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02 05:40: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社区管理研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内容摘要
本文将通过对城市社区旧有的组织管理体制、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下重新建立的新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分析，来说明城市社区管理的问题及如何实现城市社区管理的民主化，并说明政府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一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社区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80年代中期开始，社区的概念重新在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中被得到运用。
“社区”一词译自英文的Community，其原意为“人群共同体”，20年代传入中国时和“社会”一词混用，特指一种以地域特征联系起来的初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具有同样的文化特质，守望相助，形成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它是社会学中常用的概念。本文中所讨论的城市社区是由社会学的概念发展而来，是指聚集在城市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组织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社会学家认为社区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①具有一定数量的、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参与共同社会生活的人群；②有一定界限的地域，其界限一般来说是比较明确的；③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④有一套相互配合的生活制度和管理机构；⑤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此，可以看出社区具有的地域性特质，它还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的含义。城市社区是一种不简单地等同于行政区划的概念，它超脱了行政辖区的范围。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用到社区这个概念。
我国社区管理的现状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形成我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其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单位是政府的附属物，凡学校、商店、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等一切社会组织，均自下而上地隶属于某个上级，构成一个体系，最终归属于中央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结构具有纵向单一性的基本特征，国家和政府几乎包揽了一切事务，垄断了所有资源，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社会成为国家的附属物，社会成员对单位、最终是对政府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国家和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的资源，习惯上运用行政化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和社区有关的工作被纳入政府工作轨道，成为党和政府的地区工作。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城市社区概念，只有行政区划的分别，政府只是简单地通过行政方式来管理。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组织管理模式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街道”社区的“条块分割”问题，即街道办事处、五所一院（工商所、派出所、地段医院等）分别属于不同的条块，有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管理目标、管理手段等都是通过纵向渠道来实现，互相之间无直接关系。在这种体系中，政府运用行政指令来实施对社区的管理，基层组织缺少自主性。社会成员被严密地控制在其中，对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缺少发言权，每个人只能机械地服从政府的命令和号召。长久以来，社会成员已经习惯于这种管理方式，他们的积极性逐渐丧失。而政府由于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也很难了解社会成员的真正想法，他们只能凭借经验来管理社会事务，结果造成政府管的不少，效果却不好。
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既有的生活方式。新的住宅小区不断建立，形成各种新型社区关系，以往的街道社区模式已不适应这种新发展了。人们的流动性增大，对单位的依附性越来越小。政府对单位的控制无法起到象以前一样的作用，改革使政府和企业原来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社会功能分离出来，转给了中介组织和社区。因此，人们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逐渐增强；人们渴望亲自管理社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旧有的街道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起作用，户口归属于街道的居民只能服从街道的管理，居委会作为居民代表也只能起“传声筒”的作用。这种单纯的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内在的利益需求。加强社区民主管理是改革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城市管理中出现许多新问题：①政府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微观事务管理过多；②企业分离出来的大量社会职能交给了政府，使之难以承受；③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令政府难以“消化”；④老龄问题加重了政府的负担；⑤政府难以解决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全部困难；⑥令政府大伤脑筋的社会治安问题；⑦城市管理条块分割、体制不顺，造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矛盾；⑧城市管理机构设置格局和人员配备不合理等，严重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这都是改革中涉及到城市社区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加强社区的民主管理。
社区组织重建是发展社区民主管理的根本
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首先要充分发挥社区建设主体的作用。社区建设主体包括政府法人、企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要充分发挥政府法人的主体作用，理顺政府法人与其他方面的关系；要充分发挥企事业法人的支持作用，利用本企事业的资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完成自身承担的社区建设和管理任务；要充分发挥社团法人的中介作用，使其真正成为政府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中介组织角色；要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基础作用，形成广泛参与、共同创建的局面。
其次要建立合理结构与有效的运行机制。在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旧有的管理体制是“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两级政府”指市政府和区政府，“两级管理”指市政府、区政府对社区建设所实施的管理；应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重点是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社区管理功能。如上海市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实行这种新的体制。
第三要重构合理的“行政区——社区”体系。其基本内涵是：在原来行政、社会合一的城市行政区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突破“街道”这一基层行政区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构建规模不同、类型各异、功能明确的社区体系，形成纵向管理以行政区为主、横向发展以社区为主的“纵——横”结合的“行政区——社区”体系。在原体系中，政府过多地承担了不应由政府承担的微观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因此削弱了政府在宏观层次上的调控和整合作用。在“行政区——社区”体系中，政府组织通过转变职能，将部分微观的管理服务职能交给社团一类中间组织，并逐步强化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和整合职能，并以行政力量推行。不过在现行体制下，行政区体系仍是社区组织体系的主导结构，社区体系只是对它的补充和修正。
第四，重建社区组织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重建新型社区组织，就是要根据管理、社区服务的需要，培育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社区为活动区域的公益性、事务性、中介性社区组织、中介机构和待业性公司，依靠它们进行社区内的管理和服务活动。政府行政组织则主要从事宏观协调、监督作用。具体地说要进行组织角色的确定，原来政府的派出机构如街道办事处应从“家长式”管理这种角色中退出，把一些社会性管理与服务职能交给相应的社区组织来完成，转变政府职能，变全能管理为权能管理，适当放权给社区组织；以法律形式确定社区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使其成为独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而不再是政府的依附。
对新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模式的设想
要加强城市社区民主管理，就要构建新型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其基本思路是从社区建设、社区发展的高度出发，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构建合理的“行政区——社区“体系，确定合理的社区规模，大力发展各种社区组织，实现社区组织结构与组织功能的合理分流与协调发展，最终形成多元化的、“纵——横”结合的新型社区组织管理体制。
国外已经实行的城市社区管理方式也是可以借鉴的，因为他们的城市发展得比我们早，比我们的城市发达，相比之下拥有更多的经验。比如，从组织类型来看，德国、意大利实行的是协会型，即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法国、瑞典、日本实行的共同团体型，即参与社区共同管理的团体；美国、英国实行的单一功能团体型，即因社会管理功能的明细化而产生的单一功能组织；还有韩国、泰国及我国目前实行的公共团体型，即类似地方自治体的团体。像日本的居民组织——町内会，对我们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町内会原则上是指旨在把居住在同一社区内的所有家庭和企业组织起来，共同处理社区中发生的各种共同的问题，能够代表社区并参与社区管理的居民自治组织。町内会以遵循非赢利、非党派、非宗派三原则为特点，促使人们按照这三原则监督町内会的活动，促进町内会的民主化。当然各国国情不同，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别国的经验，我们可从别国的经验中吸取适合我国的部分，再结合我国国情创造适合我国特点的城市社区管理形式根据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参照国内外有关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我们对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可以提出以下一些设想：
由于我国具有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现象，使得社区整合也是多元化的。所以，我们要构建一种多元社区组织管理模式。既要兼顾已有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还要纳入一些新型组织以补充街道社区的不足。具体来说，可以在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系中设立和完善这样的组织：社区管理委员会、民情委员、社团组织、企事业组织、政府组织、居民委员会等。
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常设机构，行使社区管理的宏观决策权。它是实行社区管理的主体，它应在上级政府指导下，通过召开社区各方代表参加的“社区代表大会”，由与会代表选举产生。委员会成员由政府代表、各社区组织代表、社区居民代表和社区内各企业、事业等单位代表组成，具体人数和代表构成视社区规模和社区性质而定。在委员会中，各方代表地位平等，集体进行管理决策。其中，政府代表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和其它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主要起沟通制衡作用。社区管理委员会有以下一些职能：①统筹规划，根据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要求和指导，结合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社区发展和社区管理作出统一规划，确定社区发展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与任务；②组织协调，根据规定的目标和任务，利用有效的机制和方法，寻找并落实管理任务的执行者，协调社区各部门关系，配合社区管理工作正常实施；③监督调控，以管理职责为依据，并以有关的法律、法规、协议、合同为准则，对社区管理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使之符合社区管理的目标和要求。社区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大会，社区居民通过选举代表来实现对社区的管理。
民情委员是一种监督性组织，设置的主要目的是监督、检查社区内各项工作，看它们的设立、执行、完成情况；及时反馈社区内成员的生活、工作情况以及他们对社区管理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是社区管理委员会和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信息反馈渠道。它一般由社区内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担任，由上级政府直接聘任，是一种荣誉性职务。其人数视社区规模大小和社区基本性质决定。它主要起沟通媒介作用，没有决策权。它独立于社区管理委员会之外，其成员没有报酬，属于自愿参加。
社团组织主要指社区中各类公益性、服务性、中介性组织。如社区福利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社区服务组织或一些行业组织，如个协、体协、舞协等。其主要职能为社会性的管理与服务、重大决策的参与，包括：①参政议政，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管理重要措施的制定；②执行社区管理委员会决议，行使一部分专业化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③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承担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等各种公益性职能；④帮困解难，开展社区扶助服务、志愿服务、福利服务活动；⑤社区治安、民事调解、外来人口管理服务等。社团组织主要是社区管理委员会决策的执行组织，社区管理委员会具体通过它来实现对社区事务的管理。社区成员的生活问题可以通过社团组织得到解决。政府应转变职能，大力发展各种社团组织，把过去由政府包揽的社会职能分配给社团组织，由它们来承担，减少政府负担。
企事业组织在社区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一般性生产、经营服务单位，它不参与社区内具体管理与服务活动，但通过参加社区管理委员会，与社区其它组织沟通，可享受社区提供的各项服务，同时有义务为社区发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另一类是社区内专业性的行业管理公司，如物业管理公司，这类公司的管理服务内容与社区管理委员会有交叉，所以，要通过参加社区管理委员会，明确自己相应的权限，其主要职能应以社区内的物质设施为重点。
政府组织在社区中主要包括街道办事处，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的延伸机构，如派出所等。在旧的管理体制中，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具有政府性质，不具有独立的财政税权，它是代表区政府管理地区性的社会事务，但其作用并不突出。为此必须使办事处的权责到位，真正具有综合协调和监督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基层辖区范围里的工作的权限；应该努力提高街道办事处在居民心目中的政府权威形象，排除各种非政府行为的任务向办事处摊派，要增加办事处发展社区事业的政府财政投入。街道办事处在社区管理委员会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主要职能是：①代表政府参与社区管理，体现政府意图，起宏观协调、监督指导作用；②执行社区管理委员会决议，行使辖区内行政管理权限；③工商所、派出所等则代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管理相应行政事务，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社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内居民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也是社区管理的基本单元。其职能主要为：①执行社区管理委员会决议，管理特定居民点的日常事务；②推举居民代表参加社区管理委员会，反映民意、民情；③配合各专业性社团组织、政府组织，维护社区环境、社区安全，提供便民服务。从目前居民委员会的实际情况看，有几方面问题应予以解决。一是减少对居委会的行政性分派任务，使居委会的工作更多地产生于当地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能否搞好居委会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居委会工作是否真的出自社区居民的共同需要，是否体现了对社区的公益性。二是如何解决好居委会的工作经费和活动经费的来源以及人员编制问题，其理想状态是居委会成员以兼职和义务性工作为主，可以靠志愿者服务。政府可以适当投入部分人力和财力，形成一个社区工作者的行业群体，作为联系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纽带。三是对居委会工作进行宣传，增加居民对居委会工作的了解。居委会干部应多与群众进行联系，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建立在组织重建基础上的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其实现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①法规建设，它是实施社会化社区管理的前提，为适应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关社区管理的法规，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社区组织的职能，使社区管理规范化；②社区整合，建立良好的社区内部关系，充分运用各种社区资源和社区管理手段，协调各组织间相互关系，使其相互促进，实现社区全面发展；③制定社区发展的长期、中期、短期规划，计划的制定应有社区居民的参与，并且体现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利益；④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促使居民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公共事务，提倡社区成员间的互助合作精神，提高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而提高全社会的民主程度；⑤政府转变职能，要将基层组织实行属地化管理，把社会职能交给社会组织，通过这种属地化管理实现对社区工作的指导。
