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08 11:22: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新闻传播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优秀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优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1.延展知识范畴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传播内容，在对英语教材进行讲解时，也要对相关的文化习俗、习语典故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进行讲解。大学英语教材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能够提高受传者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受传者的知识储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加强对大学英语教材的认识，并将其知识进行延伸，使传播内容涉及范围变广，涉及题材增多，对受传者与传播者而言，这种情况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发展目标。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加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就要让学生在英语知识的学习中进行相关能力的培养，并且还要对课本的内容以及课时进行适当的增加，从而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平台。以教材《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三单元为例，对ExtremeSports（极限运动）进行讲解时，可以在导入环节向学生讲解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极限运动，世界上最为出名的极限运动员，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全球的法国跑酷运动Parkour，并且向学生讲解这种运动所带来的影响。这项运动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自己的训练场地、屋顶、围墙、灯都可以成为跑酷运动员攀爬的对象。在对学生进行介绍的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对极限运动风靡全球的原因进行相关讨论。再比如说，《大学英语》第四册中有一篇是关于Wedding（婚礼）的课文，在本篇课文中对美国人的婚礼进行了相关讨论，并且用“旧、新、借、蓝”四个字进行概括。其中，“旧”指新娘在结婚的时候头上所佩戴的白纱必须是母亲所用过的旧纱，以此表达父母的养育之恩；“新”指新娘的白色礼服是新买的，在表达纯洁的同时，也预示着新娘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借”指新娘手中所拿的手帕必须是从女性朋友家中借来的，以此表达朋友之间的友情；“蓝”指新娘肩上所披的绸缎必须是蓝色的，以此表达对爱人以及爱情的忠诚。根据上文相关范例，可以将传播内容进行范围化，不论是各种新闻传播媒介还是传统媒介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均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上文中的跑酷运动、美国婚礼，从新闻传播者的角度而言，都是传播过程的组成部分。该类传播内容在涉及新闻、媒介、传播学理论下，都展现了新闻传播的本质。除此之外，这种知识的延伸及扩充可以使学生的视野得以开拓，并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扩充英语知识，提高英语成绩。
2.完善传播媒介
在我国传统英语教学之中，教师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往往会利用声音、形体及语言进行讲解，这种讲解方式过于单调，无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以教材为基础，对学生进行课本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得学生的思维方式比较僵化。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成功运用到课堂之上，正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才使得大学英语教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以多媒体技术为主的教学方式，是集文本、图画、视频以及音频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促进了立体教学的发展，从根本上促进大学英语教学的整体效率。大学英语教师要积极将计算机技术与传播内容进行结合，将计算机技术作为主要传播手段，并在日益发展中将以计算机技术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创新改革，并在结合诸多新闻媒介的影响下，提高其影响力。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借助相应的直观媒体，对教材内容进行更加充分、生动地展示，与此同时，该教学方式还能使学生全方位地感受到英语学习的真实环境以及英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自然风情以及民俗中所呈现出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3.改进传播情景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的“一言堂”模式往往忽略课堂氛围的构建，在整个教学传播之中，生动愉快的课堂氛围必然会使学生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从而更加自信，产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这种传播模式可以通过群体暗示以及自我暗示的方式进行，从而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心理，从而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水平。在英国，英语课堂中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交际教学法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的学习水平以及认知水平的提高。通常情况下，教师在对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学生会做出几个不同的答案，然而教师并不提供所谓标准答案，而是利用思维启迪的方式启发学生内在的潜质。这种民主的课堂教学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能力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创新性发展。虽然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英国相关人员指出，只有营造比较宽松的课堂气氛，才能使学生的心情得到放松，思维更加活跃。因此，加强对传播情景的改进，使其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积极融入传播学理念，将传播学本质特点、发展原则与传播情景进行结合，使传播情景在符合传播者、受教者的发展现状与适应能力中，从根本上带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氛围，使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能够在融合传播学理论中得到有效发展。
4.规范传播策略
所谓的文化便是“以文教化”，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体现出国家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对文化的认可便是对国家发展的认可。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便是对本民族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认可，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外来优秀文化进行吸收，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传播学中的传播者、受教者是传播策略的主要因素，只有具备良好的传播策略，才能使传播内容得到有效传播。另外，在传播学中，各种具有影响因素的条件都是提高传播策略的重要保证，将传播策略与传播条件进行有机结合，并使其在符合受教者与传播者的传播习惯中，改变传播策略，符合社会发展与传播理念。另外，传播策略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方式有所不同，需跟随传播者的视角，体现出受教者的需求，尊重文化习俗，增进相互了解，避免产生文化交流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是不同的，只有具备跨文化意识，才能真正掌握语言，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作者：龚韶华单位：呼伦贝尔学院公共外语学院
1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作用
1．1为专业硕士生的“实践性”要求提供了平台实验室对于新闻传播类专业硕士生的重要性，是由其培养目标决定的。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强调“理论性”，重点培养其认识世界、探究规律的能力，为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培养教学、科研的理论研究人才；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强调“实践性”、“应用性”，重点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改造世界的能力，为新闻传播媒体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应用型、操作型人才。这样，仅仅有高深的理论教学是不够的，必须有足够的现代化的实验室才能满足培养目标的实践性要求。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了动手操作的环境和平台，专业型研究生可以进行广播电视节目的拍摄和剪辑、网页的编辑与制作、平面与视频广告的设计与制作等。
