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7-12 05:35: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国外经济发展问题探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背景简介
随着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拉丁美洲古老的印第安文化历史发展进程被打破，在后来的300多年里，拉美各民族长期处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殖民统治之下。1791年，海地人民在黑人领袖杜桑•卢维尔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揭开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序幕。经过30多年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826年，西班牙最后一个殖民据点卡亚俄港的守军投降，拉丁美洲的殖民体系彻底崩溃，南美大陆全部获得解放。
二、资源概况
拉丁美洲土地肥沃、气候宜人，非常有利于各种作物生长。世界上绝大部分农作物都可以在这里生长，其中的咖啡、可可、香蕉、蔗糖等作物的产量之高，更是名闻全球。此外，拉丁美洲还盛产橡胶、奎宁和棉花等。拉丁美洲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天然牧场面积大约4亿5千4百万公顷，占拉美总面积的20％。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所输出的肉类罐头，在世界各国出口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拉丁美洲的森林覆盖率为44％，共9百多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森林面积的30％左右；可利用的水利资源达4千9百亿千瓦，约占全世界可利用水力资源的10％。这里的河流、湖泊以及大西洋、太平洋沿岸还盛产鱼类，秘鲁、巴西沿海和加勒比海是闻名于世的三大渔场。拉丁美洲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现代工业最重要的矿物原料几乎全都具备，不少矿藏的储量还很丰富，如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石油、巴西的铁矿石、牙买加和苏里南的铝土、古巴的镍、智利的铜、硝石、秘鲁的钒、玻利维亚的锡、锑、哥伦比亚的绿宝石等，储量均居世界前列。
三、原因分析
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按条件和资源应该高度发展。可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的一百多年里，其经济的发展反而远远落后于同处一个区域的近邻美国。为什么独立后的拉美各国在经济上没有象美国那样来个大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上的“考迪罗主义”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独立战争后，拉丁美洲在经济上保留并发展了半封建的大地产制，政治上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这种政权的表现形式就是“考迪罗主义”，即军事独裁统治制度。（“考迪罗”一词为西班牙语，原意是指首领或领袖，后来泛指拉美地区的军事独裁者。）“考迪罗”主义对拉美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造成政治局势的经常性动乱拉丁美洲在独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始终处于剧烈的动乱中。每一个地区都在一个“考迪罗”的统治之下，而每一个“考迪罗”又都是至高无上的。各地区的“考迪罗”为了扩大势力范围和争夺国家政权，不断进行无休止的血腥战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战争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考迪罗”都会利用一切机会，随时发动政变，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国家权力的频繁更迭。例如：墨西哥独立后至19世纪末，更换了72个政府；委内瑞拉在19世纪共发生过50次“起义”；玻利维亚在74年中，爆发了60次“革命”；哥伦比亚在1830年至1900年间发生了27次内战；秘鲁1829年至1845年间更换了12个总统。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无法谈起。2.促进大地产制的膨胀性发展拉丁美洲的“考迪罗”们是依靠地主集团提供的强大经济支持夺取政权、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因此，在他们上台后，竭力维护和巩固大地主阶级集团的利益。例如：阿根廷独裁者罗斯在他统治期间，先后将50万公顷的土地，无偿地分别割送给支持他的大地主。1880年到1884的间，墨西哥政府通过一次丈量土地，把占全国1／4的土地全部赠予本国地主和外国资本家，因此，这一时期成百次的起义和政变，都不能算为革命，因为它们并未促成经济和政治上的基本改变，即没有消灭殖民地时代盛行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革命之后，大地主仍然存在，甚至依靠这些“革命”繁荣起来，这就极大地阻碍了拉美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3.打开帝国主义入侵的方便之门拉丁美洲各国的“考迪罗”为了巩固政权和地位，都极力寻求国外势力对自己的支持，引狼入室。例如：阿根廷在独立战争胜利后，民族革命力量分裂为联邦派和中央集权派。为了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都借助英国殖民主义的势力，从而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内战。结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829年预算赤字为1500万比索，英国乘此机会，采用种种手段，不断巩固和加强了在阿根廷的地位。在墨西哥，自由派和保守派争夺权利的斗争，导致了1961年至1967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联合干涉。后来，美国又在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夺取政权后进入墨西哥，控制了全国主要的经济部门。拉美各国军事独裁统治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动摇，经济上的倒退，民族独立的丧失，使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延缓了经济的发展1791~1826年资产阶级性质的拉美独立战争，并没有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克列奥（即土生白人）地主阶级在独立战争中掌握了领导权，取得胜利后又把持了国家政权，因此，殖民时期的大地产制没有被废除，反而更为发展。克列奥地主们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垄断水源、丈量土地、廉价收购、强迫迁移、非法没收等卑劣手段，最大限度地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占为已有，使土地高度集中。他们在19世纪一个世纪中併入的土地，等于以前三个世纪併入大地产的土地总和。例如：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1830年，每个地主平均占有土地1万6千公顷，到1840年则增加了84％，达2万9千公顷，到19世纪末，最大的地主拥有土地120万英亩。