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6-14 08:25:5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纺织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南通纺织业现状
南通的纺织业发展由来已久差不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今南通更是中国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之一，其纺织工业的销售占全国纺织工业销售的3.5%左右，纺织业已成为南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经济支柱产业。据统计，南通有出口企业650多家，共10大类100多个具体纺织品种类出口，产品已走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当中纺织服装出口量最大。2002年，纺织服装出口达11.67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46%；2003年纺织原料及其制品出口创汇14.44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43.96%；其中服装出口就达到9.9亿美元，占纺织品出口总额的69%；2004年纺织品出口创汇18.94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43.6%；2005年纺织品出品22.32亿美元，占全年出口总额的43%。2006年纺织品出口24.5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2.8%。可见南通的纺织业是南通的支柱产业，其发展的成败对南通的国际贸易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但是在南通纺织业繁荣发展的水面之下，也存在着严峻的总问题。近来物价指数的上涨导致纺织原料价格上涨、纺织工价提升、纺织设备维护成本上扬、运输等成本也不断上涨；特别是近来国家对出口退税的调整使得纺织业的总体利润下滑。在南通，纺织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南通的纺织出口中小企业众多，它们的利润水平基本上是出口商品中最低的。其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有：
首先是加工贸易为主，自主生产出口为辅。加工贸易只能收取工缴费，而没有附加经济价值，难以提高企业产能和技术，更不能创建自己的品牌特色。这些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年出口额多在200万美元以下，有时为了争夺订单许多企业相互压价，使得本来就狭小的利润空间更加窄。
其次是市场开拓能力薄弱,出口方式简单低级。受观念、资金、地域、技术管理以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约,南通纺织业的中小企业一般都是从国内或国外的外贸中间商接单,而缺乏主动走向国际市场的动力和胆识，很多企业一旦失去中间商就陷入经营困境。
最后是装备水平和创新能力不高，纺织产业生产技术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距离，就是与国内的苏南和浙江及山东相比也相距较大。以棉纺织业为例，发达国家清梳联合机占有率达50%以上，江苏为30%，而南通不足20%；发达国家的自动络筒机占有率为90%以上，江苏为33%，而南通仅为20%。装备水平造成产能和生产效率低下，甚至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低的优越性。自主创新能力低，在国际国内买方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除了南通的萝莱家纺，基本上还没有一个有特色的品牌，对新技术、新理念接受慢，把握市场机会能力慢反应不快，产品附加值不高。
二、人民币升值对南通纺织业的影响
人民币的升值给国内出口行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成本导向型产品受到的影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著。而纺织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成本导向的出口，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其受到的影响是很多的。南通作为全国的纺织基地之一，而其纺织品的出口也是其支柱产业之一，在全国也占一席之地。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南通的纺织业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具体表现为：
1.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纺织业产品出口价格相对提高
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纺织业产品出口价格相对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降低了出口纺织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优势，南通的纺织出口企业正在经受着这样的冲击；同时纺织业出口还会受到出口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时的汇兑损失，也就是所谓的汇兑损失。举个例子，如果原来100元出口的商品，当汇率上升5%后，其在国外的价格就相应上升5%，这对纺织业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将有较明显的影响，因为价格相对提高了；但如果保持外币表示的价格不变，那么出口利润就得相应减少。据有关部门测算，当人民币升值1%，纺织行业利润将减少2%，2006年南通的纺织品出口额约为24.58亿美元，如果按照利润率为5%来算，当人民币升值1%，那么南通纺织业出口利润损失就会越过亿元了。而人民币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就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将一直保持，其稳定期也难以估算和预期。可见人民币升值给南通纺织业的压力是巨大的。而且纺织业作为南通的主打出口行业，这对南通整个经济的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和压力。
2.人民币升值导致纺织业外贸资转移
南通作为最早的十四个沿海开放市场，其吸引外资的力度很大，在南通经济中也占很重要的一部分。外资中，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纺织项目的投资上，这些纺织在中国生产然后出口到国外。而这当中，尤以纺织工业吸引的外资的规模和金额最大。仅日本就有150多家纺织企业在南通兴业，如著名的东丽、帝人等日本公司在南通投资都是过百亿人民币。这些外资纺织企业都是用美元标价原料而用人民币支付当地职工工资和当地费用的，工资及费用占成本的比例很大（纺织业都是劳动密集型）随着人民币的增值，南通的外资企业生产成本必然加重；另外，外资企业的产品一般都出口，人民币的升值必将提升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与外商当时投资利用中国低价劳动力形成的出口低价商品的初衷相背，进而增加出口压力。这些都将使得外资纺织企业面临利润减少，而可能转移投资到成本更低的如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来规避风险。可见，人民币的升值必将降低外资纺织品的出口竞争优势。如是人民币值进一步上升，很难预计会有多少外贸会发生转移。
3.人民币升值还将导致国内纺织企业竞争
在外销产品国外市场压力不断加大时，不少出口型企业会把目光转向国内市场来求得生存和发展。2005年开始，南通很多纺织企业迫于人民币升值的形势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这必将使国内的纺织品市场竞争加剧。到2007年南通有70%的纺织生产企业加大了国内市场的开发和产品销售，而这此企业大都是出口导向型企业。而国内市场的纺织品早已处于饱和状态，如果原来重点出口纺织品的企业转而加入国内纺织品市场，这必然会造成国内企业间的纺织产品恶性竞争，而价格战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而价格的竞争必将榨尽参与企业的利润。由此可见，对于南通的纺织业来说，今后的国内纺织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和残酷。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这种现象和趋势还会进一步恶化。
4.影响行业就业情况
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南通的纺织企业吸收了南通及周边的大量的劳动力。这为南通的就业减少了很多压力。而人民币不断的升值会使纺织业出口成本越来越高，出口价格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必然使部分利润小、经营管理不当的中小企业面临经营的困境，不得不大量裁减用工，从而使部分工人下岗别求职位。另一方面，纺织业要能应付人民币升值就不得不进行管理革新、技术改造，而新技术和新管理经验的改造与推广，必然能带动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以降低成本应付人民币升值。但是这又会使得纺织业对纺织职工的需求减少，从而对就业的前景产生重要影响。据南通政府部门统计，南通有近三成的企业正在进行技术和管理的革新，引进新的效率更快，更节省成本的先进的纺织机台。而这正让一些企业在计划载减员工。三、南通纺织业应对的措施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南通纺织业的企业不能轻易退缩，要迎难而上。多方共同出力，共同探讨合理的解决方法，以此来化解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才能求将来更好地发展。
1.积极规避汇率风险
人民币升值的最直接影响也就是在收汇时由于币值增加而导致的收汇损失。那么，我们可以采用相应的方法和措施来改变这种状态，以使影响和损失低到最低。首先，要保证及时结汇，减少结汇时间夸度，这就要求我们订立外贸合同时，注重结算方式的合理应用，尽量多选择即期付汇方式，以减少结汇的时间跨度；其次，注重与外商进行价格谈判，把今后人民币升值后提升的成本通过协商提高产品价格消化之或争取与外商共同分担或按一定的比例来进行分担；再次，建立外汇收汇台账，及时催收货款，减少汇率损失，因为收汇时间越长，其导致的外汇结算损失将会更大；接下来，要注意能过合理贸易操作来分解风险，如采取低风险的贸易方式、灵活多变的结算方式、适当采用外汇远期买卖、套期保值等手段来分散外贸风险；最后，对于新合同必须考虑汇率变动因素，通过增设附加条款来回避和降低汇率风险以及引进或培养国际金融及外贸专业人才。
2.积极实施出口扩张战略
南通的纺织业发展离不开向国外扩张市，因为国内纺织品市场趋于饱和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南通纺织品出口量很大，但市场相对很集中，而日本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不利于纺织品出口风险的防范，特别有专家指出当前日本和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而作为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导向型的纺织品在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市场对南通纺织业来说还大都是未开发的或开发初期的市场。资料显示，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对南通的中低档产品有很高的需求量，相信只要合理开发，南通纺织业一定能占领这些海外市场。为此，南通纺织业企业除了要提升出口产品档次和创设产品品牌开拓和维护日本、欧美市场外，还应大力拓展其他国际市场，积极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努力保持传统的日美市场的基本上，要力争开发新市，以此来取出口多元化发展，分散风险。
3.积极实施品牌战略
南通纺织服装出口企业出口的产品大都没有自己的品牌，而是经别人做贴牌、定牌生产。而这类产品除了正常利润外没有经济附加值，而大量的利润被客户所得，这样使得相应的生产企业不仅不能创立自己的品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优秀竞争力，而且由于在利润空上很少有回转的余地，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企业将处于很艰难的境地。而当前，欧美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正风头正劲，所以纺织品以低价位和高数量来竞争只会给欧美国家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提供有力借口。而品牌、高附加值、高科技对是今后纺织服装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增加纺织品经济附加值的最有力的方法。品牌纺织品的出口价格往往是加工生产的无牌产品的几倍到几十倍，可以发展自主品牌不仅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能使企业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据研究，国内企业只有当年利润越过2000万元时，才具备创立自主品牌和自我设计能力的资金基础，所以南通有一定实力的大型企业应加强自主研究开发的意识，不断提高自己在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以创立自己的品牌特别是国际知名品牌。加快从低层次的价格竞争向高层次的质量和品牌竞争转变。此外，中小纺织企业可以考虑走创特色之路，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档次，在不断细分的纺织品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4.政府应给予纺织业适当的支持
政府部门应是南通纺织业发展的有力支撑，其可以给出这样的支持：组织培训纺织企业和纺织品进出口相关人员参加出口关税、汇率知识和实务知识的专题培训班，总结一些企业在规避设限和汇率风险上的成功给验并加以推广；加强自律，通过牵头组织进出口商会、协会等组织，促进纺织行业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经营，避免无序竞争，集约利用资源；加强服务，在当前纺织行业非常时期，政府部门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与联系，支持力度上不减，优质服务上加码，多听取纺织企业的意见与建议；出台相应政策支持，鼓励纺织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和发展战略，促进纺织企业实现从贴牌加工到自创品牌的飞速发展，选择确定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品牌，集中力量重点培养，争取培育出一批南通纺织品牌，积极应对纺织品出口在国际复杂环境中的考验。
摘要:人民币升值对浙江纺织业是一把“双刃剑”。本文通过对其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克服其消极影响的一些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浙江纺织业影响对策
自2005年7月21日19时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这一变化预示着:今后中国的汇率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有望继续升值。有业内人士估计,人民币将可能升值10%。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资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将长期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重新赋予行业不同的成长速度,并使不同行业的企业业绩出现分化。对于纺织业,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不可小视。据研究,如果人民币升值5%~10%,纺织业利润率将下降10%~60%。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损更大。浙江作为一个纺织服装大省,其纺织行业在这次汇率升值调整中可谓影响甚大。
一、人民币升值对浙江纺织业的影响
(一)消极影响
1.“跑量为主”的经营模式未能打破,纺织品出口额增速出现下降趋势
一方面,将持续“跑量为主”的经营模式。2006年1～4月,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出口有实绩的企业为5488家,比上年末增加394家。其中,私营企业2789家,外商投资企业1940家,集体企业411家,国有企业340家,个体工商户9家。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纺织品服装22.47亿美元,增长35.4%,私营企业出口20.8亿美元,增长64.4%。但是,数量增长快于价格增长,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同期出口价格指数为1.05,数量指数为1.24,即出口平均价格增长5%,出口数量增长24%。征税纺织品出口价格指数为1.07,数量指数为1.15。
另一方面,以“跑量为主”的经营方式使浙江纺织企业出口额增速大为下降。2006年2月,浙江省共出口纺织品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3%。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7.8亿美元,下降2.3%;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6.2亿美元,下降8.9%。据宁波海关统计,2月份,浙江省纺织品共出口143个国家,其中对67个国家的出口增长率是下降的,其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87.3%。浙江省对欧盟和美国的纺织品出口下降幅度尤为明显,其中,对欧盟出口3.7亿美元、对美国出口2.5亿美元,分别下降11%和7.6%。
