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9: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王维诗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孟浩然 酬赠诗 哀祭诗 释读
孟浩然，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与王维合称“王孟”，诗以清新自然为主。仅在唐代，孟浩然诗作的影响已极大，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对孟浩然诗歌的推崇和喜爱，一直热度不减。唐代酬赠哀祭孟浩然的诗歌，无不是对孟诗的热衷和追捧，生前酬赠者有好友张子容、王迥、李白、王维等，死后哀祭者有王维、杜甫、刘Y虚、陈羽、白居易、施肩吾、朱庆馀、张祜、罗隐、张、贯休、齐己等。
一.酬赠类
酬赠类诗作主要是孟浩然与好友间的酬唱与赠答，或情谊深厚，或志趣相投，或诗风相近，主要有老乡好友张子容、王迥，铁杆诗友李白和诗坛盟友王维。其中张子容有诗2首，王迥有诗1首，李白有诗3首，王维有诗2首。
1.张子容。襄阳人，又名张五。两人是邻居和世交，关系甚笃，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诗篇唱答颇多。在任乐城令时，除夕夜招待孟浩然，“他乡遇故知”，有两首诗酬答孟浩然。其一为《除夜宿乐城逢孟浩然》，有“妙曲逢卢女，高才得孟嘉”句，一语道出了张子容对孟浩然的由衷情致：知音相惜，敬佩才气。卢女，传为曹操宫女，善鼓琴，知音者也。孟嘉，东晋名士，孟浩然本家，有“孟嘉落帽”典故，足显其才学出众。其一为《乐城岁日赠孟浩然》，有“更逢习凿齿，言在汉川湄”句，习凿齿，襄阳名士，声播天下，隐居白梅。以习凿齿来比孟浩然，同属乡贤，行迹相近，可见孟浩然在张子容心中的地位，钦佩和相惜之情溢于言表。
2.王迥。《全唐诗》传与孟浩然善，二人徜徉高蹈，交谊深挚。孟浩然有《白云先生王迥见访》和《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写出了两人真挚而缠绵的友谊。王迥亦有诗《同孟浩然宴赋》彰显孟浩然之“英声”，王迥称孟浩然的“英声”有“屈宋”遗韵，属“才子”之美。
3.李白。一代“诗仙”，所崇拜的对象为“孟夫子”，“诗仙”交友，绘出了对孟浩然敬仰之“纯”，有《赠孟浩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淡淡几笔，精彩素描，虽是感怀的结晶却似照相的写真，行属高卧林泉的隐士，动为风流自赏的诗人，活脱出风神散朗、寄情山水的高致。李白于孟浩然之敬慕，显得由衷纯真：敬“诗”而慕“仙”，自有一种风神飘逸之致和疏朗古朴之风。“诗仙”寄友，写出了与孟浩然交情之“深”，有《春日归山寄孟六浩然》，“愧非流水韵，叨入伯牙弦”，用典“高山流水”遇知音，超尘脱俗隐逸深，幽深静谧山水新，以景比人，可谓深沉。“诗仙”送友，道出了与孟浩然情谊之“真”，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远行，“唯见长江天际流”，流者有意，一似心潮之激荡，如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一似友情之真醇，若绵绵悠长的一江春水。
4.王维。与孟浩然并称“王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开宗立派的人物。王维与孟浩然相交甚深，开元十七年冬，孟浩然长安应试落第，王维有诗二首相赠。一首为《送孟六归襄阳》（其一），有句“因怀故园意，归与孟家邻”，王维亦有怀归念家之想，若归去，定与孟浩然做邻居，羡慕孟浩然的退隐田园生活。另一首为《送孟六归襄阳》（其一），王维真情相劝、坦率直言：隐居是一生的快事，何必学司马相如献赋求官呢？此时王维劝孟浩然是真情相告，直白而知心，已没有了早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中“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的积极上进，多的是清醒认识，规劝孟浩然不要步入仕途。
