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3: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司马光的简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由五十五篇独立的文章集辑而成，共十万余字。法家学说的核心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冲突而没有仁爱之情，强调以法治国、以利用人，对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文风犀利，说理精密，议论透彻，语言平实又富于幽默，运用了大量浅显生动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资料来论证抽象的道理，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智子疑邻”等，都是其中的寓言名篇。
【关于作者】
韩非，战国时期韩国贵族。他说话口吃，不善辩说，但善于著述。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在初次读到韩非的著作时就佩服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说，我如果能见到此人，与其交往，互相讨论一番，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不久，因秦国攻打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虽然文采斐然的韩非为秦王嬴政所赏识而倍受重用，但却遭到了他的师兄、秦国丞相李斯的嫉妒，最终被下狱毒死。不过正是在韩非的思想指引下，秦王嬴政最终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
【精彩选读】
春秋时期，楚庄王继承他父亲楚穆王的王位做了国君时，还不满二十岁。当时的楚国，大权掌握在令尹（相当于丞相和大将军）子孔、太师潘崇以及庄王的两位老师公子燮和子仪的手上，楚庄王不但毫无实权，甚至有被废掉的危险。
于是聪明的楚庄王施展“韬光养晦”之计――在宫中成天享乐，不问政事，一副昏君的模样，以迷惑那帮权臣，从而保护自己。即位三年，他没有过任何命令，更没有任何政绩。
看到楚庄王这个样子，一些忠心的大臣们都很为楚国的前途担忧。有一天，掌管军事的右司马陪坐在楚庄王身边，他便用隐语劝谏楚庄王说：“有一只大鸟，栖息在南面的山丘上，身披彩衣，神气十足。但它三年不展开翅膀，不飞也不叫，默默而无闻，这是一只什么鸟呢？”楚庄王心里明白，右司马如此煞费苦心讽喻的是谁，但他并不着急，而是心平气和地说：“三年不展开翅膀，是因为它正在休养生息，以便长出丰满的羽翼；不飞不鸣，是因为它置身事外，静观治民的方法。虽然它现在没有起飞，但一飞必定冲天；虽然它目前没有鸣叫，但一鸣必定惊人。你放心吧，本王知道该怎么办！”
这样继续沉寂了半年，楚庄王见时机已经成熟，便亲自坐朝处理政务，开始了他的霸业之路。自此，楚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君登上了政治舞台。楚庄王下定决心改革内政，先后废除了十项不合理的制度，制定了九项新的法令，惩治了五个大臣，提拔了六个有才德的人帮助自己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楚国政治修明，国家大治。接着，他举兵讨伐齐国，在徐州打败了齐军，又大胜晋军于河雍，以后又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顺。楚庄王统治楚国二十三年，共并国二十六、开疆三千里，称雄天下，成为当之无愧的春秋五霸之一。
【书籍简介】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司马光主编，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这部巨著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编者希望此书能通过描述影响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史事、政策等来警示后人，宋神宗认为此书能“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为其定名为《资治通鉴》。其中的名篇有《赤壁之战》《祖逖闻鸡起舞》《孙权劝学》等，名句有“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材也，取其所长，用其所短”“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等。
夏日南亭怀辛大
孟浩然
山光①忽西落，池月②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③卧闲敞④。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⑤无知音赏。
感此⑥怀故人，终宵⑦劳⑧梦想⑨。
诗人简介：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他未曾入仕，因而又被称为孟山人。生于盛唐，早年有志入仕，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隐居田园。他和王维并称“王孟”，其诗虽远不如王维诗的境界宏大，但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重点注释：①山光：山上的阳光。②池月：池边的月色。③开轩：开窗。④卧闲敞：躺在幽静宽敞的地方。⑤恨：遗憾。⑥感此：有感于此。⑦终宵：整夜。⑧劳：苦于。⑨梦想：想念。
参考译文：山中的太阳忽然西落了，池塘上的月亮慢慢地升起来。披散着头发在夜晚乘凉，打开窗户躺卧在幽静宽敞的地方。一阵阵晚风送来荷花的香气，露水从竹叶上滴落，发出清脆的响声。正想拿琴来弹奏，可惜没有知音在一旁欣赏。在这良宵生出感慨，怀念起老朋友来，整夜在梦中苦苦地思念。
赏析提示：此诗写的是诗人夏夜在亭中纳凉时清爽闲适的感觉和对友人的怀念之情。诗的开头写夕阳西下与月亮东升，为纳凉设景。三、四句写沐浴后纳凉，表现闲情逸致。五、六句分别从嗅觉和听觉的角度写纳凉的真实感受。七、八句由境界的清幽想到弹琴，想到“知音”，从纳凉过渡到怀人。最后写希望友人能在身边共度良宵而生梦。此诗不过是要表现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兼带点无知音的感慨，并没有十分特别的思想内容，然而诗人对各种感觉的表现细致入微，使得全诗诗意盎然。文字如行云流水，层递自然，由境及意，浑然一体，极富韵味。中间的六句似对非对，具有朴素的形式美，诵读起来“有金石宫商之声”。全诗感情细腻，语言流畅，层次分明，富有韵味。“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一句，当属纳凉消暑之佳句。
山亭夏日
高骈
绿树阴①浓夏日长，
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②动微风起，
满架蔷薇③一院香。
诗人简介：高骈(pián)，字千里，唐末大将，生于禁军世家，是南平郡王崇文之孙。历任天平、西川、荆面、镇海、淮南等五镇节度使。
重点注释：①浓：指树丛的阴影很深。②水晶帘：质地精细而色泽莹澈的帘子。③蔷薇：一种观赏性植物，茎长似蔓，需搭架供其攀援生长。夏季开花，有红、白、黄等色，美艳而馨香。
参考译文：绿叶茂盛，树荫下显得格外的清凉，白昼比其它季节时要长，楼台的影子倒映在清澈的池水里。微风轻轻拂动晶莹剔透的珠帘，满架的蔷薇散发出清香，整个庭院都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气。
赏析提示：这是一首描绘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起句平平，但仔细品味“阴浓”二字，可知其不独状树之繁茂，且暗示此时正是夏日午时前后，烈日炎炎。（只有日烈，“树阴”才能“浓”）这“浓”除有树阴稠密之意外，还有深浅之“深”意，即树阴密而且深。第二句“楼台倒影入池塘”，写诗人看到池塘里的楼台倒影。“入”字用得极好：夏日午时，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映在塘中的楼台倒影，十分清晰。这个“入”字正好写出了此时楼台倒影的真实情景。第三句“水晶帘动微风起”，是诗中最含蓄、精巧的一句。夏日的微风是不会让人一下子就能感觉得到的，此时看到水波才会察觉到有风吹过，所以说“水晶帘动微风起”。如果先写“微风起”，再写“水晶帘动”，那就让人感觉味同嚼蜡了。正当诗人陶醉于这夏日美景中时，忽然飘来一阵花香，沁人心脾，诗人的精神为之一振。诗的最后一句“满架蔷薇一院香”，又为那幽静的景致增添了鲜艳的色彩和醉人的芬芳，使全诗洋溢着夏日特有的生气。“一院香”，还巧妙地照应了上句的“微风起”。
客中初夏
司马光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诗人简介：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他自幼嗜学，尤喜读《春秋左氏传》。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
参考译文：初夏四月，天空在下过一场雨后刚刚放晴，雨后的山色更加青翠，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眼前没有随风飘扬的柳絮，只有葵花朝着太阳开放。
赏析提示：这首诗寓情于景，状物抒怀，托物言志。诗的语言浅显，描绘的画面色彩明丽清新，犹如摄影师抓拍的一个镜头。“清和雨乍晴”“当户转分明”，作者用我们熟悉的景物表现出初夏的清新。“乍”“转”“起”“倾”等词，使景物显得鲜活生动。紧接着转到写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已没有了那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有意将“柳絮”与“葵花”对比，言此意彼，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志：风雨之中我不会像被称为“”的败絮，我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意即对国家忠贞不二。诗人托物言志，笔法委婉含蓄。
夏日登车盖亭
蔡确
纸屏①石道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②。
诗人简介：蔡确（1037～1093），字持正，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1059年（嘉四年）中进士。历任知制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1042年（元丰五年），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宋哲宗时，转左仆射。元年间（1086～1094）被贬，赴陈州，后转任安州、邓州。
重点注释：①纸屏：纸糊的屏风。②沧浪：本指水的青苍色，此处指代江湖。
参考译文：夏日在亭子里纳凉，躺在用纸屏遮挡的竹方床上，头枕着石枕，翻看着诗书，感到有些困倦，随手把书一丢，渐渐进入了梦乡。梦醒之后，感到人生如梦、富贵如烟，不觉莞然独笑，忽然听见湖上传来阵阵渔笛声。
赏析提示：这首诗写于诗人被贬之后，表现了诗人的闲散之态，表达出诗人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之情。“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纸屏”，即纸屏风，用藤皮茧纸制成，屏上常以梅花、蝴蝶等图案装饰。诗人是“夏日登车盖亭”的，因而读了“纸屏、石枕、方竹床”，使人顿觉神清气爽；看到“手倦抛书午梦长”，顿见诗人的闲散之态；并且从“午梦长”中，还透出一点信息，这要联系下文来理解。“睡起莞然成独笑”，梦醒之后，诗人“莞然”一笑。诗人所读的书，是“柴桑处士诗”；诗人所做的梦，也是耕樵处士之梦；梦中是处士，醒来是谪官，想起昔日自己曾是布衣平民，鸿运一来，金榜题名，官位骤升，后来突遭横祸，谪居此处，如同做了一场大梦。诗人“莞然独笑”，是在梦中有所悟，领悟到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由此，他想到了归隐；而一想到归隐，马上便有隐者呼唤――“数声渔笛在沧浪”。当听到了“数声渔笛”时，他归隐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描写闲散生活，抒发归隐之志，不满社会现实，便是这首诗的主旨。
闲居初夏午睡起
杨万里
梅子留酸①软齿牙，芭蕉分绿②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③，闲看儿童捉柳花④。
作者简介：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宋朝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中进士，任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
重点注释：①留酸：啖梅酸牙的感觉。②分绿：形容芭蕉叶的浓荫，暗示反光投影到纱窗上。③无情思：指日长人倦，小寐起来，显得很懒散。④捉柳花：状写儿童专心嬉戏的情景。儿童的天真浪漫与作者的羡慕之情跃然纸上。
[关键词]五代；冯道；评价
唐朝灭亡以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五代历时54年（907－960年），经历八姓十四帝。这是一个极端混乱的年代，政权频繁更迭，每次改朝换代都始于杀夺背叛，又都终于杀夺背叛。上层社会极剧动荡，普通百姓更加无所适从。社会动荡伴随沉重的兵役、徭役、赋税，人们生活更加困苦。“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就是五代时期普遍的愁苦心境。
冯道的仕途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先后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帝，曾“三为司空，两在中书”，这也是他招惹后人非议之处。冯道，瀛洲景城人，字可道，晚年自号长乐老。但就历史实际而言，冯道为人宽厚，一生勤俭，做官爱护百姓，提携后进，保存文化。所以，笔者认为不能单单因为他没有在王朝交替时“杀身成仁”就横加非议，这样的态度有失公允，而且于历史事实也必然有所乖离。
对于冯道的评价，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心系苍生、拯世济民。范质盛赞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1](P9511)“荆公（王安石）雅爱冯道，尝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2](P99)李贽认为冯道“历事五季之耻”在于“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3](P232)但是也有许多人指责他历仕四朝十君，毫无气节。薛居正于《旧五代史・冯道传》诘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4](P1666)司马光亦曰：“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1](P9512)王夫之言辞更为激烈：“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跖矣”。[5](P1060)
笔者认为，一个人身负这样截然不同的看法，应该也正是这个人独特的表现。所以笔者认为，单从政治道德的角度定义定性奸佞的作法并不合历史时宜，冯道的功过是非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有讨论的空间。
一、冯道是“忠于国”，而不是狭隘的“忠于君”
对于冯道的变节问题，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冯道所处的社会现实，就当时形势而言，“忠于君”并不完全等同于“忠于国”。五代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从朱温废唐自立，名义上的“共主”就没有了。如前所述，五代各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都诉诸于杀夺叛卖,石敬瑭就是典型的代表，为了帝位可以置中原的安危于不顾，置民族气节于不顾。遗憾的是这样的统治者在五代车载斗量，所以传统道德在五代是一个遭受冷遇的环境。在这种情境下再苛求于臣道似乎难有公允。
