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3: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关于民风民俗的作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散落性与渗透性是教学过程中民俗文化教育的最大特征。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一般包括节日、民居、服饰等，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再现了民风民俗，蕴含着为人处事的准则，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传递着人们朴实的审美观念，彰显着舍生取义的价值观。教材中的民俗文化无不渗透着民俗教育的意义和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实施民俗文化教育者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民俗文化教育实施的效果。小学语文教师要增强民俗文化意识，切实提高对民俗文化教育的认识与理解。民俗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缩影，更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部分人受西方思潮影响，社会责任感缺失，文明礼貌失范，这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国著名民俗学专家陈勤建教授曾说：我们民族文化的DNA，存在于民俗、民间文化之中。一个民族如果在文化传承过程中遗失了自身优秀文化的DNA，造成“民族记忆”的断裂，便会丧失自己民族历史的根脉，“这个民族很可能就会逐渐演化为无民族文化之根的民族”。因此，语文教师必须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民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增强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挥民俗教育的特殊功能。在语文教学中，通过语文知识的传授，让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魅力，受到民俗文化教育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传承民族文化。
二、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
1.灵活把握教学内容，分清主次。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民俗文化的存在具有零散性，而且不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点内容。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在考虑每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的同时，应该兼顾文本中有关民俗文化方面的教学内容，灵活掌握教学内容。如《刷子李》一文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感受人物形象，体会作者抓住细节描写人物的方法。“感受人物形象”、“体会抓住细节描写人物的方法”，均需通过对文本语言的品析方可获得。《刷子李》语言朴素，使用天津方言的用词和表达方式，具有浓郁的“天津”单口相声的风味，冯冀才在塑造刷子李这一人物形象时，充分利用“天津味”的语言来显现人物的形象与技艺的高超。灵活把握教学内容，分清主次的关键，是要寻找到教学主要内容与民俗文化结合点，这需要教师对有关民俗文化的内容进行筛选、组合、归类，并非涉及到民俗文化的内容都要讲解，应根据课文实际内容，参照课堂教学任务，对教材内容做出合理安排，把握全局，恰到好处地渗透民俗文化教育。
2.抓住时机讲解民俗知识，切身感受民俗文化。中国的节日大多都有来历，遇上民俗节日的日子，教师要有意识地安排民俗知识讲解的时间。这样不仅抓住了进行民俗文化教育的良好时机，也调动了学生的学习情绪；教师还可以根据节日和学生开设民俗活动，如举办民俗主题班会课、民俗欣赏课等。节日习俗非常贴近生活，可组织学生参与一些节庆活动事项，使学生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更深的民俗认识。学生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既享受到了无穷的乐趣，又充分体会到了人民的勤劳和聪明智慧，切身感受到了百姓执着追求平安和谐、幸福美满生活的深厚情感。尽管这些制作工艺有难度，但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乐于相互切磋手艺。
