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7: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关于自然景观的作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we will establish some ecological demonstration zones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counties. Specifically， high-efficiency ecological agriculture will be developed;抓好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县的建设，发展高效型生态农业;
2.We will expand ecological demonstration zones.加强生态示范区建设。
3.The regional ecological system is fragile.区域生态系统脆弱。
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places embodying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natural relics will be promoted.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tourism will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tourism and improvement of forest parks and scenic resorts.加强有关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环境保护工作，加强旅游业统一规划管理，开展生态旅游，强化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建设。
5.A variety of tourism products designed around sightseeing， conferences and contests， vacations， business trips， academic studies， cultural explorations， technology， sports， ecological tours， and traditional customs shall all be improved.完善观光旅游、会奖旅游、度假旅游、商务旅游、修学旅游、文化旅游、科技旅游、体育旅游、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等旅游产品。
6.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加强生态农业建设。
7.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quilibrium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
8.system analysis of ecosystem生态系统的系统分析
9.Sub-plan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关键词】文化景观遗产；遗产构成要素；龙脊梯田
【作 者】王林，四川大学旅游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教师。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77-007
The Study on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A case of LongJi Terraces in Guangxi
Wang Lin
Abstract：A Cultural landscape is a cultural heritag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of landscape heritage is that it is “left over by history of human activity"，it is scarce，unique and non-renewable. Terrac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is including of four dimensions，the natural elements，terraced landscape heritage，ancient settlements tangible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ake Guangxi Longji terraced fields for example，make a comparison of village-tourists’ perception and build a culture landscape heritage factor system，so as to protect and develop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effectively.
Key Words：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factors system；terrace heritage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和谐统一的文化景观当之无愧的成为遗产，它是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共同合作的结晶。对文化景观的感知调查属于行为地理学的范畴，感知――认知――映象――决策――行为中，“行为是指以环境映象为基础的人的内在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的外部反应”。通过东道主和游客双方对文化景观遗产的认知来指导当地旅游可持续性发展，或可达到景观遗产有效保护的目的。
一、文化景观遗产及构成
(一)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近代地理学家拉采尔首次提出的，索尔(Carl O.Sauer)提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为文化景观”，他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到美国，并把景观看成是地球表面的基本单元，发表了标志着文化地理学形成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二战后出现的强调“文化的政治”的新地理学的出现，试图把景观与历史发展联系、分析其符号学意义和关注景观的文化政治倾向，这一转变已从传统的注重景观本身研究转向对景观过程的研究，更多地借助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
在欧洲，学者基本认为“景观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1]德让安(Déjeant-Pons M ，2006)提出“景观是一种自然力量和人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强调“景观形成一个整体……自然与文化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分离的”[2]欧维格(Olwig K，2005)进一步指出景观不仅仅是空间限定的区域，而且是一个由长时期积累的习俗和文化的概念[3]。如此可见对景观理解不仅指地形形态，而且包括地表其他对象和现象有规律地重复着的群聚，其中地形、气候、水、土壤、植被和动物的特征，以及一定程度上人类活动的特征，汇合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典型地重复出现在地球上的一定地带范围内区域组合。景观已不是一个简单地貌单元名词，而是包含一定组合，并有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地理综合体。
(二)文化景观遗产
“遗产”一词大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Riehard prentiee，1993)，其涵义与“继承(inheritance)”紧密相连，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20世纪80年代晚期，遗产进入大众化阶段，遗产学初具雏形，“文化遗产学”大约从20世纪中叶初步产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基本完成了它的内涵和学科体系建构，也逐步展现了它先进和新颖的学科理念[4]。
199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把“文化景观”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其表述的内涵是指“自然与人类的共同结晶”，作为世界遗产中重要构成部分的“文化景观”，要求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和明确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反映本区域特色的文化内涵，它包括三种类型：(1)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2)有机发展形成的景观；(3)关联性文化景观。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和谐的人文景观实质上就是遗产。
“文化景观遗产”，是一种重新阐释的文化景观，景观不仅仅是个生态环境和视觉欣赏意义上的场所或自然栖息地，而应该被看作为“文件”(Documents)，“档案”( archive)、“古代佚失作品的来源”(palimpsest)[5]。当然这个“文件”包括古人的文化、劳作方式、生产方式、生产资料、气候等等。“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扩大了文化遗产的认知范围，在文化景观的概念运用于世界遗产的语境中，对世界旅游业会起很重要的作用[6]；同时也使人们进一步去了解人、文化、自然三者之间互动后形成的某种创造性结果及由其体现的地域性、时间性、结构性、目的性等差异所导致的文化特征之异同，进而达到更好地理解人地关系，欣赏、保护和利用不同的文化景观类遗产。由此可见，把文化景观放到遗产的语境中去理解，社区居民感知、认知本社区的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进而用这种认知去参与文化景观的保护，必定会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很深远的影响[7]。
从遗产学的角度来看，和谐的梯田景观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景观遗产。它一般都处在较偏僻的区域，有较强的民族文化特色，受城市化、现代化影响的程度较低，原生态文化景观保持较好，具有边缘性、稀缺性、脆弱性。它是前人世代相传的文化附加在梯田自然景观上的一种改造成果，而这种成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得到有机的发展，进而形成和谐的、生态的文化景观遗产。
二、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简介
(一)遗产历史简溯
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县境内，在桂林以北80公里、县城东南27公里处。有廖家、侯家、平寨、平段、岩湾、岩板、岩背、七星等多个村寨，其中以壮族、瑶族居多。本文所指龙脊梯田，是以平安寨为核心区域的。先前多认为龙脊梯田开造于元代，距今600-700年左右；黄钟警道：“从元末至晚清的600多年间”[10]，包括龙脊景区的官方宣传资料上也说梯田源于元代，缺少历史文献资料支撑。
据张一民先生1984、1985年的调查中，“据当地群众(包括壮、瑶)说，龙脊村的平安寨大约二百年前是红瑶先住的，后来壮族从南丹庆远府迁来才把红瑶赶走，所以就把这个村称为‘赶瑶寨’”[11]。周大鸣等通过龙脊潘姓提供的地契也证明，在龙脊及附近地区，潘姓人的祖先被认为是最早来到古壮寨的，而廖、侯姓人则是后到[12]。瑶族不是典型的稻作民族，长期以来“徭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13]；瑶人“冬日焚山，昼夜不息，谓之火耕”[14]。近代学者也认为瑶族地区稻作农业产生较晚，一般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且发展不平衡。一些边远山区且到解放前几十年甚至解放后才开始种植[15]。与此对应的是，龙脊壮族至今南丹迁来，迁徙原因与明王朝征用“?”兵有关[16]。壮族是一个典型的“稻作民族”，其生活方式是“饭稻羹鱼”[17]。如此看来，龙脊地方有梯田的历史应该不会超过廖家壮族在此居住的时间，如果按其民间说法“明成化年间从南丹迁出，辗转至龙脊”，则龙脊梯田的历史上限是500年。付广华认为龙脊梯田从廖登仁建造第一块梯田开始，也不过380年左右的时间[18]。
(二)龙脊梯田景观遗产的研究现状
随着1995年菲律宾的巴纳韦梯田正式进入世界遗产，梯田的遗产价值和旅游价值引起重视。我国境内的梯田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区域，一是云南省哈尼族梯田；二是湖南省紫鹊界梯田景区；一是广西境内的龙胜县龙脊梯田。哈尼梯田于1995年正式提出申报世界遗产，2001年进入我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紫鹊界梯田则是于2004年9月正式进入湖南省申报世界遗产后备名录。
龙脊梯田于1992年开始开发旅游，时间最早，到2007年底，龙脊景区旅游接待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接待游客36万人次，同比增长50%。笔者于2008年11月9日在中国知网上查询，共有文章 “龙胜梯田”成果也颇为丰富，涉及到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多方面，其中最热点的问题是，龙脊梯田保护、龙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变迁、龙脊旅游开发、社区参与问题等[19][20][21][22]。对比哈尼族梯田和紫鹊界梯田对遗产价值的重视，龙脊梯田的遗产价值研究却远远没有得到认知。
作为南方山地文化景观典型代表的龙脊梯田，它集梯田文化景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南方山地生态景观等多种遗产要素于一体；最重要的是，它是活态的文化景观遗产，梯田稻作文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存在，梯田社区内的居民、梯田景区的管理层该如何有效的开发与保护梯田景观?笔者认为，社区居民对梯田文化景观的遗产感知是一个值得借鉴的问题。只有社区居民自觉的认识到“什么是遗产?”、“哪些遗产值得保护”、“哪些遗产正在消亡?”遗产保护的关键性问题，才会形成主动的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意识，这也正是遗产社区参与活态保护的前提条件。
三、龙脊梯田的遗产构成要素
从符号学意义来看，文化景观遗产是由遗产符号构成，斯宾塞(Spencer，J. E.)和霍华斯(Horvath，R. J.)指出农业文化景观的六个要素：心理要素(对环境的感应与反映)、政治要素(对土地的配置与区划)、历史要素(民族、语言、宗教与习俗)、技术要素(利用土地的工具与能力)、农艺要素(品种与耕作方法的改良等)、经济要素(供求规律与利润等)[23]。申秀英(2006)对各聚落景观区系开展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分析，认为聚落文化景观的构成因子有：地形、地貌、气候、降水、地带、民族、习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筑材料、审美习惯、宗教、礼仪，最终可以建立反映各个聚落景观区系演化过程和相互关联性的“景观基因图谱”[24]。王云才从景观生态学和遗产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山地文化景观，认为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要素、硬质景观要素、软质景观要素等[25]。皮尔曼则认为文化景观在地面的直接表现是聚落形态、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样式[26]。
笔者认为视角的不同，又有差异，梯田景观遗产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历史遗留”，是稀缺的、独特的和不可再生的，其核心的要素也应该是与梯田紧密相关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认定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包括山地自然要素、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要素、古聚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以及在梯田劳作和古聚落乡村生活中形成的民间信仰、民俗风情等非具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遗产，即梯田――古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
以上因子体系是在学者的研究和笔者思考的前提下形成的，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缺少相关的量化指标进行确定。基于以上分析与设定，笔者选择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进行相关的量化研究。
四、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要素考察
(一)问卷设计
本调查小组于2008年5月和9月分两次进入龙脊梯田景区内的平安寨、龙脊古壮寨调查；同时，在桂林市区进行了曾到过龙脊旅游的游客和潜在客源市场的调查。
本文首先检索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等相关文献，并将检索资料中的指标作为遗产要素构成来源；再由7名专家组成评估组对各题项进行筛选，根据专家意见将评价指标体系的题项分成4个维度――自然生态景观遗产、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古聚落物质文化遗产、梯田――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维度又有各自的分级指标，据此最终保留23个题项。调查问卷全部是封闭式问题，所有问题只需打勾，方便游客填写。问卷内容涉及“遗产构成要素”、“遗产保护的现状““遗产保护社区参与度”、“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等四大块主要内容，限于本文篇幅，选择了遗产构成要素的调查来进行分析。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基本上采用个人访谈式的问卷调查。收到本地居民的问卷调查共260份，收回有效问卷242份，选取游客200人，收回有效问卷167份。有效率分别达到93.08%和83.5%。本次调查结果采用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
1.对自然景观要素的认知差异
在对龙脊自然景观遗产的认知中，游客与本地居民几乎一致，认为龙脊的山地地形地貌、空气和独有的山地小气候独具特色，大多数游客受到其良好的山地自然资源的吸引。
但是，一方面，龙脊“地少人多”，长期垦荒，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居民大量使用原木建房，砍伐森林，使梯田和森林生态平衡受到较大的破坏，野生动物几乎灭迹，访谈中村民说“野生动物好多年没见到了”。这不能不引起各界的重视，自然景观要素是梯田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生态破坏严重，若干年后，梯田会不会成为一块荒地?更无从谈遗产旅游的问题。
2.对梯田景观要素的认知差异
对于梯田作为遗产来看，居民与游客均感觉梯田的水土保持、水利设施的状况较优，应继续维护。他们同时认为，梯田的稻作方式，如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收割构成和谐的、原真性的乡村田园风光。梯田一年四季的劳作都是一个活态的农业民俗博物馆，使旅游者趋之若鹜。
但是在梯田的传统生产工具方面，居民很少使用，故很多独特的、调适性的农具已经少见，平安寨新任村长廖政培向我们展示了原来龙脊传统工具的图片，他痛心的说：“现在很多工具都没有了，制造铁具、木具的手艺都失传了。”这种变迁，造成游客的判断，认为“本地没有什么特色的农具”。
3.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认知差异
对村落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方面，两者基本认可龙脊“干栏式”壮族民居很有特色，而且新建房屋的风格也与原来的旧民居一致。可惜的是，龙脊上现存的古建筑已经很少了，最古老者也不过一百年左右，这与天气潮湿、木建筑难以留存、人为火灾、旧房改造、旅游发展等多方面都有关系。民族服饰也成为龙脊壮族的“民族符号”，特别是中老妇女，每个人都有“3-5套”民族服装。
不同的是，村民认为特色饮食已经成为景区的特色，他们认为“游客到龙脊，主要是来看梯田，还有少数民族的”，“吃点壮族竹筒鸡、喝点龙脊米酒、看看壮族歌舞和黄洛长发姑娘”等，所有的这些无不体现了社区居民商业化的服务意识。游客则认为龙脊的歌舞、饮食和纪念品已经失真，“到处都有的旅游商品”、“餐饮又贵又没有特色”、“壮族歌舞失去了真实性”……
值得一提的是，平安寨里的道路是2006-2007年重新修整的，大部分地面采用水泥硬化，原来的青石乡村小路基本被取代，这大大方便了本地村民和游客的出入。但是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居民与游客感知最差。
4.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认知差异
村民对本社区的热情度、道德观和环境观持赞同态度，认为其受旅游影响不大，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如昔。同时，村民也注意保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对“梯田是遗产”，“梯田要保护”认识不到位，更多的人现在注重“挣游客的钱”。旅游利益分配的不均导致部分村民“不种田了”、“我种田别人得利，不干了。”游客则首肯村民的热情度和遗产保护意识以及环境，但认为村民的道德水平下降，“唯利是图”。
值得深思的是，龙脊民间原本是壮族和瑶族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师公、道公等民间宗教神职人员在社区生活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村内的道观、寺庙、菩萨等全部被毁，难以形成景观遗产了。我们如何看待、保护或者说抢救这一式微的“文化遗产”?