1．2完善实习机制，弥补媒体实习资源的紧缺状况专业型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一名校内的理论型导师，一名校外媒体实际部门的实践型导师。校外实践型导师大多是资深的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虽然其在本单位人脉广泛、“控制力”较强，能够为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提供实习机会，但媒体的容纳量毕竟有限，再加上权威媒体“喉舌”的“特别重要性”，实习学生也只是看得多，做得少，很少能真正上手，对实习岗位只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学生实习回来后多有一知半解之感。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可以“模拟”并“重现”媒体工作的过程，从而使学生消化实习中的问题，化解困惑，弥补媒体实习的不足。
1．3充分发挥实验室教学、科研、服务的三大功能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专业硕士生更重视实验课程。虽然学术型研究生也有一些类似的实验课程，但教学效果的优劣往往不会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重视程度甚至低于本科生），有些甚至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其更重视理论和学理性的探究，技能性的课程只是了解一下而已。专业硕士生则不同，学会技能是其就业的“看家本领”之一，因而学生和教师都格外重视。实验室精良的设备、完善的服务、科学规范的管理为教师课堂演示、操作和学生实际模拟、操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说，良好的实验教学是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型硕士的重要硬件之一。实验室也是完成科研成果的重要场所。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承担或参与媒体或导师的部分课题，并在实验室完成。教师的涉及实验的课题也可以在实验室完成，甚至本科生的有关传媒的课题绝大多数也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传媒实验室是学生和教师科研成果的重要出产地和科研的基本场所，为学生和教师的科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验室也同样很好地发挥了服务的功能。除了服务师生的教学科研以外，至少还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服务。对内，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本校的新闻中心兼职做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策划、采访、摄像、剪辑、制作、播出等环节，展示了学校的风貌，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服务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外，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把实习岗位的部分工作转移到实验室来做，或是承担的媒体的课题也拿到实验室来完成，这既缓解了社会媒体的资源紧张状况，又使社会媒体受益，同时也达到了服务社会的目的。
1．4专业硕士生有研究成果，增加了学生就业前自信心相对于学术型的硕士来讲，专业硕士生似乎更容易在媒体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媒体固然需要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但更需要上手快、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且这部分人占媒体聘用人的大部，如编辑、记者等。专业型研究生在实验室制作的作品，可以参加省里组织的“DV作品大赛”、“专题片大赛”、“图书装帧设计大赛”、“杂志封面大赛”、“广告创意大赛”、“网页制作大赛”等，获奖作品可以作为就业求职的成果，用人单位自然愿意录用有成果的应聘者。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实现了由“校园传媒人”向“社会传媒人”的转变。专业硕士生有自己的获奖成果，就为求职增加了自信心，增加了“命中”的可能，从而缓解了以往许多研究生由于手里没有“过硬的成果”，面对用人单位的种种提问，倍加忐忑的尴尬状况。
1．5倒逼了导师的实践能力专业型研究生的实验课一部分由校外实践型导师来上，但大部分实验课是由校内理论型导师和一部分非导师来上。校内导师一般理论水平较高，但媒体实践经验、操作技能相对缺乏，带学术型的研究生还能凑合过关，带专业型的研究生就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因此导师必须适应专业硕士生的培养要求，强化技能。新闻类的实验课要掌握电视片的拍摄、剪辑、配音、制作等全部技能。传播类的实验课要掌握广告的设计和制作，图书的装帧设计、排版和印刷等技能，报纸、杂志的排版，杂志的封面设计，网页的制作等相关技能，这对学术型的导师来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虚心学习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倒逼理论型导师强化自己的实践技能，使导师自身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赢。
2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实施方案
2．1实验室的配备要实现全媒体模拟培养职业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没有装备精良的实验室是难于奏效的，实验室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一是从规模上看，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模拟。也就是说媒体有什么设备，实验室也要有什么设备。媒体大体有哪些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实验室也需要具备同样的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只是程度、精准度不同而已。二是从水平上说，实验室设备的型号、参数、配置要与现代媒体同步，至少要不低于当下媒体的水平。具备了这2个要件，学生才能把媒体的工作拿到实验室来做，才能实现媒体与实验室的“兼容”。实验室的全媒体模拟，为相关高校提出了硬性要求，相关高校要高度重视，舍得投入，要像建设工科实验室一样建设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如果仍然沿用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方法来建实验室，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便无法实现。
2．2完成平时作业、结课成果和社会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对专业硕士生考查的重点，因而教师在布置平时作业和结课成果时，一般是选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题目供学生选择，既可以是媒体或导师课题的一部分，也可以自拟题目完成一项应用性的成果，而这些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室又为专业硕士生进行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必备条件。学术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往往流于形式，甚至个别研究生找个单位开个证明蒙混过关。专业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就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扎扎实实做好。依托实验室这个平台可以很好地完成社会实践的任务。实验室既是学校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学校的新闻中心兼职，担任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在实验室拍摄制作节目，为校报、杂志社排版，承担校报和杂志社的部分编辑任务，设计、校园公益广告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研究生亲身感受校园传媒的实际情况，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为进入社会媒体岗位实习打下基础。
2．3完成毕业论文专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大致分为毕业设计和调研报告2类。其中毕业设计可以采取“作品＋报告”的形式，如新闻学专业的可以是“新闻调查片＋报告”，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可以是“专题片＋报告”，广告专业的可以是“广告设计＋报告”，编辑专业的可以是“图书装帧设计＋报告”等，这些离开了实验室是难于完成的。调研报告可以以媒体在工作中或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选题，重点考查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研报告不仅要有调研采访，更要有相关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这些内容也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是毕业论文的出产地和加工厂。
