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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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吴梅村；超脱尘世；剧作；隐居不仕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借古喻今是吴梅村三部剧作《秣陵春》、《通天台》、《临春阁》的总体构思，这种构思不但真实的再现了纷纭变乱的时代，传达了深广幽邈的时代情绪，而且对变乱本质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形象的探究和反思。作为身处鼎革旋涡中心的历史见证人，作者运用戏曲这种独特的艺术方式见证了这种纷纭变乱的时代，以寄寓自我情感的古人古事演绎出时代的兴衰变化。
这种自我情感以自传性、主观化倾向表现出来，形成了他的剧作自叙传的特点。因而，自叙传式的抒情性也就成了梅村剧作的本质特征，构成其剧作的精神内核。可以说三部剧作分别代表了他思想感情的几个不同的方面。而《临春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通天台》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本文只以《秣陵春》和《通天台》为代表，来论述作者超脱尘世理想在剧作中的“完成”以及隐居不仕的愿望在戏曲中的“实现”的总体构思。
失国怀旧的遗民情结所引发的超脱尘世理想在其剧作中的“完成”
这种自叙传式的抒情性首先表现在传奇《秣陵春》中的主人公徐适在南唐和北宋两朝的际遇和对两朝的态度上。传奇上卷叙写五代南唐亡国、宋朝新立后，徐适漂游金陵，与李后主宠妃黄保仪的侄女黄展娘，在已登仙界的李后主、黄保仪的撮合下，始而在于阗玉杯和宜官宝镜中相见相恋，继而在天界结成伉俪，描写了已故的旧朝君主对孤臣孽子的关怀与恩眷；下卷叙写徐适返回人间后，遭受阴险小人的迫害，幸而为同窗旧友举荐，在朝廷中当场作赋，宋朝皇帝特赐状元及第，最终与黄展娘再结良缘，铺叙了故国遗民在改朝换代中的窘境与新朝天子对他们的抬举笼络。而徐适既不忘旧君又感激新朝的复杂心理，则构成这一叙事结构深潜的文化意蕴。在这里徐适身处易代之后，依旧得到旧朝君主的眷顾，也正是作者对自己故君的希冀，希望他不但不追究自己不以身殉国的罪责，而且依然眷顾自己。作者对故国、故君的追怀、眷恋则借剧中人物之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全剧第二出开场一引，尤为后来的词人所称赏。
[瑞鹤仙]燕子东风里，笑青青杨柳，欲眠还起。春光竟谁主，正空梁断影，落花无语。凭高漫倚，又是一番桃李来。春去愁来矣，欲留春住，避愁何处。
黄将军上场时所唱：“老去悲看故剑，记当年笳吹横江，伤心处，夕阳乳燕，相对说兴亡。”徐适拜谒后主庙时所唱：“藓壁画南朝，泪尽湘川遗庙。江山余恨，长空黯淡芳草。……临风悲悼，识兴亡断碣先臣表。”曹善才弹唱的琵琶曲，如《赏音》一出中隐括后主及中主的小词而成的两支曲子：
[北骂玉郎带上小楼]小殿笙歌春日闲，恰是无人处，整翠鬟。搂头吹彻玉笙寒。注沉檀，低低语，影在秋千。柳丝长易攀，柳丝长易攀。玉钩手卷珠帘，又东风乍还，又东风乍还。闲思想朱颜凋换，禁不住泪珠何限!知犹在玉砌雕栏，知犹在玉砌雕栏。正月明回首，春事阑珊。一重山，两重山，想故国依然。没乱煞许多愁，向春江怎挽!
[前腔]山远天高烟水寒，留得相思苦，枫叶丹。别时容易见时难!莫凭栏，遥望见，初雁飞还。听花边漏残，听花边漏残。梦中一晌贪欢，叹罗衾正寒，叹罗衾正寒。回想着嫔妃鱼贯，寂寞锁梧桐深院。现隔那无限江山，现隔那无限江山。叹落花流水，天上人间!开，残，双泪潸潸。几时得旧红妆，花前再看?
正如作者在《金人捧露盘・观演》词中所写：“喜新词，初填就，无限恨，断人肠。为知音仔细思量。”这种“无限恨，断人肠”的自我情感如此强烈、如此真实，是因为故国、故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据郑方坤《本朝名家诗抄》卷一记载：崇祯四年(1631)吴梅村二十三岁时，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时犹未娶，特撤金莲宝炬，花币冠带，赐归里第完婚，于明伦堂上行合卺。盖自洪武开科，花状元给假，此为再见，士论荣之。嗣后回翔馆阁，不十年荐升至宫詹”。联系作者在前朝的特殊际遇，卷末收场诗“门前不改旧山河，惆怅兴亡寄绮罗。百岁婚姻天上合，宫槐摇落夕阳多”所说的“惆怅兴亡系绮罗”也就成了解作者创作此剧的真正用意。它是假儿女之情，感明朝兴亡，表达未能忘情于崇祯皇帝知遇之恩的感慨。
剧中徐适出场时，已是“家国飘零，市朝改迁”，而故国旧君李后主并没有忘记他，不仅撮合了他和黄展娘的爱情，还一再排解他们所遭遇的厄难。剧末，徐适夫妇谒秣陵新建摄山寺李皇祠，这时，原南唐宫中乐师曹善才愿为寺中道士，徐适将所得的黄保仪遗物烧槽琵琶赠送曹善才，李后主、黄保仪等亦相偕显圣。作者于顺治三年(1646)，尝闻通州自在湄、或如弹琵琶曲，“乃先帝(按，指崇祯皇帝)十七年以来事，叙述乱离，豪嘈凄切”，因作《琵琶行》诗。传奇中曲终托琵琶叙往事，明显本于此。辞句幽怨悱恻，使人更觉凄婉哀怨。
时人冒襄观演此剧后，评论说：“字字皆鲛人之珠，先生寄托遥深。”钱谦益《读豫章仙音谱漫题八绝句》诗亦云：“谁解梅村愁绝处?《秣陵春》是隔江歌。”隔江歌是指陈后主(陈叔宝，583～589)的《玉树花》曲。《旧唐书・音乐志》引杜淹对唐太宗语云：“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滩》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钱谦益在诗中将《秣陵春》比作“隔江歌”是对“亡国之音”的引申。《秣陵春》创作于明亡以后，“隔江歌”自然不是明亡的先兆，而是咏唱亡国之恨的哀歌了。
同样，康熙年间女诗人朱中湄，在《沧浪亭观女伎漫成十绝》里，亦云：“越调吴歙可并论，梅村翻入莫愁村，兴亡瞬息成今古，谁吊荒陵人白门。”
全剧末出[集贤宾]曲：
走来到寺门前记得起初敕造，只见赭黄罗帕御床高。这壁厢摆列着官员舆造，那壁厢布列些法鼓钟铙?半空中一片祥云，簇拥着香烟缥缈。如今呵，新朝改换了旧朝，把御牌额尽除年号。只落得江声围古寺，塔影挂寒潮。
沉郁感叹，一派感伤情调，可与庾信《哀江南赋》相媲美。
如果说这种带有失国怀旧的遗民情结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超脱尘世理想是梅村戏曲创作自叙传式抒情性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作者在为自己的出仕寻找既可以说服自己也可以感化别人的“情有可谅”的情感和道德上的理由的同时，使自己隐居不仕愿望在剧作中“实现”就成了自叙传式抒情性的另一个方面。
隐居不仕的愿望在剧作中的“实现”
《秣陵春》剧后半写徐适回到阳间，就被检举偷盗前朝故 物烧槽琵琶，但赵氏宋朝并没有因此治罪，反而将这个象征旧朝恩典的乐器赐给徐适，又特擢他为状元郎，以示信赖和倚重。于是曾发誓不与新朝合作的徐适顿感“非常知遇”，从心里赞叹：“谢当今圣上宽洪量，把一个不服气的书生款款降。”⑩最终心甘情愿地为新朝效劳了。作为前朝遗民面对新朝君主威慑利诱，恩威并重，既不忘旧朝恩眷，又感戴新朝恩宠，确实出处两难。正象徐适所言：“似你赵官家催得慌，谁替我李皇前圆个谎?”这恰是明清易代之际，以作者为代表的一批遗民既敬佩忠节却又无法与功名仕途决绝的深切的焦虑和无奈。
大约在创作《秣陵春》的同一年，吴梅村撰写了《通天台》杂剧，同样“借沈初明(沈炯)流落穷边，伤今吊古，以自写其身世”，使自己隐居不仕愿望在剧中得以完成。《通天台》故事本于《梁书・沈炯传》(沈炯传并见《陈书》)，炯原任职于梁朝，官至左丞，侯景乱后，梁迁荆州(今湖北省)。后西魏入侵，荆州陷落，炯被虏，西魏以礼相待。炯杜门不出，绝意仕进。一日郊游，偶过汉武帝通天台，想起汉武帝当初安居甘泉宫，坐拥万骑，何等威风，如今茂陵石马秋草，衰败荒凉，不禁咏叹：“早知道通天台斜风细雨，有多少柏梁宴浪酒闲茶。”由汉武帝自然想到自己曾经效忠过的梁朝开国君主梁武帝，心中哀痛，不禁叹道：“今日价两代铜驼，都化做一掊黄土”。他又从“天涯衰白，故国苍茫”中间，想到自己才学过人而遭际坎坷，满腔心事诉说不尽，他取过笔墨做好一道表文，在通天台上拜祷汉武帝。之后，遥向南天哭祭梁武帝。祭拜之后，酒醉睡去。梦武帝招宴，欲授以官职，他力辞，并乞归江南。汉武帝乃送之函谷关外。至此梦醒，不久果然得到放归。这些全是本传原有的情节，作者借此以沈炯自况写他留滞北京期间的羁旅悲愁。剧中沈炯说：“今者天涯衰白，故国苍茫，才士坎坷一朝至此。正是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岂不可叹”，完全是作者北上之后自我心情的表白。沈炯自称是负义苟活之人，因此恳求汉武帝早日把他放归：“臣一望家乡心如摧割，求陛下速加矜允，早就归程。”历史上的沈炯确实实现了他不仕二朝的决心，而梅村却不能免于身仕两朝。因之剧中沈炯痛哭通天台比历史上的沈炯的痛哭更见悲痛。可谓是作者的自悼，这与他的词《贺新郎》(“病中有感”)寓感身世一样，最具有悲剧意味。
第一出以景托情。极写荒台秋色的凄凉，痛悼破国亡家的梁武帝。写沈炯由通天台望见南京的情景：
(白)呀汉武是异代帝皇，难道自家主人翁到不去告诉他，你看云山万叠，我的台城宫阙不知在哪里，只得望见一拜。
[赚煞尾]则是那山绕故宫，潮向空城打，杜鹃血拣南枝直下。偏是俺立尽西风搔白发，只落得哭向天涯。伤心地，付与啼鸭，谁向江头问获花，难道我的眼呵盼不到石头车驾，我的泪呵洒不上修陵松授，只落得年年秋月听悲笳。
第二出借助梦境，用反衬手法显示出主人公对故国的眷恋之情。汉武帝对沈炯的劝说和封官，不能动摇孤臣游子的乡情、爱国之心。
乙酉变后，梅村的两首《满江红》：
松栝凌寒，挂钟阜，玉龙千尺。记那日永嘉南渡，蒋陵萧瑟。群帝翱翔骑白凤，江山缟素觚棱碧。跞麻鞋，血泪洒冰天，新亭客。云雾锁，台城戟。风雨送，昭邱柏。把梁园宋寝，烧残赤壁。破衲重游山寺冷，天边万点神鸭黑。羡渔翁，沽酒一蓑归，扁舟笛。
满目山川，那一带，石城东冶。记旧日新亭高会，人人王谢。风静旌旗瓜步垒，月明鼓吹秦淮夜。算北军，天堑隔长江，飞来也。暮雨急，寒潮打。苍鼠窜，官门瓦。看鸡鸣埭下，射雕盘马。庾信哀时惟涕泪，登高却向西风洒。问开皇，将军复何人，亡陈者。
两首诗都是写对南都的回忆。
第一首上片写南渡初期，下片则写旧地重游。
第二首写南都当北兵尚未南来时，满目山川，一片升平景象。弘光朝虽然也不乏忧国忠君之人，但权奸当国，弘光又沉溺声色，北兵南下，马士英、阮大铖以为长江天堑可待，不作防备。至于以为北军“飞来”，仓皇逃散。第一首冷落凄清，第二首充满愤懑。鸡鸣埭下，只见敌人射雕盘马、飞扬跋扈，令人沮丧。庾信当年被羁留北方，怀恋故国，惟有登高洒泪而已。可是真正使陈灭亡的是降隋的将相任忠之流。明清易代，历史重演，作者一方面痛恨降清的阮、马之流，一方面慨叹自己象当年的庾信一样，身不由己，怀恋故国，也惟有登高洒泪而已。古典今事，融会混合，内心的沉痛一吐为快。这与《通天台》杂剧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是一致的，只不过，杂剧中作者隐居不仕的愿望更为显豁罢了。
[关键词]宁古塔；风俗；杂谈
宁古塔不知何方舆，历代不知何所属，数千里外无寸碣可稽，无故老可问。相传当年曾有六人坐于阜，满呼六为宁公，坐为特，故曰宁公特。一讹为宁公台，再讹为宁古塔矣，固无台无塔也。惟一阜如陡陀，不足登。
天时北斗在北，较内地微高，月出较早，四时皆如冬。七月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数日即霜，霜则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冻，至来年三月方释。五、六月如中国内地二、三月，亦复有裸捏时，日反则须入户矣。春多风，风烈常十余日，无出户者。入夏多雹，雹下则黍苗硕。
土地无疆界，无城郭。枕河而居，树短柴栅，环三里，辟四门，而命之曰城。中以碎石镑碑文余，辟东西门，置茅屋数椽，而命之曰衙门，章京刑改地也。栅内即八旗所居，余人则散居诸屯。有数屯焉，随所居多寡而大小之，无旧址，无定名。如曰牡丹者，满言一日往还也。曰沙儿虎，曰沙岭，曰泥浆，曰要罗，皆类斯。山川不甚恶，水则随地皆甘洌，或曰
参所融也。随山可耕，官给人耕地四亩一行，如内地五亩，无赋税焉。地贵开荒，一岁锄之犹荒也，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有桥垛存而板灭，有城阂轨存而阈灭，有官殿基础存而栋灭，有街衢址存而市灭，有寺石佛存而刹灭。俗之祀神者动曰鸟禄，岂鸟禄旧封邪7环东京皆腴地，流水残山，颇似江南荒野。四至百余里外，皆有大树执，曰大河稽、小河稽。千章之木，杀其皮以令之朽，万牛不能送，时令人发深叹焉。白鹦哥关凡一千八百里而始至，中唯三屯，一曰灰扒，一曰多洪，一曰株龙。多洪屯各庐屋不满十行，差卒换马之地，多山多水多虾荡。虾荡者，淖也，淖不度，中有结草如珠，车马履之而渡，失足则陷而倾揪焉。冬则冰。
宫室象鸟兽而为巢，为营窟。木多材而无斧凿，即憔以架屋，贯以绳，覆以茅。列木为墙，而埋以土。必向南，近阳也。户枢外而内不键，避风也。室必三炕，南曰主，西曰客，北曰奴。牛马鸡犬，与主伯亚旅共寝处一室焉。近则渐分别矣，渐障之成内外矣，渐有，可以临窗坐矣，渐有庑庐矣。有一小室焉，下树高栅曰楼子，以贮衣皮。无栅而隘害曰哈实，以贮豆黍。
树畜开辟来不见稻米一颗。有粟，有稗子，有铃铛麦，有大麦。辞则贵音食之，稗则粟耳。近亦有小麦，卒不多熟，面麦亦堪与小麦乱也。瓜茄菜豆，随所种而获，霜迟则皆登矣。丝瓜扁豆较难乳熟亦不能得子。有撇兰者，结实可斤余，其腴胜长安种。有小菱，有莲子，满人素不识。因游东京者往寻莲坡，土人遂领之以市。有松子，有榛子。有酸梨大如粟，贮之木罂中令之烂，斯吸焉。有T子李，色赤而涩。有糜子尾，层，即猴头。有蘑菇，有黄菌，有山查子。
川有鱼，不网而刀。月明燎火，掉小舟，见鱼而模之。有遮鲈者，大可百余斤，有骨而无刺，如内地之鲤，而其味更胜。他鱼亦随地有之。有刺姑焉，身如虾，两鳌如蟹，大可盈寸，捣之成膏，清时宗庙祭祀必需之物，届期驰驿而进御。鸡豚鹅鸭，视所畜客至则操刀而割。豕堕地即充疱焉。
无所谓风俗也。既无土著人，谁为遗之？谁为流之乎？八旗非尽满人，率因其种以为风俗。华人则十八省无省无人，办各因其地以为俗，故曰无所谓风俗也。姑亦就满、汉相沿之久，而言风俗也。不用银钱，有银则买仆妇田庐或用之。钱则他处来交易时，求作头耳之饰。至粟豆交易，或针或线或烟筒，大则布，裕如也。相见不揖，从者皆坐，坐以炕别。每有需则与之，无则拒之，不忍也。受所与必思有以酬之，相遇必歉歉自道。一酬即泰[奉]一，酬布帛所不计矣。
妇人多颜色。即贵人亦易履而步于衢。一男子率数妇，多则以十计。生子或立或不立，唯其意也。其惮妇甚者倍于恒情，有弃妇者亦倍于垣倩。结发老矣，曾无他嫌，男子偶有悦于东家女，女父母曰“必逐而妇归”，遂不动声色而逐之。即儿娶妇，女嫁婿，亦不敢牵衣而留。新妇入，儿女遂以事其母者事之。弃妇他日适后夫，过故夫庐而问新妇，相见无作容、无言也。
八旗之居宁古塔者，多良而醇，率不轻与汉人交。见士大夫出，骑必下，行必让道。老不荷戈者，则拜而伏，过始起。道不拾遗物，物遗则拾之置于公，候失者在认焉。马牛羊兔三日不归，则牍之公或五六月之久尚能归。唯人田则责牧者，罚其值，虽章京家不免焉。
最重力仆健妇，尽一室人争奉之。若大家则择一人为庄头，司一屯之事，惟所指使。炕四时无断薪，新在五十里外。五更饭牛，日暮乃返。采薪之仆，尤司一家之命，于群家更异数焉。
