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24: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金融消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Fleming等(1998)利用1983年1月3日到1995年8月31日的数据，对美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之间的信息和波动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三个市场之间具有强的相关性，且1987年股市崩溃之后，三个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更强。Ilmanen(2003)通过研究美国股票和债券的相关关系，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在不同时期内呈现不同特征：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为正，但在30年代早期和50年代晚期以及进入21世纪以后为负。Kim等(2006)收集了欧洲、日本及美国1996-2006年间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的日收益率数据来检验国际金融市场在不同时期相关系数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汇率风险的降低增加了市场之间的关联性。Cappiello等(2006)使用非对称动态条件相关系数(ADCC)模型对欧盟成立前后欧洲几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欧盟成立以后，欧盟内部的欧洲国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性要显著大于欧盟外部的欧洲国家。郑振龙，陈志英（2011）基于A股综合市场收益率和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是时变的，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预期通货膨胀率是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的主要因素。胡秋灵，马丽（2011）采用2006年11月至2011年2月沪深300指数与我国债券总指数日对数收益率数据，基于股票市场牛市、熊市、反弹、震荡等行情，分别运用BEKK-MGARCH模型分析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波动均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不同行情下，两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当股票市场处于牛市或熊市行情时，只存在股票市场向债券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当股票市场处于反弹行情时，两市场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当股票市场处于震荡行情时，两市场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影响因素。
Harvey(1989)认为经济增长率与市场风险通过影响实际利率与公司利润对股票价格与债券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股票收益率与债券收益率之间相关。Campbell和Ammer(1993)使用对数线性定价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美国战后的月数据，研究得出：股票的超额收益主要受有关未来股票超额收益的信息的影响，10年期债券的超额收益主要受有关未来通货膨胀的消息的影响，解释了美国战后股票和债券的超额收益几乎不相关的原因。Fleming,Kirby和Ostdiek(1998)认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波动关系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影响两市场交易主体预期的共同信息；二是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行为。Stivers和Sun(2002)研究了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对股票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由于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行为，债券收益率受股票收益率变动的影响，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随着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变化。Forbes与Chinn(2003)将一个国家市场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分为国际因素、区域因素与国家自身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因素与区域因素是股票与债券收益率联动的重要决定因素。Connolly等(2005)发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与股票市场波动率和换手率负相关。在低（高）隐含波动率时期和未预期的低（高）换手率时期，股票和债券的相关性是正（负）的。Baur(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程度更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证券市场的的影响，而不是这两个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国家间金融市场依赖程度的增强使得投资者更加频繁地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重新配置资产，进而使得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系数较低。Andersson等(2008)研究了通货膨胀、股票市场波动率以及预期的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高通货膨胀预期时期，股票与债券价格同向运动；在低通货膨胀预期时期，股票与债券收益负相关；股票市场的高波动率会导致股票与债券价格的解耦；预期经济增长率基本不会影响股票与债券的相关性。Yang等(2009)选取美国和英国1855年至2001年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月收益数据，研究了不同宏观经济背景之下（经济周期，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美国和英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相关系数的变化规律不同，美国债券市场在转移股票市场风险和提供多样化收益上起到的作用大于英国；短期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升高会同时增大美国与英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相关系数。Baur和Brian(2009)选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8个国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数据，分析了flight-to-quality以及flight-from-quality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关性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在市场之间转移提高了金融市场动荡时期不同市场之间的关联程度。Baele等(2010)以利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和现金流增长率作为状态变量，以风险厌恶、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因子作为潜在变量，利用半结构机制转换模型研究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在解释股债相关性时，流动性因子起着重要作用，宏观因子的贡献并不大。王茵田，文志瑛（2010）实证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流动性之间的波动相关性，研究发现宏观环境变化对两个市场的波动相关性会产生显著影响，且宏观环境对市场波动相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另一市场的传导而间接发生作用。
国内外相关文献评价
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联动性，以及影响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联动的因素都作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不过，也存在以下一些不足：
1、缺少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加和背景下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研究。已有文献多研究某一段历史时期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或某一危机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与平常时期相比的不同表现，几乎没有研究针对“双危机”加和背景。
2、缺少分析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主要影响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的研究。已有的关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没有区分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导致已有研究无法把握不同时期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真实原因，容易导致政策制定者应对措施的不适当。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双危机”加和时期为背景，分析不同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以及影响程度的强弱，以使反危机政策更具针对性。
模型的构建
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影响金融市场之间联动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外部因素对不同金融市场的共同冲击使其具有相关性，例如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由于受美国金融市场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共同冲击而联动；一种是内部因素的影响，使不同金融市场相互关联，例如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行情的变化对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产生影响，国际上习惯上将后者称之为纯相关性（pureco-movement）。本文将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外部共同因素与纯相关性因素分解，前者称之为国际因素，后者称之为国内因素。设定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总体回归模型分别为（1）、（2）。其中，Rs和Rb分别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f为影响市场收益率的因素，βs、βb为回归系数，εs、εb为随机动项。
若样本容量为n，则两个市场收益率的样本相关系数及残差相关系数见（3）和（4）。设模型（1）和模型（2）中f表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国际因素，ρ为这两个市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则ρ''''表示在给定f的情况下，Rs和Rb的偏相关系数（partialcorrelationcoefficient），可以用来近似测量排除了国际共同因素的冲击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纯相关性。我们可以通过ρ和ρ''''的联合特征衡量不同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联动的原因主要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例如，如果一个时期的ρ和ρ''''都是正的，且ρ''''低ρ高，就可以推测两个市场之间的联动主要受国际因素影响；若ρ低ρ''''高，就可以推断这两个市场之间联动主要受国内因素影响；如果国际因素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是负的，则剔除国际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增强了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的联动性；如果ρ和ρ''''相等，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的联动性完全由国内因素解释，这时βs=0，βb=0。在危机事件冲击下，从ρ和ρ''''变化的联合特征同样可以推断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当ρ增加，而ρ''''减少或不变时，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际因素；相反，当ρ减少或不变，而ρ''''增加时，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内因素；若ρ和ρ''''同时增加，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的同时受国际和国内因素影响；若ρ和ρ''''同时降低，表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主要受其他区域因素等1的影响。具体见表1。
