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8: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女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诗经・卫风》有一首题为《氓》的诗，前半部写一对青年男女从相爱到结亲。大意是说一个敦厚的男青年到女家来买丝，目的不是买物，而是要娶卖丝的女子为妻。女子也有了情，就送男子回家，送出很远，男子要求很快成亲，女子说不是故意拖延时日，你还没有请人来说媒，还是等到秋天再结婚吧。这样二人约定了再会的时间和地点。届期，女子先到，见男子还没有来，心里又想念对方，又怕对方失约，因此悲伤起来，眼泪流个不停。稍后男子到了，女子高兴得又说又笑，男的向女子说，对我们的婚事，已占卜过了，没有不吉的地方，我们结婚吧。女子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搬上自己的财物，乘着男子的车离去，结成了伴侣。这是一个民间的女子，接受一个普通男人的爱情，成就了夫妇。《氓》这首诗是反对女子自由恋爱的，但却反映秦时期民间自择配偶的一定的普遍性。笔者的这篇文字不再谈民间女子的爱情，而要叙述古代贵族、官僚家庭自选夫婿的女子的婚姻。
先看春秋郑国徐吾犯妹妹的择婿。徐吾犯是郑国大夫，妹妹徐吾氏很美丽，下大夫公孙楚送了聘礼，订为未婚妻。上大夫公孙黑羡慕徐吾氏的容貌，也送来礼物，强作婚约。在这两个求婚者面前，作为家长的徐吾犯不知如何是好，遂报告执政子产。子产说这是国家政治不清明，才出现两个大夫争夺妻室的事，不是你家的过错。你也不用犯难，问你妹妹，她爱嫁谁就嫁谁。徐吾犯同两大夫商量了，都同意由徐吾氏决定的办法，于是二人分别来到徐吾家求亲。公孙黑穿着华丽的服装，将作为聘礼的物币置于堂上；公孙楚穿军服，在院中射箭，接着跳跃到车上离去，他没有再送贽礼，因为在先已给过聘金，认为不需要另送了。徐吾氏在屋内认真地观看了两位大夫的行动，选择了自己的情人。她认为公孙黑确实漂亮，但不能做自己的丈夫，而公孙楚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决定嫁给他。她的哥哥尊重这种意向，徐吾氏遂同公孙楚结为伉俪。这桩婚事到此并未结束，失败的公孙黑不甘心，要杀死公孙楚以夺取徐吾氏，公孙楚一怒之下把公孙黑打伤，于是招来流放之祸(《左传・昭公元年》)，徐吾氏后来生活如何，不得而知。她在两大夫之间，不以品貌、爵秩取人，有其爱情的标准。
西晋贾午与韩寿的结合，有类似于《西厢记》中张生、莺莺相爱的某些情节。贾午是司空贾充的次女，贾充宴请宾客，贾午常常从内室窥视客厅情景。韩寿是贾充的幕僚――司空掾，常来参加宴会。他长得俊美，风度又好，被贾午看中。爱慕的感情不能控制，睡觉中也想到他，然而无从接近，就问身边的婢女，知道不知道他是谁。正好有一人原来是韩寿的奴婢，贾午就通过她与情人通音信，并约韩寿夜间跳墙进入闺阁。二人情好，贾午把西域进贡的奇香从贾充房间偷来送给韩寿。贾午有了情人，高兴异常，以至其父感觉到她“悦畅异于常日”，终于发现他们的往来，并承认既成事实，让二人成了亲(《晋书・贾谧传》)。刺史徐邈的女儿，与贾午是同时代的人，也有一段选婿的经历。徐邈为给女儿择配，大会佐吏，令女儿在内室观看，暗中挑选。来客中有从事王，姿貌俊秀，年轻时不注意名节，后乃改变行为，立大志向。他在宴席中的表现，被徐女相中，告知母亲，徐邈就让他们结为夫妇(《晋书・王传》)。王后来在平定孙氏吴国中立了大功，官拜抚军大将军、散骑常侍。徐氏女真是慧眼识才。以上诸女是在父兄监护下择婿的，而南朝荀阐之的女儿则是完全自主的。荀阐之，广陵人，官给事中，他女儿的婚事，《南史・荀伯玉传》记云：“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逃随人去，家寻求不能得。”看来，荀女早已有了恋人，不满意家长相中的夫婿，在出嫁的前夕，随着意中人逃跑了，而且事情做得秘密，家里人找也找不到，很可能还得到别人的帮助。她决心与家庭决裂，可见爱情深笃，不管什么情况也不动摇。
唐末郑畋女儿选婿，其结果别是一种情形。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郑畋有女当婚，时有余杭人罗隐，善作诗，尤喜咏史，然而屡次考试不能得第，郑畋赏识他，时与往来。郑畋女儿非常喜欢罗隐的诗，不时诵读，郑畋以为女儿爱慕罗隐，想为他们作配，于是招请罗隐，郑女在帘内观看他。这一看不要紧，由于罗隐长相丑陋，同她从诗中得的印象相反，因而对罗隐深为厌恶，从此不再念他的诗。郑畋知道女儿原来只是爱读罗隐的诗，而并不喜欢这个人，就不再给女儿谋算这门亲事(《旧五代史・罗隐传》)。在自家婚事上，郑女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得到父亲的充分理解。
南宋理宗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封为周、汉国公主，喜爱异常。公主到了及笄之年，议选驸马，宰臣建议选本科进士第一名周震炎。当周状元廷谢时，公主在屏风内看到周，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理宗知道了女儿的心意，就不采纳宰臣的意见，周震炎从而失去了做驸马的机会。理宗是宁宗杨皇后所立，为酬恩，选定杨后侄孙杨镇做驸马，对这桩婚事公主再没有异议。婚后，理宗为有天伦之乐，在大内附近为公主建造宅第，时常到公主府欢聚。但是好景不长，公主活到22岁就病死了(《宋史・公主传》)。
上述女子选婚的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荀阐之女儿的完全自主婚姻。荀女反对家长的包办婚，有自己的恋人，一点不征求家长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愿望办，在家庭不可能支持的情况下，以出逃实践婚姻自主的追求。婚配是自家的事，配偶要自己来选择，她追求的是恋爱自由。这种要求，在儿女作为父母附属物的时代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女子，要遵行三从四德的伦理，哪能容你自由恋爱!凡是追求这种自由的，其婚姻和婚后生活多半是不理想的。即以荀女而言，出逃本身就是不幸的，离家后必然遇到许多困难，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到寺院当了尼姑。是情人抛弃了她，还是情人死了，史无记载。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并不以再嫁为耻，不管哪种情形，她都可以再婚，她没有这样做，万念俱灰地遁入空门，不能不说与出逃有关。她为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付出了血泪的代价。自行婚配，还不符合封建的婚姻礼仪的要求。古代议亲，根据礼法要经过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首先要有男方请的媒人到女方家问可不可以议亲，同意了，女方报告女子姓名，男方回去占卜，得到吉兆，告知女家，并送聘金，约定日期，新郎迎娶新娘过门。只有经过这些步骤，做到“明媒正娶”，婚姻才是合法的。若是恋爱结亲，就没有纳采、问名、纳吉等步骤，就不用请媒人，即使请了，也是事后