又如在墨西哥，独立战争前大庄园的数目有4944个，到1854年则达6093个，到20世纪初，拥有2万5千英亩以上土地的庄园有300个，拥有6万3千5百英亩以上的有116个，拥有7万5千英亩以上的有51个；拥有25万英亩以上的有11个，最小的庄园也不少于2千5百英亩。拉丁美洲独立革命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是它最根本的失败。结果，大地产制像一个重负似的套在拉美各族人民的脖子上，成为国家政治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大地产制”对拉美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造成农业生产的极端落后。由于土地高度集中，整个拉丁美洲的自耕农数量在农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占绝大多数的是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中的债农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每年在地主的庄园中劳动180~265天，不仅农民本人，就连其儿孙也得继续偿还债务，沦落为半农奴性质的债务奴隶。这样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带来的必然是十分低下的生产效率。更由于大土地所有者关心的只是保持大地产和满足于在庄园内对农民无限制的封建剥削，根本不注意改善经营管理，结果使近90％以上的可耕地完全荒芜。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方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1920年巴西有6个州，每个州所有的犁竟然不到100部，平均每214个农庄才有一部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独立后的拉美各国，农业生产单位面积产量得不到提高，反而逐年下降。据统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多世纪里，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至少下降50％以上，迟滞了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2.阻碍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拉美各国的大地产者满足于庄园内自给自足的经济，缺少发展本民族工业的热望。巴西的大地主曾声称：“我们家里所需要买进来的只是盐、铁、铅和火药，其它一切东西都是在地产内自己制造的。”这样，既限制了工农业生产，也限制了随着生产发展而形成的贸易交往。这种闭关自守的农业，是适应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冲击的。为了摆脱困境，大地产者不是从发展本国农业、工业的奋斗中求生存，而是在对帝国主义的屈从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种植一种或者几种可供出口的作物，如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的香蕉，古巴、多米尼加的甘蔗和蔗糖，厄瓜多尔的可可等。这种适应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牟取暴利而发展起来的单一性的农业，根本不能为本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更为严重的是，地主们宁愿在欧洲的赌场上倾家荡产，也不肯购买农业机械和现代化设备。例如：阿根廷的牛羊饲养业大王们，对于修筑急需的铁路一事实行怠工，反对建立肉类包装工业，反对培养纯种马、短角牛、螺角羊以替代劣等牲畜，反对开垦极肥沃的大草原来种植谷物，尽管这些技术的改良，几乎可以使他们一夜间变成巨富。大地主的愚昧无知，延缓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使拉美各国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帝国主义。
（三）军事上的频繁战争破坏了经济的发展拉丁美洲各国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扩充地盘，往往利用殖民时代各种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制造借口，挑起事端，发动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战争连年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25~1828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战争，称第一次乌拉圭战争；1836~1838年，智利、秘鲁、玻利维亚战争；1834~185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战争，称第二次乌拉圭战争；1864~1870年，巴拉圭与阿根廷，巴西与乌拉圭战争，即巴拉圭战争；1879~1883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战争，称太平洋战争。战争带来了两败俱伤、家破人亡的恶果。如1864~1870的巴拉圭战争，进行了5年之久，战争结束后，巴拉圭作为一个国家惨遭破坏、彻底崩溃：土地荒芜，男人绝迹，城市变成废墟，整个国家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垮了。战争开始时，全国人口总计133万7千多人，到战争结束和平实现时，全国只有22万人，其中男子为数不过28746人。经过这次空前浩劫之后，巴拉圭始终没有恢复，直到今天，人口比1864年战争爆发之前还是少些。交战国巴西损失5万余人，耗费6千3百万英磅，外债却高达1230万英磅。1879－1883年，智利和玻利维亚、秘鲁的太平洋战争，持续了4年多，结果，玻利维亚、秘鲁两国损失惨重，前者丧失了15万8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后者则丧失了塔拉帕卡省，失去了对阿里卡和塔克纳两省的控制。沿海的肥沃谷地，完全变成荒野，作为秘鲁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的硝石大部分被夺走，财政收入锐减到600万美元，仅及15年前的1／3，而外债却高达1亿5千万美元，社会经济倒退了若干年。
（四）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了经济的发展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拉丁美洲各族人民凶恶的敌人。拉美各国独立后，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法、德等国的竞相角逐、巧取豪夺，使这个地区成为半殖民地似的附庸，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最早侵入拉丁美洲的是英国。它通过贸易、贷款和投资等手段，进行超限度的剥削。被称做“不列颠帝国的第五自治领”的阿根廷，其经济所有部门差不多都被以英国为主体的外国资本所控制，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财政上这样依赖于伦敦，几乎可以说是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除阿根廷外，英国资本还控制了智利的硝石，巴塔哥尼亚的咖啡和羊毛，巴西的棉花，亚马逊的橡胶，委内瑞拉的石油，墨西哥的银矿。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垄断资本在拉丁美洲已拥有118条铁路，45家港口服务公司，112家公用事业公司，25家硝石公司和23家石油公司，并且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电话、电力和水力事业。拥有200万英磅资本的圣保罗铁路公司，1888年的利润率为10％，1890年为14％。英智硝石公司从1902年成立起，年利润率从不曾低于16％，1913年更高达30％。莱维普硝石公司1885年的利润率高达50.7％，1913年竟达150％。