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8: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作家简介
迟子建,女,著名作家。1964年生于素有“中国最北村镇”之称的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1983年开始写作,著作甚丰。短篇小说《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分别获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是首次三获此奖项的作家。散文《光明在低头的一瞬》获得第三届冰心文学奖。2008年,她又凭借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摘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桂冠。
选段导读
今位于东北部的额尔古纳河是黑龙江的一条支流,自《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至今,一直是中俄两国的界河。数百年前,鄂温克人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至额尔古纳河右岸,从此,在这片广袤的原始森林中繁衍生息,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鄂温克文化。《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通过一位90高龄的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讲述,描绘了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百年沧桑史。
鄂温克人居住在“希楞柱”(一种用松木杆搭建的简易帐篷)里,以放养驯鹿和狩猎为生,有储藏食物的专门仓库――“靠老宝”;他们跳“斡日切”舞;请萨满(巫师)“跳神”以祛除病魔,人死了要举行风葬仪式;信奉“玛鲁”神……这些具有神秘原始气息的部落文化特征曾经是他们维系生存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也造就了他们达观超然、不屈坚韧的生命意志。无论是严寒、饥饿,还是战火硝烟,抑或异族文明的入侵都无法摧垮他们内心中那份坚定的信仰。即便是面对强大的现代工业文明,他们仍在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然而,对于一个弱小的民族而言,这种抗争毕竟是软弱无力的,当鄂温克人向新的猎民定居点大规模搬迁时,也是这个民族行将灭亡的前奏。正因为如此,当迟子建让一个九旬鄂温克老人叙述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时才多了一份抗争的悲壮,一份悠远的悲悯,一份彻骨的悲凉。
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在给《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颁奖辞中如是说:
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诗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我们节选的部分便是这位“九旬老人”心中流淌的对额尔古纳河的不朽记忆。
我这一生见过的河流太多太多了。它们有的狭长,有的宽阔;有的弯曲,有的平直;有的水流急促,有的则风平浪静。它们的名字,基本是我们命名的,比如得尔布尔河,敖鲁古雅河,比斯吹雅河,贝尔茨河以及伊敏河、塔里亚河等。而这些河流,大都是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或者是支流中的支流。
我对额尔古纳河的最早记忆,与冬天有关。
那一年,北部的营地被铺天盖地的大雪覆盖,驯鹿找不到吃的,我们不得不向南迁移。途中,由于连续两天没有打到猎物,骑在驯鹿身上的瘸腿达西咒骂那些长着腿的男人都是没用的东西,声称他已经掉进一个黑暗的世界,要被活活地饿死了。我们不得不靠近额尔古纳河,用冰钎凿开冰面捕鱼来吃。
额尔古纳河是那么的宽阔,冰封的它看上去像是谁开辟出来的雪场。善于捕鱼的哈谢凿了三口冰眼,手持一杆鱼叉守候在旁边。那些久避冰层下的大鱼以为春天又回来了,就摇头摆尾地冲着透出天光的冰眼游来。哈谢一看见冰眼旋起了水涡,就眼疾手快地抛出鱼叉,很快就戳上来一条又一条的鱼。有附着黑斑点的狗鱼,还有带着细花纹的蛰罗。哈谢每捕上来一条鱼,我都要跳起来欢呼。列娜不敢看冰眼,吉兰特和金得也不敢看,冒着水汽的冰眼在他们眼里一定跟陷阱一样,他们远远地避开了。我喜欢娜拉,她虽然比我还小几岁,但跟我一样胆大,她弯着腰,将头探向冰眼,哈谢让她离远点,说是万一她失足跌进去,就会喂了鱼了。娜拉将头上的狍皮帽子摘下来,甩了甩头,赌咒发誓地跺着脚说,快把我扔进去吧,我天天游在里面,你们想要鱼了,就敲一敲冰面,叫一声娜拉,我就顶破冰层,把鱼给你们送上!我要是做不到的话,你们就让鱼把我吃了算了!她的话没吓着哈谢,倒把她的母亲娜杰什卡吓着了,她奔向娜拉,在胸口不住地划着十字。娜杰什卡是个俄国人,她跟伊万在一起,不仅生出了黄头发白皮肤的孩子,还把天主教的教义也带来了。所以在乌力楞中,娜杰什卡既跟着我们信奉玛鲁神,又朝拜圣母。依芙琳姑姑为此很看不起娜杰什卡。我并不反感娜杰什卡多信几样神,那时神在我眼里是看不见的东西。不过我不喜欢娜杰什卡在胸前划十字,那姿态很像是手执一把尖刀,要剖出自己的心脏。
黄昏时,我们在额尔古纳河上燃起篝火,吃烤鱼。我们把狗鱼喂给猎犬,将大个的蛰罗鱼切成段,撒上盐,用桦树枝穿上,放到篝火中旋转着。很快,烤鱼的香味就飘散出来了。大人们边吃鱼边喝酒,我和娜拉在河岸上赛跑。我们像两只兔子,给雪地留下一串串密集的脚印。我还记得当我和娜拉跑到河对岸的时候,被依芙琳给喊了回来。她对我说,对岸是不能随便去的,那已不是我们的领地了。她指着娜拉说,她去可以,那是她的老家,早晚有一天,娜杰什卡会把吉兰特和娜拉带回左岸的。
在我眼里,河流就是河流,不分什么左岸右岸的。你就看河面上的篝火吧,它虽然燃烧在右岸,但它把左岸的雪野也映红了。我和娜拉不在意依芙琳的话,仍然在左岸与右岸之间跑来跑去。娜拉还特意在左岸解了个手,然后她跑回右岸,大声对依芙琳说,我把我的尿留在老家了!
依芙琳白了娜拉一眼,就像她看着驯鹿产下畸形仔时的表情一样。
在那个夜晚,依芙琳姑姑告诉我,河流的左岸曾经是我们的领地,那里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曾是那里的主人。
三百多年前,俄军侵入了我们祖先生活的领地,他们挑起战火,抢走了先人们的貂皮和驯鹿,把反抗他们暴行的男人用战刀拦腰砍成两段,对不从他们奸的女人给活生生地掐死,宁静的山林就此变得乌烟瘴气,猎物连年减少,祖先们被迫从雅库特州的勒拿河迁徙而来,渡过额尔古纳河,在右岸的森林中开始了新生活。所以也有人把我们称为“雅库特”人。在勒拿河时代,我们有十二个氏族,而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时代,只剩下六个氏族了。众多的氏族都在岁月的水流和风中离散了。所以我现在不喜欢说出我们的姓氏,而我故事中的人,也就只有简单的名字了。
三个排比,由第一句“见过的河流太多太多了”,具体列举河流的形态。注意,先是用“狭长”“宽阔”等二字词语,逐渐过渡到“水流急促”“风平浪静”等四字词语,语感上符合由简到繁的规律。且每个分句中的形容词都是两两相对,句式工整。最后一分句用“则”,提示这层意思已经结束。之所以交代如此多河流的名字,目的是引出干流“额尔古纳河”。且暗示,其他河流,作为“支流”,均为额尔古纳河孕育而生,更突出额尔古纳河作为鄂温克人“母亲河”的位置。
此处为细节描写,“冲”“旋”“抛”“戳”等动词准确生动地刻画了捕鱼的情景。
由哈谢捕鱼推及到旁观者的反应,这是由点到面的写法。
既有对娜杰什卡为何在胸口划十字的解释――她是俄国人,又有“我”对娜杰什卡在胸前划十字的看法,这样,有利于丰富文章的内容及情感取向。
主要写“我”和娜拉跑到河对岸,所以大人们吃鱼喝酒的情景一带而过。
插入“我”的想法,且紧扣人物的视角,即作为一个孩子的视角,没有直接解释为什么在“我”眼里不分左岸右岸,而是用直观的视觉感受来做形象地暗示。
此处为选文亮点,娜拉仅仅用一个天真幼稚的行动,便让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产生疑问:为何左岸就是娜拉的“老家”,而不是“我”的“老家”?