补救，算不得数。不请媒人，不按婚仪程序走，就为礼法和舆论所不容。《礼记・曲礼》
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凡是没有保媒的女子的结亲，被叫作“私奔”。《诗经・卫风・氓》里的那个自由结婚的女子也深知这一点，要求对方拖延婚期，以便请媒人――“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荀氏女出逃，当然没有媒人，不行六礼，被正统派歧视，说荀家“出失行女子”(《南史・荀伯玉传》)。不仅舆论蔑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也低，《礼记・内则》讲：“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把自由结婚的女子当作妾来对待，将良人降为，对于自由成亲的女子的迫害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另一种类型是在家长主持下的局部内容的自主婚姻。像徐吾氏在公孙楚、公孙黑二人中择其一，徐邈女在家长的属员中选择，郑畋女和周、汉国公主对特定的专人发表意见，可供她们挑选的对象有限，而且平素没有交往，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往往以一眼定终身。这一眼主要是看对方的相貌和作风，她们是千金小姐，要求夫婿的长相和风度也是很自然的，有合理性。她们的择偶还不是恋爱婚姻，但是有
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家长在女儿的婚事上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征求婚姻当事人的意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令她们选择，一旦她们表示了态度，家长是尊重她们的，按她们的心意去办。尊重当事人，不搞父母之命神圣不可变动的信条，有一点民主的作风。像徐邈那类的家长是难得的，他们的女儿应该说是幸福的了。这些人的开明举动，与他们为人有关，如郑畋是“器量弘恕”的人，对他人尚能“以德报怨”(《旧唐书・郑畋传》)，对子女也不那么刻板，而较宽容。徐吾犯听从子产的意见，才令其妹自择夫婿，子产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出了这个好主意。如此看来，徐吾氏等是碰到了较开明的人，是幸运儿。
第三种类型是家长承认女儿选择对象的既成事实，如贾充同意贾午与韩寿的婚事。贾午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丑事，贾充发觉后，不愿张扬，乃使他们结合。这种家长面对现实，不去制造恋爱悲剧，也有开明的地方。这种人在封建时代受到一些歧视，那是以封建礼法要求他们，说他们家教不严。那个时代确实如此，但家教严，就是女子信守三从四德，有何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倒可别作分析，摒弃传统观念，对贾充辈无需作过苛的评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青年男女的婚姻，在三代就出现了，但是从上述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的事实，我们知道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与此现象相反，青年婚姻自的恢复也必然有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在古代不可能完结，在中国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想完全实现还需当代人的继续努力。现代人需要有支持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意识，要明辨是非，彻底清除包办婚姻的思想残余。婚姻自主，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应有的权利，封建时代他们得不到，去争取的妇女备遭迫害，被歧视为“失行女子”，然而后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争自由、争人权的精神，争取美满幸福生活的精神，实在是可敬的。
1、古代女子最早是用柳枝画眉的。
2、画眉是古代妇女的一种面饰风俗，使得女子眉目清晰，容貌秀丽。据说画眉之风起于战国，在还没有特定的画眉材料之前，妇女用柳枝烧焦后涂在眉毛上。古代妇女画眉所用的材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的画眉材料是黛，黛是一种黑色矿物，也称“石黛”。
3、描画前必须先将石黛放在石砚上磨碾，使之成为粉末，然后加水调和。磨石黛的石砚在汉墓里多有发现，说明这种化妆品在汉代就已经在使用了。除了石黛，还有铜黛、青雀头黛。铜黛是一种铜锈状的化学物质。而青雀头黛则是一种深灰色的画眉材料，在南北朝时由西域传入。
4、元代之后，宫廷女子的画眉之黛，全部选用京西门头沟区斋堂特产的眉石，至明清也如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西洋文化的东渐，我国妇女的化妆品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画眉材料，尤其是杆状的眉笔和经过化学调制的黑色油脂，由于使用简便又便于携带，一直沿用到今天。
（来源：文章屋网 ）
水银、砒霜、马钱子碱
喝水银可以避孕。过去们喝的茶水或日常食物中就被放入少量的水银，据说效果很好，当然，们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可以避孕的香炉灰什么的，不然们若知道水银有毒也不敢喝啊这种方法对身体有很大伤害。据现代科学研究，水银避孕确有其道理。水银可引起女性月经失调，有报道称，在长期接触最高容许浓度水平的汞蒸气的作业中，女性月经紊乱发生率高于正常对照组2～3倍，常见为经量过多，经期延长及痛经等，也有月经量过少，行经天数减少者。水银可逋过胎盘屏障，引起流产或早产。
在中国古代，除水银外，还有用砒霜或马钱子碱来避孕的，虽然这些药大剂量使用会致人死亡，但是小剂量的使用却可以杀死腹中的胎儿，因此，采取这样方式避孕的是永久性地、不可逆转地终身不孕，往往是在刚开始做时，老鸨给其偷偷下的药!
