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3 10:28: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汉语语言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本位 教学法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一、“本位”及相关概念
要讨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本位，首先要了解何谓“本位”。有关于“本位”的问题在近几十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对于“本位”的定义，各家的理解并不相同。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研究的领域可分为两个大板块：一是对汉语言本身的本体研究，二是对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理论与实践体系和学习与习得规律、教学规律途径与方法论的主体研究（杨庆华，1997）。“本位”的问题也分为本体研究中的本位问题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本位问题，一者基于教学实践，一者基于理论分析。虽然处于两个范围内的各本位观在名称上大体一致，但内涵常常不同。
本体研究中“本位”的定义既可以指作为语法研究的最重要单位和作为语法研究出发点的的单位，也可以指语法研究的基本单位之一，还可以指语言基本结构单位，大部分的本位观都是基于第一个定义。大体而言，传统语言学的各级语法单位都曾经被当作某种本位，如词本位、句本位、词组本位、小句中枢以及语素本位、字本位等。
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本位问题，则是指以什么作为语言教学的基本单位，近些年教学本位问题也论争不断。其中对字本位和词本位孰是孰非的论争最为突出，还有语素本位，句子本位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简单地说，基于某种本位的研究和教学，都可以称作“本位观”。而本文主要评介“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的本体研究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并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角度，思考不同的本位观在教学中协同合作的可能性。
二、词本位的本体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
无论是要介绍本体研究的本位观还是教学本位观，“词本位”作为汉语第一个语法研究本位都不可忽视。词本位即词类本位，以马建忠为代表，是提出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本位观。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诞生，黎锦熙从出提炼出了“词类本位”的概念。《马氏文通》的创作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马建忠，1898），马建忠先生主要借鉴的就是西方的早期普遍语法理论，它将汉语研究传统和欧洲语言研究传统结合起来，建成的是一个西方语言式的汉语语法体系。虽然在之后的“词本位”和“字本位”之争中，词本位的“印欧语眼光”饱受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词类本位的确立完全改变了汉语语法乃至整个汉语研究的格局，其影响极其深远。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本位”是指把词作为语言教学的基本单位，教学中词语选择以语法教学内容和课文内容为主要依据，词语释义主要使用翻译法。具体操作就是编写教材和课堂教学时，将词作为最基本的教学单位，由词开始向上学习其他层级的基本单位和语法规则。也就是说，先学习词，再学习用词造句，接着学习用句子组成的课文。按照词本位原则编写的教材通常分为中外文对照词表、课文和语法规则三个部分，实际教学时也按照这三个部分展开，这与西方第二语言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和我国外语教学主流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别无二致。虽然现在我们提倡将“字本位”引进汉语教学，但在实践上词本位教学法依旧占据着课堂教学的主要地位。
三、语素本位的本体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
语素本位与词本位一样都是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提出来的。最早提出“语素教学法”的是盛炎，后来肖贤彬提出“语素法”应称为“语素扩展法”，即在词汇教学中除了讲练目标词语的词义和用法外，还要分析词语中的语素（字），然后以一定的义项为单位与其他已学或未学的词素再行组合，从而巩固所学词语（包括目标词语和己学词语）和扩大新词的学习范围。王又民是“语素教学法”的最早实践者之一，他在《汉语常用词分析及词汇教学》中，对汉语3000最常用词进行了分析统计，认为单音节词、复合词构词的意合特点是贯穿汉语词汇体系的中心链条，介绍了“一体化教学法”的词汇教学方式。
语素教学法的优点是有助于汉语学习者准确理解词义，通过对语素义的由此及彼可以有效地扩大词汇量，并且对学生掌握汉语词汇中的文化因素也大有助益。
四、字本位的本体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
自《马氏文通》开始，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我国的语言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在当时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套用、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框架，熙称这是汉语研究的“印欧语眼光”。然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以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框架来解释汉语的语言现象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字本位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字本位理论最早由徐通锵（1997）提出，他最早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地阐述，并发表刊印了一系列相关专著。1997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出版标志着字本位理论发展成型。此书对印欧语系语言的特点和汉语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对比分析，强调汉语的独特性。徐通锵（1997）认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汉语和印欧语的编码方式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深刻影响了语言的结构基础。汉语的突出特点是语义，而印欧系语言的突出特点是语法结构，因此称汉语为语义型语言，称印欧系语言为语法型语言。语法型语言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词类划分，语义型语言不能单纯套用。语义型语言的结构框架应是“话题―说明”，其结构单位的序列应是：字、辞、块、读、句。徐通锵认为“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为了与词本位的“词”的概念区别，用“辞”来指由字组成的字组；块是因交际的需要而临时组织起来、表示某一种意义的字组，是大于辞的结构单位；读是语意未完而在语音上可做短暂停顿的结构单位，它小于句而大于块，由“句读”而来。徐通锵还提出了向心、离心构辞法，对汉语音韵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声调的特点做了详细论述。
徐通锵通过一系列的论著建立了字本位理论体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支持这一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其他主要代表学者还有鲁川、潘文国、孟华、杨自俭、陈保亚、王洪君、汪平、李树俨以及吕必松、张朋朋等人。他们有的侧重于本体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对字本位理论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字本位体现为以“字”为教学的最基本单位，充分发挥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特点带来的作用。教学中突出字的书写与识读、字的理据性和构辞法扩展。目前公认的贯彻字本位理论的汉语教材是20世纪末法国汉学家白乐桑与北京语言学院的张朋朋合作编写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教材的主体内容分为课文、生词、汉字的介绍讲解、语法的讲解运用和文化几个部分。《启蒙》十分重视汉字教学，将汉字教学分为汉字介绍和汉字记忆两个部分。该书于1989年在法国问世以后，一年多就创了法国汉语教材有史以来年销售量记录。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本教材采用的“字本位”与徐通锵提出的“字本位”不太相同，也有学者提出应将徐通锵提出的字本位与白乐桑提出的字本位区分对待。
进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字本位”的确与本体理论的“字本位”存在一些差异。就词汇教学来说，贾颖提出的字本位词汇教学法，实际上是将字本位等同于了语素本位，他认为在实际教学中应该先教基本词汇中的单音节词，然后让汉字与复合词的教学同步进行。李开认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应该强调语素和构词法，提出了“语素层级说构词法”，从语素构成的等级分类角度，对词汇的构成再进行分类。可以把语素构成系统用于词汇教学次序，在语素和构词法的理论指导下进行词汇教学。之所以会出现将字本位等同于语素本位的观点，根源在于汉字的性质具有特殊性，后文会进一步探讨。
学界对于字本位理论既有支持，也有批判。对其支持和赞同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字本位理论摆脱了印欧语研究的束缚，为一些汉语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如汉语词性、主谓语关系和汉语的语言类型等，并且展现了一种勇于开疆扩土的学术态度和批判精神。实际教学中，也有证据证实了字本位有利于解决的汉字教学的难题。而对其持反对和批判意见的学者主要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字本位理论内部的观点不一致。如关于“字”的命名和定义，对字本位和语素本位的认识等；其次，徐通锵提出的“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也有待商榷，汉字的形音义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这样的一一对应。
五、三个本位的评价及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目前学界对以上三个本位的看法不一。有认为要完全摒除词本位、大力推行字本位的极端字本位观，有提倡以字本位为主、配合词本位有效的部分的字本位观，也有认为应该将词本位和字本位结合的复合本位观。还有人认为字本位教学法的本质是语素教学法，应该取消字本位教学法，以免形成混乱。综合上述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的观点，本文认为各个教学本位都具有其他教学本位不能替代的教学优势，试图寻找一种贯穿始终的“最佳教学本位”是不可行的。这主要是由汉语语言系统的特点和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决定的。
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都是基于汉语语言单位提出来的。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观点，各语言单位无论是在西方语言学的语言系统中还是在徐通锵提出来的语义型语言系统中本质上都是呈层级排列的，每个语言单位在自己的层级上都会呈现出其他语言单位无法替代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间也可以形成一个系统层级关系，处于具体层级的本位观无法“单凭一己之力”解决整个语言系统的问题。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复杂而特殊。语言是符号和意义的结合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但同时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它又是以义为本的形、音、义结合体，与汉语结构单位有密切的关系。词和语素在书面语言中，都可以用字来记录，三者有对应的情况，但不能说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因此谁也替代不了谁。
就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来说，编写教材和课堂教学时要考虑多种教学任务，至少要涉及词汇的释义和词汇运用等的讲解，还要考虑选择的词汇内容和数量。词汇运用的讲解既要包括进入上级层次单位的规则，又要包括词汇隐含的文化因素的介绍，还要兼顾在口语形式和书面形式中的运用。面对的教学对象不同，教学任务还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词本位教学法与西方第二语言教科书惯用的教学法相似，符合部分外国学习者的语言学习习惯，对词汇运用的规则讲解比较重视，有利于交际。字本位教学法重视汉字和从字到词的扩展，有利于解决词汇“会说不会写”的书写问题。语素教学法在词汇量的扩展和词义的联想上都卓有成效。因此在词汇教学中，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和不同的教学任务应该综合不同的单位进行教学。
