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21 11:13: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生态类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破坏的生态环境使均衡食物来源逐渐残缺等于自杀
人的均衡食物十分重要。人所吃的包括了动物、植物（含水果）。归根到底，所有食物的组成元素都来源于土地。但是，自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使用了化肥而不用人畜粪尿之后，人类主要食物来源的耕地便逐渐变质了。最显著的表面现象是，化肥、农药和工业污染不断增加了有毒元素，因其对人们健康的危害显而易见，所以也经常听到一些声讨之音。然而，笔者认为更加严重又极端隐蔽的祸害是，耕地里对人体新陈代谢所需要的有用元素，很多已经是逐渐减少了。虽然化肥、农药能使田螺、鱼虾立即毙命，但对于大块头的人来说还是不会立刻就怎么样。可是，深藏不露的暗箭才是人类真正自我灭绝的致命毒招哩！当然，耕地逐渐变质恶化的状况并非中国特有，应该是世界性的。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比较密集，耕地恶化趋势就可能更快些了。请大家细想一下，人吃进去了健康所需要的11种宏量元素和十几种微量元素，排出了吸收不完和分解了坏死细胞所汇集而成的，几乎同样数量的各种元素（出汗另排走少量东西）。人吃了一辈子东西，到头来也还依然只有一具身躯，这就说明了吃进的和排出的在物质元素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在二十世纪50年代之前，古代农夫都勤劳地将人畜粪尿作为肥料，当成宝贝一样，完完全全地归还给了耕地，所以生态平衡也就自然而然地维系了下来，几千年都一直保持着生态的良好状况。在那之后，却因“科技进步”反而逐渐将生态平衡的链条切断了。显然，这是人类缺少对于大自然规律的认识智慧所做出的无知和不文明行为。虽然人类自己以为是“科技进步”，但实际效果无异于制作冰毒等，所不同的只是化肥的祸害十分隐蔽而已。长此下去，实在是等于人类不断在为自己慢慢地深挖坟墓啊！
二、二十世纪50年代之后的生态平衡逐渐断裂的原因
二十世纪50年代至今正好已经60年了。在60年前的岭南水稻田里，到处是田螺、鱼虾、青蛙，那是原汁原味的生态平衡。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之后，生态平衡的链条就逐渐断裂了。今天，农田里不仅再难以见到田螺、鱼虾、青蛙之类，而是土壤板结，害虫肆虐，农作物变种，必须不断更新品种才能有较好收成。为什么生态平衡的链条会断裂呢？怎么能归罪于化肥呢？我们先看看化肥使用前后的突变情况就可以明白和信服了。笔者从小经常跟随着自己的老农父亲到田里干活，直至解放后的合作化，自己便成为农活里手，样样能干，也知道了不少田间事。记得那是在六十年前，也正是在农村合作化的过程中，突然听说是新出了“肥田粉”啦！买一小点（可能一两斤吧）就可以像撒胡椒粉那样肥上一亩田，何必那么辛苦地肩挑粪肥水下田呢！唉！人就是天生有懒根，能舒舒服服过日子，谁会不要呢？化肥的效力也确实厉害，既保住了稻谷照样收成，又养懒了人，却把田螺、青蛙、小鱼、益虫……，一概灭绝。记得开头的一两年，凡是施过化肥的田就见不到田螺了，田里倒是多了许多空的螺壳。几年后，几乎所有田都不见田螺了，也没多少小鱼被晒死，又没多少田鸡可捕捉了。后来便是害虫肆虐，夜里到处挑灯捕虫还顶不住。当然啦！没了益虫，害虫不凶残才怪哩！于是呼，生产队全面喷洒了“敌敌畏”。再到后来，又听说普通农药都不灵了，便开始用了什么“1605”，据说是德国法西斯发明的。那东西很毒，自告奋勇去喷洒的人，大热天里也要全身长衣长裤，包头裹脸，干一天就可以得到好几个工分哩！上面已经讲了化肥的三大“功绩”：代替了粪尿肥，养了懒人，灭绝了鱼虾和益虫。可是，更加根本的是，土地都变质了，板结了，哪里还有什么腐殖质可言呢？以往收割早稻时，一脚踩下去就“咕咕”响，直挤出了很多气泡。现时的稻田里，脚踩下去，既无声息，也硬邦邦。从此，害虫越来越猖獗了，农药越用越多了，生态平衡的链条断裂了！
三、现代人的所作所为等于逐渐使自己毁灭
悲呀！养活健康人需要均衡的营养，要庄稼长出好果实也需要充足的多种物质元素嘛！几十年都只凭借着那么一点儿化肥，土壤里哪里还有那么齐全的有益元素呢？恐怕化肥的这个“功绩”才是最“伟大”的吧！虽然化肥、农药等对人体也确有些直接的毒害，但如果体质好，内脏功能好，身体就会自己解毒、排毒。可是，如果人得不到均衡的营养，找不到必须的物质元素去制造和替补躯体和各种器官的特殊细胞，躯体和器官功能就日益下降，哪里还有什么能力去解毒排毒和抗拒疾病呢？不病才怪哩！当然，只要氮、磷、钾三种化肥充足，稻米、小麦、番薯……，一切庄稼照样生长，也有收获。问题是想要地里长出怎样的食物，又要吃食物的人长成怎样的人。健康的人体需要11种宏量元素和十几种微量元素参与新陈代谢，天天要制造出各种新细胞去替补老死的旧细胞，每天都在消耗掉各种元素。目前的农业情况是，化肥含有氮、磷、钾三种元素；光合作用使作物生长，又从水和二氧化碳得到了氢、氧、碳三种元素。所以，作物能长期得到的就只有氮、磷、钾、氢、氧、碳6种元素，健康人体所需要的11种宏量元素中，还缺乏硫、钙、镁、钠、氯5种。至于其它的十几种微量元素，耕地里就更加逐渐难以找到了！耕地里整整有20种重要的人体组成元素在不断地减少！现代人只要求地里长庄稼，却不给地里全面补充各种元素。结果，同一个品种的稻米、番薯等粮食虽然一样有收获，却变得越来越不香，产量也可能越来越少，又越来越怕病虫害，农民称之为“变种”了；只用化肥所种出来的菜就既缺菜味又多苦涩；不施有机肥的水果，过些年后也“变种”了，连最久负盛名的广西沙田柚也会变得干瘦又不香甜；用单调的饲料喂养出来的农场鸡、猪，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农家放养的鸡、猪的肉鲜嫩可口；不注意营养均衡的人，其健康也必定越来越差，各种疾病不请自来。似乎很健康的年轻夫妇想要孩子，却不知道怎么就生不出来，是不是基因也出问题了呢？不知道癌病患者怎么就越来越多……。这，就是当前生态平衡状况所导致呈现出来的现象。而且，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是世界普遍现象，是地球全人类绝种趋势所最初呈现出来的征兆。化肥、农药、工业污染，它们灭绝了小生物，虽然罪证确凿，其害处让人人都眼见心明。可是，对于维系人体健康的物质元素的逐渐缺失所造成的长远危害，人们却毫无感觉，连专家们都还在吹捧和感谢化肥所做出的“贡献”，可见软刀子杀人是何等隐蔽阴险啊！这才是让全人类逐渐断子绝孙的毒招哩！现代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屠刀不断地杀着人类自己的子孙后代。
四、大自然的地球生态规则的辩证机理
自然规律指整个宇宙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大自然对于地球生态环境又有具体守护的严厉规则。人类如果缺乏认识大自然的智慧，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就违反了自然规律，是对大自然犯罪，就必然要遭受大自然的惩罚。有人误认为地面上的野生动植物就是生态环境，须知那些都只是大自然后期才请来的生态环境客体而已，人也是客体。生态环境不应该是只对人而言的，是对着地球上整个生物圈而言的，是生物最根本的共同的原始环境。土地、阳光、空气、水，四项合一就总称为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基础条件。地球表面上的土地，是大自然经过高温的锻造和亿万年的风雨淘洗出来的，是生成各种生物的基础，也是生物各个种群赖以安身生活的地方。所以，维持上述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才能真正维持生态平衡。生态环境是生物圈所有各个种群的共有环境，任何种群有破坏行为，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地球的诞生是宇宙自然规律在非生命领域的运行结果，地球上的生态平衡则是自然规律在生命领域的运作目标。大自然在地球上创造生态平衡的目的，是为了让应该生存的生物都自由繁殖。大自然给予地球生物各个种群内外之间的关系所制定的原则是：互相制约，和谐共处，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这既是大自然对地球生物圈的唯一要求，也是大自然对于地球生态环境的具体守护规则之一。大自然允许生物为生存而自私，却不允许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如有违反，便通过客体间的“互相制约”原则相互惩罚。若互相制约还无法奏效，大自然会亲自动手，从肇事物种的生成材料，即从其身体的组成元素数量方面逐渐减少以实现惩罚，直至最后将其灭绝。这就是大自然维护生态环境的两条主要规则，是大自然自己历经亿万年才陶冶出来的，简单、严密，严厉。大自然制定生态规则，目标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让地球上的生物生气勃勃，呈现出一派繁茂平和的生态平衡景象。首规则是互相制约，可以俗称弱肉强食。生物各个种群之间，可以各自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以其它生物作为食物来源，这是大自然给予所有生物的权利。为了生存，互相残杀无可厚非。但是，凡事不能过度，一切野生的动植物种群，你灭绝了它，可能其它种群就会反过来灭绝了你。公鸡怕蛇，蛇怕蜈蚣，蜈蚣怕鸡。三者同在，你看我，我看它，相安无事，谁也不敢乱动。若少了任何一个就不平衡了。益虫、害虫和人类之间，也含有互相制约关系的成分。生物种群之间，就是那么巧妙的互相制约着。人工饲养和种植倒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人类的文明行为了。人类正是从学会饲养和种植而开始走上文明道路的，不仅仅是会建造房子才算文明行为。至于在种群内部，互相制约规则当然也起作用。除了个体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而争斗之外，某些动物当意识到自己繁殖得太多而食物不足时，母体还会预先毁掉部分幼体。人类的计划生育也是种群内部的互相制约行为。二规则主要是身体组成元素问题，可以俗称适者生存。此规则再配合其它的次要因素，如天气、气候、地壳突变、海洋灾难等，就可以令一些生物个体或种群被自然淘汰。这项规则的执行者是大自然自己。如果是大自然想要淘汰掉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人类的某些个体想当好心人去极力保护也是枉然的，除非你代代相传的永远创造人工条件去苦心养护它。
五、近代人类不断破坏着生态环境，某些作为不如野生动物文明
野生动物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近代人却通过不断降低土地、空气、水的质量而不断破坏着生态环境，所以人类已经变得不如野生动物文明了，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害虫虽然与人类为敌，也都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一切的野生动物吃了自然界的物质，那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是执行了大自然所制定的互相制约首规则。它们从地面上吃了多少东西，都会将原来的物质元素全数的拉撒出来归还给地面。野生动物在生命过程中所消耗的仅仅是转化的太阳能，地面物质元素丝毫没有因野生动物的存在而减少，所以它们完全没有破坏生态环境。同样，在二十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几千年的发展都只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而已，并没有破坏地面的生态环境，所以大自然都很慷慨地给予支持。人类吃掉了多少动物和植物，大自然都没意见，还让人类的文明程度越来越发展。可是近代的人类小聪明就越线越轨了，完全的利令智昏，违反了自然规律。那些现代化的自来水对着马桶一冲了事，你吃了地面上供给你的那么多的物质元素，就让其白白地流归大海，这还不缺德吗？这还不是连野生动物都不如吗？于是乎，大自然严厉地下发了惩罚令，立即把人类的文明曲线往下拨！害虫吃掉了庄稼，人类的癌病、传染病越来越多，暗中又逐渐减少了元素供给，令人类逐渐断子绝孙……，这一切都是大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安排。你破坏生态环境越严重和越长久，就给你惩罚得越厉害。人们（特别是农民）都讨厌害虫是吗？它们可是大自然专门用于执行惩罚措施的忠实使者！害虫们丝毫都不破坏生态环境！佛教讲究报应，笔者不懂佛学，不知道其报应的执行机制如何。但是，在大自然科学这里，用“报应”这个词来解释大自然生态的严密规则实施过程，倒是十分贴切的。上面所述已经使大自然的报应机制历历在目，并非任何难以想象而见不到的天兵神将。
六、生态平衡断裂的长期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农业生态平衡的开始断裂，已经60年过去了，再过60年、600年……，耕地里去哪里找回那么全面的各种宝贵的宏量元素和微量元素来供给庄稼吸收生长呢？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开始使用化肥，不良情况都不相上下。长此以往，地球上全人类的子孙后代还能活下去吗？再过千年、万年之后，恐龙灭绝的命运，难道就不会轮到了地球人类的头上来吗？到了那时，生育功能有障碍的人，恐怕就不是特殊情况，而是一般情况了，因此，说断子绝孙的结局并非是危言耸听！由于笔者先悟知了这层道理，便心情沉重，深感有责任唤醒众人和促成决策层重视。倘若我今日依然心安理得，认为自身已老，事情与己无关而继续养老休闲，那就少掉了一颗人心，连动物都不如了，完全失去了一辈子做人的意义。这就是我开通了公众微信号，天天播发《自然与人》书稿的原因。诚望众人都能对生态平衡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七、面对生态平衡断裂的现状应该觉醒
中国梦！不仅需要很多高楼大夏和优美环境，也不仅需要物质丰富和百业兴旺，更需要食物安全，营养均衡，身体健康。中华民族在受尽了一两百年的屈辱和贫穷之后，能从一穷二白变成今日的丰衣足食，昂首阔步地挤到了世界队伍的前列，并且敢于有了自己的伟大梦想——中国梦，作为中国人是多么自豪！可是，2015-04-19，有一则微信消息暴露：“为期4天的第28届‘首尔国际食品产业大展’，15日在韩国高阳市KINTEX落下帷幕。占据60多个展位的中国展区连日来几乎无人问津，与周围的发达国家展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展位几成‘无人区’”。如果这是真实的信息，那是多么令人遗憾哦！食品安全问题应该令国人用心重视了！中国梦，我们的梦，我们要做成功中国特色的梦，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智慧，既让经济高速发展，又让生态环境逐渐恢复过来，让国人个个吃得放心，让中国食品样样绿色，享誉全球。随着生态平衡的恢复，除了农业可以照样丰收之外，还能附带消灭目前城市和乡村都粪尿横流，到处污染的肮脏境况，并且可以省去了大量的污水处理资金。因此，很希望国家决策人将农业的根本治理列入当前的重要国策之中。笔者虽然已经是古稀老迈，还可以，也愿意无偿地为国为民献计献策，让全国农业完全恢复生态平衡，领先世界。而且，当新的农肥工程启动之后，必定可以拉动国民经济更快地向前发展，挖掘出大量的新商机。
八、认识好大自然就是积德行为
人类以往之所以违反自然规律而破坏生态环境，或许只因缺乏对自然的认识而在无意中发生。至于在人类自己的种群之内，也要像有些动物那样互相残杀，甚至比动物还严重和残忍得多，那就是文明人类所明知故犯的野蛮行为了。大自然所制定的地球生物各种群内外的关系原则之中，既是互相制约，又要和谐共处嘛！不论是无意破坏环境，还是同类互相残杀，都是智慧欠缺的表现。欠缺智慧，就是缺乏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如果能充分认识自然本质的话，大自然赐予给你的是无限量的资源，何必争抢呢！人类只要能同心协力保护好生态环境并且和谐相处，不要把资源消耗在无端的种群内互斗之中，地球上的人口再翻倍也同样可以全部过得幸福美满。如果人类的智慧有足够大，人类文明是可以无限高度发展的。否则，人类文明曲线已经正在逐渐下滑了！子孙后代危着哩！只有充分认识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使人类文明继续向新高度发展。当人类充分认识了大自然的本质规律之后，就能够借助于大自然的无穷动力和能源、资源，去做出伟大的发明创新，就能不断给予人类创建新文明和幸福生活。否则，如果违反自然规律，人类越聪明就有越多的破坏性发明创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也就越厉害。那样下去，人类必然不可避免的逐渐走上了灭绝自己整个种群的道路。因此，可以这么说，认识好大自然就是积德行为。多一个人认识了大自然的本质，就多一份保护生态环境的正能量，也就是为大自然多积了一份德。这是在积大公德，不是在为你自己积小功德，意义不同。
九、中国应该竖起人类文明新道德的大旗
佛教是劝善，普度众生不准杀生；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安排人的命运；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主宰命运的圣主。这些都是人类始祖创建出来劝人行善的方法。作为神教，在中国原创的是古人创建的道教，它尊道贵德，惩恶扬善。道教广泛地学了道学、仙学、神学、医学、巫术、数理、文学、天文、地理、阴阳五行。追求通过炼仙丹、食仙药、蓄内气、修功德，以求达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他们在修道过程中不断认识与遵从自然规律。仔细想一想，无论那个教派，他们都不只是劝人行善，也包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努力维护生态环境。然而，面对人类道德的滑坡，面对大自然被破坏的严峻形势，我们不能只有善心和悲叹，不能善而无为。我们不要满足于对大自然的表面认识，应该更深一层地认识大自然的本质规律，充分了解人类的子孙后代正在遭受着大自然惩罚而逐渐走向灭绝的命运。中国道教的尊道贵德，惩恶扬善，值得弘扬；我们要配合中国古今各家的其它优秀品德修养，一起发扬光大，以提高国人的品德素质。自然规律，只能认识、利用、顺从，不可违抗。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带头提倡人类文明新道德，配合新时代和新条件，群策群力创建起中国式的新道德规范。应该按照大自然的要求，在生物圈中认真执行互相制约，和谐共处，共同维护生态环境的原则，争取在给大自然行善积德中，为全世界先竖起典范。应该配合现代化建设，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不断向上发展，为子孙后代的永远康泰幸福，努力积下第一层大公德。中国应该高高竖起人类文明新道德的大旗。中国的新善德必定会像青藏高原那样高高竖起，让全世界的人类都肃穆仰望，崇敬效法。
作者：李开乐 单位：广东省气象台退休高工
一、终极目标
