早与FCI其它成员国和各大银行以及各种咨询机构建立信息交互网络，以便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正常协作。

（2）人才培养是提高保理业务服务水准的关键。充分利用现在已有的职业培训设施及大专院校的师资力量，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保理专业培训班，可以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较早的发达国家专门高薪聘请一些国际保理业内的专家来讲课，及时传授世界最先进的保理技术及业务程序。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应根据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从规范化管理要求出发，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认定考试制度，可实施在岗培训工程，大力培养专门从事国际保理业务的专业人才。

（3）迅速提高我国国际保理业务水准，完善服务形式和内容。目前，我国国际保理服务形式单一、服务内容简单，采用国际通行的双保理做法是加快我国发展国际保理业务的必要条件，也是通过业务渠道借鉴与学习国外保理公司经验的有效途径。我们应紧跟时展潮流，建立健全国际上通行的双保理做法，实现单保理到双保理的过渡。

（4）完善针对保理业务的授信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银行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和方法，并通过银行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完整可靠的企业资信情况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口企业的资信管理，从而降低企业保证金的交纳；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地区保理商的做法，加强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尝试开展保理业务保险，在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有效地防范风险。

（5）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大力宣传、推广国际保理业务。应在涉外经营领域大规模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的重要意义，应充分利用现存的分支机构网络，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力宣传国际保理业务知识，增强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公务员之家

（6）政府应出台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及非金融机构大力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政府必须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使出口商、保理商都能在开展保理业务中有利可图，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引导示范。政府应一方面激励出口企业应用保理业务以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自己的经营范围，大胆开展保理业务。在国外金融机构尚未进入中国开展激烈的国际保理市场竞争之机，大力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抢占先机。

（7）营造有利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我国可直接从国际上已有的各国业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法律制度、国际公约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法律文明中，汲取有效合理的法律成果，提取适于我国国情的法律条文，并参照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开展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一些普遍做法，来充实完善本国的具体国际保理法律框架，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法制环境。

（8）此外，还应从国际金融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法律环境、进口国的政治、经济及贸易准入等方面入手，加强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

中国发展论文:科学发展观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论文

摘要：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全面反思，为中国政治学的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出路：回归自身，回归中国。在深刻分析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化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之后，也指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立足点：顺应现代政治文明，符合国家建设的逻辑，适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整合，最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学与中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也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中国发展为中国政治学的丰富提供经验材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现代意义的政治学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所以，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的时候，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也差不多30年了。经过30年发展，中国政治学也算是达到了“而立”水平：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话语、有了自己的体系、有了自己的抱负，因而，也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风格。多年前，我曾撰文总结中国政治学的20年发展，基本观点是：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促进关系，承担起了这门学科应该承担的使命，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2]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并为30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发挥的作用而感到欣慰。“而立”之年，应该是事业大展宏图之年，所以，在欣慰之余，还是有责任思考这个学科的事业与前途。这种思考，固然需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反思过去，只有通过反思，才有整体的把握和理性的自我批判，从而更好地认清和把握未来。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优秀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优秀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优秀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优秀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优秀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专制、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优秀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全面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作为一门严谨而有现实使命感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有效作为，是随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相应的，国家的发展对政治学的需求不是减少了，而是不断增加。所以，中国政治学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学本身，在于政治学者的奋斗与努力。国家与社会在努力进步，中国政治学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赶上这种进步，适应这种进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论文

摘要: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他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大战略，同他观察与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紧密相联。他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立足世界，时外开放，加速发展;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建立国际新秋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战略忍想和平与发展付外开放意识形态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是正确的外交判断、决策以及外交路线、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坚持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对时代做出了准确的把握，这种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制定我国新时期外交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英明论断。第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逐步瓦解。西欧、日本离苏倾向日趋增强。中国率先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东欧离苏倾向日趋明显。第二，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蓬勃兴起，成为国际政治运动最积极的因素。第三，战后出现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着，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也同样存在着，并有了可喜的增加和发展。日本人民、欧洲人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第四、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地采取磋商和对话方式解决。第五，当今世界，要打世界打仗，“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只有美苏两家有这个资格。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他们两家谁也不敢先动手:一是因为他们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两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既然美苏两家都打不起来，那么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这是他在1985年时的讲话，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大战暂时就更不具有可能性。

二、立足世界，对外开放

中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是深人研究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而做出的科学决策。二站后，国际间贸易和技术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特点更为突出。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并把它定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时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去，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但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但不能冲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有清醒的认识和灵活的作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深思熟虑，建议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他强调要集中力量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曾明确声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990年12月24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好处失去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明智之举。

鉴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发展自己，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

他说:“中国观察国际关系不是看社会制度。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正处于极其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应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什么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知道你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间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的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高度灵活性。他的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作法，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四、建立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维持。早在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提出有关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当前国际政治出现了由对抗转到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新情况。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应该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结夫，甘地时，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公务员之家:

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的本原则是我国政府的一个明确主张，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历史上，中国饱偿了外国列强的蹂确之苦，我们珍惜自己的主权独立，真心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和平共处;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今世界又惨遭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之害，也诚心希望在世界各国经济上互惠互利、相互合作。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际新秩序需要长期斗争。需要人们通过协商加深理解、谅解并作必要的妥协;另一方面还有待于种种客观因素的进一步成熟。只要世界各国都统一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目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世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总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他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集中精力搞建设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总是能抓住不同政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利益，提出不结盟、不当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们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就没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要继承发展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为构建和谐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中国发展论文: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促进中国发展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邓小平变化观理论三变即识变、应变、求变进行论述。其中，内容包括：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其特点有三：一是敏锐；二是全面；三是深刻、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其特点是一是果断性；二是彻底性；三是稳定性、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的变化观反映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贯穿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追求。这个变化观是被邓小平中国化了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统帅邓小平所有思考的灵魂，是指引邓小平一生伟大实践的旗帜。邓小平的变化观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使中国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

关键词：识变应变求变世界中国观察

仔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在邓小平思想观念的深处，流动着一条变化的大河，这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个变化观概括起来就是识变、应变、求变。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从历史与未来、世界与中国、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角度深刻分析了如何观察、认识和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在理论、观念和方针政策等不同层次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这一科学的变化观贯穿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体现在邓小平的每一个思想观点和他做出的每一个重大决策之中，成为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

所谓识变就是敏锐观察并不断跟踪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战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两极格局开始松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深入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优秀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敏锐，即能够发现萌芽中的变化。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我们还沉浸在“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狂热之中时，当我们还在高喊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0页）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二是全面。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他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当代国际形势的两大基本趋势。经济上，他分析了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的著名诊断，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经济全球化；政治上，他分析了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从两极走向多极。因此，邓小平呼吁，要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现在，这一结论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此外，他还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以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三是深刻。邓小平在分析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时，揭示了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邓小平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的一个鲜明特色。1978年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详细分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如此详尽深入地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认为这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这就抓住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所谓应变，就是迅速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潮流变化提出的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邓小平提出的最大应变措施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邓小平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邓小平作出了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并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提出了全面的应变举措。在经济上，要打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外交政策上，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改变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的应变思想和应变举措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果断性。还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意识到，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正在拉大，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这之后，他仍然多次提醒大家要有时不待我的紧迫感：“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再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应变意识、改革意识，让人们认识到，在改革的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他充满激情地讴歌改革：“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6页）二是彻底性。邓小平认为，改革不是枝节性的变化，而是根本性的变革，“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在改革经过了五六个年头之后，他进一步深刻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直截了当地把改革说成“第二次革命”。这就指出了改革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三是稳定性。为了保持应变的稳定，邓小平特别注意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在反复强调“变”的同时，邓小平也在阐述“不变”的问题。首先，邓小平总是强调“变”与“不变”相结合。他每提出一个变，就有一个不变相配合。例如，在提出改革开放时，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时，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其次，针对国内外的担心，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变：“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8页）1989年5月还在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这显然是说，“变”是永远不变的。再次，主要的不变，次要的变。具体政策可以经常变，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是不变的。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深刻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可见，变与不变是互相影响的，不变是为了更好地变，通过不变来保证变能够更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述充满了辩证法思想。20多年来，邓小平以变应变的思想和举措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停滞僵化的体制，形成了顺变促变的体制，给中国注入了发展变化的动力。

所谓求变，即观念创新。邓小平的求变思想首先表现在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看待变化。1984年10月在谈到香港回归时他说了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话：“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我们也在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3页）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心，他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邓小平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概括起来就是，首先要分析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其次要相信越变越好，“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再次要抛弃怕变的旧观念，树立乐变求变的新观念，“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邓小平关于认识变化的思想方法的论述真是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其次，邓小平的求变思想还表现为高度的前瞻性。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了。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在谈到培养年轻干部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7页）他多次谈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的情景，以此鼓舞人们投身改革。198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3页）邓小平这样讲是让人们期待变化并积极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现行的东西。再次，邓小平求变思想中更重要的是要求主体做到率先变化。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根据实际不断变化，永远向前看的人。他总是着眼于未来，渴望变化，追求变化。1979年1月邓小平指出：“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页）1989年他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具备求变意识的要求：“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0页）“自觉地变化”！这是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也是对全党的要求。他认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0页）这些都反映了邓小平强烈的求变意识。改革开放以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还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新观念、新事物总是持一种恐惧、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教育全党要树立起用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乐变求变的观念日益普及，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嬗变，这正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前提。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最剧烈的变动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更达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也开始了自身的蜕变。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如此剧烈和深刻的变化，不能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世界与中国的变化。1920年到1925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多，1926年他在苏联学习一年，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多次赴苏联访问或谈判，1974年他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1975年访问法国，1978至1979年他先后访问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邓小平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资历史性巨变，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第三次巨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一个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没有谁比邓小平体会得更深了。1988年在谈到各国革命道路的区别时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怎么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4页）可见，时代主题的转变，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邓小平变化观形成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理解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的变化观，就无法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科学论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变化观的灵魂。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识变、应变、求变的前提。“”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发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下，我们才做到了承认、尊重现实生活的变化，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并且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基础，就做不到“识变、应变、求变”。其次，识变、应变、求变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在阐述识变、应变、求变问题的时候，常用的另一个词就是“新”。在讲到“识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情况”、“新问题”；在谈到“应变”的问题时，邓小平常说“新思路”、“新办法”；在谈到求变时邓小平常说“新观念”、“说新话”等等。1984年9月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新的方法，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也没有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91页）在谈到理论创新时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这也证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识变、应变、求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识变、应变、求变”从深层次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它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变化观的根本是以变化求发展。邓小平一生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变，那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指出：“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他还大声疾呼：“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怎样才能实现发展呢？邓小平指出：“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邓小平对识变、应变、求变的分析，都是围绕发展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为发展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首先，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个时机就是指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向所有国家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是这样分析中国面临的机遇的：“现在世界发生了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它的挑战性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回忆发展以跟上剧烈变化的世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占领有利位置。如同邓小平所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包括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等，这些对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都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加速发展。邓小平讲“变”最多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他多次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他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主张，他亲自推动了“863”计划的通过和实践。再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跨越式发展。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台阶式”发展的战略思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主张等。这些观点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见，讲变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发展，讲变化就是为了促发展。公务员之家

