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30 02:57: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法制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外国法制史 法学体系 地位
论文摘要：外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一样，在我国法律学科体系中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有自己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研究，都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的分析。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考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在法律学科体系中，外国法制史同各个部门法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的关系，是历史和现实、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今天的法律是昨天法律的发展和继续，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就有必要研究昨天。因此，每一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的专史，其任务在于阐明各自领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制度及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具体规律。然而，外国法制史不同于这些专史，它并不是各个法律部门史的简单拼凑，而是从总体上对各个法律领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制度进行研究，提示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联系，从而为各个法律部门专史的研究，理出一条基本线索。毫无疑问，部门法的专史也会不断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实外国法制史。
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法学基础理论根据法制史和部门法学提供的历史和现实材料，抽象、概括出普遍适用于法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研究外国法制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学的基础理论为指导；研究法学基础理论也必须以丰富的、具体的史实为依据。恩格斯曾说过呆若木鸡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呆若木鸡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一精辟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的关系也是如此。
外国法制史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联系，是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法律制度的创建、发展经常体现了某些法律思想家的理论和思想；而一定时期的法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离不开法律制度实践的检验。这方面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外国法制史正是一门研究外国法律制度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当今世界各国法制建设经验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第一，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提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展示出一幅贯穿古今的外国法制史发展的绚丽多彩、生动活泼的历史蓝图；从而开阔人们的视野，给人们以启迪，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理论的理解，正确认识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
第二，它可以帮助人们从法律制度的沿革和变迁的起因及结局中，系统地总结历代统治阶级运用法律实施统治的经验，从中比较鉴别，批判地利用和吸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利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三，它从总体和具体方面介绍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提供外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最新信息，使我们能够知己知彼，在对外交往中更有力地维护我国人民的权益，加快我国法律科学和法律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步伐。
原文作者：贾晓兰
摘 要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现如今对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学习和借鉴的价值。在那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清朝犹如一朵奔腾的浪花，而清朝的法制历史则是汇成浪花的小小水滴，由此可知，清朝的法制史何其重要！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如今，在这个更加强调法治社会的今日，我们有必要借鉴清朝的法制，那个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朝代的法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本篇就结合清朝法制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一下探究，论述了清朝的法制史发展历程，从而为今日的法治国家建设提供经验。
关键词 清朝 法制史 阶段特点 学术研究
作者简介：贾小兰，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二语习得、法律语言。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12-02
随着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进程逐渐加快，法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人民的广泛重视。如何处理好多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健全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立法和司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清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宗教立法，深入探讨清政府统治多民族法制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清朝法制史的时期特点
（一）法律关系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具有过渡性
满族生活在关外期间，还在原始社会末期生活的他们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急剧变革，从而便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因此决定了法律关系的繁杂多样。在当时，一方面奴隶仆役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倒卖，并且和马、牛、羊、驴等一样进行收税。另一方面，奴隶仆役还有告主的权利，一旦告准，就会恢复自由身份，或者脱离旧主、更换新主。而根据唐明法律，奴婢控告主人，就犯了“干名犯义”罪，至少仗一百、徒三年。由此便可以看出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其法律关系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二）把法制建设当做立国的根本
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他们都是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和蒙古地区，进而强攻大明朝。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注重用非常严明的法律来管理和约束军队，以此来稳定后方，从而调整不断变动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的是采取向蒙古等外藩地区宣布盛京定制的方式，从而维持了国家内部法制的统一，为之后的进军全国提供了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条件。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的不断努力之中，逐渐认识到了法制是立国之道，他教导国人、牢记法令。直到逝世前夕，仍然殷切教导其八旗子孙：“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直至皇太极即位，仍“宣布法纪，修明典章”，尤其是在统一立法权和划一执法上做足了文章。关外时期的法制时期，历时虽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特色也十分鲜明，给以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积极的促进了满汉法律文化上的大融合、大发展。1644年入关之后，便把其法制推广至全国。 [论文网]
（三）与汉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相结合
努尔哈赤建国之初，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还不是很强烈，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因心肇造。”到皇太极的时候，就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应该吸收前朝的法律建设的经验，因此形成了“参汉酌金”的方式，“渐就中国之制”的立法路线。其中，“参汉”就是根据前朝的封建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满清自己的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考虑女真族的原有的习惯的法律规定，两者相得益彰。在二者交相辉映之下，翻译了前朝法律，比如《会典》之类的，从而将以唐明法律为代表的汉民族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满族相关的法律之中。可以说当时的法制建设为以后各民族文化、法律的融合提供了非常系统的资料、非常清楚的演变过程、以及瑰美炫丽的画面。
（四）可汗的意志与国家法制直接结合
在努尔哈赤时期，家族的血缘关系依然有着很强的纽带作用，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可汗又是女真族的族长，他拥有着最最崇高的王权，他既拥有政权又拥有族权，两种权利互相支持，以至于可汗的意志与国家的法令界限毫不分明，其实当时可汗的意志是国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皇太极时期，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国家立法也日益增多，但是满族的家法与国法依然保持一致性，调整着国法所不及的行为。
（五）满清通过法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外时期形成正式文献的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法制，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十分注意用法律来保护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到了皇太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法制化，保护农业的法令迅速增多。比如：农耕时节，不能因为天气原因的而耽误播种，也不能因为农忙而滥用农夫、劳动力。“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与此同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且实行纳粟赎罪之制，从而鼓励农业发展。这就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展示了封建经济关系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法制对封建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六）颁布盛京定制，用法律来调整满清和蒙古的关系
自天聪三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多次遣人到外藩蒙古宣布谕旨和敕令，从而强制外藩蒙古接受自己的统治，以便更好的巩固与蒙古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同盟关系。颁布盛京定制是满清法制重要的举措之一，无疑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它在贯彻执行满洲法制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蒙古的传统与习俗，致力于创造满蒙法制为一炉的蒙古法。这条成功的经验，在以后大清对待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综合前朝法制建设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制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上的最后一个统治的王朝，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法制建设为清朝提供了全面的法律建制经验。清朝统治者在关外时期时，就非常注重以前朝为鉴。入关以来，为了适应满清统治的需要和满足重新立法建制的迫切性，在汉官的积极建议下，迅速把“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迅速推广至全国。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参汉”已由参考明代法制，发展为以明为主，溯及历代法制。清朝入关以后的立法活动，以《大清律例》为代表，而清会典是中国封建时期上的行政立法总汇，还是清代法制史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清朝法律体系当中，宗族法也有着一定的作用。宗族法虽然不是国家制定的，并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它却对维护法制的社会秩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利用宗族法，推行并且贯彻封建统治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使得政权与族权、宗法与国法紧密结合，以此来维护满清的统治。
（八）维护封建家族主义制度
封建家长主义制度是清朝专制重要的基础和支柱，许多的政策法令都是靠着千千万万个家族系统来维系和贯彻实施的。
清朝为了强化专制主义，进一步用法律强制维护封建家族主义的统治。由于清朝族权与政权界限也不是十分分明，所以国治也等于家治，家治亦是国治，家国不分也是清朝的致命之失。为了更好的加强清朝的专制统治，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加重了对反叛谋逆之罪的处罚；屡兴文字狱，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二、研究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
清朝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王朝，历经267年的风风雨雨，由盛到衰的历史发展历程。在这267年的时间里，清朝把封建的经济推向了鼎盛，法律制度也超越了前朝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所以，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对我国现代的法律的完善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第一，清朝的封建法制是承接前朝，逐渐完善的。清朝的法制体系是相当的完备的：由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各个执法部门组成清朝完备的法律体制；在理发的内容上，也内容广泛，并且更加符合清朝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在司法制度上，程序是非常的严格地，审查机关也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在会审和死刑的审核上更加的制度化、法律化。不得不说的是清朝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针对少数民族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更好的统一了多民族的中国。所以，对清朝的法制史研究，有助于了解封建法制历史的基本规律性。
第二，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王朝，清朝的法制史是以满足满族贵族的基本利益为目的。1644年清朝入关以来，清朝第一个正式皇帝—顺治登基以后，满族就和汉族进行融合，即是汉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古代的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是由这些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上也有其他王朝对中国的封建法制建设做了贡献，但因为年代比较长远，或是其统治的时间比较短，好多少数民族的王朝的法制史缺失、不完整，只有清朝以满族为主的法制史比较繁盛，法律资料比较完备，脉络清晰，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是的重要依据。
第三，1840年以后，也就是道光二十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巨大的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外国法律、文化、精神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入中国，最初是以随着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入侵的。这样的压力导致清王朝本成一体的法制体系遭到了破坏，各种思想冲击着中国国人的大脑，随后各种洋务运动的大肆开展。外国的法律思想输入中国后，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民的束缚开始有所松动，法律逐渐被人民了解、掌握。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排除外国法律文化是先进的，它的输入中国古老落后的封建法制体系中，就像给病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的活力。
第四，清朝建国时间距今天不远，满打满算也就400年，它在法制上的建设历史成为很好的依据，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第五，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王朝，遗留的书籍、档案、资料多如牛毛，我们可以认真的整理、总结、学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继承清朝法制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研究清朝的法制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对我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法制史学术价值研究才被世界各国的法制史学家广泛关注。
三、结语
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历史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令人销魂，它比其他学科更具有想象力。
满族从偏安一隅到最后统治整个中国，靠的是什么？我想说一个蛮荒之地的民族能由北向南统治全国，难道没有法制的巨大作用吗？难道不是和其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相关吗？道光二十年，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折时期，封建法制正在逐渐解体，外国的法律、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研究清朝法制史不仅可以了解我国的封建法制是如何消亡的，还可以了解到我国近代法制是如何开端的，从而借鉴经验，更好的发展当今法治国家。清朝开国以后的法制建设逐渐完善，内容也慢慢丰富，对于统一中国有着重要的作用，清朝的法制特色和时代特色十分明显，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清朝法制史的发展即是中国一段历史的运行，它为现如今的法治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使当今社会的法制建设如流淌的江河，奔流不息，滚滚向前。
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建设
一、“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现状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优秀课程之一，属于法学基础理论课，也是必修课程。但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实践中，由于教材体系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教材过于厚重，有待进一步改善
近几年，为突出法律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院校各法学院系纷纷修订教学计划，将理论课程教学时数大为削减，中国法制史课程的理论课程教学时数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然而，由于中国法制史知识点众多，与之相应的教材内容过于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厚重，绝大多数教材均在40万字以上，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全面讲授必然不深不透，学生也难以系统掌握。
（二）体系存在缺陷，形式僵化，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目前，中国法制史教材大多采用按照朝代分编的编排方式，比较而言，这种体系便于学生以时间为线索掌握每个朝代的法制建设成就。然而，这种体系只是从整体上介绍中华法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但对于具体制度的变迁却缺乏系统的阐释，导致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无法掌握具体法制的发展演变。 另外，由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文言文较多，文字生疏，缺乏必要的图示或文字解释，并且对一些法律制度产生发展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介绍，导致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无法马上理解，重点难以掌握，达不到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
（三）教材版本繁多，没有自身特色
在中国法学教材过度“繁荣”的大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材也同样版本众多，仅在当当网搜索到的各种“中国法制史”教材就有30余个版本，虽然，其中不乏精品，但多数教材内容重复，从篇章体例到形式、内容毫无新意，还有一些版本教材之间内容相互矛盾，导致各种版本的教材权威性不强。
（四）缺乏现代化手段支撑