3.作文教学中，书写民俗。在小学语文的三套版本教材中，都有一两次习作课是关于书写民俗的，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向学生展示多彩的民俗。在作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民俗，抒写民俗。如在上《说说端午节》这一习作时，可先通过讲故事、猜谜语、看图片等手段来激趣导入话题。也可让学生说见闻、讲风俗、谈过节感受等手段，激趣，引发想写动机。然后阅读课文素材，自选资料构思起草。本课没有“例文”，可以准备“下水文”，读议后把握基本写法：如何筛选需要的资料，怎样做到有重点，有条理地介绍；让学生在合作探究中说写法，议写法，明写法，接着让学生仿照，或是模仿，对照、修改、加工。最后，反馈、评价，鼓励那些灵活模仿有创意、内容条理清楚、文从字顺的习作。这样既有效地完成了本次教学目标，又能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端午民俗。
三、在课外教学中延伸民俗文化教育
课外教学主要是在延伸性阅读中开阔视野，丰富学生的民俗文化知识，“延伸性阅读是指在教材文本研读基础上的迁移，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汉语的字、词、语法等基础知识，获得了一定的理解、把握文本的能力，然后把这些作为未来进一步学习的基础和手段，就文本涉及的作品或相关的知识等进行更广泛、更全面的阅读。”①《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和“风俗宝鉴”，其中包含的民俗文化内容包括游戏、酒茶、婚俗、丧葬、节庆、戏剧、建筑与园林等，内容之丰富堪称社会百科全书。学习完《“凤辣子”初见林黛玉》，可鼓励学生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去阅读《红楼梦》，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更有助于学生加深对课文人物及表达内容的理解。在汉文化中，九是阳数，农历九月初九，两九相生，日月并阳，故而叫重阳。每逢此日，民间有登高的风俗，又称“登高节”，是我国四大祭祖节日之一。主要有插茱萸、赏菊、吃重阳糕、登高等活动。如今，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重阳节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历来被称为是吟唱重阳节最脍炙人口的诗章。学完此诗后，可让学生课后收集与重阳节有关的诗句或文章，也可参加登高望远活动，既加深学生对重阳节的印象，又受到尊老、爱老传统美德的熏陶。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使学生感悟到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此外，学校还可适当布置一些关于民俗的课外作业，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到民间，收集、调查民风民俗，把调查到的结果用学生能接受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的民俗意识和探究式学习精神，从而提高他们的语文能力。
四、开发校本课程，开设民俗选修课
“校本课程是相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提出来的。它是课程管理行政主体变化的一种表现，是课程管理权力的一次再分配。”②它是以某所学校为基地而开发的课程，学校和教师是课程开发和决策的主体。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建立民俗校本课程意义重大。小学语文课包罗万象，涉及知识多，根据小学生心理的特点，所能掌握的知识也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语文教材不能花太多篇幅来宣传民俗文化，所以各个小学应根据地方特点，开发有关民俗校本课程，开设民俗选修课。在教师方面，校本课程民俗选修课的开发与开设，可不断拓宽教师的知识面，加深教师对民族文化、文化认同等的理解，增强教师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有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在学生方面，可让学生在民俗选修课的学习与实践中，拓宽民俗文化知识，更深切地体悟民俗文化的魅力，感悟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原因，使其产生对民族文化的崇敬之情，从而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和谐地发展；在学校方面，立足于当地资源的校本课程民俗选修课的开发与开设，有助于改变“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校本课程建设模式，促进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
关键词：图画书；民族化；文化认同；美学困境；国际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2-0148-06
收稿日期：2011-08-12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0YJC751077）