邓小平的变化观告诉我们，当今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从世界范围来说，是时代主题转换；从中国来说，是社会转型。对这种深刻变化的认识和判断构成了邓小平整个战略思想的最重要的客观基础。邓小平的整个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世界和中国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种客观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国党和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工作重心转移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见解，它既是理论，也是观念，更是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识变、应变、求变是他整个思想和实践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使用“变”、“变化”这样的概念达一百二三十次，内容涉及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直到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邓小平所有的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无不体现着识变、应变、求变的精神。邓小平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本质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据此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一改停滞徘徊的状态，走上了发展变化的快车道，跟上了一日千里的世界潮流。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正在加速进行，中国人开始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了。对我们来说，学习邓小平的变化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他识变的眼光、应变的胆略和求变的意识。用邓小平的变化观指导今后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论文:产业内贸易中国发展论文

[摘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导模式的外贸易格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和拉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传统的贸易模式已显出疲态，正经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为主向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成为中国提高外贸易竞争力、获取动态利益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内涵及其规律，并分析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指数

一、产业内贸易概述

1.产业内贸易的内涵

国际贸易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二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相同产业产品在国际间的双向流动，从统计角度看，其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日本向美国出口轿车，同时又从美国进口轿车。产业内贸易还包括中间产品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可表述为：同一产业内的产品，主要是制成品通过内、外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

2.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

(1)从要素禀赋角度看，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比较大。因为从生产角度上产业内贸易取决于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异质性及其技术进步水平，主要是由于异质产品可能以相同的技术被制造出来，也可能含有完全相同的物质成份。可见，产业内贸易常常并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内容。

(2)从需求角度看，两个国家中的人均收入较高，并且两国的人均收入差别较小，则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从而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相似的需求结构和追求差异化的个性产品，将使两国间产业内贸易内容广泛。

(3)从区位角度看，两国地缘关系越近，则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较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生产特征和相似的消费习惯，加之运输成本低廉和便于开展边境贸易等都是有利于两国产业内贸易开展的因素。

(4)从产业角度看，产业内贸易比重的规律是，具有异质产品的会大于具有同质产品的产业；具有先进技术和工艺革新较高的高于具有简单和技术相对停滞的产业；存在大量中间产品的会大于中间产品较少的产业。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1.产业内贸易指数

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所有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为：（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国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产业内贸易指数在0～1区间变动，GLij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于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化生产过程中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衡量产品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之一。

2.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

有的学者运用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综合体产业内贸易指数方法对中国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分析，其计算结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除2001年略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在2000年该指数已接近0.45。张小蒂（2004）等人按照SITC（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分类分析，计算的数据以1997到2001年间的内贸易状况为依据。测量的数据中2001年0－8类指数分别如下：0.338、0.552、0.242、0.287、0.318、0.446、0.507、0.495、0.403。而相比之下美国2001年的数据分别是：0.540、0.471、0.535、0.380、0.629、0.763、0.592、0.745、0.515。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美国相比仍非常落后，规模经济不论是在制成品还是在初级产品方面均未得到有利的实现，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郝文（2005）对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产业内贸易中74％的进出口价格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在与经合组织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中，有75％的产品出口价要低于进口价；水平性产业内贸易在总的产业内贸易中只占7％～14％。

三、中国产业内贸易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文献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美国等相比我们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产业内贸易在给贸易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同时，亦可促使一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贸易模式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原因是人们只是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但在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甚至是绝对的下降，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且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我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格局十分脆弱，且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产业间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过程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外贸领域的反映。因此我国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水平产业内贸易，并最终实现通过水平产业内贸易与科技、规模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增强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发展论文: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论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历史演变的阐述，分析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并与以往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比，表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在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上，更具有现实意义。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艰辛探索，前赴后继，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一、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

所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及实现的根本途径。它涉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中共中央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确定了“在本世纪（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缺乏科学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许多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进入了真正的实施阶段。同时，以邓小平为优秀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对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新规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主要确立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分两步走”的基础上确定到建国100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之后，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社会主义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并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原定20__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之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如今，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当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战略的对比

提出的把我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并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战略可以认为是“两步走”的战略，当代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并根据当前国情不断丰富。两者相比，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第二，都是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步骤完成以后，都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都是长期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的“两步走”长达50到100年，邓小平的“三步走”也是到21世纪的中叶；第四，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先改变落后面貌，然后再继续前进，争取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

另外，从提出的理论依据上看，二者都是本着实事求是地精神，在认清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不但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中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国情出发，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唯意志论。所以两个发展战略是一脉相形承的。“二步走”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而“三步走”是对“两步走”的发展。当然，邓小平的“三步走”，也纠正了“两步走”的不切合实际的部分。因此，邓小平的“三步走”与的“两步走”之间，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

以往的发展战略与当代的发展战略相对比，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总的战略目标与每一步要达到的战略目标都不同。前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比较高，理想成分比较浓，不太符合中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实际。而后者的总目标与每一步目标，都明显地降低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第二，在实现目标的步骤

和指导思想上不同。前者分为两步，中间变化起伏较大，而且过于乐观，要求明显过急。后者分三步走，并且充分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困难和完成任务的艰巨，而不是急于求成；第三，衡量目标的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是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来衡量的，后者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这既符合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现代化水平；第四，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同。前者主要着眼于产品产量的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很重视。后者则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准，分别把三步要达到的目标，形象地解释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第五，对实现每一步目标的设想不同。前者是比较粗略的，对于如何实现第一步目标还有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后者则设想得比较具体，特别是通过党的各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内战略补充进来，使得战略内容更加丰富，可实施性也显著加强。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的报告也特别肯定这些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实践说明，当代的发展战略的确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无处不渗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思想。无论是在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还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优秀；民主和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保证；科技和教育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人民利益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指向。

党的十七报告，也特别强调了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在发展上依然存在困难和不足。例如高耗能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三高综合症”，以及医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结合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不断地改进。党的十七大提出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加人民的财产性资产。正是党在当展战略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制定出的新举措。特别是刚结束的政府财政会议，提出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定为明年的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正是切合了邓小平发展思想中医认为本的特点，符合发展思想中稳定发展的主旨。

中国在当展战略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信，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思想，在经过不断丰富完善后，能过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能带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发展论文:国际ITS的发展及对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今天，道路运输已经成为超越铁路的最重要的地面运输方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进入80年代以来，道路运输所带来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球性共同问题。

解决车和路的矛盾，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控制需求，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车辆的增加；二是增加供给，也就是修路。但是这两个办法都有其局限性。交通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出行的增加，而且在我国汽车工业正处在起步阶段的时期，因此限制车辆的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而采取增加供给，即大量修筑道路基础设施的办法，在资源、环境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今天，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交通、有限的资源和财力以及环境的压力，也将受到限制。这就需要依靠除限制需求和提供道路设施之外的其它方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ITS）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一、ITS的基本概念

从国际上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历史来看，各国普遍认为起步于60-70年代的交通管理计算机化就是智能交通系统的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逐步发展成智能交通系统，但是智能交通系统与原来意义上的交通管理和交通工程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能交通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性、信息交流的交互性以及服务的广泛性，其优秀技术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交通工程和系统工程。

1.ITS（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的定义

智能交通系统是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将先进的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集成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所建立的一种实时、准确、高效、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它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

目前国内外对智能交通系统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不论从何角度出发，有一点是共同的：ITS是用各种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来提高交通效率，增加交通安全性和改善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系统。

2.ITS的主要功能

“智能交通系统”实质上就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的运输系统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一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新型运输系统。它能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使社会能够高效地使用交通设施和能源，从而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它不但有可能解决交通的拥堵，而且对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的处理与救援、客货运输管理、道路收费系统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ITS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顺畅功能：增加交通的机动性，提高运营效率；提高道路网的通行能力，提高设施效率；调控交通需求。（2）安全功能：提高交通的安全水平，降低事故的可能性/避免事故；减轻事故的损害程度；防止事故后灾难的扩大。（3）环境功能：减轻堵塞；低公害化，降低汽车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2.1 顺畅功能

ITS可以提高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汽车运输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据统计，仅美国每年因交通拥挤而造成的燃油和时间浪费就超过720亿美元。而智能交通系统（ITS）将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从而大大减少浪费，减少损失。

日本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兆日元，时间损失达56亿人o小时，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此的交通堵塞还直接导致沿路生态环境恶化、增加大气污染、增大能源消耗等深刻的问题。日本预测实行ITS后30年内可在减少交通拥堵方面实现如下目标：

虽然个人因ITS技术而节省的汽油钱并不多，但缩短每天的行车时间、降低人们的紧张程度却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另外，ITS技术的应用将提高道路上的文明礼貌程度。

就ITS使往返交通更容易的程度而言，该技术可能加快近郊化和远郊化的趋势，人们将住得离城市和工作地点越来越远。

2.2 安全功能

美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超过四万人，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1500亿美元。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1988年以后连续8年达到1万人以上，其中高龄者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幅增加，预计到21世纪每4人中就有1人为高龄者。ITS能够减少最可能出交通事故的年龄群体－少年儿童、老年人和壮年男子－的交通伤亡，据日本ITS Japan预计，实行ITS 30年后可将现在的交通死亡事故件数减少一半。因此，可见ITS能切实地减少交通事故，其社会效益将是显而易见的。

自动化汽车和自动化公路的普及将有益于因不能再开车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的老年人，以前赋闲在家的年长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更积极地参加社区生活。

2.3 环境功能

智能交通不仅高效、便利，还是“绿色交通”。有资料表明，由于平均车速的提高带来了燃料消耗量的减少和排出废气量的减少，采用智能交通系统有望减少60%的城市交通拥塞，使短途运输效率提高近70%，汽车油耗也可由此降低15%。交通的顺畅将大幅度减少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也大大减少，从而改善空气质量。例如，在美国广泛使用的交互式导航系统能使车辆废气排放量减少5%～16%，而燃料电池动力车辆排放的废物只有水。据日本的资料，实行ITS后，可望在30年内将CO2产生量减少15%，NOX排出量减少20%，燃料消费量降低25%。有专家认为，只要每辆汽车每天少排尾气10分钟，北京的空气质量就可以明显改善。

在已经初步应用“智能车辆引导系统”的日本，车辆“一路绿灯”的机会大大增加，据粗略测算，车辆在路上的迟滞时间减少了远不止10分钟。

3.ITS的主要领域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智能交通系统的服务领域为六个方面：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货运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紧急救援系统。

3.1 先进的交通信息服务系统（ATIS）

ATIS是建立在完善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交通参与者通过装备在道路上、车上、换乘站上、停车场上以及气象中心的传感器和传输设备，可以向交通信息中心提供各地的实时交通信息；该系统得到这些信息并通过处理后，实时向交通参与者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以及与出行相关的其他信息；出行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路线。更进一步，当车上装备了自动定位和导航系统时，该系统可以帮助驾驶员自动选择行驶路线。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已经提出将ATIS建立在因特网上，并采用多媒体技术，这将使ATIS的服务功能大大加强，汽车将成为移动的信息中心和办公室。

