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7-16 03:06: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篇电影艺术教育功能探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如果电影对社会中的黑暗、生活中的丑恶大肆描绘甚至宣扬，如宣扬、暴力、极端个人主义等低俗庸俗的社会文化，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社会导向，影响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当然作品的教育性也取决于艺术家的立场如何，是否符合社会现实、社会生活规律等。比如美国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一部以南北战争为题材的影片，由于题材十分敏感，从而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讨论。可见，通过引导观众对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可以使观众在思考中受到教育，这是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而电影的故事情节、思想内容体现了导演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导演对客观世界做出的审美评价。在欣赏电影时，观众可以了解到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对这些认识进行消化、吸收就会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如影片《卡里加里博士》中，导演用独特的光影技巧、强烈的明暗对比、夸张的动作表情将精神病院的场景展现在观众眼前，使观众了解到精神异常人群的心理世界，获得新的认知。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其中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当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时，消遣娱乐、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就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电影有着满足人消遣娱乐需求的功能，看电影可以使人在紧张工作之余放松身心，特别是在文化商品化、艺术娱乐化的今天，电影的消遣娱乐功能更加凸显。影片《最卑贱的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影片的男主角是一个可爱的大块头中年男子，由于喝酒而被公司辞退，但经过一系列波折之后他变成了有钱人，这时他并没有忘记以前的穷朋友，并给穷朋友提供了很多帮助。影片中滑稽的镜头带给人很多快乐，男子幽默可爱的形象深深映入观众的脑海。再如香港著名影星周星驰就拍过许多搞笑的电影，如《唐伯虎点秋香》《喜剧之王》《算死草》《千王之王2000》等，这些电影带给人很多快乐，使人从烦闷而紧张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电影艺术的励志教育价值例举
电影艺术的励志功能是电影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并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青少年励志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消解崇高、缺少终极关怀的文化背景下，励志电影展现出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精神与社会主旋律相吻合，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如《冲出亚马逊》《功夫》《边走边唱》《隐形的翅膀》等都是典型的励志电影。本文试图以“红色经典”影片的励志教育功能为例，对电影艺术的励志教育进行解读。红色经典是反映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光辉历史事件的影片，这些作品深蕴着革命战争与建设中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生动再现。这种精神积淀是社会主义优秀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复兴、民族崛起的内在动力。
（一）“红色经典”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
“红色经典”都是以革命战争为故事的主要内容，通过描绘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舍己为国的革命精神来诠释党艰辛的奋斗历程。在红色经典影片中，爱国主义是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如电影《湘江北去》生动讲述了以、蔡和森、萧子升等热血青年抱着救国理想，追求探索救国之路的故事。影片描述了的成长历程以及他的思想状况与精神世界。“红色经典”中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情感和品质。如电视剧《长征》的热播唤醒了中国人对红军万里长征的记忆［1］，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重塑长征精神、重构红色精神，已成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式。
（二）“红色经典”蕴含着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
“红色经典”是革命话语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的衍生品，红色影片蕴含着老一代革命者的价值信仰与理想追求，这些是当代优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如电影《上甘岭》中，杨德才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言放弃，牺牲时高声呐喊：“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这种舍身为国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每个观众。在恶搞理想、解构崇高成为时尚的今天，丰裕的物质生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红色经典中倡导的理想精神正好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红色经典中弘扬的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等优秀价值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电影艺术励志功能的实践路径探讨
在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文化娱乐化、庸俗化的现象非常突出，大众文化呈现出低俗化、媚俗化的发展倾向。励志电影是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在传播精英文化、引导社会潮流方面有着先天优势。励志电影的使命也就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使普通人能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琐碎的生活。为此，应积极探究电影励志功能的实践路径。
（一）重塑民族精神的信仰
民族精神、民族信仰是促使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它们深深影响着中国民族的发展。从“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社会责任感，民族精神信仰深深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红色经典”中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准确诠释。如影片《红岩》中的江姐身上就展现出一种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革命战士精神面貌的典型代表。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文化娱乐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恶搞理想、解构崇高喧嚣一时，人们的思想被丰裕的物质生活所禁锢，崇高、信仰、追求逐步被人们所遗忘、抛弃，励志精神也逐步在现实中消磨殆尽。这样的时代呼唤理想，需要用积极的价值观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而“红色经典”影视作品中蕴含的价值信仰、理想追求、生活方式等成为医治“时代病”的良方，成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资源。［2］如电影《开国大典》则以宏大的场面、宏伟的历史叙事，真实再现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艰难历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因而，应通过“红色经典”弘扬民族精神，医治当代社会的不良社会风气。
（二）重扬民族精神的气节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革命年代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形态。“红色经典”电影对这种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作了很好的图像诠释，用生动的画面真实再现了荣辱与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得到重新彰显，这对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有着很好的励志意义。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如何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文化的盛行，形成健康良性的社会文化形态，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而“红色电影”的兴起则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3］而“红色经典”电影则为我们重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困难与共渡难关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如红色影片《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就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对人生的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三）重塑民族精神的灵魂
中国革命史也是一部创新史，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并将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理论体系，开辟出一条革命成功的新道路。电影《开国大典》就是典型的红色电影，影片讲述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描绘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长征》则充分展现了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审时度势、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党和红军迈出自己开拓创新的关键一步。“红色经典”彰显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是经过时间洗礼而保留下来的民族精神内核，是进行社会建设必须坚持与发扬的文化精神。因此，在进行红色影片创作中，应善于探索、勇于创新，吸收电影创作中的新元素，增强影片的艺术吸引力。总之，充分利用电影这门艺术巨大的教育功能，深入挖掘“红色经典”的当代价值，探讨新形势下“红色经典”发挥励志教育作用的新思路、新途径，对提升国民素质、重塑民族精神、弘扬社会主义优秀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王利平单位：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一、可怖的丑———艺术审美教育的反面?