跳神，犹之乎祝先也，率女子为之。头带如兜，腰系裙，器皆木为之。出高丽者格复难得，大率出土人手。匕箸盆盂，比比皆具，大至桶瓮，办自为之。有打糕黄米为之甚精。有饼饵，无定名，但可入口，即曰佳也。多洪有蜂蜜，责家购之以佐食，下此不数数得。盐则取给于高丽，每十月大宗伯特遣一驿使者至宁古昂邦，檄一牛禄，督市盐者以行，结其仆马，至高丽之会同府。府去王城尚三十里，荒陋犹宁古也。其国亦迢一官受我使，交易盐及牛马布铁而还。凡五六十日而始竣事。闻其国亦以供应为苦，得盐乃高价以售。汉人唯退而白啖其炕头之酸菜水，将霜取而置之瓮，冰浸火烘，久而成浆，曰胜盐多多矣。
东山名商阳哈答，极高峻。此山最深远，向出参、貂，今则取尽矣。谁桑树最多，松子采之不尽。其东北一千八百里为非牙哈，总名乌稽，又名鱼皮。因其土人衣鱼皮、食鱼肉为生，故名。其人不知岁月，不知生辰，死以片锦裹尸下棺，以木架插于野，置棺木架人上，俟棺木将朽乃入土。
凡各村庄，满人居者多，汉人居者少。凡出门，不路费，经过之处，随意止宿，人马俱供给。少陵所谓“马有青色客有粟”也。如两人远出，年少者服事年长者。三人同行，最幼者服事；其稍长吝者公然坐而不动。
等辈彼此称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称年高者曰马发，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马，母日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马，叔曰曷克赤，子曰济，女曰叉而汉济，甥曰济须即哈，夫曰畏根，妻曰叉而汉，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
流人间有逃妇者，人遇之亦不告，有造及者，讳云自返，亦不之罪。大率信义为重，路不拾遗，颇有古风。今则不能矣。
其人最善于描踪。人畜经过，视草地便知。能描至数十里。但一经雨，便失之矣。有草名乌拉，出近水处，细长温软。用以絮皮鞋内，虽行冰雪中足不知冷。皮鞋名乌拉。土谚云“宁古三样主，人参貂皮乌拉草”。所产之物，俱异于他处。香瓜松香甜，夏日尽饱，九破腹之患。冬日食油腻及坎冷水亦然。故内地人到此者无不服水土之患。其水人称为人参水。地极肥饶，五谷俱生，唯无稻米。四月初播种，八月内俱收获矣。农隙俱入山采樵，以牛车载归，足来岁终年之用乃止。雪深冰凉则不用车，用冰滑，或用扒犁，似车而无轮，仍驾牛，在冰地上行，速而且稳。暇则采松子，并取火绒。绒生于木中，取之可盈掬。或开窑烧灰，或放大树作器用。无瓦器，其盏、碟、盆、盎、澡盆之属，俱以独木为之。油用苏子油，似紫苏子。亦有麻油，稍贵。无烛，点糠灯。其制以麻梗为本，苏子油渣及小米糠拌匀，粘麻梗上晒干，长三四尺，横插木架上，风吹不熄。不知养蜜蜂。有采松子者或采樵者，于古树中得蜂案，其蜜无数。汉人数以煎熬之法，始有蜜有蜡。遇喜庆事，汉人自为蜡烛。满洲人亦效之，然无卖者。大小人家皆做黄萎汤，每饭用调羹，不用箸，调羹曰差非，
又日匙子。吃碗菜乃用箸，箸曰差不哈，碗曰么乐。出门者腰带必系小刀、匙子袋、火连袋、手帕等物。
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极大，只一进，或三间五间，或有两厢俱用草盖。草名盖房草，极长细。有白低，泥墙极光滑美观。墙厚数尺，然冬间寒气侵人，视之如霜。屋内南西北接烧三炕，炕上用芦底，席上铺大红毡。炕阔六尺，每一面长二文五六尺。夜则横卧炕上，必并头而卧，即出外亦然。橱箱被褥之类，俱靠西北墙安放。有南窗西窗，门在南窗之旁。窗户俱从外闭，恐夜间虎来易于接进。靠东边间以板壁，有南北二炕，有南窗者为内房，有炕桌，俱盘膝坐。客来俱坐南炕，内眷不避。
其俗无作揖打恭之礼。相见惟执手，送客垂手略曲腰。如久别乍晤，彼此相抱，复执手问安。如幼辈，两手抱其腰，长者用手抚其背而已。如以右手抚其额点头为拜。如跪而以手抚额点头为行大礼。妇女辈相见，以执手为亲，拜亦偶耳。除夕，幼辈必住长者家辞岁叩首，受而不答。等辈同印。元旦，城门必严列旌旗弓矢以壮威武。家家必于半夜贺岁，如迟至午，便为不恭矣。满洲人家歌舞，名曰莽九有男莽式、女莽式。
参考文献：
节候表征
在二十四节气中，“分、至、启、闭”是古人最早创设的8个节气。“分”指春分、秋分，“至”指夏至、冬至，“启”指立春、立夏，“闭”指立秋、立冬。古人之所以称“四立”为“启、闭”，源于对时令阴阳变化的认知：春生夏长，阳气盛，古人称为启;秋收冬藏，阴气盛，古人称为闭。从历法发展规律上看，应该是先有“分、至”、后有“启、闭”，这8个节气至迟在战国之前就已经确立。
古人重视季节的转换。早在先秦之时，逢四季开始的所谓“启、闭”之日，周天子都要率三公、九卿、大夫到郊外迎接新季节的到来。其中，立冬日要到北郊迎冬。迎冬之前，天子要斋戒;立冬当天，天子率僚属到北郊行迎冬之礼;回朝后，天子还要奖赏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抚恤死者留下的孤儿遗孀。
延到东汉时，在先秦天子迎气的基础上，发展成了帝王五郊迎气的祭祀活动。据《后汉书・祭祀志》记载：立春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立夏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立秋前十八日迎黄灵（五方中央神）于中央，祭黄帝后土;立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在五郊迎气祭祀的神灵中，青、赤、黄、白、黑五帝为主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人神为辅佐神。其中，立冬日迎冬祭祀的黑帝玄冥，既是北方之神，也是冬季之神。东汉之后，帝王五郊迎气祭祀逐渐废弛不举。
据《逸周书・时训解》记载，立冬有“三候”：“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冻;又五日，雉人大水为蜃。”大意是立冬这天，水面开始结冰;5天之后，地面开始封冻;再过5天，野鸡飞入海中化为大蛤。在古人看来，如果上述“候应”不能如期而至，则相应地就会出现阴气不足、将有灾祸发生、国中多等异象。
立冬的节候表征也出现在古人的诗文作品中。唐代诗人元稹作《咏廿四气诗・立冬十月节》：“霜降向人寒，轻冰渌水漫。蟾将纤影出，雁带几行残。田种收藏了，衣裘制造看。野鸡投水日，化蜃不将难。”诗人写立冬时的物象，也咏作物收获、寒衣制作的人事，最后落笔于“雉入大水为蜃”的候应。元代学者陆文圭也有《立冬》诗，其中有“早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风”之句，以秋后和风后红叶表征立冬节候。
十月朔
在古人的观念中，“立冬，十月朔气也”，节气前后有传统的十月朔。十月朔，民间也称“秦岁首”“十月朝”“祭祖节”“寒衣节”等。
十月曾是秦朝历法的岁首。据文献记述，秦以“冬十月为年首”，时间与夏历的十月吻合。十月作为一岁之首体现了“年”字的本意：“年，谷熟也。”这是以农事周期为一年的计算方法。古代改朝换代讲究“改正朔，易服色”，也即颁行新历法，改变服饰颜色。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代商以子月为正月，秦代周则以亥月为正月，也即以十月为岁首。
汉朝建立后一直沿用十月岁首的传统，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采用太初历，改正月为岁首，才有后世的“元旦”（春节）。汉代朝廷虽然颁用了新历法，但十月初一作为节日的习俗却一直在民间延续。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十月朔日，黍G，俗谓之秦岁首。”“黍”即黍子，黏米的一种;“G”即肉羹，“黍G”就是黍子加肉熬成的肉粥，是秦朝岁首的主要节令食品。宋人沈遘有《初冬近饮酒作》诗，其中有“吾民久已作秦民，迄今十月犹遗俗”的咏叹，足见秦岁首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十月又是古人祭祖的月份。据《礼记・王制》记载，周天子的宗庙祭祀有四时之祭，也即以四季时令物品向祖灵献祭，让祖先尝新，每季都有一个专用名称：春曰j，夏曰E，秋曰尝，冬曰A。其中，立冬之日举行的“冬A”之祭，按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解释：“A者，以十月进初稻也。”也即以新收获的稻子祭荐祖先。《礼记・月令》中也有孟冬之月天子以猎物祭祀先祖的记载。
为亡故的祖先送寒衣的记述早见于唐代。《唐大诏令集》是宋人辑录的一部唐代皇帝诏令集，据其中的《九月一日荐衣陵寝诏》记载，唐玄宗天宝二年八月制曰：“自今以后，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寝陵，贻范千载，庶展孝思。”皇帝下诏，为祖先送衣服，时间却是九月一日。事实上，这一政令在民间的影响有限。晚唐五代敦煌曲子词《捣练子》：“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在这首小唱中，孟姜女送寒衣的对象仍然是生者，而非亡人。 立冬祭祀
宋代十月朔，民间有送寒衣之实，却无寒衣节之名。在北宋京城汴梁（开封）：“（九月）下旬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到了元代，寒衣节之名开始出现：“是月，都城自一日之后，时令谓之送寒衣节。祭先上坟，为之扫黄叶。此一月行追远礼甚厚。”
明清时，寒衣节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悼亡节。在明代的北京：十月初一日，纸铺裁五色纸，做男女衣，一尺左右长，曰寒衣。寒衣外包有纸套，上书收衣人姓氏、辈分，如同邮寄的书信一样。到了晚上，家家祭奠，呼唤着亡者的名字，在大门处焚化寒衣，称“送寒衣”。清代的北京仍如前朝：十月朔，士民家祭祖扫墓，如中元仪。晚夕缄书冥楮，加以五色彩帛做成冠带衣履，于门外奠而焚之，曰“送寒衣”。
在后世民间，十月朔除了祭祖先、送寒衣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习俗。
歇工 在山东惠民县：“十月一日……是月田事告竣，田家设酒肴犒佣工，谓之‘辞场’。”在山西屯留县：“农家于是日劳农休息，曰‘闭场门’。”俗语也说“吃了糍粑饭，伙计就滚蛋”。富家雇佣的短工，一般会在十月初一这天结清工钱、吃散伙饭。也有在立冬日或小雪日歇工的。在天津蓟县：“立冬日，雇工人之家，均于是日散工，也有到小雪日再散者。”
犒劳耕牛 在四川巴县：“（十月朔）蒸糯米，捣糕饭牛，并粘牛角，令其临水照，见则牛喜酬其力，曰‘饷牛王’。”在广东从化：“孟冬之月朔日，农人大J相劳，用糯米为糍，杂粉豆以饭牛，谓之‘牛年’，亦报终岁耕耜之勤也。以糍缚牛两角，牛照水见角无糍者辄悲鸣狂跳云。”
升火取暖 据《岁时广记》引《东京梦华录》记载：“十月朔，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宋范成大《吴郡志》中也有“十月朔……是日开炉，不问寒燠皆炽炭”的记载。清人《燕京岁时记・添火》中记载：“京师居人例于十月初一日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在我国的北方地区，传统上多以土炕取暖，此俗也称“熏炕”。
食俗与其他
中国人在节日、节气的时间点上讲究吃，立冬也不例外。民间有“立冬补冬，补嘴空”之说，但各地补冬的方式又有差异。
在江浙地区，民众立冬日杀鸡宰鸭，一家人进食，称“养冬”。同时，人们还讲究立冬吃猪蹄，有“吃前蹄补手，吃后蹄补脚”之说;在江苏南京，立冬要吃葱，俗语说“一日半根葱，入冬腿带风”;在江苏苏州，立冬吃咸肉菜饭，用霜打的苏州大青菜、肥瘦兼有的咸肉为原料，烧出又香又糯的咸肉菜饭，全家人进食。
在闽中一带，立冬日家家户户吃用中草药熬汤煨制的鸡、鸭、兔肉或猪蹄、猪肚等;在潮汕地区，立冬要吃甘蔗、炒香饭，当地有“立冬食蔗齿不痛”之说;台湾人立冬这天偏爱羊肉炉、姜母鸭、麻油鸭、四物鸡汤等补食。 立冬吃饺子
在华北地区，立冬则要吃饺子。立冬是秋冬之交，吃饺子也有“交子之时”的寄寓。天津人立冬要吃倭瓜馅儿饺子，倭瓜也即通常所说的南瓜。
入冬之后，我国南北民间有腌制咸菜的习俗，以备冬季蔬菜淡季时食用。因是以盐腌制，因此也称“盐菜”;又因藏之备用，也称“藏菜”。据顾禄《清嘉录》记载：“（苏州）比户盐藏菘菜于缸瓮，为御冬之旨蓄。皆去其心，呼为藏菜，亦曰盐菜。有经水滴而淡者，名曰水菜。或以所去之菜心，刳菔缨为条，两者各寸段，盐拌酒渍，入瓶倒埋灰窖，过冬不坏，俗名春不老。”我国北方地区的腌菜则以大白菜、白萝卜、蔓菁等蔬菜为主，腌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据清人薛宝辰《素食说略・腌菜》：“白菜拣上好者，每菜一百斤，用盐八斤。多则味咸，少则味淡。腌一昼夜，反覆贮缸内，用大石压定，腌三四日，打稿装坛。”
关键词：修辞现象；语言形式；认知底蕴；“容器――内容”意象图式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4-0094-01
一、汉语中的“容器――内容”意象图式新释
客观世界存在着无数的物体，而这些物体之间又存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其中就有包含、容纳的关系，即一种物体（所谓容器）包含、容纳着另一种物体（所谓内容），或者说一种物体被包含、容纳在另一种物体之中。人类长时期感知到这种现象，于是在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意象图式（imageschema），即“容器――内容”（container-content）意象图式。
可以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我们都感知到容器包含、容纳着其内容的客观事实，而意象图式的形成，除了依靠感知之外，还依靠表象、记忆、联想、想象、判断、推理等等认知思维活动，其中也有语言参与其间。这一点，《认知心理学》也有明确的论述：“言语或语言在人们的生活中有极重要的作用。人的言语活动包含复杂的心理过程，另一方面它也参与诸如知觉、记忆和思维等许多不同的心理活动。”语言既是这种种认知活动的参与者，又是这种种认知思维活动的成果的载体。也就是说，语言形式承载了、反映着认知结构，语言形式、修辞现象是以认知结构为其底蕴的。
如果以A表示内容，以B表示容器，则作出反映的语言形式就是“A在B中（里、上）”，即（“A+介词结构”）和“A（的）B”、“B（的）A”三种。“A在B中”如：“泪在眼中”、“牙在口中”、“果仁在果壳里”、“肝脏在人的肚子里”、“衣服在箱子里”；“A（的）B”如：“泪（的）眼”、“车（的）库”、“客人（的）房子”、“衣服（的）箱子”；“B（的）A”如：“空（的）客（空中客车）”、“海（的）轮”、“脑（的）细胞”、“试管（的）婴儿”、“火星上（的）‘好奇号”’。可以说，“容器――内容”的意象图式在汉语中是得到了相应反映的。