需着重指出的是，至于“村民的乡村审美观”这一项，是学者提出来的，相对来说较为抽象，难以理解。但是，调查表明，龙脊人对“乡村意境”的审美和理解，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已经呈现出了巨大的变化，在龙脊，上、中、下寨全修满了家庭旅馆，新修的高楼均达3-4层，高者达7层，有些商家入夜后采用霓虹灯，照得山区的夜晚犹如白昼，农家只种很少范围内的菜蔬和瓜果，养殖少量的家禽，大部分生活用品是从县城各地购买。可以认为，龙脊村民的乡村审美观出现了“集体的无意识”下的商业化巨变，这直接影响到梯田景观遗产的未来发展。
结 论
总体看来，从遗产的角度来看龙脊梯田景观，山地独特的地形地貌和空气质量是相对较优的，这仅仅是自然景观要素的一个部分。与梯田景观紧密联系的古聚落，由于受到旅游业的冲击，许多遗产要素已经商业化，村内建筑、道路、桥梁、民族歌舞、服饰、商品、纪念品等，主客双方感知的较大差异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
主客双方对非具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感知的较弱，这说明村民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文化遗产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挑战，拿民间来说，是任其灭亡还是有意识的恢复重建，以期达到丰富景区内的民族文化特色呢?这恐怕也是管理者和市场开发者应该进一步关注和考察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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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真 作文 学生
“力求有个性、有创意的表达，根据个人特长和兴趣自主写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极力倡导学生作文远离纯技术训练，回归本真状态。高举“本真”旗帜，呼吁作文是学生心灵的遨游，让学生的稚笔率性喷涌他们的欢乐和苦恼，自由倾诉对自然、社会的真切体验以及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成了作文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一、兴趣作辅翼
1．广泛开展采风活动。经常组织学生走出校门，通过参观采访、社会调查等途径，广泛接触社会生活，使学生产生创作冲动，进而秉笔直书，记录耳闻目见，抒写心灵之声。
2．及时亮出学生佳作。让学生保持恒久的写作兴趣，莫过于对学生作文予以肯定。例如，鼓励学生每周写500字的读书笔记或生活手记，并在下一周固定的时间进行检查，当场表扬出色完成任务的学生；读书笔记的精品、优秀习作，或朗声诵读，或上墙展示，或推荐校刊发表等等。只要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写作热情，就是好的方法。
3．多加包容俚语村言。因受生活阅历、认知水平和写作技巧等方面的限制，学生作文极大多数不是文质兼美的佳作，更不可能是意蕴丰厚的大手笔。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应该以学生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视野，以学生的逻辑去考究他们的思想，以学生的心扉去解读他们的情怀，并涵养长者的豁达气度，去包容学生暂时性的狭隘与浅薄。惟其如此，语文教师才能处于平等地位与学生沟通，热情洋溢地盛赞学生作文的成功所在，温和委婉地评点学生作文的不足之处，并以商谈的口吻向学生提出合理的建议。
二、厚积夯基础
1．让自然景观激荡学生的灵气。大自然是个精美绝伦的画册，它收集了不计其数的风格迥异的山水画：初春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盛夏的“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深秋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寒冬的“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凡此种种，无不让人身临其境而情移其中，也必将让走进大自然怀抱的学生们浮想联翩，文思泉涌。
2．让日常生活开启学生的耳目。关于生活与作文的关系，叶圣陶老先生切中肯綮：“写作的根源在于生活，脱离生活，写作就无从谈起。”由于受到应试教育影响，很多学生的活动被局限在“家庭――学校”这种半封闭状态的狭小天地里，在客观上限制了学生生活的丰富性。但是，只要学生开启耳目，善于观察，善于倾听，“两点一线”式的平淡生活，诸如自身努力拼搏的坚韧、创造佳绩的喜悦、获得荣誉的激动，家长的殷切期望，老师的谆谆教诲，同学的无私帮助等等，依然能“咀嚼”得有滋有味。艺术大师罗丹在《艺术论》说道：“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3．让大众传媒丰富学生的视听。过着“两点一线”式生活的学生，即使有机会走出家门，远离校园，但这样的机会肯定不多，这就使得学生在狭小天地之外的亲历亲为和耳闻目睹非常有限。但信息时代先进的大众传媒，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学生直接经验的不足。学生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同时，照样可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广播、电视和网络，是高倍率的“望远镜”和“助听器”，它们让学生有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魔力，轻而易举地做到足不出户却能了解千古之人，听闻万里之事，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有效增长了学生的见识。像“新闻联播”“狂野周末”“探索与发现”之类的电视节目，知识性与时代性都很强。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与电脑、手机的普遍使用，学生还可通过搜索引擎获得自己想要知晓的内容，有力突破了时空对人的认知范围的限制。
4．让广泛阅读补充学生的营养。
(1)勤读文史名著。文史类名著反映了某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凝聚了作者对人生、时代或社会的独特思考，渗透着作者的强烈情思。通过阅读名著，学生心灵经受“真、善、美”的洗礼，对于学生提升人文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多看报纸杂志。闲杂书的选读，既要重视报刊品位，又要照顾学生胃口，做到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
三、求真是良训
作文的发端，缘于表达情感的需要。写作就是把自己心中的一切都敞开，直到不能再敞开为止，写作也就是绝对的坦白，没有丝毫的隐瞒，也就是把整个身心都贯注在里面。”由此可知，好的文章，情感真实是应放在首位的。“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的文章，才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相反，缺乏情感投入的文章，读之则味同嚼蜡。敢说真话，肯吐心声，才能以真情吸引读者的眼球，因为“对于作文可以首先要求它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少搬‘公式’，少说废话”。吕叔湘这话告诉我们，动不动就地抬出名人的那种不关乎“情”的套路，例如，项羽不肯过江而尽显英雄本色，司马迁遭受宫刑而身残志坚，陶渊明“带月荷锄归”的淡泊，李白“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等等，“作”的只能是冷漠的“八股文”。
【关键词】语文教学；作文写作
我们都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人格指导、文化教育、艺术培养也是如此。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是识字、朗读和组词，年纪逐渐升高就要学习写作，很多事实说明：写作要从娃娃抓起，因此上，《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面对今天新课改下的教育教学，如何教好小学语文、如何提高文化素质、如何指导作文写作是语文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因为写作能够体现一个人语文水平的高低程度。在我多年来的语文教学过程中，认为小学语文教学中作文写作的提高必须重视“三个方法”，即：多种渠道获得素材、多种渠道积累素材和多种形式运用素材。现在简单阐述于后，与广大同行交流，以求共同促进。
一、重视指导，多种渠道获得素材，达到信息获得的全面性
对于作文教学，指导是第一位的，要把学生引入社会、引导实践，绝对不能停留在课本的学习和学校的教育这个狭小的环境范围之中，要使学生获得知识面宽，必须要求做到获得生活信息面广。关于获取写作素材的渠道有很多种，我认为：
首先是重视观察。观察是获得写作素材的主要途径之一，教师一定要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指导学生学会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物与景、言与行、形与影，从班级到学校、从学校到社会、从街头巷尾到自然景观、从天上明月到地上山水、从图画色彩到文章情境，指导学生留心观察以后要用心思考、细心分析、准确判断以至达到熟练运用程度，随时做好记录。
其次是经历访问。小学生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年纪的初步增高，具有好胜心和好奇心，但是阅历浅、经验少、知识薄，对于一些人和事物的了解把握不足，特别是与人和事相关的历史资料，还有了解过程中的真实与否及其丰富内容。教师要明确指导，适时提供可以参考的信息资料。当然对于小学生的写作要求就是通过亲身经历亲自访问后及时记录，在此基础上同时能够练习写作，从最贴近、最简单入手，比如：《我的爷爷》、《家乡变化》、《学校今昔对比》等等题目。
再次是利用视听。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电视、电脑走进千家万户，同时教育教学之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教师要组织、引导、安排小学生通过电视、电脑获得文化知识，并且以学校阅览室、图书室、文化角的了解，以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等方面获取更多的文化知识和写作素材。影视设备，特别是电视上的很多栏目如：《新闻联播》、《少儿频道》、《社会与法》等等，经常收看，也能获得大量信息，达到全面性。
最后是必要查询。电话的普及也是获取信息素材的另一途径，小学生也可以通过电话了解“110”、“120”、“119”代表什么？有什么作用？能够起到了解真实、激发感慨、记录写作的目的。
二、挖掘潜力，多种方法积累获得素材，储存信息获得的适应性
在积累了一定的信息以后，教师就应该挖掘学生的潜力，练习写作，储存更多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素材的积累就是为写作提供服务的，积累多了，就可以在写作过程中任意挑选，挑选词语、警句、片段等等，这就是写作的适应性和财富。
日记与周记：写日记或者周记是锻炼写作最为长效和特效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把储存写作的素材和信息、锻炼思维的好方法。在教师的精心指导下，可以让学生把日记或者周记分为：人物类、事件类、景物类、动物类、植物类等等类型，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把观察到的人、物、事、景分门别泪添加进去，以方便结集和查阅。
阅读与笔记：阅读除了记忆背诵以外有一种是阅读摘抄、还有一种是写心得体会记录故事梗概，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阅读时养成良好的记录习惯，是积累写作素材、储存写作信息、实现写作适应的关键所在。
写作与修改：长期的素材积累在写作时就会涌现出来，可是素材积累的再多如果不经过亲自写作就会荒废；写作是文化知识的体现、写作是文化知识的积累、写作是文化知识的更新、写作是文化知识的升华，完成了写作以后就要进行修改，古人说：“文必三改。”。在教师的指导下，写作以前列好提纲，修改时“有章可寻”，看是否达到了写作目的，同时还要看看词语运用的准确性、语言结构的合理性、篇章层次的详略性等等。
三、结合课文，多种形式运用素材，实现信息获得的创新性
《语文课程标准》对于作文的总体目标是：“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的表达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小学语文教学阶段，作文写作的要求从四个阶段开始：
首先是创设交流情境，组织学生交流写作信息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举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小学生作文竞赛”，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交流写作信息、方法和技巧，并且向优秀学生学习，激发热爱写作的兴趣，在此之前，教师必须紧扣教材、密切联系每个教材后面的练习题目，让学生在书本上找方法、在写作中练功力、在竞赛中比水平。
其次是改变写作方式，激发学生提高写作兴趣
写作难和作文难是小学生的头疼事，同时也是教师语文教学的棘手教学任务，怎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写作能力呢？那就是改变写作方式；一位很有经验的作文教学教师说过：“导致中国孩子不爱写作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作文题目缺乏趣味性、广泛性和创新性，使学生只能在作文时行走在字里行间排列组合，而不是进行知识、经验、兴趣、爱好的排列组合。”。
再次是培养思想素质，强化学生升华写作能力
任何一种教学方式都是以一定的教学思想和理论作为指导的，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寓思想教育于语文教学、于知识积累、于作文写作，渗透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品质，培养思想素质，使学生得到思想感情的熏陶，用浓浓的感情去写作。
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领域中的特有优势，及其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开发与运用，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教育体制变革的进程。多媒体技术综合运用了文本、图像、视频、声音等多种技术形式，将抽象化事物变得具体化、实例化，使教学活动突破了地域和时空的限制，改变了传统单一手段、单向灌输的“填鸭式”教学方式，从而改进和完善了教师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学生听课样式，使授课手段更加多样化，课堂氛围更加生动和活跃。
小学教育教学领域引入多媒体技术已经非常普遍，为此对多媒体技术运用和研究是进行小学语文教学体制变革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小学语文授课时引入多媒体技术，对改进和提升教师教学质量，促进和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增强和提高教师素养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在小学语文实践教学中，教师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将多媒体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课程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科学合理地组织和准备教学活动，更能丰富教学内容，优化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而有效改善和增强教学效果。
1 多媒体技术与多媒体教学
20世纪80年代，美国Apple公司创造性地推出了图形操作系统，成为多媒体技术的前身。可见多媒体技术是伴随着计算机的研究过程而产生、发展的。时至今日，由于多媒体技术是利用多媒体软件和相关处理技术将音视频、图文画等信息经过加工整合，形成可供人们视听的资料，便于人们直观访问和快速接受。在多媒体技术被广泛应用众多领域中，教育教学方面的应用格外引人注意，因此也就产生了“多媒体教学”这一新事物。多媒体教学是将多媒体技术与现代授课教学有机整合，教学时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多媒体设备制作和展现各种实践教学活动。为此，教师应加强对多媒体技术的研究与学习，更好地运用多媒体技术开展各类教学。
2 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技术，可帮助教师充实授课课件、构建课文中的情境、拓展授课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小学生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激发小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可根据小学生的成长特征和语文学科设置特点，合理、恰当、灵活地进行运用，让小学语文教学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活力。
2.1 在小学语文授课前引入多媒体技术
课前应用是指教师在开始讲授课文内容之前，运用多媒体技术将课文的要点、主要内容和相关知识背景用图文或视频形式进行展现，以便于学生进行朗读和品析课文。多媒体技术在课前的引入，不仅向学生呈现出逼真、直观的学习情境，更拉近了学习理论与现实的距离。学生通过媒体的声音和图像等信息，可形象生动地浮现或虚构学习情境，使其置身其中，这更能引发学生主动地去思考问题，带着问题去学习，使学习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在涉及自然景观或具体实物内容的课程里，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将自然景观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给学生，将课文中抽象的事物以有声、有形的方式呈现，并加上适当的语言解释，使创设的情境更加吸引学生去认真研究课本中的描述，让学生主动去学，主动去思考，主动去探知，进而提升教学的质量。
2.2 在小学语文教学授课中引入多媒体技术
授课中应用是指教师在课堂中伴随授课的过程，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与教学有关的内容通过图形、文本或动画案例进行辅助讲解或是针对重难点内容的学习。讲课中灵活运用多媒体技术，不仅能将抽象的文字表述转变为具体化的实物、实景，还能增大信息量、延伸学习的内容、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多媒体技术对自然景观五颜六色的图文呈现可激发学生的美感，对人物和事件情境的创设可触动学生的各种情感，这使得小学语文课堂变得更加鲜活和生动。如在讲解“澎湃”“咆哮”等词语时，可利用图像、录音或一段视频，让学生从视觉和听觉上感受狂风的怒吼和飞沙走石的场景，体验大海的波澜壮阔与汹涌澎湃，这能使学生掌握重点内容更加深刻，运用知识更加自如。
2.3 在小学语文教学授课后引入多媒体技术
授课后应用是教师在讲课完成后，将与课文内容相关联的资料通过多媒体技术处理，形成各种学习案例作为补充和强化学习的内容，将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具体形象的案例相结合，让学生利用课后充足的时间，巩固和理解课堂上的内容。在对案例进行自主分析和讨论，加深对课堂知识理解和消化的同时，更加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问题的反思能力。如小学语文中有很多关于名胜古迹的课文，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技术用美丽而鲜活的画面或是视频介绍等形式来展示名山大川的绚丽多彩，从而激起学生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美好想象，同时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知识面。在放飞个人梦想与心扉时，充分展现学生个人的想象力与创新意识，这点对于提高作文写作能力很有帮助。
3 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展小学语文教学时应把握的问题
多媒体技术为师生带来生动、形象、逼真的视听效果，将教学活动内容以全面、立体、实物化的形式展现，越来越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但在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负面的问题，如多媒体技术将教学流程变得更加复杂，过分依赖多媒体进行授课会造成师生情感交流的缺失，以及教师盲目地追求多媒体效果而忽视教学内容的质量等。
为发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正面作用，首先要求教师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充分研究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恰当地引入，避免盲目化；其次，教师应该结合小学语文实际的教学活动，合理、适度地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课堂内容的品质上，注重授课形式的创新，以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与学生交流互动；最后，要将多媒体技术与传统的板书教学合理结合，在注重教学形式多样化的同时，更要重视学生学习的效果，使传统方式与现代技术相互补充，不断优化教学效果，真正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
4 结束语
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为教师提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教学方式，同时也进一步开阔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拓展了知识领域，有效地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和主动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对语文课程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在教学中起着很重要的辅助作用。把握好多媒体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整合与运用，对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更应讲究应用的技巧，不能过分、盲目地使用，要切入要点用在该用的地方，使多媒体技术起到应有作用。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仍应以教师为主体，以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为主要途径，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特有优势，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产生更加积极、有效的教学效果，使其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
参考文献
[1]丁继文.浅谈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2011（32）：352.
