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24: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知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
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
“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ofReality.1sted.London:landonInc,196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
5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1．1分布情况
1．1．1时间分布
在1996—2012年，国内被CNKI数据库收录的以体育消费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数量呈波浪式发展。2001年，文献数量发展到103篇，出现第一个波峰，较1996年的7篇，文献数量迅速增加(图中趋势线移动平均周期为2年)，这表明这一阶段国内针对体育消费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态势。2007年，国内迎来了体育消费研究的第二次，期间文献数量增加到173篇。文献数量的时间分布显示，随着体育消费文献数量的递增，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探索逐渐增加，科学知识量也随之增长。
1．1．2期刊分布
通过CNKI检索分析功能，绘制出体育消费研究成果期刊分布情况图，《体育科学》以绝对的刊文数量排在所有期刊中的首位。在其他期刊中，除专门关注体育学相关问题的期刊外，还出现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类期刊，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体育消费问题已开始成为体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交叉研究内容。
1．1．3机构分布
表1列出了被引频次≥15的所有机构，体育消费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其中广州体育学院和山东理工大学位于第一梯队;成都体育学院、西安交通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和西安体育学院处于第二梯队;上海体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14所院校处于第三梯队。成都体育学院、山东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机构发表的文献在某一段时间内被引频次突增，表明在该段时间内学者关注度突然增加，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1．1．4作者分布
绘制体育消费研究作者时区分布知识图谱，可以揭示不同体育消费研究者影响力大小及其在不同阶段重要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研究者对该领域的贡献。研究显示，被引频次前5位的作者依次为贵州师范大学代刚(21次)、西安交通大学刘志强(20次)、国家体育总局鲍明晓(16次)、西安体育学院蔡军(16次)、西安交通大学陈善平(15次)。将体育消费研究作者时区分布大致分为3个阶段。探索阶段(1996—2004年)，这一时期有几个被引频次较高的节点，分别为鲍明晓、蔡军、欧阳柳青、刘卫等。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鲍明晓，在这个期间共发表了13篇相关文献，研究的重点是从体育产业的视角探讨体育消费的相关问题。起步阶段(2005—2009年)，刘志强所代表的节点是这一阶段被引频次最高的节点，同时也是全图中第二高被引的节点，其关于城市青少年体育消费的相关研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发展时期(2010年至今)，代刚系统阐述了体育消费的生长机理，构建了体育消费理论模型，陈善平着重从消费者心理角度研究体育消费问题，这一时期图谱中显示出的16个高频被引节点，有13个节点部分“年轮”呈深红色，占这一时期图谱中节点的绝大多数，这表明以体育消费为主题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2研究前沿
基于CiteSpaceⅡ，探索某一领域的研究前沿(ResearchFronts)，主要是采用一种“突发词检测”算法来确定，基本原理就是以某一领域文献的标题和摘要作为数据源，统计文章中每个词出现频次，按照高频次词在前、低频次词在后的递减顺序排列，根据这些词汇的增长率，来确定哪些是研究前沿的节点词汇。运行CiteSpaceⅡ软件，词项选择为“brustterms”(突现词)，阈值项选择阈值插值(“C”代表节点出现频次、“CC”代表节点共现频次、“CCV”代表余弦相似系数)，设定阈值为(5、5、20)。通过运行软件选择出123个关键词节点(Nodes)以及236条关键词间连线(Links)，构成体育消费研究前沿可视化知识图谱。突现词节点由于被引频率曾经或仍在急速变化，节点年轮中出现深红色年轮，一般被认为是某一领域的研究前沿。体育消费研究前沿知识图谱清晰地显示了11个突现词节点，包括群众体育、城镇居民、体育经济、体育产业化、农村体育、休闲体育、社会分层、体育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休闲体育消费、体育旅游等。其中群众体育与体育经济节点最大，反映出这一时期研究者对体育消费的研究重点围绕这几个方面进行;社会分层、体育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体育旅游等节点在图谱中与其他节点之间不相连，表明相关内容是有关体育消费的新兴研究方向。
1．3研究热点
在体育消费研究领域，研究前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原有的研究前沿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了研究热点。这种逐步演进的发展趋势能通过绘制代表研究热点的时区分布图谱直观地显示出来。图谱中不同大小圆环表示频次(freq)，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年份，最外层的紫色圈表示中心性(centrality)。体育消费研究热点的时区分布图中，被引频次和中心性都比较高的节点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体育消费领域的研究热点(见图3)。市居民、群众体育、全民健身等方面;涉及人群主要侧重于城市居民和大学生;研究多采用现状调研进行，通过对国内某一地区体育消费现状的调查揭示体育消费的结构、水平和发展趋势等。时区视图按时间顺序将节点从左向右排列，可以看到自1996年以来该领域研究热点演进路径以及研究热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育消费研究热点已由早期的现状调查、体育产业等逐渐向消费心理、消费行为、社会阶层及休闲体育等方面过渡，城市居民仍然是主要的研究对象。综上所述，体育消费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内容逐步丰富，研究主题趋向多元化，理论及实证层面研究深入发展。
2小结
学知识，懂科学；反迷信，拒xx。屠林明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从小学科学，长大不迷信。刘励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科学健身，幸福一生；愚昧迷信，渺茫一世。钱焕
科学为生活添彩，文化替家庭增辉。经百阳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科学醒脑，迷信丧智。胡鸣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科学作刀，文明为剑；刀剑合一，铲除xx。杨凡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绵羊可以克隆，产权不能拷贝。徐普良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学知识，懂科学；反迷信，拒xx。屠林明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衣食住行，科普先行。薛关钧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知识改变命运，科技增强国力。朱慧莉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知识改变世界，科学改变生活。庞进春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知识是科学的基石，愚昧是迷信的根源。庞进春上海市公民道德格言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集合”，科学“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人类活动，就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或者，它被看作是一种与社会的其他领域发生常规互动的亚文化。”⑦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自然科学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该具有特殊的地位，不应再用它的信念来为意识形态或原始思维的研究提供参照标准。总的来说，科学社会学只不过是文化社会学中一个典型的专业领域。”⑧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看待的。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⑨“科学的内容受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瑏瑠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凯认为，“科学家自己声称政治上是中立的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它造成了科学家对他们有用的文化资源的选择性运用和解释，以此方式也有利于他们特殊的团体的既得利益。”瑏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描述科学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资源的吸收、重新解释和更新的动态的社会过程。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方向对于科学的传统、惯例、认同以及支撑和瓦解这些传统、惯例和认同的社会过程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科学社会学的目的是描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科学研究活动，继而认识科学知识如何被蕴含在这些活动中、并且由这种活动产生出来。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集体行为;社会学家关心的是这种集体行为究竟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所有的一切又将产生怎样的结果。”瑏瑢SSK还将其在社会学分析的方法从经验知识领域和有条件的知识领域扩展到“必然性”真理的王国———逻辑和数学。在他们看来，即便是“在严格的逻辑和复杂的数学领域，呼唤着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其解释程度决不亚于我们对行为标准、服饰标准或其他的任何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程度”。
二、SSK:科学划界标准的政治学
SSK认为，所谓“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应该置于社会学的考察范围。正如夏平所指出的: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表明:基于科学家自己用来勾画和维持认知界限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几乎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科学家的修饰不断地变化，在这里强调培根式的归纳，在那里强调假说－演绎方法;在这里表明明显的统计相关，在那里又坚持绝对的相关;在一些场合，科学知识被认为是绝对不能否认和怀疑的;在另外一些场合，科学知识又被说成只能被少数精英人物理解和证实。夏平的这段话，可以反映出科学家对划界标准的疑惑，同时，这段话也的确说明对科学划界标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必要性。巴里·巴恩斯等人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第六章“勾画界限”的目的就是“把由科学家勾画的这类界限作为一种偶然性的社会活动进行研究”。瑏瑣这种研究又具体区别为两个方面:科学外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和科学内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就科学外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而言，SSK看到“合法科学的样板是历史地变动的”。例如，在法国，针对N射线的研究工作就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则联合起来轻蔑地认为它是伪科学或是虚构的科学;针灸实践在中国具有“科学的”合理性，但是在西方最多把它视为一种奇特的有效验的经验技艺。因此，“从历史意义上来说，真正的科学的特定的标准通常都是选择性地使用的，而‘伪科学’通常基于这样的检验基础而被斥为‘伪科学’的，即:如果真正的科学要认可这种基础，科学本身就注定要失败”。瑏瑤巴里·巴恩斯等主要通过介绍斯蒂文·夏平与西蒙·沙佛的《利维坦和空气泵:波义尔、霍布斯与实验生活》一书中，通过对科学史上第一场大论战，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波义尔与政治哲学家霍布斯之争，并就争论中的问题给出社会学的分析。在这场争论中，波义尔的形象是科学实验活动的实践者和实验哲学的倡导者，霍布斯则扮演了波义尔最有力的当地反对者的角色，力求瓦解波义尔的实验主义主张和解释。也就是说，这场争论是近代自然哲学家之间的一场实验纲领与反实验纲领之争。在这个例子中，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科学表述的中心问题主要有瑏瑥:什么是实验，怎样做一次实验，实验凭什么被认为生产了事实，实验事实与说明性建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确认一次成功的试验，成功的实验如何被从失败的实验中区别开来?以及更一般地，人们为什么要未发现真理而作实验，实验是获得相互赞同的自然知识的特权方法吗，什么使实验方法在科学中战胜了它的替代物?通过案例研究，斯蒂文·夏平与西蒙·沙佛指出:作为划界标准的所谓的实验活动与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在这种实践中，科学家全神贯注的是谁将被视为科学的权威、在科学争论中谁的判断将值得尊重、谁的证据被视为可信的、谁的认识方法是可靠的，而这一切都与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总之，所有相互竞争的科学划界，都是针对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一种现象，都在满足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的产物的解释需要。再就科学内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而言，所谓科学内部的划界就是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分界，如物理学与化学、化学与生物学、生物学与地质学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强纲领”SSK认为这就从知识的宏观政治学进入到了微观的政治学。“正如把科学与非科学划分出来的那种界限是约定性地勾画一样，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是约定性地勾画出来，拥有各种不同专业知识的人可以选称为知识的权威。……哪一种问题和哪一种现象应该恰切地属于哪一个领域是一个与声望、立场、前景和各种不同领域的资源密切相关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的所有的约定性决定，都成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构成了科学的制度性结构”。
瑏瑦巴里·巴恩斯等人认为，在科学活动的微观政治的意义上反思这些问题是相当有意义的，无论它多么深奥，多么寻常，这些科学活动都堪称具有政治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科学活动就是一种政治活动。因为，“每一次引述都在承认一种权威。分类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扩展为一种特殊的关系、相应地扩大了某一特定领域或专业而不是其他领域或专业的范围。对一个仪器或设备的每一次使用，都证实着它的可靠性，由此又强化着它的发明者或通行的保证人的地位。”瑏瑧SSK以19世纪的科学家对罗伯特·钱伯斯(RobertChambers)的《自然创造史的足迹》瑏瑨一书的排斥过程为例，具体说明科学内部的界限勾画过程。这本书描述的是作者就大量的高技术和深奥的问题与一些专门的“科学家”之间展开的争论，与此同时引发了什么事、什么不是“纯粹科学”，以及特定的历史遗迹是否值得重视的争论。钱伯斯的著作之所以被维多利亚时代不列颠科学权威发言人所诋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瓦解了被大多数科学家视为关键的诸多专业界限。通过科学外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和科学内部划界标准的政治学的讨论，巴里·巴恩斯最后总结道:科学和伪科学的划界，或者是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划界，甚至是物理学和化学的划界，只能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的。学科的界限由特定的社会团体来维持和界定。这些界线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利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在科学哲学中，划界问题(狭义的划界问题)是贯穿于西方科学哲学史的一个中心问题;在科学文化哲学中，划界问题可以具体区别为科学与非科学(科学的外部划界问题)、人文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别(科学的内部划界)问题。由此可见，科学文化哲学把划界问题更加具体化了。因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问题里面涉及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而很少或不包含人文和社会科学，所以，在科学文化哲学中所说的划界问题最终把科学扩展为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切范围，这就真正成为“科学”划界问题(或称之为广义的科学划界问题)。不可否认，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还是历史主义、SSK，还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都从不同的层面/侧面揭示了科学的某些特征，都从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揭示了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从逻辑经验主义到波普尔的朴素否证主义，再到库恩的历史主义和拉卡托斯的精致否证主义，到费耶阿本德和劳丹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消解标准”，再到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和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对以往划界标准的意识形态批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根批判的链条。这根链条前端很细(绝对标准)，然后越来越粗以至于一根链条变成了几根链条(相对标准)，最后似乎看不见原来的链条了。“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是像自然科学领域里某些新发展一样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影响。正如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文化研究的鼓吹者所提出的种种论点也从根本上破除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随着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人们对划界问题的回答越来越模糊了，但是内容却随之也越来越丰富了，只要我们做到辩证地分析和综合，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认清科学的本身，丰富科学的形象。