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只满足于文本的撰写，至多附有powerpoint制作的文字讲稿形式的多媒体课件，既缺乏丰富的表现力，也缺乏良好的交互性。这样的教材，无论是文本，还是多媒体课件，只能静态的反映中国法制史的知识内容，无法实现动态并及时更新。缺乏网络技术的支持使教材存在天然的缺陷。 可见，现今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从编排体例的组织上，到知识内容含量、文本形式及信息含量和网络技术手段的应用均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其既无特点，又无新意，甚至于无法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需要。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现行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一）改革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是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
“中国法制史”课程类型属于理论课，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传统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采取满堂灌式板书教学，由于教学时数和板书速度的限制，教师只能讲授书本上的一些主要内容，讲授的知识量有限。同时，教学方式单一呆板，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感，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降低了教学效果。①
（二）改革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是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既要求夯实学生的法学理论基础，又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中，结合教材的基本知识的学习，提高部分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学术能力，实现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学生依赖于教材的提示与指导下参加一些科研项目，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意识和动手能力，从而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②
但目前现有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则无法完成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任务。
三、“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
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例，主要应在确定的原则基础之上，从文本教材、cai 课件及教材的网络支撑等方面进行。
（一）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为了适应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并举和现代学生渴求知识的需要，在设计教材体例和内容时，主要应考虑教材结构的科学合理性、内容的时代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使中国法制史教材无论在体例形式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应该是比较科学，吸取了新的公认的研究成果，具有知识的新颖性、学术的前沿性和预见性的符合教学要求、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教材。③为此，在建设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1、基础性。立足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中国法制史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史实、基本制度，要求知识内容的阐述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2、实用性。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文本教材编写上应注重剖析法律制度产生的历史演进过程及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效果和对后世的影响等。并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司法考试内容，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
3、创新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的现有教材大都体系陈旧、形式僵化，已经影响到实际教学效果。因此，对其体系进行开拓创新已成必然。在每章中应设计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如“引读案例”、“背景知识”、“罪名演化”，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4、现代技术性。考虑到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知识更新速度较快，课程所需相关信息量极大，仅以静态的文本教材为载体，难于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为此，应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中大量使用网络作为载体，以配合文本教材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二）文本教材体系建设
文本教材即以纸质的材质为文字载体的传统教材。文本教材是教学的主要依托，也是提高课程
教学质量的先决条件。“中国法制史”教材通常在体例设计上采用通史形式或专门史体例进行撰写，但这两种方式各有局限，笔者认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教材应采用以通史为主，并结合专门史来进行体例安排。在具体章节安排上，每章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是分析教材和指导学生行为的依据，对学生了解预期结果，具有明确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学习目标的实现与否是对教师教学效果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之一，也是对学生学习情况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之一。为此，每章均设“学习目标”。
案例导读：每章设案例，教师运用中国古代法制典型案例，引领学生进入特定事件，激发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理论学习的热情。
背景知识：对一些重要知识内容应辅之以背景知识的介绍，这样有利于学生理解该法律制度或事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便于更好的识记，同时也进一步强化学生运用背景知识分析问题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每章的单元内容主要阐述基本理论知识，并与本章实践技能操作相对应，学生可以以最短的时间掌握“3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并将所学的知识转化到实践领域。基本理论知识要求内容阐述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同时，还可以适时的添加一些趣味性知识。
知识掌握反馈：每章均应设置“知识掌握反馈”。课堂教学中，教师将“中国法制史”的有关知识传输给学生，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反馈能有效调动、激励学生和教师两方面的非智力因素，使教与学达到最佳效果。
（三）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教学改革
1、cai 课件的使用
将cai 多媒体课件引入到教学中，有利于直观、生动、有效地将教学内容传输给学生，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引入cai多媒体课件，更能提高学生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和学习热情，充分利用被缩减的课时④，以最少的时间将最多的知识和思想传达给学生。
2、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利用
现代教学缺乏网络支撑是无法设想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体系也同样如此。由于文本教材与cai 课件载体的有限性和静态性无法满足现代信息社会教学的需求，借助于网络成为丰富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内容的重要手段，所以，在满足文本教材建设的同时，应强调网络建设。
教学中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法制史内容初探
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虽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但两者之间的往来未尝不其来有自。而刑法作为古代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征服与统治所赖以借助的手段。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因是人类发源地之一而成为早期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区域，使习惯法从其内部产生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由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法便产生了两条相互依存又相互抗拒的语脉：即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践行与刑事习惯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与习惯法在早期社会活动中就已产生一样，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自先秦时期就已产生，到唐宋羁縻制度盛行之际，国家刑法的践行已有较大的起步，但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直到元代及其后的明清时期，随着土官制的确立与发展，国家刑法才开始展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全面的社会控制，使国家刑法的一体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在民族法史教学中，可以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初探。
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早期刑法的起源与发展
西南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早在国家政权建立以前，其祖先就已与中原发生着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往来。作为内因的西南少数民族公共权利组织的产生催生着该地域内刑法规范起源的同时，战争也作为外因成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起源的常规途径。公共权力组织的产生主要通过部落首领、军队与奴隶制所具有的诸多社会现象，及宗庙的设置、城廓的修建和礼器的使用等多种特征来表现，成为刑法产生之内部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素的有力证明。“刑起于兵”是刑法起源的外因，其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这一论点：一是战争的物质见证与刑罚工具具有高度的类同性；二是战争中的盟誓与刑法的渊源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自秦建立大一统国家后，中央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则纳入了垂直领导的行政体系。中央设立了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同时朝廷也委派官吏赴少数民族地方担任行政长官，直接管理其地方的行政司法事宜，使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职官制及相应的刑事管辖权逐步凸现出来，国家刑法也随之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这一时期，国家刑法实践也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酋长的规定、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行为的规定及国家官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状况三个方面展开。而这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发展的另一特征则在于地方刑事法律制度的出现，即夜郎法规与滇国可能存在的刑事法律。此外，西南少数民族其他地区也存在刑事习惯法，因历史记载不详尽而显得较为式微，但其始终表明，秦汉时期该地域的刑法较先秦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且呈现国家刑法与地方刑法并行使用的特征。
二、羁縻制度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兴盛
唐宋时期，在羁縻制度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同时，与之并列的另一种地方制度成为这一个阶段的特色，即地方政权的产生和发展，使这一阶段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因多层次的政治文化圈而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也正因为这种繁复的局面，促使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兴盛。首先，在国家刑法的实践方面，主要有国家刑法对少数民族反叛行为的适用、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官犯罪行为的适用等。其次，国家刑法的实践还较前时代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即国家刑法效力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其他领域的延伸、国家刑事政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延及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国家刑罚的流配之地等方面。同时，汉官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执法状况，如羁縻州县和四川地方政权的执法状况也成为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刑法文化圈层的内容。与秦汉时相似，这一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同样有地方法律制度产生，即唐朝的南诏与宋代的大理国，其国内刑法制度的系统化已严然可以与国家刑法相媲美。此外，西南少数民族其他地区也仍存在习惯法，并已具有实体与程序方面相应的记载，成为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兴盛的见证。
三、土官制下国家刑法的制度化实施
元朝大一统的建立，土官制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正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土官所治地区也相继进入了国家纳税范围，如此，地方政治与经济权力向国家政权的双向回归，为国家权力的深入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条件，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国家法律控制系统具备了首要前提。随着国家刑事管辖权推进的是国家刑法效力的扩张，多数刑事案件尤其是关于土官的刑事案件开始进入国家司法程序。于是土官行为被国家法规制，土官又因其特殊政治地位被赋予的“因俗而治”权在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纵深化入侵的情况下，其刑事管辖权逐步遭遇削弱而最终呈现国家刑法的日益式强与习惯法的日渐式微相并存的特征。元明时期，国家刑法效力的扩张已开始全方位起步，即向伦理、地方政治、经
济、军事及科考等领域扩张，国家刑罚实现制度化运行，并通过乡约与保甲制发挥的规训功能、风俗的强制功能和天罚观念的警示功能向基层社会推进，如此，国家刑法的制度化实施，使这一时期习惯法及其功能开始遭到弱化。
四、改土归流进程中国家刑法的全面推进
基于土官制度的流弊，改土归流在清代得以大规模实施，使土官原有的地方治权被流官所取代，国家刑法的适用得以顺利地进行，从而为国家刑法的全面推进预设了可行性前提。土官法律特权的逐步消解，为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排除了政治性壁垒，在对其犯罪行为的认定和惩罚上，土官的法律地位开始与土民相似，国家刑法的一体化进程在此阶段更为加剧。一是国家刑事管辖权的推进已显示出强烈的一体化特征，即省级司法机构之间的协作化加强、府州县司法机构的分工化明确与基层组织的司法职能凸显；二是国家通过剥夺土官刑事管辖权进而向基层社会直接推进外，已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刑事立法，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角度规范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秩序，形成一系列集案件管辖、司法审判与行刑制度为一体的特别法规。国家刑法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犯罪行为的实体规范上，也主要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上增强国家刑法效力。主体上，除了历代国家刑法规范中不可疏忽对流官的制约外，这一时期还较全面地规范了土官和苗民的行为，犯罪客体也如内地一样具有了普遍性。另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刑法的程序规范上，也逐步向内地靠近，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刑法逐步走向完善。
浅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改革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14门必修课中教学难度较大的课程之一。从纵向看，其包括奴隶制时期、封建时期、近现代等四千多年的法律知识；从横向看，其囊括了刑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司法制度等内容。因此，要学好这门课程，除了必须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储备，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历史、文言文基础。
一、《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手段单一。
作为理论学科，《中国法制史》一直以讲授为主，形成了教师说、学生听的填鸭模式，这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求知的欲望。同时，因为教师自身条件的有限性，如部分教师缺乏历史学的基础或者实践性经验，因此讲授的内容主要局限于枯燥的教材，但法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尽管法制史属法学基础理论课，但它依旧具有实践意义。倘能联系实践中的案例，或者利用多媒体课堂播放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新闻类的视频，增强师生间的互动，即兴引导学生了解法制史各种制度延续的意义，如“回避”制度自古有之，在今天的民事、刑事诉讼中依旧具有重要地位；引导学生思考制度演变的原因，如古代普遍存在“亲亲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相为隐”制度，但今天却不允许，刑法为此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其适用对象即包括亲属。一言以蔽之，《中国法制史》在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并且系统地将古今联系起来。
（二）学生学习被动。
《中国法制史》课程的理论性特征使得学生学起来显得较为被动。以笔者所在的高校为例，《中国法制史》在大一上学期开设，此时学生没有任何的法律知识储备，也尚未从对高中老师的依赖中走出，因此普遍存在着缺乏问题意识、学习上极其被动的现象，学生不知道学什么、怎么学、问什么、怎么问；其次，学生对该门课程存在着错误的定位，认为法制史不过是一门历史学科，是简单的史学材料的机械堆积，相比于民法、刑法等部门法，法制史没有多大实际用处，这种功利性的定位使得学生学习法制史纯粹是应付考试；再次，作为一门具有历史特征且时间跨越较大的学科，该课程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文言文基础，譬如《唐律疏议》、《宋刑统》等古代律法，没有一定的古文基础，很难读懂；最后，该门课程生僻字多，如古代各种刑罚“劓”、“刖”、“醢”等，学生学起来容易产生挫败感，同时专有名词也多，如“官当”“重罪十条”“八议”等，需要重复记忆，而大学盛行自学为主的学风，学生容易懈怠，恶性循环的后果便是愈发排斥这门学科，没有学习热情。
二、《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转变教学理念。
所谓转变教学理念，即须引导学生从被动转为主动，改变“赶鸭子上架”的教学模式。首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此可在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熟悉的地方入手，激发其求知欲，譬如讲解商朝的刑罚如“醢”“脯”时，笔者会引入众所周知的小说《封神榜》；讲解西周的婚姻制度时笔者则引入文言文《氓》，比照古诗告诉学生“六礼”是什么。同时针对学生对司法考试的需求，在讲课过程中穿插该学科在司法考试中的要点和热点。其次，引导学生阅读适当的通俗易懂的史类书籍，如《万历十五年》等，“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
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 再次，辅助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学习方法，学习《中国法制史》必须了解各朝代的法律思想、了解各朝代的立法概况、掌握各朝代的刑事立法与原则、掌握各朝代的刑罚方法、掌握各朝代的司法制度，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分析比较、融会贯通，比如隋唐两个朝代各自的法律思想、各自的刑罚政策，其有何异同，唐代从隋代继承了什么，创设了什么，又有什么新的发展。最后，指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其作为一门学科，尽管其没有诉讼法、民法等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但可从历史角度为现代法学研究提供借鉴，同时其在司法考试中也占有相应的分值。
（二）丰富教学方法。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可以改变教师主宰的课堂模式，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首先，尝试讨论式教学，这是实现教学互动的重要手段。以笔者为例，在教授《中国法制史》时，笔者通常会适时引进社会热点，由学生根据古代的法律条文进行断案，并共同探讨古今判决的差异。譬如药家鑫案，古代存在“存留养亲”制，但当今社会“法不容情”，因此，虽然药父只有药家鑫一个儿子，但故意杀人的药家鑫却无法逃脱死刑的处罚，在这种激烈的对比性碰撞中，学生会逐渐找到学习的乐趣，也会主动挖掘知识点后面的背景。其次，引入案例教学，可在教学过程中介绍古籍案例，通过故事性的叙述，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在关键处点拨出相应的知识点，此时让学生记忆法制史中的抽象知识点则较为容易。但案例教学存在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历史书籍卷帙浩繁，要寻找到合适的教学案例并非易事，对此，笔者认为《折狱龟鉴》是本较好的参考书籍。最后，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通过图片、视频再现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在对视觉与听觉的刺激中，学生将更形象、生动且及时地掌握相应知识点。
论素质教育与《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