麝香
过去许多青楼女子在从良后，大都是终身不育的，原因就是长期饮用破坏生育能力的一种汤药，以致绝育，这种汤药被称做“凉药”，内含有麝香的成分，会影响生育。将麝香放入的肚脐可以避孕，比如堪称中国“红颜祸水”之最的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姊妹就采取这样的避孕措施。这种贴肚脐叫“了肚贴”。贴在肚脐上，就可以了结女人肚子的受孕功能，再不能怀孕了，不过这“了肚贴”已经失传。
柿子蒂
还有一种民间偏方，说将7个柿子蒂用瓦片烤干，连续吃7天就是49个，用开水冲冷服用，可保一年不孕，但一年内不能吃柿子。如果想要怀孕了，就再吃7个柿子蒂。听起来好像有些邪乎，不过，据现代医学研究，柿子蒂中含有齐墩果酸、白桦果酸，中医常用它配人参、丁香研末，制成柿线散，具有降气、止呃逆作用。柿子的花、根、皮也都是很好的药材。柿树可称得上全身都是宝。在民国时期，一个写的类似干回忆录的书中就介绍了避孕的情节，说是在接客之前，老鸨会让自己喝一种汤水，这种汤水味道有些酸甜，很好喝，喝了后就终身不会怀孕了……这位所喝的汤水应该就是柿子蒂粉冲泡的水。
藏红花
民间传说藏红花是宫廷传出来的避孕秘方，说如果皇帝不喜欢某个被宠幸的宫女，就会让太监把这个宫女倒挂起来，给她用藏红花液清洗下身，据说这样可以将宫女体内的清洗干净，还有一些野史，说以前皇帝宠幸妃子后，如果说不留的，太监就会帮那妃子推拿，确保皇帝的不留在体内，以起到避孕的效果。
安全套
古代也有使用“安全套”的记载，用丝质油纸、破布团、海绵塞入女性阴道内作为屏障。有的古人还用鱼膘作，可以想象，由于男人的生殖器大小不同，找到一个合适的鱼膘多不容易。西方中世纪宫廷里也有原始“安全套”的记载，他们使用的“安全套”是动物的肠衣，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荷兰小帽”。
其它古怪的避孕物
2、一一风荷举
3、画船听雨眠～
4、今夜谁无眠）
5、⌒冠盖满京华
6、落日映苍穹つ
7、╱/独自倚花红
8、无奈风吹雨
9、雨打芭蕉残
10、墙头等红杏
11、散发弄扁舟X
12、我歌月徘徊
13、年华似水゛
14、花开的季节。
15、清秋.悲楓
16、至夏、风轻伤
关键词：古代女子教育；女子教育教材；特点分析
从古代女子教育读物的发展过程来看，汉代是女教读物的发轫时期。唐宋以期，层出不穷、形式各异的女教读物大致都是在刘向与班昭所著二书划定的范围内，对女教未能提出新的更有创造性的见解。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后期理学的登台，使女教读物进入第二次期，进行了多方面内容的更新，导致了女教、女性伦理道德、妇女生活等一系列的显著变化。”[1]与社会发展时期相对应，明清时期又出现女子教育读物的新变化。此时期可看做女子教育教材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女教专著，但是从基本范畴、理论框架，都没有突破性进展，仅仅是对前人著作和言论的继承，将“三从四德”的道理反复推衍。
一、历代女子教育教材发展概况
早在先秦时期，社会上就已浮现女子读物的雏形，并非专门的女学书籍，只是存在于教育、教化、教条的典籍之中。如《礼记内则》要求“妇事父母，如事舅姑”、“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等，提出了女子居家的仪行闺范。此时期可看做古代女子教育读物的萌芽期，因此相关条约规则相对较少。
中国女子教育教材真正出现的历史时期为汉代。“中国女子教育史上第一部妇女专史，也是中国古代女子社会教育教材，是‘女子教育的第一位圣人’――刘向所著的《列女传》。而由第一位女性‘女子教育圣人’班昭所著的《女诫》，是汉代与《列女传》齐名的女子教育课本，更是讨论女子教育问题的范本。”[2]自此之后，一股编写女子教育读物的狂潮席卷而来。
二、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教材特点分析
通观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教材，经过整理分析，可以总结出它们具有的一些特色。其中不乏自女教读物出现伊始至清末便具有的一些“从一而终”的传统，又存在部分时期、部分教材所独有的“个性”特征。
1.伦理至上，规范明确
中国传统社会为男权社会，以家庭宗族为宗旨，伦理至上讲求“男尊女卑”，对女子要求更为严格，依“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失节事大”等评判“好女娘”。女子出嫁前于家中事父母、事兄弟，出家后事舅姑、事夫君、相夫教子，孝为先。不仅提出这些在当时社会的一些重要观点，还为给一条理论作出明确地规定，使妇人有规范依据。
班昭《女诫》载：“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3]宋氏姐妹《女论语》述“女子在堂，敬重爹娘”“夫若出外，借问途程，黄昏未返，瞻望相寻，停灯温饭，等候敲门，莫学懒妇，未晚先眠。夫如有病，终日劳心，多方问药，遍处求神，百般医疗，愿得长生，莫学愚妇，全不忧心。”[4]不论是对待父母兄弟，还是侍奉公婆丈夫都有明确规范，女子被限定在这些框架中。
2.形式多样，种类繁多
中国古代女教读物浩如烟海，十分繁杂。经过整理认为可按不同依据划分。
按体例来划分有传记类和理论类。传记类主要以收录古代妇女贤良淑德的善行和丑态恶行为主旨。如刘向《列女传》、明代解缙《古今列女传》、清朝钱保塘《女英传》等。理论类主要阐发作者的女子教育理论并指出女子何以立身、何以言语、何以行动。如班昭《女诫》、宋氏姐妹《女论语》、仁孝文皇后《内训》。
按收录方式可分为单行本和丛书类。我国古代女教读物除《列女传》、《女诫》、《女论语》等单行本外，还出现诸多丛书类，以清代为盛。这些丛书或直接将几部经典女教读物收录整理合一，或不全收录只选择其中精要处，有所删减，在文章前后加以点评略述。如清代陈宏谋的《教女遗规》，就收录了《女诫》、《女论语》、《闺范》等十一种女教读物。
3.唐宋为界，注重普及
汉代为我国古代女子教育教材的发轫期，刘向与班昭开撰写女教读物风气之先河。当时是正值汉室危机，外戚专权。他说：“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5]为改造后宫紊乱所撰《列女传》。班昭著《女诫》也主要针对皇室贵族女子，未能涉及平民妇人。之后一直至唐代，女子教育教材才逐渐增多，从宫廷贵族走向民间百姓。
4.女子自撰，言传身教
中国古代出现最早的女子教育教材为西汉刘向编纂的《列女传》，之后未曾间断地涌现出无数女教读物由男子著作。然而，即使于男权社会，不少女子也著书立说，编纂女子教材。首位女子教育大家东汉班昭撰《女诫》，共七篇（合序为八），班昭经过自身经历的回顾，以自己为榜样，总结自己为妇人的经验，令天下女子效法。其篇目为“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顺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叔妹第七”，《卑弱》篇是贯穿全书的主旨，女人天生卑弱，因而需遵循“三从四德”。
后世又常有女子著述立说，言传身教。唐代长孙皇后著《女则要录》，宋若昭姐妹著《女论语》，武则天撰《孝女传》、《古今内范》；明代仁孝文皇后主持编写《内训》，章圣太后作《女训》，慈圣太后撰《女鉴》，王相之母刘氏以身作则，著《女范捷录》。女子自撰，言传身教，以警惕女子何以立身，影响颇深。
中国古代存在女子教育，只是它与男子教育不同，以家庭教育的方式出现。女子教育教材也随着女子教育而产生，形式多样、规范明确、伦理至上，从西汉女教读物正式发行后，从未间断。这些教材有历史沿革、承接传统的特点，又迎合时代、融合创新。
参考文献：
[1]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90.
[2]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33.