以鄂温克人赖以为生的驯鹿为喻体,十分贴切。“畸形仔”又一次表明,娜拉在依芙琳眼里并不是纯种的鄂温克人,而是流淌着俄国人血液的“异类”,她对娜拉怀有“非我族群”的蔑视和对俄国人侵夺其故乡的仇恨。
交代俄军入侵事件简明扼要,没有过多的铺陈。
写作启示
1.结构方面,选文环环相扣,脉络分明,将一个又一个小故事有机连缀起来,便形成了“我”对额尔古纳河最初的较为完整的记忆。写作本就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由一点而及多面,最终再回归到要表达的那个点即可,记叙类文章尤其如此。
关键词：萨满鼓； 萨满音乐；通古斯；跨界；族群；黑龙江／阿穆尔河；西伯利亚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2
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是东北亚萨满文化滥觞的核心区域。 黑龙江／阿穆尔河，古称羽水、浴水、黑水、望建河、乌桓水、石里罕水，满语称萨哈连河，俄语称阿穆尔河，蒙语称哈拉穆河。其源有二。 南源为额尔古纳（Argun）河，由海拉尔河和克鲁伦（Cherlen）河汇流而成。海拉尔河发源于中国大兴安岭西麓，克鲁伦河发源于蒙古国肯特（Khentei）山脉东坡，至满洲里市东南相汇后始称额尔古纳河。北源为俄罗斯境内的石勒喀（Shilka）河，石勒喀河上游称鄂嫩河，发源于蒙古肯特山脉东侧。南北两源在中国黑龙江省漠河以西的洛古河附近汇合后称黑龙江。以南源起始计，黑龙江／阿穆尔河全长4440公里，流域总面积1843000平方公里；流经中国境内河流本干1899公里，流域面积902000平方公里。［1］（第11页）自洛古河村至黑河附近的结雅河口为上游，自结雅河口至乌苏里江为中游，乌苏里江河口以下至黑龙江入海口为下游。黑龙江／阿穆尔河沿途纳左岸的石勒喀河、结雅河、布列亚河、阿姆贡河和右岸的松花江、呼玛河、逊河、乌苏里江等支流，在俄罗斯境内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注入鞑靼海峡。
历史上，东胡、肃慎、扶余三大古代族群及其相关部落，构成了黑龙江流域古代绵延不绝的民族谱系。自西汉以降，秽貊、扶余、勿吉、肃慎、靺鞨人便相继建立了具有强势统治力的地方政权和渔猎、游牧、农耕经济社会，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成为中国北方文明的肇兴之地；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人 建立的北魏、辽、金、元、清王朝，则对1600年以来的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古斯民族，指使用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族群。通古斯族群主要居住在中国、俄罗斯境内。如中国境内的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锡伯族；俄罗斯境内的埃文克人（Evenk）、那乃人（Nannais）、埃文人（Evens）、乌德盖人（Udege）、奥罗奇人（Oroch）、奥罗克人（Orok）、涅吉达尔人（Negidals）、乌尔奇人（Ulchs）等。
通古斯人一般被认为是公元前2000-1000年形成，大约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肃慎时期。语言属满-通古斯语族分为通古斯语支和满语支，有南北通古斯之分。南支以松花江、混同江流域为中心分布，以满洲和赫哲为其典型；北支范围比较广泛，分布在黑龙江／阿穆尔河、勒拿河、叶尼塞河三大流域及周边的贝加尔湖、勘察加半岛等，以鄂温克系（鄂温克，鄂伦春，埃文人等）为其典型。
本文以中俄界河黑龙江／阿穆尔河两岸诸族中流布的萨满鼓为单元分述之。最后，从中归纳出该流域通古斯萨满鼓的基本类型。
一、黑龙江／阿穆尔河右岸流布的萨满鼓
黑龙江／阿穆尔河右岸，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有额尔古纳河、呼玛河、松花江等广阔的水系，主要分布的少数民族有：满族、赫哲族、锡伯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除了蒙古族、达斡尔族外，均属通古斯族群。萨满信仰， 自古以来盛行于北方诸族中，是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的文明之根。
（一）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
额尔古纳河为黑龙江／阿穆尔河主源之一。目前，萨满鼓的遗存主要分布于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海拉尔河、伊敏河、激流河流域聚居的鄂温克族、蒙古族、达斡尔族中。
额尔古纳河，亦名“完水”，是蒙古人的母亲河。发源于蒙古的克鲁伦河（南源）和中国的海拉尔河（西源），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始为中俄界河，主要支流有克鲁伦河、海拉尔河、伊敏河、根河、激流河等，以西源计，全长2162公里，本干长898公里，流域面积164000平方公里。［1］（第13页）
关键词：鄂温克；生存方式；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与驯鹿结伴而行
鄂温克人的生存方式与现代人不同，那是一种古朴、典雅的生存状态。迟子建着力营造一种浑然天成的存在形态。鄂温克人被誉为“森林之子”①，生活在大兴安岭地区，依靠打猎为生，过一种逍遥自在的游牧生活，驯鹿是他们忠实的伴侣，驯鹿被视为吉祥、幸福、进取的象征。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一个不愿意留下名字的女人，正在讲述一个即将逝去名字的民族历史。在同一个部落里，男人负责出去捕猎，在捕猎不到大动物的季节里，也会吃些不同的食物，如：灰鼠，狍子，野鸡。捕猎大的动物，有时充满危险，动物凶猛，这一点，在迟子建的小说里不止一次体现出来，早在之前的《白银那》中，村长的女人进山采集冰块，不幸遇到熊，熊舔掉了她的下巴，在《额》中，“我”的第二任丈夫，瓦罗加，为救别人，开枪射击母熊未果，母熊用强有力的熊掌夺取了瓦罗加的脑袋。
萨满，在鄂温克这个民族扮演着“医生”、婚礼主持等角色，从尼都萨满到妮浩萨满，都是本着延续族人的使命，去不断的救治濒临死亡边缘的人们，拯救自己的民族，不惜个人的付出。萨满救人，都是一命抵一命，尼都萨满，是“我”父亲的哥哥，为救治“我”的姐姐列娜，跳神后，列娜恢复过来，可是一头幼小的驯鹿却代替她死去，那头死去驯鹿的母亲，好多天都不再产奶。妮浩萨满每救治一个人，就要牺牲一个自己的孩子，而每一次，妮浩都在之前就知晓即将逝去的孩子，仍为着别人去跳神，以至于贝尔娜害怕她跳神，逃离了，在妮浩为大兴安岭灭火时，用尽全身力气去跳神后，终于离开人间的时候，她的孩子才回来。她逝去的孩子中，有一个男孩名为耶尔尼涅斯，为了追赶跑进河流的畸形鹿崽，而离开了她，同一时刻，妮浩感到，这个孩子是为了挽救滑落山崖的她而离去。
“我”的两任丈夫
《额》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贯穿在“我”的两任丈夫中有近百年的历史，三百年前俄国人把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驱赶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日本人的败退投降，1957年林业工人进驻大兴安岭，1959年政府为鄂温克人建立了定居点，迫使汉人进山偷猎驯鹿，1965年政府为鄂温克人设立了激流乡，部分鄂温克人到激流乡定居，鄂温克孩子上学读书，鄂温克族第一位大学生，1998年大兴安岭火灾，新世纪初期绝大部分鄂温克人到布苏定居等等。②
“我”的第一任丈夫名叫拉吉达，是在伊万的妻子和儿女因惧怕日本人到来，悄无声息的逃离后，“我”极力去寻找时，不经意间与自己的伙伴走失后，挨饿受冻，遇见大熊，丢掉上衣，死里逃生，因为饥饿，“我”与拉吉达相遇，随后成为他的妻子。小说中并没有着力描写，日本人的到来将会带来怎样的恐怖与躁动，只是通过娜杰什卡，这个之前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左岸的女人，带着儿女逃跑，怕连累丈夫伊万的行为来阐述日本人带来的恐慌，以此为序幕，后来，日本侵占东三省，日本人迫使成年男子都要去接受训练。拉吉达第一次返回时，已入冬天，大雪覆盖，驯鹿被困在山上，刚见到“我”，没来得及休息，急忙去解救驯鹿，在返回的途中永远的睡着了。第二任丈夫是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位酋长，名叫瓦罗加。他在初次看见“我”时，“我”眼中流露的真情或许打动了他，后来就决定与“我”在一起，他把自己的部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归并到我们这边，另一部分独立出去。瓦罗加的睿智、英勇、大度带给“我”很长一段安稳舒适的生活，直到瓦罗加被熊戕害。
从拉吉达到瓦罗加，迟子建在《额》中延续着《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悲戚格调，读来有那么一丝丝隐忧，《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勾勒了一位丧夫的女性外出旅行的所见所闻，她见到了同样是丧夫却不敢公布于众的蒋百嫂，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到停电，将百嫂就乱吼乱叫如发疯一般，而一旦来电立刻恢复为常人。一道道谜底被主人公找到后，没有过多的阐释，又把这人世间的悲凉留给读者去体味、思考。正如《额》中对于“我”的两任丈夫的离去，没有做过多悲剧成分的渲染，平淡无奇的叙述，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百态，又有何可夸大的呢。
从安道尔到西班
安道尔是“我”和拉吉达第二个儿子，小时候他常被果格力欺负，但他从来不哭，他认为“你把我打倒了，我能看云彩，这是好事，我浑身都是痒痒肉，你踩我不就是让我笑吗？”③安道尔长大后，被瓦霞欺负却不肯解除婚约，因为“她还爱撒谎，我把她放走了，她又会去害别的男人！就像一条狼，我知道它吃人，还要放走它，我就是有罪的！我要留着她，看着她，不让她吃人。”⑤安草儿是安道尔的孩子，作为宿营地最后的留守者，他不明白投票是什么意思，而只关心驯鹿被黄蜂蜇肿的眼睛，所以留在大森林中与“我”为伴。西班是安草儿的孩子，“他一直喜欢讲鄂温克语，当他知道他说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时候，就下决心要造字了。他对我们说，这么好听的话没有文字，是多么可惜呀”⑥西班有两大爱好：造字和制作桦树皮工艺品，他希望自己能为这美妙的话语制造出精美的文字留存下来。
从安道尔到西班，这一脉相承的家人，有着愚痴、憨厚、善良的秉性，喜爱大森林，在大森林中生活的游刃有余，乐在其中，从某个角度也预示着，这种生存状态正是鄂温克人的本真面目。他们从出生到离开，都与这片森林相依为命，现代人逐渐的介入，使他们变得痴愚、癫狂。西班喜欢吃树皮，这一举动一反常规，但是这或许预示着鄂温克人离不开大森林的举动。最后的造字，是在挽留即将逝去的文化，即将逝去民族，即将逝去的历史。“如果有一天拉吉米不在了，西班一定会回来的。”④
《额》中客观的呈现出鄂温克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动改变的事实，与城市的现代文化相比，迟子建并没有给出，哪种文化更先进，哪种文化更适宜人们，只是默默的续写着鄂温克这个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萨满的服饰已经进入了博物馆，原始的捕猎活动已经被禁止，鄂温克的族人正一点一点的接受着城市文化带给他们的改变，森林原始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小，被现代化的伐木工人逐渐变更。法国古典作家、《博物志》的作者朱尔・勒纳尔曾说过这样的话：“神造自然，显示了万能的本领，造人却是失败。”“我觉得他对人类有点过于悲观了。人类既然已经为这世界留下了那么多不朽的艺术，那么也一定能从自然中把身上沾染的世俗的贪婪之气、虚荣之气和浮躁之气，一点一点地洗刷干净。虽然说这个过程是艰难、漫长的。”⑤
参考文献：
[1] [2]李红秀：《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
小的时候我觉得闲适的生活不适合我，我总是故作理智地鄙视那些关于风景的浪漫幻想。在做梦的年代，看那些浪漫的风景画，林中小屋，雪中炉火，我想，这有什么意思，以后我肯定是穿梭在高楼大厦中间，看尽灯红酒绿。
我一直是穿梭在高楼大厦中间，从没有离开过。那里每座房子里都有火，从来都不需要火种。
只是，“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亮，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趟人的心和眼睛明亮呢。”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风景。不是所谓普罗旺斯那种小资的风景，也不是丽江的；只是真正的风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
但是，我知道，我就会像依莲娜一样，在外面向往山里的清新，回到山里待不了两个月又会觉得这里连个电话都没有实在无法忍受。
虽然从未体验，却感觉真实。迟子建没有刻意的维护山林的纯净，她知道他们抵挡不住。不完美才是真实，如果说依莲娜一辈子热爱着山林，回来了就再不愿出去，或许反倒矫情了，也不会让我有那样的共鸣。
曾经读过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那样深刻的痛，写在纸上却像是飘着的。
而这本书不是，淡淡的叙述，却是深刻的印记。或许，越想表达，反而会越无力。走过去了，心淡了，留下的沧桑，才最有力。
这是一本更温情的《活着》，这是一本更纯净的《尘埃落定》。
编年体般的叙述，总是充满了死亡。余华冷静地表现中国草根的隐忍；迟子建温柔地描绘一个民族的柔情。不仅仅是人与人的柔情，还有人和自然的。