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的“诗意地栖居”18世纪后期，蒸汽机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人类逐渐用机械化生产替代了手工生产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工业化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由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现代化，仅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进程之快超出了人类自身的预期。日新月异的物质需求促使人类对生态环境进行加速掠夺，导致生态系统严重分化与断裂，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中心论不仅仅恶化了人所处的外在世界，人类的内在系统也处于一种不协调、不统一的状态。因为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安排以资本为优秀，那些占有资本优势的群体不仅对“在世”自然环境进行疯狂掠夺与压榨，还对那些资本较少或无资本群体进行无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被剥削、被压迫群体的身体与灵魂发出了痛苦的呻吟，美在此遭到了扭曲，人类生活所追求的“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在此变成了幻想。1962年，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处于交叉路口的名言:“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条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持我们的地球。”这里所讲“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是人类不顾及生态环境追求物质无限增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另一条路指的是生态文明之路。当今世界，社会生态及自然环境的双重恶化，推进了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研究的理论进程，也提升了美学与文艺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基于此，海德格尔等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平等游戏，提出由遮蔽躲闪走向澄明之境，真正实现人类生活的理想目标，即“诗意地栖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态美学，即实践美学，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存在论哲学。“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命题，奠定了实践美学产生与发展的坚实基础。实践美学作为我国美学发展的主流方向，长期指导着我国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观的实践美学要求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这种美学观，孤立片面地理解与把握某一方面将会把人们引入错误的路线中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观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但在实际运用中，片面强调人对世界的征服与改造作用，使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致使“诗意地栖居”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长期以来，由于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观，片面夸大了物质生产资料作为人类活动的唯一因素，人们未将其放在主客体和谐关系之中去理解、把握，使实践美学的优秀思想一直被误解为“服从与被服从”、“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人们一直把生产工具、技术革命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片面、孤立地强调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从生态环境中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人类生活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二元统一性处于“取此舍彼”的状态，造成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双重破坏。人们的实际行为与做法与其追求的终极目标“诗意地栖居”渐行渐远，理想演绎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实践美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要用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度，充分吸收20世纪以来生态哲学发展的新成果，补充与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美学，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生态哲学思想，为人类生活与世界的和谐美创造条件。具体说来，具有现代人类学立场的生态美学，将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相互包容、相互补充、相互发展的关系，而非“舍此取彼”的关系———人类生活中的世界是人类“在世”的直接写实，对人是一种“人的存在”关系;人非超越于世界的绝对意志或抽象精神，而是一种“内在于世界的存在”。所以，站在现代人类学立场上的生态美学，从根本上消除了主客体二元关系中那种抽象的对峙关系，将人类强调并付诸实践行动的对世界的占有关系、改造关系、利用关系，特别是掠夺关系，转变为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互相尊重、相互融洽的和谐关系。主客体的二元关系在人类生活与活动中不分主次、浑然一体。惟有如此，现代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和谐美的本质才能真正彻底得到理解与贯彻。
二、现实选择
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路在何方“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民族独有的美学观。它在本质上没有西方哲学推崇的主体中心主义至上论，而是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内在循环的一个元素，人类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诸元素之间是一种平等、并列、守衡的关系。生态美学解决的是人类生活与世界的对立关系，搭建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均等的关系平台，目的在于坚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理性选择。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生态环境承受能力有限，将经济增长作为现实抉择的终极目标，不可避免会出现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以及生态危机，不仅使经济增长目标难以为续，还会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安全。目前，我们不仅没有贯彻执行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的和谐性，反而将人类生活与世界置于高度紧张的对立与冲突之中———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目标而不顾生态环境资源的客观有限性及不可再生性，疯狂向生态环境索取，将人及世界推向了危险的边缘。不仅如此，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以及技术条件与管理能力方面的限制所造成的极其低下的利用效率，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生态系统失去了应有的和谐美，现实中的生活压力带来的身体恶化、疾病泛滥、精神迷失以及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毫无美的意境可言，其审美性质与审美价值逐渐消失，最终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必须彻底地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切实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变为以经济发展目标的内涵式道路。生态环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审美性质与审美价值。我们必须抛弃人类主体中心主义，尊重生态美与身体维度的统一和谐性，按照审美性质与审美价值观构建生态系统，最终使人类能够“诗意地栖居”。现实中，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仅仅狭隘地关注人的主体利益与人的当下生存，这一思潮目前在我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人与人之间为掠夺有限资源，造成了紧张的社会对立关系，应有的生态系统审美观已荡然不存。更为严重的倾向是主张人的灵与肉的分离，将身体与灵魂设定为“此岸与彼岸”的关系，割裂了精神与身体相互依存的事实关系，从而无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美学观。麻木的人们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这是对身处被污染环境中劳作的社会公众的身心摧残，导致了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感觉的丧失。现代生态美学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将身体的自然美、精神美与世界统一起来，逐步实现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由与解放。
三、结语
生态美学的优秀思想与本质在于和谐。和谐不仅指生态环境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也不仅是人类与世界的和谐，更是指人类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人类不能将希望获得的彻底自由解放完全寄托于外在的自然界，更不能希望从生态环境中寻求一种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安慰与寄托。生态美学之身体维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体现出既是物质或技术的，又是超越物质或技术层面的体现人文关怀的理想情操和审美观。从这个意义上看，站在人类学立场上的生态美学体现了美学本质，从根本上根除了庸俗的物质至上的功利主义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作者：吴佩君单位：温州城市大学
一、物质需要的无限扩展与生态问题
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物质需要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就能够得到满足，可人的精神需要则除了精神生产的满足之外，还有精神本身、精神活动过程的满足，即精神满足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事实上，人的物质需要也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人的肉体并不仅仅是为了生产的，生产只是人的肉体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生产活动也并不一定只是为了产品的生成，它还包括人自己的内在活动性的实现与满足。精神需要是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自内而生且不断发展着的需要，是在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通过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与思维、情感、认识、意志等因素相关联的一种渴望满足的心理状态。马克思认为，即使一些如“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类常见事物，在人那里不仅可以成为物质需要的对象，而且可能成为精神需要的对象。如果我们把物质生活理解为一种外在的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就是一种内在的生活。对于人来说，内在的精神生活才具有根本意义，不仅是因为这里天地最为广阔辽远，而且是因为在这里盛开着生命本质之花、体现着人全部生存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就要进行精神生产。广义的精神生产指一切精神现象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狭义的精神生产指高级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以精神产品为其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生产，但它却必须以物质化形式去表现或存在。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后来才分化出来的一种生产形式。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才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精神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形式，它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消费对象。通过精神生产，人的精神需要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满足，同时也通过消费精神产品而得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愈增强，精神生产的动力就越大，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就可能越高。当然，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往往内含着相应的精神成分，满足了一定的物质需要也就同时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精神需要。人们常常将人的物质需要等同于动物的物质需要，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人的物质需要自人的精神产生之时起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质需要了，而是掺和着精神要求的物质需要。人之需要的发展空间是由自己开拓的，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具有精神性的和不满足于现状的存在物，他必须不断地进行创造和寻求发展。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不仅是人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是人的需要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人虽然是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文化的综合体，但人一旦倚仗精神、依仗社会文化从自然中站立起来，他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存在者。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倚重依赖，使得自然界不能像当初那样直接地为人类提供必需品，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进一步依靠精神、依靠社会文化来对自然材料进行改造和加工，使其符合自己的需要。人的这种自然需要的不断扩展其实是通过文化的参与而实现的，无论是需要种类的增加还是需要品格的升级，本质上都是由于其中之文化因素的发酵所致。所谓消费升级，表面上表现为物质产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提升，实质上则是体现着人的消费心理、消费文化、消费精神的开放与不断满足。所以，人的精神、文化不仅打开了人的自然需要的界域，而且现实地参与构建着自然需要的内容，离开了人的精神文化，人的自然需要便立马回归锁定在它动物式的封闭范围之内。所以，人的精神不仅管理着人的精神需要的形式与内容，而且管理着人的物质需要的形式与内容，两种需要因共同的精神本质而相互贯通，人是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二重属性的统一。
人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贯通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物质需要范围的拓展是由精神需要而引发的，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使人突破了其动物性自然规定界域，人成为一种新的面向对象、了解对象和把握对象的存在物；精神需要在使人成为对象的人的同时，也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人的精神在打开他的总体自然存在疆域的同时，也打破了他的自然需要的限度，使得人的需要呈现出不断上升和无限扩展的态势。可见，一方面，正如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使人打开了难以穷尽的欲望空间，使人不必像动物那样完全被锁定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内一样，也正是人的无限欲望对需要的不断流注，才使人的需要源源不断地发展，也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断发展，才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人越是成为精神的存在物，他就越想要突出和表现其自由本质，他就越是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内在发展冲动，这样的发展冲动为人之不安于现状和想要超越现实的诉求所表达。因此，他在推陈出新着自己的存在形式、自己的内在需要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在不断地发展和奔向那个遥遥无期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发展”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于争夺有限物质利益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始于需要对象的有限性和人对满足欲求的强烈渴望。人的精神与自由使人的需要变得无限，而无限的需要最终会指向无限的发展。人的无限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无限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又加重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压力。历史上的无限发展论基于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发展出这样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二是认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是无限的。过去，人们总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无限广阔的资源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各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同时，人们总是相信，个人的知识虽然有限，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凭借其文化积淀而持续地认识自然和不断地生成新技术，从而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提供用之不尽的手段和工具。基于以下理由，无限发展的理论的两种认识都存在问题：首先，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其次，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方法也不是无限的。就第一个方面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另一类是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成历史的产物，它的总量是有限的，而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也只有在保证其再生周期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可再生资源并不等同于无限的资源。同样地，人类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手段也不会是无限的。虽然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这种能力相较于无限的自由仍然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在无限的需求促成无限实践的条件下，会造成无限的生产与消费，而无限的生产与消费，就必然促成无限的发展，而正是这种超越了生态限度的无限的发展，才导致了当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在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之下，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江河日下，如果人类仍然不警醒，仍然不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最后必将走向自我毁灭。有人认为，人类完全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无限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对此观点我们持否定态度。其实，正是人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能力的总体的绝对有限性，才导致了当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对象存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而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通过已有的知识来把握自然对象，因此“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能力的展开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基于既有知识系统不断地自我纠错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二、像人一样生活：需要与生态的内恰