3.2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ATMS）

这个系统有一部分与ATIS共用信息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但是ATMS主要是给交通管理者使用的，它将对道路系统中的交通状况、交通事故、气象状况和交通环境进行实时的监视，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交通进行控制，如：信号灯、诱导信息、道路管制、事故处理与救援等。

3.3 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APTS）

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公共交通的效率（包括：公共汽车、地铁、轻轨交通、城郊铁路和城市间的长途公共汽车），使公交系统实现安全便捷、经济、运量大的目标。

3.4 先进的车辆控制系统（AVCS）

AVCS目前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从当前的发展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车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该系统有以下几个部分：车载传感器（微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机、其他形式的传感器等）、车载计算机和控制执行机构等，行驶中的车辆通过车载的传感器测定出与前车、周围车辆以及与道路设施的距离和其他情况，车载计算机进行处理，对驾驶员提出警告，在紧急情况下，强制车辆制动。

二是自动驾驶系统，装备了这种系统的汽车也称为智能汽车，它在行驶中可以做到自动导向，自动检测和回避障碍物，在智能公路上，能够在较高的速度下自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必须指出的是，智能汽车在智能公路上使用才能发挥出全部功能，如果在普通公路上使用，它仅仅是一辆装备了辅助安全驾驶系统的汽车。

3.5 货运管理系统

这里的货运管理系统是指以高速道路网和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利用物流理论进行管理的智能化的物流管理系统。综合利用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及网络技术有效组织货物运输，提高货运效率。

3.6 电子收费系统（ETC）

道路收取通行费，是道路建设资金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随着交通量的增加，收费站开始成为道路上新的瓶颈。电子收费系统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开发的，使用者在市场购买车载的电子收费装置，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加装安全模块后即可安装在自己的车上，然后向高速公路公司或银行预交一笔通行费，领到一张内部装有芯片的通行卡（即IC卡），将其安装在自己汽车的指定位置，这样当汽车通过收费站的不停车收费车道时，该车道上安装的读取设备与车上的卡进行相互通信，自动在预交帐户上将本次通行费扣除。

不停车收费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路桥收费方式。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器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路桥费的目的，且所交纳的费用经过后台处理后清分给相关的收益业主。在现有的车道上安装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可以使车道的通行能力提高3-5倍。

3.7 紧急救援系统（EMS）

紧急救援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它的基础是ATIS、ATMS和有关的救援机构和设施，通过ATIS和ATMS将交通监控中心与职业的救援机构联成有机的整体，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车辆故障现场紧急处置、拖车、现场救护、排除事故车辆等服务。

二、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1.国际ITS的发展状况

智能交通系统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发展得最快。

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起步于60-70年代，相关的ITS项目当时有美国的ERGS（Elec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电子路线引导系统）、欧洲的COST30（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科学技术领域研究协作）、日本的CACS（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Control System，汽车综合控制系统）等。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问题，竞相发展智能交通系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道路功能和车辆智能化的研究，希望在未来的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起初称为“智能车辆道路系统（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ystems－IVHS）”。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系统功能扩展到道路交通运输的全过程及其有关服务部门，发展成为带动整个道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1986年，欧洲开始大力实施以欧盟（EU）及各国政府为主导的智能交通系统研究项目DRIVE（Dedic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for Vehicle Safety in Europe，欧洲汽车安全专用道路设施）和以民间为主导的PROMETHEUS（PROgraMme for a European Traffic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欧洲高效安全道路交通计划）。

日本在CACS后，于80年代后半期，推动了以建设省为主导的路车间通信系

统RACS（Road/Au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1984-1989）和以警察厅为主导的新汽车交通信息通信系统AMTICS（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1987-1988）。90年代，日本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ITS国际化工作。到1996年，日本已经有难以计数的大小项目在开展，从理论规划到实际实施，从现场试验到形成产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咄咄逼人。日本目前在ITS项目上已经形成了官方、民间、学术机构的协调体制，这对日本ITS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自60年代的ERGS之后到80年代之间，在道路交通的信息化、智能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受到日欧进展的触动，在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ITS的研究工作开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方案”（ISTEA－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也可译为陆路联合运输效率法），旨在利用高新技术和合理的交通分配提高整个路网的效率，由美国运输部负责全国的ITS发展工作，并在以后的6年中由政府拨款6.6亿美元，用来进行ITS的研究工作。1997年，美国在加州实施了一个“自动驾驶公路系统（AHS－Automated Highway System）现场试验和演示项目”，在现有道路骨架基础上，利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安全性、畅通性和旅行质量。现在在美国，ITS的相关技术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益，如电子收费系统（ETC），它无须停车就可以实现收费功能，大大提高了道路的使用效率，同时这项技术的不断扩展和电子业务相连接，可以发展到电子付款。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这些国家还成立了许多机构，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如美国的智能车辆道路协会（Intelligent Vehicle-Highway Society－IVHS，目前为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欧洲道路交通通信技术实用化协作组织ERTICO（European Road Transport Telematics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日本的路车交通智能协会VERTIS（VEhicle, Road and Traffic Intelligent Society，现改名为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以及智能交通系统国际标准化机构ISO/TC204等。

除了欧、美、日以外，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开发和研究。如韩国由交通部牵头制定了全面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结构和发展计划；新加坡的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系统应用最为成功，已成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目前，新加坡已经在全国开始推行不停车电子收费；中东的一些国家也开始讨论本国智能交通系统的研究计划；在香港，城市道路电子动态收费也已成功地试运行多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也开始在ITS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智能交通系统是当前世界上交通运输科技的前沿，由于其市场前景很好，不仅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各国的民间科研开发机构热情也很高，不惜投入巨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未来交通运输的发展方向。

2.日本ITS的发展状况

日本的道路交通，从60年代以后急速发展。日本的汽车数量从1965年到2001年几乎呈直线上升，截至2001年1月末，日本车辆保有台数约为7583万台，其中轿车5245万台，货车1832万台。车辆的急速发展不仅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交通堵塞带来的经济损失为12兆日元；交通事故发生量大幅增加，交通死亡者每年约为9000人，如日本1999年的交通事故发生量为85036万件，其中死亡人数9006人；同时还产生了氮氧化物、可吸入性颗粒物等环境问题。

由于日本的车辆保有率（机动化水平）很高，因此其市区的道路状况总体来讲十分拥挤，经常会发生塞车现象，出行如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则无法掌握时间。为此日本对ITS十分重视。

2.1 日本对ITS的认识及发展目标

在认识上，日本中央政府认为ITS是解决20世纪遗留的最大问题之一?道路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保持和推进日本经济活力的重要措施，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可以创建新的产业领域（如电子、信息通信、软件等）；形成城市型的公共事业（如高度信息化等），还能增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如高效率的物流等）。并且认为，要实现ITS必须采取以下对策：（1）制定综合、长期、科学的计划；（2）建立可适应包括运营成本在内的成本评价的运营机构；（3）理顺研究开发体制和强化研究开发成果的保护、公开及应用；（4）人才培养。

日本官方与ITS相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有：

（1）《VERTIS伟大构想》。1994年10月，由日本的道路、交通、车辆智能化推进协会VERTIS组织制定。

（2）《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1995年2月，由日本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

（3）《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1995年8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4）《推进智能道路交通系统（ITS）的整体构想》。1996年7月，由日本的有关5省厅（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制定。

1995年2月，由日本政府的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本部制定了《向先进信息通信社会推进的基本方针》，其中指出ITS有望成为“推进日本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起爆剂。为了使国民都能享受充实的公共服务，必须把自己当成用户在先进应用技术开发、引进等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并全面有计划地采取措施。”ITS被置于公共领域信息化的一个分支领域“道路、交通、车辆的信息化”的位置上。

接着在1995年8月，以建设省为主的相关5省厅制定了《道路、交通、车辆领域信息化实施指针》。其中明确了9个开发领域的同时，还确定了　11项推进措施，以及以21世纪初为目标完成ITS的建设目标，表现出政府对推进ITS的积极态度。1996年7月，相关5省厅又制定了“关于推进ITS的整体构想”，以今后20年为长期视点归纳了ITS的目标功能、开发推广的基本思路。

9个开发领域及其开发、推广目标依次为：

（1）导航系统的智能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交通信息；提供目的地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向车载机“提供交通相关信息”的工作，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在家庭、办公室等地“提供交通信息”，将努力充实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关于“提供目的地信息”，继续充实服务内容，并努力逐步应用到停车区、服务区、普通公路上的车站等；以21世纪初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向即时对应的车载机提供信息服务，并努力在全国推广。

（2）自动收费系统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收费。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达到实际使用为目标，推进可在收费站不停车自动交费系统的研究开发，努力逐步向全国推广。

（3）安全驾驶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行驶环境信息；危险警告；驾驶辅助；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研究开发“行驶环境信息提供”、“危险警告”及“驾驶辅助”中的基本内容，在作为车辆安全设备开始

装备的同时，逐步在高速公路及事故多发地区修建基础设施；以2000年着手试运转为目标，推进“自动驾驶”的研究开发，21世纪初力争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上应用。

（4）交通管理的最佳化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交通流量最佳化；发生交通事故时，提供交通管制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关于“交通流的最佳化”，从主要城市的管制中心和信号控制方式开发实现高度智能化，逐步向全国推广，关于车载机推荐路线，努力从首都地区开始逐步应用；关于通过ITS“提供交通事故时的交通管制信息”，在确立手段、方法后，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应用。

（5）提高道路管理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特殊车辆等的管理；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程度为目标，推进除雪车的最佳配置等ITS“提高维护、管理业务的效率”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通过ITS“实现特殊车辆等的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推广；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的限制通行地段、丘陵地带等采用ITS“提供限制通行信息”。

（6）公共交通的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提供公共交通信息；提供公共交通的运行、运行管理。

开发推广目标是：逐步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应用ITS“提供公共交通利用信息”；以主要城市为中心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ITS的“辅助公共交通的运行及运行管理”，以21世纪初为目标，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推广。

（7）提高商用车的效率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ITS的“辅助商用车运行管理”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公路上推广；关于可能实现的“商用车连续自动驾驶”系统，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主要高速公路上推广。

（8）行人等的辅助支援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路线引导；防止危险。

开发推广目标是：以2000年左右达到实用为目标，推进行人等“路线引导”的研究开发，从主要商业地区开始逐步推广应用；有计划地修建可延长行人通行时间（绿灯）的信号装置；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防止车辆给行人带来危险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达到实用为目标，在车辆上安装安全装置。

（9）救援车辆的运行辅助

其使用者服务内容是：自动紧急通报；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

开发推广目标是：推进研究开发“紧急自动通报”系统，为防止灾害事故扩大，首先从有效地区逐步应用；关于“救援车辆路线引导、支援救援工作”，以2000年左右着手试用为目标，推进受灾情况的探测、预测的研究开发，以21世纪初为目标，逐步在全国的主要道路、地区应用。