2.缺乏自主品牌、产品附加值低和科技创新能力弱的缺点在短时间内难以克服
浙江纺织服装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品种档次不高,产品附加值只有国外先进国家的几十分之一,且创新品种少。像万事利、杉杉这样有独立品牌的企业极少,多以贴牌经营为主,企业利润非常微薄。据业内人事透露,生产一件服装获得的加工费在1至2个美元之间,其中还包括各种运营费用,平均利润率仅在3%-5%,即使当地的龙头企业如悦莱春、华诚茂麓,其利润率也不过10%。而大多数贴牌企业多以美元结算,如果人民币升值10%,则预计有50%的企业难以继续经营。
由于缺乏优秀的服装设计师,企业产品开发也多采用借鉴和组合,导致产品缺乏个性,产品价格无法提升。大企业借鉴和组合欧、美、韩、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设计,中小型企业则多是盯着大企业新产品的出笼,进行模仿。人民币升值使中小企业利润空间缩小,企业无力花大量财力和人力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这势必导致大多数省内中小纺织企业的上述弱势将仍在一段时间内持续。
3.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并没下降
纺织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浙江省又是一个人口大省,劳动力成本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对低廉。人民币若持续升值,由于工资具有刚性,实际工资必然上升,势必引起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难以继续维持(目前劳动力成本约占出厂价的30%),迫使许多沿海纺织生产企业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从而将打破浙江省纺织业的优势格局。
原材料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供需关系。短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原料价格有影响,但长期看供需关系是原料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中国进口了世界30%的纺织原材料,其中浙江省占绝大部分。因此人民币升值未必意味着纺织原材料进口成本的降低,相反可能引起美元计价的纺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4.增加了纺织出口合同签订的汇率风险
中国贸易促进会统计,全国最大的纺织重镇绍兴,目前已有20%纺织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其他多数企业则勉强维持。人民币升值引起的出口合同汇率风险激增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项重要原因。人民币升值2%,意味着企业拿到的货款折合成人民币仅有原来的98%;若人民币升值10%,则意味着企业拿到的货款折合成人民币仅有原来的90%。其实人民币升值2%,浙江的纺织品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5%～10%。如果一年内人民币升值5%,50%的纺织品生产企业都将遭遇经营困难。浙江有许多出口贸易依存度超过50%的小城,这种风险对于浙江大多数纺织企业来说是无力承担的。
(二)积极影响
1.有利于纺织业的结构调整
浙江省一些纺织产业已出现产能过剩,绍兴目前的放丝能力超过250万吨,织造能力50亿米以上。人民币升值后,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将会受到限制。要继续发展,企业不得不转变竞争方式,一方面将更加关注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将努力转变出口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所占的比重,提高产品科技水平,理性研究市场,生产市场所需的纺织品,从而加速浙江省纺织业内部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此外,人民升值导致的进口成本降低,有利于省内纺织企业利用境外知识、技术、先进设备等,降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
2.可缓解纺织品行业恶性竞争
在近一年的汇率调整后,一些纺织品出口企业认识到,汇率的调整有利于国内纺织品贸易的有序化。在汇率未变之前,国内纺织品企业为抢订单,都向国外客商报极低的成本价。国内纺织品出口企业面临的不单是汇率问题,更多的是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人民币升值后,很多外贸企业不再采取单一报价方式,而是综合情况进行报价,将汇率、原材料上涨等不确定因素考虑在报价之内。另外,一些企业不再只生产出口量大、利润低的产品,不再盯住同样的客商,而是更多地考虑生产高端产品,寻找高端客户,做差异化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纺织品行业的恶性竞争。
3.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和改善贸易环境
浙江纺织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主要依靠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出现贸易摩擦在所难免。当前,浙江纺织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遭受倾销立案调查最多。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后纺织品的出口价格虽然会有所提高。但由于其出口价格已非常低,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高,即使适当提高价格,仍具极强的竞争力,这也有助于减少遭受低价倾销的诉讼。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调整逼近3%,说明人民币正在向真实汇率回归。对浙江纺织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今后必须调整其低价竞销战略,以从提高质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取胜,提高其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加产品附加值,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而这些显然有助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
二、应对升值影响的对策
(一)积极应对,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
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在所难免,一些企业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要考虑汇率调整带来的结汇损失因素,又得考虑为了保持出口量,在与客户谈判中暂时将其“忽略”掉,如果过分担心损失,企业将无法接单。
在这种压力下,浙江省纺织出口企业应积极应对,摆正心态,减少低价出口的纺织品比例。应认识到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纺织出口增长不利,但长期而言,对解决纺织出口产品结构失衡却是有益的。纺织出口企业应该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保证道路顺畅和纺织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只有这样才能安全又平稳地渡过这一调整时期。
(二)实施进口战略,加大利用境外先进知识的力度
人民币升值给浙江省纺织企业带来了出口压力,但同时也降低了利用境外先进技术的成本。因此,要从“借力”发展和开放促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像抓出口一样,研究和实施进口战略,要系统地扩大纺织科技设计人员出国留学培训的力度,引进专利、先进的生产流水线等。通过利用境外先进知识,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提升浙江纺织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冲出产业结构落后的现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此轮人民币升值,不管是国外企业设置的贸易壁垒还是美国、欧盟等玩的“把戏”,都应成为改变现状的动力,提高浙江纺织出口品的附加值和自主创新能力。具体措施是:1.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纺织业技术创新示范体系,加速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2.推广建设纺织业集群创新服务平台,为新产品研发能力弱、技术管理水平低的中小纺织企业提供全面的创新服务,提升中小纺织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经营和管理水平,加速纺织业集群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3.引导骨干纺织企业加大力度研发新产品,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发挥骨干企业的创新带头作用。
(四)加强品牌建设
纺织业要加强自主品牌建设,重点支持、大力培育一批在品牌设计、技术研发、市场营销渠道建设方面的优势企业,鼓励纺织各产业集群区打造行业品牌,争创自主品牌的市场环境,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使浙江省纺织服装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比重明显提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外频繁以反倾销、特保等措施对浙江省纺织企业施压,才能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出口的多元化,完成由产品输出到品牌输出的过程。
(五)适当涨价,提高纺织企业的议价能力
议价能力强的纺织企业在谈判中可以适度提价,部分传递升值带来的压力,从而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浙江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好评,人民币升值引起纺织品价格的适当抬高,国外企业通常可以接受,但加价必须与国家汇率相匹配。这样既可适当地把部分风险转嫁给交易外商,将人民币升值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又能防止客户流失。但目前也有少数国外纺织品买家向印尼、越南、孟加拉国等国转移订单,由于劳动力廉价,这些国家一直与中国纺织业争夺客户。所以,浙江纺织企业在加价时应考虑客户的接受能力,在保证销量稳定的前提下适度提高产品外币标价。
(六)增加金融衍生避险工具品种,积极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
据浙江省统计局消息,目前浙江纺织企业使用的汇率避险方式主要有:贸易融资、运用金融衍生品、改变贸易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增加内销比重和使用外汇理财产品等,其中约31%的浙江纺织企业使用贸易融资。另据调查显示,2005年运用金融衍生品的浙江纺织企业比2004年同期只提高约1个百分点,远期结售汇工具的使用在金融衍生工具中高达91%。
企业利用金融衍生避险工具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1.企业避险意识和能力弱;2.部分商业银行过分强调风险防范,推出较长期限(1年期以上)远期结售汇工具的积极性不足,工具品种单一,金融衍生产品定价不合理,难以满足企业的避险需求。
因此,浙江纺织企业要增强避险的意识和能力,积极运用金融避险工具;同时,商业银行也应向企业提供更多的咨询和信息服务,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外汇金融衍生避险产品,拓宽企业避险渠道,使避险产品定价市场化。
【内容提要】中国晚清时代正处在大量进口外国产品及初级加工品的过程中，以棉纺织业转型的例证，可以说明在以机器制造为标志的近代生产体系确立的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传统生产体系、贸易体系、货币体系三大体系向近代经济体系转型、重建、确立的诸多阶段。本文拟从棉纱进口的贸易体系入手，探求与早期工业生产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的关系等问题。
中国晚清时代正处在大量引进外国产品及初级加工品的过程中，以棉纺织业转型的例证，可以说明在以机器制造为标志的近代生产体系确立的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传统生产体系、贸易体系、货币体系三大体系向机器生产体系转型的阶段。本文拟从棉货贸易体系入手，探求与早期机器工业生产体系形成过程中地域性经济分工与发展程度变化关系问题。
一、晚清地域纺织业生产体系转型的贸易原因
棉纺织的早期工业体系中，其引起中国传统棉纺织业解体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在于洋纱的进口，其次是机器设备的进口与纺织机器制造业，华商中采用外国棉纱的织布技术，并且利用进口机器生产制作洋布，并在市场进行销售。而在社会层面方面，一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另一方面，则是工厂制度逐渐代替传统的旧有的行会制度，新办工厂的制度。
关于棉货进口国的结构问题，则是中国地域性棉纺织业生产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棉货为中国进口货物之大宗。”（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进口棉纺织品的大致情形》，《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而在“各国向我国输入棉货，以英国为最早”。“自一八六年至一八九年间，英国棉货，几独占中国市场。”（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继英国之后，“美货进口渐多，主以粗布粗纱销售于北方诸省。日俄战争方息后，美国布匹在东三省一带销售尤盛。据美国出口统计，一九五、一九六两年，美国布匹输出于中国及香港，几达五千万金圆。”这里所说的“金圆”，当是时人按美金计算的。当时对此贸易额的说明，“中国海关册仅载由美国直接输入数目，由香港入口者，作为香港输入，不能辨为何国货，故用美金统计。”当时的汇率为“一九五年海关银一两，合美金七十三仙，一九六年合八十仙。”（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美国棉布棉纱在华销售的萎缩时间，大体上是在1907年以后。据《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的描述，美国棉布棉纱的输入，“自一九七年后受日货之竞争，顿见减色。”这里所说的情况，自然仅限于当时的报告之编者的看法，其具体的进口额数，自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印度棉布对华贸易，至19世纪末成为大宗进口。“十九世纪末，印度纺纱工业既见发达，亦输入粗纱于长江一带及闽粤沿海诸口，英国粗布粗纱之销路，颇为美印所夺渐趋重于细纱细布。”（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当然，对于中国北方地区而言，其最大的进口国当系后起之日本。关于日本棉布及棉纱在中国的销售时间，大体上与印度同时。据《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的记载，当印度棉纱棉布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时，“日本棉纱棉布亦渐现于中国市面，在南方与英印竞，在北方与英美竞，以其距离较近，运费较廉，销路渐广。”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独占优势的形成，则在“日俄战后”，当时“日本势力既伸张于东三省，其棉货销售，得转运与金融之便，渐排逐英美货物，成独占之势。”就全国总的销售情形看，日本在“其他北方诸省，日货销数，亦见多于他国。其在南方，虽不如在北方之得势，然进口数目亦逐年增多。”（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通过文献的描述，大体上可以看出晚清时期外国棉纺织资本已形成在华的投资与进出口的地域分割的状况。
如果对进口国进行地域性比较，就有必要按照通商口岸的分布对各地输入的棉布棉纱情况进行长时段考察。首先关于上海、宁波、芜湖、九江、宜昌等华中五大通商口岸进口棉纱情况，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在棉纱的进口统计中（表5），如果可以将上述统计作为分析英国、印度、日本三国宝在华棉纱市场占有率的话，那么，在1900-1913年间，英国的棉纱在华销售份额显著减少，而印度、日本则成为对华输出棉纱的大国。而在印度与日本的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印度棉纱进口对中国传统棉纱生产的冲击为最大。对于日本而言，其棉纱在中国的销售量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关于日本棉纱进口年度统计中，其在华南广州、汕头港进口统计数据不详，姑以华中、华北地区、东北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测算。