人要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质。他进而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与自由，并不像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各门关于人的科学那样，仅仅将人当作一种客体，通过各种层面的知识就能够被认识。我们认为，对人的认识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物质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无限，所以这种总体状态与人的需要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换而言之，就是要在满足人之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着力于其精神世界的开发，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但是过去的无限发展理论，却并没有受导于如此的认识，而是将人的物质需要从自然限度中释放之后，就让需求如脱缰的野马任其狂奔。人们沉醉于对物质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满足之中，物质需要成为人们耗费精力而永无注满的无底深潭，使人们沉溺于无止境消费和无意义的生活。如前所述，无限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是严重的，而要摒弃无限发展主义，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须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规定之中，即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让人类习以为常的无限的物质需求“回归”到它的一定的应有限度之内，即必须对人的物质需要进行合理调控。那么如何进行调控？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类物质需求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能够提供相应需要的限度之内，人类物质需求应当是一种被调控的生态化的物质需求。要对人类的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调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培养人们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人们只想到其无限的物质需求应当不断地被满足，而很少考虑那些无限的物质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没有考虑到它们有没有符合生态要求，是不是具有内在的生态合理性。面对如今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各种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考量，在考察它们是否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而要进行这种合理考量，就得有这样的意识准备：一是树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限意识。人类需求内含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是二者构成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人的精神需求可以无限发展，而人的物质需要则不能无限发展，它必须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度意识。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节度，物质需求也是如此。物质需要须符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个体生态的内在节度，任何超出这些节度的物质需求，都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都必须得到调整。三是确立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意识。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态有利性、需求对环境的生态维护性以及对实现需求的条件可能性，从这三个方面对人的物质需要给予全面考量。那么，如何培养人之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对于控制我们过多的欲望，对于我们物质迷狂精神的生态化“整肃”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道德经》则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寡欲可以养生、养性，而这种养生、养性原则因天人合一而完全内恰于生态要求。荀子则认为相对于总体上谈欲之多寡，不如谈欲本身的性质规定。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他认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长则无伤于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实主要是谈寡物质之欲，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关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们则认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更应当增多。这是因为我们对精神对象的分享不仅有利于人们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会造成其自身的减少，就更不会因此带来生态问题。那么如何开发人的精神领地、如何发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为一个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们认为至少得注意两方面：
一方面是培养精神存在意识，另一方面是加重精神活动的实践比重。培养精神存在意识，首先得树立“人本质上是精神存在物”的信仰。19世纪德国哲学家奥伊肯提出，在我们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独立的、内在的精神生命，它来自于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精神生命在我们身上的体现。这种精神生命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不是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可以在日常经验活动中可以得到的东西。它虽然十分内在和深刻，但我们却可以唤醒它，因为宇宙精神的显现与我们的精神追求过程是二而一的进程。他说：“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我们则认为，精神生命是世界存在的内在本质，精神生命充斥于整个宇宙之中，它既存在于我们的对象之中，也内含于我们每一个体的生命之中，人的精神与宇宙的精神是相互贯通的。人必须且只能以精神的方式与自然对象真正融为一体、化为一炉，从而实现自我精神本质与宇宙精神本质的统一，完整地将整个精神生命世界的博大、精深、圆满及永恒表现出来。人只有以精神的方式存在，他才会感觉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也才会升达于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当然，人本质上以精神的方式存在并非意味着人要脱离现实生活，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精神本质。精神存在意识的生活践行，并不是将精神意识进行个体固化，而是促使精神存在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但是，我们同样认识到，在当今物质主义泛滥的情况下，践行精神存在意识是具有一定困难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生活方式进行扬弃，使人们从物质主义统领下的技术结构、社会结构和大众结构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技术进步的后果，就其关系到日常生活而言，在于形成了生活必需品的可靠供应。但是供应的方式使我们在这些必需品中得不到多少快乐……它们仅仅是物品，可以在我们注意到它们的片刻通过支付货币而获取”，技术结构使人框套在它的生产—消费环节上，人的精神按照它既定的步骤运转，自由因为被打上了物质机器的技术钢印而无法动弹。而社会的结构化统治，又使人被归结为既定社会位置的存在者。庞大的社会结构使人变成某种适应社会结构的单纯功能者，人们瞄准生活中的各种地位，以丧失品质、压抑个性的方式嵌入社会所规定的理想位置，人的存在精神被置换成社会存在的位置意识，而这样的社会位置却不过是走向物欲满足的暗道。同样，大众化统治也使人失去其内在的个体精神本质。“在群众中的人们看来生活是以享乐为目标的，而只在皮鞭的威吓下或在渴求面包或渴求更好的食品的驱动下才去工作。”同时，群众的影响使人不再是独立的自我。一方面个人不再是他自己鼓励的自我，而是作为一个群众中的成员。
另一方面个人也不再张扬其自处时的独立状态，而是将自我意识融化在群众意识之中。人被这些结构统治着，找不到自己的方位，不懂得自己的本质，看不清自己的真正需要，也不了解自己的存在意义。因此，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具有精神本质的存在者，就必须从这些结构中寻求自我解放。所谓解放，并不是要将这些技术、这些社会管理模式和大众化生活方式完全抛弃，而是要在一种更高的“精神统领的生存”视野中重新安排这些生活，使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被安放在它们应处的合理位置，从而使人过上一种真正像人的、属人的生活。人是人的创造者，人应当且必然过自己的生活。因此，生活的结构化只不过是人的生活自由展开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人在哪里跌倒，人就会在哪里爬起。最终，结构化、模型化的生活方式必将被超越，它将成为人们走向精神性存在的一个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布满蛛网的小小驿站。
作者：唐凯麟易岚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1国内外研究动态
西方关于生态文明的学术流别主要包括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改造和保护自然界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的利益;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自然界是世界的中心,人应当服从和保护自然界。西方马克思主义既不赞成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赞成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三是生态文明教育。国外生态文明教育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社会生态文明教育,主要通过生态运动,如绿色运动、环保运动等对全体公民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二是学校生态文明教育,主要通过开设生态文明课程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除了生态科学、环境工程等专业课之外,开设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选修课程。
2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
(1)选题意义。在当代世界,设计艺术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推行生态设计。设计艺术类大学生将承担生态设计的历史重任,他们的生态文明素质如何,将直接影响生态设计乃至生态文明的发展。因此,该研究对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推动生态设计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价值。推行生态设计,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具有生态文明素质的设计师队伍。设计艺术类大学生是生态设计的生力军和后备军。开展该课题研究,可以明确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目标和内涵,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有效对策,建构适应于设计专业特点的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模式,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创新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理论,而且有利于提高设计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从而推动生态设计乃至生态文明的发展。
3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目标与研究内容
3.1研究目标及理论依据
(1)研究目标。构建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模式,为提高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培养效果,推动生态设计乃至生态文明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决策建议。
(2)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是本研究的理论渊源;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是本研究的理论借鉴。
3.2研究内容
(1)研究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及其培养的内涵和特点。设计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是指从事低碳设计、绿色设计和循环设计所必备的主观条件,包括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品质、生态设计能力等三个方面。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是指高校对设计类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观念教育、生态文明品质培育和生态设计能力培训的活动过程,具有实践性、综合性、时代性等特点。
(2)探讨构建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模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是从发展生态设计的客观需要来探讨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从塑造生态设计师的内在要求来探讨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三是从深化高校设计专业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探讨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3)调查分析我国设计艺术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现状,特别是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了解我国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4)构建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新模式。该培养模式拟分为三大模块:一是生态文明观念教育模块。包括两类课程:生态文明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在生态文明专业课程方面,主要开设低碳设计、绿色设计、循环设计等课程;在生态文明选修课程方面,主要开设生态文明科学、生态文明哲学、生态文明伦理学、生态文明美学等课程。二是生态文明品质养成模块,包括两个方面:生态文明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等心理品质的养成;生态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三是生态文明能力培训模块,包括两类:专业实践训练和社会实践训练。并探讨三大模块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分析该培养模式的特点:即创新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等。
