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24: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企业创新案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是应对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管制,促进企业转向绿色生产方式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深度访谈,应用扎根理论研究影响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深层次因素后发现,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等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存在显著影响。预期经济收益是前置变量,冗余资源是内部情境变量,利益相关者压力是外部情境变量,但它们影响绿色创新战略的方式和路径并不一致。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在转变企业经营模式上制定有效的管制政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
[关键词] 企业; 绿色创新战略; 扎根理论; 预期经济收益; 冗余资源; 利益相关者压力
一、 问题的提出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臭氧空洞、原始森林消失、沙漠化扩大、酸雨酸雾等问题的频发。作为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企业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来自消费者的环保压力[1],亟须在商业经营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接触中纳入社会和环境关注[2]。那些关注环境问题的企业能通过开展绿色创新战略赢得先发优势和市场竞争,而那些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战略考虑的企业会面临更大的环境风险和经营不确定性。此外,即便企业目前处于市场有利地位,也需要考虑一旦现有核心能力过时,企业该如何保持竞争力的问题[3]。实施绿色创新战略能使企业培育新的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赢得未来竞争地位。
本研究的绿色创新战略是指前摄性的环境战略,即主动把环保作为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的企业战略[4]。从内涵上来看,绿色创新战略是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在企业战略层面考虑环境问题,设计和开发更为环保的工艺和产品来降低企业对环境的消极影响,维持企业的持续运营。从外延上来看,绿色创新战略包括企业在原材料采购、原料使用、处理废弃物的经营全过程中考虑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企业未能或不愿意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深层次因素及其影响路径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现有研究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本文认为,必须从微观视角深入探究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及其对企业绿色创新决策的作用机制,才能为企业应对环境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指导。
二、 文献述评
自从Hart提出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以来[5],学界已经逐步认识到,企业经营不仅需要考虑制度环境和需求环境,同时还面临企业经营的物理环境所带来的具体挑战。在Hart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展开了对绿色创新战略的研究。如Sharma和Vredenburg认为,企业应超越组织面临的规制要求,采纳绿色创新战略来处理与环境相关的问题[6];Banerjee也指出,企业应该增强对自然环境合法性和重要性的认知,在组织战略设计和战略规划过程中纳入环境因素[7]。2010年,埃森哲咨询公司调查了七百多位全球CEO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问题。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人都说,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公司或者行业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尽管不同行业间的企业以及行业内的不同企业由于多种原因,在企业绿色创新战略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以完全漠视态度面对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将难以生存[8]。
很多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企业为什么会开展绿色创新战略[9]。在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因素上,现有文献大体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基于竞争视角强调追求经济收益的驱动作用,认为绿色创新战略能提升企业能力从而带给企业竞争优势[5]。企业决策者根据相关的或感知到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或是出于竞争优势的考虑而作出战略选择。按此逻辑,企业选择进行绿色创新是因为分析其净收益为正,否则企业只会参与那些被强制要求的活动[10]。另一种观点则基于制度视角,认为制度压力是企业采取生态保护行为的主要动力[11]。这种观点认为,企业的决策未必是基于管理者的理性经济分析[12],政府管制、市场要求和社会期望等制度因素都会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13]。例如,规章制度对绿色创新具有诱发作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会影响企业的环保倾向。政府逐步提高的环境标准在客观上会激励企业采取创新性的环保措施,来自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也会促使企业改善其环境表现。
潜在的经济回报被认为是企业采取生态环保的市场驱动立场的首要推动力[14]。在未来,只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的企业才能赢得竞争优势。通过改良生产流程,企业能避免环保惩罚、节约原料投入和降低废弃物处理成本;同时,企业还能通过绿色营销、废弃产品的销售以及外销企业的环保技术增进收益[1517]。此外,采纳绿色创新战略有利于企业积极探索更为环保的产品以代替现有产品,从而形成相较于其他相似产品的差异化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通过绿色标签传递给消费者的环保信息,使企业能以较高的价格销售绿色产品,从而有利于企业赢得竞争优势[5]。
Gladwin等认为,采纳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能通过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和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实现长期盈利[18]。Porter和van der Linde指出,采纳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能够通过绿色营销、废料产品的销售以及转让企业的环保专业知识增加收益[19]。Roy提出,企业采纳绿色创新战略能赢得更多的消费者认同,从而能通过创造新的市场来维持或增加企业市场份额[20]。Bansal和Roth通过对英国和日本的53家企业数据分析归纳发现,赢得竞争能力是企业生态响应的主要动机之一,企业会出于改善财务状况或获得竞争优势的考虑而在战略制定中纳入环境保护考量[10]。FrajAndres等的实证结论也表明,竞争推动是解释企业为何把环境保护纳入战略计划过程的最重要因素,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新把环境关注纳入战略制定是巩固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21]。
对于制度因素,由于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特点,企业缺乏明确的经济激励去主动实施绿色创新,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相关的环境规制就显得非常必要[22],它能通过强迫和诱使两种方式影响企业所有者对自然环境的态度。Porter和van der Linde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19]。Petts等也指出,规制遵循是企业环保行为的关键驱动力[23],这一观点也被后续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Horbach总结了绿色创新动力的现有文献,指出政策法规是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以德国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证明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24]。李怡娜和叶飞则从新制度主义理论出发探讨企业实施绿色环保创新行为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强制性环境法律法规对企业的绿色环保创新实践有显著影响,激励性环境法律法规则影响不显著[25]。
在制度因素中,企业绿色创新战略除了受环境规制影响之外,还受到来自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影响。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管理层对各种利益相关者不断变化的期望的满足程度,也即依赖于企业管理层对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利益要求作出回应的效果[26]。利益相关者会通过多重渠道影响企业的环保行为,包括政府制定环境规制、非政府组织环保报告和鼓励抵制非环保行为、顾客和供应商对企业施加压力、公众媒体对组织活动的监督等[27]。企业社会责任观认为,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自然环境上的利益是企业战略制定过程中的合法压力,顾客、当地社区、环保利益团体甚至自然环境本身都会促使企业在决策时考虑生态影响[28]。在实证上,Henriques和Sadorsky发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会激励管理者去追求环保上负责的商业实践[29]。Banerjee等指出,企业对环境的关注一方面来自于团体利益相关者施加的外部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由顾客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需求所带来的外部经济压力。企业采纳绿色创新行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得社会合法性和迎合消费者需求,从而实现企业价值[30]。Buysse和Verbeke的研究则表明,采纳污染预防战略的企业非常重视环境规制,采纳环保领导战略的企业会积极关注环保标准和各种利益相关者预期的变化,而对规制的变化不敏感[31]。Eiadat等利用约旦化学工业的数据研究指出,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受到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则、感知到的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和管理者的环境关注度等压力影响[32]。企业感知到的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越大,就越有可能采纳绿色创新战略[33]。此外,对非环保行为惩治力度的不断增强、非环保行为面临的不断增强的政策约束、非政府组织及环保团体对企业非环保行为的压力,也会促使企业控制其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以减少声誉风险,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通过改进环境管理绩效以满足环境规制要求的最好方式[1]。
除了竞争优势和制度压力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视角研究了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例如,杨东宁和周长辉从外部合宜性驱动力和内部合宜性驱动力两方面探讨了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企业采纳标准化环境管理体系的影响[34];Baylis等产业组织理论的学者研究了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35];Peattie等市场营销领域的学者关注于各类市场因素,尤其是市场需求对企业绿色产品开发的影响[36];Worthington等决策领域的学者则关注于高管团队在企业决策中的关键角色,认为绿色创新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管理者意图和管理者参与的影响[37]。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1)对绿色创新战略驱动因素的研究往往受限于学科范畴,如产业组织专家聚焦于市场结构,而战略管理专家则主要聚焦于企业内部因素,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研究缺乏一个能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理论框架。(2)已有文献多数是通过采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检验理论假设,针对绿色创新战略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互矛盾。(3)现有文献尤其缺乏各影响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已有文献侧重于考察各独立解释变量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直接影响,但很少关注各前置变量的间接影响和特定变量的调节效应,从而难以揭示各前因变量对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4)尽管学界认识到赢得竞争优势是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一个主要动机,但企业通常根据经验和惯例法则进行创新活动[38],往往会由于缺乏创造性地处理环境问题的经验以及信息不充分、组织协调困难等问题而难以识别绿色创新的潜力,从而阻碍企业通过绿色创新战略赢得竞争优势的热情。本研究在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门针对绿色创新战略这一变量范畴进行研究,试图探索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关键性因素。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罗伯特·殷指出,当研究者需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采用案例研究是合适的[39]。本文的研究主题在于探索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即为什么不同企业会实施不一样的绿色创新战略,因而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现象加以分析和整理,通过系统的资料搜集和分析挖掘,发展和验证理论[40]。它是一种针对某一现象运用规范程序归纳式地引导出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强调理论的发展源于所搜集的原始资料以及资料搜集和分析环节的不断发现,这一过程既能通过理论演绎实现,也能通过理论归纳实现[41]。与其他定性研究方法相比,扎根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资料搜集方式的动态性,即需要根据研究进展情况不断补充资料,从而以丰富、严密和扎实的资料来增强结论的说服力。
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包括三个主要的编码过程:(1)一级编码,即开放式登陆;(2)二级编码,即主轴编码;(3)三级编码,即选择性编码。本文在考虑到企业规模和行业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同时兼顾所选择样本的代表性和便利性,选取了来自重污染行业的十余家典型企业作为调研对象,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识别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考虑到扎根理论注重目标对象的信息丰富度而非样本数量大小,针对绿色创新的案例研究必须基于重污染行业。相对于那些污染程度较轻的行业而言,重污染行业由于其行业特点会更倾向于采纳绿色创新战略,从而在实践中表现为采纳更多的绿色创新行为,能为本文的扎根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素材。虽然本文所选的样本难以消除典型抽样的弊端,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的效度。本研究的扎根理论工作从2011年10月到2011年的12月,针对样本企业进行了开放式访谈、半开放式访谈,并对搜集的文字、录音等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最终提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
开放式访谈围绕绿色创新战略形成的因素展开,探索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为防止访谈中出现被访者对绿色创新战略内涵模糊不清的问题,我们在访谈之前首先向被访者介绍绿色创新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然后在绿色创新概念的基础上介绍绿色创新战略的概念,并特别强调绿色创新战略的宏观性、战略性和导向性。再者,向被访者介绍几种典型的绿色创新战略形式,并请被访者也列出一些他所认为的绿色创新战略方式。最后,根据被访者所列项目进行筛选,如有不是绿色创新战略的项目则向其作进一步的解释。在明确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探索企业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以及此种行为能带给企业哪些益处,并沿着动机和目的进行深度挖掘,探究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深层次原因。
四、 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一) 开放式编码
在获得丰富数据的基础上,对访谈者回答进行编码。第一,在资料的整理上,针对用来构建模型的11家样本企业(企业基本情况信息见表1所示),我们整理了其被访者在访谈期间发表的言论。首先排除访谈者过于简单的回答(如“是”和“否”)、模糊不清的回答(如“不确定”)以及没有回答的内容,然后对余下的有效访谈内容进行归类。
第二,针对访谈者的回答进行开放式编码。根据开放编码的要求,我们对11家企业的23个中层以上职位的被访者的回答进行编码,建模回答的共有339条。为更好地分析访谈内容,开放编码的编号设置为样本类型-问题序号-子问题序号-问题的句序号。例如,编码1-2-1-1表示样本编号为1的访谈样本的第2个问题的第1个子问题的第1句。经过对标签的多次整理分析,共得到13个范畴,用阿拉伯数字备注每个范畴所包含的词条数目,如表2所示:
(二)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目的是将开放式编码中被分割的资料通过聚类分析在不同范畴之间建立关联。我们对开放式编码中不同范畴的访谈结果逐一分析其可能存在的联系,解析不同范畴之间潜在的脉络和因果关系。
通过主轴分析发现,各访谈样本对问题的回答存在一定的因果分析和逻辑推理关系,对这些关系和分析思路进行归类,形成以下三大主范畴:(1)预期经济收益,表征的是企业对绿色创新战略能带给企业的收益情况的估计;(2)冗余资源,包括了已被用于企业固定设备和岗位上的已吸收冗余资源,以及能被用于多种用途的未吸收冗余资源;(3)利益相关者压力,包括了企业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者的首创精神和伦理关怀)、内部经济利益相关者(员工压力)、外部社会利益相关者(制度压力、环保组织压力和媒体压力)和外部经济利益相关者(市场需求和竞争强度)。
(三)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继而通过分析核心范畴和主范畴等的关系并以“故事线”的形式形成新的理论框架。本研究中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如表3所示:
我们确定了“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这一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概括为: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存在显著影响;预期经济收益是内驱因素,直接决定企业对绿色创新战略的态度;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则调节着预期经济收益与绿色创新战略之间的意识—行为关系。以此“故事线”为基础,本研究构建和发展出一个全新的“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四)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指的是决定何时停止采样,通常是以难以获取额外数据从而发展出某一个新范畴为标准。在本研究中,通过将访谈者的回答编码进行随机抽取,检验是否达到理论饱和度。结果发现没有形成新的范畴,表明上述“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模型”是理论上饱和的。
五、 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模型阐释
通过前面的分析发现,用“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模型”能有效解释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形成机理,但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的作用机制并不一致。
预期经济收益是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内驱因素,通过影响管理者对绿色创新战略收益的评估从而促进行为发生,是绿色创新战略的前置因素。以往文献表明,决策者会根据相关的或感知到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或是出于竞争优势考虑而作出绿色创新战略选择[42]。面对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在开发绿色创新和绿色设计上付出更大努力,通过精化生产流程,企业能在降低投入成本和减少废料处置的同时降低环境影响[15]。绿色化是持续创新、新的市场机会和财富创造的催化剂,开展绿色创新的企业能通过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和创造新的竞争规则赢得商业机会[18]。短期来看,企业能够通过绿色营销、废料产品的销售以及转让企业的环保专业知识增加收益[19];而从长期来看,企业开展绿色创新会增强企业声誉、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和改进产品质量[5],这些资源可能难以在企业的短期绩效中体现出来,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在未来,只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的企业才能赢得竞争优势,在绿色技术上的创新被认为是21世纪最大的经济机会[43] 。
