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02 05:05: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新经济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数字化和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预示着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出现。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但马克思主义却在150多年前给出了理论范式，经济学范式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进行创新。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就可以将一、二、三产业取代，实现“非物质经济增长”，我国就可以实现新的“”，与发达国家处在统一起跑线上。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成为当代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优秀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的一部分。[5]超级秘书网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摘要】数字化和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预示着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出现。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但马克思主义却在150多年前给出了理论范式，经济学范式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进行创新。
【关键词】网络经济；范畴界定；理论创新。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1）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企业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2）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3）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4）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曰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否利用一种新技术，以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得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昔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张召忠，2001）。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关注近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IT产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了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浪潮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首先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来规定。《资本论》第一卷第410页中论述到：“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①在今天，由工业革命转向数字革命时，数字化的工具机，如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其他数控设备、计算机等仍然是分析新生产方式的起点。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或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不容怀疑的是，在新的收入差距水平上，拥有生产资料股份的人群还是在大幅度增加。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日益平等化了，如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的出现，柔性管理的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更重的是，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社会中，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也在逐步走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为此，西方有学者曾提出全球治理理论。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国际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些深刻变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互联网引起的数字化浪潮在4年的时间内席卷全球5000万用户，而一项产品或服务达到这一规模的时间，电话机用了58年，收音机用了38年，个人电脑（PC）用了16年，电视机用了13年。[1]这两个浪潮决非偶然握手，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将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它是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生产方式。之所以不称之为数字经济，是因为数字经济重点强调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而网络经济则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比较全面；从纯技术的角度看，数字化也只是网络化的初级阶段。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正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企业不能迅速地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将失去生存的机会。另外，我们应注意防止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和纯“泡沫经济”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只要国民经济实现了“数字化和网络化”，就可以将一、二、三产业取代，实现“非物质经济增长”，我国就可以实现新的“”，与发达国家处在统一起跑线上。还有些人以美国NASDAQ股市网络大起大落等事件为例证，认为网络经济不过是“泡沫经济”。这两种认识不仅脱离实际，而且十分有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同其他新技术、新产业一样，有一个波浪式前进过程，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论证。
四、网络经济推动经济理论的创新。
有些技术创新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如果想让一场技术革命给整个经济带来一场革命，就像蒸汽动力和电力所起的作用一样，那么，它的影响必须渗透到许多经济部门，这样，对新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就会超过价格下降的速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新部门中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才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已经无处不在，发挥着其他自动化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假设社会中所有的计算机停机，可以想象到人类生活的巨大倒退：战略导弹无法寻找目标；飞机无法远距离精确航行；不会存在替代人类劳动的各类机器人；大型工程计算不能快速进行，工期一拖再拖；宇宙飞船和卫星不能升空探索宇宙奥秘；气象预报只能总结过去经验，无法准确预报未来天气。所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与人类如果没有电灯可用的后果一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每一台计算机的界限拓展到一个几乎无限维的时空中，数字化和网络化潮流作为一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娱乐、交流、购物、宣传等生活方式。[2]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新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范式正在替代老一代人的旧范式。
互联网在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规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Hicks）1939年时曾指出：承认报酬递增，会导致“毁灭经济学理论最伟大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一。它反映的是起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基本趋势。像金属矿藏、重化工业、生铁、煤炭、燃料、木材、咖啡、谷类生产等都是一些深深依赖物质资源而较少依赖专利知识的生产领域。在那个世界里，规模报酬递减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是存在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中的这一“规律”由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或者说“新经济”的兴起而受到挑战。与以往的大多数工业革命相比，新经济的发展带有自身明显的特征。新经济自身的特征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新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修正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成为当代经济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产业已经或正向“报酬递增”的方向转化。这种现象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如医药生物工程、计算机的开发和应用、导弹与航天飞行、电子通讯设备与技术、海洋技术及其开发等。这些领域的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所依赖的已不再仅是传统的物质资源，而主要依赖于尖端技术和专利知识，研究开发成本很高，并与单位成本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开发的第一张Windows软盘投入了50万美元的费用，但其第二张和随后的磁盘仅用3美元就可生产出来，随着市场销售的增长，其单位成本迅速下降，呈现典型的报酬递增现象。[3]
2.新经济的发展，如遗传工业，电脑软件与网络业，生物化学工程，通讯工程等的发展无不与日新月异的基础科学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它涵盖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知识，它是人们从事经济创新的厚实的知识基础，并构成了当代新经济发展中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运实质上将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建立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制度环境的变迁，及工程和企业界的牢固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3.新经济将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基础工业。这一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机床、交通运输、材料工业、以致农业、畜牧业、服务业等产业中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正在引发一场革命。[4]
4.新经济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将基础研究、新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三个方面，或者说要求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密切地结合起来，它要求三个方面的人才、知识的共同作用与协作，尤其是跨国界、跨地区、无时间约束的合作。一种适应新生产力要求的虚拟组织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圆满解决了人类长期的梦想。
5.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无限性。网络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是信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即我使用信息并不影响你的使用。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共产品不同的是，信息的使用不会造成“公地的悲剧”，使用越多，边际成本反而会递减。在网络经济中，真正缺少的是注意力。信息的无限性和注意力的有限性将构成一对新的矛盾。
6.规则制造垄断：垄断双赢论。一个行业如果有着很高的固定成本和接近于零的可变成本，往往容易出现垄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价格差别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垄断者藉此增加利润。但是在新经济中，价格差别能让一家公司通过在它的富裕优秀市场中收取高价的方式获利，通过向穷人收取低价的办法增加利润。这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两度价格歧视。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是由制定规则引起的，不是产生于自然垄断。在一些领域只容忍完全垄断者———第一名的存在，第二名不会存在，如微软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规则型垄断无疑应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的一部分。[5]
数字化和网络化经济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也必将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新的经济学理论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从经济史上看，经济学范式的创新离不开酝酿它的土壤。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由竞争走向垄断的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学说。二战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展开了竞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些体制上存在缺陷，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失败。相反，正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如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等，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壳。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球治理和规则趋向统一，这一趋势与马克思预言的自由人联合体相似，只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创新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东西方理论的混合产物。
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方面所做的贡献。
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