(5)提出优化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环境的建议。首先,分析培养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国家政策、新闻媒体、社会风气、家庭教育、校园生态文化等;其次,探讨培养环境对设计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的影响;最后,从政府、社会、家庭、学校等多个层面提出优化环境的具体建议。
作者：周芬芬 单位：南华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一、身体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策略
哈维指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进程中，对身体的压制和利用是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的一个最基本的支点。因此，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需要从身体本身出发，而且必须从工厂这个有限的空间规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间规模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必然蕴含着资本与身体的关系，因为工人的身体是劳动力的物质载体。并且，马克思已经证明，工人在工作场所和消费领域这两个方面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循环机制。所以，由于劳动力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哈维认为:“资本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身体进行循环，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体转变为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品。”②在交换和分配领域，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换取资本家分配给他们一定的货币工资，从而获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取得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资本家因此而赚取利润。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之间是一种相互限制的对立关系。阶级斗争于是首先围绕工资而展开。工人的工资不但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哈维指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工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明显增多:跨国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跨国公司的灵活生产，以及“削减规模而产生的失业、对技能及技能报酬的再定义、劳动过程和专制性监督系统的强化、精细分工愈益专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向替代性劳动资源的转移)以及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的不同身体实践和价值模式之间的强制的竞争性斗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作为个人的劳动者的不平衡地理价值，对生活在可变资本循环之中的劳动者的身体所造成的明显的影响确实非常强大”［。无疑，这些不利因素不但对工人的竞争力、收入水平以及身体状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对阶级斗争构成了更严峻的压力。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既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体潜能，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开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利润空间。他们最拿手的办法是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机器生产，把身体与机器结合在一起。机器既是对身体的生理极限的克服，又是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马克思指出:“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由此，哈维认为，既然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生存状态之间原本就是内在地契合为一体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物种目前所处的实际状况来总结和推导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考察并总结出人类的能力结构;进而，由我们的能力结构而领悟和推断人类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达到的某种合理的未来生存状态。最终，哈维把人类的基本技能归结为以下几个至关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竞争和斗争(经由自然选择，或者在人类历史中经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选择，产生等级制和同质性);②环境适应和多样化(经由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创新而产生差异性);③协作、合作和互助(依赖交流和转化的能力，形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话语形式);④改造环境(将“自然”改装成与人类的需要广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虽然常常也会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后果);⑤安排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动和迁移，以及个人、集体和物种生命的物质支持系统在空间上结合起来的组织);⑥安排时间秩序(设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会和文化的“时钟”，以及为生物和社会目的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安排)。在哈维看来，人类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进化与发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个指示灯，具有透视未来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身体当中所蕴藏着的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导致复杂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类自身是如何使用和发挥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在于人自身，源自进化经验的这些基本技能潜在地、开放性地为人类的各种新型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我们有能力在重大时刻作出更为合理的和理想的选择———“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显著不同后果”。进言之，当人类身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困境时，始终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身条件，利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契机和资源，开展联合的行动，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不再是异化的人，人的身体也不再是异化的身体。一言以蔽之，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
总之，在这些基本技能当中，哈维最为看重人类的改造世界的潜力。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昂格尔的启发。在昂格尔那里，人性观是其社会改造理论的基本构件:人性既有沿袭和积聚文化传统、本能习性以及生活惯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变、追求创新而变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这种内在的革故鼎新的冲动才使得既定的社会体系存在着被不断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过，昂格尔所说的“人性”被哈维改造成人的身体当中所固有的“潜力”。综上所述，哈维提出“类存在物”概念，阐明并总结出作为类存在物的我们所具有的“蕴藏着的潜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解放潜能归结到人的身体之中，是为了对抗和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来，身体不但是哈维构建解放政治的支点，而且身体解放具有内在的依据，具有自身的基础。
作者：钱厚诚单位：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人类中心主义立场；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环境整体主义观；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优秀、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构成了世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在方法论上超越以上几种思维方式、环境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已有的主体性把已有主体看作是自然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20世纪是人类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也是地球环境急剧恶化、环境危机全球化和日益严重的时期。本文通过环境整体主义道德哲学的优秀意识结构阐释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即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关键词：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整体主义
1引言
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人类的道德生活也同样是立体式的、多向度的。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基础的环境伦理学必然是能够接纳和包容、超越和整合以人本主义立场和非人本主义立场构建的环境伦理学。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尺度和验证标准。这种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2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与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认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意味着伦理道德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超越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外，夸大了环境伦理的特殊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环境伦理的性质。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其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是为了救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克服和解决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成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与此相应，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对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被自然所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伦理学并没有完全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界域，其对环境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探究和建构也谈不上是对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扩展。
其实，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环境伦理的实质仍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所确认的应是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是在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才表现出对他人和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环境伦理这种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式相异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构成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
3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优秀：确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需由否定自然事物做工具价值评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到认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然而，用“内在价值”说来阐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或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安放在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上是根本靠不住的。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到其对于承认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特殊性的具体论证看，只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流论述稍做分析，我们就很难认同其结论。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
4环境整体主义观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构成了世界，世界的本体既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脱离自然的人，而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三位一体的具有生命的有机整体和生态系统。环境整体主义承认人类具有生存权，也不逾越生态承受能力，更不违背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主张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社会经济增长、对自然的改造利用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范围内J。环境整体主义反对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主宰自然的“理性人”，强调具有生态伦理知识的“理性生态人”。人类发展经历与现实给予证明：以坚持人类利益至上为前提时，生态危机就势必不能避免；以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前提时，生态平衡才得以实现，进而才能实现全^类的利益。
在世界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蕴含了自然、社会乃至精神性的存在，并得以具体表现。非人本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并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这种人与自然机械论世界观强调绝对的主、客体，人与自然、思维和物质的分离和对立，而且认为只有自然是主体，自然以外的世界是客体，作为主体自然具有其自身价值。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的困境”。反之，片面的认为只有认识主体，在人类取得的大多数成就都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或者说以生命和自然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从而导致世界的不可持续发展，使人类陷入困境之中。
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是在方法论上超越以上几种思维方式，确立整体主义的生态方式，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最为关键。个体不仅包括当代人，同时也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的概念。而整体则对应包括后代人、自然、人类社会的概念。显然，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价值观，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完全否认了自然界的“自然价值”，从而理直气壮地掠夺和挥霍自然资源、迅速加剧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要科学的把握个体和整体的辩证关系，就必须考察生态价值既地球上的任何物种和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当中都既实现着自身的生存利益，同时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物种和生命个体对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具有价值，对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的完善也具有价值J。