冗余资源是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内部情境条件,反映了企业内部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它是使企业绿色创新战略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是绿色创新战略的启动因素。资源基础理论早就表明,企业战略开发和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而非环境,企业战略、结构和核心能力等内部特征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选择[44]。通过在企业战略计划中纳入环境因素,Hart指出,不仅企业的财务和人力资源,企业处理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能力也成为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新战略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关键资源[5]。作为“不受约束的资源”的组织冗余[45],它的存在使创新和变革更易被企业所接受,从而使企业能在绿色创新实践上进行搜寻和试验,训练更多的环保人才以处理日常的运行危机,购入高于环保标准的设备降低碳排放和燃料优化,以保护组织核心业务免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资源匮乏的企业会避免在绿色创新上进行投资,从而把稀缺资源投入到生产的关键领域。因为在绿色创新上进行投资并不能立即增强企业生产能力,会被认为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因而,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即使是最具前摄性的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上,也很可能首先排除掉环保项目[46];而在资源冗余的情况下,企业会更愿意在具有长期回报的项目上进行投资。Bowen等探索了不同类型资源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实证结果也表明了冗余资源会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战略[9]。
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是影响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外部情境因素,是绿色创新战略的强化因素。它反映了企业在实施绿色创新战略上所受的外在约束,表现为重要他人或群体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参与,企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组织对各类利益相关者期望的满足程度。Henriques和Sadorsky、Eiadat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驱动因素[29,32]。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企业需要在组织经营和环境战略上寻求协同,以最大程度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期望。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的作用力不一样,管理者只能感知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压力,而非每类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压力。基于此,Sharma和Vredenburg提出利益相关者整合能力,它是指企业与各类经济及非经济利益相关者合作寻求环境问题解决办法的能力,并认为这种能力也是企业主动型环境战略的驱动力之一[6]。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企业能够统一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和组织目标[47],进而通过在绿色创新战略的制定过程中纳入利益相关者,在改善环境绩效和开发其他能力上获得有价值的支持,从而以一种更具竞争力的方式处理环境问题[6]。DelgadoCeballos发现,在管理者感知到绿色战略存在内部障碍的情况下,整合利益相关者会对企业开发主动型环境战略有正向影响[27]。其他研究也表明,建立、培育和维持与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关系,有利于企业选择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4849]。
总体来看,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这两个情境变量都通过影响预期经济收益与绿色创新战略之间的关系强度和关系方向而起作用,属于调节变量。当情境变量的影响微弱时,企业绿色创新战略主要受预期经济收益的影响;当情境因素的影响显著时,则会较大地促进绿色创新战略的采纳。按照Bansal和Roth的说法,绿色创新能否改善企业绩效,是企业选择是否要进行绿色创新战略的最关键因素[10]。任何企业都不会视利益于不顾,如果企业预期到绿色创新战略能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绩效,势必会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开展这一战略。冗余资源的存在则使企业有更多机会去进行绿色创新探索和试验,从而也会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战略。此外,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尤其是来自政府的环境规制、员工的身体健康以及公众、媒体等方面的压力都会对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产生重要影响,这些都在案例企业的调研过程中得以体现。
六、 结论
本文通过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探索了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这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存在显著影响。其中,预期经济收益是前置变量,冗余资源是内部情境变量,利益相关者压力是外部情境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索性地构建出上述三个主范畴对绿色创新战略的作用机制模型,在以下方面实现了理论拓展:
其一,企业的预期经济收益与绿色创新战略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外部情境因素(利益相关者压力)的调节,还受到内部情境因素(冗余资源)的调节。预期经济收益是企业决定是否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关键要素,但这一关系会受到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冗余资源的影响;同样,企业面临的来自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大小也会显著地影响企业在是否实施绿色创新战略上的决策。
其二,本研究探索了预期经济收益、冗余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形成机制与构成因子。以利益相关者压力为例,其构成因子包括企业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者的首创精神和伦理关怀)、内部经济利益相关者(员工压力)、外部社会利益相关者(制度压力、环保组织压力和媒体压力)和外部经济利益相关者(市场需求和竞争强度)。其中,针对内部经济利益相关者的员工压力在以往发达国家的研究文献中重视不够,而出于员工身体健康考虑以避免规制惩处的压力是国内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战略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
本研究同样为政府制定推动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管制政策提供了政策思路和实施路径。首先,政策制定者必须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意识。通过加强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持续经营的重要性的传播,让企业意识到实施绿色创新的战略意义,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动力问题。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各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推动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管理者的创新精神,利用媒体和环保组织的监督功能以及推广绿色消费理念引导企业的产品开发方向等措施推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最后,政策制定者应从多维度降低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成本,包括在基础设施配套、技术条件、行政法规政策等方面创造条件以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战略。
[参考文献]
[1]Y. S. Chen, S. B. Lai & C. T. Wen, ″The Influence of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n Corporate Advantage in Taiwa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67,No.4(2006),pp.331339.
[2]M. V. Marrewijk & M. Werre, ″Multiple Levels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44, No.23(2003), pp.107119.
[3]G. Hamel & C. K. Prahalad, ″Corporate Imagination and Expeditionary Market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69, No.4(1991), pp.8192.
[4]张钢、张小军: 《国外绿色创新研究脉络梳理与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8期,第2532页。[Zhang Gang & Zhang Xiaojun,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Green Innovation Research Outline in Foreign Countries,″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8(2011), pp.2532.]
[5]S. L. Hart, ″A Natural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0, No.4(1995), pp.9861014.
[6]S. Sharma & H. Vredenburg, ″Proactiv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ly Valuabl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9, No.8(1998), pp.729753.
[7]S.B.Banerjee, ″Managerial Perception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Interpretations from Industry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Vol.38, No.4(2001), pp.489513.
[8]C. Okereke & D. Russel, ″Regulatory Pressure and Competitive Dynamic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Vol.52, No.4(2010), pp.100124.
[9]F. E. Bowen, M. Rostami & P. Steel, ″Timing Is Everything: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63, No.11(2010), pp.11791185.
[10]P. Bansal & K. Roth, ″Why Companies Go Green: A Model of Ecological Responsiven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3, No.4(2000), pp.717736.
[11]P. Bansal, ″Evolving Sustainabl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6,No.3(2005), pp.197218.
[12]W. R.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
[13]A. Hoffman,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U.S. Chemical Indust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2, No.4(1999), pp.351371.
[14]D. C. Esty & A. S. Winston, Green to Gold: How Smart Companies Us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to Innovate, Create Value, and Build Competitive Advant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M. Cordano, ″Making the Natural Connection: Justifying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1993, pp.530537.
[16]J. Conding, A. F. M. Zubir & S. Hashim et al., ″The Investigation of Green Practices, Green Innovation and Green Performance in Malaysian Automotive Industr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2, No.1(2013), pp.113.
[17]J. A. Caracuel & N. O. Mandojana,″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Green Prospector Firms: A Contingent Approach,″ http:///sites//files/wpboam1302.pdf,20130103.
[18]T. N. Gladwin, J. J. Kennelly & T. S. Krause, ″Shifting Paradig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0, No.4(1995), pp.874907.
[19]M. E. Porter & C. van der Linde, ″Green and Competitive: Ending the Stalemat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73, No.5(1995), pp.120134.
[20]R. Roy, ″Designing and Marketing Greener Products: The Hoover Case,″ in M. Charter & M. J. Polonsky(eds.), Greener Market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Greener Marketing Practice, Sheffield: Greenleaf Publishing, 1999, pp.126142.
[21]E. FrajAndres, E. MartinezSalinas & J. MatuteVallejo, ″Factors Affect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in Spanish Industrial Firm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Vol.18, No.8(2009), pp.500514.
[22]K. Rennings, ″Towards a Theory and Policy of Ecoinnovation: Neoclassical and 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ZEW Discussion Paper, Vol.6(1998), pp.98124.
[23]J. Petts, A. Herd & S. Gerrard et al., ″The Climat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within SME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Vol.8, No.1(1999), pp.1430.
[24]J. Horbach,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 — New Evidence from German Panel Data Sources,″ Research Policy, Vol.37, No.1(2008), pp.163173.
[25]李怡娜、叶飞: 《制度压力、绿色环保创新实践与企业绩效关系——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8841894页。[Li Yina & Ye Fei,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Firm Performance —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No.12(2011), pp.18841894.]
[26]T. Donaldson & L. E. Preston, ″The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Concept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0, No.1(1995), pp.6591.
[27]J. DelgadoCeballos, J. A. AragonCorrea & N. O. Mandojana et al., ″The Effect of Internal Barrier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akeholder Integration and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107, No.3(2012), pp.281293.
[28]M. Starik & G. P. Rands, ″Weaving an Integrated Web: Multilevel and Multisystem Perspectives of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0, No.4(1995), pp.908935.
[29]I.Henriques & P. Sadorsk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mmitment and Managerial Perceptions of Stakeholder Import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42, No.1(1999), pp.8799.
[30]S. B. Banerjee, E. S. Lyer & R. K. Kashyap,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Antecedents and Influence of Industry Type,″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67, No.2(2003), pp.106122.
[31]K. Buysse & A. Verbeke,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 Stakeholder Management Perspectiv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4, No.5(2003), pp.453470.
[32]Y. Eiadat, A. Kelly & F. Roche et al., ″Green and Competitive?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Vol.43, No.2(2008), pp.131145.
[33]J. L. MurilloLuna, C. GarcesAyerbe & P. RiveraTorres, ″Why Do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e Differ? A Stakeholders Pressure Approac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9, No.11(2008), pp.12251240.
[34]杨东宁、周长辉: 《企业自愿采用标准化环境管理体系的驱动力:理论框架及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5年第2期,第8595页。[Yang Dongning & Zhou Changhui, ″The Driving Force for Companies Voluntarily to Adopt Standardiz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Analysis,″ Management World, No.2(2005), pp.8595.]
[35]R. Baylis, L. Connell & A. Flynn, ″Company Siz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Further Analysis at the Level of the Firm,″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Vol.7,No.5(1998), pp.285296.
[36]K. Peattie, ″Towards Sustainability: The Third Age of Green Marketing,″ The Marketing Review, Vol.2, No.2(2001), pp.129146.
[37]I. Worthington & D. Patton, ″Strategic Int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reen Environment within SMEs,″ Long Range Planning, Vol.38, No.2(2005), pp.197212.
[38]R. Nelson & S. Winte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39][美]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周海涛、李永贤、李虔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R. K. Yin, Case Study: Design and Method, trans. by Zhou Haitao, Li Yongxian & Li Qian,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40]B. G. Glaser & A. L.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41]A. L. Strauss & J. M. Corbin,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 Overview,″ in N.K.Denzin & Y.S.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pp.132.
[42]S. Khana, ″Measuring the CRM ROI: Show Them Benefits,″http://,20130103.
[43]J. Doerr & P. L. Kleiner, ″Award to Spur Green Innovation,″ San Francisco Business Times, Vol.5, No.1(2006), pp.12.
[44]J. Fagerberg, D. C. Mowery & R. R. Nels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5]R.M.Cyert & J.G.March,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46]S. Rothenberg, ″Knowledge Content and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t NUMMI,″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40, No.2(2003),pp.17771796.
[47]T. Jones & W. Felps & A. G. Bigley, ″Ethical Theory and StakeholderRelated Decisions: The Role of Stakeholder Culture,″ Academy Management Review, Vol.32, No.1(2007),pp.137155.