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外围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有别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处在于,它采用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了重新考察,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直观表述进行了较严格的论证和说明,从而试图将经济地理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范畴之中。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重均衡、历史、预期、突变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基本视角,它们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内涵。同时,由于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畴,因而也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在克鲁格曼看来,新经济地理学应看作是对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化,甚至可以认为,新贸易理论将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于新经济地理学之中。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推进,经济的竞争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国家之间而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界线已变得越来越模糊。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新视角。
[摘要] 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社会物质生产使用自然资源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这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理论根源。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虽然学术界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但是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认可“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没有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1985年，为应邀?⒓右桓鲅?跆致刍幔?倚戳恕栋压??图壑蹈拍钜?肷??У难芯亢褪导?芬晃摹4宋脑凇侗本萍急ā?985年9月2日、16日、23日，分别以《把功利和价值概念引入生态科学》、《环境质量的价值问题》和《生态价值标准和价值计算》三篇短文的形式发表。这是把“生态学”与“价值”、“环境”与“价值”这几个过去认为没有关联的词联系起来的首次尝试。
我从“环境问题”的角度提出“自然价值”的问题，认为否认自然价值是我们面临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为了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把“价值”和“功利”的概念引入科学研究和实践。我们要承认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具有经济价值，应对它们进行经济评价和经济价值的计算，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经济政策。例如，人工种植的树是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原始森林的树是自然生产过程的产品，有同样的价值，称为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概念有不同层次的含义。(1)广义理解的自然界的价值，意指生态系统对人的一般意义和作用。例如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包括宇宙、地质、地理、气象、水文和地文、生物和矿藏等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此外，现在认为对人类没有直接功用的动物和植物，如下百万种昆虫，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维护生态平衡有意义，因而对人类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2)表示事物对人的效用即可利用性，具有使用价值，例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原始森林和草地、野生动植物和各种矿藏，它们虽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对人类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3)狭义的理解，即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对它们的使用应计入成本。
遗憾的是，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一直没有被经济学界接受。1986年我的一篇关于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的文章，几经修改还是没有在经济学的刊物上发表。我很幸运，这篇文章1987年得以在一家自然科学的刊物《生态学杂志》上发表。至今主流经济学仍然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
虽然现在发表了许多有关新的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它们大多数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如揭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失，需要实行污染者付费的政策，企
业要承担污染罚款，污染权交易，征收碳税，以及资源保护，等等。但是，由于没有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是唯一的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劳动价值是唯一的经济价值，否认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否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虽然使用了“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概念，但是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济发展消耗了多少自然资源?它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多大?没有对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消耗进行经济统计，没有对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损失进行经济统计，甚至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作的巨大经济投入也算作gdp增长。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只统计gdp增长，没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损失的账，因为它们在经济运行中都基本上不计入成本，不在gdp账上出现。这样，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自然价值透支就不在账上出现。对这种透支不进行补偿，这种经济增长便是虚假的、不可能持久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一种惯性力量的结果：一是现代价值观惯性.它认为，只有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不是劳动产品，它没有经济价值；二是现代思维方式惯性，还原论分析性线性思维，以及依据这种思维形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惯性，一种以排放大量废料为特征的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此外，也许与现行体制的惯性相关，一种被称为“gdp”主义的体制，它只有经济增长一个目标，常常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这些惯性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但是，这种经济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改变这种情况，突破上述惯性，需要一场革命，一场“被动式的革命”，以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自然价值”是它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基础。
四、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自然价值”是自然界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就像商品价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一样，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生产也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它的价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原始森林里的树和海洋里的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人种的树和人养的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但它们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要承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要承认自然价值。
“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建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依据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条件设计生产力布局，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一样，创造非线性循环的生产工艺，仿效生物圈物质生产的生产工艺，即生态工艺，改变资源高消耗、产品低产出和环境高污染的生产，实现资源低消耗、产品高产出和环境低污染的生产。
所谓“生态工艺”，是把大自然的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物圈物质运动过程(仿圈学)，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非线性和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及生产过程的高效率并保持生态学上的洁净。它应用生态学观点，主要是生态学中物种共生和物质循环、转化及再生的原理，系统工程优化方法，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设计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的产业技术体系。它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产品……”这是非线性、循环的生产方式，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那样，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输入生产系统的物质，在第一次使用生产第一种产品以后，其剩余物则是第二次使用、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果仍有剩余物则是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剩余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毒无害的形式排放，能为环境中的生物吸收利用。因而它是无废料的生产、物质循环利用的生产。在这样的生产中，如果出现环境污染，那是设计有缺陷，是不正常的，要在生产工艺中加以排除。
现在，这种经济生产模式被称为生态经济、低碳经济或循环经济。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合法性需要自然价值论证。
五、低碳经济的自然价值论证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出现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造低碳经济》。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领导编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全面分析了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全球每年将损失5％～20％的gdp。如果全球立即采取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o.0500％～0.0520％，其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l％左右。全球呼吁向低碳经济转型。
所谓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它的基本特征是资源低消耗、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它的基本要求是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降低能耗和开发新能源；它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实质是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生产和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生态平衡。这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转变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学术界称为“低碳转型”。
潘家华教授指出，有人说当前的低碳经济或低碳转型是一次低碳革命，但是低碳革命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是由革命性的技术引领的、主动的、没有边界的经济转型，不需要国际合约制度而自发地发展；而低碳革命则不然，它没有革命性技术，只有一种刚性的约束，即碳总量的减排目标，它是一种被动式革命。
的确，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作为一次革命，是“被动式的”，它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迫提出的：一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高度消耗，产生资源全面短缺问题；二是环境质量高度透支，过量排放二氧化碳，破坏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衡。这是当前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它对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经济转变，主要是生产方式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
低碳转型的“刚性约束”，如征收碳税、碳交易、污染权交易等，它的合法性、它的科学计量，需要“自然价值”理论的支持。例如，排放碳为什么要纳税?因为你消耗了“自然价值”，因而需要作出补偿；如何实现交易，保证交易是公平的?需要通过它的价值计算和统计。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实行“碳排放交易”，我国宣布在2014年前启动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减排额约有一半来自中国的项目。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碳排放交易立法已经势在必行。在这里，“碳排放”作为一种交易，必须为它制定价格。它的合法性，需要以确定它的价值为依据；它的公平性，需要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价值计算和统计加以保证；以碳排放立法加以保证。
总之，低碳经济建设、碳消耗统计、碳排放立法、碳交易立法，需要自然价值的论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公平性，需要自然价值消耗的科学统计保证。因而，自然价值论是低碳转型的形成和健康运行的理论基础。新经济学需要自然价值论。
摘要： 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社会物质生产使用自然资源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这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理论根源。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
关键词： 自然价值 gdp主义 低碳经济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
三、“自然价值”至今没有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可
虽然学术界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但是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认可“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没有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