本文所述观点只是本人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基本单位问题的一点愚见，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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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二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言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的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2〕。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3〕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中国青年中对汉文化那样缺乏‘我是此根生’的从属感，这个祸是谁闯的？”〔4〕许国璋明确指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标音的文字。古人没有弄错，是说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的研究者错了。”〔5〕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论文摘要：本文对派于港台的析词语—方言词、外来词、析透词进行结构方式的归开，归开为缩略词、派生词、类化语词，然后进行杜会心理的分析.作者认为上迷析词语在汉语中得以广泛运用，主要足因为模仿心理、商业杜会化心理、术析尚筒心理等因素所致。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语言的内部要素中，词汇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最密切，词汇是社会生活的镜子。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增多，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的交流也日益加深，尤其是词汇，大陆汉语中广泛使用的新词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港台词语中吸收的，并且在吸收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而大陆汉语对港台词语的吸收运用又有着特定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新词语台词语的来源、构成方式
1，按来源可分为三种:方言词、外来词、新造词
（1）方言词
港台地区长期使用历史悠久的方言—广州话(粤方言)和闽南话(闽方言)，这两种方言本是祖国方言母体中的两个分支，随着港台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最先流传到全国。进人普通话的方言词语以“妙鱿鱼”一词为影响最广。“妙鱿鱼”借助“鱿鱼被爆炒后成卷”这一形态特征，暗含“卷铺盖走人”之意;后又在此基础上将“炒”单独使用而表示上述含义，如“他让老板炒了”。此外，又吸收了港台词语中“炒”的第二个义项“倒卖”，组成词语“炒股”、“炒外汇”、“炒地皮”、“炒买炒卖”。近期，由这一义项又引伸出“借助舆论反复传扬某种东西”的新含义，出现了“炒新闻”、“炒明星”、“炒作”、“她的名人地位是给‘炒’出来的”等新用法。
此外，进入普通话词汇的还有:埋单(买单)、打工、水货、大排档、生猛、烧烤、收银台、发烧友等词，生动形象，令人回味。
(2)外来词(loan一word)
语言学家萨王尔在《语言论》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汉语在历史上曾经吸收过大量的外来词(借词)，目前亦如此。由于香港和台湾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加上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两地方言中的借词是各地方言中最多的，香港汉语中的借词大多是来自英语，台湾汉语中的借词大多是来自日语，也有部分来自英语。来自英语的借词，音译的如:波(ball球)、波士(buss总经理、大老板)、巴士(bus公共汽车)、的士(taxi出租车)、碟( disc唱片)、酷(cool潇洒中带点冷漠);音译加指类名词的，如:曲奇饼(cookie小甜饼)、恤衫( shirt衬衫)、保龄球( bowling ) ;意译的如:热狗( hotdog夹有西红柿片、香肠等的面包)、快餐(fastfood)、社区(community)、派对( party舞会、社交聚会)、超级市场(supermarket );音译加意译的，如作秀(make show表演)、迷你裙(miniskint超短裙);保留罗马字母形式的专用名词，如卡拉OK(无人乐队，一种配合现成伴奏演唱的自娱形式)，UFO(飞碟，不明飞行物休)、EQ(情绪智力、情商)、MTY(可视歌曲、配景歌曲录象片)、KTV(原为卡拉OK录象片，后转为卡拉OK包房)。台湾语词中有为数不多的日语借词，传人内地的有:塌塌米、玄关、写真、料理(烹调)、人气(受欢迎程度)、企划(规划、计划)等等。
(3)新造词
由于文化环境的关系，港台词语较之内地一向是以“新”、“奇”著称。随着大陆港台文化交流的发展，吸收到普通话全民语汇中来的新造词越来越多，其中以表现社会生活为主的，如层面、架构、构想、心态、氛围、资讯、认同、涵盖、反思、研讨、整合、互动、资深等;也有科技方面的用语，如微波炉、电脑、登月舱、航天站、脑电图、硬件、声控、光导纤维、环幕电影、音乐喷泉、心脏反搏器等。
从港台用语中吸收过来的新造词，往往是富有表现力的，比如，现代汉语里原有“设想”一词，指的是一种不成熟的假定想法，而“构想”一词则是指经过周密思考提出的想法，带有庄重色彩。再比如“反思”一词含有反省、思索之意，用在对历史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方面，则比“反省”、“思索”更为恰如其分，更具理性色彩。
另有一些用于日常生活领域的词语，如形容糊里糊涂为‘满头雾水”、将佳得感情的人、有感情的人称为“性情中人”，形容某戏剧、电影特别精彩、卖座为“爆栩”，这些词语的使用特别富于表现力，令人叫绝。再比如一些受年轻人喜爱的词语，如感叹词哇塞(类似于“我的天”、“乖乖”)、形容词帅呆了、酷毙了、另类、出位;但语中的，如盖(吹牛)、罩得住(压得住、管得了)、摆平(将某人制服，将某事解决)，及老外、老士等等，充分表现了年轻人的活泼、好动、求新、求异。
2，按构成方式可分为:缩略词、派生词、类化语词
(1)缩略词
摘取原语词中最主要的语素或信息将事物的名称或固定短语简化而成的词，或抽取并列成分的共同项，再用数字构成的词。来自港台的新词语中以简缩。
形式出现的新词很多，简缩手段的运用主要是适应了人们求简的心理，比如:交通普察—交等、高级工程师—高工、空中小姐—空姐、共同认识—共识、公共关系—公关、清新纯洁—清纯、偏激固执—偏执、个人演唱会—个唱、直接销瞥—直销、超级市场—超市，再如选美中的“三围”等
(2)派生词
派生词指由同一词根分别加上不同的词根而构成一系列不同意义的词，这些同一词根的新词又叫同根词或同族词。
影响大陆汉语的港台新词语中的派生词，以音译外来词的词素充当词根而派生出的词为多。如:“的士”派生出“打的、的哥、的姐、摩的、货的、轿的”，还将“三轮车”雅称为“蹬的”;“巴士”派生出“大巴、中巴、小巴、巴士站”;“酒吧”派生出的“吧台、吧女、氧吧、书吧、陶吧、网吧”等等。 (3)类化语词
类化语词是指某些词或词根的词汇意义逐渐虚化，成了词级(语级)或类词级(类语级)，具有更大抽象、概括意义，而取得了类义资格，并与词根结合而构成的一系列新的“词级词’。
源自日语汉字词的外来词词级，如“族、风、屋”等，“族”，指具有相同特点的一类人，类化而成的新词:“追星族、上班族、玩车族、打工族、休闲族”;“风”，指风格，类化语词如“东洋风、西欧风、西北风(我国流行乐歌坛上曾兴盛一时的具有康放、粗犷风格的演唱方法)”;“屋”特指商号、店家，类化而成的“咖啡屋、时装屋、精品屋、西饼屋、发屋”等，内地各城到处可见。
二、新时期广泛使用港台新甸语的杜会心理分析
1，模仿心理在语言运用上的反映
社会心理语言学认为:模仿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言语生活中，当人类个体发觉某人的言语对自己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时，就会因喜欢该言语作品而倾向于接受其影响，并采取与之相类似的言语行为。言语模仿的动机有好奇心理、仰慕心理和创造心理。港台词语的特点是:新奇独特、富有表现力。大陆汉语对港台词语的吸收运用既是经济文化交流的豁要，更是特定历史时期国人对港台经济文化好奇、仰慕心理的外在表现。港台经济的超前，文化发展的新奇独特，使国人从社会豁要、文化豁要、思想解放的豁要等方面对港台词语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于是由最初的新鲜感而产生模仿，继而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使用的范围由沿海地区逐渐向内地扩展.并且渗透到全国，使用者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新词语中极具影响的一个集群。
2.新时期商业社会文化心理的语言体现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文化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商业导向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是9D年代以来大众心理走向中最具引导性的部分，其他社会心态都与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港台社会是发达的商业社会，商业文化以广告推销文化为核心，要推销产品就要刺激消费者的购物心理，常见的消费心理有求名、时尚、新奇、优越等等.作为载体的广告用语当然也要以新奇独特满足人的感官和心理斋要为制作的出发点。比如这样一则广告词，“绝对火爆非常，超豪华阵容，成龙最新猛片”，一系列形容词、程度副词的盈加，对人们求新、求奇、求名的消费心理确是一种刺激和迎合。还有一种利用情感沟通来作的广告常常会收到非同寻常的效果，常选用一些充满柔化色彩、富有人情昧的词语.如“祥和”、“关爱”、“呵护”、“温馨”，等等。富有人情味的东西总能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进而在日常生活中也广为流传。
商业社会竞争激烈，为了能让各种压力得到缓解，更豁要人们对待生活的幽歇心态，港台词语中幽默调侃的就很多，如称“女富翁”为“富姐、富婆”，称“有影响有实力的男女出头人物”为“大哥大”、‘大姐大”。此外，“大哥大”还有一种含义，即“手持式移动电话”的指称，此“大名”传人内地，竟类推出称“无绳电话”为“二哥大”、“全自动遥控式电话答录机”为“三哥大”，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3、现代人求新、尚简心理在语言运用上的表现
语言社团从来就是喜新厌旧的，追求新奇刺激是人们心理的共性，而如今经历了二十多年全方位改革的中国人，已非昔日封闭时所能比。生活的丰富，思想的活跃，社会氛围的宽松，激发了人们的创新热情，强化了人们对个性化生活的追求，表现在语言运用上.便是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风格。人们再也不要千人一腔，四平八稳，而是要说得特别一点，说得新潮一点，而港台词语的新奇鲜活、富于表现力正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比如，不说“漂亮”说“亮丽”，不说“机会”说“机遇”.不说“百分之几”而说成是“多少个百分点”。
【关键词】《三字金》 翻译策略 英译本
一、引言
《三字经》成书于宋代，流传至今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三大国学启蒙经典之一，在诗学、蒙童教育、文化传播学等诸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鉴于其丰富的文化负载和广泛影响，这本小册子于16世纪便有了拉丁文译本，并从此开始外播的步伐。在《三字经》的诸个译本中，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llan Giles）的译本影响较大。本文以翟译本为基础，主要采取历时、共时和对比的研究方法，综合文化学、历史学、对比语言学、翻译理论等学科的相关方法，试图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三字经》翟译本翻译策略选择进行多维考察，特别是其历史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译本在21世纪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我国典籍外译主体和籍重译方面的启示，以使不这部经典小册子的意义不断得到开掘和阐释。
二、翟译本的译文体例
翟里斯于1873年第一次重新翻译了《三字经》，收录在他出版的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中，因其译本备受各方苛责加上他本人也不很满意，于1899年重译了《三字经》。这个译本在原来版本的基础之上，附上了原文并且做了大幅的注释，使原本28页的原译本增加到了178页。这个译本有着非常深远的跨文化影响，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是英语世界汉学的常用教材和研究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
在探讨翟译本的翻译策略之前，有必要回顾译文的基本体例。如 “人之初”的译文如下：
人 之 初
Jen chih chu Men at their birth
Man arrive beginning
Jen is a picture of the object， - Shakespeare’s forked radish. Like all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a root idea， humanity，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and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s vary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osition in a sentence and the exigencies of logic. The context， lines 3 and 4， here calls for a plural.