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于宏观决策，使政府从琐碎的事务管理中脱身出来；有利于真正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有利于社区的发展；有利于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它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对社会的进步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城市社区民主管理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努力，要在旧有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组织重建，当前的重点是结合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推进一系列对旧有城市社区组织体制的改革，深化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意识，使社区脱离单纯的行政区划的概念，将行政化和社会化相结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同时，这也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城市社区的民主管理，才能真正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必将带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发达地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双重化转型实证研究
随着社会结构急剧调整、社会环境复杂多元以及国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苏州社会管理体制面临进一步调整创新的挑战和机遇，社区管理体制调整创新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本文以苏州市区7区32个街道、17个镇的403个社区（居委会）为范围，以横塘街道为样本，研究探讨大中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调整创新的可行方案。
一、苏州社区管理体制迎来调整重构窗口
（一）社会管理重心下移需要调整社区角色
顺应社会管理重心下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的改革趋势，苏州也将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管理的支撑点、落脚点。根据铜陵、黄石、贵阳等地撤减管理层级试点的做法，管理重心下移力度存在进一步加大可能。社区管理职能正不断增加，社区角色也正由单一自治组织角色向综合性公共服务角色转换。
作为社区管理职能具体承担者，社区主要管理机构至少扮演三重角色，除社区自治组织者、居民权益维护者以外，还必须是社区公共服务提供者，其中第三重角色已越出自治组织职能边界。管理重心下移，政府将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优抚救济、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和社区矫正等转移下放，由社区开设窗口提供服务。社区承担本来由政府承担的这些公共服务职能，能显著减轻政府负担，在有效监管和激励条件下有助于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提升居民满意度。
随着改革深化，社区逐渐成为基层公共管理服务中心，实际行使部分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而这与社区的自治性质存在矛盾。其一，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是政府服务人民、联系群众的基本方式，由社区自治组织代为行使淡化了政府作用，可能影响服务的权威性。其二，公共服务要求公平公正廉洁合理，仅凭社区自治组织自身管理、协调、监督难免顾此失彼，而外部监管对自治组织而言在机制上并不顺畅。其三，公共服务要求高效优质，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充分的职业道德和较饱满的工作热情，社区自治组织往往缺乏相应的人才吸引力度和激励能力。其四，公共服务成本可通过向社区自治组织购买服务加以弥补，但由于前面三个问题的存在，这种购买风险相对较大。因此，为适应社会管理重心下移需要，社区管理机构必须改变自治组织的单一性质。目前苏州社区公共服务项目运行比较正常平稳，原因之一正在于这些机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治组织。
（二）基本现代化建设对社区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苏州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的更具挑战性的“三区三城”和宜居苏州、创业天堂、幸福家园建设目标，都以加强改善社会管理作为重要基础，要求社区管理服务范围拓展、标准提升、功能强化，反映出社区管理将从全面普及、规范运作进入提升品质、优化效能的新阶段。一是机构设置顺应新阶段、新任务要求。机构职能综合化，既包括公益服务、权益维护、社区管理等自治职能，又要名正言顺地代行政府部分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因而机构性质也应相应调整。二是人员配备符合专业化、精干化要求。一方面，人员数量应充实加强，目前一般达不到苏州规定的常住人口1.5‰的标准（见表-1）；另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技能和素质，目前差距较大。从表-2看出，横塘街道48位社区工作者拥有大学学历的仅8.3%，未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高中以下）接近四成，拥有社工职业证书的仅1人。这种情况在苏州市各社区很普遍。三是资源配置遵循合理化、可持续要求。社区资源配置最关键的是资金的来源与使用，目前街道财政拨付社区核定在编人员工资，提供部分社区办公活动经费，其余工作人员经费及办公活动经费由社区自行解决，出现亏空可向街道借支，待有能力时再还。街道财政负担社区部分人员办公经费，体现对社区承担部分街道下放公共服务职能的补偿，但也说明社区实际上并非完全自治。社区自营收入差异很大，也存在起伏变化，街道财政拨付作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可以为社区公共服务的正常开展提供基本保障。
（三）城市人口二元化结构使社区管理面临新问题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11月1日苏州总人口1176.91万，其中户籍人口637.77万，占54.2%，外来人口539.14万，占45.8%，外来人口在苏州人口结构中几近半壁江山，占市区常住人口四成半以上。
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一般集中在治安防范和计划生育管理两个方面，总体而言，外来人口游离于社区管理服务体系之外。在苏州人口二元结构常态化情况下，将外来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区管理服务体系，是“三区三城”建设的内在要求。这不仅会大幅度增加社区管理服务工作量，还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即如何应对流动人口流动性强、归属感弱、责任意识淡薄等特点，如何保障外来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如何让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如何平衡外来流动人口与户籍居民利益关系。这些问题对社区管理机构设置及运行提出了调整完善要求。
（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社区管理体制进一步调整优化提供了必要基础
目前，苏州全面推行以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工作站）为主的社区管理服务模式，顺应了加强改善社会管理的需要，社区管理服务机构运行正常，形成了与社会建设总体适应的运行机制。社区在政府财政支持下的“自治”及兼顾公共服务、公益服务、权益维护和社区管理的运行模式，可以说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事业化”色彩，为社区管理机构进一步调整和运行机制进一步优化准备了经验、提供了思路、预留了空间。此外，苏州各城区财政状况良好，可用资金充裕，社区管理体制调整的物质基础较为坚实。
二、苏州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调整重构路径选择
（一）社区行政化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改革要求
其一。社区行政化很容易走向将社区事务、社会生活全面纳入行政管理调控范畴，侵占居民社会生活空间，形成社会生活过度组织化的局面。其二，社区行政化导致行政机构下伸扩张，社区发展成“小政府”，与社会管理体制扁平化改革方向相悖。其三，社区行政化违背自治原则，侵占居民自治权，抑制居民和有关方面参与社区管理服务和建设的积极性，不利于动员各方力量共建和谐社区。
（二）社区居委会完全自治难以有效落实
1.社区居委会资金来源的对上依赖制约社区自治权的行使。社区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区财产、产业收益。这种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的财产、产业收益，除主要用于股东分红及再生产投入，拿出部分用作社区自治经费。这类收益差别、波动较大，且不宜较多切割，从而影响股东权益，其使用也不宜随意超越社区自治范畴。二是政府财政划拨，用于政府核定工作人员工资和社区办公活动经费，这是目前许多社区主要或基本经费来源。横塘街道每年拨付学府社区80万元财政经费，接近该社区年经费需求的1/3；该街道另两个社区财政拨款分别达73万元和100万元，成为支撑这些社区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社区依赖街道财政拨款活动运行，难免损失部分自治权，听从政府调遣，代行部分职能。
2.社区自治能力偏弱影响社区自治的开展。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干部缺乏社区自治专业知识，将原有的行政推动办事方式移植到社区管理服务中，社区自治的意识、知识、技能只能在实践中边干边学、逐步积累；另一方面，缺乏社区自治经验，一些地方的探索有待总结提炼，其适应性也有待检验。苏州的实践基本都是在街道介入或领导下的社区有限自治，缺乏完全自治的案例。
3.社区治理结构隐含非完全自治的内在因素。社区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为中心的治理结构，提倡党组织负责人兼任居委会主任，党组织班子成员与居委会成员交叉任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上级党组织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负责人。这就存在居委会主任及成员直接、间接由上级指派的可能。另外，社区机构实际处于行政体系末梢、自治体系顶端，从其优秀工作人员中优先选录公务员、或者进入事业编制的激励政策，对社区工作者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难免导致一些人较多听命于政府。
4.居民自治意识薄弱削弱社区自治基础。社区自治需要居民参与，目前总体来看由于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必要的自治意识和知识，参与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5.社会团体发育滞后影响社区自治环境。苏州社团发育与其它地方相仿，呈现程度较低、活力不足、不够平衡的状况。横塘街道的3个社区共有社团26个，在列出的12类社团中文体健身类的14个，占一半以上，联谊、学术等3类空白，管理、调解、环保等5类仅在一个社区有分布；最多的石湖社区有7类社团，最少的学府社区仅有3类社团；社团经费差异较大，有的社团没有活动经费，经费来源均为社区资助，说明社团的影响力、活动能力、持续发展能力不够理想。
6.社会管理重心下移需要社区配合。政府以社区为依托下移管理重心，社区居委会承担起部分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街道社区各得其所，形成目前相当有效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使社区实际处于街道行政权力的辐射范围之内，社区活动很难做到完全自主自治。目前在这种模式下，街道社区配合较为默契，社区管理服务较为平稳，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和较大的生存发展余地。需要解决的主要是如何避免社区过度行政化的问题。
（三）完全购买服务方式难以全面替代社区居委会的职能
在加强社区建设过程中过度使用购买服务方式、轻视社区居委会作用，会产生一些问题，社区居委会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1.购买服务需要有组织实施者，社区居委会是本社区组织实施的合适人选。针对社区居民的服务，需要有相对熟悉社区情况、进入社区没有障碍的单位来承接，且最好能够与社区自治活动协调对接。比较符合这些要求的，目前基本上就是社区居委会了。有些专业性较强的服务项目，可以政府直接招标，也可由社区代替政府招标购买，监督实施。
2.购买服务具有一定局限性，有些公共管理服务项目、公共事务不宜采用此类方式。像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优抚救济和计划生育等公共管理服务项目，因其政策性、专业性、敏感性较强，关系管理服务对象的切身利益，购买服务就显得不够严肃稳妥，应由比较权威、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政府的机构稳定提供，现在由居委会及社区工作站来承担这些活动得到了普遍认可。社区重大问题决策、选举表决等公共事务，也必须由居委会等社区主要机构来主持；社区建设、社区自治需要有组织推动者，社区居委会是这些事项的合适承担者。
（四）“准事业+准自治”是社区管理体制调整的现实选择
社区管理体制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社区居委会兼有事业和自治双重性质，是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切合实际的合理选择。
1.自治是社区管理服务机构的基本职能和性质。自治是社区居委会与生俱来的基本职能。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围绕社区居委会这个中心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突出了居委会在社区自治中的地位作用，符合我国城市社会建设的实际和社会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在苏州市区，社区居委会较好承担起了社区自治组织者、推动者、协调者角色，机构的自治属性、组织推动自治的职能都是鲜明的，在和谐社区建设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基础支撑作用。
2.公共管理服务是我国社区成长发育中的新生职能。随着城市社会管理重心进一步下移，社区居委会逐步成为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服务中心，其承担的基层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形成居委会兼具自治和公共管理服务双重职能的格局。公共管理服务本质上是由政府向居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其中部分可以采用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其余需要以政府名义、或者由具有一定权威的机构代表政府来提供，这类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人员由政府招聘供养、费用由财政承担，实际上就具有了事业性质。
3.“准事业+准自治”是苏州市区社区管理体制的本质情况。苏州市区403个社区居委会，都具有自治和公共管理服务双重职能，设有符合标准的社区服务中心57个。社区居委会承担了部分政府下移委托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街道为其聘用配备一部分工作人员，街道财政每年对其拨付一定经费。横塘街道为学府社区核定编制9人（含2名街道招聘派驻人员），年财政拨款80万元。苏州老城区及工业园区2006年开始设立社区工作站，人员由政府聘用、经费由政府财政承担，其中沧浪、平江、金阊3区实行一居一站，依托社区建有工作站150个。工业园区也设有社区工作站。这些居委会等社区机构，与政府之间已经不是主导、被主导关系，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领导、被领导关系，一定程度的人员、经费依赖关系，再仅仅将其看作纯粹的自治组织就不够全面，应在肯定其自治属性的同时，正视、承认其本质上兼具的一定程度事业属性。以此为基础，试行“准事业+准自治”社区管理模式，名正言顺地行使、规范、发展居委会为主的社区管理机构的双重职能，是一条值得一试的强化和改善城市基层管理服务、理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可行路径。
三、苏州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双重化转型的主要内容
从苏州“三区三城”建设需要和社会建设发展实际出发，苏州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在今后10年左右时间内可以考虑双重化转型方案。
所谓双重化转型方案，其转型目标是要实行社区主要管理服务机构“准事业+准自治”双重性质，履行提供公共管理服务和组织社区自治双重职能。社区居委会（至少其中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工作站）明确其兼有事业性质，给予部分事业待遇，俟将来基层政府组织机构改革方向明朗，再作进一步调整。如减撤管理层级、社区居委会职能增加责任加大，可考虑提升事业待遇，转为“事业+准自治”性质。社区管理体制双重化转型主要应该包括如下六个方面内容。
（一）机构设置梯次化
社区机构设置分为3个层次。一是优秀机构，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及其服务机构。其中社区党组织是领导机构，社区居委会是主干机构，负责社区公共管理服务和自治的组织、推进，兼有事业和自治机构性质。二是支持机构，包括业委会、居民组长、楼道长。前者组织业主居民维护权益、支持配合居委会工作，后两者作为居委会依托的工作网络发挥上通下达、贯彻落实作用。这一层次的正常运转对社区居委会有效开展工作支撑作用最大，应注意提高其成员素质、能力，尤其业委会作为相对独立、代表业主权益的自治主体，在社区自治中具有较为独特的作用，应予更多重视。苏州提倡居委会成员兼任业委会负责人，是一条很好的思路。应改变这一层次服务义务、无偿的做法，根据付出劳动情况以购买服务等形式给予一定报偿。三是合作机构，包括物业公司、共建单位、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其中物业公司主要由业委会向其购买服务维护社区正常环境和秩序，其它组织通过社区购买服务、联合共建、接受志愿服务和组织社区活动等方式进行合作。
为将外来人口全面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体系，在机构设置中要重视外来人口的参与，尤其在优秀机构和支持机构中，要参考社区外来人口数量，吸纳适当比例优秀外来人员，符合条件的应给予承担主要负责工作的平等机会。
（二）职权分解明晰化
明确区别划分社区两类职能，明晰岗位责任、职权，提供相应工作条件，促进社区公共管理服务能力和居民自治能力的全面增强，推动两方面工作运行正常、平衡发展、相得益彰。社区居委会要有负责人分别主抓公共管理和居民自治，人员、资源分配也要合理，努力争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中公共管理服务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是需要不断加强的职能，要安排专人，设置专门服务窗口，达到适度规模的社区（2000户、5000人），都要设立服务厅室乃至服务站等专门服务机构。政府在财政上对承接公共服务任务的居委会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并作为常规开支列入财政预算；政府在公共管理服务相关的人员招聘使用、经费使用以及公共管理服务的运作、质量等方面有参与、监督、考评、奖惩的权利。与此同时，社区自治职能作为社区基本职能，不仅不能忽视，也必须逐步加强。
（三）重要岗位职业化
社区主要机构的关键岗位、重要岗位实行职业化。一是任职资格专业化，由具有专业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员、至少是经过较系统专业职业培训的人员来担任；二是岗位任职稳定化，保持岗位任职人员相对稳定，不轻易进行跨专业人员岗位调整。这些岗位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社区居委会正副主任等社区机构主要领导，社区公共服务机构或窗口的负责人、主要业务骨干，居委会内设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等，条件允许的也可扩大到业委会负责人。重要岗位职业化需要有个过渡期，过渡期内可以实行符合任职条件的首先职业化，同时加强职业培训、人才引进，争取3～5年内基本完成过渡。
（四）专职人员事业化
专职从事社区工作的专业人员承认其事业性质、给予其事业身份、让其享受相应的事业待遇。专职社区工作者事业化待遇的关键在于经济收入待遇和社会保障待遇的落实。目前苏州市社区工作者收入水平与上年职工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不算低，但与事业单位平均收入水平相比就有差距。建议逐步提升社区专职人员收入水平，向事业单位靠拢，从而增强社工岗位吸引力。享受事业化待遇的专职人员必须控制合理规模，从必要、合理、公平等多角度考虑核定指标，同时规定合情、合理、适度从紧的准入门槛，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实施。
（五）一般事务社会化
除公共管理及政策性、敏感性较强、对承担者身份要求较为特殊的公共服务项目，一般事务性、技术性的公共服务、公益服务乃至部分社区自治工作，实行尽可能社会化原则，主要由社会上有资质、有能力、有兴趣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社会化的方式基本有两个：一是购买服务；二是公益性活动。政府、社区建立购买服务外包项目库、公益性外包项目库，设立负责服务项目招投标的专门机构，在资金上进行配套，并列入相应层级预算。
（六）考核监督立体化
从时间看，社区管理机构全部的工作、活动过程，服务项目从提出立项、招投标、到完成验收的整个过程，都在监督范围内；从对象看，不仅外包项目及管理服务工作、自治活动包括在内，专职工作人员、尤其享受事业待遇的专职人员都应列入范围，其中重要、敏感岗位工作人员应作为监督考核重点；从类型看，除社区管理机构自身日常督查、自我考核监督，要切实强化审计监督、政府部门监督、党组织纪检监督、居民业主群众性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
应对城市社区阶层化的社会管理机制研究?