三、强纲领SSK对科学合理性的分析
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的前期，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影响最大。强纲领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解决主要采用了相对主义的策略。他们像社会人类学家分析社会学案例一样，对科学史上诸案例进行考察，并试图找出那些所谓的“正确”或“错误”的知识背后的真正原因。他们发现，这些原因不可或缺地包含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从而得出“不同的文化情境会导致不同的科学合理性”这样一个强文化相对主义结论。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和正统的科学社会学家都把与经验相符、一致性、合逻辑性、有效性等等当作是科学和理性的普遍标准，强纲领则认为这种标准是不存在的。布鲁尔选择了曾以食人著称的，分散居住于中非的民族———阿赞得人(Azande)的神谕制度为案例，说明神谕的预言也与经验一致。阿赞得人曾运用这种毒药神谕来回答十分广泛的各种对象的问题。它曾经具有一种制度化的信念和实践体系的所有权威:“阿赞得人完全依赖它的决定，当获得这些决定时，这些决定就具有了相当于君主的法律力量”，反之，只要不请教神谕，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就无意义。他们在做出抉择时，根据一只服了少量毒药的小鸡是死还是活这个“经验事实”，来断定神谕给他们传达了否定的还是肯定的回答。“这是否意味着阿赞得人的信念是不合理的?如果是这样，从什么意义上讲它们是不合理的?”瑏瑩布鲁尔认为，尽管阿赞得人的“观察语言”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但他们的这种语言还是很容易理解的，这种语言可以使我们确定这些神谕信念的确是“与经验相一致的”。瑐瑠同样，从逻辑关系来说，对阿赞得人来说，过去实现的未受干扰的神谕在过去是可靠的，因而在未来可能也会得到信赖。类似的，在演绎方面，阿赞得人与我们有相似的看法。神谕的结果是从它们解释的前提中“得出”的。像我们一样，阿赞得人在论述中要保持前后一致，而且论述步骤也是从规则到实例，或者从事例到解释。虽然我们与阿赞得人的前提是不同的，被看作当然的假设也不同，但是论证的形式则没有什么不同。由此可见，“无论提出的是逻辑方面的要求还是经验方面的要求，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理由把这种神谕当做是不合理的信念体系”。瑐瑡此外，布鲁尔指出阿赞得人还可以从有效性、简单性等方面来证明他们神谕的合理性。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强纲领坚持认为与经验相符、一致性、合逻辑性、有效性等等似合理性标准并没有把科学与其他任何制度性的信念区分开来，换句话来说，这些标准根本无法把制度化的信念加以区别。“适当的合理性标准是找不到的，应当全部放弃这种对信念的可变性的探讨。”瑐瑢“我们没有任何合理性标准可以用来普遍地对人类的理性活动加以约束，并且可以把现有的信念体系或它们的组成部分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制度化的信念的可变性，不能通过构想外在原因会导致与合理性的偏离来解释。”瑐瑣实际上，“强纲领”所持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向解决科学合理性问题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他们仍然是从理论的角度持守其经验主义立场———“强纲领”的目标就是试图将自己的理论建立成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知识———因此他们既不能寻求某种超验的立场来客观地考量自己的实践规范，也不能完全囿于经验内部的规范而丧失批判态度，从而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视角为自身辩护。它解决了科学知识的“发现”问题，即不同的情境导致不同的科学合理性，却无法为不同的合理性进行有效的“辩护”，因而仍然没能解决科学合理性问题。
20世纪80年代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巴黎学派异军突起。其“实验室研究”纲领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实践及其反思性。实践，典型地是实验，不仅仅是理论的附属物，相反，独立于理论的实验实践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地方性的实验室场所建构了科学的经验特征，而这样的建构是通过实验人员的地方性、实践性的能知来实现的。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强纲领”的不同的合理性的观点。不同的是，这种具有不同合理性的地方性知识可以被拓展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拓展不是通过对普遍规律的概括，而是通过把处于地方性情境的实践适用到新的地方性情境来实现的。即通过“标准化”，而非“普遍化”过程来实现的。由于实验室中的实践活动并不仅仅包括针对物的实验，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磋商，科学知识正是在此过程中得到“辩护”，获得其意义和认识论地位的。但是，由于科学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随着情境和支配它们的实践旨趣的不同而改变，因此，这种“辩护”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一种“持续的重构”，即我们必须在不断的实践反思中理解科学知识。通过实践，“实验室研究”可以同时解决科学知识的“发现”和“辩护”问题。科学合理性问题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逻辑主义强调绝对的经验—逻辑理性，主张与价值无涉的科学合理性;历史主义从科学史入手，否定超历史的绝对理性的存在，从而将价值融入科学合理性的研究，把理性相对化，走向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则试图立足于科学史对逻辑主义的科学合理性的观念加以改造，提出了历史理性的观念;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解决主要采用了相对主义的策略;后现代科学哲学从后现代主义出发，要么弱化科学合理性，要么完全消解科学合理性。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揭开了科学合理性的神秘面纱，指出在科学合理性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从而对科学合理性给予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析。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合理性问题认识的大致趋势，即从形式的合理性过渡到非形式的合理性;从严格的预设主义跳到了极端的相对主义;从理性主义跳到了非理性主义;从对科学内部合理性的寻求跳到将科学内部合理性与科学外部非理性因素有效地结合起来;从对科学合理性的哲学分析走向对科学合理性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哲学的分析。这样，实际上，科学就溢出了“纯粹的科学”的范围走向了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作为一种实践的科学、作为一种能够进行社会学分析、政治学分析和文化哲学分析的科学。巴里·巴恩斯自己认为他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一书的认识论要旨是怀疑论的，或者说是相对主义的。“说它是怀疑论的是因为，它指出:永远也得不到这样的论据，它们能证实某个特定的认识论或本体论是最终正确的。说它是相对主义的则是因为，它指出:不可能根据信念体系接近实在的程度或者它们的合理性，客观地对它们进行分等。”瑐瑤巴里·巴恩斯通过对自然科学文化的分析指出，怎样使自然科学文化变得可以理解，而又无须求助于基于外部的、“客观的”对自然科学信念之“真”的评价，或对自然科学活动之合理性的评价。“从社会学角度考虑，有必要把所有信念体系当作是同等来看待，而且他还证明了，为什么行动首先必须与行动者自己的主旨和典型化活动联系在一起。”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客观性
马尔凯在《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中译本序言中指出:“本书的目的是在于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变成为社会研究的合法主题的学术背景做出说明。……同时想说明，即使是最专门的科学知识，也能够把它恰当地理解为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类活动的特定产物。”正如马尔凯所言:“在科学是一种解释性活动这一概念上，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达成了共识，即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界的本质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瑐瑥“科学知识是通过磋商过程而确立起来的，即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对文化资源的解释而确立的。”瑐瑦“研究共同体内的磋商和文化的再解释是与大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相似过程相关的……他们表明科学知识必须被视为全社会中文化资源复杂运动的一个部分———这种运动通过变化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和群体利益的冲突得以调节和被模式化。”瑐瑧“一旦我们抛弃正统的科学哲学观，就可能认识到在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环境中，知识的社会磋商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瑐瑨马尔凯在书中还运用达尔文理论的例子详细说明社会的文化资源如何能够进入科学主张的内容和形式之中，以及在它们被认可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主要作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强调“对知识的说明决不能要求自己享有特殊的地位;它必须具有充分的反身性。这就要求它承认，知识是通过模型和隐喻的发展和扩展而增长的，可以从决定论的角度理解这一过程，生成具有有效性始终都是暂时性的，因为任何‘证明的环境’必然总是以经过协商的约定和共享的范例为基础的。”瑐瑩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中要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听信哲学家们关于世界说了些什么，不要听信社会学家们关于社会说了些什么，也不要听信科学家们关于自然说了些什么，而要代之以观察科学家们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需要找出的是他们所作的事，而不是他们所说的话。也就是说，拉图尔相信我们应当观察“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themaking)，而不是“已经形成的科学”(readymadescience)或者“既成科学”(allmadescience)。瑑瑠因此，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最有价值、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去观察科学的形成过程。拉图尔曾指出:“‘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相对于力量的考验而言的，它们能相互转化，很像两支军队之间力量较量。异议者也有可能被作者谴责为‘主观的’，如果他或她想在不被孤立、嘲笑和抛弃的情况下继续质疑的话，现在就必须进行另一场战斗。”瑑瑡科学家与科学知识的力量就来自于资源调动与力量的较量，获胜者就成为“客观的”。拉图尔这种诉诸科学的政治学来决定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见解，显然易见，人们是不能接受的。正像人们指责知识社会学家是相对主义一样，人们也指责知识社会学家是主观主义。人们常问:就客观性这块基石而言，知识社会学应当在哪里立足呢?难道说真正的客观性知识是不可能的吗?实际上，在大卫·布鲁尔看来，“客观性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它的本性却与人们所可能设想的东西完全不同。社会学说明所否认的是其他有关客观性的理论，而不是这种现象本身。”瑑瑢与人们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否认科学的客观性相反，“社会学理论有可能使客观性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比他们(所谓科学的客观性的捍卫者———引者注)所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瑑瑣科学知识社会学希望“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做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对它进行研究。它包含了可以运用于它自身的科学方法。瑑瑤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某些科学社会学家们，主张科学知识不是纯粹自然实在与客观经验的反映，而是由利益、权力等社会因素所建构的，经过宣传、妥协和约定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据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库恩激愤地对那些将他的名字与这类极端观点联系起来的人们吼道:“要知道，我可不是库恩派学者!”这里所谓的“库恩派学者”(Kuhnishscholars)主要指那些坚持科学建构论强纲领的社会学家们瑑瑥。
大卫•布鲁尔科学社会观大卫布鲁尔将“强纲领”最基本的特点和倾向进行了概念化和理论化，是把科学家的研究态度、研究范围和研究过程进一步全面化、彻底化———这不仅体现在它要求科学研究应当一视同仁地对待各个有关方面，而且体现在它还要求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必须同样能够运用于研究科学本身。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并不具有什么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它的理论前提却是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换句话说，他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之中的社会个体建构的”。布鲁尔认为，科学具有社会特性。首先，科学活动的动机，科学试图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物质资源，都是由社会所供给的。其次，科学使用的语言也是社会交流的产物；协调科学资源的部门也通常是被社会结构所管理和约束的。再次，科学的活动主体———科学家们也只能从他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思想、概念体系，得以解决和诠释他的结果。
布鲁尔与“强纲领”的论战
关于科学知识，要作出的一个自然假设是，它告诉我们的许多关于世界本质的信息，完全超出了世界表面上所呈现出的情况的范围[2]，一些用科学加强自己的各种论断，用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知识社会学。布鲁尔回应了人们对社会学从科学中排除出去的主张“，知识社会学之所以不得不处于科学之外，是因为他所选择的主题使它不断产生威胁，它的本性使它不断产生威胁”[3]，他认为，人们不能错误的理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低水平状态无法进入科学领域。知识和人类的本性本身一样，既神圣又世俗，来源于神圣的力量被人们进而使用到现实中。在世俗世界发挥作用的。从类型来说，思想家保护的各种知识形式，都是由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画家或者音乐家创作的艺术作品。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知识形式表达了真正具有意义的真理。人文主义者们对科学的各种局限，对任何一种可能以科学的名义便能被人们轻而易举地接受。而对于其他知识形式的主张都受到强有力的压制。人们日常知识就是如此。由于社会压力是各种精神方式发挥作用，这种压力会使人产生一些观念，获得一些在外在所依赖的力量。虽然，科学分析没有给人们传授什么，人们却知道他们所受到了启发和影响。他们必须自己发明有关这些力量的观念，对称性原则是“强纲领”理论的核心，布鲁尔将对称性原则解释为：“就共同持有的观念来说，无论它们是真的，还是伪的，合理还是非理性的，都同样应该成为社会学好奇心的对象，并且都应该被同样的原因所解释”。
布鲁尔的科学知识观
普遍说来，信念包含有相信的含义，是建立在有限事实上的心理肯定。信念的概念可以解释为，接受或同意某一主张的心理态度。在证据不足或者说还不清楚所有背景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能够发现或者整体把握某一事物或知识，人们普遍认为信念是由于存在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支援线索在支持着我们的认识活动。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知识，即为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另一类是纯粹知识（意识形态、宗教等），它明显地受到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被称为“知识二分法”。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几乎是万能的，基于这种科学观，传统知识社会学不去关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仅限于非纯粹知识的研究。正是由于此，布鲁尔认为，各种社会影响会对信念产生混乱，只要自然地运用我们动物性认识的能力，社会中的人们就可以产生知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布鲁尔指出“正象老鼠在实验室中不断学习穿越迷宫寻找食物那样，一定程度的继而可以促使动物保持它对环境的认识”[4]，他认为动物具有探索自然的能力，这些认识能力的产生，是运用通过同一种原因类型产生这种知识和错误的。
布鲁尔对未来知识的论断反思