关键词:格力 技术创新 企业发展
一、格力简介及发展历程
格力前身为珠海市海利冷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经珠海市体改委批准更改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格力隶属于家电行业。格力的发展历程主要经过五个阶段:创业阶段(抓产品);发展阶段(抓质量);壮大阶段(抓市场、抓成本、抓规模);国际化阶段(争创世界第一);创全球知名品牌阶段(争创世界名牌)。2006年格力又提出“打造精品企业、制造精品产品、创立精品品牌”的战略,全力实践“弘扬工业精神,追求完美品质,提供专业服务,创造舒适环境”的崇高使命,向着“缔造全球领先的空调企业,成就格力百年的世界品牌”的愿景继续前进。
二、格力的成就
格力通过在技术、营销、服务和管理上不断得创新和发展,莫定了国内空调市场的龙头地位,在消费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2008年在第十届中国专利奖上,格力发明的“智能化霜”技术荣获中国专利奖优秀奖,开创性得实现了空调行业发明专利在中国专利奖上零的突破。惊喜的是两项自主创新成果被列入国家科技部公布的 2008-2009 年度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名单。09 年初,由于其卓越的行业技术研发水平,格力又经国家科技部批准组建中国制冷行业唯一一个国家级工程中心国家节能环保制冷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又意味着格力已具备引领制冷行业技术发展和工程化实践的领军能力。同年格力自主研发的两项技术又双双入选国家火炬计划项目。2010年格力“G10低频控制技术”和“热回收直流变频模块化多联机组”被认定为2010年度“国家火炬计划。
图1 格力空调器及配件国外营业收入(图中09年收入下降主要是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全行业整个出口市场的低迷。数据采集来自格力电器年度报告)
三、企业的战略文化
格力大力推广“实”文化。格力“实”文化以“实、信、廉、新、礼”为核心价值体系, 以“忠诚、友善、勤奋、进取”为企业的精神,以“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为工作态度,因此形成了外拓内敛的求实文化,同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围绕当代“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向全球化发展潮流的具有“格力”特色的企业文化。面对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行业快速整合的市场格局,格力紧紧围绕“技术、管理、营销”创新来提升格力的管理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同时格力加大了国际化战略实施的步伐,立足于技术实力和优良品质,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形象和口碑,并推动 “中国创造”走上国际舞台而奋斗。
四、企业的低碳化发展之路
长期以来,格力把以节能环保为重要技术指标的产品质量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基石,并把节能环保作为打造和提升产品品牌的重要措施。在节能减排方面,企业通过引进国际先进节能设施及技术以及加强节约能源管理方面的工作。2008年格力科研积极响应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投入很大的资金购买节能设备、引进先进节能技术以及引进优秀的管理人才,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不断降低,着眼长期来看,格力的大量节能投入降低了能耗费用开支同时也减少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图2 公司的低碳发展之路亦即是企业的发展之路(数据采集来自格力电器年度报告)
五、格力的研发体系
格力作为一家专注于空调产品的电器制造商,成立了家电技术研究院、制冷技术研究院和机电技术研究院3个研究机构,专业跟踪研究空调行业的长远发展技术和顶尖技术,建建了近300个实验室,对新研发的产品进行各种情况下的实验,并相继攻克了一系列顶尖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取得了技术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图3 格力近年来科研人员与营销人员人数的增长对比(数据采集来自格力电器年度报告)
六、格力的技术创新战略
格力一直强调技术的创新,完成了由“技术追随”向“技术领先”的技术蜕变过程。2005年,格力企业全面开展了“自主创新”的系列活动,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总计完成创新型项目1612项,其中产品开发类项目670项,技术类项目143项,生产工艺类项目183项,质量整改类项目561项,管理类55项。2007年格力继续坚持自主创新,自主研发成功了智能人体感应、智能化霜、一氧化碳检测、变频多联空调、EVI 低温启动等全球领先的尖端技术,继而形成了格力的技术核心。2008 年,格力依然围绕“创新”这个主题。因为只有通过技术、管理、营销等全面的不断创新才能继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持续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持续保证格力的健康发展。2010年格力通过自主研发的“G10 变频引擎”低频控制技术被一致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其格力 G10 变频空调被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G10 变频引擎采用的多项顶尖技术,在控制理论和性能指标上均超越了国际现有技术。格力采用的定制专用控制芯片、自主研制压缩机以及风扇电机等一些技术,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创造”,为变频空调在中国甚至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普及创造了条件,标志着“中国制造”从模仿性的研发走向了引领性的创造之转变。
图 4格力近年来高科技人才人数的增长(数据采集来自格力电器年度报告)
七、格力管理模式
格力企业以“坚持一条正确道路,贯彻两个战略思想,实现三个走在前面”为指导方针,全面贯彻“创新”思想和“精品”思想;努力实现“管理走在前面,技术走在前面,产品走在前面”,坚定落实“八严”方针,全面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了以卓越绩效为管理结果导向、六西格玛为管理方法、三合一体系为管理基础,全面质量管理为质量氛围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同时开展了QC 小组活动。企业在精神激励方面,把企业目标与高管的奉献精神、社会责任感、事业成就感相结合起来。
八、品牌化发展
2000年以来格力成功收购了多家企业,对企业的成功收购,有利于企业品牌的培育和维护,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有利于提高格力配套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在打造“格力”品牌方面,格力一直在做大“格力”自主品牌出口的力度。目前已经成功打入英、法、巴西、俄罗斯、菲律宾、澳大利亚、沙特和印度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主品牌出口占格力总出口量的比例接近于1/3。2005年,商务部授予“格力”品牌为“中国出口名牌”称号。同年,格力位列海关总署公布的“全国国有企业出口100强”榜单之中。
通过对“格力”企业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企业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但经过最近几年欧美经济的持续低迷,我们的民族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希望我们国家的这些创新型企业在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的同时,抓住机遇,开拓创新,把企业做成真正一流的世界级企业。
参考文献:
[1]格力电器2006年年度报告
[2]格力电器2007年年度报告
[2]格力电器2008年年度报告
[4]格力电器2009年年度报告
[5]格力电器2010年年度报告
1理论回顾核心企业主导下的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是产业集群的一种有效创新网络,体现了核心企业与集群内包括供应商、客户、高校和科研院所、协会和各种中介服务机构等其他成员主体之间的创新合作关系。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充分证实了核心企业对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有效促进作用[4]。核心企业通过有效构建和治理集群产业价值链关系,推动产业集群顺利地实现阶梯式的过程创新、产品创新和功能创新[5]。集群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不同分工形成了不同的集群网络结构特征。杜龙政和刘友金从产业集群价值链的角度入手,提出产业活动的模块化分工是实现集群协同创新的主要途径之一,集群内的核心企业需要发挥整合各功能模块的作用[6]。魏江和朱海燕通过对杭州软件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得出模块化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有利于实现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7]。不同的集群网络结构影响集群的知识共享和创新行为,进而影响到集群的创新能力高低[8]。研究表明,产业集群的内部网络结构和集群创新能力紧密相关。Arnaldo通过对意大利眼镜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核心企业主导下的适度层级化的集群结构更富有竞争力和创新力[9]。
产业集群内成员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主要包括集群知识溢出和相互学习。学习效应和知识扩散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基础[10]。核心企业处于集群创新网络中的知识集散点位置,能有效吸收集群内外的知识,并通过知识溢出带动中小企业的成长[11]和产业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魏江和魏勇从三个层次上分析了集群创新过程中的学习行为,包括集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学习活动;集群公共服务机构、集群机构向集群成员企业提供技术知识和信息支持;集群外围网络向集群核心网络之间的知识流入等[12]。Car-bonara指出,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具有不同的学习机制,相比其他形式的产业集群,核心企业主导下产业集群较多采用“以研发为基础的学习”和“互动学习”[13]。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核心企业主导下的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大致遵循集群的结构-行为-创新绩效的分析逻辑,揭示了协同创新网络和创新行为的一些规律,但是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忽略了集群产业差异带来的影响。传统产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两者之间的产业差异特性对产业的技术创新提出不同的要求,从而影响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网络的发展。Carrincazeaux等学者认为技术的复杂程度与产业的集聚程度正相关[14]。根据知识溢出的思想,高技术产业集群之所以形成是因为高技术产业具有的较高技术含量的知识不便于远距离传播,产业在区域内的集聚有利于加快知识的溢出,从而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的步伐。
2案例研究的设计
2.1研究方法由于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要发现传统产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网络的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所在,需要收集这两类产业集群的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因此采用多案例研究法,以提炼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观点。由于缺乏可供借鉴的关于这两种类型集群协同创新的比较研究,因此不预先形成假设,而是尝试开展探索性案例研究[15],主要采用分析归纳法,通过比较每个案例间的异同,找到一个与所有案例的数据相匹配的理论框架,并得出相关推论。
2.2案例比较的MSI框架如前所言,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是指相关的各主体在创新活动过程中通过有效的分工合作,形成相应的网络结构,产生彼此间的联系和互动行为,从而形成创新的集聚效应。因此,要认识协同创新,必然要关注协同创新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网络主体成员、网络结构和主体成员间的互动行为方式。网络主体成员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活动发生的前提条件,网络结构则是形成协同创新的基础,而互动行为体现了协同创新是如何开展的。由此,本文提出网络主体成员(Mem-bers)、网络结构(Structure)、互动行为(Interaction)三个维度的框架(简称MSI框架)来对传统产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集群进行比较。
2.3案例选择和数据收集根据Eisenhardt的观点,多案例研究的案例数目最好为4~10个[16],本文采用4个案例,其中传统产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集群各2个,即张江生物制药和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作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典型案例,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和顺德家电产业集群作为传统产业集群的典型案例。选择上述案例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选取的案例具有典型性,并且属于同一类型产业集群的两个案例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二是选取的案例成立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三是案例选择兼顾了信息的可获得性,以便收集到更为丰富的信息。
3基于MSI框架的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典型案例剖析
3.1网络主体成员(Members)产业集群内的协同创新无法离开集群中的主体成员的参与,这些主体成员即是协同创新的行动者,包括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各类研发和创新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张江生物制药产业集群、北京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顺德家电产业集群中都有着规模大、影响力强的核心企业,在核心企业的周围又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中小配套企业。集群内和周围聚集着数量不等的各类研发和服务机构等网络主体成员。高技术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在网络主体成员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集群中的公共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数量上
3.2网络结构(Structure)本文分析的产业集群是由规模大、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为核心,与其他中小企业、各类机构形成的基于产业价值链分工的生产协作和创新网络。不同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反映了核心企业与其他网络主体成员在产业链上的分工状况。对于高技术产业集群,张江生物制药产业集群和北京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已形成完整的产业价值链。集群中的核心企业掌握关键技术,倾向于将临床试验、软件开发等产业价值链前端业务外包给中小高科技企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更多集中在产业价值链的上游,从事产业价值链前期的研发阶段,集群内的许多公共服务平台、研发测评中心同时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和顺德家电产业集群也已经形成了包括研发、设计、零配件制造、装配等环节在内的产业价值链。集群中的核心企业专注于研发设计、核心零配件的生产、销售等环节,而将产业价值链的零配件生产制造环节外包给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这种外包特点使得大量中小企业向产业链下游聚集,尤其是向零配件生产制造环节聚集。通过上述的案例比较,发现高技术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结构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上所聚集的企业与公共科研机构、高校的数量有所差异。如图1所示,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的主体大量聚集在产业价值链的上游,聚集在下游的成员数量有限,其网络结构犹如一柄撑开的雨伞。而传统产业集群中,位于产业价值链上游的主体较少,大部分企业都分布在产业价值链的下游环节,而价值链末端的销售环节则又为少数几个核心企业所把持,传统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呈陀螺状。二是两类集群的组织化程度不同。传统产业集群分工明确,合作伙伴相对固定,信息集成能力较差;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集群组织松散,体现的是虚拟运作特征,具有强大的信息集成能力[17]。在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中,核心企业对中小企业有着较强的控制力,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又是长期和稳定的,中小企业都有相对固定的交易对象,这种长期和较为稳定的交易关系体现的不仅仅是完全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18]。而在高技术产业集群中,核心企业会根据自己以及客户的需求,在产业集群的中小企业中灵活选择合作伙伴,企业间合作的关系变化较大。
3.3互动行为(Interaction)
3.3.1纵向联系产业集群内的纵向联系是指集群中的核心企业与处于不同产业价值链环节上的中小配套企业之间的互动联系。由表2可知,4个产业集群的纵向联系都十分紧密,由于企业间的外包关系、集群内人才流动、员工间的非正式交流等都加强了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企业间的技术学习和创新活动的开展。在核心企业的带动下,产业集群中价值链各个环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两类产业集群的纵向联系有所不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纵向联系中单向学习和双向学习并存,而传统产业集群中的纵向联系以单向学习为主。高技术产业集群中的中小科技企业有能力承接核心企业委托的研发项目,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在研发合作过程中相互交流和学习,优势互补,知识和技术在两者之间双向流动。而传统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明显不足,缺乏创新所需的资金和人才,在创新过程中始终由核心企业带着走,以中小企业吸取核心企业知识的单向技术学习为主。
3.3.2横向联系横向联系是指集群内的企业与集群内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共研发服务机构等的互动、交流和学习。由表2可见,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横向联系要强于传统产业集群。高技术产业集群中有着大量公共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为集群中的核心企业和中小企业服务。近年来,适应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发展需要,集群核心企业针对集群内公共研发机构和高校相对缺乏的状况,跳出产业集群的地域限制,积极向集群外的技术源寻求合作,集群的横向联系程度不断提高。综上所述,根据MSI框架,分别代表高技术产业集群和传统产业集群的4个产业集群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1财务管理案例教学的价值分析
1.1帮助学生掌握书本知识和管理实践融合的技巧
创新能力培养过程的关键是把教育的重心从让学生学习和记忆知识转到培养他们的求知欲、独立性和创造才能上来。采用案例教学,将基础理论知识,热点经济问题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同学们既可以检查自己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进一步体会到所学基础知识的实践意义。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无疑是最具有实用性的典范,它帮助学生在了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认识理论,深化理论,使学生对原有理论的理解提到新的高度。这样,学生从“听讲者”转变为“参与者”,从“理论的接受者”转变为“实践的创造者”,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2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与批判精神