二.哀祭类
哀祭类诗作主要是孟浩然去世后，部分爱戴或喜爱孟浩然的诗人为悼念其而写的哀挽或祭吊的诗，这些诗都以凝炼的形式、深沉的内容、强烈的哀悲、真切的感情，震撼人心、扣人心弦、催人泪下、发人深怀，让人深深体味孟浩然诗风的清新与优美。
1.王维。盛唐山水诗主将，与孟交谊深笃。悼念亡友，有《哭孟浩然》，二十字，除写了失去诗友的悲痛之情如汉水汹涌呜咽日夜东流一样外，更是高度赞誉了孟浩然的人品、节操、文采及在诗坛的地位。一句“江山空蔡州，”悲赞了诗友之殁是使江山寂寞，诗坛冷清的一大损失，一“空”字形象地反映了王维对孟浩然的倚重之情和悲绝之痛，王与孟，一在北，一在南，南北呼应，共同将盛唐山水诗推向了顶峰。山水虽好，无人描绘也是空好，深感孟浩然的去世，以致于襄阳山水为之失色，清代黄培芳《唐贤三昧集笺注》云：“王孟交情无间，而哭襄阳之诗只二十字，而感旧推崇之意已至。”
2.杜甫。唐诗大家，一代诗圣。杜甫对孟浩然亦是十分崇拜的，尤其喜爱孟浩然之“清”。看其《遣兴五首・其五》，有句“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如果说李白看重的是孟浩然的人品之风神散朗的话，那么杜甫看重的是孟浩然的诗品之清新自然，“凌鲍谢”就说明了孟浩然诗风的清新本质，鲍谢，指南朝诗人鲍照和谢I的并称，二人诗作以清新妩丽见长。杜甫称颂孟浩然诗超越了鲍谢，同时也表明杜甫对孟浩然诗的喜爱，尤其是对其清新风格，可谓交口称赞，有《解闷十二首・其六》，一语“清诗句句尽堪传”道出了孟诗的流传与影响，“清诗”是说孟浩然诗具有新鲜、自然、明丽、幽雅的特质，能清新可淡远;“句句尽堪传”是说句句都值得传诵，传承价值极高。
3.刘Y虚。开元进士，与孟浩然有交往，其诗意境清淡悠远，与孟诗相仿。诗人在越中（京口），看到扬子江暮秋景致，触发了对故人孟浩然的深切思念，有《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诗中“寒笛”二字，不仅表示夜深天冷，也表明笛声凄咽，更表露思念故人的愁绪，笛声难达，情思难传，思念婉转。“咏思劳今夕，江汉遥相望”，这两句从孟浩然对自己的思念着笔，表现两地情思相牵，想象无限。一“劳”字，显诗情婉曲而深厚，“遥相望”三字，存余味悠远。足见刘Y虚对老友孟浩然的思念之深切，哪怕有人去襄阳，也要委托带去自己的哀思和情系，有《寄江滔求孟六遗文》，此诗嘱托一位友人去搜求亡友孟浩然的遗文，多的是对死者的凭吊与褒扬。
4.陈羽。贞元进士，诗作能情景交融，属孟浩然的追随者。路过孟浩然的襄阳故居，念及孟翁诗作，感受良多，嗟叹之余，写下了《襄阳过孟浩然旧居》：“襄阳城郭春风起，汉水东流去不还。孟子死来江树老，烟霞犹在鹿门山。”陈羽对孟浩然的慨叹，一者是对孟浩然一生际遇的怅惘，一者更是对孟浩然诗作的欣赏，孟诗诗句像鹿门山上的烟霞一样，袅绕不绝，韵味悠长。
5.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倡导者，诗歌语言通俗。游览故居，凭吊诗人，有《游襄阳怀孟浩然》。“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孟浩然清丽的诗风已无人继承，感觉黄昏的襄阳一派空旷，令人惆怅，白居易也“日暮客愁新”，望襄阳山水而无人再能用诗句赞赏，不免感伤。
6.施肩吾。元和进士，为诗奇丽。有《登岘亭怀孟生》：“岘山自高水自绿，后辈词人心眼俗。鹿门才子不再生，怪景幽奇无管属。”“怪景幽奇无管属”，一语道出了对“鹿门才子”孟浩然的钦佩和羡慕，山水好自然，无孟诗赞赏，已绘不出那份“雅”致和“隐”情，直令人回味孟浩然清幽的诗风和高洁的情怀。
7.朱庆馀。宝历进士，诗意清新。有《过孟浩然旧居》：“命合终山水，才非不称时。冢边空有树，身后独无儿。散尽诗篇本，长存道德碑。平生谁见重，应只是王维。”从王维推崇的角度，表明了孟浩然道德文章的同气相应，孟浩然虽才不称时，只命应隐逸，却创造了清幽寂静的空灵境界，与“诗佛”诗境仿若。
8.张祜。爱漫游，诗多写落拓不遇的情怀和隐居生活。有《题孟浩然宅》：“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襄阳属浩然”，一语落地有声，襄阳成全了孟浩然，孟浩然亦成全了襄阳。孟浩然虽终老布衣，无显贵却贤达，“孟襄阳”成为与后世“柳河东”、“韩昌黎”一样，皆以地名来命名，提升自己家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孟浩然成为了襄阳山水的第一代言人。