[2]陈小敏.论小学语文教学中现代教学手段的合理运用[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1（9）：259.
关键词：民族歌舞产业 民族文化产业 现代价值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现有民族43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色鲜明、风格浓郁的歌舞，每逢节日集会、婚丧喜庆都有盛大的歌舞活动。它们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产实践，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民俗学价值。2010年,湘西自治州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22.6亿元,占GDP的3.5%。
纵观当前湘西民族歌舞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产业所带来的丰厚经济收益，以及它所提升的文化价值都印证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歌舞在满足了人们对美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一、发展民族歌舞产业是一种适合于本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模式
经济文化全球化已无处不在，在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已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民族文化产业在目前看来，是一种最适合于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模式之一，它的低成本型、环保性、高产出性、再生性、人性化、价值潜在性、文化传承性等诸多优越性，成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一种基础。
民族歌舞文化产业由于民族文化资源的丰富多样、产品的神秘古璞以及生成环境的生态性等特点，极合乎当代人的消费理念和审美价值，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2008年,湘西州国民生产总值为226.66亿元,增长8.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1.57亿元,增长5%;第二产业增加值93.64亿元,增长了7.8%;第三产业增加值91.44亿元,增长了9.9%。其中,旅游产业发展加快,2007年接待旅游者793.5万人次,增长21%；实现旅游总收入31.3亿元,增长27.3%;全年接待外国游客和港澳台游客4.2万人次,增长112.5%;实现创汇1875.3万美元,增长122.6%。
由此可见，民族歌舞产业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对拉动当地经济，延长旅游产业链,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发展民族歌舞产业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湘西各民族的传统舞蹈，除极少数属广场表演性舞蹈和宗教舞蹈外，大都属于群众自娱性舞蹈。这些拙朴的舞蹈就像散落乡间的璞玉，需要经过适当的雕琢才能向世人展现它璀灿夺目的光芒。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居住在乡村，比较分散、偏僻，平时他们所举办的各种民族活动也大多以乡、镇、县为单位，若没有省里统一举办大型的文化艺术活动，或者是专业的市场化运作，这些民间艺术是很难走出大山，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无论从人力、物力、组织上都很难做到。歌舞产业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少数民族得以向世人展示他们的民族文化，而不致于使这块美玉流落乡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风化。
民族文化产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形态，是传统民族文化资源在市场机制下得到开发与运作的具体表现。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现代文化巨大的冲击，处于急剧的转变与消失之中。发展民族产业就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开发与保护传承的一种有效模式。
三、民族歌舞产业在发展中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很可能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最后的家园了。当一个民族的成员们还自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个民族的一分子时，即使这个民族的各种外在文化特征都已消失，这个民族共同体也还会具有凝聚力，因此也还会依然存在，而不会消逝。在一个民族的绝大部分成员们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而且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成员而感到光荣和自豪的时候，这个民族共同体就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为保护和传承各民族的文化，湘西自治州政府投资5416万元建设湘西民族影视文化中心及投资11080万元建设湘西民族文化城；此外，投资6009万元的湘西民族文化产业中心已开始建设启动,相关文化场馆的建设将为全州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完善的硬件平台。同时，湘西州在凤凰县投资3.3亿元建造的凤凰国际民族风情园,这是一座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融合,集文化旅游观光、餐饮住宿、休闲娱乐、购物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修建和民族文化遗址的保护，使得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节庆及歌舞等民族文化，在给人们带来物质财富和精神享受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又自然带来了民族意识、民族凝聚力的升华。伴随着民族歌舞文化资源的开发，湘西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都在不断地增强。
四、为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提供多方位的视野
民族歌舞产业强调民俗文化、歌舞文化创意和文化旅游之间的产业关联性。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必须以这些资源的相互关联性为基础,共同促进资源的商品化,共同开发市场。
湘西民族歌舞文化的研究可以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补充更多的研究资料，提供更多新的思路。尽管有关民族歌舞文化研究的成果很多，但都主要集中在研究民族歌舞的形式、历史和特点方面，很少涉及有关歌舞文化资源的开发领域。因此，湘西民族歌舞产业的研究可以为文化资源研究注入新力量。同时，歌舞产业的介入可以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而不是一如既往地把旅游资源的开发当作文化产业发展的唯一筹码。
此外，研究湘西民族歌舞文化可以为民族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提供多方位的视野。在有关文化产业的著作和论文中，较为多见的都是有关于旅游业、影视业方面的研究，而对民族歌舞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这就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理论建设，不利于其长远的发展。因此，这一论题的研究可以促进甚至带动民族文化产业学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彭延炼. 湘西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5）.
[2]赵世林.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的云南歌舞演出产业[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关键词】活动作文作文教学设计。
一、“活动”式作文的设计原则
现在中学生真正对写作感兴趣的较少，普遍害怕作文，觉得无内容可写。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是家和学校，并以学校为主；他们的其生活内容是上课、作业和考试；他们的课程、舞台和生活都单一，造成生活单调，舞台狭窄，感悟甚少。所以在他们笔下，胡编乱造、无病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学生“无话可说、无事可写”的作文现状就不足为奇了。
从写作的角度来看，生活是第一性的，创作是第二性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而作文教学要从内容入手。综合活动式作文教学过程本身就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提供了寻找作文之源的途径。但是活动作文的设计也应该符合自身规律，要遵守一定的原则。
1、教育性
活动必须有明确的教育目的，自始至终贯穿、渗透着极强的教育性。主题的确定与设计，必须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决不能搞活动形式，走过场。例如，针对学生学习目的模糊或错误，可以组织《为什么而学习》、《以优异成绩向祖国汇报》等主题班会，要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可以组织《人生路怎样走》、《生命的意义》、《让世界因我的存在而美好》等主题班会。 在确立和策划主题班会时，必须思想明确，知道主要是解决什么思想问题，应该怎样贯穿教育性，达到教育目的、提高学生的认识。只有这样，主题班会才有实效，才不会流于形式。
2、针对性
活动要做到有针对性，班主任必须善于搞好调查研究。作为语文教师对于本班学生的精神状态、学习风气、作文状况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只有这样，才能摸清学生状况，抓住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能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促使学生的写作水平有效提高。
3、计划性
活动作文必须有计划性，有严密的序列步骤，不能随意而发。要与教育性、计划性三者有机统一。首先，要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设计出一个总体方案。其次，对所在学期的活动作文有个总计划。第三，对组织每一次活动要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如选择什么样的主题，采用哪些内容和形式，达到什么作文教学目的等等。有了计划，活动作文就会目标明确，进行顺利，能够较好地达到预期目的。
二、“活动”式作文教学实践
活动式作文是一种过程性的作文实践，而不是结论式的知识掌握。活动式作文教学通过一个个主题项目活动来展开，侧重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语文素养，而不是通过获取最后的结论来掌握作文知识。因此在评价学生时，应把着力点放在过程上。
一看主题项目确立和内容设计是否具有学习作文的价值和可探索性。
二看其资源利用是否具有最优性。
三看学习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即看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策略是否科学。
四看学生作文实践是否具有全员参与性和全程体验性，即看是否人人参与到作文学习中，个个都经历了实践、领悟、探索和创新的全过程。
五看作文结果是否具有深刻性和广阔性，也就是说，学生所表达的见解有没有一定的深度，看问题是否全面，是否有独到之处，所形成的学习成果怎样。
六看学生表达的见解是否符合人类的基本道义和规范，如果所说的内容有违人类的基本道义，思想不健康，应予以正确引导。
七看学习效率是否高，可从综合活动式作文教学的时间，所花的精力去分析。
总之，在评价时要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多鼓励少批评，宜启发少代替的原则，充分调动学生作文的积极性，以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此外，综合活动式作文教学是以一个又一个项目，一个又一个专题来进行的，各项目或专题之间尽管有许多联系，但并没有线性的逻辑关系。一个个综合活动式作文学习实践的推进，就好像将那一块块“积木”搭成各式各样的建筑或物品，其搭建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切不可按直线式的逻辑序列机械地安排综合活动式作文学习活动，而应按多样性的发展历程，设计学习内容，让学生在不同的综合活动式作文学习中，提高语文素养。
（一）“变形记”让学生有“情感”写
由湖南电视台创办的栏目――“变形记”，所讲述的故事是将两个生活背景完全相反的两地学生，交换“家庭”和“学校”进行为期七天的全程生活体验记录。在教学实践中，根据本班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学习状态，教师有针对性地选择“变形记”的主人公。所选的故事尽可能做到故事感染力强，能震撼学生的心灵，引起思想共鸣等效果。教师在“备课”时，要自己先观看一遍，要预计多数学生会因主人公的动人故事而感动流泪，要安排到一个特别安静的多媒体教室里，并且灯光也要稍微暗些。
[案例一]：“变形记”内容简介：魏 程，一位湖南长沙的网瘾少年，富足的生活环境，却厌倦习惯这样的生活，沉迷于网络游戏。性格冷漠偏激，有强烈的逆反心理，不爱沟通。他将会远去青海省民合县，一个叫朵卜村的贫穷小村子，他要在那里扎扎实实地生活七天，给一个盲人爸爸当儿子，吃粗面制的馍馍，下地干农活，在家里操持家务。
高占喜：青海民合县朵卜村的贫穷小村子的一位贫困少年。父亲是盲人，家中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只有靠一个哥哥打工赚钱，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年收入2000块钱。没坐过汽车，没吃过巧克力，没看到过高楼大厦。很懂事，帮家里干农活，却面临失学危机。
[学生习作1]这个故事折射出什么？
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候了，占喜的爸爸、妈妈和弟弟一起给魏程送行，乡亲们也热情地赶来送行。看着来送行的村民们，魏程感受到了这浓浓的纯朴的情谊，他有了太多的不舍和感动。占喜的爸爸摔伤了脚，也执意要送一送魏程，魏程、占喜的妈妈和弟弟只好一起搀扶着他走出村口。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最后分别的时候，占喜的妈妈拿出了昨夜赶着缝制出的漂亮的布鞋，弟弟拿出了自己别出心裁画成的树叶画，上面写着朴实而温暖的文字“亲爱的魏程哥哥，当你看到这片树叶时，你就看到了我……”，魏程接过这些礼物，手里感到沉甸甸的，他的手颤抖起来，鼻子酸酸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便“扑通”一声，对着高占喜的爸妈跪了下来，这一跪让所有的人都感动地哭了。当占喜的妈妈把他拉起来时，魏程和占喜的父母、占喜的弟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刻，爱已超越了血缘，超越了世上的一切！
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苦的地方和悲惨的家庭。相比之下，我真是生活在天堂，我知足了。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用我的学习成绩来报答父母。魏程临别一跪以后，彻底改过自新，开始努力学习，孝顺父母，后来考上了长沙市的一所重点中学。这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要理解父母对我的良苦用心，不能再沉湎于网络游戏，整日无所事事，来伤透父母的心。我要像魏程一样洗心革面，真心地去爱我的父母，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时刻保持一颗善良和进取的心。
（二）观察日记让学生有乐趣写
语文课堂组织学生外出观察动物、植物或自然景观可能有点困难。但双休日要求学生完成“作业”：写一遍观察日记还是可行的。要求学生按照原先分好的“合作学习小组”，事先确定好观察对象，带好观察工具（如放大镜等）和记录器材（照相机、录像机等）。条件许可时，教师也参与其中一两个小组活动，了解并促进提高活动实际情况。
[案例二]： 观察日记
今天，老师给我们上了《浮力》课后，回家看见爸爸沏了一杯绿茶。开始，爸爸接满滚烫的热水，再把茶叶投入被子中，茶叶们柔柔舒展着，芽儿挨着芽儿，一片推动着另一片，茶叶吸足了水分，轻盈润泽地在水中漂来漂去。望着杯中淡淡的茶水，我忽然觉得这透亮的玻璃杯，好像一座小小的海底城堡，杯中的茶叶仿佛一个个活泼美丽的小公主，拿着自己的小魔棒，正在嬉戏、玩耍。杯中的水平静了，茶叶有的沉在水底，有的浮在水面上。看，那片茶叶漂在水杯的中间，好像在跳舞；再看那片，一会儿向下沉，一会儿又向上浮，它可能在使用魔法吧。看，又来了一片，落叶似的沉了下去……
慢慢地，茶水的色彩越来越浓。我把鼻子轻凑近杯口，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喝一口，淡淡的茶香沁人心脾，让人难以忘怀。这时，我突发奇想：为什么茶叶刚放入开水时，是浮在水面上的，过一会儿怎么茶叶又都沉底了呢？不急，我得赶快找老师去。……
点评：
层次清楚，语句通顺。想象力丰富，描写的也恰到好处，写出了茶杯里茶叶的多姿多彩，让看着朴素的茶叶一下子吸引人了，并能与科学课相联系。写的既生动又写实，观察很细腻，值得赞赏。
（三）调查活动让学生有观点写
学生一天到晚忙于学习，疲于作业，很少顾及新闻大事和自己身边小事。如“你每天早晨都能按时排便吗？”“近视率为什么越来越高？”“搓麻将的市民为什么这么多？”“汽车多的后果是什么？”“下课铃响后，学生能否有权主动离开教室？”“跳马、单杠这些技巧性体育项目为什么不见了？”等等。如果能组织学生对其中比较感兴趣的“小事”进行调查，并统计分析，是否给学生产生一个“大吃一惊”的效果呢？使他们学会关注身边的事和人，更学习关心自己。
[案例三]：关于学生近视率随着年级升迁而升高的原因调查
1.调查表格
被调查者是否近视眼 ________；男生________ 女生________
调查项目评价指标坐姿端正基本端正不端正相当不端正看书时间很长时间较长时间较短时间很短作业很多较多正常较少看电视每天4小
时以上每天3小
时以上每天2小
时以上每天1小
时以上玩电脑每天1小
时以上每天0.5小
时以上基本
不玩双休日4小
时以上运动每天1小
时以上每天2小
时以上每天3小
时以上除体育课
其它无成绩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注：请在符合的相应1项下打“√”
2.统计分析
调查样本是初一52人，初二48人。初三50人（自己编，也可以整个年级人数，这样调查结果更具科学性）
影响
因素坐姿
不正看书
多作业
多看电
视多玩电
脑多运动
少成绩
差%8.448.588.712.921.686.82.6从上述统计结果可看出这两个特点：一是越是成绩好的学生近视眼越多；二是作业多和运动少是形成近视眼的两个主要原因。通过这次调查活动，让学生大吃一惊：难道成绩和少运动也是近视眼的一个重要原因吗？于是又组织学生对此问进行探究活动。该探究活动中我们组织学生进电脑教室进行搜寻查找。综合学生所搜寻到的种种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一是遗传性近视：家长有近视者很有可以会遗传给孩子。二是发育性近视：眼球前后轴长得过长，形成轴性近视。三是近距离作业时间过长，如长期读书，写字，看电脑时间过长，使调节长期处于紧张甚至持续痉挛，不能放松，睫状肌肥厚，晶体变厚失去弹性，形成屈光性近视。
……这样一来，学生自然有了自己的观点，讨论的话题一下就多起来了，写作自然有“料”了。
[学生习作3]：从老师拖堂看我们的休息权
“拖堂”是一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增加学生负担的行为，是对学生极不尊重的表现。“拖堂”现象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精力。下课铃声响后，教室外面有其他班级学生下课后走动声和喧哗声，教室内部有本班学生整理学习用品准备下课的声音。此时，如果教师继续再讲课，那么想听的同学听不清楚或分散了学习精力，不想听的同学心早已飞出窗外，根本没有心思再听下去。教师不辞辛苦地拖堂讲课，就是认为要解决的问题很重要，其实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有时学生会把拖堂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带到下一节课上，直接影响了下一节课的有效教学时间和效率。