那么，何谓容器？何谓内容？扼要地说，容器就是那些能够包含、容纳别的物体的物体；内容就是被包含、容纳的物体（这个界说，在有关的论文和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容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释义为：“名词，盛物的器具，如盒子、筐、盆儿、杯子等。”而所谓容器，从“容器――内容”意象图式的认知角度说，“容器”概念的外延是大于“盛物的器具”的。我们把房子、教室、巢窝、洞穴、袋子、箱子、江河、湖海、肚子、港湾、山坳、口腔等也看作容器，以此类推，凡是能够包含、容纳别的物体的，都是容器。自然，它们不属“器具”，不在《现代汉语词典》对容器的释义和举例的范围之内。至于内容，则是容器内所包含、容纳着的物体。如杯子里包含、容纳着的“水”或“茶”，箱子里包含、容纳着的“衣服”或“书籍”或“钱财”等，房子里包含、容纳着的“住房人”或“家具”或“日用品”，等等。
容器一般都具有容积、容量和容形（容器的形状），如作为器具的盒子、筐、盆儿、杯子都有容积、容量、容形，不属器具的容器：如上文举作例子的坚果的外壳、房子、箱子、大海、天空、口腔、肚子等等，也同样具有容积、容量、容形。不过，应该指出，容器的容积、容量都是有数可计的，而容器的容形有的明显可见，如属于器具的杯子、盒子等的容形和不属于器具的房子、洞穴、袋子的容形，有的则并不明显可见，比如街道、广场、城市、山林、湖海等的容形。
容形的显著与否，是相对而言的，并无绝对的标准，但也可以用容形作为参考给容器作个粗略的分类。
第一个类型是囊袋形，如盒子、袋子、肚子、胶囊、密封室、灵柩等，其特点是容器呈封闭包含形状，容形明显可见。
第二个类型是“凹”字形，如杯子、碟子、墨砚、水井、河床、地盘、陨坑、鸟巢、鸡窝等，其特点是半封闭包含形，容形也较明显可见。
第三个类型是“伞”字形，如山峰、佛塔、坟墓（所谓“土馒头”）、树木等，其特点是从外形看，下面大、上面小，其内容大多被容纳在它们的外形上（如坟墓表层长出来的野草），容形也较明显可见。
第四个类型是“一”字形。其特点是容形依靠周边的物体的衬托才能形成。容形略近于“凹”字形，是较难看清楚的。比如江岸、水面、地面、街道、广场、院子、都市、村镇、桥梁等，它们基本上呈平面状，其容形既不是囊袋形，也不是“伞”字形，我们凭借低于江岸的江水才看到“江岸”的容形，凭借激起波浪的风力和扔进水面的石头才看到“水面”的容形（有所谓“无风不起浪”、“一石激起千层浪”），凭借略高于地面的物体才见到“地面”的容形，凭借略高于街道两边的行人便道或两边的建筑物才见到“街道”的容形，凭借广场周边的围墙或建筑才见到“广场”的容形，凭借院子周围的院墙才见到“院子”的容形，凭借都市、村镇周边的城墙或围墙才见到“都市”、“村镇”的容形，凭借桥梁两边的护栏才见到“桥梁”的容形。它们自身和周边的物体组合成一个有容形的容器，其容形只能说是略近于“凹”字形。“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水调歌头・游泳》），正是这类物体成为容器与容形的真实写照。
现在城市、村镇、院落可能都无城墙、围墙、院墙，但它们仍可以被看作容器，因为词义可以不随着它所反映的客观事实的变化而变化，词义沿用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果要问，一些呈“一”字形的事物，我们找不到它赖以构成容形的物体，亦即没有容形，那么这种呈“一”字形的事物是否还可以看作容器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容器一般说是有容形的，它把内容包含在容器的里边；容器有一些是没有容形的，它把内容容纳在容器的平坦的表面上。容纳和包含在方式上是不同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包容的功能，所以它虽然没有容形，仍然应该被看作容器。更何况人通过联想和想象可以把它看作容器，所以它虽然没有容形，也应该被看作有容形。它和内容构成的“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也仍然是这些语言形式的认知底蕴。当然，严格地说，它并非标准容器，我们可以称之为准容器。准容器如树枝、平板、桌面、棋盘等。当“地面”一马平川、“广场”空无一物，找不到赖以显示其容形的周边事物时，自然属于这种无容形的容器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物体，根本不是容器，一旦充当了容器，也就有了自己的容形。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其容形也略近于“凹”字形。其后，敌军溃败，敌军围出的人墙不复存在，这个容器与容形也就不复存在了。
有的物体，并不凭借周边物体的衬托，而是凭借自身的形体变化形成容器并产生容形的，比如平伸的手掌作握物状，则成为囊袋形的容器。“胜券在紧握的手掌之中”便是适例。这样的物体，如果恢复原来的状态，便失去作为这一种容器的特点，其囊袋形的容形也随之不复存在，成为“一”字形容形了。
应该指出：容形的是否显著，是就人以肉眼感知说的，如果借助仪器如显微镜观察，则最不容易清楚看到的容形，也可以看清楚的。
此外，有些“容器”，并非由物体充当，也就不存在容形，所谓物既不存、形将焉附。这些容器，由没有具象的事物充当，是人在一般容器的基础上进行联想、想象形成的隐喻性的容器，如“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杜甫《忆李白》）的“梦”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福”。因为它们确实也包含、容纳着各种内容，比如人在梦中梦到的各种人和事物，人在福中享受到的各种幸福。所以把它们归类入“容器”。它们也是准容器。这类容器出现频率是低的。把原本不是容器的物体临时归入容器档次，是从言语角度着眼的，也就是说，把盒、筐、盆儿、杯子等归入容器档次，则是从语言角度着眼的。所以大量的非器具的容器，被当作容器来使用，是言语活动和修辞活动的事。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房子就是人居住的建筑，不是什么容器，肚子就是肚子，“敌军”就是“敌军”，“手掌”就是“手掌”，“梦”就是“梦”，“福”就是“福”，都不是什么容器。“容器”概念的扩大使用，丰富了言语活动和修辞活动的资源，使修辞现象更加丰富多彩。
以多种语言形式反映同一种认知图式，是常见的语言现象，原因是语言自身有自己的结构规律和使用规律，不大可能对认知结构作出一对一的反映。所以汉语以“A在B中”和“A（的）B”、“B（的）A”三种语言形式反映同一种“容器――内容”意象图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由于各民族有大致相同的认知体系，所以也有相同的认知结构。我们看到英美人在认知上同汉人一样都有“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并一样反映在语言形式上。例如：The dog roled on the ground，有人译为“狗在地上打滚”。The sun light fell on the water，有人译为“阳光照射在水面上”。又如：Pearl Harbor被汉人译为“珍珠港”，Iceland被汉人译为“冰岛”（因为它是一个岛国），原意为“冰的土地”。它们所反映的“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和汉语完全相同，都是“A的B”的语言形式。它们与汉语的“葡萄沟”、“冰的土地”如出一辙。“冰的土地”则甚至在字面上与汉语也是相同的。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则The dog roled on the ground，与汉语的表达语言形式是仍然有些差别的，按英语的语序，不应对译为“狗在地上打滚”，而应该对译为“狗打滚在地上”。而这两种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是不完全相同的。前者是说狗的打滚的动作还在继续着，后者是说狗打滚的动作已告结束，也就是说，狗已经归着于地上了。可见，不论是这句英语的语言形式可以表达汉语两种的语言形式的意义，还是这句英语的语言形式只能表达汉语这两种语言形式中的一种的意义，都是英汉语言同中有异的。
就语言的总体而论，对各种不同的语言，我们既要看到相同之处，也要看到不同之处，而各种不同的语言又是以其自己的不同于别的语言的形式完成语言所承担的任务的。
汉语以“A在B中”和“A（的）B”、“B（的）A”映照“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当然也是以多种语言形式映照同一种认知结构。而且再加细分析，则“A在B中”也有多种变式，而“A（的）B”、“B（的）A”虽然同为偏正式，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
“A在B中”的语言形式有多种变式，常见的是“A+动词+在……中”。介词用“在”，方位词用“中（里、上）”；这里的动词，常见的是表示存在、出现、进入义的动词（如“海内存知己”、“心生一计”、“堕入爱河”以及其他的动词，如“我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再如“行李放在过道上”、“客人住在客房中”。下例只用“在”，不用方位词：“行李放在过道”、“客人住在客房”。再下的例是用方位词，不用“在”：“行李放过道里”、“客人住客房中”。最后的例则是“在”和方位词全都不用：“行李放过道”、“客人住客房”。当这种语言形式中的动词挪到句末时，就成为另一种变式，如：“行李在过道上放（好）”、“客人在客房里住”。
此外，“A在B中”也有“A”与“B”语序换位的形式，如：“过道放行李”、“客房住客人”。
如下两例，则是语句虽然不能直接看到“A在B中”的语言形式，但从句意还是可以看出它的确也是一个隐含着“A在B中”的语言形式：“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杜甫《空囊》）。这不就是说“钱在囊中”（“A在B中”）么？“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这不就是说，“牛羊在似穹庐的天空笼盖下的四野中”（“A在B中”）么？
如果对“A（的）B”、“B（的）A”这两种语言形式细加观察，则可以看到，尽管它们同样映照“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其认知底蕴是相同的，但并不可以互相转换。比如，“A（的）B”“花圃”、“鸡窝”不能互相转换为“B（的）A”“圃花”、“窝鸡”，一经转换成“圃花”、“窝鸡”，就不成词了，当然，没有重新转换成“花圃”、“鸡窝”的资格。“B（的）A”的“海龟”、“河鱼”、“水怪”如果转换成“A（的）B”作“龟海”、“鱼河”、“怪水”，也同样是不成的。至于“B（的）A”的“盒饭”、“碗酒”、“盘花”能换成“A（的）B”作“饭盒”、“酒碗”、“花盘”，则虽然成词，但词义不同了，破坏了语句转换应该基本上保留原来的意义的转换规则，所以同样失去了转换的资格。
我们应该看到，并不是凡是语法上“名词十介词结构”和名词偏正结构都映照“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不能把它们和“A在B中”与“A（的）B”、“B（的）A”等同看待。比如，“中华在复兴中”、“工厂在建设中”与“私人秘书”、“粮食价格”就都不属于“A在B中”与“A（的）B”和“B（的）A”。
我们还应该看到，有的偏正结构语言形式，与“A（的）B”非常相似，但并不等于“A（的）B”。比如，广西柳州的“立鱼峰”、黄山的“莲花峰”、广东肇庆的“七星岩”、海南的“五指山”、武汉的“龟山”、“蛇山”。我们只要看看柳宗元和叶圣陶对柳州“立鱼峰”、黄山“莲花峰”的描写，就可以明白这些偏正结构的“偏”的部分的词语是用以描述正的部分的词语的形貌的，它们并不能成为“A（的）B”中的“A”（即内容）。柳宗元说：“（立鱼峰）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柳宗元《柳州近治可游者记》）。叶圣陶说：“（莲花峰）就整个峰看，我们想象到一朵初开的莲花。莲花峰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给起的，居然形容得那么切当”（叶圣陶《黄山三天》）。“立鱼”并不是“峰”的内容，“莲花”并不是“峰”的内容。
“A（的）B”和“B（的）A”都是名词或名词偏正结构，有的用结构助词“的”、“之”联结“偏”和“正”，使“偏”与“正”的关系由意合变为形合，更加显豁；也偶有用方位词“中”、“里”、“上”的。
以“A（的）B”形式出现的词或词组，如：花圃、鸟巢、鸡窝、虎穴、鱼池、雁湖、衣箱、货栈、画室、宾馆、囚牢、子宫、卵巢、精囊、心房、五羊城、芙蓉镇、杏花村、麒麟阁、黄鹤楼、紫竹院、碧云寺、尼姑庵、山神庙、黄帝陵、鹦鹉洲、莲花湖、珍珠港、葡萄沟、威虎山、野猪林、九马画山、名画的长廊、魔鬼峡谷、粮食的宝库，等等。
以“B的A”出现的词或词组，如：海龟、河鱼、水怪、山虎、田鼠、碗酒、盒饭、盆花、盘景、盘中餐、席上珍、坛子肉、竹筒饭、笼中鸟、龙井茶、茅台酒、波斯猫、美洲狮、中国龙、荔浦芋头、人间万象、塞上风云、试管婴儿、月里的嫦娥、沧海中之一粟、井底里的青蛙、火星上的“好奇号”探测车，等等。
“A（的）B”与“B（的）A”的语言形式与“A在B中”不同，但它们都可以转换成“A在B中”的语言形式，如名词“花圃”、“鸟巢”、“鸡窝”等名词可以转换成“花在圃中”、“鸟在巢中”、“鸡在窝中”；“粮食的宝库”、“名画的长廊”等名词偏正词组可以转换为“粮食在宝库之中”、“名画在长廊之中”。“海龟”、“河鱼”、“水怪”等名词可转换为“龟在海中”、“鱼在河中”、“怪在水中”；“沧海中的一粟”、“井底里的青蛙”、“火星上的‘好奇号’探测车”等名词偏正词组可以转换为“一粟在沧海之中”、“青蛙在井底里”、“‘好奇号’探测车在火星上”。
“A在B中”的语言形式自身就明确表示内容在容器之中，而“A（的）B”与“B（的）A”并无此种明确表示。不过，它们确有与“A在B中”的“A”和“B”相同的表示“容器”和“内容”的词语，并且都可以转换成“A在B中”，这使我们确信它们和“A在B中”语言形式一样，都是映照“容器――内容”意象图式的，在这一点上，它们和“A在B中”是完全相同的。
上文主要对“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及其在语言形式中的反映作出说明，下文将在这个基础上对有关的汉语修辞现象进行观察，并从理论上作出分析和评论。
二、评某些修辞格的界定
（一）对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借代界定的一些想法
首先说明，“A在B中”也有因承前蒙后和泛指而省略了“A”的，如：“长城在中国大地上，也在中国人的心坎里”，后一句承前一句的“长城”省略了。不过，修辞学最关注的，是以“容器”“B”借代内容“A”而省去“A”的所谓“借代格”的修辞现象。如把“大江（B）之水（A）”说成“大江（东去）”，以“大江”借代“水”，将“水”（A）省去了。