2．4吸纳社会资源，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保障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长远发展，学校要树立服务意识，切实加大投入，提供和保障开展实践的条件。如实验室与社会媒体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学生学习、实践、创业等提供良好条件；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建立“实验室＋媒体”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这是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需持之以恒的长效机制。另外，联合培养基地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应该在挂牌之后切实发挥基地的培养作用。导师在平时作业、岗位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要加强和社会媒体培养基地的合作，多吸纳先进的社会经验，与时俱进。
3结束语
值得指出的是，强化专业硕士生在实验室的操作技能并不是轻视理论，更不是不要理论，恰恰相反，只有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才能制作出有品位、上档次的传媒作品，才能写出有分量的真正能解决传媒业界的一两个实际问题的调研报告。离开了厚实的理论支撑，任何传媒作品都会流于空泛和媚俗，或有悖于时代的主旋律，经不起实践和大众的检验，因而理论教学是前提，是基础。专业硕士生的理论课要学精、学透，并掌握学术前沿动态，以期学以致用，在实践上发挥效能。
作者：杜莹杨磊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200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话题，或由新闻事件而聚焦，或是在屏幕热映之后引发。这年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中也有一些前两年的热点，在2005年继续得到关注。新话题引起人们对新现象的深层思考，丰富了原有研究领域的内涵；老话题则由于有了新角度或新的切入点，加深了人们对原有问题的认识。本文通过翻阅2005年国内较重要的10余种新闻传播学刊物中的近千篇文章，归纳了这年新闻传播研究的10个较为集中的话题，以期能对过去一年的研究动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照。
1、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角色、责任与效能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新提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新闻学界在论述媒介角色、责任与效能的时新话语。
有的研究者对应关于和谐社会的特点，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目标，大众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治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媒体应该凸现“建设性”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建设性”较之过去的提法更具时代气息，而“以人为本”则意味着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交流平台，顺应价值观多元化的多中心社会[1]。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辩证解析：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掩盖问题、报喜不报忧。正视并揭示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行不悖。不能将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理解为可以回避甚至掩盖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大众媒体掩盖社会矛盾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营造出表面和谐的景象，但只有正视矛盾才能长治久安，实现真正的和谐。“和谐”归根到底是媒体、民众和政府三者互动的结果[2]。
2、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热点新闻引发的思考
2005年，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的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年内的几起新闻事件不仅带来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热闹言说，研究者也希望能借着这些问题在伦理争论之后达到共识，形成可操作的新闻职业规范。
事件之一是老艺术家孙道临要求付费采访，引发新闻业界、学界关于付费采访是非的讨论。付费采访在我国体育和娱乐报道领域已经出现。赞成付费采访的人多认为：既然报纸要靠信息卖钱，那么被采访对象因为提供了信息而应该获得一定的报偿。反对一方则认为，如果简单地把商业化原则推及到新闻采访，可能会使社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破坏公益性原则。在正反方并不激烈的交锋中，一个较为中立的看法逐渐成为主导，即在某些情况下，付费采访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有底线。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被采访对象不能提出付费请求，而媒体付费垄断公共信息的新闻采访权则属恶意竞争，应受到谴责[3]。
事件之二是厦门《东南晚报》记者柳涛在雨中等待近一小时抓拍骑车人摔倒，引发了人们对于记者职业行为边界的思考。最初赞成和批评的网上观点几乎一半对一半，后来批评意见上升。研究者认为，救人第一、拍摄第二应是摄影记者的不二法则。当事的记者编辑对一个骑车人摔倒本身不当回事的冷漠心态需要警醒。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记者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他作为普通公民没有义务站在风雨交加的马路上提醒路人当心水坑[4]。这种观点忘记了记者背后是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对大众传媒从业者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乃是出于权责对等的考量，而不是道德上的“苛责”。2005年6月13日，中国记协和新闻局召开进一步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座谈会，会上对于一些记者见义勇为行为的表彰实际上也再次申明了“助人”先于“采访”的职业道德准则[5]。
事件之三是美国新闻界年内先后爆出的“古兰经风波”、“深喉事件”和“特工门事件”，这些事件都涉及到新闻报道中匿名信源的使用。匿名信源有助于记者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但滥用匿名信源则可能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甚至出现丑闻，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就炮制了多篇使用匿名信源的假新闻。记者履行隐匿权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解决办法一是制定匿名信源的使用规范，如编辑部高层掌握信源、不把匿名信源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等；二是在司法公正和记者保密特权之间进行权衡。如何使用匿名信源，发达国家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做法。我国在匿名信源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记者捏造匿名新闻来源或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与发达国家出现的隐匿权问题的性质和背景差别较大[6]。
3、新闻与法治：权利冲突与权界限定
知情权是记者采访权的基础，然而新闻传播的特点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矛盾冲突。在知情权、言论自由和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是近百年来一些立法者、法官以及有关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有人认为，出于社会进步的宏观考虑，言论自由权应该有逻辑上的先在地位；也有人认为，隐私权常在现实中处于弱势因而更需要法律的保护[7]。言论自由的权利止于隐私权开始之处的提法已经得到公认，关键是这条划分起始的界限是否足够清晰合理。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8]。
随着新闻会制度的推广和完善，“知情权”成为2005年新闻法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9]。
4、媒介内容：我们会娱乐致死吗？
对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的担心在学界早已出现，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标志着这一讨论已经从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如《超级女声》的空前火爆，为正反双方都提供了足够的“论据”，于是对于媒介内容娱乐化以及带来的相关问题，引发了传媒业界、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大讨论。
在捞去许多“泡沫”之后人们发现，因为对娱乐化、庸俗、低俗等优秀词汇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的看似激烈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对抗。相形之下，学术界的文章显得冷静些。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娱乐节目的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10]。