随着城市社区的变迁，我国出现了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这一变化对于社会管理及带来了机遇也带来挑战，城市社区阶层化将有利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专业化和产业化以及政府社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也将带来新社区的建设难题，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这无疑给城市管理提出了新课题，要求在城市管理过程中，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指引和监督、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有效控制、遏制贫民区化，同时，注意调适各阶层的心态以及地位秩序，针对不同阶层社区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
【关键词】社区阶层化； 社会管理
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其变迁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我国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分化和居住空间分离，社区的空间和内部构成要素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城市社区正处在重构的关键时期。在当前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趋势下，探讨社区社会管理的新机制对引导社区良性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基本涵义及其表现
说起城市社区阶层化的概念，目前大多数人还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提起今天我国大城市中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富人区”、“白领小区”、“高档社区”现象，相信人们并不陌生。虽然在我国城市中出现这种现象已有多年，但似乎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所以至今还没有统一和确切的定义。为了讨论的方便，先做一个初步界定：所谓城市社区阶层化，指的是由内部异质性高的原生态社区向内部同质性高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的阶层型社区转化，最终城市逐渐分化出一个个空间上相互隔离的地段或单元。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2 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趋势
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社区阶层化的普遍性事实，但它预示或代表着一种趋势，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这正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
2.1 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化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次的人群将进一步分化成若干层次。收入的阶层化虽然并不必然导致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但它肯定是是前提。
2.2 城市商品房价格进一步分化。未来城市住宅建设肯定会扬弃今天这样千楼一面、百区一面的格局，无论是住房本身还是居住环境，都将实现彻底的分化，以满足对住房的各种层次的需求。尽管目前国家在采取各种政策和办法限制别墅区的开发，鼓励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但住宅品格以及和品格相适应的价格的分化是必然的。
2.3 社区的分化将更加明晰。目前我国城市的居民区之间虽然有差别，但除了一些特殊社区外（比如某些权力单位的家属区、个别的所谓高档居住区），大多数居民区的品格其实并无质的差别。差别更多的是体现在住房的面积和质量上。但未来的社区将会出现质量和品位的高度分化，不仅住宅的品格不同，而且小区的设施、管理、文化氛围将大有差别，真正的社区阶层分化而不是住宅阶层分化将出现。
?3 城市社区阶层化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
城市社区阶层化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从积极的方面去看：
首先，有利于社区管理。相同阶层的居民必然会有更多的相通之处，相互之间也容易达成共识。这对于社区管理是一件好事。今天的社区，由于大多数处在过渡阶段，给社区管理工作造成一些困难。比如，社区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层次高的人不屑于参加，层次低的人没有能力参加。许多事常常因为众口难调而无法举办。而阶层化的社区就可多少避免这类问题。
其次，有利于社区服务专业化和产业化。今天的社区，由于成员的异质性，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需求，社区服务业很普遍但层次低，专业化程度差，所有的社区服务大同小异，小而全，一些居民的特殊需求无法在社区得到满足，而同时一些有特色的服务因为居民分散、效益低下而无法开展。如果形成阶层化的社区，这类情形就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这种趋势一旦得到快速发展，对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另外我国目前的社区服务主要侧重于无偿和微偿的福利性服务，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孤老残幼等民政对象，服务的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今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民众对物质、精神生活需求还将不断提高，这必然要求社区服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对象和范围、扩展服务形式和内容、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以适应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第三，有利于政府社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近些年政府对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不可谓不尽心，但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一方面经费不得不“撒胡椒面”，一方面对社区的指导缺乏针对性，导致本来应该是高度多样化的社区建设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上下一般粗，左右一样大。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与社区居民没有分化有关。社区阶层化后，这类问题可以得到缓解，有的社区可以放手使其实现高度自治自管，有的社区则需要重点扶持，大力投入；有的社区重点抓好扶贫济困，有的则鼓励引导社区文化。
然而，城市社区阶层化可能给社会管理带来的困扰也不可轻视。主要包括：
第一，新社区的建设难题。阶层性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似点多但相关性并不强，社区成员是“一盘散沙”，缺乏传统社区建立在业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那种有机联系和紧密关系，因此，尽管社区的物质条件和人员素质不低，但社区活动不一定就容易搞。地位越高的阶层越不热心社区活动，这个“规律”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所以，本文前面所说的“有利于社区管理”并不是绝对的，在社区意识的培养、社区活动的参与等方面，阶层性社区将面临新的问题。
第二，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社区的阶层化形成封闭的阶层意识和社区意识，在阶层间发生冲突时，为了阶层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这不仅强化了这种封闭，同时也加大了认同性整合的难度。封闭的阶层及社区意识的形成又给不同阶层成员贴上了该阶层及社区的标签，使阶层间交往难度加大，阶层间的隔离又强化了这种封闭的阶层意识，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阶层内部趋于平等，而阶层间的距离拉大。“在一个普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各个大社会圈的近似平等会抑制阶层之间的社会交往，因此阻碍这些阶层的整合”，“各社会阶层间的空间隔离会增强不平等对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交往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使社会整合愈加困难。
?4 应对城市社区阶层化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阶层化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趋势，它给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带来诸多挑战。我们既要认识到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要求社会和政府以政策力量来控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在顺应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发的同时也保证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功能互补，互惠共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指引和监督。这样才能防止住宅市场对弱势群体微妙或公然的歧视，确保根据居民的经济收人层次确定不同模式的住宅生产和消费。对高收入者按市场价供应商品房，不限住房的规格和面积数量；对中上等收人阶层供应微利、无利住房；对中等收人的工薪阶层，供应有一定补贴的解困房；而对根本没有能力购买廉价房的弱势阶层，供应一定数量的住宅，以低于成本的租金租赁居住，真正做到“居者有其屋”。
第二，要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有效控制。防止市场为迎合高收入阶层所谓对品位、环境等方面的追求而对城市稀缺资源的侵占和蚕食，以免引发各阶层间的不满和对立；政府应继续加大对高级住宅区建设的调控力度，防止出现大面积的“富人区”。这样做，不仅仅是从土地利用角度考虑，也是从社会后果考虑。在目前我国城市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风险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放任住宅领域的两极化，存在着引发社会冲突的危险。
第三，遏制贫民区化。所谓贫民区化就是指一些社区由于居民的不断迁出而变得越来越衰败的过程。这个问题目前在我国城市还不是特别严重，但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十分普遍。要强化在老城区和“城中村”改造中的指导作用。充分维护弱势阶层的权益，根据实际情况对弱势阶层进行实地或异地安置，防治弱势阶层被完全过滤出去而导致“贫民窟”的产生。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走下坡路的社区，政府不应任其自生自灭，也不宜简单地用所谓改造的方式一拆了之，拆迁改造换来的是新的建筑，但丢失的是长期积淀下来的社区文化。国外学者主张用非贫民区化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非”不是在物质方面去否定贫民化，而是遏制贫民化趋势，“成功的非贫民化的过程是指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呆在这个地方，表现出对这里的依赖，而且也是指现实条件能够让他们在这里待下去。”??[1]?这种非贫民区化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城市不能永远处在拆了建、建了拆的循环中，通过设施改造、提高服务等办法解决老社区的问题，应该是城市住宅建设中值得考虑的选择之一。当然对那些新形成的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的贫民区，可采取另外的办法。
第四，针对不同阶层社区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对较低阶层及其社区采用更多的优惠政策和鼓励政策，如由政府财政资助进行公共设施的管理和建设、建立社区文体活动基地、对社区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低收入阶层型社区享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提升生存能力制度性保障；对高收入社区，则完全社会化，包括有针对性的征收用于本社区的公共管理及建设费用；对各级社区努力完善社区安全和综合治理机制，完善业主委员会制度或物业管理制度；推进社区自治制度发展，探索“两极政府，三级管理”模式；大力发展社区经济，通过开征社区税收来保证政府对不同的阶层社区调控并较多投向中下层社区，以缓和社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第五，注意调适各阶层的心态以及地位秩序。尽管社区阶层化趋势在加快，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及我国现实状况，阶层型社区尚未形成发展的共识。更由于中下层阶层人数较多且拥有较多的区位，因而，就目前及以后一个时期而言，心态调适和阶层地位秩序认定尚需假以时日。这就需要设立较好的资源配置机制，努力消除制度性垄断；处理好城市化过程中老城区、新城区、郊区各区位段的发展与相对滞后问题；此外还要努力解决好社区阶层化进程中社会政策缺位、制度创新跟不上、整体发展思路不清晰等问题。要让政府有形的手和社区阶层分化自发的手都发挥作用。
摘要：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探索社区教育管理新模式逐渐成为社会学家和教育家研究的热点。虽然我国很早就开始探索社区教育管理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依然存在师资结构不合理、教育经费不足等问题。文章旨在讨论传统社区教育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探索新形势下社区教育管理新模式。
关键词：新形势；社区教育；管理模式
社区教育其是当今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新形式。据社会学家和教育家的研究表明，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全国开展社区教育，这种新型教育活动是以依托社区、政府主导的形式开展实施[1][2]。社区教育管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合理组织全社区的教育资源、指导开展社区内有效的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的，政府主导的社区教育委员会是我国社区教育普遍采取的管理模式。加强和完善社区教育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社区环境的稳定和谐，是我国社区建设的重点任务。
1.社区教育的作用
社区教育被广泛应用到我国各个社区的管理领域上，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社区教育能够实现社会倡导的终身教育。无论是在幼儿教育层面上，还是在文化教育或职业教育层面上，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社区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社区教育促进了我国教育体系的发展。社区教育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的优势，能够较大程度地推进我国现代化教育。第三，社区教育符合外来、失业人口的教育需求。社区教育对象中有很多都是外来人口，其文化素质、职业技能都有待进一步提高，社区教育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待业者的心理调整、心理承受能力的增强、职业技能的培训等方面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2.当前社区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与学校教育相同，社区教育老师在社区教育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目前来说，我国的社区教育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仍在社区教育边缘地带[3]。没有经过培训的专业型人才来从事社区教育，目前多数是退休的教师、志愿者教师或者学历较低的非师范生在承担社区的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老龄化、非专业化、低学历”等特点导致社区教育教师队伍结构缺乏合理性，这使得社区教育难以得到科学化、规范化开展。（2）教育协调管理不足。在目前的社区教育管理运行模式中有很多障碍，社区教育工作往往是孤军奋战。例如，教育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协调管理成本高、沟通困难等问题，协同配合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我国社区教育管理在制度层面上仍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社区教育管理是以一种“游离”的状态运行。为了保证社区教育的初衷，我们应当协调多部门共同推进实施，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很难做到多部门统一作战。（3）教育经费不足。保证社区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得以正常开展需要有充足的社区教育经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在社区教育实施中也投入了相当一部分教育经费，甚至对此设置了专项基金来保障社区教育的正常运行。但是由于我国人群庞大、社区数量之多加之经费有限、来源渠道单一等问题导致社区教育的开展还是举步维艰。教育经费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教师的质量，此外，还直接制约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仪器设备的购置。
3.新形势下社区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
（1）政府加强统筹协调。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现有社区教育管理模式的漏洞，解决在推进社区教育活动中各部门缺乏协调性的问题，政府部门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来促进社区教育活动的实施。为促进社区教育的发展，应加紧完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在政策、法律法规、教育经费等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此外，社区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运行部门的关系要明确，使社区教育领导机构建设能够进一步完善，有序推进社区教育的发展。（2）建设社区教育经费稳定投入机制。社区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的实施如果没有充足的教育经费的保障将难以得到稳定持续的发展。因此，建设社区教育经费稳定投入机制是完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最为关键的一步。导致社区教育经费投资严重不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缺乏对社区教育重要性的客观认识。所以，为了改变人们对社区教育某种程度上的偏见，可结合线下和互联网线上的方法对社区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宣传。除此之外，政府部门应随着社区教育的发展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社区教育活动不会因为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而“夭折”。（3）培养专业型社区教育人才。社区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者、主体是教师，在新形势下培养专业型社区教育人才对促进社区教育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形势下社区教育教师队伍应该是一批“学历高、能力强、专业强”的人才，社区教育管理者应通过社招、自荐等方式来选拔社区教育的教师。此外，为了及时更新教师知识储备，我们应对社区教育教师定期开展培训活动。教师是先进教育理念的实施者，只有教师的知识储备充足才能够更好地开展社区教育活动。
作者:张仿越 单位: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社区教育学院
摘要:
社会管理创新与新型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中不可分割的具有相辅相成性质的论题。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元，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代新型社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最接地气的现实基础。社会精英管理模式是现代新型社区管理的一般模式，建设高素质管理队伍和自治型、学习型社区等，是新型社区建设的方向。智慧型新型社区和村镇变社区将会在陕西出现。
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新型社区;社区建设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再次将“创新”列为头条，成为一切工作的第一指导原则。社会管理创新的话题早在2011年就进入到了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几乎各个层面都在探索社会管理创新之策。如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几年来被国人作为一个重要的论题在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有人提出完善社会管理法规搞好制度建设是第一要务;有人提出应该构建与建设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有人提出要重视社区优秀管理者的培育和优秀社工及其优秀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完善自治型和参与性治理机构、有人提出应构建新型社区，在此研究上，本课题组认同的观点是: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构建现代新型社区。
一、社会管理创新及其新型社区的构建思路
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构建现代新型社区。构建现代新型社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现代新型社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载体和现实基础。
(一)构建现代新型社区和社会管理创新相辅相成
社会管理创新尽管概念见仁见智，但大多是指以现有社会管理为基础，运用现有社会资源和经验，运用新的管理理念、方法、知识、技术等，对现有社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革新、改造或重新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构、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旨在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和谐、绿色、健康的良性发展态势，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构建现代新型社区和社会管理创新相辅相成。构建现代新型社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载体和现实基础。因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元，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整个社会的现代文明水平。从宏观上来说，小到自然人、家庭，大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政府等，都必然归属于一定的社区，无一能够例外。社区的精神风貌折射出城市的风貌，社区的形象折射出城市的形象。社区人的精神是城市精神风貌的浓缩，社区形象是城市形象的具体化。从微观意义上看，人一天有三分之二在社区度过，人生有三分之二在社区度过，社区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场所。因此，陕西社会管理创新，应借助于政府的指导与支持，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根据陕西社会条件的变化对社区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尤其应以社区服务管理为突破口的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二)社区精英监督管理是现代新型社区管理的一般模式