面对恶性循环的社会现实，冯道无法也无可能凭一己之力左右整个局势，只能承认现实的基础上以个人的主观努力力图有所振作。他为官期间，提携后进，劝止杀戮。《旧五代史・冯道传》载：“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4](P1656)《新五代史・冯道传》亦载：“天成、长兴之间，岁屡丰熟，中国无事。道尝戒明宗曰：‘臣为河东掌书记时，奉使中山，过井陉之险，惧马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谓无足虑，遽跌而伤。凡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问曰：‘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因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耶律德光尝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为俳语以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6](P613、614)
冯道没有陷害忠良，也没有不择手段地搜刮财富，而这样事在那个尔虞我诈的时代却是司空见惯的。反之，冯道还在努力地为国家发掘优秀人才，劝说统治者关心民生，谋求平民百姓生活的安定，从这角度看若将冯道定性为“奸佞”似乎难以成立。对于乱世专制统治者来说，想要有所规劝，确实需要讲究技巧。冯道往往在无形中实现自己劝谏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能力。当说教的环境不存在时，灵活适应现实的举措反而不失为主动，从而才能实现现实政治上的有所作为。单单批评他的油滑世故，对冯道来说有失偏颇。
在文化方面，冯道首先倡议刻印《九经》，在艰难的环境下将这一工程付诸实施并顺利竣工，这对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有功不可没。《资治通鉴》记载：“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1](P9495)这样前瞻性的眼光与践履精神又岂是一介奸佞所能具备？
对于忠臣的内涵，司马光提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1](P9512)但这是宋代社会承平已久下内圣外王的理想化人格，在几千年封建道统中只可作为一种理想，确实能践履者实在凤毛麟角，何况在五代乱世，几乎痴人说梦。在五代黑暗的现实政治中，若依照司马光的标准，包括冯道在内的所有士大夫只有“死”或“隐”两条路可走了。但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会造成社会精英的虚无，反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黑暗。反之，从现实出发，努力适应社会有所作为反而不失为选项，无论“立纲陈纪”还是“济世救民”都不能以士大夫的缺席实现。
总之，冯道尽到了士大夫的道义，甚至可以说现实功绩远远超出同等环境下的碌碌之辈，不失为铁中铮铮者。笔者个人认为，士大夫的践履道统有现实环境更有灵活方式或表现形式，不能僵化地看待或一味寻求整齐化一而苛求不已。如孔夫子所言“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入世，冯道在这个意义上说应该并无多少亏缺之处。
二、冯道是超脱于乱世的聪明人
五代乱世，朝政黑暗大同小异。冯道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将这个频繁改朝换代的乱世看成一个整体，从而超脱于时代，没有在王朝更替中选择“杀身成仁”，而是选择“屈身以安人”。冯道强调忠于“国”而不是单纯的忠于某一姓政权，在职则尽责。他也希望能辅佐一位明君来统一天下结束乱世，给天下人带来安定。这在《长乐老自叙》中可以体现：“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4](P1663、1664)
但是，后世人们往往单从政治道德角度来评价其言行。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对冯道极力抨击：“想到冯道，就会想到官僚是多么可憎的腐朽物。”[7](P399)还列举了某些事例来作佐证，但这些事例却只字未提冯道的历史贡献，只是将冯道的某些行为渲染为政治投机。范文澜曾这样评价《长乐老自叙》所谓的“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所谓大君，自然包括辽主在内。冯道心中，根本不存在中国外国的区别。”[7](P401)我认为这样的预设违背了冯道的本意，也没有抓住这句话的重点，有断章取义之嫌。冯道很遗憾自己没办法实现国家统一，但安定天下是冯道的追求。冯道的这句话不是在强调“大君”与“辽主”间的关系，而是在表达他自己的夙愿和壮志未酬的无奈。范文澜的解读显然有失偏颇。
冯道有诗云：“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8](P16)他认为只要自身秉持正道，环境再险恶也能安身立命。冯道首先强调的是自身的修养，对残酷的现实并没有一味地喟叹而无为或徒然失望而避世，将冯道所为斥为混世度日、明哲保身尤其不符合实情。有人讽刺冯道“丝毫不以避事为耻。”[9]诚然“避事”行为冯道应该会有，毕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险恶，对某些难以强为的事，出于无奈选择“避事”的处理方式应该可以理解。但若就此诘责冯道为官混世明哲保身显然于事实难以契合。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与其说冯道是佞臣，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冯道大隐于朝，勇于任事，明于持身，历仕四朝十帝而不颠覆，应该是超脱于那个时代的智者。
三、冯道有其独特的个人魅力
黄仁宇说：“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仕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做宰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10](P148)但是后世大多数人都集中对冯道历仕四朝十帝而不倒的结果恣意嘲讽，却忽略冯道超群的个人才华与魅力。司马光曾怨天尤人：“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仇，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1](P9512-9513)但冯道历仕四朝十帝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可，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不容忽视事实：冯道在当时声望之高是持久而广泛的认同。据《新五代史》中记载：“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6](P615)可见，当时人们对冯道的评价普遍高乎寻常，居然达到与圣人孔子相提并论的层次，足以说明人心不虚。
与其说冯道精于世故人情，处世圆滑老练，倒不如说是冯道的个人魅力所在，没有人能依靠一时的阴险狡诈而持久地蒙蔽世人。笔者私下认为，若不考虑冯道政治作为，只论其个人魅力集中表现为：仁厚，廉洁，豁达。《旧五代史》载：“丁父忧，持服于景城。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焉。”[4](P1656)“道在常山，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橐装以赎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后相次访其家以归之。”[4](P1660)《新五代史》亦载：“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休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6](P612)《旧五代史》又载：“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册》’。道知之，召赞谓曰：‘《兔园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只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4](P1657)“道尝问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说？’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为是，不同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圣人也，犹为叔孙武叔所毁，况道之虚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终不易。”[4](P1659)冯道不仅在荒年出俸禄赈济乡民，对被俘的中原士女更施以援手，甚至救赎后还要为其寻访家园，其宅心仁厚可谓善始善终。冯道居军中卧于茅刍，自奉形同最底层的军卒，所得俸禄与左右下属分享，其廉洁自律不仅在当时无出其右，就是在后世也罕有匹者。最难能可贵的是，冯道面对讽刺与非议的豁达圆融更胜却生前身后的悠悠众口。
有人说：“冯道的人生之道是儒释道三种思想的有机结合，儒家的入世济民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主干，佛教和道教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基础。佛教的禅定训练、随缘度众的主张令冯道身心健康、智慧出众，以救民为己任；道教的乐观通达和圆融使冯道对人生世事持乐观的态度，以的应世技巧，与时变化，保身救民。正是依靠人生之道的支持，冯道才能在乱世长为将相，既保持自己的道德纯洁，又能以各种方式救济民众，保存文化。”[11]总之，我们若是能跳出“忠臣不事二主”的窠臼，不难发现冯道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劣迹”，反而在历史中显得卓卓不群。五代乱世下，他抱执“救时济物”的理念，理性地选择了一条表面上风光无限却备尝艰辛的道路。冯道的建言立德不仅惠于当时，更泽被后世。后世若无视全部事实而偏听偏信，对已做古的冯道一味苛求无度，未免令人遗憾。所以笔者认为冯道不仅是一位与时进取的杰出政治家，更是一位韬光养晦游刃有余于乱世的智者。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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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凤翔.论五代士风[J].中华文化论坛.2006(1).
[10]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C].三联书店.1997.
王宝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先后主持和参与7项国家级、部委级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家庭教育代表作有：《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特点、主要误区及指导家庭教育的对策建议》、《跟踪指导家庭教育丛书》、《教子有方》等。
宋代的司马光曾说：“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这句话是讲：令人担忧的不是母亲不爱孩子，而是她只知道爱孩子，却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一句话――不懂得教育孩子的规律与方法。
一切教育都是理，家庭教育也不例外，而且是充满情感的理。如果情感冲淡理智，甚至失去理智，就必然发生违背规律的非教育行为，甚至于反教育的行为，达不到教育的效果。而这是目前家庭教育中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
有这样一个事例：春节期间，一对父母带着6岁的儿子逛商店。儿子看到自己喜欢的玩具，就要求家长购买。可是家长以儿子的玩具太多为由，拒绝了儿子的要求。孩子就跟父母哭闹，坐在地上不起来。很多的人围上来了，七嘴八舌：“过春节，孩子要个玩具，买了算了，不要让他哭闹的。”这个时候，家长也觉得不好意思，掏出钱来买了这个玩具，孩子抱着玩具，高兴地跟着家长走了。
这对父母的做法就是情感冲击了理智。本来是可以先不买的，但是禁不住孩子哭闹，更不愿意旁人说三道四。那么，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怎么办？孩子又是哭闹，你是不是又答应他的要求。假如有了3次、4次同样的情景，孩子就会摸到家长的脾气，找到“战胜”家长的“法宝”。家长的非理会使孩子养成任性、盲目消费的毛病。以后你再来“改造”他这个毛病，那是很难的。
生活中，这样无原则迁就孩子的情形太多了。有的母亲因为孩子不听话，就找我咨询教育的方法。我仔细询问情况之后发现，是母亲的“心太软”，放弃了“理智”，过于迁就孩子，进而给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制造了麻烦，孩子身上的毛病越惯越多。这印证了司马光的另外一句话：“慈母败子。”这里的“慈”，讲的不是正常的爱，而是娇惯、溺爱。
同样的情景发生在另外一个家庭，也是父母带着孩子去商店，孩子想买玩具，家长说明了不买的理由，孩子坐在地上又哭又闹。这时母亲跟父亲两人小声地商量几句，然后母亲对孩子小声说：“儿子，今天为什么不能买这个玩具，道理给你讲清楚了，你非要买，就在这儿坐着闹吧！我跟你爸爸先回家了。”说完，扭头就走，孩子一看爸爸妈妈走了，立刻停止哭闹，翻起身来跑着去追他们。父母出了商店大门以后，径直往家走，孩子紧跟着追。夫妻俩不搭理孩子的做法，给孩子一个小小的惩罚。这样，一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孩子就不敢任性的哭闹了。
当然不是说，第一个例子中的家长给孩子买了玩具，回去就不能进行教育了。只要家长有理性认识的话，他们可以给孩子讲清道理，坚决地表示“下不为例”。以后不再无原则迁就，同样可以产生好的教育效果。
第二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你的教育是伴随感情的一种理性的行为，避免孩子养成坏毛病，他的成长就会更健康、更顺利。
现实家庭教育中，家长情感冲击理智的做法有哪些呢？
其一，无限制地满足孩子的要求
任何一个孩子都是有各种需求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他们的需求有的是正当的、合理的，有的是不正当的、不合理的。孩子年龄小，没有辨别能力，欲望没有止境，当孩子向家长提出要求时，家长如果不理性，做不到满足孩子的合理需求、限制和疏导孩子不合理的需求，孩子身上就会滋长许多毛病，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其二，过度地教育孩子
许多家长，对孩子爱之深、求之切，恨不得自己的孩子就是天才，成为班级里学习最好的。考试要求100分，99分也要批评一通；排名在前十名也不满意，总对孩子提出更高的要求；孩子完成了老师留的作业，家长还要再增加一些作业；周六、周日给孩子报几个培训班，希望孩子学到更多的东西；给孩子留下的时间和空间越来越少……家长的全部精力乃至有限的财力都倾注到孩子的身上。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对孩子进行着“过度”的教育，使孩子失去了快乐的童年，家长也失去了应有的生活。
其三，面对孩子经常犯“冷热病”