那些相信支配各种社会和社会过程的法则存在的人，大概想知道支配他们的历史演进和历史发展的法则是否也存在。波普尔认为，要想预见未来的知识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识是否可预测？布鲁尔给出这样的理解“，任何一种这样的预测本身都相当于那些知识的发现”，未来的行为尚不可知，所以，未来的知识更是无法预见的。知识所具有某种特殊的属性，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设置一道鸿沟，这是布鲁尔的一种理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以来公开发表并且获得人们共享的知识，所以，科学家们通常可以得到相近的研究进展，他们之间的竞争最后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但是，科学发现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经验性发现。他们还包含着有关进行理论解释和再解释的研究。人们并不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知识，获得认识事物必须对肤浅和错误进行猜测，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努力。对科学而言，世界万物所具有的现象和过程都并不是恒久不变的，所以，科学就是一场批判性的斗争，科学的目标是真理。大卫•布鲁尔的科学知识观总结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的趋势，提出了“强纲领”的理论立场，伴随着知识的性质、内容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发生急剧的变革，科学知识也在一个全新的时期高速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提出来一些，这些可以提供证据，是我们能够巩固布鲁尔的理论形式。尽管布鲁尔有关科学知识应该和社会学而非科学的论断存在不少争议，但其重要性在于，他向社会科学引入了，在奠定了方法的重要作用。
作者：汪峰 王利红 单位：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教育；科学教育观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ifc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当代社会学的主要思潮，它以其独特的视角对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知识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并以“知识的社会建构”为核心，对传统科学观和客观主义知识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深化了人们对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知识本质的认识。被誉为美国科学教育改革“圣经”的《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关于科学的本质、科学在社会中的运作的观点，与SSK的观点是一致的，可见，SSK的观点正在对科学和科学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
SSK的思想产生的渊源主要有：1)19世纪，德国的图宾根学派有一个“教会编史学”，认为应该把正统的思想与非正统的思想都给予中肯的对待。SSK的倡导者认为这一观点对他们很有启发；2)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属于欧洲哲学跟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但它在19世纪二三十年展起来以后就停滞不前了；3)1962年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4)维特根斯：t_fl(Wittgenstein)后期的哲学；5)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思。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SSK认为这些正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描述是过分理想化的。
SSK真正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学派)。其主要成员有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大卫·布鲁尔(DavidBloor)和柯林斯(Coollim)，其中巴恩斯和布鲁尔属于创始性人物，柯林斯则是爱丁堡学派的领军人物。SSK自英国起源以后，马上影响到法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的拉图尔(Latour)受SSK的启发，运用人类学方法对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进行观察，写出了《实验室生活》这部名著，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如今，爱丁堡学派的主要成员大都分散在欧美的其他大学，起源于欧洲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已在美国落户，后者已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
按照爱丁堡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巴恩斯的观点，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它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内容，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组织或分布"。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因为知识社会学不研究自然科学的内容，它关注的最多的是科学的社会建制问题，因此默顿学派成了典型的结构功能研究。而爱丁堡学派则是一种建构论的研究，它们关心的是科学是如何建构的，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
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是大卫·布鲁尔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守的四个信条，即因果性、无偏见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由此界定了人们称之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strongprogramme)”的东西。正是在这种强纲领的统摄下，其他社会科学家对科学进行了微观的自然经验主义的研究，以查明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产生或制造的影响。其中，卡林·诺尔一塞蒂纳(1(a曲nK orr-Cetina)、拉图尔、伍尔格(SteveWoolger)等人深入到实验室中去了解科学成果是怎样在实验室中产生的，柯林斯等人对科学争论进行考察，以便了解科学共识是怎样从科学争论中产生的。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脉络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本质和产生机制的分析，以“知识的社会建构”为核心，主要有以下三条思想脉络。
(一)以强纲领摧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强纲领是爱丁堡学派的大卫·布鲁尔于1976年首次提出来的，主要体现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强纲领的内涵，按照布鲁尔的说明，即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应该遵守的4个信条因果性，能够导致信念或者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是因果性的。除了能协同导致信念的社会原因外自然尚有其他类型的原因；2)无偏见性或公正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3)对称性。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比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在这里。因果性信条实际上是对研究科学知识成因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要想知道知识的社会成因，就必须从因果关系角度出发，去研究究竟是哪条使人们形成了特定的信念和知识。在此基础上，无偏见信条要求研究者必须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决不能因为谬误、不合理、失败令人反感或者令人失望，就不去客观公正地对待它们。对称性信条则说明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无论就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而言，还是对于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来说，它们的社会成因都是相同的。所以，当人们在研究和说明科学知识的社会成因时，必须运用同一原因类型。最后，反身性信条使研究者所坚持和运用的理论本身，也变成了他自己研究的对象。即，这种研究必须把他们用于说明其他知识和理论的模式，同样用于对待和研究他自己的理论，从而真正达到对知识的社会成因进行彻底的研究和说明。
在强纲领原则指导下，布鲁尔首先从分析经验主义与知识的关系人手，在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他认为，经验主义强调知识来源于个人的经验，但是绝对客观的个体经验是不存在的。他写道：“难道个体经验实际上不是在由人们共享的各种假定、标准、意图以及意义构成的框架之中发生的吗?社会使个体的心灵具备了这些东西，也向他提出了他可以用来维持和强化这些东西的条件。”换言之，任何个体经验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情境。那么，我们所拥有的科学知识是否是各个个体知识的集合呢?显然不是。布鲁尔明确指出：“它是一种由各种迹象和模糊认识编织而成的故事。所以，我们应当把知识与文化等同起来，而不是使之与经验等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理论和知识，在我们的经验中都是既定的东西。另外，在经验形成的过程中，我们还受到各种信念的强烈影响，因为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去形成经验的，而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它特定的信念影响着我们对经验的判断和取舍。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理性主义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类的理性，一切知识均源于理性所显示的公理。在理性主义看来，知识是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存在。布鲁尔对这种理性主义知识观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对被理性主义公认为最客观的学科——数学和逻辑学的客观性进行了解构，以此摒弃知识的客观性。通过对数学的考察，他认为，数学知识是与社会过程和心理过程密切相关的。人们并不是由他们那些观念或者概念支配的，即使就数学这种最需要逻辑推理的学科而言，也是人们支配各种观念，而不是各种观念支配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只有一个：“各种观念都是由于人们不断主动地给它们补充某些东西才增长的。人们把它们建构和制造出来，是为了可以对它们进行扩展。这些对于意义和用法的扩展并不是预先存在的。”这样，布鲁尔就把数学的发展归因于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
综上所述，布鲁尔的强纲领所主张的是，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建构的，随着社会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东西。因此，处于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不同的知识。
(二)以信念的研究张扬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性
既然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影响知识建构的社会因素有哪些呢?它们是如何影响知识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借助于对信念的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
何谓信念?巴恩斯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把信念区分为两个领域，“其中的一个关系到对象、事实或具体事件的世界，另一个关系到价值观、义务、习俗以及制度范畴的体系”。每个人都具有信念，信念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但不论正确与否都直接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任何信念都是一定时期内的信念，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社会的痕迹。科学家们同样受这些信念的影响，巴恩斯等人正是从这里切人对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性因素的分析。一般认为，科学家是选择了正确信念的人，因而他们的工作是可信的，也是客观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巴恩斯指出，历史上的哲学家和近代的科学哲学家对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种种方法来保证信念的正确性，可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众所周知，经验主义哲学家认为归纳法是人们获得信念的有效方法，然而自从休谟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归纳法本身的局限性，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哲学家都进行了改进。如波普尔(Popper，K．R．)提出了证伪和逼真度的概念来尽量保证结果的真实性，还有些哲学家用高概率来作为信念真实性的标准。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排除错误信念的产生。换言之，归纳法的困境使错误信念有了生存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错误信念的存在。正是由于错误信念的存在，导致科学家的科学成果或科学知识并不必然为真。正如巴恩斯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很容易证明，那些构成了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识的信念，是从理论而并非完全是从经验产物中推导出来的。理论是被置于实在之上而不是从实在中推导出来的。”波普尔提倡理论的证伪，就是看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但是，问题是一旦承认信念不是完全从实在的制约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决定科学家们思想的并不是他们的社会承诺，而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说就是他们所在的社会境况。又如巴恩斯所指出的：“已确立的科学中的活动通常都是受某种关于世界观的理论的指导的。现在，这个理论可能被看作是关于世界的—个图景或—种描述；但它并不是从世界中产生的，而是强加给这个世界的。”
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科学中使用的一些术语的理论的和非经验的特性，有时会被人们遗忘，因为它们的使用已经变得很自然，而且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人们不再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了。换言之，科学家从事科学理论建构是信念在主导他们的分析与思考，而根据这种信念得出的结论。我们能否认它的社会性因素的存在吗?
用劳丹(LarryLauden)的话说，科学研究中的信念系统就是科学的研究传统，它是一种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论体系，它规定了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劳丹认为：“研究传统的问题定向作用，无论在一个研究传统内的具体理论形成之前，还是形成之后，研究传统始终对其构成理论所必须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和重要性有着强大的影响。同样，研究传统对其构成理论所产生的概念问题也有决定性影响；研究传统的限制作用；研究传统的助发现作用。”由此可见，任何科学理论在产生过程中都不能摆脱由社会文化因素构成的环境背景的影响，因而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一科学家更是在一定信念和研究传统指导下进行科学活动的，科学知识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产生的。正如科学哲学家汉森指出的那样：观察渗透理论，即纯粹客观的观察并不存在。换言之．任何观察、任何研究活动都要受到行为主体的信念或特定科学共同体内的研究传统的制约。如果没有社会因紊的参与，任何观察和研究活动都是不可能进行的。
(三)以实验室的研究揭示科学知识产生的境域性
如果说信念和研究传统只是科学理论产生的宏观的外部社会环境因紊的话，那么影响科学知识产生的具体的、微观的社会环境就是实验室。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实验室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拉图尔、伍尔加和卡林-诺尔一塞蒂纳。按照卡林-诺尔一塞蒂纳的看法，“对实验室的研究表明，科学对象不仅技术性地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而且符号性、政治性地被建构。这一思想的一个含义是，人们认识到：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研究不仅干预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干预了社会。另一个含义是，科学成果已终于被看作是文化实体而非由科学家发现的、纯粹由自然所赋予人们的东西。”
按照客观主义的知识观，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正是由于事实的客观存在，人们对事实的认识即科学知识也才具有客观性。但是，卡林-诺尔一塞蒂纳通过实验室研究却揭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事实(6cc)是指把事实揭示为已经被制作出来的东西。”这是对客观主义事实观的根本否定。在这个基础上，事实性问题被重新定位，并被视为一种在实验室中建构的问题。这么说的道理何在呢?这涉及到科学活动的主体的认知与思考模式，因为事实是由主体来界定的。诺尔解释到：“实验室的选择不是与个体的做决定相关联，而是被看着社会互动和商谈的结果。”而正是在这种互动和商谈中，关于某一事实的看法达成一致，并以此作为基础建构科学理论。也就是诺尔所认为的，这种商谈标志着对科学研究成果的高度选择性的建构与解构，并且导致了对知识连续的重新建构。为了更好地说明在这种建构中对事实的选择问题，诺尔用了一个自然选择的隐喻。她说：“实验室的选择性解释依具体情境和语境(context)而定。以这种方式，可以把自然选择的过程重新构想成一种语境的重建过程。”在这种语境的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于事实意义的确定，而这种意义的确定，依赖于科学家之间的商谈。换言之，对于科学家来说，事物的原始意义包含在他们的实验室推理之中，推理活动在科学活动中的广泛存在，表明他们依赖于信念、研究传统、共同体内部的范式的硬性约束以及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实际上是一个实践的推理者。那么，这些推理的内容都包括哪些成分呢?惠特利认为：“这些成分是由研究实践、方法、解题模型、专业关心的问题以及构成一个领域的研究活动基础的形而上学价值或信念所组成。”所有的实验数据、现象等在这种推理下，都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因而知识得以重新建构。诺尔指出：“它意指了这样的事实：一种符号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同的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来表达。”这就告诉我们，一切科学研究成果都是由特定的活动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构造和商谈出来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知识与其他事物一样是人制造的，而不是我们平常设想的完全与社会无涉的纯客观的东西。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照下的科学教育