一般即共性、普遍性，共性和个性是辩证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个性也离不开共性。世界上的事物无论如何特殊，它总是和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总要服从于这类事物的一般规律，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没有的。根据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社会管理创新中现代新型社区模式的构建，首先应考察社区管理的一般模式，我们认为，就目前而言，应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尝试社区精英监督管理模式，它可以作为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管理的一般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是根据社区居民长期互动所自然产生的社区领袖的形成机制，在没有任何外来因素制约和干扰情况下形成的最具公推服众效应的领袖人物对社区的管理。这些人势必是最具有社区人缘的社区精英。精英一般是社区居民中具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的人物，他们对社区的关系制约和利益均衡最具影响力，是对社区最大利益的平衡和维护。在最大限度反映社区居民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稳定社区，促进社区管理的社会化和和谐趋势。现代新型社区最大限度加强社区居委会的精英吸纳力度，为社区管理的制衡和监督做出架构安排，也是为社区权益保障寻求社会支撑，更为监督管理社区的经营模式提供广泛的社会人力资源存储。
二、陕西新型社区建设的实施条件
社区及社区建设相关研究和建设现状，是陕西社会管理创新和构建新型社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背景及实践发展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及“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发生的。9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作为构成中国城市社会组织架构基础的单位体制被撼动，尤其是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境域下，企业“办社会”的职能被当作“包袱”需要卸去。而当时中国社会并没有做好承接企业卸下的“社会包袱”的准备，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纷纷展现，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央适时推出社区建设的城市管理新思路。具体来说，一个城市不是抽象的概念，随着“单位制”解体，承载城市的载体就是社区。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责任也就自然的落到了社区。实践中，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即居民委员会不负重望，确实解决了一部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二)陕西城市社区建设
陕西城市社区建设以西安城市社区建设最为典型。西安城市社区建设随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而建设与不断发展的。随着“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与生老病死相关的各种服务也随之转移到社区，社区成为公共服务的传递者和实现平台，成为居民参与基层民主管理和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场地。西安城市社区建设通过积极培育社区意识，增强了居民和驻区单位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积极培育社区组织，建立各尽其责、相互配合的良性互动机制，保障社区建设的良性运转。通过积极培育社区专职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居委会干部结构优化、队伍精干、素质明显提高，社区中介组织发展迅速，志愿服务向制度化、经常化健康方向。通过积极培育社区活动，增强了社区建设的活力，加快网络化、产业化和社会化步伐，形成社区福利服务、互助服务和市场有偿服务相结合的多类型、多层次、广覆盖的社区服务网络，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服务和文体娱乐活动，方便居民生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三)陕西农村社区建设
我国对农村社区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是进入2000年以后，是随着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而兴起的。目前农村社区建设已经形成了“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小村并大村”“新型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边村社区”等多种成功的社区模式。陕西农村社区建设随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目前正在实践的“城中村融合、城边村并入、小村并大村”等已形成了典型模式，像西安市的各种城中村社区，各市县的城边村社区，高陵县小村并大村的“何村和樊村模式”，这些成功的社区建设模式，为陕西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但从理论和实践多元考察，尽管陕西农村社区建设实践成果显著，但相关理论研究资料目前还较为缺乏，通过互联网搜索发现，关于陕西农村社区建设的现有研究，更多地体现在单项内容的研究上，诸如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农村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等，系统全面的关于陕西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资料还是空白。陕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陕西总人口的47．42%，充分了解陕西农民需求，推进陕西农村社区建设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使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民的有效需求得以满足，最终达到土地的集约利用和资源整合与共享，进而激发农村发展内在活力优化。
三、社会管理创新下陕西新型社区构建的实践与路径选择
根据对陕西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建设现状分析，课题组一致认为，陕西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口必然是构建社区精英监督管理下的现代新型社区，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根据研究认为，新型社区建设应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一)提升社区管理者和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社会管理创新和新型社区构建的关键是人，社区管理者和服务人员的素质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的质量。提升社区管理者和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是提升社区品位的需要。在我们的课题调查中发现，目前社区管理者综合素质普遍不能适合于新型社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从学历结构上看，大专以上区区可数，年龄结构上以中老年为主，性别上以女性为主，大多数未经过社区工作的专门培训。这必然会存在工作思路狭窄、工作形式简单，这些显然难以胜任建设新型社区的需要。我们的问卷中有“你认为完善社区服务应增加哪些措施”，答案统计表明，(A)增加服务人员占调查总数26．7%，(B)增加服务项目占33．3%，(C)提高服务人员综合素质占63．5%，(D)大力引进中介组织占4．4%，(E)其他占6．7%。这一结论表明，提高社区管理者及服务人员的素质，已基本成为社区居民的共识，是大多是社区居民发自内心的呼喊。
(二)构建学习型社区
学习型社区的概念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而成为热词，但解释却见仁见智，其实质主要在于通过社区教育，把学习导入社区建设与管理提升的实践中，从而创造以人的能动创造性活动来推动新型社区建设与管理提升。我们在本课题的调查中，直接涉及的问题是，“你觉得你们社区可以被看成是学习型社区吗?”，答案统计中，(A)可以，占调查人口总数的24．4%，(B)不可以占17．8%，(C)不很清楚占57．8%;间接的问题是“你认为改善社区环境应有那些措施”，答案统计为:(A)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占调查人口总数的60%，(B)培养社区居民“爱区如家”的归属感占66．7%，(C)提倡绿化认领占22．2%，(D)坚持环境卫生大检查占13．3%，(E)大力宣传，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占42．2%。从中可以看出，其一，目前社区居民对学习型社区的概念还比较模糊，有必要通过教育和引导，使社区居民树立学习型社区的社区意识;其二，主张通过“培养社区居民‘爱区如家’的归属感”来改善社区环境的支持人数占66．7%，说明社区居民大多数有构建社区归属感的主观愿望。
(三)完善社区自治管理
社区自治是社会管理创新和新型社区构建的趋势所在，也是社区居民的愿望所在。从现实现象看，社区自治是政府将自己管理社会的一部分职能分化出来授予社区来行使，重点是社区居民参与。在本课题的调查中，有两种结论很值得注意，一是参加过社区活动的人数，二是愿意参加社区活动的人数。调查数据显示，前者占调查总人数的33．3%，后者占调查总人数的60%，有某方面特长的愿意参加者占71．1%，如再加上“视情况而定”的人数，愿意参加的比例将会更高。这一看似矛盾的两组数据，如果仅从前者看，似乎社区居民对于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不高，但从后者看，则反映了社区居民的大多数有着参与社区活动的良好愿望，同时反映出在社区自治方面还存在有种种机制方面的缺陷，也就是说社区自治的平台还有待完善。
(四)提升社区服务多元化水平
社会多元化所导致的需求多元化，必然要求管理多元化和服务多元化。以往政府的大包大揽在居民的纷呈多样需求面前已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把许多事情交给社区来管理，交给民间中介服务组织来管理。诸如法律常识、青少年教育、插花、烹调、缝纫、家政、房地产走向、股票市场分析、老年人心理分析等各类讲座，完全可以聘请居民中的专家、教授来进行。近年来，各地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政策体系和监管措施，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共同发展的社区服务经营机构，各种自愿者组织如雨后春笋，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我们的社区调查中，社区中介服务组织却不尽人意，其原因主要是组织不力。
(五)立足高起点，构建智慧社区
今天的社区建设，不管是农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都是面向未来的，在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大背景下，家家户户都可以通过电脑“上网”，几乎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这是社区建设最基本的信息化服务平台，是智慧社区的现实基础。社区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局域网、甚或是社区Q群，一方面通过此平台向社区居民传达社区精神、社区活动等，另一方面此平台为社区居民搭建了诉求心声的平台，社区管理者由此了解社区居民的愿望和要求，了解并采纳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合理化建议。目前，许多物业公司已经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微社区活动，他们借助移动互联网，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有些直接打出了构造社区生态圈的目标，这些都为我们建设智慧社区和实现社区绿色化提供了可利用的资源和现实的平台。
作者：张静 苗春燕 单位：西京学院 陕西省行政学院
【摘要】
社区是我国现代城市中最基层的构成单位，是连接居民与政府之间最便捷的桥梁，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的态势下，城市社区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如社区管理权责不明、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低、社区建设缺乏专业化人才等。本文以湘潭市为例，探究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和提出与之相对应的改进意见。
【关键词】
湘潭市；城市社区；居民参与
一、湘潭市社区管理现状
湘潭市是我国中南地区的工业重镇，也是湖南省重点建设长株潭一体化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湘潭市分为两市、一县和两区，目前共有社区205个，其中雨湖区77个，岳塘区76个，高新区9个，湘潭县18个，湘乡市20个，韶山市5个。湘潭市主要采用的是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即将社区联合定位为“街道社区”，形成街道办事处进行管理。同时，各大街道社区服务范围广泛，囊括了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项目，为居民提升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和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的态势下，对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湘潭市作为我国长江经济带跨区域城市群项目中的中心部分，对最基层的城市社区管理进行创新体制管理显得尤为必要。
二、湘潭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管理权责不明。湘潭市社区服务工作辐射范围大，囊括了居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户口户籍管理、卫生服务、治安管理、居民保障、党建工作等都需要在社区完成一定的步骤，社区也从最初的居民自治组织，逐渐演变成承担多种行政职能的“小政府”。然而，社区组织本身的管理和行政职权的行使基本由上级政府统一谋划，很多名义上由社区自主管理的范畴，实际上都由上级政府下决策。
（二）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低。湘潭市各大街道社区普遍建立了以党支部为领导层、居民代表会议为决策层、社区居委会为执行层的组织体系，对于社区的重大事务，由社区街道办事处组织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共同商讨，然而，在对湘潭市街道社区随机调查中可以发现，很多社区基层建设材料中关于居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记录时间较为久远，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同时，许多居民对于街道社区办事处还处在有事上门，无事则无视的刻板印象中，没有把自己当做社区管理中的一份子，对社区管理工作较为漠然，社区策划举办的活动，如文化活动、惠民活动、社区选举活动采取不响应、不配合、不参与的态度。居民的参与程度低将对湘潭市社区民主建设工作造成了较大的阻力。
（三）社区建设缺乏专业化人才。一方面在于社区的经费有限和上升空间较小，因此社区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较低，招聘门槛低，难以吸引专业化的人才加入社区建设队伍。同时，社区会采取雇佣临时工、公益志愿者的方法降低人员成本，从而造成社区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另一方面，从事社区管理事务的工作人员大多未通过专业培训就直接上岗，对于具体事务通过“师傅带徒弟”或自己摸索的方式进行经验处理，缺乏社会知识和专业管理知识。
三、改进湘潭市社区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厘清政府与社区之间的职能定位。从宏观角度对社区职能进行定位，可以分为社区服务职能和社区管理职能，从微观上看，社区职能主要体现在运作管理上，社区党建、社区教育、社区经济、社区保障、治安管理等一系列职能。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上看，城市社区的本质在于民主协商和民主自治，即特定地域上的人群或特定人群在公开沟通和公开分享信息、思想和感情基础上，相互包容和积极参与决策。如要充分发挥社区在城市治理中的有效作用，需要厘清政府与社区之间的职能定位，解决社区有责无权、职能泛化和行政色彩浓厚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在于推进社区法治化建设进程，对社区承担的部分行政事务尤其是一些审批事项进行法律规范，明确社区的管理权限和管理范围，将基层政府的行政机构与社区机构区分开来，将政府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区分开来，以社区为单位推动各项事务的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以一个个社区为原点，让社会充分发育起来，扩张社会自治的空间。
（二）积极创立社区中介组织，提高居民参与度。要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首先要明确的是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目标是什么，居民参与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效。提高居民参与度不是行政指标的强制性摊派，而是以公共意识为驱动的协调共治，要让每一位社区居民意识到社区是大家的，社区的任何公共事务都会影响到每家每户。为了更好的进行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社区中介组织的作用不可忽视，社区中介组织指的是社区居民为满足物质、文化需求而成立的教育、培训、康复及读书、摄影、绘画、体育等各类社区民间服务组织。社区中介组织能够承接城市社区在环境卫生、残障保护、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功能需求，能够丰富居民业余生活、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人际关系的改善，是承接社区与居民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因此，要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可以通过培育服务性的社区中介组织和民间组织来实现。
（三）大力引进高素质人才，创建专业化社区管理团队。一方面，社区应多方筹集资金，盘活社区经济，以提高社区管理团队的福利待遇、大力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加大团队素质培训的资金投入。同时，在加强业务培训，稳定队伍的前提下，引进激励性的绩效考核制度，科学设置考核指标，突出重点，建立科学、完整的新型城市化建设考核体系。另一方面，要科学配置社区人才梯队，合理安排基层服务岗位、执行岗位和技术岗位的人才比例，严格实施专业的聘任管理制度，综合提高管理团队的管理水平和优化团队年龄结构。同时，逐步改革临时工、协管员聘用过多的现状，积极推广以劳务派遣或招聘的形式聘请高素质基层管理人员，逐步置换或清退现有不合格人员，以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创建专业化社区管理团队。
作者：肖瑶 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社区教育功能的良好发挥，这会为社会管理贡献一股重要力量，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渠道。随着社区教育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社区教育中来，在发展社区教育功能、体现社区教育价值的过程中可以融入更多考量。让社区教育成为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的一股推动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社区教育如果能够在课程建设和教育内容的规划上融入更多对于社会管理的关注，这一目标就会有很大的实践空间，会给和谐社会的构造提供一股非常有力的推动。
一、完善社区管理的政策及法规
想要让社区教育真正成为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一个内在推动力，这首先需要完善社区管理的政策与法规，让社区教育的规范性、方向性和具体功用都更为明晰。社区本来就是社会的构成要素，如果能够让每一个社区得到良好的安定，让社区居民团结互助、积极生活，这本身就是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的一个重要构成。在社会管理的实践过程中，可以将具体的管理工作分配到每一个小的方向上，只有将这项庞大的管理工作实现细化，并且将每一个具体的分支方向上的管理工作良好落实，这样才可能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社区管理制度和法规的完善与革新不仅是让社区教育的功效更好的发挥的基石，这也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依托。社区管理政策和法规的健全完善需要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得到落实。首先，社会应增加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社会组织，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将提高民众的幸福指数作为目标，有效配合社区教育进行社区服务的优化，努力解决社区民众的基本问题，提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便民服务。比如就业咨询、法律咨询与援助、相关技能的培训等，这些内容都和社区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能够多给社区居民提供这方面的教育与援助，这不仅在提升社区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有帮助，这甚至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革新的一个助力。另一方面，可以创造更多的有利于社区文化发展的活动，为建设和谐的社区文化发挥积极的影响力，比如，可以组织社区内居民多展开联谊活动，大型节假日还可以在社区内组织一些表演晚会，这不仅可以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也是加深社区居民的相互情感，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方式。
二、创新社区教育管理模式
社区教育想要真正为社会管理的创新带来推动，这必须社区教育在管理模式上首先有创新。一直以来，社区教育在管理模式、课程构建上都还比较落后，从当前的整体情况来看，社区教育的可用资源也非常薄弱，师资力量团队有很大的可完善空间。如果社区教育自身的质量不高，且创新因素非常有限，那么社区教育将会很难为社会管理的革新带来助力。因此，首先应当从社区教育管理模式的革新着手，将更多先进的管理和组织理念融入其中，在社区教育的课程构建模式上结合更多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且不断加强社区师资团队的建设，这样社区教育的功用才能体现得更加明显，其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效用也会更好地体现出来。随着社区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社区教育的功用也能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社区教育从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心理与道德教育多个方面对社区居民进行了培养，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社区教育应重视运用多级平台的教育模式，优先落实教育，充分促进就业，将居民收入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基础问题进行解决，还要努力改变广大民众的精神面貌，全面提高广大民众的素质，有效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与质量，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社区教育只有朝着这样的方向不断进行更新，其功用和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在这样的前提下社区教育才能够真正为社会教育的创新带来有效促进。
三、创新弱势群体的管理服务模式