9.罗隐。属“十上不第”，后避乱隐居九华山。有《孟浩然墓》：“数步荒榛接旧蹊，寒江漠漠草萋萋。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拜谒孟浩然墓，要穿过“荒榛”和经过“旧蹊”，近观坟头草萋萋，远望汉水空漠漠，油然而生的应是一种隐逸情致和落魄情怀，“恰到书生冢便低”，坟墓的高低显示了人死后礼遇的高低，属愤激之语，在替孟浩然鸣不屈，亦是在为自己叫不公。
10.张。乾宁进士。有《吊孟浩然》：“每每樵家说，孤坟亦夜吟。若重生此世，应更苦前心。名与襄阳远，诗同汉水深。亲栽鹿门树，犹盖石床阴。”“名与襄阳远，诗同汉水深”，孟浩然的名声与襄阳一样远播，诗歌同汉水一样深广，佐证了孟浩然在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11.贯休。僧人。有《经孟浩然鹿门旧居二首》，其中佳句“空馀岘山色，千古共嵯峨”，道出了孟浩然的浩然气度。
12.齐己。僧人。有《过鹿门作》：“鹿门埋孟子，岘首载羊公。万古千秋里，青山明月中。政从襄沔绝，诗过洞庭空。尘路谁回眼，松声两处风。”此诗表达了作者对羊祜与孟浩然两位先贤的崇敬之情，同时也说明了鹿门、岘首二山是因此二人而名满天下。
孟浩然，以诗闻名，玄宗皇帝亦是其忠实读者，也叹“闻其人而未见也”（《新唐书・文艺传》）;王士源在《孟浩然诗集序》中记载了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善”的故事：“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联诗，次当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叹其清绝。”所以，唐代诗人对孟浩然的推崇与欣赏，在酬唱间与哀祭中得到了一种高度的认同与赞赏，或欣赏其隐逸风度，或喜爱其清新诗风，或慨叹其落魄一生，或讴歌其诗作影响。欣赏隐逸风度，以李白为代表，“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绘出了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的隐逸形象，给人以潇洒自然，不落尘俗的印象;白居易也赞其“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归隐成为了孟浩然的最佳归宿和历代诗人的理想所在。喜爱清新诗风，最典型者为杜甫，“清诗句句尽堪传”一语道出了孟诗的真谛与审美价值追求，清代叶燮在《原诗》外篇中说“孟浩然诸体似乎淡远，然无缥缈幽深思致，如画家写意，墨气都无”，清代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也说“读孟公诗，且无论怀抱，无论格调，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闻磬，石上听泉”。孟诗如画家写意、月中闻磬和石上听泉，可谓言清、景清和意清，清绝无代。喜其清幽者，如施肩吾，“怪景幽奇无管属”，孟诗诗意的隐逸与诗情的雅致，无人可比;爱其清丽者，如陈羽，“烟霞犹在鹿门山”，高度钦佩孟诗描绘襄阳山水的神韵与流响，油然而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之情。慨叹落魄一生者，最同情人为罗隐，“恰到书生冢便低”，坟头低置显礼待冷遇，既是为孟浩然鸣不平，也是在自己叫屈。讴歌诗作影响，有王维、张祜、张、贯休等，皆称颂孟浩然之诗歌影响。王维叹“江山空蔡州”，孟浩然诗可以作为山光添色;张祜赞“襄阳属浩然”，孟浩然与襄阳俱在、孟诗并自然常青;张赏其“名与襄阳远，诗同汉水深”，孟浩然诗名远播，源远流长;贯休慨“空馀岘山色，千古共嵯峨”，诗比山高。
参考文献
[1]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M].四川：巴蜀书社，1988.
[3]柯宝成.孟浩然全集[M].湖北：崇文书局，2013.