当前，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主张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的观点，不仅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具有的观念，而且正在成为科学教育家的共同信念。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把注意力引向一种中心的概念，即科学知识是一种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来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和独立于人类行动的自然秩序的揭示”。建构论“更像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而不是一组哲学原则，它系统地将注意力指向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观照科学教育，必然引起人们对科学教育观的新的思考，从而尝试重建关于科学教育的知识观、目的观、课程观和教学观。
(一)摒弃知识的客观性，弘扬相对的知识观
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分析科学知识的本质时，首先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进行了彻底否定，第一次在客观主义知识观上打开一个缺口，从而促使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不是纯粹客观的，可以把科学知识看成由假说和模型所构成的系统，这些假说和模型是描述世界可能是怎样的，而不是描述世界是怎样的。这些假说和模型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为它们精确地描述了现实世界，而是以这些假说和模型为基础精确地预言了现实世界“。正如波普尔指出的，由于人们根本就不可能获得完全证实或证明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一种“暂时的”理论，都是对现有问题的“猜测性解释”，都是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反驳的，或者说是向进一步检验和反驳开放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建立在确定性基础上的知识进化和积累，有的只是猜想和反驳，其中“混杂着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希望”。总之，知识是相对的，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说或假设，它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必将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化而不断更新、升华和改造，并随之出现新的解释、假设。
科学知识具有相对性、暂时性的原因在于它的产生受到社会文化和个人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的产生，不仅受到信念系统、实验室情境的制约，而且受到诸如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宗教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正如巴伯指出的：“时而是这个，时而是另一个社会因素对科学家有影响，有时是相对有利于科学成长，有时是相对妨碍之，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则，对于科学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与社会相脱离的。”
(二)重视全面的科学素养，追求多元的科学教育目的观
传统的科学教育在客观主义知识观的影响下，把中小学科学教育目标定位于单一的认知领域，把学生看成是知识的“容器”，认为学生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好。课程目标设计服务于知识的线性积累。在这种单一的目标制约下，学生生活在书本世界里，把主要精力花费在记忆上，忽视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习惯的培养，使得大都缺乏科学素养。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否定启示我们，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科学活动的产物是可变的，不能体现科学的真正本质。“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已经认识的真理而在于探索真理…科学本质不是知识，而是产生知识的社会活动，是一种科学生产。”每一种理论与法则的建立都隐含着科学家们的科学探索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运用(知识的建构过程)。无论科学知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种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始终如一的，它们才是科学的本质。这启示我们科学教学目标不仅应该要求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合理的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使其了解科学的社会功用及其负面影响、具备对科学技术进行社会决策的责任感和素养等。在国际上，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国际科学教育界普遍认为，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素养教育应是学校理科教育的重要目标”。根据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观，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而科学素养至少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观念、科学精神和科学审美能力等五个方面。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科学审美能力是以往我们的理科课程教学所忽视的，实际上，无论作为科技工作者还是合格的公民，这些素养是必不可少的。科学教育培养的更应该是有知识、有思想、有能力、有情感、能创新的合格公民。
(三)贯通科学与社会，倡导综合的科学课程观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思想是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强调科学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因素的作用。运用这一思想指导科学课程的设计，就要打破传统的学科中心的课程编制模式，贯通科学技术与社会，设计综合的科学课程。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于科学课程设计的影响，已经在当代国际科学教育改革的文献中得到反映。例如，1989年，在英国教育与科学部和威尔士事务部新公布的国家规定的中学科学课程设置中，科学史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这份法规性的文件，要求学生和教师了解“科学的本质”。在国家课程设置委员会发表的相应的指南中，甚至出现了“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建构”这样的典型带有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的提法，这样，从法律上，便要求“学生应逐渐认识和理解科学思想随时间的变革，以及这些思想的本质和它们所得到和利用是怎样受到了社会、道德、精神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它们是在这样的与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做时，他们应开始认识到虽然科学是对经验进行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却不是惟一的方式。”小‘科学的本质”就是此课程设置的所要求达到的17个目标中的最后一项。至于像美国的和(2061计划>这样的科学教育改革方案，虽然在叙述上出于某些原因回避了明确地提出“建构”这样的词语，但其中“科学的历史和本质”或“科学的性质”，都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求。在其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相近的含义。如在(2061计划>的科学素养基准要求中，就有像“科学的进步与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其他部分的状况”这样的说法。这种在科学教育中要求学生学习和认识科学的本质的做法，必然要求学生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或者更明确地说，认识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建构”作用。柯柏恩(w．W．Cobern)就是要在讨论科学与科学教育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时引入社会建构的概念，并论证说：“无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性质怎样评论，对科学的学习必定要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因而，任何科学课程设置都带有一种社会的视角。”
为了贯通科学与社会，必须重构科学课程的内容体系，采用一种内容更为丰富的“大科学课程”模式。这一模式主要不是将大量的内容或某些学科知识内容的简单相加，而是从社会、历史、哲学等角度对自然科学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如在这种“大科学课程”模式指导下编排的中学物理课程，应是学生们不仅可以学习到物理学课程中的概念、命题、公式、定理等原来分科物理课程能够学到的东西，而且可以使他们学到有关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认识到物理学知识的发展也是受到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影响的。同时，这样的课程内容也可以使学生知道自然科学知识并不仅仅是靠积累得来的，它是自然科学范式不断渐变和不断革命的结果；也可以使他们学到曾经和正在接受挑战的那些概念、命题、公式和定理，学到最新、最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从而使学生建立起“开放的”知识观和“完整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形成对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社会建构论的看法。
(四)反对各种形式的灌输，坚持建构与对话的科学教学过程观
传统的科学教育受客观主义知识观的影响，把科学教学过程看作是一种将科学知识作为现成结论直接“告诉”给学生的知识传授一接受过程，学生对科学课程的学习方式是被动接受式学习。与此相反，用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指导科学教学过程，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灌输，大力提倡建构与对话教学。
知识增长规律对电子期刊的影响
从17世纪到20世纪，这种科学思想经过后人不断的修正、补充和完善，一直为科学家和学者所接受，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增长模式对人类科学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种观点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的修正、检验型的知识增长模式。这种知识增长模式认为：科学知识增长“并不是指观察的积累，而是指不断一种科学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或者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4]”。波普尔认为，知识从本质上都是暂时性的，我们无法证明知识的绝对性，却可以检验证明其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因素，科学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不断地在证伪、反驳中提高其必然性，才使科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波普尔还用以下公式概括地描述了知识增长的规律：P1TSEEP2[4]。P1表示提出问题，TS表示再找出解决问题的试错方法，EE表示清除错误，P2表示在解决了最初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问题，新问题又进入到解决问题的试错阶段，然后清除了错误，又引发了新问题，一直这样周而复始的发展下去。这个过程是一个反馈的过程，科学进步正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反馈机制，科学知识便得到了增长，科学发展于是便没有了终结。这一理论的应用结果就是每个科学家都应尽可能的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应尽可能多地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去不断地进行辨伪和反驳，才能使科学走向更进一步的精确。第三种观点是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革命型知识增长模式。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具有按一定规则、周期出现的结构，由此而建立起的科学、按照“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的逻辑规律而向前发展的模式[5]。以上三种知识增长模式其实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他们都存在一定的合理因素和借鉴意义，对我们研究学术传播系统的发展有着理论、方法上的指导意义。我们正是在这种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研究学术期刊的发展，研究其对知识增长方式变革的贡献，研究学术期刊在学术传播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系统反过来对其质量的控制，从而促进学术传播活动的繁荣和最终达到知识增长的目的。科学知识的增长是有规律可循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人对知识增长规律不断的进行探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普赖斯，他通过对物理出版物(主要是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哲学会刊》)数量增长情况进行定量归纳分析，揭示出了科学文献指数增长规律。从对研究者的数目、科研经费、科学文献数量等计量参数研究中，普赖斯发现，从1665年第一份科学期刊问世以后，每隔100年文献数量就会增加100倍，大体以18年为一个倍增周期，每15年为一次稳定倍增。1962年普赖斯用计量方法提出了科学知识增长规律用指数增长曲线来描绘，称之为“普赖斯曲线”。这一曲线只是知识增长的理想模式，普赖斯并没有从理论上对其知识增长模型进行解释，也没有考虑社会其他复杂因素对知识增长的影响，这方面的不足因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而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要研究知识增长的规律还应当应用科学社会学的知识对知识增长规律作出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从科学哲学对知识增长方式理论和经验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知识的增长与文献数量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传统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但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发现，知识增长与文献数量关系又不是呈绝对的正比关系，这就需要对影响知识增长的各方面因素在科学交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层次、结构等进行统合分析，才可能全面的搞清楚知识增长的方式和规律。只有在搞清楚知识增长的方式和规律后，才可能对电子期刊在科学交流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作用与改变原有系统等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
网络电子期刊的发展方向及策略
电子期刊是学术出版传播的又一次革命，是现代信息社会多元化学术转播的一种发展方向，它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它的出现不仅仅是增加了一种新的学术传播媒介，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现有的学术出版传播模式，引发了传统学术模式的调整和整合，同时使得知识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就目前而言，要使电子期刊有效地健康地发展、使之更好的来促进学术传播活动，有必要解决好以下问题。深化出版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在期刊电子化进程中，一方面，应加快实现期刊管理、运行由出版事业向出版产业的转变，真正确立期刊出版部门和机构的法人地位，在财务、用人制度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真正拥有企业自，改变发行策略，形成竞争格局。这些变革需政府给予政策、法制上的保障。另一方面，网络电子期刊部门，还应注意建立起规模产业，建立完善的出版企业产业链，从期刊产品开发到服务，从管理到经营，从政策、法制到资金流通等各个方面，要为期刊全面电子化、网络化创造良好条件。第三，应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良好的网络运行模式，要引入竞争机制和期刊定量评估指标体系，并应用引文分析法和期刊质量判断法对期刊质量进行定量评估，评选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实行期刊品牌战略，在研究者中形成广泛影响，吸收专家和优秀研究者的注意，将优秀稿件相对集中在核心期刊上，尽快建立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加强网络电子期刊的质量控制电子期刊质量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电子期刊的出现打破了原有格局，期刊质量控制在原有内容数量控制、编辑质量控制、出版质量控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期刊质量控制的新课题。电子期刊的质量评估主要应从数量、质量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从数量方面来说，判断期刊质量最典型的是引文分析法，通过期刊论文之间引用和被引用关系来定量判断期刊质量，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期刊自身情况和刊载论文的学术规范、研究深度和广度来评估期刊质量、则采用的是质量判断方法。期刊的社会影响对期刊社会信誉度的建立、对作者的吸引等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期刊自身情况的判断标准(包括期刊办刊的宗旨、目的和用户群；期刊出版速度；期刊载文量；论文、评论、时事通讯等的比例和刊期；期刊、出版机构、编辑和编辑部的社会名声；期刊论文的学术质量；期刊的发行数量；期刊的印制和版式质量等)对期刊质量评估也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标准也是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部门应努力的方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期刊论文的学术标准，因学科内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论文中作者在理论、方法上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规范化的语言和编辑标准，进而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等是人们要强调的最重要的学术标准。