社区教育应当明确其帮扶对象，要对于那些真正有需求的群体提供更大的帮助与支持，这才是让社区教育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力量来源的组织模式。社区教育主要是服务于社区居民的日常，是为了让社区居民更好的生活与工作。社区教育应当有更强的实用性，尤其是那些有明确需求的弱势群体，这应当成为社区教育帮扶的主体。我国的社会阶级分化非常严重，即使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中还是存在大量急需帮扶的弱势群体。这些群体往往找不到援助机构，无法得到来自社会的帮助与关怀，这使得这种社会阶级的划分愈演愈烈。社区教育可以一定程度实现对于这个问题的缓解，可以给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更多他们需要的帮助与服务，对于这些特殊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关怀。相信这不仅会成为维护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的一股力量，这也会让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快的实现。对于属于流动人口的弱势群体，可以通过社区网络平台进行社区管理，以社区教育为前提，建立健全管理和服务机制。对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可以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机会，为农民工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比如为外来务工人员建立书屋，为其提供知识与技能培养的途径。对于收入较低的毕业生，可以将其发展为社区教育兼职人员，有利于毕业生将自身的知识文化运用于社区建设当中，有效地实现其自身价值。这些都是针对当前社会群体中的那些弱势人群给予帮扶的有效方法与策略，社区教育只有给予这些群体更多的扶持与关爱，社区教育的价值才能够充分体现出来，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的一种有效体现。
作者：李永红 单位：江苏盐城市张庄成人教育中心校
摘要:
油田社区是我国油田企业的矿区支持单位，与油田主业是关联方关系。本文在介绍与理解国内外管理绩效考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以平衡计分卡作为指标体系设计工具，根据当前油田社区管理绩效考评的现状以及其管理绩效考评存在的问题，进行管理绩效考评指标遴选，并提出了油田社区管理绩效考评指标的应用思路及对策建议。
关键词:
油田社区;管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平衡计分卡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综述
油田社区是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被油田主业上市部分分离出来的矿区支持单位。当前管理局对油田社区的管理绩效考评采取签订承包经营目标责任书的方式，对油田社区各单位发展效益类、管理质量类指标设定目标值。由油田经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结合审计、纪委监察等部门对单位的季度经营审计、稽查情况，按季度考评后兑现，次年一季度累计兑现，并有配套的奖惩办法。目前的管理绩效考评存在指标不易量化等问题。为此，本文基于平衡计分卡，设计一套适应油田社区自身生产经营特点的管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对于实现油田社区经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较多，ChipoNdlovu(2013)研究平衡计分卡应用于护理行业的情况，结果显示平衡计分卡有效性变量与领导问责变量具有正相关关系［1］。肖祥(2013)认为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评价体系是公司战略与绩效评价的纽带，平衡计分卡的引入能够将隐形的战略显式化管理［2］。王洁(2014)认为部分社区单位在绩效考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考核目的不明确、指标不易量化等问题，需要建立科学的、可量化的绩效考评目标，明确绩效考评的原则［3］。
二、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油田社区管理绩效考评指标选择的基本思路
油田社区各单位基于平衡计分卡设计共性指标与个性指标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平衡计分卡的四维指导思想，综合考虑油田社区各单位特征，改进平衡计分卡的结构内容，从持续增长财务、相关利益反映、QHSE运营流程、持续创新能力四个维度构建各单位管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持续增长财务维度侧重于对各单位财务效益的衡量，主要包括对其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等进行考评;相关利益反映维度侧重于对各单位的利益相关者相关的指标进行考评;QHSE是指在质量、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管理体系，侧重于对各种影响上述因素的指标进行考评;持续创新能力维度，侧重于对影响二级单位创新与成长的各类指标进行考评。这些指标分为共性与个性指标两部分，共性指标不体现各单位业务特点，具有横向可比性;个性指标与各单位的业务特点密切相关，具有纵向可比性。然后结合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设定各指标权重。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还要与预算指标进行差异分析，寻找产生差异的原因，发现制约油田社区发展的关键环节，并为油田社区管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应用奠定基础，最后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油田社区管理绩效考评指标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1)目标一致。(2)权责利相结合。(3)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4)重要性与全面性相结合。(5)全程跟踪。
三、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油田社区管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设计
经过对油田社区单位的多次访谈调查，并与相关专家和人员进行探讨，我们最终挑选出了一系列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我们将所有指标按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划分，构建出了最终的油田社区管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框架。持续增长财务类指标:经济增加值、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投资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资本保值增值率;相关利益反映指标:居民服务满意率;QHSE运营流程指标:供暖综合收费率、物业收费率、电视综合收费率、收入结算符合率;持续创新能力:研发投入/主营业务收入、新产品销售额在总销售额中比例。相较以往侧重财务方面考评的考评指标体系，本文设计的体系更注重财务与非财务、长期与短期、内部与外部、过程与结果的平衡，从而避免了传统的以财务指标为主导可能出现的弊端。
四、基于平衡计分卡的油田社区管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应用思路及对策建议
对油田社区各单位管理绩效考评结果的应用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通过管理绩效评价，对各社区保障单位承包指标完成程度等经营状况以及财务效益和风险状况等进行全面掌控;二是将考评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明确各单位的排名，并进行公示;三是对比上级单位的要求和标杆单位的经营管理实践，明确各单位经营管理工作努力的方向。为保障管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应用，本文从组织层面、技术层面以及制度层面出发来阐述具体的建议。
(一)组织层面的保障
1、增加全员参与力度，上下级共同制定岗位规范
为了加深全员对自身岗位职责的认知，油田社区需要在职工内部开展岗位说明书的编写工作，最后通过有关专家和公司高层管理者对说明书进行测评并确定。
2、做好上下级的沟通工作
油田社区绩效考评工作的顺利实施需要依赖于员工的支持与理解。通过上下级的沟通，确定本岗位的工作职责。
3、完善组织机构和组织程序
成立管理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小组可以下设办公室和考评委员会，以保证考评工作的顺利实施。
4、树立绩效管理意识，改善微观管理环境
要保证管理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有效应用，就必须保证管理局及所属单位工作人员从思想上认识到它对提升油田社区整体绩效水平、促进管理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技术和文化的支持
1、技术层面
绩效考评工作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因此必须引进信息处理技术，保证绩效考评的顺利开展。
2、文化层面
观念是绩效考评实施的重要挑战之一，如果想要使新的绩效考评体系能够顺利开展，必须要端正管理局全体职工的观念问题，使之树立正确的观念。
(三)制度保障
1、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反馈机制
健全的管理绩效考评制度能够为油田社区的管理绩效考评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它可以对各单位的工作完成度和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考核与监督。
2、有效激励制度
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油田社区惩罚和奖励的标准明确化。
3、考评人员培训制度
重新树立考评者为员工服务的意识，促使考评者与被考评者达到一种公平交流的状态。
作者：周轶群 王栋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
城市社区管理是一个包含着多个方面的运作系统，“城市社区管理域”是城市社区管理运作的中介。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城市社区管理域”的构成可分为四大部分：社区管理行动者、社区管理组织、社区管理行动、运作逻辑与规则。
关键词
场域理论；城市社区管理域；构成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75年在其《科学场域的特殊性》一文中提出，场域作为一个克服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等二元对立的理论工具，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分析。“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是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华康德，1998）。在这个定义中有三个关键名词，即网络、位置与构型。网络是场域理论的最基本概念，场域首先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网络，是场域中的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位置不是指物理空间中的位置，而是关系网中的位置。这个关系网的每个结点就是组织和社会成员在这个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谁占据“位置”谁就拥有社会资源及权力。而构型则是指场域有自身的结构和运动逻辑，各种进入场域中的关系和力量必须经过场域结构调整后才能发挥作用。依据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规律和逻辑，笔者提出了“城市社区管理域”的概念。在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进程中，城市基层社会加速发育。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础单元，是社会管理系统中最基层的构成部分。作为宏观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抓手，基层社区是构建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共治管理格局的微观基础。而在多元管理主体构建的合作网络下，社会成员的参与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区管理中的组织和规则等因素则共同建构了“城市社区管理域”。所谓“城市社区管理域”，即是指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管理活动的主要场所。它是在社区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自身运作逻辑和规则的网络空间，是影响社区管理的各种要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环境中介，社区管理活动就存在于这个环境中介之中。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区管理域”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社区管理围绕着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开展，继而由社区管理行动者和社区管理组织采取具体的社区管理行动。由此可知，“城市社区管理域”是由社区管理行动者、社区管理组织、社区管理行动、运作逻辑与规则构成。
1社区管理行动者
社区管理行动者主要包括社区行政管理人员、社区物业管理人员、学者与规划者、社会工作者及社区居民。社区行政管理人员主要是社区党组织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处理社区行政权力与社区外部权力的关系，以及社区不同层次、部门、单位间的权力关系。社区行政管理人员在城市社区管理中，起着上传下达的承接作用，依据部门的划分和分工结构，通过行政动员、政策指导、组织参与等方式，运用政策、法规和行政的力量来实施对社区的管理。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商业化形式的物业管理逐渐深入到社区内部的管理中。物业管理人员为社区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房屋本体和区域管理、绿化养护、保洁服务、公共秩序维护、车辆停放管理以及一些满足业主需求的延伸性服务。他们在尊重业主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为业主提供专业的服务。专业的理论指导和长远的社区规划是社区发展的基础，而科学的指导离不开学者与规划者。各专业的学者拥有着诸如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社会学能从“场域”等理论视角来挖掘社区发展资源；管理学能从组织与协调等方面来分析社区管理框架与结构；经济学可以从效益最大化等角度来控制社区管理方面的财务开支等。基于现有理论的科学调查和指导，能够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社会工作者是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个体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和资源，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职业的专业工作人员。接受过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专业价值的内化，以及专业技能的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专业的工作方法，尤其是社区工作的方法，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了解社区问题、需求与资源，挖掘社区现有和潜在资源，协调社区各组织，借助社会策划模式、地区发展模式等专业方法预防和解决“城市社区管理域”中存在的问题与需求。社区居民是社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城市社区中的居民，普遍存在着异质性大、流动性强等特性，这一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市社区管理域”的管理难度，对城市社区管理提出了动态化、灵活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多元化的社区成员结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区成员的多元需求，将社区成员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加以整合，将资源与需求进行合理匹配，利用社区居民的现有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2社区管理组织
社区管理组织主要由社区党组织与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社区自治组织及社区社会组织共同构成。社区党组织是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在社区成立的，以社区内全体党员为组织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我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优化社区资源的需要，社区党组织主要负责社区党建方面的工作，在宏观方面引导社区规范，具体开展政策宣传、理论学习、监督教育、联系群众等方面的工作。街道办事处作为社区的市或市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在组织结构上，主要分为两类：指导协调机构与办事机构。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内其他组织在社区管理上扮演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具体表现为街道办事处下设的职能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其他组织布置相关任务，并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除此之外，街道办事处与其他组织间也存在着互惠关系，即在社区管理的活动中，相互协助并相互受益。物业管理公司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对城市住宅小区进行有偿服务、有偿管理的专业性经济法人组织。其主要职责在于：负责社区内一切有关房地产开发、租赁、销售及售后服务等。为保障物业的合理与安全使用，维护本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业主委员会应运而生。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监督和促进的关系，认清二者间的共同利益，即促进社区发展，才能便于社区管理。社区自治组织是由社区全体居民或其代表选举产生的，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监督和运行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委员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居民小组等。其中，社区居委会是我国城市覆盖面最广、最普遍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城市社区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区居委会扮演着整合者的角色，它从社区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将居民、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居民委员会等各方面的资源加以协调，形成综合力量，从而共同管理社区。社区社会组织是连接居委会和社区居民的桥梁，它通过对居委会工作任务的化解与强化，即通过直接服务的形式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社区社会组织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多样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组织形式上，大约可以分为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等六大类。
3社区管理行动
社区管理行动第一要义应为社区服务。从广义上讲，社区服务就是在政府的倡导下实施的区域性的福利项目，它是以一定层次的社区组织为主体和依托，以广泛的群众参与为基础，用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来增进公共福利和提高生活质量。具体内容包括：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以及社区卫生服务。面向弱势群体以及社区居民的服务是一种单向性的服务，而面向社区单位的服务则是双向性的。因而，在社区服务管理方面，需要协调人际互动来调动个人为社区服务；平衡市场机制的经济效益与福利机制的社会效益，提高企业为社区服务的可及性和政府为社区服务的高效性。此外，对社区环境的关注与发展也是社区管理行动的主要内容。社区环境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指社区内的街道、活动场地、绿化设施等，软环境是指社区内的治安状况、居民素质、文明程度等。社区硬环境的污染防治与保护建设可通过社区环境规划、社区环境综合治理以及执法和服务队伍建设等各项措施，再加之社区环境与社区居民的密切相关性，因而在社区环境管理方面，不仅需要依靠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公司以及非营利组织做好其本职工作，而且需要调动广大社区居民，在环境保洁上共同维护，在环境改善上献策献计。社区软环境主要可分为社区治安与社区文化。社区治安是指社区政府和自治组织依靠社区群众，协同公安、司法机关，对涉及社区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问题依法进行治理的公务活动。对此，需要综合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等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而社区文化的管理主旨在于探索本社区的特色文化，使居民认同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的形成，提高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4运作逻辑与规则
社区管理的运作载体必须依赖于行政管理体制与机制。社区的行政管理是指在政府行政系统层面，通过政策、法规和行政力量实施对社区服务的管理。党委通过各项政策推动和扶持社区服务，并在组织上指导、规划、落实社区管理工作；政府及各部门主管社区的基层政权和居委会运用政策资源、设施依托等开展宏观管理；社区管理中还有社区居民与社区内外的机构团体的积极、广泛参与。除了政府的行政参与，社区管理还离不开驻社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对此，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业的行业特点和运行规律而形成特定的行业管理体制与机制。社区行业管理，一方面遵循行业规范，建立行业管理机构，并践行社区服务认证；另一方面，综合考虑社区管理的相关规范，适度协调两种规范，使行业与社区在目标和标准上相一致，避免社区管理中出现不必要的矛盾。社区管理除了要依靠行政职能实现和行业规范履行，也离不开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社区民主需要在社区人事竞选、财务管理、社区教育、社区事务管理等方面适度放权，让社区居民真正地参与到社区管理活动中，实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此外，社区管理活动也反作用于社区居民，使其在社区管理的参与中，逐渐增强自主意识，进一步地参与到社区管理中。
作者：闵兢 单位：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
摘要：
甘肃祁连山部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大，范围广，社区居民多，居民对资源的依赖性极强,使得保护区资源保护与社区之间的冲突也十分明显。如何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保护区与社区经济和谐发展,是自然保护区面临的严峻挑战。通过对祁连山保护区的社区调查，提出了当前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在社区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并针对保护区管理特点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了促进生态保护和社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不稳定耕地；利用对策