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统计材料，1923年，英国资本从拉丁美洲获得的利润高达4700万英磅之巨。据统计，英国对拉丁美洲输出的商品价值，1807~1814年间，平均每年为400万英磅，1825~1827年则激增到每年平均为6600万英磅。到1913年，贸易额占拉美输入总额的24％，占输出总额的21.2％。投资额1827年为2500万英磅，1870为年8700万英磅，到1913年达到10亿英磅。美国资本主要集中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912年，美国资本在墨西哥控制了采矿业的78％，冶金业的72％，橡胶生产的68％，石油开采的58％。1846~1848年，美国发动了对墨西哥的战争，强迫其承认得克萨斯为美国所有，并且将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内华达、亚利桑那、犹他、科罗拉多各州以及怀俄明州的一部分转让给美国。从此，墨西哥丧失了整个领土的一半以上，面积达230万平方公里，这次战争使墨西哥一直到现在仍然还能感受到它在经济上的破坏影响。从1856年起到1903年止，美国对拉丁美洲进行了50多次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经济势力也随之得到迅速扩张。据统计，美国在拉美的投资，1899年为3亿美元，1913年增加到15亿美元。尽管这个数目大大落后于英国，然而美国对拉美贸易方面却超过了英国，占拉美输入比重的25％，占输出比重的30.8％。此外，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挑起战争、索取赔款，掠夺拉美人民的大量财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输出，利用当地丰富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修筑铁路、开办工厂、经营采矿，剥削拉美人民，使拉美各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大量外流，极大地影响了拉美各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拉美地区的发展。
结论综上所述，拉丁美洲各国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虽然也有过一定程度的进展，工业、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力量相对增强，但是，这种发展的速度是缓慢的，比同一时期、相邻地域的美国和加拿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些缓慢的发展还是片面的、不平衡的，只发展了少数农作物、矿业原料和加工工业，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工业。经过独立战争，拉丁美洲各国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却并没有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桎梏，实际上成了半殖民地性质的附属国。正是由于上述各方面原因的合力，造成了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严重局面。
摘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的经济高速增长，影响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印度的发展在长期停滞后又实现了经济实力的急速增长，这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动力,为世界消除贫困、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印度正在崛起，这不得不归功于印度独特的发展模式。分为三个部分来分析印度的发展模式：第一部分阐述印度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第二部分分析印度发展模式的特点。第三部分分析印度发展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印度；发展模式
1印度发展模式的历史进程
20世纪中叶，印度摆脱了两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的发展模式也走过了一条非同寻常的曲折道路。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为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实行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宏观管理机制，现代工业与农业结合的经济模式，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发展战略，利用国外资源与自力更生结合的发展方针等。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印度经济模式虽然存在着问题，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开始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再一次证明了具有印度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大促进了印度了经济实力的增长。
1947年，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开始执政，他强调国家计划，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和国有化，限制私营企业，保护民族产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偏向于苏联模式的“尼赫鲁模式”。此模式下，印度实行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同时并存，而以公营企业为主；实行计划经济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自力更生、进口替展模式。尼赫鲁模式获得了成功，并使印度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使得满足不了人民对消费品的需求，以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最终由于农业衰退、财政危机等原因导致了印度经济状况的恶化。印度政府不得不进行调整和改革。
20世纪80年代英•甘地和拉•甘地执政期间都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加大出口的力度，减少贸易壁垒，看重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拉•甘地还提出“用信息化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最后引发了印度社会的信息产业革命。经过20世纪80年代英•甘地和拉•甘地的调整，印度经济发展迅速，年增长率超过了5%，从此摆脱了发展缓慢停滞的阶段，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1991年以后，拉奥政府刚上台就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口号的改革。拉奥执政期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工业、贸易、投资、外汇和金融等领域的政策。他继续实行自由进口政策，放松进口限制；他还在更多的领域增加公营部门，扩大公营企业的企业自主权，减少政府对公营企业的干预。拉奥政府的模式再一次取得了成功，使得印度90年代的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并由此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1998年以后，瓦杰帕伊联合政府上台以后，把扶持的重点放在了以IT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大力推进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2004年辛格上台后，调整了改革的重点、方向和力度，他强调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差异，减小贫富差距，并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在国内上产总值中的比例。再此时期内，印度经济仍然以很高的平均增长率继续增长，大大增强了印度的整体实力，为印度的崛起做好了准备。