跨越一个世纪的鄂温克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旁观者。偶尔参与，却总像是过客。被日本人拉去操练，帮抗日联军打日本鬼子，给下放来的知识分子当向导，甚至帮助那些来砍伐森林过的工人。那里有过他们的身影，但是然后也就算了。没有那些旗帜鲜明的斗争，日本鬼子在那里也并不一定是一幅凶狠丑恶的嘴脸；也没有过立场坚定的争论，电影放映员说以前那些好看的电影是“毒草”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不能理解的玩笑——电影又不是吃的，为什么是“草”——与世无争的历史，更显得纯净。
或许没有尘世复杂的经历，反倒造就的精神的丰富。他们有歌声，有舞蹈，他们在岩石上作画，他们把蓝天白云山林河流都当成艺术品，他们用羽毛制作衣裙，用桦树皮制造花瓶。
瓦罗加轻轻拍着她唱着：夜晚的小鸟要归林。她湿了眼眶。
她看着带走孙子的河水，被阳光染成青蓝色和乳黄色，就像多年后她见到的两色的布匹。
“我郁闷了，就去风中站上一刻，它会吹散我心底的愁云；我心烦了，就到河畔去听听流水的声音，它们会立刻给我带来安宁的心境。”
我突然想起《维特》里，夏绿蒂站在窗前看一场大雨，还有雨后清新的空气、嫩绿的草地、绚烂的彩虹而忍不住激动地哭泣。
而这种对自然的感情和敬畏，我们却再也没有。
政府对鄂温克人说，你们下山定居，让驯鹿不再啃苔藓，是对环境的保护。
鄂温克人不明白，比起伐木工人，难道是他们更破坏坏境？
一切都变得很功利。从基调开始。连宣传保护环境，最终也是要为了人类自己。然后，看似风光的灯红酒绿下面，便是无法吞噬的空虚。
林达的文章里，说过他们社区的“蛇节”。很多人在家养蛇当宠物，到了那天就要拿出来展览给大家看；孩子们在这里遇到蛇，不会惊叫，也不会乱棒打死，而是按照学校里老师教的方法把蛇移到安全的树林里去；朋友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会时常捉只虫子放在手心神秘兮兮滴给大家看，然后异口同声地赞叹它的美丽可爱。
林达说：“这种教育和风气超越了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样功利的宣教。那种宣教似乎使人觉得人类是超越自然的一种特殊力量，为了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也同样是为了自己才需要“保护自然”。但是，美国对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方式是动之于情，使他们对动物和自然界产生很深的感情，使他们增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教育已经持之以恒很长时间了，因此非常有效。这使得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根本就否认人类对于自然所具有的这种为所欲为的征服权利。”
林达的书真的让我思考到很多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思考的结果也不一定会更正确，但思考了总比什么都不去想要好。虽然我如果看到蛇一定还是会吓得跳起来，我也绝不会捉小虫子来展览，甚至我也并不真的能适应我向往的那种“自然生活”；而我只是觉得，或许应该去想想，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得太远了，离我们本该归属的所谓自然。
离开了额尔古纳河右岸，那些驯鹿如何生存，那些歌声如何延续，那些舞蹈如何传承。
离开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一种精神，一种安宁，不再存在。
迟子建就在这样的光与声中长大，清风，明月，森林，绚烂的北极光……自然的神奇与魔幻流淌在她的血液里，最后幻化成她笔下的文字或者故事的底色——她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写乡土，写大兴安岭，写哈尔滨。
北极村漫漫冬夜里的神话故事，
和哈尔滨寂寥原野上的清秋之气
大兴安岭下的北极村是迟子建的原乡，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迟子建的父亲迟泽凤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喜读诗文，因为对三国时代曹植名篇《洛神赋》喜欢至极，而曹植又名曹子建，于是就给女儿取了“迟子建”这个名字。
成年后的迟子建和曹子建一样，写出重量级的名篇。而最初的文学滋养，除了父亲所读的那些古典文学，还有那漫漫冬夜里的神话故事——小时候，迟子建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特别会讲神话故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像是跳跃在黑暗冬夜里的火苗，照亮迟子建的想象力。
她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注入那些神奇，写就鄂温克人一个民族的变迁史：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群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游猎于森林中，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
纯净而又神秘的意境，铺成故事的底色，这部小说调动了迟子建所有的童年记忆和生活经验，少年进山拉烧柴时，她就曾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那时候父亲告诉她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那是我所熟知的背景和气象，因为我从小出生在那里，大自然一年四季风云变幻，我了然于心，并且与他们有相似的世界观。”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和生活背景，帮助她写就一部重量级的小说。
北极村之外，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哈尔滨，如今可以确切地称之为她的家乡。“对这个城市，我一开始好像找不到感觉，心底还是恋着我的故乡大兴安岭。”与这个城市真正亲近起来，始自迟子建的一次外出归来。那次她坐机场大巴回市区，正是深秋时节的黄昏，北方那寂寥原野上的清秋之气，让迟子建突然心头一热，“这就是我生活的城市啊，它的美一直存在，与我生命中的某一部分是共通的，只不过我忽略了它。”
2013年5月，迟子建在新作《晚安玫瑰》中，再次书写哈尔滨，关于哈尔滨的老故事——19世纪末，大批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迁居哈尔滨，使哈尔滨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集中心。迟子建在《晚安玫瑰》里塑造了一个凄美的故事，经历非凡岁月的犹太老人吉莲娜，在这里历经挣扎，最后完成自我的救赎。“故事发生的场景，我都走过。哈尔滨那些有着穹顶的教堂，带着鲜明的上世纪城市生活的印记，美到让人不能不动情。”
现在，有很多人因为看了迟子建的小说，去大兴安岭，去哈尔滨旅行。于迟子建来说，那是她的灵魂和文学的根源，“我真应该感谢上苍让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无论有没有，
我们都要坦然地正视命运
2002年的5月3日，迟子建的老公丈夫黄士军从哈尔滨开完会后，在回家途中给岳母去了个电话：“妈，你不要惦记，我们还有十多分钟就到啦。”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内，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天，黄士军因为意外的车祸而丧生。
迟子建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那种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她的缘分到得很晚，在她34岁的时候，她认识黄士军。他陪她走过了四年的相爱时光。“那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从创作上就能看得出来。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长篇《洲国》的创作。如果不是那种状态，我是没有那种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事后再来看这部赞誉无数的作品迟子建觉得它既承载着良好状态的恩赐，也承载着对丈夫的歉意：“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丈夫刚刚去世那会儿，迟子建总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然而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她知道，以后连电话都不能打了。
“切身经历了生活的变故之后，我一度觉得上天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循规蹈矩，没有恶习，从不欺骗感情；而那些挥霍生活的人，却活得很好。我总是想不通。后来，我慢慢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无论有没有，我们都要坦然地正视命运。”她用写作来化解自己的悲恸，真正让她解脱的是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的爱人——一名魔术师因为车祸离开人世，带着悲痛，她决定前往曾经与丈夫相约要一起去的三山湖。一路上，这个曾经以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见证了世间的种种不公、苦难和死亡，最后，她终于超越表象的痛苦，直抵命运的本质。故事的结尾，魔术师化成了蝴蝶，环绕在妻子的身边，最后落在她的无名指上。
而这一段的描写，因为有着切身的生活体验，于是浪漫主义之中带着凄美——小时候，迟子建和伙伴们经常会从山林中捉蝴蝶放在纸盒子里，每次一打开纸盒子，蝴蝶就会扑簌簌地飞出来。丈夫去世之后，她一直保留着丈夫的剃须刀盒，盒子里还有几粒丈夫的胡茬儿，胡茬儿曾经连通着丈夫的血液，这让迟子建觉得他还有呼吸。所以，有时候迟子建会不自觉自动地打开那个盒子，“我老觉得我打开的一瞬那里面会有变化，所以我很自然地写到了这样的结尾，我真的觉得会有一只蝴蝶飞出来。”
“一只精灵般的蓝蝴蝶飞出了剃须刀的空盒，落在她右手的无名指。”这样的结尾，对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一种安慰，而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讲，其实她更希望是告慰已去的人。所以到故事的结尾，蝴蝶的出现代表着女主人公痛苦的化解，也代表着迟子建痛苦的安放。
也许窗外的树木和飞鸟会觉得，
啊，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了
现在的迟子建，除了参加一些交流活动，处理作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更多的时间依旧倾注在写作上。她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成名后依然坚持不懈创作的作家，几乎每年，她都有新的作品问世。“我特别佩服一些到老还在写作的作家，例如雨果。他在八十岁还写了《九三年》，那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在他晚年的时候，甚至在他临死前，他都仍然以写作为乐趣。”
她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到了七八十岁还能够协作，那简直是人生第一大幸事。在她看来，现实生活和写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能够一边生活，一边持续不断地写作，那么就等于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而拥有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简直可以说得上是足足比别人多活了一世。
她身上这种天然纯净而又不疾不徐的气质，打动无数人。刘震云说，他欣赏的两位女作家，一位是萧红，另一位则是迟子建，而她们恰好都来自那片黑土地。“生活中的迟子建好像永远是开朗、沉静、厚道和不计小节的女孩，善良的人都能成为迟子建的朋友。”
王安忆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迟子建的欣赏：“我最先是从照片上认得她，那时还没看她小说呢。看照片就觉得她很会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疯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笑，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写出好东西，然后我看到了她的小说。我不是说她小说写得如何完美，我就觉得她有生气，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带着勃勃的生气。”
迟子建在好多部小说中，都会以一种自述的方式来展开一个故事，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中，讲述者是这个民族当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清晨中，这位历尽沧桑的鄂温克老人看着风和雪讲起了故事。