环境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已有的主体性把已有主体看作是自然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并通过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系统的概念。从理论上说，它对于克服传统哲学价值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理解，否定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立足于全面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价值观的形成。从实践上说，它对于我们克服当今人类面I临的困境和危机、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主张放弃首要次要之分，以相互作用的观点主张放弃以什么为中心，世界没有中心，是多元的，是多元相互作用的世界。
5结语
社会发展是多维的、复杂的，包括一系列交复的进程，并且个个进程都影响制约，所以对待环境伦理问题，不能一叶障目，就事论事谈环境。笔者认为：人类应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其实质是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宿主，两者相容共生一起构成了整体的系统，我们只有抛弃传统的“对抗模式”、“绝对不相容”以及“割裂系统”的思维方式，在思想上把地球看作整体的系统，把公正、尊严、自由考量进去，通过对环境伦理学的后现代主义构建，不断否定现代社会发展所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走出长期以来人类“非输即赢”的视角研究环境伦理，实现在探索构建和谐的道路上真正前进。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人报告，表明中国的环境伦理将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将在促进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转变的同时，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变。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生态文明点燃人类新文明之光，以生态文明引领世界的未来。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新贡献”
提要：本文对三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略作考察，指出：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与春秋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则仍称可观。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活动强度密切相关。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表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
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动物学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开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而所谓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在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为食的虎、狼、狐、雕鹗，其中鹿的数字特别大，一年中要被猛兽捕食掉的即可达十二万头；其它动物的数目也甚为不小：虎有600头，狼有500头，狐则多达10,000头。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字是否是经调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高柔并不具备生态学知识，但他所举陈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比例却是符合生态金字塔的。无论如何，至少，当时该地区栖息有数量可观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兽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
中古其它文献的记载也证实高柔所言并非完全出于凭空捏造。例如，前秦苻生统治时期，“潼关以西，至于长安，虎狼为暴，昼则继道，夜则发屋，不食六畜，专务食人，凡杀七百余人……。”由于虎狼食人，造成当地“行路断绝”[63]；北魏时期，要捕捉几只虎、豹，在离京城洛阳不远的郡县就可办到，例如魏庄帝为试验老虎是否在狮子面前伏首低头，曾“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距离洛阳以东和东北不远的“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64]；《齐民要术》也反映，在北魏后期，虎、狼常对羊群造成威胁[65]。在唐代，华北地区仍常见猛虎出没。例如唐代宗时，关中的华州曾出现过“虎暴”[66]；猛虎甚至还曾进入位于长安城内长寿坊的元载家庙！[67]行者过客在旅途中遇见老虎的事情，在许州、沧州这些并不算特别僻远的地区也时有发生[68]；定州的北平一带多猛虎亦载于正史[69]。除虎、狼之外，豹、熊在中古华北也时见踪迹，《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均记载岚州、蔚州、平州等地贡熊、豹皮及豹尾；盛唐时期在关中的户县一带仍可以捕猎到熊[70]。另一种大型食肉动物——狐，即使在京兆、汲郡这些号称人烟繁盛的地区亦有不少，时常有人大行捕猎，国家有时还向当地郡县征调狐皮[71]。
所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仍有不少大型食肉猛兽栖息活动。同鹿类动物一样，它们的栖息繁衍，也需以大面积的山林草地为前提。与鹿类动物所不同的是，它们处于更高的营养级，特别是虎、豹，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的生存，必须有数以十、百倍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的存在为基础，这是能量传递和转化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决定的。如果没有相当广袤的山林草地，没有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食草动物大量存在，这些大型食肉猛兽的栖息活动，是不能想象的。这一切，为今天认识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包括野生动物资源和森林植被状况，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十分令人深思！
1生态建筑材料的概念及特点
任何物质的产生发展都有它本身的优势，相比于传统的建筑材料，生态建材的优点特征可归纳为:①原料选取的原则是废弃物(垃圾、废渣、废液等)优先，其次是使用天然资源;②生产技术上采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清洁降污工艺技术;③产品在配置生产时，严格控制添加料的种类及用量，防止甲醛、卤化物等有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超标;④产品设计除以不危害人体健康安全为前提外应该是多功能化的，如防雾、防火、抗菌、除臭、消声、调温度和湿度等，能有效避免温室效应及臭氧层破坏，其目的是在提高和改善人们生活环境以及生活质量的同时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⑤废弃过程中，无论是生态建筑装饰材料还是再生混凝土等生态建筑基础材料，产品均可循环回收利用，基本没有可污染环境的废弃物。
2生态建筑材料的分类及应用
生态建筑材料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也囊括了很多包括天然建材、低荷能低污染建材、循环再生性建材以及功能性材料等。根据生态建材的性能可以分为:节约能源型、安全舒适型、保健型、特殊环境型以及利用废弃物环保型等。本文将通过以下几种重要的生态建筑材料予以说明。
2．1生态化学建筑材料
一般，土木工程中所需的混凝土、砌体等建筑材料均属于化学建筑材料，也属于高耗能部分。2010年我国在发展规划中提出了建筑节能的新标准，要求建筑节能不低于50%。所以发展节能型生态化学建筑材料成为落实建筑节能的关键和迫切要求。1)混凝土，属于传统的化学建筑材料，也是建筑材料中使用量最大的材料之一，其原料之一就是水泥。1996年，我国生产的70%以上用于墙体建设的水泥产自污染严重、效率低下而且高耗能的小水泥厂，而且生产每吨水泥将排放近1t的二氧化碳，是造成温室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今，我国决定将对其进行由一次性化、高浪费化转向生态化可循环化改进。相关方案有:商品混凝土取代现场搅拌混凝土，目前，美国、日本、中国都有推广使用，但成本较高，有待进一步研究;研发以及推广高性能混凝土，如高掺量粉煤灰混凝土，使用被活化的贝利特水泥或阿里尼特水泥替代传统水泥等;研发使用新型无毒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有效防止室内的环境污染。2)砖砌体，也属于传统的建筑材料，传统红砖因为其抗压强度大、易吸水、砖墙和水泥砂浆结合较好而广泛应用于工程项目。但其生产原料及生产过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烧制红砖大量毁坏耕地，消耗煤炭。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限制使用，如今已禁止使用，随之代替的是以灰砂砖及多种轻质砌块为主的墙体材料采用，具有自重轻、保温隔热性能高、制作加工能耗较低、促进环保等优势。灰砂砖一般采用绝大部分的工业废料作为原料，通过蒸压养护、烧结等加工工序制作而成。煤炭发电厂的粉煤灰可制作成粉煤灰蒸压灰砂砖，利用尾矿废料作为原料可生产小型混凝土空心砌块等。加以利用工业废渣可减少自然环境污染，节省能源。
2．2生态木质建筑材料
木材作为一种天然生物建筑材料，在我国建筑文化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混凝土或钢材等其他建材相比，木材的单位质量承载力大很多，热传导性低、具有良好的电绝缘性，且其力学性质上特点显著，安全系数较高。研究证明，单位厚度的木材保温效果是混凝土的15倍，相比于用泡沫塑料或玻璃纤维保温，木材结构的保温性能将提高15%～70%。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森林面积直线性减少，许多国家利用“劣材优用、节约代用”法(将速生的、小径的木材加工成性能良好的集成材)制出木质复合材，有效地落实了废弃物再利用原则。目前，生态木质建材已成为现代房屋建造装修的主要材料种类之一。
2．3生态陶瓷建筑材料
陶瓷建材主要以瓷砖、坐便器、浴池、洗脸台、自来水池等实物出现在装修市场中。表面上看陶瓷具有干净卫生，便于清洗，美观等优点，但其实陶瓷生产属于高污染、高耗能的过程。随着现代人们对环境安全无污染化、健康化的要求越来越多，节能化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受关注，具有安全认证和绿色健康标志的生态陶瓷成了未来陶瓷发展的方向及目标。抗菌陶瓷、按摩陶瓷、感光水龙头、防静电陶瓷等的陆续上市，证明了生产生态陶瓷建筑材料的必要性。
2．4生态玻璃建筑材料
建筑上，门窗往往离不开玻璃的搭配。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真空玻璃、夹层玻璃、无反射玻璃、自洁净玻璃等环保玻璃陆续出现不仅能降低噪声污染、粉尘污染、光污染，同时起到保温和采光要求，而且能减少其他有害物质污染。废弃玻璃由于无法降解而长期存在于环境中，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目前，有人已利用废弃玻璃生产出装饰材料，如马赛克、微晶玻璃、泡沫玻璃等。
2．5竹质生态建筑材料
竹子与木质一样，因其刚劲、力争上游的特点广泛地应用于古代文人隐居房屋的建造和装饰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天。不同于木质，竹子是一种速生植物资源，具有韧性好、耐磨损、强度大、纹理通直等多种优点。作为建材使用时，成本是木材或混凝土的一半左右。在“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对竹建材的创新设计和加工的创新做出了相关改进和重点具体要求。重组竹板材料是竹材料利用现代竹材料复合重组技术合成的，不仅具有钢材的力学指标，甚至超过建筑木材的性能，在建筑材料领域得到重用，是一种新型的应用上具有广阔前景的生态建筑材料。
2．6纸质生态建筑材料
众所周知，纸是木材、纸浆等可再生原材料制成的。采用纸作为结构材料能减小建筑物的质量，使得施工速度加快，从而降低成本，而且最重要的是当建筑物被拆除时，纸结构可以重复再生利用。目前，世界上开始用纸材作为一种新型建筑材料搭建一些临时性或半临时性建筑，如2000年世博会上日本馆、1992年的瑞士纸塔等。
3生态建筑材料的发展意义
近几年，从雪灾到汶川大地震，从洪涝灾害到沙尘暴、玉树地震、西南大面积干旱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无不提醒着人们生态环境污染严重、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面对大自然的示警，传统建材生产不仅高消耗着能源和资源，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具有绿色环保安全等标签的生态建筑材料日益得到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热捧。生态建筑材料是从原料选取到生产加工再到废弃再循环使用等各个环节严格要求把关，不仅做到了低耗能，低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将建筑材料对环境污染减到最小，而且满足了我国方针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使得发展与环境和谐统一。既满足着人们的健康、环保、长寿、安全等日常需求，又不妨碍后代人对资源能源环境的最大需求。
本文作者：李无为单位：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
藻类植物是湖泊生态系统中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的基本实践者，作为湖泊食物网中的初级生产者，在水生态系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藻类植物作为生物监测、评价水质污染状况及富营养化水平，在国外已被广泛采用并卓有成效［1］;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已开始利用藻类植物来监测评价湖泊、河流的污染状况［2－3］。大庆市地处松嫩平原中部( 45°23' ～ 47°28'N，123°45' ～ 125°47' E) ，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和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全市总面积 212． 19 万hm2。境内不仅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还有丰富的湖泊湿地资源，全市现有大小湖泊 284 个，素有“天然百湖之城”的美誉。但是，近年来，随着石油资源的大量开采和快速城市化过程加剧，境内湖泊水质污染现象严重，湖泊水面萎缩，水体富营养化日益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严重破坏了湖泊生态系统。目前有关大庆湖泊藻类植物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报道较少。本研究尝试通过对大庆湖泊内夏季藻类植物群落结构、生态分布进行系统调查，利用藻类植物多样性指数对湖泊水体状况进行初步评价，为全面了解大庆境内城市湖泊水环境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未来如何进行湖泊治理、水体保护和湖泊水资源合理开发提供基础资料和生物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采样时间和采样点的设置
2010 年 6—8 月份，在大庆市域内选取以下 35个湖泊布设采样点: 月亮泡、北湖、黎明湖、乘风湖、北伊哈齐泡、东水源泡、西葫芦泡、群英西泡、万宝湖、兰德湖、碧绿湖、东葫芦泡、东风湖、明湖、陈家大院泡、董家泡、滨州湖、上游村南山西泡、北二十里泡、果午泡、冯围子泡、库里泡、他拉红泡、贴不贴泡水库、小龙虎泡、马圈泡、霍烧黑泡、喇嘛寺泡子、老江身泡、齐家泡、青肯泡、三永湖、鸭格蛋泡、靠山湖、大龙虎泡。根据以上湖泊水域面积、地形及周围环境差异，结合 GPS 定位，各湖泊采布设样点不等，共计布设 80 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分别在 6 月中下旬和 7 月下中旬各采样一次，如图 1 所示。
1． 2 样品的采集、处理和鉴定
浮游藻类的定性采集用网孔直径为 64 μm 的25 号浮游生物网，在表层至 0． 5 m 深处以 20 ～ 30cm /s 的速度作“∞ ”形循回缓慢拖动约 1 ～ 3 min，滤出上清液，把带有一些沉淀的水样放入标本瓶中固定。浮游藻类的定量采样时在表层 0． 5 m 深处采集水样 1 L，用 4%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后，沉淀、浓缩至30 mL，取 0． 1 mL 定量样品在浮游生物计数框内进行鉴定、计数、分析［4－5］。将定量样品摇匀后，用 0． 1 mL 的吸管迅速取样，在一种特定的浮游生物计数框( Palmer CountingCell) 内计数，选取 20 ～ 40 个视野，所用样品均重复鉴定 2 次，有效统计数值，并取平均数作为该片的生物数量。计算结果以藻类细胞密度，即单位体积内藻类细胞个体数表示，同时计算每一个样品的相对丰度。对于比较难判断的细胞数的群里，则任选 20个个体在高倍镜下观察，测出细胞数，取平均值。吸取定性的藻类样品，在 15×40 倍下直接观察鉴定。但硅藻鉴定种类时先计算总的硅藻细胞数，然后将部分样品酸处理，离心制片后，在 10×100 倍油镜下观察定种，并计算出各种硅藻细胞数的比例。标本的观察在 Olympus BH－2 显微镜下进行。藻类的鉴定主要依据中国淡水藻类志［6－8］。
1． 3 数据处理
用 SPSS11． 0 软件、Excel 对大庆市湖泊藻类植物群落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Margalef 指数( H) 进行计算［9］。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的表达式为:H' = ∑Si = 1PilnPi。式中: H'为物种多样性指数; S 为藻类植物属数; Pi为第 i 属的个体数( Ni) 与总个体数( N) 之比值。评价标准是: H'＞3( 轻或无污染) ，H' =1－3( 中污染) ，H' = 0－1( 重污染) 。Pielou 均匀度指数的表达式为:J = H'lnS。式中: J 为均匀度指数; H'为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S 为藻类植物属数。Margalef 多样性指数的表达式为:H = ( S－1) / lnN。式中: H 为丰度; S 为藻类植物各类种类数; N 为藻类植物总频数。一般而言，在健康的生态环境下，种类丰度高; 在污染环境下，种类丰度降低。
2 结果与分析
2． 1 藻类植物组成
经鉴定，35 个湖泊内共发现藻类植物 5 门 203种，其中硅藻最多，为 79 种，占藻类总数 39%; 绿藻次之，为 76 种; 裸藻 32 种; 蓝藻 14 种; 隐藻最少，仅有 2 种，占藻类总数 0． 98%。常见种类有硅藻门的梅尼小环藻( Cyclotellameneghiniana) 、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e) 、直菱形藻( Nitzschia recta) 、隐头舟形藻( Navicula cryp-tocephala) ; 绿藻门的实球藻( Pandorina morum) 、四尾栅藻( Scenedesmus quadricauda) ; 裸藻门的梭形裸藻( Euglena acus) 、尖尾裸藻( Euglena oxyuris) 。
2． 2 藻类植物细胞密度