借代格以其格式新颖、应用广泛、辞效显著，备受修辞学界关注。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对借代格就有许多深入的论述。《发凡》把借代大致分为两类：一为旁借，一是对代。《发凡》给借代作的界定是：“所说的事物纵然同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如此借代的，名叫借代辞。”《发凡》对旁借，也有一个类似界定的说明：“旁借――是随伴事物和主干事物的关系。在原则上是用随伴事物代替主干事物，用主干事物代替随伴事物，都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事实上是多用随伴事物代替主干事物，用主干事物代替随伴事物的，虽不是完全没有，却是不大有的，名为旁借，便是为此。”《发凡》所说的“所说的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容”（A），所说的“那关系事物的名称”，就是我们所说的“容器”（B）。所说的“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容器”（B）借代“内容”（A）；《发凡》所说的随伴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容器”（B），所说的主干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容”（A）。所说的用随伴事物代替主干事物，就是我们所说的用“容器”（B）借代“内容”（A），所说的用主干事物代替随伴事物，就是我们说的用“内容”（A）借代“容器”（B）。《发凡》的借代界定和旁借界定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互补的。
我们的说法，则是在《发凡》所举的例句得到验证的。在旁借一节，《发凡》所举的例句中至少有11个例句是反映“容器――内容”意象图式的，即例八、例九、例十、例十一、例十三、例十四、例十五、例十六、例二十、例二十二、例二十三。例八引“我亦无诗送归棹”，并解释说：“归棹是归客所乘所在，代归客。”例九引“高谈雄辩惊四筵”，并解释说：“筵代筵上的人们。”例十引“将来要备祭桌”，并解释说：“祭桌是祭品的所在，代祭品。”例十一引“故此备个粗碟”，并解释说：“粗碟代碟里的鸡鱼火腿之类。”例十三引“四海之内”，并解释说：“四海之内代四海之内的人。”例十四引“食敌一钟”，并解释说：“钟代钟里所盛的粮食。”例十五引“大江东去”，并解释说：“大江说大江里的流水。”例十六引“主人西侧则酒肆也”，并解释说：“主人为灵石旅舍所属，这里就用主人代灵石旅舍。”例二十引“锦茵银烛按凉州”，并解释说：“凉州代凉州所传之乐曲。”例二十二引“比翼鸟在其东”，并解释说：“用比翼鸟这个产物代比翼鸟的产地参山。”例二十三引“又西回仙弈之山。其鸟多秭归，石鱼之山，在多秭归西”，并解释说：“后面一个多秭归系代仙弈山。”从“容器――内容”意象图式说，则都是以容器借代内容或以内容借代容器（后者仅见于十六、二十二、二十三三例）。以内容代容器的借代格，如《发凡》所说的从原则上说可以有，但事实上不大有。不大有当然不等于没有。为此，我在这里补举两个例子。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这是以“铜雀”代“铜雀台”，亦即以“铜雀”（内容）代“台”（容器）。又如“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西寨山怀古》），这是以“石头”代“石头城”（今为南京），亦即以“铜雀”（A）代“台”（B），以“石头”（A）代“城”（B），就是以“内容”代“容器”的借代了。
《发凡》成书于上世纪的30年代，对这些以“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为底蕴的借代修辞现象的分析，同新近兴起的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是基本相同的。我们不能不说，《发凡》在当时是超前的，在现在仍然闪耀着传统修辞学的光芒，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当然，新兴的修辞学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在过去传统修辞学的基础之上取得更多更大的创获。
我以为，如果要给以上这些借代修辞现象作个界定，无妨说：“凡是以‘容器’代‘内容’或者以‘内容’代‘容器’的修辞现象都属于借代格。”
这样的界定，有助于我们在深化对这种借代的理解和增强对这种借代的敏感度的基础上按图（意象图式）索骥（借代格），发现许多常用语也是这种借代格。如：“百川（之水）归海”、“湘江（之水）北去”、“江（之水）河（之水）日下”、“大河（之水）满了，小河（之水）不干”、“三个臭皮囊（内中之躯体，即人）胜过一个诸葛亮”、“两个凉碟（菜）”、“三碗（酒）不过岗”、“九大碗（饭、菜）”、“壶（水）开了”、“哪壶（水）不开提哪壶”、“这几个人缠着你，够你喝一壶（酒）的了”。甚至那些字面上连容器与内容的名称也不出现的语句，我们也明确感到它们的存在，如：“直抵黄龙，与诸君痛饮尔”（《宋史・岳飞传》），尽管“饮”必须具备的容器如“杯”和“饮”的“内容”如“酒”，都没出现。又如“逢人只合千场醉”（龚自珍《广陵舟中为伯恬书扇》），“醉”必先要饮酒，饮酒必需有盛酒的器具，而句中既无酒器（容器），又无酒（内容），但我们凭着“容器――内容”意象图式看到了它们的存在。不过，这些语句中既不出现“容器”，也不出现“内容”，也就说不上是以容器代内容或者以内容代容器的借代，可以看作是一般的省略。
至于下例，出现容器“枝”，而隐去内容“春花”中之“花”，而留下“春”，一字之留，让人领会到所指者为“春花”，即“春天的花”，此诗句也以此成为别具一格的借代格修辞名句：“江南无所赠，聊赠一枝春”（陆凯《寄范晔诗》）。据《辞源》对“一枝春”释义：“一枝春，指梅花。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并赠诗日：江南无所赠，聊赠一枝春。”后来多把一枝春看作为梅花之别名。黄庭坚诗：“欲问江南近消息，喜君贻我一枝春。”
（二）对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列锦格界定的一些想法
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给列锦格作的界定是：“以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的定名词组组合成一种多列项的特殊的非主谓句来写景抒情、叙事抒怀，这种修辞手法叫‘列锦’。”举例20多个，并都作了详细的解释。其中约有10个例子最引起我的注意。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解释说：“前三句由九个定名结构分别排列为三组，每组都可以说是一个镜头，这几个镜头又组成了一幅浑然一体的画面。”如“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解释说：“（这）是诗人早年经历过的抗金往事的追忆。一件事是在瓜州渡，时间是在冬天，作战时用的是艨艟巨舰；一件事是在大散关，时间是在秋天，作战时用的是骑兵部队。”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解释说：“这两句写出了旅子的辛苦。鸡叫了。天还没有亮，残月挂在茅店的上空，赶路之人已经登途了，走过满是凝霜的板桥，留下一个一个的足印。”如“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李颀《望秦川》），解释说：“王力改写为‘万户竹鸣，秋风飒飒，五陵松黯，寒色凄凄’，改写得非常好。”
就这几个例子和对它们的解释，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就算这些名词或定名词组真的组合成一种多列项的非主谓句，但《汉语修辞美学》的界定和对例子的解释都没有交代到底是如何组合的。不过，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常见的释义方法，即给这些名词或者定名词组，根据它们自身的含义，补出作谓语的形容词、动词，使它们成为一个一个可以理解的句子。
我也曾用这种释义的方法把齐己的“山寺钟楼月，江城鼓角风”改写为“山寺高悬钟楼之月，江城时送鼓角之风”。
对这种释义方法，我曾引用李东阳的与这种释义方法有关的话：“不用一二闲字，止提掇出紧关物色字样”（《怀麓堂诗话》）。这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用一二闲字”，即用一二个动词、形容词将名词、定名词组所要表达的意思补足。我也曾用现代语言学术语说，这些名词、定名词组就是“意义支点”，而补出的动词、形容词则是把这些支点连成一起的链条。这种释义的方法，通俗地说，就是“串句法”。公平地说，这种“串句法”是用之有效的。但是，它还不能回答这些名词、定名词组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问题。
我曾经用层次分析法揭示这些名词、定名词组之间存在着的组合关系。认为它们在语言形式上是并列的，但组合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层次的。我把“春风桃李一杯酒”（黄庭坚《寄黄几复》）分析为“春风||桃李|一杯酒”，就是说“春风”与“桃李”组合在一起，“春风和桃李”作为一个层次，又与另一个层次“一杯酒”组合。现在看来，《汉语修辞美学》所举的一些例子，也可以如此分析，如“古道|西风||瘦马”、“楼船||夜雪|瓜州渡”、“杨柳岸|晓风||残月”、“鸡声||月|茅店”。当然，这种层次分析，只说明了这些名词、定名词组的组合，是分层次进行的，不是挨个平列地组合的，不能说明它们各自在句子里在语义上担任什么角色，这些不同角色又是怎样在意义上组合起来的。而现在如果我们用“容器――内容”意象图式来分析，则可以发现名词、定名词组的语言形式，有的是以这种意象图式为认知底蕴的，即表现为“A在B中”。所以，“春风桃李一杯酒”就是“春风、桃李（A）在一杯酒（B）中”，意即“春风桃李在一杯酒的（兴致）之中”；“古道西风瘦马”就是“西风、瘦马（A）在古道（B）之中”；“楼船夜雪瓜州渡”就是“楼船、夜雪（A）在瓜州渡（B）之中”；“鸡声茅店月”就是“鸡声、月（A）在茅店（B）之中”；“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就是“秋声（A）在万户竹（B）之中”，“寒色（A）在五陵松（B）之中”。其他如“杨柳岸，晓风残月”、“花月池台王傅宅”等也应这样分析。
其实，这样的分析，早见于清朝人《千家诗》的编注者王相对“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的分析之中，他说：“四野之秋声，生于万林之竹籁；苍茫之寒色，生于五陵之松涛。”这用“容器――内容”意象图式来分析，不就是“四野之秋声（A）在万林之竹籁（B）之中，苍茫之寒色（A）在五陵之松涛（B）之中”么？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无论是层次分析也好，“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分析也好，都只适应一部分列锦格的例句，并不适应全部例句，如“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因为这例只有一个层次，也无“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作认知底蕴。第二，是不是因为可以用“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作出分析，就从整体上不认可现有的列锦格界说呢？还是把能够用“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作出分析的所谓列锦的修辞现象单独处理，另行界说、另行立名呢？都有待修辞学界同仁深入研究正确裁定。
三、从容器与内容各自的特点以及配合使用进行观察和分析
容器与内容是互相依存的，离开了内容，一般说，容器仍然可以是容器，如离开了水，杯子还是容器（器具），当然，离开了水，“大海”就可能不再是海水的容器了，它或者变为“大陆”，即所谓“沧海桑田”；“内容”如果离开容器，就不成其为内容，如作为“箱子”这个容器的内容的“衣服”，如果把它从“箱子”取出，它就不再是“箱子”的内容，只是衣服而已。不过，当“容器――内容”意象图式反映到语言形式时，“容器”与“内容”就互相依存达到缺一不可的程度了。既然缺一不可，也就产生二者各自特点以及配合使用等等问题。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修辞现象，也就成为我们的关注的焦点了。
（一）借代式
即容器或内容或隐或现形成借代格的语言形式。对于借代，上文主要从界定上论述，这里着重从辞效上说明。
以容器借代内容为例。洪迈说：“吴中人士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日，‘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更为‘满’，凡如是十余字，始定为‘绿’。”①洪迈未说明修改的原因。作者王安石说“不好”，但也未具体说明何以“不好”。
我们以“容器――内容”意象图式来解释，则“绿”的对象并不是“江南岸”，而是“江南岸”上的逢春又萌绿的庄稼、杨柳、野草等等绿色植物。也就是“江南岸”是“容器”，而这些绿色植物是“容器”“江南岸”上的“内容”，这“内容”字面上却未出现，是被“容器”代替了。其结果是春风所到之处竟然不是以语言形式出现的“江南岸”，而是不见于语言形式的庄稼、杨柳、野草等等绿色植物。从语法看，“绿”是形容词，而用如使动动词，就是使“江南岸”变“绿”的意思。如果不用“绿”字，则“到”、“过”、“人”、“满”就是“春风又到江南岸”、“春风又过江南岸”、“春风又入江南岸”、“春风又满江南岸”，就构成春风在江南岸上（A在B中）的“容器――内容”意象图式，“江南岸”作为“容器”就不能借代“绿”（A），也就无从把千里江南岸一片绿色的春天景色描绘出来了。
意象图式本身是一种抽象的认知结构，并没有具体可见的形象性。但这又并不妨碍在体现这种认知结构的语言形式中的词语可以具有形象性。正如语法结构是抽象的、概括的，却并不妨碍在其语法结构中的词语可以具有形象性一样。从认知上说，有的客观事物，表象值是很高的，反映它的词语，形象性当然也是很强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形象具足，就是这样。
我以上对何以选用“绿”字的理解，如果王安石、洪迈地下有知，冒昧请教，不知以为然否？
与“春风又绿江南岸”相类的修辞现象也是有的。如“朋友啊，请你干一杯”（《祝酒歌》），“干”的对象也并不是“杯”，而是“杯中的酒”，“干”也是形容词用如使动动词，是使“杯中的酒”变“干”的意思。不过，“干”并不改变“酒”的颜色，其表象值也并不像“绿”那么高。因此，它是谈不上形象具足的。
（二）非借代式的各种形式
即容器或内容的或隐或现都不形成借代格的语言形式与其他各种语言形式。
1.隐内容而现容器或者相反