1985
年，为应邀?⒓右桓鲅?跆致刍幔?倚戳恕栋压??图壑蹈拍钜?肷??У难芯亢褪导?芬晃摹4宋脑凇侗本萍急ā?985年9月2日、16日、23日，分别以《把功利和价值概念引入生态科学》、《环境质量的价值问题》和《生态价值标准和价值计算》三篇短文的形式发表。这是把“生态学”与“价值”、“环境”与“价值”这几个过去认为没有关联的词联系起来的首次尝试。
我从“环境问题”的角度提出“自然价值”的问题，认为否认自然价值是我们面临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为了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需要把“价值”和“功利”的概念引入科学研究和实践。我们要承认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具有经济价值，应对它们进行经济评价和经济价值的计算，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经济政策。例如，人工种植的树是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原始森林的树是自然生产过程的产品，有同样的价值，称为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概念有不同层次的含义。(1)广义理解的自然界的价值，意指生态系统对人的一般意义和作用。例如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包括宇宙、地质、地理、气象、水文和地文、生物和矿藏等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此外，现在认为对人类没有直接功用的动物和植物，如下百万种昆虫，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维护生态平衡有意义，因而对人类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2)表示事物对人的效用即可利用性，具有使用价值，例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源、原始森林和草地、野生动植物和各种矿藏，它们虽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但对人类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3)狭义的理解，即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对它们的使用应计入成本。
遗憾的是，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一直没有被经济学界接受。1986年我的一篇关于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的文章，几经修改还是没有在经济学的刊物上发表。我很幸运，这篇文章1987年得以在一家自然科学的刊物《生态学杂志》上发表。至今主流经济学仍然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
虽然现在发表了许多有关新的经济学的论文和著作，它们大多数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如揭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失，需要实行污染者付费的政策，企业要承担污染罚款，污染权交易，征收碳税，以及资源保护，等等。但是，由于没有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是唯一的创造经济价值的过程，劳动价值是唯一的经济价值，否认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否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虽然使用了“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概念，但是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经济发展消耗了多少自然资源?它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多大?没有对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消耗进行经济统计，没有对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损失进行经济统计，甚至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作的巨大经济投入也算作gdp增长。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只统计gdp增长，没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损失的账，因为它们在经济运行中都基本上不计入成本，不在gdp账上出现。这样，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自然价值透支就不在账上出现。对这种透支不进行补偿，这种经济增长便是虚假的、不可能持久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一种惯性力量的结果：一是现代价值观惯性.它认为，只有劳动产品有经济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不是劳动产品，它没有经济价值；二是现代思维方式惯性，还原论分析性线性思维，以及依据这种思维形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惯性，一种以排放大量废料为特征的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此外，也许与现行体制的惯性相关，一种被称为“gdp”主义的体制，它只有经济增长一个目标，常常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这些惯性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但是，这种经济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改变这种情况，突破上述惯性，需要一场革命，一场“被动式的革命”，以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自然价值”是它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基础。
四、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自然价值”是自然界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就像商品价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一样，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生产也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它的价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原始森林里的树和海洋里的鱼是自然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人种的树和人养的鱼是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创造，但它们具有同样的价值。我们要承认自然物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过程，要承认自然价值。
“自然价值”是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自然价值论是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关键词，作为优秀概念，重新建构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建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依据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条件设计生产力布局，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一样，创造非线性循环的生产工艺，
仿效生物圈物质生产的生产工艺，即生态工艺，改变资源高消耗、产品低产出和环境高污染的生产，实现资源低消耗、产品高产出和环境低污染的生产。
所谓“生态工艺”，是把大自然的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物圈物质运动过程(仿圈学)，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非线性和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及生产过程的高效率并保持生态学上的洁净。它应用生态学观点，主要是生态学中物种共生和物质循环、转化及再生的原理，系统工程优化方法，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设计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的产业技术体系。它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产品……”这是非线性、循环的生产方式，就像生物圈的物质生产那样，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输入生产系统的物质，在第一次使用生产第一种产品以后，其剩余物则是第二次使用、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果仍有剩余物则是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剩余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毒无害的形式排放，能为环境中的生物吸收利用。因而它是无废料的生产、物质循环利用的生产。在这样的生产中，如果出现环境污染，那是设计有缺陷，是不正常的，要在生产工艺中加以排除。
现在，这种经济生产模式被称为生态经济、低碳经济或循环经济。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合法性需要自然价值论证。
五、低碳经济的自然价值论证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出现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造低碳经济》。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领导编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评估报告，全面分析了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全球每年将损失5％～20％的gdp。如果全球立即采取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o.0500％～0.0520％，其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l％左右。全球呼吁向低碳经济转型。
所谓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它的基本特征是资源低消耗、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它的基本要求是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降低能耗和开发新能源；它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实质是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生产和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生态平衡。这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转变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学术界称为“低碳转型”。
潘家华教授指出，有人说当前的低碳经济或低碳转型是一次低碳革命，但是低碳革命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是由革命性的技术引领的、主动的、没有边界的经济转型，不需要国际合约制度而自发地发展；而低碳革命则不然，它没有革命性技术，只有一种刚性的约束，即碳总量的减排目标，它是一种被动式革命。
的确，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作为一次革命，是“被动式的”，它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迫提出的：一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高度消耗，产生资源全面短缺问题；二是环境质量高度透支，过量排放二氧化碳，破坏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衡。这是当前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它对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经济转变，主要是生产方式转变和生活方式转变。
低碳转型的“刚性约束”，如征收碳税、碳交易、污染权交易等，它的合法性、它的科学计量，需要“自然价值”理论的支持。例如，排放碳为什么要纳税?因为你消耗了“自然价值”，因而需要作出补偿；如何实现交易，保证交易是公平的?需要通过它的价值计算和统计。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实行“碳排放交易”，我国宣布在2014年前启动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减排额约有一半来自中国的项目。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碳排放交易立法已经势在必行。在这里，“碳排放”作为一种交易，必须为它制定价格。它的合法性，需要以确定它的价值为依据；它的公平性，需要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价值计算和统计加以保证；以碳排放立法加以保证。
总之，低碳经济建设、碳消耗统计、碳排放立法、碳交易立法，需要自然价值的论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公平性，需要自然价值消耗的科学统计保证。因而，自然价值论是低碳转型的形成和健康运行的理论基础。新经济学需要自然价值论。
一、引言
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国富论》，1776）中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定理”。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率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三个方面是经济增长中缺一不可的。随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相冲突的。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 ）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至于在20世纪内，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美国在20年代3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冲突的，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伤脑筋。这一矛盾不但使新古典经济学派修改原有的理论，也使以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派（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技术创新学派迅速发展，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的经济增长原因。至今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索洛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为创始人，他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融为一体的经济学体系以及均衡价格论、价值论、分配论、局部均衡论、需求弹性、供求弹性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定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该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函数。它在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形式化过程中，其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理论框架使分工及专业化对生产率进步的作用变为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了，同时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如生产函数的公式为：q＝f（k，l），其中q表示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这里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派实际上只研究了斯密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市场竞争，而抛弃了斯密的另外两个思想。从此出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脱节。