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媒介内容的“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进步”意味，然而在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尼尔·波茨曼看来，电视的娱乐文化最终会把人类拖向深渊。波茨曼出版于20年前的著作《娱乐致死》2004年被引介到中国后获得较大关注。波茨曼认为，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倾向将带来社会智力的集体下降，人们甘心被娱乐，甘心被电视掏空，仅仅为了获得一种被操纵的快乐[11]。我们会如波茨曼所预言的那样，踏上“娱乐致死”的不归路吗？这个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是非辩论而成为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追问。
5、危机传播：渐入成熟应对之道
2003年以来，在学术界对海啸、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传播研究领域之一。如果说，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
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12]。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障碍[13]。
6、政治传播：法治化的管理观念在先
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设立新闻发言人是中国宣传体制上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政府由宣传控制者向信息提供者的转变[14]。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显然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15]。
除了新闻发言人这个热点话题外，2005年关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文章也较多。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在“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政府形象传播”的框架中，政府行为的主体是唯一的，但解释政府行为的主体却是多元的。当非常态状况出现时，成熟的政府应该竭力避免让其他主体代替自己做不恰当的解释。而要成功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政府必须提高自己的解释能力。从单方面的强调宣传到对政府形象传播进行学理分析，这种转变本身也彰显出我国政治传播研究正在逐渐走向理性[16]。
7、公信力研究：扩展基础理论研究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优秀概念的界定缺乏较为一致的认识，而概念的含混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17]。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18]。一南一北两地学者尽管在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8、跨文化传播：碰撞中各得其所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19]。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20]。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21]。近年来几大9、传媒教育：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22]。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又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27]。
[摘要]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全国新闻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入手，提出了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超级秘书网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要]文章认为,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冲击,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等,是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如下改进意见: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优秀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优秀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中博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超级秘书网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优秀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摘要所谓“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新闻传播学
女性主义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一“女性主义”缘起
女性主义，又可译为“女子主义”、“女权主义”，是对英文“feminism”的意译。这个词最早成形于19世纪末的法国（法文为feminisme），由法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创办第一家主张妇女参政的报纸《女公民》的欧克蕾首先提出，意指女性为获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开办了一所无论贫民还是贵族、男性或是女性都可以入学的学校。这种办学方式的传播为其后妇女教育的普及开辟了先河，并且使得15世纪之后，接受过教育的妇女人数逐渐增多，其声音也逐渐能够传达给世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掀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
1789年10月，以梅力葛为首的一些女性向国民议会提出建议，要求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历史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
女性主义运动自发轫以来经历了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18至19世纪初期，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利，女性教育广泛展开，女性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期。这次运动认为当时女性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必须继续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反省传统文化所定义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束缚，认为所谓“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是自然本质的特征，而是后天文化教养的结果。
运动还要求各种公众领域都应该打破门禁，向女性敞开，男女应进一步缩小两性差别。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涉及到各主要发达国家。其间，女性组织大量涌现，女性研究风起云涌，性、生育机制、性别规范等问题都得到充分讨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政治氛围，并凭借此次高潮，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
此后，“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女性主义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作为一种学术视角，女性主义以性别为镜头透视和分析各个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并在这种透视中，通过批评和建构来承载和刷新各个领域。在当论的各种声音当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
二与新闻传播学的对接
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具体。跨学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促成了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杂志最早提及“性别与传播”这一话题。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
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塔奇曼与他人主编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
在我国大陆，大多数学者认为，本土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电影研究领域，但未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传入中国，但二者的“联姻”却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下的结果。
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复印报刊资料·新闻学》，收集到的国内有关女性的传播研究文章共19篇，等于1986至1994年之和；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推出一期“女性与媒体”专辑。1996年，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和分析大众传媒。