文学作品与人性密切相关，但传统小说在人性的书写上更多关注集体的“积极性”“健康性”“崇高性”，以致大量作品的主旨仅仅停留在庸俗社会学层面上, 停留在人的现实性状态上, 比如《李自成》之类所谓的“史诗性”作品；另一方面即使有些作品看似触及到了人物内在的精神困顿, 但这种困顿只是源于人物与社会之间的抵牾, 是一种外在于生命的痛苦, 是生活性的, 不是存在性的, 并不具备生命内在的原创性，像《沉重的翅膀》《钟鼓楼》等。因而这些作品对于人性的探讨还不够深入。新世纪以来，文学作品的人性书写有了新的变化，开始关注个体人的存在价值，以及人的终极价值关怀。
1.人性的悲悯关怀。这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妮浩萨满的形象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妮浩是“我”的弟妇，为人宽和、沉静、善良。为了消弭灾祸、起死救人，妮浩就要自己作出牺牲。每救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妮浩就要以自己的孩子作为代价。这是一种确切地知道了事情结果，却不得不为之的无奈选择。妮浩萨满将人性的悲悯演绎得如此感人。
2.关注人性的复杂性。这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以詹石蹬的形象为例，在任村主任期间，詹石蹬是一个典型的横行乡里的恶霸。在楚王庄“他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他“想睡的女人，没有睡不成的”。他城府极深，几乎把权力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暖暖的迫害让人看到了人性全部的恶。他不仅因农药事件拘留开田、在查封楚地居等行为中体验到了权力带给他的，而且还利用权力两次占有了暖暖的身体，“性与政治”在詹石蹬这里以极端的方式得到了体现。在楚王庄他有恃无恐，他唯一惧怕的就是失去权力。詹石蹬被村民选下去之后，再也没有气焰可言。但他为报复暖暖，还是将他与暖暖发生关系的事情以歪曲的方式告诉了后来楚王庄的“王”――旷开田。这是导致暖暖婚姻破裂的开始，詹石蹬内心深处的阴暗由此可见。但是，当他绝症在身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暖暖不计恩怨情仇，不仅看望了詹石蹬而且送去了用作治疗的费用。詹石蹬尽管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但还是让人抬着他去看望了伤后的暖暖，并带来了一包红枣。这个细节如果以恩怨情仇的方式来看的话，可能不那么动人，但对于詹石蹬来说却在末日来临的时候发生了人性的转变。作家通过詹石蹬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恶的一面，而且他坚信人性终有善的一面。
3.对于人的终极价值的思考。这在麦家的《暗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麦家不仅抒写了英雄们非常态的神性,还刻画了他们与生命相通的人性(性与死亡)。《听风者》中的瞎子阿炳，是一个听力超群的奇人。陆家堰两千多人，他如数家珍；701招待所两只狗的雌雄,他了如指掌；敌方每个报务员发报的特点也逃不过他神奇的耳朵。正是他超常的“耳力”,才宿命般地导致了他生命的终结。他的死是生命处于蒙昧状态的必然结果。性无知和性无能，使他无法繁衍生命。《看风者》的黄依依是一个真性情的天才女数学家。她的生命力极其旺盛，有着强烈的生理需要和无法抑制的冲动。她在尽情享受生命本能――性的同时，却夭折于生命本能的张扬。韦夫生前没有恋爱过，在病逝时才和一个赤身的美女玉相拥而眠，在死亡的瞬间，他顿悟了生命就是两性的结合。所以，他是怀着无穷的幸福和感激辞别人世的。鸽子的死，虽源于性的直接后果――生育，但她却是凤凰涅，她的生命在孩子的啼哭声中延续了。
可以说，人性的个体价值开始超越于崇高价值，对于人性悲悯情怀的关注，对于人性复杂性的开拓，以及对于人生终极价值的追求，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人性书写的新特征，也成为新时期小说超越当代社会小说的内在创作动力。
作者简介：江苏省泰兴市根思中学语文教师。
读迟子建不可不读她的中篇小说。迟子建的气息在她的中篇小说中氤氲着，迤逦而至今日。哪怕在今天，中篇小说已经风光不再，迟子建还是每年都拿出一两部让热爱她的读者牵挂的中篇小说。
新时期文学，中篇小说曾经多么辉煌，而今天却仿佛到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长篇小说的书写俨然成为考量作家写作能力的试金石。
契诃夫、卡弗、博尔赫斯这些疏于长篇小说的大师，如果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势必也得灰头土脸。而能够写出《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优秀长篇小说的迟子建，对长篇小说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几年前，迟子建就批评过当今长篇小说“藏污纳垢”。她说：“短篇小说，很像这些被打捞上来时流着珠玉一样泪滴的‘泪鱼’，它们身子小小，可是它们来自广阔的水域，它们会给我带来‘福音’，我不知道未来的写作还能打捞上多少这样的泪鱼。因为不是所有的短篇都可以当‘泪鱼’一样珍藏着的。但我会准备一个大箩筐，耐心地守着一条河流，捕捉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泪鱼’。”
我相信，和“藏污纳垢”的长篇小说相比，中篇小说也应像短篇小说这样，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福音”的“泪鱼”。而且，如果说短篇小说从体制格局上还有着内在的自律，可以控制作家不至于滑行到长篇小说的领地，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疆界就相当暧昧不明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下文学中泛滥着所谓“小长篇”的因由。“小长篇”是文学向市场妥协的一个怪胎。它纵容着作家不再耐心地收拾中篇小说的手艺，把中篇小说抻巴抻巴就整出个“小长篇”。然而，迟子建这些年来却持续地经营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双重夹击不但没有窒息她的中篇小说的想像和蓬勃生气，反而使她能够从短篇小说中汲取简约，从长篇小说中吸纳丰沛，在文学的领地里扎稳了中篇小说的营盘，证明了中篇小说同样可以做出自己的声势和气象，抵达世界的辽阔和幽深。
况且，迟子建卫护的不仅是中篇小说的文体尊严，而且是生命的美丽与庄严。《岸上的美奴》题记说，“给温暖和爱意”。迟子建对一切美好、易逝的东西抱有伤怀之美的爱怜，但她的小说从来不回避“人之恶”，趋善向美却不隐恶遮丑。迟子建小说中的“人之恶”往往在迷离的梦幻和柔软的善良中浮现出来，尖锐地刺痛我们。而越是靠近，时易世变，“人之恶”也像一树一树的阴影一枝一叶地扩大。《白银那》中趁着鱼汛囤盐提价致使整个村子鱼腐败的小店主；《青草如歌的午后》中溺亡自己傻儿子的父亲；《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更是一个如人间地狱一样暗黑、冰凉的世界。
……自私、猜疑、嫉妒、贪婪、残忍，所有的人性之恶像怀揣着匕首的刺客随时割破世界的温情。
有对人世间如此的洞悉，迟子建完全可以种植出文学田地的“恶之花”，但迟子建却让“温暖和爱意”的光照亮人间。我们相互敌意、伤害，但我们又相濡以沫。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我们却支撑活着。作为一个作家，迟子建似乎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同样可以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就像她说的：“我觉得生活肯定是寒冷的，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来讲，人就是偶然抛到大地的一粒尘埃，他注定要消失。人在宇宙是个瞬间，而宇宙却是永恒的。所以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在离去的时候，心里不至于后悔来到这个苍凉的世事一回。”
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强大的,但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我们读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从她的悲悯和宽宥之心看去，我们每个人原来都揣着良善之心，或者，只要我们愿意把那些自私、猜疑、嫉妒、贪婪、残忍从我们的心底赶走，世界将会重新接纳我们。
沉入到世道人心的最幽深细弱之处，痛惜与爱怜、温暖与爱意，在迟子建那里差不多长成一种“信仰”了。哪怕这样的“信仰”像《观彗记》中的彗星那样难以遭逢，哪怕“信仰”之后得到的只是《日落碗窑》中惟一的金色泥碗。
所以，还是重温文学的煦暖吧。这也许是文学式微的今天，仍有许多人愿意和文学不离不弃的原因。
在中年的路口，我遇到它，那致命的一瞥，就是沦陷，就是永生……
一
这样的天气，轻易就会联想到死亡。这横空出世的突兀肯定与童年的经验有关，与清贫的岁月有关。那种冷，是草鞋或棉袄根本无法抵得住的，是冷至骨髓的寒，即使几十年大片大片的阳光也无法暖回来。
雪是傍晚时候开始落下来的，先前还是昏黄的天，雪花也还是小片的，小碎步，试试探探的样子，紧接着，夜晚反而变得白亮亮的了。雪越下越大，渐渐隐没了通往村口的小路，隐没了菜园、苹果树和高高的稻草垛。再不停下，又隐没了窗台和半个木板门。即使相邻的人家也封固了脚步，夜晚和白天连在一起，都是一样的安静了。偶尔，会传出吆喝孩子或牲畜的一两个声音，很短促，也很遥远的感觉。似乎整个村庄都睡着，如传说中的古堡。
…，…很久，雪终于慢慢地挨到化尽，人们才走出庭院，抿着棉大衣的领口，吞着袖，拍拍打打、嘻嘻哈哈地相互调笑着。不知是谁忽然问了一句：怎么没看见隔壁的老奶奶?是呢。人们齐齐地挤向一个房门，没上栓，轻轻一推，门就开了。
老奶奶安静地躺在炕上，无声无息地，吐尽了人间的最后一口气。没人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的不舍或者平静，因为没人有耐心与这个孤老婆子经年累月地缠绵病榻……这让我小小年纪就害怕昏黑的窗纸，害怕她扶着门框站在艳阳的正午的模样，害怕她颤巍巍弯曲的双腿，害怕她青筋暴突、皴口开裂的双手……我认为老年就是那样子吧，谁也逃不过，那仿佛就是我自己的老年，心里悬空着，怎么也不能踏实地落到地面。
雪中下葬，是最清冷、无助的记忆。仿佛，那是乡村的一部分。无助的呼喊、号啕，振颤心肺的唢呐、锣鼓，飘飞的灵幡、冥纸，黑暗中移动的白花花的送葬队伍……都是不能缺少的，都是人间悲剧的合理道具。最后，村东头小树林里那一盔坟茔像一个句号，成为老人一生的终结。
冻土还会化开，桃树还会发芽，而那个被人们哭过、叫过的名字，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阴凛飘雪的清晨之后，就再也找不见了。只有一年一年荒冢上新添的黄纸用碎砖头压着，在风中瑟瑟地抖。对她来说，俗艳的花圈是奢侈的，更别提人间的烟、酒、香、肉了。以死亡的名义，终于与土地和解了。但是，几乎没人记得她的脾气、喜好，甚至长相、年纪。过了许多年，对着更年轻的后生们，颤颤抖抖的老人盘腿坐在炕头，吧嗒着旱烟说：那一年哪，大雪封门哦，一连下了三天三夜……
二
还有，在大雪中离开的男人，再也没有回来。
按理说，他们是那么孔武有力，是不会怕没有一丝重量的雪花的。但是，雪花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力量，雪花轻飘飘地，却成为深沉大罪的同谋。
另外，他们也怕狼。尤其是在寂无声息的暗沉的雪夜，尤其是多日闻不到肉味的饿狼，不仅让他们六神无主，更要了他们的命。
他们是外出做工的男人，他们多半是为了家中妻儿的嘴巴和寒暖，而遇到狼之后，多半这一切就干净地了断了，甚至连整尸都保不全……也有可能来无影去无踪地从此人间蒸发，只留下亲人们在回忆中唤着的一个陌生的年份和余温未存的名字。他们的照片已经发黄，还英姿飒爽地站在墙上的相框里，笑容、眉眼、饱满的血肉，都已经不是他们的了，只留给他们的家人了，像部无声电影默默地回放，默默地沉湎。
雪依然在下，停了又能怎样?只能使坟上的衰草滋润几分，土地深沉几分。如此而已。
三
这一年，是从雪开始的。
元旦的大雪纷纷扬扬，但并不是吊着脸悲伤的那种，天一直晴着，还有偶尔露脸的太阳。儿子说：“似乎有点儿假。”――嗯，我明白他的意思，这种“东边日头西边雪”，像极了拙劣的拍摄现场，有种不知今兮何兮之感。
我们出门时，还能真切地感到雪片落在唇上的微凉，并不是难以承受的那种，哄着谁似的。有一刻，我和儿子并肩走在人头攒动的步行街上，音响里耳语般的爱情、玻璃窗上歪歪扭扭的商讯、放纵的红色、热气腾腾掀起盖子的小吃、花花绿绿不知什么打折的用品排了一地……有滋有味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吧，挤一挤，表明自己还欢喜地活在朴素、幸福的人间。
我给儿子的礼物是科比的战靴，新款，限量版，在网上久购不得，却忽然惊见。一定是圣诞老人风雪兼程，用口袋和梅花鹿连夜送来的。惊喜。惊喜。开心。开心。四位数。那么昂贵的数目是我自己都轻易不敢下手的，而儿子是一颗很重的砝码，他稳稳地往排排的货架前那么一站，我就敢了。
儿子一手提着大礼盒；一手轻轻掸掉落在我头上的雪花，小心地搀扶着我，好像我是瓷的，一不留神，就会碎掉。不过，我很满意、很享受这样的局面，仿佛就是我要的暮年。
四
我愿意你在这样的雪天想起我，愿意你在这样的雪野见到我。那样，你就会看到一个真实的我、一个真实的北方。你就会知道，冰封雪锁的大片荒野与一个北方入之间，有着怎样一致的呼吸和胆魄，又有着怎样无法厘清的相互扯涉。
辽阔――说到雪野，我贫乏得只会用这一个词，欣欣然、戚戚然的感觉都有，一下子塞到胸口，仿佛有力量从脚下升起，仿佛刚刚饮了几大海碗的烈酒，忽然被魔术师施了法术，变成皮肤彤红的一根铁条，想在洁白的大地上滋啦啦地烙印下什么。
是的，雪野考量着你的心胸，能盛下什么，盛下多少；又让你放下什么，放下多少，全在那一瞬间、一刹那。佛说，一刹那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个须臾，一天一夜有四百八十万个刹那。为这样的一瞬间、一刹那，我们准备了什么?