二战后，为了研究经济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索洛指出，增长理论应当描述或解释经济生活具有何种特征？它所作的描述究竟怎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基于“一个讲述得很好的模型必须能够再现发达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事实”（solow，1957）的观点，索洛设计了一种总量生产函数：
其中k、l和t是资本、劳动和时间，这里考虑了技术进步因素，只是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移动的缩语”。在分析中，他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规模收益不变，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此40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产出几乎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生产函数的累积向上移动约80％。所以，按照索洛的理论，总增长的大约八分之一归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而剩下的总增长为“余数”，他将“余数”（增长的八分之七）归于技术进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矛盾，承认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地是对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但是索洛的两个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一，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劳动分工的演进与专业化的发展及组织制度的变革，使许多行业存在规模收益及经济激励递增的现象。第二，技术进步为中性的假设不现实，将技术进步看作是非体现的，即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无关；事实上，技术进步的一部分是体现在更高质量的机器和劳动中的，同时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他在1928年发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文中指出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的方向，但在扬格发表这篇经典论文后的几十年中，这个方向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直到80年代，扬格的理论才被经济学家所引用。扬格的主要思想为：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优秀问题，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劳动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表面现象，这种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这是一个经济组织与自我繁殖过程，技术进步不应该是外生的，它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扬格的思想优秀是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优秀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而杨小凯认为实际经济是二者的结合（杨小凯，1996）。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杨小凯用分工的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并在计算机上作了大量模拟，建立了一个动态微观模型（yang，1987）。所有这些模型，都是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劳动分工专业化、组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该理论认识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为内生的，比新古典经济学派有进步，但是认为技术进步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显然是不对的。事实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劳动分工的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专业化的步伐，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分工与组织结构的演进与制度对科技进步有反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技术进步不是劳动分工演进的表面现象。
四、技术创新学派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商品市场；（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schumpeter，1912）。熊彼特从技术创新理论出发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熊彼特将经济周期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理论。“长波”也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波”约9至10年，又称“尤格拉周期”；“短波”为40个月（将近3年半），又称“基钦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命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熊彼特的理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强调新技术、新产品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还有库滋涅茨（1930年，1953年）、丹尼森（1962年） 、纳尔逊和温特（1974年）、库姆斯等（1987）。纳尔逊和温特基于熊彼特的理论，以厂商的行为为中心点，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他认为，技术先进的厂商会不断投资于研究与技术开发。用这种方法，他们既领先于其他不太先进的厂商，又比其他厂商提高了工资率。所以，由于新技术更有效，更高的工资率会使旧技术相对效率较低，这刺激了不太先进的厂商去模仿新技术，这种竞争过程的结果是，行业状态从而经济状态随时变化。他们还从微观经济的假设出发，建立了经济增长的进化模型。
五、构建创新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对美国的“长波新经济”不能单独用以上三个学派的任一学派来全面解释，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解释。保罗·罗默（p.m.romer）为此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罗默于1986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收益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罗默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从美国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新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知识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必须以创新为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
美国经济从1991年4月开始增长至今，已有9年，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曲线迅猛上升，1987年道琼斯指数仅为2000点左右，到1995年道琼斯指数上升到4000点，而从1995年到1999年，仅用了4年时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万点大关。与经济增长、股票市价高涨并存的是低失业和低通胀，其失业率于1999年降至90年代最低点，约4.2％，通胀率降至2.1％。美国90年代的经济增长呈现的特点与以往有显著的不同：（1）经济增长周期延长。美国自1854年有经济周期纪录以来，到现在146年中共经历了31个周期，扩张期超过了80个月的只有4次，其中最长的为1961年3月至1969年12月，共106个月，而“新经济”的经济周期从1991年4月—2000年10月，历时115个月。（2）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周期中，高增长与失业率下降、通胀率上升并存；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也上升；而90年代的经济增长时期，高增长与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两个显著特点对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出现“长波新经济”现象呢？
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是“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刘树成等，2000）。我们认为，新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为技术创新，二为制度创新。正如前美国总统克林?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所说，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为四条，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他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植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
第一、从技术创新层面分析。美国二战后，一直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从而率先进行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等信息技术为主线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以新的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又以新的需求推动了新的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少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同时，美国在生物技术、机电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上有许多创新的成果和专利应用到了生产中，产生了许多新的产品。美国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企业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数量增多，企业产生了规模经济。
第二、从制度层面分析。美国有一系列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制度和政策有：（1）引进科技人才制度。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保证每年有一大批国外的科技人才获得h1b签证，企业也为科技人才提供优惠待遇及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形成了吸引国外优秀科技人才的长期制度。（2）科技创新的投资制度。长期以来，企业有技术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形成了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进行研究开发的制度，保证了科学研究的科技投入持续增长。（3）高科技产业化的制度。美国鼓励兴办高科技园，实行军事高科技民用化，在企业建立了技术入股、技术人员享受利润分配、股票期权等收入分配制度，这些制度能促进高科技迅速产业化。（4）专利制度。美国的专利制度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通过获得技术和产品的专利而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垄断地位，同时，科技创新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泰勒尔，1988），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5）特许制度。美国的企业为使技术快速传播且能尽快获得经济效益，实行了特许制度。特许制度有利于新技术的扩散，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6）纵容垄断的制度。美国虽然有反托拉斯法令，但执行中却是纵容了垄断，使垄断加剧。垄断使企业获得国际垄断利润，使美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美国还制定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与发展的金融、财政等一系列制度，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经济增长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为逐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建立创新经济学，建立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创新经济学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四个方面。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属于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越多，经济才能发展越快，这是创新经济学的优秀部分。制度创新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保证，管理创新应注重知识技术的管理，从而构成以知识为轴心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传播的体系和知识、技术、制度、管理为一体的创新经济学体系。
六、结论
1、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派。而新经济中，从美国实证分析可证明，创新是推动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创新是优秀，但技术创新需要从制度上?予保?，制度变革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2、在新的经济发展中，保持长时期的高速发展是可能的，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高科技产业化的速度、知识传播的速度迅速提高，使以知识（技术）为主的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带动新一轮的消费与需求。
3、新经济带来经济理论的创新，我们可以基于美国等国家的实证分析建立“创新经济学”。
摘 要: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网络产业继续向低端市场扩张，势必造成利润下降甚至全面亏损；如果不继续扩张，由于资源、能源的约束，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为继，整个经济还可能陷入停滞。要摆脱这种境地，深入研究并进行一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可能是一条重要出路。文中探讨了传统经济学理念在当前电信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形成“服务穷人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把先进的信息生产力直接向大众市场渗透。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 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 d m a 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 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 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 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 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 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 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 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 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 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接替刚刚辞职的鸠山由纪夫首相职务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naotokan)自—上台便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全新的 经济 均衡 发展 理念，他的这一发展理念似乎能够使日本经济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但是要想烧好这“三把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得需要勇气和智慧，否则也将是引火自焚。