作者简介：谈凤霞，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教育系博士后210097
本土图画书创作对民族化的倡导，主要源于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劲的当今时代，张扬本国文化是用来抵御外来文化入侵并秉持自身特色的一条途径。当来势汹汹的外国图画书为中国孩子打开了精彩纷呈的世界图画书之“门”，深感焦虑的中国本土艺术家力争要为中国孩子打造出一扇民族图画书之“窗”。旗帜尤为鲜明的是熊亮、熊磊兄弟，他们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一“绘本中国”，“要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可记忆的中国’”。他们倡导并实践“民族风”图画书，不仅出自对中华民族文化深深的责任感，而且也源于满满的文化自信心。熊亮等从2005年至今一直自觉地在摸索和开拓本土图画书的民族化道路，硕果累累但也难免问题隐隐。本文立足于世界图画书视域，将熊亮等的创作实践作为主要对象，来考察中国本土图画书突围之路的成败得失。
上、“民族风”图画书的多维探索
图画书是由图画和文字有机构成的艺术，熊亮等创作民族风图画书也从文字内容和图画表现双管齐下，侧重于传统和本土性的“文化记忆”。由此出发，先后有了实践这一主张的“绘本中国”、“情韵中国”、“野孩子”系列等图画书。
“绘本中国”（2007年明天出版社）包括七册：《小石狮》、《泥将军》、《年》、《兔儿爷》、《灶王爷》、《家树》、《屠龙族》，主要是熊磊文、熊亮等图。这个系列选择了具有特定文化底蕴的民间意象为题材，并从中国古代诗性文化里发现了创作童话的奥妙即“万物有情”。熊亮在创作时将任何东西都想象成有灵性的生命，将“人的关怀”倾注于民间和传统题材之中，传达蕴于文化中的人情与人性。该系列中的第一本《小石狮》是散发着浓浓乡愁的意蕴深远之作，故事以小石狮的自述展开。小石狮见证了小镇里所有的事，眷顾着一代代人，也凝聚着一代代人的回忆。《小石狮》可以看作是中国版的《爱心树》（美国Shel Silver-stein）和《亲爱的小鱼》（法国Andre Dahan），三者都素朴地表现了“爱与惦念”的动人情愫。但《小石狮》的故事性明显不如后二者强，它更像一首诗，简单而余味无穷，其浓郁的抒情性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虽然小石狮的形象不无西方卡通味道，但绘画中淡雅的墨色和苍茫的意境则显示了国画的写意风格。《小石狮》作为“民族风”图画书的开山之作，书中不少意象都具有象征意义。封面图画是小女孩提着灯笼走向小石狮的温馨而欢快的情形，小石狮代表着“家”，灯笼象征着民族风图画书能温暖和照亮中国孩子的心田、给予他们“可记忆的中国”。其他作品如《兔儿爷》、《灶王爷》、《泥将军》、《年》也都以传统民俗意象为中心，都被赋予了现代的人文内涵。《家树》和《屠龙族》则是关于中国人小“家”和大“家”的“追根”之作，后者乃是由家族到民族甚至人类的延伸。“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屠龙”这一题材在欧洲有很多，但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创作者演绎了一段新的传奇。故事讲述屠龙族的后代去找龙、屠龙，结尾却发生戏剧性变化：“经过那么久的寻找，屠龙族的孩子，现在变成了最热爱龙的民族了！”作者将本民族传说和人类文明史相结合，使传统元素与现代意识相交汇，既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性，也体现了超越民族性之上的人类性。绘画方面主要运用中国式的人物形象等文化图像，在画面构成的叙事节奏和格调上则借鉴了西方的明快性和由夸张笔法带来的幽默性。
“绘本中国”的名称体现了弘扬民族特色、力争让中国图画书自成一派的信心。此系列绘本的宣传语是“绘本中国，带我们回家”。“回家”一词道出了这套民族风绘本给国人带来的精神寄寓和情感归依，这个“家”是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风情以及乡村和童年记忆的寓所。该系列图画书的封面上均有两个印章——这是区别于西方图画书的中国标记，中国传统绘画向来讲究融诗歌、书法、绘画、印章于一体。其中一个印章刻的是本系列的名称“绘本中国”，另一个印章是各本书的英文题目，分别代表了秉持中国气派和走向世界的意向。“绘本中国”系列在国内首版短期内就销售一空，并且还在国外卖出了版权，这标志着民族风图画书在外国图画书称霸市场的重围中已经开始了成功的突围，也开始了向世界图画书高地的挺进，成为中国大陆本土原创图画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从“绘本中国”起步之后，熊亮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孜孜以求。为了做出有中国文化和美学意蕴的绘本，他不仅研究中国的壁画、剪纸、木雕、泥塑、版画、皮影、京剧脸谱、年画、水墨等传统艺术，而且更注重活生生的中国文化，亲赴实地去感受中国文化是怎样鲜活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就有了此后的“情韵中国”系列六册（2008年连环画出版社）和“野孩子”系列六册（2009年连环画出版社）。“情韵中国”包括《京剧猫之长坂坡》、《京剧猫之武松打虎》、《苏武牧羊》、《荷花回来了》、《我的小马》、《纸马》等。