一些家长在孩子面前，往往情绪失控，表现出不理智的行为。控制不住“高兴”，更控制不住“发火”。有一个小男孩说：“我妈妈有‘毛病’，如果我考了一个好分数，她会抱着我亲我好几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如果考分她不满意，就一把把我推倒在床上，狠狠给我几巴掌。”记得传媒曾多次报道：有的家长因为生气，把孩子打残废了，有的甚至断送了孩子幼小的生命。
其四，对孩子盲目实施奖惩
关键词：PowerPoint；触发器；交互性
中图分类号：TP31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14—0000—01
在多媒体课件制作中经常需要包含一项内容——测试题目，它是教学设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其特点在于极强的交互性。很多人都认为只有用Authorware或Flash才能制作出交互性强的练习题，其实不然，运用大众软件PowerPoint的触发器功能一样可以实现。本文笔者通过制作常见的填空、判断、单选、多选四种题型的小例子来简述触发器的使用方法。
一、触发器简介
触发器是PowerPoint中的一项功能，它可以是一个图片、图形、按钮，甚至可以是一个段落或文本框，单击触发器时它会触发一个操作，该操作可能是声音、电影或动画。触发器相当于一个“开关”，通过这个开关控制已经设置好的动作。
二、使用触发器制作交互式测试题
（一）填空题、判断题的制作
填空题和判断题的制作方法相同，只不过填空题的答案设置为具体内容，判断题的答案设置为“对和错”或“√和×”。本文以填空题为例介绍，软件版本为PowerPoint2007。
1.在幻灯片空白处添加文字内容，把题目和答案分别放在不同的文本框内，为方便选择，可以通过“开始——编辑——选择——选择窗格”命令，修改各元素名称。
2.选中答案1文本框“刘勰”，在“自定义动画”中设置“出现”效果，点击“答案1：刘勰”右侧按钮，打开“计时”窗口，点击触发器，将“点击下列对象时启动效果”选为“题目1”。同样的方法给答案2“司马光”设置触发器效果，触发对象设置为“题目2”；给答案3“司马迁”设置触发器，触发对象为“题目3”。
播放幻灯片观看效果，任意点击哪个题干，括号内即可出现相应的答案。在实际应用中，学生可以不按顺序随意选择题号。判断题的做法就不再赘述，一定要把题目和答案放在不同的文本框。
（二）单选题、多选题的制作
选择题的显示方法有多种，本文介绍常见的两种。第一种是点击答案选项，选项将沿路径移动到括号内，如果正确将留在括号内，如果错误将从括号内返回。以单选题为例介绍。
1.把题干和答案分别放在不同的文本框，修改各元素名称。
2.单击“选项A”文本框选中“A：”，在“自定义动画”添加“动作路径——对角线向右上”效果。将绿色箭头固定在”A：”上，红色箭头拖动到括号内。单击“选项A”右侧箭头，打开“计时”窗格，点击“触发器”，将“单击下列对象时启动效果”选为“选项A”。同理给“选项B、C”，设置触发器。因为是单选题，三个红色箭头的位置可以重合。
3.设置正确答案，A为正确答案，单击“自定义动画”窗格中“选项A”右侧箭头，打开“效果选项”窗格，勾选“平稳开始、平稳结束”；设置错误答案，B、C为错误答案，以B为例设置。单击“自定义动画”窗格中“选项B”右侧箭头，在“效果选项”窗格中勾选“平稳开始、平稳结束、自动翻转”。同理设置C。
用此法制作选择题的要点在于给错误答案添加“自动翻转”效果。制作多选题只需注意括号内红色按钮的位置不要重合。
第二种选择题的显示方法为：单击答案选项，选项直接出现在括号内，题目完成后可单击“正确答案”查看答案。以多选题为例介绍。
（1）在界面中输入内容，不同的内容放在单独的文本框，题干部分“A B C D”各自放在单独的文本框中，答案里“AC”放在一个文本框里。修改各元素名称。
（2）选中“A”，在“自定义动画”中添加“出现”效果，点击“A”右侧按钮，在“计时”窗格中点击“触发器”，“点击下列对象时启动效果”选为“答案A”。重复步骤2，分别设置“B C D”三个选项的触发器。可实现点击哪个答案，括号内出现哪个选项。
（三）给“AC”添加触发器，将“点击下列对象时启动效果”选为“正确答案”，可实现点击“正确答案”出现“AC”。
三、结语
通过上面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出，触发器能大大增加PPT课件的交互性能，在制作交互性测试题时，巧妙使用该功能将收到意想不到的互动效果，但这种方法功能有限，需结合PPT中各种动画效果来实现。在制作交互性试题时，教师需要先策划制作交互性试题的方法再添加触发器，界面布局方面也需要合理排版从而达到自然适用的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诗话；体兼说部；论诗记事；论诗及辞
诗话起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最初是一种非正式文类。
一、诗话概说
自从欧阳修将其“退居汝阴, 而集以资闲谈”的小册子命名为《诗话》之后，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就此开启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样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认为古代论文之作，凡有五类，诗话即为其一。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成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其作者之甲乙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时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旁采故实。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矣。
《四库》此处论诗话有三点可值得注意：一、诗话为古代文学批评五体之一；二、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诗话之源头；三、诗话具有“体兼说部”的性质（第二、第三点留待后文讨论）。《四库》是对古代文化的全面总结，代表了满清后期对先秦以来的整个中华文化的总认识和总评价。其对于诗文评总括性的介绍，也就是对于整个古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理解。这种认识得到后人越来越多的认可。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里面说道：
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平等的地位。[1]
诗文评既然是文学批评，那么诗话毫无疑问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了，而且还是宋元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的主要样式。其影响所及，日本、朝鲜等国亦有数百年的诗话批评实践。
二、诗话渊源
前文已述，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但这一命名究竟是欧阳修的独创呢，还是因袭前人的成名？因此，有必要追述诗话之起源。
关于诗话的起源，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种说法。
1．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序》曾云：
诗话于何乎？庚歌记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2]
所谓“庚歌”，指的是《尚书•虞书•皋陶谟》中关于帝舜作歌、皋陶庚和的记载；所谓“六义”，则是指“风、雅、颂、赋、比、兴”，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后来《毛诗序》作了进一步阐发（需要指出的是，《毛诗序》乃是汉儒的手笔，非先秦之作）；孔子和孟子则有许多关于《诗经》的具体论述：如“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影响极为深远；“《春秋》赋答” 是指《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当时外交场合中大量的赋诗酬答的情况，虽多属断章取义，但在“论诗及事”上与后世诗话有相似之处。
2.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虽曰本之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也。《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3]
章氏开首即言《诗品》乃后世诗话的源头，接着又讲不能完全归原于《诗品》。章氏认为诗话有两种形式：或“论诗而及于事也”、或“论诗而及于辞也”，而这两种形式早已见之于《论语》、《孟子》等先秦经传之中了。可以看出，在诗话的起源上，章学诚以其所持之多元论，比何文焕开通。
《四库》认为诗话“体兼说部”，即与小说在体制上有着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存在的。诗话与小说的确有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其中有谢安叔侄雪天论诗高逸之事，无论是从形式、性质、还是内容上看，都非常接近后世诗话。都是论诗、都是闲谈、都是文人雅士。魏晋人物风流自赏，向来为士林所称道，宋人仿效前贤，品评诗词，以此相高，自由漫谈式的随笔或许是最合适的文体了。或许，这则故事直接启发了欧阳修。
《四库》论诗话之源，将刘《中山诗话》置于《六一诗话》之前，不知出于何故。《方法研究》称，刘在其诗话中已经引用司马光的《续诗话》，而司马光则明确表示续写欧阳修的《诗话》。从现有资料来看，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的《诗话》。此后，仿作纷起，后人为了便于征引和区分，便以其号加之于前。[4]
三、诗话之流变
诚如章学诚所言，诗话或主于“论事”、或主于“论辞”。宋代诗话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宗，论诗及事，于叙事之中间现作者一己偶的之见，多为“以资闲谈”的记事随笔。两宋之际的诗话，闲谈性、资料性的记事随笔居绝对多数，纯粹理批评性的诗论专著则比较少见，象《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极具理论色彩的著作，还是难得一见的。受宋代诗话创作倾向的影响，金元诗话仍遵循闲谈随笔的体系，走模拟宋代诗话之路。
明代诗话则以“论辞”类为主。有明一代，诗坛热闹非凡，争论不断。影响波及诗话，遂为繁富。拟古、反拟古；宗唐、宗宋；各派间为一争高下，都比较注重从诗歌内部探讨其创作规律。明代诗话的针对性、批评性、知识性明显有所增加。如徐祯卿的《谈艺录》、谢榛的《四溟诗话》、胡应麟的《诗薮》等，都着重论述其个人诗学见解，品评诗人诗作，显露出理论的色彩。
清代大兴考据之风，诗话受其影响，考证是非、辨别真伪。在当时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影响下，清代诗话家都以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从事诗话创作。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士《带经堂诗话》、沈德潜《说诗语》、袁枚《随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叶燮《原诗》等等，都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且都入选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第一辑。清代诗学理论的三大思潮：“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即见之于诗话之中。
以来，随着旧体诗词创作的日趋衰落，以“辩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资闲谈”为宗旨的诗话创作也江河日下、风光不再。
四、诗话之弊
章学诚考查诗话之弊，论述前人，“作诗话以党同伐异”、“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党同伐异，自然失去是非公论。如北宋熙宁、元党争之际，蔡在蔡京授意下撰成《西清诗话》一书，其中多处引述苏、黄等元诸公之语，以伺机寻隙而攻讦之。宋人诗话，确实有此弊端。流弊所及，“至于诬善党奸，诡名托姓。”甚而至于“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章氏分诗话为“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所谓不可凭云云，即指前者而言。
所谓“今人诗话”，特指袁枚《随园诗话》而言（见叶瑛注《文史通义•诗话》）。祝伊湄在《章学诚对的批评》一文中指出，章氏“颇能客观的评人论学”，但对袁枚的议论“却是心气颇不平和”。考其原因，章氏是对袁枚在当时文坛之盛名“由羡生妒, 由妒转恨矣”；同时，“性情不同, 识见各异, 是章袁龃龉的一个重要原因”。章氏认为“《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故主教化；而袁枚“于道统文统、则一笑置之。”[6]章氏既对袁枚《随园诗话》评价不公，则“今人诗话”有害世道人心之说，亦难公允。
西学东渐之前，国人对诗话所做的反思与检讨，都是在传统的思路中进行的。倘若置身于现代批评意识之下，对诗话消亡的原因或许可以认识的更充分。
五、诗话消亡辨
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觉醒，肇始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其全新的风格与论述结构，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批评模式。
《〈红楼梦〉评论》的发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都代表了某种断裂：在内容方面，它运用了外来的理论、美学观念和文献材料，在形式上也表现出现代批评的诸多特征，如章节的划分，引文的使用，全文结束时附以结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与古典诗话迥异的现代批评的表述方式。“它所产生的冲击波促使人们开始思索：文学批评看来确实有各不相同的路数，传统批评是否应当拓展自己的视野？”[7]该文对于包括诗话在内的传统批评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得到了回应。朱光潜先生曾说：
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不成系统，有事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是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8]
王国维从中西语言的不同，发现了中西思想方法的不同。王氏此处的概括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仍然在大体上指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实，即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已经失去对思想精确而深刻的描述力和表达力了。由此，王氏认为，新学语的输入、创造新学语非常之必要，应该重视哲学和形而上学，提高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落后与进步等二元对立正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立场的起点，也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甚至象王国维这样的旧式学者也同样把中国与西方的区别看作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认为东西方文化在方法上、思维方式上以及体验生活的方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也是他们思考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起点。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起点就是弃过去，就是对传统的否决。在他们看来，现代文论取代古典诗话，正如新小说取代章回小说，新式的自由诗取代旧律诗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