有人拒绝观看影片，谴责电影消费苦难。任何一个卖座的电影都像是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审美审丑都带着“消费”的痕迹。以艺术的教育功能而言，它走向了审美教育的反面———审丑。“人们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思想上受到启迪，实践上找到榜样，认识上得到提高，在潜移默化中，其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正确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1］审美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否意味着“审丑”必将走向艺术教育的反面?电影《一九四二》的审丑是哪一种“丑”?难民惨遭日军轰炸，一片血肉模糊;栓柱为了花枝孩子的玩具风铃，被残忍暴力的日本军官刺穿喉咙;全片灰暗的压抑色调，都被赤裸裸地撂出来、招大伙儿来看。电影分级制的缺漏确实引起了不小的争端———历史的血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在电影中，冯小刚更多地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了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也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一九四二》出现在今天的银幕上，是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想要呈现的一种“可怖的丑”，或许类似康德所说的“崇高(壮美)”，人难以创造，也难以承受。艺术作品的创作没有绝对的“审美”目标，电影艺术教育功能的实现没有绝对的“审美”路径。好比教育有“鼓励式教育”，也有“棍棒式教育”，艺术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效果更为抽象和复杂，它总是依赖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对于人心的说服力。“丑”与“美”的教育效果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只有相对于教育对象而言，深刻程度与感受力的差异。对于观众而言，看电影就是一件纯粹感性的事情，所有的理性思考都是人强加上去的，获得享受本就是看电影唯一公认的诉求。借用电影最后的一句旁白:“这么糟心的事儿都过去了，你还写，图个啥?”对啊，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乃至“一九四二”，一一被搬上银屏，引起街头巷尾的热议，非要记住这么“糟心”的历史图个啥?有时候我们说某种罪恶，比如大规模的屠杀、种族灭绝的罪，比如“南京大屠杀”、“一九四二”，是不可忘却、不可挽回、不可救赎的。换句话说，这些罪行虽已成过去，但又是过不去的，虽已成往事，却不能忘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害者都已经逝去，没办法接受罪人的忏悔。而且就算有在世的幸存者，又怎能代表死者接受忏悔呢?又怎能代表死者原谅凶手?这样的重罪或许有被遗忘的一天，却永远得不到宽恕。电影人图心安，观众可以忆苦思甜，最重要的是永远记住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后代，活着就要对世间多保留一份怜悯之心。这是幸存者的精神枷锁，也是后来者的精神解药。
二、精神解药———艺术教育的终极诉求
“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中人的精神空虚，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和归宿，人们被分工所束缚，被物欲所淹没，人的创造性精神遭到泯灭，从而丧失了人的本质，孤独、荒诞、颓废、悲观弥漫于精神领域。”［1］岂止是西方发达社会的人们才有这样的精神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也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啊!“普遍脆弱”是民族劣根性走向极端的表现之一，在我们强悍的江湖气表面下，俨然一颗颗冰冷易碎的玻璃心。如，美国大学生通常会在毕业前选择休学一年，或游山历水，或去非洲做义工，体验理想的人生，独自去发现真实的美与丑。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压力、家庭观念让中国的大学生没有这样的勇气，害怕浪费与别人竞争的时间，错过宝贵的机会，会输在起跑线上，并逐渐臣服于社会、家庭和传统的既安全又容易的生存之道———这是生存，而非生活，会被不断闯出来的恐惧、腐败和死亡的威胁反复折磨，无力探究真相、价值和美。整个民族都需要精神解药，怎样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寄托、归宿呢?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具有留存下来的品质和必要，能够解答我们心中的精神谜题，给我们以勇气来抵抗民族性的集体恐惧和自卑。艺术教育的功能是对艺术品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你的智慧，一种无限的包容力，允许你自由地想象，没有恐惧，没有公式，然后你发现什么才是真实的、正确的事物。”《一九四二》在试图敲打的是我们麻木的神经———恐怖的已经过去，幸存的民族是否已经扛起反思的勇气?令人遗憾的是，电影中的苦难还是变成了人眼中的一种轻薄消费。电影公映后，剧中台词“20年后又是条好汉”被很多人调侃———“为什么不拍1962?”《一九四二》作为一部要卖票房的公映电影，它尽其所能地掀开了一部分被遗忘的历史。作为灾难片，它的艺术教育功能已经最大化了，“1962”这样的数字它承受不起。