2印度发展模式的特点
（1）推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印度自1991年以来印度加快了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取消许可证制度，旨在使限制过多的经济体制转向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1991年，拉奥上台后，大力引进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印度经济向国际化转轨。
（2）以服务业特别是软件业为发展的重点。印度依靠服务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其龙头产业——软件业的发展更是另世界其它国家刮目相看，很多学者称印度为“世界办公室”。印度的软件业在世界上是最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近几年来，它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印度在世界软件开发和特种软件市场所占的份额几乎达到了20%。除了软件外，印度在信息服务、咨询服务、会计服务、技术服务等领域也有很好的发展。印度的服务业一直保持着很快的增长速度，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3）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印度政府非常积极努力地完善私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为了让私人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使私营企业能够参与重要的经济活动，政府向私人投资开放了更多的部门，加大对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现在又鼓励私营企业参与电力、钢铁等部门的发展。印度的私营经济在独立以前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91年以前，印度就已经是一个私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
（4）实行对外开放。印度对外开放长期封闭的国门，强调经济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经济。1991年以来，印度开始积极鼓励外国私人投资，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1991年六月，拉奥政府认识到限制性贸易政策的缺陷，开始着手实行自由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的经济改革，放宽外贸政策。一是修改进口政策，减少办理进口许可证的程序，放宽进口许可证的范围；二是政府帮助出口商向世界各国出口印度商品，取消出口津贴，以确保本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三是采用由市场决定的兑换率，扩大低息出口贷款，降低并调整进口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印度还放宽了对资本市场的限制，政府向私人共同基金、国家基金、印度侨民和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了股票和证券市场。
（5）完善的印度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印度之所以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并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这与印度完善的金融和法律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受英国立法方面的影响，其法律体系非常完善，并且与一些欧美一些国家的法律有着很好的兼容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更是以知识产权法、电子商务法等方面为重点完善立法。印度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了印度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印度的金融体系也沿袭了英国的金融制度，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证券业都有条不紊的向前发展。
3印度发展模式的成功之道
独立后的印度根据自身的国情，在借鉴和仿效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摸索出了一种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另我们称道的是，印度走的是一条扩大内需和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道路。它并没有过多的依靠外国投资，依靠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出口廉价商品，只是单纯的依靠扩大内需来增加本国国民收入，所以使得印度不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增强本国经济抗击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
第二，印度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与印度政府在推行自由化、市场化的同时，充分重视将印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作法有关。印度政府一直既坚持自由化与市场化，又实施开放性的经济政策，开展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合作。自由化与全球化相兼容的发展模式，使得印度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第三，印度坚持现代化与传统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印度在实行全球化的同时，还极力维护传统的一些保持民族本性的东西。通过财税方式集中资金，并利用银行融资吸收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防止了国际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把粮食生产放在农业生产的首位，减少人民生活对外国的依赖；印度还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建立起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自主制造各种机器设备，减轻社会经济发展对国外的依赖。
第四，印度还实行经济增长与国民富裕同步发展的增长模式。印度在经济发展中不偏袒任何一个行业或任何一个部门，有效地防止收入两极分化，同时也避免某些集团为谋取私利的一些不当作法。