Chih originally meant to issue forth as grass from the ground； and by the extension， to meet， to arrive at. It has come to be used conventionally as a sign of the possessive case， a particle of a subtle influence， and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also， from its shape， =zigzag.
Ch’u is composed of 刀 tao knife as a radical， and 衣 I clothes （衣 in combination）， and is said to derive its mean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 knife or scissors to a piece of new cloth.
考察翟译本，其翻译体例都如上所列，按汉语自然小句结构每三字译出对应的英文。译文由汉字拼音音调标注体系（威妥玛-翟里斯拼音，拼音右上角的数字标注是该汉字的声调），汉字逐字对译系统，小句翻译以及附注构成。附注部分是篇幅冗长，大致分为三类：汉字偏旁、形、义及相关词组典故的注解、前译本误译及不充分翻译译标注、文化现象阐释等。
三、翟译本字本位翻译策略
翟里斯按照许慎《说文解字》，在附注部分对每个汉字的结构逐一进行解释，试图把字形字义结合起来，然后才在此基础上，以句为单位，逐句译出原文。如在“性本善”的译注中，对“性”的解释先从偏旁“心”说起，而“生”是形旁。接着阐释“性”：人天赋的道德品质、性情、脾气。随后说明“心”在汉语指心智中心。最后在译文部分给每个汉字标示出该字英文字面翻译。
因此，翟里斯深刻认识到汉语字本位的特点，注意到汉语行文的字词句篇是由小到大逐步聚合的过程，因此首先采用了字本位翻译策略，即他注意到了汉字是形、音、义结合体。首先对汉字注音标调，然后从偏旁部首出发一一阐释，注意到了汉字字形字义的相关性，由形及义，通过逐步解析诗歌隽永凝练的语言，使意义逐步得到呈现。可以说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使译语受众能够充分领悟原语的特点并在阅读译文的同时深刻领会到译文背后深厚的文化负载，因此在我国经典文化外传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一下三方面：
（一）译语文本增殖。
首先，增译使得原语文本意义发生增殖，影响目的语受众全面把握原语文本原貌。译本使一部精悍短小的童蒙教材变成一部冗长的汉语教材，大篇幅地阐释字形、字体构成及相关文化负载，使附注部分远超过译文的比重。从译语受众接受的角度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域读者从整体把握上全面把握这本小册子。译文读者自然落入译者视野，更多地关注汉字音形义及其相关的文化负载，相应减少了对译文文本整体性的注意力。
基于跨文化交际目的，我们立志于优秀的汉文化外传，应该努力使译语受众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感知这本小册子的文化特色，至少要做到使译文读者“感受到原文读者是怎样欣赏原语文本的”，即做到最低限度的功能对等（奈达，1993：118）。具体到《三字经》，从形式讲，译文应反映出原文整齐悦耳的音律美，三字成句，两句一组，译文应在最大限度范围内再现这种形式和格律美。翟里斯作为出色的译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注意到了译文音韵和谐，但附注部分割裂了两句一组的完整性，从而影响了译文读者窥探原文全貌，整体把握其精髓。
（二）音调标注不甚合理。
尽管翟里斯立足于字本位，注意到汉语音形义三位一体，但音调标注部分也不尽合理。正如郭著章（2000：414）所说：威—翟拼音和用数字1—4表明声调的做法有失科学性。因为此拼音系统保留了接近英文拼法的某些特点，在异化翻译某些文化专有项方面主要依据这个拼音系统，如“连山”译为Lien shan （Line 139），“归藏”异化音译为Kuei tsang （Line 140）。威—翟拼音系统是西方人对汉字进行罗马字母标音的有益尝试，为现代汉语拼音的诞生奏响历史前奏，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在中国综合国力，文化影响力不断加强的今天，在汉语拼音推行已经半个多世纪，已经完善成熟的新的文化历史语境下，异化翻译策略应充分尊重原语的编码体系以及受众广为接受的通行汉字拼音标示体系。
（三）逐字英译割裂译文完整性。
最后，汉字字面意义逐字英文标示的做法也有待商榷。我们认为单字英文含义标示增加了译本接受的难度。翟里斯尽可能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每个汉字的字面意义翻译出来并于音调下方标注。如对“教之道，贵以专”分别标示为“teach， arrive， road”和“valuable， take， single”。两句译文如下：The right way in teaching is to attach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oroughness。且不论对每个字的翻译得当与否，考察每个汉字的字面翻译与翻译小句之间的关系后发现，逐字英文标示与最终的译文之间并非总是存在对应关系，因为翟氏主要采用意译。如上例所述，如果说“教”能以“teach”代之，剩下的五个字的翻译与译句之间未见得直接相关。对于译本受众来说，增加的逐字翻译并未对他们理解原文本有所裨益，反而因为字面翻译与最终译文之间的差距而使他们陷入考据或训诂的漩涡中，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实现。另外，译者在附注部分对每个字的详解也使这种标示显得重复多余。如上例对“贵”在附注中详解之后解释为“precious， honorable”，与 “valuable”属同义重复，从而让这种标示显得意义不大。
（四）字本位策略局限性启示。
1.译者主体问题
《三字经》翟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局限性使其存在种种遗憾。正是基于此，我们看到典籍外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即翻译主体问题。翟里斯翻译《三字经》时，任驻宁波领事，是以外国人身份自主选择原语文本主动将中国典籍“译出”。时隔一百多年，今非昔比。翟里斯时代的中国积贫积弱，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领域的事务处于外国列强干预之下，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项交流均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当时汉英兼通的人才极度匮乏，所以翻译的主要群体为在极短时间内以惊人速度掌握汉语的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等。步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系统的‘译出’工程主要还得靠中国学者来承担”（潘文国，2007），也有学者认为译出或外播工程应以中国译者为主力，然后让母语为英语的外国人做一些辅助的“润饰”工作，来“锦上添花”（霍跃红，2005）。总之，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译者要肩负我国优秀典籍文化外播的重任，克服外国译者因对汉语认识的局限性，原语文本阐释不全不细甚至错误的缺点，主动选择经典作品译介，改变中外文化交流外播远大于内传的不利局面。
2.对重译的启示
根据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由于理解具有历史性，文本的意义永远处于向未来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之中。特定时代的译作只能是对原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和扩展，是特定历史和特定文化条件下的临时性产物，因此从文本历史局限性来讲，重译是必要的。《三字经》翟译本带着深深的字本位翻译烙印，从一本童蒙小册子增殖为一部汉语教材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外播文化弱势，帝国主义国家急需精通汉语的人才。在今天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势必要改变翟译本的汉语教材主导的翻译目的，以及此目的指导下的字本位翻译策略。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译者应以成功实现跨文化交流，促进中国典籍外播，扩大我国文化影响力为目的，更应立足于再现原语文本的全貌以及其深厚的文化负载。具体来说，首先注音体系应以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大陆拼音方案为标准，改变欠合理的威-翟拼音体系，按字注音标调。其次，翻译应以注重再现原语文本的结构对称性及音韵美，再现原文的三字成句，两句一组。最后，单个汉字注释、典故及各种文化负载项可作为附文，以附录形式附在书后供读者自主阅读。
五、 结语
本文以《三字经》翟译本为个案，通过回顾该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探讨了翟里斯所采取的字本位翻译策略的局限性及其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我国典籍外译的启示。以期对我们开展汉籍外译的翻译策略研究、典籍重译等工作有一定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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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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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兴义方言 程度副词 用法 形成机制