《中国法制史》在法学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长期的教学实践来看，由于教学方法的原因，一般很难达到让学生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教学效果，从而造成《中国法制史》作为一个法学基础学科的地位、作用也难以体现和发挥出来。有鉴于此，笔者结合当前我国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对《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探讨。
一、《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现状与素质教育对《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的要求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中国法制史》指的是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本身；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中国法制史》指的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传播法制史知识的现代专门学科。《中国法制史》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专有名词多、所涉典籍资料丰富等特点，在教学中有一定的难度。同时，与部门法教学方法改革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相反，《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长期停留在“讲授教学法”上。尽管就目前而言，“讲授教学法”仍然是我国法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方法，被全国各高校大部分教师广泛应用着，但它所显露出来的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例如：教师以自我为中心，讲授时间过长，学生缺少独立思考的时间，其主体地位体现不出来；过多地强调教材知识点，缺乏生动直观的教学资料和手段，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感觉压抑，学习积极性不高；仍以应试教育为主，死记硬背多，灵活运用少，体现实际能力的少，学生的创造性不强；教学方法较单一，大部分仍是以黑板加粉笔为主，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不起来。传统教学方法显露出的上述种种弊端，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进行重新审视和修正。
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全面阐述了素质教育的思想，指出素质教育是“为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目标，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这为深化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即《中国法制史》教学必须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根本性原则。
二、素质教育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改革
1.以身作则，树立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
传统法学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改革与调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的培养。教育部出台的《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指出，法学教育应当重视素质教育的理念，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素质。培养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培养“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培养具备法律职业伦理、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精神品质。二是法律素质。培养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表达能力和对法律事实的探知能力。三是人文素质。培养学生具备广泛的知识背景，掌握工具性技能，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为了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教师就需要采取课堂讲授、案例教学法论文联盟//、课堂讨论法、“诊所式”教学法等。因此，教师应从自身做起，树立科学的法学教育理念，不断改革教学方法，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法学教育理念，注重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2.因势利导，激发、培养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浓厚兴趣
《中国法制史》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它既是法学基础学科，又是历史学中制度史的一部分，是一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历史沉积的交叉学科。但是，千百年来中国法律制度呈现的纷繁复杂的特点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甚至使学生对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感到困惑。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培养学生对《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1）教师自身应端正认识。当前，在法学教育上存在着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尤其是《中国法制史》作为一种“过去的东西”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犹如坐上了冷板凳，以至于即使是这门课程的任课教师也难免会动摇研究《中国法制史》的信心，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因此，要想让学生对《中国法制史》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师就首先应端正认识，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科研之中，以满腔的热情面对学生。
（2）对学生因势利导。教师在对《中国法制史》充满热爱的同时，还要向学生阐明这样一个道理：历史学习者之所以关注过去，是因为他们更热爱现在和未来。进而因势利导，让学生明白，中国法制的历史源远流长，了解和研究它不仅在于它能为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提供诸多借鉴，还在于它能让我们了解中国法制文化的传统，扩大视野，开拓思路，提高分析和研究问题的综合能力。
（3）利用现代化多媒体制作各种生动的教学课件。比如，讲授中国法律文明起源时，教材比较有代表性的统一说法是“中国法律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祭祀的礼仪”和“刑始于兵”，因此，教师就可以查找古代史料或现代影像资料，向学生展示古代祭祀的程序或部落征战的场面，那些严格的礼节、繁缛的仪式、战后对战俘惩处的方法和性质在给学生留下生动、直观印象的同时，还能使学生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起源。
3.师生互动，引导、启发学生积极地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1）师生互动。教师应努力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如向学生提问，与学生平等交流，组织学生展开激烈的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日常教学活动之中，及时反馈教学效果，促使教师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2）积极启发。教师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必须向学生讲授法律制度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如某一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直接及间接原因，这一制度实施的效果及时代价值。如果以启发式教学为基本教学方法，采取步步设问、环环相扣的方式向学生提问，启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就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也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4.中外比较，注重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和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中的一种奇特的精神创造，以一种最强烈的方式集中而突出地表达一种体制，体现一种观念，作出种种要求。自国家形成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最鲜明的价值观念熔铸到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色彩斑斓的法律文化体系，法律文化又构成了民族精神的载体，体现了民族的价值准则和价值追求。因此，在讲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过程中着力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理应成为《中国法制史》教学的重要目标。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渗透民族精神的内容，如古代德治所包含的恤刑、矜老恤幼、慎刑、法官责任等，都是中国古代重德精神的重要产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再比如，无讼、息讼思想的出现和调解制度的确立反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对“和为贵”精神的向往，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渗透、强调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的前提下，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纵向宏观地比较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分析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长短，在突出法律文化的鲜明特性的同时激发大学生的自信心、自豪感。比如，在讲授“中国法律文明起源”这一节时，就可以通过讲授部落征战对中国古代法的影响告诉学生，部落征战使法律与暴力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法律因而具有集团性、血缘性和军事独裁性的特点，并最终形成血缘集团压迫的法；而古希腊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中形成的，是贫民与贵族的斗争直接导致了罗马早期法的形成，这些事实成为西方法律具有社会性、开放性、民主性特点的重要原因。分析中西法律文明起源的不同方式，有助于学生了解中西方法律为何走上不同的法律发展道路，并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中国法制史》教学与案例教学法
《中国法制史》是历史学与法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法学专业中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但也是一门很难讲授、很难掌握的交叉学科，因此这就要求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尤其要注意教学方法的运用。
一、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法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
当前，《中国法制史》课程传统教学仍采用教师讲授为主的“粉笔+嘴巴+黑板”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造成的一种现象就是自始至终只是教师一人在讲台上授课，学生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台上教师讲得唇干舌燥，台下学生埋头苦记，教学效果不明显。如果能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加以案例教学，学生就会由被动变为主动，让学生参与具体案例的讨论和分析，以此提高学习效率，最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为今后走上社会奠定基础。
（二）案例教学法可激发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如何使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是学好任何一门课的重要前提。《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内容起自夏朝，讫于当今，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专有名词多，所涉及历史典籍、数据浩繁久远，加上与现实的距离感，很容易使学生对学习的意义产生困惑。如果还采用传统方式教学，有些概念老师讲得唇干舌燥，学生仍可能云里雾里，不得要领，要不了多长时间学生的兴趣就会荡然无存，从而影响其学习的动力。而这时引入案例教学分析的方法并且经常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对学生了解当时的立法背景，加深理解相关法律知识和切实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掌握重点问题非常有帮助。尤其在网络课程中，案例教学可以使用多种传输技术，比如声音、图片、flash动画等，大大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法制史学习，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以促进学生展开积极的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创新精神，真正体会学习中国法制史的乐趣。[1]
（三）案例教学法促使教师不断充实自己，最终提高素质
我们的老师多数是从高校毕业又直接进入高校教学的，实践经验几乎为零，在教学过程中很难从法律职业化的角度组织教学活动，尤其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更是难上加难。为了上好案例课，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等等提出了比传统教学方法更高的要求，既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中国法制历史的理论知识，又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历史案件的分析能力及课堂驾驭能力等。这就要求老师要不断学习充电，扩充知识面，课前认真地选好备好案例教学内容，通过一次次案例教学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教师素质。
（四）案例教学法增加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使教学相长
传统教学中学生对教师除了尊重外，还有几分畏惧，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很少。案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师生互补、教学相辅”。这种教学法将使得学生积极参与，在阅读、分析案例和课堂讨论等环节中发挥主动性。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则始终起着“导演”作用，既要选择好的“剧本”，即符合教学需要的案例，又要在课堂讨论中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让每一个学生充分地发挥，获得最大的收效。案例教学加强了师生交流，活跃了课堂气氛，老师的亲和力、感召力激励学生全力以赴，启发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敢于发表与教师不同的观点，打破千百年来师生之间的“不平等”，使师生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而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示教师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为终生学习奠定基础。最终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2]
（五）案例教学法可以加深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案例体现了法律规则在实践中的应用，对法律规则的内容和法律精神做出了最好的实际阐释与证明。恰当地引入案例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化抽象为具体，容易接受和理解。通过对古代具体案例的研究和分析，老师可以让学生们明白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中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的变化；从文本到社会理解立法与司法二者间的差距，从而引发学生们深究导致二者差距的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的兴趣，也使学生们得以从中探寻到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加深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在理论层面为今天的法制建设的完善提供借鉴。
（六）案例教学的使用促进中国法制史教育改革
以往的《中国法制史》课的教学与学生将要从事的司法实际工作基本脱节。而案例分析教学法可以非常好地实现中国法制史教学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通过对古代的案例分析，可以使学生与“古代的法制”这个“实际”、“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可以使学生明了历史上办案的方式、分析案件的思路与方法、适用法律的过程、支持判决的理由以及案例的意义等等，养成学生良好的法律思维方式和善于、勇于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思想。[3]为此，在课堂教学中采取案例分析教学方法可以锻炼学生的敏捷思维能力和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培养学生具备从事法律工作的必备素质，培养出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所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教学模式的改革，从而推动中国法制史教育改革。
二、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应注意的事项
（一）案例教学所选案例应该具有典型性和系统性
鉴于中国法制史纷繁众多的过去，为了提高学习的有效性，我们精心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一类理论问题用一个或者若干个案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共同加以说明，力求达到举一反三的学习效果。比如在讲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个问题时，无宇追逃案就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案例。在收集这个案例时，考虑到目前学生对于古汉语的掌握能力，在收录原文的同时，也要收录对它们的白话文解释。
（二）案例教学所选案例应当有一定的疑难性
案例太难或过易都不好。案件太难学生不知从何分析，从而丧失参与的兴趣。相反，案件太易会使学生一猜便知，引不起学生的求知欲，达不到教学目的。所以，案例难易要适度。比如在讲到魏晋时期法律的儒家化问题时，有的老师就会讲到费羊皮卖女葬母案。其实这个案例不仅涉及儒家关于服制制度的态度，还涉及其“尊尊亲亲”思想。费羊皮卖女确实罪不可恕，但卖女是为了尽孝，符合儒家思想，最后免除了刑事处罚。只要配之以白话文解释，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教学案例。
（三）案例教学要调动绝大多数学生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学生得到锻炼
教师要尽可能多采用如小组发言、限时发言、扮演案例中角色等不同方式来授课。其中由学生扮演案例中角色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很多学生参与。比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明朝情理法司法审判精神，可以依据史料记载案例，由学生积极参与扮演，完整再现当时的审判场景。学生在模仿古人判案过程中，以古人的心态和思想支配自己的言行，故能深刻体会古代法官兼顾情理法的司法审判原则，感同身受中理解了相关法制史知识。
（四）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教师需具备案件推理能力和一定的组织应变能力，以灵活驾驭课堂
一般来讲，教师在全面地介绍案例后，可以分组讨论，然后在讨论的基础上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判断，最后教师必须对案例进行集中讲评。对学生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重点讲解，分析其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如何才能避免出错，真正做到答疑解难。另外由于学生理论知识不扎实，故对案例的分析往往更多是从直觉、情感上去理解，这样容易背离法学理论的基本要义，缺乏应有的“法言法语”。故教师如何引导学生从法学的角度分析案件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上所述对一个合格教师的推理能力和应变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教师要注意丰富自己的知识，尤其是要注重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法学修养，这样才能提高分析案件的能力，进而提高教学能力。[4]
总之，中国法制史教学课程的设计是法学专业一门比较复杂而又艰难的工作，教师只有具备扎实的功底并能在传统教学基础上多在案例教学方法上下工夫，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奥妙的求知欲望，才能既达到教学目的，又使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效果更好。
关于《中国法制史》开放教育网上考核课程辅导的几点思考
本学期我校选择了《中国法制史》作为中央电大网上考核的试点课程。课程试点给我在教学中很多启发，本文就如何更好地完成该试点课程的教学辅导工作谈谈自己的一些做法和想法。
一、前期调查分析工作
中央电大《中国法制史》课程网上考核的内容包括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考核和期末终结性考核。形成性考核从原来的四次作业占总成绩的20%，增加到六次作业占总50%，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好地了解学生，了解课程。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
（一）电大学生的调查分析结果
通过调查分析，我们了解到渝中区电大分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大都是社会在职人员，特点也相当突出：（1）他们在电大学习中压力大、时问紧，读书断断续续。（2）他们学习欲望也比较强。（3）功利色彩较明显，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4）渝中区电大分校地处重庆中心城区，一般家庭或单位都配备有电脑并且学生本身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和基本的网络知识。