2、造成了学生对教师的反感。学生对教师的拖堂行为非常反感，久而久之，学生会对所学的这门学科和任课教师产生厌恶情绪。拖堂现象牺牲了学生的休息时间，占用了学生准备下节课的时间，使学生在上下节课时总有一种不快之感。拖堂是对学生的不尊重，也是对下节课上课教师的不尊重，使学生感到无可奈何，也会感到教师的无能。
3、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学生经常上课，因而每节课多长时间已经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和生理上的条件反射。下课铃声一响，学生自然会有一种放松感，听课的注意力就很难再集中，时间长了学生就会有一种厌恶之感；如果教师再继续讲下去，学生反感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教师占用了学生课间休息的时间，学生上厕所和准备下节课的时间就会受到影响。长期这样下去，会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
4、影响了和谐的教学关系。课间十分钟，师生们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上节课教师如果拖了堂，就会影响值日生擦黑板的时间，影响学生外出或准备下节课学习用品的时间，打乱了正常的教学作息时间。也会直接影响到下节课教师上课的情绪，如果遇到性格粗暴的教师，会把气撒在学生身上。教师可以拖堂，学生就可以拖作业，教师的时间观念对学生产生了消极影响。另外，教师拖堂，学生本来要在课间做的事情，就会心急如焚，匆匆忙忙跑着去做，容易造成人身安全事故。教师在放学时间拖堂，会直接影响学生放学回家的情绪，引起家长的反对和不满。
教师“拖堂”，就是时间观念不强的一种表现。不要为拖堂寻找任何理由，最好的教师就是下课铃声一响，本节课教学任务立即完成，马上让学生下课，自觉养成不拖堂的习惯。
（四）主题活动有事写
学校每学期都有一定数量的主题活动，如感恩节、体育节、艺术节等等。班级还有主题班会。班主任要根据班级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设计一些针对性、教育性、启发性比较强的活动。如对人生的讨论――“在人生的字典上”；对英雄人物事迹的颂扬――“心中的火炬”；对科学知识的探究――“一把璀璨的金钥匙”；科技月活动――“地球寻医”；“鸟类是人类的朋友”；“让美充满校园”等等主题班会。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从中感受真、善、美，发现身边值得赞美的人和事。
[案例四]：感恩我生命中的人。我通过对班上所有学生有关感恩文章的阅读和整理，我归纳出如下一段诗：
感激生育我的人，因为他们使我体验生命，
感激抚养我的人，因为他们使我不断成长。
感激帮助我的人，因为他们使我度过难关。
感激关怀我的人，因为他们给我以温暖。
感激鼓励我的人，因为他们给我以力量。
感激教育我的人，因为他们给我开化了的蒙昧。
感激伤害我的人，因为他磨练了我的心志；
感激绊到我的人，因为他强化了我的双腿。
感激欺骗我的人，因为他增进了我的智慧；
感激藐视我的人，因为他觉醒了我的自尊。
[学生习作4]：父母之爱如四季常青之树，是我心中一道抹不去的风景线。
五年前，我的爸爸、妈妈踏上南去的火车去广东打工，把我留在家里由奶奶照顾。当时我认为他们不爱我了，不要我了，我怨他们，恨他们。多少次奶奶让我接电话，我跑得远远的不予理睬。两年后的一个春节，爸爸、妈妈终于回来了，妈妈一进家门见到我，就一把拉住我抱在怀里呜呜地哭起来，是那样的激动，是那样的酸楚；我也哇哇地哭了起来――因为我感到委屈，整整两年我过着没有爹娘照顾的日子啊！可是我何曾想过父母为谁呢？何曾体验过舐犊情深呢？
正月初六，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欢庆之中，爸爸、妈妈却对我说他们还要去广东打工，当天就得走。我央求妈妈说：“妈妈，我每天不要零花钱，你们不出去打工好吗？”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家没啥钱，你将来上高中和大学还要花许多许多钱，我们不出去挣钱怎么行？”看着妈妈的脸，我发现她比原来黑了许多，瘦了很多，也似乎老了许多。我不知再如何劝阻，只是心里一百个不同意。妈妈松开了拉着我的手，两眼泪汪汪地跟着爸爸走出家门。
爸爸、妈妈走后，一连几天我吃不下饭，写作业静不下心。奶奶见此情景开导我说：“晓锋，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要知道爸爸、妈妈打工很辛苦，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有时整夜加班不能睡觉。你应该好好吃饭，好好学习，为他们争光”。听了奶奶的话，我懂得了父母在外打工非常不容易，可是我不理解他们，我是多么的不应该啊！我后悔得潸然泪下。一天晚上，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晓锋，你没生病吧？……学习怎么样？……听奶奶话……”，以后每个星期六，总能从电话中听到千里之外传来的妈妈和爸爸的问候和叮咛。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的生养之恩我们怎能报答得了呢？我时常告诉自己要自律自强，不让父母为我的学习和做人烦恼、担忧。我学习很勤奋，成绩也出色。
父爱如山，母爱深似海。让我们永远铭记父母的生养之恩，学会感激、学会感恩，让父母多一丝微笑，少一份忧愁；让父母越活越幸福，越活越开心。
四、结束语
实践证明，开展各种课内外活动，带领学生走出课堂，通过参观、访问、搞社会调查，接触社会实际，接触社会生活，领略祖国大好河山，了解日新月异的家乡变化，既能开拓知识领域，开阔眼界，丰富生活，又能激发与发展学生的各种兴趣、爱好，进一步培养学生写作的动机。同时，还使学生有机会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可以更好地掌握课堂内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实现认识上的飞跃，提高获得知识、驾驭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和手脑并用的能力，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能培养学生不断追求新知、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精神。
什么样的活动方式最能帮助学生解决“写什么”的问题，教师应该从实际出发，发挥条件优势，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有选择地课内外结合，才能更好地开发引导学生的天资和禀赋，启迪学生的智慧，从而使学生形成能力，提高初中作文教学效果。
总之，我们的作文教学应该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学生一旦掌握了这些知识，就会通过这些知识去辐射自己的感性认识，并能把它们迅速地组织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别致新颖、匠心独运的文章就会脱颖而出，作文教学的预期目的也就达到了。
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就了存在主义原真性旅游体验，在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族旅游； 空间生产； 符号表征； 主客同位景观
21世纪以来，以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为旅游消费对象的民族文化旅游日益表现出后现代性的发展趋向①，或者说是一种后现代旅游的趋向。Natan Uriely（1997）认为，学术界关于后现代旅游的社会话语由“模拟的”和“他者的”两种理论框架构成。模拟的后现代旅游（the simulational postmodern tourism）的学术脉络聚焦于超现实体验，指向模拟的主题公园和其他典型的后现代人造景观；他者的后现代旅游（the other postmodern tourism）概念强调对真实的探寻，指向不断成长的自然的吸引力和作为后现代表达的乡村。后现代旅游的这两种维度构成关于旅游性质互补而不是冲突的观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人造主题公园类型与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村）类型，分别是模拟的和他者的后现代旅游的典型代表。而模拟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空间生产方面。国内关于后现代旅游的研究非常有限，且相关研究以宏观理论探讨为主，对当代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性缺乏专题的分析探讨。本文基于对云南“彝人古镇” 见下文案例分析。典型个案的田野调查，尝试对民族文化旅游通过旅游空间生产而体现的后现代性特点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作为文化旅游后现代性重要标志的“主客同位景观”概念。
1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及其生产
空间是后现代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法国批判哲学家Henri Lefebvre（1991）曾提出空间的三重性或称三层次性，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空间的实践”是作为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基本过程的一部分，表现为可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环境；“空间的表征”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主义者、技术官僚和社会工程师等共同生产的概念化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是与物理空间重叠的属于居住者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空间。可见，空间具有物理性、社会性、符号性和可生产性。
民族文化旅游所指涉的空间，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样态，是旅游者活动的空间范围和表现形式。其内涵兼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和常态民俗生活文化等内容，是具有明确地理空间范围的旅游主客体互动的社会文化空间。从旅游主体（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有着不同于日常生活空间的特征和符号内涵，它既是获得旅游体验的前提条件，也是旅游体验建构的产物，具有主观建构的抽象性和剧场化特征”（谢彦君，2010）。从旅游客体（与旅游者相对应的旅游对象）的角度看，“旅游空间是通过旅游产品“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被旅游规划人员“有意图生产出来的旅游产品”（李琮，2009）。可见，民族文化旅游空间是物理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叠合空间，涵盖和体现了民族文化旅游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多层面的现实意义。
空间生产是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旅游产品和旅游景观的重要途径。民族文化旅游所涉及的景观生产、符号消费、文化体验、遗产保护等问题，都与空间生产息息相关。民族文化旅游所营造的空间具有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91）所说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层次。相对应地，空间的实践生产，指旅游地空间区位与配置组合、自然地理景观与民族文化物质载体等物理空间的开发实践；空间的表征生产，指旅游地标志性旅游景观符号系统及旅游产品的制造、舞台化再现与产业化开发，是文化旅游参与体验的主要空间；表征的空间生产，既相连于旅游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层面，又相连于游客的艺术想象和建构，是获得民族文化旅游原真体验的重要空间。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体现了旅游空间基于主客体互动的文化建构本质。
旅游产品、旅游景观、文化空间、旅游文化符号等概念与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及其生产密切相关，而且这几个概念的内涵互有交叉（见图1）。通常意义上，旅游产品是指为满足旅游者需求而向旅游市场提供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从旅游空间的分层和实际功能看，旅游空间中的物质实体和环境氛围只是旅游产品存在和呈现的结构要素。但从宽泛的符号消费角度看，“无形的象征、氛围甚至愉悦感，都可以透过符号价值的交换而被购买，视觉消费成为现代旅游活动的另一重要特点”（宗晓莲，2005）。所以，作为旅游符号消费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旅游空间中的物质实体和环境氛围也可被视作旅游产品。可见，旅游空间生产既有典型商品化旅游产品的生产，也有旅游商品依存和呈现所依赖的实体、环境与氛围的生产，还有旅游者与民族文化旅游地东道主互动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旅游空间生产，是较一般旅游产品生产更为复杂的一种复合性生产。旅游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人文景观中，只有向游客开放并且直接服务于旅游需求的才属于旅游产品。如同样是民族服饰，只有成为商品交换和舞台展演道具的才是旅游产品。旅游空间的生产正是通过旅游景观的规划设计与生产制造而得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空间”定义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乌丙安，2005），它强调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举行的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核心内容，强调文化旅游产品的民族性、传统性、空间场景性，所以，文化空间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最核心的内容和主要的产品形式。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所有在某种形式上能被知觉并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恩斯特·卡西尔，2004）。旅游可被视作游客对旅游文化符号的消费。旅游文化符号与旅游产品、旅游景观、文化空间部分内涵叠合。文化空间既是标志性旅游文化符号，还是核心旅游产品和典型旅游景观。
2 无所不容与符号表征表征（Representation）是指在实物缺席的情况下重新指代这一实物的任何标识或符号集（史忠植，2008）。认知意义上的表征不仅是认知对象的替代物，传递着认知对象的信息，它还是反映认知对象的一种内部心理结构，是在思维中被加工的客体（彭聘龄，张必隐，2004）。因此，表征本质上是对某一种事物的加工性的替代。符号表征即用符号指代某种事物。符号和符号所指代对象之间构成了表征关系。 ：旅游空间客体生产的后现代性
旅游空间客体作为旅游规划人员有意图生产出来的旅游产品，包括旅游地物理空间、旅游景观符号、旅游商品等游客接触并参与其中的空间实体及氛围。
“彝人古镇”通过吸纳整合韩国、东南亚的世界资本而形成了一种独特旅游消费空间。这个旅游空间提供了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文化特色旅游商品，具有詹姆逊所言的被大众商业文化重新整合的全球性、整体性的后现代“超空间”性质（姜楠，2008）和哈维所说的“以时间的压缩和空间的分散、多样为标志”的后现代“时空压缩”的特点（陆扬，2009）。“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的生产综合了历史复原、模拟示范、创新复合等多种方式，在内容上表现出去地方化的无所不容，在形式上表现出地方化的符号表征，体现了古镇旅游空间客体生产的突出特点。
2.1 内容：去地方化的无所不容
“彝人古镇”本文个案点“彝人古镇”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人造主题公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最美十大主题公园”之一。位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经济开发区内，建在原（宋）大理国德江城旧址，占地约3161亩，总投资32亿元，是以古建筑为平台、彝文化为灵魂的大型文化旅游地产项目，是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确定的十大文化产业之一，是楚雄汇通古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镇公司）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综合试点单位。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彝人古镇”还荣获“中国最高火把”、“规模最大的新建仿古镇”两项世界吉尼斯之最。笔者于2011年7月至10月对“彝人古镇”进行了田野调查，对景区主要的旅游项目进行了参与观察，与古镇公司管理人员、导游、祭火表演的毕摩、游客、本地彝族群众、周边汉族居民、古镇经营户等不同群体进行了访谈。本文所用资料，除特别注明出处的之外，主要来源于此次田野调查。所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地处“彝族文化大走廊”的中心部位，具有“一州连三市”（昆明、大理、攀枝花）的区位优势，是全国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州府城市楚雄是滇西旅游黄金线上的重要门户。“彝人古镇”位于楚雄市中心区，作为滇中重要旅游商贸区，吸引着全国各地及世界的旅游商品生产商和销售商纷至沓来，由此形成无所不容的旅游空间，其涵盖自然风景、民族历史文化、旅游商贸、旅游地产等诸多内容。“彝人古镇”有7大分区、70多个小分区，以楚雄州内风光名胜为基本素材，各种木桥、石桥10余座，亭台楼阁、假山地景若干，是一个集文化、旅游、商贸、地产、餐饮为一体的现代仿古镇。核心景区德江城已形成清明河、茶花溪和德运路为主的三大商业中心区。
“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提供了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文化特色旅游商品。游客可以在喧闹的商贸街品尝特色小吃、购买来自缅甸、韩国及国内各地的时尚旅游商品，体验Spa休闲健身，也可以乘坐游船游览幽静的“清明河”，或乘坐洋车、欧式宫廷马车游览全镇。旅游空间内容的无所不容还直接体现在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上。以建筑为例，“彝人古镇”的建筑风格在以楚雄、武定等地彝族传统民居为原型的基础上，博采了大理、丽江、江南水乡等古园林建筑之长，形成多元建筑文化元素兼容的独特样式。再如节日产品，国家法定节日、本土彝族节日、主流的汉族节日均被填充于“彝人古镇”的节庆时空中，举办元旦节、春节、元宵节、正月十五庙会、圣诞节、火把节、彝族情人节、中秋节、光棍节、彝族年、儿童节等众多节庆活动。
“彝人古镇”营造了融汇世界文化的全球化旅游图景，如夏普雷（1994）所言，“在旅游的情景中，后现代最突出的表现是‘去差异化’（dedifferentiation）”，“旅游地呈现同质性、无地方性特征”（王宁，等，2008）。在调研中，笔者就“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无所不包的后现代性曾访问过旅游规划管理者、旅游营销者、游客（含本地市民、外地旅游者、古镇居民）、本地彝族群众。被访者几乎都认同这种旅游空间文化元素是被移植的、碎片化的、全球同质化的、无所不包的、快餐式的，同时又对其满足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大众旅游者的实际功效给予肯定。从这个意义上看，具有后现代旅游性质的“彝人古镇”，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大众旅游者广泛认同的、跨越文化边界与时空范围的旅游消费空间，而“游戏碎片”（瑞泽尔，2003）也成为“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后现代性的必然后果。碎片化的、表层化的大众旅游消费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旅游空间的文化整体性和深度，从以下被访者褒贬不一的评论可窥一斑：
古镇管理人员（LJY，女，40岁）：把具有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既丰富了古镇旅游商品内容、体现了古镇的民族特色，又方便游客、活跃旅游市场，何乐不为？平常旅游团队非常多，周末这里就是昆明及周边城市居民的黄金度假区。
古镇旅游公司导游（GH，女，25岁）：昆明很多旅行社经常安排到大理、丽江旅游的团队来这里。通常是下午来，住一晚，第二天走。一是体验彝族文化，省外的客人特别喜欢；二是这里旅游商品丰富，时尚的、传统的应有尽有，能充分满足客人的娱乐消费。遇到节假日，旅行社提前一周预约都排不上队。