引言
上声的“少”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列出了5个义项，分别是（1）形容词，数量小（跟“多”相对）：少量/少见多怪。（2）动词，不够原有或应有的数目；缺少（跟“多”相对）：账算错了，少一块钱/全体同学都来了，一个没少。（3）动词，丢；遗失：屋里少了东西。（4）动词，亏欠：少人家的钱都还清了。（5）副词，暂时；稍微：少候/少待。与普通话相比，兴义方言读上声的“少”除具备以上（1）―（4）项的意义和用法外（第（5）项意义和用法在纯粹的兴义方言里很少见到），还有一类特殊的用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如：
（1）他今天炒嘞（的）菜少香哦！
（2）他今晚玩得少开心哦！
以上例子中的“少”是兴义方言中很有特色的一个副词，在性质、语义选择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本文拟对“少”的这些方面作出分析，并对“少”的来源作出推断。
一、“少”的性质
（一）“少”是高量程度副词
汉语程度副词具有量级的差异，像“很、非常、特别”等是高量程度副词；像“稍微、略微”等属于轻量程度副词。“少”属于高量程度副词，在语义上和“特别、非常”等高量程度副词并不排斥。例如：
（3）今天少热的哦！
（4）他以前少坏的，所以现在才遭这样的报应！
例（3）的“少热”即是“非常热”，例（4）的“少坏”即是“特别坏”。因此从语义上来看，“少”和“非常、特别”等高量程度副词语义上是一致的。
（二）“少”具有表感叹的性质
“少”虽然和“非常、特别”等高量程度副词在语义上是一致的，但在语用表达方面却有些微的不同。“很、非常”等高量程度副词由于“高量”的特点，既可以放在陈述句里，表一般的陈述语气，也可放在感叹句里，表对“高量”的感叹。但“少”只能用在感叹句里，表感叹的意味。如：
（5）今晚街上少热闹哦！
（6）他以前的女朋友少漂亮的哦！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看出，虽然在“（一）”我们认为“少”和“很、非常”等语义一致，但由于“很、非常”等“高量”副词本身不具有感叹的语气，因此“少”和“很、特别”等“高量”程度副词在语用意义上并不一致。从这个意义来看，“少”的句法意义和语用意义更相当于普通话中表感叹的程度副词“多么”，所以在带程度副词“少”的句子后面往往带有表感叹的语气词“哦、哟”等。
二、“少”的语义选择
（一）“少”后一般只能跟简单的谓词性成分AP
（7）我们班主任少好哦。
（8）水少冰的哟，大家都不敢下水（游泳）。
我们认为“少”后之所以一般只能跟简单的谓词性成分AP，与“少”表感叹的语用意义有关。“少”既是一个“高量”的程度副词，又是一个带有感叹意味的程度副词，为了突出被修饰成分，所以被修饰成分越简单就越能突出其“高量”的特点，也就更能突出其感叹的语气。
（二）“少”后的AP成分一般不能被否定
如我们一般不能说“天气少不热/冷哦”、“他人少不好/坏哦”。只有少数几个表心情的词可以被否定。如：
（9）无缘无故被领导批评了一通，他现在少不爽的哦！
（10）昨天你没主动和他打招呼，他少不高兴的哦！
我们认为“少”后的AP成分一般不能被否定，与“少”是一个“高量”且带有感叹意味的特点有关。一般的“高量”程度副词可修饰否定的AP/VP成分，但“少”除了具有“高量”的特点外，还具有感叹意味。在兴义人的语感里，其程度量似乎比一般高量的程度副词还高，因此要求被修饰的成分必须处于两个极端，处于中间量的AP成分往往不被“少”所选择。而某个AP成分的另一个极端不一定是“不AP”，如“冷”的另一个极端不是“不冷”，“热”的另一个极端不是“不热”，所以兴义方言不能说“少不冷”、“少不热”。而在兴义方言里，“爽”和“高兴”的另一个极端恰好可以通过否定形式来表示，因此“少”可以修饰它们的否定形式。“少”除了可修饰“不爽”、“不高兴”外，还可修饰“不幸”，如“他小时的遭遇少不幸的哦”，但却不能修饰“不幸福”，因为在人们的语感里，“幸福”的另一个极端是“不幸”，而不是“不幸福”，如“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三）“少”的主语一般是有定的
（11）张大爷少热情的哟。
（12）客人少多的哦。
虽然“少”作为程度副词，不直接和主语产生关系，但“少”表感叹的特点会间接影响主语的所指对象。有些主语看起来是无定的，但由于“少”本身带有感叹的语气，这一特点赋予了主语有定的色彩。如：例（12）的“客人”看起来是无定的，但由于说话者要表达强烈的情感，所以处于该会话环境的听话者往往能通过对方强烈的感叹语气而明白所指的客人，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哪些客人，但却明白说话者所指的是“某某家的客人”或“某某饭店的客人”等。“少”的这一语义选择也说明，人们在对某一事物的某一性质发表感叹时，所针对的对象往往是具体的，人们不太认可那种虚无的、泛泛的感叹。
三、关于“少”的来源推断
关于表感叹的程度副词“少”的来源及形成，我们将从历时的层面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并证明兴义方言表感叹的程度副词“少”不是由形容词“少”虚化而来，而是与复合词“多少”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一）带有感叹意味的程度副词“少”来源于形容词“少”，即由形容词“少”虚化而来
古代汉语常用的虚词大都是由实词虚化来的，如动词可虚化为介词、连词、副词等，形容词可虚化为副词等，名词可虚化为副词、助词等。其实我们可把词义的虚化看作是词义引申的延续，它是在词义引申基础上的进一步抽象。因此，兴义方言里表感叹的副词“少”最有可能是由形容词“少”虚化而来的。解惠全指出：“实词的虚化，要以意义为依据，以句法地位为准绳。”即在描写实词虚化的过程中，意义和句法地位必须同时运用，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将以意义为依据，看看“少”的虚化轨迹，以此说明形容词“少”和兴义方言带感叹意味的程度副词“少”是否有意义上的联系。
《说文・小部》：“少，不多也。”可见，“少”最初的意义是和表数量的“多”相对的形容词，所谓的反向引申实际上是在“事物可向对立面转化”这一自然规律的启发下提出来的，若果真如此，那么“大”应有“小”义，“生”可有“死”义，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因此，我们认为兴义方言表感叹的程度副词“少”与形容词“少”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它们之间不存在虚化关系。
（二）“少”与复合词“多少”的关系
清代学者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把多义词的义项分为“本义”、“转注”（即“引申”）和“假借”三类，揭示了多义词词义系统的内部构成。这种“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的三分格局对于多义词不同义项的来源与关系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汉语的语言事实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这三个概念并不能涵盖多义词所有义项的来源与关系。张博、蒋绍愚、邓明诸位先生分别提出了“组合同化说”、“相因生义说”、“词义感染说”来解释这种词义现象，简言之，“道”的“知”义是因为“道”长期和“知”连用，由于受到“知”的影响，因而获得了“知”义。据此，我们猜测，兴义方言“少”表感叹的“多么”义是由于“少”和“多”经常连用，因而从“多”那里获得了“多么”义。为了避免术语之争，我们在这里统一用“词义感染”理论对兴义方言“少”的来源进行推断、解释。
1.“多少”的发展演变
在先秦时期，“多少”尚未凝固成词，是一个由两个反义词联合而成的形容词词组，表数量的多和少。后来，偏指“多”的“多少”又进一步虚化，到了宋代，发展为带有感叹意味的程度副词，相当于今天的“多么”。如：
（13）书尺里，但平安二字，多少深长。（刘克庄《沁园春・寄竹溪》）
（14）使人人各得尽其情，多少快活。（《朱子语类》）
总之，“多少”的演变情况较复杂，其由形容词词组演变为一个合成词也不仅仅只有其中某个成分语义失落这条途径，但通过这条途径，我们理出了表感叹的程度副词“多少”的来源线索：首先，“多少”是一个形容词词组，后来变成一个偏义复词，意义可偏向于“多”或“少”；其次，“多少”所指数量由具体逐渐变得抽象，意义用法接近程度副词；再次，到了宋代后，偏指“多”的“多少”又进一步虚化，因此形成了表感叹意味的程度副词，意义相当于“多么”。也即在“多少”演变为“多么”这个过程中，“多”具有了相当于“多么”的意义，“多”的这一意义是兴义方言表感叹的程度副词“少”形成的基础。
2.“多少”中“多”的“多么”义感染“少”的方式及原因
我们认为，当意义偏向于“多”的偏义复词“多少”具有了“多么”义时，也为“少”获得该意义提供了语义基础。由于“多少”连用可表“多么”义，而“少”在这个过程中语义失落，仅起陪衬作用，因此“多”似乎没有感染“少”的必要。但徐通锵先生指出：“汉语的结构基础或结构常数‘1’是字，它的基本精神是‘1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虽然“少”在“多少”中意义已弱化甚至消失，但汉语中的每个字大都是有意义的，受此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仅起陪衬作用的“少”也该是有意义的，并且很容易将“多”和“少”重新分析为同义关系，于是词义已失落的“少”便因此而受到“多”的感染而获得了“多么”义。但是，“多少”表感叹意味的程度副词的用法到普通话中已基本消失，只在吴方言的部分地区有这样的说法，如：
（15）你看，他对你多少好！
（16）你不回来，你妈妈多少想你啊！
（17）今天街上多少热闹啊！
因此，对于兴义方言“少”的“多么”义是受与之连用的“多”感染而来的推断，并不能找到更多的语言事实的支持，且“少”的这一用法在同属于西南官话区的其它地区并未见到，因此，关于此推断究竟有多少合理之处，还寄望于方家指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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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博.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J].中国语文，1999（4）.