（二）《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分析结果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必修课，讲述的中国自夏商以来至新中国以前近4000年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时间跨度大、所经朝代多、内容繁杂，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法学基础课程。本课程的学习目标和任务是通过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和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领会中国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为学习现行法律提供理论基础，以古鉴今，以古论今。所以，学习中国法制史，只言片语地记忆某个历史人物说过的话、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朝代的法律规定或者只关注于某个部门法的历史发展，都是不可取的。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要培养学习者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俯视当今的法律制度。所以，知识点的堆积和记忆不是本课程的学习目标，而是要通过无数的知识点构筑学习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刻理解。
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普遍感到课程难度大，学习积极性不高。为了应付考试，学员常常将注意力放到考前的猜题押题和所谓的“重点复习”上。产生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古代的法律知识浩如烟海，识记困难；二是感到除了应付考试，所学无所用。
（三）对以往网上考核课程学生情况的分析结果
学生对开放教育课程网上考核认识的不足，在学习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一是学生在思想上存在畏难情绪。片面认为增多作业次数就是课程难度加大的表现。二是第一次接触试点课程的学生对电大要求的计算机操作也存在问题。三是学生对个人论文联盟//学习和小组学习这些形式的认识不够，造成学习时流于形式，没有落到实处。四是形成性考核时间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致使一些学生错过提交时间，影响成绩。五是由于形成性考核已占50%，部分学生对终结性考试的复习缺乏重视。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为了更好地把考核与教学过程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学习过程落到实处，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和方法。
二、辅导教师的具体措施与做法
（一）准备工作
1.针对学生的工作。一是向学生灌输自主学习的意识。从学生一入学开始，就要不停给他们灌输开放教育形式的学习主要是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的意识，激发学生参加此项试点的热情。二是网上学习能力的培养。从技术方法上入手，指导学员们熟练地掌握现代化的学习手段。三是帮助学员组建学习小组，包括创建和帮助学生加入学校的法学qq群和班内的学习小组。
2.教师自身的工作。开放教育的辅导教师不再是一般意义的知识传授者，他应该是学生学习观念的转化者、学习信息的提供者、学习过程的指导者、学习需求的服务者。对教师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笔者主要从这几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巩固专业知识功底，特别注重了对教材处理能力的培养；二是丰富的相关学科的实践经验，以适应成人教育学生的要求；三是训练自己捕捉学生小组互动时的精彩讨论、创新之点、异议之处等的能力及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讨的能力。四是提高驾驭网络技术进行导学的能力，包括制作网络课程、利用网络操作教学资源、运用多媒体上课等能力；五是提高与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相适应的科研能力。
3.整合资源的工作。信息时代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以往的文字教材、光盘和参考资料以外，网络资源主要还有中央电大和地方各级电大提供的电视直播课堂，有关课程说明、教学大纲、教学辅导资料、课程学习线索、ip课件、自检自测、重难点辅导等；法学院校相关网站和法学专业网站可获取最新的资料。面对如此海量的资源，学生常常感到无从下手，因此我们以分校平台为基础整合了各种资源，特别是在首页建立了开放教育学习导航栏目，方便学生进行网上学习。
（二）课程教学
1.提高面授辅导课质量。《中国法制史》原计划教学课时为90学时，现在面授课时只有24课时，算上小组活动的时间，也只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强。而本课程内容庞杂，时间跨度大，学生很多问题的理解和记忆中就有困难。如何有限的时间内提高面授辅导课质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和方式进行改进：一是在吃透教学重难点的基础上，多联系实际进行对比分析。比如在讲到“官当”的时候，我们可以与现代社会的以党纪代国法，以行政处分代刑事处罚的情况相比较；讲到中国古代法律重刑轻民时，可以提出中国民法典何以“难产”的问题，让同学们进行思考。二是联系网络环境下的资源，特别是网上形成性考核的资源进行面授辅导。比如在讲授重难点的过程中提出可以参考哪些资源，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也能提高网上资源的利用率。三是在面授辅导中，注意知识点的前后联系。针对学生课后学习时间少的情况，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比如在每一次讲授“刑名”这一主题时，我们就要复习以前学习过的刑名。四是利用多样化的教学媒体。比如，在宋元的法律制度讲授中，我们利用了两段视频来解释赵匡胤的登基之路（黄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短短几分钟的视屏，既让学生们理解了宋朝立法指导思想的由来，又活跃了课堂氛围。
2.合理安排教学各环节的比重。在教学组织管理过程中，注意合理安排自主学习、面授辅导、小组学习、形成性考核作业、终结性考试等主要教学环节的比重。教师在课堂面授时讲得“少而精”，从导学入手，精讲重点、难点和方法，同时利用电话、电子邮件、网上讨论、答疑等形式加强对学生自学的指导，各教学环节相互协调和补充。
3.有计划指导学生及时登录形成性测评系统完成形成性考核任务。根据学生的情况，我没有按照每一次形成性考核任务的时限要求，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而是每次课后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完成作业，已经完成了的可以先离开，没有完成的就在学校完成，也可延后离校。在每一次形成性考核任务的时限要求前，对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进行复查并通知学生完成。经过这些步骤后，体现出了三点价值：一是每次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可以提前离开，学生在心理上得到了被认同的满足感；二是解决了一些学生不能每次到校参加面授辅导，在课堂上不能完成形成性考核的问题；三是经过几次清理，本学期基本杜绝了错过时间提交形考作业的事情发生。
4.指导学生开展合作与协作学习。协作学习主要是采用一种小组学习的方式，给学习小组一个专题，让其成员共同研讨。在《中国法制史》课程形成性考核内容中，第五次作业明确要求学生进行小组学习，辅导教师有必要协助学员合理地组建学习小组，培养学员形成群体学习、相互合作的学习习惯。学习小组指派一名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负责督促、检查组员的学习。由于学员的年龄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经历、经验不同，能力水平不同，虽然各自自学教材，但是各有所得，体会各异。对于同一个问题，彼此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协作学习法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指导学生对某一具体事实中的争论性问题的思索、辩论来增强学生识别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并能给学生提供较大的交往活动空间。
（三）课后督导及意见反馈
1.及时回复学生问题。网络环境中的师生交互是否成功，取决于教师是否及时回复学生的问题。学生通过电话、邮件、qq、论坛等各种手段都可以实施提出问题的行为。教师处理学生问题的时间，对学生的心理，对学生对于网络的接受程度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老师回复的时间越短，教学效果越好。在师生准分离的状态下，如果一个学生在提出的问题久久得不到教师的响应，其失望程度就可想而知，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学生失去对于网络教学的信任，甚至动摇其学习信心。而及时处理，回复学生问题，学生觉得老师时时在关注他，重视他的问题，就会重视网上学习，逐步养成网络学习的习惯，乐意与老师进行交流，从而培养起人气，形成师生交互的良性循环。因此，教师及时回复学生问题，是师生交互成功的关键，这既有助于调动学生参加网上学习的积极性，也是使网上师生交互这一比较特殊的教学活动产生效能的根本保证。及时回复，也是我们增强师生情感、吸引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缺少人文化的关怀，学生与冷冰冰毫无感情的机器打交道，如果提问得不到及时回复，一次两次可以，长期这样，学生必然失去对网络教学的信任，失去网上学习的积极性。
2.及时对形成性考核任务进行评定。《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形成性考核任务，贯穿学期始末，分别在限定的时间完成六次测试任务，并且对学员形成性测试成绩的要求是只有及格，终结考核成绩才会有效。这样，对于学员来说，促进他们平日认真学习，加深理解课程内容。网上讨论就是这一形式的很好体现，网上讨论是针对教学中的重、难点和案例布置的实时性或非实时性讨论，这要求学生必须对知识加深理解，深刻领会课程内容，才能完成任务。因而有利于培养学员对知识的分析归纳和综合应用能力，也有利于减轻学员期末复习的负担，尤其是减少了大量机械背诵的负担，有利于发挥正常应试水平。对于成绩评定教师来说，就要按照这个限定进度对学员网上形成性测试任务的完成做出批改，以便更好地了解学员在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并给予个性化的评语及今后学习的建议。学员也会及时掌握自己的学习状况，为终结性考核奠定基础。
3.批改学生完成的作业之后，教师及时总结。教师对作业不应简单做结论，而应就整个情况做出评价，指出作业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及缺点和不足，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引导其深入思考，这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
4.进行效果测评，动态调节教学进程。教师和学员在经过一定阶段的教与学后，要根据多向的反馈信息，定期进行互动的测试与效果评价，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行为、改进教学方法。如，通过口头询问、讨论交流、调查表等方式调查研究学员对教学的直接反应和反馈意见，探讨教与学过程中的不足，以作为下一步教与学改进的依据。同时，利用网页、bbs论坛、e-mail等多种手段对学员的学习效果进行及时评价与回馈。主要包括：教师对疑难问题的解答，对课程作业和各种形式讨论的提示和讲评、对课程实践环节成绩的评价，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的互评，学员自己通过阶段性的在线测试题进行的自测自评等。通过测评与效果评价，不断调节教师的教和学员的学习过程，使之更加合理，达到教学模式的动态优化。
三、思考
本课程的考核改革目标是“以考促学”，这里的“考”不是一次性的期末考试，而是多次、分阶段、多形式的考核，其内容由分散到整合。考核成绩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合理的考核促进学习者主动地阅读相关教材、掌握重要的知识点，从而对本课程产生兴趣、形成自己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认识。通过这几个月的工作，本人对《中国法制史》开放教育网络试点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要进一步引导和培养学员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精神
教学活动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员的价值取向，他们的需要、兴趣、情感、信念等非智力因素是衡量这种价值观和价值标准的内在尺度。当某事物符合或者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他们才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才会把它作为学习活动的对象。因此，深入了解学员学习需求，努力转变学员的学习方式，积极引导和培养学员主动参与、乐于讨论、勤于实践的意识和习惯，将是今后课程改革的重点和亮点。
（二）对辅导课的时间不能机械地理解为1/3
应该根据课程的性质和难易程度，来确定课程的辅导时间，有的课程应突破1/3的界限。《中国法制史》 这种课程内容庞杂，又是在第一学期开设的统设必修课，就可以适当加大面授辅导课时间。在学习理念、学习方式、学习要求等各个方面给学生一个循序渐进过渡的过程。
（三）关于作业提交时间的思考
《中国法制史》第五次和第六次作业可以不设提交时间的规定，只要在本期内提交即可。根据作业的内容来开第五次作业是小组讨论，15个题目分别涉及到全书的内容，要求提交300字的个人发言提纲和500字以上的其他人员发言摘要。第六次作业撰写800——1200字的学后感。这类题目不仅题量大，而且要求高，综合性强。在几周内完成确实有些难度，是否可以考虑在本期形成性考核结束前随时提交，不设规定期限的方式进行。
（四）进一步进行教学总结和探讨
本人准备采取的做法是：在每次作业结束后，把本次作业的涉及知识点做一个系统总结，形成一套知识体系，归纳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提醒学员应注意的问题，并将这些内容上传至本专业bbs和qq群组的共享中。在学期课程学习即将结束前，还将采用作业讲评归纳方法对本期知识进行梳理。评讲有利于它们巩固加深各知识点，增强实际运用能力和思考分析能力。本次期末考试后，笔者还将对终结性考核成绩进行分析，找出不足，进一步改进教学模式。
总之，开放教育网上考核课程是电大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举措，需要结合具体的课程来寻求具体的教学方式。课程实行网上考核尤其是加大学习过程的考核比例对于开放教育学员是值得尝试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规律，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
浅谈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方法
《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十四门专业课程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从其内容和实践指导作用来看，其地位又略显尴尬，尤其是同刑法、民法等法学优秀课相比较，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的重视程度和学习兴趣明显较低。因此，如何讲授好该门课程、加强学生对该门课程的重视便成了讲授该门课程的教师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笔者在教学工作中尝试运用了一些不同的教学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强化意识，引起重视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具体到实践领域，要加强对意识的能动作用的认识，发挥意识的重要作用。学生之所以不重视中国法制史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法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而中国法制史则侧重于理论方面，其实践应用作用不大，是一门可学可不学的课程。以这样的思想观念先入为主，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效果显然不会很好。因此，笔者会在每学期的第一堂课跟学生强调该门课程的重要性，首先从思想上厘清他们的观念，再通过理论讲授、举例、辩论、聊天等方式告诉他们民法、刑法等优秀课程固然重要，但是学好这些的课程的前提是对中国法制史、法理学等基础课程有最基本的把握，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此加强学生对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的重视。
二、以史带法，互利互导
由中国法制史的学科性质决定，该门课程必然与中国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对象既是法学，同时也是史学，这就为我们上好中国法制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结合法学和史学的特点，将二者进行融会贯通。基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的理论性较强、文言文较多、内容相对枯燥等特点，笔者在法制史的讲授过程中以中国法制发展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同时辅以不同教学形式加强学生对中国法制史的重视，培养他们学习该门课程的浓厚兴趣。
（一）借助历史名著带动对中国法制史的学习
以中国古典名著，尤其是四大名著为重要的辅助材料，搜寻其中与中国法制发展重合的部分，以史学与法学的契合点为突破口,加强学生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讲到西周"七出"的"妒忌"之条时，笔者引入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虽然"妒忌"贾琏娶了尤二姐为妾但为避免犯"七出"之条，以迂回战术逼迫尤二姐吞金自杀的事情，在讲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八议"之时，则引入《水浒传》中"小旋风"柴进属于"议宾"的例子，通过法史结合讲故事的方式，学生的积极性顿时被调动起来，很多同学参与到课堂讨论当中，课堂气氛很活跃。这种方法，一是可以将法制史的内容简易化、通俗化、趣味化；二是可以强化学生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通过这种方法，很多教学内容学生可以当堂吸收消化，事后的复习也只需要花费少量的时间；三是可以引导和强化学生对古典文化知识的学习，诸如四大名著等古典名著学生一般都有涉猎，从而利用他们对这部分知识理解的前提条件，结合法制史的内容，可以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将课堂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达到史学知识和法学知识双管齐下的效果，与此同时也可以激发一些史学知识储备不足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通过"名人效应"加强学生对法学知识的记忆
"名人效应"在很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同样如此，具体到中国法制史的课堂讲授过程，利用"名人效应"可以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把握和记忆。教师一般都会跟学生强调不要死记硬背，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具体到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而言，它有自身的特点，有一部分内容要求的就是纯粹的记忆，要求"死记"，可见任课教师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强化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记忆，利用"名人"的影响作用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例如，笔者在给学生讲到"五刑"中的"宫刑"之时，就是以西汉的司马迁作为例子。对于司马迁其人，学生大部分都有所了解，因此，通过对司马迁的人生经历的简单评述，重点结合其受"宫刑"的历史原因及背景，学生基本上在课堂上就能将"宫刑"这个知识点消化吸收，事后检验，这样的教学效果比较明显。
（三）结合当前热播的历史剧和流行的历史小说，使法制史的课堂教学融趣味性和知识性为一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大学生应该或者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文学常识，包括历史常识，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学生的知识储备是参差不齐的。虽然同是大学生，但一本院校同二本院校、独立院校学生的差距仍然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本科生和专科生也不能相提并论，甚至同一个班级的学生水平也存在相距甚大的情况。
三、置换角色，加强互动
换位思考是现在我们常用的一种思考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很好地在中国法制史的讲授过程中利用。笔者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国法制史的过程中，要将自己置身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甚至具体到某个朝代某个人，再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法制背景，去理解、分析、把握当时的法制状况，并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来评价具体法制措施的优与劣，以期达到让他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效果。
上述方法在实践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方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要真正上好中国法制史这门课，还要求任课教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和历史素养，增强自己的知识储备，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试论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
我国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突飞猛进。，高校法学教育在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模式诸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法学教育14门优秀课程之一的中国法制史，应建设一套科学的适应现代形势的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模式，使之为培养法学创新型人才发挥效力。
一、课程改革的原因分析
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已达百年，但教学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其教学改革的现状仍有严重的“滞后”状况，不能完全适应21世纪法学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一）教学内容与现实结合不够?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展成熟，这就使我国教育必须迎合市场经济需要，进行新的社会定位。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也必须适应这一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然而，经过若干年的教改，虽然有不少成功经验，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或理论肤浅，障碍畸重，依旧习惯于套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法”等观点分析理论问题，不能与活生生的法治现实紧密结合。凡此等等，严重制约了中国法制史教学的深入开展，不利于人才市场所需要的法学专业学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二）教学方法依然沉闷，难以调动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在大学法学诸课程中，由于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内容起自夏朝，讫于当今，上下纵横几千年，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专有名词多，所涉及历史典籍资料浩繁久远，对学生来说，内容驳杂看不懂，重点问题抓不住。因此，这种情况客观上造成教师在教学方法上难以突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时下所进行的种种改革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教师讲课仍然过于追求“系统”，追求“完整”，没有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思维空间和余地，仍然习惯于把知识讲解给学生听，然后通过考试来验证。这种过于呆板、枯燥的教学方法难以引起学生的求知兴趣和思考，难以唤起师生的共鸣，也压抑了学生的学习激情。?