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一部电影不可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民族精神素质的提高，人文精神的高扬”的伟大任务。《一九四二》是与流行文化逆行的一次尝试，它的公映已经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反思的胜利。想要影视作品实现其教化功能是一个需要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好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预示性，或许是世间的事情总在轮回吧，因为人总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完善。如果仅仅技术进步，人的力量没有升华，那么同样的事情会不断相似地重演。《一九四二》需要时间慢慢证明它的价值。
作者：于方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者：高亚南张博洋单位：保定学院学生处
近些年来，不管是红色电影还是“主旋律”电影，都有打破以前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的佳作，比如《集结号》、《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对群众包括大学生的吸引力都很大，可以说很多观众都是大学生。《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电影，既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鲜活的素材，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生动的课堂。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撰文谈《建国大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作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主旋律影片暨60周年国庆献礼巨片，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实效不容小觑。
欣赏《建国大业》，多为90后的大学生们能够了解四十年代抗战胜利直至建国前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拥有宏大开阔历史视野，深刻理解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诞生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和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从而真正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这比思想政治教育者单纯的空谈党的先进性、空谈爱国要更易深入人心。而全明星阵容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明星的感染力和严肃的主题没有互相消解，而是使大学生在易于接受的人物和环境中，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思想教育和感染。同为影院宠儿的《建党伟业》甚至被很多学校包场或请进课堂。它的确是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鲜明、最形象的表达，也是一堂别开生面的党史课。大学生通过对《建党伟业》中几个阵营的人物行为的细节和微妙的心态的体味和观察，了解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了解国情、党情，提升政治素养，陶冶爱国情操。
激发情感，升华人格功能
电影欣赏对大学生具有激发情感，引导理智，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教育功能。红色经典电影《上甘岭》的结尾，七连通讯员杨德才牺牲了，但是观众会久久记住他的那句“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这是因为观众在影片中看到了杨德才参加爆破时义无反顾的行为，所以这句豪言壮语不会显得空洞，再结合八连长张忠发的战前动员和他在困难眼前不低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情节，大学生一定会被他们的思想、信仰和英勇行为所感动，对他们敬佩不已，觉得如果自己身在那个时代，也要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贡献一生。
英雄们豪迈的革命理想和战斗精神会激发出大学生的生命激情：在祖国发展的新时期，即使不能成为英雄，也不该庸庸碌碌地过一生，而要有所作为。对于生活，对于工作，时刻保持积极的态度，努力克服困难，不断向高峰攀登，去拥有更宽广的明天。
不仅仅是欣赏红色电影和革命英雄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工作、生活热情，任何优秀影片的赏析，都会给予大学生情感的洗礼和情感教育。我们举大学生最喜爱的爱情影片为例。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正向也是最扑朔迷离的感情，年轻浪漫的大学生也正处于寻找爱情的年龄，爱情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和希望一样多。爱情虽是浪漫的，但是扎根在最现实的土壤里，开放在现实的空气中。