此系列更侧重于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京剧）的情韵表现，绘画风格上也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更为“中国化”。熊亮有意识地在技术、情感、表现方式上尝试“中国特色”的图画书，认为如果做出和西方一样的图画书，意义不大。《京剧猫》中，熊亮巧妙地将京剧脸谱与猫本身的花纹相结合，但其功力并非仅止于此有趣的“貌似”，他还大胆地把音乐、叙事、绘画揉合在一起，尝试画出京剧艺术独特的节奏感。熊亮把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赋予各种有趣的形象和故事，有意识地应用中国元素，把原创性和本土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展现了传统艺术的情韵之美。“野孩子”系列包括《看不见的马》、《一园青菜成了精》、《蛐蛐与蝈蝈》、《我的理想》、《我们要第一》、《什么猫都有用》，相比此前作品，突出了草根民间意味，更关注“孩子气”。这一系列讲述的都是轻快有趣的故事，因而显得更加率真、更加鲜活，有些还不乏讽刺意味，如《我们要第一》等。在绘画上依然采用简洁的国画笔法，但不再一味讲究意境深远，而更多地追求活泼生动。此系列中，《我的理想》较为独特，文字直接来自一名乡村小学生的作文。为了与原汁原味的文字内容相匹配，熊亮在绘画上也用了一些“原始”材料——平常他和女儿收集的各种小石头，在石头上画人脸作形象，以此绘了一本图画书，使得浑朴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野孩子”系列用孩子们熟悉的自然元素来演绎简单的故事，显现着一种平易朴素的民族风，于孩子更有亲和力。
近期，熊亮又先后出版了“中国原创图画书系列”（2011年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和《梅雨怪》、《金刚师》（2011年4月三联绘本馆）。“中国原创图画书系列”主要是文字、传统节日故事和两本“京剧猫”，比之以往作品，没有实质的突破。而后二者则是作者的“用心之作”，他故意避开西方图画书的设计感，追求独特的叙述技巧。如采用舒缓的平行视角，有意将文字和图画分离，先看文字页后看画面，借助这种翻页法来增加阅读空间，突出“慢”的感觉——而这也正吻合了故事内容所传达的相应的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精神。《金刚师》中不同事物对学习目的的不同理解和最后的化为乌有，显示了佛家“空”的理念。《梅雨怪》中人物对漫长雨季的承受，传达了无怨地忍受一切的宽厚胸怀。即图画形式与文字内容相呼应或相一致，并且能相扩充。《梅雨怪》中采用逐渐叠加的叙事手法，用水墨手法对雨的声色形逐层密密描画，画出了一本听得见雨声的书。从最早的《小石狮》到而今的《金刚师》，熊亮对民族风图画书的追求，从起初的中西结合到内容与绘画都愈益中国化，致力于凸现浓郁的中国文化旨趣和美学精神。
高举民族化旗帜的熊亮等以其不倦的艺术实践成为此道路上的领军人物，其创作轨迹显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寻求突围的种种探索。其成败得失对所有走民族化道路的中国图画书原创者，甚至对其他国家的同路人都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因为本土图画书创作选择民族化走向，在印度、伊朗等图画书后发性国家也都存在。
下、“民族风"图画书的多重困境
全球化背景中的图画书民族化道路，有其重要的开辟性价值。在本土图画书起步阶段，民族化方向召唤着一种文化复兴，也包含了创新的契机和可能，并有助于本国图画书在国际上的身份建构，是恢复民族艺术传统元气并建立底气的重要开端。本土民族化图画书力求彰显“中国风格”。加拿大学者Perry Nodelman指出图画书的“风格”是其“全部艺术因素即色彩、线条、造型和文本的结合性体现”。本土创作者发掘并呈现多种多样的“中国元素”，从内容和艺术等方面着力，使其相得益彰，构筑“中国印象”，其目的在于让中国孩子感受到本民族文化艺术的魅力，寻找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他们打开一扇“看自己”的窗。中国风图画书也以其独特的民族风貌吸引外国孩子去了解中国文化与情韵，为他们打开一扇“看中国”的窗。民族化追求是一种“差异化”追求，是对文化“全球化”、“同一化”的一种抗争与突围。民族风图画书以其独特的风貌丰富了世界图画书创作，促成“多元化”的艺术生态。然而，这种以鲜明的民族化姿态来进行的“突围”，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局限性，甚至有可能会陷入另一些不自觉的“束缚”之中，遭遇新的困境。
其一，“重”与“轻”：文化与童心的关系。