最后，印度规范严谨的教育模式为印度高新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印度非常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扩充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加大科技研究的力度。没有成功的高等教育，印度的软件业、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服务业只能是无源之水。并且印度实行精英教育制度，为高新技术产业做足了人才储备。由于历史原因，印度把英语作为官方语音。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优势，为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对软件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印度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形成了这种有别于其它东亚国家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它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它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它有它的成功之处，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在印度发展模式，劳动力被排除在了现代经济之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被闲置，制造业发展不足等等。但是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多样化的，所以无论一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只要是适合本国经济发展并为本国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模式，我们就认为它是成功的模式。
摘要韩国的政策金融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本文在介绍、分析韩国政策金融的基础上，总结了韩国实施政策金融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我国与韩国的比较，对我国的政策金融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策金融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金融活动，是与民间金融相对应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策金融在目标、手段、规模、运作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别，政策金融的涵义也有所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都把政策金融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而加以运用，但是效果差异很大.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比较成功，而拉美、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失败了。在这些有限的成功者之中，韩国的政策金融最为非凡。在韩国，政策金融成为了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杠杆，它与韩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战略、企业模式等融为一体，共同支撑了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制造了“汉江奇迹”。但是它的实施也带来了韩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的顽症，以致韩国在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因此，研究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
一、韩国的政策金融
(一)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作用及特点
韩国的政策金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控制金融系统；二是政府控制利率；三是通过金融机构向特定产业以优惠条件贷出资金。
1.韩国政策金融的内容及作用
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始于朴正熙政权的建立，朴正熙高度重视国家对金融部门的控制，认为金融应该作为政府手中的得力工具推动经济增长，于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官治”金融体系，政府不但控制了政策制定权及金融监管权，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大部分的储蓄存款，这使政府在实施政策金融时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实力，见表1。
利率是重要的金融杠杆，韩国政府自然要将它控制在手中。政府不但把利率作为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而且作为政策金融的有力杠杆去刺激经济的开发，其调控范围、调整幅度都相当的大，甚至不惜形成“逆利率”、“差别利率(歧视性利率)”等典型的管制利率形态。
韩国的政策金融是与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政策金融向出口部门倾斜。用于支持出口的政策性资金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断增加。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援下，韩国的出口迅速扩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3年，韩国政府正式提出“重化学工业”立国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部门。政策金融的重点也由此转向重化工业。商业银行贷款大量向重化工业部门倾斜，至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用于推动重化学工业发展的银行贷款共有298种，其中政策金融占221种。用于重化工业的政策性贷款有力地推动了韩国的产业升级，使韩国这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了高质量的工业化。
2.韩国政策金融的特点
(1)在政策金融运作过程中，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商机制，并且对政策金融贷款对象进行密切的监督与治理。
韩国总统每月都要主持召开“外贸促进会”和“经济趋势碰头会”，参加人员有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产业界领导、银行家以及工会领导。这样，在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便建立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成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实现。政府、银行、企业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共担风险、共谋发展、互相支持，成为韩国政策金融，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政策金融只支持那些完成产业政策目标出色的大企业，这样必然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督与治理，加强对贷款使用的监督，这无疑增强了政策贷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政策金融的范围广、程度深、规模大、时间长，可以说它不但支撑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塑造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这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都是非常非凡的。