一、晚清地域纺织业生产体系转型的贸易原因2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印度、日本在20世纪初对华贸易的市场占有率，实际上反映其对中国区域性棉布生产体系所产生的作用。中国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四大贸易港口地区，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棉布棉纱纺织生产基地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将中国棉纺织业作为区域经济体来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在外国棉纱进口的格局中，实际上已经反映出棉布棉纱生产格局。按照中国棉布棉纱区域性生产基地进行分析，在华南及东北地区，英国逐渐推出其棉布棉纱的生产领域。而在华南地区，日本的棉布与棉纱的对华贸易量并不大，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对印度及英国而言，自然要小得多。关于此，可以从各通商口岸的进口数量关系中反映出来（见表6）。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统计与报告.其数据参见中国近代手工艺史资料第二辑第197页。
关于表6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华南八港，主要包括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北海、九龙、拱北、蒙自；华中九港，是上海、宁波、汉口、九江、镇江、芜湖、宜昌、重庆、温州；华北二港是烟台、天津；东北一港是牛庄。
二、所占比重的统计，不足0.05％的部分忽略不计。每项统计为5年平均数。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期，中国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关于中国纱与洋纱的比例关系，则是研究该时期经济总量变化及经济关系调整情况的主要依据。
国产棉纱与洋纱市场占有率的分析，这里以长江中上游的重庆、宜昌、沙市、长沙、岳州、九江、芜湖七港及华北地区的天津、芝罘、胶州、秦皇岛的统计数据加以说明（表7）。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45页。关于长江中上游七港及华北地区四港的分别统计数据，参见《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457页。关于表中的“担”的计量单位为每担100斤。表中的统计数据，是按照5年进行计算的。
关于棉布的进口情况，根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其种类包括粗市布、细市布、粗斜纹布、细斜纹布和标布五种。棉布进口，以英国、美国、日本三国为大宗。英国、美国、日本三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比重，如表8所示。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在外国棉纺织资本的贸易格局形成后，中国形成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四大棉纺织生产基地，传统的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生产与贸易格局开始出现向其他地区进行转移、扩散、延伸的态势，这对于形成地域性的棉纺织机器工业生产体系，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棉布棉纱生产体系的转型
在早期棉布机器生产体系中，以其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而言，主要是江苏、浙江、湖南、华北地区、四川及东北地区。
首先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棉布生产体系。江南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光绪二十年。例如在上海，“光绪二十年以前，沪上未有商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其后纱厂逐渐开设，机器渐推渐广。”（注：《上海县续志》卷八。）由于有机器生产棉布的出现，以致在市面上有“洋纱布”、“杜纱布”的划分。（注：《上海县续志》卷八。所谓“洋纱布”，是指“机器纱织成者”，而“杜纱布”，则是“手纺纱织成之布”。在这里，所谓的“杜纱布”之“杜”字，当为“土”字之谐音。）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洋纱布生产中，不仅是以机器织成之故，恐有用洋纱为经者，这自然成为洋纱布畅销的原因。而在市场销售中，“近年市上，所出洋纱布已居大半矣”的描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注：《上海县续志》卷八；《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在晚清时代，上海棉布的生产具有独占性质。“中国之织布局，仅在上海一隅，设机四百张，每年约出布二十四万匹。其定章载明，有人仿办，只准附股入局，不准另行开张。”（注：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然至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突遭秦火之劫。”（注：《光绪二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卷第2页。）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因此而“拟于湖北省另立一局”，由官方所组建的机器织布业得到大的发展。（注：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截止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机器织布等局，现查上海、宁波、长江一带，相继仿行，集股创设，计已成者及将成者，共十五处。大约明年（1895年）各局，统有纺纱车三十六万架，织布机器约三千轴，轧花机器更难悉数。”（注：《光绪二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卷第2页。）而在光绪二十一年的统计，在上海“已建有纺织缫丝等厂”，其中“所创纺织等厂，官商合股者，先有五家，此五家计有十二万锭子，八百五十机张，每年能出纱九万包，每包重四百磅，布能出二十五万匹每匹重十四磅，长四十码。此外，尚有十一家，或已建屋或已购备机器。其十一家内，有三厂系属华商，计有六万五千锭子，每年能出纱四万八千包，其余八家中有日本商三家，共约二十七万锭子，每年能出纱二十万包。”（注：《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2页。）关于光绪二十一年上海所设纺织厂的情况，美国驻沪总领事的说法，似与上海海关的报告有所出入。据美国驻沪总领事佑尼关于《中国纺织缫丝情形》的报告说，在1985年年初，“沪上纺织厂已有五六家，其已动工之锭子，凡十万五千枚，其装工未竣之锭子，凡三万余枚。此外西商公司招股设厂者，计英公司三，德公司一，共用锭子十四万五千枚。另有日本纺纱厂二家，议而中止。”（注：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105。）不过在上海的机器纺织业中，据美国驻沪总领事佑尼关于《中国纺织缫丝情形》的报告说，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的“华商纺织厂，终年日夜工作，而获利颇厚”，“各厂所用印度棉纱，计进口十八万包，合价银十兆两。”（注：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105。）而在上海海关的报告中，“所有新设之机器制造厂，现皆接踵而起。如纺纱厂，华洋各商，先有十家，其锭子共计三十一万五千六百多支，每日计出纱七百九十包，每包计重四百斤。”
关于机器纺织厂的生产规模，上海于光绪二十一年，“织布机张，华商已成之厂内，计有一千架，洋商则尚未布置”；而在丝织业方面，其“缫丝厂，华洋两商共有二十七家，丝车共有四千架，一年之中可出丝一万三千担。”关于机器纺织业“共招雇工人约二万五千至三万人之多，将来洋商所设之厂，一律开机，则需人更多。”（注：《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40页。）
应该承认在机器纺织业形成的年代，江苏与上海等地的步伐大体一致，按江苏的记载，“光绪二十年以前，沪上未有纱厂，苏地盘门外，苏纶纱厂，亦未兴筑。织布纺纱，均手车所纺。其后纱厂逐渐开设，机器渐推渐广。”（注：曹允源等《吴县志》卷五一。）苏北通州、海安等地生产的土布，称为“通布”。关于“通布”的生产情况，在光绪三十年前，“通州一地，强半以手工织布为生活，贩运东三省行销。”而在光绪三十年间“近以日本机布在东畅行，通布交易尽为所夺。”日本棉布畅销的原因，乃在于“日布式样略仿通布，价值则较通布为廉。”（注：《光绪三十三年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68页。）又据光绪三十四年《农工商部咨各督抚饬属行销土布略》所载江苏海门商务分会总理刘燮钧所说：“通海土布向销东三省，每岁约销十万余件。近年洋布盛行，洋纱充斥，以致土布减销。”而在当时的农工商部的官员看来，“臣谨按：光绪初年，海关进出口表颇足相敌，其后洋货进口岁岁加增。考其大宗，则布纱实占多数，棉一而已。其博人所好也，华纱出自手工，洋纱出自机器，织成布匹，略判粗细，以此遂为所夺，不独通海一隅也。”（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三《实业六》。）
而在湖北，如在沙市，“纺织之业，皆自土民操之，非有大股商人开厂制造也。”至1907年，日本棉纱棉布开始输入沙市地区。“日本棉纱本年度（1907年）多逾三千担，因乡人乐于购用，故销流颇畅。”在市场关系中，日本棉纱之所以有销路，其原因在于“以此纱织布甚易，需时较少，而且纱丝坚细，坚则难断，细则质轻，如以同重量之纱织成布匹，其数自可比土产之纱尺数见长，丝缕亦甚匀细也。”（注：《光绪三十三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7页。）
关于沙市地区日本棉纱进口量，据记载该口岸所进口的棉纱“大半系日本货。自光绪二十九年以后，本年度最为巨擘，值银四十三万四千五百余两。闻得乡间喜用此纱织布，尚觉有利可获。”（注：《宣统元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40页。）
在湖南，据湖南口岸贸易情形的记载，在湖南岳州等地，“自近年设立洋船税关，生意顿盛。洋纱一纵，尤为畅销。业此者现有四十五家，而每日所获，各不下三四百金。惟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日贱，且无人问津。”而洋纱盛行的原因，则在于“洋纱价廉省工，织出之布，匀净光洁，四乡贫家妇女，必借此谋生云。”（注：本省近事《城陵矶近讯》，《湖南官报》第409期。）关于洋纱在湖南销售量的记载，“洋纱一宗，在本埠（岳州）销售，（1903年）约九千担，往内地行销者二千三百担。此数内日本纱一千六百四十四担，印度纱六百六十三担，本埠销者日本纱约居二分，印度纱约一分。”（注：《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0页。）而当时洋纱在湖南地区的销售，导致当地的棉布生产取代传统的土布。在光绪二十九年期间，“查岳（州）、常（德）、澧（州）等处织布之户，近来全系参用洋纱，所出之布，据云轻细有余，而厚暖则不足。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几如披沙拣金。”（注：《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0页。）湖南岳州等地的土布，称为“土纱都布”，其制造的方法及品质，当与江苏的土布有直接的关系。据时人所述，“岳州、澧州及常德等现最重要以及最令人感兴趣的制造品也许就是通常称为南京布的棉布。”恐因与江苏的土布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华南地区的土布“大多数行销内地，经过岳州海关的只有一小部分。”（注：DecennialReports，1902-11.VoI，p.336。）而在洋布的生产中，因“织得又结实又匀细，所以最为畅销。”其往外地的销量“据一九八年粗略的估计，岳州以往年产量二万匹，常德地区为六十万匹。”（注：DecennialReports，1902-11.VoI，p.336。）
在广东，汕头原是华南地区土布的主要生产地之一。自光绪时起，也因“本土所出之布，以坚实价贱为主，不尚匀细，故印度棉纱进口驾于英国日本之上。”在广东，“日本棉纱初来之时，货细价廉，人尽乐用，上三年进口五千七百四十二担。嗣后价值日昂，而销路渐减，至是年（1901年）进口仅有三百二十担之数。”（注：《光绪二十七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70页。）广东兴宁地方也是出产土布的地区之一。“兴宁为本埠棉纱商业一大销路。传说此项生理，陆续有歇闭者。”“夫棉纱用以织土布，向日该埠工艺兴旺，土布为出口大宗。自日本法兰绒等类流入中华以来，人多喜用，土布自形不佳。”（注：《光绪三十三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9页。）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印度棉纱进口也为大宗。“印度棉纱运入北江各境城乡墟市，借供织造土布之需，为数甚巨。凡其所制布匹，彼都人士，每多乐购服用，缘此遂致洋布一项，销路亦为之梗滞矣。”（注：《民国元年三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37页。）在东莞，“印度棉纱进口加多，且价值又昂，多系运往东莞陈村等处销售。”广东东莞陈村，其本身并不见有棉布生产，而是印度棉纱销往内地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闻内地各乡需用此物以织布匹，故此销流日广。”（注：《光绪二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8页。）
在福建，关于福建印度棉纱价格变动情况，“棉纱则有百分之十由印度而东来者，共八千三百包计二万六千担到福州。去年（1895年）只有一万六千担，其通行之货色，则系十二号、十六号、二十号为多，价值及此年终每包重三担，由九十元五角涨至一百五元六角半，由是处金价高昂，半由雨水不足所致。”“全年统计，每担扯涨二两之数。”（注：《光绪二十二年福建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52页。）而对于上海宁波等地生产的土布而言，福建等地则是其土布的销售市场。“宁波、上海两处所出土布，运至本口（福建）销售，未见合算，而本地用洋纱织成之棉布一宗，售价较为便宜，是以人多购置。”（注：《光绪三十三年福建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2页。）
而在中国北方地区，洋纱进口对当地土布生产及市场销售，想必产生重大影响。如在“直隶河间、顺德、正定、保定各属，并京东、乐亭、宝坻等县，向产棉花，既多且佳。近年民间织布，其线大都买自东洋，亦系因无纺织机器，以致有此漏卮。”（注：伊犁将军长庚《奏伊省购订纺织机器运至直隶办理织布局》，《光绪政要钞本》，《实业七》“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这里所说的“乐亭”等地，不仅以盛产棉花著称于世，也“是以棉布著名的，这种布过去是用土产棉纱织的。但是由于进口的洋纱又便宜又好，因此便放弃了纺制土纱”。（注：DecennialReports，1902-1911.VoI，p.183。）在山东，因海上贸易的关系，外国洋纱极易大量流入，并且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据点。如在烟台，“上海棉纱逐年减少，内地所用者多取自青岛。土布一项亦见少，因日本布匹灌入甚多，被其侵夺耳。”（注：《光绪三十二年烟台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1页。）在胶州，原本与上海等地的棉纱交易关系甚为密切。“外来之棉纱减少，系因本省产棉甚富，内地乡民当冬令农事完毕，皆从事于纺纱。在前多仰给上海运来之棉，现本省产棉即（既）多，更足以更运出口，想见其棉价必廉，而纺纱者购用合宜，又能多获利益也。”（注：《宣统三年胶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43页。）
四川于20世纪初也是洋纱进口的重要地区之一。在重庆，“本年（1903年）进口洋纱，所以日见其旺者，大半为本省纺织之用。闻织出之布，销售甚易，故本年印度纱较之往年增至十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三担，可为明证矣。惟日本纱本年进口数甚细微，仅有七百九十一担，英国纱二百九十四担，与上年无相轩轾。中国机器纱本年亦仅有九千五百七十九担，货色日精，极易纺织，只缘价值不能与印纱相垺，故销路即不能与印纱争胜，而日本与英国之纱其见绌情形，亦复如是。”（注：《光绪二十九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20-21页。）关于印度纱与中国纱在四川的销售情况，“闻前数年曾有人云：中国机器棉纱，将来行销川省各埠，足可抵制印度纱之进口。查数年贸易册所载，印度棉纱进口数目，与中国纱综观，亦觉不相上下。查原色布自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通盘扯算，每年进口共有四十一万余匹，今以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照前扯算，每年进口已跌至三十一万余匹，皆因民间多有购纱，自织土布，抵制之故。”（注：《光绪三十四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29页。）
云南曾是土布纺织的大省，在洋纱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日本纱、印度纱则为其大宗。而在云南的对外贸易中，“洋货入内地，向以洋纱为大宗。发本省（即云南）内地销售之货，洋纱则居百分之七十分，发贵州占百分之九十四分，发四川则全系洋纱。”（注：《光绪二十九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12页。）而印度纱“进口最多，然从东京厂所出之棉纱进口数目，虽不能与印度纱比较，亦可从缓相垺。”究其原因，乃在于“云南所销之纱，惟十号之纱最易，价贱者印度纱而已。东京纱较印度纱尤为齐整，故价值稍高。然市人所买之纱，不论齐整，总以价贱为妙。”（注：《光绪三十二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02页。）日本纱与印度纱的进口比例，如果以1910年“棉纱进口统共价值而论，则印度纱占百分之七十五，东京纱占百分之二十五。棉纱进口有百分之六十运销通海局厂，百分之二十运销曲靖，百分之十运销云南府，其余运销各镇小局。”（注：《宣统二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45页。）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报告。其中关于数量与价值的数据，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96页。