[3]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D].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关键词：语言学；概论；语言类型学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1]，普通语言学以人类所有语言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语言的本质、共性，形成有关语言的普遍理论[2]。“语言学概论”作为概述普通语言学的课程，是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如果从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算起，课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80年起正式列入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计划[3]。在现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语言类课程中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构成了这个一级学科的半壁江山，“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4]。但从教材和教学实际看，该课程却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偏差和实践困惑。在教学内容上，所讲授的语言学理论知识大多过于单一，而且有相当部分比较陈旧，与该课程的领先科学性质不相符合，申小龙就明确说：“这门课程的理论框架长期沿用西方建立在印欧语基础上的语言学理论，已经不适合发展汉语语言学理论的需要，亟待改革。”[5]。在语料选择上，大多为汉语例子，偶用少量英语、俄语或拉丁语的例子，有失语言理论的“普遍”属性。在教学目标上，或者偏向于纯粹传授理论知识，或者偏向于迁就庸俗“实用论”。在教学方法上，或者“一只粉笔打天下”，或者“一只鼠标打天下”；或者满堂灌，或者满堂蜂，传统教学方法和新技术新思维条件下的创新教育方法总是难以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教学效果上，学生不愿学老师不愿教的情况大量出现，课程评价走低。上述问题已经引起相当部分语言学概论教师和学者的注意，并做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和教改尝试。本文从另一个角度为“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一种思路，主要致力于探讨“适当”在该课程中引入语言类型学成果。
一、语言类型学
语言类型学被誉为当代语言的一门显学，以跨语言研究为其特色[6]。类型学已有很长的历史[7， 8]。传统的类型学主要根据词法形态对语言整体进行分类，可称为“形态类型学”阶段，这种研究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9]。到 了19世纪，欧洲学者对不同语言在结构形态方面的共性和特性有了更多的研究兴趣，试图据此对语言进行分类。洪堡特在Schlegel兄弟研究的基础上，将人类的语言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孤立语和复综语四种形态类型就基本固定下来[10]。到了20世纪，萨丕尔（1921）根据词的形态类型和概念特点把语言分为三类：“分析的”、“综合的”和“多重综合的”[11]。萨丕尔的分类更有价值的一点是他引入了连续性分类观念，语言类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程度性的。
严格意义上的当代语言类型学研究一般认为是从Joseph H. Greenberg在1963年发表《一些主要与语序有关的语法共性》（（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12， 13]开始的。Greenberg依据精心挑选的30种语言材料，归纳了有关语序的共性45条，大部分都采用“条件-结果”来表达“蕴涵共性”，例如共性17（文中编号）：“以绝对大于偶然性的几率，以VSO语序为优势语序的语言，形容词后置于名词”。当代语言类型学不像传统类型学那样只关注语言的形态，也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对语言进行分类，而是主张通过多种语言的多个参项的比较，用归纳法找出语言的共性并解释这些共性，因此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全称应该是“语言共性与语言类型学”[9]。当代语言类型学有特有的研究方法，包括语种库的建立及语种均衡性的追求、参项的选择、相关语言要素或语言特征间的四分表分析及其空格的发现、绝对共性和蕴涵性共性的建立、对跨语言的优势现象和标记性的总结、将蕴涵性共性串成系列的等级序列的建立、基于大规模语种库统计的和谐性的总结，等等[14][15]。其研究套路被陆俭明总结为“从差异切入，进行多语言或多方言比较，给以形式描写，功能解释”[7]。尽管起初的语言类型学成果集中于语法领域，但后来的研究成果扩大到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在音系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等领域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最近兴起的“语义地图”研究，更是在共同的语义关系背景下研究语言的个性，把语言形式和概念语义结合起来做跨语言研究[7， 16]。
语言研究的目的需要而且要求进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7]。语言学是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科学，经验科学的目标是追求隐藏在千姿百态的世界表面形式背后的普遍共性规律，通过这些普遍的共性规律来解释世界之所以有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原因和机制[6]。当代语言学所使用的语种库从1963年Greenberg的30种语言，到1977年Keenan和Comrie的50多种语言，到1983年Hawkins的200多种语言，再到1992年和1999年Dryer的625种语言和940种语言[14]，而2005年出版的《语言结构的世界图册》（WALS）所调查的语言更是高达2560种[17]，几乎占人类语言总量（5000多种）的一半。在大量语种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改进抽样方法来平衡语种分布，改进参项选择和统计分析方法，辨析和解释语言的个性类型，并通过分析语言变异的界限来概括出语言的共性。“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弥补了单一语言研究的不足，为观察人类语言的本质提供了单一语言所不能提供的视角，也为单一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在语言内部所达不到的视角。”[9]类型学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理论语言学的发展：一方面，验证了一些语言理论，弄清了哪些语言理论才是最符合语言普遍实际的理论；另一方面，为语言理论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课题，一些在以前的单一语种研究中不曾留心的现象也在类型学框架下获得了研究价值。刘丹青认为，“语言类型学和汉语语言学的结合，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将给普通语言学和汉语研究两方面都带来巨大的促进”[14]。
二、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适当引入语言类型学知识的作用
传统的类型学知识在大多数现行的“语言学概论”教材中都有所体现，如洪堡特的四种语言类型、萨丕尔的两/三种语言类型在一般的教材中都是要介绍的。当代语言类型学已经成为与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并立的三大当代语言学范式，“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语言学对国际语言学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和借鉴中，类型学是几大流派中最欠缺的。”[9]专业性的介绍和借鉴尚且欠缺，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的介绍和应用就更少了。除部分教材介绍过一些语言共性知识和语序类型学（结构类型）知识外（如邢福义、吴振国主编的《语言学概论》[18]、李宇明主编的《语言学概论》[2]，绝大多数教材都很少论及当代语言类型学的成果和研究方法，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这种倾向与当今语言学概论课程深受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有关，结构主义的兴起加强了对具体语言内部要素的发掘，但压制了传统语言学本已渐成气候的对语言共性的探索倾向。“在结构主义阶段，主流语言学更强调语言之间的差异性而非共同性。且看当时的一句名言：你今天认为是人类语言共同特性的东西，也许在你明天调查的一种语言中就被打破。”[9]这样的差异性导向自然不会对语言的普遍共性感兴趣。
根据教育部颁布课程教学大纲和各种通行的教材，“语言学概论”课程的主要目标任务是传授两种基本知识和培养两种基本能力，两种知识指基本的语言学知识和语言知识，两种能力指基本语言研究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为了更好地达到课程目标，为了更好地彰显课程的“普通”属性，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适当引入当代类型学知识。
（1）有助于在教学上正确确定语言学基本概念的范围。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要介绍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但是，哪些概念是“基本”的语言学概念？类型学研究的非先验性特征要求其所应用的基本概念和调查框架普遍适用于所有语言，因此可以帮助正确确定“基本”语言学概念的范围。如果只是依据有限的语种资源，因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理解的遮蔽，[19]对基本的语言学概念的选择可能过宽或者过窄。刘丹青就认为由于汉语研究有自己特有的一些传统，语法描写和研究所依据的工作框架与世界上通行的框架有诸多出入，许多基本的普遍性概念在汉语语言学中还不为人所熟悉，如中动结构、非受格动词、标句词、关系化和关系从句、核心标注——从属语标注等等[14]，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语言学概念需要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介绍。适用于某种或某几种语言的语言学概念往往因为材料的局限而上升为基本概念。如汉语的“动补”结构可能并不是普遍的结构类型，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是否需要引入类似于汉语“补语”这样的概念是存疑的[20]。如历史上曾有学者比照拉丁语、法语、俄语等，认为人类语言都应有“性”的语法范畴，英语也不例外，并强行规定英语名词的性。其实，现代类型学调查显示，“性”范畴只存在于部分语言中，在《语言结构的世界图册》调查的256种语言中，没有性范畴的语言高达144种[17]。再如，如果只看汉语和英语，那么可能会在“介词（附置词）”和“前置词”之间打上等号，导致概念过窄。