日前，新上台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刚—上台便提出了要建设“强大的经济、强大的财政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其雄心勃勃，堪称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均衡发展理念，备受世界瞩目。但面对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严峻的老龄化人口结构，以及错综复杂的 政治 矛盾，日本舆论对其能否实现“经济与财政并立”发展，表示怀疑。
新经济学的新增长战略
6月16日，随着本届国会闭幕，参院选举拉开征战序幕，日本面临诸多两难课题。为确保参院选战胜利，构建坚实的执政基础，菅直人领导的提出了新版“政治公约”，主张“财政、经济并立发展”，并拟出台包括“中期财政框架”和“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总规模达250项政策内容，其中21项设定为“国家战略项目”，作为“紧急课题”优先落实。政策基调明显表现出重归健全财政的倾向。
作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政府主张以亚洲市场为重点，以吸引外资为手段，以降低法人税率为杠杆，拉动就业，振兴经济，实现财政“有效增收”，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新经济增长战略设定了包括环境、能源和健康等7个重点领域，21项“国家战略项目”。其优秀政策是，对外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对内降低法人税率，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具体优惠政策包括一定期间内的税收减免、出入境手续简化，以及对重点项目提供政府补贴等，对于已经投资于日本并拟增建研发中心的外资 企业 ，政府也将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目标是吸引跨国公司将亚洲总部设在日本，力争到2020年实现对日投资倍增，提供就业岗位由现行的75万人增至200万人。
放松管制 吸引外资 开拓新产业
为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对内投资，或从海外回归日本市场，政府承诺将法人税率降至“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减轻企业负担，确保日本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迄今，日本企业的法人税率高达40％左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导致日本企业不断外逃，资本外流，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不足。对此，日本最主要的压力集团组织——经团联等不断要求政府税改，促进日本企业回归国内，完善产业结构。但战后以来，高水平的法人税率一直是自民党政府“取高补低”，避免经济高增长带来社会扭曲，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武器。而税制改革直接影响财政收入，更涉及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备受抵制，历来是日本政治的老大难问题。无论是自民党政府，还是政府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从未落实到政策上。菅直人上台后，通过借助首相咨询机构“税制改革委员会”的智慧，大胆提出了“以阁僚协议文件”方式，回避政治羁绊，落实法人税制改革的思路。其基本理念是，降低法人税率虽然短期带来税收减少，但长期上可刺激企业投资，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从而扩大税收基础，实现“有效增收”。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菅直人政府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刺激尖端医疗技术临床化、产业化，以扩大医疗、保健、护理等新型公共企业发展，完善环境、健康、观光主导型产业和经济结构，扩大经济规模。目前，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进入典型的“老龄社会”，迎来劳动人口绝对减少的时代，创新钝化，经济缺乏活力，整体竞争力下降。尤其是，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日本的gdp总量停滞，世界级经济大国地位难保。而长期以来，日本的医疗、保健等行业备受政府管制，有竞争力的尖端医疗技术及其设施，难以进入医疗保险体系，不利于形成有竞争力的临床实践和产业。此次，“营直人经济学”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尖端医疗技术直接运用于临床实践，促进保健、护理事业企业化，形成产业，增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具体对策，新经济增长战略拟面向
树立新的亚洲观 促进基础设施出口
尤其是，针对 金融 海啸后亚洲 经济 一枝独秀的新特点，新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促进基础设施出口战略”，设立首相直接领导的“国家战略项目委员会”，讨论重点攻关项目，制定国家主导的“外交促销程序”，以力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日。其重点目标是亚洲的核电项目、环保项目、水资源以及水商业项目。
金融危机后，日本依托亚洲，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全面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 发展 空间。
2009年底，日本政府仿照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计划”，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初步思路，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
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几的“外需市场”；而“新经济增长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开始加大对亚洲的投入，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尤其是，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搁浅、2001年多哈回合受阻，日本的通商战略便从二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向了注重两国间和地区间的“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今年3月底，日本政府主导日本单独出资1亿美元的“东亚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历时一年，共同设计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该草案提出，以2020年为目标，以“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为范围，建设包括 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事业费将达2000亿美元。其目的是推动以东盟、印度为优秀的“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构建。该方案将以东盟秘书长名义正式提出，10月提交给在河内召开的东亚峰会讨论。
在资金安排上，该方案计划其中的1100亿～1300亿美元资金，将由中日等区内主要国家与亚行协调筹措，其余的700亿～900亿美元，则由当地各国政府和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 企业 共同设立融资平台解决。
该计划完成后，将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广泛地区内形成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到2020年，实现区内生产总值倍增。实际上，2009年5月，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战略”，也将重点放在了亚洲，目标也是瞄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不同的是，当前的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堪称日本“亚洲观”的改变。其主要考量如下：
一是推动地区整合战略向纵深转段。2010年1月1日，东亚地区已经有五组fat生效，相当于五个“地区合作轴”全面启动。而早在2009年底，日本全面完成了与东盟的地区整合战略，率先迎来了“战略转段”机遇。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将“10+3”向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0+6”方向扩展。问题是，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高调回归东盟，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试图通过积极介入，瓦解东亚独立的经济圈。日本需要借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整合战略纵深发展，确保地区整合战略的优势。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占据有利地势，控制商机，获取巨额投资机会。据日本总务省初步估算，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即可为日本创造近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根据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可为日本提供200余万人的就业机会。
危机后，日本经济是依托亚洲才得以恢复的。截至2009年9月，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比已高达57％，刷新了可比的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底，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收益率高达12％，约为同期对欧美投资收益的2倍。今年3月，
谈谈以“合作＂为主线的新经济学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优秀，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1“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求同存异，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交流和交往，从而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合作”经济学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和规律，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奴隶，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化模型越来越复杂，把经济学无限制的变成数学，走进死胡同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济学逐渐被数学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种经济学都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合作”经济学要注意其现实意义，要研究人与人在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对其研究的价值。
2“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3“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5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4“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5结语
综上所述，只是我对“合作”经济学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以往的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将出现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将由以“竞争”为主线转向以“合作”为主线，“合作”将成为新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具有发展新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希望中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数字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生产方式
尼克拉期·尼葛洛庞帝的一本《数字化生存》一时风靡全球，原因在于他准确预言了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数字化、网络化革命。其实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指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以农业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所促成的生产力进步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力发展的总和。而在一个半世纪后，始自20世纪中期的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进步，又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下述新趋势：（一）从生产力方面看，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基础，在企业数字化生存成为必然的选择；（二）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在日益加深，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些全球问题，如能源、环境、人口、粮食、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离开人类的共同努力和一个全球性的管理规则，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三）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界的战略并购一浪高过一浪，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和公司内在发展战略要求，逼迫它们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占领国内外市场的步伐，而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又加速了中小企业进入这一竞争队伍的步伐，从而使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四）从宏观层面看，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宏观经济管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国民经济有可能实现更加依靠知识资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趋势，出现所谓的新经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日益向网络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次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革命。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正在由传统的资本经济向数字化网络经济转变。
二、警惕网络经济的西方范式