例如“空箱子”、“潮打空城寂寞回”（刘禹锡《石头城》）。“内容”是离不开容器的，即使隐而不现，实际上仍然存在。说到“空箱子”，我们会意识到衣物等内容的实际存在，说到“空城”，我们会意识到居民、房子等内容的实际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语言表达方式。至于“赤膊上阵”、“赤脚大仙”，则是隐去容器“衣服”、“鞋子”，只现内容“赤膊”、“赤脚”。
2.容器小内容大
成语“胆大包天”只是一个极言想法非常之大的比喻、夸张，并不是说人的“胆”这个小容器能够包含了“天”这个非常大的内容。阎婆惜说：“我只知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水浒传》21回）这同样是一种比喻、夸张的说法，并非真实的事实。这话既违反了逻辑事理，也违反了认知规律。因为小容器是不可能容纳大内容的。阎婆惜对宋江平素控制着她心怀不满，这时拿到宋江暗通梁山的把柄，可以告官，于是说了这些泄愤的话。从修辞上说，这话颇有价值。因为这话既适应了阎婆惜倒打一耙的心态，也适应了施耐庵要写的宋江以此怒杀阎婆惜、最后被逼上梁山的题旨。
相声《扒马褂》大意说，一个人说他的一只大黄狗掉进茶杯里给淹死了。另一个人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人说前几天在茶馆里喝茶，损坏了别人的东西，把那只大黄狗赔给别人了。这不就是大黄狗在茶杯里淹死了吗？这也是这种比喻、夸张的说法，巧妙地用于相声设包袱了。
3.容器疏而内容不漏
所以有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再如“这样的光景，只要太平过三年，漏碗也能盛满水”（高晓声《水库》）。“天网”是抽象的，不能用视觉直接感知到，而“碗”是具体的，明知它疏必漏，现在反而说“漏碗也能盛满水”，就必然使人想到这是极度的夸张，意在强调水库的水非常充足。这与歇后语“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容器疏必漏的说法恰恰相反。修辞极尽正反利用语言达意之能事。
4.容器的真与假
把衣服、帽子、鞋子作为容器，护着作为身体的内容，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所为，飞禽、走兽是不会自行穿衣、戴帽、穿鞋来护体的，它们只能以羽毛、皮肤作为容器护体。因此，衣服、帽子、鞋子对人类而言，它们是真容器，而对飞禽走兽而言，它们是假容器。因而所谓“衣冠禽兽”、“沐猴而冠”，对禽兽而言，“衣冠”便是假容器，对“猴子”而言，“冠”便是假容器。当然，容器虽假，而这些成语作为比喻修辞现象所表达的意义却是真的。兽类以自己的皮毛作为容器，但不同的兽类也不可能互换皮毛，所以“披着羊皮的狼”的“狼”身上的容器“羊皮”也是假容器。这话用于凶恶而伪装善良的人，是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说法。
5.内容进入作为死地的容器而竟然栩栩如生
“沸鼎”对活“鱼”来说，是死地，“热锅”对“蚂蚁”来说，是死地。而在丘迟的笔下，却有“鱼游沸鼎之中”的话（《丘迟与陈伯吹书》）。事实上，沸鼎中的鱼是无法再“游”的。在日常用语中，也有“急得我像热锅里的蚂蚁”的话。事实上热锅里的蚂蚁，早就被热死了，不可能再“急”了。这些都是出于想象的修辞现象。前者比喻人处险境之中，后者比喻心情万分着急。
6.内容尚未进入容器，就在容器中产生效应
这种修辞现象，就是窜前夸张。这从认知上说是时间与空间配合的错位。比如“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范仲淹《御街行》），就算“酒”（内容）喝进肚子（容器）可以成泪，但未喝进肚子时，是不能产生“泪”的效应的，如果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则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夸张，以窜前为其特色。再如：“他酒未沾唇，心早就热了”（郑直《激战无名川》），如果说“他酒喝进肚子，心就热起来”，就既不是窜前夸张，也不是夸张，变成直白的说法了。
7.内容溢出容器，到达不可能到达的地方
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眺》），江水溢出“江”之后，竟然流到天地之外了。而“天地之外”是江水不能到达的地方。当然，所谓不能到达，是就自然环境说的，就修辞境界说，则是可以到达的。而且一经到达，便成了一种基于认知上的错觉或者基于认知上的联想、想象的修辞现象。王维在诗句里，溢出了“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思维定向，让汉江之水溢出汉江，流到“天地之外”，而汉江临眺就取得了浩瀚的江水薄天而去的最好的视觉效果，所见的景色也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也就和王维一样身同感受了。
8.容器与内容在句中互换角色
容器与内容存在包含、容纳和被包含、容纳的关系，但是容器与内容在数量上说并不是一对一的，一个容器可以包含、容纳多种内容，如一个杯子，既可以包含、容纳水，也可以包含、容纳酒、醋、咖啡等等。一个内容，也可以被包含、容纳在多种容器里，如“水”既可以放人杯中，也可以放人桶里或者缸里等等。自然，一个容器也可以同时包含、容纳多种内容，如一个杯子，就可以同时包含、容纳咖啡、白糖。从内容上说，就是多种内容同时放人同一个容器之中。我们从中看到，即使容器与内容相互之间变化多端，而在上文的例句中也未出现过容器与内容互换角色，即容器变为内容，内容变为容器的。而事实上，这种角色互换的语言形式是有的，这就是在一个语言片段中由于语序的变换在上文作容器的词语在下文变为作内容，或者相反，在上文作内容的词语在下文变为作容器，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有的容器它可以放在别的比它更大的容器之中，它也就变为这个比它更大的容器的内容。比如肠、胃作为容器，它包含、容纳着作为它们内容的有待消化的食物，而人的肚子作为容器，又包含、容纳着作为它的内容的肠、胃。当这种情况表现在上、下文时，就成了这样的语言形式：“肚里有肠、胃，肠、胃里有待消化的食物。”这种变换可以构成修辞的回环格，如“祸（容器）兮福（内容）之所倚，福（容器）兮祸（内容）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再如：“摔碎了泥人再重和，再捏一个你来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容器）有妹妹（内容），妹妹身上（容器）有哥哥（内容）”，这种回环格，可以收到善于表示两种不同事物“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修辞效果。如果不是容器与内容互换角色，如“阳光充满了教室，也就是说教室充满了阳光”、“一个房间住十个人，也就是十个人住一个房间”，就不是这样的回环格。所以只从变换词语的次序或位置来观察，是不能准确地阐释这种形式的修辞现象的。
9.一个“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中的容器或内容包含着另一个“容器――内容”意象图式
这是可以称之为“套娃”的修辞现象。比如“林教头误入白虎堂”中作为容器的“白虎堂”就是一个“A（的）B”的语言形式。成语“心怀鬼胎”则作为内容的“鬼胎”是一个“A（的）B，，的语言形式。“冠盖满京华”（杜甫《梦李白》）则“冠盖”作为内容而它本身又是一个以容器“冠盖”借代了内容“达官贵人”的“B（的）A”的语言形式。（套娃也可以由借代充当，附举此例，以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作套娃的还可以有它自己的套娃。如“他侨居美国珍珠港多年”，“美国珍珠港”作为内容“他”的容器，而这个容器又可分解为“美国的珍珠港”（“B（的）A”），“珍珠港”还可以分解为“珍珠的港”（“A（的）B”）。
以上9个小目所阐释的大都是以“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为认知底蕴的无逻辑之理而有修辞之妙的语言现象。
10.容器与内容在“A（的）B”与“B（的）A”中的命名特色
它们长于给事物命名，使事物名称富于修辞色彩。例如增加事物的美感，如杏花村、芙蓉镇；突显事物的产地，如龙井茶、茅台酒；蕴含事物的文化韵味，如五羊城、滕王阁；渲染事物的神秘感，如魔鬼峡谷、空中楼阁。
11.方位词在容器词后边对容器的定位作用
方位词的使用受到方位词的词义的制约。比如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上”、“中”、“里”都可以表示范围，所以可以互相通用，如“冰山（上、中、里）的来客”，而“上”还可以表示“表面”，“中”、“里”都不能，所以要说“脸上”用“上”，不能用“中”、“里”，“海面上”不能说成“海面中”、“海面里”。
四、借助语法分析来观察、分析
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旅游活动，至少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帝王巡游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弘扬功绩，炫耀威力，震慑臣民，往往巡游各地。有的论者把西周时期的穆王视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说他曾宣称天下诸侯各国要遍布王辇之车辙和御骑之蹄印。《穆天子传》也记述了他的西征路线和有关故事。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足迹远涉波斯（今伊朗），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最早是由他开辟的。然而，由于有关周穆王的记述多属传说性的，因此把他作为帝王巡游的实例似乎有些牵强附会。然而，秦始皇、汉武帝作为帝王巡游的代表却是极其出色的。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第一人。公元前221年他统一中国后，10年之间（公元前220～公元前210年）出游5次：
公元前220年，他从咸阳出发,沿渭河河谷抵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后北行经泾水上的北地（今甘肃庆阳）返回。
公元前219年，他东行到山东邹县的峄山刻石记功,登泰山祭记封禅，到烟台芝罘岛，沿渤海向东到成山头，向南到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又南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在泗水寻觅周朝九鼎,后南行过淮河到衡山,由汉水经南阳返回。
公元前218年，他又向东游历，经河南、山东到芝罘、琅邪（今琅邪山）,沿漳水从上党返回。
公元前215年，他巡游河北，直抵碣石（今河北昌黎北）。
公元前2l0年，他出武关，沿汉水南下到湖北云梦,乘船顺长江东渡到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又到钱塘（今浙江杭州），再渡浙江到会稽（今浙江绍兴）祭大禹陵；后又北上琅邪、荣城、芝罘游历。
在这5次巡游中，他4次在7个地方立巨石刻字建碑以记其功绩。
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喜巡游，爱猎射，祠山川，慕神山,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大旅行家之一。他七登泰山，六出萧关；北抵崆峒（今甘肃平凉），南达寻阳（今江西九江），许多名山大川都有他行迹。
为实现先带兵耀武，再祭告天地的古训，他于公元前110年冬带兵18万,北上甘泉宫、上群、西河、五原（今内蒙古东胜、包头一带），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前后达千里。他出长城，登单于台，成镇匈奴，又回陕西祭黄帝陵，到华山祈祷；再东行至嵩山，敬礼于太室。
公元前119年，他封禅泰山，至东海求仙；又北抵碣石、辽酉,再由九原返回，行程9，000公里。此行是中国封建帝王巡游的一次壮举。
公元前106年，他经由盛唐（今安徽安庆）向湖南九嶷山拜虞舜,到潜山登天柱山；又从寻阳乘船沿江顺流而下，向枞阳行驶，其船首房相接，不绝千里；再由陆路北行，直抵山东琅邪海岸后归。
秦皇汉武，显赫一世。二者巡游，也颇相似。与秦始皇比。汉武帝巡游的路程之遥，地方之多，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隋炀帝杨州观琼花，清康熙、乾隆下江南等都是尽人皆知的帝王巡游的典型事例。
二、官吏宦游
中国古代封建官吏，常受帝王派遣，为完成某项任务而出使各地。官吏宦游即源于此。其中以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七下西洋最有名气。
张骞（约公元前175～公元前114年）是西汉杰出的外交家、探险家和旅行家，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他奉武帝之命，带100多人出使大月氏（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他从长安出发，经陇西（今甘肃临洮），穿河西走廊，出阳关，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一带），到大月氏，行程7，000多公里，在月氏，他考察了那里的山川地形、风土民情、特有产品，政治军事，并涉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许多城市。然后，他取道葱岭（原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的总称），从祁连山过羌人区，进入陇西，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
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他又率300人前往乌孙（今新疆伊犁和巴尔喀什湖一带），走访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伊拉克等地），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乌孙使节的护送下返回。
他两次出使西域，被誉为“凿空”（司马迁语）的人，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建立了不朽功绩。