爱情观的健康与否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2009年，大学生非常追捧冯小刚的贺岁片《非常勿扰》，爱情与婚姻、诚与爱等问题也成为大学生热议的话题。《罗马假日》、《魂断蓝桥》、《呼啸山庄》《美国往事》、《小城之春》、《春光乍泄》等等这些以爱情审美为优秀，表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形式的爱情的电影，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不同情感瞬间让观赏者感受到爱情所有的喜悦与忧伤，感受到在爱的世界里，爱情与事业、道德与责任的纠结。欣赏这些经典影片，大学生对于爱情有了直观的、感性的认识，也激发出他们对爱情的憧憬和敬畏，以及对真善美追求。
1电影教育的教育理念
我们如果在专业设置上注重技能与实践,那么又如何以职业教育为目标的各种短期培训教育形成区别。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教育理念,不同的教育目的都会让电影教育的过程与方法产生明显不同。一刀切的教育方式在任何艺术类的教育中都是最有弊端的。所以当下的电影教育应该对不同人才以不同的教育目的为出发点形成明显不同的阶梯状教育格局。
2电影教育的教育方法
好莱坞称霸全球,凭借的是其大学本科电影制作教育多采用与专才模式相对应的通才教育模式,即不进行专业细分,大多数电影院校以一个电影制作(FILMMAKING)专业的学习内容涵盖编、导、摄、录、美等多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针对电影教育而言,“短平快”让学生“刀下见菜”,重视实用技能的教学方法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见出明显成效,但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以丰富的文史哲知识丰富学生的大脑,增强中国电影的文化底蕴在当下也显得尤为重要。电影教育不同与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生从小学习的课程学习。因为任何一个初进入大学进行电影学习的学生之前并没有系统化的学习过任何电影相关知识,都还是一张白纸。虽然任何一门高等教育都是在高中教育上的继续,但相比较而言,电影学习又更加要求学生的综合素养和个人领悟能力。具有电影普及意味的课程开设,是电影艺术教育的起点所在。所以“视觉叙事的艺术和技术基础课”等基础课程的开设将作为电影教育的起点,在整体的电影教育过程中,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我们针对电影教育的课程安排思路应该是是“先入行,后提升”,先对学生的专业水准进行提高,然后进一步启发他们的创作思维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要求教师自身具有一定的电影实践能力,有对电影艺术的宏观把握能力而这往往是当下电影教育的缺憾所在。比较理想的电影教学方法,是电影实践操作与电影理论学习相结合。让学生在电影学习之初涉及到理论总体把握能力,以实践操作调动学习积极性,然后两者轮回强化,最终以理论指导实践获得提升。但中国电影的整体实践性仍还处在迅速增强的过程中,具有从业经验的教师资源就显得更为缺少,而如果学生从事电影拍摄实践又会让有限的电影教育资金捉襟见肘,从而增加学生的家庭负担。我国电影教育正处在一个到处开花的普及阶段,由于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各个高校都在积极的筹办电影专业。但电影教育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平衡,正是这种教育诉求将最终导致电影教育资源向某些高校相对集中化和强势化。
3当下电影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除了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之外,电影教育对于整体电影教育氛围,社会电影文化的发展有着更高的要求。美国各大电影学院都在洛杉矶设立分校甚至在好莱坞的影城片场设立自己的教学基地。而中国电影教育的重镇也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电影产业相对发达的城市。针对电影教育的各种课题成果层出不穷,政府相关部门也将电影文化的提升作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必要途径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电影产业整体性的迅速发展是电影教育发展的新机遇,更是重大挑战。首先,电影从传统的胶片电影时代正在像数字化全面转型。电影载体本质性的发展改变带来了电影美学,电影叙事等基础理论层面的全新变革。有关电影真实的讨论等传统电影理论正在数字化的狂潮中被彻底颠覆。能够与时俱进,以全新的电影理论参与电影艺术教学将决定我们所教育出来的人才是否适应当下的电影市场环境。如果电影教育者固守着传统电影理论而不知变革,那教育出来的学生必然是无法适应社会的古董。这也是我们之前一再强调电影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原因所在。其次,影像化将成为电影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电影教学的影像化并不仅指电影教学中对于电影作品的播映,而是课堂教学方式的发展演变。传统的教师课堂授课正在遭受网络教学,远程教学的挑战,而对于对影像格外敏感的电影教学而言,全息立体成像完全有可能替代将来的电影教学。电影实践对于电影教育如此之重要,但由于整体产业的发展相对专业的从业人员不可能大量的投入到教育行业中来。电影教育的特质与其发展需求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但我们完全可以用科技手段来弥补这些不足。比如可以让视频,录像,甚至是全息成像的教师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这种教学方法尤其在电影基础课程的教学中值得推广。
作者：谭苗张燕菊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一、可怖的丑———艺术审美教育的反面?