藻类的细胞密度是水生生态系统功能和水质评价的重要参数之一。通过对定量标本的计数统计，得到各湖泊藻类植物的细胞密度、优势种及其所占比例，计算结果见表 1。大庆市各湖泊藻类植物的细胞密度差别较大( P＜0． 05) ，夏季平均细胞密度为 107． 04×106个•L－1，其中董家泡最高，平均细胞密度为 280． 5×106个•L－1; 由于水体中有机物质含量较高，虽然浮游植物种类较少，但细胞密度较大，主要种为耐污种如蓝藻门的小球藻; 东水源泡细胞密度最低，仅为 22×106个•L－1; 北二十里泡、库里泡等水体较开阔，受降水及水体流速的影响，细胞密度也不是很大，分别为: 107×106、115×106个•L－1。其余湖泊如北伊哈齐泡、兰德湖、碧绿湖、乘风湖、东葫芦泡、明湖、上游村南山西泡等湖泊的藻类植物细胞密度相近，虽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差别不大( P=1． 204＞0． 05) 。
2． 3 湖泊藻类植物多样性分析与水质综合评价
物种多样性是群落组织独特的生物学特征，它决定着群落的功能和特点。研究区域湖泊藻类植物多样性指数分析结果见表 2。
2． 3． 1 湖泊藻类植物的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分析据计算，目前调查的 35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Margalef 指数( H) 变化范围在 0． 209 ～ 2． 195。由表2 可以看出，各湖泡之间 H 值差异较大，利用 H 值评价水质状况表现为: 北湖、北伊哈齐泡、东水源泡、西葫芦泡、群英西泡、东葫芦跑、陈家大院泡、上游村南山西泡、北二十里泡、库里泡、他拉红泡、贴不贴泡、小龙虎泡、马圈泡、霍烧黑泡、老江身泡、鸭格蛋泡、靠山湖泡 18 个湖泊水质为重污染，其余 17 个湖泡水质为中污染状态。
2． 3． 2 湖泊藻类植物的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 分析
从表 2 计算结果来看，大庆市 35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平均值为2． 35，Shan-non－Wiener 指数( H') 变化范围在 0． 584 ～ 3． 501，调查区域总体水质状况为 β－中污。其中北湖最低，H'为 0． 584，北二十里泡最高，H'为 3． 501。利用 H'值评价水质状况表现为: 黎明湖、万宝湖、碧绿湖为轻污染状态，北湖为重污染状态，其余湖泊为中污染状态。
2． 3． 3 湖泊藻类植物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分析
大庆市 35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平均值为 0． 843，各湖泊之间的 J 值存在些微差异。如表 2 所示，变化范围在 0． 235 ～ 0． 960，其中北湖 J 值最小，老江身泡 J 值最大，表明老江身泡藻类植物的属间个体数分布较均匀。
2． 3． 4 多样性指数综合分析与水质综合评价
由于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结果一般只反映出属数变化趋势，与群落实际的多样性变化有所出入;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值是受样本量大小影响的，而且总是有偏低的倾向; Pielou 均匀度指数虽然能基本上反映群落的的多样性，但由于分辨率较低对分析结果也会有影响。因此，本研究对研究区域各湖泊藻类植物的多样性分析主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浮游植物手册》的推荐［10］，一般选择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Shannon －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3 个指数对浮游植物多样性进行综合评价。从表 2 可以看出，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两个指数在各湖泡的变化趋势表现出一致性。而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与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 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间相关性不明显。因此本研究将主要采用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 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的对浮游植物多样性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北湖、北伊哈齐泡、东水源泡、西葫芦泡、群英西泡、东葫芦泡、陈家大院、库里泡、他拉红、贴不贴泡、小龙虎泡、马圈泡、霍烧黑泡子、西葫芦泡、靠山湖、鸭格蛋泡 16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H 值反映为重污染，H'值反映为重污染，J 值均大于 0． 7。湖泊反映的各个多样性数值，综合表明这些湖泡水质状况较差，污染严重，物种多样性一般或不丰富。其它19 个湖泊藻类植物的 H 值反映为轻污染或中污染，H'值反映为中污染，J 值均低于 0． 7。综合分析来看，这些湖泊为中污染状态，物种多样性较为丰富，水质污染状况较好。
3 讨论和结论
通过对大庆市 35 个湖泊的藻类植物进行调查采样后，共鉴定出藻类植物 5 门 203 种，主要由硅藻、绿藻、蓝藻和隐藻组成，且硅藻＞绿藻＞蓝藻，据此，可以初步推断大庆市部分湖泊藻类植物的群落组成主要为硅藻—绿藻类型。营养型湖泊中常以甲藻、隐藻、硅藻类占优势，富营养型湖泊则常以绿藻、蓝藻类占优势。从藻类植物的种类组成和数量上来看，大庆市湖泊的硅藻植物在种类多度及细胞密度上远多于其他藻类，其次为绿藻和蓝藻，由此推断大庆市湖泊藻类植物的群落组成主要为硅藻—绿藻类型。这种类型可以很好地指示水体环境为中营养状态［11－12］。另外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a) 、模糊直链藻( Melosira ambigua) 以及梅尼小环藻( Cy-clotella meneghiniana) 不仅是研究区域的常见种，也是研究区域的优势种，均具有一定的耐盐性，能在富营养化水体中大量生长，因此可以把这些藻类作为整个研究区域的指示种［13］。在定量计数中，发现不同的湖泊藻类植物的细胞密度存在一定差异。大庆有“百湖之城”的美誉，全市有大小湖泊 250 多个，因其面积广阔，研究区域内的各个湖泊因面积大小、湖水深浅以及利用类型与程度不尽相同，在藻类植物的群落结构和细胞密度上也反映出了研究区域各个湖泊的特点。从大庆市 35 个湖泊夏季藻类植物多样性分析来看，发现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 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的分布趋于一致，呈正相关，而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 与 Margalef 多样性指数( H) 和 Shannon－Wieaver 多样性指数( H') 间相关性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基于物种均匀程度和优势程度的指数的分辨率较小［14 ～15］，不能将两个不同的藻类植物群落分辨出来，也就是说 Pielou 均匀度指数虽然能基本上反映群落的多样性，但其分辨率较低，不能很好地对不同样本进行比较。
根据藻类多样性指数对大庆市湖泊水体进行初步评价，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的水质处于中—重污染状态，并有富营养化的趋势。这主要与大庆 50 a 的石油开发和近 30 多 a 的城市开发建设有关，并与石油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石油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排入湖泊有关。本研究通过分析大庆市主要湖泊藻类植物群落结构与水环境质量的相互关系，为整个大庆市湖泊的水质现状评价及污染防治对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为了保护大庆市尤其是人为活动干扰较重区域的湖泊水质和水生生态系统，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和恢复湖泊区域的生态条件，制定科学合理的湖泊治理方案，并长期跟踪监测湖泊生态环境各项指标，避免湖泊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本文作者：王丽卿、张 玮、范志锋、孟智奇、张瑞雷、李为星 单位： 上海海洋大学教育部水产种质资源发掘与利用重点实验室
附着藻类是水域生态系统因产水域水域中重要的初级生产者之一[1]，它们既能为高等营养级提供能源[2]，又能促进营养盐在水底区和水层区之间的转换和运输[3-4]，对维持水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防治湖泊水体富营养化，国外对附着藻类开展了大量的生态学研究，内容涉及其与浮动植物的相互关系、水体营养盐循环、以及与沉水植物生长的相互关系等诸多方面[5-8]。然而，在湖泊富营养化异常严峻的中国，有关附着藻类的研究却相对较少[9-10]；以上海淀山湖为例，对该湖的研究多偏重于浮游植物、沉水植物及水质理化因子的相互关系[11-13]，而对附着藻类的研究仅在上世纪有极少数报道[14]。此外，关于附着藻类在不同水层中群落结构变化的研究，迄今为止，国内还未见报道。本文于2010年在淀山湖生态示范围隔区附近分4个水层对该水域附着藻类的种类组成、优势种、现存量（细胞密度）等生态学特征进行了研究，利用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AnalysisofVariance），从季节、水层两个角度对该水域附着藻类群落结构的多样性和时空动态进行了探讨，为利用附着藻类进行淀山湖富营养化防治和生态系统的恢复提供基础的生物监测数据。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区域概况淀山湖地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交界处，地理位置31°04′~21°12′N，120°53′~120°01′E，是太湖下游的一个吞吐性天然湖泊，面积63.8km2，平均水深2m。自1985年首次暴发大面积蓝藻水华后，不同规模和范围的蓝藻水华长期存在[12，15]。本文试验区域毗邻淀山湖湖南区马兰港，处于“淀山湖生态修复实验围隔综合示范区”外侧（图1）。根据刘鸿亮提出的中国淡水湖泊营养分类标准[16]，实验期间实验水域水质总体处于富营养水平（表1）。
1.2采样和分析参考湖泊调查相关文献[14，17-18]，并根据该水域平均透明度（0.5m），于2010年3月、6月、9月、12月在淀山湖生态示范区围隔外分4个水层（表层0.1m、透明度水层0.5m、2倍透明度水层1.0m和3倍透明度水层1.5m）进行附着藻类调查研究（图1）。以5cm×10cm的聚乙烯塑料板为附着基进行挂片，挂片分3个组别，每组挂片间隔15m，周期为15d。用尼龙刷将着生藻类刷下，用无藻水冲洗，记录刷液总体积，将刷液充分摇匀后，转移于50mL血清瓶中，立即加鲁哥氏碘液和4%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带回实验室参考文献对藻类进行分类鉴定[19-20]。1.3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及作图分别采用SPSS18.0，Excel2003，。多样性指数（H′）:式中，N为采样样品中所有藻类的总细胞数，S为每个附着基1cm2面积的藻类种类总数，Pi为第i种藻类的细胞数与样品中所有藻类总细胞数的比值；ni为第i种藻类的细胞数，fi为第i种藻类在各站位出现的频率，本文以优势度Y>0.02的藻类定为优势种[21]。
2结果与讨论
2.1附着藻类的种类组成共鉴定出附着藻类7门，50属，139种；硅藻、蓝藻、绿藻在淀山湖附着藻类群落结构组成中处于优势。硅藻门最多，为19属89种，占总种数的65%；绿藻门次之，占18%；蓝藻门占10%；其他种类较少，黄藻检出4种，裸藻检出2种，甲藻检出3种，隐藻仅1种。由文辉[14]于1993年与1997对淀山湖附着藻类进行了调查，共检出附着蓝藻7种，绿藻、硅藻各13种，裸藻、金藻、隐藻各2种；与该报道相比，本研究中未镜检到金藻，且在总种类数目上多出约100种。有研究表明，金藻的减少乃至消失是水体受到有机污染的反映[21]；另有研究表明，湖泊水体在富营养化进程中，藻类的种类和生物量呈增加趋势[7]；因此，可认为淀山湖湖南区水体中的营养物浓度远高于20世纪90年代。由图2可见，附着藻类种类组成在不同季节、不同水层分布不尽相同。春季共检出101种，夏季检出40种，秋季检出68种，冬季检出43种，表现为春季＞秋季＞冬季≈夏季；这可能因为冬季水温较低，不适宜藻类繁殖[18]，而夏季水温较高，水体浮游植物密度较高，且夏季盛行风扰动水体易引起底泥再悬浮，影响了水体光照强度[23]，对附着藻类的生长造成胁迫。所有门类中，硅藻出现率最高，在4个季节的不同水层均有检出；其次为蓝藻，除在夏、冬两季1.5m水层未检出外，其他均有检出；甲藻仅于春季0.1m和0.5m水层检出，裸藻少数种类在春季的0.1m水层、秋季的0.5m水层和冬季的0.1m水层检出；隐藻见于秋季的1.0m水层。春季0.1m水层种类最多，为82种；夏季和冬季也是0.1m水层最高，在1.5m水层种类最少（10种）；秋季则在0.5m水层种类数最多。附着藻类的种类数从季节方面看，除秋季表现为：0.5m＞0.1m＞1.0m＞1.5m外，其他3个季节均表现为：0.1m＞0.5m＞1.0m＞1.5m；从水层方面而言，0.1m和1.0m水层表现为春季＞秋季＞夏季＞冬季；0.5m和1.5m水层表现为春季＞秋季＞夏季=冬季；此外，春季硅藻种类数显著高于其他季节（P<0.05），且秋季0.5m水层高于0.1m。
2.2附着藻类细胞密度2010年淀山湖湖南生态示范区附着藻类细胞密度（3平行挂片平均密度）在不同季节不同水层的分布明显不同（图3）。春季附着藻类4个水层总密度为28.2×104cell•cm-2、夏季总密度为4.31×104cell•cm-2、秋季总密度为15.0×104cell•cm-2、冬季总密度为1.76×104cell•cm-2，春季显著高于夏、秋、冬3季（P<0.05），秋季显著高于夏、冬季。夏季细胞密度较低，主要是夏季风浪的扰动作用会使沉积物不断的悬浮和释放，造成水体透明度的降低[9]；另外，夏季浮游植物密度较高（Chl-a为30μg•L-1）对光照进行了有效的阻截，进一步影响附着藻类生物量。春、夏、冬季附着藻类均在0.1m水层密度最高，1.5m水层最低；秋季附着藻类密度却在0.5m最高，为8.08×104cell•cm-2，其分布表现为0.5m>0.1m>1.0m>1.5m，这主要因为秋季实验期间降水较多，表层水流的扰动强烈，使得附着基上的藻细胞脱落，着生藻类不易建群[24]。春、冬两季，附着基上硅藻相对丰度较高，且随着水深的增加而增加（例:春季0.1m为65.35%，1.5m为93.22%），而夏、秋两季，却是蓝藻的相对丰度较高，同样表现为随着水深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说明藻在高温季节繁殖快，适应性强，且适宜的水温对蓝藻的光照需求有一定的补偿作用；而硅藻则在低温季节有较强的竞争力，耐低光照的种类较多。0.1m水层四季平均密度为5.46×104cell•cm-2，0.5m水层为4.99×104cell•cm-2，1.0m水层为1.30×104cell•cm-2，1.5m水层为0.65×104cell•cm-2，这说明2倍和3倍透明度水深的生境附着藻类生长繁殖受抑制；从图3亦能看出，透明度水层深度内（P<0.5m）蓝藻峰值出现在秋季，而硅藻峰值出现在春季，这主要还是与水温相关。此外，研究还发现4水层藻类总密度与水体4季氮、磷含量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P>0.05），这可能因为浅水湖泊湖盆浅、底泥厚，风力扰动大，易接纳地表径流和降水带来的外源营养，这样水质参数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极大的变化，稳定性不强[25]。
2.3附着藻类多样性分析如图4所示，生态示范区附着藻类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H′）在不同季节不同水层表现为：0.1m水层H′在4.32~2.68之间，春季>冬季>夏季>秋季；0.5m水层H′在3.79~3.06之间，春季>夏季>秋季>冬季；1.0m水层H′在3.65~2.16之间，春季>秋季>夏季>冬季；1.5m水层H′在3.52~1.29之间，春季>夏季>秋季>冬季。与杨红军黄浦江苏州河的研究结果相比，该水域附着藻类H′值明显高于其下游水体，说明该水域污染程度比下游轻[18]。方差分析显示，春季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其他3个季节（P<0.05），秋季和冬季亦呈显著差异（P<0.05），而夏季与秋、冬季差异不显著（P>0.05）；1.5m水层多样性指数显著低于其他3水层（P<0.05），而其他各水层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但总体而言，4季中春季多样性最高，4水层中透明度水层（0.5m）多样性最高。说明淀山湖生态示范区在春季水温和光照条件最适合附着藻类生长，而在夏、秋季，因暴雨和盛行风的缘故，表层（0.1m）附着藻类受雨水冲刷和波浪扰动等因素的干扰较大，其多样性反而低于平均透明度水层（0.5m）。目前，利用附着藻类多样性指数进行水质评价已成为研究热点[18，26]，但在这些研究中，人工附着基多设置在水体的表层，而表层水体是最易受环境干扰的水层，故本文建议，在布设人工附着基时，应参考水体实际的透明度，布设水深应距离水表一定距离，不低于透明度水深即可。
2.4附着藻类优势种2010年淀山湖生态示范区全年附着藻类优势种类分别为鞘丝藻（Lyngbyasp.）、湖泊鞘丝藻（Lyngbyalimnetic）、小毛枝藻（Phomaviolacea）、变异直链藻（Melosiravarians）、尖针杆藻（Sуnedraacus）和一种针杆藻（Synedrasp.）等6种；不同季节各个水层附着基上的优势种类有29种，以硅藻为主，蓝藻次之（表2）。淀山湖生态示范区附着藻类优势种群在同季节不同水层间或同水层不同季节间表现出一定规律的演替（表2）。同水层相邻两季或同季节相邻水层群落结构相似，随着时间间隔或水层间隔增加，相异性程度也随之增加。从水层角度而言，鞘丝藻和舟形藻为0.1m水层四季共同优势种；舟形藻为0.5m水层四季共同优势种；1.0m和1.5m水层未检出四季性共同优势种类；从季节角度而言，春季极微小环藻、变异直链藻和针杆藻为该季4个水层共同优势种；夏季舟形藻为4个水层共同优势种；秋季鞘丝藻为4个水层共同优势种。冬季变异直链藻、针杆藻为该季4个水层共同优势种，绿藻在该季4个水层都不占优势；小型黄丝藻仅在冬季0.5m占优势。光照对生物是一把“双刃剑”，光照过强会直接损害其原生质，过弱又不能满足生物体的基础代谢；藻类在进化过程中对光照产生了一系列的适应，很多类群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光耐受限度[27]；本文中极微小环藻、变异直链藻、简单舟形藻、肘状针杆藻、舟形藻和针杆藻为4个水层常见优势种类，可能说明这6种硅藻的光照生态幅相对较宽，生长不易受光照因子的制约；此外，Bennion认为[28]，针杆藻属的许多种类的分布主要受湖水透光性的影响，而对水体营养浓度并不表现直接的响应；就本研究而言（表2），针杆藻表现为春冬优势度高，夏秋较低，这可能因为春冬季节温度低，浮游藻类密度低，降水和风力扰动较小，底泥再悬浮的情况少，故水体透光性较好，利于针杆藻生长，而夏秋季反之。另变异直链藻表现出与这种针杆藻相似的分布趋势，可能说明该种硅藻分布也是主要受水体光照影响，而非营养水平；此外，简单舟形藻和另一种舟形藻，却变现出与上述二者相反的趋势（表2），这是因为舟形藻属于运动型着生藻，喜生于悬浮高、水质变化快的环境。
3结论
（1）从种群分布而言，淀山湖生态示范区附着藻类以硅藻门最多，绿藻门和蓝藻门次之，金藻门未检出；春季表层种类最多；附着藻类种数目明显高于90年代淀山湖已有报道的数目，且其多样性指数明显高于其下游（黄浦江水体）。（2）从季节角度而言，淀山湖生态示范区附着藻类密度春季最高，秋季次之，而冬季最低。夏季气温高，但种类数和密度较低，与示范区浮游植物密度、夏季降雨和波浪扰动等有关。从水层角度而言，藻类密度随水体深度的增加而降低；透明度水层的密度与表层密度无显著差异，2倍和3倍透明度水深的生境不利于附着藻类生存，仅有低密度的硅藻存活。（3）附着性硅藻在春、冬两季相对丰度较高，且随着水深的增加而增加;而附着性蓝藻却在夏季表现为相同规律；小环藻属、舟形藻属、针杆藻属为四季性优势种群；而丝状蓝藻在夏、秋季占优势。（4）因表层水体较易受波浪、风场及降雨的影响，且透明度水层范围内、外水体的藻类密度差异显著，故建议在采集附着藻类的方法上，应注意人工附着基的布设深度：布设深度至少大于10cm，且不低于透明度水层为宜。
作者：彭建文 单位：湖南省林科所