古镇居民（女，经营风味食品）：“彝人古镇”就是个大杂烩，这里是我们楚雄州的大商场、美食城、娱乐场、城市公园，不光外地游客喜欢，楚雄州和周边州市的人都爱来。
游客（男，昆明游客）：这里彝族文化旅游项目设计得还行，特色突出，很热闹；但没深度，只能满足一般性的旅游观光和吃喝玩乐。
2.2 形式：地方化的符号表征
“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客体的生产同时包含了去地方化和地方化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容上去地方化的无所不容，另一方面是形式上地方化的符号表征。霍尔（2003）认为，表征的实践就是概念、观念、情感等“在一个可被传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这是一个旅游空间及其客体符号化生产的过程：一方面，“彝人古镇”作为旅游消费空间，从宏观区位选择和微观的旅游规划布局都被“主题公园”、“文化旅游产业”等符号所定义，呈现为符号化的旅游消费空间；另一方面，作为具体旅游空间客体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核心旅游景观与游客参与体验空间等均依托传统彝族文化进行符号化生产，这些体现出“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地方化的符号表征特点。
“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客体的符号化生产，是指标志性景观符号系统的制造和符号性旅游产品的舞台化表演与产业化开发，是旅游规划人员根据彝族文化特色和市场需求，为旅游者认识、了解彝族文化而有意识规划与生产的概念化的空间想象。但凡被称作文化遗产的都是最具民族特性的传统文化，物质文化是其“形”，非物质文化是其“神”。旅游空间客体的符号化生产就是民族文化遗产“形”与“神”结合再现的生产。这些符号化的旅游空间客体，是依托彝族传统文化遗产、兼顾旅游者“凝视”取向而进行艺术加工、提炼的民族文化再生形态，是彝族文化旅游资源商品化的结果。通常情况下，旅游空间“地方化”符号表征实践，以表演艺术、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展演为主要内容，以游客参与体验空间的生产为主。“彝人古镇”以楚雄本土彝族文化为主题，主要景点有：彝人部落、毕摩文化广场、梅葛广场、咪依鲁广场、土司府、庙会戏台、望江楼、威楚大道等。在彝人部落、毕摩文化广场等核心景点，游客可以体验到地道的彝家美食、彝族歌舞表演和彝族“祭火大典”仪式；庙会舞台的方寸舞台之上不仅有传统的彝族古音乐节目《威楚余韵》，还汇聚了众多现代舞蹈、相声小品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彝人古镇”文化旅游景观及常态活动一览表》即可领略彝族民族建筑、歌舞表演、《祭火大典》、节庆等旅游产品具有典型的“地方化”特点（见表1）。
舞台化的文化空间生产与符号表征是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主要手段。“为了强化民族表识、民族特色和营造旅游地的民族形象而出现了传统文化向‘艺术’形式的转变，即传统文化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形成了具有表演和观赏价值的艺术”（刘晖，2006）。作为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显性因子的彝族歌舞艺术，在旅游空间生产中被舞台化生产为《威楚彝韵》、《彝乡恋歌》等系列舞台剧目。彝族火崇拜的祭火仪式也被开发为舞台节目。毕摩文化广场的《祭火大典》和彝人部落的《彝乡恋歌》系列节目（含品彝族长街宴、赏伴餐歌舞表演）是每天的常态活动，也是深受游客喜爱、参与性最强的活动。彝人部落集中展示了楚雄彝族传统的民居住屋、土主庙、姑娘房、毕摩房、服饰、餐饮、歌舞及酿酒、制豆腐等传统手工技艺等民俗文化。以《祭火大典》为例，节目虽以祭火为题，但诸多符号化、艺术化的歌舞元素贯穿节目始终。参加祭火表演的，除毕摩是地道的彝族宗教职业者，其余人员均为公司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毕摩姓鲁，是古镇公司专门从楚雄州姚安县请来的，除晚上在祭火仪式上担任重要角色，还在彝人部落里开餐馆，有时还有人请做法事。当笔者问及“古镇的祭火仪式和你们村里的有什么不一样”时，他说，“火把节的时候会回村里主持祭火，村里一直在做，在古镇属于商业化操作，但民族特点得到了体现”。2011年10月6日，笔者亲眼所见祭火仪式的火把被当场以1800元高价拍卖。
少数民族节庆是民族歌舞、宗教仪式、服装、饮食等传统文化荟萃一堂的文化空间，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与参与体验空间。彝族年是“彝人古镇”新推的旅游品牌。2011年11月19日，“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年活动”在“彝人古镇”内隆重举行。大牌坊下松针满地，号角声响彻云霄，盛装的彝族青年男女夹道起舞，客人们喝下热情的迎客酒。威楚大道上摆了可容纳近3000人多达300桌的长街大宴。彝家人祭奠先祖，庆贺丰盈。夜晚民歌对唱、歌舞表演、祭火大典、篝火晚会等
一系列丰盛的文化活动，让楚雄市民、游客与彝家人共同领略了彝族新年的魅力。
其中不少外地游客是昆明各旅行社与古镇公司提前预约安排的。彝族新年民族文化符号的集中呈现与仪式化操作得到游客的一致好评，笔者随机问了几位外地来的游客“对彝族新年感受如何？增进了您对彝族文化的认识了吗？”回答多是“太有意思了”、“有彝族的特色”。
针对“彝人古镇”能否体现楚雄彝族文化特色、其文化旅游的符号表征的社会效应如何等问题，笔者专门访问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SX。他认为，古镇通过较为系统的规划设计，把彝族传统村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精华，把彝族文化有特色的、能展现的都呈现给了游客，集中展现了楚雄彝族文化的精髓；虽然符号化、舞台化的痕迹非常明显，但作为旅游背景下的民俗文化展示，这是无法避免的。综合“彝人古镇”旅游营销者、游客、古镇居民、彝族文化研究者的观点，社会对“彝人古镇”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报告人普遍强调，这样一个文化高度浓缩的旅游景区，可让那些旅游行程紧张的游客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尽可能多地感受到彝族文化的特色。
民俗生活事项被高度符号化似乎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旅游开发策略。但其后现代旅游的弊病也显而易见。旅游空间客体的符号化生产是为迎合后现代游客的符号消费欲求、以游客和旅游市场为生产标准、抽取族群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采借主流社会文化符号而融汇创造的一种拟态的民族文化景观，因此，这种“在地化”的符号表征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文化碎片的特征与符号拼凑的痕迹。彝族文化真实、完整的文化体系被肢解，文化符号的原有所指被消解，而重新生产出满足后现代游客符号消费的舞台化、片断式、浅表性的所指意义。楚雄彝族的族群形象在“彝人古镇”这样一个后现代文化旅游情境中，被塑造为“旅游民族景观”。
3 去中心化与主客同位：旅游空间主体生产的后现代性
“彝人古镇”作为民族文化旅游的后现代人造主题公园类型，因其旅游空间与生活空间交融而产生多元主体。多元主体在自娱——表演的旅游场景中主位角色与客位角色的叠合，建构了独特的主客同位景观美国语言学家派克从语音分析的音位（phonemic）和音素（phonetic）两个角度，引出了主位（emic）和客位（etic）的概念，并指出这两个概念对于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化现象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后来被运用到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位如同音位，是指从当地人的视角、以局内人标准看待和理解文化；客位如同音素，是以外来观察者的角度、以局外人标准看待和理解文化。主位与客位之划分，被用于强调当地人与外来者相区别的文化角色。就民族文化旅游而言，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与游客是两大关键主体。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是主位的，外来游客是客位的。具体就本文而言，在“彝人古镇”后现代的旅游-生活空间中，以彝族群众为主的多元主体，他们既是古镇内反映彝族文化的展演性景观（主位），也是从周边各地汇聚到此娱乐的游客（客位），这就产生了主位与客位叠合的情况，即“主客同位”现象。相关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如王宁、刘丹萍、马凌等（2008）编著的《旅游社会学》提及，英国每个城市和乡镇都将自身作为旅游目的地来促销，在这些城市旅游的游客往往就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旅游目的地与游客常居地之间的差异（“我者”与“他者”的对立）已显得不再重要。。与旅游主客体泾渭分明及旅游场域侧重以游客为中心的现代旅游不同，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去中心化和自娱-表演景观的出现，是“彝人古镇”这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楚雄彝族自治州）模拟的民族文化旅游后现代性的突出特点。
3.1 去中心化：旅游-生活空间的多元主体
作为模拟的后现代旅游类型，以人造景观为主的民族文化主题公园因民族文化主体（文化持有者）与民族文化的分离，换言之，因民族文化主体（文化持有者）的“在场”缺失，催生了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的出现。“彝人古镇”是“景区+社区”模式，由此形成生活空间与旅游空间交叠的结构。据古镇公司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古镇社区有来自浙江、广东、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台湾以及欧美、澳洲、东南亚上千位海内外业主。作为楚雄大众休闲、娱乐、购物的城市繁华景观和商贸、地产、文化展示混合的旅游地，“彝人古镇”成为城市居民和周边被征地乡镇农民的文化乐园。作为全州彝族文化展演的中心，吸引了众多群众汇聚于此，以展示、表演彝族歌舞等传统民俗文化自娱自乐。周边彝族群众（彝族文化持有者）、社区居民（商住户）、游客、景区文化旅游演职人员、城市市民、周边被征地农民等构成古镇的多元文化主体。与现代旅游以游客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不同，作为模拟的后现代旅游类型，“彝人古镇”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作为“联合旅游者”，在这个“大众旅游的联合世界是没有传统、是非中心化的”（阿格尼丝·赫勒，2005）。这使得作为彝族文化旅游地核心主体的彝族文化持有者处于去中心化的地位。“后现代社会的旅游模糊了过去对旅游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区分”，“人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作为游客存在，旅游活动与日常活动不再被明显的区分开来”（潘秋玲，丁蕾，2007）。在“彝人古镇”的旅游-生活空间中，多元主体中的部分主体，如社区居民（商住户）、彝族文化持有者、城市市民、周边被征地村民的身份往往与游客身份同位叠合。换言之，出现在“彝人古镇”景区内的社区居民（商住户）、彝族群众（彝族文化持有者）、城市市民、周边被征地农民，他们既是古镇的主人，也是古镇的游客。
3.2 主客同位：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
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出现，是“彝人古镇”作为后现代旅游空间主体生产的标志。它彻底打破了现代旅游主体与客体泾渭分明的角色划分。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主体和展演者是景区内处于去中心化地位的彝族文化持有者，他们具有文化主体与游客的双重角色。从游客局外人的客位视角看，他们是古镇民族文化的主人，他们是真实彝族文化的持有者和展演者，他们连同所展现的文化景观一同构成了旅游空间中被游客欣赏的客体。从他们自身局内人主位的视角看，他们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这彝族文化主题公园（古镇社区）的真正主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景区内休闲娱乐，在古镇旅游场景的激发下借助于旅游活动或旅游氛围寻找本真的自我，体验自己作为彝族文化持有者的存在。他们处于一种文化主体（局内人主位）与旅游客体（局外人客位）同位叠合的“阀限”“阀限”是范·杰内普创立的关于过渡仪式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仪式参加者在仪式过程中处于一种失去所有身份特征，被排斥在社会正常分类体系之外的边际化状态。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并使之成为人类学仪式研究的核心概念。状态。根据王宁的观点（Ning Wang，1999），“存在性真实是指生命的一种潜在存在状态，旅游中的真实体验是在旅游的阀限过程中去获得这种被激活的存在状态（an existential state of Being）”，这种主客同位者的旅游体验正是存在主义原真性体验原真性概念最初源于博物馆与哲学研究领域。原真性是旅游体验的核心概念。目前关于原真性旅游体验的分类主要有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定制化的原真性等。其中存在主义原真性强调对旅游主体即旅游者自身真实性感受的关注。Ning Wang（1999）认为，存在主义原真性又可以细分为个体内在的原真性（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和个体间的原真性（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后现代旅游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游客的体验更强调个体性，注重个人的创造性和参与感，强调人的主观感受，不再依赖传统的旅游吸引物，人们注重寻求自我独特的体验及不同情绪的满足”（潘秋玲，丁蕾，2007），“后现代旅游的核心意识是从商业化的旅游向生命体验的回归”（白光润，李仙德，2007）。这种存在主义原真性体验，正是主体在“彝人古镇”后现代人造景观旅游体验的主要模式之一，它催生了自娱-表演主客同位景观。
主客同位景观1：彝人部落内的城市彝族老人
古镇的彝族民俗活动大多集中于傍晚举行。每晚7：00-8：20，彝人部落是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会有古镇公司歌舞团为品彝族长街宴的游客进行“彝乡恋歌”系列歌舞节目表演。与此同时，在彝人部落大门内，还有一队身着彝族盛装的老年人在进行彝族传统歌曲弹唱表演。8：20专业歌舞团表演结束后，他们便会进入部落广场继续载歌载舞，欢度良宵。2011年10月5日晚，在这里表演的6女4男系楚雄州武定县的彝族老乡会人员，他们白天在城内公园活动，晚上来古镇表演。据调查，像这样的民间团队有10多个，散布于“彝人古镇”的多个主要景点。多数是由来自州内不同县份的退休人员组成的彝族老乡会，受古镇公司邀请，晚上来古镇娱乐兼表演，公司发给交通补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是自娱自乐，又能为古镇添彩”。
主客同位景观2：周边被征地汉族老人
彝人部落、望江楼、庙会戏台等地，是古镇旅游开发公司邀请和安排群众自娱自乐兼表演彝族歌舞较为集中的区域。笔者通过访谈发现，这些自娱自乐兼表演彝族歌舞的人并非都是真正的彝族，部分是周边被征地的汉族群众。古镇已成为他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聚会场所。一位歌舞尽兴之后准备归家的汉族大爷告诉笔者，因为楚雄是彝族自治州，平日广播电视等传媒对彝族文化的宣传就比较多，加之村子周边彝族较多，汉族同胞从小受彝族文化影响，所以普遍都会彝族歌舞。可见，彝族文化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地标，无形之中影响了州内其他民族。“彝人古镇”作为彝族文化主题公园，彝族文化自然成为古镇排他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主客同位景观3：散布景区的本土彝族歌手
在歌舞充斥大众休闲娱乐空间的年代，“彝人古镇”也少不了冠以“彝族歌王”、“彝人古镇情歌王子”、“彝人组合”之名号的视听娱乐景观。他们真实的彝族身份和地道的彝族歌曲展演，成为古镇主街富有原创性和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与上述景观1和景观2不同，大多数彝族歌手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自娱自乐和展演，贩卖彝族音乐文化唱片是其主要目的。明显的商业经营行为，使这类景观较前两种主客同位景观更为复杂。尽管如此，它仍旧具有彝族文化持有者自娱-表演景观的特质。
由此可见，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与展演者大多是真实的彝族，也有少数是汉族。无论其民族身份是真实的抑或虚拟的，其在“彝人古镇”旅游空间所展现的均是彝族文化持有者的角色。正如戈夫曼所言，“在社会剧场或舞台，自我的表演和呈现受到文化或社会‘剧本’的制约”（王宁，2011）。“彝人古镇”作为彝族文化主题公园的文化排他性，决定了不论他们是何民族身份，在彝族古镇，他们就只能建构和呈现彝族文化景观。事实上这种主客同位的自娱-表演景观的建构，是开发企业与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共谋。“空间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策略与场所”（潘泽泉，2009），正是旅游空间设计与开发人员、彝族文化持有者、周边被征地农民、景区商贸人员等多元主体“通过主体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潘泽泉，2009），其中市民（无论彝族或汉族）的参与互动，对城市民族文化旅游景观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
4 旅游空间生产与民族文化保护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政治，不仅充斥着多元主体与多种权力话语的社会实践，还反映出民族文化资本化和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的社会效应。
4.1 民族自治地方的城市景观生产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与资本、与政治结合生产的社会景观，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彝人古镇”已成为楚雄彝族自治州象征性的城市景观和彝族文化地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制度结构对空间的塑造最为直接和强烈”（王丰龙，刘云刚，2011）。近年来，楚雄州委提出“打造彝族文化精品、发展彝族文化产业、建设彝族文化名州” “彝人古镇”项目背景[EB/OL].[2012-03-16].http：∥/show.asp？id=226的战略思想，“彝人古镇”开发项目被列为全州文化产业建设的十大项目之一，也因此成为云南省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标志性城市景观。
4.2 民族文化的旅游化保护
“彝人古镇”文化旅游空间生产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企业、地方政府、旅游地多元主体，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谋和权力协作，共同建构了“彝人古镇”旅游空间。在古镇彝族文化资本化生产与旅游化保护中，地方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楚雄州政府从各方面大力扶持和引导古镇发展，成为地方彝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地产业开发的成功典范。开发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古镇文化旅游开发的具体组织策划与运营者，企业充当了具体文化旅游空间的规划、设计、生产者。古镇的多元主体是民族文化旅游的关键要素，作为后现代人造景观和模拟民族文化旅游必不可少的文化展演者与参与者，他们在闲暇娱乐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彝族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无论真实的或虚拟的彝族文化主体，他们作为古镇文化的主人，对旅游地的形象建构和本土彝族文化的传承保护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民族文化旅游景区，作为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民族文化处于一种持续的旅游情境与旅游化生存状态中。笔者将这种通过旅游场景再现和文化再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传承保护，称作“旅游化保护”（桂榕，吕宛青，2012）。从民族文化旅游与文化保护的角度看，应该“通过无所不在的强调地方本土文化重要性的游客凝视和相应的获利，使旅游成为保护地方的推动力”（Liu，2005）。民族文化要获得产品的资格和权利，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他者的认同。获取这种认同的基本方式，就是这些文化要素在群体层面上的资本化运用（陈庆德，马翀炜，2007），“彝人古镇”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正是通过旅游空间生产和文化旅游消费形式得以实现。楚雄彝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和公民权的标识，通过“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激活、保护与传承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寻找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尽管不同区域的彝族族群文化通过文化旅游的舞台化再生产，在对外民族文化形象塑造中被同质化与象征符号化，但在媒介与文化市场的共同形塑中又不断激发、建构出新的富有生机的民族性。