有人拒绝观看影片,谴责电影消费苦难。任何一个卖座的电影都像是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审美审丑都带着“消费”的痕迹。以艺术的教育功能而言,它走向了审美教育的反面———审丑。“人们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思想上受到启迪,实践上找到榜样,认识上得到提高,在潜移默化中,其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正确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1]审美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否意味着“审丑”必将走向艺术教育的反面?电影《一九四二》的审丑是哪一种“丑”?难民惨遭日军轰炸,一片血肉模糊;栓柱为了花枝孩子的玩具风铃,被残忍暴力的日本军官刺穿喉咙;全片灰暗的压抑色调,都被赤裸裸地撂出来、招大伙儿来看。电影分级制的缺漏确实引起了不小的争端———历史的血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在电影中,冯小刚更多地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了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也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一九四二》出现在今天的银幕上,是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想要呈现的一种“可怖的丑”,或许类似康德所说的“崇高(壮美)”,人难以创造,也难以承受。艺术作品的创作没有绝对的“审美”目标,电影艺术教育功能的实现没有绝对的“审美”路径。好比教育有“鼓励式教育”,也有“棍棒式教育”,艺术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效果更为抽象和复杂,它总是依赖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对于人心的说服力。“丑”与“美”的教育效果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只有相对于教育对象而言,深刻程度与感受力的差异。对于观众而言,看电影就是一件纯粹感性的事情,所有的理性思考都是人强加上去的,获得享受本就是看电影唯一公认的诉求。借用电影最后的一句旁白:“这么糟心的事儿都过去了,你还写,图个啥?”对啊,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乃至“一九四二”,一一被搬上银屏,引起街头巷尾的热议,非要记住这么“糟心”的历史图个啥?有时候我们说某种罪恶,比如大规模的屠杀、种族灭绝的罪,比如“南京大屠杀”、“一九四二”,是不可忘却、不可挽回、不可救赎的。换句话说,这些罪行虽已成过去,但又是过不去的,虽已成往事,却不能忘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害者都已经逝去,没办法接受罪人的忏悔。而且就算有在世的幸存者,又怎能代表死者接受忏悔呢?又怎能代表死者原谅凶手?这样的重罪或许有被遗忘的一天,却永远得不到宽恕。电影人图心安,观众可以忆苦思甜,最重要的是永远记住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后代,活着就要对世间多保留一份怜悯之心。这是幸存者的精神枷锁,也是后来者的精神解药。
二、精神解药———艺术教育的终极诉求
“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中人的精神空虚,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和归宿,人们被分工所束缚,被物欲所淹没,人的创造性精神遭到泯灭,从而丧失了人的本质,孤独、荒诞、颓废、悲观弥漫于精神领域。”[1]岂止是西方发达社会的人们才有这样的精神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也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啊!“普遍脆弱”是民族劣根性走向极端的表现之一,在我们强悍的江湖气表面下,俨然一颗颗冰冷易碎的玻璃心。如,美国大学生通常会在毕业前选择休学一年,或游山历水,或去非洲做义工,体验理想的人生,独自去发现真实的美与丑。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压力、家庭观念让中国的大学生没有这样的勇气,害怕浪费与别人竞争的时间,错过宝贵的机会,会输在起跑线上,并逐渐臣服于社会、家庭和传统的既安全又容易的生存之道———这是生存,而非生活,会被不断闯出来的恐惧、腐败和死亡的威胁反复折磨,无力探究真相、价值和美。整个民族都需要精神解药,怎样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寄托、归宿呢?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具有留存下来的品质和必要,能够解答我们心中的精神谜题,给我们以勇气来抵抗民族性的集体恐惧和自卑。艺术教育的功能是对艺术品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你的智慧,一种无限的包容力,允许你自由地想象,没有恐惧,没有公式,然后你发现什么才是真实的、正确的事物。”《一九四二》在试图敲打的是我们麻木的神经———恐怖的已经过去,幸存的民族是否已经扛起反思的勇气?令人遗憾的是,电影中的苦难还是变成了人眼中的一种轻薄消费。电影公映后,剧中台词“20年后又是条好汉”被很多人调侃———“为什么不拍1962?”《一九四二》作为一部要卖票房的公映电影,它尽其所能地掀开了一部分被遗忘的历史。作为灾难片,它的艺术教育功能已经最大化了,“1962”这样的数字它承受不起。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一部电影不可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民族精神素质的提高,人文精神的高扬”的伟大任务。《一九四二》是与流行文化逆行的一次尝试,它的公映已经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反思的胜利。想要影视作品实现其教化功能是一个需要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好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预示性,或许是世间的事情总在轮回吧,因为人总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完善。如果仅仅技术进步,人的力量没有升华,那么同样的事情会不断相似地重演。《一九四二》需要时间慢慢证明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