自然保护区和周遍社区是相依相符，不可分离的，而生态保护和社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却始终困扰着保护区管理部门和社区居民，如何处理好这对矛盾，对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甘肃祁连山部级自然保护区社区现状的调查分析，提出了促进自然保护区和社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具体管理对策，为大型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提供参考。
1自然保护区概况
甘肃祁连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内蒙古、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的祁连山北麓，东邻永登县，西接肃北县，南靠青海省，北临河西走廊，地理位置为东经97°25′～103°46′，北纬36°43′～39°36′。地跨张掖、金昌、武威3市的肃南、民乐、甘州、山丹、永昌、凉州、古浪、天祝8县（区），东西长600km，南北宽50～120km，总面积265.3万hm2，是全国大型自然保护区之一。区内森林资源丰富，主要分布有西北特有的树种-青海云杉，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林，是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对象。区内栖息着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据调查野生脊椎动物共有28目63科286种[1]，分布有雪豹、马麝、藏野驴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甘肃马鹿、蓝马鸡、猞猁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9种；保护区还是我国雉鸡类集中分布地区之一，据调查有11种。特有昆虫分布有20种，其中祁连山高山绢蝶为世界珍稀种。此外，保护区内分布有焉支山4A级旅游景区、马蹄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天祝三峡部级森林公园、“七一”冰川等优美的生态景观和悠久的人文景观，为开展生态旅游创造了有利条件。
2社区概况
据调查统计[2]，保护区实际管辖范围内现有37个乡（镇）、236村、34162户、14.4万多居民，主要有藏族、裕固族、回族、土族、汉族等17个民族，其中，农业人口13.2万人、占91.4%，非农业人口1.2万人、占8.6%。其中藏族和裕固族为居住人数最多的两个少数民族。区内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社区经济主要以农业和牧业为主，人均收入不均衡，其中保护区西段肃南县人均纯收入6772.4元/人，保护区东段天祝县人均纯收入2010元/人，人口主要居住于林区边缘地带，属农牧交错带，附近居民兼营农牧业生产，对保护区生态影响较大。
3存在的问题
3.1人口压力大，社区经济落后
保护区周遍分布有人口14.4万人，社区人口密度为0.05人/km2，在全国部级自然保护区中属于人口密度比较大的保护区[3]。据调查保护区内古浪县人口密度最大，肃南县最小，其中古浪县境内保护区面积18410km2，社区人口18575人，人口密度1.0人/km2；肃南县境内保护区面积1895650km2，社区人口26496人，人口密度0.01人/km2。由于社区人口数量多，密度大，加之保护区处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居民收入主要靠农牧业，社会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人们传统的“靠山吃山”的观念依然存在，给保护区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3.2林牧、林农矛盾突出
一是由于保护区成立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后，土地权属不清，大多地方存在林牧“一地两证（林权证、草原证）”现象，造成林地和草地互相重叠，导致林业和牧业部门互相争夺土地权，既不利于生态保护，也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二是林区内由于人口逐渐增长，毁林毁草开荒增多，给资源管护带来一定的困难。这种林牧、林农矛盾造成双方争夺资源，对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造成了严重破坏[4]。
3.3管理体制不顺，有法难依
保护区下辖22个自然保护站在行政区划上分别隶属武威、张掖、金昌三市八县（区），受地方和管理局双重领导。这种特殊的管理体制，给保护区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对社区管理，双方没有建立社区共管共建机构，在资源开发和保护方面，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间存在许多矛盾，地方政府倾向于资源开发，发展地方经济，保护区管理部门倾向于生态保护，当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出现矛盾和冲突时，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难以做到严格独立执法，保护区管理部门缺乏权威性。
4对策措施
4.1加强社区宣传，提高居民思想意识
祁连山林区居民大多都居住在林缘附近，信息闭塞，思想落后，生态保护意识差，对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只有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居民思想意识，让居民认识到自然资源对人类的重要性，引导居民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参与到自然资源保护中，达到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4.2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减轻生态压力
通过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限制，耕地减少、砍伐、采集等活动受限，使当地居民经济收入得到损失。而这种损失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以及补偿。应尽快实施《祁连山北坡水源涵养区生态补偿试验示范方案》，并完善相应的补偿法律制度，构建合理的补偿机制，使社区居民的损失得到补偿，从而减轻对自然资源的压力。
4.3发展社区产业，提高居民收入
要利用祁连山林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种苗、养殖等社区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经济收入，减少居民对自然资源的摄取量，缓解人口众多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
4.4加强法制建设，增强依法管理能力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政府有关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及《甘肃祁连山部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要教育社区群众自觉遵守，特别是居民的传统生产生活习惯必须受到自然保护区有关规定的约束，不得从事与自然保护区相悖的生产经营活动，防止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也是搞好社区参与的重要保证。
4.5建立社区共管机构，促进生态保护和社区经济共同发展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社区涉及8个县（区），37个乡（镇），面广人多，社区管理基本靠地方政府，没有固定的社区共管委员会或管理机构，保护区要积极与有关部门建立共建共管组织，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和权力，围绕自然保护、资源利用、生产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工作，要把保护区的建设纳入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规划中，做到保护区和社区经济共同发展。
作者：王小芳 车宗彩 崔冬龙 单位：甘肃祁连山部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摘要：
现阶段，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农村地区开展拆村并居策略，建立起配套完善的新型农村社区。需要现代物业对其进行管理。物业管理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管理方式，综合了服务、经营、管理功能，其发展前景特别广阔。本文以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阐述了现代物业对社区管理的重要性和物业的基本模式，分析物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具有针对性的提出完善管理的模式及策略。
关键词：
农村社区化；物业管理；模式
现在，将传统村庄合并改造成新社区，是我国建设新农村的有效方式。但是，当国家和农民投入大量精神与资本建设起农村社区后，物业却没有得到全面发展，其面临着纠纷、损坏、使用效率低等问题。所以怎样在农村社区开展全面物业管理，是建设和巩固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现在我国河北、福建、深圳、宁波等农村地区已经开展现代社区物业管理，并获得应有的成效。农村社区物业要改变差、乱、脏的问题，应该建立起回收、处理废弃物的服务机构，对农村庄稼秸秆、人畜粪便、污水、生活垃圾等进行处理与再利用，建立起相关的服务、维护、运用模式，进而推动农村生态、生活、生产效益的统一与协调。
一、农村社区现代物业管理的重要性
（一）可以提高经济效益。
农村社区现代物业管理的经济效益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就政府层面而言，在没有开展物业管理时，村委会通常承担如绿化、维修房屋、治安、环卫等物业工作，但其缺乏明确的责权分配，工作效率较差。另外这种村政府代管模式会提高集体组织经济负担。在农村社区开展现代物业管理，既可以减轻政府负担，也能增强资金运用的实效性。其次就物业管理单位而言，如果管理单位只收取物业费，其利润较少。如果其拓展经营范围、开展有偿服务，就会得到比较丰厚的经济效益。最后就业主层面而言，物业单位维护、管理房屋、设备、设施，提高它们使用寿命，能够保障业主切身的经济利益。
（二）能够增强社会效益。
第一、农村社区物业管理能够让农村享受舒适、干净、安全的生活环境，它对于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维护和谐人际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完善的物业管理能够替国家与政府分忧。最后，城乡一体化建设提出的要求是，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建设和谐新农村、发展农村基础设施三位一体化，而农村社区物业服务的发展可以符合并推动这一要求的实现。
（三）能够保护生态环境。
农村社区现代物业管理能够有效转变农村环境差、乱、脏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存在环境恶化的情况。如农业滥用化肥农药、禽畜养殖业动物排泄物、工业废物随意排放等问题导致的环境污染；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或者在公共地方随意摆放私人农器具等治安问题。在物业对社区进行管理后，此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二、农村社区化物业管理的基本模式
（一）村主导、村民参与的物业模式。
此物业管理模式由村委会组建物业服务机构，其工作人员是由村委会选择的具有管理能力和技术的村民，在经过专业培训后从事物业服务工作。因为此物业机构具有基层组织的特点，在开展管理时具有明显的制约性和权威性，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村民的认同与接受。此管理的专业化水平较差，但费用相对较低，可以在思想保守、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运用。
（二）具有农村气息的物业管理模式。
此模式以农民生活特点及农村现状为基础，在健全粪便处理、垃圾回收、污水净化等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为农村社区提供全面的安保、维修、绿化、卫生等管理服务。在经济较好的农村地区，以村民自筹、社会集资、政府支持等方式共同构建起物业管理机构，由专业人员及村干部组织管理队伍，为农村社区提供完善、全面的服务。
（三）专业化、市场化物业模式。
以物业公司、业主及业主委员会共同组成专业化物业服务模式。此模式学习了城市社区的现代化管理，农村社区业主委员会以招标的方式聘请物业公司。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正式的合同，按照业主提出的服务要求，对其服务管理项目予以负责。此模式可以运用在经济水平较高、地理位置与城市接近的农村，这里的农民具有较高的市场意识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他们可以承担物业公司提出的费用。
三、现阶段农村社区化物业管理出现的问题
（一）经费投入较少。
物业企业的利润较少，其流动资金比较有限。而农村物业市场特别庞大，物业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只凭借物业公司投资，而收回成本的时间较长，会影响其投资积极性。现在物业主要的筹资方式包括营业性房屋收益、村民自筹、社会赞助、政府投资等。但农村社区实施物业管理的社会和政府资金较少，一些村民对于收费具有抵触情绪，难以解决物业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法律法规不完善。
大部分物业管理制度是根据城市要求而建立的，如果将普及到农村社区中，就会出现法律制度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现象。农村物业具有特别复杂的权属关系，也存在严重的违规建设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怎样平衡本土人情与法律制度间的关系是很难的。农村物业服务应该由哪个领域政府部门进行管理、应该运用哪一种制度实施管理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三）村民难以转变生活观念和传统意识。
农村社区以农民为对象开展物业服务，村民生活长时间处于封闭、松散的状态，农民以自由的方式进行生活，不希望被束缚和监管。而现代物业具有市场化、全面化、规范化的特点，所以让农民认可物业管理思想，全面配合管理工作是比较困难的。
（四）物业管理者没有专业知识。
部分农村因为经济实力较差，村民不具备长时间聘请专业物业公司对农村社区进行管理的能力。部分社区运用宣传与培训的方式，让社区人员拥有物业技术和知识，但他们从未经过科学培训与全面的考核。当物业服务逐步深入，就会遭遇到不同的专业问题。所以怎样增强农村社区现代物业服务的技术性与专业性是物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四、完善农村社区化现代物业管理的策略
（一）规划农村社会，实施科学化管理。
科学、全面的规划农民居住地区能够让社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个时期要体现出政府的职能作用。在将传统村子共同拆迁、合并建设的前期，政府部门要组织专业工作者对农村的经济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客观环境进行严谨、科学的考察与勘测，和规划人员针对社区制定出系统、详细的规范。要规划好农村社区的配套设施、建筑类型、建设地点等具体事项，为农村社区开展现代化物流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另外要督促相关部门建立健全相应法律法规，让社区物业管理有法可依。
（二）建立物业平台，实施规范化管理。
建立完善的管理部门与机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社区，是农村社区得到完善、有序管理的前提。要针对具体问题与实际情况，对农村物业进行现代化的分段管理。村组织为主体、物业单位配合的阶段为第一阶段。由乡镇政府及村组织设计出详细的物业服务管理方案，在新型农村社区中全面引进物业管理概念，对各个方面的权利、职责予以明确，开展物业管理的前期工作。如建立机构、完善设施、投入资金、配备人员等。物业管理者要根据方案的相关规定，组织人员实施示范性物业管理，并培训与教育社区居民。在农村社区建立起物业管理框架，群众凝聚力和自主意识逐步提高后，要强化社区自治与物业管理是第二阶段。社区自治的定义是每栋住宅楼的居民推选出代表建立起社区议事会，由议事会成员选举出社区监委会和管委会，管委会又包括物业管理和综合管理两个机构，让农村社区的物业管理与其他管理更加系统。此阶段物业公司可以招聘居民中管理能力较强的留守人员、失业者、退休者等从事物业管理工作。农村社会物业管理在此阶段后期，要根据自己特点，在市场上承揽可以提高经济效益的工作。社区独立运行实施物业管理是第三阶段，此时可以适当减少专业物业服务人员的数量，让社区居民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因为专业人员数量减少，物业公司要搭建出咨询平台，当农村社区物业工作出现问题时，此平台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完成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经营、自我教育的模式。根据全面管理、延伸服务、开拓网络的工作理念，对岗位、责任、人员予以固定，建立起规范化、系统化的服务平台。
（三）完善管理制度及职能，开展双重化管理。
因为农村社区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所以物业管理必须担负起社会管理的责任。在管理中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将提高社区管理与为居民提供服务相结合，在服务中实现管理，将服务与管理全面统一起来。综合事务管理机构要勇于打破村组原有界限，实现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民政福利、就业保障、文化宣传等工作目标。物业服务管理机构的责任是收取费用，并承担安全事务、环境卫生、车辆管理等工作。农村社区管理者的职责既包括物业管理，也包括行政事业服务；既保证在各方面提供服务，也要保证完善的与村镇对接，体现出管理服务兼顾的效果。
（四）增强服务水平，进行市场化动作。
在提高农村社区物业管理水平的同时，要鼓励社会资金及群众参与现代社区的建设与管理，以市场化规则为管理模式来整合资源，以市场化思想对社区服务，可以确保社区管理的完善性与持续性。如建立家庭车间、加工厂，既可以适应社区居民实现就业、增强经济收入，也能够增加社区管理经费；可以运用社会资金建立起电信大厅、医疗卫生室等，以保障社区管理具有更加充足的经费；也要建立起图书室、健身广场，让物业服务管理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进程，农村居民能够获得更加多样化的生活。物业公司要促进其经营的发展，既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经济效益，提升村组织集体实力，也可以增强社区服务及管理的能力。
五、结束语
现阶段，我国农村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进程逐步发展，在农村社区引用物业管理模式可以促进农村的发展。但农村社区物业发展中还存在如经费投入较少、法律法规不完善、村民难以转变思想观念、管理者专业知识少等问题。需要规划农村社会，实施科学管理；建立物业管理平台，实施规范化管理；完善管理职能，开展双重化管理；增强服务水平，进行市场化动作等策略以提高物业服务水平，对实现农村社区稳定性、规范化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韩俊丽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1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1．1社区管理体制表现为压力型管理体制
我国相关学者曾经将我国的社区管理体制概括为压力型管理体制。对于压力型管理来说，主要是将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服务都分解到社区，从政府到街道办，上级传达下层，最终分解到相应的居委会，从而来完成任务指标。但是这种管理方式给社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政府领导将各项任务指标施加给社区，而社区则是无奈地接手各项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1．2社区管理机制未能贯彻权责利一致原则
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中，权责利统一是一项重要的原则。明确规范社区管理中各方权利、责任以及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保证社区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但是根据目前社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社区工作人员的薪资待遇与其工作量不成正比，一些社区干部的薪资仅仅是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尤其是在我国的一些西部城市地区，这种情况十分明显。一般情况下，干部都是加班加点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终导致社区服务水平无法得到提升。
1．3社区管理体制制约了社区自治互助功能
社区主要是指能够在固定的区域范围中生活工作的一些群体以及社会组织，并且主要是根据一套制度进行生活的共同体。目前，在现行的城市社区压力管理体制下，社区逐渐作为一个治理单元，行政化的色彩浓厚，社区居委会在强大压力下，逐渐失去了自治的性质。长此以往，逐渐淡化了社区成员的归属感以及责任意识，导致社区无法形成平等互利的自治精神以及互助的特性。
2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实践探索
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相关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社区的管理体制也发生不断的变革，很多城市社区都进行了改革创新，根据自身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管理模式。
2．1天津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将社区改革的重点放在居委会，采取相关的措施来不断强化居委会的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等功能，以此来完成政府所规定的各项任务。该模式下建立了相应的社区议事委员会，从而将民主落实到底，对于一些社区中的公共事务能够进行民主协商，并且主要利用社区自身的力量解决事务。
2．2武汉模式
该模式能够深刻展现出党组织的作用。在社区的日常管理中，党组织主要起到相应的领导作用，提出领导方针，社区针对相关的问题以党组织的方针为依据进行策略的制定，从而贯彻党的路线以及各项政策，并做好社区党员的管理与教育。同时，建立相应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以更好地进行社区事务的决策。
2．3沈阳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对社区进行重新定位，将社区管理层定位为街道办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大于居民委员会。其次是针对居民的群体属性进行社区划分，以此建立小区型社区、单位型社区等各种形式。同时，社区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其中包含决策层、执行层以及相应的领导层等，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属于相应的决策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则是相应的议事层，社区党组织为领导层。社区开展志愿者活动，以此来提升社区成员的归宿感以及认同感。
2．4青岛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为了做好社区服务工作，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并且加强社区的教育以及文化的宣传，美化社区的环境。其主要特点是加强社区服务，为一些特殊群体提供照顾，给予社区失业人口就业帮助，做好社区服务工作，提升服务的质量。上述几种典型的社区管理模式，结合了各个地区的主要特点，创新了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社区管理工作的发展。但是这几种模式还是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如，无法很好地解决社区管理工作的权责利一致的问题，并且在社区的组织管理中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这导致了社区的自治能力弱化。
3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思路
3．1转变政府职能以及管理方式
政府应转变自身的职能，变革管理方式，利用先进的管理手段提升管理效率。对于政府来说，在社区事务的管理中，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以及宏观调控的功能，而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政府进行管理，有些事情政府不需要介入其中，政府仅仅起一个引导作用。另外，针对社区的发展目标，政府要将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相互结合，为社区发展设定方向，具体的事宜由社区内部的主体进行实施。针对社区服务，在改革方面必须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充分发挥居民自治力量的作用，政府不要参与到社会团体以及个人事务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要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以及政事分开，不过分干预社区单位自主管理，为社区的建设发展提供相应的服务保障。