2.2 日本ITS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优先领域

日本从1997年开始对ITS进行了3年的可行性研究，共选择了道路收费和以下5个地区进行了试点实验。相应的实验内容及取得的成果有：

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道路不停车收费系统是日本在ITS范围内取得全面突破的重点领域。自从去年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全日本目前有1200个收费站，其中的540个收费站作为第一批建设不停车收费系统的收费站，并在全国招标。在日本已经完成了用于ETC的5.8GHZ微波通信频率的规格化，并开始了ETC的实用化。日本的技术标准为：通信频点5.8GHZ，采用主动式通信方式。其优点是通信速率高（1Mbs）、容量大；通信可靠性高；发射功率小、电磁环境影响小。但目前成本还较高。到目前为止，日本540个ETC收费站的设备已全部安装完成，并于2001年4月份正式运营。预计到2004年末，在日本将有900个收费站使用ETC。

5个地区的试点情况：

（1）丰田市

道路交通信息系统的高度信息化实验。在自家或在路上提供CATV、互联网、道路指南所、显示板获取信息，选择路径。实验结果：在实验区域内，行驶时间减少3%，平均速度增加1km/h。对显示板的满意度为3.2分（满分5分）。

EV共同利用实验。通过共同使用低公害车，减少普通汽车的台数。实验结果：减少了通勤车辆，促进了业务用车辆的共同使用。

大型活动时的PARK & RIDE实验。为去市中心附近参加大型活动的人在市内设置4个临时停车场，从临时停车场可换乘公共交通，以缓和市中心的交通。

（2）高知县

Internet对应型综合交通信息的提供。

地区观光信息终端的完善实验。通过互联网及路边信息系统，提供道路交通信息、地区观光信息。实验结果：95%的人希望再次利用互联网，98%的人对路边信息系统满意。

应呼公交车等的实验。根据乘客事先的需求制订公交车的运行计划，也可在运行开始后针对每个需求变更运行计划。实验结果：在中村市实施了实验的“中村城市BUS”的乘客，为实验前的4-5倍（7人/日?40人/日）。约95%的乘客希望继续此服务。

（3）东京都

城市内公共车辆优先系统（PTPS）实验。以多个交叉点为对象，系统可使公交车优先通行，确保车辆的定时运行，提高行驶速度。实验结果：缩短了乘车时间，减少了红灯停车率。在实验线路上，缩短了7～15%的乘车时间。

（4）歧阜县：

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交通信息、观光信息）实验。在路边设置信息终端站，通过互联网提供ITS相关信息。实验结果：60%的利用者确认，驾驶时间缩短。约70%的驾驶员感到驾驶压力减轻。

（5）冈山县：

BUS到达时间预测系统实验。控制中心利用GPS掌握BUS的位置，通过互联网，向电脑、携带终端发送BUS的预测到达时间。实验结果：乘客在车站等车时间减少6分钟，达到约63%的候车时间缩短效果。

在日本，对辅助驾驶系统的研究也相当重视。“Smart way 2001/智能道路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计划：

2.3 日本发展ITS的主要经验及教训

2.3.1 主要经验

（1）日本把发展ITS作为解决交通问题、拉动经济增长的部级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推进。

日本把ITS作为部级的项目，于1994年成立了由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推进ITS的研发与应用（日本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建设省与运输省合并，组建了国土交通省，所以目前由警察厅、总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负责推进ITS工作），并于1996年7月，由以上5省厅共同了“推进ITS的总体规划”，其要点是：

ITS是部级的项目，应战略性地对待；

让国民深刻理解ITS的必要性；

整合各方资源，使产业界、学术界与官方之间的关系效率化、体系化；

广泛开展可协调的国际间合作；

把ITS作为长远的计划来考虑。

（2）运作模式：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技术进步为支撑、

需求为基础

政府为主导：政府的责任主要是为完善地区的ITS系统提供政府支援；实施先导ITS技术的研究开发；研究并制定ITS相关的标准化及应用技术；为展开地区ITS而确立评价手段；研讨包括制度在内的环境整备策略。政府负责对ITS作出长远规划，实施标准化认证体系，确保ITS在全国的兼容性。另外，ITS的发展还需要大量国有资金的注入。日本把ITS作为国家项目投入大量公共资金，现在日本中央政府每年在ITS方面约投入数百亿日元的研究开发经费。

企业为主体：ITS的实施，除了政府的推进外，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企业的参与。企业，包括道路公团、设备制造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才是实施ITS的主体。

技术进步为支撑：ITS的研究、开发、使用、改进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始终站在ITS技术的前沿，保持技术优势是日本ITS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以车载机为例，不到十年，日本已经研发了三代产品。

需求为基础：以ETC装置为例，路边装置由道路公团投资，而车载机由车主自己决定，可买也可不买。但从日本市场来看，大多数用户因为提高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购买ETC车载机；一部分用户因为购买ETC车载机可获得通行费用打折（另外在ETC试用初期购买车载机政府还有一定的补助），有经济利益驱动；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对先进技术感兴趣（消费心理），喜欢尝试，经济原因不是考虑的因素。例如车载导航产品，这种产品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现在使用的导航系统由95年3月的49万台激增为710万台（2001年3月统计数），VICS上市台数也已经突破280万台。可见旺盛的市场需求是ITS发展的基础。

（3）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确保系统安全

以前，日本也存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辖区在构筑ITS系统时的重复和无效问题。日本有相关的建设省、运输省、警察厅、通产省、邮政省等5省厅参与ITS的工作，以前系统分别由各省厅管辖，因此5省厅的计划会产生重复和相互竞争的问题。

日本政府意识到，为使ITS在日本健康的发展，政府必须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认识，优先解决关键的技术标准问题，如无线通信频率采取哪一频段；通信方式是采用红外还是微波，主动还是被动；…等等。在日本所有产品的技术规格均由国家统一制订，如通信设备、电子导航仪、ETC装置、IC卡…等等，因此所有厂商的产品均以此为标准制造。另外，还必须实行统一的安全模块体系，重视设施运行的安全，并确保系统安全。

（4）重视发挥协会的作用

在ITS项目研究过程中，日本还成立了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原VERTIS），以制订并实施ITS开发计划。ITS JAPAN是靠收会费进行运作的，它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在推进ITS的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十分注意发挥协会的作用。现在，为推进地区ITS的发展，为加强官产学研的协作，地区ITS协会的设立工作也在进行。已设立的地区ITS推进组织有：

2.3.2 教训

（1）路网的规划、建设是基础

ITS并不是万能的，它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一个好的路网规划、一个网络化的道路设施是基础。日本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在与日本智能交通协会座谈的时候，他们也十分诚恳地指出，ITS实质上是软科学、软技术，不能寄希望于用ITS解决所有交通问题。东京尽管路网有了规划，但是路网设施的建设没有完全按照规划进行，这成为今天解决交通问题的先天不足，这是ITS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交通拥堵，从根本上来说首先要解决道路建设等基础实施建设，以及做好公众的交通法规教育，之后再考虑用ITS更好地改善交通状况。

（2）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

交通出行是有代价的－越繁华的地区，代价越高，这就是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的经济学基础。ITS技术恰恰为这种方式的实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于解决城市中心区以及繁华路段的拥堵问题，应采用经济手段调控交通需求，如在重点区域或重点路段，采用ERP（Electronic Road Pricing）技术或称自由车道收费系统，以及对不同路径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道路、设施的使用效率。但日本只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并没有实施。

（3）与ITS相关的法规建设还显滞后

由于ITS技术的发展、道路需求的增长及多元化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制定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而日本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ITS制订的法律。只是对其安全机制等相关法律和省令进行了修改，如邮政省修改了日本的电波法（将5.8GHZ专门用于ETC）。与ITS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显滞后。日本目前与ITS相关的法令主要有：

（4）能力建设跟不上发展

日本的人口只是美国的1/2、EU的1/3，按此比例，日本能投入ITS研究开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太少。如日本在维持管理体制等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在没有对于ITS导入的全面计划、没有对于组织内部的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作。因此，人力资源是日本的薄弱环节。人员培训、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强调要赶上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需要专门的知识，所以自计划阶段开始就有必要配备专职的职员，同时对于ITS的推广，有必要和相关单位保持密切的协调。另外，对使用者的教育也很重要，以避免ETC使用者进入非ETC车道和无ETC装置的车辆误进入ETC车道等。

（5）如何与国际标准相协调

目前，各国之间的标准不统一，为ITS的推进带来了一些障碍。比如，目前国际上主要的ETC标准有：以欧洲为代表的CEN标准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日本ETC标准。这两种标准的简单情况比较如下：

由于国际标准是以CEN为主导开始研究的，日本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不一致使得日本产品的国际化受到了阻碍。为此，日本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6）对中小型风险型

企业的支持

由于ITS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对于掌握高新技术的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在竞争中技术上并不处于劣势。但由于资金、人员、准备等方面的原因，其发展受到了制约。日本目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ITS研究的还多是丰田汽车、电装、松下、索尼等大型企业，日本政府及民间机构对对中小型风险型企业的支持还不够。

三、思考与结论

中国既是当今世界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又是交通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未来的十年，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这一期间正是智能交通系统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因此，中国也迫切需要根据中国道路交通的实际需求尽早启动在运输网中应用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运输效率、保障安全和保护环境的工程，以实现道路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下是几点关于中国发展ITS的思考：

1.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八十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国家道路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路网通行能力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挤、阻塞现象日趋严重，交通污染与事故越来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经过长期和广泛的研究，这些国家已从主要依靠修建更多的道路，扩大路网规模来解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转移到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现有道路运输系统及其管理体系，从而达到大幅度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的目的。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道路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薄弱，基础设施数量的缺口很大，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交通运输增长的需求首先还必须靠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来满足，特别是建设完善的道路网络。我国目前人均占有的道路面积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几十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使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道路建设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广大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开始，这一矛盾在短期内还难以缓解。运输效率低下、城市交通堵塞和大气环境污染加剧，已经成为我国各大中城市面临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和拥挤所引起的损失至少1700亿元人民币，而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剧。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已成为中国大城市交通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发展ITS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国ITS的开发和应用与国外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ITS的开发和应用必须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这种区别使得我们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将ITS应用的基础条件一并考虑，甚至同步建设。

根据世界各国几十年的统计，道路的增长率总是低于汽车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道路的增长已经接近于停滞，而1995年世界汽车的增长率仍然有3.5%（汽车的保有量超过8亿辆）。因此仅靠兴建新的道路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尽管道路的增长比汽车的增长慢，但是现有路网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了呢？没有，我们实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全面的充分的了解路网上的交通信息，无疑将会有利于我们的出行。