五
友人传来雪野的几张酷照，完全是一番要制服你的气度。不是说“近处无风景”吗?给你点颜色看看!
这是我日日行走的大地和家园吗?浓墨重彩的美，很有舞台的效果。也许，隔开距离，在想象中会更美一些。风景是，人何尝不是呢?
正是落日时分，但还不甘心一下子就落尽的时候。你看――
夕阳的光晕落在皑皑的雪野上，轻柔的雪均匀地覆盖着纵横的大地，像仙女替大地披上轻柔、体贴的纱，勾勒出沟壑自然的坡度，这儿高一点，那儿矮一点，绝不是呆板的平铺直叙。而且，要逆光――一定要逆光――打在这样那样清白的坡度上，便起了深浅不同的蓝莹莹的色泽，有点像眼影与颊红的作用。冷艳欺雪，空寂绝尘。
总有迎风孑立的三五株芦苇或蒲草，依依地陪衬着，随风摇曳，体己、知心、温存的样子，大自然的温婉情意表露无遗。
从堤坝上望下去，目光无遮无拦，尽可以放远，放远，与遥远的地平线接壤。空蒙的目光其实盛不下什么。但是，心在下沉，下沉，沉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空落落地无枝可依。这时，雪野的宁静是可怕的，如敞开的容器，原本凄清、寂寞的场景，却又陡然镀上了怀念的光环，不知不觉地叹息是自然的，不知不觉就会想起前尘往事，想起老旧的时光，想起难忘的事以及人……米兰・昆德拉说：“在夕阳的余晖下，所有的一切，包括绞刑架，都被怀旧的淡香所照亮。”怀旧不是利器，它一分一分地淹没、一寸一寸地覆盖，它凉丝丝的舒爽与颤巍巍的酸甜，与雪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像怀旧一样，它们以消逝，得以永生。
雪有这个作用。来了，你就会知道；来了，就会让你再也放心不下……
六
我喜欢“雪野”这两个字，有辽远的意境和通透的天光訇然打开。更重要的，还有遗世独立的安静。那安静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整个的人都吸了进去，不想出来。
那天开了车去野外，这时节是不会有人的，播种与收割的人都已匆匆离开，繁华草草收场。人声与人气都不会扰了寂静的完整，只有喜鹊和乌鸦，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鸟，在荒疏的芦苇与空空的野地上飞来飞去，为了果腹，还是为了让我看到某种寓意?几处高出平整雪野的土堆下面，是曾经有温度、有呼吸的鲜活生命。而雪完美地粉饰了那一切，几乎看不出伤痛与悲情。
吉卜赛人说：“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身躯是用来相爱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而灵魂是用来歌唱的。”我把这段话发到自己的手机上，闪亮的荧屏常常是某种昭示，让我怀疑，这样的语言是不是在为放纵找一个看似合理的说辞。然而，应该转发给谁共享呢?
七
那一年去额尔古纳，恩河还是根河，是迟子建写的那个“右岸”吧。我们住在俄罗斯后裔的家里，那是刚刚开张的家庭旅馆，我们应该算他们的第一拨客人。
那是近四十年的人生阅历中我见识到的最大、最静的雪野了。夜晚，天气预报说是零下四十几度，却并没觉得那么冷。半夜去外面的洗手间，只觉得有谁在咬我的鼻子，是一只看不见的小狗吗?慢慢地咬，一小口一小口地，很斯文的样子，用手去撵也撵不走。
天光大亮时出了门，雪野、尖顶木房子、新漆的矮矮的蓝栅栏。不是童话胜似童话。如果不小心滑倒在地上，一点也不疼。但你会觉得天忽然高远，大地忽然空旷，犹如远古的苍茫――对，是苍茫!我听到自己的声音，那么虚幻，隔了很厚很动荡的什么，仿佛来自外星，并不是我的了；但又分明是我的，不过像是被栽种在雪野中，紧紧抱着内心的一棵白桦，被浓厚的雾松包裹着。想起我们看到的锯木场，那些应声倒地的林木的横截面上，，密密的年轮――它们因寒冷而缩紧内心――也因为冷峻而涵养、深邃。这是雪的功劳吧?
我们爬上那座能望见对面邻国的高山，像登山队员那样，顶着朔风，连滚带爬，手脚并用。当我们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占领山顶，望着细带子的国界河、屏风似的排排小松，更小的我们轻薄的肉体应该怎样理解，应该怎样命名?
体察、彻悟、感激……这些发光的词，借着雪野更加明亮，很容易就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有猎猎迎风的旗帜，也有一样的热烈狂欢和深情相拥。是什么改变了我们平日里的矜持和端正?是宽容、纯洁的雪吗?我愿意这样理解，并深深地受用。
直到到达海拉尔车站，大部队就要转机北京时，我忽然想起同行者当中：还有没说过一句话的人。是雪使我的思维与脚步老人一样迟滞而缓慢了吗?我不承认。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我一直沉在那圣洁的世界里，更像一棵雪野中的白桦或松，主动忽略了专注于“人”的视野。于是，在大巴还没停稳的一瞬，隔着急刹车澎湃前涌的人潮，我唐突地大叫一位诗人的名字，在大庭广众之下要他的号码。虽然我不属于羞涩、腼腆的一类，但如此不着调的事此前是从没发生过的。由于急于再次赶路的喧吵，他把那串该死的号码说了两遍还是三遍，我才小学生似的笨拙地记下。每当想起这事，不禁哑然失笑一下，第二下若是再笑，就是彻彻底底的嘲笑了。我只能把这件蠢事解释为：额尔古纳的雪太汹涌了，把我原本不太满的脑子弄得更是一片空白，变成原初那般平滑而干净了!