人们希望电子期刊的表现形式与印本期刊基本保持一致，符合印本期刊的阅读习惯，这样就可以减少对电子期刊阅读的不适应感，促进电子期刊用户的可接受性。目前，阅读习惯、计算机网络设备与条件、费用、检索使用能力等因素仍然制约着期刊电子化、网络化的进程。因此，选择印本期刊与电子期刊并重的发展道路是目前期刊发展的最佳选择。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应在提高期刊质量上狠下功夫，为全面实现全程纯电子期刊化、网络化打下良好的基础。注重培育用户市场，切实建立期刊、作者、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信息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个别人对于电子期刊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其他人，甚至是大众的思想、态度及行为。作为信息管理机构、出版机构和部门、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一方面应培养人们改变对电子期刊的看法，激发和加强研究者对电子期刊使用的欲望，同时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并加深用户对电子期刊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应打破单一期刊设立的限止，在作者和用户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作者的思想、观点、成果等与用户尽量形成实时互动，以加速期刊学术交流的速度，让期刊真正适应学术传播的需要，从而促进知识的增长。
作者：张德云 单位：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
关键词：数据管护 数据管理 研究数据 知识图谱
分类号：G250
引用格式：虞晨琳. 国际数据管护的科学知识图谱研究[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2（3）： 201-213[引用日期]. http：///p/1/137/.
1 引言
随着E-Science的发展，科研行为的主要特征是基于数据的科学探索，研究数据是科研活动的驱动力，科学研究已步入以数据密集型为特征的大数据科研范式[1]。大数据时代，研究数据的内涵与特点发生改变，其来源范围广、类型多样、数据体量巨大以及数据流实时变化，被称之为科学大数据[2]。因此，以往的数据管理模式因不能适应研究数据的管理，而使得研究数据易遭到损坏与污染，数据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和长久保存，影响现阶段的科学研究行为的进行。各领域学者基于自身学术背景对研究数据管护（data curtain， DC）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笔者将对国际学术界的数据管护研究进行梳理，以期整体、全面地认识与把握数据管护研究的整体面貌。
2 数据管护定义
英国数据管护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 DCC）对数据管护进行明确定义：数据管护是指贯穿数字化研究数据整个生命周期的维护、保存和增值的动态主动的管理活动；对研究数据进行主动的管理，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数据在未来研究价值的威胁、降低数字老化的风险；置于可信的数字化存储库中的管护数据，可促进英国研究领域的数据共享；数据管护可减少数据创建的重复工作，并通过增强高质量研究的可用性来提高数据的长期价值[3]。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JISC）指出， 数据管护是在数字数据和研究成果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维护和利用它们以服务当前和未来的用户的一系列活动[4]。
从档案视角解读，认为数据管护是将数字保存、数字图书馆管理、数字归档和数据管理阶段性介入活动进行融合成一个整体；数据管护实质是贯穿整个数据生命周期的管护活动，数据管护术语的产生，由于数字归档的含义在信息资源保存领域的滥用，使得数字归档的含义遭到曲解，使得数字资源的长期、全过程管理的研究需要创建新的术语来准确描述数字资源的生命周期管理的研究[5]。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提出数据管护是在学术研究、科学和教育活动中主动、持续地贯穿数据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活动，通过数据认证、归档、管理、保存和描述来促进数据的检索发现、长期保存和增值重用[6]。
综上所述，数据管护具有以下特点： ①数据管护是一种主动、持续和不间断的数据管理，贯穿整个研究数据的生命周期，确保研究数据管理过程是一条可追溯的连续链条； ②数据管护目的是维护和增值研究数据的价值，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和长期可用，满足现在和未来的使用需求；③数据管护促进研究数据资源的检索与发现、共享与利用、减少科研资源的重复建设。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数据与方法
为全面把握国际数据管护研究情况，避免遗漏重要文献，本文所选取的统计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 （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以 “digital curation” “data curation” 为主题或标题进行检索，时间跨度：1900-2016年，文献类型：包括“article，editorial，letter，proceeding paper，review”5类，检索时间为2016年10月31日，并对检索结果进行去重、清洗，最终得到319条文献记录。
国外数据管护研究的文献增长趋势符合普赖斯提出的科学文献指数增长的普遍规律，拟合优度R2为0.974（见图1）。国外数据管护研究始于2000年，2000-2005年间的发文量少，发展极为缓慢，研究处于起步阶段；2006-2013年间的年发文量呈现增长态势，实际发文量都超过理论值，研究处于快速增长期；2013年之后，实际发文量小于理论值，且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研究步入成熟期。数据管护的年发文量呈绝对值持续增长趋势，自2013年起，每年发文量均在40篇以上，2015年达到62篇。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知识图谱，科学知识图谱是将信息可视化技术、应用数学、图形学、计算机科学等与科学计量学结合起来的交叉科学研究方法，可将科学前沿领域的海量文献数据信息转换为可视化图像，展示单凭个人经验难以直观获得的学科前沿领域的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具体分析方法是基于共现分析法来明确国外数据管护的研究主体；利用共被引分析展现国外数管护的知识基础。
3.2 数据管护的研究主体
利用CiteSpace软件共现图谱分析法，从学科分布、研究机构、作者分析3个维度对施引文献进行分析，以探求数据管护的研究主体。
3.2.1 学科分布分析科学知识图谱
如图2所示，计算机科学与图书情报学的节点年轮较大，表明学科的发文数量多；节点年轮颜色由蓝、绿、黄组成，暗示研究跨3个时间段，长期时间关注且持续性研究。生物化学研究方法、天文与天体物理、计算机科学、成像科学与照相技术、统计与概率、地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遥感、基因与遗传学等学科的节点被紫圈标注出来，代表节点具有较大的中心度（不小于0.1），处于在网络结构中重要的中心位置，在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从学科分布来看，数据管护研究具有多学科性，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均关注数据管护方面问题，积极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①研究数据主要由具体的基础学科产生。研究数据来源于科学研究的观测、探测、调查和综合分析所获得的数值型的事实记录，随着21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新一代科学研究的手段与方式的应用，促使研究数据的生产方式步入自动式化感知式系统阶段。研究数据具有学科背景属性，基础学科多围绕学科的特定项目开展数据管护研究，以满足自身学科知识体系对研究数据的管护的特定需要。②不同学科的研究数据在管理与服务具有共同属性。应用学科夯实了数字化科研的基础以及统一了研究数据的技术标准，这些称为了数据管护中的网络基础设施的依托、信息技术的支撑、政策指导与管护理论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计算机科学在数据管护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人工智能、信息系统、跨学科应用、软件工程与理论方法，从全方面对数据管护研究进行技术支持，其研究始于2001年。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对数据管护研究力度与重视程度不亚于计算机科学，随着新一代测序工具与技术出现，基因研究产生海量的基因数据，因此，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对于基因数据管理需求增大，需要确保基因数据的及时更新、实时维护、关联和集成资源、长期保存与有效获取等，驱动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图书情报学的发文数高达84篇，科学体量较大，学术影响力较强，是推动数据管护研究进展的主力军之一。
3.2.2 研究机构分析
由图3可见，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爱丁堡大学、普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以及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数据管护研究上比较活跃。
突现是指变量值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变化，突现信息是一种可用来度量更深层变化的手段，对机构突现的研究，能够把握机构在数据管护研究上的关键转变节点。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2007年共有4篇关于数据管护的文献，主要为数据管护的人才培养和软件工具研发的研究。其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承担的数据管护课程（Digital Curation Curriculum，DigCCurr ）项目，包括培育数据管护的研究生层次专业人才，探索数据管护课程设置[7]；界定数据管护人才以及数据管护应具备技能与知识[8]。The Vidarch Project1项目捕获数据资源的相关信息，基于数据资源的元数据和上下文本信息关系，实现数据资源的全面注释[9]；研发ContextMiner 2工具，帮助数据管护人在数据库中进行数据查询、编译及存储[10]。爱丁堡大学2004-2007年共有4篇关于数据管护的文献。面对生物数据爆发式增长，P. Buneman倡议对数据库进行管护，确保数据的安全可靠[11]；P. Buneman同时阐释数据管护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档案专家、管护者侧重对数据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可靠访问，研究者侧重数据资源的可视化、注释与关联[12]；C. Rusbridge等认为DCC成立将更好地指导数据管护活动的开展[13]；M. McGinley呼吁将数据管护纳入法律层面，以此将有效地指导研究数据的开放或保密[14]。普渡大学在2008年发表2篇关于数据管护文献。普渡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原理的指导下，利用分布式机构知识库设施基础，开展具体学科的研究数据管理的探索，为数据管护研究提供实践案例[15]；M. Y. Eltabakh研发生物数据库的可扩展数据库引擎，支持研究者对生物数据库系统进行统一的数据管理，如数据及派生信息的注释、存储、数据查询和跟踪等，促进普渡大学的研究数据管理[16]。
3.2.3 作者分析
如图4所示， 节点年轮的颜色变化反映了研究者的活跃时段，笔者依据图谱的时间分区的颜色变化，将数据管护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分为三代研究者，以2006年和2012年作为时间分区的分界点。
第一代研究者的节点以蓝色为主，随着科研信息化的展开，研究者对研究数据管护的需求不断增加。P. Buneman团队倡议及阐述数据管护以及数据管护中心成立的意义；P. Martin团队研发基因数据库的集成分析工具，支持数据集成化研究。第二代研究者的节点以绿色为主，主要是图情及计算机领域围绕研究数据管护展开的研究活动。C. Prom团队从数据管护教育角度，主持开展数据管护课程（DigCCurr）和数据管护差距弥补课程（Closingthe Digital Curation Gap）以储备数据管护的专业人才； L. Martinez-Uribe团队研究图书馆在数据管护的角色定位、服务创新；S. Ross团队研发文本流派分类方法自动获取元数据。第三代研究者的节点以黄色为主，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定学科开展的细粒度的数据管护活动，?. Sánchez-Ferrer团队基于生物基因需求，提出数据管护的具体要求；W. Los团队建立数据管护以此来推进数据资源共享开放；C. Jandrasits团队从纳米领域提出数据管护的重要性；B. Stvilia团队从基因领域出发，研究数据管护以及数据质量要求；J. Bhate团队介绍国际分子交换联盟中心（IMEx Central）实施交互质量控制、交叉管护等数据管护措施。
3.3 数据管护研究的知识基础
由图5可知，文献共被引网络主要为8个聚类。基于被引文I和施引文献、聚类标签对各类的研究内容和核心观点进行解读，发现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数据管护对科研活动的新价值、数据管护的软硬件设施的建设、数据管护在具体学科的应用、数据管护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几方面。
3.3.1 数据管护对科研活动的新价值
表1列出聚类3#scientific data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阐释科学数据对科研活动的新价值，这些文献主要研究了如何使用数据管护实现对数据的维护和增值，涉及到科研工作流程、数据共享及出版的管理。科学研究具有数据驱动性和开放协作性，数据共享可以支持科学研究的再现或验证，确保研究结果为公众所用，方便其他人利用现有数据开展新研究，提升研究创新水平[17]。
科学界对小研究数据潜在价值的认识加 深[18]，P. Borgman以栖息地生态学为例，介绍了数字图书馆利用嵌入式网络感知中心，来支持“小科学”学科的数据管理，以便解决小研究数据向于异质、个人管理的状态或是未被保存、未被管理的状态[47]。尽管海量研究数据产生，使得数据洪流现象出现，但只有少数领域出现数据共享，C. Tenopir等2011年对1 329名科学家进行数据共享实践与理论调研，发现阻碍科学家进行数据共享首要原因是时间不足和资金缺乏，其次是开放平台、标准规范、政策制定等[19]。M. H. Cragin等承担的Data Curation Profiles项目是基于研究者角度对数据共享问题进行研究，从分享什么数据、何时和与谁分享的3个维度分析研究者数据共享行为[20]；P. Borgman分析什么数据应该被共享、被谁共享、在什么条件下共享、为什么共享以及要做什么努力等方面，能帮助认识数据共享；以上研究为数据政策制定和数据实践开展提供了指导[17]。
M.J. Costello提出以数据出版代替数据共享，构建数据的引用与访问系统，激励环境、生物学科学家研究数据，解决数据可用性问题[21]。R. R. Downs和R. S. Chen.设计跨学科数据提交的工作流，便于满足跨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交数据的需求[22]。
3.3.2 数据管护的软硬件设施建设
数据管护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包括支撑数据管护的平台的基础设施，支持数据集成和关联的软件技术。表2列出聚类2#biologist-centricsoftware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是面向数据管护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这些文献主要是探讨支撑管护软件研发和平台构建、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最佳实践探索。
开源数字仓储软件（Fedora）描述数字对象及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组织机构在管理及保存数字资源方面提供基础[23]。iRODS（integrated Rule-Oriented Data System）的数据网格帮助用户高效、简易管理各类数据资源[24]。英国图书馆与信息网络办公室总结数据管护的服务框架，鉴定关键利益主体，分析其责任、权利与协作方式，确定数据管理的目标（数据的保存、访问和重用），确定实现目标的机制、流程和实践[25]。普渡大学图书馆在e-Science环境下，构建面向科研的嵌入式服务的协同结构，开展研究数据管理服务，包括数据描述、类型和格式的标准、收集、组织、归档与保存[26]；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参与领域科学的数据管护的过程，表明图书馆在专业人才、基础设施与信息服务的优势将有助于开展数据管护活动[27]。以上图书馆的探索成为数据管护的最佳实践。
表3列出聚类6#annotation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是基于数据集成和关联的数据管护，通过构建大规模知识化的科学数据网络，便于研究者深入挖掘和有效解释科研数据中各类资源对象的内涵和关系。
基因芯片数据协会组织开发了微阵列数据标准，规范了微阵列实验解释的最小信息描述[28]，促进国际上基因组学的实验室及公共数据库的数据交流。C. A. Ball评述微阵列数据标准，规范了微阵列实验数据的注释描述和交换标准，辅助微阵列数据库的建设和数据分析工具的开发，促使高质量的基因表达数据的共享，为基因研究的标准化铺平道路[29]。S. A. Sansone提出以技术手段和奖励机制促进生物数据的互操作性，以提高科学社群对研究数据的充分利用和开放共享[30]。D. Howe认为生物研究数据管理和生物学数据管理的出现，解决不断增长的高质量数据需求与有限、落后的数据管理之间的矛盾[31]。B. M. Good等通过语义维基构建生物医学的语义网链接，直接嵌入维基百科编辑器来计算文章上下文的语义关系，增强维基百科文章的语义呈现，便于用户查询与发现[32]。
3.3.3 数据管护在具体学科的应用
数据管护在生物学科、化学信息学与生物信息学方面得到充分运用。表4列出聚类0#database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是数据管护在生物学科的具体应用，这些文献主要是基于领域本体与元数据的数据描述的管护活动，为生物数据的描述和分类实现格式化，为计算机处理创造可能。
随着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基因组和转录组开始进入高通量测序，实验室和基因数据库得到海量核序列数，但是对核序列数的描述和保存格式不统一，严重阻碍了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基因本体的出现，统一了规范基因功能注释和描述[33]；生命研究数据库采用基因本体来对研究数据进行标注，通用蛋白质资源数据库（UniProt）为科学社群提供集成、高质量、可获取的蛋白质资源数据[34]，PlasmoDB数据库通过疟原虫基因注释标准化，关联基因组定位、转录本信息等各种信息，方便疟疾研究者查询[35]。数据的描述、注释以及保存格式的规范，有助于研究的新发现，通过统一基因本体术语，便于集成高质量的数据资源，便于发现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证据[36]。