从上表进口洋纱数量与价值量，可以看出1868-1899年的31年中，进口洋纱的数量及价值量上升34.17倍，其上升幅度是相当惊人的。值得注意的是，进口量上升幅度最大是从1890年开始的，除1894年度略有下降外，其余年度都呈现出逐年平稳上升趋势。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看法：
一、晚清时期中国地域性机器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与棉货贸易区域的划分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国对外贸易四大港口体系中，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程度、机器工业成长速度也有直接关系。
二、贸易与生产体系的内部结构，主要表现在生产部门的分工上。如果说在早期棉布贸易为棉纱贸易所取代的话，那么中国早期的机器棉纺业的形成，自然与棉纱的贸易有直接关系。
三、机器棉纺织业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土布生产体系解体的过程，其间所经历的社会经济的变迁与整合的过程，则是棉货贸易发展与机器生产体系确立相一致的。
四、机器棉纺织工业中的地域差异，应该说与外国棉纺织资本力量、技术实力、本地工业的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的不同有直接关系。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早期棉纺织工业的形成与发展，应该说与其传统对外贸易、国内市场体系，以及与外国资本、技术的联系，有直接的关系。
摘要:人民币升值对浙江纺织业是一把“双刃剑”。本文通过对其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克服其消极影响的一些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浙江纺织业影响对策
自2005年7月21日19时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这一变化预示着:今后中国的汇率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有望继续升值。有业内人士估计,人民币将可能升值10%。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资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将长期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重新赋予行业不同的成长速度,并使不同行业的企业业绩出现分化。对于纺织业,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不可小视。据研究,如果人民币升值5%~10%,纺织业利润率将下降10%~60%。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损更大。浙江作为一个纺织服装大省,其纺织行业在这次汇率升值调整中可谓影响甚大。
一、人民币升值对浙江纺织业的影响
(一)消极影响
1.“跑量为主”的经营模式未能打破,纺织品出口额增速出现下降趋势
一方面,将持续“跑量为主”的经营模式。2006年1～4月,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出口有实绩的企业为5488家,比上年末增加394家。其中,私营企业2789家,外商投资企业1940家,集体企业411家,国有企业340家,个体工商户9家。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纺织品服装22.47亿美元,增长35.4%,私营企业出口20.8亿美元,增长64.4%。但是,数量增长快于价格增长,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同期出口价格指数为1.05,数量指数为1.24,即出口平均价格增长5%,出口数量增长24%。征税纺织品出口价格指数为1.07,数量指数为1.15。
另一方面,以“跑量为主”的经营方式使浙江纺织企业出口额增速大为下降。2006年2月,浙江省共出口纺织品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3%。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7.8亿美元,下降2.3%;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6.2亿美元,下降8.9%。据宁波海关统计,2月份,浙江省纺织品共出口143个国家,其中对67个国家的出口增长率是下降的,其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87.3%。浙江省对欧盟和美国的纺织品出口下降幅度尤为明显,其中,对欧盟出口3.7亿美元、对美国出口2.5亿美元,分别下降11%和7.6%。
2.缺乏自主品牌、产品附加值低和科技创新能力弱的缺点在短时间内难以克服
浙江纺织服装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品种档次不高,产品附加值只有国外先进国家的几十分之一,且创新品种少。像万事利、杉杉这样有独立品牌的企业极少,多以贴牌经营为主,企业利润非常微薄。据业内人事透露,生产一件服装获得的加工费在1至2个美元之间,其中还包括各种运营费用,平均利润率仅在3%-5%,即使当地的龙头企业如悦莱春、华诚茂麓,其利润率也不过10%。而大多数贴牌企业多以美元结算,如果人民币升值10%,则预计有50%的企业难以继续经营。
由于缺乏优秀的服装设计师,企业产品开发也多采用借鉴和组合,导致产品缺乏个性,产品价格无法提升。大企业借鉴和组合欧、美、韩、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设计,中小型企业则多是盯着大企业新产品的出笼,进行模仿。人民币升值使中小企业利润空间缩小,企业无力花大量财力和人力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这势必导致大多数省内中小纺织企业的上述弱势将仍在一段时间内持续。
3.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并没下降
纺织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浙江省又是一个人口大省,劳动力成本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对低廉。人民币若持续升值,由于工资具有刚性,实际工资必然上升,势必引起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难以继续维持(目前劳动力成本约占出厂价的30%),迫使许多沿海纺织生产企业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从而将打破浙江省纺织业的优势格局。
原材料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供需关系。短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原料价格有影响,但长期看供需关系是原料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中国进口了世界30%的纺织原材料,其中浙江省占绝大部分。因此人民币升值未必意味着纺织原材料进口成本的降低,相反可能引起美元计价的纺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4.增加了纺织出口合同签订的汇率风险
中国贸易促进会统计,全国最大的纺织重镇绍兴,目前已有20%纺织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其他多数企业则勉强维持。人民币升值引起的出口合同汇率风险激增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项重要原因。人民币升值2%,意味着企业拿到的货款折合成人民币仅有原来的98%;若人民币升值10%,则意味着企业拿到的货款折合成人民币仅有原来的90%。其实人民币升值2%,浙江的纺织品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5%～10%。如果一年内人民币升值5%,50%的纺织品生产企业都将遭遇经营困难。浙江有许多出口贸易依存度超过50%的小城,这种风险对于浙江大多数纺织企业来说是无力承担的。
(二)积极影响
1.有利于纺织业的结构调整
浙江省一些纺织产业已出现产能过剩,绍兴目前的放丝能力超过250万吨,织造能力50亿米以上。人民币升值后,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将会受到限制。要继续发展,企业不得不转变竞争方式,一方面将更加关注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将努力转变出口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所占的比重,提高产品科技水平,理性研究市场,生产市场所需的纺织品,从而加速浙江省纺织业内部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此外,人民升值导致的进口成本降低,有利于省内纺织企业利用境外知识、技术、先进设备等,降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
2.可缓解纺织品行业恶性竞争
在近一年的汇率调整后,一些纺织品出口企业认识到,汇率的调整有利于国内纺织品贸易的有序化。在汇率未变之前,国内纺织品企业为抢订单,都向国外客商报极低的成本价。国内纺织品出口企业面临的不单是汇率问题,更多的是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人民币升值后,很多外贸企业不再采取单一报价方式,而是综合情况进行报价,将汇率、原材料上涨等不确定因素考虑在报价之内。另外,一些企业不再只生产出口量大、利润低的产品,不再盯住同样的客商,而是更多地考虑生产高端产品,寻找高端客户,做差异化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纺织品行业的恶性竞争。.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和改善贸易环境
浙江纺织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主要依靠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出现贸易摩擦在所难免。当前,浙江纺织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遭受倾销立案调查最多。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后纺织品的出口价格虽然会有所提高。但由于其出口价格已非常低,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高,即使适当提高价格,仍具极强的竞争力,这也有助于减少遭受低价倾销的诉讼。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调整逼近3%,说明人民币正在向真实汇率回归。对浙江纺织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今后必须调整其低价竞销战略,以从提高质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取胜,提高其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加产品附加值,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而这些显然有助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
二、应对升值影响的对策
(一)积极应对,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
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在所难免,一些企业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要考虑汇率调整带来的结汇损失因素,又得考虑为了保持出口量,在与客户谈判中暂时将其“忽略”掉,如果过分担心损失,企业将无法接单。
在这种压力下,浙江省纺织出口企业应积极应对,摆正心态,减少低价出口的纺织品比例。应认识到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纺织出口增长不利,但长期而言,对解决纺织出口产品结构失衡却是有益的。纺织出口企业应该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保证道路顺畅和纺织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只有这样才能安全又平稳地渡过这一调整时期。
(二)实施进口战略,加大利用境外先进知识的力度
人民币升值给浙江省纺织企业带来了出口压力,但同时也降低了利用境外先进技术的成本。因此,要从“借力”发展和开放促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像抓出口一样,研究和实施进口战略,要系统地扩大纺织科技设计人员出国留学培训的力度,引进专利、先进的生产流水线等。通过利用境外先进知识,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提升浙江纺织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冲出产业结构落后的现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此轮人民币升值,不管是国外企业设置的贸易壁垒还是美国、欧盟等玩的“把戏”,都应成为改变现状的动力,提高浙江纺织出口品的附加值和自主创新能力。具体措施是:1.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纺织业技术创新示范体系,加速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2.推广建设纺织业集群创新服务平台,为新产品研发能力弱、技术管理水平低的中小纺织企业提供全面的创新服务,提升中小纺织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经营和管理水平,加速纺织业集群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3.引导骨干纺织企业加大力度研发新产品,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发挥骨干企业的创新带头作用。
(四)加强品牌建设
纺织业要加强自主品牌建设,重点支持、大力培育一批在品牌设计、技术研发、市场营销渠道建设方面的优势企业,鼓励纺织各产业集群区打造行业品牌,争创自主品牌的市场环境,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使浙江省纺织服装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比重明显提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外频繁以反倾销、特保等措施对浙江省纺织企业施压,才能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出口的多元化,完成由产品输出到品牌输出的过程。
(五)适当涨价,提高纺织企业的议价能力
议价能力强的纺织企业在谈判中可以适度提价,部分传递升值带来的压力,从而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浙江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好评,人民币升值引起纺织品价格的适当抬高,国外企业通常可以接受,但加价必须与国家汇率相匹配。这样既可适当地把部分风险转嫁给交易外商,将人民币升值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又能防止客户流失。但目前也有少数国外纺织品买家向印尼、越南、孟加拉国等国转移订单,由于劳动力廉价,这些国家一直与中国纺织业争夺客户。所以,浙江纺织企业在加价时应考虑客户的接受能力,在保证销量稳定的前提下适度提高产品外币标价。
(六)增加金融衍生避险工具品种,积极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
据浙江省统计局消息,目前浙江纺织企业使用的汇率避险方式主要有:贸易融资、运用金融衍生品、改变贸易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增加内销比重和使用外汇理财产品等,其中约31%的浙江纺织企业使用贸易融资。另据调查显示,2005年运用金融衍生品的浙江纺织企业比2004年同期只提高约1个百分点,远期结售汇工具的使用在金融衍生工具中高达91%。
企业利用金融衍生避险工具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1.企业避险意识和能力弱;2.部分商业银行过分强调风险防范,推出较长期限(1年期以上)远期结售汇工具的积极性不足,工具品种单一,金融衍生产品定价不合理,难以满足企业的避险需求。
因此,浙江纺织企业要增强避险的意识和能力,积极运用金融避险工具;同时,商业银行也应向企业提供更多的咨询和信息服务,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外汇金融衍生避险产品,拓宽企业避险渠道,使避险产品定价市场化。
[摘要]纺织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也是我国出口量最多的行业。近年来。在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影响下，我国纺织业的出口贸易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本文通过对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因素的实证分析，认为纺织企业要转变市场结构、发展自主品牌、注重产品认证和走集群化发展的道路，以突破国际贸易壁垒限制，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纺织业出口因素发展对策