样本选取及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中信公司和美国标普公司合作推出的中信标普300股票指数和中信全债指数作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指数数据；选取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和巴特来债券综合指数（前身是雷曼美国全债指数）作为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指数数据，进而衡量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之所以选择美国金融市场来代表国际金融市场，是因为，第一，美国是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市场的变化会通过传染效应对他国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即使在欧债危机背景下；第二，美国一直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美国金融市场的变动会通过实体经济渠道传染至我国；第三，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为主，因此美国金融市场的变化会通过金融渠道影响我国金融市场。本文所有的原始数据均为日数据，并使用（5）式将各市场指数数据转化为对数收益率（以下简称收益率）。其中，It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t日的收盘指数，It-1为t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如果遇到休市或者节假日，本文默认节假日或者休市期间的指数等于休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这样我们共收集从2007年1月4日至2012年2月24日期间的1342组交易日指数数据，换算成收益率之后共得到1341组日对数收益率数据。本文中模型（1）和模型（2）的具体形式见模型（6）和模型（7）。其中，RST和RBT分别为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日收益率，RUST和RUBT分别为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日收益率。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期
1、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对样本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股票市场收益率、美国债券市场收益率、股票市场收益率序列均为平稳序列。从表3及图1和图2可以看出：（1）RBT和RST均围绕“0”值频繁上下波动，再次证明了RBT和RST是平稳的。（2）股票市场的收益率比债券市场高，波动幅度也较大。（3）债券市场收益率的最大值及最小和次小值分别出现在2008年8月至2009年5月、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2011年8月至2012年1月这三个时间段内。其原因是：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股票市场受到较大冲击，投资者转向投资于相对较安全的债券市场，flight-to-quality效应使我国债券市场受到积极的影响；而在2009年开始的债务危机中，纯传染效应的存在使我国债券市场受到波及。对比来看，股票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波动明显，跌幅较大，在2010年和2011年债券市场波动较大的时期内，股票市场也有所波动，与债券市场明显不同的是，股票市场在2009年7月到9月也有较大的波动，原因是我国股票市场比债券市场的开放度高，对于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比较敏感，因此比债券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危机的冲击反应更迅速。表4是滞后两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由表4可知，我国股票市场是债券市场的格兰杰原因，但债券市场不是股票市场的格兰杰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当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均处于上升趋势时，投资者偏爱具有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但当股票市场低迷时，一部分投资者会将资金从股票市场转移到债券市场。在全样本期内采用60个工作日的滚动窗口，求得两市收益率的样本相关系数和残差相关系数共1282组，绘制成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图。由图3可知，第一，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在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时期波动幅度比较大，两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最高值分别为0.489418、0.492184，最低值分别为-0.304722、-0.308311，这说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会增加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降低两市场的分割程度；第二，除个别时段，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曲线的走势相似，距离较小，说明从整个样本期上看，国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不同时期和事件窗口下，国际因素影响程度的变化将在接下来的部分具体阐述。
2、不同样本期的比较。
以2007年8月3日欧美股市全线暴跌和2009年12月8日惠普下调希腊信贷评级为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点，将整个样本期分为美国金融危机前期（2007年1月5日至2007年8月2日，简称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2007年8月3日至2009年12月7日）和欧洲危机发生后的“双危机”2叠加时期（2009年12月8日至2012年1月24日，简称“双危机”时期）三个阶段。从表5可以看出：（1）我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均值在平常时期为正，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双危机”时期均为负，说明国际金融市场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我国股票市场在“双危机”时期的收益率比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的收益率更低，说明“双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冲击更大。（2）我国股票市场的标准差在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双危机”时期分别为2.486646、2.442186、1.416363，合高风险高收益特征。（3）我国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均值在平常时期为负，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和“双危机”时期均为正，说明在平常时期，我国投资者偏爱股票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从而使一部分资金流向了债券市场。另外，我国债券市场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的收益率的均值大于“双危机”时期，表明欧债危机对我国债券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4）我国债券市场的标准差在平常时期、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双危机”时期分别为0.049229、0.081754、0.059202，依然符合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如表6所示，滞后阶数为2时，由三个时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得出结论：（1）在平常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具有一定的分割性，一部分风险规避者坚持投资债券市场，以获得稳定收益。（2）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也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时期影响我国股票市场的因素主要是国际因素，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立即（同期）传导到债券市场而没有延迟。（3）在“双危机”时期，股票市场是债券市场收益的格兰杰原因，但债券市场不是股票市场收益的格兰杰原因，原因是在“双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且我国股票市场的开放度高于债券市场，因而对负面消息更为敏感。图4-图6分别为三个时期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图4-图6可以看出：（1）平常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基本上大于0但绝对值较小，说明在平常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总体上正相关，但分割现象依然存在；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基本小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说明国内因素对二者联动性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原因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不高，在平常时期，国际因素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有限。这一时期内国际因素对两市场联动性影响比较大的是2007年3月至4月上旬，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相差最高达到0.06332。（2）在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2007年8月美国金融危机来势迅猛，国际股市崩盘的传染效应引发国内股指大跌，投资股票市场的风险大增收益大降。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致使大规模资金从股票市场流向收益较有保障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由正转负。这一时期动态样本相关系数也基本小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说明国内因素对二者联动性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国际因素对两市场联动性的影响比平常时期明显增大，特别是2008年6月至7月，2009年6月至9月，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和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相差最高达到0.16772。（3）在“双危机”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负转正，二者绝对值平均值为三个时期中最高（如表7），说明“双危机”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产生了更大的冲击，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在这一时期最强，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紧的货币政策、房地产调控等的共同作用使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投资者根据股票市场的变化决定资金是否流向债券市场；另一方面经过美国金融危机的洗礼，我国证券市场的分割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在这一时期，其中2010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3月至4月、12月至2011年1月以及2011年8月至11月等多个时间段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大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说明在这些时段国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另外，动态样本相关系数曲线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曲线的距离在三个时期中最大，也说明了“双危机”时期国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影响最强3、事件冲击。