网络经济时代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nⅱ）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继美国之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建立本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自从互联网这一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来，网络经济发展势头已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正以几何级数高速膨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是利用一种新技术，而且仅以它能否带来比不用它时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正是这样一种与巨大经济利益相关的重大技术发明，它惊人的发展速度几乎完全在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家史，走的是一条强盗式的道路，它们通过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一旦达到目的，就将一套冠冕堂皇的所谓贸易规则制定出来，将非法变成合法，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金科玉律。现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再一次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网络资源和机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重温旧梦，利用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新一轮“圈地运动”。它们试图依托网络和信息优势，控制世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使之朝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积聚，以期达到像19世纪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强大的资本优势控制世界一样，在21世纪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优势控制世界。这种“吸血鬼”式的网络资本主义特征是信息时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它的实际价值和所产生的效益绝非首日之殖民掠夺，技术侵略等传统手段所能够比拟。
面对这一严峻形式，我们必须关注近1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这两个引人关注的发展趋势和它们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实质
从国际学术界看，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重视。就他们对网络经济研究涉及范围看，有宽派、窄派和中派之分。宽派学者为网络经济起始于无线电的发明和莫尔斯密码的使用，从那时起就存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的萌芽，它涉及电信、计算机、电报、传真等媒介联系起来的一切经济领域。窄派学者认为网络经济就等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工厂业经济，即纯粹的互联网经济。中派学者将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通过网络发展经济的做法，称作网络经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可分为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技术学派偏重于企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研究，如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信息系统开拓战略等。社会学派大多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角度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侧重于企业战略联盟的生产关系层面的研究，如该学派中强调基于信任（trust）基础上的主观主义学派和客观主义学派。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标志是生产工具，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本身，它还包括建立在其上的人类相互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以及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要全面系统地认识网络经济，必须将两方面统一起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角度理解这一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应该看到，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工具是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相应地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离开这一点，便不能认识网络经济作为托夫勒所说第三次标志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所谓宽派、窄派和中派的看法。也不赞成技术学派和社会学派的观点，而将网络经济定义为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形态。
[摘要]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支柱产业。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大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
[关键词]知识经济信息压缩克隆技术纳米材料生物芯片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支柱产业。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焦点和大国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冷战结束前后，许多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就开始强化研究开发投资、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夺取下个世纪产业发展的技术制高点，并将其作为各自国际竞争战略的优秀和国家战略的重点。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除了外部因素外，产业结构不合理也是导致本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高科技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白热化。可以预见，谁抢先把握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动权，谁就将在这一轮大调整中抢占优势地位，在这次危机过后取得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世纪之交高科技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技术将充分发挥前导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它将更好地起到前导和统领作用，渗透到各个领域。信息技术将促进工业自动化、金融自动化、办公自动化、服务自协化，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不但大大提高社会的运行速度和效益，同时也会改变人们的时空观念。
在巨大的全球性信息网络上，日本商人正跃跃欲试，积极研究对因特网商业价值的开发与利用。当前，日本企业开设的主页(Ho~一page)已经涵盖了有商业价值的电子读物、广告、招聘信息、重大商业活动信息、金融服务、住处检索服务、通讯贩卖等方面。关联企业之间利用因特网进行即时信息交换和推销订货业务，使效率大为提高。由于因特网是直接连通个人用户的，所以，因特网上的商务活动将首先在与个人相关的经营领域中活跃起来，地域性的网上商务活动将先于跨国商务活动而得到发展。从技术上讲，信息通讯革命是计算机与通讯的结合，不过，数字化与光纤通讯网的完善，以及卫星的利用，才使大量信息即时、双向传递成为可能。随着软件开发的扩展，多媒体产业正在形成巨大的新消费市场。日本当前正在加紧开发多媒体技术，其应用范围将涵盖汽车制造业(在汽车中安装电视接收及卫星导航装置等)、流通业、教育和宗教界、广告与出版和印刷业等。可以预料，通过将计算机、电子游戏、MTV}VCD与通讯、电视结合起来，将极大地改变以往的住处传播方式。
随着微电子、光电子技术及纳米技术的进步，卫生通信、遥感和全球定位系统、宽频带高速数字综合网络、信息压缩与高速传输、人工智能、多媒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前沿技术将取得进展，人类将逐渐地全面进人信息时代。为此，各国对信息技术的开发十分重视，如美国就确定了2010年前重点开发的10项电子信息技术，它们是虚拟现实技术、高清晰度电视和显示器、光子学与光电子学、定点通信、X射线光刻技术、多芯片模块、超导技术、神经网络、语言和图形识别、人工智能。美国为继续它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已加强了计算机网络领域中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力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2月在其1999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中提出，联邦政府将投资1.1亿美元以加快“新一代因特网”计划的全面实施。“新一代因特网”计划于1996年10月提出，其主要目的是开展先进网络应用领域。该计划的实施时间为5年。计划完全实施后，将彻底更新遍布美国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使其以比目前因特网快100(〕倍的速度传信息，从而实现声音、图像信号的实时传递。
(二)生物技术将加速商品化。生物技术是21世纪技术的优秀，生物技术正在影响社会，深人人们的生活。1996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罗伯特·柯尔说:“本世纪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世纪，下个世纪显然是生物学的世纪。”
目前，生物技术已成为高新技术领域的重要部分，世界各国有100(〕多家公司、研究所或大学从事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美国、日本、英国等国走在前列。基因的分离、拄增、重组以及体细胞的克隆技术都已实现，某些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已经探明。快速繁殖脱毒、组织培养、胚胎移植、胚胎切割和单克隆抗体等技术已进人实用阶段。
科学家已从单个基因的测序转到有计划、大规模地测绘人类、水稻等重要生物体的基因图谱。水稻等重要农作物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实施及基因工程技术的深人研究，将发生新的农业革命。全世界已有6000多项农作物方面的生物技术研究成果进人田间试验，抗虫害的转基因水稻、玉米、土豆、棉花和南瓜等已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数百万公顷土地上试种。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育成的“超级稻”，在3年内可推广种植，它可以使水稻单产提高20%-25%。美国提出了“向生物技术要产量”的口号，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学家正在进行抗病育种的研究工作，1997年时已育成6个能自体抗病的农作物新品种，该校目前正集中力量培育能自体抗病的黄豆新品种。
正在实施中的人类基因组项目将在本世纪初完成，这将极大地推动医学领域的研究活动，有利于人们的健康。许多危害人类的疾病，如心血管病、癌症、艾滋病、糖尿病等，将得到有效的预防、治疗和控制。美国有数十家公司已用“合理药物设计”法设计超级药物，这种方法能把生物技术和化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研制的超级药物能医治目前药物不能医治的癌症、艾滋病和多发性硬化病等多种致命疾病，有的已经进人人体试验阶段。专家们预计，这方面的研究将对遗传机制、发育机制和免疫机制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对了解生物进化过程也有重大的意义。
克隆技术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突破，1997年英国克隆的“多莉”羊的出生，引起世界范围的高度重视，科学家认为它预示着“21世纪人类将全面进人克隆时代”。克隆的本意是指无性繁殖，即复制、拷贝生物，而不用依靠父母来繁殖。采用克隆技术，可以加快良种家畜物业的繁殖，从而有可能使畜牧业发生一场革命;克隆技术可以培养出一批批优质的牛羊品种，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可以拯救濒危野生动物，保持生态平衡;可在医学领域大量生产人们所急需的许多名贵药品。此外，采用克隆技术，可以对植物的细胞、组织或器官等进行克隆，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克隆技术的发展将会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大大造福于人类。
生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也逐渐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新趋势。生物芯片计算机正在研制之中，美国艾菲梅特里克斯公司宣布用DNA成功地制成生物芯片，可用于读取活组织基因进化而来的涌动信息流。这是生物技术与计算机技术融合的结晶。
(三)新材料得到广泛采用。科学家和工程学家预测，21世纪的新材料将向着不同材料复合方面发展，研制的一种性能优于母体单体材料的“先进复合材料”将是解决适应各高技术的特殊需要的全新概念的新材料技术。本世纪材料科技的发展具有功能化、复合化、智能化特征，最活跃的将是信息功能材料、纳米材料、高等陶瓷、生物材料、复合材料等。具有高比强度、高比刚度、耐高温高压、耐磨耐蚀等极端条件的结构材料、智能材料等也将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获得新的发展。
新材料发展的经历和趋势表明，新材料技术对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在内的其他高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起着基础作用，专家们预测新材料产业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新的产业革命。德国分析了世界各国高技术发展计划，总结出21世纪九大重点领域，首选是先进材料，其次是纳米技术、微电子学、光子学、微系统工程、软件与计算机模拟、分子电子学、细胞生物技术、生产与管理工程。在这9个领域中列出多个课题，其中属于先进材料的有2}’项，在其他领域中与材料直接相关的课题有27项，如纳米技术的纳米材料、微电子学中的信息存储微电子材料、高温超导材料等。在未来高技术课题中，有关先进材料的课题占60%以上。
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利用计算机来设计新材料，目前材料设计已日益发展成为现代材料科技中一个重要的基础领域。材料设计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几大类:在数据库知识库基础上，利用计算机进行性能预报;利用计算机模拟提示材料微观结构和性能关系;在突破已知理论或总结实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并采用新技术来研制新材料;深人研究各种条件下材料的生长过程，探索和开创合成材料的新途径;选定重点目标，组织多学科力量联合设计某种新材料。
(四)环保技术和环保产业成为竞争热点。在21世纪，人类将更加普遍、理性、科学地节制生育和消费，更加重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质量，注重保护自然界动植物的多样性和自然生态，重视地球上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再生循环。
随着环保观念和持续发展观念的日益深人人心，各国环保投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力求在环保产业和环保市场获得优势，环保技术和环保产业成为国际竞争的又一个热点。在农业生产领域，开发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已成为根治环境恶化、发展环保产业的重要手段。这种农业生产模式，是以水土保持为主要手段，以恢复良性生态经济系统为中心，形成高效的农业生产系统，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目前世界许多地方荒漠化严重蔓延，在这个地区建立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能根治环境恶化，提高系统生产力，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各发达国家空前重视开发环保技术，目前，一场争夺环保技术制高点的国际竞争十分激烈。在无氟制冷技术上，美国和西欧之间展开争夺;在资源回收方面，日本和西欧互相竞赛。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美国微软公司、日本、西欧在环保产业中大量应用计算机技术和新材料，开发科技含量高的环保产品。
科学家们还在环保领域大量采用生物技术，以遏制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目前开发的主要技术有:用生物方法处理污水;用微生物脱硫防治大气污染;用细菌降解清除污染物;用无污染生物农药防治农作物虫害;培育抗病虫害农作物;开发实用的生物降解塑料。
(五)宇宙开发将空前活跃。航开技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将加快实用化和商品化的步伐，发展各种更先进的实用人造卫星。迄今为止，仅美国和前苏联就发射了近500颗人造卫星。本世纪初，各国计划发射的卫星将超过100()颗，其中通信卫星、全球定位卫星和地球资源卫星被认为最有商业发展前途。此外，开发月球资源和扩大太空生产能力将成为现实，星际远航也将踏上新的征途。如果进展顺利，人类有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实现月球采矿的计划。