“案例教学法”的前身即“苏格拉底式教学法”(Scaimtod)是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法学院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苏格拉底教学法推崇独立思考和怀疑批判的精神,使学生能够对各种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法不是去寻找正确答案的一种教学方法。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存在的只是可能正确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对还是错,依据的只是个人对企业经营状况的理解和判断。由于案例教学法重视的是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可以不断培养、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因其倡导多向性、发散性的思维方式,不求惟一答案,不求聚合效应,从而可以充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及想像力。案例教学法可帮助摆脱只知道接受各种事实、概念和技术的习惯,培养学生养成诊断问题、分析和评估选择方案、最后制定出可行的行动计划的习惯。
1.3促使学生提前进入管理“角色”
管理既具科学性,又具艺术性,管理的艺术性在于管理的实践性。要学会管理,就必须强化管理实践,锻炼管理决策能力。而且一是管理理论也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企业家,因为企业家不是学习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锻炼出来的。二是在市场经济中要进行竞争,成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懂得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就能够有较大的优势。三是如果既懂管理理论,又懂市场竞争的实践,那么在市场竞争中,更可能取胜。
但由于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在校学生去企业实践的机会是有限的,不可能接触很多实际的管理情景,更不可能在多种管理场合去磨练实践本领。管理实践的无限性与学生接触实践的有限性,是一个很难调和的矛盾,而运用案例教学就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在案例教学中,针对案例,让学生找出问题、诊断问题、提出方案,并在评价方案优劣的基础上作出决策,模拟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全过程。这样,给学生增加了大量的锻炼机会,促使学生提前进入管理“角色”增强了学生的管理意识,培养了学生的管理能力。
1.4有利于推动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充当了“编导”的角色,实施效果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努力程度。教师必须勤于思考、善于动脑,使教学体系、课程内容不断完善创新,平时必须认真搜集和积累案例素材,编写案例材料。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循循善诱、灵活组织,千方百计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注重课程的配套性建设,研宄各个教学环节的有机衔接。可见,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制约财务管理案例教学质量提高的因素分析
2.1财务管理案例库资源供应不足,质量欠缺
案例教学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受案例编写质量的影响。目前国内虽有一些现存的案例资料(如一些案例教程)在数量上己比较丰富,质量却良莠不齐。有些案例直接采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关于热点财务问题说明的内容,缺乏对所涉企业的专业性审视和洞察,因而直观感性的东西多,深层次的分析欠缺。还有些案例是直接从国外“拿来”的,在学生对国外经济法律制度、企业状况和文化背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其适用性必然受到限制。
2.2教师缺乏组织案例教学的能力和积极性
多数教师习惯于传统教育的模式,满足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不想承担案例教学的成本和风险。因为案例教学对教师知识结构、专业水平、教学方法所提出的要求更高,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更担忧吃力不讨好,如能否找到典型有价值的案例,能否准确把握案例教学的过程和效果,学生能否有效的参与、积极的配合等。这一切的不确定性导致教师对案例教学缺乏热情和动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更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2.3案例教学和实践过程严重脱节
教学过程中重理论轻实务,重宏观轻微观,重传授轻参与的观念和作法根深蒂固。即便有的教师开设了案例教学课,也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环节,案例教学为教而设计,在社会调查、课程实习、毕业论文和专业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中,很少能体现出案例教学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作用。案例教学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学生的实践能力没有提高的空间,故而学生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就其原因一是教师的观念、水平和见识达不到完成高层次案例教学的要求,二是学校及系部激励措施不力,普通教师接触社会实践的机会少之又少。
3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财务管理案例教学建议
3.1财务管理案例教学内容规划及案例选择
企业财务管理是研宄企业资金活动,协调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工作,其核心是沿资金运动的轨迹展开的。包括筹资、投资、收益分配管理三大基本内容;预测、决策、预算、分析和控制五种技术方法;以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统一目理财环境;树立资金时间价值、资金风险价值、资金成本和现金流四项基本观念这五大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企业财务管理的主体框架,在理财实践中体现出其内在和必然的联系,即环境为起点,观念是基础,目标为导向,带动内容与方法这财务管理两大循环的车轮,在理论通往实践的大道上向前发展。
企业财务管理案例选择应围绕三大内容、技术方法、基本观念、理财环境、理财目标以及当前热点问题去选择比较成熟的,分析较深入的案例。案例的来源既可借用现存案例,也可自己编制案例;案例的类别既有国内案例又有国外案例;既有真实案例又有虚拟案例,既有成功案例又有失败案例,充分体现财务管理理论性、实用性和适时性的特征。
所以当务之急是建设适合的财务管理案例库。当然这一工作应当由高校教师、企业界共同参与进行。
3.2财务管理案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3.2.1鼓励教师进行案例教学的积极性,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前提条件
教师在案例教学的组织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学校应加大案例教学的奖励力度,对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教师,哪怕是只有一次经典的案例课,一旦通过专家的认可,即可加大奖励的力度,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奖励,以奖励教师在案例教学中的付出,让他体会到付出的价值和意义。教师有了积极性和热情,案例教学的实施才有了可能。
3.2.2营造创新思维产生的宽松氛围,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必要条件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写道: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所以教师要营造能刺激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空间和氛围,教师轻松地教,学生要愉快地学,才能实现师生“双赢”的目的。
首先,教师应该真正把学生当作案例教学的主体,明确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学会学习的能力。其次,教师应非常熟悉案例,对案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提前给出学生案例,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搜集资料、去思考和讨论。学生准备不充分,势必会紧张,在紧张的环境中学生是难有创造灵感的。再次,要注意有效地组织和控制课堂,这种控制是以学生、教师的彼此尊重、理解和宽容,形成有利于激发学生创造力的良好气氛为条件的。第四,教师应注意恰当地引入理论,适时提示学生思考的线索。由于案例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学生经验不足,对战略性此,教师作为课堂的组织者和控制者,应该注意向学生介绍基本的定理和方法,适时地提示思考的线索。最后,教师应在组织案例分析过程中,实施“激励机制”肯定、赞许、表杨,鼓励学生分组参与案例讨论,不仅可以突破个体思维的局限,借助集体思想迸发出思想火花,而且培养了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3.2.3将案例教学与企业实践结合,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辅助条件
财务管理案例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案例教学的实施不能仅局限于课堂环节。如果能结合课程实习、社会调查、知识考核和毕业论文等教学环节进行一定程度的案例教学,让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案例、论证方案;或我们可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形式,或许可以更有效地提高案例教学的质量。“请进来”就是将案例所涉及的真实企业的经营者请到大学讲台上共同探讨案例;“走出去”就是组织师生到案例所涉及的真实企业实地考察经营管理运作过程,增强感性认识。这对于服务社会、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学生能力和素质都是极为有益的。
当然我们并不敢要求案例教学与企业实践完全结合,这也是不现实的,比如虚拟案例的教学。
3.3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创新案例教学方法
【关键词】工商企业管理 本土化 应用 案例
一、本土化应用型案例的界定
本土化案例是与国际化案例相对应的概念。国际化案例要求立足国际、放眼全球,利用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教学内容,以求达到示范性的作用,多数用来验证管理理论。而本土化案例则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选用学校所在地区或相邻地区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实际案例,可通过书面介绍、实地参观等达到教学效果。应用型案例针对传统案例而言,更多的选用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案例,能够指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案例。
二、本土化应用型案例在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1)本土化应用型案例更符合高职学生培养目标。以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以服务东莞、珠三角地区及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现代工商企业管理基本理论,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企业中基层管理能力,面向中小企业,培养能胜任企业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客户服务第一线工作,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管理创新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虽然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教师们在教学中经常使用案例教学,但案例教学的方式大多停留在以案例说明理论的层面,不能真正指导学生掌握所需技能。另外,由于地理阻隔、文化差异等原因,往往使学生对“洋案例”背景理解不到位,学生常常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而本土化能满足高职培养人才的区域化定位要求;应用型案例的形式能满足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要求。
(2)以本土企业为背景的案例,更能引发学生的兴趣。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的生源80%来源于东莞,取材于东莞本土企业的真实案例,更能引起学生兴趣。根据我们一线教师的课堂经验,目前管理类案例中80%都是国内外大企业的案例,而多为老旧的案例,多学科教学同时使用,使得学生上课的兴趣下降,课堂精神流失率在50%以上。而身边发生的事情往往更能引起学生兴趣,身边的企业案例也能引发学生探索的本能。由于东莞本地生源对东莞本土企业的了解,本土化案例可由师生共建、逐步完善,学生高度参与案例的发展性建设,也加深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与信心。
(3)本土化应用型案例将更好的衔接学生实训环节,服务工学结合模式。本土化应用型案例取材于本土,展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区域环境影响下企业的变迁。真实的企业案例将更好的服务于学生的调研、认知实习、顶岗实习等实训环节。例如,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全国制造业中心东莞,著名企业众多,案例素材非常丰富。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可深度与企业合作,选择有地方产业特色的企业建立长期校企合作关系,可更好的衔接学生实训环节,服务工学结合模式。
(4)立足区域本土企业,加深学生对企业了解,服务学生就业。高职院校学生本土学生较多,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本土就业,而招聘会上的信息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对企业的了解。而案例集里面大量的本土优秀企业,势必将成为学生了解企业的一个渠道,会引发学生深入关注企业发展,为理性的就业选择作出服务。
三、依托本土化应用型案例创立立体案例教学法
(1)立体化案例呈现方式。传统的案例多是以文字方式作为呈现方式,案例教学法也多因为企业背景问题而采用室内教学。而由于案例的本土化,使得学生有机会接触企业,因此企业本身的方方面面都可作为文字型案例的补充。例如,企业文化方面的案例,用文字表达总是不到位,如若学生在企业中,亲身看到企业标识、感受企业氛围,将使学生有深刻的体会。
(2)立体化的教学模式。本土化应用型案例教学可采用教师、企业、学生三方参与的教学模式。本土化应用性案例可通过本地案例分析,案例企业调研、案例企业认知实习、以案例企业为背景的模拟管理实训来实现立体案例教学法。由于本土化的便利性,可请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到课堂中为学生做专题讲座,让学生感觉到案例的实实在在,而不是空洞的、遥远的,从而产生教学共振共鸣,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3)师生共建案例模式。本土化应用型案例的建设不在单一的由老师建设,学生可参与到案例资料的搜集、整理,企业跟踪调查等环节。亲身参与案例的建立可使学生在头绪纷繁的事例中发现问题、判断是非做出正确决策,从而提高学生分析综合应用决策和应变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非培养出解释问题的理论高手。教师就要相应地实现从传统教学中的主讲人到组织引导者,是课堂的组织者引导者,应始终发挥主导作用。
四、总结
虽然本土化应用型案例有很多优点,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层次的学生。本科生固然要求学生站在一定高度审势问题,国际化的案例有利于更好的理解管理理论。而对于高职院校层次的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来说,本土化应用型确是非常适用的,也是目前教学过程中所欠缺的。我有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产业特色明显,推行本土化案例教学是有先天优势的,有推行本土化案例教学的肥沃土壤。因此,建立本土化应用型案例是一项值得推广的做法。
参考文献:
[1]何志毅,孙梦.中国工商管理案例教学现状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5,(8).
[2]罗建文,夏学文,邱剑.工商管理专业教学案例本土化的建议[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9).
[3]李树林.中国案例本土化道路[J].管理科学文摘,2001,(10).
当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创新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内的很多管理人员也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在管理效率上的差距,率先进行了企业的管理创新与变革,不仅在企业中注入先进的管理理念,还不断尝试创新新的管理模式。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成功的案例非常有限,绝大多数进行创新变革以后,都为企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因此,对管理创新理论进行研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其特性与规律性,是当前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
二、对中国企业创新管理理论的研究基础
在我国学术界,早期有关管理创新的研究重点局限于总结经验与概述内容,相关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国外,具体来讲,主要包括过程、效力、作用、传播、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为中国企业创新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但从当前形势上看,还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其一,虽然当前学术界研究的视角相对多样,但没有针对一个视角的系统化研究,内容不够有深度;其二,各个视角之间缺乏内部联系,协调统一性不强,难以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其三,现有研究绝大多数多针对于国外情况,对中国发展的指导价值相对较小。因此,中国企业急需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企业管理创新理论,以指导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
三、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研究思路与视角
(一)研究整体思路
现阶段,以中国实际情况为背景进行企业管理创新实践的主要有两种研究类型:其一是以职能为基础,进行管理创新研究的;其二是将所有创新类型都包含,并对其进行规律性与共性探究的。两者相较,前者对创新类型没有进行比较研究,主要构建类型内在的机理,所以,本文主要以后者,也就是总结管理创新各种类型的共性为主。
(二)创新过程研究
管理创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因此,对管理创新的过程进行研究是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而过程模型的构建能够让管理创新的逻辑更加清晰,有利于深化研究。与国外相比,中国企业管理创新过程主要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重点强调企业管理者的作用,认为企业核心管理者能够主导整个企业管理的创新过程,还有些甚至认为企业管理者是完成企业创新的根本动力,所以,中国的企业管理创新大多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二是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过程很少有理论化与标示阶段,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实践主要来源于引进,已经具备理论化与标示,绝大多数企业默认其为合理,因此不需要再次创建,另外,在企业领导者的绝对权威下,基层员工对管理创新过程是被动接受的,使理论化与标示的重要性被忽视。
(三)创新决策研究
在企业管理创新过程中,决策时非常重要的管理环节,决策的质量会对管理创新的实施效果产生很大影响。管理创新决策研究将企业核心管理者对管理创新决策中的作用凸显出来,不再局限于对企业核心管理者显性的外部特征研究,如男性、年轻、学历较高的管理者对创新的倾向性更大,与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特征相结合,深入挖掘印象的内在影响机理,如社会认知、政治导向、管理倾向等。
(四)创新效力研究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失败率始终偏高,提升企业的管理创新效力也是当前探索的主要方面。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进行管理创新的过程相对复杂,对其能够产生影响的因素也非常多,这也就意味着想要有效提升企业管理创新效力机理的路径很多,且过程复杂[3]。一部分研究者从内部沟通、人才投入、企业文化、知识治理、顾客沟通等方面探究如何提升企业的管理创新效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在以后的发展中,需要从组织的具体情况入手,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路径,从而使管理创新效力得到有效提升。