5 结语
“彝人古镇”作为模拟的后现代旅游景观，它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流通与旅游消费空间生产的产物，是民族文化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共同建构的社会空间。其旅游空间的生产表现出时空压缩、无所不容、符号表征以及旅游-生活空间多元主体去中心化、自娱-表演主客同位景观建构等后现代性特点。与生俱来的后现代性，一方面使其文化生产碎片化、符号化；另一方面，却成就了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原真性旅游体验，而且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借助城市景观建设来开展文化遗产旅游化保护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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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投入产出表；产业融合；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152-03
一、文化旅游产业的概念
目前对于文化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论述。徐群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文化中留存下来进入旅游市场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主要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宗教民俗设施以及有关的风土民情、民俗礼仪[1]。龚绍方指出，文化旅游产业化就是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市场主体的企业化、系统化、市场化、规模化基础性产业运动[2]。万圭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以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为核心，带动饮食、交通、娱乐、旅游产品等一系列商业活动配套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产业群[3]。李云涛认为，文化旅游产业主要是指由人文旅游资源所开发出来的旅游产业，是为满足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而产生的一部分旅游产业。邵金萍从文化和旅游的本质着手，认为文化旅游产业就是以文化为内容、以旅游为依托的综合性产业[4]。根据2004年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旅游业归于文化产业圈层结构的层，这说明现代旅游业越来越成为文化旅游业。
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分支，还有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旅游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因为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对旅游产业的内涵和外延还模糊不清。然而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文化旅游产业纳入到文化产业或是旅游产业。它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渗透交叉的产业，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产业融合的结果。
二、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关联分析
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它的发展离不开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行业或其他产业的支持，同时也会带动它们的发展。被称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的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通过对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供文化产品以及为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提供物质设备和智力服务的经济行业。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75%。所以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将会有光明的前景。本文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两个产业之间的关系，为了使研究更全面，把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餐饮和住宿也加入表中。
本文参照《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2007 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事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事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旅游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十个部门作为文化产业部门。由于是研究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所以把旅游业单独列出。通过对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调整合并，得到以下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见表1）。
通过表1和表2发现：（1）文化产业对旅游业的投入要大于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住宿和餐饮业的投入，可见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十分密切。（2）在旅游产业的总产出中，有近13.6%的投入来自文化产业，而在文化产业的总产出中，只有约0.17%的比重来自旅游业；然而从上页表1中看，旅游业的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量要大于文化产业对旅游业的投入量。可见虽然旅游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较多，但由于文化产业经过不断发展，内涵和外延比较清晰，已涵盖文化产品行业、文化服务行业、文化附加值行业和文化制造业，文化产业有很强的扩散效应，产业内的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有着高度的投入产出的多向关联，而旅游业对其产出影响较小。旅游业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可以借助旅游市场这个平台，高起点的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旅游为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载体，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文化的保护和保存。
文化产业在旅游业的产出中所占比重较大，可见文化对旅游的发展有较大影响。表现在：（1）文化资源是旅游产业的资源依托，旅游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化资源的加工。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公布的相关文件，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文化遗产、出版印刷业和著作文献、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频媒体、视觉媒体、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和游戏、环境与自然十个方面。中国的文化遗产、社会文化活动和环境与自然等文化资源丰富，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生产资料”。（2）文化产业拓宽和延长了旅游产业链。从横向上看，文化产业融入到与旅游相关的各产业中，增加其附加值，也提升了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从纵向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生产、销售、管理、消费等众多环节渗透、融合，延长旅游产业链条。（3）旅游产品因文化的渗透而更富有内涵，形成产品的差异性，提高旅游产品的档次，最终形成品牌。旅游企业具备先进的企业文化，提升旅游企业的竞争力，文化产业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4）文化产业中的新兴媒介越来越多，如：微博、团购等，为旅游营销提供了新手段。旅游产品借助新媒体、新营销渠道实现与市场的对接。
从表3看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影响力系数较大，说明两个产业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能够有效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感应度系数超过产业平均值1，这说明文化产业对其他部门的支撑作用也是相当大的。
通过以上分析看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关联度高，而产业关联是产业融合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两个产业容易发生融合，且产业融合度也比较高。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加强两者融合，形成双赢模式。
三、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分析
（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过程
文化产业链是一个关于文化产业中围绕文化产品而展开的各个环节之间以及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概念[5]。文化产业链从纵向上看，形成了上游环节的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中游环节的对文化资源的深加工和包装，提高文化产品的价值量；下游环节的文化产品经营，提供客户满意的文化产品。从横向看，文化产业已涉及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音像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娱乐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文化和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事业等。旅游产业链是指在旅游者到目的地的空间转移及旅游消费过程中，为其加工、组合并提供旅游产品，以助其完成到达目的地的旅行与游览[6]。
由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政府管制的放松，文化资源市场化和旅游市场文化需求提高等内外因素的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突破各自的技术边界、产品边界、业务边界和运作边界及市场边界，渗透或延伸至彼此的产业活动领域，使得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发生解构，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重组、整合与创新，最终形成文化旅游产业价值链和业务流程。
通过融合过程的分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在创意设计开发、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都存在很好的切入点。在旅游资源和旅游项目的开发、旅游商品的设计中可借鉴创意、融入文化要素，在文化产品的开发规划时也要融入旅游的思想，通过两者的融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化旅游产品。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基地可以开发成文化旅游产品，如手工作坊、影视基地、创意产业园都已成为新的文化旅游景观，同时，文化产业可以借助文化旅游增加效益，得到传播和保护。
（二）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分析
经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产生了文化旅游产业，然而文化旅游产业要发展，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就要构筑文化旅游产业链，并对其拓展延伸，从而产生规模效应和互动效应。目前，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主要是文化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和制约因素，较少研究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链是旅游产业链和文化产业链的接通和对二者的延伸，是以文化旅游为核心，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在为文化旅游者提供服务过程中相互结成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战略关系链（如图1所示）。可见，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产物，所包含的相关产业以及内部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1.从旅游环节的角度看，随着旅游者素质的提高，对旅游过程中关于文化内容和活动的需求增多，要求也提高。世界旅游组织估算，在全球所有旅游活动中文化旅游所占的比例为40%。在欧洲和美国，许多旅游活动都是被旅游目的地的文化遗产、某种艺术等所拉动的。而文化旅游产业是以文化旅游为核心，集食、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产业，并在每一个旅游环节中与当地特色文化的对接，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增强了旅游的文化属性，为旅游者提供了一次完善的文化旅游经历。
2.文化旅游产业链是以文化旅游景区或旅游集团为核心企业。产业链的形成需要核心企业的主导，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核心企业在整个文化旅游产业链中经济实力强、辐射面广、竞争能力大、行业带动能力强。文化旅游景区可以提供差异性的旅游产品，具有垄断性；大型的旅游集团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产业内的资源。华侨城紧抓政策导向，开始向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它拥有主题公园、博物馆、演出队伍和电子信息产业，也具备了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如果转型成功可以培育为核心企业，发挥带动作用。要注意的是，要确立和发挥文化旅游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3.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涉及不同产业的垂直、水平和斜向合作，包括旅游产业、文化产业、休闲娱乐产业、艺术产业、商业、制造业、金融业、通讯业、IT、教育行业等，实现了跨行业、跨领域的横向扩张。如利用视频网络、微博等对新文化旅游产品体验进行互动式交流，进而改进产品；还可以通过文化类旅游商品与制造业进行融合。此外，还涉及不同部门领域的衔接配合，包括政府、投资者、产业管理者、教育科研、产品设计和开发、基础设施等。
4.从产业链的纵向来看，文化旅游产业已经形成了上游环节的文化旅游资源规划、开发；中游环节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服务的运营；下游环节的品牌包装与公关营销。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延展性，可以在原有产业链要素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些新的要素实现文化旅游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文化旅游产业延伸已涉及出版传媒、影视、会展、动漫游戏、文艺演出、体育等，而这些动漫、文艺表演等又可以衍生出新的商品市场。
四、总结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方式由量到质的转变，旅游产业功能的完善和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中国旅游产业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旅游目的地品牌价值的兑现；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跨越式发展；促进与文化和旅游产业相关的科学技术、装备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提升文化和旅游人才创造力。此外，两者的融合出现了更多的消费需求、产品变化，从而驱动了企业通过投资、合作等手段，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进而推动了产业链的横向扩张和纵向延伸，实现企业间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和人才互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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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韩国；红楼梦；人物形象；语言艺术
Abstract: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studies on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in South Korea are mainly about the ambiguity， structure， narration， symbolism， character image， language etc.， and have achieved prominent progress.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carried on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language arts.