额尔古纳之行，恰巧还遇到了一位俄罗斯老人的葬礼。出于好奇，本想去看一看，但老人是信徒，按照东正教的规矩，我们是不能轻易前往的。可是，我以低低的“小人之心”揣测着她临终的心境，该不会是简单的“遗憾”两个字所能涵盖的吧。而那场没头没尾的大雪会是一份厚礼吗，以没有国界的隆重形式给了终老于异国他乡的老人怎样的安慰?一片一片又一片，轻柔地落着――在生命面前，让雪花代替我们为老人轻轻地盖上松软的棉被和甜美的睡眠……
她还有自己的语言和故乡，而那个在联欢晚会上怀抱手风琴的老人却没那么幸运。他典型的高鼻、深眼，可是，可是他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母语――尽管他的血管里，依然流淌着祖先的血……莫斯科郊外、伏尔加河、曲曲弯弯的小路、喀秋莎、红莓花儿、雪野中的白桦……都只能在他的梦中出现、盛开。看他面容严肃地坐在舞台的暗处，像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与潮汐般的热闹格格不入(其实他是想融入的呀)，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大很大的词：祖国!不禁心跳加快。下意识地，我摸到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
八
那年，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有机会去福建参加社会实践。是年底的时候，我们入住的大酒店的大堂里，放着高大、端正的圣诞树，有彩带、风铃和花锡纸包裹的小礼物，是正常的，可是棉絮做成的“片片雪花”却让我无法忍受。对于来自冰雪故乡的人来说，那是不是一份轻薄?于是，对那个酒店或那个小镇的好感，荡然无存。
其实，我所说的“轻薄”与他们的“热爱”毫不相干。我知道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公平。然而，说不出的别扭，不知道怪谁。要命!我就是这么武断。就像初相识的一个人，可能连一句话还没说，一个语气词、一个小动作，就让我悄悄地把他打入另册和冷宫。虽然他是无辜的，虽然与他毫无瓜葛。
棉絮败坏了情绪，真正的雪却不为所知。像一个高人，它高居云端之上，它无所用心的样子常常令爱它的人不知所措，爱也不是，恨也不是――是的，爱和恨，都需要勇气。
雪的我行我素是剑上的锋芒，不说，不动，即使在暗夜里，也会发光；即使在鞘中，也会寒气凛凛，把一颗爱着的心，深深地伤着……天生如此。这是宿命。
九
雪压下了许多秘密，无需一一去印证，更无需死去活来地折磨自己。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伤心、哭泣，很容易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委屈。活到一定时候，反而转到事情的反面去了，即使大如天塌地陷的事情发生，也许只是轻轻地放下。淡淡地“记得”，默默地“懂得”也许更合中年的胃口，那种千帆过尽的茫然和心底浅浅的蛰伏，也许正称了彼此的心。我想，不能用简单的“好”与“不好”来界定，像三角眼、八字眉那样标志着“坏人”，四方大脸、气宇轩昂则是“好人”。这其中，苦比黄连、苦瓜，还是山楂、橙子的酸甜，个中滋味，像宴会中的分餐，各取所需，各有所得，最好。
但雪是一个药引子，常常在它漫不经心旋舞的时候，就忽然失声、泪流，就忽然想起哪一年昏黄的月台下无言的挥手、哪一天电影散场后伤痛的别离、哪一处手磨咖啡厅里湿凉的吻……虽然，雪曾经把那一切埋得很深。但是，雪也是无罪的请柬，无意中续了前缘，轻轻地就掀开了伤口，偷看了谜底……
十
窗外，持续的大雪有了暂短的停歇。像个疲惫的人，早早晚晚会累的，早早晚晚会安静地伏在大地宽广的胸膛，补充信心，积攒力量，安泰一样。
[关键词]牙克石；湿地；野生植物；考察报告
中图分类号：N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0-0051-02
1 自然保护区概况
1.1 地理位置与面积
牙克石西郊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呼伦贝尔市中部，大兴安岭北段的牙克石市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120°28′00″至122°29′00″，北纬47°39′至50°52′，湿地保护区距牙克石市林业局局址5公里左右，涉及牙克石林场7个林班，总面积813公顷。
1.2 地形地貌
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兴安岭西北坡，为山间河谷地形，河谷比较宽广，约为11km左右，属低山丘陵地貌，是大兴安岭主脉通过地段。地势平坦开阔，地形平缓。区内最高海拔1600.3米，最低海拔402米。
拟建牙克石湿地保护工程位于免渡河右岸一级冲积阶地上，按地貌成因类型和形态分类可划分为构造剥蚀地形（中低山）、山麓斜坡堆积地形、河流侵蚀堆积地形。现简述如下：
1.3 土壤
土壤是在一定的植被、气候、地形、母质等自然成土因素和人类生产活动长期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历史自然体。保护区的土壤主要为草甸土和沼泽土。
（1）草甸土是草甸植被下发育的隐域土壤，分布于保护区河流低阶地、山间谷地，成土母质为洪、冲积物。土壤剖面由暗灰色的腐殖质层、含有较多锈纹锈斑的潴育层、受地下水浸泡处于还原状态的灰蓝色潜育层或母质层组成。草甸土质地因现代河流沉积颗粒粗细差异，变化很大，剖面常形成粉粘相间的质地层次。土壤中性反应，pH值在6.7―7.5左右，养分除速效磷含量低外，都很充足，土壤水分偏多，土温偏低。草甸土有草甸土和草甸黑钙土2个亚类。
（2）沼泽土
沼泽土是在季节性积水或长期积水条件下发育的隐域土壤，广泛分布于积水洼地。成土母质为冲积物、湖积物。沼泽土剖面基本上有两个发生层次组成，上部为草根盘结层、腐殖质层或泥炭层组成，下部为潜育层，中间有过渡层。腐殖质层颜色深暗，质地较粘重。有沼泽土和草甸沼泽2个亚类。
（3）粗骨土
保护区内土质肥沃，有机质、全氮、碱解氮、速效钾含量均十分丰富，反映出了森林土壤水分偏多，氮素充足，母质富含钾素的特点。各土类间，由于森林土壤受有机质积累特征和地区气候冷湿的环境条件所决定，表土有机质含量极高，碳氮比大，反映了森林土壤水分偏多，土性冷凉，有机质分解速率低，水、肥、气、热不协调等特点。
1.4 水文
牙克石西郊湿地自然保护区附近主要河流为免渡河（又名扎敦河）和海拉尔河，属额尔古纳水系。
1.5 气候
保护区气候属寒温带大陆性气候。具有冬长夏短、春季干燥多风，冬季严寒多雪，寒暑相差较大的特征。根据牙克石气象局资料，多年平均气温-2.9℃，极端最高气温38.0℃，极端最低气温-46.7℃，多年平均降水量378.5毫米，多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60%，多年平均蒸发量1250毫米。
由于受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降温急骤、霜冻较早，初霜期一般在每年9月5日，终霜期至翌年的6月1日前后，有霜期270天左右。冰冻期一般在九月下旬至翌年四月末，季节冻深一般在2.80米～3.20米，最大冻深可达3.50米。
2 自然保护区野生植物资源
2.1 植物区系的基本特征
2.1.1地理成分
保护区位于大兴安岭北麓，属森林――草原过渡带，东北部受到西伯利亚针叶林区的影响，属于欧亚针叶林植物区沿山地向南延伸至边缘地区，西南部与欧亚草原植物区相连，各种山地、草甸草原成分在此均有分布。所以本区的植物区系有明显的过渡性和森林草原区系的复杂性。保护区所处地理位置决定了保护区的植物区系属于欧亚针叶林植物区――大兴安岭山地北部针叶林植物省――大兴安岭北部山地州与欧亚草原植物区――蒙古高原草原植物省――大兴安岭西麓州交界区，区内植物区系成分以东西伯利亚成分为主，并混有达乌里――蒙古成分，泛北极成分，古北极成分，东古北极成分，哈萨克斯坦――蒙古成分等。
1、世界分布种
是南北两半球各个湿润与干旱植物区广泛分布的植物种，主要是一些沼泽成分和水生植物，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是沼泽和沼泽草甸的建群种。
2、泛北极成分
一般是指北半球温带、寒温带大陆广泛分布的种，虽然也有一些成分沿山脉向南扩及到热带山区，甚至分布到南半球温带，但其分布中心仍在北温带。本保护区位于广大的泛北极植物地理区内，也有一定数量的泛北极植物种分布在区内，主要有：浮萍科的品藻 （Lemna trisulca）等。沼泽中经常出现的泛北种有杉叶藻（Hippuris vulgaris）、唢呐草（Mitella nuda）等，在本区的草甸植被中，有些泛北种常为建群植物，如地榆（Sanguisorba. officinalis）是本区山地五花草甸的重要建群种，草（Koeleria cristata）、无芒雀麦（Bromusinermis）、草地早熟禾（Poa.pratensis）、驴蹄草（Caltha palustris）、越桔（Vacciniumvitis―idaea）等。
3、欧洲-西伯利亚成分、东西伯利亚成分
是指欧亚针叶林区广泛分布植物。欧洲-西伯利亚种掌叶白头翁（Pulsatilla patens）多生于草甸草原及草甸群落中。
东西伯利亚成分的兴安落叶松（Larix gmelini）是主要的建群树种，此外还有短瓣金莲花（Trollius ledebourii Reichb）、野豌豆（Vicia venosa）、毛百合（Lilium dauricum）等。
4、达乌里――蒙古成分
是以蒙古高原、松辽平原及大兴安岭山地为基本分布区的植物种类，往南也常渗入华北及黄土高原地区。这一组区系成分是欧亚草原区亚洲中部亚区的基本成分，是本区草甸植被组成的基本成分。
代表植物有：单种属的线叶菊（Filifolium sibiricum）是山地草甸的主要建群种，此外还有贝加尔针茅（Stipa baicalensis）、大针茅（Stipa grandis）、芍药（Paeonia lactiflora）、黄芩（Scutellariabaicalensis）等。
5、古北极成分
是欧亚大陆的温带、寒带（包括湿润地区及干旱地区的特殊条件下）广泛分布的植物种。在保护区内的草甸中分布主要有：老芒草（Elymus.sibiricus）、箭头唐松草（Thalictrumsimplex）、野火球（Trifolium lupinaster）、水葱（Scirpus.tabernaemontani）等。
6、东古北极成分
是在古北极植物区系的乌拉尔山脉以东亚洲温带湿润区与半干旱区广泛分布的植物种属。在保护区内所见的种类多生于山地森林灌丛以及草甸植被中。主要种有：大叶章（Deyeuxia.1angsdorfii）、并头黄芩（Scutallaria.scordifolia）、肾叶唐松草（Thalictrum petaloideum）、细叶白头翁（Pulsatilla turczaninovii）等。
2.1.2 科属组成
根据所采标本并参照有关文献，保护区境内野生植物有58种，分别属于22科46属，其中蕨类植物1科1属1种，种子植物中裸子植物1科2属2种，被子植物20科43属55种，且以禾本科、菊科、毛茛科居多。主要的科有：菊科、毛茛科、蔷薇科、百合科和豆科等。
2.2 植被类型
保护区内有较丰富的沼泽植被分布，同时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沼生植被均分布在区内山缓坡、阶地和河漫滩滞水湿地，成为本区植被的一大特点。
2.3 经济植物种类
保护区内的植物资源，除木材外，按其经济用途，可划分为7大类，即：药用植物资源、纤维和饲料植物资源、淀粉植物资源、农药植物资源、单宁植物资源、芳香油植物资源及油料植物资源。
2.3.1 药用植物资源
保护区内的有些药用植物是全国著名的地道药材，如土三七（Sedum aizoon）、越桔（Vaccinium vitis―idaea）等。不仅质量好，能清肝湿热，健骨，主治黄疸性肝炎、胆囊炎、食欲不振、目赤、中耳炎、尿道感染等。区内不仅有着治疗常见疾病和疑难病的天然丰富生药资源，还有抗衰老、扶正固本之药源，以及更有多样的营养医学的药源。