199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主要研究项目包括电视广告、杂志、报纸、电影等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同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由全国妇联刘伯红、新闻研究所卜卫共同完成的《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这是关于中国媒介与妇女研究的第一篇力作，同时也开始将这一研究课题，带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视域范围。
200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汇集了学者卜卫1995年至2001年间的研究成果。
三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作为一种融女性主义与新闻传播学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承袭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也保留了后者的基本理论框架。由此，多数学者遵循传播者———信息———受众的传播模式，将研究的关注点大致分成了三个方面：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即女性传者）、媒介内容以及女性媒介接受（即女性受众）。
传者研究主要针对女新闻工作者在媒介中的地位问题。这类研究主要以新闻工作者中的女性比例，以及获得决策权的女性比例，作为指标来衡量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
在整个世界，新闻传媒普遍性地由男性统治。同时，女人身份和记者职业理念之间存在的冲突，使许多女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困境。如果要坚持女性特点，那么不能享受和男同事相同的特遇，努力工作也得不到认可；如果坚持记者的职业理念和行规，那么女记者又会失掉自身独特的立场和观点，变成男同事的附属物，从而必然失去女性在整个新闻界的地位。
媒介内容研究主要对媒介内容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的性别涵义，即媒介文本怎样表现女性、表现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大部分是媒介中的性别模式研究或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认为，虽然当前主流媒体基本上，能够表现出女性多样化的性格、观念和生活模式，反映女性参与社会发展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依然存在被刻板印象所“贬抑”的情况，有时甚至相当严重。超级秘书网
女性媒介接受研究，即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受众研究，这是批判受众研究。它不同于传统的对受众习惯、趣味进行的应用研究，而是着重分析收看、收听和阅读的“普通型实践和快乐”（转引自《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媒介研究》李敏），其理论兴趣集中于受众对文本的阐释活动。因此，受众对媒介文本的多义解读及接收分析是研究中心。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尚显零碎，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类议题成果多出自文化研究学者之手，他们也常常采用文化研究的框架、概念及相关理论，承认并以受众触媒行为中的选择性为研究前提。女性主义受众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为建立关于受众活动的解释学进行了探索。
尤其是在意义的符号学阐发与关于家庭权力关系的研究交织在一一起时，这些论争对媒介理论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问题是，由于过多关注受众的微观世界观，而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制约，研究未能审视更宽阔的社会语境。
四结语
在新闻传播中展现两性平等的概念，是女性主义者追求两性平等运动中重要的一环。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所要做的，是要在传播之林中为女性开辟出一片语言的空间，揭示女性与传媒的深层关系，改善传媒对女性的报道，促进女性的发展，争取大众传媒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真正的两性平等。
摘要：分析了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阐述了英语新闻传播学的历史沿革，研究探讨了英语新闻传播学教学现状与特点，以期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级秘书网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终身教育思想基本概述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已迈入新闻传媒时代，在该时代中，新闻传媒作为最具典范性与代表性的媒介体系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我国新闻媒介的有效发展，使其逐渐成为了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终身教育思想而言，早在几千年便成为了人们的启蒙思想。其中，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教育者之一，他所提出的“有教无类”从本质上反映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本质，并且在《论语•为证》中，孔子将自己一生的教育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外，控制在《论语•述而》中也制定了教学大纲，并对弟子的全面发展进行了总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庄子也明确指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并且所提出的“吾生有涯，学海无涯”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源头。在传媒时代的发展中，新闻传媒对终身教育思想非常重视，从西方推崇的平等自由到东方坚持的矜持柔和，都能够将新闻传媒对终身教育思想的本质见展现。从西方知名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言论中可以了解到，人只有接受终身教育思想日后才能成就，而这种思想的接受往往需要从儿童抓起。由于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受众在古代社会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而新闻传媒的出现，促使受众变成了媒介受众，各种新闻内容、新闻理念以及新闻媒介的发展，从根本上将这一局面打破。在今天，在以新闻传媒为主的时代中，每一位受众均成为了传媒社会中的主要人物。除此之外，在新闻传媒的影响下，受众往往会在几岁便开始接受教育，并且形成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基本现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二、新闻传播对终身教育的作用
所谓的终身教育思想是在积极适应社会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学习的一个过程。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新闻媒介将终身教育思想中的受众、思想与新闻融为一体，促使三者之间形成了统一、协调的发展关系。除此之外，在受到受众因素的影响中，新闻传播的特点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教育的范围也得到了扩大，从家庭到工作，从社会到朋友。近几年，在我国新闻传媒的发展与进步中，新闻媒介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特点逐渐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的特征。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分析，新闻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是展现社会事务的关键。在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作为最为基础的内容，对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进步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近几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下，新闻传媒得到了有效进步，人们获取终身教育思想的途径得到扩大。与此同时，在人们积极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中，各种类型的媒介产品出现在人们身边，以新闻传媒为主体的发展趋势下，人们能够将新闻传媒的特点与教育模式进行融合，在将学习习惯与学习方式进行改善之余，也从根本上适应了新闻传媒的发展趋势与发展变化，这种情况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是非常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媒介传播模式的。除此之外，新闻传媒如今已经成为了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对终身思想理论的传播与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开始，媒介产品、媒介思想、媒介传播的渠道便已经成为了终身思想理论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在上个世纪新闻媒介发展现状不容乐观，但是在今天，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促使新闻传媒、新闻媒介成为了终身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与依靠。