(五)创新适配研究
从管理创新适配的角度看,系统能够稳定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所有因素之间的匹配度较高,在中国企业管理创新实践中,想要使所有因素之间具有较高的匹配度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具体研究:其一为管理方案制定;其二为创新模式选择;其三为技术管理适配。另外,对适配机理的研究包括内外部环境适配程度、职能层横纵向构建、组织要素关系等问题。从适配机理的角度看,管理创新的研究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拓宽,将环境、技术等因素充分考虑到了管理创新系统中,有利于管理创新的真正嵌入。
四、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方法
(一)主要方法――案例研究法
与国外以问卷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体系不同,我国学者更倾向于利用案例法进行理论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案例研究能够满足对管理创新理论探究的要求,另外,企业管理创新理论是一个相对复杂且庞大的系统,如果研究的问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研究与把握,那么单纯的定量研究就没有办法承担其复杂性,而案例研究则可以通过与企业管理者的深入接触以及对企业的实践把握,将相对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具象化。
(二)辅助方法――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当前国外管理创新研究过程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主流,能够将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从复杂现象中较完整的挖掘出来,绝大多数与管理创新影响因素、效力、作用有关的研究都会运用这种方法[5]。但在对中国企业管理创新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问卷调查法不具备较强的理论构建能力,所以并不适合将其作为主要方法,只能起到辅助研究的作用。
五、未来研究展望
(一)管理创新的实施方面
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创新前期的决策与驱动力问题,实施问题涉及的相对较少。可实际上,管理创新的实施所涉及到的方面非常广,甚至包括对整个组织系统的重塑,对管理创新的结果也会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有必要加强对管理创新实施阶段的研究。
(二)中层管理者作用方面
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企业高层或核心管理者在管理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对中层管理者的影响很少涉及,其原因在于传统研究将高层管理者定位为决策者,将中层管理者定位为实施者,且将两者用孤立的视角分割开来,在传统思想中,后者常常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常常被研究人员主观忽视。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无论管理创新的决策还是实施,都无法由一方独立承担,在两者的思想与行动都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管理创新。
文献提出了一种以多主体的顺序“接力”为主要特征的创新模式,并称之为“接力创新”。文献[2]预测在生物制药业、生物农业、信息业、纳米业等新兴产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其中,接力创新在生物制药产业的普适性已被文献[1,3-4]等证明。文献[5]验证了信息产业(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也大量存在接力创新。那么,农业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是否也如预测的那样遵循接力创新呢?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性以及为何会形成这种特性呢?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回答①。与生物制药产业相类似,生物农业产业同样建立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并且是除生物制药产业以外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最为广泛、发展最为迅猛的产业,也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从理论层面看,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可以拓展接力创新的应用范围、深化和完善接力创新的相关理论。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农业产业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农业技术现代化、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揭示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的特性,为中国生物农业的产业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帮助相关创新主体明确定位、科学决策,指导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与生物制药技术等的接力创新进行对比,探索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②。下文安排如下: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变量;进行研究设计;通过案例分析得出主要发现;探讨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形成机理;总结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2文献回顾与研究变量
2.1文献回顾
接力创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Pavitt对“基于科学的高科技部门”的论述[6]以及国家创新系统中“基于科学的体制”[7-8]。“模式2”等理论也强调了“后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与创新的交互作用[9],并进而形成“三螺旋”模型所描述的大学承担企业功能、企业承担学术功能的现象[10]。这些经典研究(但不限于这些研究)事实上分离出一类基于科学的创新。例如:Pisano认为科学的深度参与导致生物制药是“基于科学的商业”[11];陈劲、赵晓婷和梁靓指出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创新是“基于科学的创新”[12];对纳米产业的研究也佐证了这种特性[13]。那么,这类基于科学的创新如何才能获得成功?生物制药创新研究逐步揭示出接力创新这一新型创新模式,给这个命题提供了较为完美的答案。①文献[3]提出:专家型公司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专注于分子生物学研究和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前端的小型生物技术企业;而核心公司是在新药的研发、生产和营销等方面具有综合组织能力的大型一体化公司。生物制药源于20世纪70年明的DNA重组技术[14],当前已成为涉及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组合化学、生物信息学、计算科学和纳米技术等众多科学技术的复杂体系[11]。文献[15]指出生物制药创新主要来自大学,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盈利性公司等不同类型的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建立联系、共同参与创新[16-18],大型制药公司与利用生物技术开发新药的专业化企业之间是合作关系[19]。李天柱、银路和石忠国等最早提出生物制药创新中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之间合作的本质是两者的接力创新,技术转让、合同研究、并购、联盟等常见的合作方式其实是实现接力的具体手段[3]①。在此后的研究中,李天柱等进一步针对生物制药起源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特性,将大学等公共研究机构纳入接力创新框架,提出了接力创新的完整概念,分析了“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之间的主要接力关系和接力方式[1],并探讨了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和发生机理,比较了接力创新与合作创新(包括产学研合作)、开放式创新和二次创新等其他典型创新模式的异同及应用思路[2]。虽然接力创新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但是由于它对基于科学的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文献[5]验证了信息产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且它具有自身的特性;有学者运用接力创新研究了区域创新平台、新兴产业载体等[3-4,20-21]。然而,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接力创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物制药产业开展的,而生物农业产业等其他基于科学的产业是否遵循接力创新及其特性则尚无专门研究。
2.2研究变量
本文旨在验证前人对接力创新的推断,但是由于针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类似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文实际上属于对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探索。针对这一研究目的,首先,本文将研究问题明确为“农业生物技术是否遵循接力创新,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形成机理是什么”,以避免被海量数据所“淹没”[22];其次,除了可从研究问题直接推出的研究变量外,本文并未事前指定其他变量,以防止在研究过程中束缚思想、阻碍新理论的构建;最后,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逻辑,但尽量保持开放心态,以免限制研究发现和产生偏差[22]。基于上述思想,根据代表性文献[1-3]铺垫的理论基础,本文利用如下变量研究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1)接力创新。接力创新的本质是:能力显著异质、优势明显互补的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创新,但各主体加入创新过程的时间有先有后,且它们承担不同的任务,在创新过程中地位平等、缺一不可、各司其职、很少“越界”,主体间的顺序接力推动创新获得成功。也有文献指出,在新兴技术的创新中,能力互补的创新主体通过联盟等组织间合作方式共同完成创新是一种普遍现象[23],因此不能认为只要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创新就属于接力创新。为了使研究更加严谨[24],针对接力创新变量,本文提出一个竞争性解释:农业生物技术不遵循接力创新,实际上只是采取了战略联盟等合作创新模式。2)接力关系。接力关系这一变量是参照当前接力创新最为典型的生物制药产业而提出的,其存在的前提是接力创新变量能够得到较好的解释。具体而言,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接力关系:第一,以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创造接力为主线;第二,以不同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接力为实现手段;第三,以金融接力为支撑,即创新过程中存在不断有新的资金加入、原有资金退出的接力现象;第四,创新过程中政府支持政策也具有与金融支撑类似的接力现象。3)接力方式。接力方式是上下游创新主体之间实现接力的具体手段。参照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主要接力方式应包括授权许可、平台技术转让、合同研究、并购、联盟等多种方式。与接力关系变量相类似,接力方式变量存在的前提也使接力创新变量得到较好的解释。
3研究设计
3.1研究边界
按照一般理解,农业生物技术是运用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及分子育种等生物技术改良动植物及微生物品种的生产性状,培育动植物及微生物新品种,生产生物农药、兽药和疫苗的新技术[25]。该定义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建立在以DNA重组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体系的基础上,从而与其他农业技术区分开来。例如,袁隆平院士发明了“杂交水稻”技术,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技术没有利用DNA重组及其他现代生物技术,因此不属于本文研究的农业生物技术①。
3.2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最适合于研究“怎么样”(how)和“为什么”(why)的问题[24]。案例研究以案例为基础,从中归纳产生理论,理论的产生完全根植并升华于案例内或案例间的构念之间的关系及这些关系所蕴含的逻辑论点[26]。案例研究可分为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27],其中多案例研究在有效性和普适性方面比单案例研究更具优势[28-29],特别是当多个案例同时指向同一结论时,案例研究的有效性更会显著提高[24]。本文对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探索正属于“how”和“why”的问题,适合于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虑到归纳理论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3.3数据收集
案例研究中常用的数据来源包括文献、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30],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作为数据收集方法。数据收集按照下面步骤进行:第一阶段,研读有关行业报告和资讯收集,找出已进入商业化阶段的农业生物技术。在这一阶段,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司编写的《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生物谷②等专业网站提供了最初的筛选范围。第二阶段,针对收集到的农业生物技术名录,广泛收集其技术创新过程的信息,获得大量零散的技术创新片段。在这一阶段,除了论文、研究报告等文献外,维基百科③、谷歌、果壳网④等网站也是丰富信息的重要来源⑤。第三阶段,使用三角验证法确认数据的质量,即研究者可利用多重证据来源和多重研究方法以减少偏见的影响[31]。第四阶段,将经过验证的创新案例片段进行拼接,从而得到完整的案例。在收集数据资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建立了案例档案和证据链以保证案例质量。不可否认,诸如文献分析这种二手数据收集方法与访谈法、观察法等相比确实并非最优选择,这是在现有研究条件约束下所做出的一种满意决策。由于本文是从总体上对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进行研究,不以研究每个案例的微观过程为目的,因此通过上述过程收集的案例资料可以满足研究要求。待条件成熟时,再进一步利用一手资料验证本文研究。3.4案例简介多案例研究所需的案例一般以4~10个为宜[22],所选取的案例要具有较大的典型性和极端性,并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32]。本文选择表1中的8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案例选择主要基于3个标准:一是尽可能广泛覆盖生物农业的相关领域,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二是尽量针对典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及企业,以提高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三是在满足前两个标准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例,以增加对中国的指导价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拼接案例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因此肯定还有其他典型案例无法得到,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的研究质量,但笔者认为表1中的案例已可以较好地满足研究需要。
4研究发现
4.1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特性
表1中的案例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一项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主要表现为,不同企业先后加入创新过程,分别完成创新链上不同环节的任务,创新是通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接力传递而逐步推进的。这一特征与接力创新的本质是一致的,因此可确定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的重要创新模式。例如,NaturalIndustries公司在成功研发了生物抗虫害技术后于2012年被诺维信公司(Novozymes)收购,诺维信公司将此技术应用于水果、蔬菜等农作物种植市场。在这项创新中,NaturalIndustries承担上游的研发任务,诺维信公司在NaturalIndustries的基础上继续完成商业化,属于典型的接力创新;在诺维信公司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联盟中,诺维信公司负责研究提高抗病虫害能力、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的生物土壤改良技术,孟山都公司在诺维信公司研发的基础上完成田间试验、注册与商品化,这也是典型的接力创新;孟山都公司收购Asgrow、Holden等公司的目的是利用这些公司的市场网络将其玉米、大豆等转基因育种技术推向美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市场,本质上是孟山都公司完成上游的技术研发、Asgrow等公司完成下游的商业化,这也是接力创新的具体表现。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遵循类似的接力创新模式。事实上,笔者所收集的案例数量远超表1中的案例数量,只是很多案例因不够完整、不够具体或不够典型等而未被纳入分析,但其中很多案例也表现出上下游创新主体顺序接力的特性。必须承认,表1中的案例确实存在多个创新主体参与并广泛运用联盟、并购等合作方式的事实,但本质上还是上游主体完成其承担的任务后,像接力赛跑那样传递给下游主体继续开展后续任务,因此属于接力创新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创新,变量1的竞争性解释可以排除,对生物农业中广泛存在接力创新现象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但是,与生物制药技术等相比,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表现出自身的显著特性。1)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发生在转基因作物、生物防护等领域,而在生物农药、兽药和疫苗等领域出现得较少。即便在转基因作物等接力创新的易发领域,接力创新也是最近10余年才逐步兴起的,一些生物农业巨头曾独自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成功,如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保铃抗虫棉花等。因此,笔者认为,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新趋势,该发现修正了文献[1]的结论———文献[1]曾推测生物农业应像生物制药业那样普遍遵循接力创新模式。2)文献[1]和文献[2]指出,生物制药技术的创新基本上遵循“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如忽略掉大学,则为“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顺序接力的单一模式。但是,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明显分化为3类(如表1所示):第一类,专家型公司与核心公司的接力,如“NaturalIndustries-诺维信”和“TJTechnologies-诺维信”,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基本一致;第二类,核心公司与核心公司的接力,如“诺维信—孟山都”、“孟山都—礼来(EliLilly)”及“孟山都—拜尔作物科学(Bayer)”,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有差异较大;第三类,核心公司与其他中小公司的接力,如“孟山都-Asgrow、Holden”、“孟山都—中国种子集团、河北中业集团”及“杜邦先锋(Dupont)—山东登海种业”,这与生物制药技术的接力创新恰好相反。3)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极少涉及大学,或者说鲜有直接利用大学科学发现的情况———这进一步修正了文献[1]的结论。文献[1]曾猜想,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一样,创新应直接建立在大学科研的基础上。同时,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专家型公司的依赖相对较弱,很多重要技术都是核心公司研发的。理论上讲,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制药技术一样,其前端研发工作最适合由专家型公司承担,但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案例的支持。