1996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机动车增加了27倍，而公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0.32倍。以上海为例，虽然说上海的人均道路面积远远小于国外同类大城市，但上海市的汽车保有量也少得多。按照车均计算，上海市的车均占路面积为183.27m2/车，远远大于东京的32.85m2/车和大阪的34.25m2/车；上海市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仅相当于国外交叉口的62%；上海道路的可达性指标相当于东京的1.5倍、大阪的2倍。但上海市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却高得惊人。可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内已有的道路设施的效率没有充分地发挥，还大有潜力可挖，必须尽早启动中国的ITS进程。

2.ITS应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启动的阶段，与日本相比，在人均资源占有率、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已经产生严重的交通问题，应该尽早将智能交通系统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

智能交通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涉及到综合运输系统中的许多部门，如交通部、信息产业部、经贸委、铁道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有关部门，为此中国必须把ITS作为国家重点项目，总体统一规划包括道路、铁路、水运民航在内的中国ITS发展战略，标准制定和人材培训，并组织分步实施ITS关键技术的攻关和示范工程。

3.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

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美国前运输部长谈到将来的发展时说：“这个国家（注：指美国）还将会修建更多的公路，但是我们仅想到水泥和钢材，我们将错过全球的通信革命。”（引自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ews Release, Jan. 10, 1996）。日本利用其技术优势，将ITS作为激活内需、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产业，同时瞄准国际市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日本认为其ITS的实用化发展，将可以通过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协作创建出一个新的产业。以前一直以提高汽车本身的性能为目标的汽车产业，以后可能会把眼光放的更远，思考新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式。据日本对2000～2015年ITS市场规模的预测，认为ITS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此期间的ITS市场规模预计为60兆日元（如同时考虑受其影响的其它产业的话，ITS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兆日元），当然这其中包括政府在ITS基础设施中的采购，如交通控制系统、运输管理系统、消费者购买的ITS消费品(如汽车导航产品、车载信息设备、不停车收费卡等等)；并预计将于2005年增加33万个工作机会，2015年增加107万个工作机会。

ITS将是我国高新技术应用的巨大市场之一，因此建设ITS对于我国实现跳跃式发展，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必须认识到ITS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有效手段，积极发挥ITS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作用。

四、对中国发展ITS的建议

由于ITS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和效益、保证运输安全、改善环境影响等方面作用明显，因此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我国政府也应该将ITS作为中国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实施ITS作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下是根据国内外ITS发展的情况及取得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对我国如何发展ITS的几点建议。

1.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

ITS是建立在较完善的道路设施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已基本完成，他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和应用ITS的。中国的城市仍处于发展期，修建足够数量的道路仍然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的ITS不能等城市化、机动化实现后再起步，在修建新道路和建设城市新区时，必须将交通的规划与其他建设一同考虑，并且为将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预留必要的基础设施。

在ITS的发展方面，由于我国在技术、设备、基础设施、标准、政策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差距，我们在ITS的研发、应用上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但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目前在ITS的开发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为今后智能交通系统的深入开发和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迎头赶上ITS的发展，迎接新产业的浪潮，我们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包括技术上的跨越），尽早制定并实施中国的ITS发展规划。

2.结合中国的国情，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中国的交通管理系统与发达国家的构成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中国交通的构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的混合交通）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

文化背景和交通行为与发达国家差别很大，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及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标准。

2.1 确定中国ITS的发展规划

ITS发展规划是推行ITS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其任务是根据某一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明确系统的战略目标，确定开发过程的战略布局，划分政府、企业、研究单位之间的协同任务，确定系统整体框架结构，以及相应的信息组织方案，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

2.2 制定智能交通系统关键标准

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需要许多部门和企业提供产品，因此标准规范的制定必须走在前面。智能交通系统大范围应用的基础是标准化，反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又将大大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实施。目前，国际上有关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深入的阶段，而国内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如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将直接影响我国智能交通系统领域的协调发展。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总结既定的ITS相关标准（ITS领域中会采用到的国标、行标、国际标准），制定适合国内情况并与国际接轨的智能交通系统标准体系表。

2.3 中国ITS发展的优先领域

（1）不停车收费

不停车收费是ITS服务领域中的一个特殊方面，由于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又是缓解收费站交通堵塞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使用中收费卡的用量又很大，因此各个国家都把不停车收费系统（ETC）作为ITS领域最先投入应用的系统来开发。我国也不能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许多地区的高等级公路交通量迅速上升，例如广州到佛山的高速公路，平均24小时交通量为2.76万辆，平均年增长率为10.6%；广州市的北环高速公路，日交通量已近10万辆，在这些高速公路高峰时，收费站已经成为“瓶颈”，在广东行车20分钟，排队交费20分钟的事时有发生。所以目前我国应把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列为我国ITS领域首先启动的项目。

先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的配套有关。针对中国城市交通特有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混行的混合交通特点，在中国目前机动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必须首先着眼于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及与之相配套的ITS系统，对未来交通发展进行引导。首先，在现有道路的条件下，采取公交优先的政策，合理地为各种交通方式分配道路。同时还要应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设备如计算机化的指挥调度系统等，加强管理以使得公共交通系统有效地运行。并且配合必要的视频监视手段和通信手段，使得道路交通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采用比较简单和低成本的方法如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将道路交通信息提供给行人等道路的使用者。

在城市间，目前正在发展高速、安全和舒适的定班客运，特别是在高等级公路上，这种高速客运已经成为城市间客运的主要方式。目前需要发展有GPS定位的计算机化指挥调度系统和联网的计算机售票系统、公路交通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以高等级公路为基础的快速货运监控系统、交通通信及收费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等相关的智能交通系统。

在发展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出租车系统和自行车系统。例如，在北京的交通流量中TAXI约占40%，而其客运量仅占10%，因此控制其空驶率将对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有很大作用。对出租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叫车方式系统控制其空驶率。这就需要利用GPS，当乘客叫车时，出租车可以尽快到达；另外车载电子导航系统安装后，出租车可以选择合适的路线行驶，少走弯路。因自行车有无污染、无能耗、占地少、机动等等优点，非常符合中国国情，对自行车的使用仍应鼓励，但要作好对遵守交通规则的教育及引导。

3.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的发展

智能交通系统不是一项简单的设备集成或技术集成项目，而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和部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ITS建设过程中，需要许多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同时需要在多个行业及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以达到整合分散开发的多个项目，构成协作运行的复杂巨系统的目标。为此，必须把ITS作为部级高新项目，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推进ITS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当然，推行ITS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预算，如果没有相关的补助很难得到保障。在试点事业实施时如果国家能以某种形式提供财政支持（即使少量），也可表明国家对于推进地区ITS的立场，这样更便于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建议可以采用发行债券、提高税收等办法筹集资金。

4.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应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市场，引进技术。

发达国家是ITS开发和应用的先导。ITS从发达国家来，我们的交通管理、道路管理都在学习发达国家，我们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发达国家提出的概念和产品，可以说中国ITS的应用将是追赶型的。在我国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国际合作（如与日本ITS协会、建设省的合作等等），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逐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实现国产化，拉动内需。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间企业对ITS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这在交通运输领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与ITS的巨大市场前景是分不开的。在中国ITS的市场同样巨大。仅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截止到1996年，中国大陆已经修建了超过3200公里的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达到1.78万公里。监控、通信、收费是目前高速公路ITS应用的主要方面，然而，其中仅有不到半数的公路为安全、通信、监控、收费装备了相对完善的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由于管理原因和相连支路尚未连成完整的网络，这些投资巨大的工程在提高系统容量和服务水平上仍有很大潜力。另外，中国还将建设3.5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建设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这部分的投资一般占到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4%。1998年中国在公路方面的建设投资为1800亿元，如果其中的1000亿元用于高速公路的建设，则通信、监控和收费系统方面的投资就有30～40亿元。这仅仅是当前ITS应用的初级水平，而且仅限于高速公路建设。如果考虑到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今后ITS应用水平的提高，中国ITS市场的容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ITS与基础设施建设同行，而且我国的信息化水平较低，因此在中国开发和推销ITS相关的产品就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ITS近期内将以投资类产品为主，而且中国使用ITS产品的最大用户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者。鉴于此，日本等ITS技术先进大国非常看重中国的ITS市场，一心想打开中国ITS市场的大门。对我国而言，正可以利用此优势，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初期让出部分市场以引进技术，实现我国ITS的跨越式发展。

5.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ITS既具有社会基础设施的特性，同时又有其市场性。因此在导入ITS时要平衡考虑ITS的公共性和市场性，按政府导向、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运作的运作模式进行运作。

政府和民间企业应致力于ITS的环境整备。即：政府应在政策上提供便利，解除各种制度的限制，建立利于地区ITS系统发展的有利环境，并协助ITS技术的开发、论证、评价、标准化等基础事业的整备，促进ITS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企业应及早针对各地区、各阶段的进度制定行动方案，即时提交系统提案，参与ITS的早期教育与系统框架的普及启蒙活动。

6.区别不同规模的城市，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

政府还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特性，把握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对ITS的需求差

异情况，实行分类指导。

对基础较好、有现实需求的大城市，政府应促使其多方面启动ITS，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大连、沈阳、济南、青岛、福州等城市可以优先发展。对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其选择某些先进适用技术进行试点实验、运用。同时有计划地由东部向西部逐步推进。

7.避免一哄而上，重复投资

对ITS的发展，应全国统筹规划，考虑产业如何布局，而不应一哄而上、重复投资、盲目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间的车辆来往频繁，一个地区在构筑ITS系统时，如果与其他地区的完全不沟通，将造成独立不兼容、非效率的系统。因此从全国兼容的角度，也需要统筹考虑。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各种研究实验成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基础系统部分应保持一致性。后续的城市要活用先行地区的经验，因为先行地区关于各方面关系的调整、财政问题等的解决方案，是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有效地利用这些经验，对ITS的推广很有意义。

另外，还必须制定行动计划和完善推进体制。为成功开展ITS，要将ITS列入各地区的地区振兴计划、地区信息化计划和交通安全计划的显著位置，并依据地区交通体系和城市规划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在项目计划阶段，技术、运营方式、行动计划三者要同时考虑。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相关问题

一、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1.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一般来讲,风险资本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受市场环境、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较大的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其总体投资风险相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大的多除此之外,投资回报率波动性大也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风险投资又会获得高收益,风险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结合。

2.当前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紧迫性

世界发展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已成为全部产业的优秀,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大小的根本性因素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100多年历史证明,只有技术进步,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也只有技术的快速进步,才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引进”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仅靠引进先进技术,极难保持竞争优势的;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缺乏充足的创新技术,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极其困难。

二、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务所具有的优势

中国目前在风险投资方面已具备的一些条件和优势,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1.改革开放提供了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3%的水平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中国的进出只贸易保持连续增长,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240.5亿美元,贸易顺差435.7亿美元,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值3606.3亿美元,贸易顺差292.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2000年进出口额达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顺差241亿美元。