[3]选自张福清编注《女诫，妇女的枷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婚姻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权利；经济地位；家庭角色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2-0044-03
女性作为两性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在男权制度确立后，女子地位随着社会体制的不同不断发生改变，女子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发展如何，通常能从其女子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宗教地位以及它在社会文化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来寻找出答案。所以，本文在研究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时，主要从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庭地位等方面进行探究。
一、上古时期女子社会地位的黄金时期
“结绳记事之初，茹毛饮血之始”，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劳动分工，过的是原始公有制的生活。原始人为了生存，只能群聚一起，合力互助、相互依赖、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原始的自然平等的关系。这也证明了女性地位并非是先天低下的，相反，还出现过一个曾经属于妇女的时代即母系氏族时期。
在母系氏族时期，主要从事采集果实，及简单的生活工具制做。女性天生的优势就充分发挥出来。从女性使用纺纶、骨针及蚌刀随葬，说明妇女担任主要的纺织、缝纫和农业活动。而从男子缺乏农业工具等随葬品来看，也可以说明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由于女性在这些活动中表现突出，因而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主要位置，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角。特别是女性作为人类之母，在人类本身的生产活动即繁衍后代这一意义上更是备受尊崇。在人类之初，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有父，在古人眼中，孩子的血统仅维持在母亲身上。古代典籍中常称圣人乃其母感神而生。如《尚书？尧典》说尧是其母庆都感龙而生；王充《论衡？诘术篇》说禹的祖先之母吞薏苡而生，商朝祖先契是其母简狄吞燕卵所生，周朝祖先稷是其母姜嫄履天帝足迹而生；《史记》载伏羲是其母“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等等。种族的繁衍、氏族的维系似乎由女性起主要作用，使女性具有一定地位。在《说文解字》中，尚有“嬴”、“姒”、“妘”、“妫”等古姓，也均从女。姓乃是人的本源，自古及今人们都把姓氏看得极其珍贵。这些古姓的存在是女性为氏族之长的旁证，也是反映女性曾经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佐证。
二、女子社会地位的转折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也随之而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剩余产品的掠夺，出现战争，这时男子先天的优势就显现出来。男子成了战争的主要力量。男子在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变成奴隶，使自己逐渐走上奴隶主的宝座，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力（包括军队），经济大权在握，妇女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被逐渐替代，从而进入了父权时期。到了奴隶社会后期。特别是商周二朝为华夏制度文明确立的关键时期，为了巩固和强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便制定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女性地位更加全面低落。因此，这段时期成为妇女地位发展史的分水岭，在这之后，妇女地位一落千丈，沦为男子的附庸。
1.女子的婚姻地位
《诗经》中曾描写到：“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男女从出生时便被定义为“璋”“瓦”之别，可看出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同。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同等的权力，也没有同等的期望和责任。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男尊女卑的思想贯穿于史书和人们的思想中。
女子家庭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嫁者，家也，妇女外成，以出适为家”。周代已经完全实行从夫方居的居处原则，成婚后女子脱离父宗，加入夫族。顾炎武《日知录》云：“已嫁也，于国君则称姓，冠之以国；于大夫则称姓，冠之以大夫之氏。”已婚妇女称谓随夫改变，深深打上了妻隶属依附于夫的烙印。《诗经》中《邶风？谷风》、《卫风氓》表达了弃妇的悲戚之声，说明了夫妻间存在不平等的婚姻关系。
到了秦汉时期，女子的婚姻地位有了提高。秦朝夫妻地位几乎相等，“凡取妻出女之日，冬三月奎娄吉。以奎，夫爱妻；以娄，妻爱夫。”此处说明，秦时夫妻双方已有追求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观念，在这里，看不到一点绝对夫权制的影子。同时，秦律规定，妇女有婚姻自，并保护合法的婚姻。汉初女子地位也并不低，馆陶公主随母姓为“窦太主”，汉武帝太子刘据随母姓为“卫太子”等。但在汉朝后期，儒家思想加强，从刘向的《列女传》到班昭的《女诫》开始要求女子遵循不合理的道德规范，造成女子地位的下降。
隋朝时，文帝曾下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然而在唐代，这种情况又略有改观，法律上为离婚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女性离婚也不再受到世人的非难。在改嫁观念上，往往认为守节是理想，但也不反对再嫁，这显示了唐代社会在再嫁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理性的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例如，上层妇女中，唐太宗时期有五个公主都曾改嫁。总体上来说，唐朝是女子社会地位较高的时期，
中国封建礼教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宋朝，禁锢妇女思想、残害妇女身心的缠足恶习、禁止再婚改嫁等都是从宋展流传下来的，因此是女子社会地位又一转折时期。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秦汉时期虽然出现了贞节观念，但是人们对于女子的贞节要求远远淡薄于世，到唐代仍是如此。当时妇女改嫁与再嫁现象广泛存在，广大妇女并不以此为耻。南北朝开始出现“离婚”二字，到唐代已被广泛使用，并规定如果夫妻感情不好，不能相互和谐生活，双方商量离婚，政府不予处罚。只有到宋时才真正开始了禁止妇女再嫁。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在丈夫病死后改嫁，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不为世代人所接受。
到了明清时代，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明清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节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
2.女子的社会权利
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女人们就一直为争得自身的权利而不断抗争，虽声音弱小，又势单力薄，终就还是有所表现的。《汉书》记载了“桑间濮上”之现象：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向礼教进行抗争、要求重视女权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很多：如西晋曾有绿珠为报石崇知遇之恩，不惜坠楼明志的佳话；梁祝化蝶的传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等。
古代女子并未有参政的权利，《大雅？荡之什？瞻卬》的结论“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明白指出有智能、善言辞的女性，都具有危险性，只有男子才能建国，女子参政只会亡国，“夏亡以妹喜，商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每一个朝代灭亡时，都把脏水泼到女子身上。政治的舞台一直开放给男性，但历朝都有闪光的女子出现在舞台上。