保护区内常见或蕴藏量大的中草药有：桔梗（Platycodon grandiflorus）、土三七（Sedum aizoon）、柳叶绣线菊（Spliraea.salicifolia）、地榆（Sanguisorba.Officinalis）、黄芩（Scutellariabaicalensis）、白屈菜（Chelidonium majus）、芍药（Paeonia lactiflora）等。
2.3.2 纤维、饲料植物资源
纤维与饲料植物资源，往往二者是一致的。如小叶樟既是良好的纤维植物，又是优良的牧草饲料，含蛋白质为6.80%。保护区内许多木本植物的嫩枝条、芽、花、茎、叶也是某些野生动植物的食物，也可作为家畜饲料。早春的食物保护区内主要纤维、饲料植物有芦苇（Phragmitescommunis）、小叶章（Deyeuxiaangustifolia）、大叶章（Deyeuxia.Langsdorfii）。
3.3.3 农药植物资源
在保护区内分布的农药植物种类有白屈菜（Chelidonium majus）等。
2.3.4 单宁植物资源
保护区内的兴安落叶松等树皮可提取优质单宁。此外，还有种群庞大的杨柳科植物、蔷薇科植物都含有大量单宁，在保护区内有开发利用价值的主要种类有：大黄柳（Salix.raddeana）地榆（Sanguisorba.officinalis）、小白花地榆（Sanguisorba.parviflora）、蚊子草（Filipendula palmata）等。
关键词: 小说《笨花》 历史叙事 个体生命
一
《笨花》以一个乡村家族故事的铺展切入宏大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历史截面。铁凝这种创作的历史冲动,是否正如陈晓明所言:“我们的小说总是要从历史那里获得精神深度,这使当代小说离开了历史就找不到通往深度的路。”确实,《笨花》体现的是一种不断汇集的创作潮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虽然文学已经失去轰动效应,不断边缘化,“但作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创建历史叙事和创造经典作品的冲动”。宏大叙事在遭到先锋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颠覆和瓦解之后,泛滥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呈现的庸俗、肤浅、怪异、零碎也逐渐令人厌弃,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经过多方面的探索,在融入了新的创作观念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了创作上的某种回归。进入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创作,再一次旗帜鲜明地追求宏大叙事,尤其是当下相当一批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在人生阅历和理性思索上有了进一步的积淀,不约而同表现出对创作的“史诗化”追求,一批重要作品被纷纷推出,比如《秦腔》(贾平凹)、《兄弟》(余华)、《圣天门口》(刘醒龙)、《生死疲劳》(莫言)、《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平原》(毕飞宇)、《空山》(阿来)等。
《笨花》留给阅读者的印象不是历史叙事,而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极其本土化的日常生活,其目的似乎并不是在写历史本身,历史只是展开整体叙述和塑造人物的一个背景。在对历史大事件的处理上,采取的是“嵌入”公文的方式。《笨花》的叙事回到日常生活的原场,在全知视角下展开日常生活细节和风俗文化的描摹,即使是中心情节也没有大开大合的戏剧元素。这种“日常生活”模式也不是完全回避历史风云,其通过民间视野描述的“历史褶皱”中那些为人们所忽视的细密琐事,构筑丰富的解读空间。纵观铁凝的一贯创作,她并不刻意追求寓言化的思想承载,但恨“艺术饱满温润”,充满日常诗意,以一种比较本色的语言、充满灵动的诗性又氤氲着泥土的气息。
南帆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大批长篇小说,以在当时影响较大的《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为例,其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历史叙事与个人性格之间产生了脱节,历史不是由无数个人真实的利益、欲望、行动、冲突所产生的“合力”编制而成,历史仿佛是一个分离于个人的空中楼阁,高高在上,自行其是,它的“整体性”与那些渺小的个人无关。然而,没有个人的历史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幻象。“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够引起另一些普通人的兴趣――小说读者的兴趣”。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性格能够产生支配事件的意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正是从这里重新开始――作家重新开始正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正视这些性格内涵所涉及的一系列复杂的历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批长篇小说不仅力图恢复一系列性格的真实生命,而且力图恢复个人与历史的联系。
二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叙事观念认为,长篇小说的成熟表征即是:从种种概括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个别、感性、具体以及日常情境。如果说,《红高粱家族》《白鹿原》等提供的故事和人物使人们意识到,“民间文化拥有另一套解读历史的策略”,那么,从九十年代中期的《长恨歌》到2006年的《笨花》,则是“作家重新开始正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正视这些性格内涵所涉及的一系列复杂的历史问题”。《笨花》正是“尝试着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统一到笔端……一方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思想僵化的积弊,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日常生活叙事对意义的消解……将历史意义与生活流程融为一体”(陈晓明)。
向喜这个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悲壮而凄凉的。他的成长与归宿展现了大时代给人的命运留下的印迹。他的成长是时代使然,其性格中有军阀的共性,他不可能超越时代,但这不表明个人始终是被动的,事实上,个人命运虽然不可能超越时代,但个人的因素还是起着极大的作用的。向喜从小接受过孔孟教育,正是个人心中尚存的那些孔孟之道,以及农民本身的纯朴正直,使向喜每在历史关头都能把握住自己。在王占元让他处理兵变士兵时,他能够坚持不从,后来又告别军旅急流勇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而回到家乡后,他又安于寂寞,回到粪厂,足不出户,最终为救卖艺人而与敌人同归于尽。
《笨花》回到乡村叙事,回到日常性叙事,使这部小说生动而有生活质感和情趣。笨花村里的乡亲们,每个人物都是具体可感的。作者将散落在笨花村的历史碎片捡起,精心地拼凑起来,写出了其中的各种人物与乡村民俗,写出了历史风云变幻中的日常生活。向喜的飞黄腾达,乡村医生向文成的未卜先知,瞎话连篇的“瞎话”,笃信基督的梅阁,从城市来的取灯,笨花村的西贝小治、时令、走动儿,甚至风流的乡村女子大花瓣和她的女儿小袄子,等等,都有其鲜明的性格。民风民俗更是作者描写的着力之处,《笨花》既写出了乡村的日常生活,又超越了一般的日常生活,而深入到了地方或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处。
《笨花》的叙事,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不同,但又糅合了两类小说的一些因素,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小说中,宏大叙事表现为向家三代人在历史风云中的选择与命运,向喜从一个卖豆腐脑的货郎,成长为一个军阀队伍中的中将,小说以他的经历描写了清末和军阀混战的历史,向喜的儿女取灯、文麒、文麟,孙子武备、有备则以不同形式参与到一场拯救民族于危难的战争中,正是这些将笨花、向氏家族与整个中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显示了观察历史的新思路与新视野。
当然,对于茫茫众生而言,个体生存意义往往取决于历史,昆德拉曾经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说,自塞万提斯以来,欧洲的小说担负着探索人类生存可能性的重要职责。“而中国的小说均有意无意地将故事情节纳入到历史中去进而突出历史背景。中国人生命精神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宏阔的历史意识,因而将小说置于中国生命精神发展的历史中,进而体验中国人生命精神的历程是必要的”。
三
铁凝在《笨花》的创作心语中表白得很清楚:“我更愿意说,这部小说有乱世中的风云,但书写乱世风云和传奇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情感也不在其中,而在以向喜为代表的这个人物群体身上。虽然他们最终可能是那乱世中的尘土、历史风云中的尘土,但却是珍贵的尘土,是这个民族的底色。”铁凝也并非是要借助《笨花》显示自己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只是借其潜入历史深处,还原历史真实情境中的真实的生命历程和人性本真。铁凝是聪明的,当她的同代作家,面对“已经破裂的乡土历史记忆”,在历史与文本之间犹豫不决,“其结果导致语词癫狂式的表达”、“小说叙事常处在虚构纪实的双重矛盾中”的时候,她很清醒地知道《笨花》里还需要什么。她给自己对这部小说的叙述限定了8个字:结实、简朴、准确、温润。“这里的凡人和凡事我想让读者闻得见摸得着――生活的肌理、日子的表情,它们不在被符号化了的‘类型’里,它们浸泡在结实、简朴、准确、温润的表达里”。小说虽然以乱世为背景,但铁凝解释那不是风云史,也不是在怀旧,而是“希望写出人情中大的美,和生活中的情趣。在闭塞环境中人心最终保有着道德秩序和智慧,在狭窄的东西里面有着相对永恒和宝贵的东西,那是一种积极的美德”。
历史研究者在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很容易作出价值判断,但文学不是诉诸社会价值,而是“发现各个领域里生命的感觉和存在的澄明”,使我们这个长期被历史整体性支配的民族,能够把个人从“群众”中拯救出来,使之获得个体的意义。这业已成为九十年代以后众多怀着经典冲动的长篇小说的共同追求。
四
《笨花》运用粗笔与细笔的交替,寻找一条独辟蹊径的叙事路径,这是一种奇特的写法――不依赖于故事,不依赖于一己之经验,叙事回到人的存在中来,在无数结实的细节中关照人的存在。用粗笔勾勒历史时序,但与此同时,又用细笔描绘世俗烟火,通过一种比兵荒马乱更恒久的媒介进入时间,进入没有钟表的时间。而时间沉淀出来的是人的处境。这一切使得《笨花》“从道德情操(强化小说道德与人间道德一致)、个体身体经验(沉溺于个人化的感官经验)、意识形态(小说自我培植起来的激愤和怨恨)的三重困境中突围而出”,为当代文学史刻下新鲜而温和的记忆。
参考文献:
[1]劭燕君.“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叙事”――近年长篇创作的“史诗化”追求及其困境[J].南方文坛,2006,(6):32-38.