2.高科技产品的广阔前景提供了物质基础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性能卓越的国产商品,已逐渐替代进口商品慢慢占领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中国高技术供给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国家组织了280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和1329项重点新产品试产;完成了101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及鉴定验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0260项;授予专利105344项,比去年增长5.2%技术市场更加活跃,全国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630亿元,比上年增长20%这证明中国可供应用的科研成果很丰富的,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3.加入世贸组织带来机遇

我国加入WTO后,大量中外合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将出现,大量的外资将通过中外合资资金的形成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这必将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大发展首先,外资大规模介入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将逐步得到改善,高回报的特性将逐步体现,我国风险投资的效果提高,投资风险下降,这将促进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将得到空前发展;其次,风险投资项目源丰富和良好的商业潜力使我国成为外国风险投资的热点,高科技领域的市场开放,将为外资进入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项目资源。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1.存在的主要问题

风险投资的人文环境不太理想,科研人员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缺乏自我创新的精神;在科研体系中,过分依赖学术权威,不利于社会创新体系的形成;受我国长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知足常乐”、“小富即安”、“枪打出头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对风险投资的发展非常不利;缺乏对风险投资失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投资失败,可能永世不得翻身;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风险投资公司规模小,数量少,资金弱,达不到产业规模,因而难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且风险投资的相配套的法规政策不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远远滞后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至今仍没有出台《风险投资基金法》,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资金筹集等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指导风险投资活动的仅靠一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草案》,虽然《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法》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但出台尚需时日,而另外一些法律虽然已经出台,但对风险投资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规定不符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税法》中的相关规定制约着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

2.对策及建议

营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创造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的作用,鼓励创新,为风险投资失败者提供保障机制;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扩大风险资本规模,政府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町以有效扩大风险投资的规模风险资本除政府支持外,还应积极吸收民间资本,募集社会上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的闲散资金,吸纳机构投资者资金,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等并且适当开放年金基金,如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等提供财务支持,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对风险投资补贴资金的投入,同时通过对提供信用担保来为银行转移一部分贷款风险,缓解当前风险企业缺乏资金的困难以法治管理,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并且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尽快修改《公司法》中有关知识产权作价的条款和有关产权转让的内容;尽快制定《风险投资管理条例》,规范风险投资公司,使其运作有法可依;完善会计、审计制度,切实保障私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减少环境风险,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坚定的法律保障。

中国发展论文:浅谈中国发展道路

论文关键词：中国发展道路；稳定；创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还在发展中，形成成熟的“中国模式”一定是在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

一、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局势的重大因素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1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兴起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热潮。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沦文。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同模式。”

“中国模式”是海外学者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几种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来的，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这一主张。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有些方面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些特点，但“中国模式”的提法有值得商榷之处：(1)外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和运用，主要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又伴有某种政治意味。其实，外国学者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特征，但没有揭示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快速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做到的真正原因。(2)所谓模式，即事物的标准样式。“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标准样式。把已取得的发展经验叫做“中国模式”，有点拔苗助长，牵强附会之嫌。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已取得的成功发展经验还有待于长期的和各种环境的检验。(3)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发展变化中，许多方面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并未定型，也不会很快定型。中国还要经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阶段之中的任何模式，必定是“初级”的和不完善的。具体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待完善，至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自不待言。如果把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经验叫做“模式”，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有的学者提出要慎言“中国模式”。

尽管我们不赞同“中国模式”提法，但并小反对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相反，认真和科学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创新为动力，在稳定中求发展，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前提。大多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这个前提。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改革和发展举措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就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他认为，经济的发展，“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这样中国发展道路就必然会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寻找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这样的中国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由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的后继领导人继续推进的。29年来，正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和美好愿景，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此，雷默以西方人的视角触摸到了一鳞半爪。他认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是为了帮助普通人们，而不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华盛顿共识”的目的则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可惜，雷默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不明白执政党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代表那些人的利益，才是“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结果的根源，是中国发展之所以成果卓著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陷入发展陷阱的重要原因。

三、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实现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经验

当代中国的最迫切问题、根本问题是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叫做“中国的发展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看作是加快中国发展的道路。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决定中国国际地位，都要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靠发展。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

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把发展看作是社会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有繁荣的经济，也需要完善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仅仅发展经济，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正是遵循这一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牢牢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又坚定不移地进行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稳定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发展目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始终旗帜鲜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最终使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出现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陷入发展的陷阱。可见，稳定中才能求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平稳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保证。

保持社会稳定，不是死水一潭，而是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有效把控了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中国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来，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强调两者不可偏废，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以避免财富和利益分化引发社会动荡。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进行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系于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也都难以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国情使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努力化解消极因素，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四、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创新之路

理论创新首先从解放思想开始，与解放思想相伴。通过实践标准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开创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经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经过姓“公”姓“私”的争论，人们看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争论都是一次解放思想运动，每次解放思想都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决定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推动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思想原动力。持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以指导社会发展实践。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重要因素，而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办到的。

以理论创新为依托，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制度创新就是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改革传统制度和体制中不合理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适合时展和国情变化要求的新制度、新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制度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不是对于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时，改革以大胆试验，积极摸索，逐步推广的方式，走了渐进式体制转轨之路。显然，经过这样的改革过程，实现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制度创新，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在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不断加强中国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但市场失灵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的市场经济，它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特点结合了起来。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样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优势。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一句很深刻、很有分量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五、中国走了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面向世界，加强国际交往，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积极发挥后发国家的优势，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大思路，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了广阔的世界舞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当今中国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经济发展乃至政治格局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紧跟全球化步伐的同时，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容易，而在这一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往往很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接受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实行开放资本账户、允许游资无限制进入、高利率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使经济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至今还在伤痛中步履蹒跚，难以自拔。相反，中国在积极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丢掉自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积极扩大内需，始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本国力量的基础上，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通过制度创新寻找内在动力。雷默在总结中国的发展途径时就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重要的一条。这说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六、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又一重要特点

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世界历 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走了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比如欧洲的发展进程就与其侵略扩张过程是基本同步的。历史证明，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征服上，这样的发展道路违背世界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趋势，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会重复这样的发展道路，而是主张在和平中实现发展目标。为此，中国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便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边，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决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一切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

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双边或多边磋商来共同应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地区局势紧张动荡的基础之上。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加了诸如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等40多个区域性安全与经济论坛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反恐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很显然，中国的发展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并为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对此，雷默颇多感慨。他说，中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少依赖传统的武力投放工具，相反，而是以其震撼的榜样力量和幅员的宏大影响走在各国前头。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来重塑国际秩序。“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迄今为止，中国发展道路是成功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要看到，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中国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隐忧，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失衡问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竞争压力等等。中国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候，我们在总结自己发展经验时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论文:条件约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政策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却在其特殊的发展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形态——“政策治国”。本文以在中国发展里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两个维度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指出在中国转型期短期的、灵活的柔性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当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柔性政策针对的是具体挑战和具体问题，其缺乏长期可预见性的缺点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

「关键词五年计划/决策能力/决策机制

一、研究背景及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干中学，学中干”，从一开始仿鉴苏联模式，到后来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经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道路。这条路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中国特色；这条路是世人瞩目的，它创造了一个东方神话；这条路也必定是让人思索和学习的，它还在无止境地延续。中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而且为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希望。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正处于“十五计划”的总结和“十一五规划”的部署阶段，对前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与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乔舒亚。库珀。雷默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突破了“华盛顿共识”的藩篱，创造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主要包括：创新的速度快于社会问题出现的速度，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可持续的、平等性的发展；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林毅夫、蔡?P、李周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始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3]（P273）：“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3]（P292）。胡鞍钢则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学习能力（学习、竞争、创新）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本文则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计划”战略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个五年计划的系统梳理，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道路的经验特征——“政策治国”①。

胡鞍钢很早就提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政策舞蹈”（dance of the policy ）[4]（P185）。这可能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印迹，但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柔性政策或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构建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诊断法”，即鉴别出在任一时点上对经济的最大瓶颈因素，然后利用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集中精力减轻这些瓶颈因素的约束，从而实现次优效果[5]（P115）。这其中体现出来的主导思路与中国改革以来柔性政策的调整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并不完全归属于制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相互之间交往行为的框架；其可以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6]（P34）。之所以要建立制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即在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人们在做某件事或作出某种决策之前，能够预知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但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违背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其灵活多变的性质决定了其变化的周期比较短，从较长时期来看，人们无法按照现存政策来准确预期自己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本文把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分为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以此来建构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中，决策能力包括自律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决策机制则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两个维度来衡量。

其具体含义如下：

自律能力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加强党内纪律，敢于面对自己的问题，治理腐败，发动政治体制改革等。自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明的环境。这也是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前提。

学习能力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危机、挑战都能很快适应，并从历史、国外经验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应对危机。学习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宝贵财富。缺乏学习能力的执政党不可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它是中国发展的动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用于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2]，它是中国进步的灵魂。

决策机制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指的是决策在一个透明、广泛参与的集体决策中进行（相对于个人专政），并且依据的是全面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相对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拍脑袋”决策）。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减少决策失误的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知识与经验都不足以认识或驾驭这个过程。因此，必须有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最优秀的各方面专家从事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反复的比较，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各个岔口连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佳选择[7]（P170）。

二、政策治国：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征

自从1955年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出台，至今为止已相继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以政策治国的特点。例如，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中还可能出现某些问题和风险，加强政策观念、法制观念和全局观念，作好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8].可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比法律、制度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综合整理了过去十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和策略，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五年计划基本都牵涉了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策，通常以指示、报告、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

1.政策变化比较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和政策内容总在不断变化。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4]（P185），每个五年计划要出台2～5个主要文件以改变既定的政策，如果计入制定和总结的时间，平均不到一年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政策调整。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在政治、经济形势骤变的背景下，中长期计划的管理与实效有限，具体数字很难有理想的预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计划工作因地制宜、适时调整的特点。

2.政策经历了从无序的变化到有序的变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五年计划的相关政策一开始主要是内部的草稿，后来成为政府工作的头等大事，并公布了相应文件。在十个五年计划中，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前5个五年计划有4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也就没有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相对于前苏联曾将计划当作“法律”一般要求严格实施，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五年计划则是多变的计划[9]，受制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而无章无节。

以“二五”计划为例，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和对高速度的追求，正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未形成，只是提出了计划建议和编制了计划草案。这些建议和草案通过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一度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此后正当“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时，从1957年秋冬开始，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以后，为了跟上“”的步伐，国家计委对“二五”计划草案的原定指标作了调整，提出了“两本账”的初步设想。原有的“二五”计划《建议》被搁置。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会议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对“二五”计划草案全面修正。但是，1958年8月以后，各地方和各部门集中主要力量抓当年工业生产及编制1959年计划，将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4、5月间进行[10]（P337）。而1959年形势发生变化，编制工作不再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既无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而这些政策的转变主要由于非经济的原因，是一种无序的变化，无法预测。

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制定不再只受到计划这单一因素的影响（通常体现为党的最高领导的个人意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治斗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市场机制以及外在竞争压力对政策的决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此时的政策变化真正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经济发展为目的，造福于广大人民。从其有序变化这一角度说，此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即将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仅一字之差，却赋予政策更大的市场含义，同时也就增加了更大的灵活性。