郑和（1371～1435年）是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在世界航海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年），他奉命率船队七下西洋（南洋群岛婆罗洲以西的南中国海、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壮举。他南到爪哇，北到波斯湾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西到索马里摩加迪沙，涉海5万多公里，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举,比1487年欧洲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比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早半个多世纪，比麦哲伦环球旅行早1个多世纪，可以说在世界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率领的船队62艘，大的长过百米、宽至四五十米，一般的也长90米、宽三四十米，体势巍然，巨以无故；有的载物，有的载人，有的载马，有的载水，也有专供作战用的，各种功能齐备，整个船队，有水手，有书记，有医生,有翻译，还有将士，多达2．78万人，首尾相接，长5公里，浩浩荡荡，极有声势，堪称当时航海的“世界之最”；船上备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罗盘设施，夜观星象，日测风云，加上船是采用分舱密封的方法制作而成的，即使局部触礁，也不影响大局。
他把中国大陆的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绸、罗纱、锦绮带出去，又把异国他乡的胡椒、象牙、宝石、药材、染料、香料、硫黄以及狮、豹等稀奇珍贵动物换回中国内地，不仅扩大了贸易，而且加深了友谊。至今南洋一些城市还保留着纪念他的遗物胜迹。其随从马欢、费信、巩珍等人分别撰写的《瀛涯胜揽》、《星槎胜揽》、《西洋蕃国志》对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三、买卖商游
往返各地做买办的活动为“商旅”。做买卖所经之路为“商路”。在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各地糟运水路四通八达，驿道陆路遍及各地,而且西南各省有栈道，沿海地区有海运。商路的开辟，为商旅的兴起提供了前提，是买卖商游发达的重要标志。据《中国史纲》说，早在商代时期，东北到渤海沿岸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今日浙江，西南到今日鄂皖乃至四川，西北达陕甘宁绥乃至新疆，到处都有商人的足迹。春秋战国时期的陶朱公、吕不韦等都曾周游天下,负货贩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商人。
被历史上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海上商贸旅行线路。《汉书·地理志》说，汉武帝曾派遣官员率领“应募者”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织品，从雷州半岛乘船驶过南海，进入暹罗湾，绕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西亚半岛，通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与当地交换明珠、壁流离（宝石名）等物品。印度商人也穿过马六甲海峡来中国进行商业贸易。
被历史上称为“殷明略航线”的海运线路是由元代千户（官名，世袭军职）殷明略开辟的。这条水路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经长江口出海直驶成山角，再经渤海湾沙门岛到天津市，只有10天航程。元朝政府征收的粮食、瓷器和丝绸织品的相当部分就是靠这条水路从南方运至北方的。北方的豆类、谷物和枣、梨等土特产品也靠这分水路运往南方。据《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政府以新钞十一万六百锭、银一千五百九十三锭、金百两付给江南各省“与民互市”；且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公司，“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由此可见当时买卖商游规模之巨。
四、士人漫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文人学士常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提并论，几乎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历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战国后期待人。他因受人谗毁，被楚国君主贬谪，先后到汉北、江南，长期在沅、湘流域游历；深感国家政治的腐败和自已理想的破灭；愤然写下了《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诗。这些诗，以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表达了他嫉恶如仇、忧国忧民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被誉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西汉时的史学大师。他从20岁起漫游各地，到过庐山、会稽，考察过“禹疏九江”的遗迹；经历过屈原被流放之地，凭吊过屈原沉水的汩罗江；又到过孔子故居，参观过孔子“庙堂车服礼器”；游历过刘邦起兵的丰沛，访问过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的事迹；还去过魏都大梁，瞻仰过信陵君门客侯嬴看守过的“夷门”……具足迹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地。每到一地，他都深入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地势，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和轶闻趣事。他写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大学史纲要》），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传体通史的先例，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地理、民俗等多种领域；不仅是部历史巨著，而且在文学史上也享有崇高地位。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北魏地理学家。他深感前人的《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过于简略，在跋山涉水、实地考察的同时，着力搜集有关水道的文献史料，为汉代的《水经》作注。《水经注》共40卷，记述了1252条河道沿岸的地理沿革、历史古迹、城邑建筑、风土人情
、传说故事；不仅对桑钦的《水经》作了修正、补充和阐释，而且对祖国山水作了讴歌和赞美；既具有珍贵的地理学价值，又占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
李白（701～762年），唐代大诗人。他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过湖南、江苏、湖北、河南、山西、山东、浙江、陕西、河北、安徽、江西、四川等地。他那感情热烈、想象丰富、语言清新而又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篇，是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真实写照。旅行游览为他提供了题材、意境和灵感，他为祖国留下了脸炙人口、动人心弦的诗歌遗产。在他的笔下，万里长江上，“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九曲黄河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庐山瀑布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西北高原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他的诗，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流传千古、与世长存。
徐霞客（1586～1641年），时代地理学家。他不入仕途，专事旅游，他22岁起就在母亲支持下，“周游名山大川，以阔大心胸，增广见闻”。他北抵燕幽，东达粤闽，西入滇南，不怠尽志，历时39多年，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他跋山涉水，凤餐露宿；对祖国的锦绣河山、地质矿产、水利资源以及各种生物、植被、洞穴、岩溶进行了详尽地考察研究；并每天坚持写日记，以清新简练的艺术语言记述了其亲身经历和旅途见闻，被后人编成《徐霞客游记》，由于这部书文笔生动，记述精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它不仅是部地理学著作，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此外，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欧阳修、沈括、坡、李清照、陆游、朱舜水、李时珍等都是中国古代社会著名文人，都有过旅行游览的壮举，都有不朽作品传世。
五、高僧云游
中国古代社会的高憎云游是很盛行的，其著名旅行家是法显、玄奘、鉴真等人。
法显（377～422年），东晋佛教学者。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他从长安出发，先越甘肃的陇山，过青海的养楼山，穿河西走廊，西出阳关，经流沙河（大戈壁）到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又北上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再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遍历北天竺（今阿富汗、巴基斯但境内）、中天竺（今印度垣河流域）等地，是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驱。他得到了《摩河僧祗律》、《方等》、《大般泥洹经》等经籍，并学会了梵书梵语。后来，他乘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又经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上,于义熙八年（412年）从山东青岛崂山登陆返回。他把自己14年的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原名《历游天竺记传》，又名《法显传》），对30多个国家的山川风物作了扼要描绘。这部书既是5世纪初亚洲的佛教史,又是中印等国的交通史，也是中国现存有关海上交通的最早史籍。
玄奘（602～664年），唐代高僧，佛教学者。他13岁就出家为僧，先后在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等地，拜会高僧名师，寻求佛教真谛，精研俱舍、摄论、涅（）等经，通晓大乘小乘。他深感国人对佛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解惑释疑，提高佛教地位，他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出玉门关，沿天山南路西行,经西域16国，前后4年到达天竺（古代印度）。他遍游天竺五部（即东、西、南、北、中印度），尽取佛学要义，著有《会宗论》和《制恶论》；642年,他应邀主持了有18个国王、近万名僧侣和教徒参加的经术辩论大会，显露出他的渊博知识和精辟议论。645年，他从印度回国，带回650多部佛教书籍，在长安，洛阳集结高僧，学者进行佛经翻译；并把中国道教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人印度等地；还奉唐太宗之命，著《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西游16年、行程5万里、所历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习俗。这部书,文辞绚丽雅瞻，叙述生动真实，被译成英、法等国文字，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印度、尼泊尔、巴基斯但、孟加拉国、中亚等地的地理、历史，文化的重要史籍。
鉴真（688～763年），唐代高僧，日本律宗的创始人。他生于武则天执政的佛教鼎盛时期，长于佛教发达的江苏扬州市区，生活在以释迦为尊的家庭里；14岁出家为僧，18岁授菩萨戒，20岁到当时佛教发达的长安、洛阳二京学习，22岁授具足戒，日益加深其佛学造诣；24岁返回故里，任扬州大明寺住持；研究律宗和天台宗教理,精通戒律，兼备医学、建筑、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知识。46岁时，他在佛教界斐声天下、众望所归,天宝元年（742年），日本派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等邀他东渡日本授戒传律，他欣然应允。天宝元至十年（742～751年）,鉴真5次东渡，都没获得成功，且因感受暑热，致使双目失明。他东渡日本的决心始终不渝。天宝十二年（753年），他带23人搭乘日本遣使的便船第6次东渡。获得成功，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他在日本都城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投戒律，被誉为日本“律宗太祖”和中国“过海大师”。他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文学、医药、书法、绘画、刺绣等介绍给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六、节会庆游
在中国各族人民生活习俗和节会喜庆中，春节庙会、元宵灯市、清明踏青、瑞午竞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是较为流行的游览方式。