西汉中前期，人们对女子社会权利的认识并不狭窄。汉高祖的吕后，首次由女子隐居幕后执掌实权，司马迁为之立《吕后本纪》，对其政绩诸多赞美。到了西汉中后期，女子的社会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受到质疑，汉儒提出，“后妃当国，未有不乱者”，女子应从事家庭事务，而不是从事社会事务。宣帝时的王吉，哀帝时的李寻都上书皇帝反对女子专权。东汉汉和帝的皇后邓绥是一位贤后，在和帝病故后执掌大权，本有治理天下的才华，却深信女子不能干政的言论，最终导致昏庸之辈即位，国衰家破。可见儒家对女子的约束思想害人不浅。
唐朝是女子社会权利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出现了第一个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之后。武则天第一次从幕后站到朝堂之上，以女子的身份治理偌大的帝国。由于武则天重视女权，当时还出现了著名的才女女官上官婉儿。唐玄宗有一个女儿万春公主，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官，专门和国外贵妇打交道。唐朝是文化繁荣中外交流的鼎盛时期，对外族人限制都少，相应来说对女子权利有了更多的认同，减少了各种束缚。唐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女道士盛行。有了这个身份，女子有更多的社会权利。
到了宋朝之后，对女子贞节观的强烈推行，同时妓业的繁荣却把对妇女的玩弄合法化，使妇女地位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妓业的发展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商朝时就有妓的产生，当时名为女巫。但当时地位并不低，权利也有，屈原还为之写过诸如“疏缓节兮安歌，陈竿瑟兮皓”之类的诗。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就是歌妓出身。曾说，妓制是妇女界最大的耻辱。宋朝时已严重危害到女子的人格和生命，就谈不上什么社会权利了。
3.女子的经济地位
马克思哲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如果没有独立，一个人就会处在受压制的地位，甚至侮辱人格。女子经济地位的不独立是导致“男尊女卑”现象的根源，也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中，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与男女本身生理特性差异的影响。男子的活动空间大大超过了妇女，男子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女子几乎只禁锢在家庭这个小小的范围中。男子在成年后大多都能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女子则“在家从父，既嫁从夫”，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必须依附于男人生存。衡量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一般是将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在家庭中的财产所有权、支配权、继承权作为判断尺度。
在周代，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下，妻子的劳动是家庭经济中不可小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代妇女主要从事桑织、采集、酿酒。未嫁时所受的女事教育早已为此打下基础。操持家务还被视为妇女的天职。。但妻子虽承担沉重的家庭劳作，却没有对家庭财产的自由支配权。《礼记？内则》：“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正是这种“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严格的家庭分工模式，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之中，置于丈夫的支配之下，无法改变其被歧视被奴役的地位。在继承权上，作为长姊的继产份额不但不能与兄长相等，而且不能与名分低于自己的诸弟相比。
秦由于商鞅变法推行分户制以建立小型家庭政策，使一个个小家庭摆脱父家长的控制而自谋生业，这在一定程度使妇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秦代的妇女在婚后，拥有其独立的财产权，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她们只有在犯罪的情况下，其财产才能为其丈夫所有。她们并不像后代的妇女那样在经济上依赖丈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而标志着女子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勤劳善良的农妇辛苦稼穑，成为男子耕种的得力助手。她们用汗水和智能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既是家庭物质生活的提供者之一，又是国家重要的劳动力，是政府财政收入的输送者之一。其在农业领域的重要地位和杰出贡献，既展现了此时女性生机勃勃、蓬勃向上的气质，折射出相对独立的光芒，又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贡献了力量。
明代时江南的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在这种社会变动中，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表现在家庭经济方面，由于婚姻重财，妇女的嫁妆是家中经济的重要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妇女以“女红末业”加入商品经济，她们的劳动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以妇持门户”的风俗。在这一时期，由于女子的经济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家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以上时期是女子经济地位较高的时期，因此也导致自身在社会、家庭地位方面的提高。其余时期，除了对女子约束较少时，女子仍是男子的附庸，无法改变被忽视，被奴役的地位。
三、不同角色女子的地位
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志是在家庭中角色的地位。而在家庭中，不同角色女子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三种角色上，各自所处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1.为人母
在母系氏族时期，母亲的地位是很高的。随后伴着父系制的产生与发展，女子地位一落千丈，但在家庭中，为人母的地位仍是比较高的。母亲受到尊敬，因为母亲繁衍后代，后世儒家也提倡“百善孝为先”。母亲的地位并未随着女性地位的衰落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相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母亲仍然是备受尊崇的。在《说文解字》中有关母亲的称呼就有好几个，如姑、姐、媪、妣、妪等；《列女传》把《母仪传》列为传首，既是尊重长辈的思想所致，同时也反映了尊母风气的存在。我们经常说封建社会是男人的社会，但奇怪的是母亲似乎经常性地占据文学创作乃至现实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与女性整体地位的下降形成鲜明的对比。
母亲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育子、教子是为母者的权利和义务，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执行者。《列女传》中讲述的“孟母三迁”教育孟子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母亲与父亲共同作为家族的家长，对于子女的婚事有决定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古代对子女的婚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太平广记》卷63“崔书生”条记载的一则故事说：有崔书生，在东州某地见到一美貌女子，遂向女子求婚，女从之，择吉日成婚。当书生携妻面见寡母时，母以子“不告而娶”大为恼怒，并以新妇“妖媚无双”、“必是狐鬼之辈”为由，加以强行拆散。又如广为人知的《孔雀东南飞中》，尽管焦仲卿深爱妻子，但仍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而休妻。
但是，虽然母亲在家庭中享有较高地位，《礼记》中有“夫妻一体”之说，但在实际生活中，丈夫在世时，一家之主只能例由丈夫一人担任，身为人母的女性仍不得自专，她们在名分上首先必须是“从夫”。她们在丈夫面前则降格为“卑者”，地位明显低于丈夫一等。