3.政策的计划方式、调控方式从单一转向多元。早在“一五”计划期间，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就提出：“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的范围上，有些生产、建设和事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做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做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11]（P181—182）这种全面计划和分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无疑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1958年以后，随着化运动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当经济发展受挫之后，在1961—1964年的调整阶段，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作用一度得以发挥，适应市场松动和改进计划工作的要求，国家计委一度重新提出计划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导性的和参考性的。但是，上述改进的方式尚未实施，就进入了“”时期。在“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生产队在农业经营中，连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均受计划制约。因此，计划实施形式单一化了：几乎都是直接计划与指令性计划。“五五”计划以后，情况有所改善，计划手段不断丰富。仍以农业为例，“五五”计划后，国家除了对农业产值提出完成的硬性任务，多是指导和建议性的措辞，并且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权。

4.政策内容越来越充实、完备。从内容上来看，五年计划从着重关注的工、农业发展逐步完善，涉及人口、财政、精神文明、法制建设、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等各项内容，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框架，具有一定科学性。当然，政策内容并非越全面越好；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寻找最大约束条件的过程。治理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是在全面和深刻之间建立好平衡，既要“照顾好四面八方”的利益，但又不能平均用力、无关痛痒。因此，发展政策的变化常常体现在不同的强调力度之中。

5.政策经历了从只有制定没有总结到既有制定也有总结的过程，越来越透明、民主、规范。从“七五”计划开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会对过去的五年计划作一个总结和回顾，或者以章节的形式放在新的五年计划报告里，或者通过《人民日报》等党的重要媒体刊登。而“十一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国家相关部委更是委托高校科研机构对“十五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也有研究机构独立对“十五计划”的成果和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都为“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三、柔性中的稳态：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分析

中国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以至于灵活多变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领导人以其强大的决策能力和趋向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中国变革的方向，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策。物理学大师海森伯格在1927年说：“（一个电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在这个瞬间的动量就越测不精确。反之亦然。”这就是说，如果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供你为其照相，你不知道接下来它会走向哪里。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让某个事物停下来以便看个究竟的那个片刻，你便可以更加肯定，当你抬起头来时，中国社会已经继续前行。就在你对中国东北工业区由企业改革的问题了如指掌的时候，政府领导人将表示，他们正在放慢私有化进程，而把重点放在农民收入问题上[2].

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有了国家又会有许多麻烦。刘易斯也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以至于很容易就训诫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12]（P376）然而，中国政府却通过独特的政策，偏偏参与国家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把两种矛盾对立的体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协调”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归根结底，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有关。

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领导人的意志十分重要。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当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矛盾和冲突并理性地决策时，决策往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当领导人急于求成，无视现实国情时，就会饱尝经济跃进之苦[7]（P162）。此时，领导人通常在经济扩张期提高经济发展目标，而在经济收缩期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当政府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低—高—低反复变化时，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经济扩张—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引起经济波动[4]（P22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二五”期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一年多以后，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反对“八大”决议，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从事实来看，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9].在错误信息的干扰下，固执己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6月18日，在他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13]（P214—215）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在发生渐进式的演变，从时代的个人决策模式转向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决策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进一步转向了集体决策加咨询参与型模式，中央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包括专家在内的意见和建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中国决策机制进一步转变，更加注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经常广泛听取地方、部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种决策咨询活动更加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善于倾听民意，并能够对民意及时做出回应和行为调整。中央政府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使经济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既避免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失误，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稳定，而且可以不断提高决策质量，这是中国实施成功发展战略的关键③。

决策正确与否，作用举足轻重。矛盾冲突、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发生，既可能是决策失误的结果，也可能是未能及时正确决策的结果。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较快的应变能力、灵活的协调能力[7]（P170）。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建设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所以政策也很不稳定，使经济发展遭受了不必要的波动。而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决策能力和集体科学的决策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激励下，不怕犯错、勇于创新，对于避免领导人个人因素对政策的非正常性影响方面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使中国逐渐适应在与强国的竞争中生存。

四、初步结论与讨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经验看，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决策能力受到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影响而波动以及决策机制时常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此时国家实行纯计划，即经济受纯政策的影响很大，政策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呈现出增长不稳定的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决策能力不断增强，决策机制趋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此时柔性政策通常符合实际情况，是适时而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政策治国”比较适应中国转型期的特点。

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以后是不断调整变化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会进一步调整变化[14]（P268），所以政策变迁④十分明显。借用这种划分，中国的政策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且诱致性的政策变迁也需要政府的推动来促成。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特点，它与政策治国紧密相连。而正是这种组合在中国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经验，比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坚持不懈的实行国家计划，并且以五年为一个常规单位。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中国转型的特点，使中国不至于在强烈的路径依赖里无法适时的改变现状而束缚了改革。而这种柔性政策的易变性，满足了中国渐进式变革的需求：不必发生强烈的变动而引起会对经济产生波动的激进行为。而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14]（P260）。在中国的渐进式变革中，试点经验是一大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展开的，而是每项改革都从较小范围内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后在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实行范围[14]（P258）。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对于这种试点通常以默许或者主动进行的方式来鼓励，为改革营造了一种勇于创新的氛围。这就是中国虽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但并不僵化的原因。反而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处于创新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对最初的选择产生依赖性，从而因为这种选择本身具有的发展惯性以及自我积累放大效应，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产生所谓的“路径依赖”。甚至中央政府比地方团体更容易变革，不断地推出政策除旧立新，因为获益的团体往往都不愿意改变现状而缺乏整体的观念。

总的而言，中国改革最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或改革范围，而是依照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目标和手段，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和理论可以借鉴及参照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来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在近30个经济转轨国家中是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之路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不同，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以灵活多变的政策为手段，从最容易的地方改革，从最小阻力的方向改革，首先由农村开始，以渐进方式逐步推向城市；由开放沿海地区开始，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及管理方法，通过实行双轨制来减轻改革所引起的震荡。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一影响深远的创举[15]（P29）。也正是由于多变的政策适应了改革时期变化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等特点，减少了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理念和改革目标就不是十分清晰、统一、固定，而是十分模糊、分歧众多、不断变化。这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探索改革理论的强有力的制约。随后这一制约性在不断下降，反映了理论界与决策者对改革的知识积累不断增加，知识来源不断多元化，逐步从封闭式学习争论，走向开放式学习、交流和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既没有先知先觉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试错中进行的改革，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此外，也是个不断创新的改革。中国的决策层已经学会适应变化，并且顺应变化的形势发明新的规则。他们不断地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2].面对变化，领导人能迅速做出反应。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政策往往是非正式、非规范的，所以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缺点。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渐渐步入轨道、转型成功之后，国家进入一个自我调节、有章有节的阶段，政策缺乏可预见性的不足会暴露出来，稳定的、长期的、规范的各种制度将更能有效的调节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制度化程度越高，其制度效率就越高[16]（P65）。灵活的柔性政策驾驶着中国这趟列车快速前进，但列车需要方向。政策固然添足了燃料，但政策的多变性使其具有不稳定、短视的缺陷，没有一个长期的整体的规划，通常解决了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如何把政策的灵活性与制度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扬长避短，恐怕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无可否认，在中国，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几近法律，这与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形成法治环境有关。然而，这里的政策治国与国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并不相悖，前者主要描述了政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规范的层面表达了国家以法律来处理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态度。

②胡鞍钢把学习能力视为中国之路的成功经验之一[1].

③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各级政府都要把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作为政府决策的基本准则。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和制度，健全决策规则，规范决策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强化决策责任，减少决策失误，防止滥用权力滋生腐败。要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凡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不许个人独断专行。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评估和论证。要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和公示制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决策，必须进行听证和公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建立和完善决策后评价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决策失误的纠错改正机制，对违反决策程序、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④如果不区分政策和制度原本的含义，在中国政策变迁相当于制度变迁。而从政策起到的作用的看，在中国谈政策变迁似乎更有意义。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文旨在此背景下，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和发展作大概论述，以及对中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从法律角度加以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 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 金融监管 立法

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货币体系的金本制度崩溃以来，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推陈出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不断换血。阿诺德.希尔吉认为,金融创新指改变了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的引入和运用.金融工具的创新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类型。 从美国“Q条例” 的出现到其很快的退出金融监管体系，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关于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在开放式基金在国内得以准入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又将推出，国内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争夺战看来即将落下帷幕，博时、华安和招商三家公司有望成为首批获得牌照的货币市场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促使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连通。但是，根据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国内的银行业和货币政策当局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冲击。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还有待创建，我们对此的法律研究刻不容缓，鉴于笔者的学识粗浅，本文仅就中国推行货币市场基金作一些法律思考。

一、货币市场基金概述

（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美国是货币市场基金的发源地，也是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最成熟、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所谓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 ，MMF)，是指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投资对象主要包括：短期国债、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协议、银行承兑汇票等货币市场工具。

在货币市场基金出现之前，美国个人投资者往往难以进入货币市场，获得高的收益。为了限制商业银行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这就是所谓的"Q条例"。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1971年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1971年，华尔街两名证券商正式创立了货币市场基金。美国创建货币市场基金的最初动因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Q条例”废除后产生的利率歧视。“Q条例”的优秀思想是以低利率促使经济扩张。 金融创新的成本不低，但极易模仿，且被超越的周期很短。同业之间很快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从美国货币基金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陷入滞胀是货币市场基金最初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钟情于安全、稳定的投资方式。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特征

我们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一投资基金类型的如下基本特征：

1．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有着共同投资基金的一般组织形式与基本特点，即也是一种以信托原则为前提的间接投资方式，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者与基金资产托管者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原则也是一致的；

2．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对象，是一些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工具；

3．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为开放型基金。从前面我们一再分析到的可以看出，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在美国出现之时，就形成了一种惯例性的规定，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情况和自己的需要，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开放型投资基金。这里，货币市场基金之所以基本采取开放型，也与其投资组合对象有关，因为投资的各种货币工具期限都非常短，交易差价相对较小，收益并非象那种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变动幅度较大，如果不给予一种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就不会有多少资金投资货币基金，因为人们会自然转向传统的已经习惯了的商业银行储蓄形式，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取得与存款货币金融机构储蓄一样的方便与灵活性的同时，又可提高收益率，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式的组织形式；况且，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市场利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货币市场基金相对受到利率管制的传统储蓄方式具有较大优势，如果采取封闭式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市场利率上升环境中，也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不断增加新进资金量，扩展其规模和影响。因此，从货币市场基金自身发展的主动性角度看，也宜于采取开放式；

4．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显示，这一基金类型是一种最为成功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因为其产生时的最主要目的是为规避当时的利率管制和减少对中央银行交存法定准备金所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也就是，货币市场基金首先是一种为规避金融管制、获取较高收益而存在一种投资方式；有些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组合对象全部是国库券，这除了同样获取国库券市场上的较高流动性与稳定收益外，更主要是为了避税之需，因为投资国库券是可以免税的，这对于那些高收入的公众个人与拥有大量收益的机构来讲，更为重要；