春节庙会其内容是丰富多采的。主要有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逛花市等。如舞狮子，每当“爆竹一声除旧岁”之时，舞狮活动便伴随着送暖的春风和欢乐的锣鼓出现在城镇乡村，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喜庆气氛。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使》诗中云：
假面胡人假面狮，刻木为头丝作尾。
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起毛衣摆双耳。
两人合扮一头大狮，一人扮作一头小狮，另一人扮作武士。当武士拿绣环引诱、踢打狮子时，狮子便随着鼓点演出各种各样的舞姿：忽而翘首翘望，忽而回头凝视，忽而匍伏在地，忽而奋力跃起，忽而张牙舞爪，忽而摇头摆尾，忽而舐毛洗耳，忽而朝拜翻滚，千姿百态，令人称奇。
元宵灯市是夜，张灯结彩，吃元首，猜灯谜，表演戏曲和杂耍技艺，这是西汉之后世代活袭的民间习俗。《东京梦华录》云：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至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
北宋词人辛弃疾对元宵之夜繁华熙攘的赏灯景象作过惟妙惟俏的描绘。他在《元夕》词中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清明踏青时逢三月，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气候宜人。人们竞相到郊外去，拖暮方归。
唐代诗人杜甫在《清明诗》中云：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里万人出。
渡头翠柳艳明媚，事到朱蹄骄（）膝。
清明踏青之风盛行于宋时，宋周密在《武林旧亭》中记述了杭州清明踏青的事：
是时，城中士女“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本绝”。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极其生动地描绘出开封城外以汴河为中心的清明时节的热闹情景。在长525厘米、宽25．5厘米的画面上，人物多达550人,牲畜50多头，船只20多艘，车、轿20多乘。当今开封的宋都一条街和香港九龙的宋城
就是由此引发而成的。
端午竟舟古代吴越民族（一个以龙为图腾的民族）举行一次图腾祭的节日。该民族有断发纹身的习俗。每年五月初五，举行一次图腾祭，把各种食物装在竹筒里或裹在树叶里扔到水里供图腾龙吃；且伴着鼓声，划着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游戏，给图腾和自己带来乐趣。端午竞舟即来自此。后来人们把这一习俗与纪念屈原联系一起，使其更有深远意义。人们悼念屈原，“羡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怒其志”（王逸《离骚章句》），以激励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秋赏月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清辉洒地。千家万户围坐在庭院、楼台、地坪那赏月，与月共享月饼、花生等礼品；且吟诗作对，感受天伦，讲述“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故事。中秋赏月盛于宋时，宋词对之多有描绘，坡《水调歌头》词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根，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总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回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重阳登高九九重阳，金秋送爽，风霜高洁，丹桂飘香。此时，好高望远，赏菊赋诗，别有一番情趣。当人们置身高处，极目远眺时，那漫野的山花，金黄的果实；那晨光熹微的拂晓，夕阳如火的黄昏……尽收眼底。面对祖国锦绣河山，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如醉如痴？历代诗人骚客以重阳为题，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
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杜甫在《九日》诗中云：
”去年登高郏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
刘禹锡《九日登高》诗中云：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露深。
年年上高处，未有不伤心。
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节会庆游更是丰富多采，生动奇异。这些节会庆游，或此起彼伏的音乐，或千姿百态的舞蹈，或张灯结彩的赛场，或美味可口的佳肴……无不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如壮族的歌圩节时,男女青年欢聚圩场，行歌互答，其乐无比；且以抛绣球、碰彩蛋、谈情说爱与之相随。有诗对其盛况作过如下描绘：
皇家对艺术的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元代书画的发展与鉴藏之风的兴起。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书画鉴藏家，如鲜于枢、周密、乔篑成、王芝、张谦、张斯立等，赵孟亦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并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交谊。
赵孟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为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因四世祖受赐居湖州，遂为吴兴人。据《元史》赵孟传云：“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禧王子，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高宗无子，立子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赵氏不仅是一名出色的书画家，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鉴藏家，收藏和鉴定了众多的历代名迹，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称他“鉴定古器物、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其鉴定水平非同一般。
出色的书画家，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鉴藏家，收藏和鉴定了众多的历代名迹，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称他“鉴定古器物、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其鉴定水平非同一般。
一、法书名画的收藏与来源方式
赵孟“曾祖师垂，祖希永，父字仲父，仕宋皆至大官”。作为皇族末流，家道中衰，少年丧父，他只在南宋末做了真州司户参军的小官，俸禄颇微。不久即与母居于里中，其母时常开导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赵氏从此便发愤读书，直到三十三岁由程钜夫举荐入朝，开始了为官时期的收藏经历，他的鉴藏活动始终与其经济相挂钩。
了真州司户参军的小官，俸禄颇微。不久即与母居于里中，其母时常开导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赵氏从此便发愤读书，直到三十三岁由程钜夫举荐入朝，开始了为官时期的收藏经历，他的鉴藏活动始终与其经济相挂钩。
为官的最初的几年，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时得朋友接济资助。戴表元题孟所著《琴原律略》曰：“故子昂穷，余知之又穷，而人之好司农者方盛，故私其书，而劝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进京后不久，孟骑马跌堕于河，事后“帝闻孟素贫，赐钞五十锭”，以解其窘境。
三年后，奉诏至京，进国史院。这十年间（1286-1297年），官俸品秩均在四、五品之间，所得俸禄并不可观。虽然不是很富有，但赵氏还是会去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画，如《式古堂书画汇考》录有赵孟的跋云：“此宋人写本十帙，不知的出谁手，而笔法精劲，校雠不苟，殆典午氏之忠臣欤。余为购而藏之，以当识荆。若夫纸墨之精、收藏之善，特余事耳。时大德改元嘉平八日，吴兴赵孟题。”大德元年为1297年，当时赵氏四十四岁，正在任江南儒学提举。同时，他还于大德九年（1305年）在苏州得唐人国诠《善见律帖》一卷。至延五年（1318年）再次赴京任职时，途中又获月江学士所赠的《独孤本定武兰亭》，足振其作为书画藏家之声名。赴京后，仁宗将赵孟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的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这也为其鉴藏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孟在艺术上的出类拔萃，其晚年名声显赫，夏文彦《图绘宝鉴》盛赞其“荣际王朝，名满四海”。期间又正值书法创作高峰期，书画活动甚为频繁，求书购画者门庭若市，生活条件变得异常优越。而经济的富足，使他的收藏有了物质基础。延四年（1317年）七月，赵氏以五十金购得宋人王居正之《纺车图》，可见其出手之阔绰。
赵孟收藏的名迹还有很多，据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亦有王维山水、周《春宵秘戏图》、李成《看碑图》、李思训《摘瓜图》、董源《河伯娶妇图》、崔白《兔》、黄筌《唐诗故实》、徐熙《戴胜梨花》等。藏品之丰厚可见一斑。
除书画外，赵氏亦喜好法书名帖的收藏。家藏有坡的名迹《后赤壁赋》，如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余三见子瞻自书《赤壁赋》，《后赤壁》则惟子昂有石本。”还有今藏故宫博物院国诠书的《善见律帖》，该卷后有赵氏题跋：“余十年前于吴中获此卷，唐贞观间国诠书，有褚、薛余风，……皇庆二年，归之兰谷，请善藏之，次年四月廿九日，子昂书。”皇庆二年（1313年）的次年是延元年（1314年），以此上推十年乃大德九年（1304年），是为赵孟获此卷的时间，皇庆二年它已归藏家兰谷。此外，据传“王氏旧藏宋人小楷《史记》珍本一部，原是松雪翁物，计十帙。”可知收藏的法书字帖之精富。但赵孟特别倾慕于《兰亭》，曾藏有多本。仅就“定武本”而言，其跋于柯九思本《兰亭》中指出：“《定武兰亭》余旧有数本，散之亲友间，久乃令人惜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独孤本”了。另有四卷北宋《淳化阁帖》，堪称迄今为止价格最高的中国书画作品之一，在元朝时就曾被赵氏收藏过。
以上是赵孟的收藏经历，然要论他藏品的来源方式，主要有家藏、赠送、市购、交换等方式进行。
赵氏早年的书画藏品应源自家传，其家族向来富藏。远者如生活在宋末的族兄赵孟坚，便是著名的大书画家和鉴藏家，藏有落水本《兰亭》等众多名品。近者如赵氏的伯父，号称兰坡先生的赵与勤，乃继贾似道之后收藏古代法书名画首屈一指的藏家。据《云烟过眼录》记载，赵与勤共收藏晋宋间法书一百八十四帖。赵氏父亲赵与（1213-1265年），官至户部侍郎兼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以较好的文化熏陶，对他的收藏也产生深刻的影响。赵孟亦钟爱古字画，在出仕和居家期间都网罗过很多古玩书画艺术品。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临习历代书画名迹，如在宋咸淳八年（1272年），赵氏十九岁时所作的行书《读书乐趣》中有言：“……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他早年书有高宗体，正可透露家藏有先帝赵构法书的信息。还有《湘管斋寓赏编》中也说：“六传而至孟，虽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原。”可见艺术藏品对他的影响。
当时以赠送方式获得藏品也十分流行。赵孟交游广泛，又身居高位，接受师友的馈赠亦是常事。其时收藏家之间互相交换彼此的藏品，乃是收藏圈内极为普遍的一件事情了。以画换画，以珍玩交换，是赵氏收藏的一个重要渠道，如上文提到过的“独孤本”《兰亭》，即是独孤长老所赠。
随着元代书画市场继续发展，商业意识、市场观念在书画家和收藏家头脑中均更为强烈。这时期通过市购的方式进行艺术品交易亦十分频繁。例如周密《志雅堂杂钞》记道：“癸巳八月十四日，示余以乔仲山求售智永‘真草千文’，绝佳。欲钞七定。”乔篑成欲将此帖售与周密，“七定”便是智永《真草千文》在当时的销售价格。又如倪云林（瓒）“雅趣吟兴，每发挥于缣素间，苍劲妍润，尤得清致，奉币贽求者无虚日？”由宋入元的大画家龚开“家益贫”，只好按纸作唐马图，结果“一持出，人辄以数十金易得之，籍是故不饥，然竟无求于人而死”。这种风尚自然影响到赵孟，他亦经常去市场上购买艺术品。曾在“甲申岁五月，余书铺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至第二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公权帖一卷，与钱塘康自修许易得第九卷，始为全书”。上文中称“得于书铺”、“与钱塘康自修许易得”，可知此帖乃得于江南，正可反映出杭州一带的书画市场和文人私藏的一些情况。
此外赵孟也常与鉴藏家之间以物相交换而获得藏品。如杨凝式《韭花帖》上张宴跋云：“宣和书谱载杨凝式正书《韭花帖》。商旅船渡绍兴，以厚价购得之，故传之于江南，可与参政浙西回，携来相惠。”款为大德八年，此时该帖已由参政张斯立给了大学士张宴。其上有赵孟私印五方，或许又曾归赵氏。另有今藏于博物院的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上，张宴写道：“辛丑岁，因到江浙，得于鲜于家。”鲜于枢则称：“至元癸未以古书数种易于东郓曹彦礼。”可以看出他们之间藏品相交换的情况。