关键词：迟子建 文学 人生
当代著名女作家迟子建的《越过云层的晴朗》是其唯一一部以动物――狗的视角来叙写人的长篇小说，这种独特的动物叙事对她而言，应该还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因为正是某种程度上的“泛神论”和自然灵性主义的价值认同，才常常使得她笔下的草木花树、飞禽走兽无不生机充溢，随着四季流转，在人类的生活世界周围自然构成另一个和谐灵动的神秘世界。但从动物的视角打通这两个世界并加以反观，则有了别样的神奇，令人惊叹其视角选择的特异与恰适。一个深隐深山的小镇，几个低下低微的小人，因为一条狗而联接到了一起，串起了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了庸常世界里的非常人生。
一、颠倒的视角――一条黄狗的生平回放
动物视角的文学叙事，在神话和童话这两类文学题材中是必然的一个类人化或拟人化叙事视角选择，但是在其他现实类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动物视角的文学叙事则不仅相对较少，而且难度大。因为作者虽然极其希望从动物视角写出世界的独特景致，却往往容易喧宾夺主，依然挣扎于作者的情感意志，动物无非是一个简陋或者变形的外套而已。但是，越是难度大，越是有更多的作家希望借助动物这个独特的视角来省察人类自身。因为“人对自己的觉察是间接的，他所追求的自我界定总是要靠自己来和其他非人的东西进行比较，然后再把自己从那里面分离出来。”[1]所以，当熟悉的人看人、人看动物之类的全能叙事被作家普遍运用之后，动物视角的人类反观就成为一种新奇、新颖的选择，也是突破传统叙事藩篱、寻求另一种价值审视、意义评判的可能。所以，合适的题材、恰当的选择、娴熟的文笔，就促成了迟子建的长篇小说《越过云层的晴朗》，成为一次成功叙事探险――借助一条迟暮之年的大黄狗的回忆，把历史的纷纭变幻、人世的悲欢离合，既陌生化、模糊化，也近景化、平淡化。大黄狗对人世的诸多不解、去道德化的困惑，恰恰点出了人世界的诸多复杂与无奈。
黄狗的暮年是在青瓦酒馆度过的，它的暮年平生回顾，随着主人的次第变换，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和节奏。从年轻时跟随第一个黄主人深入丛林到随缘送给镇招待所当服务员的小哑巴，然后再是各种机缘先后跟随了伐木工金发、梅主人、文医生，最后再次收尾于青瓦酒馆，在尽情的一跃中结束自己，给小说叙事结构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合圆弧。黄狗经历了不同的主人，被主人唤有不同的名号，但是都保持了一条狗的优秀品质――对主人的忠诚。“主人就是主人！我得对每一个收留过我的主人忠诚”。[2]它尤其记得主人小哑巴对他说的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下雨阴天的时候，太阳也在天上，可惜我们看不到”。[3]小说的开篇黄狗就借曾经的主人小哑巴这句话为全书埋下了伏笔，构成了小说全部意蕴的底色和亮色。结尾的一跃则做了生动地回应：“因为我很快越过云层，被无边无际的光明笼罩着，再也看不到身下这个在我眼里只有黑白两色的人间了。”[4]
二、颠倒的世界――一个小镇的自然疏离
小说中描述的故事主要所在地金顶镇，似乎是一个远离尘嚣、深隐深山的世外桃源，广阔世界的激荡风云在这里都化为了和风煦雨。所以，才有文医生、梅主人在此的“归隐”。正如黄狗随第一个黄主人从森林里返回到镇上时听说“”完蛋了、“”结束了的反应，“‘’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也是糊涂的”[5]，这里的人仿佛只是本能地生存、生活而已。地理的遥远几乎切断了与我们熟知的世界的一切联系，镇长只是象征着最基本的权威和秩序，其他则完全依赖于生存世界的简单法则。而正是在这个貌似远离尘世的“蛮荒之地”，人性才得到了最自然的舒展，爱恨情仇才得到了最爽快的宣泄。几乎不与人言的“小哑巴”，不与人轻易交往的文医生、梅主人，前者专给人整形，后者专替人生孩子，都力求平静地活着似乎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他们对动物的爱甚于人。用文医生对黄狗的话说，就是“与世无争的日子可真好啊。我希望有一天我被所有人遗忘，只和你们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6]
简静的世界本该无多少事值得叙写。但是，在一条只能分辨黑白两种颜色的黄狗眼里，这个世界似乎却很复杂。它也许不明白人世界的纷纭，但是人性的幽暗、显微，却在它的困惑里被一一放大。比如卖粮的女人为涨工资与镇长被黄狗目睹，镇长对它说：“不教训教训你，你还以为自己是镇子的老大呢！”[7]。文工团的无名歌手为求发达，专程来找文医生整丑而迅速走红。用他自己的话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如今丑的最吃香了！你要是长得好，别人都说你奶油！你要是丑陋呢，别人就说你很特别，有男人气！你唱的歌是狗屎，他们也会叫好！”[8]在黄狗看来，镇长干的事跟他干的事一样，唱歌是狗屎也是它经常拉的，怎么都成了特别的东西。黄狗貌似简单的困惑，在此往往就成为了人性的另一种意味深长的呈现。
三、颠倒的人生――金顶镇人的自我拯救
黄狗的身世不凡在于他接受过专业训练，所以可以一定程度去解读人世。这也为小说的视角选择提供了可能。它先后经历的六个主人，由此接触的不同人生，则进一步拓展、丰富了它阅世的广度与深度。
黄狗的第一个主人就姓黄，是直接从警犬训练场把它领走的，认领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带着进山勘察时防野狼、野熊等动物袭击用的。黄狗也不负所望，不止一次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也正是通过黄狗“自我追述”其随黄主人深入深山老林做勘察的回忆，作者完成了对故事发生地自然风貌的全景式描绘，不仅让读者对地处深山老林深处的金顶镇有个俯瞰式的总体影响，便于随着黄狗的回忆自然沉浸于这个“世外桃源”，也可看出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和眷恋，那里的一切生命都充满着灵性。
黄狗的第二个主人小哑巴因为突然对其开口讲话而惊诧了镇长，镇长于是临时起意要求把黄狗留给小哑巴。黄狗在此朦胧地意识到，“人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嘴中美味的食物，一旦他们用完了我们，我们就成了屎，随随便便地就给遗弃了。”[9]真正喜欢、平等看待它的也许只有小哑巴和此后的另外两个主人――梅主人、文医生。相似的主动或被动游离于、或被遗弃于现实生活世界边缘的他们，才会觉得一个忠诚于主人的动物的可亲可爱。小哑巴是父母火灾双亡后的孤儿，梅主人是从上海逃到深山小镇的孤身女人，文医生仿佛是避居于此的隐者，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刻意疏离是他们的共同之处。然而，渐渐长大成人的小哑巴终于还是被他的叔叔领去做劳力了，梅主人死于再一次怀孕难产，文医生则被他医治的精神病人水缸开枪打死了。就在黄狗行将任人屠宰的时候，被最后一个主人、青瓦酒馆的老板娘赵李红认出买下，得以安享晚年并追忆它的一生。而赵李红同样是一个被与人私奔的母亲抛弃的女孩子，但是她最终自立自强，在金顶镇开起了酒馆，做起了自己真正的主人。黄狗在酒馆里被赵李红安置养老同时，也进一步目睹了小镇人生的起起落落。曾经风光的镇长被判服刑期满后又回到了镇上养老，当年破“四旧”毁神像、放火烧死雕刻神像的石匠――小哑巴爸妈的年轻人回来赎罪要建庙。拍电影的居然也来到这个深山小镇取景，并且自己也被安排着做了生前的最后一跃。
小镇各个曲折斑驳的人生，有茫然的顺从，有执着的生存，有名利的争夺，有分明的爱憎;从到改革，历史剧变的波澜到此只是掀起几许涟漪而已。底层卑微世界只遵循最切近现实的生存、生活情感伦理准则，仿佛亘古不变。但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抵达生命的本真――因为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平庸”之恶，在一个偏远平凡小镇的自然呈现，通过一只狗的“困惑”性审视，才得以使我们反观自身，反观每一个生命之后所蕴含的苦乐哀欣。黄狗对云层之上阳光的执着，如同森林里那些满溢着灵性的花草、动物，则始终作为一股温暖的亮色映衬着整篇小说的叙事底蕴，那就是对大自然宁静、和谐、美丽的挚爱。
四、颠倒的文学――现实世界的文学涅
在2015年香港书展上，迟子建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小说创作之路，谈到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越过云层的晴朗》时说，“但是我觉得这个长篇对我的生命和我的写作历程来讲意义重大。是因为我在这部长篇里，我又获得了写作的信心，而且它帮助我渡过了无数个忧伤的长夜，也帮助我透过一只动物的眼睛，那么一双单纯的眼睛，看到了复杂的世态人情。”创作这部小说时，恰逢迟子建丈夫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所以，这部小说某种程度上就是她在痛苦中完成的“心灵苦旅”。在黄狗迷恋于小哑巴讲给它的云层之上的晴朗里，也未尝不寄予着作家本人对这抹温暖亮色的希冀和祝愿。借助文学的虚构，将个人的悲伤拓展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种种人生遭际，也是凭藉这一跃，让我们有幸能越过乌云，捱过风雨，看到令人欢欣的晴朗。有评论家指出，“对迟子建而言，世界的悲诉与夜莺的歌唱如何协调，始终是个问题。关于善与恶、天使与魔鬼，早期迟子建对前者关注过多，而对后者则了解的太少”，认为近年来作者“企图以一种温馨气息使冷天雪天的自然温暖如春，无论如何的艰辛苦难，经过一番人性的阐释，总能是一种温馨宜人的境地油然而生的修辞渐渐偃旗息鼓了，更多地呈现出世界复杂微妙地难以简化，万事万物分裂为冲突之所和难解之谜。”[10]其实，这样的评介似是而非，就迟子建一贯的创作追求主旨而言，始终未变，正如作家本人在这篇小说后记中所说的：“其实，‘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来呐喊和展览才能显示其‘痛楚’，它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当然，我并不是想抹杀历史的沉重和压抑，不想让很多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在我的笔下悄然隐去其残酷性。我只是想说，如果把每一个‘不平’的历史事件当做对生命的一种‘考验’来理解，我们会获得生命上的真正‘涅’”。[11]正是这种始终如一的创作宗旨，我们才能在《洲国》《白雪乌鸦》《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这些宏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长歌、长卷中，看到作者一如既往的、平民视角的深情叙写和对小人物洞幽烛微的人性关注。如果说在迟子建最新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体呈现出了评论家所谓的转变，那也只能说是小说素材本身弥散的质感而已。迟子建创作的深刻独到之处，恰恰是在人人习以为常的庸常生活里，平淡无奇的岁月流淌中，总能发现、发觉世界和人生的残缺、残酷。所以，有评论家就指出《越过云层的晴朗》，“是一部贯穿了伤感和绝望情绪的小说，叙事者阿黄表达了对自身命运和人类世界的双重绝望。一条条狗的悲剧与狗的几个主人的悲剧互为映照，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人生、现实和历史的残酷。但是小说又不正面去展示、渲染和放大狗与人的‘伤口’，而是以抒情和感伤的叙述，把‘残酷’改写为一种笼罩性的精神氛围和精神背景，占据小说表层的仍是日常化的世俗生活，甚至对‘’这样的历史灾难的反思和批判在小说中也都被推到了幕后。这体现了迟子建一种独特的美学追求，她追求的是对于‘残酷’的日常化营构，是对于‘残酷’的体验与反思，她要表达的是‘残酷’背后的美感与诗意，是‘残酷’的美学化和形而上化。”[12]
最后，正如鲁迅直面虚无，在孤独和幻灭中依然倔强地追寻希望和意义，迟子建对庸常生活中“残酷”的“轻描淡写”，同样是一种执拗而又深闳的叩思。因为坚信人性的那一抹亮色，所以“残酷”在生命和世界的图景中，对迟子建而言，只是一朵终将憔悴的“罪恶之花”。
注释：
[1]何冰译，[德]何兆武，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3][4][5][6][7][8][9][11]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10]程德培：《迟子建的地平线――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启示录》，上海文学，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