结语：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包括诗话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学批评的衰落，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状况所产生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完全不同于诗话，它从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现代批评主体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带有政治和社会烙印的主体，不象诗话作者那样，甘于书斋的悠闲，陶醉于自我的清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政治的话语，是社会介入的途径和手段。以诗话为代表的古典文论作为主流批评模式在二十世纪初的消亡并非历史的偶然，古典批评所赖以生存的那些社会条件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在当前的形势下讨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新探讨诗话等极具民族形式的文学批评样式，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 诗言志辨[M]：古籍出版社，1956. 2
[2] 何文焕. 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3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0--02
唐宋变革论早在上个世纪就已提出，并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公认。宋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宋代科举制度在进一步发展完善，使得宋代教育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一般所指的教育都为男性所主导，女性往往被排斥在公共教育的门槛之外。事实上，宋代女性的教育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呈现出一片晦暗凄凉的景象，其教育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形式多样，教育成就光辉灿烂，并涌现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女词人。其中就女子的教育成就来看，宦门女子教育最为突出了。就教育方式而言，受传统封建枷锁的影响，女子接受教育方式以家庭教育为主。故本文就试图从宦门女子的家庭教育这一视角出发，探析宋代宦门女子家庭教育概况及其影响，作为唐宋变革论在教育领域的一大佐证。
一、宦门女子家庭教育的方式。
1、家传之学
宋代宦门女子多半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兄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好的道德修养，他们往往很重视女子的文化修养，从小就受益于父母兄长的督课教育。如北宋名人沈括，母亲许氏，苏州吴县人，自幼 “读书知大意，其兄所为文，辄能成诵”。 [1]611南宋绍兴年间进士，后官至龙图阁学士的王十朋，在其小女儿过生日时赋诗赞叹道：“林中萱四荚，吾女此时生。……提携仰慈母，教诲赖诸兄。”[2]452这就充分说明了宦门女子家庭教育的来源主要是父母、兄弟的教导。在家传之学中，又以母亲的教导影响最大。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母亲的言行举止，道德修养，对女儿的影响极大，故母亲往往是小女孩的最初的榜样人物。被誉为“全才”的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母亲是状元王?之长女，善长为文，父亲为礼部侍郎李格非，熙宁九年进士及第，也“善论文章”，著有礼记精义数十万言。父母皆是饱学之士，李清照后来的才华文采，与少女时期所受的家庭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2、夫妇研学，教学相长。
除家传之学外，宋代宦门女子也有一部分是与丈夫志同道合共同研究学问的，在长期的相互学习研究中，使得女性个人文化知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最典型的莫过于李清照了，她在《金石录后序》一文中生动的描述了夫妻二人共同收集，整理，研究探讨金石书画以及以茶斗学，以学为乐的情况。原文如下：
赵、李宦族……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每获一书，即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离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除了李清照夫妇，宋代宦门女子的家庭教育中夫妇相互研学，教学相长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胡宗?妻子莫氏，不但通经学，晓音律，并且作诗文如慧男子。莫氏三十岁与胡宗?结婚，夫妇志同道合，相敬如宾，“以诗书朝夕相摩”。[3]59史炎玉、张子履夫妇。子履赏其妻之才华，闲暇时节，夫妇以诗词酬唱为乐，日积月累，竟然攒积了一小箱子，炎玉将其整理编成《和鸣集》。[3]42在夫妻的琴瑟相和、相濡以墨中，女子的文化修养水平也在进一步提高。
3、名人传授
还有一部分宦门女子的家庭教育是父母请的一些社会名流来教导的。如浙江钱塘江女子韩玉真，自幼聪明伶俐，六岁时曾经跟随魏夫人学作诗词，又据《宫闺典?宫女部经事》记载监酒之女张氏，自幼聪明伶俐，六岁时曾经跟随魏夫人学作诗词，才华出众，后来被选入宫廷，册封为夫人。此外，还有一些宦门女子在与名人的一些诗词的接触中，也有助于她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据《西湖志馀》记载：朱淑真曾得到名人魏夫人的宴请，宴会上，小鬟遂舞，魏夫人以“飞雪满群山”为韵，请朱淑真作诗相赠，朱淑真爽快应诺，立成五绝，赞赏舞姿之妙词句艳丽，赢得满座宾客的赞赏。[4]4
二、宦门女子的教育内容
1、儒家经典和妇德的教育
宋人重视女子的家庭教育，常把家规家法形成条文，做为教育子孙的范本，其中也有不乏女子教育的规定。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与《居家杂仪》，基本把在室女十岁之前的教育内容，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文化的教育，二是妇德教育。司马光在《温公家范》中说 “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其女功，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皆非女子所宜习也。”[5]107《居家杂仪》中对女子的教育内容基本与《温公家范》一致。文化方面的教育，七岁时，教诵《论语》、《孝经》，九岁时能详细讲解《论语》、《列女传》、《女诫》及《孝经》等类书籍，另外儒家经典《诗》、《礼》也是女子的必读书目。妇德方面的教育是，女子一出生，便选择品行皆端的乳母养育，能说话便教习万福之礼，六岁教习女红之小者，七岁时就被告诫男女有别，八岁女子不出中门，温柔顺从，并教习女红之大者。这些内容在当时的士大夫之家的女子教育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此两本家范作为家训类典籍在当时广为流传，成为当时大部分宦门女子学习的教科书，也为后世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家庭奉为圭臬。南宋名士赵鼎就曾把它作为家训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子孙将“温公家范各录一本，时时一览，足以为法”[6]1。理学大儒朱熹也大为推崇，要求应为女子教育的必读书籍。
2、诗词歌赋的教育
宦门女子的家庭教育内容不尽相同，但有相当一部分宦门女子所接受的教育在四书五经女德女仪等基本规范之外，比如说诗词歌赋等，这一方面取决于该女子本人的态度，另一方面与其家庭的氛围有关。一般而言，较为开放的家庭较为重视女子的文化修养，较为保守的家庭比较重视妇德。如朝奉郎丘舜中，“诸女皆能文词，每兄弟内集，必联咏为乐”。[4]2094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卷二云：“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王安石的妻子吴国夫人、王安石的妹妹、两个女儿以及侄女，一家共出了五位擅长诗词的女子，不能不说这与他们的家庭重女子诗词教育的环境有关。[7]204
此外，还有书法绘画教育的。宦门女子中书画造诣高深的，最著名的首推朱淑真，后人评价其书法“秀骨天成，风华蕴藉，大为快意”。[8]
三、宦门女子家庭教育的意义
1、带动了女性词文化的繁荣
词兴起于隋唐，盛极于宋。宋代女性词的繁荣，尤以宦门女子成就最为突出。李清照、魏夫人、朱淑真等杰出女性就是其代表，她们的词作被千古吟诵，至今影响深远。她们对女性对爱情的追求，热情歌咏，成为千古绝唱。李易安的词作，是宋代词坛的骄傲，不仅是中国女性文学艺术的高峰，甚至对中国的整个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后人将其与李白并称。
从女性词的内容发展上，突破了隋唐五代的着重于人物服饰容貌，风流的描写，多浅显直白，略显庸俗，少深邃意旨。而迨及宋代，这种注重外在的描述逐渐转化为内在情感的抒写。词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化。宋代女性词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内容，在宦门女性词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北宋灭亡，金人铁骑铜马蹂躏中原，部分宦门女性词的内容扩展到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人生命运盛衰的忧患意识上，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女性词史的顶峰。元明时代女性词不仅没有继承这部分内容，甚至还有部分丢失，清代至民国也不过是这些内容的进一步强化。
2、女性自我意识某种程度上的觉醒
女性自我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存在的强烈感受和对自我价值的反思。它主要体现在女性对个人命运和爱情的讴歌，甚至国家民族命运关怀。由于宦门贵族女子所受到的传统妇德的伦理道德最为深远，所以她们所受到的阻挠也就表现的最大，因此，她们所体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最为充分。
爱情是人类亘古弥新的话题，既是令人羡慕的神圣天堂，又是使人痛不欲生的炼狱之所，因此，也是宋代女词人永不厌倦的题材。邓红梅说：“北宋前期的女性词在经过漫长的模仿与探索之后，突出地表现为女性对于两性之爱的盼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忧伤怨叹。”[9]其中，李清照的名词《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种闲愁。……”将女子队情人对爱情的思恋，完美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成为千古绝唱。朱淑真是宋代女性词人中对爱情最为执著的一位。她出身官宦贵胄，自小就接受了家庭艺术的熏陶，她不仅通音律，而且善工书画，诗词，但却丝毫没有大家闺秀的柔媚扭扭，她在不幸嫁与俗吏之后，郁郁寡欢的她竟与情人公然相会。大胆的追求自己所认可的幸福生活，这对当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僭越。朱淑真冒着身败名裂，危险与情人“携手藕花湖上路”，“和衣睡倒人怀”，不避礼教，不畏人言，以寻求感情的慰藉。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此外，随着宋代宦门女子的诗词的传播，对其他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平民女子来说也有着教育学习模仿的作用。
关键词：白居易；洛阳；“七老会”；“九老会”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1-0107-06
收稿日期：2011-03-08
作者简介：卢燕新(1967-)，男，陕西柞水人，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会昌五年(845)春、夏，白居易在洛阳发起两次唱和活动，宴集者均为9人，白居易诗文等记载较为简约，清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新唐书・白居易传》等典籍关于这两次宴集的记载均有较多的舛误错讹。当代学者顾学颉先生校点《白居易集》(下文简称顾《校》)、朱金城先生校笺《白居易集笺校》(下文简称朱《笺》)、谢思炜先生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下文简称谢《注》)、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下文简称《叙录》)等皆有研究，然仍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如“七老”与“九老”、《七老会诗》与《九老会诗》、“卢真”与“卢贞”等，均有待辨疑。又，白居易《七老会诗》以年齿为序编集，这种方法在唐人编撰唱和诗集中颇有特殊性。又，“九老会”对日本、宋以后文人均有一定的影响，拟考论。
白居易会昌五年三月宴集洛阳，其诗文记载简约。参顾《校》、朱《笺》、谢《注》卷37录白居易诗序曰：
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
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
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
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诗曰：
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
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诗吟两句
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嵬峨狂歌教婢
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天年高过二疏傅，人
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
更应无。诗无题，诗后录参加宴集的9人的名氏：“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阳卢贞，年八十二……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据白居易序与诗，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1.本次宴集9人，其姓名书写是否有误?2.9人中有两人“虽与会而不及列”，那么本次宴集是否可称为“九老会”?3.“传好事者”、“四皓图”是否表明本次宴集9人被画图传世?4.本次集会宴饮唱和诗结集与否?如结集，集名是什么?