一、我国纺织业出口现状及出口影响因素分析
纺织业为我国传统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生产大国。同时，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量居世界第一，在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海关统计，2007年全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总额达到1898.4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贸易总额的8.7%。其中，出口1712.1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的14.1%；全年实现顺差1525.7亿美元，增长21.2%，占全国货物贸易总顺差的58.2%。我国纺织品出口地区多达二百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输往欧美市场。进口中国纺织品服装金额最多的五大国家和地区是：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香港，经过2005年的高速增长和2006年的平稳过渡后，2007年我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数据来源: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一个国家出口需求的因素很多，但就某一行业的出口影响因素而言，主要包括输入国的收入、汇率变动、出口退税和外商投资情况，还有其它包括当地的物价指数等因素。王晓红等认为汇率是影响出口重要的因素之一，它通过相对价格影响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当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不变时，汇率变动对该商品的相对价格和竞争能力就有重要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能够使得国内各经济部门，因外资流入而产生国内经济实力的变动，并由此而促进出口增长。李波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工业制成品出口有重要的作用。兰宜生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外贸依存度及进出口与GDP做了回归分析，认为外贸依存度越高，进出口增长受GDP的影响越大。另外，我国于1985年开始对出口贸易实行退税优惠，这对我国纺织品的出口产生了影响。许多学者，如隆国强认为，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调节和促进出口的政策措施来说，起到扩大出口规模的作用，并由此来增加外汇收入和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纺织业出口因素影响的实证分析
1.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采用汇率（N）、外商直接投资（FDI）、输入国GDP和出口退税额（D）作为影响出口额（EX）的主要因素，搜集整理了2001年～2007年的相关数据（见表1）。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效益一般要到第二年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额选取的是提前一年的数据。日本、香港、美国、欧盟、韩国是我国纺织品出口主要国家和地区，但对香港主要是转口贸易，因此不考虑其GDP的影响。另外，由于纺织业出口中包含纺织产品和服装出口，并且退税率不同，因此分别计算纺织品和服装的退税额，然后合计为总的退税额。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商务部网站，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中国第一纺织网。由作者整理。
2.模型的建立与分析结果
本文旨在研究纺织品出口的影响因素与出口额之间的关系，因此，构建如下出口模型:
EX=F(FDI,GDP,D,N)
根据数学原理，取对数后可消除指数影响，使变量之间保持线性关系，本文采用对数的形式作为具体的出口回归方程。
其中p是待估系数，W是随机干扰项，代表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其他因素，p1、p2、p3、p4为各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
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第一步：变量间相关性分析，得到下表：
汇率（N）通过不了显著水平5%的检验，说明汇率变化对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汇率是相对美元而言，对其它各国货币的变化不是同向的，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化会导致对一国出口需求的变化，即对出口市场的重新选择，对美元升值，可能会导致对贬值地区的出口量的增加，因此对总出口量的变化影响不显著。
第二步：基于以上分析，剔除汇率变量，模型其它参数保持不变，得到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如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外收入GDP，出口退税D与我国纺织品出口同向变化。每个回归系数，包括常数项，都通过了5%水平的t检验，而且该方程的F=2040，这表明模型的线形关系较强。R=1且调整后的R2=0.999，也表明该模型具有相当高的拟合度。
(2)通过方程可以看出，输入国的GDP对纺织品出口的影响最为显著，通过了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弹性系数为0.677，表明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使我国纺织品出口额增加0.677个百分点。因此，出口地区的选择对我国纺织业出口影响很大。出口退税的影响较显著，弹性系数为0.238。说明出口退税越多，越能鼓励出口。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弹性系数为0.105。吸引更多的外资投入纺织业，将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纺织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纺织品出口市场相对集中于美国、欧盟、日本等，这使我国纺织品出口依赖性和不稳定性增强。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美国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纺织品及服装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而从中国及亚洲国家进口的此类产品却下降了一成。因此，我们只有在巩固原有欧美高端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大力发展与中亚、非洲、拉美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从而降低市场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才能促进我国纺织品贸易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2.努力培育自主品牌
目前我国纺织品贸易中50%以上的服装出口为来料加工，30%左右由进口国提供商标、款式进行复样加工，自己的品牌仅占10%左右。出口的纺织品大多属于定牌生产或牌生贴牌生产，纺织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较弱，盈利能力普遍较低。因此，我国企业必须改变以产能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力培育和提升纺织品自主品牌，依靠技术和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企业的优秀竞争力。
3.注重质量认证，突破贸易壁垒
近年来欧盟对纺织品实施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提出越来越严格的生态要求，陆续的包括禁用染料和其他化学品的法规已形成欧盟所有成员的统一行动。所以纺织企业一定要根据产品最终输出国的不同，适用不同的产品质量标准，在生产过程中把好质量关。纺织品出口企业应积极开展绿色纺织品、生态纺织品的生产和认证，以适应世界消费潮流和纺织品的发展趋势。
4.构建纺织业产业集群
纺织业是一个典型的规模经济的产业，只有实现了规模经济，才能真正实现低成本优势。我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企业数量众多，但是大多数纺织企业的规模和研发水平都比较落后。因此需要纺织品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互相合作，通过跨行业、跨地区的兼并重组和优化组合，推动产业集群形成，形成规模效应。
四、总结
随着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加剧，我国纺织企业要积极面对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结构，使出口产品由传统的低附加值转为高科技、高附加值，由传统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竞争优势，借市场的力量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
提要：企业是否替代市场，是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与西欧经验相比，明清商品市场体系发达，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企业组织的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联结比通过企业组织安排要更具效率。生产工具与设备改良的高成本，阻碍了资本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与管理。以散工制为典型的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不是个别行业与某一断代的现象，其历史合理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市场网络，企业组织，交易费用，明清纺织业
一、企业替代市场：一种制度选择
企业替代市场，是制度经济学的优秀命题之一。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这是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程度越高，从生产过程到消费过程的交换的次数也越多，从而交易费用上升。经济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在科斯（1994）看来，企业是一个交易场所，在其中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转而由权威和指令来完成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越高，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
科斯命题得到不少学者的阐发和深化。张五常（1996）认为，企业替代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因为一个企业组织的优秀问题，实际上是对劳动力的雇佣、配置与管理。这有助于考察企业组织变迁中的交易费用，诺思（1994：230-231）也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减少了一系列交易，同时往往在要素市场上增加了另外一些交易。
另一些学者着重管理体系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钱德勒（1977：7；11）认为，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与产品，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并减少交易费用时，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德姆塞茨（1999）从管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与科斯命题相对应的企业存在理由的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管理成本越低，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换言之，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超过管理成本，企业就会替代市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除了通过替代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外，企业组织[1]扩大的另一优势是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下降，效益增加，这是其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产品批量生产越多，单位产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越少，成本下降。同时，正如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99）所指出的，团组生产的生产率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加。这一点马克思也曾作过论述[2]。
企业组织的优势是有代价的，也就是组织变迁过程中将产生形成新的交易费用，可称之为组织的内生费用。如果这种新的交易费用抵消了它所降低的原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特别是所预期的或能带来的收益与效率不足以补偿这些费用，那么企业组织的优势就得不到发挥。这些新的交易费用主要是，组织中规则的遵从、考核与执行，团组生产中需要监督来减少逃避与欺骗行为，而且如诺思（1994：43）所指出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越高，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者的整个生产环节也就越多，考核费用也就越多。此外，厂房、设备等也将带来相应的费用。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比较优势，将决定制度选择。
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进企业组织的改善。考之中国传统社会，市场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然而企业组织却并未随之发生较大改变。哪些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近代企业组织？这是一个国内外学界广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以往不少研究成果牵涉到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尤以吴承明（1985）、方行等领导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李伯重（2000）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最为突出，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基础。
交易费用理论的要点与主要用途是，通过比较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大小，得出组织选择的结论（德姆塞茨1999）。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本文以明清纺织业为重点，主要考察通过市场网络联结与通过企业组织两种形式，在交易成本与效率方面有哪些差异，并通过与西欧中世纪及近代初期特别是英国经验的比较，在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这种制度选择进行分析，不局限于纺织业与市场本身，而是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中探索其深层原因与演进源流。
二、企业组织的成长历程与产业经营形式
从历史实证看，企业组织的形成，一是商人资本在向生产领域逐渐渗透的过程形成的，二是商人、农场主、庄园主直接投资工业，都可能形成纵向一体化的组织，三是小生产者成功地扩大规模，雇佣工资劳动者，自己专事劳动的控制管理与产品销售。第三种情形本文从略。第二种情形，在传统中国与西欧中世纪，因主导性经济组织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历史状貌。西欧中世纪的庄园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的生产、交换与消费功能，个体农奴家庭对庄园的依附性较强[4]，新型企业可能由庄园主蜕变而来。既然庄园主在种植商品性作物出售方面具有优势，既然领主会开设市场吸引商人，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劳动力集中的优势，直接从事商品生产或工业制造[5]。在中国，地主承担的生产组织功能越来越弱化，租佃制下个体小农独立经营则越来越成熟（龙登高1992b），明清时的押租制、永佃制强化了这些趋势。经营地主虽然存在，但始终都是次要的形态。地主兼商人直接建立的企业组织同样影响有限，明清时主要在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中出现（吴承明1985）。