（2）有利于准确介绍语言学基本概念。确定了课程需要引入的语言学基本概念后，如何准确定义和例释概念？如何让这些基本概念的定义放诸各种语言而皆准？例如：词类问题当然是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要向学生介绍在人类语言中什么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词类，如果仅仅依据现代汉语的判定标准和英语、日语等少数几种语言的情况，要把词类界定标准讲准确是很难的。Hengeveld等在充分分析了各种语言的词类表现之后，用“阿姆斯特丹模型”（Amsterdam model）来判断词类的存在和词类的区分，认为：“动词是一个不需要采用更多的手段就能用为谓语的实词；名词是一个不需要采用更多手段就能用为一个指称表达核心的实词；形容词是一个不需要采用更多手段就能用为名词性核心的修饰语的实词；一个副词性实词是一个不需要更多的手段就能用为非名词性核心的修饰语的实词。”[21][22-25]引入语言类型学观点就可以适当解决这个基本问题。Croft认为人类语言词类共性可以在跨语言相似的形式特点、它们定义的语义范畴及它们表达的功能之间的联系中发现，这种高层次的形式、语义和功能的典型关联是不同语言中区分主要词类的基础，主要词类的区分是属于普遍语言的。Croft的方法是在语义类型、句法功能和语用功能之间建立一种无标记关联，认为人类语言都会表现出这种关联性：“名词——指称一个对象；形容词——用一个属性修饰；动词——描述一个行为”。Croft把这种定义方式称为“类型学的典型”（typological prototyes）[26]。Hengeveld和Croft对词类的定义和识别方法具有跨语言的有效性，远比依据狭义形态、组合功能、造句功能等标准来得“普遍”。我们在课程中讲述有关词类的概念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把类型学的相关文献一一呈现，但有必要向学生展现人类语言词类问题的复杂性，并简要介绍功能和语义结合的标准是相对而言更普遍的词类判定标准。而且，具有类型学视野有助于准确选择术语，如在有关“词素”和“语素”的名称之争中，吕叔湘先生是赞成“语素”这个术语的，他的理由之一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些句子根本不是由词构成而直接由语素构成的语言，这样的语言中与汉语的语素相对应的成分就无法称之为“词素”。吕叔湘先生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确实有些语言就是由语素直接构成句子，而且是一个为数不少的语言类型。一些其他传统基本语言学概念，也只有置于大规模的语种中考察，其内涵表述和特征描述才能更准确和更具有普适性。如主语、谓语、宾语的概念，如附置词的概念，如标句词、并置、内嵌等概念等等，都需要重新审视。
（3）有利于准确、深入表述基本的语言学理论并提供鲜活例证。“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质上属于普通语言学，需要教授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语言的语言学理论，并用典范的例子来支持这些理论，这可以借助于语言类型学。洪堡特就曾明确提到：“即使是为数不多的语言样品，即使其选取的方式不完全适当，比起通常意义的语法研究来，对这类语言样品进行比较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一种语言所具特性的总体印象。通过这种方式，特别是在那些结构十分独特的语言中，我们会发现有许多东西在语法书和词典里根本就找不到；尤其是语法书，往往会轻易放过那些无法强行纳入常规途径的现象，而这类现象可能正反映了语言最深在和最具个性的特点。”“因此，首先我们必须寻求尽可能详尽的语言样品。”[27]建立在分布平衡的大量语中材料的基础上的语言学理论才是更可靠的、更科学的语言学理论。如Greenberg（1963）所概括的45条共性在据以分析的30种语言中都是普遍适用的。如在部分语言学概论教材中提到一条共性：所有的语言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词类。而据Hengeveld[21]、Rijkhoff[28]、Heine（2010年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讲座）等人的研究，很多语言可能没有形容词词类，有的语言可能连名词和动词都很难区分。再如语言混合问题，一般的教材和教师就简单介绍有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两种类型，然后简要描述其表现，理论深度不够，例子也多趋于老旧。一般认为混合语都存在简化现象，而简化的结果基本由相关的语言中的共有标记性特征和类型差距的结合来决定。但是，曾晓渝对我国境内的混合语调查的结果显示，相接触的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控制着语言变异的构成特点：如果始发语、目标语之间的语言类型差异大，那么，其混合语的第一百核心词以目标语的为主，而语法则以始发语的为主；如果始发语、目标语之间的语言类型差别小或基本一致，那么，其混合语里第一百核心词以始发语的为主，语法及其细微处则以目标语的为主。这两种情况在我国内地都可以找到例证，前者如倒话、五屯话；洋泾浜英语、珲春朝汉中介语。后者如诶话、畲语、莫话[29]。
（4）有利于引导学生科学地认识具体语言特别是汉语的特色，厘清“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差异。人们对于汉语的“特点”多基于同英语等少数印欧语的一点印象式的比较，面对数千种类型各异的人类语言，这种印象式比较得出的结论难免片面[14]。沈家煊也认为“把汉语置于世界语言变异的范围内来考察，在普遍适用的语言变异模式上找出体现汉语特点的变异参项，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研究方向。……没有语言类型的眼光，我们对汉语的认识也不可能十分深刻。”并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诗来表达囿于单一语料会导致偏见的必然性[15]。有了语言类型学的视角，我们才能在汉语研究中较好地把握有关汉语现象的本质和语言学价值，从而使汉语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语言学理论的建设[14]。如在所有SVO型语言中，汉语的指示词定语、代词定语、数词、形容词定语、关系从句都位于中心名词的前面，这一点才是汉语在已有研究的所有语言中“只此一家”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了类型学的一些普遍规律或倾向性规律[30]。而这样的汉语特点往往因为比较对象的单一而被很多学者忽略。而像汉语有声调、有量词等反复被人们提到的特点，其实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如瑞典语的búren（笼）和bùren（负担）、gíftet（毒）和gìftet（婚姻）的区别就是靠声调[31]，汉藏语系的很多其他语言也有声调，更值得关注的倒是有声调这一特征和其他语言特征的相关性。另外，在“现代汉语”课程中也会涉及一些语言理论，但是这些语言理论往往具有“专设”性，在理论本身的表述和例证的选择上都必然偏向于汉语，这种偏向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在学习“语言学概论”课程时对语法理论的认识，认为语言学概论课程也不过就是表述得更抽象一点而已。如果引入类型学知识，一方面让表述的语言理论更可信，一方面拉开和现代汉语课程的距离，正确认识汉语特点，避免偏见。通过介绍异族语言的情况，在展示语言的多样性的时候，引导学生跳出已学过的现代汉语的圭臬，以更广阔、更普遍的视野来看语言问题，使课程实至名归。
（5）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并可藉此改进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长见识”也是大学生的追求之一，“语言学概论”课程介绍有趣的语种知识可以增长学生的见识，开阔学生眼界。如果局限于单一语言来讲语言学概论课程，学生几年汉语言文学专业下来，除了自己母语，对人类语言的基本状况和规律仍然所知极少，这肯定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对新奇事物具有强烈兴趣是人的本性，对各种非母语的介绍总会吸引学生的眼球。人们对自己的母语犹如人的内脏器官一样习焉不察，学生对“现代汉语”课程的学习往往缺乏足够的好奇和兴趣。而语言学概论课程就不一样了，如果引入各种异族语言的例子，学生面对的是不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语言形式，语言的奇妙和多样会吸引他们去探索，如果能够从多样的语言现象中概括出一些规律，会更吸引他们去探索更多的规律。展现语言现象，带领学生归纳、解释，让语言学规律不再神秘和陌生，这也是解决课程的实践性不够的途径之一。而且在类型学框架下为学生提供汉外语言比较、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调查的课题，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母语方言，并把方言中的语言现象置于类型学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并鼓励他们在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中选择相应的研究选题。
三、如何“适当”引入语言类型学知识
类型学知识以语言材料取胜，能保证“语言学概论”课程中介绍的语言学学知识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冲淡语言学概论的玄之又玄的印象，但同时也增添了课程教学内容的复杂度，而且语言的多样性会让那些归纳概括能力较弱的学生无所适从。现在大多数开设语言学概论课程的高校，其课程一般开设一个学期，每周2～3课时，给课程的总课时大多在36～54课时之间，在如此紧凑的时间内，不可能引入太多、太复杂的类型学知识。因此，“语言学概论”课程中语言类型学生知识引入的“度”和“方法”就尤为重要。根据多年的尝试和思考，我们认为以下几种尝试是有效果的。