本次宴会9人中有卢姓二人，诸典籍书写二人人名多有误讹。如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下文简称汪《编》)前《白文公年谱》“会昌五年”载：“……是会盖有两卢贞也。”顾《校》、朱《笺》、谢《注》、《唐诗纪事校笺》卷39、元辛文房《唐才子传・白居易传》、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6等均如此记载。而赵翼《瓯北诗话》卷4却曰：“……此未考香山集也。其自序《七老会》诗，谓‘……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真……’”如此等等，何者孰是?(“谟”本文考为“”，下文所引典籍，引文字形均遵照参引原貌。)
本次宴集人数、会名等，汪立名编《白香山诗集・补遗》卷下曰：“……秘书监狄兼暮、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故又称九老会……”详察汪立名所记，既谓“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则未足“九”之数，如此，又为什么能称为“九老会”?《新唐书》卷199《白居易传》载：“(白居易)尝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暮、卢贞宴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新唐书》这段记载未见于《旧唐书・白居易传》。“皆年高不仕者”，《九老图》所绘是否这9个人?《新唐书・白居易传》等所载是否有误?王应麟《玉海》卷57“唐九老图”条曰：“《白居易传》称香山居士尝与胡杲……狄兼蕃、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仕，人慕之，绘为《九老图》。”《小学绀珠》卷6略同。显然，《新唐书》及王应麟均谓三月宴集9人即“九老”、《九老图》所写即本次宴饮之9人(《九老图》与“九老”，详考待后)，均有误。
宋以后典籍记载白居易三月宴集与会人数、集会称谓等可疑者甚多，拟再举数例。如《唐诗纪事》卷49俱录白、胡等7人诗，并录白氏序文，诗皆曰“九老会”。《唐诗纪事》既录7人之诗，又称“九老”，“七”与“九”不合。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9亦云：“白乐天居洛阳履道里，与胡杲……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此会是否可称为“九老会”?《九老图》所绘是否此9人?又如，宋洪迈《容斋四笔》卷8日：“或问狄、卢之说，乃见唐《白乐天集》。今所谓《九老图》者，怀州司马胡杲年八十九……刑部尚书白居易皆七十四。……白公《序》云：‘……秘书监狄兼、河南尹卢正，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这段记载，既言“秘书监狄兼瞢、河南尹卢正(本字犯庙讳，引者注)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缘何又可以称之为“九老图”?元方回《瀛奎律髓》卷9云：“予按：会者九人，狄兼菩、卢贞以年未七十，不著于诗，虽名七老，实九老也，故世传《九老图》云。且一时有同姓名者，亦可谓异矣。”方回考定三月与会唱和者为“七老”，甚是。然而他又说“虽名七老实九老”等，且谓《九老图》即会昌五年三月宴集之9人，这一观点就值得商榷了。其他如《宣和书谱》卷9、《六艺之一录》卷330、清宫梦仁撰《读书纪数略》卷22等，均将白居易会昌五年春、夏两次宴集混淆。类似例子很多，本文不一一列举。
关于卢贞与卢真，宋洪迈《容斋四笔》卷8云：“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卢二贤以示儿辈。但唐两卢正(本字犯庙讳)而又同会，疑文字或误云。”上文引《瀛奎律髓》谓“且一时有同姓名者，亦可谓异矣”，可见，洪迈、方回对此甚为怀疑。明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160曰：“洪景卢谓此会有两卢真，盖误以真为贞也。”其后顾起元《说略》卷8等均认同这种说法，甚是。
查白居易序文，洛阳三月宴集与会唱和9人，以70为限，“虽与会而不及列”者有两人：狄兼蓍与卢贞。狄兼与会宴集，诸典籍无分歧，此不赘述。河南尹“卢贞”与会，除两《唐书》的《白居易传》，亦可从野史、笔记小说中找到旁证。南唐张洎《贾氏谭录》云：“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人过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此事宋钱易《南部新书》卷7、宋王撰《唐语林》卷4、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55丧事部“冢前奠酒”条、明彭大翼
《山堂肆考》卷30“墓侧作传”条均有相关记载。据张洎、钱易、王等文意，诸人当见过《醉吟先生传》，故所言应当可信。白居易葬洛阳龙门，事亦见《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唐有卢贞，其和白居易大约同时代，会昌五年前后曾官河南尹，此职官与《新唐书・白居易传》合。
河南尹卢贞与会，白居易相关的诗文亦可为佐证。《白氏长庆集》卷35、汪《编》卷36皆著录《卢尹贺梦得会中作》，谢《注》颇为具体：“……卢贞当为孙简之后任(河南尹)，简自河南尹迁尚书左丞，亦在会昌元年春……”《白氏长庆集》卷36、汪《编》卷37著录白居易《宴后题府中水堂赠卢尹中丞》，此卢尹为卢贞，朱《笺》曰：“作于会昌二年。”此外，《白氏长庆集》卷37录白居易《杨柳枝词》，附卢贞和诗：“一树依依在永丰，两枝飞去杳无踪。玉皇曾采人间曲，应逐歌声入九重。”诗注卢贞官职亦为河南尹。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81收白居易《杨柳枝》8首、卢贞和诗1首，卢诗即“一树依依在永丰”。于此等可见白、卢二人甚有交往。又，汪《编》之《白文公年谱》考曰：“卢贞为尹，在(会昌)四年七月。”朱《笺》亦略同。又，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考，卢贞尹河南事在会昌四年至会昌五年。纵观诸家所论，卢贞为河南尹和白居易洛阳唱和时间吻合。因此，卢贞参加三月宴集，官河南尹，年龄未及70，其名为“贞”，不可记作“真”。
如上文考，复考之以《新唐书・白居易传》、宋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22、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83、王应麟《玉海》及《小学绀珠》、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绍兴刻本《白氏长庆集》卷37、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45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著录《白氏长庆集》卷37、《全唐诗》卷463等，本次宴集，未及70的应当称卢贞，年过80称之为老者乃卢真。追溯诸家致误缘由，因为“真”、“贞”二字形状相似，故刻写极易混同，如汪《编》，其在集前《年谱》中日两卢贞，著录诗文却题“前侍御史内供奉范阳卢真”。又如《齐东野语》，津逮秘书本原作“河南尹卢真”，张茂鹏点校改为“河南尹卢贞”。因此，前人所误记，主要是因为文字形状相似而致刻写混淆。
《新唐书・白居易传》记载三月宴集会名有误，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已有怀疑，赵翼《瓯北诗话》卷4考论甚为详切：“香山《九老图》故事，《新唐书》谓……此未考香山集也。其自序《七老会》诗，谓‘……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真，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后序》又云：‘其年夏，又有二老李元爽、僧如满……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是七老内无狄、卢二人，增元爽、如满为九老也。今汪立名本并考诸人官位、年寿，及诗附于后……今并载之：‘前怀州司马安定胡呆年八十九……此二人无诗，香山各作一绝句赠之。’”赵氏谓“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甚是；其又云“香山各作一绝句赠之”，有误(详考待后)，据赵氏考，三月宴集应当称为“七老会”。
因此，自居易会昌五年三月洛阳宴集唱和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前侍御史内供奉)、张浑、白居易、狄兼、卢贞(河南尹)，共计9人，以年龄70为限，可称老者7人，会名为“七老会”。
和白居易“七老会”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本次集会唱和诗什的结集状况。唐人有集会唱和并结集的习尚。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说：“……柳宗元的这篇序文给我们提供了唐代进士们诗酒文会的情况，大致是：霸陵送别，列座宴饮，各人赋诗一首，然后汇为一编，推举一人撰写序文，以记其事。”《叙录》辑考《盛山十二诗》等亦可证之。故白居易三月宴集，唱和诗什已结集。
三月宴集既结集，集名是什么?《通志》卷70《艺文略》8诗总集类、《四库全书》集部8总集类《高氏三宴集》附录、《丛书集成续集》集部、陈尚君《叙录》“唱和诗总集”类等录本次宴集集名，皆题《九老会诗》。然而，据谢《注》卷37等白氏序文，均详细著录三月宴集如会者职官、姓名及年岁：前怀州司马安定胡杲年89、卫尉卿致仕冯翊吉皎年86、前右龙武军长史荥阳郑据年84、前慈州刺史广平刘真年82、前侍御史内供奉官范阳卢真(谢《注》原作卢贞，引者改)年81、前永州刺史清河张浑年74、刑部尚书致仕太原白居易年74。据《白氏长庆集》记载，知白氏“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其纂集选诗以老为标准，录7人诗7首，狄兼著、卢贞因年未70，虽与会而未录其诗，这应当是“虽与会而不及列”的本意。白居易等唱和诗7首，《唐诗纪事》卷49、《全唐诗》卷463皆录存。又，据《唐诗纪事》与《四库全书》，该集7首诗排序依次为胡、吉、郑、刘、卢(真)、张、白，这正好与如会者年龄大小相合。
然而，《唐诗纪事》著录白居易等唱和诗什均题为“九老会”，《四库全书》本《高氏三宴集》后亦附录《香山九老诗》。为凑足“九”之数，《四库全书》附狄兼著诗：“得老加年诚可喜，当春对酒亦宜欢。心中别有欢喜事，开得龙门八节滩。”卢贞诗：“眼暗头旋耳重听，唯余心口尚醒醒。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仅以数字论，《四库全书》附录者确为9首。然而，考察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日本翻宋大字本影印《白氏长庆集》卷37、汪《编》、顾《校》、朱《笺》、谢《注》、《全唐诗》卷460等，诸典籍皆录这两首诗为白居易所作，题《欢喜二偈》。
《欢喜二偈》非狄、卢三月宴饮所作。这一点，除见于诸典籍记载，还有以下三点可资佐证：其一，《七老会诗》所选7人唱和诗什皆为七言八句，与白居易所言“七言六韵”合。而《高氏三宴集》后所附录二首为七言四句，诗体形式与诸人所吟有别。其二，附录诗云“得老加年”、“眼暗头旋”和诸典籍所载狄、卢二人“未老”的实际情况不符。其三，《七老会诗》内容为抒写宴饮为乐、年高忘忧、闲情雅致及吟赏烟霞等，而附录卢贞诗“今朝欢喜缘何事，礼彻佛名百部经”，和诸作内容、风格不一致。故《四库全书》本附录狄、卢诗，认为这也是会昌五年三月洛阳诗会唱和诗，显然有误。
说该集选7人诗，亦可在7人作品中找到证据。如胡果诗“大抵愚年是出群”与《白氏长庆集》等记载其年89合；卢真诗“今日相逢七老翁”、“在席挥毫像七贤”，白居易诗“七人五百八十四”等皆可知唱和诸人共同持有的观点：老者7人。又，宋孙绍远《声画集》卷1则据白居易“七人五百七十岁”而日《七老图》。孙绍远推定此次唱和者为“七老”，其论甚有可参之处。然《白氏长庆集》等无《七老图》之说，显然，《七老图》为孙氏杜撰。清高宗弘历《御制诗三集》卷16《九老会诗序》日：“九老会防于唐而继于宋，然宋自别名为耆英。而唐亦始以七，后乃成九。且彼或朝野杂厕、文武错参，甚至淄流并预，益无取焉。”甚是。又，《御制诗五集》卷27《题和阗玉会昌九老图用白居易诗韵》曰：“和阗质写会昌宴，雅称皤
然眉与须。七益二来成九数，三山五竺拟多娱。”此所言“七益二来成九数”亦可证白氏会昌五年三月诗酒唱和为“七老”。因此，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洛阳唱和诗什编纂结集，编纂人为白居易，以年龄合于老为选编标准选诗7首，以年齿为序，集名《七老会诗》。《通志》著录《九老诗》1卷，《唐诗纪事》、《四库全书》等题录为《九老会诗》等，都不精确。
如上文，《新唐书・白居易传》等误以会昌五年三月宴饮为“九老会”、认为《九老图》即本次如会9人图像，这是不准确的。那么，何谓“九老”与“九老会”?《九老图》有哪些人?查汪《编》卷40等均录白居易《九老图诗》，其序曰：
会昌五年三月，胡、吉、刘、郑、卢、张等
六贤，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齿之会。其
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
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
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仍以一绝赠之。
联系上文所考，可知洛阳集会变更情况：先洛阳三月诗酒、狄兼瞢与卢贞与会，计9人，纂其中“七老”唱和诗什结集。后，又“二老”入会，为宴集之续。本次集会计有9老，写其形貌，即《九老图》，其图附有白香山绝句诗。前引清高宗弘历《九老会诗序》所言“始以七”、“继之以九”，与此论合。后如会之二老为：洛中遗老李元爽(年136)、归洛僧如满(年95)。