在民族风图画书创作意向中，往往是“文化”大旗当头，“童心”屈居其后。创作者的出发点直接决定其创作的特点和成就，熊亮等倡导“绘本中国”等系列，主要源于深重的文化使命感。这种在文化焦虑中萌发的创作心态，并不是理想的艺术创作心态。理想的创作心态应该是“审美的”，即心灵处于纯粹的游戏状态，这是一种无虑无碍、清明畅达的“童心”状态。若将颇有分量的“文化”放在心头，则会造成“游戏”的不自由，即陷入类似于“主题先行”常导致的“有障碍”之境。对于主要给低幼儿童阅读的图画书而言，“童心”更是必需的最理想的始发状态。如倍受孩子喜欢的日本五味太郎的《鳄鱼怕怕、牙医怕怕》、美国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Sendak）的《野兽国》等图画书，并没有负载深重的民族文化，表现的是具有普遍感召力的童心。文化的表情多为“庄重”，往往让孩子们敬而远之；而童心的表情则多为“活泼”，必定让孩子们喜而爱之。过于关注民族文化底蕴而忽略了童心快乐的图画书会走偏了道。以传达文化为主旨的系列图画书的集束性轰炸，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而永远能让人保持新鲜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玲珑的事物——童心。如果说民族文化是“根”，那么童心则是“种子”。“种子”也是“图画书”的一个经典喻象，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的一本图画书论著就名为《幸福的种子》，他指出：“图画书对幼儿没有任何‘用途’，不是拿来学习东西的，而是用来感受快乐的。”就直观感受而言，“根”这一喻体形象带来的是“稳重”乃至“笨重”之感，而“种子”这一喻体形象带来的则是“轻盈”甚至“轻灵”之感；“根”往往只是“扎”于一片土地，而“种子”可以随风万里、随处安生。人生之初阅读的图画书，具有“种子”的感觉可能比“根”的感觉会更适合于小读者。这并不是说图画书不能“寻根”，而是不能一味专注于寻文化之根，否则当仅仅以回眸的姿态凝视身后时，可能会忽略了周遭其余广阔的风景，甚至可能会错失了心灵的风景，尤其是儿童包罗万象的奇妙心灵——这永远都是图画书最美妙且具有超越性的风景。
说到底，种植民族文化之根乃是大人的“一厢情愿”，对孩子而言，“有趣”——而非“文化”才是其天性所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趣味盎然的“童心体认”来找到自我认同。所以，这里存在“大人”与“孩子”在给予和接收上的“意愿”错位。
其二，“窄”与“宽”：民族化与世界性的关系。
关于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趋向，瑞典学者Maria Nikolajeva认为：“除极个别外，不同国家的儿童文学鲜有共同之处……虽然整个世界的信息互换日益增长，但是儿童文学却变得越来越民族化和分离化。”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早已成为一个美学共识，因此选择民族化路径来突围，无疑是中国本土图画书的可行之道。获得国际图画书大奖的国外华人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美国考迪克奖的得主杨志成（其代表作有《狼婆婆》等），还是获得法兰克福书展优秀奖的陈江洪的作品（如《神马》等），从题材到画风都走的是民族化路线。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被外国图画书创作者所青睐，如美国琼·穆特先后获奖的图画书《石头汤》、《禅的故事》等，在内容与艺术上都借用了中国素材如人物、意象、哲学以及中国画风等。异域作者尚知借用中国文化艺术来开拓自己的创作园地，本土作者更有必要、也更有条件去挖掘这独特的资源，打开自身创作的新局面。但是，对文化的“民族性”应该有更为宽泛的理解，渗透在文字、图像表达中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才是最能体现民族性和文化底蕴的精神和气质元素。若把民族文化仅落实到一些具体物象上（如灶王爷、泥将军、京剧等），那会将深广的民族文化表象化或狭隘化。
此外，领会某些特殊的民族文化有时需要一些文化经验，如要真正读懂《京剧猫》，不仅需要有对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的掌握，而且还要对京剧舞台艺术包括锣鼓、化妆、脸谱、表演程式等元素有些了解，要不然可能只看到表面的“热闹”，不易看出个中的“门道”。需要警醒的是，本土图画书若是过于强调民族化，则有可能会把自己逼上一条窄道。如熊亮近期的“中国原创图画书系列”，用有趣的故事及传统美术元素如水墨、瓷器、剪纸等，来生动形象地介绍汉字、节日、京剧等文化知识。虽然这于普及民族文化有其可行性，但绝非图画书的制高点。再如获得2010年首届“信谊”图画书奖佳作奖《进城》（文/林秀穗、图/廖健宏），全书图案都是黑色剪纸，故事则是对一个民间笑话的改编。在父子骑驴进城的途中，作者安排了李逵、林黛玉、孙悟空等人先后出来指指点点，将原笑话中没有名姓的路人变成了各有文学出处的古典人物。虽然这些“有来头”的人物言论增加了文学色彩和内涵，但同时也设定了阅读的“门槛”——需要读者知晓这些人物典故，这于外国读者而言就更有“隔阂”。相形之下，直接取自中国民间故事的绘本《漏》（图/黄缨）则显得可亲可爱，小偷和老虎去偷驴而巧遇的故事原汁原味、童心盎然，达到了周作人所推崇的“无意思之意思”之境，即“趣味第一”，西方孩子读此绘本也都心领神会、开怀大笑。相形而言，民间故事比之民族的古典文学，更具有开放性和融通性。题材过于民族化，则其阅读群体可能仅限于本民族孩子。从民族化出发，为的是更好地抵达世界，而不能无意中将民族化建成了“壁垒”，自绝于世界。虽然特定时空领域里的民族文化有国界，但纯洁的童心无国界，因而糅合童心的民族性表达会具有更宽广的世界性。