本部分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危机时期国际金融市场的典型事件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采用30个工作日的窗口期（[T-30,T+30]）考察ρ和ρ''''的大小及其变化，分析不同事件冲击下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表8为不同事件冲击下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变化情况，选取从美国金融危机开始至“双危机”时期内的九个典型事件；图7至图12为对应的时间窗口下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图。2007年8月3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欧美股市全线暴跌，由表8和图7可知，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这次事件的影响下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绝对值由0.017764升高至0.464974，残差相关系数由绝对值0.017420升高至0.468302，说明在此事件下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同时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且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联动性增强；并且，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市场的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大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小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说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因素是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主要因素。
2008年5月2日，美联储在一年多的救市之后，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此影响下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绝对值由0.094475增加至0.314789，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0.094395增加至0.347605，这说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同时影响两市的联动性，也说明了危机期间国际金融市场的利好消息会增加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而且2008年5月2日之前，两市场的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多小于或等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而2008年5月2日之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大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说明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金融市场利好消息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联动性的影响不及利空消息的影响大，因此，国内因素成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主要因素。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这时投资者更加消极，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负相关且系数绝对值较大，说明股票市场的不景气使投资者倾向于选择比较稳妥的债券市场进行投资；2008年9月15日之后，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且两者的差较大，更进一步表明美国金融危机的加深使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联动性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更大。图8标普下调希腊债券至“BB”级2010年4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债券评级至BB级别，5月2日欧盟与IMF启动救助希腊机制。如图8所示，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由0.074839上升到0.134337，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由0.115027下降到0.089358，表明这一时期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是国际因素；并且总体上看，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更进一步表明“双危机”时期，国际因素是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因素。图9标普下调希腊政府债券至“CC”级2011年7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债务评级至“CC”级别，前景展望为负面。如图9所示，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的ρ由0.340576下降为0.167488，ρ''''由0.403674下降为0.132714；2011年7月27日之后，多数情况下ρ''''大于等于ρ，说明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联动性反而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原因是，长时期有关希腊债务危机的负面消息使得我国投资者对负面消息的敏感度降低，特别是，市场认识到我国债券市场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投资者的心态又回到平常时期。2011年11月28日，穆迪宣称欧洲债务危机正在威胁欧洲国家的信贷情况。如图10所示，这一时期，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动态样本相关系数由0.042976升高至0.276255，动态残差相关系数由0.015679升高至0.263431；并且2011年11月28日之后，ρ''''小于ρ，表示国际金融市场因素又成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主要因素。原因是债务危机由欧洲个别国家延伸到几乎整个欧洲，使我国投资者对我国债券市场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担心加剧；另外，从2011年3月至2011年12月，动态样本相关系数曲线和动态残差相关系数曲线的距离与其他事件相比最大，这说明，这一事件的冲击下，国际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最大。
小结
1月21日，有媒体报道称，梅赛德斯-奔驰（中国）的外方母公司德国戴姆勒股份公司（下称“戴姆勒”）拟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这种外国机构在华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俗称为熊猫债券。如若成功发行，戴姆勒则成为2009年之后的第一只熊猫债券发行企业，并将成为首家在中国发债的境外非金融企业。
2月12日，对于《中国经济周刊》的此新闻采访，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方面人士回复称：“对这一消息，没有任何的回复。”被传为此次债券发行承销商的中国银行，在截至记者发稿前，亦未予以置评。
虽然，关于此次戴姆勒发行熊猫债券的规模、利率等诸多细节尚待确认，但这一消息，再度将市场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债券市场。
发债或是奔驰本土化战略构成
据媒体报道，戴姆勒发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工作于去年就已经启动，目前仍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预计不久后该债券将正式发行。
业内人士预计，戴姆勒此次发行熊猫债券将用于在华投资设厂。戴姆勒旗下的奔驰、奥迪和宝马，并称为德系三大豪华车，但是从2012年开始，奔驰与奥迪和宝马的差距越来越大。2012年的数据显示，奔驰全年销量仅增长了4%，至206150辆；相比之下，奥迪的销量上涨32%，至407738辆；宝马销量更是大涨41%，至313638辆。
2013年，奔驰全年销量同比增长10.6%至228000辆；奥迪同比增长21.2%至488488辆；宝马同比增长19.7%至390713辆。
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任浩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2012年开始，不仅在德系豪车中奔驰的表现不佳，跟日本的丰田、美国的福特等同等价位的车型比较，奔驰的销量也有所下滑。奔驰在纯电动汽车板块发力不够，跟宝马、丰田等品牌的差距更大。奔驰的品牌在中国大陆市场，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如果戴姆勒在中国成功发行债券的话，奔驰在中国大陆设厂生产会逐步提上日程，要想提高竞争力，降低成本，必须走本土化道路。
任浩宁认为，戴姆勒发行熊猫债券可以解读为，奔驰公司中国本土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即在中国市场取得资金，在中国市场建厂生产，在中国的市场进行销售。奔驰希望在中国大陆建设更多的生产线，这样汽车就不需要进口，节约了高昂的进口关税成本，汽车价格会下降，从而提高竞争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戴姆勒发行熊猫债券是企业的一种融资行为，由于戴姆勒公司是一个业绩不错的公司，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同时，奔驰公司也利用了中国的优质资金在中国完成战略调整。对于奔驰公司和中国的金融机构而言实现了双赢。
信号意义或大于实际意义
戴姆勒发债的消息，让市场将目光聚焦到了这个罕有耳闻的债券品种——熊猫债。
中国的债券市场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被公众所熟知的国内债券市场；其二是我国向境外机构发行债券的国际债券市场；其三是国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市场。
根据国际惯例，国外机构在一国发行以所在国货币计价的债券时，一般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吉祥物命名，例如，日本的“武士债券”，美国的“扬基债券”，英国的“猛犬债券”和西班牙的“斗牛士债券”等。
据债券清算机构上海清算所日前的《2013中国债券统计分析报告》，2013年中国债券市场总交易规模达262.7万亿元，同比增速3.85%。截至2013年末，中国债券市场登记托管余额达29.9万亿元，较2012年的26.2万亿元同比增长14.1%。但我国对外发行的国际债券和熊猫债券市场发展缓慢，尤以熊猫债券为甚。
自2005年国家允许发行熊猫债券以来，2005年10月，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两家金融机构分别发行了11.3亿和10亿熊猫债，此后2006年11月国际金融公司再度发行8.7亿元熊猫债券，2009年12月亚洲开发银行再次发行10亿元熊猫债券。此后熊猫债就杳无音讯了。
“熊猫债券市场发展已经8年时间，但发展比较缓慢，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筹集资金的管制。与国内债券市场相比，我国对熊猫债券的资金用途、发债规模及发行者信誉等都加以严格限制，审批流程也更加严格，国内企业发行债券只需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委等审批，但是国外企业发行债券需要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等各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同意。”吕随启说。
为了提升熊猫债券活跃度，2010年9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修订关于熊猫债券的发行办法，规定国际开发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可以购汇汇出境外使用，并可从境外调入人民币资金还本付息。
任浩宁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限制熊猫债券筹集的资金外流到放松管制，这是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推进的过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引进外部资金和技术，以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禁止资金流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担心，外资撤走之后，会把产业链条抽空，把产业泡沫挤出，这对产业危害极大。现在，我国允许熊猫债券筹集的资金外流，表明我国的监管逐步放开了，对于国外机构合理配置资金，加快资金流动，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有积极作用。”
而此次戴姆勒的发债，更多的被业界认为是信号意义居多。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析师张帆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戴姆勒发债作为我国首只非金融机构发行的熊猫债券，标志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境外发行主体由金融机构进一步延伸至非金融机构，丰富了发行人主体类型，有利于深化我国多层次金融市场；另一方面，戴姆勒发债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未来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境外企业来我国发债，对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有重要意义。
从长远来看，张帆认为，随着境外企业在境内业务的发展，其对人民币资金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增加了熊猫债券的发债需求；再加上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和开放度进一步提升，熊猫债券市场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不过，任浩宁认为，我国的熊猫债券市场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可能有几个境外企业能够发行数量不多的债券，但是整体规模不会大量增长。因为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重点工作不是对外开放。