2.为人妻
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最低的。前面已详细说明了女子的婚姻地位，而她们在家庭中，又受到怎样的待遇呢？
“嫁者，家也，妇女外成，以出适为家”。正所谓“出嫁随夫”，已婚妇女称谓随夫改变，深深打上了妻隶属依附于夫。这样的附属关系使得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必须服从于丈夫，妻子对于丈夫要恭行。在家庭经济中，遵循男主外、女主内严格的家庭分工模式，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之中，置于丈夫的支配之下，无法改变其被歧视被奴役的地位。
在婚姻上，更是遵循男尊女卑的观念。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妾制。妻子地位低下暂且不谈，妾的地位更是令人同情。按古代的规矩，《谷梁传》：“毋为妾为妻”。就是说，妾没有资格扶正为妻。《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以妾及客女为妻，徒一年半。”假如将妾升为妻，就是触犯了刑律，一旦事发，是要夫妻一齐服刑一年半的，而且完了照样得离异。这样的法律之下，做姬妾的女人便已经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丈夫眼中姬妾只是可打可骂之物罢了。丈夫尚且如此待妾，嫡妻当然就更不用客气。南宋时的名将杨政，杀妾更是家常便饭：“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小不称意，必杖杀之，而剥其皮，自首至足，钉于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直吓得幕僚口不能言。还有“姬婢伎”，她们事实上就是妾，但是由于没有法律地位，她们的遭遇连妾都不如。唐朝乔知之爱上了自己的婢妾窈娘，由于她身份低贱，身为官员的乔知之不能娶她为妻，便甘愿不婚。结果窈娘被武延嗣强夺，带着乔知之的情诗投井自尽。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竟将他诬陷入狱，害得家破人亡。
而妻子某些时候也和妾有了相同的命运。春秋战国时，吴起为了自己的富贵，得到战将的位子，为消除国君疑惑亲手杀死了妻子。唐朝名将张巡誓死守城成为当时眼中的英雄，可谁又注意到城破时被他和部将亲手杀死的妻子的血泪呢？还有李自成手下的刘宗敏，据明史记载，他表示忠心的方式就是杀死自己的妻子，“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平民如此，纵使女子身份尊贵，有时也依然逃脱不了这种命运。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最小的女儿新城公主，由于被武则天排斥竟被为讨好武则天的丈夫所杀。明朝崇祯皇帝自缢前，逼迫皇后妃子自尽，长平公主被砍伤。这些血一般的事实都说明，在丈夫眼中，妻妾不过是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罢了。
3.为人女
除了开放的唐代对女子约束较少，其余朝代里，女儿毫无人身自由权可言，而是处处受制于封建家长的管束。至于处于卑弱地位的女子，且不说敢于在公开场合下“抛头露面”，甚至连独自外出行走的自由都没有。而且即便有事出门，必须“拥蔽其面”，其结果必然严重束缚了女子的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
为人女的受教育权也与男子不能等同。私塾里受教育的全是清一色的男子，为了“学而优则仕”，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礼教下，有的竟认为“妇人识字多诲”。正是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剥夺了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与机会，不主张女子读书做学问，即便是学习，也主要是学习诸如班昭的《女诫》，长孙皇后的《女则》之类的书罢了。封建社会的这些所谓女教、女学，不是真正的女子教育，而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奴化教育。向女子灌输奴性服从的礼教纲常，给她们套上精神枷锁，束缚女子的言行，限制她们的发展，以使女子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遵行者和殉道士，使她们长期安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孔雀东南飞》中描绘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但教育内容主要也是以“女红”为主。
女孩在身心上也受到了严重摧残。南宋朱熹做官时就曾下令女子缠足，以疏远男人。后发展为谁家女儿不缠足便不好嫁出去，这种陋习给女子造成了旷日持久的伤害。孔子主张“男女行者别于途”；孟子力倡“男女授受不亲”。女儿被幽禁于深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随着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女儿的贞节观变得十分重要。宋朝以后，假如一个女孩嫁到夫家，20岁不到丈夫病故，就得守寡终生。有些订下娃娃亲的，女儿还未嫁，对方准丈夫病死，也提倡守寡，这叫“望门寡”，在当时被奉为刚强、烈女而大加赞赏。这是封建礼教强加给女子身上又一把沉重的枷锁，毁了无数女子的幸福。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我国古代女子的经济地位，社会权利及家庭地位等方面的分析，纵观历代女子地位沉浮变化。我认为，古代女子总体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其中包括偶尔夹杂着对女子约束较少的时期，以及女子所起作用较高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的时期，是当时社会文明和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也充分说明了只有提高妇女的地位，发挥好妇女半边天的作用，社会才能有更好的进步和发展。否则就会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我们通过对她们的研究，不但可以加深对古代女子被压迫、被奴役的认识，并且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也可以从她们的这种种处境中悟出一些今天的女性该如何自立、自强、争取平等权利的道理，实现“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便在社会和家庭等方面发挥妇女应有的作用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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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之所以沦为弱者,缺乏的就是直面的勇气。
性骚扰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虽然“性骚扰”这个词为现代人所发明,但它却是一个很古老的社会现象。
唐人张所撰《朝野佥载》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曾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刺史。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就是他在时修建的。不过,这个滕王却是个好色之徒。他经常以王妃的名义召唤官员的妻子进府,而官员们的妻子一旦进了王府,就会被他强行拉上床。
当时有个掌管文书的小吏叫崔简，他的妻子郑氏初次来到洪州，滕王就派人召唤她。崔简左右为难，不去的话，怕得罪滕王；去的话，又怕遭滕王污辱。郑氏说:“如今是太平盛世，他敢胡作非为吗？”于是去了滕王府门外的小楼阁。滕王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一见郑氏进来，就上前非礼她。郑氏大声喊叫。左右的侍从说：“他是滕王。”郑氏说:“滕王怎么会如此下流？一定是家奴！”边说边取下一只鞋，猛击滕王的脑袋，打得滕王头破血流。用鞋打了还不过瘾，又用手指抓破了滕王的脸。王妃闻讯赶来，郑氏得以脱身回家。
滕王被打后十多天未理公务。等他伤愈上衙办公时，崔简向他请罪。滕王觉得脸面扫地，赶紧退回后堂去了，一个月后才露面。此事过后，先前被滕王召唤过的那些官员们的妻子，无不感到羞愧。
这个办法比较适合用来对付陌生的色狼。比如在公交车上碰上“咸猪手”，女士们小姐们也不妨以高跟鞋为武器，给色狼一点颜色看看。如果嫌取鞋太麻烦的话，在色狼脸上留下几条手指甲痕迹，也是一种不错的反击方法。
另一个故事出自唐人皇甫牧所撰的《三水小牍》:湖南观察史李庾家中有个女仆名叫却要，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善理家务，能说会道，大家都很喜欢她。李庾有四个儿子，全是好色之徒，个个都想却要，但始终没有得手。清明节那天晚上，却要正在观花。忽然，李家大郎出现在樱桃花影中，拉住她求欢。却要拿了一条垫席给他，说:“到大厅东南角等我，等你爹娘睡熟后，我一定来。”大郎刚走，又碰上二郎来调戏，却要再拿一条垫席给他，说:“去大厅东北角等着。”二郎走后，三郎又来纠缠，却要又拿一条垫席给他，说:“去大厅西南角等着。”三郎一去，又遇四郎，却要也拿一条垫席给他，说:“去大厅西北角等着。”四个小色狼相继偷偷地溜进了黑暗的大厅。先进去的虽然发现了后进来的，但只是纳闷，不敢出声。