Key words: South Korea;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character images; language arts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到《红楼梦》的价值，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其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是之前小说所没有的。韩国红学界在《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在多义性、小说结构、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艺术美、情感艺术美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下面分别就这些方面加以简要介绍和评论。
一、《红楼梦》的多义性
韩惠京《〈红楼梦〉中对多意研究状况考察》中提到，因为曹雪芹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象征手法，所以猜想作家的真实意图很难。当时文字狱盛行，创作文学作品正面对社会进行批判可能很难，因而作者才用含蓄的方式来表现。作家自己已经体验过很大的煎熬，可以推测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小心翼翼，不是直接地触动现实，而是运用有多样解释的象征手法，还经过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工作。小说的名称也有很多个，可知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十分艰难。《红楼梦》中到处安排暗示和多样的意味，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扩张了情的意味还原到个人的情；用“真”和“假”的假托法让读者自然猜测背后可能有真实状况的存在，是种关联着作品意味体系的创作手法。这些原因造成小说刚出来就带着脂砚斋的批语，之后又出现了很多评点本。在《红楼梦》的考证、索隐等多种研究样相（情况）上，坚持了文学的独立性与文本的周边化倾向。这样的多义性的倾向使得文本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以后研究家们要努力找到文学的本来的整体性。
韩惠京分析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状况，从理论方面分析表明了《红楼梦》的多义性，阐明了小说具有多义性的原因。《红楼梦》中安排众多的暗示和多义，使得文本阐释具有多义性的可能。韩惠京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得出《红楼梦》主题的多样化，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二、《红楼梦》的结构
韩国《红楼梦》结构方面的研究，有秦英燮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主线结构研究》、韩惠京论文《关于〈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考察——抄点化中心》和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等。
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提出，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红楼梦》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他强调分析小说结构是首先应考虑的问题。写出小说的构成原理与因果关系，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和论旨，选择和排列众多的资料（以实际生活资料为主）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小说的基本结构。小说的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和成败。
高旻喜看到了《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强调了小说结构的重要性，小说构成对突出作品主题和论旨的意义，小说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观点。
三、《红楼梦》的叙事方式
关于这部分的研究有赵美媛的博士论文《〈红楼梦〉中出现的情的叙事化状况研究》、《〈红楼梦〉前五回中的叙事含义分析》和李治翰的论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
赵美媛对《红楼梦》的叙事构成通过“情”的叙事化样相上进行分析，分析《红楼梦》中独特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现有的研究是在史实性的美学基础上进行详细的现实描写和反映，或者研究反封建性的侧面；赵美媛的论文着眼于《红楼梦》的主题与构成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相关地阐述明和明末以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脉络，想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幻想的空间是预示情的世界；现实的空间是展开情的世界；回归幻想的空间是崩溃情的世界。
李治翰在《〈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中，认为《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产生了质的飞跃和创新。白话人情小说《红楼梦》试图摆脱说话体的叙事模式，经过新的形态叙事模式的变化，形成了个人化、个性化的感愤自叙的作品。观赏的对象不是听众，而是读者，或者是潜在读者。《红楼梦》不是依靠已有素材创作的小说，而是具有自叙传记特色的文人独创的作品。
赵美媛通过研究《红楼梦》的叙事，看到了其中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并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通过这些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到赵美媛独特的见解，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李治翰通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改革考察》一文，看到了《红楼梦》在叙事模式方面的质的飞跃，是为读者或潜在读者而创作的文人独创作品，而不同于传统说话体小说，更不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这些都是具有相当价值的阐述，成就突出。
四、《红楼梦》的象征性
相关论文有高旻喜的《〈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红楼梦〉的浪漫性小考》，《〈红楼梦〉第五回设定的太虚幻境的意味》，《〈红楼梦〉中红楼与梦的意味》；李星的《〈红楼梦〉中出现的红的含义考》；韩惠京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赵美媛的《〈红楼梦〉初5回的叙事含义分析》等。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很高，这已为读者和批评家所公认，但到现在为止，《红楼梦》的主题和包括枝叶问题等众多问题尚无定论，相互间的争论也是事实。高旻喜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中认为，研究作家通过暗示的方法如何传达小说的构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作家常常把小说里面设置了障碍和雾气，所以读者经常不理解作家的真实目的，但通过作家的暗示才能明白。当时时代背景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文字狱很严重。由于《红楼梦》是在对当时封建社会有批判见解和人道主义基础上写出来的小说，如果作家把批判和追求写得明白的话，是肯定不容于世的。所以曹雪芹不但要回避文字狱，而且要使作品容易传播，才使用了隐蔽的手法来创作。作家把《红楼梦》的大纲安排在前五回中暗示着叙述很适当，以后的事情是前五回的次第展开，引起读者的兴趣并诱导其深思，才创造了生动的艺术效果。前五回中可见：第一，暗示分布很均衡；第二，暗示内埋伏的每回的内容各个独立；第三，在第一回的暗示作用特别重要，是前五回中的序文；第四，起到复合的作用；第五，通过前五回的暗示能知道小说的主体和中心内容，主题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暗示人生无常，中心内容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暗示和贾府没落的暗示来分类，主要登场人物的命运的暗示从第六回以后展开。暗示的表现形态是：第一，从相异叙事主体来看，通过作家介入、启示者的设定和局外者的视角等写下来，变化多端；第二，表现手法上，适当插入以小示大、谐音字、真话假说、诗词曲赋等手法，不但有多视角的暗示内容，而且有良好的观感体验。高旻喜认为作家在小说里预设了众多的暗示，是预示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种悲剧性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下必然的归结。
韩惠京写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认为《红楼梦》是以梦幻构图为中心轴展开内容的作品，是把一块石头在人世之间经历的事情写成一部小说。作家用石头的经历来表现一场梦幻的过程，才在小说总体的构成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梦，且相互间紧密联系，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高旻喜通过分析《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并有文字狱的频繁发生，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象征手法。高氏看到了前五回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前五回中第一回又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并且分析了《红楼梦》象征的具体表现手法。韩惠京则分析了梦幻在《红楼梦》中的重要作用。
五、《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崔溶澈的《〈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与意味分析》，提出曹雪芹是个语言的魔术师，他运用象征、比喻、对比等魔术艺术的手法，让人叹服。真正进入曹雪芹的艺术世界有几种方法，尤其是登场人物的名字和名字蕴涵的意味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红楼梦》里登场的人物大概700多名［2］，其中有姓名的人约300多名。曹雪芹一是用传统的命名方式给他们命名，再就是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命名，从而使作品人物相当生动。主要人物的名字在作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隐含着人物间的关系，作者安排他们的名字跟主体和内容结合起来了。
蔡禹锡在其博士论文《〈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研究》中认为，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为爱情悲剧而设，王熙凤的命运与贾府浮沉相关。他分析了王熙凤的聪明幽默的性格，将其专制管理型管家跟民主管理型的贾探春相对照，以其对贾府上下的态度，对嫡庶的想法，重视人治跟聪明贤德的平儿对照等。小说中王熙凤主要为补天意识的形象，但描写是否定的，表示对补天的幻灭的感觉。《红楼梦》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作家创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形象塑造把传统的平面人物发展到立体的人物加以描写了，深度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继承发展了古代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就，使人物形象描摹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蔡禹锡的博士论文另有《〈红楼梦〉中尤三姐形象研究》、《〈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贾探春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关于人物描法试论》。其他相关研究有崔炳奎的《〈红楼梦〉人物理解》，《〈红楼梦〉感赏论》，《通过〈红楼梦〉人物看到人生的艺术》等。
六、《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崔炳奎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美探究》中认为，因为语言是文学的表现道具，所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第一要素。文学使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通过想象跟事物的形态反映现实的事件、自然景观和思维的过程，才创造了艺术的形象，给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为了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必须使小说语言具有形象性、准确性和生动性，才能使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加强。他认为文学表现的道具——语言，要使用日常生活中活的语言，因为只有用提炼过的口语才会有生活感、生动感和较强的表现力。中国文学的语言艺术比他种语言美的要素要丰富得多。在《红楼梦》中文学语言艺术格外突出，表现的生动性、准确性、趣味性方面，《红楼梦》中都具备了。
关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研究方面，李治翰有博士论文《〈红楼梦〉之文学言语研究》。他以在120回本《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研究对象，力图以体系化的方式，综合分析人物语言与叙述者语言的形式及功能。李治翰把他的论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一——人物对话研究。立足于“对话开始时的对话参与人数”和“对话结束时的对话参与人数”两个基本点，以及“对话断续”的重要因素，来区分《红楼梦》文本里的七种对话类型，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对话的发音形式及其功能。
第二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二——独白与内心独白研究。独白时的情境首先将自言自听的独白分成“有人听”、“没人听”两种类型，并以逼真行为标准分为独白的“生活化”和“舞台化”两种表现方式。而没有说出来的，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的内心独白，按照叙述者的公开与否，分成“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两种类型；二是使用方法按照是否连续使用分成“单独使用”、“连接使用”两种类型。论文通过准确的数据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独白与内心独白的使用情况，表现独白与内心独白在两个部分的不同特点。
第三章，《红楼梦》的叙述者与叙述者语言研究。叙述者语言在小说中是相对于人物语言来说的，由叙述者发出的语言。他注目《红楼梦》在叙述者与叙述方式上的转化，即“叙述者与作家分离”以及“叙述者多角度复合叙述”来分析具有复合功能的《红楼梦》的叙述者语言，以此证明它确实突破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他还分析了《红楼梦》叙述者语言中的套语问题。
李治翰另有关于《红楼梦》语言研究的论文《〈红楼梦〉与北京试论》、《〈红楼梦〉中对话类型与发话形式》、《〈红楼梦〉中心理言语考察》等。在《〈红楼梦〉与北京试论》中，提到作家在第一回中：“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3］5是阐明了在小说创作上，不想蹈袭现有的因习。李治翰提出，虽然作家没有使用北京的地名，从第53回中贾府家人的举动来看，读者也能知道［3］724。《红楼梦》中，贾府在北京生活，小说是用北京方言写的，其中俗语使用多，起到很大的艺术作用。
李载胜写的《试论〈红楼梦〉中的俗语运用》中，认为使用多量的俗语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他研究关于在《红楼梦》中作家使用俗语的状况。中国现有的俗语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这里反映了一般大众的生活经验，是有教训、有智慧的语言结晶体。曹雪芹写小说的时候费了许多的心血，花了很长时间，这特殊形式的俗语收集、整理、加工和整炼，产生了语言艺术的升华。李载胜将俗语使用的效果加以分类：第一是塑造人物，描写他们的性格很生动；第二用来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第三是起着内容的媒介作用；第四突出呈现作品的主题，还暗示内容开展。
韩国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在结构、叙事、象征性、人物塑造和语言等方面广有研究，在各自的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作为世界红学的一部分，韩国将来的红学研究将会更加多样和更为光明。
［参考文献］
［1］ 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307.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创造、发明并对农业工具进行改进和改良，在制作材料、造型、使用功能、动力和机构等方面由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发展。同时，人们发明创造了大量造型丰富，适合各地地理、地质、气候条件的农具类型，与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农业产区生产要求以及当地物产条件想匹配。其中既有以曲辕犁、龙骨车、耙、耖、耘荡为代表的适合水田稻作的工具，也有耧车、麦钐、麦绰、麦笼、耙耱等适合旱地麦作的工具，有以、稻床、连枷、等为主的收获农具，以砻磨、碓为代表的加工农具，也有与滨海地域风力资源丰富等自然条件相适应的风车机械，与水网密集相适应的筒车灌溉工具，还有适合淡水养殖、捕捞、水上运输等农业生产活动相适应的鱼船、渔网等渔业生产工具，适合陆地运输的板车等。此外，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创造发明出独特的农业生产保护辅助工具，如秧马、竹马甲等。概而言之，中国传统农业工具经过长期的发展改进，基本形成了北方以旱地耕作为主的耕－耙－耢农业工具体系，南方以耕－耙－耖为主的水田农业工具体系。同时，在西部多山地区林业工具类型品种较多，在北方畜牧业发达地区分布有丰富的畜牧业工具，在沿江、沿海及水网密集的江南地区则发明使用了大量的淡水渔业工具、海水渔业工具。按照其功能和使用范围，实物形态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大致可分为17类(表1)。
二、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其不屈不挠改造世界的精神，具有重要文化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机器大生产的发展进步虽然让传统农具在生产中走向衰落，逐渐退出舞台，许多传统农耕器具被废弃、毁坏、消失，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此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却不会因为其逐渐远离农业生产而有所削弱，相反，它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宝库里散发出愈加迷人的光彩。它们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又具有良好的艺术审美价值和经济、教育价值。
(一)历史文化价值