“深港大都会”背后使命
2007年12月17日，深圳市长率领深圳市政府代表团出访香港，行程为期三天。
此次访港的直接成果是深港双方签署了“1+6”的协议文件。
最近几年深港之间的合作，香港方面保持着一种力挺“深港大都会”的姿态。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此间意味深长地表示，“深港不仅是兄弟，而且要看成一个大城市”，深圳和香港共建国际大都会，可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好示范。
唐英年在不久前的一个以“港深共建国际大都会”为主题的论坛上，更是直抒其怀：“港深合作的长远目标，就是共同建设成为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亚洲世界级国际都会。”
唐认为，这个大都会拥有3200平方公里的土地，2000万的人口，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都将位居世界大都会的前列。
“深港大都会”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深港关系历史上第一个由香港方面主动提出的有关“深港同城化”的论述。2007年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竞选纲领中首次提出要与深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深圳携手打造世界级的国际大都会。
香港方面对“深港大都会”的热衷源自对自身战略地位“边缘化”的焦虑。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香港和新加坡是亚太地区目前最有条件成为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两个地区，而成就香港的这一梦想离不开来自大陆的支持。换句话说，要建设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必须结盟深圳。
深圳对于“深港大都会”还有更宏大的愿景。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前一阵子在香港称，按照目前GDP8%的增长速度，2020年深港将成为全球经济实力第三大的都会圈，仅次于纽约、东京，领先于伦敦。
金融突围
在外界看来，在“深港大都会”的目标指引下，深港两地最有作为的空间当属金融领域的合作。
2007年11月27日，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审议了《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条例(草案)》。
条例提出，深圳要成为港深大都会及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我国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融资中心、基金与财富管理中心、金融创新与服务中心、金融人才集聚中心、金融信息中心”。
有评论人士认为，深圳在金融方面此次的突然爆发，来自2008年创业板在深圳的开设。“这不仅是深圳金融业的一次触底反弹，甚至是整个珠三角金融业的全面复兴。”
深交所一直是深圳当年竞逐国内金融中心最为犀利的武器，但是从2000年开始，深交所被人为停止了IPO业务，直到2004年才解除禁令。而在这几年的熊市行情中，深圳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群体也备受打击。
有消息称，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将积极落实与港澳两地金管局达成的合作协议，积极推动深港、深澳跨境金融基建合作：一是在深港票据联合结算中应用票据影像处理技术，实现跨境票据截留，加快资金周转速度。二是积极推动深港小额支付卡的跨境应用，从两地的交通卡(深圳通和八达通)互联互通着手，便利两地的人员交往。三是落实与澳门金管局达成的支付结算体系建设合作协议。
“深港大都会”，将以此为突破口，大步迈进。
停止国有股减持的消息来得很突然。10月22日，对中国几千万股市投资者来说又是心碎的一天。刚刚从上海APEC财长会议上传来的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中国股市下跌和国有股减持关系不大”的说法使人惊心动魄。当天，上证指数大跌53点，1500点的防线岌岌可危，整个市场弥漫的气氛与其说是恐慌，不如说是绝望。然而，当晚发生的一幕更是颇具戏剧性。22时18分，中国证监会宣布考虑到国有股减持的具体操作办法尚需进一步研究，中国证监会经报告国务院，决定在具体操作办法出台前，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关于“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的规定。
这是自今年6月以财政部为主联合其他几家部委共同颁布《暂行办法》，从而导致股市动荡以来，有关管理部门首次公开承认《暂行办法》确有不妥。在此之前，虽然，来自投资者，学术界等等各方人士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各种流言也层出不穷，但管理层却一直公开表示对于该办法的支持。同时，管理层加强监管，清理违规资金，处理虚假上市公司等重拳频出。于是，中国股市在4个月的时间内缩水1/3，证券市场上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是遍体鳞伤。虽然，有观望者轻松称股市下挫为挤泡沫，实质上有利于中国股市长期良好发展，但是只有投资者知道，挤出的不光是泡沫，还有自己的血。1.5万亿的总市值，特别是5000亿元流通市值凭空挥发的损失直接由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来承受。的确，中国股市很不规范，实际是一个政策市，但多数投资者并不是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突然间要将市场迅速与国际接轨，而不再考虑中国国情，并由无辜但轻信的投资者来买单无疑有失社会公平。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按照有关部门的说法，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泡沫充斥，市盈率奇高，违规资金猖獗，并且弄虚作假比比皆是，入世之后，如此不健康的金融系统必遭致命冲击。事实虽是如此，但是名义上称要使股市摆脱政策市的痕迹，实际上采用各种严厉手段希望将市场压入正常轨道发展的做法值得商榷。目前的中国股市就像是体质极虚的重病人，虽然治病方向没错，但几剂加料猛药下肚，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激进改革所呈现出来的，人民所承受的巨大阵痛还是不要发生在中国投资者身上吧。相比之下，循序渐进治理来得更加妥当，一位经济学家说得好:“不要让人跳楼，而是要沿着梯子慢慢下来。”
事实上，目前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非前几次股市大跌时可比。股市暴跌，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股市持续下跌的情况延续下去，中国在世界经济全面萧条中一枝独秀的局面恐怕不能继续。而且，国内多数金融机构损失惨重，市场上更是风传几家大型证券公司濒临破产边缘。挤泡沫的初衷本是以健康的金融体系迎接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但如国际金融机构大举进入之时，却无民族金融机构作为对手，岂不适得其反。
受暂停国有股减持利好消息刺激，10月23日，中国股市全面涨停，10月24日，股市继续大幅上扬。
希望有关部门在出台相关政策之时三思而行，毕竟股市并非儿戏。
当世界第一大楼迪拜塔即将完工启用的时候,11月25日,迪拜债务危机不期而至,迪拜最大的国企“迪拜世界”宣布暂停偿还债务,刚刚风平浪静的国际金融市场再起波澜。
这次债务违约凸显了海湾国家的债务风险。迪拜世界的债务尽管不是债务,但它是一家国企的债务。当违约消息传出后,海湾合作国家债务的信贷违约互换的风险溢价大幅度提高。比如,迪拜5年期债券的CDS市场风险溢价一下子上升了600个基点。
这次事件引起大家对欧洲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担心。在迪拜所借的外债中,大量是来自欧洲银行的贷款。据《华尔街日报》披露,欧洲银行对迪拜的风险敞开大约有400亿美元。尽管这一数字看似较大,但实际上由于欧洲银行对迪拜的贷款主要采取银团贷款的形式,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分散了。
迪拜事件让投资者纷纷逃离南非、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给迪拜贷款的金融机构,同时也大量地给南非等新兴市场贷款,因此,假如这些金融机构在迪拜事件中受损巨大,可能就会从南非撤资。
迪拜事件之后油价暴跌,卢布急剧贬值,就是因投资者感觉俄罗斯和阿联酋有类似之处,都是靠石油赚钱,然后大兴土木,而且迪拜出问题的是国企,主导俄罗斯经济的现在也是国企。
大家曾相信,只要是国企,就会得到政府的隐含担保,但如果这次迪拜危机之后,迪拜政府没有全部承担迪拜世界的债务,那国企的信用风险就会被大幅度提高。
迪拜之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雷达开始探测,哪里可能是下一个引爆点,当前大家最担心的是欧洲的“小猪五国”(PIIGS),即葡萄牙、爱尔兰、冰岛、希腊和西班牙。希腊过去粉饰数字,称其财政赤字占GDP的6%,现在被暴露出来,原来已经高达12.5%。不要忘记,2008年底出现的东欧金融危机并未消停,东欧的货币在贬值,债券的违约风险提高。
迪拜事件出现后,有很多评论指出,这是由于迪拜在过去盲目扩张、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千金一掷发展豪华的房地产,最后导致债台高筑、地产泡沫崩溃。这当然是迪拜危机带给我们的最主要教训。近年来,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过剩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了房地产价格。
房地产是个高度顺周期的行业,当经济繁荣的时候,房地产是对盛世最好的献礼,房地产商的利润滚滚而来,金融机构也乐于大量提供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但是,一旦经济陷入衰退,楼市可能在一夜之间崩盘,地产商将会像冻死的苍蝇一样纷纷坠落,而房地产投资带来的坏债,也会给经济带来长久而痛苦的伤害。
迪拜的好大喜功和盲目投资,只是这次危机的一个原因。危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大量过剩的国际资本在新兴市场上大进大出,进来的时候推高了当地的资产价格,出去的时候引爆了金融危机。
在国际资本的流动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供给因素,而非需求因素。新兴市场之所以吸引到这么多的国际资本,归根结底是因为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的过剩资本,这些钱需要找到一个炒作的题材,这才产生了新兴市场的故事。
但是,当新兴市场被一群看似狂热的追求者包围之后,慢慢地就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被炒作的题材,慢慢地就相信了这一切都来自于自己的魅力。国际资本并不一定是阴谋的主使,但是,我们时刻需要记住的是,国际资本是没有情义的,也是没有理性的。
迪拜事件之后,资本可能会再度“逃离”。这种逃跑很可能是非理性的“羊群行为”。就拿迪拜来论,这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流动性危机,而非资不抵债危机。直到2009年,迪拜所有到期的债务均被偿还了,尽管有的时候是通过政府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尽管迪拜欠了800亿-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是阿布扎比的总资产估计超过5000亿美元。
如果国际资本撤离新兴市场,一场接着一场资本的盛宴就会黯然散场,金融动荡将不期而至,新兴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就会变成资本抵债危机。汹涌的国际资本流动对迪拜来说是洪水,对中国来说也一样。人们注意到,2009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再度升温,大量热钱悄然流入中国。目前,全球处于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时代,各国央行从瓶子里面放出来魔鬼,现在开始头疼如何把魔鬼装回去。
以区域经济为引擎的新一轮经济提振的进程中，上海浦东扩容为这一引擎再添新内容。
国务院上月批复上海市《关于撤消南汇区建制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的请示》，同意撤消上海市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上海市浦东新区。
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过程中，浦东和南汇作为“两个中心”建设核心功能区域的所在地，其合并无疑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同时，借助“两个中心”建设的集中优势，也将进一步推动上海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而在上海经济获得发展新机遇的前提下，上海本地上市公司必将受益。近期，机构研究报告纷纷对上海本地股给出“增持”的评级。
申银万国分析师认为，随着两区合并，浦东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将辐射至原南汇区域，众多的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人才引进、中小企业贷款审批均将使原南汇区域内企业受益匪浅。同时，有了原南汇的加入，浦东在土地开发、资源调配方面也将获得巨大便利。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对相关企业的发展，都是利大于弊。而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具有土地资源的房地产开发龙头企业更受关注。据统计，原浦东新区面积为532.7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94.29万，原南汇区面积677.6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74.31万。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浦东新区面积为1210.4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68.60万。由于目前陆家嘴(600663)、张江高科(600895)、浦东金桥(600639)、外高桥(600648)等所谓浦东“四大储地公司”正面临着土地开发资源紧缺的形势，随着此次合并的顺利成行，以后它们或将获得更多机遇。