3．2规范政府与社区责权利之间的关系
实现社区的自治与创新管理，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社区之间权责利关系，将政府的一些服务事务融合到社区中。另外，要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由社区民间组织承担一些服务职能，政府支付相应费用，以淡化社区行政化色彩。同时对于一些社区引进的项目，相关的社区管理机构要进行协调、把关和控制，使其能够顺利地开展。
3．3理清街道办事处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
街道办事处属于政府派出机构，属于第三级管理的直接实施者，同时街道办事处也是社区工作中的主要推进者，在社区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来看，在社区服务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街道办事处与环卫、工商、税务以及市政等部门之间的关系无法协调，最终影响了社区的自治功能。因此，针对这种现象，社区的管理体制必须要创新改革，理顺管理关系。
3．4借助互联网，提升管理效率
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必须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以此来提升管理的效率，促进新型的管理观念以及方式。政府要加大投资，做好政策扶持，加强社区网站建设，开展网络服务。
3．5完善社区组织治理结构
政府要做好社区居民自治的引导，建立科学合理的社区组织治理结构，以有效地促进社区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在社区中，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是决策层，对社区中一些重大事项进行民主决策，而社区委员会则是对各项决策事项进行落实，执行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决策，相应的社区监督委员会实施执行监督，以此来保证决策科学合理，以及各项决策的落实。这样能够有效提升服务的效率以及社区管理的能力。城市社区管理工作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现行的社区管理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社区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创新，要利用先进的管理技术以及经验，在政府的引导下，自主创新管理，提升城市社区管理的效率，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
作者：李听 单位：鄂州职业大学管理学院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该院辖区4个社区57例糖尿病患者作为该研究的对象，全部患者中，男性31例，女性26例；患者年龄50~76岁，平均年龄（65.4±7.4）岁；全部患者中，全部患者均为初中以上文化。根据随机的原则，将患者分为观察组29例与对照组28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用药、文化程度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病例纳入标准
根据WHO于1999年拟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
1.3排除病例标准
排除不能完成该研究的患者。
1.4方法
全部患者均对该研究具有知情权，且签署知情同意书。为全部患者建立统一的健康档案，详细记录患者自然情况，包括患者姓名、性别、体质量等；生活情况，饮食习惯、是否抽烟、喝酒等；疾病情况，如疾病史，并发症史，病程等；记录患者血常规、尿常规、血脂、血糖、肝肾功能、心电等情况。定期进行体检，全部患者均定期到社区复查血糖情况，患者的一般资料由社区医师统一录入。对照组不给予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由社区医生及护士给予系统化培训，并给予健康教育。一般于患者来院体检、每星期定期随访等进行健康教育。内容包括饮食、运动指导，不良生活习惯的纠正，心理干预等。干预方式包括集中讲座、不定期活动、小组讨论、经验分享等，小组患者可采取相互监督的形式，纠正患者生活中的不良生活习惯；不定期邀请糖尿病专家到社区进行集中讲课、答疑，提高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正确认识。在活动中，向患者发放健康教育材料，糖尿病宣传材料形式包括社区医院的宣传板、纸制文件、光盘等。宣传资料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多以漫画表现，提高患者的阅读兴趣。饮食、生活习惯干预。护士定期进行到家或电话随访，了解患者生活习惯，饮食情况及运动情况，并给予一定。根据患者身高、体重等情况，计算患者每日所需的总热量，并进行合理分配饮食，要求每日饮食中，摄入碳水化合物占55%~65%，摄入脂肪20%~30%，蛋白质占15%，饮食要求患者少食盐，钠盐摄入量应小于6g；少食油炸、腌制食物，减少饮食中脂肪的摄入，食物以新鲜绿叶蔬菜，粗纤维食物为主；戒烟戒酒，适当控制体重，增加体力劳动，保持良好的心理情绪状态。指导患者进行适当运动，运动方案应根据患者年龄、血糖情况及并发症情况，每周5次，每次30~60min，强度以中强度为宜，如慢跑、快步走、游泳、爬山等，所有运动在餐后1h进行为宜。同时了解患者生活习惯及饮食习惯，了解患者近期饮食、运动等情况，发现不良生活习惯，应给予及时纠正；指导患者有效、有规律地用药，当饮食及锻炼不能控制血糖时，应注意常规服用降糖药，口服用药效果差的患者，应给予注射胰岛素治疗。社区内设置心理咨询室，随时接待到访患者的咨询，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给予一定疏导，提高患者治疗的信心，使患者保护积极的心态，提高治疗的依从性。给予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预，使干预活动更具有针对性。给予6个月随访，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1.5统计方法使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
2结果
给予全部患者为期6个月的观察随访，观察发现，干预前两组患者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6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较对照组有明显优势，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期间，对照组患者发生1例视网膜病变，3例发生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脑卒中，5例患者发生周围神经病变，并发症发生率32.1%，观察组患者2例冠状动脉硬化，2例发生周围神经病变，未见视网膜病变，并发症发生率13.7%，两组患者干预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糖尿病是由于遗传、免疫功能紊乱、自由基毒素、精神因素等多种致病因子共同作用，使胰岛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等引发的由糖、脂肪、蛋白质、水、电解质代谢紊乱的综合征。其发生与发展与社会、行为、环境等多重因素有关，肥胖、缺乏锻炼、饮食不良等均可能增加发病机会，是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近几年，糖尿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作为一种需终身治疗的慢性疾病，糖尿病需要长期的综合治疗，且其并发症较多，严重威胁患者的健康。其治疗的首要目的是控制血糖水平及其并发症，最终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研究指出，健康教育及健康生活模式可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控制患者病情，可有效降低55%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从而减少患者经济负担，最终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糖尿病的发生与患者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治疗效果不仅取决于药物作用，更多地取决于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情况，长期、稳定、持续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减慢并发症的发生，降低致残率及致死率是防治糖尿病的优秀所在。随着对糖尿病防治宣传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患者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相关的健康知识，但是，在行动方面，仍有部分患者在行动上的约束力较差。如何让患者在日常管理中“信而行”，提高日常自我护理管理能力，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及用药依从性是目前广大医务工作者研究的重点与难点。综合性医院门诊就诊的患者较多，医生难以在就诊时间内，对患者个体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健康教育，并指导患者做好日常生活管理。国际联盟协会（IDF）指出，除了探索治疗糖尿现的方法外，加强健康教育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防治糖尿病的当务之急，且可对糖尿病管理及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医院的医疗职能分散于患者所在的各个社区当中，它将医疗服务带到了居民的身边，在方便患者的同时，更是减轻医院的医疗压力，尤其是在慢性病的日常护理、救治等工作上，体现出较大的优势。相对于医院门诊，社区更贴近患者，有利于将疾病相关的健康知识的深度传播与普及，并给予患者随访，其患者的健康知识知晓情况较医院门诊更好。研究指出，通过社会护管理，使糖尿病的治疗由单一的药物治疗转变为向围绕医疗保健、康复预防、健康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模式，是糖尿病社区防治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采用非药物为主的综合干预手段，通过健康教育、合理控制饮食，简便有效的运动指导，规范药物治疗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该研究中，通过对4个社区57例糖尿病患者进行观察与随访，在干预的过程中，除对患者健康教育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宣讲外，在行为规范上，对患者进行及时纠正，在进行干预的同时，注意针对患者具体的病情情况，使护理干预更有针对性，符合患者的个体情况。经干预后观察发现，采用社区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经过为期6个月的护理干预后，其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控制情况较对照组比较，得到明显改善，且患者干预期间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4结语
总之，社区管理相对于门诊对糖尿病患者的管理更具有优势，且有效的社区管理干预可明显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控制病情发展，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改善预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作者：康莹辉 姜宏娜 姜宏伟 刘蓓蓓 李金娟 单位：黑龙江省鸡西市传染病医院利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历史演进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是指农村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它具体由农村社区组织的组织结构、职责划分、管理方式、运行机制和工作制度等组成。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封建专制时代延续到当代，在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制度变迁背景中，农村社区内外的关系格局不断地进行调整和重组，衍生出不同的社区管理体制。
（一）乡绅治理：一种原生型治理逻辑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小农经济为主的大国。由于有限的财政资源和低效率的信息沟通，我国古代治理呈现空间性的断裂：一方面，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拥有庞大的官僚集团和体系，却难以直接统治乡村，即“皇权不下县”；另一方面，乡村公共事务不受当权者重视，造成“从县衙到每户的家门口之间国家管理的真空地带”。国家与农民之间只有赋税徭役的关联。我国传统的乡村治理表现为一种基于血缘关系或荣誉传统的原生型治理逻辑，儒家文化的教化促使这种逻辑内化为乡民的伦理道德，因此有名望的乡绅自然成为治理主体，在熟人社会按照固有社会原则治理，这造就了我国精英政治传统以及政治参与积极性低的特征，为村民自治的实施埋下不成熟的民主基因。
（二）“经纪人”管理：一种掠夺性治理倾向
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地方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央未形成统一的权威。为了增收赋税和劳役，国家权力强制性地从县一级下沉到乡一级，试图实现政治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原有的乡村精英不堪日益加重的税费摊派任务，不愿与民为敌。因此在民国很长一段时期，乡村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迅速与保甲势力相融合，履行税收和公共管理职能，成为农村社区的实际统治者，形成“经纪人”管理。这些土豪劣绅既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向乡民征收超额赋税和劳役，又巧取豪夺、中饱私囊，随意压迫乡民，造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和乡村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此阶段，国家对乡村资源的掠夺，不仅使国家治理成本急剧扩大，又使乡村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没有实现农村社区发展和资源提取的目的。
（三）队社体制：一种建构型治理体系
从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成立到1983年解体，体制在我国延续了25年之久。制度的推广施行，在我国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今天，在我国各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组织体制和治理过程中，仍能看到公社的影子。1962年《农村条例》中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即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的“政社合一”体制。在该体制下，公社既承担着一级国家政权组织的行政职能，同时也担负着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乡村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垄断所有权力与资源。这种“国家全能主义模式”的治理体系实现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延伸，农村全部事务（包括个人生活事务）由国家介入，呈现高度行政化的特点。虽然这种建构型的治理体系能够将“分散的马铃薯”式的农民组织起来，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但加大了国家控制社会的成本，加深了农民对国家政权的不满。
（四）乡政村治：一种制度关联型治理分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体制迅速瓦解，逐步建立起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基层组织失去了其原有职能，农村社区成为国家治理的“真空地带”，出现一定程度的无序和混乱状态。为了填补国家权力退出农村社区后的治理缺位，在国家制度供给和农民自发创造的双向推动下，“乡政村治”治理体系渐成。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相应地从“政社合一”过渡到“政社分开”。在“乡政村治”体制下，国家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权力关系，而是指导－协作关系；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强制性的行政关系，而是选举－授权关系；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直接的管控与命令，而是倡导－自愿关系。村委会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征缴税收、计划生育等各项任务指标的完成，更多地依靠村组织（包括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中介来完成。“乡政村治”模式是在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在乡村社会退出之后，通过国家政权对农民自我管理公共事务的支持和确认，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之中，达到国家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协调。因此可以将之概括为制度关联型的治理分化。在梳理了历史上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后，不难发现：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变迁受制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及其管理体制。现阶段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势必改变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农村社区管理体制还将继续变革。
二、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面临的问题
（一）制度脱嵌：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不完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组织快速发展，组织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远远不够，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建设比较滞后，还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主要表现为：一是作为正式社区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自治能力较弱，对乡镇政府有较强的依附性；二是农民原子化严重，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农民往往处在利益格局中“无助的角落”，没有能力和胆量进行自我保护；三是民间自发的非营利性组织在农村发展缓慢，不能与村委会通过一定的机制进行有效地合作，从而为农民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造成农村社区管理的组织体系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从传统因素上讲，农民就像“一堆分散的马铃薯”，缺少自主地建立契约化组织的传统。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农民守着自己有限的土地，尽管存在范围有限的商品经济，但几乎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之间的联系主要限于血缘，很少通过结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第二，从政治体制上讲，一方面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职能定位模糊，虽然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对村民直接负责，实际过程中往往是村党支部掌握社区事务的最高决策权，架空了村委会的作用，另一方面村委会异化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成为乡镇政府的“一条腿”，行使部分政府性质的职能，村委会的角色陷入“尴尬”。第三，从经济因素上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使农民获得自主的生产经营权，激发了农民的发展积极性，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被个人创业、个体发展的热情瓦解。
（二）模糊治理：参与社区管理的各主体职、权、责界限不清
除了社区管理组织体系不完备的问题，现有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即社区管理主体之间职、责、权界限很不清晰。首先，体现在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上下级的支配”关系上，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201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不再是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种“指导－协助”关系。但在实际运作中，一方面乡镇政府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将农村社区看做传统“单位”的替代物，把一部分政府职能（主要指税收、计划生育、社区治安等行政性职能，以及教育、卫生、农村基础设施等社会服务性职能）摊派给农村社区，村委会成了国家政权在乡村的“一条腿”；另一方面，对于村委会来说，村干部实际上成为乡镇政府的行政工具，而无暇处理村庄公共事务，这使村民委员会远离其“自治”属性，村民自治功能弱化。其次，体现在村“两委”的关系上，村“两委”关系不协调。农村实际存在两个具有不同权力来源的村治组织，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习惯上统称为“两委”。正因为权力来源不同，法律赋予前者为政治领导优秀，后者为自治事务中心。现阶段，由于党的文件和国家法律对于双方职能界定不清，村“两委”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往往职能交叉、权力关系无序、利益冲突、沟通不畅。再次，体现在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关系上，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往往“合二为一”。所谓“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村民委员会不仅行使村级公共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行使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职能。最后，体现在村民和村委会关系上，村民对村委会缺乏信任，政治参与热情低。乡镇政府职能“纵向延伸”渗透到农村社区，村委会主要完成乡镇政府交办的事项。一方面由于村委会的自治权力受到削弱，其在完成“任务”的决策过程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民主；另一方面村民很少参与村级事务，村民自治沦为村干部自治。
（三）财力匮乏：社区财力支撑体系不合理
农村社区管理与一定的资金支持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绝对数额在不断增加，但农业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在2000～2005年呈下降趋势，总体增幅保持在8％左右。与此同时，从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出规模来看，投入也呈逐年下降趋势。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原本财政基础薄弱的乡镇面临着大量的财政赤字负担，机构的正常运转受到阻碍，更不用说为农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对于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农村社区，村委会可以运用村办企业盈余提供公共服务；对于集体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社区，一方面缺乏维系村级组织生存的资源基础，另一方面很难为农民提供有价值的公共服务。农村税费改革后，中央补贴农民直补到户，仍没有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此外，乡村两级取消收费项目，乡村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如小规模灌溉、道路、水、电、公共卫生）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解决。这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有些县级政府有甩包袱的心理，对村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不愿再承担责任；二是农民免税后，认为村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应由政府承担，不愿再交钱，这使村缺乏财力为村民办事。