传统农业工具的发明和进步，反映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状况、生产力发展状况、科技发展水平，反映出人类认识水平和创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夏、商、西周时期，农业耕作逐步摆脱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进入粗放耕作阶段，人们发明出了木榔头、石刀、杵臼、青铜犁、锸、耒、耜、铚、镰、铲、锛、钁、斨、桔槔、戽桶、吊桶等。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逐步走向精耕细作，制造农具的材料从非金属转为金属，铁制农具以其特有的坚硬、锋利、易造型特点，逐渐取代了木、石材料的农具。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农具的种类增加，全铁农具代替木心铁刃农具，出现旱地整地工具耱、耙、碌碡、石磙，中耕的锄、铲，收获的钩镰等，功能不断细分和专业化，形成比较完善的农具体系。西汉时，发明出世界上最早的条播工具———耧车、碓和磨替代杵臼成为重要的加工工具。工具的发明使得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被应用到生产加工过程，出现了辘轳、龙骨水车、借助水力转动轮轴汲水的高转筒车等。宋元之后，中国农业工具的发展在动力的利用、机具的改进、种类的增加、使用的范围等方面日趋成熟。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详细记载的农具达105种。农具进一步细化，出现了适应区域耕作的的专门工具，如江南水田平土用的刮板和中耕农具———耘荡，播种和施肥联合作业的下粪耧种，由麦笼、麦钐、麦绰3部分组合成的收割作业农具，高效的耧锄，以及一机多用的水轮三事等。一些农具附件的发明扩展了农业的动力来源，使得畜力、水力、风力在灌溉、排水和农产品加工中得到普遍运用。明清时期，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程度愈来愈高，农具得到新的改进发展，一方面，发明出新的精细区分功能的工具，如明末的代耕架、北方的露锄、南方的塍铲、虫梳和除虫滑车等。另一方面，随着钢铁冶铸技术的发展，既有的农具相关部件的质量也不断改进。早期简陋农具的发明让人类告别依靠采摘和渔猎生存的生活方式，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时期的精细农具则让人类的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农业工具不仅适应了精耕细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聪明与智慧，是记录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提高繁衍生命能力，形成人类文明的重要记忆载体，这类农业文化遗产积淀深厚、内容丰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艺术审美价值
人类为生产而发明的农具同样也体现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认同。在各类展览馆、博物馆中，无论是古代的壁画、画像砖、陶器表面的纹饰，或是绘画、诗歌、文学作品，或是缩微工艺品等，大量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艺术美感被广泛运用，给人们带来视觉和心理的美好感受。一方面，农具丰富的造型、材质、色彩、工艺、功能等，体现了其所在区域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其简练优美造型、美观大方的样式，与当地的文化风格相吻合，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美感。另一方面，农具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生活方式紧密联系，与各地区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相适应，代表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具有强烈的乡土审美取向。如江南地区木质的水车、风车、船型的秧马;中原旱地农业区的三脚耧车、木质平板车;山区的水磨、水碾、水碓等，无不具有鲜明的地域美感。《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器用编·工具卷》中收集有大量农具实物图片，较为全面地记录和反映了农具的美学鉴赏价值。农具体现出朴实、低调、不张扬的美，它与现代文明的时尚美、潮流美不同，内敛而沉着、质朴而灵动，它象征着农耕时代人们恬静、自足的生活状态，能使人体会平静、悠远与和谐的心境。
(三)文化旅游价值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参与体验性、农耕象征性等，与旅游活动的“游、购、娱”三要素充分契合，体现出丰富的文化旅游价值。传统农具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展示农耕文明、参与农事操作等，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和多彩的旅游体验。例如灌溉用的脚踏水车、手摇水车，整地的曲辕犁、铁搭，平整水田的耙耖，插秧的秧马，除草的草鞋耙，保护用的竹马甲、蓑衣斗笠等，不仅制作精巧、造型独特、富含智慧，也适合作为旅游活动的参与项目进行开发，这也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优势资源。利用农具优美的造型制作旅游购物品，丰富旅游购物活动是农具文化旅游价值的又一体现。农具象征着与人们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农具造型的工艺品具有良好的纪念价值和审美价值，开发与农具文化遗产相关的工艺品，可以使传统技术能得到传承，产生经济效益。如，山东临沂一家传统农具工艺品厂，把过去的农具按照比例缩小成微型工艺品，然后推向市场，让这些土掉渣的传统农具工艺品走向了全国。［1］一些微缩农具还可以作为幼儿玩具、教具、收藏品、旅游纪念品、展品等等，成为进行传统文化宣传、教育、研究、保护，以及弘扬当地农业文化的良好载体。旅游业是文化与经济相交融的新型产业，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实现其重要经济价值的领域。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无论是有形文化遗产，还是无形文化遗产，都应该在确保文化遗产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进入市场，并通过切实可行的市场运作，完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潜能的开发”［2］。通过开发利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价值，可以实现保护和经济开发的良性循环。
(四)教育传播价值
传统农业时期，农具充分考量了特定历史时期农业生产的宏观环境、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社会的审美旨趣、使用人群的生理特征以及农具自身发展的历史等诸多综合因素，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科学知识、艺术审美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传播价值。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历史文化遗产为客观载体，是弘扬民族精神活力不竭的源泉，以传统农具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农耕文化，凝聚了传统农业文化的精华，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通过参观历史文化遗产展览，认识掌握传统农业工具的使用方法，可以从中了解历史、陶冶情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劳动人民创造的精巧农业工具文化可以广泛用于个体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传统农具的设计理念，精巧构思可以为启发现代农业科技教育提供思路。近代以来，随着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现代大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工具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实际功能已经逐渐衰退甚至消失，一些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贡献的农具，如风车、水车等，由于体积庞大、功效有限，很难跟上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步伐，在生产中逐渐淘汰，但仔细考察农书著作，如《耒耜经》、《王祯农书》以及相关其他考古记载，人们发现中国古代农具设计蕴含着朴素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在设计制作上表现为追求易于使用、从已经认识的自然界中寻找动力代替或减轻人的劳动、就地取材、仿生设计、融入自然等一系列“天人合一”的理念特点。［3］所有这些传统农具中体现的低碳环保理念、广泛的材料和动力源利用思路等，都可为人类设计制造出新的科学、环保、高效的现代农具带来启发，提供借鉴，其现代教育传播价值依然丰富。
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式
目前，收藏和展示农具实物、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作农具艺术品、在相关的节庆活动中展示利用等，成为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与利用方式。
(一)博物馆、农具馆、私人藏馆收藏传统农具
实物类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分散在“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村)”“馆藏文物”等各个彼此不同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博物馆及园区展示式保护是目前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利用方式之一。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和乡村集体等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建设主体。除中国农业博物馆(约有藏品10000余件)、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有古代农业生产工具1000余件)外，政府和集体在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等省、区建立了10多个生态博物馆［4］，同时还建有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文化生态园、农具博物馆、农具展览馆等项目(表2)。其中，农业发展较早、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农具收藏保护机构较多。这些机构通过建造博览园、文化生态园等方式集中保护和展示农业文化遗产，把农具展示与旅游休闲活动紧密结合，将“固态”的农业文化遗产加以“活化”。此外，在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过程中，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个人积极参与保护，其中既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也有关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社会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收藏家，还有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农民个人，他们在全国各地收集、保存了大量农具实物，并开展专题性遗产展示(表3)。如，农业考古和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江西婺源上晓起村发现并建立了传统水力捻茶机园［5］，江苏盐城风车展示园复制展示已失传的16部大风车、牛车、踏水车等传统农业生产工具，让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得到从实物到制作和使用技艺的系统保护和传承。
(二)政府部门将部分农具制作技艺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多个省市区的文化厅、文化局设置非遗处、非遗科，并在下属机构设立非遗保护中心。一批有关农业工具的制作工艺被列入全国及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蒙古族勒勒车、拉萨甲米水磨坊、兰州黄河大水车和竹编、柳编、木船制作、马具制作等农业工具制作技艺入选名录(表4)。此外，入选各地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传统农具制作技艺还有:木船、乌篷船、渡水腰舟、木帆船、桷蓬、桦树皮船、哈萨克族“独木船”、羊皮筏子、撒拉族皮筏子等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及船模;柳编、竹编、草编、篾编、蒲编、藤编、竹芒编、柳荆编、条编、杞柳编、苇编、蒲苇编、瓷胎竹编、竹麻编扎、旺草竹编、竹木编、朝鲜族稻草编、玉米皮编织、麦草编等编制农用工具;鱼簖、渔网、鱼叉、渔灯、船用绳结等渔具;风车、水车、龙骨水车、戽桶、手摇水车、吊乌、维吾尔族库甫(水瓮)、水力机械、天车等工具;斗笠、马尾斗笠、瓦寨斗笠、凉帽、蓑衣、草鞋、棕衣等劳动保护工具;木垄、木犁、谷桶、麦梗、麦梳、耙、箍蓝、桑杈、飏车、石碾、水磨、石磨等农业收获加工工具;太平车木制四轮车、古马车、大轱辘车、风匣、俄式马车、木轮牛车、达斡尔车制作、爬犁等陆上运输工具;马具、驼具、畜力车套具、驴套具、马鞍具;镰刀、双王镰、猎刀、阿昌刀、藏腰刀等刀具。一些富有地区特色的农业工具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莛子编织、麻绳制作、藤甲胄编织、鱼囤子编织、糜子笤帚扎制、麻鞋编织、箍桶技艺、风箱制作、铁器铸造、橡木酒桶、酒篓制作、弹棉花工具、匏器制作;糊仓技艺、竹扎技艺、制缸烧造技艺;连杆、扬叉、钎棍，扁背、短打杵，塘窝、簸箕等。广西南宁市隆安县的那桐农具节、山西繁峙耕作工具交易大会、云南保山市丙麻犁耙会有三大农具节也被列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对传统农具进行艺术品制作
农具艺术作品的制作体现了普通民众的创造力，也是对农耕文化的记录，主要包括实物或微缩农具模型制作、农具工艺品制作、农具绘画、农具的制作使用专题记录片、农具图鉴绘制等。小农具模型制作是指以模型的形式将传统农耕时期使用的农具进行缩微艺术制作，既可用木、铁，也可采用其他工艺品材料如竹、芦苇、稻草、铸铜等。通过制作微缩农具模型，一些地方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如海宁市将小农具模型制作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浙江平湖市新埭镇鱼圻塘村退休老教师于照发利用编织条、稻草、竹子等废弃物精心制作70多件农耕器具模型，自发办起一个古农具模型展，传承农耕文化。重庆市合川区退休工人刘池明制作千件农具模型予以集中展览。另外，通过绘画或视频的方法，将一些传统农业工具的结构、使用方法、美术和工艺价值等进行完整的展示和呈现，这些画作和专题片成为一种新的农具文化遗产的保护载体和方式。如山东济宁市农机所周昕编绘的《中国古农具图鉴》百米长卷，在“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进行了展览，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和好评，被誉为科技与艺术合一的巨幅古农具科技图谱画卷。深圳地区的老木匠文业成在空闲时间把自己用过、做过、见过的老宝安地区的传统农具样式及其制作方法一一绘制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材料收集，制作出一部分老农具，举办农具展览。2011年“农业遗产的启示”专题片中也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制作使用的动态展示。
(四)通过节庆活动对传统农具进行活态化保护
农具是生产工具，与农民的生产、生活高度关联，百姓在农具的制作、卖卖、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地方习俗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内容，单独举办的农具文化节庆，或与各地农耕文化节庆、开耕节等结合起来的农具节庆活动等，均成为对传统农具文化进行活态化保护传承的主要形式。各地开展农具节庆活动的内容、方式和重点各有不同。始于唐代的广西桂林灌阳“二月八”农具文化节，起初民众只是相约二月初八到灌阳县城赶庙会，并借此机会进行各种农具交易。随着参加庙会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演变成农具及农副产品交易会，农具节也因此形成并于清朝达到顶峰，形成灌阳一道独有风景［6］。农具文化节上，不仅有专门的农具实物展示，还有农具使用竞技活动，如扭扁担、板鞋竞速、挑担子比赛等。广西隆安县那桐“四月八”农具节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古骆越人举行“石铲祭祀”活动的延伸，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该节庆活动集民俗、文体、商贸活动于一身，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7］。农具节上安排独特的“祭石铲”“祭稻神”“招稻魂”“驱田鬼”“求雨”等一系列娱神文化活动，将稻作农具的使用与稻作文化融为一体，成为节日的核心活动。云南纳西族棒棒节是丽江的传统节日也是竹木农具的交流会，各种竹、木、铁农具品种繁多，既展示了当地的农具文化，也促进了农具的进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的农耕文化节中，农具文化遗产的区域特色展示成为重点内容，如北京密云农耕文化节、甘肃庆阳农耕文化节、湖南耒阳农耕文化节等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节，这些农耕文化节有各自的区域代表性，展示的农具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密云以北方农耕文化为主，庆阳以西北农耕文化为主，耒阳以南方农耕文化为主。再如，浙江云和举行云和梯田开犁节，有大量江浙地区的农具实物和农具使用的展示，反映出云和梯田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历史遗存，提升和丰富了云和梯田的文化品质。随着时代的进步，农具节活动也增加了现代元素，如浙江余姚农机博物馆每年举办农机文化节，有百米长卷现场作画、农机文化探源及体验实践、农机知识竞赛、收割机操作技能大比武、“农机杯”中国画大奖赛、“农机杯”征文比赛等［8］。这些都是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活态化保护传承的新方式。
四、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改进
近年来，政府和公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开始关注农业文化遗产，有关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调查和研究也正逐步展开。文化主管部门、科研机构、旅游经营管理单位、村镇集体、村民个人等，都在不同层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保护活动，推动了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然而，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存在途径方法单一、缺乏系统性等问题，突出表现在保护对象偏重器物层面，开发利用形式过度依赖旅游业。提高对此类遗产的保护利用的能力和水平需要从工具收集、制作到理清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入挖掘其历史和区域特色，同时，要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入到农业遗产保护的整体体系中，多途径、多方式开发利用，避免过度依赖旅游。
(一)深入挖掘时代和区域特色
中国传统农业工具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农具造型、功能各有千秋。从石制农具到铁农具再到风力、水力、畜力工具;从点播棒到三脚耧车;从杵臼到碓臼再到石磨;从“二牛抬杠”到直辕犁再到曲辕犁，中国传统农具的改进发展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这其中包含着大量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值得深入挖掘和梳理。在区域特色方面，中国南北农具、水旱农具特点鲜明，如，南方农具经过长期的改良发展，逐步适合江南水田耕作的地理、地质、气候条件，发明了江东犁、龙骨车、稻床、连枷、砻磨、风车等，种类齐全、数量众多，自成体系，极具典型的区域文化特色。而北方旱地农具、滨江滨海地区的渔业农具、草原牧业农具等都同样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区域特色明显，但由于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异，原本突出的特点和优势也逐渐消失。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摆脱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众多传统农具被现代生产所淘汰和丢弃，在生产中难寻其踪;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温室、保护地生产技术的发展，现代农具的改进使用等都使得农具的区域特色不再明显。目前，各地的农具文化的保护和利用由于大多停留在器物层面，缺少与农具发明使用地区区域文化的结合，因此，保护和利用好此类农业文化遗产，需要深入梳理挖掘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时代和区域特色，还原和再现农具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制作、使用、改进和传承，在注重农器实物的收集的同时，对制造工艺、名称演变、使用范围、使用特点、对区域农业价值，以及人们在使用农具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信仰进行同步的整理、提炼，才能达到系统保护利用的目的，从而让各地的农具文化的光彩再现。
(二)多途径、多方式保护利用，避免过度依赖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