4.2接力关系
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的接力关系大体上符合变量定义中对接力关系的陈述,但又有不同表现。1)以知识创造接力为主线。接力创新的本质是通过上下游创新主体之间的顺序接力,逐步完成创新中最基本的知识创造过程[1]。已证明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遵循接力创新模式,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必然围绕知识创造及其顺利接力进行构建。例如,在“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案例中,诺维信公司将自己研发的土壤改良技术知识传递给孟山都公司,由孟山都公司继续创造田间试验、注册及商业化等方面的知识。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是如此,不再赘述。2)以知识产权接力为手段。在接力创新中,知识产权也是一个与知识创造协同发展的接力过程,知识产权转移成为创新主体实现接力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符合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1](具体的接力方式详见下文分析)。3)对金融支撑的接力需求不强。接力创新对金融支撑通常有强烈的需求,如生物制药需要公共财政、天使投资者、风险投资、核心公司、资本市场等复杂资金接力支撑整个创新过程[1]。在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一类接力创新中,位于创新链上游的专家型公司主要依靠风险投资和公共财政的资金,在创新任务被传递到核心公司后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因此整个过程表现出一定的金融支撑接力性质。在农业生物技术的第二类和第三类接力创新中,整个创新过程都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金融支撑接力的特性并不显著。总体来看,虽然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投入巨大、周期漫长,但是对金融支撑接力的需求却不强烈———这与接力创新的现有理论相比可谓大相径庭。4)强烈依赖政策支持接力。政府政策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转基因作物为例:实验室研究阶段需要有利于转基因实验、动植物新品种专利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育种研究阶段需要政府开放对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试验管制、大规模田间试验审批等方面的政策;更突出的是,生产和商业化阶段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申报审批、品种审定和证书发放、大规模种植许可及国际贸易管制等一系列有利政策。只有在创新的不同阶段分别配置合适的政策且各政策之间无缝衔接,才能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任一环节上的政策变化都可能给创新造成重大影响。2012年欧盟质疑孟山都公司的“NK603”转基因玉米的安全性,曾造成孟山都公司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面临被欧盟禁止的威胁。政府政策对新兴产业创新普遍具有重要意义[33],但是像农业生物技术这样对政策支持接力的依赖如此之高是罕见的。
4.3接力方式
农业生物技术的3类接力创新具有相对稳定的接力方式,不像生物制药创新的接力方式那样动态复杂。下面针对3类接力创新分别论述。在第一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主要是并购。通常是下游的核心公司并购上游的专家型农业生物技术公司,这与生物制药创新中专家型公司整体出售这一接力方式的相似度较高。采用这种接力方式的一般情况是,上游企业提出创意且技术研发已成型,而下游企业拥有田间试验、申报审批、市场推广等一系列加速技术商业化的能力,且下游企业的营销网络和顾客基础规模较大,能使技术在商业化环节发挥更大价值。同时,上游的专家型公司大都是借助风险投资创办的,通过并购可获得较高的企业价值溢价,风险投资愿意推动这样的并购;而下游的核心供公司则拥有充足资金可为并购支付较高价格。诺维信公司收购NaturalIndus-tries和TJTechnologies都属于这种情形。在第二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包括联盟、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这些方式的本质都是通过签订某种契约将知识产权从上游企业传递到下游企业,我们统称为协议合作。协议合作普遍发生在核心公司之间,一般是上游的核心公司提出研发创意且完成基础研究和实验开发,而下游的核心公司完成申报审批、市场推广等商业化工作。其中,如果采用联盟方式,则会按照企业对创新的贡献预先约定好利益分配办法,上下游企业通过分割创新的终端收益获得各自的回报。“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联盟即是如此;如果采用技术转让或授权许可,那么上游企业通常事先划定下游企业使用技术的范围和条件,上游企业除了获得一笔技术转让费(或技术许可的门槛费)外,通常还能在未来创新成功后获得从创新收益中分成的权利。孟山都公司将其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技术许可给拜耳作物科学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在第三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间的接力方式包括股权收购、合资等途径,我们统称为资产联结。使用资产联结这一名词是因为这种接力方式一般发生在上游企业为核心公司而下游企业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核心公司掌控全部技术研发及田间试验、申报审批等后期创新工作,但在最终拓展市场(尤其是拓展国际市场)时面临较大障碍,因此以股权收购或合资方式控制下游企业,借助下游企业拥有的市场网络以及对特定市场熟悉等优势加速技术创新扩散。这种情形与第一类接力创新中核心公司收购上游专家型公司的方向恰好相反、目的也不同,为区别方便称之为资产联结。杜邦先锋与山东登海种业合资成立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将其转基因玉米种子推向中国市场就是以资产联结方式实现创新接力的实际反映。此外,接力方式变量中包含的合同研究、平台技术转让等典型接力方式并未在生物农业产业中发现相应的案例,这也反映出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不同之处。
4.4其他发现
除了上述基于3个变量得到的发现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中国企业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主要参与第三类接力创新,基本上是承接跨国公司已研发成功的技术并将之拓展至中国市场。从企业创新管理的角度看,中国企业采取这种方式可以规避生物技术研发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且可获得相应的创新收益。然而,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中国生物农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接力创新愈演愈烈可能使中国企业逐渐丧失自主研发的动力和热情,并使中国生物农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5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形成机理
以转基因作物为例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过程可抽象为图1。图1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过程(以转基因作物该过程由上游的实验室研究、中游的育种研究和下游的大规模生产与商业化3个序贯相连的阶段构成,每一阶段又可细分为更多阶段。3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所需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实验室研究的目标是克隆目的基因,创造转基因作物品系,因此基础研究能力在这一阶段最为关键②;育种研究的目标是开发育种工艺和方法,并通过小规模田间种植试验对工艺方法和安全性进行检验(试验面积约为100m2),这一阶段也有较强的科学研究成分,但更接近生产技术和工艺的研发;规模生产和商业化阶段的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田间释放试验确定稳定的育种技术和工艺,并对试验成功的作物品系进行申报审批和开展商业推广,因此,除了研发能力外,对政府的公关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也至关重要。平均而言,农业生物技术的创新周期长达13年、投入超过1.3亿美元。其中,创新链上游的实验室研究能否成功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创新链下游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面临的风险同样惊人,尤其是能否通过品种审批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整个创新周期中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用于通过政府审批,平均审批费用超过3500万美元。此外,商业性推广还面临不同国家在政策、社会和国际贸易方面的严格壁垒[34]。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过程和特点与接力创新发生的一般规律十分吻合[2]。具体而言,受规模、资金、公关能力和市场网络等因素的限制,专家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基本上不具备完成整个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能力,也无力承担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尤其是下游风险),因此通常聚焦于从事创新中前段的实验室研究或育种研究,或在创新后段的商业推广、大规模种植等环节参与进来,因此此时不确定性已很低。孟山都、诺维信这类核心公司拥有完成整个创新过程的能力,但创新的不同阶段所需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由核心公司独自完成创新仍是低效率的。特别是在实验室研究环节,核心公司的能力有时明显弱于专家型公司。而在创新后端,单独一家核心公司———不论其规模和影响力如何巨大———突破不同国家的政策、社会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障碍都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根据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不同阶段的特点,由优势能力各异的企业分别承担创新任务,通过接力合作推动创新成功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农业生物技术自身的特殊性又使其接力创新具有如下自身的特性:1)农业生物技术体系庞大、涉及领域较多,不同细分领域存在一定差异。我们观察到,一些农业生物技术(如生物农药技术、兽药技术等)的研发难度不像转基因作物那样大,其创新风险相对较低,尤其是遭受的政府管制相对宽松。这些技术的创新可能在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内部或采取其他合作创新方式即可完成,因此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发生范围不如生物制药技术那样普遍。同时,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观察,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早期,专门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专家型公司相对较少,因此孟山都等核心公司只能自己开展技术研发并完成创新过程。近十几年来,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专家型公司的数量开始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最近10余年接力创新(尤其是第一类接力创新)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才大规模兴起的原因。2)生物制药技术创新所需的异质性能力严格分布在不同的创新主体中,只能采取“大学—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的接力方式[1]。而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像生物制药技术创新那样严重,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有目的、有选择地配置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这加速了接力创新的分化。有些技术研发专家型公司的能力突出,而商业化能力掌握在核心公司手中,从而形成第一类接力创新。例如,对于“TJTechnologies—诺维信”的接力创新,诺维信公司的副总裁Videbk表示:“TJTech-nologies的生物解决方案提高了作物产量、业内领先,可与诺维信形成互补”。有些技术的研发能力掌握在一家核心公司手中,而商业化能力掌握在另一家核心公司手中,从而形成了第二类接力创新。例如,对于“诺维信—孟山都”的接力创新,诺维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Nielsen认为,这“很好地将诺维信的微生物研发能力与孟山都的田间试验和商业化能力结合起来”,而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技术官Fraley认为,“这是技术推向成熟发展的催化剂”。还有一些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能力都掌握核心公司手中,但在技术扩散过程中运用其他公司的资源和网络更易克服市场拓展过程中的障碍,从而形成了第三类接力创新。例如,山东登海种业的规模远小于杜邦先锋,但前者在开发中国市场时却具备杜邦先锋所没有的本土化优势。3)大学科研更热衷于针对人类健康医疗的研究(如干细胞等),直接满足生物农业创新需要的最新前沿科学成果相对较少。这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只能更多地利用相对成熟的现代生命科学发现,大学主要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的技术手段,所给予的是间接支持。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大学进入接力环节的案例较为罕见。而生物制药技术创新的前端离不开大学的参与,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物制药的研发不仅直接建立在大学科研的基础上,而且大学也乐于为生物制药提供直接可用的最新成果。此外,由于大学科研更重视人类健康医疗,因此大学衍生的专家型公司聚焦于农业生物技术的就相对较少。这可以解释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对专家型公司的依赖性不强的现实,其实质是缺乏可以依赖的专家型公司。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农业的其他特点,可进一步解释农业生物技术接力创新的其他特性。就接力关系而言,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资金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由于仅有一部分新技术是由专家型公司开发的,很多农业生物技术都是由核心公司负责研发、生产和商业化的,因此核心公司的资金实力、从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完全可以支撑整个创新过程。这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依赖远低于生物制药技术。但是,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作物)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社会争议的焦点,更是政府严格监管的对象。针对转基因生物的政策法规不仅严格,而且相关政策法规密集地分布于从实验室研究到商业化的各个环节,政策变动对于创新进程而言可能是致命的,这种特性导致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高度依赖政府支持政策的接力。就接力方式而言,在第一类接力创新中,核心公司理论上也可以像生物制药技术创新那样采取协议研究、平台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方式从专家型公司那里获得技术,但是表1中的案例全部采用并购方式。我们认为,这是核心公司出于对风险规避的考虑。在我们观察到的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案例中,核心公司并购的专家型公司均为已成功完成技术研发甚至开始初步商业化的公司,这使得核心公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商业化的不确定性大为降低。虽然并购需要付出较高的溢价,但是可一并得到新技术和专家型公司的技术平台、研发团队等重要的创新资源,能够显著提高核心公司的吸收能力,给技术的商业化进程提供技术保障。如果采用协议研究,那么核心公司一般需要在研发前期就介入,这不仅要支付给专家型公司一笔固定费用,而且要依据技术研发进程支付里程金,并可能需要在商业化成功后付给专家型公司以一定比例的利益分成,更重要的是技术研发能否成功仍是不确定的。如果采用平台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方式,核心公司除了要一次性付出固定费用及未来商业化成功后的利益分成外,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在商业化过程中很难得到专家型公司的专有技术能力的保障。在第二类接力创新中,上下游企业为势均力敌的核心公司,并购这种接力方式很难被双方接受,协议合作自然成为更明智的选择。第三类接力创新采用资产联结实现接力,主要是因为核心公司要掌控商业化过程。中种迪卡公司总经理汪泓在谈到与孟山都公司的合资时曾表示:“商业育种企业必须保证从育种、制种到销售全过程不脱节,否则企业的运营风险很大”。但是,下游的小公司本身不拥有核心技术,并购这类公司往往不符合核心公司的战略,技术转让、授权许可等接力方式在控制方面又面临风险,此时资产联结就成为较好的折中选择。
6结语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接力创新是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最新趋势,其形成机理遵循接力创新的一般规律。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应以接力创新为理论指导,同时重点考虑本文所揭示的一些特性,主要包括:第一,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发生在转基因作物、生物防护技术等领域,并分化为“专家型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及“核心公司-其他小公司”3种类型,且接力链条的前端极少涉及大学,创新过程对专家型公司依赖不强,核心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发挥很大作用;第二,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需求并不强烈,但高度依赖政策支持接力;第三,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主要采用并购、协议合作和资产联结等方式实现接力,而合同研究、平台技术转让等典型的接力方式则罕有出现。农业生物技术的接力创新之所以会形成自身特性的原因是:首先,农业生物技术的不同细分领域存在差异,即有些领域迫切需要接力创新,而有些领域的需求不大明显;其次,农业生物技术创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严重,可根据创新的实际情况在不同阶段有目的、有选择地配置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这加速了接力创新类型的分化;最后,大学科研中直接针对生物农业的最新前沿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无法将大学纳入接力创新链条,由大学衍生的专家型公司较少承担前端的技术研发任务。上述这些因素进一步造成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核心公司,而核心公司自身的能力决定了创新对金融支撑接力的依赖不强。然而,由于转基因作物等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政府对之严格管制,这致使其创新过程非常依赖政策支持的接力。而在具体的接力过程中,为了规避技术研发、商业化等环节面临的各种风险,并购、协议合作和资产联结成为主要的接力方式。
6.2政策启示
本书将重点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管理和人才战略的创新上。全书汇集了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转型和管理创新的典型实践。
随着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的颁布,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各地政府、企业高度关注,纷纷抢占先机,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之际,政府和企业都面临着以下问题:如何打破资源瓶颈,构筑特色产业版图?如何突围定位挚肘,实现战略转型提升?如何突破机制约束,推动管理持续创新?如何破解人才困境,打造人才集聚高地?