在1970年，朗格朗所创作的《终身教育引论》成为了终身教育理论的主要著作，标志着终身教育理论的诞生，其中朗格朗认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基础是以人文理念为主，在通过新闻媒介的角度中实现受众在教育方面的实践与思考，这对全世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朗格朗还认为在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下，各种宗教信仰与职业交往会受到挑战，而这一系列挑战会从本质上改变人们的命运。其中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口快速增长、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生存模式发生改变等，在传播学理论中，“沉默的螺旋”在进一步将新闻传播的本质进行分析的同时，也进一步对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总结，近几年，在新闻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受到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且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次上，新闻媒介自身所具备的特点均会促进终身教育的创新发展，这对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而言起到了媒介保障。
三、利用新闻传媒推广终身教育思想
积极利用新闻传媒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宣传。从本质上而言，新闻传播学能够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利用新闻传媒对终身教育思想进行宣传。其中，在传播学角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知，新闻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利用新闻的传播也逐渐成为了信息交流与沟通的主要模式。其中，新闻传媒自身所具备的传播途径非常多，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新闻媒介产品，新闻媒介产品的运用，不仅可以提高新闻传媒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并且能够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与宣传。比如，近几年在广大受众中比较流行的微博、微信、QQ，均是终身教育思想传播的主要渠道，此外，各种类型的新闻节目，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受众对教育的认识，促使受众在获取终身教育思想上更加方便、快捷、及时。因此，利用新闻传媒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宣传，能够将终身思想学习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宣传效果。加强新闻传媒的建设，实现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新闻传媒是社会发生发展衍生物，在新闻传媒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导致新闻传媒自身的信息具备一定的虚假性，因此，需要加强对新闻传媒的认识，利用法律法规促使新闻传媒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受众通过新闻传媒能够对终身教育理念有所认识，并且能够积极展开学习。此外，在积极建设新闻传媒自身特征之余，能够将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在兼顾过去教育发展体系的同时，新闻传媒能够面向未来，推动终身教育思想照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只有如此，才能完善终身教育思想体系，才能将终身教育思想推广到全球各地，实现人们自身价值的完美。从整体角度分析，终身教育思想是一种教育理念，且具备丰富性、事件性与成就性。终身教育思想贯穿与人的一生，并且是全球人类的主要教育。在积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之中，要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将教育技能进行整合发展，使其具备系统化、稳定化、全面化。此外，为从根本上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将教育资源进行整合，根据教育实际状况，掌握人们教育发展现状，融入新闻传媒发展特征，从而实现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
作者：惠梓 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大学
一、新闻的平民化走向
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受众本位与传播者本位不同，传播者在参与传播过程中主要根据受众的需要来确定传播的目的、步骤以及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并以受众受传的实际状况作为评价传播得失的标准。在以受众为本位的传播关系中，受众是传播者服务的对象。”
二、受众的变化，引导新闻传播学转向思考
新闻平民化提倡“平民视角”，由于很多媒体都没能真正领会其含义，并在新闻平民化这个过程中，过度寻求娱乐价值和利益，因此产生了种种弊端。怎样赢得受众、赢得市场，这是新闻媒体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环境的时思考的问题。媒体受众的优秀，说到底，是在市场竞争中对资源的竞争内容所吸引的。新闻的内容及其发展、创新的深度决定了在竞争中是否能赢得先机。在我国新闻的深度报道，通常指的是客观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及是发现的本质和优秀等等。在美国和日本及西方国家，深度报道最常见的形式是解释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占布局和服务的50％。深度解释社会现象，在引导舆论，促进主流价值观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广播传播特性的限制，不适宜做宏大叙事的报道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广播不要深度报道，如果具有广泛覆盖优势的广播，去和 “报纸”等平面媒体比拼深度报道，将不具优势，并会给听众造成收听疲劳。
根据广播媒体的平民化走势角度来看，新闻内容的传播其特点符合平民的，深层次的挖掘趋势和贴近人们的生活中普及，人们的生活，为人们的其他方面来解决问题，是广播媒体的受众形成一种固定的重要途径。在对广播媒体的节目挖掘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关注广播媒体特性的研究和探索，以满足广播听众的需求，避免广播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同质化倾向。
三、新闻的“平民化”发展要求
平民化诉求，在报道内容上主要是体现人文意识，满足百姓的多样化需求。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媒体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生的意义，特别是重视对普通人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关注。新闻传播学增强人文意识，既是广播媒体追求高起点高品位的需要，也为寻求广大听众更多的认同所必需。
人文意识突出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不但要关注社会经济活动本身，而且要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2]。新闻传播学在内容上应突破就事论事式的报道，而把人特别是普通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向人文化和理性层面提升。从近年的广播实践来看，广播人在努力探寻新的表达形式，在报道角度、报道体裁、写作手法上不断求新、创新、出新，强力活化报道风格。新闻传播学更多采用纪实性、目击性的新闻手法，大量运用口播报道、现场报道、录音报道、现场直播等，写出来的东西更易于百姓去体验，给听众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感受，令人耳目一新。许多报道采用的那些富有时代事物特征的语言和富有人物个性的语言，使报道更生动、更新鲜、更简洁，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年来兴起的新闻主播用个性化的语言“说”新闻，与播音员照着稿子“念”新闻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平等、平易、轻松的方式，使新闻传播学更加贴近普通百姓，更为可亲可爱，也更能为听众所接受。
当今社会新闻平民化已成为我国各媒体发展的潮流。而媒体之间的竞争又是格外激烈和残酷，在这样的前提下，新闻报道的平民化作用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媒体竞争的实质其实就是新闻媒体对受众的争夺。虽然各自的条件不同，然而却都不约而同地步入新闻报道平民化的道路中来，这就证明了“平民化”道路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3]。传统的广播媒体新闻节目的优势，大多是利用媒体平台来表达一种霸权话语客气话，其深度和广度缺乏观众分享。新闻传播学的平民化，主要是新闻媒体的视角的转变，记者必须摆脱专业优势、改变思维方式，自觉关注平民百姓，关注公众生活，注意受众喜欢某些广播产品所表现的精神，充分利用声音媒体报道具有的平等、极其丰富的激情和运动特性的渗透，增强广播节目收听率，创造随和、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广播节目。