（三）教学内容依然守旧，与现实结合不够?众所周知，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展成熟，这就使我国教育必须迎合市场经济需要，进行新的社会定位。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也必须适应这一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然而，经过若干年的教改，虽然有不少成功经验，但仍然存在较多问题，诸如教学内容仍然守旧，依旧习惯于套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法”等观点分析理论问题，不能与活生生的法治现实紧密结合。凡此等等，严重制约了中国法制史教学的深入开展，不利于人才市场所需要的法学专业“精品”学生———“有文化，有修养，有学历，有技术，有底蕴，有创新”的法学人才的培养。?
二、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对策略?
（一）教学理念要与时俱进?大学应该提供这样一种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它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使他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教育应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潜力的实现作为它的目的。”法制史的教学应尽可能激发每一个学生的潜能，使之对于法制史的认识达到更深层次，以更好地承担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任。法学本科学习阶段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是什么”的这个问题，只有全面了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才能深刻理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学习各部门法学奠定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在法制史的课堂上，教学者在传授法学发展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应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将历代法制的成败得失与现代社会实际联系起来，从中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以古为今用；并以教学者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在其性格中注入法的理性、史的厚重。这个学习过程与研究生教学的接轨，这使学生在法学本科的学习过程具有了多重意义，也符合经济学中“收益最大化”的原理。不仅对部门法有所认知，同时培养学术思维，使学生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待各个部门法。向着培养个性化思维方式、创新型理论思考的方向发展，以提高本科阶段教学的整体水平。尽量消除本科生注重单纯积累知识的方式与研究生对知识的整合运用的要求之间的差异，促使学生探索中国法制史中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而觉得本科学习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进而报考研究生。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从单
一的“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从单一的讲授变成了讲授与讨论结合的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学术意识、学术素养，更充分的调动了同学地自学情绪。?
（二）教学手段要新颖?以研讨式教学带动学生自学兴趣；以课堂教学为主线，课外教学为辅，带领学生从课堂中、校园里走出去，参观历史博物馆，进行社会实践等；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融合多种手段进行课堂讲授。实行研讨式教学方式，激发学习主动性，注重培养学生从事司法实际工作的能力。以往的中国法制史课及法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与学生将要从事的司法实际工作基本脱节。如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法学专业人才的特殊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是教学改革中一直探索的问题。为此，在课堂教学中，采取了多种形式来锻炼学生的敏捷思维能力和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具备从事法律工作的必备素质。开展研讨式教学，是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高敏捷思维和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有效方式，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其中包括讨论式提问、讨论课、当堂讨论、学生讲课等内容。
（三）优化教学内容?根据对学生知识、能力结构的要求优化教学内容，其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必需”、“够用”为度，对教学内容实行合理的“保”、“删”、“增”。“保”就是保留教材内容的基本体系，不损伤知识的系统性；“删”，就是压缩、删除教材中重复或陈旧的内容；“增”，就是增加社会迫切需要的知识，增加教材上没有讲透但又必须掌握的内容。正确处理好传统内容与现代内容、继承与发展、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使课程教学内容具有“新”（体系新颖）、“精”（内容精练）、“强”（实践性强）、“宽”（适用面宽）的特点。?
（四）更新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方法严重阻碍学生自主思考的养成，影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因此，必须更新教学方法。更新原则是将“讲”与“不讲”、“粗讲”与“精讲”、“多练”与“不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教学时间要精简，教学内容要精练，教学过程设计要精心，教学语言要精彩。尤其是，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要注意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科学把握中国法制知识层次和法制理论阐述的深浅度，注重中国法制规律性的教学；二是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教学的实践性，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还要处理好“四个相结合”：一是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课堂辩论相结合；二是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三是课堂讲授与观看相关教学录像片相结合；四是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从这些教学活动中受到启发，得到满足。?
总而言之，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内容庞杂，承传几千年的中华法制讲授给学生，把“死东西”“活”现，引起他们的兴趣，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这是一种任重道远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使这种工作，这项系统工程实现其整体的最优发挥，达到最佳效果，就必须在上述教学理念和改革原则指导下，实行教学体系系统构件的最佳组合，因地制宜，灵活多样，“改”出特色，“教”出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学专业学生能够全面和谐地发展，才能培养出新一代法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的高级人才。
思考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研究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专业的十四门优秀课程之一。自2003年起，中国法制史就列为国家司法考试的必考科目，分值一般为10分左右，题型一般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时而亦有不定项选择题。可以说，题在国家司法考试中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不可轻忽。学好中国法制史这一理论法学课程，有助于学生适应司法考试理论性考核增强的趋势。通观法学学科体系，学好中国法制史，的确有助于学好法理学，也有助于学好刑法学、行政法学乃至宪法学等部门法学。正因为如此，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教学、教学测评等各方面推进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模式的革新与改进、不乏现实意义。
1.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的组织
如何组织好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是创新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的首要环节和主要环节，攸关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全局。
1.1锁定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组织教学
中国法制史教学内容的组织，关键在于锁定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引领学生加强对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的记忆和理解。综观近年来的司法考试中的中国法制史的考试内容，注重考点知识，强调精确记忆，这就要求我们带动学生熟读理论教材，对重点内容作重点讲解。
1.2把握学科间的联系，多作专题教学，一石多鸟
为了因应司法考试的实际需要，主讲教师在讲授中国法制史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善于归纳总结相关的知识点，对知识点多作比较和分析，包括作跨朝代的比较和古今比较。而为达成上述目标，最宜以专题作为切入点，强化学科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加强记忆的精确性，扩大记忆的覆盖面，并构建完整、有序的理论体系。
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同为理论法学课程，内在关联密切，可以说“法理是骨，法史是皮”，开展统合教学，着实不难。法的演进理论与中国法制史的关联，更是密切。此外，中国法制史与各部门法学的联系，也有待主讲教师把握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以融会贯通地开展教学。
2.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运用
在当前司法考试的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学方法的运用，应该有所坚持，有所创新，并且日益多元。
毫无疑问，讲授法依然是中国法制史教学的基本方法。在一个学期之内，主讲教师系统讲授了夏商法律制度、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秦代的法律制度、汉代的法律制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隋唐的法律制度、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明代的法律制度、清代的法律制度、清末的法律制度的变化、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制度、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法律制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法律制度等。对中国古代各朝代的法律制度，重点讲授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经济法律、司法制度（含司法机构、诉讼制度、监狱制度、监察制度）等。对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则突出讲授宪法性文件。
依笔者看来，讨论法亦应成为中国法制史教学的重要方法，以促师生互动以及教学相长。以清代民族法律为例，主讲教师可先介绍清代民族法律的发展概况，讲授《理藩院则例》、《钦定西藏章程》、《回疆则例》的基本内容，然后引领学生讨论清代民族法律的特征，并探头清代民族法律发达的原因及意义，教学效果应可乐观。事实上，在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中，适于课堂讨论的议题很多，如古代中国的反“黑”刑法及其借鉴价值、公务员退休制度额古今比较、王安石与张居正的税法思想之比较、古代中国合同（含买卖合同、借贷合同、租赁合同、租佃合同、典当合同、运输合同、雇佣合同）制度的演变规律之探究等。
案例分析法在部门法教学中的运用是相当的广泛的，民法学、刑法学以及诉讼法学课程的教学尤是如此。对于中国法制史教学而言，案例分析法也是有益的教学方法，应有其一席之地。主讲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教学的进展情况，从古典文学作品或历史档案材料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介绍几本案情，点评诉讼程序及审判结果，帮助学生更好地识记法律制度以及更深地了解法律文化。
3.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的开展
长期以来，中国法制史的实践教学显现为空白状态。在笔者看来，对中国的法制史课程也应该且能够展开实践教学。虽说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不宜采行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法律诊所实践教学等形式，但并不等于说其就是没有操作的空间。
笔者倡行专业性质的辩论赛，并以此作为中国法制史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可以由法律院系的学生会来组织这种专业性质的辩论赛，并邀请中国法制史课程的主讲教师来予以点评。辩题的选定，至关重要，应请有关专家、学者把关。除了专业性质的辩论赛，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狱政博物馆、考证中国法制史问题、调研中国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事习惯等，以全面激活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实践教学。
4. 司法考试背景下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测评的实施
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测评，分为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而平时考核多体现为平时的作业，期末考试则采行闭卷考试的形式。无论是平时考核、抑或期末考试，均应面向司法考试，不能脱钩。司法考试的偏好，亦是我们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的偏好。
题型方面，主要采用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案例分析题、论述题等五种题型。对于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等老旧题型，基本上废弃不用。题量方面，较往昔有所增加。至于题目难度，则是明显加大。如果题目仅涉及到个别知识点，更要加大难度，以促学生深入把握有关的知识要点。
如我们所知，论述题是司法考试中规模最大、分值最高的一种题型，是对考生法学理论修养、法律思辨能力、逻辑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综合考核。论述题在内容上有专业化的要求，在形式上有准作文化的要求，体现了司法考试对理论水平考查力度日益加大的趋向。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理论法学课程，在其教学测评中应重视论述题题型的运用，平常作业中更应布置适量的论述题。
中国法制史课程多元化教学方法探析
《中国法制史》作为大学法学专业课程，在法学教育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但是由于中国法制史具有史学的“务虚”特征，因此在以追求“务实”的法学教育环境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成为一门渐趋弱势化的学科。笔者从教以来，一直担任《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工作，对该门课程所面临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如中国法制史教材以断代史为体例的模式令学生感到内容繁杂且重复枯燥，该学科涉及大量文献典籍及生僻字词让学生望而生畏，中国法制史缺乏实用价值而使学生产生传统法律虚无主义的错误观念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教师应当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以讲授教学法为主，适当辅以案例教学法、比较教学法和多媒体教学法，从而增强课程吸引力，加深学生对古代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达到改善教学效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本文将以《宋代法律制度》的教学为例，对中国法制史的多元化教学方法略作探讨。
一、运用讲授教学法，系统传递优秀知识
由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是以中国法制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以大量史料为理论来源，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泛且零散、文字艰深晦涩、专有名词难以理解等特点，因此教师在采用讲授教学法时，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优化教学内容，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在讲授宋代法律制度时，教师先简要介绍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学生初步了解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位，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还使得宋代法制文明依然居于世界的前列。随后教师以重点和难点为主线系统讲授优秀知识体系，在两宋法制指导思想方面，应重点讲授程朱理学和永嘉功利学派对宋代立法思想的影响；在立法活动上，主要讲授《宋刑统》、编敕、编例和条法事类；在行政法律制度上，应着重于两府三司的中央行政机构、由御史台和谏院组成的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宋代科举制度改革和历纸、磨勘等职官考课制度；在刑事法律制度上，应把重点放在《重法地法》等刑事特别法和折杖法、编配法等宋代独具特色的刑罚制度上；在民事法律制度上，教师讲授的重点是，宋代因佃户、雇工、婢女等有了民事主体资格而扩大了民事权利主体范围，婚姻制度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了夫权，宋代物权体系以所有权、典权、永佃权等为主要内容，契约制度以担保制度、契约中介制度和竞标缔约制度为主要特色，继承制度主要是宗祧继承、户绝继承以及女性、遗腹子、私生子、义子、赘婿等的财产继承；宋代经济法律制度可结合王安石变法讲授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此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禁榷律法；在司法制度方面，重点介绍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宋代临时审判机构——案议、制勘院、推勘院，还应结合《洗冤集录》、《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等著作讲解宋代证据制度。
（二）从学生熟悉的背景知识人手，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
很多学生在学习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时，认为该学科难度高且不容易理解，因此逐渐失去兴趣。但是笔者发现，学生们对他们所熟悉的的背景知识却很感兴趣。因此，教师应尽量以学生熟悉的背景知识为切入点，由此展开知识点的传授。在讲授宋代婚姻制度时，可以引领学生赏析宋代词人陆游的著名作品《钗头凤》。宋律明文规定，尊长对卑幼有主婚权和干涉他们婚姻的权利，因此尽管陆游和唐婉“伉俪相得”，但是“二亲恐其惰於学，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在讲授宋代良贱制度时，通过介绍抗金英雄岳飞父子被害后，其亲属遭到流放而没籍为官奴婢，揭示籍没罪犯为奴婢的制度在南宋遭到废弃。在讲授刺配刑时，结合《水浒传》第二十七回的记载，刑部官将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的行为定性为“斗杀”，遂得减死，判“刺配二千里外”之刑，揭示宋代以刺配刑惩治凶徒已是司法中的普遍现象。以苏轼通判杭州时在风流和尚杀人案中的判词为例来阐释宋代法律与文学的关系，苏轼的判词是：“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兮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二、运用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在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历代具体案例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从理论到实践，得知其间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的变化；我们可以从文本到社会，理解立法与司法二者间的差距。从而激发我们深究导致二者间差距的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的兴趣，也使我们得以从中探寻到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法制史案例浩若烟云，主题多种多样，难度参差不齐，涉及的法律问题各有不同，案例情节长短不一，如何根据教学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并合理运用案例，是成功进行案例教学的关键。
（一）案例所概括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应有现代意义
曾经有学者提出，中国法制史“固然让今天的法学院学生们领略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博大精深，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无法与他/她们在法学院中接受到的其他主流知识对接”。这样，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务虚的中国法制史缺乏兴趣。针对这一点，教师选择的案例所概括出来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应尽量与部门法有所对接，使学生深刻体会古代法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在宋代法律制度的案例教学中，可以选择北宋元绛书证定案的案例，在该案中，永新县土豪之子龙聿盗用同乡少年周整之母的手印，订立契约蒙骗对方田产。县官元绛根据契约上的年月写在手印之上这一不符合客观事理的现象，判决归还对方田产。该案反映出口供的证据地位在宋代进一步下降，其他证据如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及检验笔录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再如南宋典主迁延人务案，阿龙将田地出典给富户赵端，八年后的正月，阿龙想回赎田地，但赵端以田地正在耕种为由，要等到秋收后再还地。阿龙见回赎不成，便将赵端告到了官府。宋代法律中有诉讼时效制度即务限法，每年二月初一开始“人务”，即进入农忙季节，直到九月三十日为止，属于务