我们重点考察一下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进而形成企业组织的情形。随着市场的扩大，商品的制造与消费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矛盾加剧，对于商品生产者而言，作为生产时间扣除的商品销售时间，作为劳动资料扣除的商品流通费用，都逐渐增多，也就是其交易费用提高。联结产地与市场、联结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增加，链条拉长，环节增加，商人资本在其中的作用增强，逐渐向生产领域渗透。
在市场预期收益的促动下，商人向小生产者预付生产成本，进而为了保证商品质量与数量，商人向生产者提供原料，委托加工，包买产品。商人通过原料与成品两个环节，进行产品质量监督，也进行必要的加工、包装等环节，实际上开始涉入生产管理。进而提供生产设备，往往是生产者为偿还债务等原因而将设备抵押给商人，或者是商人提供更具效能的设备——设备越复杂或越昂贵，资本家的控制就更快和更完全。此时资本几乎支配了生产领域，但工业制造还是处于分散状态。至此大体相当于分料到户制，或吴承明(1996)所译之“散工制”（putting-outsystem），都是依托商品市场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但还不是依托劳动市场。此时商人资本也已兼有产业资本的要素。最后，制造者被集中到商人开设的厂房之中，这就是手工工场。当设备由机器构成时，手工工场就成为现代工厂。
中国存在这一现象，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宋代出现了商人预付资本包买产品的现象（龙登高1997：余论），明清时发料收货的包买主逐渐增多，清代中期被称作帐房的包买商在江南大中城市的丝织业中达到全盛，支配了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有的帐房自设机督织，形成手工工场（范金民1995：220-223）。在其他工业中也有类似情形，如江南棉纺织业中，商人建立的布号，通过“包头”（坊主）控制着众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产，经营市场广阔的青蓝布营销（徐新吾1992：55）。布号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形成自己的品牌，如益美号在200年间畅销不衰，独立小生产者按照布号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可以说被置入一个大商业组织影响之下的生产单位（李伯重2000：82）。
分料到户制，在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因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扩张而发展。它以生产任务的不断分离为特征，迫使制造者扩大生产，改善生产方法，进而商人组织管理生产。16世纪，呢绒商安装几架织机雇佣短工来织，或者出租织机，无数小工匠面临惨重的竞争。亚当·斯密时代，拥有三四百人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英国约有二三十座（MarkBlaug,1985：37）。数量虽然远远比不上小企业之众，但16世纪的英国毛纺织业向几个富有的呢绒商手里集中，对传统的手工业组织形成了威胁，都铎王朝议会因而下令禁止商人的这类行为，以免传统小生产被其吞没或毁灭。大呢绒商约翰·温奇库姆经营的企业中，织工、学徒、梳毛工、运转卷线杆和纺车、拣选羊毛、剪毛工人、整饰工、漂洗坊、染坊等，通常各有工人200名，少则数十名，共计达1200多名。这个数字显然太夸大了，但可靠的是，约翰·温奇库姆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与通常的工业形式不同。至工业革命前18世纪前期的英国，各种工业已高度集中起来。
从分料到户制向企业组织的变迁，在诺思（1994：第12章）看来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分料到户制实际上是一种“原始企业”。商人业主试图在制造过程中的每一环节中保持稳定的质量标准。实施质量管理所需成本的费用，在整个制造过程中保持对原料的所有权以考核质量，低于在生产过程的连续阶段中简单买卖所需成本。中心车间实际上更进一步，是更大的质量管理，而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监控质量是工厂体制发展的前兆。这也是为什么不简单地用一系列市场交易而用一个中心制造商来雇佣劳动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商人而言，工业不过是一种商业形式而已。他们只考虑买卖差价，为了增加差价，他们利用个体工匠面临的资金不足与产销脱节的困难，控制原料，继而控制设备，乃至工业厂房。他们是以商人的资格来掌管整个生产的。如果不需要控制原料、设备、厂房就可以节省费用并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者这种控制同时带来成本与风险，他们就不需要这样做。实际上，无论是散工制下的市场网络联结，还是企业组织，都是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是基于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
企业组织变迁过程中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变化，也就是企业科层组织的管理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之比较；二是生产资料的集聚尤其是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的生产费用与效率之比。三是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的区别。
三、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组织的管理成本
既然企业组织的形成过程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过程，那么企业组织与劳动市场的发育程度等紧密相关。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主要是，劳动力的获取与配置，劳动力的技能训练，劳动力的管理，如组织内规则的遵从、考核、执行与监督等，当然还有劳动力的工资。如果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那么，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的企业预期就低，而劳动力的管理成本则较高，企业组织的交易费用高。早期劳动力市场，还与经济组织中劳动者的状况、雇佣劳动力的来源等相关。
西欧中世纪的自由劳动力，最初来自庄园中分溢出来的人口。自走出庄园之时，大体就切断了与土地相联系的脐带。因为农奴个体家庭经营较强地依附于庄园主，一旦脱离庄园，他们难以自我重建独立的农业经营，除了进入工商业外几乎别无出路，这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国，更有利的条件是16-18世纪的圈地运动，凡进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规模牧场之处，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出卖了土地的自耕农和没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离开乡村，涌向工业与城市。通常认为，到18世纪中叶，自耕农已大体消灭。在机器竞争尚未最后摧毁家庭工业之前，劳动力的集中就在进行着，劳动力市场渐趋发育。
中国的主体劳动者自耕农、半自耕农，与西欧的主体劳动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产权制度支撑。中国的个体小农经营，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当其再生产过程中断后，比较容易恢复，或易地重建。因此，劳动力与农业的脐带难以割断，在工商业中被雇佣的劳动力始终与土地或农业有所关联。另一方面，个体小农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业，或作为副业以补农耕之不足，或成为工商业专业户独立经营。
进入企业的工人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拥有土地或农业作为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入企业就像当作副业一样以寻求更多的收入，他会根据收入的多少与农活的季节随时退出企业。第二种是从事手工业时缺乏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企业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业主的生产资料，以独立生产的方式为企业主工作。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点类似租佃制的个体小农。第三种是工人的劳动力如果不出卖给企业主，就得不到利用，就会无以维生。明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熟练工匠，基本上属于前两种，第三种即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很少。这些劳动力，或者拥有土地作为最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独立经营的强烈意愿与市场机会。企业主雇佣工人与管理，对工人的行为约束的考核与监督，将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区，外来劳工难以约束，滋生事端，常见于记载。
诺思（1994：190）分析考核费用时，还专门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约束时，约束行为和考核费用就会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组织形式无法生存。这也就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习俗与惯例的影响，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独立经营的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意识形态积淀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独立经营的价值取向很浓，这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邱澎生（2001）论述明清时政府法律、工作伦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处生产具有较大风险，可以反映劳动力组织与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佣劳动力的报酬是企业管理成本的重要内容，企业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资获得廉价劳动力呢？在个体家庭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即使递减至极低的水平，劳动者仍愿意追加劳动，几乎可以不计成本。但在企业主而言则不同，他必须按劳动时间平均支付报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时，就得支付一小时的工资，企业主不可能以边际递减来支付工资。因此企业主不可能低成本地获得家庭作坊中廉价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另一方面，任何企业主当然希望雇佣熟练工人，熟练工人进入企业，劳动力的价值只能按简单劳动来支付报酬，因而所获工资将被大大低估。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由于职能的简化，工人的技能等学习费用比独立手工业者要低，劳动力的价值就降低了（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练工人被雇佣到工场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应得的工资，因为企业主只是利用其单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识、特长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劳动力的价值被降低，工资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练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劳动力价值会得到充分的释放，总体收益通常也会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对江南的考察说明了这一点，江南劳动力素质较高，能够独立经营小作坊，而不必依赖更大的组织直接管理生产活动。
可见，作为要素市场的劳动市场发育滞缓，使企业组织通过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较高，是否足以抵消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们再来看一看企业组织的生产费用。
四、生产工具与设备的制约：生产费用与效益
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随着生产设备的复杂程度而加强，个体小手工业者只能适应简单工具，复杂的、大型的、或昂贵的工具必然促进资本对生产资料控制的深入，对生产过程控制的强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过程就是充分的证明。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国，重工业、采矿业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资与管理，而轻工业中最常见的则是个体工匠的小作坊。明清中国还可以找到其他实例。在需要大型设备的领域，如苏州的踹布业，在特殊形态下形成了集体劳动。而棉纺织业中商人资本投资设备出租的“放机”现象，到20世纪有了机制织纱后才出现。生产资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资本直接投入生产，扩大企业组织，但这种现象在明清中国尤为稀见，关键的原因就是大型设备与厂房的费用太高。
关于这一点，李伯重（2000）对江南企业组织的考察富有说服力。企业规模的扩大，首先决定于生产设备规模。在英国，以水力为动力的主导生产设备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关键。江南的水力、畜力资源贫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业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规模也越大，经济效益也越佳，但因饲养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规模受到限制。其次，劳动场所是扩大企业规模的另一关键。江南砖瓦石料、木材紧缺，大型房屋的造价十分昂贵，企业规模扩大受到严重阻碍[7]。
再来看技术革命。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需要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与推广铺路。对于技术革新与设施引进，个体生产者通常是排斥的，因为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或者将危及其生产独立性（HansMedick，1981）。行会也不欢迎，因为它会改变既有的产业秩序。17世纪丝带织机在荷兰迟迟得不到采用，手摇织袜机从英国引入伦巴第也未能成功，它们在英国则得到开发（多梅尼科·塞拉1988）。这些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元代出现的伟大发明水转大纺车至明清销声匿迹（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径依赖的行业，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像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也就是说路径依赖阻碍了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明清中国的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如水转大纺车之类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如果说英国毛纺织业受到特权的保护，是否可以说，明清的丝棉纺织业受到市场结构与家庭经营形式的“保护”而阻碍了技术革新呢？对此我们暂且提出假设而不予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看得更清楚，没有市场需求尤其是厂商需求的刺激，技术创新从发明到推广应用就会缺乏原生动力。像英国马修·博尔顿那样的厂商，敢于负担瓦特的发明及其应用的费用，在中国找不到其踪影。
尽管中国技术创新迟滞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无法深入展开，但这一现象却是长期存在的，而技术创新的迟滞、生产工具的轻巧简单，使个体小生产的手工业如鱼得水，却使资本控制生产资料的进程停滞不前，企业组织因小规模的设备、厂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扩大。看来，当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当商人资本已经渗入生产领域形成散工制等组织形式，却未能向前推进，控制生产工具，关键的原因还是设备、技术没有足够改进，使得企业替代市场缺乏强大的推动。
五、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还是企业组织