（1）语言类型学知识作为教师的知识储备，为适当选择和准确表述基本的语言学概念和理论服务。苏霍姆斯基指出：“只有教师的知识面比学校教学大纲宽广的多，他才能成为教学过程中的精工巧匠。”一个“语言学概论”教师不必是懂很多语言或者方言的人，但必须是个具有人类语言视野的人，必须是个对人类语言的基本情况有一定了解的人。“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等应该是一个优秀教师的写照，而要做到这一点，基本的语言类型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如我们在讲授国际音标总表的时候，对于该表设计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往往认识不足，讲述的时候泛泛而过，在音标表中找出与汉语或者英语有关的几个音标稍作例释就过了，对其他不熟悉的音标连教师自己也心中无底。适当地涉猎基于类型学的音系学和语音学研究成果，就可以从中获取国际音标的必要数据支持，如Ladefoged和Maddieson在1996年编写的The Sound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收集了世界上超过270种语言、方言的语音材料。讨论了世界语言中语音的停顿、鼻音和鼻辅音、摩擦音、边音、儿化音、吸气音、元音等10个专题[32]。教师了解这些知识后，自然在讲授国际音标的时候底气十足。
（2）引入作为博物学的语言类型学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对语种知识的介绍和对陌生异族语言的相关现象的描述，类似于博物（分类）学的工作。分类学曾经以它表象的新奇与内在的结构而激发了很多学者和普通大众的强烈兴趣，如果达尔文没有登上“小猎犬”号帆船环游，没有认识各种千奇百怪但又有规律可循的动植物，他的进化论思想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人总是好奇的，《山海经》、《西游记》、《镜花缘》等以及各种科幻小说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们向人们展现了各种不一样的环境、人物、物品、文化等，虽不一定真实，但其博物性质却实实在在很吸引读者。同样，电影《阿凡达》对观众的巨大吸引力也部分来源于奇特星球上那些竖耳朵且能与树交流的人、可供人驱驰的飞龙、漂浮的山石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植物。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介绍各种与学生熟悉的母语和外语很不一样的语言情况，必然会吸引学生的眼球，开阔学生的眼界。如我们在教学中讲到在北美的一些印第安语言中，“性”这一语法范畴不限于雌雄，而是分“立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或分“稀的”、“软的”、“土的”、“石的”、“木的”等“性”类型[33]。讲到拉伯人（Lapps）有20个词表示冰、11个词表示冷，41个词表示各种形式的雪，26个动词表现上冻和解冻。讲到新西兰的毛利人给每种东西都命名，如他们的住宅、独木舟、武器以至衣服都各有自己特殊的名称，他们的土地、道路、海岛四周的海滩、马、牛、猪以至树、岩石、山崖等全都有自己的名称。[33]学生听得都张大了嘴巴，兴趣盎然。
在展现语言的多样性的同时还能引导学生认识语言的普遍规律。徐烈炯提倡应该对本族语以外的语言有感性和理性的认识。多了解一些其他语言就“一定会”认识到，语言和语言之间有共性，也都有个性。[34]当我们向学生介绍说非洲的伊博语（Igbo）的形容词词类只有8个成员时，学生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我们因势向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伊博人，你所使用的语言中形容词只能有8个，你认为最需要的是哪8个？”学生从惊奇中转入思考，各种各样的答案都有，但最后集中学生意见，正确答案中的“大-小”、“新-旧”、“黑-白”、“好-坏”都被相当部分学生提到。最后，教师总结形容词语义的四个最基本的领域：空间域、时间域、颜色域和社会评价域，并进一步拓展到形容词的词类特征和次类结构、词类判定中的语义因素等方面。
（3）集中或者穿插引入类型学中已被广泛证明的共性知识。如 “人类语言必然具有辅音，所有的语言都有唇音”、“所有的语言都至少有实词和虚词（或功能词），所有语言的动词都有时间属性，名词具有空间属性”、“所有语言的句子都有代表谈论对象的话题性成分以及代表评论或陈述的叙述性成分”等等[35]。有时把这些共性知识穿插在其他知识点中讲，如讲语言的起源的条件时，人的发音器官只有能够发出[a][i][u]这三个“语音三角”的元音，语言才可能产生。这一点就可以用“人类语言普遍具有元音，而且至少有三个以上的元音”这条普遍共性来作旁证。
（4）巧妙地运用类型学成果或工具来丰富某些语言理论的解释。如跨语言的词汇研究可以更好地探讨语言的相互影响和文化传播，以“茶”这个词汇为例：“茶”最初多产于中国，因此世界上有关“茶”的词都直接或间接地借自汉语。有学者专门调查过“茶”（tea）这个词的语音在230种语言中的语音表现，发现有109语言中“茶”的语音和汉语的chá有来源关系，有81种语言中“茶”的语音和汉语方言闽南语的te55有来源关系。我们可以利用WALS，在地图上把这200种语言中“茶”的语音分布标示出来，古代茶叶贸易的两条路线跃然纸上，清晰可见：一条经由北方出中国到欧亚非大陆内部，一条经由福建海洋出中国到各大洲沿海，特别是各大洋的海岛上的语言，都是清一色的来源于闽南语的te55[36]。这种地理分布还可以和历史互相验证：荷兰人曾是从中国贩运茶叶到欧洲的主要商家，他们一般从福建厦门、台湾等地收集茶叶运送到欧洲，导致欧洲的很多语言和原属荷兰的殖民地的“茶”都和闽南语的te55有渊源关系。而最早从事茶叶贸易的是16世纪的葡萄牙人，他们是从澳门开始进行这一贸易的，因此葡萄牙语中的“茶”是来源于粤语的chá。这种跨语言的词汇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探究历史文化的交流与变迁，一方面对研究语言接触和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这种语言类型学研究，能够很好地诠释文化和语言的关系，比之印象式的描述，这种依据大规模语料和调查的研究更让人相信，其研究结果也更明晰。
（5）通过呈现多语种事实，引导学生验证相关语言理论，自行归纳语言共性，寻求多角度解释，以此认识语言的本质。我们在讲授“数”这个语法范畴时，重点讲解单数和复数的形式，我们先列出单数、复数和加标记、不加标记组配的四种理论上的可能：a.单数不加标记，复数不加标记；b.单数不加标记，复数加标记；c.单数加单数标记，复数加复数标记；d.单数加标记，复数不加标记。并依据已有的语种资料，告诉学生上述四种类型中a，b，c三种类型都有实际的语言，但d类型的语言是不存在的。然后问学生两个问题：“怎样用一句话来概括上述事实？”“这个语言规律反映了语言的什么特点？”在得出“单数的形式不会比复数复杂”的规律后，进一步抽象到意义和形式的像似性原理。然后再探求各种类型的语言数目差异背后的原因，进而引入经济性原则。这个例子我们多次在课堂上使用，效果很好。在开始时展现人类语言丰富的“数”的区分和表达手段，学生们明显在惊奇中带着迷惑，但最后用一句话把规律概括出来，并上升到像似性和经济性原则用以解释其他貌似不相关的语言现象时，学生恍然大悟。这样的例子多了，学生会在事实呈现和规律的发掘中找到快乐，对课程的兴趣也就提高了。
（6）通过带领学生从多语种材料中归纳语言规律，教给学生一些语言调查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语言研究能力。“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应该体现出其理论性和研究性[37]。其中研究性的实践一直是本课程教学的难题，学生的自身素质、研究的基本技能以及文献、材料的获取等都会影响研究性教学的展开。介绍研究方法和提供研究资源是解决该问题的两个有效途径。谢奇勇提出“在介绍“语言学理论”时，注重“方法论”的介绍，使学生更多了解分析语言现象的方法”[38]虽然结构主义特别是美国的描写主义因为传统和实践而具有一套相当的发现和描写程序，使语言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其手段如替换、删除、增添、重叠等等，通过对比归纳，能够很好地发现语言问题并描写它们。但这些方法在探求语言普遍共性时是不够的，需要另外一些更普适的研究方法。如有好几本较近出版的语言学概论教材介绍了人类语言中S（主语）、V（动词）、O（宾语）的语序类型（或叫做“句法类型”，与传统的“形态类型”相对），我们在讲授时，先列出S、V、O三者在理论上可能的六种类型，然后借助《语言结构的世界地图》（WALS）的统计把六种类型的实际语言数标出：SOV型497种，SVO型435种，VSO型85种，VOS型26种，OVS型 9种，OSV型4种，另外有172种语言没有S、V、O优势语序。六种类型各自的语言数量差异是很大的，SOV和SVO两种类型在共计1228种语言中合占76%。我们要求学生观察这些语言的数量分布情况，思考到底是什么因素制约着六种类型的语言数量差异，即“为什么前两个类型语言数量这么多？”“为什么后两种类型语言数量如此少？”，引导概括出两条倾向共性：a.宾语要求靠近动词，越靠近动词的宾语可接受度越高。b.主语离动词的距离比宾语远。[35]解释SOV和SVO型语言之所以多，是因为这两条共性都符合，而OSV型语言少之又少，是因为两条共性都违反了，而另外三种则只违反了其中一条共性，语言数量也居于前两类之间。这种分析正是由因变量推导自变量的过程，较好地锻炼了学生探求事物因果关系的能力。
四、结语：两个类型学网站
自20世纪80年代起，当代语言类型学开始为中国大陆的语言学界逐步有所了解，陆丙甫、陆致极翻译了Greenberg的经典论文[12]，沈家煊翻译了Comrie的《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学》[39]，外研社引进了Croft的《语言类型学与普遍语法特征》[40]等英文版著作，这些都是语言类型学的经典之作。国内学者在译介的同时开始了具有主体意识的类型学研究，如沈家煊的《不对称与标记论》[41]、刘丹青的《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9]、石毓智的《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42]等专著，还有大量有关类型学的译介和原创性的。这些文献都可供“语言学概论”教师参考。
有两个网站特别方便课程教师和学生查找语言类型学知识：
第一个是《世界语言结构图册》（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简称WALS），由Martin Haspelmath、Matthew Dryer、David Gil和Bernard Comrie四大类型学巨头主编，原书由牛津大学2005年出版（李金满有过专门的介绍[43]），2008在网络上提供电子版免费使用，网址是http//wals.info。该网站资源丰富，总共描述了58000多个数据点，涉及2560种语言，参考文献高达6700多本，分音序、形态、名词范畴、名词句法、动词范畴、语序、简单句、复杂句、词汇、手语和其他等11部分共128个语言结构参项。功能强大，提供多种查询方式，既可以查询单项参数的类型分布，也可以自由组合多个参项的类型学分布，还可为查询结果提供彩色地图演示，直观清晰。广大语言研究者、学习者和爱好者可以通过这个网站自由研究学习，了解人类语言。
第二个是德国Konstanz大学的共性档案库（The Universals Archive），由Frans Plank及其合作者整理和建立，网址是http：//typo.uni-konstanz.de/archive。该网站几乎搜罗了历史以来所有类型学研究所概括的共性规律，如我们于2009年12月9日检索该共性库，找到与“adjective”有关的共性多达127条，涉及形容词的词类性质、类别、句法功能等多个方面。而且，该共性库不但列出了共性，还对共性的发展（如反例）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如Greenberg （1966[1963]）提出的共性5（共性档案库的编号）：“假如一种语言的优势语序是SOV，且领属定语后置于核心名词，那么属性定语也后置于核心名词。”这条共性有反例，Dryer（2000）就提出Tigre 语就不符合这条共性。