森林昆虫区划，是森林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它对指导害虫防治，益虫利用，植物检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是根据湖南省森林病虫普查标本，初步整理这份材料，以供科研、生产部门参考。昆虫的自然分布，受着气候、食物、地理环境等多种因子的限制，不同的纬度、海拔高度，分布着不同种的昆虫;植物的种类、分布，又是昆虫种群组成和分布的基础。因此，昆虫种群地理分布和气候、树种的分布有一定的相关性。湖南森林昆虫地理生态区系，按陆地昆虫界区系划分，归属于东洋地区的江南亚热带稻茶区。但由于我省地处云贵高原东延部分到江南丘陵和五岭山系北麓到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区，全省呈三面环山，朝北开口的“马谛形”地貌，地势向北倾斜又西高于东，境内有高原、丘陵、高山、平原等不同区域类型。这种地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省水、热、土等自然资源的地带性分配规律，形成我省自然条件的复杂性，故南北生物交迭，部分地区尚保存第四纪冰川期时代未经破坏的原始次生林区，全省有木本植物资源1750多种，形成森林资源的多样性及不同地区的明显差异性，构成昆虫种群复杂。据全省森林病虫普查标本分析，林虫区系多分属于东洋和古北两大区，并穿插有新北、澳大利亚、非洲、新热带等四个区系的少量共有种。
一、洞庭湖平原区
位于我省北部，包括华容、泪罗、湘阴、益阳、沉江、南县、安乡、汉寿、常德、临澄、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及桃源、临湘、岳阳的一部分。地势低平，土壤肥沃，耕地连片，周围丘、岗环绕，海拔大部分在50米以下，气候温湿，光热充足，春暖迟，秋寒早，年平均温1仪3一17.0℃，绝对低温达一招.1℃，7月份平均气温28.5一29.3℃，无霜期266~286天，年降雨量1200~1400毫米，为我省洞庭湖冲积平原，当北来寒风的入口处，属一山六水三分田的地区。林木多为落叶树种，夏绿林型，以农田防护林带为主，树种有池杉、水杉、臭椿、香椿、乌柏，旱柳、龙曲柳、喜树、槐树、桑树、榆树、苦谏、枫杨、欧美杨、美州黑杨、小叶杨等，与江汉平原、黄淮平原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湖盆外缘低丘岗地，树种多为马尾松、杉、油茶、樟、枫香、栋等，与湘中丘陵接壤。森林昆虫多属古北区种，为东方区系种类所控制，既有西北利亚广布种传入，也有不少中亚细亚区系成员入侵，代表种有柳蝠蛾(Phassusexereseen。)、柳毒蛾(L己uCo批as成iei“)、杨毒蛾(L。ea-ndida)、杨扇舟蛾(Closle、aanaeho，-eta)、槐天蛾(Cianisdeuea王ion)、榆绿天蛾(Callambu飞少xtatarinovii)杨透翅蛾(paron‘henetabaoifo，mis)、榆黄叶卿(PJ::haltamaeulieollis)、光肩星天牛(Anoplophoraglabripenni。)朝鲜黑金龟(Holot:ichiaserobieulara)、大青叶蝉(Cicadeliaviridis)等。常发性害虫主要是天牛类、金龟子类。湖盆外的丘岗地带，有马尾松毛虫(Dendroli-musPunetatus)，松梢螟(Dioryetri。splendidel里a)、粗鞘双条杉天牛(Sem么-notusbifa“eia、ussinoaus，e，)，每年给林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该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于杨树、池杉、水杉的生长，但随着林木的引进和扩大栽培，桑天牛(Aprionagermari)星天牛(Anoplophoraehinensis)、云斑天牛(Bataeer;horsfield)、光肩星天牛传布很快，有些地方植株被害率高达90%以上;杨透翅娥也随苗木调运传入，杨扇舟蛾已造成局部性灾害，大袋蛾(ccryp一to‘h创la，ariegata)在池杉、水杉上已为害成灾。今后森保工作的重点是加强杨树夭牛的防治工作，开展植物检疫，阻绝外来虫源的继续入侵，并及时控制已入侵害虫的扩散蔓延，积极清除当地虫源树种，设置隔离带，不断扩大生物防治。
二、湘东、湘中丘陵区
包括平江、浏阳、长沙、醚陵、株洲、湘潭、湘乡、双峰、茶陵、炊县、鄙县、衡东、衡山、衡阳、衡南、来阳、常宁、望城、宁乡、桃江、涟源、新邵、邵东、邵阳、武冈、祁东、祁阳、零陵、安仁、永兴、邵阳市、湘潭市、衡阳市、株洲市、长沙市以及隆回、洞口、新宁、东安的广大丘陵地区。为我国亚热带江南丘陵的典型地段，一般海拔300米左右，土壤以酸性红壤为主，包括部分紫色土，阳光强，气温高，土层膺薄干燥，春秋寒潮频繁，夏秋千旱明显，年平均温16.7一18.1℃，无霜期265一295天，年降雨量1400毫米左右。该区内人口稠密，交通方便，森林遭受长期破坏，植物群落结构简单，树种单纯，植被稀少，复被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主要树种为马尾松、杉术，擦树、樟树、枫香、石栗、青岗、苦储、木一荷、一青拷、冬青、板栗、油茶、竹类等。灌丛久经砍挖已大量减少。森林昆虫属古北区向东洋区的过渡地带，东洋区系种群约占60%左右，主要成灾性的害虫多属东洋区系的广布种和我国的特有种，如马尾松毛虫、粗鞘双条杉天牛、油茶尺蝗(Bistonmargrata)、竹蝗(Ce;aCriskiangsu)、杉梢小卷峨(Pol丁e-hro。15eunninghamiaeo]a)、马尾松梢小卷蛾(Rhyaeioniadativa)、松梢螟，樟巢螟(Or七haga:ehatiua)、竹螟(Alg-edenia。oelesolis)、杉茸毒蛾(Da盯e-hiramelli)、华竹毒蛾(Pant。na抓nen-515)、竹缕舟蛾(Loodon，adispar)、竹斑蛾(Allobremeriaplurilin己ata)、擦木白轮纷(Aspidio、usoassafras)等。虫灾的特点是:松毛虫此起彼伏波动成灾;油茶尺镬、竹蝗周期性间歇成灾;竹斑蛾、华竹毒娥、杉茸毒蛾是偶发性害虫。暴发年树叶常被吃光。该地区丘陵交错，土层膺薄干燥，人口稠密，森林长期遭受破坏，疏残林较多，今后应尽快恢复森林植被，改造低产林分，进行封山育林，提高森林对害虫的自控能力，保护和引进天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在森林害虫防治方面，要加强松毛虫的预测预报，控制虫源基地，提高综合防治效益，探索生物防治新途径。
三、湘南南岭山区
位于我省南部，五岭山系北麓，包括桂东、汝城、资兴‘、郴县、宜章、桂阳、临武、嘉禾、新田、兰山、宁远、双牌、道县、江华、江永及安仁、永兴、常宁、零陵、祁阳县的部分山区。地形复杂，山峦重叠，夏无酷热，冬不严寒，是一个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地带。土壤多为黄壤和黄棕壤。气候温和，热量丰富，年太阳总辐射量达110~115千卡/厘米2，大于looC年活动积温在5600一5800oC，是全省热量最丰富的地区，无霜期28。~310天，年平均气温18℃左右，1月份平均气温为亡~8℃，7月份气温在25~29℃之间.年降雨一量可达1800毫米，为我省多雨地区之一。山地面积大，约八山一水一分田。境内树木资源种类繁多，林下植被类型特别丰富，具有南国特色，除松、杉、油茶、油桐等主要用材林和经济林外，还有不少南亚热带树种，如长苞铁杉、华南铁杉、粤松、黄稠、多脉青岗，南岭拷、鹿角拷、厚壳桂、广东琼楠、香花木、赤按、广叶按、火力楠、琼楠、半枫荷、竹柏等，多为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该区内昆虫种群以东洋区系为主，东洋区中，属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种类有海南大蟋蟀(B:aChyt，upesportentosus)、乌柏大蚕峨(A，tac二atlas)、山林原白蚁(Hodotomopsisoio::od，i)、竹直锥象(Cyrto，raeheluslongimanus)、梭舟蛾(Ne卜riavivideesCens)、皮舟蛾(Pydnotostaeea)、花夜峨(PaChy里。p-15dileetissima)、掌夜娥(TiraCola-ptagiata)、芒果天蛾(Compoogenep-anopus)、银杏大蚕蛾(Die子yoploeajaponiea)、台湾大弄蝶(Lsmenejoinaformosana)、峨绒蚊蝶(Preeisiphi，a)大尾凤蝶(Ago五auaehvooi。ov。leriei台湾长尾水青蛾(Aetiasoinensis)、脉凤蝶(Salaturogenutia)，还有人工放养的紫胶虫(LaeCiferlac。a)等。区内除部分低庄纯马尾松林区马尾松毛虫成灾外，很少有大面积暴发成灾的害虫发生，造成局部性灾害的有杉天牛、栗实象鼻虫(Cureuliodavidi)，栋实象鼻虫(Curculioarakawai)、栋黄掌舟蛾(phaleraassimilis);次生林区贝lj白蚁类及山林原白蚁为害严重，造成大量空心立木。该区山高坡陡，山地广阔，海拔相差悬殊，热量丰富，降水充沛，有利于用材林的发展，是我省最主要的天然阔叶林区，有很多特有珍贵用材树种，要注意保护，加强现有林的抚育管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森林病虫防治方面，除低丘区注意松毛虫防治外，要加强种实害虫、蛀干害虫的研究，加强木材检疫。区内天敌资源丰富，应注意开发利用。
四、雪峰山林区
本区以雪峰山为主体，包括城步、绥宁、通道、靖县、会同、芷江、黔阳、桃江、安化、新化、沉陵、淑浦、怀化、新晃的全部及常德、汉寿、桃源、益阳、宁乡、新化、慈利、大庸、辰溪、麻阳、东安、新宁、武岗、洞口、隆回的一部分山区。山高坡陡，地势复杂多样，主峰海拔1934.3米，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区。气候多温多湿，年平均气温16℃左右，夏季7月平均26一28℃其中通道、会同一带是全省7月温度最低地区。年太阳总辐射量较少，大部分为100一105千卡/厘米，，山高雾多，日照时数少，一般只有1300一1550小时，比洞庭湖区少300多小时。年降雨量1300一142。毫米，是我省少雨地区之一，但因气温_低，云雾多，蒸发量小，故相对湿度比较i大。土壤以山地黄壤为主。林种树种较多，林相复杂，多为天然混交林，也有大面人工栽培的杉林，油茶林。天然林内植被详富，层次繁复，树龄不齐，现有森林蓄积量占全省总蓄积量的一半，是森林面积最大的一个林区，也是我省杉木的中心产区，主要生产树种有杉木、马尾松、擦树、楠竹、油桐、油茶、杨梅、漆树、板栗、锥栗等。森林昆虫以东洋区系为主，约占65%，常发性害虫有油茶毒蛾(E即r“ctisp“e-udeonspersa)、油茶果象(Cureulioehinensis)、松蛾(Dasyehiraaxuth-a)、松尺镬(Abraxassp)、擦木长足象(Aleidodesop)，松针红蜡蛤(Ce，oplas-te。:ubeos)、中华松针盼(Setsoeoe:‘s。1nenoi。)、杉肤小蠢(Phloeosin。。aa七iel.is)、饱桐叶押(Baoipriono，5eh-inenois)、板栗瘦峰(]〕，y000smusk-宙iphilos)等。区内属松毛虫偶灾区，思茅松毛虫、马尾松毛虫混合发生，一般在时间上猖撅周期短，空间上间偏时间长。近年来竹蝗已传入，造成一定灾害。该地区山高雾多，森林复被率大，日照时数少，相对湿度大，有利于用材林的生长，要大力营造混交林，保护植被，促进自然生态平衡，创造不利于害虫猖撅而更有利于林木生长的环境，从根本上杜绝害虫的猖撅发生。当前要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及时控制竹蝗、松毒蛾的扩展，加强油茶毒蛾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
五、湘西山原区
本区是云贵高原的东延地带，属山原地形，包括石门、慈利、大庸、永顺、桑植、保靖、古丈、花垣、龙山，吉首、凤凰、沪溪等县，麻阳、辰溪、临遭、澄县灼一部分，是一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区，山峦起伏，沟谷深切，从地理位置看，处于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东部季风气侯与内陆大陆性气候交替的过渡地带。土壤以山地黄壤为主，年平均温15.8一18.8℃，绝对最低温一名℃，年太阳总辐射量为92一102千卡/厘米“，日照时数大部分在1500小时以下，日平均气温>拍℃，积温为5000一530。℃，是全省光能资源热量条件最少的一个区。由于北部山岭的阻挡，冷空气对本区的影响较弱，形成冬暖夏凉的特点。本区云雾多，湿度大，雨量丰沛，年降雨量1400一1700毫米。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有些地方保存有一些在第四纪冰川未经破坏的原始林，主要生产树种有油桐、油茶、漆树、乌柏、板栗，杜仲，柏木、马尾松、香椿、梓树、樟树、楠木、桦树、锻树、马桑、叨里木、黄杉、华山松1鹅掌揪，光皮桦、光叶青岗等，‘是我省经济林集中产区，也是我省油桐的中心产区。由于该区林种树种气侯土类的变化，造成森林昆虫南北穿插、东西交混的地理分布类型，成灾性害虫有油桐尺蟆(Buzura川pPreS-。aria)、橙斑白条天牛(Batoce:adar-idis)、油茶果象、茶猜蛾(Paom曲补atestheae)、漆树叶押(Podont主alu-tea)、柏树毒蛾(Paroenoriafurva)、粉白金龟子(Cyphoehi协5in“ulanu“)等，是松毛虫历年来有虫不成灾的“无灾区”。但由于近年来森林遭受一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失调，在龙山、凤凰、、吉首、庐溪首次出现松毛虫暴发成灾，云南松毛虫(l)endrolim认51。，ipenn全s)也局部为害。该地区森林破坏严重，荒山荒地较多，自然灾害频繁，营林方面要加速造林绿化，开展封山育林，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不断提高森林复盖率。森林害虫防治方面，要采取积极措施，迅速控制松毛虫蔓延，充实森保人员，健全森林病虫防治机构，加强对油桐、油茶、漆树病虫的防治工作，有计划地对八大公山、张家界、小溪、壶瓶山等原始林区进行昆虫资源考查，划出一定面积自然保护区，建立天敌资源的基因库。
摘要： 本文分析了工程常用的边坡分类方法及其对应的植被配置，并且根据后期的养护管理将边坡分为精细管理型生态边坡、粗放管理型生态边坡和半粗放管理型生态边坡，同时对三种管理类型的边坡的植被配置进行了设计，为工程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0 前言
随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日益关注，生态防护技术已推广应用到废矿复垦、公路铁路护坡、噪音隔断、固体废弃物处理、大气环境保护、建筑工地美化、河道防冲刷、地面排水系统、水库大坝护岸、海岸抗风浪侵蚀、管道工程防护等各个工程领域。
边坡生态防护指应用系统生态学原理，在边坡植被建立后，对受损的公路边坡重建稳定的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实现边坡生态学物质与能量自循环的一种防护措施[1]。
具体讲，生态技术护坡指单独使用植物或植物与非生命材料（矿料、砌石、圬工等）相结合的方式代替传统的纯工程防护，主要通过植物根系与土壤之间的附着力（深根的锚固作用和浅根的加筋作用）及根茎之间的相互缠绕作用来提高边坡的抗冲刷和侵蚀能力。不仅对边坡有防护和加固作用，而且也对公路沿线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恢复和改善[2]。
在英国95%的边坡破坏都发生在不到1.5m深的坡土范围内，在日本66%的边坡破坏发生于2m深的土坡面层范围，而一般乔灌木植被的垂直根、侧根和须根大都分布在2m深的边坡面层内[3]。在根系固土的同时，通过适当管理，帮助边坡维持一个适宜的湿度和水文环境，既能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又能达到护坡效果。
1 工程常用的边坡分类方法及生态防护
在实际工程中，为满足不同工程用途的需要，边坡设计形态多种多样，边坡的分类也有很多种方法。
①按边坡的成因可分为天然边坡和人工边坡。
天然边坡是自然形成的山坡和江河湖海的岸坡，一般来说相对稳定。但是随着交通、水利、矿山、城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自然坡面的生态平衡正在被打破，开挖出大量的裸露岩土边坡。天然边坡的坡面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人工边坡生态环境的形成成为当前重要的工作内容，而重中之重就是植被的配置的问题。
②按构成边坡坡体的岩土性质可分为土质边坡、岩质边坡和岩土混合边坡。
不同岩土性质的边坡，生态护坡的形式是不同的，植被的配置也不同，许多学者在该方面也进行了探讨。翟文光等分析了19种生态防护技术的工艺原理、技术特点、适用范围及景观效果进行分析和比较，给出生态防护中植物的选择和搭配方法[2]。陈洪凯等从植物群落演替过程和植物选择原则的角度，并根据岩质边坡、土石边坡和土质边坡3种不同岩性边坡与植物根系的作用特征，提出了合理的植物优化配置模式，得出岩质边坡以须根发达的草本植物为主，土质边坡以草灌型或草灌乔型为主，选择水平和垂直根系发达的品种，土石混合边坡应采用草灌型或草灌乔型的植物配置模式，以草本植物和苗期生长快、根系发达的灌木品种为主[4]。
③按边坡的高度可分为一般边坡和高边坡。
藤本植物适合于比较高陡且凹凸不平的弱风化岩和中风化岩的生态修复；灌木的根系比较发达，适应性和抗逆性强，在土石边坡和强风化岩边坡增加灌木的应用，形成不同层次的生态护坡，既能提高边坡生态防护效果，又可增加景观层次。
2 公路边坡管理类型的分类及植被的配置
不管是天然边坡或人工边坡、土质边坡或岩质边坡或岩土混合边坡、一般边坡或高边坡，这些类型的边坡防护的后期管理方法是不一样的，边坡后期管理方法不同，会影响前期的护坡的设计、植被的配置等。根据边坡管理类型不同，将边坡分为粗放管理型边坡、半粗放管理型边坡和精细管理型边坡。
2.1 精细管理型生态边坡
在高速公路入口处、重要标志路段等一些景观要求较高的路段，生态防护边坡后期的养护管理要求较为精细，要定期修剪、浇水、施肥等，同时这样地段的边坡在边坡生态防护类型的选择上和植被配置方面要求较高。因此，在植被的配置方面，不仅要考虑植被的生态适应能力、固土效果，还需要重点考虑如何采用多种植被的搭配来提升景观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
①结合草本、灌木、乔木、藤本植物多种类型植被，利用多种类型植被的根系增强固土效果，同时具有一定的层次感，提升景观效果。我国公路边坡生态防护中使用较多的草本植物有白三叶、地毯草、羊茅、节水草、狗牙根、二月兰、小冠花、黑麦草等；常使用的护坡灌木植物主要有沙棘、锦带花、迎春、胡枝子、紫穗槐、坡柳等；乔木类植物有山合欢、漆树、刺槐、油松等；藤本植物有爬山虎、常春藤、扶芳藤、葛藤等。
②坚持植物生物学特性，组织营造多重景观。观赏植物根据其观赏特性可分为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等植物。观花植物一般要求花朵繁盛、色彩鲜艳、花相整齐，如玉兰、大花紫薇、樱花、牡丹、山茶、夹竹桃、杜鹃等，花期集中，观赏效果极佳；观叶植物一般要求叶形奇特，叶色变化丰富，随季节变化呈现不同颜色，如棕榈、平婆、七叶树、羊蹄甲、鹅掌楸、银杏等叶面积较大或叶形奇特美观的树种；三角枫、乌桕、石楠、紫荆、栾树等彩色树种叶子颜色随季节变化而变化，达到四季有景可观、有花可赏的效果[5]。
③突出地域特色，结合本土植被和当地的民俗文化，设计出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防护边坡造型和景观设计。
2.2 粗放管理型生态边坡
精细管理类型的边坡设计相对较为复杂，养护成本也相对较高，考虑成本因素，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路段的边坡设计，可以考虑采用一些耐粗放管理的植被进行生态护坡。耐粗放管理的植被主要是采用本土植被，生态适应能力较强，后期不需要精细养护的植被，例如海南地区可以采用牛筋草、弯叶画眉草、狗牙根、地毯草、含羞草等。
2.3 半粗放管理型生态边坡
半粗放管理类型生态边坡介于精细管理型和粗放管理型生态边坡之间的一种边坡养护管理类型。在植被配置、造型设计、后期养护等方面比精细管理型边坡要粗放，而比粗放管理型边坡要精细些。
3 结语
生态护坡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生态边坡的前期设计固然重要，但是边坡施工完成后对边坡植被的管理养护也是边坡设计中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期的养护管理直接影响前期的设计，养护管理不一样，植被的选择也就不一样，本文将生态边坡的管理类型分为精细管理型、粗放管理型、半粗放管理型，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植被配置，对工程实践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摘 要:为了避免5+2=0式教育悲剧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师都认识到了家园合作的重要性。家园合作不仅仅是家长和幼儿园建立支持性的联系,还需要家庭、幼儿园、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才可以做好。本文从人类发展生态学的视角入手,探讨我们成人在构建与儿童密切相关的环境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并且试着找出在家园合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掘儿童潜能的方法,通过家园合作可以更好的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类发展生态学;家园合作;启示