过了一会儿，却要点燃蜡烛来到大厅。她一进门便高喊:“哪里来的乞丐？竟敢睡在这里！”四人一听方知上当，赶紧掩面落荒而逃。看着他们那狼狈不堪的样子，却要哈哈大笑。从此以后，李家的这四个儿子，再也不敢无礼了。
这个办法则适合用来对付熟悉的色狼。比如职场女性遭遇办公室性骚扰时，不妨趁机戏弄一下色狼们。
总之，对付色狼不能逆来顺受，否则色狼就会得寸进尺，只要机智勇敢地抗拒，色狼的非分之想就难以得逞。
古代面试官员的标准
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到唐代已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当时有四条标准，称为“四才”。《新唐书・选举志》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才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
身，指身体，要求相貌端正，体格健壮。
言，指口才，要求口齿清楚，语言流利，能言善辩。
书，指书法，要求字体优美，遒劲有力。
判，指判牍，通过对国家大事和疑难案件的分析判断考察其实际工作能力，要求思维敏捷，论事有理，判辞优美。
性骚扰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虽然“性骚扰”这个词为现代人所发明，但它却是一个很古老的社会现象。
唐人张所撰《朝野佥载》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曾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刺史。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就是他在时修建的。不过，这个滕王却是个好色之徒。他经常以王妃的名义召唤官员的妻子进府，而官员们的妻子一旦进了王府，就会被他强行拉上床。
当时有个掌管文书的小吏叫崔简，他的妻子郑氏初次来到洪州，滕王就派人召唤她。崔简左右为难，不去的话，怕得罪滕王；去的话，又怕遭滕王污辱。郑氏说：“如今是太平盛世，他敢胡作非为吗？”于是去了滕王府门外的小楼阁。滕王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一见郑氏进来，就上前非礼她。郑氏大声喊叫。左右的侍从说：“他是滕王。”郑氏说：“滕王怎么会如此下流？一定是家奴！”边说边取下一只鞋，猛击滕王的脑袋。用鞋打了还不过瘾，又用手指抓破了滕王的脸。王妃闻讯赶来，郑氏得以脱身回家。
滕王被打后十多天未理公务。等他伤愈上衙办公时，崔简向他请罪。滕王觉得脸面扫地，赶紧退回后堂去了，一个月后才露面。
这个办法比较适合用来对付陌生的色狼。比如在公交车上碰上“咸猪手”，女士们小姐们也不妨以高跟鞋为武器，如果嫌取鞋太麻烦的话，在色狼脸上留下几条指甲痕，也是一种不错的反击方法。
另一个故事出自唐人皇甫牧所撰的《三水小牍》：湖南观察史李庾家中有个女仆名叫却要，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善理家务，能说会道，大家都很喜欢她。李庾有四个儿子，全是好色之徒，个个都想却要，但始终没有得手。清明节那天晚上，却要正在观花。忽然，李家大郎出现在樱桃花影中，拉住她求欢。却要拿了一条垫席给他，说：“到大厅东南角等我，等你爹娘睡熟后，我一定来。”大郎刚走，又碰上二郎来调戏，却要再拿一条垫席给他，说：“去大厅东北角等着。”二郎走后，三郎又来纠缠。却要又拿一条垫席给他，说：“去大厅西南角等着。”三郎一去，又遇四郎，却要也拿一条垫席给他，说：“去大厅西北角等着。”四个小色狼相继偷偷地溜进了黑暗的大厅。过了一会，却要点燃蜡烛来到大厅。她一进门便高喊：“哪里来的乞丐？竟敢睡在这里！”四人一听方知上当，赶紧掩面落荒而逃。从此以后，李家的这四个儿子，再也不敢无礼了。
这个办法则适合用来对付熟悉的色狼。比如职场女性遭遇办公室性骚扰时，不妨趁机戏弄一下色狼们。总之，对付色狼不能逆来顺受，否则色狼就会得寸进尺，只要机智勇敢地抗拒，色狼的非分之想就难以得逞。
摘自《郑州日报》
在人类历史上，女性有过一个十分辉煌的时代。在远古的传说中，人类的始祖几乎都是女子，例如中国的那搏土造人，采石补天的女娲，“善啸蓬发”的西王母等。在那个时代，女子倍受尊敬。在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中保存着一些几千年前的女神陶塑和孕妇陶俑，都突出了女子的怀孕和生育的特征，歌颂妇女生育的功劳。
在私有制社会即男权社会前期，妇女还可享有一定自由，例如唐代的妇女社交比较自由，在恋爱、婚姻上也享有一定的自由，遗留至今的唐女骑马俑和女子骑马集体郊游图都表明了这一点。可是，在私有制社会中，男子对女子的压迫（恩格斯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种人压迫人的现象）已经出现了，提倡“三从四德”，女子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总之，女子要顺从男子。在中国古代，生了儿子叫“弄璋”，即赐一块美玉给他玩；生了女儿叫“弄瓦”，给她一块瓦片就可以了。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性禁锢越演越甚，对女子的性压迫也愈发加重。到了宋朝中期，推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那一套，提倡封建的观。夫死，妻子必须为之守节终身，在贞节牌坊下面不知埋葬了多少女子的青春，不知包含了多少女子的血和泪。在欧洲中世纪出现了女子的“带”，这是在丈夫长期外出（征战或者经商）时，强令妻子穿上的“铁裤衩”，加锁以防止妻子和他人私通。人们本来以为“带”只存在于西方，可是近来发现中国古代也有。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就保存着中国的“带”。
奇怪的是，中国古代的男子一方面要求女子为他们恪守，以保证养育确是出自他的血统的子女以继承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认同女子大肆，供男性享受，这真是极大的矛盾与讽刺。在古代历史上，业久盛不衰，禁而复炽，其中也饱含了许多女子的辛酸。
从宋代以后逐渐盛行的女子缠足，也是一种在中国很普遍、又为中国所特有的性压迫现象。“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千千万万妇女在三尺缠足带的束缚下悲啼。古人提倡女子缠足无非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使女子不能出远门，只能在家里乖乖地侍候丈夫；二是表示身份高贵，脱离劳动；三是将小足作为一种性感的象征，供男子“昼间欣赏，夜间把玩”。
斗转星移，新社会和旧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旧事物的残余影响依然存在。男女各占半边天的话已经是老生常谈，有形的缠足带没有了，但是无形的束缚思想的“缠足带”也一并消失了吗？女子现象为什么还隐藏在社会的阴暗角落呢？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才华超凡，人们评论她是“俯视巾帼，压倒须眉”，意思是高出一般妇女，压倒男子。那么，“巾帼”代指女子，“须眉”代指男子典出何处呢？
巾和帼原来是指古代女子的头巾和发饰。《说文》：“帼，妇人首饰。”唐代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有“椎髻抛巾帼”句，意思是说，南方女子头上只是梳个发髻，不戴头巾和首饰。诗里的“巾帼”就是指女子的头巾和首饰。巾帼是女子专用的东西，因此，在古代，以巾帼代表女子。
正因为巾帼是女子佩戴的东西，所以如果鄙视一个男子没有英雄气概，就会用巾帼来羞辱他。《三国志》载：“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意思是说，诸葛亮多次派遣使者下交战信，又送妇女佩戴的头巾和首饰，以此来激怒司马懿。诸葛亮送巾帼给司马懿，是想用这个办法来羞辱他，嘲笑司马懿像个女子，毫无丈夫气概，以此来激怒司马懿，逼他出战。据说，从此以后，“巾帼”就成了女子的代称。
与诸葛亮羞辱司马懿类似的，还有北魏军队羞辱萧宏的事。据《南史・萧宏传》记载，萧宏长得一表人才，“美须眉，容止可观”，但打仗时却很“畏懦”。他带兵攻打北魏时，“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帼”。史书中还记载，当时北魏军还唱歌称他为“萧娘”。这都是讽刺萧宏像女子一样没有勇气。
当然，以上这些故事都与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有关。在男女平等的社会里，“巾帼”早已没有羞辱男子的意思了，恰恰相反，今天我们提到“巾帼”，常与英雄豪杰联在一起，如称某女为“巾帼英雄”，以此赞扬该女子所具有的英雄气概。
古人常以“须眉”代指男子。胡须当然是男子特有，但眉毛却是男女共有的，为什么以“须眉”代男子呢？这是因为古代的妇女都要剃掉眉毛，画上黛色以代眉毛，妇女虽有眉毛却和没长眉毛一样，所以眉毛也可以作为男子的特有。因为须眉是男子的标志，所以古代男子很注重须眉的保护和修饰，以表现男子气度。一般认为男子眉毛以疏朗为美，如《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疏眉目，美须髯”，眉清目秀，一嘴胡子很漂亮。《三国志・崔琰传》：“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由于男子崇尚眉目疏朗，古人还产生了“眉间一尺（古代尺寸比现在的短小），贤人之相”的说法。