表5列出聚类1#QSARmodeling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是数据管护在化学信息学的具体应用，这些文献主要是围绕研究数据建模过程的管护活动，依据数学原理，探索数据之间的关系，提取信息及发现知识等。定量构效关系（quantitative structure activity relationship，QSAR）作为化学信息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对化合物结构与其活性之间关系的定量描述研究[37]。
建立研究数据的汇聚机制与模型，如集成计算毒理学资源（Aggregated Computational Toxicology Resource， ACToR）、京都基因和基因组学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and Genomes， KEGG）和基因型―表现型数据库（Genotype-phenotype databases），以解决数据的多源、异构带来的数据使用效率低的难题。科研信息化的推进，数据驱动科学研究的发展，数据质量直接决定研究的成败。化学数据建模分析过程采用标准规范[38]，划定分析阶段，来确保QSAR模型分析结果的有效性[39]。面对预测毒理学的数据的来源涉及学科广、数据的表示灵活多样，F. Xin认为数据管护能确保预测毒理学的计算基础的数据高质量，推进学科发展[40]。A. J. Williams和S.EKINS倡议化学数据库采用数据管护，来保障数据质量，推动科研进展[41]。
表6列出聚类5#bioinformatics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是数据管护在生物信息学的具体应用，这些文献论证了数据管护是如何支持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新模式。J. Bellenson指出，微阵列芯片技术在鉴定致癌物质与环境危害的应用，促使毒理学研究的范式由假设驱动的研究转向数据驱动的实验[42]，数据对科研的重要性日益显著。W. Tong等指出arraytrack具有集合毒理学的数据存储、分析和可视化的功能，支持毒物学研究的进展与新发现[43]。
3.3.4 数据管护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图书馆的服务模式
表7列出聚类4#digitalcuration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确定了数据管护的利益相关者，这些文献主是围绕数据管护利益相关者展开的角色定位、职责划定和相互协作研究。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21世界长期数字数据集合研究与教育》，明确了管理层面对长期数字数据集合管理的重视，开展数据管理研究以及教育培训，以支撑2000年以后的科学研究。基于数据在不同阶段的管理要求，提出不同机构、部门的数据服务角色定位，以实现数据管理服务角色的协作，实现数据管理服务的目标[44]。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管理的参与者，拓展和延伸数据服务，定位管理角色与职责，研究技术标准和数据生命周期理论等，以期在研究数据管理乃至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H. R. Tibbo纳缁峥蒲Ы嵌榷壬笫邮据管护，尽管数据管护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支撑，但社会科学对数据资产的长期管护更具有指导[45]。
表8列出聚类7#science的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描述了科研新模式下图书馆的探索，这些文献主要是描述了图书馆的数据管护服务模式。L.Lyon指出，随着“信息转变”，图书馆需要审视在数据驱动科研环境下的机构目标和服务范围[46]。P. Hswe和P Hswe从学术图书馆在人员配置、基础设施及服务定位角度，论述图书馆参与数据管理的必要性和参与模式，指出图书馆将出现新的职业角色来满足数据管理的需要[47]。G. S. Choudhury针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有的机构库等基础设施开展数据管护服务，强调数据科学家和数据人文专家等新角色在数据管护中发挥的作用，能全面支持高校研究数据管理[48]。L. M.Delserone论述了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与机构库、信息部门等协同合作，共同规划建设学校的数据管护的基础设施；同时图书馆配置专业人才队伍，满足图书馆开展数据管理与服务的要求，建设“科学馆员队伍”[49]。L. Lyon基于Research360的机构研究生命周期模型，总结图书馆开展数据管护服务的10个阶段，包括数据管理要求、计划、信息学基础、引用、培训、许可、鉴定、存储、获取、影响[46]。
4 结语
随着21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科学研究范式向数据密集型转变，共同推动数据管护研究的兴起。对国际的数据管护研究的分析和解读表明，研究主体具有多学科性，其中，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基于自身学科知识体系，围绕特定项目进行数据管护的研究；计算机与图情等应用学科则基于研究数据的通性，研究通用的研究数据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标准规范。研究主体的机构主要集中在欧美，其中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爱丁堡大学和普渡大学在数据管护领域比较活跃，具有很大影响力。相较国外，中国对数据管护的研究相对薄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国际数据管护的专业人才培养上开展深入调研与分析，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研究主体的学者合作不够紧密，缺少稳定的、高质量的研究团队。数据管护的知识基础集中于数据管护对科研活动的新价值、数据管护的软硬件设施的建设、数据管护在具体学科的应用、数据管护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基于上述对国际数据管护研究的英文文献的梳理，望能为国内开展数据管护研究带来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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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bliometric Study of Web of Science （1990-2016）
Yu Chenlin1，2
1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关键词：科学知识变化；逻辑解释；认知解释；社会解释；评价
20世纪是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的世纪，也是科学哲学在激烈论战和频繁的范式变更中不断趋向丰富的世纪。纵观20世纪科学哲学在风云变换中发展历程，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问题则是一条贯串始终的红线。先是作为当代科学哲学第一个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逻辑—理性论的解释模式。后又有50、60年代各个学派围绕这一问题的激烈论战。70年代以来，迅速崛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对逻辑—理性论进行否定性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与此同时，当代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在向科学哲学渗透和扩张的过程中又建立了科学知识变化的认知论解释模式。社会学解释模式的相对主义取向和认知解释模式的心理主义取向都正是弗雷格以来的现代哲学传统一开始就背弃的东西。所以，这两种解释模式与逻辑—理性论自始至终处于激烈论战和尖锐冲突的状态。然而，认知解释模式与社会解释模式也并非相安无事，知识社会学家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而且强烈地反对指向人类心智的认知解释模式，指责这种研究路线是“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 inpidualism）；[1]而认知理论家则认为社会学解释模式根本不能揭示新的知识信念发生和形成的实际过程，只有认知解释模式才真正揭示了知识变化过程的实际发生机制。可以说，在科学知识发展变化问题上，20世纪的最后30年就是在这三种解释模式分庭抗礼、相互攻讦中走过的。
那么，这三种解释模式之间究竟处于何种关系？激进的社会解释模式和激进的认知解释模式能够独立地对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做出充分的说明吗？在走向新世纪科学哲学的重建时，我们究竟应如何评价这三种解释模式？显然，恰当地评价这三种解释模式的成败得失，并在三种解释模式的共时性对比中，对近年在我国学术思想界影响日甚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一专题性审视、对当前在我国尚处于初始研究阶段的认知主义趋向作出基本的估计、对长期遭到否定和批判的逻辑—理性论给予准当的地位，这对于理解和把握科学知识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探究和开拓科学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进路和进步方式均具有颇为重要的前提性意义。
1 知识变化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
在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奠立的语言分析哲学的基底上，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建立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第一个研究范式，并为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提供了逻辑—理性论的解释模式。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看法，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是以归纳主义的逻辑方法完成的：一个科学假说被提出之后，科学家们便根据经验证据（即观察陈述）对之进行检验和评价；当经验证据以归纳确证的方式对该假说提供了一定概率度的支持时，这个假说便被作为科学知识接受下来。设h为一前知识型假说“燃烧是可燃物与氧进行的化合反应”，e1，e2，…en是对h进行归纳确证的经验陈述，那么，这一解释模式可简化表示如下：
h：如果燃烧就是可燃物与氧进行化合反应，那么任何物体燃烧后其重量都将增加；
e1：物体a1燃烧时重量增加；
e2：物体a2燃烧时重量增加；
……
en：物体an燃烧时重量增加。
所以，假说h得到逻辑确证，从而取得作为科学知识的地位。
这是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所做的说明。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以库恩、汉森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使科学哲学发生了解释学的转向。科学研究的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也因之渗入了各种科学哲学问题的求解之中。这样，坚持弗雷格—罗素哲学传统的科学哲学家便不得不把单一的归纳逻辑方法从语言系统和信念变化的层面加以扩张和整合，并进而以此来为知识发展变化的逻辑模式进行新的辩护。其代表人物包括列维（I. Levi）、萨尔蒙（W. Salmon）、勒里尔（K. Lerer）等人。按照他们的看法，对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应采用如下这种以科学家的信念变化为基础的逻辑图式进行说明。
科学家们拥有一组在先的信念；
科学家们使用某种逻辑方法；
当科学家们把这种逻辑方法应用于在先的信念时，他们便逻辑地得到一组新的信念；
所以，科学家们接纳这组新的信念作为科学知识。
针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认知解释和社会解释取向，列维等人再次强调了认识论研究的逻辑—理性主旨：“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应当是为知识改进的标准提供一个系统的说明。……提供一种关于条件的系统刻划，在这些条件下，知识汇集中的更替是正当的或得到辩护了的。”[2]列维从科学家信念变化的视角把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问题析解为如下三种辩护。（i）在时间t，X（一个科学家或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有知识汇集Kx，t。对于X来说，知识的变化问题就是：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改动他的知识汇集，并且必须对他自己就他拟作出的任何改动进行辩护。（ii）X不是对他自己辩护他的知识汇集的修改，而是要对其他的某一个或某一群行动者Y辩护其知识汇集的转变。（iii）在时间t，X的知识汇集中有h而Y的知识汇集中没有h，X就要对Y就Y为什么应当修改他的知识汇集以便与X的汇集相一致进行辩护。显然，知识的增长和变化取决于这三种辩护的成功。而后两种辩护的成功又建基于第一种辩护的成功。
按照列维的描述，X把h添加到其知识汇集中的合法性是以初始汇集的各项为前提得到逻辑辩护的。具体地说，X在时间t的知识状态就是X在时间t在语言L中的一个语句集Kx，t，且Kx，t满足如下两个条件：（i）Kx，t是演绎闭合的，即语言L包含了Kx，t语句集的所有演绎推论。（ii）Kx，t包含演绎闭合集UK（语言L的原始汇集）所有可用语言L表达的项，UK由所有逻辑真、集合论真、数学真或其他无论什么被算作“不可改”的断定所组成。因为只有这样，现实的科学研究乃至一般思维才可以实际地进行、才可以被理解。“知识的改变，或更确切地，关于什么是真、确定地真和不可误地真的承诺的变化，是从一个演绎闭合集到另一个演绎闭合集的转换。”[3]而这种转换是遵循某种逻辑程序或常规的结果。列维认为知识的变化和增长正是因此而得到合理性的辩护。列维还特别针对波普和库恩的历史主义取向指出，X修改他的知识汇集的合法性完全服从于“客观的”或“主体间的”评价；“就Popper当真打算把修改知识汇集的问题作为‘主观的’或‘实用主义的’问题而取消来说，他已经使知识增长的问题变得平庸了。更糟的是，他暗中把这个领域留给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坚持人类知识的增长应该是心理学化的，社会学化的，或历史学化的——而不是合理化的。”[4]
尽管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等与列维等后期人物在X辩护h的具体逻辑方法方面有所不同，但就其作为解释科学知识变化的模式来说，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质内含均在于，试图把科学知识的变化和增长解释为把某种逻辑方法运用于在先的确证命题或知识汇集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格登弗（P. Gardenfor）在《增长中的知识》（1988）、豪森（C. Howson）和阿贝奇（P. Urbach）在《科学推理：贝叶斯传统》（1989）以及列维在《信念的固定及其取消》（1991）等著作中，继续坚持上述的这种逻辑主义解释模式。当然，他们在反击认知解释模式和社会解释模式的同时，也从一些方面对逻辑解释模式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2 知识变化的认知论解释模式
随着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日渐从外部的行为主义转向对内部心理过程的考察、随着语言分析哲学在60年代以后逐步深入到人类心智的层面来探讨语言及其意义发生作用的机制，到70年代中期，在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类心智的认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随后，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广泛地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从人类心智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来研究解决知识的变化和增长问题便成为科学哲学家们致力研究的重要论题。P.丘奇兰德（P. Churchland）、R.吉尔（R. Giere）、P.萨加德（P. Thagard）等都是对科学发展和知识变化进行认知解释的著名代表人物。认知科学哲学家解释科学知识变化的基本立足点是个体科学家的心理表征。这种解释与弗雷格以来的反心理主义传统背道而驰。按照认知解释，人类心智包含表征结构和表征程序，心智的表征程序对表征结构进行心理操作而产生出新的表征结构，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就是形成这种新的心理表征结构。认知解释模式可简化表示如下：
科学家们拥有一系列蕴涵在先信念的精神表征；
科学家们的认知机制包括一套计算性的精神操作程序；
当科学家们把其精神操作程序应用于其精神表征和在先的信念时，便产生出一组新的信念表征；
所以，科学家们接受这些被得到的信念表征作为知识。[5]
认知解释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非逻辑—理性型的解释模式。因为它把各种非逻辑、非理性的心理表征作为科学知识变化的根本。它虽然也把类命题性的信念包括在心理表征之列，但它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中图像、映射（mapping）和视觉形象等等非命题性心理表征才是根本性的东西、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信念的形成和接受并不是基于客观实在性和逻辑推导性而是基于信念的融贯性：信念被接受乃是在于它们的精神表征程序的操作性及其与其他信念表征的融贯一致性，而所谓融贯一致性也是指信念借助于心智的联结运算法则的可表征性。
具体地讲，认知理论家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解释主要是借助于认知科学的分类、学习、概念化、范畴化和模型化理论来进行的。认知主义者认为，“对思维最恰当的理解是将其视为心智中的表征结构以及在这些结构上进行操作的计算程序。”[6]因此，科学知识的生成和变化过程就是个体科学家通过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程序把以各种方法形成的心理表征进行类别化、概念化、范畴化和模型化的过程。按照认知理论，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在某一时间只能处理一个层次、只能认知事物在某一个认知层次上存在而在其他层次上不存在的性质。”[7]所以，当我们认知任何事物时，心智的计算性认知程序将本然地首先把认知的事物归于某个层次或某个类别。
就科学知识的变化来说，重要的是概念化过程和模型化过程。所谓概念化就是指通过内部的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程序以某个认知对象为中心形成一个新的表征图式。萨伽德在“化学革命的概念结构”（1990）一文中以拉瓦锡的氧化论为例，对科学知识形成和变化的过程进行了认知主义的概念化解释。萨伽德的说明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从心理表征层面描述了拉瓦锡形成氧化图式并以氧化图式取代燃素图式时所发生的概念图式组合过程；二是根据心理表征的融贯性对拉瓦锡选择氧化论而不选择燃素论进行了说明。在这两部分说明中，概念图式都仅仅通过内在的精神表征系统而得到，心理表征的融贯性则通过详细说明的、心理上似乎真实的计算程序来判定。[8]“关于科学知识变化的模型化理论，主要地利用（employ）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资料去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并进而阐明模型化在关于科学知识的变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9]按照模型化理论，在科学知识模型的构建和变化中，心理认知的模型建构过程是以某特定表征性概念为中心向外围的辐射建构；对特定概念的心理表征的不同，将导致心理计算操作过程中形成一个不同的建构模型。“钟摆概念的核心内容与外围内容的结构模式是依赖于人们关于经典物理学的知识的。没有受过经典物理学之正规训练的人与专家（例如物理学教授）将会有很不相同的概念模型建构。”[10]总之，概念化也好，模型化也好，其根本之点均在于认为，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过程完全是内在的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的结果。