“九老”无狄兼菩、卢贞，而有李元爽、释如满，宋以后典籍可证。宋沈括《梦溪笔谈》卷9日：“唐白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宋吕祖谦《宋文鉴》卷87录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亦日：“昔白乐天在洛，与高年者八人游，时人慕之，为《九老图》。”如前文考论，此“年高者”当不能包括兼、卢贞。元陶宗仪《说郛》卷75下“洛中九老会”亦日：“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贯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仍以一绝赠之。”所载同白氏《九老图序》。元唐元撰《筠轩集》卷11《跋乐天九老图》亦日：“同里清父蒋君出家藏《九老图》示余……观唐人衣冠之异，且以浮屠氏虱其间，风韵幽雅令人绝念。”唐氏所言“浮屠氏”，即僧如满。明梁潜《泊庵集》卷16《题香山九老图后》亦日：“……九老之最高者元爽也。”《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65曰：“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于图右，与前七老题为《九老图》。”画谱谓图中9人，并日：“九老图成天下传，有儒有释仍有仙。”画谱编撰者当目见此图，“有儒有释仍有仙”，清楚地表明《九老图》中有李元爽、释如满。清卞永誉《书画汇考》卷44录《刘待诏九老图》注曰：“绢本著色，按：‘后诗与三朝耆社集刻本多异。’是为刘松年本。”其录《唐九老诗》并序：“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伦，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仍以一绝赠之。”这与汪《编》相同。清高宗弘历《御制诗二集》卷22《题唐人会昌九老图》日：“簪盍车悬乐且康，引年颐志洛之阳，宛教抚迹寻崖口，不异同时睹会昌。九老八百十六岁，一时翰墨几筵香。披图犹忆东都路，惜未曾逢履道坊。”显而易见，“九老”包括李元爽、释如满。前引《御制诗五集》卷27《题和阗玉会昌九老图用白居易诗韵》诗“和阗质写会昌宴”、“七益二来成九数”及同著卷6 6《题和阗玉香山九老图》亦同：“香山嘉会洛之滨，八老同为不速宾。初有二还年未逮，后增继者岁过真。”“八老”合白居易即足“九老”之数，与《梦溪笔谈》等相合。
会昌五年夏，释如满与会，可在史书及相关诗什中找到旁证。除前引《新唐书・白居易传》，《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亦云：“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白氏长庆集》卷35、汪《编》卷36著录《山下留别佛光和尚》，谢《注》考此诗为诗如满作，朱《笺》考佛光和尚即释如满，此诗作于会昌元年(841)。因此，释如满和白居易交往甚密。其他如明杨荣《文敏集》卷15《题香山九老图卷后》、明王世贞《弁州续稿》卷168《宋画香山九老图》等所载皆与汪《编》略同。据文意，唐元、梁潜、卞永誉、弘历等皆当见过此图。故《九老图》所画者胡杲、吉皎、刘真、卢真、郑据、张浑、白居易、李元爽、释如满，这9人为“九老”，本次宴集即“九老会”。《九老图诗》为咏图题诗，事当在夏季宴集之后，非为“九老”唱和诗什。诸人唱和细节未详，诗未结集。
四
考辨“七老”、“七老会”、“《七老会诗》”以及“九老”，不仅可以纠正诸白居易诗文集注本以及宋以后诸典籍记载白居易事迹之舛误，深入研究白居易生平及其诗歌创作活动，亦有利于研究唐代乃至我国文化史，尤其是古籍编纂史。《唐音癸签》卷27《丛谈》3说：“……历朝诸帝与群下赓唱篇目，正史不概具，今从《实录》、《会要》……诸类书抄缀于后备考，用见风之本自上云。”可见，唐人自上至下，唱和之风繁盛。又，唐人有唱和结集习尚，虽然诸载录典籍多已佚失，但可以推测，唐人编纂之唱和集一定为数不少。《叙录》考有唱和集46种@，实际上远不止此数。
在众多的唐人唱和集中，白居易占有重要的地位。依《叙录》所考，白居易编或涉及白居易的有《元白往还诗集》、《三州唱和集》、《杭越寄和集》、《元白唱和集》、《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七老会诗》(《叙录》考为《香山九老会诗》)及《汝洛集》9种，其数已占陈先生所考唱和集五分之一。明杨荣《文敏集》卷15《题香山九老图卷后》曰：“昔唐白乐天以刑部尚书致仕，归洛阳与怀州司马胡杲……洛中遗民李元爽合尚齿之会，且各赋诗以记之，遂传诸好事者，以为美谈。……至于今缙绅尚焉……”可见，白氏唱和活动及相关总集，其对于研究唐人集纂总集、唐人唱和风尚、唐士人心态乃至唐代社会政治对唐诗文创作的影响等，皆有深远意义。
《七老会诗》的编集特点也很有研究的价值。该集特点有三：其一是结集时间与唱和时间合；其二是以“老”为选诗标准；其三是以老年龄为序。白氏唱和结集保留了唱和诸诗人诗作，有助于认识唱和总集的传播意义。唐代诸多唱和集已佚，今天只能在其他文献材料中找到蛛丝马迹。据白氏是集的编撰特点，研究者可以此为鉴，追溯某些唱和集的编纂时间、研考其结集人及其编撰特点。此外，《七老会诗》以年龄为选诗标准并以年岁为序，这在唐人所纂诸类诗歌总结集中亦值得注意。唐人集纂诗文总集有以声律为标准、有以地域为标准、有以时代为标准者，其编排有以官班为序者、有以时代为序者、有以艺术标准为序者、亦有以文体或内容以类相从者。白氏编纂该集，丰富了唐人总集的选诗标准与纂集排序方法。
白居易“七老会”与“九老会”对宋以后的诗坛有很大的影响。《小学绀珠》卷6载宋有“至道九老”、“元丰十老”、“至和五老”等。洪迈《容斋四笔》卷12“至道九老”条：日：“李文正公……至道元年，年七十二矣，思白乐天洛中九老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日太子中允张好问，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运，年八十……欲继其事为宴集，会蜀冠起而罢……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竞不成，耋老康宁，相与宴嬉于升平之世……”沈括《梦溪笔谈》卷9亦载：“唐白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为多，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元丰五年文潞公守洛，又为耆年会，人为一诗命画工郑英图于妙觉佛寺……”周密《齐东野语》卷20有“至和五老”、“吴兴六老”等。方回《瀛奎律髓》卷9曰：“香山九老之会，洛阳耆英继之，此盛事也。予尝羡慕近世诗人如曾茶山、陆放翁、赵昌父、滕元秀、刘潜夫，皆年八十以上，而放翁之寿为最高，故多取放翁诗云。”此类例子宋以后甚多，本文不一一列举。
【关键词】：初中数学；数学思想；数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6
新的初中数学课程标准中把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列为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学生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培养不仅是新课标的要求，也是在教育实践中实施创新教育的重要体现。数学思想就是人们对数学知识、数学方法本质的认识，也是人们对数学基本规律的理性认识。数学方法是我们解决数学问题时的根本程序，是数学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数学思想是整个数学学科的灵魂，数学方法是数学学科的具体行为。我们在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的感性认识不断积累的过程，这种量的积累最终结果是上升为数学思想。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它们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应特别注重学生在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方面的训练。
一、注重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训练的教学策略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应该特别注重学生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训练，重点应该牢牢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的策略。
（一）结合新课标的具体要求，落实层次教学法
新的课程标准对初中数学中渗透的数学思想和方法有了解、理解、会应用三个层次的要求，需要学生了解的数学思想主要有函数思想、化归的思想、数形结合的思想、分类思想、类比思想等。我们在教学中，就是要把这些抽象的思想通过具体的数学方法体现出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比如，在初中数学中化归思想是渗透在学习过程中一个普遍的数学思想，七年级数学中“一元一次方程简介”这一章，为体现这一思想在解方程中具有指导作用，每一步都点明了解方程的目的，各个步骤的目的就是要使一元一次方程变形为x=a的形式，把方程中的未知转化为已知。在课程标准中要求了解的数学方法有分类法和反证法，要求理解或者会应用的数学方法有待定系数法、图像法、降次法、配方法、消元法、换元法等。在具体教学中，教师要认真把握好这三个层次，不能超出新课标中对学生的要求，不能将本来需要学生了解的内容上升到理解或者会用的层次，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二）通过数学方法认识数学思想，充分发挥数学思想对数学方法的指导
数学方法是比较具体的，是具体数学思想得以实施的技术手段，数学思想是比较抽象的，属于数学观念的范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加强学生对数学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来了解数学思想，在了解了数学思想以后，在处理类似数学问题的时候，可以运用数学思想对我们的求解过程进行指导。例如，我们在向学生讲授化归思想的时候，首先要通过一系列的习题，让学生对化归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从未知到已知、从一般到特殊、从局部到整体的转化中了解和认识这一数学思想，然后，纵观初中数学的各章节内容，大多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因此，在处理有关数学问题的时候，要运用这一思想对求解的过程进行指导。让学生通过对数学方法的学习逐步领略数学思想的内涵，同时，用数学思想指导和深化数学方法的运用。
二、遵循规律，把握原则，实施创新教育
培养学生的能力是数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尤其是通过数学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数学学习可以发展学生的理性思维，这也是新课标的重要要求。为此，我们应该把握好以下几方面的原则，切实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一是渗透数学方法的同时了解数学思想。初中学生的数学知识相对比较匮乏，抽象思维能力较差，不能够把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只能以数学知识为载体，把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渗透到具体教学中。
二是通过数学方法的训练进一步理解数学思想。数学思想的内容很丰富，方法也是多样化的，必须分层次进行渗透和教学活动，这就需要教师全面地钻研教材，挖掘教材中进行数学思想、方法渗透的重要因素，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分层次地贯彻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
三是在掌握数学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思想。在数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课堂听讲、课后复习、习题训练等几个环节，才能真正掌握和巩固数学知识。在掌握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时候，也要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教师要有意识地让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进而掌握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培养学生自觉运用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观念，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系统。
【关键词】初中学生；文言文；兴趣