海通证券研究员认为，浦东、南汇合并后想象空间非常大。从股票市场的角度而言，受益“新浦东”概念，四类个股将有显著的阶段性投资机会。注册地在原南汇区的相关上市公司将率先受益，主要包括天宸股份(600620)、中路股份(600818)、美邦服饰(002269)等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在原南汇区的物业、土地等不动产，将有望显著受益于资产升值预期；第二类则是在原南汇区已有大量土地储备等不动产资源的相关上市公司，如中华企业(600675)、海博股份(600708)等，也将有望显著受益于资产升值预期；第三类上市公司则是主导浦东新区所辖的四大国家级开发区的陆家嘴、张江高科、浦东金桥与外高桥等，这些公司因有望获得更多的土地储备资源，而将显著受益；第四类，隧道股份(600320)和上海建工(600170)等工程建筑类上市公司，也有望直接受益两区合并后的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重新规划带来的业务量增长预期。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依托新浦东这个载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提速，还将惠及更多上海本地乃至长三角区域内的上市公司。
自今年3月“南汇、浦东两区或将合并”消息传出，以地产股为首的上海本地股就一直被追为市场热点。从短期来看，概念炒作也已凸显一定风险。
近期已经有消息显示投机人民币的热钱达到300亿美元。但由于我国政府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承诺与举措，使得这些热钱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人民币投机性资金数据的来源判断在于：2003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顺差4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03亿美元，合计350亿美元，而同期外汇储备增长了601亿美元，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每个季度外汇储备增量为300亿美元，贸易盈余增长却不同步，因此，外汇储备增量中有人民币热钱的投机因素，原因在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进。这些投机可能包括贸易结算预期的“炒作”，股市资金的投机，已放开的相关市场的资金流入等，而从香港股市前段时期的涨幅看，经济与政策面的尚无变动，股市中热钱炒作国企股较为突出，进而推高股价水平，加大人民币游资的流动面扩大。
热钱的诱因与手段
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点表现为资金在全球市场上跨越国界的大量快速流动，由此也就产生相应的负面作用，对金融市场和国别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国际游资产生于国际资本流动之中，是指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及本国资本流至外国的短期资金的流动状况。短期资本通常是指期限为一年、或一年以下、或即期支付的资本，其中也包括货币现金。短期资本一般借助于各种信用工具进行流动，流动方式为贸易资金流动、银行资金流动、保值性资本流动以及投资性资本流动等。其中投机性资本流动则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普遍关注，并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产生重要影响。国际游资是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负面因素之一，也是目前国际资本市场较为盛行的一种资金流动方式，是根据投机者对市场和国别经济预测，利用汇率变动、利率变动、金价变动、证券价格变动、商品价格变动等情况，谋取投机利润的一种手段。如果投机者的预测正确，将会获利；否则将会遭受损失。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国际金融的可变性加大，因而投机炒作的呈上升趋势，大型的投机基金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和主导较为明显。
而外汇投机是金融市场最为常见的一种投机。主要是指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外汇交易；投机者将期望值寄托于汇率的变动上，力图从汇率波动中获利。当投机者预期某种外汇汇率将激烈波动，就通过买卖即期外汇谋取投机利润。而这时投机者必须持有外汇资金，交易额将视资金多少而定。但是绝大多数投机者是通过远期外汇交易谋取利润。因为，远期外汇交易只需交纳少量的保证金，无需付现汇，到期轧抵，计算盈亏，不需持有巨额资金，就可以作巨额投机交易。目前从事外汇投机活动的不仅有投机商，而且也有国际跨国公司和银行，更为重要的是各类基金机构的作用强大，不同形式的投资基金介入汇市炒作，加大了汇市的波动。外汇投机活动通常是出于正常业务的需要，或者为避免汇价风险而进行正常的外汇交易，但现今更多的是利用外汇汇率的变化投机取利。外汇投机有两种形式。当投机者预期某种货币，如美元将贬值或汇率将大幅下跌时，即在外汇市场卖出远期美元，到期若美元汇价确实下跌，投机者可按下跌的汇率买进美元现汇以交割美元远期，赚取投机利润，这种先卖后买的投机交易称之为“空头”或“卖空”。反之，投机者预期某种货币将升值，即在外汇市场买进该种货币的远期，到期若该种货币有所上升，投机者即可按上升的汇率卖出该货币现汇以交割远期，从而获取投机利润，这种先买后卖的投机交易称之为“多头”或“买空”。由于货币汇率趋势的预测需要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把握市场走向，预测难度较大，外汇投机有时成功有时失败的状况较为通常。
热钱破坏经济秩序
回顾国际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特点――规模快速扩张和流动速度周期缩短，从而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效益明显，对经济影响和冲击十分显著。尤其是金融创新迅猛发展，金融衍生市场的交易量近几年成数倍、百倍地增长，总额达到100万亿美元，造成资本市场“虚假价值”或“纸上价值”的泡沫膨胀，致使投机连连得手。泡沫经济和投机活动的进一步盛行，导致金融活动完全脱离生产和贸易的实际需要，变成纯暴利的行为，巨额资金活动直接造成对经济基础和实力的破坏性冲击。
近几年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连动性较强，一国汇率的变动对整个外汇市场的牵动直接而且明显，尤其是外汇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主导性，更直接牵制整个市场的动荡。近年比较突出汇率投机表现为：（1）1992年英国英镑危机――1992年英国经济不景气，汇率水平不合理，国际投机者抓准时机，掀起抛售英镑狂潮，迫使英镑大幅度贬值，投机者获利发财。（2）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4年墨西哥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严重失衡状况，国际投资者利用比索汇率高估和调整的时机，冲击了汇率体系，造成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出现，以及对经济的严重冲击。（3）1997年东南亚货币危机――1997年在泰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际投机者发现了泰国以及东南亚主要国家的经济不稳定和金融的弱点，国际游资反复冲击泰国货币泰铢汇率，迫使央行就范，改变了汇率机制，并影响东南亚各国货币也连续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进而影响金融混乱和经济受阻，演变为世界注目、危害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国际投机资本攻击汇率的诱因在于国家资本市场开放度高、对短期国际资本过分依赖、金融监管不严以及货币当局对汇率的干预能力较差所致。大量国际游资流入推高本币汇率，使国家宏观经济结构产生问题，经济金融环境恶化，为投机创造了获利的机遇和环境。
尤其是目前国际金融机制的运作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资金交易已经从银行体系向基金市场调整，加之各国政府继续减少管制以提高自由度的发展趋势的推动，资金大量抛空的投机导致市场心理恐慌，秩序混乱，危害极大。
据统计，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外汇交易中的90％发生于贸易和投资项目，只有10％为投机；而今全球投机性外汇交易则超过了90％，贸易和投资的比重则不足10％，其中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以及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提高，对于这种明显的反差起到强劲的推动作用，致使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类达1200余种，这使得交易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更为灵活的金融运作，同时也加大了风险程度。
目前全球至少有7．2万亿美元的短期资本流动于世界资本市场，相当于全球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全球外汇市场上平均每天的交易额为1.2万亿美元，其中90％为短期资本。加之利差、信息技术和国际金融交易网络的迅速发展，更进一步加快了其流动的速度和数量，破坏性和影响力已经十分明显的表露于市场的动荡和危机的加剧。
近几年国际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以及在资金流动中电子化的应用，资金的流动更加快速，进而使国际游资更具有期限短、交易快、逐利强、见效快的发展特点。
回顾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投资效益显著，但却缺乏规范的操作秩序和严密的监管机制，为国际游资追逐高额利润提供了便利，驱使这些市场上投资于投机性项目，市场潜在的高风险更加表面化。尤其是目前国际市场上拥有大约1－2万亿美元的游资在各个市场上从事投机活动，由于电子化的发展给予了这些活动以极大的便利，因此，巨额资金的交易可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场造成猛烈的冲击和破坏。1994年底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使墨西哥在3个月时间内的资金外流达到300亿美元，造成墨西哥比索的大幅贬值，股市持续暴跌，投资信心严重受损，并波及拉美及亚洲国家和地区。1997年由泰国金融动荡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泰国资金外流数额达170亿美元左右，并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和地区引起连锁反映，致使其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不定，外资流入明显下降，经济出现滑坡；随后进一步感染韩国，加大与扩大了金融危机的范围与程度，导致亚洲地区经济金融信心的动摇。国际游资是国际短期资本中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资金短期内的获利，尤其是正常投资收益以外的资本获利。
因此，一旦受资国的收益减少或出现资金风险，游资将会为其利益需要而应及撤离，造成受资国经济金融的风险的加大。如果受资国对短期资金的依赖程度过高、国内储蓄率又不足、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超越本国实际状况，或金融机制尚不具备完全开放的条件，势必造成金融动荡或危机，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当今资本市场资金交易的效果已经与实际经济产生了脱离，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更与市场信心息息相关，大型机构的投资行为影响个人投资者的信心和更随行为，使得资金调整流动变化异常，市场运作超出惯性，冲击波加大加重，直接打击经济信心和破坏金融秩序。
热钱防范在于经济基础与金融完善
全球资本市场资金的扩展已远远超出经济增长的速度，金融扩展超越经济增长的趋势日渐明显，金融市场的巨额资金除了满足正常经济贸易的发展需要外，相当大的数量活跃在股票、债券、外汇和黄金市场上，而投机热钱的逐利异常活跃，造成金融风险的加大及防范难度的扩大。金融风险防范的关键是稳定国内金融市场，而稳定的根本因素则是增强国内经济的实力、增强国际经济的竞争力。因此，各国金融开放应以提高经济实力和增强经济竞争力为首要目标，应成为配套手段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否则将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从亚洲金融危机不难看出，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决定着国内金融环境与国际金融环境接轨的成功与否，金融开放取决于政局稳定、经济实力、金融机构的发达及金融体制的完善等多方面因素的密切协调发展而又切合实际，脱离实际的开放必然会引起混乱。短期资金的流动性、投机性和隐蔽性与资金交易的盈利性、安全性和便捷性相矛盾、相抗衡，从而引出资本流动性风险。资本市场的开放引起外资的大量涌入，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作用，也有破坏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中国政府于11月9日宣布了一项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官方希望以此支撑正在下滑的国内经济，抵消全球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
当下世界各国普遍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推迟，而中国声称将在未来两年投资5860亿美元（约等于GDP的7％）用于建设铁路、地铁、机场，以及汶川大地震后社区重建。