据笔者的教学经验，上述两个网站基本能够满足“语言学概论”课程所需的类型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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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单县方言 声母[f] 知系合口呼
单县位于山东省的西南部，隶属菏泽市，苏鲁豫皖四省八县交界处，人口119万，总面积1702平方公里，东邻江苏省丰县，南与河南省商丘、砀山县、虞城县相接，西北与曹县为邻，北则与成武县和金乡县接壤。单县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和齐鲁的要道，素有“中原锁钥、四省通衢”之称。在钱曾怡先生对山东方言区的划分中，单县属西区西鲁片。
单县方言语音和北京话比较，主要有三方面的不同[1]：
1.北京话中读零声母的“儿二耳”等字在单县方言中均读为声母[？拮]。
2.在北京话中声母为舌尖后音[？拶]的有些字在单县方言中分别读舌尖前音[ts、tsh、s]。
3.在北京话中声母读舌尖后音[？拶]的有些字在单县方言中声母为唇齿音。
对舌尖后擦音[？拶]部分字在单县话中读作唇齿音的问题探究是本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本文探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单县方言声母[f]的来源，与其他方言的比较以及知系合口呼部分读唇齿音声母形成的原因。
一、单县方言声母[f]的来源
声母[f]在单县方言中的发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和普通话发音相同的声母[f]，例如：发、佛、妃、帆、分、方、风、飞、福等；另一类是在普通话中声母为舌尖后擦[？拶]，在单县方言中则读为声母[f]，例如：刷、水、睡、顺、双、书、叔、说、梳等。
和北京话声母相同的第一类[f]声母发音，是由中古幫组声母的合口三等分化来的。中古时期，重唇音幫滂並明与合口三等相拼分化出轻唇音非敷奉微，随着语言的发展，轻唇音非敷奉逐渐合流，就演变成现在的唇齿音声母[f]。
现代汉语声母[t？拶、t？拶h、？拶、？拮]是从中古知系声母演化而来，而知系声母中的合口呼字则出现了读唇齿塞擦音、擦音声母[pf、pfh、f、v]的现象。这一现象大多发生在中原官话区，唇齿塞擦音、擦音的分布并不平衡。在中原官话区内，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的方言主要分布于东西两翼，中部被属于郑曹片、洛徐片的河南方言阻断，使东西两侧形成了基本对称的格局。[2]单县隶属菏泽市，位于中原官话的东侧，没有唇齿塞擦音，只有唇齿擦音声母[f]。根据单县方言同音字表[2]归纳出知系字声母读唇齿音的常用字字大致有：刷、说、数（～落）勺、摔、水、睡、栓（拴）、涮、双、方、霜、书、梳（～子）、熟、属（～相）、叔、暑、鼠、数（心中有～）、树、漱（～口）。
表1 单县方音知系字读唇齿音例字古今对照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归纳出，单县方言今字唇齿声母[f]主要来源于中古知系的生组、船组、书组、禅组与合口三等韵母相拼，只有极个别是与合口二等、开口二等及开口三等相拼。
二、单县方言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与其他方言的比较
中原官话中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分布虽广，但很不平衡。中原官话知系字读唇齿音东西两侧基本格局是河南开封郑州、洛阳没有此现象，向东过去，郓城、菏泽等地只有[f]声母，再向东、向北，宁阳、枣庄等地则[pf、pfh、f、v]四声母俱全，向西偏北过去，洪洞、古县城关等地只有[f、v]声母，再向西，闻喜、新绛等地则四声母俱全。单县方言的知系合口呼字的唇齿化现象与同为山东方言西鲁片其他地方方言的知系合口呼字唇齿化声母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同为西鲁片的枣庄、滕州、泗水、等地，知庄章三组拼合口呼的字今读唇齿塞擦音和擦音，聊城、济宁则没有这一现象，而单县方言中仅是知系章组拼合口呼的字有部分唇齿化的现象，即只有唇齿擦音[f]这一个声母，如下表：
表2 知庄章三组合口呼字唇齿化的例字比较
单县位于苏鲁豫皖的交界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交通便利，与周边商丘、砀山、虞城、曹县、成武县和金乡县相邻。在唇齿音声母方面，单县方言与周边七县也有同有异，如下表：
表3 单县唇齿声母与周边方言声母比较表[3]
由上表可以看出，单县与曹县唇齿声母情况相同只有[f]，而其余周边邻县的唇齿音声母有[f]和[v]两个，其中成武县、商丘县①、虞城县知系合口呼字和单县相同也部分读[f]声母。上表中丰县、砀山和金乡方音里没有知系字唇齿化的现象，但在与单县交界的三县乡镇中也还是存在这种现象的，如：在与单县交界处的砀山县西部、西北部，金乡县南部边界的交界处、丰县城北部地区的首羡镇、赵庄镇等。 [4]由此可以看出，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存在一个过渡的的现象，而单县恰处于这个过渡地带的中间，过渡特点更加明显。
三、舌尖后擦音唇齿化形成的原因
（一）中原官话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形成及分布两端的原因
关于知系合口呼字唇齿化形成的原因，白涤洲等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张世方《中原官话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的形成与分布》（2004）认为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是由于合口呼介音[u]的强摩擦化造成的。[u]是后高元音，它的发音与双唇有关，而摩擦化可能使元音辅音化，摩擦化的发音负担可能有双唇或唇齿分担，介音摩擦化形成的新的发音特点影响声母，最终形成新的声母。王彦《山东知系合口呼字读唇齿音现象初探》（2006）对中原官话东西两侧进行了对照，对照发现，东西两侧的读音虽在大多数韵摄上基本一致，但存在的差异更值得注意。通过对照，作者否认了移民说这一原因，山东知系合口呼字读唇齿音的根本原因是发音机制的问题，[u]介音是知系合口字唇齿化必不可少的演化条件。
对于中原官话成东西两端格局分布的原因，裴泽仁、吴永焕认为中原官话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的现象是与人口迁移密切联系的。[5]张世方在《中原官话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的形成与分布》中也对中原官话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分布形成原因作出了三种推测：第一种推测，移民说，人口迁移造成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现象的地域扩散；第二，阻断说，河南方言的新发展使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现象只保留在中原官话东西两端；第三，独立发展说，中原官话东西两端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现象是独立发展的结果。知系字读唇齿音声母源于晋南及相邻的关中地区，而今天却发展到中国的陕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州（客家话）等省份。结合人口迁移的历史，尤其是明初山西洪洞人口大迁移，据史书记载，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有组织地先后从山西洪移民十余次，山西移民分布于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南、湖北以及京津冀、陕甘宁等地区。这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定会带动语言的接触和变化，人口迁移对语音现象的扩展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至于人口移民是否是造成知系字读唇齿音这种现象扩散的确切原因之一，还需要更详实的资料来证明。
（二）单县方言知系合口字部分唇齿音化的原因
方言之间的差异可能千差万别，但这种音变的原理却是相同的，只要有相应的音变环境和条件，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方言却可以出现相同的或者说平行的变化。[6]汉语语音是声韵调的统一体，声母、韵母、声调之间会相互影响。语音的发展有外在的影响和自身的内部演变两种原因，语音自身的内部演变是根本原因。
单县方音中只有唇齿擦音[f]。从地理位置上看，从单县向西向北到菏泽、郓城也只有一个唇齿擦音[f]，再向西向北到聊城一带没有知系合口字唇齿化的现象，而从单县向东、向北到枣庄、滕州、泗水、平邑、新泰、等地却有着完整的唇齿声母系统，在单县和枣庄中间，距离单县更近的济宁、邹城一带也不存在知系合口字唇齿化的现象，总的讲来，从鲁西聊城一带到鲁西南菏泽、济宁一带再到鲁南枣庄一带，知系合口呼字读唇齿音声母是从无到有一种唇齿音[f]到唇齿音[pf、pfh、f、v]四声母俱全过渡的，而单县方言恰恰处在这个从无到有的过渡带上。所以，单县方言中知系合口字读唇齿音声母的的情况，并不像枣庄一带是成系统的，不是所有的知系合口呼字都读唇齿音声母。据统计，古知系生组、船组、书组、禅组与今普通话合口呼相拼的字有48个，而在单县方音中知系字合口呼字读唇齿音声母[f]的字大致有25个，如“梳数摔漱拴栓涮刷耍双霜书暑鼠水说叔树睡谁熟勺属顺秫”，均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字。[7]
单县方言知系合口字没有成系统的读唇齿音声母的现象，应当是自身内部演变和方言外部接触的结果。最主要是语言自身的发展演变，[u]介音本身的发音会对声母产生圆唇化的影响，发音时舌根上抬，唇齿之间有轻微的接触，[u]介音使声母前化为唇齿音，导致舌尖后音[？拶]唇齿化为声母[f]。但由于单县特别的地理位置，这种并没有形成系统，而只是部分舌尖后音唇齿化。单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的交界处，交通便利，处于京沪、京九、陇海、新石四条铁路干线“井”字型结构中间，较容易受外部语言接触的影响，特别是单县周边县镇的影响，并没有形成知系合口呼字系统的唇齿化。
单县存在于知系合口呼字唇齿化现象的过渡带上，新派受普通话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种唇齿化现象或许会越来越弱化最终以至消失。
注释：
①1997年商丘县被撤销，改为睢阳区，但所辖区域不包括原商丘县的所有地区，因此，此处仍用旧称“商丘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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