分工与专业化通过市场来实现，也可转而通过组织来安排，在利润与收益既定的条件下，制度选择视各自的交易费用而定。分工与专业化的不同实现途径，与分工的类别与特征相关。斯卡尔培克、马克思将分工划为三种：一般分工、特殊分工、个别分工（马克思1975：389-394）。个别分工就是组织内部的分工，前两种分工都属于社会分工。在社会分工中，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产品。使这些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各自的产品都作为商品而存在[8]。在工场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买卖为媒介，工场内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只承认市场竞争的权威。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不同。
社会分工的实现通过商品市场，组织内分工的实现通过要素市场，在不同的市场体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费用不同。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欧，在市场结构与体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龙登高1992a）。中国传统市场自宋以来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与中国相比，西欧中世纪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组织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杨小凯的命题[9]，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商品市场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国的道路状况较差，交通运输成本较高，通信和运输费用的昂贵阻碍着交易。安女王时期，英国市场虽然优于法国和德国，但市场体系也不够完善，分为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性市场。除伦敦外，没有一个城市同王国其余各地保持着经常的交易关系；至于乡村的贸易范围，很少超过邻近城市之外[10]。由于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潜力，于是商人力图利用要素市场的优势，通过企业组织及扩大规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场交易费用。[11]
在明清中国，我们确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发达的地区和行业中，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商品市场来实现，也就是社会分工较发达，甚至一些可以在企业组织内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会分工在市场体系中完成。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在市场欠发达、劳动分工较少的行业与地区，如远离商品市场的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等，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出现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的企业组织。相反，在劳动分工较细致的工业中，往往通过商品市场来建立工业运转体系，如丝织业与陶瓷业，最为典型的就是江南丝织业中的包买商。
清代江南丝织业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账房把丝织的每一个工序都组织起来，支配着机户，也支配着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吴承明1985：379）。这是通过发料收货这一基本形式实现的，每一个环节都通过商品市场联系起来，这个组织体系主要依托发达的市场关系。散工制的组织形式，通过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成功地实现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内部化。如果要以企业组织来替代这些市场关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那么其交易费用之大可以想见。
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中的许多工种，都专业化为独立的行、店，窑户中的一行只生产一类产品。这种专业化，一方面可提高技术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单位分散细小。吴承明（1985：27）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陶瓷业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
马克思（1975：379-389）还把工场手工业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结合的工场、有机的工场。前者适合的行业是，由多种独立部件组成，最终产品就是把这些独立部件装配起来，如钟表制作。这些行业中，局部劳动本身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场中的结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分为性质不同的过程，人们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费用[13]。真正的技术的统一只有在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有机的工场，则常常出现于这样的行业：制品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典型的行业如制针、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起来，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联系，减少了阶段转移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与劳动耗费。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形成了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
尽管实际区分起来颇具困难，但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论证了结合的工场所具有的偶然性。不过，在明清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不仅结合的工场罕见于世，而且本来适合形成有机的工场的行业，仍是散工制主导，或者由商品市场关系主导。制瓷与制针、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反而分成专业化很强的各种工序与行店。纺织业多少也应属于这一类时序连续性的行业，而与部件汇总的钟表业区别更大，也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这进一步论证了我们的观点，与西欧相比，传统中国的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实现，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企业组织的发展滞缓。正如杨小凯（1999：411-412）的数理分析所示，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是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这一条件在传统中国尚未出现。
由于商品市场的发达，与前述劳动力市场的滞后，从市场购买中间产品与制成品，较之于购买生产要素，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和实现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具有的优势。
六、余论
以上所论，在清代苏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设备，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规模的集体劳动。但这种企业组织比较特殊。踹坊由包头投资固定资产开设，踹匠由包头管理，但踹匠工资即可变资本，由商人（布号）计件支付，包头每人每月抽取三钱六分。[14]包头相当于布号，但同时踹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二者之间有矛盾，时有诉讼。为什么布号商人不直接投资于踹坊生产？主要是为了减少组织管理工人生产的成本，因为踹匠都是外来游民，凶悍之辈，并且抱成一团，很难约束，即使本地的豪强包头也不易驾驭，外来的商人将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为什么包头踹坊不完全独立地经营，建立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购布匹，加工后自己发售，那么其经营成本将很高，而且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而布商已经建立营销网络。因此，在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间，主要通过市场关系建立了这种独特的棉布加工与销售体系，布商与踹坊主之间的委托关系实际上通过商品买卖来维系，布商与踹匠之间的雇佣关系也因包头的中介而转变成通过市场的某种委托关系，踹坊主与踹匠之间只存在组织与管理关系，雇佣色彩较弱。通过这种复杂的关系，尤其是通过发达的市场，替代了劳动组织。劳动组织的高成本，由商人与作坊主分担。这种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形成并建基于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之上，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这种组织体系的成熟性与合理性。
本文所论，在明清企业组织的趋势性发展中得到了映证。丝织业在明后期已出现工场手工业的雏型，到市场更成熟的清中叶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代替了（吴承明1985：26）。在最发达的江南，工业企业形式一直以独立经营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为主，它是江南企业发展的最佳组织形式，规模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李伯重2000，第十章）。这种趋势还延续到近代，一些实例也可资佐证。19世纪中后期杭州的蒋廷桂，由于经营有方，绸机增至10台，雇了学徒帮工。但他不再增添机只，而是充当包买商向小机户放料收货，到光绪初年，他的蒋广昌绸庄支配的织机已达300台。后来他从日本购置铁制绸机，建立织绸工厂。同时仍充当包买商（胡慎康，1985）。这个故事耐人寻味。蒋氏作坊的规模达到10台织机后，并没有继续扩大规模后，而是充当包买商，这显然是包买商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高于机户规模经济的效益。作坊规模经济的效益直到先进机器的引入才得到发挥，即便此时，企业组织的利润也还不足以排斥包买商体系下的个体机户经营。
农业企业的特征与工业企业组织类似，命运也相似，与工业、农业组织形成对照，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则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晋商、徽商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庞大组织网络（张正明1995；张海鹏1995），在许多行业中，商业企业将各种手工作坊联结而成有机的体系。这是因为市场体系与分工特征适合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例如，对它影响最大的是商品市场而不是劳动市场；产品质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环节而无需进入生产过程；社会内分工与分散化生产给它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与更大的舞台；它对大型厂房与设备的要求较少，仓储或库房可以通过加快流通速度来缓解；而规模经济的效益，它可以通过扩大营销数量在庞大的市场中充分实现。
如果说企业组织的发展存在各种制度性障碍，那么，个体手工业独立经营则在市场体系中如鱼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业中，劳动不存在考核费用，要素市场的滞后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轻巧简单的设备，个体家庭得心应手，并以熟练的技术、不计成本的劳动耗费增强效率；细密的市场网络，使家庭工业能够依托社会分工与专业化而获益，并弥补家庭内分工与专业化的缺陷。凡此都与科层企业组织的命运形成对照。种种迹象表明，与扩大的企业组织形式相比，个体家庭经营在中国传统市场体系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纺织业等主要行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这种局面很难改变，传统时代的这种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产业经营组织形式，不是棉布、丝织业独有的现象，其他行业与部门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为典型，其他区域也广泛存在；它以明清时期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顺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强烈的趋势性表现。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意义，并足以反映传统中国产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本文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分析也是为了强化这一论点。
摘要:人民币升值对浙江纺织业是一把“双刃剑”。本文通过对其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克服其消极影响的一些可行性对策。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浙江纺织业影响对策
自2005年7月21日19时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这一变化预示着:今后中国的汇率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有望继续升值。有业内人士估计,人民币将可能升值10%。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资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将长期改变我国的经济结构,重新赋予行业不同的成长速度,并使不同行业的企业业绩出现分化。对于纺织业,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不可小视。据研究,如果人民币升值5%~10%,纺织业利润率将下降10%~60%。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损更大。浙江作为一个纺织服装大省,其纺织行业在这次汇率升值调整中可谓影响甚大。
一、人民币升值对浙江纺织业的影响
(一)消极影响
1.“跑量为主”的经营模式未能打破,纺织品出口额增速出现下降趋势
一方面,将持续“跑量为主”的经营模式。2006年1～4月,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出口有实绩的企业为5488家,比上年末增加394家。其中,私营企业2789家,外商投资企业1940家,集体企业411家,国有企业340家,个体工商户9家。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纺织品服装22.47亿美元,增长35.4%,私营企业出口20.8亿美元,增长64.4%。但是,数量增长快于价格增长,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同期出口价格指数为1.05,数量指数为1.24,即出口平均价格增长5%,出口数量增长24%。征税纺织品出口价格指数为1.07,数量指数为1.15。
另一方面,以“跑量为主”的经营方式使浙江纺织企业出口额增速大为下降。2006年2月,浙江省共出口纺织品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3%。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7.8亿美元,下降2.3%;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6.2亿美元,下降8.9%。据宁波海关统计,2月份,浙江省纺织品共出口143个国家,其中对67个国家的出口增长率是下降的,其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87.3%。浙江省对欧盟和美国的纺织品出口下降幅度尤为明显,其中,对欧盟出口3.7亿美元、对美国出口2.5亿美元,分别下降11%和7.6%。
2.缺乏自主品牌、产品附加值低和科技创新能力弱的缺点在短时间内难以克服
浙江纺织服装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品种档次不高,产品附加值只有国外先进国家的几十分之一,且创新品种少。像万事利、杉杉这样有独立品牌的企业极少,多以贴牌经营为主,企业利润非常微薄。据业内人事透露,生产一件服装获得的加工费在1至2个美元之间,其中还包括各种运营费用,平均利润率仅在3%-5%,即使当地的龙头企业如悦莱春、华诚茂麓,其利润率也不过10%。而大多数贴牌企业多以美元结算,如果人民币升值10%,则预计有50%的企业难以继续经营。