此次刺激方案是中国政府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财政措施。“在过去的两个月，全球金融危机日益严重”，国务院在一份文件中这样陈述，“我们必须迅速出台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在中国出台该计划的同时，20国集团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在巴西圣保罗召开，与会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央行正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形势，以确定下一步利率调整政策。中国将努力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并积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以帮助国际金融市场恢复稳定。
根据中国官方消息，11月9日，主席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巴拉克・奥巴马通过电话商谈了多项重大事宜，包括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合作来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
尽管北京方面指出，政府将密切关注国际局势，保证本国经济处于原先的增长轨道之上，然而任何经济体都难以在全球衰退中独善其身。在连续5年超过10％的GDP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目前正在下滑。出口和投资增长放缓，消费者信心逐渐恶化，证券与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萧条之中。
北京方面表示，刺激计划将主要在10个领域内实施，包括廉租住房建设、交通设施建设、水电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环保和技术创新相关的项目，这些项目将促进消费者支出并支持经济。国务院表示，刺激方案将立即执行，180亿美元支出计划已经提上第四季度日程表。
中国的这项计划与华盛顿正在讨论的财政刺激手段不具有可比性。在中国，多数用来进行基础设施改进的资本并非来源于中央或地方政府，而是来源于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公司，国家鼓励这些企业快速扩张。
中国主要的工业企业（如钢铁、汽车和能源等）为国有控股公司，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工业部门能够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额。中国宣称的投资数额包括各种渠道，比如由政府控制或支持的企业实体，甚至外国投资者。
该计划也不同于美国国会通过的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计划，后者用来帮助银行改善资产负债表，并不直接参与贷款或支持具体的投资项目。
单看经济刺激支出占国民总产出比例，中国的政策力度不如美国和欧洲来的大，但是北京对国内投资的掌控能力远强于华盛顿，所以一旦出现经济急速下滑，北京将有很大的弹性进行投资决策。
目前，许多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只有5.8%。随着对国内经济的担忧日益加重，中国政府采取了激进措施。
多数分析师此前预料到中国会出台刺激方案，但对于5860亿的规模还是表示吃惊。“如此大的规模比我预想的激进的多”，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说，“即将要花掉的是很大一笔钱。”
全国首个重点扶持保险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近日在深圳出台，《推动保险业创新发展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吸引人眼球的是深圳市政府提出的诸多特殊优待政策。
《意见》中明确表示，深圳要在五年内建成全国“保险中心城市”，即成为集保险机构聚集中心、保险市场辐射中心、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创新中心、保险产品研发中心、保险人才交流培训中心和保险资金运用中心为一身的城市。
细阅《意见》后可以发现，对在深圳新设立保险机构总部的，深圳市政府将一次性奖励500万元；对新设立保险机构地区总部的，一次性奖励200万元，而总部或地区总部在深圳的保险机构新购置办公用房，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对在深圳新设的保险中介机构，严格依法纳税及上年度利润达到规定数额，给予相应的一次性奖励。种种优惠条件不一而足。
深圳此番“大出血”，将其欲争全国“保险中心城市”之心，袒露无疑。
有这份野心的并非仅有深圳一个城市。
据有关知情人士透露，为了吸引保险机构将总部设在北京，一个由相关政府背景人士组成的“跑部”组应运而生，频繁活动于各部委之间，目的是呼吁政府各部门为北京保险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以鼓励新设保险机构将总部圈定首都；而上海也凭借其国际金融中心的魅力优势和诸多软政策，吸引了诸多中外机构“驻足停留”，在保监会早先新批的18家中资保险公司中，就有13家将其总部落户上海。
就媒体所获得的消息看，不单单是深圳、北京和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包括天津、大连、武汉、沈阳和郑州在内的多个中型城市都在为争夺全国保险中心城市而竞相奔走。
政府部门大动作的背后，是其对保险市场推对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高瞻远瞩”。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保险作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之一的保险业，与银行、证券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但是，这也意味着保险市场尚有潜力可挖。仅就中国13亿人口而言，个人寿险市场就已经是一块有待挖掘的“金矿”了。
最近的一份分析报告也昭示了保险市场发展的带动效应。报告指出，保险法人机构的设立，必然会在城市建立或购买办公房和招募人才，从而带动城市办公楼市场、商品房市场、就业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发展。
热点词
GDP
增速放缓符合政策目标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GDP同比增长10．4％，增速有所放缓。对于这样的经济形势，樊纲承认，国内经济确实有下行趋势，但这种下滑是正常的，甚至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情，说明我们前几年实行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正在“奏效”。
樊纲说，首先，我们这几年来实行的一切政策都是想把GDP增速降下来，因为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经不起长期12％的增长速度，如果继续涨上去，会产生大量的过剩产能，会产生经济过热，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所以，现在GDP增长降下来了，这是符合政策目标的一个调整，是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的一个结果，是我们想达到而且是“好不容易”才实现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对此千万不能大惊小怪。退一步讲，目前GDP增长只是降到了10％左右，从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速度来讲，即使下行到9％也仍然不成问题，也还是世界最高。不过，经济下行的惯性一旦形成就会持续一段时间，对此要有心理预期和准备。
其次，樊纲认为，我们在泡沫不太高的时候就进行调整，才能避免像美国现在这样出现大的危机、大的泡沫。“我个人倾向于保持这样一个走势，而不是大起大落。我觉得现在的形势不错，我们调整得比较及时，比较有把握说‘软着陆’的趋势已经形成，中国的经济是健康的，需要这样的‘软着陆’。”樊纲说。
对于当前国内正陷入低谷的股市和楼市，樊纲认为这未必是个坏消息，这也是我们较为及时进行市场调整的结果。中国股市现在下跌得这么厉害，充分表明去年股市高位时的泡沫太大，需要经过深度的调整才能矫正过来。泡沫越多，调整的深度就越大。
热点词
金融海啸
不一定导致国内“促降”
“美国政府救市，这从美国的利益来讲是对的，我们也确实希望这次金融‘海啸’不要闹太大。”樊纲说，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的“促增”的影响与“促降”因素同时存在，“净”影响不一定是促降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太大。
从贸易渠道来看，根据历史经验，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对它的出口就下降5～6个百分点，但是对美国出口目前只占中国全部出口的20％以下，如果我们进一步多元化出口结构，可以减少这种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另外两个大户――欧洲、日本的经济虽受影响，但仍在增长。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增长良好，石油生产国增长强劲，我国对其出口持续增长，加上货币的因素，出口影响可能会小一点。
从资金渠道来看，国际金融市场“信贷萎缩”，但对中国来说主要的风险仍是更大的“流动性过剩”。美元加速贬值，美元利率大幅下调，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投机性资本流入的规模可能加大，比如大量的国外私募资金仍在中国寻找市场。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要以防止流动性增长过快为主要目标。
热点词
宏观政策
调整难免谨防过度
樊纲指出，美国经济下滑、国际金融动荡对中国不一定都是负的影响，也有促进增长的因素存在，但在中国自己的经济下滑趋势在形成、外部经济环境在恶化的情况下，我们仍要从“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仍然不可掉以轻心。潜在压力在于我们的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都仍然低于国际市场，都需要逐步调整，跟国际接轨，消除扭曲。能源、粮食都是不可缺的必需品，如果价格上涨的话，对通货膨胀是有压力的。
关键词：金融中心；金融集聚；金融腹地；金融功能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18-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境内提出建设各类金融中心目标的30多个城市，正在自觉不自觉地、不约而同地步入一些误区。试举三例：一是重中心建设，忽视腹地培育。没有认识到中心是一个相对于其经济地域(腹地)而言的空间概念，没有腹地就没有中心。试图甩开腹地，甚至关起门来，建设一个孤零零的中心。二是重机构无序引进，忽视中心功能定位。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今天，没有认识到不同金融交易空间在实现金融功能方面的分工和专门化。国内有一定条件的城市，都在试图建设的金融中心具有同质化特征。结果是兄弟阋于墙，大家都是竞争对手，将合作置于可供选择的方案之外。三是重争取(出台)政策，忽视发现市场需求。各地建中心的思路大同小异：不知规律，不讲可能性，抱定“人强胜天”，急于求成，立足于争取某种行政特许权(如所谓的纳入国家战略)，争夺行政和上级政策资源，立足于政府权力和资源的非正规运作，试图构建某种排他性的政策高地。以至于大家都被锁定在一个“竞争性政策优惠”路径中，比赛着提供力所能及的政策优惠，害怕被其他(如政策上)更有竞争力的中心抢走机构和业务。上述现象屡见不鲜，名为建设金融中心，实际效果却是南辕北辙。
我们对金融中心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从17世纪初的阿姆斯特丹算起，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尽管如此，各地金融中心还是“完全是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各种讨论和研究金融中心的文献，对金融中心的界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国际上较有知名度的是，伦敦金融城编制的“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GFCI)”，也受到市场的广泛质疑。国际权威的经济学辞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中，也没有收录诸如“金融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词条。这些说明金融中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国内关于建设金融中心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也验证了大家对金融中心的陌生。
现实需要我们科学准确地理解和认识金融中心。尽管世界上每一个金融中心都是特殊的，但我们仍可以归纳出金融中心必备的一些一般性内涵。本文认为，历史上能够被称为金融中心的地方，有以下三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是地理空间，也就是金融腹地，是中心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的地域范围，国际、区域或国内金融中心等说法就是以金融腹地范围为标准的。其次是中心地点，即金融集聚地，就是上面的地理空间范围的金融活动经常在哪个地点集聚，如伦敦金融城、纽约华尔街、香港中环、上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等。再次，金融中心必然是在实现某些金融功能方面，具有其腹地范围内它者所没有的优势。本文围绕这三个要素，主要结合北京金融街的实际谈一些对金融中心的理解和认识，以期整理出建设金融中心的思路。刍荛之见，或可供斟酌一二。
一、功能定位
世界上的金融中心都是在实现某些具体金融功能方面具有其腹地范围内它者不可比拟优势的中心。如伦敦是全球国际贸易的汇兑与清算中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借贷场所和外汇交易市场；纽约是美元资本输出地、世界美元交易的清算中心；东京是全球以日元计值的资本输出地；像加勒比海、中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地区的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这些城市重点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两项功能；巴黎、苏黎世、新加坡、阿姆斯特丹等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只突出了在国内、国际和离岸三种市场功能中的两种，而开曼群岛、巴拿马和巴林等地仅仅发展离岸市场功能。