除了收藏外，赵孟有时还自己卖画。他的书法、绘画价位均很高，人称其“亦爱钱，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之书”。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致德辅近来吴门帖》提醒求书者“前发之《观音》已专人纳还，宅上至今不蒙遣还余钱，千万付下以应用”。亦有《致达观惠书帖》中记述因索书所赠凉笋“敬此奉纳”等，均属人之常情。
赵氏不仅收藏书画，且精于鉴定。由于对所藏的书画进行深入的鉴定研究和临摹，由此影响到他的画风，亦确立起个人独特的艺术理论见解。
二、书画鉴定临摹与对其画风的影响
很多人只知道画家赵孟，却不知道他也是一位鉴定家。从书画著录和传世作品的情况来看，赵氏一生鉴定过的法书名画数不胜数。如元初尚可见到的很多古书画，流传至今公认的一些晋宋间的名迹，大都经过赵孟的鉴定题跋。他的印章更是随处可见。史载赵氏“尤善鉴定古器物、法书、名画，年祀之久近，谁某之所作，与其真伪，皆望而知之，不待谛玩也”。可知其鉴定功力颇显。《谥文》则称其“鉴品古器、、法书、名画，一经目，辄能识其年代之久近、制作之工拙，此又公学问文章之绪馀也”。赵孟鉴定过的不少书画作品至今尚存于世。除上文名迹之外，还有宋赵伯的《万松金阙图》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卷（现藏于美国王季迁处），古摹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作品。他鉴定过的书画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延五年（1318年）四月，时藏元仁宗内府，赵氏奉敕题跋。唐陆柬之《文赋》（博物院藏）、五代杨凝式《夏热帖》卷、宋苏轼《治平帖》卷等名迹，其中有些原无作者款印，经他审定，信为瑰宝。
鉴定水平的高低与大量接触古玩字画息息相关。赵氏宦游南北、出入内廷，故所见甚广，对“三代钟鼎彝器，魏晋书法碑帖，隋唐古画，两宋砚印，寓目甚多”。特别是为官生涯及赵氏的身份，使他有条件鉴赏大量古书画作品。
赵孟等二十余人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第一批被征召而作为江南士大夫。其后，赵氏受到元代皇帝的特殊宠爱。仁宗崇儒，主张文治，曾对他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这样的宠幸和对艺术的重视，为酷爱书画的赵孟接触大内秘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能为秘书监的书画题写标签。《秘书监志》说：“延三年五月初二日，木刺忽怯辟第一日，嘉禧殿内有时分，对速古儿赤也奴，院使呀不花与张彦清学士有来，叔固大学士对本监官阔阔出少监传奉圣旨：‘秘书监里有的书画，无签帖的，叫赵子昂都写了者么道。’”看来凡属秘书监所藏法书名画，赵孟是必然看过的。当时秘书监所藏书画无数，“站车一十辆搬运”到大都的书画珍品，也只是元内府藏品的一小部分。据统计，1272年裱褙匠焦庆安统计的需重裱书画一千零九轴。1302年王芝负责裱褙的手卷六百四十六件。1316年秘书监奉旨裱褙的赵子昂书千字文十七卷，也被收入内府。1318年赵子昂奉为《快雪时晴帖》题签，合计已是一六七二件。因此《十百斋书画录》录有黄淮识云：“尝考仲穆生而颖异，甫周岁，便能分别数目。十岁，博习群书。及长尤喜书画，常随荣禄公入大内，多阅前代名家遗迹，盖见人之所不得见者。”这一记载应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赵氏鉴定过许多的书画名迹，如韩的《五牛图》，画面上就有其题跋：“右唐韩晋公《五牛图》，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昔梁武欲用陶弘景，弘景画二牛，一以金络首，一自放于水草之梁武叹其高致，不复强之。此图殆写其意云。子昂重题。”又如题王子庆家藏阎立本《西域国图》：“画惟人物最难，器服、举止又为古人所特留意者。此一一备尽其妙，至于发采生动，有欲语之状，盖在虚无之间，真神品也。”
赵氏鉴定过的书画名迹除题跋外，往往钤有诸印记，最常用的有“赵子昂氏”（朱文方印）、“赵孟印”（朱文方印）、“松雪斋”（朱文长方印），有时也钤“大雅”、“赵”（朱文长方印）、“水精宫道人”（朱文大长方印）等。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赵孟也曾有过鉴定上的失误。例如，他在鉴定《思想帖》、《眠食帖》、《快雪时晴帖》、《七月帖》、《裹帖》等法书时，均轻言为王羲之真迹，但在元初是否还有如此多的右军真迹，确实令人怀疑。正像“又右军《大道帖》十字，是米南宫所临，至元中子昂跋为世间神物，有能龚片石刻以传远，仆愿供摹拓之役，是亦不知为临本也，盖世断无晋人之迹。”又比如关于《眠食帖》，据《孙氏书画钞》记载：“此即右军豹奴帖之半耳，后人见有眠食二字遂题，若赵若冯皆一代伟人，不知何以亦有此误耶？”指出了赵孟鉴定的不足之处。此外还有《裹帖》与《大道帖》等法帖。《庚子销夏录》卷一称：“赵松雪自负赏鉴者，如右军《思想帖》，乃双钩本也，……子昂跋谓右军真迹，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势，观者咨嗟叹赏神物之难遇，是不知为双钩本也”。这些均反映出鉴定之难和子昂之失。
然而，大量的书画藏品，毕竟为赵氏提供了临摹的实物来源，亦对他的绘画风格和艺术思想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赵孟从小就临摹古人的书画作品，长大后对书画更是加以刻苦的揣摩和研究。正如《跋赵文敏贴》所云：“盖文敏之书，根于英姿敏识，而成于清机绝鉴，非可以一蹴而就，犹记寒夕宿斋中，文敏谈余，试濡墨复临颜、柳、徐、李诸贴，既成，命取真迹一一复校，不惟转折向背无不绝似，而精彩发越，有或过之，予问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据记载，赵孟曾临摹过北宋郭熙《溪山鱼乐图》、宋徽宗《水墨草虫图》、韩《牧马图》等历代名迹。临摹使他的画作形神兼备，《研北志》指出：“唐人临摹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气韵，米元章得其气韵而失其形似。气韵形似俱备者，唯吴兴赵子昂得之。”赵氏的山水画继承了五代北宋以来董源、巨然、李成、郭熙等人的传统，在绘画风貌上追求深秀、苍润、含蓄的特点，力图改变南宋后以斧劈皴为特征的挺拔刚健之画风，为元代绘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重江叠障图》，画面的山石形态和皴染采用了李成、郭熙的山水画程式，并用简逸秀润的笔法，表现出了辽阔绵延的江水与重叠逶迤的群山，画境淡雅清新。故元仁宗称他“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
赵孟的绘画具有开创性，对元四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倪云林（瓒）视赵画为宝，谓“赵荣禄高情散朗，殆似晋宋间人，故其文章翰墨，如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虽寸嫌尺褚，散落人间，莫不以为宝也”。元大鉴赏家柯九思亦称:“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高标雅韵化幽壤，断嫌遗褚轻黄金。”给以极高的评价。我们以赵氏的《水村图》、《双松平远图》为例，董其昌在《水村图》卷后题:“此卷为子昂得意笔，脱尽董、巨案臼。”可知赵氏临摹古人又有创造，黄子久、倪云林的山水画基本从这里变出。比《水村图》更为典型的是《双松平远图》卷(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画面上近处双松，松下几块石头，隔水对岸一片低缓山丘，左边有赵氏对山水画理解的题跋：“仆自幼小学书之余，时时戏弄小笔，然于山水独不能工……”此图构成已开倪瓒一河两岸，空旷洗练的先河，画面上简括到几乎没有效染，笔势更杂着飞白。事实上，赵氏的另一创造就是将书法引入绘画，开创了“简率尚意”的画风。如在《枯枝竹石图》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其用笔的顿挫自然，山丘树石是以淡墨枯笔写出，墨色的浓淡合理运用，形成了枯润雅逸、松秀淡泊的画面意境。
而他的书法，初学以王羲之《兰亭序》、智永辑羲之《千文》为宗，后学王献之、钟繇、李岂、宋高宗等，虽泛滥百家，然一直以二王为本，追溯东晋之风。他临摹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字帖，集前代诸家之大成。诚如文嘉所言：“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赵氏对王羲之十分崇拜，曾说：“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于献之，超轶特甚。”其临摹的《千文》，流入市场，几乎可以乱真。《辍耕录》有这样一段记载：“仆廿年来写《千文》以百数，此卷殆数年前所书，当时学褚河南《孟法师碑》，故结字规模八分，今日视之，不知孰为胜也。田君良卿，于骆驼桥市中买得此卷，持来求跋，为书其后。因思自五岁入小学学书，不过如世人漫尔学之耳，不意时人持去，可以鬻钱，而吾良卿又捐钱若干缗以购之，皆可笑也。元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题。”可见其摹写的逼真程度。故何良俊推崇他为王羲之后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自唐以前集书法之大成者，王右军也；自唐以后集书法大成者，赵集贤也”。赵氏的书法作品很多，有《千字文》、《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临兰亭序》等，成为了继欧、颜、柳以来的第四位影响后代的大书法家。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宋代以来苏、黄、米、蔡“书札体”独领的局面得到改观，而王羲之式秀丽平正、蕴藉沉稳的平和书风得以复兴。
对古画的深刻领悟，使赵孟提出了古意说。张丑《清河书画舫》载其《自跋画卷》有云：“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赵氏认为当时画坛“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因此，只有简率高雅之笔才是佳作。他的人物画自谓“刻意学唐人”。表现题材主要取自历史人物、道释人物，以描写古代的高人逸士为多。技法效仿唐人，用线强调劲秀含蓄，画面雅致，如《松荫会琴图》、《幽篁戴胜图》、《秋郊饮马图》等，画面格调都十分古雅。故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说：“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己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实为对其艺术的中肯评价。
三、赵孟与鉴藏家之间的交游
元代的私人收藏较之宫廷显得要活跃得多。文人士大夫和画家大都热衷于收藏和鉴别书画。而赵孟在当时是作为一名书画家兼鉴藏家而远近闻名，且又官居高位，因此众多的鉴藏家乐于与之交游。其中较著名的文人鉴藏家有郭天赐、鲜于枢、乔篑成、柯九思、倪瓒、龚开等人，他们既擅长书画，又精于鉴定，并将书画收藏与创作有机结合起来，使文人士大夫的收藏达到一个新的起点，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鉴藏之气。
书画鉴藏风尚的形成，与文人士大夫们鉴藏书画的活动范围是密不可分的。元初杭州的书画鉴藏风气十分兴盛，为南方鉴藏活动的中心，形成了文人士大夫鉴藏书画的集会之地。正如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八《跋鲜于博几与仇彦中小帖》中说：“异时论至元间中州人物极盛，由去金亡未远而宋之故老遗民往往多在，方车书大同，弓方四出，蔽遮江淮，无复限制，风流文献，笔墨交相景恭，惟恐不得目睹也。故游仕于南，而最爱钱塘李仲芳、高彦敬、梁贡父、鲜于伯几、郭之……”。此外，临安（杭州）还设有专门的裱画室，《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的《欧阳率更子奇帖》卷后有郭氏跋：“乙酉获于广陵，甲午三月命工重装于钱塘，金城郭天锡之审定真迹秘玩。”从侧面反映出临安及江南地区书画市场繁荣的程度。这自然吸引了大量知名的文人来到杭州，如遗民龚开；词人周密、仇远、邓文原；书画名家鲜于枢、李息斋；收藏家王芝、乔篑成等，莫不自四方汇集于钱塘。赵孟和他们经常一起流连山水，聚观藏品，审定欣赏，并在一些书画作品上留下题跋和印鉴。
除此以外，赵孟还与当时道释名流多有往来。如在大德三年离江南赴京途中，孤独长老相送并赠之以定武本《兰亭帖》，赵大喜过望，展玩不已，于舟中一跋再跋而至十三跋之多，这就是赵孟著名的《兰亭十三跋》。赵氏夫妇晚年与中峰禅师多有交往，来往诗札不断，于中峰处获益良多。
这些鉴藏家之间常以书画为纽带，相互交往，共享藏品。如大德二年（1298年），赵孟在杭州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时年四十五岁。是年二月，赵孟一行十四人聚于鲜于枢家，并同观郭忠恕《雪霁江行图》、王羲之《思想帖》。又据《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赵孟跋《思想帖》：“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霍肃清臣、周密公谨、郭天锡右之、张伯淳师道、廉希贡端甫、马德昌、乔篑成仲山、杨肯堂子构、李仲宾、王芝子庆、赵孟子昂、邓文原善之集鲜于伯几池上，右之出右军《思想帖》真迹，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之势，观者无不咨嗟叹赏神物之难遇也。”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今藏于博物院）上有诸公品题，该帖得于鲜于枢家，上有鲜于枢、周密、屠约等人题跋。张宴作长跋，并钤有“张宴私印”两枚、“端本家传”三枚，可见其钟爱之至。赵孟亦钤有“赵氏子昂”、“大雅”二印，说明他亦曾拜观。
他们还时常举办各种书画雅集，如霜鹤堂之聚。以雅集聚会、品评优劣，或赏奇析疑、砥砺学问，或吟诗作画、感叹人生，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文化交游网络。这样浓厚的学术空气及良好的人际关系，无形中促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以品鉴古书画为主的特色文化圈。耳濡目染之中，无论是对赵孟审美能力的积累还是鉴赏水平的提高，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
四、结论
元初的书画鉴藏活动十分兴盛，除了经济和政治环境等客观环境外，特别是与赵孟这类喜爱书画的鉴藏家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