其三，“远”与“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民族化走向的图画书创作者多青睐传统题材，但必须考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换问题：如何将久远、有限的传统内涵扩展为更宽广、更贴近现代生活的人文阐释？如何对有“问题”的传统内涵进行过滤、提炼、改造，使之变得恰当并焕发出超越时空的魅力？即要尽可能地将“民族的”扩展为“人类的”，从“历史的”发掘出“永恒的”。熊亮在起初的“绘本中国”系列中着眼于通过民俗来传达民族文化魅力，从以“人”为本的立场出发进行对“传统”的诠释。《年》源于“年是怪兽”的民间传说，但创作者别出心裁地写了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称“年”是寒冬里的孤独感慢慢聚积起来的一只小怪物。画家用灰色来表现孤独，用大量的红色绘出各种过年风俗，这个中国味浓郁的《年》，其内涵不是仅止于中国的民俗文化，还可以泛化为“每一个可怕的、愤怒的人心里，都躲着一个孤独的小孩，渴望着被关爱被接纳”这一人类性的价值。不足的是，作者在结尾用“打电话”这一现代生活手段来解决亘古以来的“年”的问题，这一处理方法失之简单、草率和唐突，从而削弱了意味的隽永性，显现了传统与现代“嫁接”的不和谐。《兔儿爷》中，玩具兔儿爷踏上寻找小主人的漫漫长途，穿过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建筑物，暗示着历史、文化的变迁，也暗含着从传统的视角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审视，这是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较成功的尝试。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想境界是——力求达到水融的“化境”，这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也需要敏锐的思想力和巧妙的表现力。
另外，总体而言，有着强烈的民族化主张的图画书创作者，往往都痴迷于也局限于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表现，很少会尝试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创作素材和手法。而这正是当今西方图画书发展的新动向、新途径、新收获，并且已有颇为惊人的建树。如2000年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插图奖的英国Anthony Browne《公园里的声音》（Voices inthe Park），获2011年国际林格伦儿童文学插图奖的澳大利亚华裔陈志勇（英文名Shaun Tan）的《绯红树》（The Red Tree）等，都是凭其深刻的思想性和新异的表现力夺魁。其实，后现代元素也会给予民族化道路新异的刺激和启迪，促进民族风的多元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本土图画书创作者有时要将凝视时间远处的目光收回来，巡视时间近处的文化动态，或许能从中得到开拓的新灵感。
其四，“跛足”与“共舞”：图与文的关系。
图画书是文与图的“共舞”，文与图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拓展，一起丰富地表现故事。综观近年来的民族风图画书，可以看到创作者努力在寻求文与图的共生，但对于图画书这一独特“文体”的理解还不到位，图文关系处理得不是十分妥当，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偏重于在绘画上追求精美的民族风，文字故事的构思相对平淡。熊亮、周翔等都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情有独钟且颇有造诣，在绘画中力求体现“神而忘形”、“知白守墨”的民族美学精神。如熊亮的《看不见的马》等绘本重印象式氛围勾画，不求细节和具体形象塑造。周翔的水粉画《荷花镇的早市》则倾心于描绘出江南水乡集市的群体性风貌，体现出中国古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的雅趣，精彩的绘画甚至盖过了文字的神采。此外，中国原创图画书作者对古朴民风和纯真童年的“怀旧”心态，也促使他们选择“写意”风格。“写意”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旨趣，但“写意”会给儿童的绘本阅读带来一些阻挠。第一，写意往往带有抽象感，有时还会因象征手法带来迷茫感。比如熊亮等的《家树》里那团笼罩在家树上的白雾意象，会让小读者置身“云雾”，不明其意。第二，“写意”的画面往往色彩素雅，墨色浅淡的绘画对孩子往往缺少吸引力。第三，“写意”会冲淡故事性，如《荷花镇的早市》铺展了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间早市风情画卷，但基本没有什么故事，孩子会觉得无趣。第四，“写意”的绘本还要求有一种相应的阅读状态——“静心”，但以“动”为特质的孩子往往更喜欢“动”所带来的乐趣，而不容易倾心于“静”所带来的诗意。第五，“写意”画风往往不善夸张和变形，不重细节和幽默感的传达。因此，这类致力于凸现高妙的民族艺术魅力的图画书就可能遭遇“曲高和寡”的尴尬：创作者“高位”传播，阅读者“低位”接受，儿童读者不能完全领会，甚至有可能不会全心喜欢画作中的那份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