文言文，对于现代中学生来说简直是“天书”，深奥难懂，佶屈聱牙，使许多学生望而生畏。话虽如此，但我们不能不教，学生不能不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 80 篇。”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篇目占到近四分之一，新课标虽然对文言文的要求有所降低，只要求学生读懂，但对初中学生，尤其是七年级学生来说，读懂也不是一件易事。这就要求教师能为学生找到一条“捷径”，使其能顺利过文言文这一关。传统的文言文教学模式不外乎以下几个步骤：释题，作者简介，背景；逐字逐句讲析课文；归纳主题思想和写作特点；背诵课文；巩固训练。这种乏味、僵化的教学方式难以唤起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正如托尔斯泰说：“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求知的前提，是推动学生求知的内驱力。那么如何激发初中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呢？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消除学生对学习文言文的恐惧心理
在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学习文言，难上加难。”“文言文儿，难死人儿。”这说明了初中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有恐惧心理。但转念一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言文是以古汉语为表现手段的文体。生活在新时代的初中生，何尝见过文言文？因此，语文教师作为一名文言文学习的引领者，应该在正式进入文言文教学前，消除学生对学习文言文的恐惧心理。其实，很多七年级新生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过一些讲述传统美德、超人智慧及勤奋好学的古代故事，例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凿壁偷光》等；还有一些有讽喻意义的故事，例如：《刻舟求剑》、《南辕北辙》、《自相矛盾》、《揠苗助长》等。教师可以介绍这些故事的原文给七年级的新生，这些浅显而有趣的文言文对消除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恐惧心理是大有帮助的。另外，学习初期，教师可以让学生选一些浅显易懂的短小文言文进行阅读，如《画蛇添足》、《守株待兔》之类的文章。因为学生已经熟悉故事内容，即使其中有些字词不理解，也能大致看懂文章意思。这样，学生靠自己就能读懂课外文言文，成功的喜悦就会油然而生。再加上教师适时适度地予以表扬鼓励，让他们初尝学习文言文的甜头，学生的学习热情就更高涨了。
二、就是把“读”字摆在首位
初中学生学习文言文乃为启蒙，没有文言文语感，文字生疏，且无停顿断句常识，要学好文言文，良策之一就是把“读”字摆在首位。读法有多种：默读、吟读、诵读、个人读、小组读、集体读等等。但我认为，在教学中范读、默读、朗读、齐读是必不可少的。文言文中有些字的读音，同我们今天语言中常见的读法不一样，这就需老师的范读，以加深记忆。如沈复的《童趣》“昂首观之，项为之强”一句中，“强”不读“qiang 二声”而应读“jiang 一声”。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文言文中这些异音字的存在，使范读显得尤为必要。通过老师的范读，能使学生掌握音节、停顿，读来朗朗上口。这时再引导学生对照课下注释默读，在读懂课文的基础上，教师在教学中再指名朗读、组织齐读。一面教者验收读的效果，一面评价读的成效，让学生以十足的兴趣和信心去学习。读多了，要求背诵就水到渠成，且能理解大意。正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三、巧妙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法
文言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是一种非常陌生的语言，离我们年代遥远，教学中也往往把很多功夫花在深究细抠散落在文言作品中的一个个语法知识，以归纳总结的方法让学生认同并记住这部分内容，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造成长期以来文言教学一直存在用时多、进度慢、成绩差的尴尬局面，使学生对学习文言文毫无兴趣。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巧妙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教学《口技》一课时，必定要讲文言文中量词省略的知识。这个知识本身缺乏趣味性，如果直接出示例句用术语讲解，势必会有很多学生过耳即忘。若设计成讲笑话的方式，学生就会在笑声中掌握知识点：“老师这里有一个笑话，大家想听吗?”学生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来。教师抓住时机说：“先请同学们举一个在文言文中可以省略，但在现代汉语中不能省略的量词的例子。”一位学生答：“老师，如果把‘给我一支枪’，说成‘给我一枪’，那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听到这里，学生们笑了，此时抓住学生的兴趣被激发出来的契机，教师提问：“大家为什么笑?”学生自然能分析出：省略量词的说法在古汉语是常见的现象，可是同样一句话在现代汉语里，它的意义就迥然不同了。这时学生兴致正浓，教师展示要学习的内容：请读出本文中省略量词的句子。多数学生都可能找到“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一句。之后，让学生译成现代汉语，区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异，加深对这个知识点的印象。
这样设计的课堂，学生有深刻的情感体验，掌握知识点的效果要比直接讲解术语好。这样，学生兴趣盎然，注意力集中，轻松地学到了文言文知识。
关键词：《妾薄命》；宋代；妾室；家庭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宋代女性作者所作诸多诗词，是极为重要的文学瑰宝。她们的诗词，风格清丽婉约，极富美感。更重要的是，女性诗人的诗词，反映了宋代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的苦难，体现了女性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一般而言，人们比较熟悉李清照、朱淑真等着名女诗人作品，但对一些不知名的女诗人的诗词却缺乏了解。这里，我们特意节选了一位宋代女诗人的长诗，作为解读宋代妾室家庭关系的途径。
一、王氏《妾薄命》诗的作者及主要内容
宋代巨鹿王氏，自幼美丽聪慧，富才艺。成年后，因家贫，嫁给同郡凌生为妾，遭主母妒忌，趁凌生外出，主母使婢女捆缚王氏，投之山谷中。王氏大难不死，自伤身世，遂作《妾薄命》长诗。此诗长达千言，风格朴实清丽，表达了王氏女所遭受的苦难和作为妾室的家庭生活的困扰。今录其部分节选：①
中年罹家祸，众口生嫌疑。主君不及察，逐妾江之崎。昔尝致幽调，酣欢颇见奇。今忽厉颜色，中道成睽离。群宠好肉食，妾独甘苦荠。群宠好罗绮，妾独披素丝。群宠好外交，妾独严门楣。人情恶异己，璠璵摘瑕疵。主君岂不明，妾心洞无欺。彼忍弄盃毒，危机转斯须。不解覆盃情，谓我争妍媸。捐弃长三年，剖心无所施。呼天天不言，呼地地不知。独呼父与母，何用生我为？
在这首长诗的选段中，王氏叙述了自己遭受的种种苦难，透露了家庭生活的各种矛盾，反映了妾室在多妻制家庭中的困境。总结起来，这种困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妾室与主母的关系问题，二是包括婢女在内的妾室之间的相互妒忌问题。
二、妾室在家庭中与主母的关系问题
宋代多妻制家庭中，主母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对妾室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宋刑统》规定：妻子殴伤妾室、婢女，比殴伤常人减二等。②这一规定体现了一个原则：妻子对于妾、婢拥有绝对权力，可以责罚打骂，即使殴伤妾、婢，也会减等处罚。同时也说明，妾尽管地位高于婢，但与婢女同列，仍属于奴仆身份。在实际生活中，如果妻子想要责罚妾、婢，连丈夫也无法干预妻子行使权力。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南宋时期周必大的故事：做过宰相的周必大非常宠爱小妾，妻子非常妒忌，将小妾拴在庭院里暴晒。周必大偷偷给小妾碗水喝，还受到妻子的嘲笑，周必大只好自嘲：“独不见建义井者乎？”③意思是，就当我是做公益事业管闲事的吧。另一个故事出自明代小说《警世通言》，④其中讲述了一个名叫李子由的高邮军主簿的故事，当时，李在外地讨了一个叫庆奴的小妾回家，妻子见了，立即命人将小妾华服美饰摘了，穿上下人衣服赶到厨房服役，李子由对此无可奈何，连见小妾一面都必须偷偷摸摸的。直到妻子见小妾受够了苦楚，同意将其安排在外宅，李子由才能时不时地去看看庆奴。⑤
鉴于妻子拥有对妾、婢的绝对支配权力，妾、婢的生活情境自然是十分凄惨的。打骂责罚是少不了的，即便是杀害妾室、婢女的事情，也不少见。上引王氏《妾薄命》中所述，凌生妻子趁主君外出之际，命人捆缚王氏，投之山谷中，无非是想置其于死地。只是王氏命大，方才得脱虎口。实际上，在宋代各种笔记小说中，常常类似实例的反映，只是往往以女鬼故事的形式出现。即：这类女鬼通常是被主母虐杀的。主母虐杀妾室的情节主要分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主母嫉妒宠妾，因而对其进行虐杀。例如洪迈在《夷坚志》讲述的女鬼马妾的故事。故事中的主母常氏，“以妒宠相嫉”于嬖妾马氏，因而趁其夫楚生外出时，将马妾“棰杀之”。楚生亡后，常氏改嫁，遭马妾冤魂的报复：先是育子难产，继而遭受鞭笞之苦，最终被马氏索命。可以想象，这样的报复行为是由于马氏生前遭受常氏的虐待太甚，因此化为鬼魂之后怨气冲天，即使道士做法也无力驱逐马氏的鬼魂。最终，常氏以命绝而告终。这类虐杀妾室的事例在宋记小说中不胜枚举，如《夷坚支乙》卷7《朱司法妾》所记：朱司法之妻王氏不能容一侍妾，因而“日夜楚毒凌虐”，迫使侍妾自刎。后侍妾化做鬼灵报复，使得主君与主母俱亡。《夷坚支甲》卷4《靳守妻妾》记靳春太守之妻晁氏，“遇妾侍如束湿，尝有忤意者，既加痛箠，复用铁钳箝出舌，以剪刀断之”。后晁氏恶行遭到亡妾鬼魂的报复，“妾督冤责偿，势必不免”，而后晁氏“数日而卒”。此外，类似的例子还有《夷坚三志》卷6《赵氏馨奴》、《夷坚支乙》卷3《余慰二妇人》等。
第二种是妾婢怀孕生子，因而遭到主母的虐杀。例如在《稽神录》中记载了一则鬼妾复仇的故事， 故事中的女鬼，生前被建昌录事聘为妾室，后怀孕生子。主母妒之，趁其夫外出时，将妾室母子投于井中，“以石填之”。当这名被冤死的妾室欲行报复时，却逢主母亡故转生为鲁思郾之女。然而，冤死的妾室仍不肯罢休，执意于“今虽后身，固当偿命”，即便鲁女出嫁之后，鬼妾“厉愈甚”，鲁女“旦夕惊悸”，终于被吓死了。
还有一类例子是主母虐杀孕婢的，情节也很凄惨。《青锁高议·前集》中，就讲述了游商李正妻虐杀孕婢的事例，故事中的鬼婢生前怀李正臣的骨血，李正臣系游商，应该是家资丰厚的富豪，因而其妻为保资产故杀孕婢。而杀婢之后，其妻得疾，腹痛难忍，后询仙姑，知是孕婢的冤魂作祟，最终遭到报应，腹裂而死。
三、妾室包括婢女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上引《妾薄命》长诗中，王氏所在的凌生家庭，除主母外，尚有众多妾室和婢女，相互之间为争宠而妒忌的情况也促成了王氏被主母虐待的事情发生。在诗中，王氏叹道：“群宠好肉食，妾独甘苦荠。群宠好罗绮，妾独披素丝。群宠好外交，妾独严门楣。人情恶异己，璠璵摘瑕疵。主君岂不明，妾心洞无欺。彼忍弄盃毒，危机转斯须。不解覆盃情，谓我争妍媸。捐弃长三年，剖心无所施。”由于王氏比较清高，与众女不合群，造成众女合伙对付王氏。曾经发生过众女在杯中下毒，被王女打翻的事件，反而造成主君对王氏长达三年的冷淡。事实上，这种妾室之间争宠的情况并非罕见，在宋代文献中也有同类记载。徐积曾经针对吴地“俗多不嫁其女，乐以与人，而婢妾之至不幸。
有良家子失身于人者，甚可悯也。故因所感作《妾薄命》，以告吴之父老，其亦庶乎悯而悔之，悔而改之也”。根据徐积所述，大户人家“美人多嫉妬”，妾、婢的生存境况非常艰难。当然，所谓“美人多嫉妬”，既可以理解为妻子嫉妒妾、婢，也可以理解为妾、婢相互嫉妒。无论如何，大户人家妾、婢生存境况非常艰难，是可以肯定的。
为什么妾、婢同为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即便不能联合，反而要相互争斗呢？答案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家庭的限制，获得社会性独立。因此，不能不以争夺主君宠爱为最佳武器，以获得家庭地位，进而为自己的子女获得在家庭生存的机会。此外，婢女可以升格为妾室，也是妾、婢相互争斗的催化剂。根据宋律，妾室一般不能转为正室，但婢女可以升格为妾室。为此，婢女必须紧紧抓住机会，以见宠于主君，从而获得上位为妾室的资格。 转贴于
不过，妾、婢之间也会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主母。一方面，宋代的女鬼故事中结局多为被虐杀的妾、婢鬼魂找主母复仇成功，这可以视为妾、婢群体面对主母的虐待进行的一种变相反抗形式。因为鬼怪故事往往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投射，对现实的无力感使得她们将侵害自己的主母用一种近乎于幻想的方式进行报复。并且，通过这种“善恶有报”的观念期望影响乃至约束主母对于妾、婢的虐杀行为。另一方面，除了这种也可视为舆论反抗的女鬼复仇故事外，一些无法忍受主母的虐待或是担心家产继承问题的妾、婢，有时也采取极端方式，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杀害主母。例如《括异志》记述了一个故事，两名婢女趁主君薛周不备，下毒杀害卧病在床的薛妻，其中一名婢女还怀有数个月的身孕。⑥就这段故事本身来看，婢女或许是为了孩子的继承权，也可能对照料主妻感到厌烦，加上主妻无力抵抗，致使婢女决意杀害主妻。不过，上述妾、婢反抗主母的事例很少，如前述周必大的事例，即使主公深爱小妾，但在妻子的地盘——家庭——之中，也无法对其加以袒护。换言之，大部分妾、婢即使受宠于主公，但在家中仍然是听令于主母的，也必须忍受主母的种种责罚。因此，为避免二者之间起冲突，主公纳妾之后也会采取“置别宅”的方式加以处置，这也可以视为妾、婢的一种胜利吧。袁采在《袁氏世范》中提醒那些纳妾人家，“人有以正室妒忌，而于别宅置婢妾者”，当心所生子女非出于己。⑦尽管有这样的担心，但似乎不少人家都采取这种方式处置。如《警世通言》卷33《乔彦杰一妾破家》、《喻世明言》卷29《月明和尚度柳翠》等故事中，主公纳妾之后，都别置一居，减少妻妾见面机会，从而降低二者发生冲突的几率。