(3)政策金融对中心银行依靠很大。通过商业银行贷出的政策性资金中，来自中心银行贷款的资金高达35%左右。中心银行——韩国银行的倾斜性利率比一般利率低得多，比如，出口票据贴现率只有3.5%，而一般银行是9.0%；1974年商业票据再贴现率是11.0%，比一般商业银行低4.5%。这使得政策金融中，中心银行的利率补贴比重很大，轻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一直到80年代初，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年年都是两位数，1964年和1974年甚至达到30%以上。
(4)外资也被置于产业政策之下，成为政策金融的一部分。
(二)韩国政策金融的弊病及改革
韩国的政策金融虽然对制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但是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韩国政府就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但是由于体制惰性，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依然没有取消，政策金融的优秀依然没有改变，终于酿成了1997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使人们把目光投向韩国式政策金融的负面作用，而此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1.政策金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政策金融使企业的负债率过高，增加了财务风险，助长了不合理的企业扩张，使企业家养成了依靠政府、依靠银行的不良经营习惯，阻碍了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提高。
2.政策金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非市场化的、效益低下、治理落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能力的脆弱的金融体系，
金融危机中显得不堪一击。
3.政策金融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政府控股银行，非凡是治理利率，这使得金融市场上信号扭曲，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政策性贷款更是一种直接的人为干预，是一种根本上反市场的行为。政策金融造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长期对出口产业、重化工业的倾斜政策，造成了内需产业、农业、轻工业的相对落后，在部门之间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长期支持大企业集团，歧视中小企业的政策，造成了企业规模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弹性，增大了风险。
4.政策金融以歧视性为特征，损害了公平原则。它人为地阻碍了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银行)间的平等竞争，造成了垄断，在长期中肯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扩大了收入差距，使社会动荡日益加剧。
5.政策金融使政府权力过大，官员寻租的可能性增加，助长了腐败。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再加上国内的政治动荡，韩国经济大幅滑坡，在1980年出现了负增长，政策金融的弊端也随之暴露。从全斗焕政府开始，韩国进行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与政策金融相关的许多做法都发生了改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韩国的政策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积重难返，很难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畸形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负债率过高而又盲目扩张的大企业集团，脆弱的金融体系，仍然延续了下来而没有质的改变，这些经济深层结构中蕴藏的体制性矛盾终于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了总爆发，使韩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损失最大，危机最严重，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非凡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金大中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建议，推行了一条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路线。其四大措施(分别针对企业、金融业、劳工制度和政府机构)动作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这次改革对整个企业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机构都动了大手术，原来的政策金融体系看来很难再存在下去了。这些重大措施取得的效果也是令人振奋的，韩国仅用了两年就走出了低谷，成为最先摆脱危机的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这说明韩国式的政策金融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它在一个落后经济的起飞阶段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祸根”也从此埋下，当经济进一步成长、成熟起来之后，其弊端也暴露得日益明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避免不了经济危机。从韩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市场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复杂作用，看来最终是政府向市场的复归。
二、韩国的政策金融带给我们的启示
政策金融本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而韩国的政策金融在政府干预度上甚至超过许多政策金融失败的国家，为什么却取得了成功呢?答案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政策金融必须是对市场效果的一种逼近。也就是说，政策金融手段要达成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同样要达成的目标，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不过依靠政府的力量可以缩短时间，而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耗时罢了。反过来，假如政策金融从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反市场的行为，那么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对市场效果的逼近是政策金融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考察韩国的政策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它实现了对市场效果的逼近