功能定位是金融中心最重要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单纯金融机构的集聚而缺少金融交易活动(实现金融功能)的地方，不是金融中心。如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特，集聚了近40家金融保险总部，是世界保险业的大本营，但没有人认为哈特福特是一个金融中心。
功能优势是金融中心的灵魂。解决问题要抓住牛鼻子，建设金融中心的牛鼻子就是发现和培育这种功能优势。有人说北京金融街实至而名不归(提出推动金融街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大家根本没有搞明白金融街的“实”，也就无法“名”之。比如北京市2008年4月30日正式《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将北京金融功能发展定位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这些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具有宣传意味的术语。金融当局所在地与金融中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金融决策中心与金融管理中心的说法，是我们生造出来的名词；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是一切金融中心的应有之义。这种定位“好听而不中用”，对不上金融中心功能定位的口径，因此也就没有指导实践操作的实际价值和作用。
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建设金融中心的理论前提。机构集聚、市场培育和战略布局，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一前提。国内具有建设较有影响力金融中心潜力的地方，如北京金融街，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和认识上明晰金融街在实现金融功能方面的核心优势及其不可替代性。需要强调的是，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应当从国内和国际资本那里寻求答案。
二、金融集聚地
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学说，是金融地理学和金融中心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他们认为，金融集聚带来的好处，一是信息。金融机构的利润来源更多地依靠各类信息，获取非标准化信息(有别于如股市行情等标准化信息)是致胜关键，但非标准化信息的质量会随着信息者与使用者之间的距离的变化而变化(即距离衰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金融机构喜欢“扎堆”。信息内涵决定着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影响力或话语权。主导着国际金融市场相当领域高端信息服务的路透社和彭博社，正是伦敦和纽约在全球金融市场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反映。二是人才，金融行业大约70％以上的成本是人力成本，也就是说金融业是一个高度依赖专业人才的行业。一般而言，金融机构集中的地方也是金融人才集聚的地方，金融中心的人才优势对金融机构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三是中介服务。金融机构需要大量的信息技术、会计审计、法律、投资咨询等社会中介服务，这些中介服务供应商会自觉地向金融中心集聚，这种集聚又在吸引金融市场的新进入者。四是创新。一方面金融家面对面的接触往往能擦出创新的“火
花”，另一方面能够随时了解“外部是怎么样的?其他人在做什么?”等信息，也是创新的驱动力。当金融中心的集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会出现不利于机构集聚的因素，如金融中心所在地经营成本高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生活不舒适等。这样，有利于金融集聚的因素(向心力)与集聚自身产生的不利因素(离心力)之间的平衡状态，决定了金融集聚的适当规模。建设金融集聚区的途径是，扩大有利于机构集聚的因素，削弱不利于机构集聚的因素。
换个角度，从金融资本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逻辑上可能简单一些。不同空间市场机会的变化，引导着金融机构区位选择和金融资本流向的变化，进而是金融集聚空间的变化。一方面，追逐利润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资本偏好向投资收益率高和资金安全的地方集聚；另一方面，自由流动也是资本的重要属性，监管较宽松，税收较低的地方，也会吸引金融集聚(多为变化离岸中心)。从全球范围来看，导致金融资本流向变化以至于金融集聚空间变化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如新兴经济体的兴起)、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新的金融排斥导致金融空间系统的重构、部分国家和地区金融管制和相关优惠政策变化、交通通讯信息技术改进对金融资本与距离有关成本的影响、日益全球化导致一些关键性地区(如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金融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等。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金融体制下，国内某地希望获得不同的监管和税收政策是不现实的。诸如投资收益率、信息、人才等实现金融集聚的因素，都与城市政治经济地位等属性有较大关系，短期通过有限的政策手段实现有效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境内有条件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并不多。有条件的地方，在实现金融集聚方面，地方政府可供作为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具体讲就是，能够抓住改革的机遇，大力扩展政府和中介服务、创新金融环境优势、营造宜居环境、培育包容性文化等。
三、金融腹地
中心是其服务、辐射区域的中心。没有经济腹地，中心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就不会有所谓的中心。先生上世纪40年代谈到中国的大都市上海与伦敦和纽约的不同。主要的意思是讲，伦敦和纽约这些大城市和它们的腹地具有共生共荣的关系，城市发展带动腹地发展，腹地发展促进城市发展。而当时的上海与其经济腹地的关系正好相反，(当时的)上海越是发达，其周围地区就越贫困。如果“中心一腹地”的关系是60多年前先生提到的这种情况，建设中心只能是所谓中心城市～厢情愿的事。
金融中心比其他经济中心更具特殊性。金融是跨越时空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金融无边界，外面的金融变化也必将影响到内部。金融在地域上天然地具有全国属性、全球属性，那种试图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金融的思想是极为荒谬的。建设金融中心，要有全局视野、开放的胸襟(公正、透明、大度、包容，甚至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温布尔登精神。
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存在辐射、传导、对流的关系。一方面，向心力(集聚带来的好处)导致腹地的金融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促进中心城市的金融产业成长；另一方面，离心力(主要是资本对流动性和逐利机会的要求)引导金融资源通过不同渠道向腹地传输。金融要素在辐射指向和辐射边际两个方面同样遵循势能衰减和距离衰减两个基本规律。因此，建设金融中心，“功夫在诗外”，腹地有多大，金融中心的能级就有多高。要建设国内金融中心，就当着眼全国；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就当着眼全球。
(一)建设国际层面的金融中心就要有国际视野
与国际上主要金融中心比较，国内的优势主要是经济总量增长迅速带来的市场信心和国际资本的进一步期待。不足主要在以下方面：
市场化。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利率还没有形成市场化定价机制，政策仍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等。
国际化。中国金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远滞后于中国经济。国际化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民币不完全可兑换，汇率形成机制不完善，缺乏全球性的支付清算系统，参与本地金融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少，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欠缺等。在本币没有国际化的情况下，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税收政策。国际通用企业总税率(企业应缴税额在利润中占比)衡量税负水平，中国为73.9％，东京为52％，纽约为46.2％，伦敦为35.7％，香港为24.4％，新加坡为23.2％，迪拜为14.4％。企业所得税率我国为25％，伦敦为30％，纽约为24％，香港为16％、新加坡为20％。我国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高达5％，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不征收营业税或税率较低(1％左右)。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制，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万(对于金融高端人才来说比较普遍)的部分最高税率为45％，高于美国(35％)、香港(16％)以及英国(20％)。
生活环境(宜居程度)、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包容性也不同程度存在差距。
从国际资本的视角看，当前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政策，二是人才。政策方面的限制是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人才方面的问题是高端人才不愿来(税负过高)。我们的政策和(经济)制度变化已经落后于国际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国发[2009]19号《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中提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当是充分考虑了政策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
(二)建设国内金融中心就要能合作包容
目前在建设境内金融中心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城市主要有上海、北京、深圳，近两年金融产业增长较快的城市有天津和重庆等。我们以北京金融街为背景展开论述。
如果大家都是立足于建设同质性的金融中心(就像目前观察到的那样)，国内金融版图就会形成类似于战国的混乱局面。在这样的语境下，困难可能会比办法多。比如，与陆家嘴、滨海新区等地相比，金融街的优势，一是离决策中心近，有信息优势；二是金融、非金融企业总部集聚的中心。金融街在资金集聚与辐射、金融风险管理、金融深化程度等方面具有优势，这些优势集中体现在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上。有人据此认为金融街是事实上的境内金融中心。金融街的不足，也可略作列举如下：一是发展空间限制，目前建成区内没有两千平方米以上的可供面积，已经成为吸引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入驻的硬约束。二是吸引力、辐射力和服务力不够，与金融街配置资源的体量不相称。具体讲，一些初次来到中国的国际金融界人士甚至不知道北京金融街，金融街对外资机构的吸引力，不如上海浦东和深圳；对新兴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不如天津滨海新区。三是市场缺位，缺乏全国性的金融交易市场。四是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在为服务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方面，
金融街落后于国内其他金融集聚区。五是区域环境品质需要提升，国际化程度、宜居程度需要改进。六是区域之间，甚至包括北京市区县之间发展金融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现在还缺乏有效的应对办法。七是主动抓住发展机遇的意识和能力都有欠缺，有时是认识不到机遇；有时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政策、服务手段抓不住机遇等。上述问题，至少金融街在拓展空间、市场缺位以及改善居住交通等环境品质各方面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北京金融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困难可想而知。胸怀建设金融中心大志，面临“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窘局，这恐怕是多数城市的真实写照。如此下去，中国恐怕会错失国际金融中心梯度转移的机遇。
建设金融中心需要转换思路。首先要认识到金融中心建设并不必然具有排他性，北京金融街建设金融中心并不排除天津、重庆等地建设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反之亦然。例如，伦敦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也没有排除伦敦的富商大贾到瑞士苏黎世去打理私人银行业务。其次要认识到金融中心都是在实现某些具体金融功能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心，需要充分发现市场需求，找准金融中心城市在实现金融功能方面的定位。国内不同金融中心只有明确了分工和专门化，相互之间的合作就会大于竞争。