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的实施。这项计划已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为主要合伙人的大型国际航天工程，参加这项计划的还有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巴西等。按照计划，宇航员将进驻这座价值40()多亿美元的阿尔法国际空间站，从事多种研究活动，并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开辟新途径。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世界的潮流，我国要想在21世纪实现强国之梦，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实现产业升级，为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摘要简要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引出产权研究，并着重论述了产权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国企改革相联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优秀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摘要: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网络产业继续向低端市场扩张，势必造成利润下降甚至全面亏损；如果不继续扩张，由于资源、能源的约束，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为继，整个经济还可能陷入停滞。要摆脱这种境地，深入研究并进行一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可能是一条重要出路。文中探讨了传统经济学理念在当前电信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形成“服务穷人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把先进的信息生产力直接向大众市场渗透。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超级秘书网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接替刚刚辞职的鸠山由纪夫首相职务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NaotoKan)自—上台便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均衡发展理念，他的这一发展理念似乎能够使日本经济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但是要想烧好这“三把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得需要勇气和智慧，否则也将是引火自焚。
日前，新上台的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刚—上台便提出了要建设“强大的经济、强大的财政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其雄心勃勃，堪称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均衡发展理念，备受世界瞩目。但面对庞大的政府债务和严峻的老龄化人口结构，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日本舆论对其能否实现“经济与财政并立”发展，表示怀疑。
新经济学的新增长战略
6月16日，随着本届国会闭幕，参院选举拉开征战序幕，日本面临诸多两难课题。为确保参院选战胜利，构建坚实的执政基础，菅直人领导的提出了新版“政治公约”，主张“财政、经济并立发展”，并拟出台包括“中期财政框架”和“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总规模达250项政策内容，其中21项设定为“国家战略项目”，作为“紧急课题”优先落实。政策基调明显表现出重归健全财政的倾向。
作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政府主张以亚洲市场为重点，以吸引外资为手段，以降低法人税率为杠杆，拉动就业，振兴经济，实现财政“有效增收”，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新经济增长战略设定了包括环境、能源和健康等7个重点领域，21项“国家战略项目”。其优秀政策是，对外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对内降低法人税率，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具体优惠政策包括一定期间内的税收减免、出入境手续简化，以及对重点项目提供政府补贴等，对于已经投资于日本并拟增建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政府也将给予优惠政策支持。目标是吸引跨国公司将亚洲总部设在日本，力争到2020年实现对日投资倍增，提供就业岗位由现行的75万人增至200万人。
放松管制吸引外资开拓新产业
为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对内投资，或从海外回归日本市场，政府承诺将法人税率降至“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减轻企业负担，确保日本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迄今，日本企业的法人税率高达40％左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导致日本企业不断外逃，资本外流，国内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不足。对此，日本最主要的压力集团组织——经团联等不断要求政府税改，促进日本企业回归国内，完善产业结构。但战后以来，高水平的法人税率一直是自民党政府“取高补低”，避免经济高增长带来社会扭曲，维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武器。而税制改革直接影响财政收入，更涉及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备受抵制，历来是日本政治的老大难问题。无论是自民党政府，还是政府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从未落实到政策上。菅直人上台后，通过借助首相咨询机构“税制改革委员会”的智慧，大胆提出了“以阁僚协议文件”方式，回避政治羁绊，落实法人税制改革的思路。其基本理念是，降低法人税率虽然短期带来税收减少，但长期上可刺激企业投资，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从而扩大税收基础，实现“有效增收”。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菅直人政府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刺激尖端医疗技术临床化、产业化，以扩大医疗、保健、护理等新型公共企业发展，完善环境、健康、观光主导型产业和经济结构，扩大经济规模。目前，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进入典型的“老龄社会”，迎来劳动人口绝对减少的时代，创新钝化，经济缺乏活力，整体竞争力下降。尤其是，面对新兴经济体崛起，日本的GDP总量停滞，世界级经济大国地位难保。而长期以来，日本的医疗、保健等行业备受政府管制，有竞争力的尖端医疗技术及其设施，难以进入医疗保险体系，不利于形成有竞争力的临床实践和产业。此次，“营直人经济学”拟通过放松管制，部分开放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尖端医疗技术直接运用于临床实践，促进保健、护理事业企业化，形成产业，增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具体对策，新经济增长战略拟面向中国等亚洲各国出台“赴日就医签证”，吸引海外患者，形成、扩大新兴的“医疗出口产业”。树立新的亚洲观促进基础设施出口
尤其是，针对金融海啸后亚洲经济一枝独秀的新特点，新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促进基础设施出口战略”，设立首相直接领导的“国家战略项目委员会”，讨论重点攻关项目，制定国家主导的“外交促销程序”，以力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日。其重点目标是亚洲的核电项目、环保项目、水资源以及水商业项目。
金融危机后，日本依托亚洲，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全面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发展空间。
2009年底，日本政府仿照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计划”，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的初步思路，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
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几的“外需市场”；而“新经济增长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开始加大对亚洲的投入，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尤其是，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搁浅、2001年多哈回合受阻，日本的通商战略便从二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向了注重两国间和地区间的“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今年3月底，日本政府主导日本单独出资1亿美元的“东亚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历时一年，共同设计了“亚洲综合开发”草案。该草案提出，以2020年为目标，以“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为范围，建设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事业费将达2000亿美元。其目的是推动以东盟、印度为优秀的“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构建。该方案将以东盟秘书长名义正式提出，10月提交给在河内召开的东亚峰会讨论。
在资金安排上，该方案计划其中的1100亿～1300亿美元资金，将由中日等区内主要国家与亚行协调筹措，其余的700亿～900亿美元，则由当地各国政府和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企业共同设立融资平台解决。
该计划完成后，将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广泛地区内形成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到2020年，实现区内生产总值倍增。实际上，2009年5月，日本自民党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战略”，也将重点放在了亚洲，目标也是瞄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不同的是，当前的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堪称日本“亚洲观”的改变。其主要考量如下：
一是推动地区整合战略向纵深转段。2010年1月1日，东亚地区已经有五组FAT生效，相当于五个“地区合作轴”全面启动。而早在2009年底，日本全面完成了与东盟的地区整合战略，率先迎来了“战略转段”机遇。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将“10+3”向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0+6”方向扩展。问题是，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高调回归东盟，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试图通过积极介入，瓦解东亚独立的经济圈。日本需要借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整合战略纵深发展，确保地区整合战略的优势。超级秘书网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占据有利地势，控制商机，获取巨额投资机会。据日本总务省初步估算，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即可为日本创造近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根据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可为日本提供200余万人的就业机会。
危机后，日本经济是依托亚洲才得以恢复的。截至2009年9月，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占比已高达57％，刷新了可比的197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2008年底，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收益率高达12％，约为同期对欧美投资收益的2倍。今年3月，中国贸易6年来首次出现赤字，规模为72.4亿美元。而其中，对日贸易赤字高达65.3亿美元，约占90％。这与日本危机后大举对华扩张出口有直接联系。
今后，随着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到来，日本产品在亚洲的份额将进一步提升。金融危机后，日本产品、投资对亚洲的转移，已经超出了传统对亚洲的依存意义，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
地区合作追求的是地区和平发展、利益共赢，为此，只有建设公平、平等的合作发展格局，才有可能实现地区互利互惠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就是资源及环境资本被消耗掉的过程。人类的生产与消费对自然界的干预强度如果超过了自然界的自我更新能力，结果就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使人类面临生态危机。因此，通过可持续生产，变现有的产生污染的生产方式为清洁生产方式，将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污染，从而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得以缓和；通过可持续消费，克服盲目的过度消费和各种愚昧消费，可以减少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减轻对生产规模盲目扩大的“引力”。
可持续生产、可持续消费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行为会引导生产行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可持续消费比可持续生产更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一次性物品的消费，就绝不会有一次性物品的生产。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能自觉地抵制一次性物品的使用，那么任何一家企业就绝不会再继续生产一次性物品，整个社会就会减少资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就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另据研究，虽然动植物生息地的破坏是全世界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但生物学家认为濒危物种名单上超过1／3的脊椎动物主要是由于贸易而被捕杀。正是富裕消费者的需要刺激了这种猎杀，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消费应当对于地球遭受的不幸承担巨大的责任。
由此可见，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此种生产与消费模式，是造成全球环境持续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可持续消费是构建生态经济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可持续消费？所谓可持续消费，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
传统经济学源于使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这种方式引起了由于生产者的促销行为而产生“欲望”的有害消费。因此，有必要用改进的模式来发展生态经济学，用需求而不是欲望来引导，把环境影响纳入经济分析的主流。
实现消费“发展性”与“可持续性”的双赢，这正是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内涵所在。