1.虽然金融机构为政府所控股，但贷款对象却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公营企业因其产权的公有性质，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因为公有企业缺乏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难以避免效率低下。向公有企业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无疑会造成资源的非效益使用，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效率，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墨西哥及一些拉美国家)长期用政策金融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始终不尽人意，其根源就在于此。国有企业是人为建立的，大规模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金融是对市场的背离，与市场所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2.韩国政策金融在运作上逼近了市场效果。首先，政策金融的实施以经营状况作为标准，出口多、效益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得到贷款支持，而不成功的企业便不能再得到贷款，这就依据客观经营状况人为地实现了优胜劣汰，逼近了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效果。其次，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政府所依据的标准是市场化的。出口工业市场在国外，经营实绩由国际市场的竞争决定，因此反馈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发展重化工业也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因此作用机理是相似的。要想达成此种效果，经济体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进口替代，市场信号不可避免地是扭曲的，政策。金融所依据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客观的。
3.高效、廉洁的发展型政府是韩国政策金融成功的有力保证。政策金融的执行者——政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务实的军人政权，其反腐败措施非常有力，机构精简、运转高效，满足了成功的政策金融对政府的苛刻要求，保障了政策金融在逼近市场的轨道上运行良好。
(二)我国能否模拟韩国，通过政策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
1.我国的国情与韩国不同。虽然我国与韩国在50年前处于几乎相同的低发展水平，但是此后却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模式，韩国融入了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而我国则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整套体制所带来的弊病都是韩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所不曾碰到的，这也就是说，韩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政策金融体系，而我国则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我国首先面临的是深化改革的问题，从改革中脱胎出来的各方面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颇为不同，因而不可能简单地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
2.韩国的政策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我们不可能对之进行模拟。想达到那样的效果而又不建立那样的体制是很难的，但是建立类似韩国的金融体系和企业制度必然重蹈韩国的覆辙。
3.韩国的体制性弊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之所以未碰到严重的问题，原因就在于韩国处于半保护状态下，尤其是
资本市场处于关闭状态。今天，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经济一体化程度与60年代相比大大加深了，金融深化已是各国都普遍认同的一个趋势，对利率进行大范围的、长期的管制已经不可能，对某些产业、企业倾力支持而忽视其他产业、企业的歧视性做法也已不再是明智之举，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必须打破，因此我国不可能再去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了。韩国的政策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压抑，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金融体制是与韩国类似的金融压抑，需要的是金融深化，需要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机制。
4.韩国政变上台的务实军人政府是实施政策金融的有力保障，而我国的文官政府是不适合韩国式政策金融的。即使在韩国，那样的军人政府也只能是—种历史的过渡。
但是，政策金融也不光是韩国一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政策金融，而韩国政策金融由于贴近市场运行效果取得了成功，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良好示范。我国虽然不能模拟韩国的政策金融，但是可以学习借鉴它的许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使政府干预逼近市场效果。为此，我们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做到：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放弃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转而支持私营企业，把私营经济提高到战略地位；第二，建立真正的产权保护，彻底打破超经济权力的压制，实现财产权的解放；第三，扩大经济开放度，不再把进口替代战略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第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政策金融的具体实施上，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控制政策金融规模，比例不宜过大；第二，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完全分开，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要全部取消；第三，政策金融的主要支持对象应转向私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第四，政策金融的针对性要加强，力度也要加强而不是减弱，手段多样化，可以更多地采取政府担保等間接手段。
由于我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