一、问题提出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教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其细微而复杂的任务。尤其是自1979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许多家长都不能对这类“新型儿童”采取科学的教养态度。在这种困境下,幼儿园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也非常重视幼儿园和家庭之间的合作共育。在2001年,教育部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学习和生活的空间。幼儿园同时应为社区的早期教育提供服务”。
家园合作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家长资源,实现家园互动共育,促进幼儿素质的提高,这是家园合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幼儿园教师和家长对家园合作的态度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本文主要是从生态学取向探求我们成人在创设与儿童密切相关的环境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并且试着找出在家园合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掘儿童潜能的正确途径。
二、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人类发展生态学是由尤・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nner)提出的,他认为,“人类发展生态学研究的是发展着的个体与其直接生长于其中的变化着的环境之间的渐近的、双向的互动,而这个互动过程又受到个体不同的直接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影响,并受到这些环境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制约。”
人类发展生态学中的“生态”指的是有机体或个人正在经历着的,或者与个体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环境。人类发展生态学中的“环境”指的是体验到的、对人发展产生影响或受人发展影响的“事件或条件”,不仅涉及任何在科学意义上环境的实体特征,还包括在环境中的儿童对这些特征的主观感受,而且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环境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既具有中心,又向四处扩散的网络。布朗芬布伦纳将之称为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其按与个体互动的频率及密切程度依次向外扩展成四级――微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和宏观系统(macrosystem)。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环境相互交织在一起,前者逐个地被包含在后者之中,形成了一种同心圆样式的结构。
微系统是指个体最直接接触到的环境,是发展着的人在具有特定物理和物质特征的情景中所体验到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样式。包括家庭、学校、邻居和社区。中间系统是指由发展的人积极参与的两个或多个情景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家庭与学校、学校与社区、家庭与同伴等。外系统是对儿童的发展只有间接而无直接的影响,包括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过程,至少有一个环境不包括发展着的个体,但是会间接地影响个体存在的微环境。宏观系统是个体所处的整个社会组织、机构和文化背景,包括来自某种文化或者文化的价值观念、信仰和信念、历史及其变化、政治和经济、社会机构等,宏观系统是微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的联合建构,包括特定文化或者亚文化的特征、信仰、知识体系、物质资源、习惯、生活方式等。
各个系统是相互系、相互制约的,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变化都会波及到另外一个系统;儿童的发展过程是其不断地扩展对生态环境的认识的过程,从家庭到幼儿园再到社会;儿童的生态过渡对其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人类发展生态学视角下的家园合作
1、充分利用微系统对幼儿进行教育
幼儿在微系统中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幼儿在其它层次系统中的发展。微系统是一些活动、角色以及人际关系的模式。
这里所指的活动是“具有自身动量的、正在进行的行为,被环境的参与者认为是有意义或有目的的行为。”人际关系是指在同一环境中,当活动的一方注意或参与到另一方的活动中,便发生了人际关系。而角色是对社会中占某一特定地位的人和与之有关的其他人所期望的一组活动和关系。他通常可以用一定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加以描述,并按年龄、性别、职业和亲属关系等变量加以区分。在微系统中,活动、人际关系和角色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平时,教师和家长都应该密切关注孩子的行为,适时的介入,帮助和引导孩子学会正确的处事原则和方法。家长和幼儿园老师在在平时要和幼儿多互动,满足儿童的角色期待,同时,也要注意与儿童互动时的情感交流,在互动中增进彼此感情。
如果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能够按照人类发展生态学中的这些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就不会出现那些生态危机现象啦,例如僵化封闭的活动设计与组织规范;单项、线性的活动方式;儿童被动、受控制的生存方式;对幼儿生命与差异的漠视等。
2、加强中间系统的联系
环境的发展潜力将随着一个环境与其他环境之间存在的支持性联系的增多而提高。中间系统中各微观系统间的互动质量越高,促进儿童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幼儿在微系统发展效果的好坏会受到中间系统的影响。中间系统是家庭和幼儿园这两个微系统的交集,如果幼儿在家庭和幼儿园中学到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等内容存在很大差异的话,那么幼儿在以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心理肯定会非常矛盾,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我们想看见的。
首先,作为教师要积极、耐心、细致的向家长传授科学的幼儿教育方法,定期汇报幼儿在班级上的情况。同时,也要了解每个幼儿的特点,以及他们在家庭中的表现和习惯等。当然,家长也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参与者,家长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教师的配合程度等等,都会影响幼儿教育的最终结果。
3、合理控制外系统的影响
外系统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幼儿,但是他们却深深的影响着与幼儿朝夕相处的人,因此,外系统也不可避免的会对幼儿的日常生活和性格、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家庭方面来说,家长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文化水平,决定了父母所承担的角色、所从事的活动和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从而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对待子女的态度,做为家长应当学会控制自己在幼儿面前的言行举止;从幼儿家庭所处的社区来说,社区内居民的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等方面,也会影响到幼儿的知识范围和交往水平等;从幼儿园方面来说,幼儿园的师资水平以及教师间的合作竞争氛围等都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活动、教师对幼儿的态度以及儿童观及事业心等,作为幼儿教师不仅应该规范好自身行为,还应该向幼儿家长和社区宣传为幼儿营造良好心理环境的重要性。
4、重视宏观系统的作用
人类发展生态学认为,在整个文化或者亚文化及其所包含的较低层次的生态系统中,具体的各方面的表现可能差距很大,但是却具有内部的同源性。微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和发展的进程,而宏观系统决定着这三级生态系统的具体特征。因此,任何关于人的发展的研究都必须考察宏观系统的影响作用,换句话说,微系统、中间系统和外系统对人的行为和发展的影响,是在宏观系统这种广阔的背景下得以实现的。幼儿在家庭、幼儿园和社区中参与的各种活动都是要受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当地人的普遍价值观影响的,不仅仅是幼儿,每个人的活动都会受其所在的文化圈的影响,对幼儿的教育更应该重视价值观、文化观等层次的影响。
四、对家园合作的启示
1、要明确家园合作的目的
家园合作只是一种方法,是一种为了促进儿童身心发展而进行家园互动共育的方法。在家园合作的过程中,家庭和幼儿园都应该注意合作的有效性,即合作要能切实的促进儿童的发展,而不能本末倒置,去过分的追求家园合作的频次和形式等。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在创设环境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儿童在这种环境下是不是会获得发展,这种环境对儿童发展的促进作用到底有多大;其次,幼儿园老师要和家长统一步调,家庭要配合幼儿园开展的系列活动,家长也可以根据自己对儿童的期望引导儿童向某些特定的方向发展,补充集体教学的不足之处。家园合作是要指向幼儿的个别发展,指向各个幼儿发展的特殊方面。
2、要注意家园合作的有效性
如何才能保证家园合作的有效性?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做细”和“做远”这两个词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做细”指的就是要将家园合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不仅要确保家园合作的目的、内容、方式和方法等环节的科学性,还要确保儿童在家庭和幼儿园这两个微系统中都要获得发展。要使家园合作有效,就必须先确保儿童在家庭和幼儿园这两个微系统中都要获得发展,在此基础之上的家园合作共育才会更有意义。其次,“做远”就是要突破家园合作的限制,将眼光放长远,要注意到那些可能会对家园合作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比如,家长的文化背景和经济收入、幼儿园自身的教育资源等问题。虽说这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单凭家庭和幼儿园的力量很难改变这些已有的现状,但是,这些客观存在确实会对家园合作以及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
3、要从宏观角度审视家园合作
生活在特定文化圈中的人们,其言行举止、衣食住行无不渗透着这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也无法规避这种文化的影响。家园合作不仅要在培养儿童能力等方面做到步调一致,在塑造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更要做到统一。幼儿期是儿童价值观形成的萌芽期,此时儿童缺乏辨别好坏的能力,极易受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加之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各种鱼龙混杂的思想围绕在我们左右,作为成人,我们更应该重视对儿童文化、价值观等层面的教育。因此,家庭和幼儿园要重视对儿童进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培养,让儿童热爱集体,喜欢与人交流合作,多让儿童接触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让幼儿获得在集体中的快乐体验。
0引言
高校可持续发展是高等教育研究优秀领域的主要内容之一。探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高等教育未来出路，而且有利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高校是一个复杂的复合生态系统，呈现出动态的复杂性。生态位理论作为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清晰地反映高校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运用生态位理论来研究高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用价值。
1生态位理论及高校生态位理论
生态位是用来表示生物个体或种群生存所必需的或可被利用的各种生态因子或生态关系的集合。J.Grinell（1917，1924，1928）在研究加利福尼亚长尾鸣禽的生态关系时使用生态位术语并首先给予定义[1]。此后，诸多学者对生态位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在生态位理论的研究范围已应用到土地评价、农业生态、城市建设、高校管理[2-5]等领域。生态位理论认为，物种在生物群落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包括空间、功能及作用。某种物种的生态位越大，其占有资源与吸引资源的能力越强，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也越大，反之，其生存必然受到抑制。而各个物种之间存在着生态位重叠与竞争。
高校处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环境之中，其自然环境、政府环境、市场环境、高校之间的环境等区域环境均影响到高校的生存与发展。高校生态位可以表述为一所高校在区域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其提供给人们的或可被人们利用的各种因子的集合。它不仅是一所高校占地空间位置的反映，而是一所高校占有资源、服务社会的能力大小集合。
2高校生态位宽度的构建
生态位态势理论指出，即从个体到生物圈，无论自然还是社会中的生物单元都具有态和势两个方面的属性，态是生物单元的状态，是过去生长发育、学习、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果；势是生物单元对环境的现实影响力或支配力，如能量和物质变换的速率、生产力、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占据新生境的能力。特定生态系统中某生物单元的生态位即该生物单元的态势与该生态系统中所研究的生物单元的态势总和的比值，体现了该生物单元的相对地位与作用[7]。依据一般生态位态势理论，高校生态位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高校的态（占地面积、在校学生数、、师资力量、毕业生服务社会能力等），即高校在特定时刻的状态，是过去发展积累的结果；二是高校的势（面积变化量、招生规模的扩大、毕业生就业能力变化量、引进高水平人才数目等），是高校在特定时间内对区域环境的现实影响力或支配力。态和势的有机结合综合体现了高校在区域环境中的相对地位和作用，即高校生态位的大小（宽度）。
3实例应用与分析
3．1 江西省师范类院校生态位计算
3．1．1 生态位因子的选择高校生态位由多种因子决定，但在研究时，不可能掌握高校生态位所有维数的具体特征和参数，根据实际情况和资源可获度，将其维数减少为若干个有效维数或某一维数进行生态位的测算。在本文中，选择了三类集中反映高校占有资源能力的指标来表示生态位。一是招生数（C1），直接反映出高校吸引、占有学生的能力；二是教职工数（C2），间接反映出高校占有教师资源及教学水平的高低；三是毕业生就业率（C3），直接反映毕业生市场竞争能力以及服务社会能力。
3．1．2 权重赋予本文通过熵权法客观赋权法来进行指标权重赋予，如表1。
3．1．3 计算高校生态位以江西省五所主要师范类高校为研究对象，根据江西省统计年鉴及五所高校的相关数据资料，计算2004、2006、2008年高校生态位。（表2）
3．2 计算结果分析从图1中可看出：①大部分院校生态位有所提高，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但各学校进展不一。计算结果与近年来各高校发展的趋势大致吻合。其中，上升较明显的是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该校在2003年升格为专科院校后，其办学规模、师资力量等方面有明显增强。②从平均生态位上看，江西师范大学生态位最高，其次为赣南师范学院、上饶师范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态位最低。江西师范大学作为省直属高校，其建校时间久、办学水平高，故生态位最高；赣南师范学院升本时间早、在赣南地区影响力比较大，生态位排名第二；上饶师范学院几经周折，2004年方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时间较晚，但位于省会，区域优势较强，发展较快，增幅在五所院校中名列前茅；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一所升格不久大专院校，教学资源、教育资源远远不及其他本科院校，生态位最低。
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随着近几年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欣欣向荣，各所师范院校办学水平均有所提高；生态位宽度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学院、上饶师范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逐渐递减。从现实状态来看，五所师范院校的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培养目标均定位于中小学教师，服务半径虽有不同，但随着就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所有师范院校面对的市场均是全省乃至全国市场，此时存在生态位重叠，从而引发生态位竞争。在此情况下，高生态位的院校必会占用低生态位的资源（生源、师资、就业市场等）。如果低生态位院校不提高生态位宽度，最终面临的只能被兼并。而提高生态位宽度，不仅仅是从生源、师资、就业等方面入手，更关键的是生态位的错位发展。对于江西省师范类院校而言，错位发展战略是指充分认识自身特征，选择区别于其他院校的生态因子组合，凸显自身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实现生态因子的差异化，实现生态位的分离。
4结语
基于生态位研究度研究高校发展是高校研究的一个新角度，本文仅从三方面来考虑，指标选取较为单一，选取年份较短，分析较为简单，但其为研究高校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方法及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