媒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手机、电脑、电视这三块显示屏占据了现代人大部分的注意力，大大小小的屏幕成了人们观察、了解、认识世界的窗口。便利的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它在培养人们信息依赖习惯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意见形成机制，并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变革。媒介化社会是对这种改变的概括。这种人人皆有的生活经验，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媒介化社会的问题。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性隐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文做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当前，新媒体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并且呈现出与信息管理、网络技术等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态势。这些研究无疑会丰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手段，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但这种趋势也使’‘我们与在人类学、文学研究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占优秀地位的批判的、阐释的、比较的研究方法整个地割裂开来。在新媒体研究中，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的理论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不同的传播学思想，提升学科的理论层次和跨学科对话的能力。
作者：张鹏杰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
一、新疆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1、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导性
从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背景和整体趋势上来看，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的颁布和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社会对学科、专业社会服务能力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2013年6月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教高〔2013〕7号）。教育部、决定联合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要求相关高校不断深化高等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改革、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其中要求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提高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首先要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因此这将对本院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2、新疆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由于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疆的教育文化事业与内地发达省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在新疆起步较晚，相关的探讨和科研论文较少。然而，新疆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契机中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新闻传播类人才，在人才数量与质量上需求在不断地提高，促使疆内个别高校从单一的新闻学专业发展到各个高校都开设了新闻传媒的相关专业。此外，由于疆外人才流入新疆的少，促使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需要自给自足，2012年国家学科分类整改后新疆高校陆续开设了新专业，为新疆人才培养和储备提供条件，促使新疆传媒人才的全面发展。
3、学生学习方式变化的需要
在素质教育的指引下，学校加强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网络化发展的基础上，学生的学习方式较以前的专业而言有了较大的变化，学生知识来源的多样化促使教师教学方法的变化，新闻传播学专业侧重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培养，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改进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积极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各种实践的机会，在新闻传播学专业中实践教学既包括了教学大纲任务中的实验、实训、课程设计、课程论文、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还包括学生社团、各类培训、考证考级、自主实践、学科竞赛与科技活动、社会实践、顶岗实习等。在以上提到的大量实践教学中，除了课堂上的实验、实训等教学任务是可以被学校或相关机构量化的之外，本专业大量需要教师跟进的课外实践环节是不被大家所熟知的，这些新的教与学的关系对实践课教师提出了要求。
二、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发展现状
1、新闻传播学专业师资力量薄弱
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专职教师中，青年教师比例大，职称低。专业的实践教学和管理人员均是兼职的，也没有参加过实践教学方面的系统进修。本院新闻传播学专业近年来在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管理体制、实践课程的建设以及教学内容、方法、手段、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往往忽略了教师能力培养在改革过程中的得与失，提升教师实践教学的能力，使其能及时发现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丰富实践教学的内涵，从而提升教学效果。由于专业发展需要，教师的教学任务相对较重，加之学校地理位置偏远，交通成本较高，知识更新相对较慢，在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同时，如何提升专业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学校实践教学环境情况
近年来，在办学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学院设法筹措资金，先后投入近300万元用于购买专业仪器设备，同时，组织力量积极申报自治区及部级的实验室建设项目。由本专业申报的采编技术实验室成功获批2010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项目，2013年底，专业装备总值660多万，为本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提高人才培养的适用性，学院还加强了与本地媒体的沟通与合作。2006年以来，先后与伊犁州、农四师、伊宁市的7家媒体以及霍城县广电局、霍尔果斯广电局等9家县级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目前这21家媒体均为本专业实习基地，是学院拥有专业实习基地最多的非师范类专业。通过专业实习基地这一平台的搭建，为专业学生见习、实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使这一专业人才的培养比较能适应本地媒体的实际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进一步扩大了该专业的社会影响，加强了该专业与地方媒体的沟通与合作。
三、提高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路径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高校教学活动的两个侧面，也是许多高校教学活动周期中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环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将要贯穿教学活动的始终。目前高校培养的本科人才和专科人才，主要是应用型人才，作为适应新时期高校教育需求的实践教学的教师，尤其要注意自身能力的培养。
1、加强对青年教师培养的组织保障
在大学教育中，不同学校应根据自身发展，对教师有不同的培养要求，教学型教师、教学科研型教师、科研型教师，同一学校对不同类型的青年教师应有不同的培养方法。我国高校普遍比较重视教师的学历教育，国家教育部门对学校的评定以教师学历比例为主要标准之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历教育也以理论教育为主，缺乏对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学院这一专业实践教学的教师除了学历教育和自我提升之外，鲜有机会参与进修培训，而实践教学的信息更新较快，因此国家应该将学历提高与进修培训相结合，提供一些专业的培训机会；再者，由于一些实践教学得不到政策保障致使一些年轻教师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不愿意选择实践性课程，多选择理论课，作为考核实践课教师的条件，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将教师实践教学工作的成绩考虑其中，特别是在教师晋升职称、年终考核、评优工作等方面提供保障。
2、健全青年教师实践教学的交流平台
新疆传媒人才较为缺乏，因此教学实习基地平台搭建较快，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政策扶持，参与实践教学的青年教师与实习基地的指导教师缺乏及时的沟通，致使一些实践教学信息落后。教育实习平台在满足学生实习的同时，应该也是学校与实习单位搭建的交流平台。其次，学校地处偏远，是伊犁地区唯一的一所高校，与外界的交流相对封闭，师生外出成本较高，教育部门和学校应该多创造和提供一些交流平台和机会，并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从而提高师生创作的积极性。