我国首部系统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端专业文献《赛迪顾问战略性新兴产业系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第二册—《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管理实践》(以下简称《管理实践》),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从理论知识到实践、从战略制定到具体操作,从人才发展背景、人才发展现状进行系统分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对于各地方政府、企业如何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实践价值。
《管理实践》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领导的指导下,集数十位产业专家和管理专家的研究成果,兼收并蓄数十位主管部委领导、院士、大型企业领导的指导与建议,并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赛迪经略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策划并组织撰写的。
《管理实践》作为系列丛书的第二部,将重点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管理和人才战略的创新上。全书汇集了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转型和管理创新的典型实践;从促进产业发展与注重管理实践的二维视角,考虑产业发展、产业承载、创新与转型的客观现实,立足于区域、园区、企业的协同发展,多层次、多角度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管理实践进行了全面、深刻、系统地研究,着重展示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管理实践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产业发展、战略转型、管理创新、人才战略、典型案例为主线,按照产业发展篇、战略转型篇、管理创新篇、人才战略篇、典型案例篇依次展开。
产业发展篇对光电、光通信、锂离子电池、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北斗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卫星应用、三网融合、低碳城市等十大细分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区域分布特征与空间发展格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解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战略转型篇着眼于发展产业的战略转型模式与路径,对区域、城市、园区、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转型所面临的问题、转型路径和模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与建议。
管理创新篇着眼于发展产业的管理创新,对城市发展、园区运营、城市新区开发、大型国有企业及中小企业的管理创新的背景和面临的问题、创新模式、管理创新实践进行了系统地分析。
人才战略篇着眼于产业的人才发展战略规划,分别对软件、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文化创意、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的人才发展背景和人才概况、产业关键人才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并从政府、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视角提出了相关产业人才发展策略;清晰地剖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积极落实了国家“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总体要求。
典型案例篇着眼于产业发展和管理实践典型案例,选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管理实践的典型案例,从案例概述、创新特点、借鉴价值三个方面介绍了具体个案的特征信息,指出其个性化的创新亮点,提炼了个案在产业发展与管理创新中先进经验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创业管理;教学改革;实践;案例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2-0103-02
一、引言
创业管理作为管理学院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是传授学生创业知识,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较强的课程,是培养创业型人才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核心环节,其目标是使学生接受创业教育的同时,能够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新精神,塑造学生的创业特质和专业素养。目前,《创业管理》课程教与学环节中存在一些不足:教学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教学方式方法相对单一,即便有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已经重视采用案例进行教学,但是案例往往是靠教师收集的资料,有些案例稍显陈旧,缺少时代性;另一方面教师没有创业经历,未参与到企业的创业管理过程中,因此对于创业实践案例体会不深,讲授重点和案例核心问题时会有偏差,所以案例教学效果不明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于缺少实践实训,对课程实践性体会不深,多以获取学分为目的,缺乏创业的主动意识。鉴于就业形势愈加严峻和创业活动的活跃及其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广泛需求,《创业管理》课程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但其相对“陈旧”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已经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质量,因此亟需针对当前的课程教学体系进行改革与探索,希望通过课程的教学改革,为学生提供创业实践实训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业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让学生具有创业意识和创新精神,掌握专业知识和基本的创业知识和技能,具有发现机会、把握机会的能力和创造业绩、创立事业的潜能。
二、创业型师资队伍建设
课程教学团队积极引进创业学和创业管理方向的专业教师,促进课程教学内容与理论建设的先进性,建立健全教师间的合作机制,聘请高水平创业教育专家为教师进行创业教育理论培训和创业教育实践指导;突出教师实务性,根据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聘请具有行业背景的专家和成功的创业者以及企业家参与到教学团队中,一方面是作为本课程实践环节的师资配置;另一方面,这些具有创业理念和创业经历的专家和创业者定期开展创业系列讲座,进行创业交流并指导学生创业,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和能力。重视教师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各种方式让教师参加创业和企业管理实践活动,定期派出教师参与实践基地创业企业的项目研究与实践,促进教师教学科研成果在企业创业管理中的应用与转化,在为企业创业管理提供技术与理论支持的同时,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
三、教学内容建设
引导教师积极开展创业教育理论与案例研究,组织教师进行理论教学内容和案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实践。在教学内容建设中,搜集、整理国内外相关课程教学资料,不断丰富完善教学资源,编著创业管理教材,修改与完善教学大纲。理论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主,从《创业管理》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内涵出发,以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为主线,进行理论教学内容的建设,构建创业所需的知识结构,突出创业,在教学内容中增加创业社会常识、创业心理和技能等与创业密切相关的内容,使《创业管理》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紧跟学科发展前沿,力求创业管理教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符合学生认知与实践逐步发展的规律。
案例教学内容建设重在内容新、实用性和适用性强等方面,针对不同章节和不同理论知识安排相应的案例。案例教学内容主要是通过网络文献检索系统和校内外教学团队以及学生的案例分析作业等途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原始案例资源,逐步建立案例库。案例内容建设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华南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一方面注重引入国外知名企业成功案例;另一方面,基于大学生创业集中在国内小企业的特征,重视本土中小企业的案例分析,分析中小企业在中国创业过程中所涉及的创业环境、机会以及创业计划,让学生通过更具现实意义和更可操作的实践案例,了解创业模式、创业过程以及创业管理等创业实践内容。案例要符合典型性、客观性、先进性和创新性的要求,关注社会需求,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满足实践能力培养需求。案例要体现宽口径、大基础、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课程结束以后面对复杂的创业问题,能够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改革
采用体验式教学、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第二课堂教学、企业调研等多种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以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相结合,指导学生寻找各章节相应的典型创业实例,导入创业案例,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还原创业情境,进行分组讨论,撰写创业方案,最后形成创业案例分析报告,并在课堂中采用PowerPoint的方式进行交流展示,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堂展示每组按照自己所扮演角色的要求,根据所选择的创业案例进行创业情境下的模拟演练。充分利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以及创业教育学院资源,积极邀请校外专家学者和成功创业者或知名企业家举办理论前沿知识讲座或者座谈,使学生了解创业管理的前沿发展以及国内外企业管理及运行状况,激发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热情,引导和挖掘学生的创业意向和创业能力。组织学生去参观企业,对企业的实地考察能增强学生对企业创业过程的真实感知。重视课后反馈式教学,依托互动交流平台和资源共享与学习平台。围绕实践及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引导学生去自主学习。通过学习交流、讨论等环节,为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提供畅通的信息频道。
五、实践平台建设
安排非实物创业实践环节,通过创业模拟实验,指导学生进行创业情境模拟,引导学生对创业过程中的决策、运营结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评估。组织学生参观企业,有助于学生对企业的创业过程有切身体会和认识,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丰富学生的创业管理知识。鼓励与指导学生组成创业团队进行创业项目立项,为学生进行创业提供实践平台。联系并安排学生到创业实践基地实践,指导学生参加创业计划书大赛,组织学生参加“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六、考评体系改革
基于教学方式的多样性,考核评价方式多元化。课程采用考试与平时观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把平时课外作业、在课堂讨论中的发言、案例分析、团队创业计划书撰写等作为考核内容,同时将创业实践活动作为加分选项纳入到考核体系,依据创业实践活动的参与实践程度予以加分。课堂讨论与案例分析主要是针对课程中的案例进行讨论,按照学生的积极性和表现进行评分。创业计划书撰写环节的考核以团队分组形式打分,一方面考察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激发学生的团队责任心。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加分部分主要是对学生参加创业比赛或者申请创业项目予以加分。
七、结语
《创业管理》课程的改革与实践不仅适用于《创业管理》课程教学的合理化开展,也适用于所有以创业教育为背景的专业课的教学指导。通过对《创业管理》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创造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进行实践性学习的环境和条件,深化创业教育教学改革,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业热情,有利于学生创新创业思维能力的培养,能提高创业教育的教学质量,有利于提高创业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在本科阶段得到创业锻炼,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可以使得社会获得更多实际有用的创业管理人才。
参考文献:
[1]张玉利.创业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姜彦福,张帏.创业管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
[3]魏丽红,卫.创业教育模式比较及创业型人才培养[J].教学研究,2009,(2):39-43.
[4]徐华平.试论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J].中国高教研究,2004,(2):70-71.
[5]赵志军.关于推进创业教育的若干思考[J].教育研究,2006,(4):7l-75.
[6]武增海.大学生创业管理课程教学方法问题分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4,(8):96-97.
[7]卢福财.创业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8]席升阳.我国大学创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
虚拟化支持长安保险业务创新
何谓赢?还是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戴尔。戴尔既是虚拟化的倡导者也是积极实践者。通过大规模实施虚拟化技术,戴尔公司内部的服务器数量减少了两万台,应用软件的数量也大幅减少,每年的IT预算也因此减少两亿美元。从戴尔的身上你可以真实感受到,简化、自动化和提高效率既是创新的手段,也是创新的目标。
在以“运赢・问道敦煌”为主题的2011戴尔高层客户峰会上,戴尔亚太与日本区公共事业与大型企业事业部总裁Joseph Kremer提供的一组数据让人感到有些意外。戴尔的服务人员已经占到公司总人数的40%,而明年这一比例将达到50%甚至更高。伴随着戴尔服务(中国)有限公司的成立,戴尔作为一个解决方案和服务供应商的崭新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第二个案例是九州通医药集团(以下简称九州通医药)。10年前,九州通医药内部采用的还是全手工记账的方式。但是现在,业务人员无需IT人员指导,就能自己撰写IT需求报告。虽然IT部门与业务部门经常要为业务需求如何通过IT手段实现的问题争论,有时甚至会吵得不可开交,但在这种争吵的背后你可以看到,业务创新与IT技术创新实现了更好的融合。
现在,九州通医药又有了新的想法,一方面即将开展医药方面的B2C业务,另一方面还要将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引入到业务中,实现药品从生产到销售整个环节的无缝追踪。
第三个案例是长安责任保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保险)。责任保险业务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虚拟化应用方面,长安保险走在了行业前列。用长安保险统计信息部总经理刘卫的话说,长安保险已经完完全全实现了虚拟化。在没采用虚拟化技术以前,部署一套新的服务器系统可能要3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采用虚拟化技术以后,新系统和新应用上线所需的时间明显缩短。有一次,长安保险的某业务部门提出要上一个新的应用。领导问刘卫,为新应用上线,IT系统的资源调配需要多长时间。刘卫回答说马上就可以实现,于是钻进了机房。只是抽一根烟的功夫,当领导从6楼的办公室来到2楼的机房时,新应用已经上线了。技术创新带动业务创新就是这样神奇。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创新至零的理念不是空穴来风。创新真的可以让应用的上线时间接近于零,让技术与业务之间不再有距离,让一个IT企业从产品供应商无缝转变为解决方案和服务供应商。
不承诺做不到的事
IT人的思维方式多是理性的、逻辑性很强的,这在理论上被称为聚合式思维,而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发散的,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作为创新官,James Stikeleather的任务是预测5年以后IT的发展。他的观念是,将聚合式思维与发散式思维两种方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密切关注众多相关领域,包括社会、企业、人口、法律等,并且深入探究上述多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既关注长远发展,也关注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这样一来,创新与发展就不会是空谈,而是有的放矢。
创新为企业走向“赢”开启了一扇门,而细节决定了企业能否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为了更好地实现业务转型,戴尔将内部按行业划分的四个事业部重新整合为两个,消费事业部与中小企业事业部合二为一,大型企业事业部与公共事业部合二为一。这一转变让戴尔业务的行业性特征更加突出,而戴尔在教育、医疗、公共事业等领域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转变的效果。
戴尔服务副总裁、毕博管理咨询总裁Kirk Williams认为,戴尔的成功与企业文化密不可分。“我们从来不承诺做不到的事。”Kirk Williams举例说,“我们曾经承接了中国某大型企业的信息化项目。该项目需要一个财务方面的专家。于是戴尔从美国总部请来了一个高级财务专家,为此项目整整工作了6个月。”
许多企业对虚拟化趋之若鹜,但是九州通医药显得非常冷静。九州通医药集团信息技术总部部长田超波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应用都适合部署在虚拟化平台上的。虚拟化虽然能带来很多好处,但是企业在实施虚拟化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完善的规划,寻找到计算能力与管理成本之间的平衡点。
关键词:经管类校内仿真综合实训;经管类人才;教学案例;制造型企业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6-0271-02
2012年6月,教育部颁布《国家教育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指出高校要强化实践育人机制,加强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同年,教育部联合宣传部、财政部等部委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深化实践教学方法改革,重点推行基于问题、基于项目、基于案例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加强综合性实践科目设计和应用。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战略部署。2015年4月16日,浙江省教育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出台了《关于积极促进更多本科高校加强应用型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教高教[2015]47号),指出在鼓励试点的基础上,争取用5年时间,推动更多本科院校加强应用型建设,要“转变办学理念”,“切实强化重知识应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职业岗位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理念”。在此背景下,诸多高校纷纷推进实践教学,积极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在我国为数众多的高校中,几乎90%的学校均设有经济类、管理类专业,全国约有2000所,各高校都非常重视经管类高级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积极开展实践教学。由于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发展起步比较晚,相关理论不够成熟、实践经验不足,如何进行实践教学尚无章可循。但是,针对现代企业对人才复合性、创新性和专业性的要求,完善校内仿真综合实验室或实验基地建设,在动态的、复杂的、仿真的环境中进行能力和素质的训练,开展综合性实训,已然成为当前经管类高校实践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基于实训环境仿真性的要求,除实验室建设、实训平台建设等基础环境搭建外,模拟真实企业运作的教学案例,作为隐性教学知识的重要载体,贯穿教学始终,其相关研究迫在眉睫。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早在2010年9月启动经管类校内仿真综合实训教学的研究和探索,并于2012年9月,正式开设《综合专业实训》课程。该课程,基于“把企业搬进校园”的教学理念,通过搭建仿真综合实训平台,营造仿真商业社会环境,采用中小型童车制造企业经典案例,拥有7部门18个管理岗位,生产工人40人,生产线若干条,主打产品为经济型童车、舒适型童车、豪华型童车。基于校内实训的特性,经管类校内仿真综合实训的探索以及教学案例的研究,必须以经管类人才所必备的各项知识、能力、素质为核心,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切实锻炼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职业岗位能力、管理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等经管类专业人才所必备的各项能力,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将理论知识结合到企业岗位工作中,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
一、经管类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
经管类人才的培养目标大多被描述为: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现代经济(管理)分析方法,知识面广,具有向相关领域扩展渗透能力,能在经济管理部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经济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从创新创业人才的角度出发,胡旭微教授(2008)认为成功的经管类专业人才需要具备以下的知识、能力、素质:
1.知识结构要求。经管类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包括以下三个层次,并成金字塔型:一是基础层,要具有扎实宽厚的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知识: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学、管理科学等的知识体系以及工具性知识。二是核心层,兼有与所学专业相关或相邻的知识,如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类知识等,这类知识属于综合性知识,是发挥社会关系运筹作用的多种专门知识。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例,涉及思想道德修养、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包括法规、金融、税务、工商、公共关系等。三是最高层,提高创新创业能力的知识,如创造学、科技发明学。代表性的课程有:创业管理、战略型创业、新企业创建(商业计划)、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商务沟通与交流、团队训练、拓展训练等。
2.能力结构要求。从能力结构上来说,经管类大学生必须具备:学习能力、把握机会的能力(即具有独到的创造性思维和敏锐洞察力)、决策能力、领导能力、团队协调能力、抗风险能力等。
3.素质结构要求。一个合格的经济管理类人才,应该具备思想道德素质、文化观念素质、经济与管理专业素质以及心理人格素质。
二、童车制造企业教学案例
目前,《综合专业实训》课程所采用的中小型童车制造企业经典案例,拥有完整系统的童车制造企业组织结构、业务流程以及相关数据等资料,满足了该课程的教学需求,实现了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一个较为成熟、成功的教学案例。该童车制造企业拥有7部门18个管理人员,40个生产工人,1个机加工车间,1个组装车间,生产线若干条,主打产品为经济型童车、舒适型童车、豪华型童车,产品加工工艺为加工、组装。相配套的,上、下游产业的原材料供应企业各2家,以及银行、工商局、社保局、税务局、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公司、设备供应商、综合服务公司等服务机构若干,构成了童车从生产到销售所需的完整产业链,搭建了系统完整的虚拟商业社会环境。基于课程竞争性的考虑,从第2个生产月开始,我们将其生产周期由月调整为旬,鉴于童车必须按批次生产且需要两个生产周期的规则,每月有三批童车完工,在维持现有规模的基础上,每月最大产能为21000辆。
从教学效果来看,该教学案例的组织结构框架清晰、各部门的任务明确、产品的生产工艺明晰、配套的销售等规则合理,受训学生可根据现实工作业务内容、管理流程、单据,将经营模拟与现实工作接轨,进行仿真经营和业务运作,实现了宏观微观管理、多人协同模拟经营和多组织对抗的经营理念。该教学案例集仿真性、趣味性、竞争性为一体,既满足了学生了解企业采购、生产、销售实物的运转流程和其他企业日常业务的需求,又切实地锻炼了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对于培养可快速融入企业的实务型岗位人才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三、校内仿真综合实训教学案例的具体要素分析
基于经管类专业人才所必备的各项知识、能力、素质,以及校内仿真综合实训的特性,对经管类校内仿真综合实训教学案例的各项要素具体分析如下:
1.具有明晰供应链实物流的制造型企业案例,是对经管类校内仿真综合实训教学案例的基本要求。制造型企业案例,有效地搭建了仿真的实训教学软环境,较好地囊括了经济管理类主要专业的相关知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企业实际运行中的投入和产出,形象地帮助学生理解成本和收益的关系,较好地满足了经管类校内仿真业综合实训对教学案例的核心要求。
2.该制造型企业教学案例,必须有效涵盖和融合经管类大学生必备的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在制造型企业的基础上,该教学案例既要与经管类专业理论知识密切相关,即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学、管理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又要搭建企业所面临的商业社会全景,巩固各项发挥社会关系运筹作用的多种专门知识,包括思想道德修养、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还要融入商务沟通与交流、团队训练、拓展训练、创业等创新创业能力知识。
3.该教学案例设计,必须以经管类专业人才能力的培养、素质的提升为核心。必须可切实锻炼受训者的知识应用能力、实践动手能力以及经管类专业人才所必备的各项能力。通过对课程业务规则的学习,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市场分析与预测,锻炼学生的把握机会能力与决策能力;通过组成团队并各自进行生产经营,锻炼学生的领导能力、团队协调能力;通过变幻莫测的市场风险设计,培养学生的抗风险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决策能力。
4.该教学案例,必须体现该产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包括真实的生产与管理模式、最新的管理理念等。为了切实有效地避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际的脱节,该教学案例,必须以现代企业的真实情况、发展现状为基础,无缝对接当前该产业经济发展现状,将最新的企业管理理念、企业经营模式等引入课堂,如此一来,校内仿真综合实训所培养的经管类人才才能较好地满足现代企业的真实要求,实现校内实训教学与社会实际的密切联系,完成前沿性、同步性、一致性的实训教学内容设计。
5.从课堂效果的角度出发,该教学案例在实现“把企业搬进校园”的实训特性基础上,还必须兼顾课程竞争性。基于我院的教学实践,竞争是激发学生兴趣并提升教学效果的最有效手段,对于童车这一类贴近生活、易于学生理解、生产工艺明确、加工周期较短的产品,再辅以相配套的业务规则以及涉及企业各部门且量化的成绩考核设计,学生的积极性较高,工作效率较高,教学效果较好。
四、结语
经管类校内仿真综合实训,通过仿真综合实训平台的搭建,营造仿真商业社会环境,在动态的、复杂的、仿真的环境中进行能力和素质的训练,开展综合性实训,其所采用的教学案例,基于较为成熟的童车制造案例,需具备清晰的组织结构框架、明确的各部门岗位职责、明晰的产品生产工艺、合理的配套销售等规则,涵盖经管类大学生才所必备的知识、素质,且需体现企业现代性,兼具竞争性。
参考文献:
[1]吴燕.“跨专业综合实训”实践教学新模式的探索――以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职教论坛,2013,(09):86-88.