（四）压力型管理：社区管理的运行机制和手段单一
由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村两级的权责规定过于笼统，职责界限不清晰，导致乡镇政府将一部分行政事务转嫁给农村社区，一方面对农村社区下达生产指标，强制规定农民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以及达到什么样的指标要求；另一方面运用自身的行政资源和强制性手段“捆绑”村干部，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考核指标，对村干部进行“调度”。这导致社区管理机制局限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支配型”机制。单一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机制不仅抑制了村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又削弱了乡镇行政的效能。在考察农村社区治理的具体活动过程中，在集体决策方面，村民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农村发展计划的制定，村民召开会议只是传达政策的手段。同时，由于缺乏持续有效的参与，村民们不理解农村发展规划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重要影响。所以，这种被动接受的任务和安排与村民自身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往往会引发村民的过激行为。而且，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党委和村委会往往缺乏自我协调的能力，因此，必须经过乡党委、乡政府、甚至县或省来协调，这个被组织的社会成本比自组织的社会成本要高得多。
三、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论资源与路径分析
（一）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论资源：治理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家及社区公共事务的研究中，治理已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理论范式。由于不同的学者在运用“治理”概念时其理论界定并无一定的标准，其所指往往纷繁复杂。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其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互相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治理的内涵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行动主体多元化。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权威并非一定来自政府机关，它的主体也不一定是公共的机构。治理理论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二是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过程。作为一种治理过程，在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社会秩序，从而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理论认为，包括政府在内没有一个单独的执行者能够实施它的愿望。治理的新格局使传统的公私界限更模糊，各种传统的组织界限被新型的治理模式所瓦解。三是权力运作机制的变迁。单靠政府自上而下通过制定方针、政策、命令等强制性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单向度管理的模式被打破，不同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平等协商成为运作机制的主调，治理主要通过民主协商、合作认同等上下互动的方式实现双向度多维合作管理。总的来说，将治理理论的思路运用到农村社区管理中，意味着多元主体行动模式将取代单一的农村社区管理组织模式，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行政权力运作机制将被垂直双向和横向的依赖互动关系所替代，与此同时，乡村之间的资源和信息流动更加畅通；将治理理论的思路运用到农村社区管理中，意味着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潜在的自主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有燎原之势，治理理论在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上更加关注如何整合各种合作的机制以及让整个机制发挥更大的效果。在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模式中，尽管传统组织形态（如村委会和乡镇机构）的一些权力和功能被其他组织所取代，但传统组织在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上仍有一定优势，因而有能力对地方治理施加影响。
（二）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1．重构农村社区共同的伦理与价值体系，尊重农民群体的主体性。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中提出“社区”概念的本义，即社区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造成的；这种共同体的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当前，以推动“社会幸福”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应该在提升乡村经济发展能力的基础上，重构农村社区共同的伦理与价值体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保留传统的社区文化特色。
2．理顺参与社区管理的各主体职、权、责界限，构建良性互动的关系。
首先，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弱化行政管治。在现有的社区管理体制中，乡镇政府主要体现为一种“全能管治”型的治理模式，乡镇政府以干预控制为手段，对农村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全面渗透。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乡镇政府的职能扩张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萎缩。乡镇政府在制度上“侵犯”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违背了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初衷，致使村民自治几乎流于形式。在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过程中，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和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是应有之义。要转变乡镇政府的“汲取”职能为“给予”职能，进一步规范“乡政”和“村治”的权力运作关系，实现乡镇政府从“管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第一，改革县乡财政体制，给予乡镇政府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激发乡镇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乡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第二，改革乡镇政府机构，裁剪冗余，减少职能交叉，提高乡镇政府行政效率；第三，改进乡镇政府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为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打好基础，积极转变思维，改进乡镇的公共服务方式，促使乡镇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其次，明确“两委”权责，调试“两委”关系。在广大农村地区，基层政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属于两个不同的组织系统，一个是政治系统，一个是社会系统，权力来源不同的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的不和谐、不协调的现象普遍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村支“两委”的权责关系在制度上规定得过于模糊，在实际过程中不仅不好操作，而且还会出现职能交叉，这也是村支“两委”矛盾产生的制度根源。因此，调适村支“两委”关系，实现村庄体制内精英之间的良性互动，要从制度层面加强和完善。明确划分“两委”之间的权限和职能，减少治理上的“冲突点”。从管理学意义上讲，管理主体之间的权限、职能规定得越清晰具体，管理效果越好；如果管理主体之间的权责界限模糊、职能交叉，不仅不会减少利益冲突，而且还会削弱管理效能。最后，确认村民自治权主体地位，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根据我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行使自治权的主体是全体村民，每个村民都享有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村民与村委会之间是法律授权关系，村委员会所拥有的职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同时接受村民监督。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村委会的权力往往集中在“村官”等少数精英手中，“村官”主导的村庄公共资源的配置和村庄公共权力的运作使得村民表现出政治无力感。村民自治的实质是“放权到民”而不是“放权到村”。走出村民自治的误区必须要确认村民自治权主体地位，明确村民与村委会之间是法律授权关系，村委会要接受村民监督。
3．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社区筹资模式，加快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进程。
事实证明，“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实际上只有政府部门单渠道的财政资源投入，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进程”。因此，应当立足现实，为加快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进程，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社区筹资模式。首先，中央政府要增加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需要在中央层面确保全国范围内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 供给资金，限制城乡差距；其次，地方政府要保障本地区公共产品投资。地方政府在中央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外，可以根据自身的财政收入状况，适当提高供给标准，发展适合本地实际的一些公共服务项目；最后，农村社区自身要鼓励社会共同投资。农村社区可以通过村集体的土地收益和村镇周边村办企业等经济体的投资，形成社会投资的组织和机制。
4．创新“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和手段，发挥社区内外部力量的积极性。
“自上而下”单一的管理机制和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在治理农村社区时，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是它的弊端也很明显，往往会中止或割断农村社区内部的农民之间的有机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村民参加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新“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和手段，发挥社区内外部力量的积极性，要建构内外互动的社区管理体制。新型的社区管理体制重在发挥政府、社区组织、民间组织以及村民的积极性，共同推动良性的社区治理。因此，既要培育农村社区居民“自立、互助、合作”精神，又需要政府根据农村社区管理体制运行的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程度的介入，弥补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不足，从而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
作者：胡文秀 李壮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对2008年1月～2012年6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300例宫颈癌前病变患者。这300例患者均符合以下条件：①均符合宫颈癌前病变的诊断标准，且均经阴道镜检查得到确诊。②均存在HPV（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情况。③均居住在我院负责的社区。④均为已婚。⑤均签署了自愿参加本次研究的知情同意书。我们将这300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有150例患者。观察组患者的年龄在27～4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6.2±5.2岁。她们宫颈癌前病变的病程在5～35个月之间，平均病程为18个月。对照组患者的龄在28～4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7.1±4.8岁。她们宫颈癌前病变的病程在7～36个月之间，平均病程为18.5个月。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方面相比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管理方法
在确定这两组患者存在宫颈癌前病变后，我院对对照组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和上门随访等常规随访，对观察组患者在进行常规随访（方法与对照组患者相同）的基础上，进行社区管理。进行社区管理的方法是：①建立健康档案：我院为观察组的150例患者均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其健康档案中的内容主要包括患者的家庭住址、电话、年龄、体重、宫颈癌前病变的病程、首次被确诊存在宫颈癌前病变的时间、生育情况、进行各项实验室检查的结果和用药情况等。同时，我院还将对观察组患者进行常规随访的结果记录在其健康档案中。②进行健康教育：我院定期对观察组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进行健康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宫颈癌前病变的性质、危害、如何降低宫颈癌前病变患者发生宫颈癌的几率、定期去医院进行宫颈涂片检查和阴道镜检查的意义，等等。同时，我院还定期向观察组患者发放印有宫颈癌防治知识的宣传手册，并向她们介绍治疗成功的病例。③进行性生活指导：有研究发现，性伴侣过多或经常过不洁的性生活是导致宫颈癌前病变转变为宫颈癌的直接原因。因此，我院会安排一名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专门负责对宫颈癌前病变患者进行性生活指导。进行性生活指导的内容主要包括：宫颈癌前病变患者在过性生活前要注意个人卫生、尽量减少过不洁性生活的次数和性伴侣的人数、在过性生活时要使用避孕套，等等。此外，对于性伴侣人数较多或经常过不洁性生活的宫颈癌前病变患者，护理人员可要求其每3个月进行一次阴道镜检查，一旦发现其宫颈癌前病变出现快速进展的情况，应立即建议其进行手术治疗。④进行饮食指导：临床研究发现，不良的饮食习惯也是导致宫颈癌前病变转变为宫颈癌的主要原因。因此，我院的护理人员定期对宫颈癌前病变患者进行饮食指导，嘱咐她们尽量少吃高脂肪和富含雌激素的食物，同时戒除烟酒。
1.3观察指标
3年后，观察这两组患者宫颈癌前病变消失的几率和发生宫颈癌的几率。
1.4统计学处理
我们使用SPSS19.0软件包对本次实验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采用χ2检验，用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宫颈癌前病变消失几率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宫颈癌前病变消失的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二者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
2.2两组患者发生宫颈癌几率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发生宫颈癌的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二者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
3.讨论
本次研究的结果显示，在接受常规随访的基础上接受社区管理的观察组患者在3年后其宫颈癌前病变消失的几率明显高于只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患者，其发生宫颈癌的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这说明，对宫颈癌前病变患者进行社区管理可有效地促进其宫颈癌前病变的消失，降低其发生宫颈癌的几率。此护理方法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作者：张海兰 单位：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一、开放式社区的含义
所谓的开放式社区，指的是在城市中形成的具有相对规模的，并且利用街道和楼宇为自然分割而形成的开放式管理的居民小区。顾名思义，开放式社区并没有明显的围墙结构与周边的社区以及建筑物形成隔离。同时，开放式是主要的社区形式之一，与其他的社区形式相比，开放式社区既具有城市社区的诸多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总体来说，开放式社区大都修建年代较早,并且多处于该城市的中心区域，地理位置相对优越。并且开放式社区的基础设施较为陈旧，与之相关的配套设施较为落后。在公共服务内容上,开放式社区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内容大大区别于农村的城市化服务,与居于城市优秀区域的高档社区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存在较大差距。还有很多问题是我们不能一一列举的，可见开放式社区存在很多的管理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其作为主要居住场所功能的发挥，影响到人们的居住的环境质量。
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开放式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主体定位不准
开放式社区的管理主体是社区居委会,但是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居委会并没有真正实现其管理的权利。加之政府在开放式社区的管理中由于关于使用行政手段加以干涉，并且认为社区委员会的管理水平不能胜任社区管理工作而对于开放式社区的管理力度过大。在现代的创新社会管理的形势下，政府的管理普遍存在着观念的落后以及“政社分”贯彻力度不到位等现象，长此以往会直接影响社区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难以开展工作，导致委员会等社区管理机构形同虚设。除此之外，街道办事依然将居民委员会当作其下属机构直接导致居民委员会的管理职能难以有效发挥，更多的承担了街道办事处应做的部分行政性工作。
（二）公众的参与度不高
开放式社区由于不采取封闭管理，很难让居民有一种家的归属感，因此居民对于社区的热爱观念并不强烈。另外，开放式社区的管理方式使得与社居民间的互动沟通机会较少，一般只是在办理有关事项的时候才会有联系，缺少交流的机会。就因为够沟通不到位，社区并不能听取居民的居住需求,很多时候服务出现偏差。最主要的还是，开放式社区的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管理机制不健全，导致居民的参与力度不够，急需要社区进行改善。
（三）社区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在开放式社区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义务进行服务的，由于没有工资以及缺少必要的经费和办公地点致使工作人员的工作不到位。加之很多人员都是经过拆迁搬到此地，因此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现代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下，开放式管理对于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很多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管理权限来看，还广泛集中于上级政府导致一部分具有社工专业证书的专业人员不能进入社区工作,严重阻碍社区发展和建设。
三、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提高我国的开放式社区管理的对策研究
（一）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结构
政府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起着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要实现对于社区的科学化管理，明确好居委会在开放式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对于政府应该承担的行政作用，政府应该积极做好，不要使得社区自治工作与政府行政工作混杂，造成社区居委会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工作任务的情况。在开放式社区的管理中,政府应该及时转变管理角色，变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并且采取好柔性化、多维度的管理方式,切实提高开放式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对于社区的整体管理来说，一定要确保居民委员会可以实现自我管理,逐步使政府退出社区管理领域,完善政府与居委会的职能分工,建立健全政府与其它主体的多元治理结构。
（二）拓展社区居民的参于途径
开放式社区管理的重点便是居民,居民既是服务的目标,也是基本参与主体，一定要切实围绕居民的需求展开工作。社区管理的主要目的是采取措施着实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可度和幸福感指数，这需要居民的积极配合。作为居民。应该发挥好社区管理的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当中，找到归属感。例如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尝试利用社区宣传栏、黑板报等平台鼓励居民积极参与,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居民参与到社区管理服务中。
（三）提升社区工作人员整体水平
作为政府应该发挥好招录社区工作人员的责任,尽量选用自身素质较好具有一定的社区实践经历的人员加入到社区管理工作。并且在实际招录时,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考核,还要特别强调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可以使得在今后的工作中事半功倍。为了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还可以通过组织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工作队伍的素质，尤其是现在的医疗保险、低保大病救助、空巢老人看护等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开放式社区服务应该向着更加科学、专业的角度迈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快了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使得对开放式社区的要求越来越高。尽管我国在开放式社区的管理上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使得我国的开放式社区管理进展缓慢，需要采取措施来做好社区的管理，保证我国的社区能够为居民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作者：邱蓓 单位：长庆矿区服务事业部兴隆园物业服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