3、构建激励性的教师评估体系
由于大学里存在不同类型的教师，针对所教授实践课程的手段不同，评价体系应有一定的变化。针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步伐，青年教师考核的标准也应不断变化。学校教务处针对新闻传播专业的相关评估体系也多是借用数理化等理科评估体系，缺乏科学的专业评估体系。这一专业在实践教学中，除了实验课程教学、寒暑假见习、专业实习三级实践教学体系外，增加了课外创作环节。学生自主创作的作品可以通过一些实践平台得以展示，但教师的指导工作并未得到认可，也没有相应的认定标准，致使教师的积极性不高。要通过制定一定的奖励、鼓励政策提高教师的积极性，教师积极性与学生积极性的有机结合，实现教学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实现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近年来，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师克服自身在地理位置、办学历史、教学设施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师资水平仍是制约专业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之一，切实加强本院新闻传播学专业青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完善实践性教学体系，从而提升学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培养目标立足本地区实际，培养本地区适用的实用新型专门人才。
作者：陈永红 单位：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一、思政教育中面临的主要困境
1.大众传播所具有的经济理性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不仅对企业实行经营体制的改革，并且对党报也实行按照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独立实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进入90年代，报业集团逐渐发展成为市场中颇具实力的集团。在市场竞争背景下，大众传媒为了提高自身的收视率，得到观众的喜爱，很多时候会打破社会的底线，在伦理的边界上做文章，形成了一系列吸引观众眼球的节目，像性感播报、美女主持等，这种对原生态自然主义的展示，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心理，并且刺激了观众原始的欲望，从而形成感官上的刺激以及窥私心理。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渐渐模糊自己的初衷，放弃了自身的社会职责。传播性极强的传媒市场，可能会扭曲大学生的思维。在形成逐利型人格的同时，肩上的社会责任也被消磨干净。因此，大学教育者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大学生在经济理性的大众传播下，学会自我思考。
2.主流价值观下传播的弱化
目前而言，我国社会仍然处于转型时期，这段时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在这些问题出现的同时，大众的神经系统也被触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敏感的问题，像教育、住房、就业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大众传媒得到了经济利益，并且也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所以，大众传媒要对此问题进行大力的传播与调查。但是，现如今我国的传媒环境比较宽松，很多问题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出现边炒作边炫耀的局面，这种没有经过舆论引导的信息传播，一方面会使大学生无法及时辨别不良事件，另一方面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思政教育。
3.大众文化之中的解构传播
在20世纪80年代，港台文化被引入到我国，到了80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渐渐被人熟知。之后在21世纪，我国的大众文化才得到了发展。要知道，大众文化其实就是一种能够遵循社会逻辑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不仅追求商业利润，并且还追求物质消费，从市场与广告商的角度而言，大众文化在淹没大众的同时，形成了一种迎合大众趣味的泛文化。从体制的角度来说，大众文化在遵循文化的原则之上，对文化进行复制，从而形成断裂的、平面的文化碎片，这种文化碎片与当代的文化价值以及文化意义相融合。在20世纪60年，法兰克福学派就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总结出其主要的总体特征。就目前而言，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大众文化形成了上层建筑的次生意识形态，无论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是对社会中的价值建构，大众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大学生的批判意识比较薄弱，对事物的认识不够全面，往往深陷其中，因此，要想提高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就要培养大学生的批判能力，只有如此，才能使思政教育在大学生身上有所体现。
二、思政教育的新闻传播学方法
大学思政教育受到了大众传播的经济理性、主流价值的弱化传播以及大众文化的解构传播等影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状，促进大学思政教育的发展，那么就要在研究大众传播信息的基础上，运用新闻传播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众传播影响思政教育的诸多因素。
1.借助权威手段对信息进行传播
受众对接收到的信息保持三种态度，分别为全部接受、部分接受、不接受。对于信息内容的不同，受众的三种态度也会随之变化，从传播学理论来看，通过对受众可信度的了解以及读信息真假的判断，可以知道受众所持态度。受众对信息源的可信性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把握的，一种是传播者的信誉，一种是专业的权威性。传播者的信誉是指传播者是否具备客观、诚实的品质，而专业的权威性则是指传播者对自己传播的信息是否具备发言权。大学思政教育的本质是人际传播宣传与传播的过程，而传播者的可信度，对大学思政而言，起到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大学思政教育的传播者还是教育体系中大众传播的传播者，对大学思政而言，则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2.利用科学的方式进行传播
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大众传播的方式包括两种，一种是一面提示，一种是两面提示，这两种传播方式对大学思政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面提示在把对方的观点进行判断的同时，也对对方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并表明了自身的观点与意见。一面提示容易使对象产生抵抗的心理，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对象进行说服，但是，这种传播方式比较适合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对象。而两面提示则是在对对方观点进行判断的同时，也提出了自身的观点，这种传播方式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受众的理解程度较低，对传播的分寸掌握不准确，那么，容易形成反差，甚至形成对方宣传的局面。但是，两面提示的优点很多，不仅可以为传播对象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消除对方的反感以外，还对反宣传具有免疫的作用，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只能适合传播水平比较高的对象，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同时，对大学生也要进行分类，对于思想单纯、年级较低的学生而言，需要采用一面提示的传播方式，而对于思维活跃、年级较高的学生而言，就适合采用两面提示的传播方式。
3.正确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
“意见领袖”的概念是由传播理论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拉扎斯菲尔德作为意见领袖的提出者，在整个的传播范围内，拉扎斯菲尔德不仅为他人传播信息，并且还传播自己的意见，成为人际传播史上著名的人物。在大学思政教育的过程中，人际传播史非常重要。因此，教育者要擅于发现可以成为意见领袖的学生，对此进行培养，这样可以发挥学生的影响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在思政教育过程中，被充当意见领袖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属于平等关系，因此，不会形成组织行为，也不会被灌输宣传色彩。在整个的思政教育中，意见领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重视意见领袖的地位与作用，与此同时，教育者可以引用其他理论基础，比如社会心理学理论。
三、结语
思政教育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在被引入到大学生之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大众传播的经济理性、主流价值的弱化传播以及大众文化的解构传播。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状，促进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发展，就要利用新闻传播学的方式，切合实际的进行传播，才能真正使大学思政教育有长远发展。
作者：李礼 梁茜茜 单位：广西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