以上论述了宋代妾室的家庭生活困境，总体而言是笼罩在主母的阴影之下的，情形是不乐观的。换言之，在宋代多妻制家庭中，妻、妾矛盾乃至妾、婢争斗是难以避免的。当然，在这种矛盾和争斗中，主母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妾、婢一般而言是处于受害者的地位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矛盾和争斗呢？从现实角度看，妻、妾矛盾和妾、婢争斗的根源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妾、婢的介入导致妻子、爱妾失宠。宋代妇女的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家庭之中，而家庭活动的核心则是围绕着丈夫展开的。为此，争夺丈夫对自己的关注，对于加强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无疑是有利的。而妾、婢具有年轻貌美的优势，在这场争夺中往往容易抓住丈夫的心，因此，自然会引发妻、妾之间与妾、婢之间的矛盾冲突。《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述了一个因妒忌而起纠纷的故事：一名为桂童的侍妾，由于生子而获主公黄定的宠爱，在一次与妻子的冲突中，黄定居然殴伤其妻。⑧这一事例说明，妾、婢可以借助丈夫的宠爱，对主母形成打压。同时也说明，从男性或当事丈夫的角度看，妻、妾间的冲突是妻子的嫉妒心在作怪，因此，许多士大夫都要求妻子具有不嫉妒的美德。司马光《家范》卷8中说：“为人妻者其徳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妬，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⑨又同书卷9中说：“妇人之美，无如不妬。”以上话语中，潜台词似乎是将妻、妾冲突乃至妾、婢争斗的责任归结为夫人的妒忌心，这大概也是作为丈夫的心里话吧。
二是妾、婢的介入将会影响到家财的分割。如果妾、婢得宠，则很容易怀孕生子，势必将影响妻、妾之间的财产分割及其子女对财产的继承。关于子女继承问题，《宋刑统》卷12规定：“寡妻妾无男者，承夫份；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⑩根据这项规定，丈夫亡故后，守节的妻妾若无子，可有相同的继承权力。反之，如果妾室有子，当然更能继承财产。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规定并没有区分嫡庶子，说明无论嫡子庶子，都拥有继承其父财产的权力。在宋代判例中，也可以看到此类事件。《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罗柄女使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的判例则说到，婢女来安由于之前育子而获得了部分田产。因此，围绕财产继承问题，妻、妾之间乃至妾、婢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在所难免。在这场争斗中，尽管丈夫在情感上可能偏向于妾、婢，但鉴于妻子在家庭中所具有的支配权力，往往以妻子的胜利而告终。宋代史料中，多有妻子为保全财产而虐杀孕妾、孕婢的事例。如前文所述游商李正臣妻殴杀孕婢一事即属于此类。《睽车志》中曾讲述了两个类似的故事，一个是盐官马中行之妻虐杀婢女的事件，此人妻子非常彪悍妒忌，家中一婢产子后，才断奶即将其子沉塘溺死。还不解恨，又杂糠谷为粥，令趁热食，“婢竟以血癖而殂”。后来，被冤死的婢女鬼魂找主母复仇。另一个则是李贯妻子“酷妒特甚，三婢怀妊，皆手杀之”，令人震惊。当然，故事结局仍是三婢鬼魂复仇成功，李贯妻子死于非命。?联系前述女鬼故事中此类事例，我们相信，现实中主母虐杀妾、婢的事情应该不会绝无仅有。此外，宋代广为流行的紫姑神信仰似乎也印证了妻、妾关系中的那血腥的一幕。紫姑神信仰起源甚早，到唐宋时期开始广为流行。据称一个叫何媚的小妾，遭其主母妒忌，于正月十五夜被虐杀于厕所，天帝悯之，命为厕神，广受妇女祭拜。?这种特殊的信仰崇拜，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妾、婢在主母虐待下的悲惨命运。
作者简介：范梦，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研究生，四川成都人。
注释：
①(宋)不详撰人.鬼董[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② 薛梅卿点校.宋刑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③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④据王曾瑜等先生的考证，《三言二拍》中的许多故事可当宋代史料应用，见《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⑤(宋)张师正.括异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⑥(宋)袁采.袁氏世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⑧(宋)司马光.家范[M].四库全书本.
⑨薛梅卿点校.宋刑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⑩薛梅卿点校.宋刑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关键词：北宋 皇家园林 文化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研究宋代的皇家园林，就像通览两宋的山水画一样，它不像汉唐林苑那样，激昂与无垠，苍山无限，浩荡宇宙的恢宏境界； 而是像王希孟德《千里江山图》一样；绵亘江山，高峰平坂；幽峡深谷，流瀑飞泉；水村野市，茅蓬楼栈；渔舟游艇，水车桥涵；以及挑担脚夫，官客行旅等，皆在目下，呼之欲出。北宋皇家园林是中国造园史上园林文化既向艺术高峰攀登；又向具细的“壶中天地”、“芥子纳须弥”的深度中探微的时代。北宋有名的金明池和艮岳代表了北宋皇家园林的特点。
根据记载北宋东京城有四大御苑和四大宫苑，四大御苑为: 金明池、玉津园、宜春园、瑞圣园分别位于北宋东京外城外的东南西北。四大宫苑分别为：艮岳、延福宫、后苑和撷芳苑。
金明池
北宋著名别苑，又名西池、教池，位于宋代东京顺天门外，遗址在今开封市城西的南郑门口村西北、土城村西南和吕庄以东和西蔡屯东南一带。金明池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原供演习水军之用。宋太平兴国七年（881），宋太宗幸其池，阅习水战。政和年间,宋徽宗于池内建殿宇，为皇帝春游和观看水戏的地方。金明池周长九里三十步，池形方整，四周有围墙，设门多座，西北角为进水口，池北后门外，即汴河西水门。正南门为棂星门，南与琼林苑的宝津楼相对，门内彩楼对峙。在其门内自南岸至池中心，有一巨型拱桥──仙桥，长数百步，桥面宽阔。桥有三拱“朱漆栏盾，下排雁柱”，中央隆起，如飞虹状，称为“骆驼虹”。桥尽处，建有一组殿堂，称为五殿，是皇帝游乐期间的起居处。北岸遥对五殿，建有一“奥屋”，又名龙奥，是停放大龙舟处。仙桥以北近东岸处，有面北的临水殿，是赐宴群臣的地方。每年三月初一至四月初八开放，允许百姓进入游览。沿岸“垂杨蘸水，烟草铺堤”，东岸临时搭盖彩棚，百姓在此看水戏。西岸环境幽静，游人多临岸垂钓。宋画《金明池夺标图》是描述当时在此赛船夺标的生动写照，描绘了宋汴梁皇家园林内赛船场景。北宋诗人梅尧臣、王安石和司马光等均有咏赞金明池的诗篇。金明池园林风光明媚，建筑瑰丽，到明代还是“开封八景”之一，称为“金池过雨”。
艮岳
中国宋代的著名宫苑。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兴工，宣和四年（1122）竣工，初名万岁山，后改名艮岳、寿岳，或连称寿山艮岳，亦号华阳宫。1127年金人攻陷汴京后被拆毁。宋徽宗赵佶亲自写有《御制艮岳记》，艮为地处宫城东北隅之意。艮岳位于汴京（今河南开封）景龙门内以东，封丘门（安远门）内以西，东华门内以北，景龙江以南，周长约6里，面积约为750亩。艮岳突破秦汉以来宫苑“一池三山”的规范，把诗情画意移入园林，以典型、概括的山水创作为主题，在中国园林史上是一大转折。苑中叠石、掇山的技巧，以及对于山石的审美趣味都有提高。苑中奇花异石取自南方民间，运输花石的船队称为“花石纲”。
据记载，苑内峰峦崛起，冈连阜属，众山环列，仅中部为平地。其中东为艮岳，东西二岭，有“介亭”、“麓云”、“半山”、“极目”、“箫森”等五亭。南为寿山，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泻入雁池。西为“药寮”、“西庄”，再西为“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艮岳与万松岭间自南往北为濯龙峡。中间平地凿成大方沼，沼水东出为“研池”，西流为“凤池”。此外因境设景，还有“绿萼华堂”、“巢云亭”等，寓意得道飞升的有“祈真磴”、“炼丹亭”、“碧虚洞天”等。宫门位于苑的西面。
因此，可以看出北宋东京的皇家园林与前朝相比，其文化创造特点如下：
其一、园林布局与城市有机结合。四大宫苑与宫城相依；四大御园分布外城四周，不仅驻军保障卫戍，同时也保障宫城与外城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御苑，城市公共绿地，亦十分讲究，宫城、内城、郭城之护城河也十分宽阔，有三十余米，且两岸遍植杨树和柳树。又有五条河流流贯城中，河岸两旁也遍植杨柳。城中的车道两旁种植榆树和柳树，在宫城乾元门前的朱雀大街宽约310米，长约八里，两侧御沟，尽植荷莲，岸边种植桃树、李树、杏树、榆树和柳树。可以想见北宋东京城是一个水网纵横，绿荫覆盖，园林簇团，屋舍俨然，商业繁华而美丽的古代都城。
其二、皇家园林占地面积趋小而富于实用。不在有汉唐数千、数百平方公里之禁苑，北宋东京，只在外城四周规划了四个御苑，最大的玉津园也只有2平方公里，其他仅有50余公顷，但园内，不再是山野，而是每一块地方或因河渠湖沼，或植果林蔬圃，或育花卉杂木，或置亭榭楼观，皆在具体的安排之中，是游赏之园，而不是离居之宫。由于面积缩小，管理得以严谨，尤其为花木建立档案，其管理之精微是其时社会园艺学发展在皇家园林中的体现。
其三、造园艺术达到空前的高峰。艮岳园空间的围合、分隔、连系和流动；用太湖石叠山的恢宏壮丽；寿山主体的高耸，东西岭和南山的拱楫、呼应；曲江之蜿蜒，雁池和大方沼之凝聚，寿山之流瀑；园林建筑与山水之有机结合；林木花药之布置和在山岩中置卤甘石，以及在雨后形成的烟云氤氲气氛，等等这一切，都说明艮岳苑象征着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达到的高峰。就造园空间艺术和山、水、石、花木、建筑和观赏禽兽等园林要素的整合来说，由唐至宋，艮岳苑是一个划时代的飞跃。
园林艺术的时代特征是由其历史文化进程所决定的。和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赵光义用武力统一中国，之后接受唐王朝中央政权旁路洛造成衰亡的历史教训，实行皇帝集权专制制度。其一，有文臣补藩镇缺，各州强兵，皆升禁军，直隶三衙；其二，财政上，各州都除留用度支必需外，余款悉归京师，特设转运使，管理各路财政，全国财权尽归中央。其三、改变历朝宰相理万机的制度，中枢治民，三司理财，枢密主兵，互不相侵，检察言路又大，最终使朝政一切大权归于皇帝。中央集权制度反映在苑囿制度上，由于皇帝财政全由中央统管，不再需要像汉唐那样专辟京畿苑囿“经济特区”以供皇室财政全由需，转为发达的商业市场供应。于是皇家园林之功能转向纯粹的工作、生活休闲空间或花木生产基地。宫园规模变小，自相精细方面发展。
又由于北宋徽钦之前的百余年中，国家修养生息，中原为由战乱，阶级矛盾缓和，农工商业迅速发展，促成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形成打都市发达，市民阶层扩大，宫廷奢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劳，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久，……..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与茶坊酒肆。…..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由此看来，北宋皇家园林，走向中国园林的高峰，就是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中国园林艺术通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章平烈编著
中国古园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罗哲文著
中国园林鉴赏辞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陈从周主编
中国古代苑园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王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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