限期间，官府停止受理民事案件。到十月一日“开务”，直至次年一月三十日为止，才受理民事词诉。审理此案的地方官认为，赵端要等秋收后还地，以至于阿龙在长达八个月的务限期内无法起诉，而且阿龙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花掉收赎的资本，因此赵端“迁延”的目的就是想霸占该田产。依法应对赵端“杖一百”，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本案就此封止，只勒令他在收到赎田款后退还田业给出典人。该案就涉及宋代特有的不动产制度典权、体现诉讼时效的务限法和刑法中的恤刑原则，这些法律原则和精神在当今法制中仍有体现。
（二）案例应当具有典型意义
学习中国法制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体会古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本身等各种因素对不同时期法制的影响，因此教师应当选择能充分反映当时社会本质和社会意义的典型案例。如北宋时期的阿云一案：“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登州知府许遵认为阿云订婚之时，服丧期未满，故与韦某的夫妻关系不能成立，应以普通人处理，并将此案上报朝廷。这个案子送到大理寺以后，大理寺按照“谋杀已伤”的罪名，判处阿云绞刑。但许遵不同意大理寺的判决，他说：“阿云在衙门里接受审问的时候，刚一开始讯问，她就马上全部交代了作案的事实。因此，应当承认她有‘自首’的事实，属于‘按问欲举’，要减二等论罪处罚。”宋神宗就把这个案子交到刑部处理，刑部的官员认为许遵的理由十分荒唐，大理寺的判决是合法的。此案经刑部复核后，奏请皇帝裁决。最后，宋神宗特颁敕令，免除了阿云死罪。尽管这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事实清楚，但是涉及很多复杂的法律问题，如宋代对疑难案件的司法管辖、对该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争议、敕和律的关系等等，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引起激烈争论，争论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涉及朝臣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通过对该案例的讨论和分析，学生可以了解到北宋法制和司法运作方面的丰富信息。
教师在精心收集和选择案例之后，通过预先布置案例、组织学生分析讨论、总结解析案例三个步骤，将案例应用到教学之中。如果条件和时间允许，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以古代法律规定为基础，以当下法律热点问题为契机，以学生现有法律知识为背景，让学生对案例角色进行分配，参与进来自行断案。
三、运用比较教学法，实现古今融会和中西比较
中国法制史无论作为通识课程还是专业课程，都有必要引入比较教学法，既包括中国古代与现代的比较，也包括中国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以拓宽学生的视野。
（一）中国古代法制与现代法制的比较
中国法律文化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文明积累和沉淀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现代法律文化，因此有必要进行古今对比以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现代法治状况。教师在讲授宋代登闻鼓机构时，可以把击登闻鼓这种宋代进京上访的主要形式与当今存在的进京上访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古代的“越诉”和“京控”与今天的上访从历史根源上是一致的，进而认识现今上访形成的原因并深入理解法律文化的继承陛。教师在讲授宋代科举制度时，可以把它与现代的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相比较。宋代科举中的别试制度、封弥誊录制度、锁院制度、殿试制度等所规定的闭卷、密封、监考、回避、入闱、复查的方法至今还为现代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所沿用。
（二）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
在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还应当进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既有助于增进学生对西方法律文化的了解，又能突出本国法律文化的特色，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以宋代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为例，《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载：“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碍。宅舍亦开。且新旧间架丈尺阔狭，城市乡村等紧慢去处，并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在法国，直到约700年后的《拿破仑法典》第682条和683条才有类似的规定：“自己的土地被他人的土地围绕，且并无通道至公路时，土地所有人得为自己不动产的便利，要求在邻人土地上取得通行权……”；“通道一般应在被围绕的土地与公路间距离最短的线上开辟”。再如，对12世纪、13世纪产生的中国讼师和英国律师进行比较。大约在北宋仁宗之后，民间纠纷日益增多，好讼之风初露端倪，到了南宋逐渐盛行。随着民间好讼风气的兴起，一种专门教人打官司的学问“讼学”与职业“讼师”便应运而生。但是在中国士大夫特有的无讼理想法制观念下，讼师遭到宋代官府的抑制和打压，因此讼师无法完成向现代律师身份的转换。而同时代的英国政府则对处于萌芽期的律师持一种保护的态度，将律师纳入到法制的轨道，对其在职业道德方面提出较为严格的要求，对其人数予以限制，对其不当行为加以规范，等等。这些措施使得英国早期的律师得以存活并不断发展。通过中西对比，能使学生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中国法制史的多媒体教学形式主要是使用power point制作课件，其主要内容包括：课外必读与参考书目、授课进程中必要的引文和注释、授课要点与难点、课后作业点评等等。教师在制作课件时，可以适当配合使用图片、漫画、历史故事视频、讲座视频、电子书、word文档等，
但不宜过多和繁琐，以免过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扰乱正常的思维和思路。在讲授宋代法律制度时，通过展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通过展示《宋兄弟争财图》，帮助学生理解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在宋代受到严重冲击；通过展示宋宁宗嘉泰四年诏颁的《验尸正面人形图》，使学生感受宋代检验制度的完善程度；通过播映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视频《解密大宋法医宋慈神奇验尸奇法》，让学生形象地了解宋代法医宋慈在《洗冤集录》中详细记述的验尸方法。
当然，多媒体教学并不局限于教师在课堂上放映和讲解power point课件，它还包括课外资料的提供、课后的问题解答、讨论等内容。教师还应当利用互联网的便利为学生提供网上课件和教学录像，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学生进行资料交流和观点论争。
五、结语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中国法制史》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好中国法制史，不仅可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还可以启发他们思考法制转型和法律移植的一般规律，从而探索出一条更加适合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作为中国法制史的教师更是任重道远，一方面，教师要在才智和品格上不断完善自我，增加知识积累，既从整体上通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法律文化传统，又能以法学的眼光对其中的事件进行分析与评判；另一方面，要把教学活动看成一门艺术，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展开多层次的教学模式，通过中国法制史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深厚历史感和强烈现实感，从而使学生全面领会中国法制史的精髓，喜欢并认真学习这门课程。
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困境与对策
一、课程性质
中国人向来具有崇古的传统，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对法律历史进行研究自是其中应有之意，而对于本国法进行追溯更是由来已久。
中国法制史具有交叉性，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同时也是法学领域的—个基础学科。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系并不开设的中国法制史课程却是自1997年以来法学本科阶段的14门优秀课程之一，“全国所有的法律专业，如果没有或不能开设中国法制史课程，就要取消其办学资格。”同时也是法律硕士和大部分综合性重点高校法学硕士综合考试的重要内容，2003年该课程内容又被纳入到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之中。这一硬性规定使中国法制史在各法学院(系)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但在越来越以实务性和技术化为追求的法学教育中，中国法制史的学科地位与发展问题始终困扰着教研人员，有时理论与现实的对峙甚至十分尖锐。
二、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困境
(一)缺乏正确的认识，重视程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不够
中国法制史虽然是法学本科教育必修的14门优秀课程之一，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首先，自近代以来，为了改变法制落后的状况，从政府到学者大规模学习、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受此影响，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研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泊来的西方理论和价值体系诠释、衡量、评判中国传统法制及思想，始终未能摆脱以国势强弱论文化优劣的束缚。在此背景下，对西方法的推崇和对中国传统法制的贬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内容与司法实践距离遥远，很难学以致用，所有这些都使得学生对学习法制史的价值和意义产生困惑。
最后，中国法制史是法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文化观念。这样要求教师既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和部门法知识，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史学功底。这无疑增大了教师的教学难度，也容易使学生产生畏学心理。
博登海默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
(二)教材体例僵化和内容单一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学本科阶段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体例和内容趋于定型，至今鲜有变化。在体例上，表现为史学上的“断代体”编排；在内g-~，限于历史上国家法的“静态”介绍。
其一，体例上的“断代体”。基本上都是采取以朝代为单元和线索。这种编排体例，在目录中，既体现不出法律制度的传承关系，也不能突出其发展演变，更无法显示小国法制史的阶段性和整体性特征。
其二。内容的单一性。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看，偏向于制度性史实，即从夏商开始以朝代为单元分别设置立法、行政法律、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司法诉讼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到近代后增加立宪及宪法内容。这难道就是中国历史上法制的全貌吗?相信就连教材的编纂者也一定会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以下方面：“(1)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立法活动、立法成果；(2)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状况；(3)中国各个时期内各种类型政权的宏观法制状况；(4)各个时期法律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和学说；(5)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内社会各个阶层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宗教等传统。”但实际上，教材的以后各章节几乎不涉及以上后四个方面。
(三)教学手段单一
如前所述，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内容起自夏朝，讫于
当今，纵横几千年，所涉及的历史典籍资料浩繁久远，长期以来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实践都是以传统的讲授为主，制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法、进行课堂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解事无巨细，强调知识的完整与系统；而学生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这种“老师讲、学生听”的基本教学模式，在现代教育体制之下显得单调、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求知兴趣和深入思考，也难以唤起师生间的互动与共鸣。而且在有关中国法制史的各类考试中，出题重点偏向于识记，集中于较为客观的概念和制度描述，而忽视对中国法制史的宏观把握，致使学生难以对中国法制史的精神实质作出正确地理解。
(四)教学方法缺乏灵活性
一个世纪之前，蔡枢衡先生即说过“大学法律学系中的中国法制史科目，常常不易找到一个主观上兴味浓厚、客观上胜任愉快的教授。目前高校大学生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新人类”，要使中国法制史这门带着厚重历史色彩的理论课程对他们产生吸引力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相对于部门法学而言，它的知识点零散，史料的罗列多于理论的综合分析，缺少案例的润色，实用性不明显；语言上，古汉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晦涩难懂，这些足以拒人于千里之外。
三、中国法制史教学应对策略
(一)更新教学理念，务实与务虚相结合
中国法制史应当是一门兼具法学的“务实性”与史学的“务虚性”的学科。前者是指现代法学知识体系的最终取向是实际运用，目标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法律职业者；后者是指史学的目标在于追求历史的真相，与实务并不直接相连。而中国法制史则游走于务实与务虚的边缘，它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左右逢源。
务实途径有二：一是服务于司法考试。这是一条通往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在一些国家，司考已经成为法律教育的指挥棒，大多数学生只对司考要考的课程感兴趣，而司法考试不考的课程，除非教师特别有魅力，否则课堂上就是门可罗雀了，上课对学生和教师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自2003年中国法制史列入司法考试科目，其重要性在学生的心目中凸现。而作为教师也应以此为契机，认真梳理知识点，上课时对于重要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的制度做到有的放矢。二是加强对中国法制史近现代部分的教研，因为它直接与当下相关联。中国今天的法律体系在知识层面上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变法修律，那一套直接从日本、问接从德国移植过来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构成了当今法学教育、立法、司法的基础；在实践中，除以上外，还包括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形成的“政法”传统，两者对于今天的法制实践有着最为直接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在教研中对此投入十分有限。
务虚可能是大多数教学者正在进行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弘扬，而且“由于历史，包括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有着其他专业无法取代的功能，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社会愈走向文明，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就会愈加浓郁，愈是民族性强的东西，就愈能走向世界，这是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法制史的教学。
博登海默说：“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
(二)优化教学体例和内容
优化教学内容需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使课程教学内容具有“新”(体系新颖)、“精”(内容精练)、“强”(实践性强)、“宽”(使用面宽)的特点。
其一，构建新的教学体例。在目前的本科教学大纲中，中国法制史的时间跨度是从约公元前21世纪夏朝法制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礼与法的关系构成最为重要的主线，而划时代的四次法制变革皆围绕于此。其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之争、秦朝的弃礼任法、汉至明清的礼法合流、清末的第二次礼法之争。据此，我们可将体例划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礼治时期的中国法：夏商周时期的法制；第二章是第一次礼法之争：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第三章是弃礼任法：秦朝的法制；第四章是礼法合流：汉——明清的法制；第五章是第二次礼法之争：清末变法：第六章是法制现代化：民国时期的法制与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章原是传统法史教学的重点，篇幅较大，但无需——展开，可以采取先概述基本特点，再设计专题分述。如传统民事法律，在形式上，既有国家法，也有民间法，而后者更为发达；在内容上---包括财产、婚姻、家庭、侵权行为等专题，可采取先总结立法特点和演变历程、再附以司法判例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解析的做法，使学生由面到点、深入透彻地进行了解。其中要突出制度的变化性、比较性以及法律的“表达”与“实践”的差距，而并非以往材料的重新组合与编排。
其二，重新选择教学内容。这里存在损益的问题。从教材看，其内容重复较多，满足于点到即止。在课时已大为缩减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以务实取向为主的法学院，本科法制史教学必须突出重点，讲授传统法律中最基本的内容，让学生把握其根本特点和代表性制度，同时必须补充一些新史料和新观点，介绍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创新性思维。比如，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诉讼观念，过去我们认为由于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诉讼成本的高昂、司法的黑暗及诉讼程序的复杂等原因，使得古代中国人在面临纠纷时对于诉讼与否顾虑重重，而最终更多地采取了和解的方法或回避、忍让的态度，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无讼”的理想追求。但从目前大量发现的明清州县诉讼档案来看，这一传统观点值得商榷。
(三)改革教学手段
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手段把本来应当有机结合的教与学非常不科学地分割开来，这种“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手段会使课堂气氛非常沉闷，老师和学生没有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最终的结果是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应当使教学手段多样化，并且根据教学内容、学生的反馈将这些手段灵活转换。
首先，随着教学现代化的进程，大多数高校都能够采用多媒体教学，一堂课的信息量大大增加，而且也使习惯了“听”的学生有机会“看”。这对我们法史学的课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机。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制作直观并且美观的幻灯片、点缀图片或者动画必然会使课堂增色不少。此外，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国内近几年来的“讲坛热”，例如央视的《百家讲坛》，其中于丹老师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王立群先生的《王立群读史记》，易中天先生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等都可以穿插在相应的教学内容之中播放给学生看，使我们的课堂声情并茂。
其次，我们还应当适时地为学生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空间，即安排课堂讨论或者让有兴趣的学生自己当一次老师。走上讲台讲上一段。这种手段最好安排在课程的后半段，例如讲完唐朝法律制度之后，那时学生已经学习了大部分课程，对已学的课程可能已经产生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而对未学课程的框架有了一定的把握，那么组织一场讨论或者学生的小讲座既是给学生一个表达观点的舞台，又是对教学效果进行的检测。
(四)丰富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而无定法”指的是在尊重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应追求方