[关键词]ERP;IT;事件驱动;体系;会计信息系统;综合型实验教学;实训案例
1前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由美国加特纳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ERP成为实施企业信息化的一种崭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同和采用,会计工作的外部环境正经历着信息化变革。因此在2009年,我国财政部正式了《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明确了要推进企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建设并推进会计教育信息化建设。会计信息化必然使得未来的会计信息系统高度融合计算机技术与会计,并最终形成IT事件驱动体系结构下的会计信息化系统。因此,未来的会计不再是只专注于常规会计处理的传统反应式会计,而变成一个活跃于销售、采购、生产以及管理等企业生产经营各领域的管理控制系统,会计工作重点也将转向业务规则的定义、信息规则的定义以及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与经济管理类其他专业相比,会计专业的应用性特点更为突出。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会计本科教学的目标还是以让学生掌握会计专业技能为主,采用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因此很容易忽略会计的应用实践性,无法进行跨学科融合,其虽然可以满足以手工为主的会计实践工作,却无法适应信息化环境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在会计课程体系中,“会计电算化”是与ERP环境最为相关的课程。目前包括我校在内的许多高校都将该课程目标定位为熟悉并掌握会计电算化软件,多采用老师讲解软件,学生动手实验的教学模式,并未充分重视学生即将面对的会计信息化环境,对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帮助不大,不能满足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因此如何将会计信息化进程中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贯穿于会计电算化的课程教学中,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基于此,本文将从分析会计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入手,探讨如何将会计创新人才的培养融入ERP环境下会计电算化的教学中,以期能够为高等院校会计创新人才的培养抛砖引玉。
2会计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
2.1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
创新人才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呢?根据以往的文献,我们认为,除了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外,创新人才更要具备好奇心、善思维和常实践的能力。具备了这些能力的创新人才对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够从日常琐碎的工作中发现不一样的问题;具有更活跃的思维,更善于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更长于实践,从实践中发现真知。
2.2ERP环境下
IT事件驱动体系会计信息系统对会计创新人才的要求传统会计系统只能提供以历史成本计价的单一货币信息,不能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个性化需要,基于此,1969年美国会计学者GeorgeH.Sorter提出“事项法”会计。在事项法会计下,会计信息系统的目的是向信息用户报告企业发生的具体经济交易、事项和情况,让信息用户自己来选择并组合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数据库技术的产生极大地支持了事项法会计的发展,并进一步产生IT事件驱动体系会计信息系统。其具体允许规则如图1所示。根据事件驱动原理,在IT事件驱动型会计信息系统中,当业务发生时,所有的数据都储存在业务事件数据库中,业务人员制定业务规则,会计人员负责信息处理规则,系统将根据业务规则,将满足条件的业务信息筛选入业务数据仓库,系统根据信息规则将有用的信息过滤报告给企业范围内的信息用户。由此可见,在未来,会计人员的职能要求将有所改变。
(1)沟通能力。在未来ERP环境下,会计人员不仅要科学地组织会计工作,统筹安排并协调各岗位、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会计事务工作,更需要正确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如财务关系,需要处理债权人、债务人、投资者、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等外单位的公共关系,除此之外还需要进行生产部门、供应链部门和财务部门之间的协调。
(2)协助定义业务规则。创新会计人才素质更体现在当外部环境变化导致新事物出现时,会计人员应能协助业务部门(供应链和生成等)迅速理解和把握业务实质,并制定出合适的业务规则,以生成业务事件处理器,方便对业务事件进行筛选。
(3)定义信息处理规则。会计创新人才还应能积极了解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制定出信息处理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创新会计人才还应具备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理出各方的利益关系,做出合理的职业判断,以满足各方对信息的需求。
(4)不断学习,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会计是反应性的,环境变化必然导致会计处理的交易、事项和情况发生变化,由此带来新的会计现象、问题和新知识,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创新会计人才,具有不断学习、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3基于会计电算化实验教学的会计创新人才的培养
3.1会计电算化实训教学的开展
实践是创新的源泉,在课堂中贯穿实训教学则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方法。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决定了不同实训教学的开展形式。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探讨创新型实验教学的开展方式。一般而言,创新型实验教学的开展有多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为基础实验,基础型实验主要是课程实验,在课程实验中,每一个学生担任ERP环境下会计岗位的各种角色,按照课程内容的先后顺序进行基础实验。这一层次的实训教学适用于没有联网条件的实验室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一人一套账,无法培养相互之间分工合作和沟通能力,而且容易产生厌倦情绪,有可能会影响到实训效果。第二种模式为综合型实验,综合型实验主要是利用局域网进行岗位实验,按照会计信息化岗位进行模块划分,分组进行实验,在这种实验课中学生扮演不同角色来进行工作的实践演练,可以大大加深学生对会计角色(或岗位)的认识。这种实验方式适用于有局域网络设置的实训环境。不足之处在于个人只负责自己的岗位,难免忽略其他岗位的实际操作。因此,为了克服这一不足,在进行综合型实验之前应辅之以基础实验,可以选择一个较为简单的案例,让学生先熟悉软件的操作,再在了解基本操作的基础上进行分岗位实训。因此,此种模式所需要的课时要较基础实验模式为多。第三种是ERP仿真实验,在该类实验中,通过ERP沙盘对抗演练及软件模拟实验,学生扮演不同角色,以企业业务流程为主线,将各个业务部门、各个岗位有机地连接在一起,达到融合系统性的经济业务理论与实践的目的。显然,ERP仿真实验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对任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具备生产制造、财务管理、会计、人力资源和市场营销等各学科的知识。但如果教师受其专业限制,无法深入挖掘课程内容,学生的学习热情难以被调动起来,实训效果会受到影响。同时这种实训模型对教学环境和条件的要求比较高,不仅需要专业的ERP沙盘软件,还需要较多的分阶段实训学时。除了前述三种模式之外,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加强实践与企业合作,拓展校外实习基地,能使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下感受到财务工作的实际情态,了解财务工作的程序、内容和方法,强化学生对专业的认知程度,使学生得到系统综合的训练培养,提高综合素质。综上所述,虽然ERP仿真实验是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最具有优势的方法,但因为受教师素质、教学条件、目标定位和学时设置等条件所限,目前大多数高校难以实现ERP仿真实验教学。所以更为可行的方法是综合型实验,让学生在案例实践中培养会计创新。
3.2会计电算化实训案例设计
会计电算化实训案例是指在会计电算化课堂上用于学生操练的实际案例,是会计专业学生在ERP环境下实践的第一步,设计妥当的实训案例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能动性。为了将会计创新人才的培养寓于其中,实训案例的设计应把握以下几点。
3.2.1以分岗的方式实现沟通技能的培养
首先,案例的设计应体现分岗运作的思想。在分岗运作方式下,学生以组为单位,各分配以不同的岗位。一般情况下,一个小组可由账套主管、出纳、总账会计、固定资产系统会计、工资系统会计、应收和销售系统会计、应付和采购系统会计以及存货系统会计8人组成。故实训案例的设计也应至少包含上述模块的内容。同时各岗位之间存在着合理的分工和权限牵制,这贯穿了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思想。因此在实训案例中可要求学生自行查阅资料、进行权限分配的讨论,使学生能切身体会实际工作中各岗位之间职责的分工与权限的内部牵制。这样的实训案例设计可以通过岗位的分工、权限的设置来实现小组内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因此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比如在出纳权限设置时,学生就应该先查资料,分清会计和出纳的职能,因此学生在进行出纳和总账会计权限的时候,就要实现“钱账分离”的思想,总账会计负责总账,出纳负责出纳系统以及与现金和银行存款有关凭证的审核。其次,在控制良好的会计信息系统中,不同的总账会计和出纳,应给予处理应收账款和现金的额度的不同权限,因此在案例设计时,应给学生以适当的提示,让他们自行分析和讨论金额权限的分配以及权限分配的后果。
3.2.2以对资金链的把握带动定义业务规则能力的培养
目前各高校的会计电算化实训课程更多涉及财务的内容,对于非财务的业务,特别是生成运作管理过程接触较少。为了培养学生协助制定业务规则的能力,可考虑对财务资金链把握的业务实质。比如教师在设计实训案例中计算成本分摊的时候,可通过作业成本法的应用来了解业务过程。作业成本法的关键在于找出作业动因来进行固定成本的分摊,而作业动因的寻找过程则可深入了解业务,从而寻找作业动因的过程也是抓住业务实质的过程。该部分的评分则可通过成本动因设立的合理性来决定。比如,生产过程中的材料准备(下称备料)作业,其不仅会影响到生产部门,同时也会影响到产品设计部门,因此因备料产生的固定成本需要在这两个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作业动因可以是搬运次数,也可以是人工工时或其他动因。此时,作业动因选择的准确性就取决于对企业生产工艺的了解。了解程度越深,选择的作业动因越合理,成本分配越准确。由此激发学生了解生产运作过程的动力,进而培养定义业务规则的能力。
3.2.3将会计职业判断融入案例中以加强会计数据规则定义能力的训练
要定义好数据规则,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是了解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在IT事件驱动体系会计信息系统下,会计人员将不仅提供财务信息,也提供非财务信息。但在实训课堂上,我们无法了解非财务信息的需求,只能以增加对财务信息需求的了解作为能力培养的基石。而为了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更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财务信息,做出准确的职业判断非常重要。因此应在案例中纳入需应用会计基本理论进行职业判断的内容。如,可增加金融工具业务,因为金融工具可计入交易性金融工具,持有至到期投资也可计入可供出售金融工具,职业判断的标准是管理层的意图,因此可设计案例情景,让学生自行判断根据管理层意图将其区分,是计入交易性金融工具还是可供出售金融工具,根据判断的准确性给分;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企业自建写字楼,部分出租、部分自用,如果自用与出租能够明确分割的,自用部分应按成本计量确认为固定资产,出租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的又可以选用公允价值计量,因此可设置案例情形,让学生判断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区分,并进一步分析投资性房地产是用公允价值还是用历史成本计量等。
3.2.4以设错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设错法是指教师针对知识点,设计错误,让学生在其后的操作中发现错误,分析错误并寻找解决错误的方法。因此在实训案例的设计中可贯穿这一思路,从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进行科目设置时,可不让学生指定会计科目(将现金科目指定入现金账,银行存款科目指定入银行账),但要求现金和银行存款科目必须在出纳系统中进行操作,这样一来,没有指定账户的学生即使用出纳身份也无法打开出纳系统,这时让他们自己去翻阅资料,查找出纳系统正常运作的原因,并解决这一问题。再如在总账选项中,关于凭证审核的选项是“选中凭证记账前必须经过审核”,案例设计时,可以不提醒学生勾选此选项,而待学生完成凭证处理要记账时,就会因为没有审核凭证而无法记账,从而引发学生寻找原因,并加深学生对凭证审核重要性的理解。
4结语
基于未来的IT事件驱动体系会计信息系统环境,本文首先分析了会计创新人才的基本素质和要求,本文认为,在此环境下,会计创新人才应具备沟通、协助定义业务规则、定义信息规则以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本文探讨了在教学条件和环境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可通过组织综合型会计电算化实训案例教学,并将沟通能力,了解业务规则和定义信息规则,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融入实训案例设计来达到培养创新人才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1]吴中华.创新型会计人才培养与ERP仿真教学模式创新研究[J].财会通讯:综合版,2012(5):43-45.
[2]周虹.本科会计ERP电算化教学改革思考[J].财会月刊,2015(9):120-122.
[3]李新瑞,马晨佳.会计电算化实训的设错教学法[J].财会月刊,2013(11):12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