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说，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当代人满足消费发展需要时不能超过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消费要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生态平衡。它既要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也要求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小污染。毫无疑问，生态环境承载力一旦被突破，消费当然就没有“可持续性”。由于各种高消费、炫耀消费、攀比消费等都毫无意义地增加了资源消耗、加剧了环境破坏的程度，所以都不是可持续消费。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说，消费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公平和公正消费。可持续消费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消费过度之间的一种折中调和，而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它体现了公平与公正原则，即追求生活质量的权利对于当代全球的每一个人，对于当代与后代的每一个人应该同等地享有。任何人都不应由于自身的消费而危及他人的生存和消费（即代内公平），当代人不应该由于本代人的消费而危及后代人的生存与消费（即代际公平）。否则，没有相对公平、相对公正消费的社会犹如一艘航行中倾斜的轮船，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可持续消费必须是发展的，因此，消费停滞不是可持续消费，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零增长”理论虽然看到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带来的危害，但人类的出路不是“零增长”，而是可持续发展。同样，现有消费模式任其发展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重大危害，但“零增长”绝不是可持续消费的本意，更不用说消费倒退了。
因此，可持续消费对我们现有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反对过分节俭，只满足温饱而忽视消费的“发展性”；又要反对奢侈消费，特别是反对不加节制地只注重物质享受，忽视生态环境制约，忽视社会公正制约，即忽视消费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消费模式应遵循和体现以下三方面原则———
（一）适度消费原则
人与自然的矛盾一直存在，只是到了近代工业化以后，这一矛盾日趋复杂和尖锐，导致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所以，适度消费原则要求人类把消费需求的水平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无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适度消费既要反对过度消费，也要反对过分节约。过分节约的低消费虽然减少了消费中的物质消耗，但降低了生活水平，抑制了生活情趣，不利于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
适度消费原则要求坚持以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以人的健康生存作为目标，逐步减少无意义消费和对人类健康无益甚至有害的愚昧消费等。
过度消费是超出了人自身正当需要的消费，实际上也并没有提高消费水平或增进消费效果，但却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它本质上只是满足了一些不合理的社会与心理需求。过度的多余消费可以为企业带来滚滚利润，但相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却是弊大于利。
（二）公平消费原则
公平消费应该体现在提倡面向全体公民的消费模式，不鼓励或限制少数人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挥霍消费及畸形消费。
（三）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
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指的是消费结构上要形成合理的比例，实现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这里特别要注意在消费结构中不断提高精神消费比重。
消费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享受型、攀比型、形式化的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大。例如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过分追求时尚、频繁更换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过分的人情消费、各种迷信等愚昧消费。在总体消费中，增大精神文化消费比重；在物质消费中，增大绿色产品的消费比例，把对环境有害的各种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生存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下降，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等等。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要求，是建立未来社会的重要基础，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包括：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态需要得到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精神消费主要通过教育类、知识类、文化类、科技类的消费，加强对社会发展的道德关怀和人文思考，确立和维护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真切地关注社会发展的人文性、价值性，使人类个体增加知识、陶冶情操、提高涵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在满足了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之外去追求过多的奢侈品，不但降低了人的生存境界，使人变得片面和畸形发展，使人沦为物质的奴隶。把人的毕生精力和时间用来获取消费品和寻求感官刺激，是人的最大失误，是对真理的彻底颠倒。增加精神消费，开发这些巨大的
精神潜能，将会日益丰富人类对生命意义的体验，深化人类对生存价值的认识，并且为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形成非凡的智慧。
可持续消费特别强调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地位，强调不断提高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所以，可持续消费对于人类的全面发展，对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摘 要：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高新科技，互联网就是其中一种。互联网在近几年间发展迅速，当代经济也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由于互联网的种种优点，其已被运用到各行各业中，行业中的交易方式、经济活动都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及发展，从而活跃了我国当代经济市场。本文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当代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并且对经济的发展也作为思考，分析了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以满足目前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形态。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新经济学；发展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了传统经济的营销模式、营销策略、交易模式及宣传模式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革，也为我国企业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要看清方向，深入研究如何能够突破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挑战，把握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机遇，从而创新出全新的企业发展理念，使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发展的变化
1.创新了传统的销售模式
我国传统的经济交易模式使用的实体店销售，销售的物品较为集中，实体店重视的是店面的装修和物品的品牌形象。实体店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顾客，老板对店面的宣传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一，就是成本较高的报纸宣传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投入资金较高，但是效果也是最为明显的；其二，就是通过制造店面广告及海报等形式对店中的商品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模式有局限性，那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其三，顾客与顾客之间的传播，这种相比前两种具有实用性，它是以产品的质量及店员的服务质量为基础的，与客户的意识有较大的关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就创新了这种营销模式，扩大了商品销售的范围，并且没有局限性，顾客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等的限制挑选商品并且进行交易，还可以对多个商品及商家进行选择，销售方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周到的服务，提升顾客的满意度。互联网时代也创新了传统的宣传模式，可以使用微信、网站、微博等多种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其成本少，效果良好，使企业中商品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及销售。
2.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是对商品的生产、定价及销售重视，在此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企业内部都要进行协调，运用自身的资源使企业可持续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商品的更新也越来越快，顾客以不满足传统的消费模式及消费欲望，这也就要求企业要对产品的生产进行创新。另外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中，产品的销售大多以网店为主，商家及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沟通、交流和交易，这就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节约了商家的成本，使消费者可以更好的进行购物，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3.提高了行业的竞争力
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注重内部的合作，要求企业经济组织集中化。在互联网时代中，重视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及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互相合作，经济组织离散化。在商业合作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这样可以调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及信息等，是降低商业活动的成本，提高商业活动的利润。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了解到，在互联网时代下，经济发展的优秀可以得到实现，完成商品的交易及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我国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挑战
1.协调全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问题
目前在全国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方面还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好，西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弱。所以当代互联网下的经济发展，要规划全面，根据不同的产业进行推进。另外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当地政府及政策的支持，当地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推广人民创业，并且对创业及就业给予支持，使企业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以解决。
2.电商企业及物流企业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互联网产业的集聚模式正处于初步阶段，比如类似58同城及拓维信息的一些互联网企业，但是并没有国际化的领导企业，并且这些企业有一半都在深圳及北京等一线城市中，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远大的发展目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产业优势，使互联网产业都可以实现全面发展。另外，不少传统企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正在找融合点，各企业在线上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线下，但是还是缺少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品牌。由于地域的差别，微商分布在不同地区，但是一些中小企业或者农村没有正确的电商认知，并且没有专业的电商人才，这就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
三、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机遇
1.创新传统的经济局面
相对于某些西方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个人贷款问题及贷款高利息等问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解决这些问题只靠银行是远远不够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我国政府及领导的监督和管理下，在金融方面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包括融资渠道、信贷资金及降低贷款高利息等问题，创新了我国传统的经济局面及结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创新我国产业的发展模式
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迅速，互联网的智能控制系统、新型传感器及自动化生产线再一次创新了产业的传统生产模式，使其逐渐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趋势发展。在此基础上，互联网技术还创新了传统工业的设计理念及销售模式，虽然对整个生产链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基于此也实现了生产链的创新及完善。从产品的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方面，都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目前我国产业的发展也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在此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全新的产业服务形态，并且创新了产业群，扩大了生产型的服务业务。比如一些柔性化的“互联网给+制造业”，创新了传统的制造模式及融资渠道，在企业服务、发展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从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将来还会有智能化工厂及企业不断出现，智能制造将会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潮流。总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及机遇。
3.提高了我国经济实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活力，使我国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形势中。根据经济发展理论，发展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要想能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附先进的技术，这样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有足够的资源，互联网也突破了传统经济发展问题，使这些资源可以得到合理运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四、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对人民的生活、社会发展、国家的进步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互联网时代创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所以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遇，突破挑战，为我国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