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传统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大多采取“灌输式”，因为课堂仅有45分钟，而教学内容量大且十分琐碎，如果不抓紧时间，教学计划都无法完成，效果更是难以顾及。这无疑与大学素质教育的目标 背道而驰。因此，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采用最合适的方法，精心设计，灵活运用，以教促学，教学相长。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讲”与“不讲”、“粗讲”与“精讲”、“多练”与“不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教学时间要精简，教学内容要精练，教学过程设计要精心，教学语言要精彩。综合利用比较法、案例法、延伸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做到在教学过程中动静相宜、纵横交叉、融会贯通。做到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法律人才并非只是熟悉法律适用的法律工匠，而是具备深厚法律素养的社会精英。博登海默说得好：“研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相当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过程，也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对其周遭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个只懂法律的人，只是—个十足的傻汉而已，并极易沦为社会公敌。”
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一方面，历代王朝均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民族问题，从而根据当时的民族构成及其特点，制定和形成一整套调整民族关系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就势在必然。民族法制的成败得失，对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对民族地区的安定，对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和睦相处，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民族多元的格局，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或割据政权、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少数民族中一些族群势力集团，他们有的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法律制度，有的日积月累、约定俗成了许多有本民族文化积淀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是我国传统民族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民族法制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其内容大致体现在四个基本方面：一是夏、商、周以来历代主干王朝为民族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对各少数民族制定和形成的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三是从属于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根据本地、本民族需要制定的地方法律规范；四是少数民族自己逐渐形成和普遍适用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这些民族立法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民族构成、族际关系和民族特点而产生，它们共同构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古代民族法制，为今天的民族立法留下了无法替代的宝贵历史经验和制度财富，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已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在民族法学研究体系中，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与民族法制的研究、民族法基本理论的研究三足鼎立，已成为民族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史学中，少数民族法制史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创新点而备受关注，原创性成果连绵不断，层出不穷，值得欣慰。
一、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主要研究业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与民族法制史相关的研究内容多散见于民族学、民族历史学、民族政治学著述中，而法律史学界则重视对中央王朝立法的一般性研究，对民族法制和少数民族法律关注不足。以中国民族法律史为对象且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法学、历史学和民族学学者通过辛勤耕耘，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法制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法制的研究，可以将其研究成果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对民族法制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研究者或将汉文古籍中与民族法制相关的内容加以点校、汇编，或将少数民族语言记载的法律文献进行翻译、汇编，主要成果如下：
1、1994年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的汉文译注本《西夏天盛律令》被编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译注者除进行翻译整理外，还刊布了由苏联刊本翻拍的西夏文原件。该书较好地整理和保存了《天盛律令》这一珍贵的法律文献，汉文译注使《天盛律令》的可读性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西夏法典提供了前提条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对西夏法律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2000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汉译本，与《唐律疏议》、《宋刑统》、《大元通志条格》、《大明律》、《大清律例》被列入中华传世法典，由法律出版社同时出版，从而提高了《天盛律令》的法典地位，扩大了《天盛律令》的影响。
2、方慧主编的《中国历代民族法律典籍：“二十五史”有关少数民族法律史料辑要》。正史中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史料是可信的、主要的，但散见于浩瀚的史料之中，给引用者带来较大的麻烦。该书按照中国历史进程分为：先秦一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五篇。每篇由概说、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少数民族法制状况等章节组成。此书所收的内容：一是历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包括武力镇压、怀柔和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统治，同时各代一些典型的治理思想也在其中；二是“二十五史”中所载当时各少数民族政权及族群的法制状况，各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法律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政权组成，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和一些颇具特色的社会规范。
3、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的《中国珍惜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上、下)。根据内容的不同，该书将民族法律文献资料分为法典法规篇、地方法规篇、乡规民约篇、习惯法篇、司法文书篇。许多散见于各种文献的珍贵的民族法制资料都被收罗于此，不失为学者们进行相关研究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除此之外，还有刀永明、刀建民、薛贤整理的《孟连宣抚司法规》，周润年与喜饶尼玛译注、索朗班觉校的《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杨选第、金峰校注的《理藩院则例》，等等。民族法制资料整理工作志在先行，并初具规模。
少数民族法制史料的收集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表明，凡是某一方面的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方，随之进行的研究也就生机盎然，成果累累；凡是某一方面的材料收集整理不足，这方面的研究就举步维艰，甚至半路夭折。
另一类则是针对民族法制史的专门研究。这类著述中，有通史性的研究，即对中国历代民族法制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民族法制发展、演变的一般性规律，在宏观把握、整体展现、描绘全貌的同时，凸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少数民族法制的各自特色，如徐晓光的《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此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详细阐述了历朝历代的民族法律制度。既重视国家制定法，同时也关注民族习惯法；突出民族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性立法成果；并对许多学者的学术贡献作集中呈现。该著作复原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法制发展历史的原貌，使民族法制的内容从历史的暗淡中凸显出来。
而更多的著述则是针对某个朝代的民族法制、某个民族的民族法制或民族法制的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起到了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填补空白的作用。
1、邓奕琦的《北朝法制研究》。该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北朝法制的源流、发展、成就和历史地位，探索了北朝法制从初建到完成的演变规律。作者注意学习并继承乾嘉学者注重实证的优良学风，一方面广泛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对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充分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北朝法制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2、吴海航的《元代法律文化研究》。该书从法文化的角度检视元朝法律现象，不仅不忽视其表现在实体范畴、程序范畴的诸多内容，而且还以其作为切入点，探讨这些表象背后的文化动因，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全面凸显元朝法律自身的特性和积极意义。
3、刘广安的《清代民族立法研究》。清朝的民族立法是最丰富、最完备的民族立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该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清代民族立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深入地分析了清代民族立法的发展趋势和特殊作用，认真总结了清代民族立法与实施的经验，特别是在民族法规性质的认定，民族立法内地化等问题上，阐释了独到的见解。
除此以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胡兴东的《生存范式：理性与传统——元明清时期南方民族法律变迁研究》，娄云生的《雪域高原的法律变迁》，杜文忠的《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等等。
这类研究以法典和各类史料的文本为基础，主要运用法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相关文本进行考释，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和论述，着重阐释少数民族法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同时，揭示少数民族对中华法制文明的贡献。在各类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不断被发掘，各种少数民族文献不断被整理、编译，而民族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又不断更新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法律史研究的许多空白被填补。
(二)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中国民族法制的重要内容，它非由国家政权制定，而是产生于各民族的经验生活之中，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也非成文法典，而是口耳相传。习惯法是与国家法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对它的研究代表着对民族民间“自生自发”的规范和秩序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迅疾变迁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与此同时，法学研究的视野也不断开阔，法学家在“眼睛向上”、“眼睛向外”的同时开始“眼睛向下”，从社会实际出发，在重视国家法研究的同时，非国家法的功能、地位也逐渐受到关注。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对于民族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与传统规范，应当是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开展民族立法、执法与司法工作的基础。同时，对于习惯法的重视和利用，也有利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及社会的治理。
由于习惯法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特殊性，相关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较为广泛，其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为资料整理和田野调查报告类，此类成果多以规则汇编或案例汇编为表现形式，具有习惯法研究的基础性价值。
1、张济民主编的《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课题组从1988年到1993年，收集、整理、翻译了大量的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该书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青海范围内的法规资料；二是邻省区的对比资料；三是案例汇编；四是词语解释和相关法律文献资料。该书既有法规，又有案例，资料真实可信，涉及面广，全面反映了藏族习惯法丰富的内容和对现行法律多方面的影响。
2、海乃拉莫、曲木约质、刘尧汉的《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该书研究突出如下特点：彝族学者调查彝族，贴切详实，没有语言障碍；宏观着眼，微观人手；从现实出发，追溯古代。凉山彝族的社会秩序是按照传统的习惯法维持，传统习惯法是一组成员统一的、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该书收集了“德古”经手的案例，上篇为原始习惯法案例，下篇为父系氏族奴隶制的习惯法案例，并在序篇对凉山彝族习惯法作了总体的介绍和初步的研究。
此类成果还有广西民族研究所编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辑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杨锡光、杨锡、吴志德整理译释的《侗款》，黄钰辑点的《瑶族石刻录》，周相卿主编的《融水苗族埋岩古规》，徐晓光主编的《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陈金全、巴且日伙主编的《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等等。
第二类研究成果是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概述性研究，这类研究通常建立在对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之上，从总体上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法理分析，奠定了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理论基础。
1、范宏贵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该书是全面、系统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概念、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习惯法涉及到的基本内容、少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等重要命题都有一定的论述，从而确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涉及范围。
2、高其才的《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该著作秉承法律多元主义的理念，在分析了习惯法和少数民族习惯法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中华法系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意义；对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产生发展脉络、主要内容、特征、功能、现实表现等问题作较为全面的探讨，讨论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此类研究还有徐中起、张锡盛、张晓辉主编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夏之乾的《神判》和《神意裁判》，钱宗范、梁颖的《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等等。
更多的学者则以某个少数民族为单位开展研究，深入对这个少数民族的习惯法进行具体的剖析，以展示其独特的内容和风格。相关著述如邓敏文、吴浩的《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冉春桃、蓝寿荣的《土家族习惯法研究》，杨士宏的《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杨经德的《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马克林的《回族传统法文化的研究》，等等。
与上述成果相比，第三类研究则更偏重于理论建构，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解析，探讨诸如法的起源和发展，法的本质和作用，纠纷的解决方式，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等法理学命题。
1、王学辉的《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运动》。该书根据从民族地区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出发，参照对古籍文献资料的分析考证，以边疆少数民族习惯法为切入点，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法的早期形态和起源、发展的轨迹。作者认为：民族禁忌是中国早期法起源的源头和种子；民族习惯法是原始社会的基本法，是现代法律的前身和萌芽。酋邦战争是推动中国法起源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地理、交通等原因，西南各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法文化，并分别处于不同的法文化圈，这些不同的法文化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活生生的法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图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文化价值，以及民族习惯法与现行国家统一法制的冲突及消融等问题。
2、张冠梓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民族法律民族志的诠释》。该书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的特殊背景及其具体条件的考察，对什么是法、法是如何演变的、法及其变迁的文化背景等一系列法学的基本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以便探寻有关法的起源和演变的普遍性因素，将其从个案分析扩展到一般性结论：法的成长是一个文化上的命题，民族法文化不同，法的成长模式也就不同。该书对法律史和法理学研究都有拓展创新的价值和意义。
此类研究成果还有龚佩华的《景颇族山官制社会研究》，师蒂的《神话与法制——西南民族法文化研究》，杜宇的《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方慧主编的《少数民族地区习俗与法律的调适》，等等。
学者在调查、收集、整理、分析、总结和研究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得到了很好的发掘、保存和传播。人们还从这些丰富的社会法律现象出发，对社会法律有了更具体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以促进其对法制及其法理有更深入的思考。
二、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特点与经验
三十年来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具有自身突出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权威性的专门研究格局基本形成
许多学者在长期积累和长期关注中，对某些研究领域或某些专题形成了权威性成果，从而成为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例如，于豪亮对秦代民族立法的研究，曾代伟对金律的研究，史金波对西夏法典的研究，张晓辉对南诏国与傣族法制的研究，张晋藩等对清入关以前法制的研究，王东平对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的研究，等等。在历史长河中，每一历史阶段的民族法制都有人做专门研究，学者们各有专攻，独树一帜，他人难以顶替，更难以超越，大有雄踞一方、彼此关联、遥相呼应之势，共同形成了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风云际会、有声有色的可喜局面。
(二)该研究领域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大幅度提高