5．在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管理中，清算要求较高。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多采取开放式，而且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投资组合中工具期限也较短，因而一般地，每天都要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与清算，以便知晓基金资产的净值，使投资者能够随时追加投资或者退出。由此，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得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但由于这些管理工作是消耗成本的，所以，为了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到应有水平，货币市场基金的发起规模应当足够大，以便产生规模收益；

6．风险较小。由于货币市场基金将大量小额资金集中起来统一投资到原本风险就较小的货币市场工具，通过规模组合的方式，使各种货币市场工具在流动性上互补，从而使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降到微不足道的水平。与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

7．交易不收手续费，管理费也较低。

（三）美国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法律规范

美国投资基金是美国法规管理最严格的经济实体，投资基金不仅要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各级管理层、基金持有者公开披露其所有信息，增加透明度，而且其运作的全过程也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比如，《1933年证券法》要求基金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有关基金所有情况的申报说明书以供备案，同时要求基金公司提供近期招股说明书，详细说明基金管理、投资策略、目标以及其他必要资料，并且还对基金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限制；《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在购买和销售基金份额方面的各种反欺诈条例，规定投资基金发行及经销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1940年投资咨询法》对投资基金投资咨询者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基金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批，在禁止自营、防止利益冲突、保持资产完整、避免基金公司和持股人不合理的收费或付费等方面也都制定了详细的条例。健全的法律规范对美国投资基金安全运作和稳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制度保障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自1991年"珠信基金"和"武汉基金"设立以来,目前基金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产品比较单一、销售渠道正在制约基金市场的发展。1997年11月14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步入激情四射的“新基金时代”。2003年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9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及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思路，接着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明确提出，央行今后将重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9月13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基金联席会议上，对货币市场基金表示支持；9月21日，证监会给各家基金公司下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10月15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公开表示,银监会将支持一切合法金融创新。此语意味深长。从美国的基金发展历程看，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挽救和推动了其整个基金产业。 （二）在短短的10多年中,我国的基金业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与美国基金业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1.基金规模较小、基金形式单一。从组织形式上看，我国目前发行的基金中绝大多数为封闭式基金，1997年以前发行的75只基金全部为封闭式基金；1998-2001年新成立的基金中，封闭式基金有48只，开放式基金仅有3只。2.基金的投资领域不确定。美国的基金的投资领域绝大部分都是单一且清晰的，如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目标细化、投资对象集中。而我国1997年以前的基金除投资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外，还涉及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高新技术项目等；1997年以后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基本上都是"全能基金"，投资目标不清晰。3.基金风险较大。由于基金大多以封闭式为主，且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只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保持其流动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基金的整体风险较大。综合而言，这些基金的整体风险与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投资项目的表现密切相关--当宏观形势不好、资本市场走低、投资项目亏损时，这些基金投资者缺乏备选的投资品种，从而可能被套。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结构不能很好地规避投资风险。4.基金角色不清。基金的投资原则是为投资者规避风险、谋取收益，由于目前我国的基金绝大多数都是封闭型的、投资领域不确定、流动性较差，所以，这些基金实际上扮演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的角色，投资者则往往把基金当作一种债券来投资、或者当作股票来炒作，从而扭曲了基金的本来意义。 三、货币市场基金法律思考

金融的创新，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创新，制度和法律的创新一样为金融创新创设必要的条件和空间。从货币市场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优势我们不难理解市场对其所表现出的关切和欢迎，更何况中国证监会周小川主席有言在先，对于基金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发展”。然而，仅有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热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事情办好，毕竟开放式基金与以前的封闭式基金还存在差异，原有的法律规范本就有待完善，封闭式基金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表明在开放式基金正式运作之前需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对开放式基金的监管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事实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所强调的基金发展应“从严监管、规范运作、稳步推进、大胆创新”，也正体现了这样的要求。

（一）应该说，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证券委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已为开放式基金的发展预留了法律空间。《暂行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基金发起人可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此外，第7、13、14、26、55条也都针对开放式基金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法规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规定得较粗，特别是对开放式基金的一些具体问题缺乏调整规范，适用上也存在缺陷。

今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开放式基金的法律体系，预示着基金业的试点将进入由封闭式逐步转向以开放式为主的新阶段。此外，管理层对待开放式基金的态度、相关考虑以及未来更高层次法律规范的走向，也可从《试行办法》中初窥端倪。

（二）2003年9月中旬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明言表示支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并在其后根据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

1、凡是基金的名称中包括“货币”、“现金”、“流动”、“短期债券”、“现款”等类似术语的基金，都要符合该《暂行规定》的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明确指出：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包括以下的金融工具：现金；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小于397天的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经银行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货币市场基金不能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方向也有一定的限制，如不得投资于股票、长期债券、信用等级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债券等。

2、对已经递交货币市场基金申请的审批主要有四道程序：申请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核；专家咨询委员会评议；批准通过。此外，银监会将对提交申请待筹的货币市场基金出具意见。这里可以看到管理层对推出货币市场基金还是非常的谨慎。在进一步立法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细化审批的责任和权利限制。

（三）对发展MMF的几点建议：

1、根据目前的情况，由于相应法律和监管措施的缺位，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加上诸如国有银行改制、抵押贷款证券化、存款保险制度等还未完成。为避免因MMF造成的冲击，比如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面临储蓄分流、货币政策面临冲击，在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和投资范围自然也应循序渐进。

2、货币市场基金尽管在我国尚未问世，但它在西方已存在几十年，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我国引进这一基金类型，在运作机制等技术环节方面，不可能与国际惯例差别太大，而且这种引进也容易。但出了纠纷，则不能按他国法律予以裁决。所以，法规制定应当先行，这尽管看起来有悖常理，却正是转型国家在很多领域中尤其是学习西方市场机制时所首先应予以注意的，也就是，制度安排是最需要的。

3、应当尽快建立中国清算银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清算机制。加速《基金投资法》的起草和制定。《基金投资法》应当明确货币市场基金的设立原则，各方当事人间的关系，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领域，管理原则，分配制度，会计核算原则，监管体制，风险控制原则，以及违规处罚措施等从法律上先加以规范。

四、结语

任何一项新制度、新工具的推出都意味着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博弈各方也必定有喜有忧。“快鱼吃慢鱼”取代了“小鱼吃大鱼”的经济竞争模式。谁先抢占了市场的先机，谁就取得了瓜分市场奶酪的优先权。培养有实力的资本市场参与者，在与国际强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也为履行对外承诺、允许境外资金入市提供一个较为稳妥的渠道。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创新品种还是银行的系列产品，货币市场基金的推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制度的指引和法律规范的规范就起到良性的导航作用。在我国基金业发展的短短时间内，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建设尤为重要，不能盲目求快，否则，市场一旦失去应有的规制，无疑会造成无法预计不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因此，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的法律专题研究，加快《基金投资法》的出台。以便使货币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和规范的发展。

中国发展论文:论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奢侈品 本土奢侈品牌 影响因素 营销对策

[论文摘要]奢侈品领域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该文通过对奢侈品市场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促进中国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一些对策。

一、奢侈品以及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义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一般把奢侈品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奢侈品是指市场上那些价格和品质比值为最高的商品。无论人们对奢侈品有着如何的理解，无论奢侈品行业如何的发展，纵观形形色色的奢侈产品，具有其本身独特的特征元素。

1．高价格和高品质特征。奢侈品显然具有高价格，是同类商品中最贵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种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着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资源（如紫檀木、黄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消费者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带给消费者梦想和品位的同时，而且无论无形当中增加了多少生产成本，奢侈品的欧洲原产地是不会转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品牌）。

5．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艺术美学，奢侈品被赋予了许多的文化、历史、艺术、哲学和社会涵义，其背后有一个由几十年或上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体系支撑，是一种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

（二）中国发展本土奢侈品的意义

中国奢侈品牌的出现首先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成功。从更深的角度，中国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场上出现及流行，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中国文化做背景，在这种背景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化奢侈品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乃至一个大国的形象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崛起意味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平民贵族化风潮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低质量的廉价品，其消费品位逐渐升级。对于未来的我国市场来说，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黄金产业，是能够给企业带来高利润、给消费者带来高层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以及影响本土奢侈品牌发展的因素

（一）国内奢侈品市场概况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倾向与态度的逐渐改变，使中国正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新的主力市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奢侈品市场的年销售额20亿多美元，约占全球650亿奢侈品消费的3%，实际上，中国人支撑的奢侈品市场还不止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3%，因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奢侈品销售额，没有包括在境外的购买量。

（二）影响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国消费者偏好国际品牌。中国对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们心中奢侈品品牌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在体会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奢侈品而言，品质只是一个基本条件，制造地点和历史往往赋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义。

2．国内企业缺乏奢侈品品牌化运作的理念。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对奢侈品品牌概念还在认识模糊的基础上，我国奢侈品品牌发展现在处于初始阶段，缺乏长期战略考虑。品牌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甚至3～5年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采取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内现有的品牌凤毛麟角，很多企业还选择和大牌合资，沿用他们的生产和设计，以至于产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创性的设计思想，以及赋予这个品牌的历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3．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产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独特的品牌理念。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牌的理解与认可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在我国，企业对品牌的重视也才一、二十年的时间，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随着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三、发展本土奢侈品牌的营销对策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组合，做到国际品位的时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长时间，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同也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通过奢侈品牌的运作来实现盈利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目标。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承载，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创建一个品牌强有力的、极具吸引力的故事；还需要对其注入独特的中国元素或符号，如丝绸、刺绣、云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础上，运用西方化思维，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国际顶级设计师的品牌，中西贯通实现中西合璧，将人们对东方的感觉神秘化、时尚化，为现代新贵族塑造东方生活风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市场机会，满足客户需求

奢侈品牌属性及消费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结果证实：奢侈需要距离，这种距离可以与久远的历史、不同国别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地位高度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到海外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奢侈品销售额的增长，虽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群，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对于大多数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还不够成熟；国外市场则可能提供更多的机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运作的规律，分阶段进行营销规划

奢侈品牌这一个领域，无论是运作服饰、珠宝、汽车或是名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品牌是否能够成为特定阶层的典型标志，是否能够创造愉悦和舒适的消费体验。因此不同于传统实用品牌的运作规律，奢侈品牌的运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

1．锁定细分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就是那些有显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与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研究他们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传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标消费群最欣赏的。

2．通过专卖店管理客户，通过高端印刷品做广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过系列公关活动，与国际显赫人群、社会名流建立良好互动关系，在向他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拉近距离，提升品牌国际形象。

3．通过电视等媒体亲近大众消费者，以记录片形式进行品牌推广和奢侈品知识普及。通过大众消费者对显赫人群的选择性的模仿消费扩大奢侈品牌销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品牌区隔。在市场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因此，要维护目标客户的优越感，就要使大众与他们产生距离，使认识品牌的人与实际拥有品牌的人在数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中国发展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双重维度； 不平衡性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优秀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