由于缺乏优秀的服装设计师,企业产品开发也多采用借鉴和组合,导致产品缺乏个性,产品价格无法提升。大企业借鉴和组合欧、美、韩、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设计,中小型企业则多是盯着大企业新产品的出笼,进行模仿。人民币升值使中小企业利润空间缩小,企业无力花大量财力和人力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这势必导致大多数省内中小纺织企业的上述弱势将仍在一段时间内持续。
3.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并没下降
纺织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浙江省又是一个人口大省,劳动力成本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对低廉。人民币若持续升值,由于工资具有刚性,实际工资必然上升,势必引起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难以继续维持(目前劳动力成本约占出厂价的30%),迫使许多沿海纺织生产企业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从而将打破浙江省纺织业的优势格局。
原材料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供需关系。短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原料价格有影响,但长期看供需关系是原料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中国进口了世界30%的纺织原材料,其中浙江省占绝大部分。因此人民币升值未必意味着纺织原材料进口成本的降低,相反可能引起美元计价的纺织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4.增加了纺织出口合同签订的汇率风险
中国贸易促进会统计,全国最大的纺织重镇绍兴,目前已有20%纺织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其他多数企业则勉强维持。人民币升值引起的出口合同汇率风险激增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项重要原因。人民币升值2%,意味着企业拿到的货款折合成人民币仅有原来的98%;若人民币升值10%,则意味着企业拿到的货款折合成人民币仅有原来的90%。其实人民币升值2%,浙江的纺织品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5%～10%。如果一年内人民币升值5%,50%的纺织品生产企业都将遭遇经营困难。浙江有许多出口贸易依存度超过50%的小城,这种风险对于浙江大多数纺织企业来说是无力承担的。
(二)积极影响
1.有利于纺织业的结构调整
浙江省一些纺织产业已出现产能过剩,绍兴目前的放丝能力超过250万吨,织造能力50亿米以上。人民币升值后,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将会受到限制。要继续发展,企业不得不转变竞争方式,一方面将更加关注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将努力转变出口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所占的比重,提高产品科技水平,理性研究市场,生产市场所需的纺织品,从而加速浙江省纺织业内部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此外,人民升值导致的进口成本降低,有利于省内纺织企业利用境外知识、技术、先进设备等,降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
2.可缓解纺织品行业恶性竞争
在近一年的汇率调整后,一些纺织品出口企业认识到,汇率的调整有利于国内纺织品贸易的有序化。在汇率未变之前,国内纺织品企业为抢订单,都向国外客商报极低的成本价。国内纺织品出口企业面临的不单是汇率问题,更多的是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人民币升值后,很多外贸企业不再采取单一报价方式,而是综合情况进行报价,将汇率、原材料上涨等不确定因素考虑在报价之内。另外,一些企业不再只生产出口量大、利润低的产品,不再盯住同样的客商,而是更多地考虑生产高端产品,寻找高端客户,做差异化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纺织品行业的恶性竞争。
3.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和改善贸易环境
浙江纺织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主要依靠低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出现贸易摩擦在所难免。当前,浙江纺织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遭受倾销立案调查最多。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后纺织品的出口价格虽然会有所提高。但由于其出口价格已非常低,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高,即使适当提高价格,仍具极强的竞争力,这也有助于减少遭受低价倾销的诉讼。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调整逼近3%,说明人民币正在向真实汇率回归。对浙江纺织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今后必须调整其低价竞销战略,以从提高质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取胜,提高其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加产品附加值,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而这些显然有助于减少国际贸易摩擦。
二、应对升值影响的对策
(一)积极应对,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
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在所难免,一些企业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要考虑汇率调整带来的结汇损失因素,又得考虑为了保持出口量,在与客户谈判中暂时将其“忽略”掉,如果过分担心损失,企业将无法接单。
在这种压力下,浙江省纺织出口企业应积极应对,摆正心态,减少低价出口的纺织品比例。应认识到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纺织出口增长不利,但长期而言,对解决纺织出口产品结构失衡却是有益的。纺织出口企业应该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保证道路顺畅和纺织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只有这样才能安全又平稳地渡过这一调整时期。
(二)实施进口战略,加大利用境外先进知识的力度
人民币升值给浙江省纺织企业带来了出口压力,但同时也降低了利用境外先进技术的成本。因此,要从“借力”发展和开放促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像抓出口一样,研究和实施进口战略,要系统地扩大纺织科技设计人员出国留学培训的力度,引进专利、先进的生产流水线等。通过利用境外先进知识,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提升浙江纺织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冲出产业结构落后的现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此轮人民币升值,不管是国外企业设置的贸易壁垒还是美国、欧盟等玩的“把戏”,都应成为改变现状的动力,提高浙江纺织出口品的附加值和自主创新能力。具体措施是:1.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纺织业技术创新示范体系,加速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2.推广建设纺织业集群创新服务平台,为新产品研发能力弱、技术管理水平低的中小纺织企业提供全面的创新服务,提升中小纺织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经营和管理水平,加速纺织业集群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3.引导骨干纺织企业加大力度研发新产品,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发挥骨干企业的创新带头作用。
(四)加强品牌建设
纺织业要加强自主品牌建设,重点支持、大力培育一批在品牌设计、技术研发、市场营销渠道建设方面的优势企业,鼓励纺织各产业集群区打造行业品牌,争创自主品牌的市场环境,形成若干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使浙江省纺织服装自主品牌产品出口比重明显提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外频繁以反倾销、特保等措施对浙江省纺织企业施压,才能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出口的多元化,完成由产品输出到品牌输出的过程。
(五)适当涨价,提高纺织企业的议价能力
议价能力强的纺织企业在谈判中可以适度提价,部分传递升值带来的压力,从而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浙江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好评,人民币升值引起纺织品价格的适当抬高,国外企业通常可以接受,但加价必须与国家汇率相匹配。这样既可适当地把部分风险转嫁给交易外商,将人民币升值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又能防止客户流失。但目前也有少数国外纺织品买家向印尼、越南、孟加拉国等国转移订单,由于劳动力廉价,这些国家一直与中国纺织业争夺客户。所以,浙江纺织企业在加价时应考虑客户的接受能力,在保证销量稳定的前提下适度提高产品外币标价。
(六)增加金融衍生避险工具品种,积极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
据浙江省统计局消息,目前浙江纺织企业使用的汇率避险方式主要有:贸易融资、运用金融衍生品、改变贸易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用非美元货币结算、增加内销比重和使用外汇理财产品等,其中约31%的浙江纺织企业使用贸易融资。另据调查显示,2005年运用金融衍生品的浙江纺织企业比2004年同期只提高约1个百分点,远期结售汇工具的使用在金融衍生工具中高达91%。
企业利用金融衍生避险工具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1.企业避险意识和能力弱;2.部分商业银行过分强调风险防范,推出较长期限(1年期以上)远期结售汇工具的积极性不足,工具品种单一,金融衍生产品定价不合理,难以满足企业的避险需求。
因此,浙江纺织企业要增强避险的意识和能力,积极运用金融避险工具;同时,商业银行也应向企业提供更多的咨询和信息服务,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外汇金融衍生避险产品,拓宽企业避险渠道,使避险产品定价市场化。
[摘要]出口退税是国家对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国内税实行部分或全部退还的一种政策措施。2008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式的变化，国家两次调整纺织品出口退税率。本文截取1990至2OO7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评价出口退税政策的客观效果。结论是：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纺织业的出口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国家和企业还应该采取其他措施来促进纺织业的发展。
[关键词]出口退税率纺织业回归分析
一、我国纺织业出口现状
纺织业是中国的传统行业，也是中国对外依存度最高、实现国际化最早的产业之一。近20年来我国纺织服装类产品的出口在全球的地位逐渐上升，中国纺织品的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1440亿美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的14.9％。纺织品的出口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自2007年以来，受国际经济形式，以及国内政策环境的变化，纺织行业出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出口增速开始放缓甚至有下降趋势。为了减轻纺织行业面临的经营压力，2008年7月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自2008年8月1日起，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10月21日又联合下发通知，决定自11月1日起再次上调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至14%。3个月内两次上调纺织品退税率，表现了国家对纺织行业的重视，有助于市场信心恢复，对于支持纺织企业和产品出口也将产生一定影响。
二、建立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构建模型
通过经济理论分析，笔者认为，纺织业的出口会受到其总产值、出口退税率,以及汇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计量模型构建为:
其中，EX代表纺织业当年的出口额，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分别为:Y——纺织业当年工业总产值，r——当年的平均汇率，T——当年的出口退税率，μ为误差项，它体现了EX的变化中没有被以上解释变量所解释的部分，即除以上解释变量外其他所有对EX产生影响的因素的综合体现。样本区间为1990年～2007年。
2.回归分析
用Eviews软件对上面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OLS估计，结果如上表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R2=0.954341，模型对样本的拟合较好。DW值为2.126715，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自相关性。n=18,k=4,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Fα(3，14)=3.34，在表2中得到的F=97.54053,明显显著,说明“纺织业工业总产值”、“汇率”和“出口退税率”等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纺织业出口额”有显著影响。给定显著性水平α=0.1,与
对应的t统计量值分别为15.76627,1.821687,1.060812，临界值只有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出口退税率”变量对“纺织业出口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结论
从以上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本文构建的模型整体来说，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对于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的出口退税率，对纺织业出口的影响却是不显著的。形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单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数据收集有一定的难度，使得样本容量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的精确性。再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解释，一是调整了的出口退税政策与实际出口之间存在着时滞性，往往是当年的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并不会对当年的出口构成影响，而是会对下一年的出口产生较大影响；二是我国的纺织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产业模式，出口退税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品成本，纺织品的出口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在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出口退税率的上调对纺织出口的促进作用将会是有限的，国家还应该出台其他优惠的税收政策和信贷政策，以助纺织企业度过“寒冬”。同时，我国的纺织企业还要积极发展“内功”。一方面转变市场结构，注重国内市场的开发，另一方面还要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生产设备的升级，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以培养企业的优秀竞争力，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