尽早明确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是建立相互包容关系，培育腹地的前提。如何准确地定位金融中心的优势功能?我们尝试通过北京和上海的比较来找些思路。坊间流传北京是行政化的金融中心，上海是市场化的金融中心，这是很深的误解。回过头看近20年来金融街和陆家嘴的成长历程，我们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金融街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中心，陆家嘴是国家政策打造的金融中心。没有政策支持的金融街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优势在哪)?著名银行家陈光甫有句名言：“金融贵在流通，流通全靠信用”，意为一个银行要发展，必须树立牢固的信用。进一步引申，由信任而信用，社会信任决定着信用以及金融活动。中国社会的纵向系统特别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信任系统十分发达，决定着信用活动或信用机构只有在政府的支撑下才能蓬勃发展…。与之相伴，掌控金融又成为维系这种社会结构的必然。这样，中国的金融发展与政府能力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例为证。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也有两个金融中心：北京和上海。1920年，总行设在北京的华资银行有23家，额定资本总额约14674万元，实收3622万元。而同年总行设在上海的华资银行仅9家，额定资本仅802万元，实收547万元。二者相差若干倍。好时光没有维系几年，随着北洋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失控，各机构纷纷将总行迁到上海，不到六、七年的光景，北京的金融业随之衰败。可以说，北京金融街的优势内生于社会结构，具有类似天然的中心属性。金融街发展与全国金融发展具有高度的协同性，金融街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高度的协同性。着眼全国，北京金融街应当是人民币资本的主要供给地、国内人民币交易的清算中心和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确立了这样的功能定位，前面谈到金融街的一些不足，诸如对新兴金融的吸引力不足、吸引金融机构入驻的优惠政策不足等，就不是问题了。在明确的功能定位指引下，那些新兴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以及对地方政府提供优惠补贴敏感性较强的机构，不会成为金融街关注的重点。
统筹好“中心一腹地”关系是建设金融中心的政治，不可不重视，不能不做好。那种视他人为竞争对手，以排他性思路建设金融中心的行为，实质在上演“南辕北辙”现代闹剧。培育金融腹地，一是要客观认识地域差异，在不触动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开展积极的沟通和协调。二是推动金融合作，谋求共赢。中心城市要能够较好地包容腹地的金融诉求，主动走出去，与重点城市和区域在金融资源流动和金融产业发展方面建立互利合作关系，主动发现需求，主动为周边乃至全国的金融需求服务，扮演好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
四、结论：机遇何在
上世纪80-90年代，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交通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削弱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有人甚至宣称“地理学已死”。金融中心的发展并没有完全验证这种说法。至少近20年来，交通通讯信息技术以及金融交易技术的改进，加快了金融中心的收敛过程。纽约、伦敦等世界性的金融中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一些小的、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在日趋下降。这种变化趋势，对有意建设省域一级金融中心的城市，可能不是好消息。随着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深化，金融机构行政区划界限的日益模糊，这种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小。境内有条件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只能是有限的几个。
本文归纳了金融中心的一般性内涵，实质是整理建设金融中心一般性的思路。金融中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基本结构由“功能优势、金融集聚地和金融腹地”三者组成。建设金融中心需要整体设计，盲目上马会浪费资源，修修补补会错失机遇。
在日益分工和专业化的今天，任何地方都不能包打天下，金融中心首先是在实现某项或某些金融功能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心，功能优势是金融中心的灵魂，功能定位是建设金融中心的中心。具体到北京金融街的功能定位，境内视野，北京金融街应当是人民币资本的供给地、国内人民币交易的清算中心和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国际视野面向未来，北京金融街在成为以人民币计值的资本输出地和世界范围人民币交易清算中心方面具有较大潜力。事实上，准确确定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是非常困难的，但事先根据自身条件和国内国际金融市场变化趋势，确定主要的努力方向和业务范围还是可以做到的。
围绕功能定位，按照金融集聚规律，增强向心力，削减离心力，通过强化信息、人才、中介服务优势，改进创新环境和宜居环境，来凝聚金融集聚优势，提升金融集聚规模。推进金融集聚的目的是更好地服务腹地，需要培育金融腹地的意识，统筹好“中心一腹地”关系，按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推动区域间金融合作，来建设金融中心。
理清建设金融中心的思路，机遇和努力方向就在眼前。大致说来，北京金融街发展的机遇，一是要牢牢抓住金融改革催生或衍生出来的具有行业领导力的金融机构，如证券金融公司、存款保险公司、大型的资产管理机构、投行等。二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当前一个重要的机遇是建设世界范围内人民币交易的清算中心。以上两个方面的机遇事关金融街核心利益，这些机遇的流失意味着金融街行业领导地位的动摇。三是在培育和发展市场方面，眼光可能需要更高、更长远一些，可以探讨地方政府债券(或市政债)的发行与交易的市场、人民币产品交易市场、占据资本市场最高层次的市场类型等发展机遇。四是要坚持不懈地打造金融服务高地，大力扶持金融标准、金融信息、资信评级等机构发展壮大。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这些机遇或机会，有竞争，但更多的应该是合作。
参考文献：
[1][瑞典]瑞斯托・劳拉詹南著，孟晓晨等译，金融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书馆,2003：2.
[2]上海金融报自2009年12月15日至29日，连续刊登5篇署名庄峻的文章，依次为：“核心功能是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首要指标”、“发展潜力是评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稳中有变是反映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客观规律”、“取样必须公正评价应当科学”、“一国地方政府的国际法律责任”，对该指数的缺陷和问题作出系列点评.
[3]著，赵旭东，秦志杰译，中国士绅[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84―87.
4月份，随着陈元的卸任，交行原董事长胡怀邦调任国开行董事长；中信集团原副董事长田国立则接掌肖钢原职位；5月份，建设银行高管田惠宇已接替马蔚华担任招商银行行长。
另外，工商银行副行长易会满升任行长；交行副董事长、行长牛锡明升任董事长，汇金公司总经理彭纯则有望出任交行行长等。
同时监管层人员也有所变动，据金融圈内的消息，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有望升任副主席，银监会办公厅主任杨家才则有望出任主席助理。
在此轮金融人事调整中，谁将担当中司董事长一职，为业界关注。
另一个关注点是，建设银行成为此次金融大调整的人员输出基地。郭树清、田国立、田惠宇均出身于建行。
有金融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此轮金融高管换班，正值上一轮银行业改革10周年之际，上一代金融家成功完成商业银行改革后，逐渐退居幕后。接棒的新来者，则面对全球经济下行、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如何带领中国金融机构谋篇布局创新发展，仍是任重道远。
回京
楼继伟入主财政部两个月多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终于将迎来新掌门。有报道说，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将出任中投董事长。
“屠光绍早就是决策层心中的金融储备人才，若此次回京掌管中投也不属于意料之外。”一位接近决策层人士对本刊记者确认了上述消息。
纵观屠光绍的简历，二十多年来始终与金融领域相关。
1989年，屠光绍进入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任职，此后担任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证监会交易部主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等职。
2000年7月，屠光绍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期间推动了在国内颇具影响的股权分置改革计划。2007年，48岁的屠光绍再赴上海，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鉴于屠的经济学出身、金融工作经历，由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可视为高层对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战略部署的一个安排。”前述接近决策层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
在上海期间，屠光绍力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尤其强调法制建设、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对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重要性。目前，上海已率先建立金融法庭与仲裁院。
不管是谁执掌中投，如何带领中国唯一的财富基金，在全球波诡云谲的金融市场上进行资产有效配置，都是摆在其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方面，中投是财政部通过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成立的储备投资专业机构，由于当初发债成本过高，目前中投运作压力比较大。中投前任董事长楼继伟曾坦承，中投的资本构成决定了必须每天赚3亿元人民币，才能支付每年5%左右的资本金成本。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财富基金，中投目前海外投资收益还不高，对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的分红收入具有依赖性。
前述接近决策层人士表示，对于中投而言，一个有着央行背景，深谙金融运作且颇受决策层赏识的掌舵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其定位，有望为其找到一条适合的发展之路。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也表示，一个既能在宏观上把握大局，又能在实务上突破的领导者，对于中投来说无疑是件正面的事。
“建行基地”
此轮金融高管大换班中，建设银行无疑是人才输出大户。
接替马蔚华成为招商银行行长的田惠宇，从建行北京分行行长的位置上走马上任；稍早前接替肖钢成为中国银行新一任董事长的田国立，也曾担任过建行行长助理；2012年8月年出任中信银行行长的朱小黄此前是建行副行长。
今年48岁的田惠宇来自皖西，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金寨县。1983年考入上海财经大学，1987年到建行工作。据知情人士回忆，彼时的田惠宇工作认真踏实，不苟言辞。
2011年3月，田惠宇任建行零售业务总监兼北京分行行长。有评论称，田惠宇分管零售业务的背景与此次调任中国“最好的零售银行”招行颇为契合。
“作为四大行之一，建设银行的业务仍以对公为主，零售业务发展有限。田惠宇去招行以后可能仍然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前述接近决策层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但他也称，田惠宇在建行所积累的对公业务人脉可能带去招行，未来招行的对公业务或有崛起之势。
招行的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已露疲态，二次转型之路未尽。另外，招行的成长过程中，无论文化还是制度都有很深的“马氏烙印”，田惠宇在传承与创新上将如何拿捏，值得观察。
在田惠宇调任招行之前，同样出身于建行的田国立，已经接替肖钢成为中国银行新一任董事长。
相比田惠宇这位昔日的同事，转战中行的田国立面对的压力不会小。
2012年年报显示，中行净利润在四大行中降至末位，落后第三名农业银行56.62亿元。田国立如何平衡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寻找中行发展新动力，是他需要思考、亟待解决的难题。
共同的新挑战
此轮金融高管换届，涉及国有大行、政策性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
纵观此轮人动，多位高管的经历不乏共性。他们都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出生并长于本土的银行家，都有丰富的基层金融工作经历。譬如牛锡明1983年从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支边西部从中国人民银行青海分行做起。而彭纯的金融工作起步于人民银行新疆分行。
前述接近决策层人士表示，基层工作经验已是选拔金融人才的重要参考。
另外，在中国金融市场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型人才同样重要。此次选拔的金融高管不乏“海归”经历，譬如田惠宇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管理硕士。
郭田勇表示，此次上任的金融业高管在中国金融业浸多年，是中国金融业改革的亲历者，但此次接班还面临新背景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