在古代，长眉被认作男子长寿的标志，所以有了“眉寿”一词。如周代鼎铭上往往刻有“万年眉寿”“眉寿无疆”“眉寿永命”等祝颂语。所以古人认为，老人的长眉是不能剪拔的，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讲到，他小时候宫中有个老师的眉毛很长，他觉得好玩，就伸手去拽，老师不敢违命，只好忍痛让他拔去，但过了几天这位老师就死了，人们都说是拔了寿眉的缘故。
爱胡子的人往往有摸胡子的动作，而古代爱眉毛的人也有摸眉毛的习惯。《明史・尹昌隆传》记载：“当其独坐静思，以手指刮眉毛，则有密谋深计。”意思是说：当尹昌隆独自坐着想问题时，喜欢以手刮眉毛的末端，而当他这么做时，就必定要想出密谋深计了。
眉目是面部传达感情的主要部分，人的气质往往表现在眉目上。《新唐书・元德秀传》：“房每见德秀，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意思是说，房每次见到元德秀，总要叹息说：“见到德秀（紫芝是元德秀的字）眉目开朗，叫人把一切名利心都丢弃开了。”可见眉毛对表现男子风度人品的重要。
（作者单位：山东省莱阳市柏林庄中心初级中学）
2、臣：古代作官的在皇族面前的自称。
3、孤：古代皇帝自称。
4、小人：古代一些下级对上级，奴才对主人的自称，有自贬自贱以抬高听话人之意；也指坏人。
5、在下：古人自称。
6、陛下：对皇帝的尊称。
7、老身：老年妇女谦称。
8、臣妾：王妃、王后在皇上面前的自称。
9、愚：对自己的称呼，谦词。
10、奴才：古代一些下级对上级,奴才对主人的自称,有自贬自贱以抬高听话人之意。
11.先生：老师;对学识高的人的称呼。
12.奴家：古代女子自称。
13.晚生：一般是书生在比自己资历高的人面前自称。
14.本宫：王妃、王后在臣子面前自称。
15.哀家：寡居皇太后自称哀家。
一、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种类介绍
（一）球类
蹴鞠，在古的时候也叫做“白打”，特点是对抗性弱，娱乐性强。蹴鞠在唐代女子中比较普及，不论是在宫中还是街头都可以看到女子蹴鞠的身姿。《剧录谈》里就描述了街头一位少女玩蹴鞠的故事：京兆府的小官吏王超，有一天走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一三鬟女子，年方十六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由此可以看出蹴鞠在唐代女子中的流行程度。
马球在唐代风行一时，不仅成为帝王和贵族健身强体的体育运动，而且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马球对抗比较激烈，观赏起来很刺激。唐代长安，有宽大的球场，玄宗、敬宗等皇帝均喜马球。骑马击鞠的运动是唐代时从传入的。据史料记载，在唐朝的宫中女伎们大多都受过打马球的训练，她们主要的任务就是陪皇帝和贵族们打马球娱乐消遣。
步打球，又称“步打”，是一种徒步以杖击球的球类运动，类似于今天的曲棍球。步打是从马球活动演变发展而来的，除了不骑马之外、跟马球运动大体相似。唐代女诗人鱼玄机，十分爱好步打球，在她所做的《打球作》一文中就描绘了女子参加步打球的精彩场景①。
（二）百戏类
根据《辞海》的定义，所谓“百戏”是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包含了各种杂技幻术（如寻植、扛鼎、吐火、吞刀等）、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延、装扮人物的乐舞和带有简单故事情节的《东海黄公》等。唐代在长安的寺院里设“戏场”，作为百戏一类技艺的表演场所。百戏是一种以杂技为中心，汇集各种表演于一堂的艺术，千奇百怪、种类繁多。
（三）户外休闲类
根据《大唐六典》和唐文宗时期的《郑氏书仪》的记载，旬假和节假最多的时候加起来能有一百多天，这都占了全年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了。因此唐代女子便有充足的时间来参加的各种户外休闲活动。户外活动的形式也是非常的丰富有趣，有踏青登高、冰戏、骑射畋猎、秋千、弹射（打弹弓）、水上活动等等。
（四）游戏娱乐类
唐代宫女们的游戏多种多样，这些游戏既能健身又能益智同时还能打发时间具有娱乐性，如捉迷藏、采莲、樗蒲、握槊、扑萤、叶子戏、钓鱼、藏钩、长行、投壶、簸钱、棋奕等②。
二、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盛行的原因浅析
（一）审美观念的改变
从唐朝开始，女子由于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胡人）的影响，因此审美观念也发生改变。唐代人逐渐开始认为壮实丰满的是女性美的象征。同时因为宫廷女子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她们追求时尚的条件也更为充裕。于是她们为了迎合权贵们的审美标准，选择那些能够显现自己形体健壮和力健之美的体育活动，这也可以说是唐代宫廷女子体育活动的一种特色③。
（二）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的渴望程度提升
由于唐太宗、武则天以及唐玄宗早期在政治上的成就，使社会稳定的发展。特别是在武则天称帝的时期，女子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也使得封建社会那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女子拥有了很多权力，活动也更为自由。这些为她们在追求自我方面以及享受生活的乐趣提供了条件，能让她们能够积极大胆地参加到各种体育活动中。
（三）唐代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开放的社会风气
唐代国家长期统一，社会相对安定，从李世民开始，休养生息，利国爱民恢复生产出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时又出现了开元盛世。唐朝前中期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由于政治开明，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所以唐朝的周边民族都归附于唐。由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又于西域往来密切，所以双方有许多交流，各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文学的发展也由于诗歌的传播而发展迅速，文明创造也很丰富，这些为女子体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另外，少数民族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唐政权在风俗习惯上有较多的鲜卑时尚。唐朝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其一，当时的周边少数民族与国家，无论是鲜卑族，还是突厥、契丹、党项等等，婚姻关系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而所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少，比较自由放纵。唐代妇女贞洁观念的淡薄和审美观念的特殊，各种文化的大融合导致唐代妇女思想的开放性。就拿进入中原的鲜卑族来说，这个民族有女子当家的传统，因此男女平等的观念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影响，使女子体育的发展更为顺利。其二，隋唐北部少数民族突厥人在公元629年归属唐朝，其中有大量移居到了长安城。同时，突厥族女子喜爱踏鞠，从而推动了唐代女子蹴鞠活动的兴起。这就是体育史上所谓的“惟有大唐三百年是中国古代体育最辉煌的时期”。
（四）民间节日娱乐化的需要
中国古代就有很多的民间节日，很多节日的活动内容就与体育有关。如清明节的荡秋千，上已节（三月三）的水滨游春，重阳节的登山望远等。在节日里，女子们就可以放下家里面事情，走出家门，在户外尽情的玩耍嬉戏。
三、结论
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但隋朝毕竟短暂，唐朝历时近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正是因为唐代社会的繁荣昌盛以及与西方有经济文化的频繁来往，以及唐代妇女地位的提升和统治者娱乐消遣的需要，使唐代女子体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唐代女子的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行为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体育的快速发展，这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长河中留下了丰富的内容。（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
注解：
①张如安.唐代的女弈[J].体育文史，1993，（3）：3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