不难发现，认知解释模式所假定的精神表征和计算理论与逻辑—理性方法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而且它把非逻辑性的精神表征和精神操作置于科学知识发展变化的根本性地位。“所以，对于提供关于科学的理解来说，认知解释模式与逻辑解释模式是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的对手。”[11]
3 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
沿着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所开拓的方向，1970年代兴起了以研究科学知识变化问题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与认知主义者关注于个体科学家的心理表征和认知机制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则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侧面，试图以此来揭示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本质上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联系，以及科学家们从个人利益到民族情感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正是这种利益关系、权力关系和各种其他社会联系决定着科学家们的研究和科学知识的变化。社会学解释模式可简化为如下图式：
科学家们有在先的信念和利益；
科学家们处于社会联系和权力关系之中； 科学家们在先的信念和利益及其社会联系和权力关系引导他们得出某些知识信念；
所以，科学家们接受这些信念作为科学知识。
布鲁尔（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所提出的“强纲领”典型地体现着知识之社会学解释模式的实质内含和本质特征。按照布鲁尔的看法，对科学知识产生、变化和增长的说明必须贯彻四条基本原则。[12]（1）因果性原则：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解释应是因果型的，即，应涉及那些导致各种信念或知识之状态的社会性条件。（2）公正性原则：在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说明中，应当公正地对待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而不能戴着“事后之明鉴”的有色眼镜去进行说明。（3）对称性原则：对科学知识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要以同一类型的原因去解释和说明。（4）反身性原则：对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它自身。以这四条基本方法论原则为基础，布鲁尔、巴恩斯等人通过对科学史案例的研究，对科学知识的变化给出了社会学的说明：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确立在其决定性环节上是由科学实践活动的各种社会因素决定的，“我们如何使用概念，尤其是如何扩展概念，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文化因素。”[13]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常引用的两个案例是巴斯德—普歇案例和拉瓦锡—普里斯特列案例。前者主要用于体现知识形成和变化的利益—权力本质，后者主要用来展示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的社会机制对知识之确立的影响。
按照早期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巴斯德1862年的曲颈瓶试验合理性地证实了生命非自然发生学说。因为曲颈瓶试验表明：在只有纯净空气能进入培养液——肉汤的情况下，肉汤并不腐败、并不产生微生物；直颈瓶中腐败肉汤的微生物实际上并不是肉汤自身产生的，而是由不纯净的空气带入的。所以，“生命并不能由无生命物质自然生成”是逻辑—理性地确立的。布鲁尔认为对当时科学知识变化的这种逻辑—理性解释模式至少是不充分的。因为，普歇从干草浸液中培养出微生物的实验，无论是其实验方法、实验程序还是其结论，在当时的科学背景下是同样确实可靠的。巴恩斯和布鲁尔指出，拉卡托斯和劳丹等逻辑—理性论者把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充分地用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把无法以此说明的所有问题交给社会学家去进行非合理性的解释，这“很典型地是在坚持某种形式的二元论”[14]。按照他们的看法，巴斯德的反自然发生说在当时取得胜利而普歇的自然发生说遭到失败，乃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利益和权力关系之中。他们引证历史资料指出，在1864年对巴斯德—普歇争论进行评判的五个委员中有两个原本就反对自然发生说，还有两个与巴斯德相熟的成员理所当然地信仰巴斯德的理论，评判的结果自然是巴斯德的理论获胜；当然，巴斯德的理论的确是正确的，而普歇的观点的确是错误的，但这一评判是在1876年科学家发现干草浸液中有一种煮沸到100摄氏度仍不能杀死的胚芽时，才能“合乎理性地”做出的。所以，科学知识的变化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和社会权力运作的结果，而不是依逻辑和理性程序运作的结果。
布鲁尔等人还以氧化学说的建构过程对知识变化的社会交流本质进行了论证。（1）拉瓦锡的氧化论主要是在与众多的朋友和合作者的社会交际和信息交流中形成的。例如，1772年马尔乌向拉瓦锡演示金属煅烧时增重的试验；1774年普里斯特列在访问巴黎时向拉瓦锡报告并展示氧化汞加热时产生气体并形成红渣的试验；拉瓦锡作为法国科学院的成员对其学术研究会议广泛参与；在拉瓦锡周围形成的质疑燃素说的那个共同体；等等。（2）拉瓦锡作为税务承包人所拥有的充足的资源和时间则为他进行研究、交际并最终建立氧化学说提供了保证。（3）法国科学在18世纪后期的制度组织方式则是氧化学说得以形成和确立的关键因素。在被高度组织化和中心化的法国科学共同体中，作为科学院成员的拉瓦锡的权威力量、正式教育的压力、集中学习的社会组织方式、科学领域的就业机会以及奖励与赞誉的竞争体系，所有这些都为氧化学说的形成和确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布鲁尔认为正是这样的社会性过程，而不是逻辑和理性，导致了氧化学说并确立了其作为科学知识的地位。
布鲁尔和巴恩斯的中心思想是，传统科学哲学对知识发展变化的合理性解释本质上建基于不公正的和有偏见的方法论，是对科学史进行典型的“辉格式解释”的结果。科学知识发展变化的社会学解释建基于丰富的科学实践，这种解释才真确地揭示了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内含。
4 评价与结论
近代对科学知识及其变化寻求逻辑—理性解释的传统发端于笛卡尔。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所建立的逻辑解释模式正是探讨知识问题的逻辑—理性传统在当代的发展。其核心在于，要求把人类认识或知识问题的研究与主体的个别心理过程和社会事务严格地区分开来，认为知识的辩明和确立的问题是一个纯粹语言—逻辑的意义运作问题，既与认识主体的个别心理过程无关，更与认识主体的各项社会事务无关。“直到1970年前后，‘被普遍接受的标准观点’仍然是：对于哲学的目的来说，科学理论是被解释的、形式的、公理的系统。一个理论的公理是原则上或为真或为假的陈述；‘定律’则被理解为普遍概括；科学理论则具有一种公理的、演绎系统的结构。”[15]
自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发表以来，批判、否弃传统的逻辑—理性解释模式逐渐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倾向。经过一番与传统理论的激烈论战，这一倾向终于在70年代后整合演变为关于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和认知主义解释模式两大基本取向。
毫无疑问，认知理论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对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的许多批评都是正确的。正如认知理论家所指出的，关于知识增长的认知研究提供了比逻辑传统丰富得多说明资源，非逻辑的心理表征的确在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正如社会学者所指出的，逻辑解释模式的确是不充分的，社会因素确实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变化起着重要作用。但问题在于，抛弃逻辑—理性因素的认知主义解释模式和社会学解释模式也不能对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布鲁尔颇为得意的巴斯德—普歇案例，当时的科学界接受巴斯德的理论固然有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但逻辑—理性还是居于重要地位，而且社会因素的作用终究要让位于逻辑—理性因素；因为，即使当时的科学界由于社会因素而接受了普歇的理论，这一状况最多也只能坚持到10年后的1876年。科学不可能由于社会因素而一直“固执”下去。这正是科学成其为科学、科学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现象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尽管在科学家的认识过程中各种非逻辑性的精神表征及其内容起着重要作用，但所有这些精神表征都必须经过命题性的逻辑—理性环节才能落实下来、才能确立其作为科学知识的最终地位。所以，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和认知主义理论在对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进行批判时显示了其优越性，但如果从建设性向度去考察它们，抛弃逻辑—理性因素后，单独的社会解释模式和单独的认知解释模式也同样不能对科学知识及其变化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关于激进的社会解释模式和认知解释模式，库恩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库恩虽然以其《科学革命的结构》直接开拓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进路和认知论进路，但库恩对激进的社会学解释和认知主义解释并不赞同。针对布鲁尔和巴恩斯所主张的激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库恩曾明确指出：“‘强纲领’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主张权力和利益就是一切。……谈论证据或谈论从证据中引出的断定的合理性，以及谈论那些断定的真理性或可能性，被视为不过是修辞学。而在这种修辞学的背后，则是被得胜方掩盖的其权力力量。由此，被当作科学知识的东西不过是因权力而得胜的一方的信念。我站在那些人一边，他们已经发现了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一个解构发疯的例子。”[16]库恩与认知科学之间则是一种颇为微妙的张力关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于著名的‘认知革命’（the cognitive revolution）的萌芽时期。库恩和认知科学所设法对付的都是知识问题、概念问题和学习问题，而且在库恩与认知科学对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说明之间是一种平行共进的关系。然而，库恩却从没有使用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资料。尽管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将会给予有力地推进。这一情况是令人迷惑的。因为库恩对于‘心理学化’并没有传统哲学的那种憎恶；而且事实上，来自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将支持《结构》中最激进的那些主张，诸如概念变化的‘格式塔转换’这一主张。的确，《结构》所描绘的研究纲领似乎本然地就是历史的、哲学的和心理学的。”[17]那么，库恩为什么从不使用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呢？这一被称为“库恩之迷”（Kuhnian Puzzle）的论题近几年在科学哲学领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据安德森（H. Andersen）和纳塞申（N. J. Nersessian）的研究，库恩之所以从未使用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其根本原因在于，库恩并不赞成认知主义所主张的那种激进的心理表征模型。库恩的基本立足点是，“发生于科学革命、规范科学和科学学习中的那些思维并不是基于心理规则，而是基于范例。以规则为基础的关于思维的‘心的计算理论’实际上正是库恩力图排除的东西。”[18]总之，库恩虽然把个体认知维度和科学的社会维度引入了科学哲学、虽然他坚持认为科学实践包含着心理认知维度和共同体的社会维度，但他同样反对70年代后发展出的那种激进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和激进的认知主义解释模式。
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关于科学知识的逻辑—理性论遭到猛烈批判和极度挤压的时期。认知主义者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派是分别从不同侧面对之进行否定性批判的集中体现。传统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的确存在诸多不足、的确必须从科学家个体的心理认知机制和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性质维度加以丰富和完善，但如果抛弃逻辑—理性这一根本点，把科学完全“心理化”或“社会化”，必将模糊科学的独有特征、抹煞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的区别、最终将使人类理智的科学理性向度及其体现的逻辑—理性精神弱化、湮灭于其他文化形式之中而面临消亡的危险。在新世纪之初回过头来总结百年来科学哲学的发展、构思其未来进路时，我们不妨引用一下维特根斯坦在其最后的著作《论确定性》中关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所说的一段话：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动。但我们需要区分河床中水的运动和河床本身的移动；虽然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划分。虽然作为河床的部分泥沙会与河水一起运动，但河流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确定的河床。[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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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 科学知识 贺麟 时空即理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5－0009－05
贺麟没有写专文讨论“理”，但在《时空与超时空》等文中，部分地涉及对“理”的解释，正是透过这种解释，可以找到贺麟对于宋明理学中“理”的基本想法和主张。
一、“理”之知识基因的开掘
宋明理学中的“理”是本体，是万事万物的根据，但这个“理”主要还是道德意义上的，即便涉及天道自然，也还是以求证道德为中心。贺麟可谓独具慧眼，他把这个“理”与他想极力宣讲的“时空”联系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对“理”的一种诠释。
1、“理”是“心”的本质与灵明。这是贺麟对“理”特性的基本规定。可是，“理”在什么意义上是“心”的本质和灵明呢?根据贺麟的理解，应该是在“时空”意义上。他说：“理既是规定经验中事物的必然秩序或法则，即是经验中事物所必遵循的准则，既是衡量经验中事物的尺度，则必是出于经验的主体，即规定者衡量者所先天固有的法则、标准尺度，而不是从经验以外突然而来自天降下的奇迹。理是心的一部分，理代表心之灵明部分。理是心的本质。”所谓“规定经验中事物的必然秩序或法则”、“衡量经验中事物的尺度”，都是贺麟讲“时空”所具有的特性，也就是说，“理”之所以是“心”的本质，是“心”的灵明，乃是因为其与“时空”具有同样的特性。而在贺麟看来，宋明理学中的“理”正是具有“时空”特性的“理”。他说：“理是心之性，而非心之情，而心是统性情的全体。理是思想结晶，是思想所建立的法则，是思想所提出来自己加给自己的职责，不是外界给与的材料。理是此心整理感官材料所用的工具，是此心用先天工具在感官材料中所提炼出来的超感官的本性或精蕴，而不是感官材料的本身。”“心统性情”是宋明理学核心命题之一，其中的“心”是善体，具有主宰能力，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有“理”，如朱熹说：“心同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所以，“理”等同于“性”。就是说，对于“心”而言，“理”不是偶然性，而是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表现为：是“心”活动的法则、是“心”整理材料的根据和准则。因此，“心”中无“理”是不可想象的。贺麟说：“理既是心的本质，假如心而无理，即失其所以为心。譬如禽兽就是无有理性的动物，因此我们不说禽兽有心，只说禽兽有感觉。故理必在心中，而心之为心，即因其‘聚众理而应万事’。因理聚心中，因心聚众理，故心是‘一而不二，为主而不为客，命物而不命于物’的真纯之主动者(所引皆自朱子语)。”概言之，朱子的“心”之所以能“应万事”，之所以是“绝对唯一而不是分裂为二、主体而不是客体、命令万物而不是被万物所命令”的，就是因为拥有了“规定经验中事物的必然秩序或法则、衡量经验中事物的尺度”的“理”。可见，贺麟所谓“理”是“心”的本质、“心”的灵明，是从“时空”意义上讲的，即只在具有“时空”特性意义上，“理”才是“心”的本质、“心”的灵明。“理”是宋明理学的本体，具有绝对性、唯一性、超越性、至善性等特点，因而能决定“心”的性质，“心”为“心体”，贺麟的诠释虽然沿承了这些特性，却是作为“使知识成为可能的根据和标准”而接受的，因此，如果从朱子本有但幽暗的知识论路线讲，贺麟的这种诠释是一种顺延，而从道德论路线讲，则是一种重大的颠覆与转向。
2、“理”是“心”整理材料的工具。贺麟认为，科学知识属于自然知识，但自然知识不属于科学知识，因为由自然知识升华到科学知识，仍然需要理性的整理，而“时空”正是具有这种功能的“理性”。他说：“就时空为心中之理言，可称之‘心之德’。德，能也，性也，谓时空为心之功能或德性也。就时空为使基于感官的自然知识可能之理言，可称之为‘感之理’。即是吾人行使感觉机能时所具有之两个内发的原理或标准，据此原理或标准，吾人可以整理排列感觉中的材料，因而使得感觉也不是纯然混沌而被动，乃亦有其主动的成分，而自然知识因以形成。科学知识即是自然知识，但自然知识不即是科学知识。自然知识尚须经过一番理性的整理后，方为科学的自然知识。朱子说：‘仁是心之德、爱之理’，我们则说：‘时空是心之德、感之理’，我们完全采取朱子界说仁的方法和态度来界说时空。朱子认为仁是使爱的行为或道德行为可能的心中之德性或原理，我们则认为时空是使自然知识可能的心中之德性或原理。”“时空”与宋明理学的“理”是等同的，所谓“理即是心的本性，一如利是刃的本性，聪是耳的本性，明是目的本性。此乃是据心的界说而自身明白的道理。这个例子和这例子中所含的道理，皆采自朱子的说法。故凡彼认理在心外的说法，大都只见得心的偶性，只见得形而下的生理心理意义的心，而未见到心的本性，未见到形而上的‘心即理也’的心。”在贺麟看来，朱熹所谓形而上的“心”，正是因为它的本性是“理”，而“时空即是心中之理”，因此，“理”自然是使感觉机能行使的两个内发的原理或标准(功能和感之理)，从而使自然知识转换为科学知识成为可能。这样，贺麟就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到转向自然知识的途径和基础，也就是用西方哲学改造中国理学的目的所在：“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儒家的理学为中国的正宗哲学，亦应以西洋的正宗哲学发挥中国的正宗哲学。因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苏格托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哲学会合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的新危机，是即新儒家思想发展所必循的途径。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作道德可能的理论基础，且可奠定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奠定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正是贺麟释“理”的目的。然而，“理”是宋明理学中的本体，它是意义、价值的象征，而贺麟将“理”解释为“心整理材料的工具”，使“理”从“意义”下落为“工具”，也是一种重大的转变。