博士论文、国家课题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创新点，是该研究领域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大幅度提高的两大标志。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不断出现，质量上乘。如那仁朝格图的《蒙古法制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3)，官波的《法律多元视野中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云南大学，2006)，李剑的《论凉山彝族的纠纷解决》(中央民族大学，2010)，等等。这些博士学位论文是优秀的科研成果，也是年轻学者成才的标志性作品。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国家课题逐年增加，出现了一批创新性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代学术新人。如兰州大学刘艺工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师范大学周世中的“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司法审判中的使用研究”(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等。另外，关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发表在中文优秀期刊上的论文和正式出版的专著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让人开卷有益，百读不厌。
(三)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积极参与
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深受本民族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熏陶，熟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习俗，从而使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生动贴切，鞭辟入里，一语中的，受到少数民族的普遍接受和认同。如陈庆英的《藏族部落制度研究》、奇格的《古代蒙古法制史》、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邓敏文的《神判论》。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民族地区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参与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虽然不能说这种研究是不真实的，但至少可以说这种研究是不完美的，是不尽如人意的。
(四)跨学科各具特色的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并重
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的性质，它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上述不同学科的学者都积极介入到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中来，大家在一起不分彼此，积极参与，共同研究，密切交流，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不断进步。近年来，各学科都有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成果问世，其研究角度、学术风格、表达方式又有所不同，从而繁荣、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也使这方面的成果具有因研究者学术背景不同而造成的自身独特性和创造性，并预示着该领域研究潜力的深厚和长久。有的学者在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研究的同时，还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收益。
(五)多种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
在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过程中，根据研究对象具体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力图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以下研究方法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其一，历史叙述的方法。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在甄别史料的真伪的基础上，对民族法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基本理论和决策，立法成果、司法实践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全面展现中国民族法制演进的历程。并从民族法制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着手，仔细分析中国民族法制产生的因果关系，认真总结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阐述民族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当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二，比较分析的方法。以史料为依据，广泛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既可以将中国古代民族法制与近代、当代的中国民族法制作不同性质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将古代不同政权的民族法制作不同类型的比较研究，还可以将同一政权的民族法制在不同时期作不同现状的比较研究，又可以对不同民族的习惯法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作比较研究，从中找出差异、发现问题、总结规律，经具体分析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其三，田野调查的方法。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真实情况，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典型个案调查，准确把握民族法制运作过程中的实际情形，得出近于正确的结论。
其四，注释分析的方法。对历代中央王朝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或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的立法，都要在全面收集整理有关法律条文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客观评述，了解其真实含义及其社会影响。
其五，个案分析法。以典型案例为基础，以小见大，揭示其蕴含的丰富而重大的社会法律命题。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内容的丰富和问题的复杂，决定了采取多种方法的研究才容易多途径认清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
(六)探讨了一些学术难题
如习惯法是不是法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变化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概念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是什么的问题，国家统一法制如何在民族地区实施的问题，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各少数民族习惯法有何共性和差异的问题，如何消融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制冲突的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文化价值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地方自治的异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明了和解决，为该领域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观三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总的趋势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理论深度不断增强、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品位有所提高，各类研究越发强调“问题意识”，主张模糊学科界限，打破学科壁垒，广泛综合、借鉴多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迎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学术研究自身要日积月累，永无止境，不断创新。
三、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不足与思考
三十年来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取得诸多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布局不均衡。有的课题门庭若市，趋之如鹜；有的课题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二者形成较大反差，一边是重复性研究在所难免，有的课题却闲置一边，无人承担。如对西夏法典的研究，成果累累，仅学术专著(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就有近十部，相关论文更是纵横交错，数不胜数。但对卫拉特法典的研究则仅有一部专著，相关论文也不多见；对图们汗法典、阿勒坦汗法典几乎就没人做专门研究，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陷。
2、原始材料的挖掘整理不够。目前研究少数民族制度史的主要资料，一是中国传统的传世法典，二是“二十五史”等正史的文献资料，而对民族地区司法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利用不够，对诸如《明实录》、《清实录》中大量的民族法制史料也挖掘整理不够。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所收集到的资料也十分有限，大家运用得最多的还是1956年至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情况调查时收集到的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并经过整理、编写后正式出版的资料，这批资料十分丰富、具体，但与保存在民族研究机构的原始资料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1982年以后民族地区编写地方志时收集整理的一批资料、本世纪初云南大学等组织的少数民族新田野调查收集整理的一批资料等，被用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则不多见。资料的单一、陈旧和短缺，限制了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向纵深推进。如果缺少民族地区第一手材料，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就会装腔作势，空洞无味。
3、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存在某种隔膜。有的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法制的了解比较肤浅或相关知识积累储备不够，研究只能泛泛而谈，面面俱到，浅尝辄止。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进行客观叙述者居多，淡化研究者自身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中心地位，深入分析、归纳总结、突出重点的研究者太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制度文化既缺乏一种理论上的升华，又缺少一种文化上的继承和弘扬。
这些不足的存在，说明我们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要走的路还很远，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必须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格局，决定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过自己突出的贡献。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其法律文化也各有特色。如何全面了解、真实把握、继续弘扬各民族的法律文化，是长期困扰民族法学界、法律史学界的重大科研难题。虽然有的学者长期关注，用功甚勤，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由于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极其有限，研究的方法与途径过于单一，研究的视野不太开阔，取得的进展与这一课题的重要性相比，极不相称。在我国大力加强民族立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准确把握少数民族法制和中华法系的关系
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各族从来没有孤立地发展过其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交流与融合。各族作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民族共同体的不同，各自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民族特色，才形成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中华法系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由各民族的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点滴融会而成，自然和中华文化一样，是多民族法律文化密切相关、交融与共的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统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法系是各族人民共同开创的，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法律智慧，是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与法制建设经验相互交流与吸收的结果，因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伸展性。因此，在中华法系的总体关照下，去深入研究作为多元因素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解释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是民族法学和法律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因为，如果缺少了少数民族法制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法制史；但如果不弄清少数民族法制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价值、作用和历史贡献，既无法对少数民族法制进行准确的学术定位和客观评价，又无法把握中华法系的全貌和最具各民族特征的组成部分。
(二)理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一个社会的控制机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机制，还包括习惯机制，国家机制只是从整体上进行把握，而习惯机制却是通过风俗的统治使人们服从于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习惯法作为实现习惯机制的手段有着巨大而深厚的力量，它被特定的群体所选择吸收，并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得以延续，从而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和群体认同性，因而更容易得以贯彻实施，也更容易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十分明显，习惯法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丰富和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它独立于制定法之外，效力、范围、作用都自成体系，真正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地位和价值的法。国家法与习惯法，既存在时间距离的纵向关系，也存在空间距离的横向关系。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制定法往往是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习惯法是制定法产生的法律渊源，是本土化的法律渊源。从地理的横向考察，国家立法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性，习惯法从特殊群体的局部利益考虑，突出法律因地制宜、缘俗而治的特性。二者比较而言，国家制定法占主导地位，习惯法是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可以在特定区域里、特定人群中、特定时间段丰富和弥补制定法控制机制的不足，因此，在国家制定法面前，习惯法切忌不可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目前，我们应该着手的工作，不是要简单地归纳总结特殊群体在特定领域的习惯法，而是要让习惯法尽量靠近国家法，并使二者相互渗透，彼此关照，良性互动。
(三)强化对相邻地区不同民族共同法律生活的研究
有些少数民族长期共同居住在同一地区，彼此之间有一定的交往，他们的习惯法有哪些相同的因素?他们是运用什么样的法律规范来解决民族问题，化解民族矛盾的?国家对相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制定了哪些统一的法律法规，其统治效果是否一致?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具体分析和解答。另外，还需要对不同民族相同习惯法规定作诠释和理解，如藏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赔命价”制度，蒙古族、羌族、满族等民族的“收继婚”制度，羌族、土家族、苗族等民族的“舅权”制度，羌族、侗族、苗族等民族的“议话”制度，等等。挖掘其中的民族精神和法理涵义，以及给我们留下的文化启示。
(四)注重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型和传承
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任务，在于科学总结历史上法制建立和实施的经验教训，弘扬包括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民族地区社会法律的一种本土性资源，应当得到珍惜和合理利用。《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我国现行的基本法，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离不开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的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撑，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重要法源，也是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制定乡规民约的可利用的制度规范。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有浓郁的保护意识和执行机制。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禁毒、戒毒方面，有积极地心理暗示、群体关怀和监督制约功能。特别是在多元解决纠纷机制中，少数民族习惯法有明显的优越性和独特之处：其程序灵活、费用低廉、节时省力、当事人意思自治，民间权威的参与与主持公道，有利于维护甚至促进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促进社会和谐。
(五)注重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与构建“法治”社会的联系
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并非就史论史，自娱自乐，而更应该关注现实“法治”的进程。在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的过程中，记载、讲述法制的历史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实有启迪意义的。但是，不要只注重古代，认为年代愈久远的事物愈珍贵，而对相距今天较近的近代、当代民族法制的研究很少，甚至不去过问。其实，少数民族法制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常变常新的。应结合时展的需要，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一些对现实有影响的课题，使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立足现实，不断推陈出新。要特别关注国家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问题，研究者应站在法律多元的立场，检视国家法的实效，反思国家法的运行困境，思考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调适”等问题，既要促使国家法在民族地区强势推进，又要保证少数民族习惯法有限制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六)关注世界各国民族法制的进程和经验教训
民族问题是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多民族状况及其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复杂程度的差异，决定了这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构建、政策取向和法制设立既有共同关注的前景目标，又有不同的视角和路径。因此，总结世界多民族国家民族法制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利于世界民族法律文化的积累与繁荣，而且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和推动世界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发展。特别要在比较和鉴别中，突出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中国式的路径和贡献。
对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让我们看清了继续前行的道路，增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信心和决心。笔者坚信：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使命不仅在于对中国当下的民族法制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还在于通过研究各民族的法律经验和智慧来深化人们对于法律的演进、法律的本质、法律的存在方式等法理学优秀命题的思考和认识，以促成对现行法治的健全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