3、“理”是“心”的产业。贺麟指出，“哲学的历史即是理性发展的历史。亦可说是理性化一切的历史。哲学愈发达，则理或理性的势力范围愈推广。哲学史的起源可以说是在于首先承认物之有理。理是物之本质，理外无物。”而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正证明了这个论断。他认为，《诗经》上“天生A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四句话，就是中国哲学史开宗明义的第一句纯哲学思想的话，因为头两句说明“凡物莫不有理”，后两句说明“凡人莫不性善”。“物有理”，所以必须从知的方面以研究之： “性本善”，所以必须从行的方面以扩充之；因此这里已隐约包含有“物者理也”、“性者理也”的思想。《书经》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中“道心”二字为后来所谓“义理之心”、“本心”、“良知”的本源并已隐约包含有宋儒所谓“心者理也”的意思。《易经》中的“天”是指“理”、“道”或宇宙法则，即“天道”，后来程朱以“天者理也”一语点破，“天”遂成为哲学观认的对象。由此，贺麟指出，“物者理也”、“性者理也”、“心者理也”、“天者理也”就是哲学领域的扩充，将物、性、心、天皆纳于哲学思考之内，使哲学正式成为理学。而到了宋代，这些伟大哲学识度重新提出来，显明地系统地精详地加以发挥，使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方向。如陆象山“心即理”命题的提出，因为“心”既是“理”，“理”即是在内，而非在外，则无论认识物理也好、性理也好、天理也好，都必须从认识本心之“理”着手。贺麟说：“心既是理，则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而宇宙万物，时空中的一切也成了此心之产业，而非心外之傥来物了。故象山有‘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之伟大见解，而为从认识吾心之本则以认识宇宙之本则的批导方法，奠一坚定基础，且代表世界哲学史上最显明坚决的主观的或理想的时空观。所谓‘吾心即是宇宙’，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另一种说法。意谓吾心中具有宇宙(时空中事、物)之大经大法，吾心掌握着时空中事事物物的权衡：以理解自己的本心，作为理解时空事事物物的关键的先决问题。所以由物者理也、天者理也、性者理也的意思，进而发展到‘心者理也’的意思，是先秦儒以及宋明儒的大趋势。”就是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先后出现的“物者理也、天者理也、性者理也、心者理也”等命题，正可证明哲学的“时空”在不断变化、不断扩大；而到象山“心即理”和“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却在方向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理”由认识万物的理性成为“心”的大经大法，从而为“从认识心之本则进而认识宇宙之本则的方法”奠定了基础。贺麟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理”的描述是：“物者理也”，“性者理也”，“天者理也”，是理性势力范围扩大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理”是理性，但并不内在于“心”；随着理性势力范围的不断膨胀、扩大，达到“心者理也”的程度，“理”便成为了“心”中的原则、标准；而“理”势力范围的扩大便是时空的扩大，因而“心即理”即是“心即宇宙”或“心即时空”，这样，“心”、“理”、“时空”便统一起来，“心”根据“理”的原则把握时空、决定时空。这就是贺麟所憧憬的“时空是心之理”所落实的目标：“由达到心者理也的思想，进而发挥为时空者心中之理也的思想，哲学的研究因而建筑在一个新的知识论的基础上，对于宇宙万物的理解，因而另辟一新的由内以知外的途径。”贺麟所理解的“心即理”，就是一种“主观时空观”，这种时空观为哲学研究建构了一个新的知识论基础，即“由内知外”的理解宇宙万物的方式。在宋明理学中，“心即理”所表述的是儒家道德原则与规范的内在化，是孟子“性本善”论的具象表述，即道德原则先天内在于人心，实践与否完全取决主体的责任意识之情形，而“宇宙乃吾心、吾心乃宇宙”所表述的是儒家的担当情怀，是儒家道德信念的体现，因而贺麟将它们解释为“由内知外的认识论”和“知识形成的内在准则和标准”，即从道德的根据转换为知识的根据，则是又一重大的转换。
二、“理”知识化诠释之省思
可以看出，贺麟释“理”并非有意为之，纯是讨论“时空”问题牵出的副产品。然而，正是透过此无意为之副产品，让我们寻找到贺麟于“理”之有意想法和主张。更为重要也更为有趣的是，沿着贺麟关于“理即时空”的想法和主张，可进一步寻找到这种诠释的特点、问题和意义。
1、“理”之多种新规定。宋明理学的“理”与“时空”存在着的差别，到贺麟手中便不成其为问题了，他根据建构主观时空观的需要，对“理”进行了符合他要求的解释和规定。第一，对“理”内涵的改造。在宋明理学中，“理”是绝对的、客观的原则，是万事万物之所以是它自身的根据。但这个本体落实到具体事件上，还是诸般道德的根据，即，宋明理学的“理”所规定和包含的，在内容上基本为道德原理、道德规范。但在贺麟这里，“理”是先天的时空形式，是经验中事物的必然秩序或法则，是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根据，是自然知识升华为科学知识的工具和标准。“理”虽然还是“无形不空”的精神实体，但内涵却转换为知识的、科学的。正如贺麟所说：“要想得着纯科学的自然知识，要想把握感官材料本来的真正的时空次序，尚须用理性的时空标准，另行加以排列，方可达到。”第二，对“理”功能的改变。在宋明理学中，“理”的功能是根据、原则和标准，就是说，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因为有“理”这个根据，由于这个根据、原则和标准主要是就道德而言的，因而它主要下落为现实生活中人行为的规范。但在贺麟这里，“理”的功能虽然还是以根据、原则和标准表现出来，但却是自然知识(科学知识)形成的根据和形式，是整理经验材料的工具，其功能已发生了转换。第三，对“理”性质的更新。如上所言，宋明理学中的“理”，基本内涵是道德原则、道德规范，而到了贺麟手中，转换为经验中事物的必然秩序或法则，因而“理”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贺麟说：“时空的概念不是有形体的实物，而是主体所建立的公共标准，用以整理排列，衡量感觉中的对象或材料有条理成为自然知识或现象所以可能的原则或标准。”即，“理”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而非道德意义上的“理”。通过这三种改造，实现了“理”从道德到知识、从事物之理到心中之理的转换，从而开辟了新的认识宇宙万物的方向：而对于贺麟而言，则是将“时空”问题变成了中国哲学自己的问题。他说：“若要中国哲学界不仅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若要时空问题成为中国哲学自己的问题，而不仅是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中与自己不相干的问题，或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我们必须将中国哲学家对于时空问题的伟大识度，提出来加以发挥，使人感觉到这原来是我们心坎中、本性内、思想上或行为上的切身问题。”
2、“理”之人文内涵改变。贺麟对于“理”的解释，虽然使“时空”问题成为了中国哲学自己的问题，并因此从中国传统哲学内部找到了开出知识论的方向，但以此换来的却是另一种流失，那就是“理”的人文内涵的改变。第一，“理”的本体意义被消解。在宋明理学中，“理”是本体，是万事万物的根据，代表意义和价值。但在贺麟的解释中，“理”成了整理材料的工具，为自然知识、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的根据和标准，从而使“理”由本体下落为工具。“时空是自然知识所以可能的心中之理或先天标准。……时空只是自然知识可能之理，而不是别的知识，譬如价值知识可能之理。”贺麟所谓“时空是心中之理”，是对宋明理学“理”的性质的重大改变，是工具化表现。第二，“理”的生命内涵被消解。在宋明理学中，“理”是具有生命意义的，“理”是创生的精神实体，万事万物因“理”而产生而存活而发展。但在贺麟的解释中，尽管他继承了“理”是根本原则、事物的根据和准则等特性，但他所强调的是知识可能的根据和准则，“是心组织材料的工具”，虽然不是空洞无物，但只是形式，这就将 “理”之创生、养生、护生、贵生的内容统统消解掉，从生命之“理”转换成逻辑之“理”，是科学化表现。第i，“理”的道德内涵被消解。宋明理学中的“理”，其基本内涵是道德意义上的，是道德的最高原则，是诸般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的浓缩，是道德品性、道德关怀、道德责任、道德境界等。但在贺麟这里，“理”被解释为“时空”，具有时空特性，从而成为知识可能的根据与形式，成为“心”整理材料的工具。可见，贺麟对于“理”之“时空”特性的解释和规定，意味着以知识内容取代了道德内涵，道德之“理”转换为知识之“理”，是知识化表现。概言之，贺麟对“理”的诠释。的确对宋明理学中“理”的内涵进行了很大改造，“理”的本体意义、生命意义、道德意义被置换，在贺麟那里表现为工具化、科学化、知识化，从而使“理”的人文内涵南道德转向科学。这自然是一种转折，但也是一种丰富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对儒学所作出的积极性调整。
莲花属睡莲科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地下茎长而肥厚，有长节，叶盾圆形。花期6至9月，单生于花梗顶端，花瓣多数，嵌生在花托穴内，有红、粉红、白、紫等色，或有彩文、镶边。坚果椭圆形，种子卵形。原产亚洲热带和温带地区，我国栽培历史久远，早在周朝就有栽培记载，性喜温暖多湿。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可治多种疾病。
1、莲藕食用价值很高，早藕脆嫩作水果生食，中、晚熟藕作蔬菜熟食可炒、炖、烩、熘、蒸煮吃。如莲藕炒肉片、莲藕炖肉汤、蜜汁莲藕等。2、莲藕为食药皆宜蔬菜。生食清热生津、凉血散瘀。鲜藕汁或煮藕汤频频用可治发烧、烦渴及吐血、尿血、衄血、便血或紫癜等血分热病，达到凉血、止血、体内热能随尿排出体外。鲜藕汁开水冲服治急性胃肠炎，鲜藕与甘蔗制汁可治泌尿系统疾患，如尿急、尿频、尿道灼痛等。
（来源：文章屋网 ）
一、强化宣传网络作用，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教育工作格局
完善的宣传网络是计划生育科学知识传播普及的重要条件。几年来，我们加大了“两室一校”建设力度,共投入近400万元，用于各级人口学校、服务站（室）建设和电教设备、宣传图板的购置。市、乡、村三级人口学校和服务站(室)进一步提档升级，全市177个村全部配备了电教设备和宣传图板，设立了图书角（镇级图书50种以上，村级30种以上），为普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育龄群众提供了温馨、舒适的宣传和服务环境。市、乡、村三级都组建了计划生育科学知识宣传服务队，计生宣传员携带各种流动宣传展板、宣传资料和五期教育、优生优育及生殖保健知识录像带，不间断地深入村屯，巡回讲解五期知识、优生优育和生殖保健知识（包括男性保健知识），同时播放录像，开展电化教学。我们加大了男性生殖保健知识的宣传服务力度，逐村举办男性生殖保健知识培训班，在市、乡两级服务站都开通了男性生殖保健服务热线，接待男性患者咨询，深受男性育龄群众的欢迎。对孕产期等特殊人群和居住偏僻的死角死面，计生宣传员还登门入户送知识、送温暖，将各种宣传品送到家、讲到人。为了保证宣传效果，我们在各村培训了一批村级计生宣传员，大的村有8到10名,小的村也有5、6名。这些村级宣传员深入到田间地头，组织育龄群众开展计划生育知识学习，宣传避孕节育、生殖保健知识，成为一支活跃在乡村的、永远不走的宣传队伍。现在，全市已经形成了市、乡、村三级全方位计生知识宣传网络，构筑了立体式的宣传教育工作格局。
二、强化宣传阵地作用，开展面对面教育，提高宣传教育质量和水平
我们充分发挥人口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强化面对面教育，在集中教育过程中，联系不同阶段的活动内容，按人群类别，分类施教，同时注意宣传教育内容的连续性。如对婚前期的待婚青年，进行青春期保健、如何正确对待恋爱、婚姻、家庭等专题教育，鼓励待婚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晚婚、晚育；对新婚期、孕产期的夫妇，进行保健知识、三优知识和“生男生女都一样”专题教育，鼓励他们树立正确的婚育观，自觉少生、优生、计划生育；对避孕节育期的夫妇，全面开展了生殖保健、避孕节育、知情选择、“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等教育，鼓励他们做计划生育的主人，勤劳致富奔小康；对退出育龄期的夫妇，开展了生殖保健教育，鼓励他们关心支持计划生育，破除旧的婚育习俗，树立“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等新观念。宣传范围也由育龄期的妇女扩展到退出育龄期的妇女，由女性扩展到男性。在集中教育过程中,我们坚持了"六个结合",增强了针对性，提高了教育效果。一是把集中讲课与电化教学相结合，穿插播放五期知识、生殖保健知识（男性生殖保健知识）录像带，增加了群众的学习兴趣。二是把集中讲课与“三查一治”服务相结合，在每次进村妇检之前，利用人口学校先集中讲课，然后再进行查病、治病服务。在服务中，根据每个妇女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讲解各种避孕节育方法和各类妇女常见病，提高了群众对“知情选择”的了解和自我保健意识。三是把讲解计生政策和避孕节育、生殖保健等计划生育科学知识与传授生产、生活科技知识相结合，不仅让群众了解人口国情，掌握计划生育知识，还向群众宣传新的生育文化、生活方式和发家致富的实用技术，满足了群众求知、求富、求美、求乐、求健康的愿望。每年“科普之冬”期间，我们都与农技、畜牧等涉农部门密切配合，组成联合宣讲组，深入乡镇、村屯开展科技培训，农民非常欢迎。四是把集中讲课与座谈、讨论、提问解疑相结合，采取边讲课、边讨论、边提问、边咨询的方法，活跃了学习气氛，加深了群众对各类计划生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群众反映：“这样讲，我们能听得懂，记得牢”。五是把集中讲课与图书阅览相结合。我们充分发挥人口学校图书角的作用，在集中讲课时，组织群众阅读图书，还建立了图书借阅制度，提高了各类图书的利用率。六是把集中讲课与发放宣传品、开展知识问答相结合。我们将计划生育各类知识宣传单、宣传册装进精心制作的宣传袋，发给群众，并在人口学校进行集中辅导讲解，开展知识问答，增强了学习效果，提高了群众的接受率。去年以来，市、乡、村三级人口学校共办班1044期，参学者达44892人次。其中男性保健培训班285期,培训男性育龄群众12000多人次。在前两年已下发4万个计划生育宣传袋的基础上，我们又设计制作了2万个精美别致的宣传袋发给了已婚育龄家庭；购置、印发了10万份计生条例、《决定》、生殖保健系列丛书、男性生殖保健等各类计生宣传册、宣传单，使每个育龄家庭都有5种以上宣传品，育龄群众受教育面达到95%以上。育龄群众在宣传与服务活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掌握了生殖保健知识，提高了自我保健的能力。
三、强化宣传窗口作用，搞好宣传环境建设，营造浓厚的宣传环境氛围
在充分发挥宣传网络和阵地作用的同时，我们又在宣传窗口上做文章，进一步强化了宣传环境建设。市、乡、村三级人口学校重新制作了1300块内容新、品位高的铝合金框宣传图板，供育龄群众学习时观看。在县城＊＊镇内原有3块永久性大型计生宣传板的基础上，又设置了两块固定计生宣传板；市内路两侧、各乡镇主要街道和30个典型村新上了400块宣传灯箱和标语牌，悬挂过街横幅76条；全市新建计生宣传橱窗和宣传栏38个，开展了“计生宣传一条街”活动，设置了国策宣传墙，书写规范、美观、内容新颖的宣传标语500多处，营造了良好的宣传环境氛围。现在，市、乡、村每个角落都呈现出浓厚的计生宣传气氛，给人以计划生育科学知识扑面来的感觉，广大群众可以在劳动之余随时学到计划生育科学知识。通过强化宣传窗口作用，既达到了宣传教育群众的目的，又为市、乡、村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国策风景线”。
四、强化宣传媒介作用，多种形式并进，增强入脑入心
在普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媒介宣传，既避免了死板说教，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达到了群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目的。一是利用广播电视宣传。我们与市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在广播电台每周一、三、五播出十分钟计生专题知识讲座，在电视台每月播出两期生殖保健知识专题，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二是利用农民科技节、“三下乡”、农贸大集和《决定》宣传周、“五·二九”纪念日等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宣传和咨询服务活动，大造了社会舆论。三是借助“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开展联欢活动之机，举办计生知识问答、有奖竞赛等活动，融宣传于游艺活动之中。四是利用秧歌队开展宣传。各乡镇组织秧歌队表演时，我们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写在灯箱和灯笼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五是举办了以“普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争做少生快富文明家庭”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我们从中选拔了9名选手到各乡镇和村屯演讲，用群众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现身说法，增强了宣传教育说服力。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将计划生育科学知识普及到了千家万户，滋润进人们的心田。
强化四个作用，使计划生育科学知识得到了深入传播，育龄群众的婚育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了明显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促进”。
一是促进了人们婚育观念的转变。通过普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风尚已悄然走进千家万户，婚事新办、树立婚嫁新观念、男到女家落户等典型事例层出不穷。＊＊镇西河村的王亮夫妇结婚时，一不买家电首饰，二不置办酒席，用省下的钱建了一栋640平方米的大棚，发展蔬菜生产。用他的话说是“先发展生产，后改善生活”。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村民的好评，不少青年争相效仿，先立业后成家。＊＊镇东河村女青年＊＊结婚时，娘家没有陪送财礼，而是陪送了30只羊，让小俩口发展养殖事业，在全村引起了轰动，一时间“赶着羊群出嫁的姑娘”被人们传为佳话。现在，小俩口的羊群已经发展到60多只，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据统计，全市有2400对青年主动推迟婚期，有488个男青年到女家落户，有12000对一孩夫妇自愿放弃二胎指标，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有5014对已领取二孩生育证的夫妇主动退回了生育证。
二是促进了计生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以前由于群众封建意识浓厚，自我保健意识差，技术服务人员定期妇检召集人员比较难，有的群众连技术人员上门服务都不愿参加。加强计划生育科学知识宣传后，育龄群众增强了自我保健意识,听到通知马上就到,连退出育龄期的老年妇女也主动去查病治病。＊＊镇礼义村一位72岁的老年妇女去年四季度妇检时主动找到技术服务人员要求查病，并积极配合，很快治愈了老年性阴道炎。目前，全市共为36066名已婚育龄妇女建立了生殖保健档案,并开展了查病治病服务,查出患有各类妇科疾病29050人,现已治愈18320人，治愈率达70.16%。普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促进了我市计生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年，我市计划生育宣传环境建设经验被拍成专题片在全省推广；＊＊年，我市荣获全省计生“两普教育十佳市”称号；＊＊年，省委宣传部和省计生委在我市召开现场会，推广了我市计生宣传工作经验。现在,我市已连续＊＊年保持了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市)荣誉称号,在＊＊地区率先实行了“取消一孩生育证”点工作，率先在全省转入计划生育基本生殖保健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