平日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常常要查阅各种史实资料,甚至野史传闻,作为文本教学的佐证与参考。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诗与词的繁盛与传承,和当时才子们的风流有关。
古诗词最早当属《诗经》,它是我国流传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但却找不到原创是哪个人,因为它流传在民间,而民间少有识字的,只以唱词来流传。汉代的乐府诗集,也主要是由教坊传唱的。乐府诗集,顾名思义,乐府为歌妓积聚之地,也是风流才子们常出没的地方,汉之前这方面的例证较少,可以为例的就是司马相如以一曲《凤求凰》勾走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还有首先在教坊传唱的《长门赋》。现在发行的唐宋诗词中,唐初的几首没有作者记录的都是传唱后进行整理的,故此出现了像《菩萨蛮》中“水面上秤砣浮,直带黄河彻底枯”,整理后是“水面秤砣浮,黄河彻底枯”,这样才符合菩萨蛮的句式的词句。
下面说几个有例证的诗句,“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未行各尽殇”。这首诗是李白与朋友告别时践行酒宴上即兴所作,诗中的吴姬,就是歌姬,随写随唱,随即流传。李白留恋歌舞楼台的诗词记录倒是不多,很有豪气的“千金散尽还复来”最后也只是千金散尽,没能复来。没办法,倚仗风流才气,过了“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的日子。
唱别人的词倒不如唱自己的,中唐时一位女伶刘采春,《全唐诗》里收录了六首《曲》“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另一首是“莫做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全唐诗里把这几首当为伶人刘采春所作,因为后人收集时只知是由刘采春所唱,为此有人提出异议,并有佐证,据记载,采春与当时诸多才子甚厚,时人争相写诗交与采春歌唱,可能是误认为是采春所作。元稹就说过“采春甚能唱”,却没说采春词赋甚佳之语。
再说相反的一件事,“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唐时王维的诗,我估计王维当时就与歌妓接触较少,不然,就不会传唱有误了。这首诗被当时的翰林大学士收录在《国秀集》里。唐时还没有活字印刷,是以手工抄录,而当时盛行草书,张旭的狂草天下第一,后人根据诗意和字形分析应是誊写有误。黄河与玉门关相距千里,玉门关看不到黄河,只能看到直上云天的黄沙,而草书中繁体“远”与“直”非常相近,“河”与“沙”相似得近乎相同,有错也难怪。如果写这首是时有歌妓在旁,立即传唱出去,怎会出现争议啊?没办法就将错就错,说是诗无答怙,不必拘泥于事实了。
综上所述,就是在传媒落后的年代里,才子的风流成性却是让诗词歌赋得以流传的最佳途径。
作者单位:吉林省通榆县新华镇中学
傍晚，起风了
风在各种树叶间穿行
风在草地上忙碌
一直留连到下半夜
但风只是吹
无心的吹，它不像我
用手和笔描绘
让它清晰又模糊
风后面还是风
“风后面是风”
只有孩子
才会这样说
因为只有孩子
才做这样的梦
“风，空空的，后面还是风”
这样的风
过于轻盈
它已不带动什么了
这样的风
反复咏叹的是自身的秩序
它寂静了，安宁了
这样的风
逸出了时间的栅栏
不再有所期待了
这样的风
无情无义
把别的风吹到局外了
请竖起耳朵倾听
风，还有后面的风
转眼之间，孩子就要长大了
风中词语
风吹山冈，风吹燕麦
风吹山冈上跑过的马
风吹河岸，风吹河滩
风吹宠辱偕忘的石头
风吹大路，风吹草动
风吹行人的眉眼和头发
风吹树木，风吹村落
风吹又深又黑的峡谷
风吹云起，风吹云来
风吹着太阳落西
风吹灯亮，风吹灯灭
风吹又多又乱的词语
风吹大地
风吹大地的四角
村庄被惊醒
十岁的我走在雨里
想着四个正直之人
撑着天空 不使它坍塌
风停了 大地坚如磐石
村庄在炊烟里升腾
十三岁的我坐在树影里
想着应该替换
那四个正直的人了
他们累坏了
风再次起了
大地倾斜
村庄愤怒而粗暴
关上自己的门户
十八岁的我
在空空的戏楼上
模仿那四个正直的人
我就是他们的一个
风再次停了
大地死气沉沉
村庄现出了衰败的景象
四十岁的我
在纸上画了那四个正直的人
我又涂抹了他们
在污迹的下面
我重画了一个小矮人
滑稽却结实
被风带走
刚到秋天
风就在我的楼顶吹
那种又平又直的声音
像一列车
要把我带走
已经把我带走
但它带不走我
我只是在家里
听风吹过高高的楼顶时
出现短暂的幻觉
但是，奇怪的是
我为什么会产生
被风带走的幻觉
仿佛我曾经在海西
起伏不定的草原上
我被秋天的风
一次又一次
带到了远方
在王维的风里
清早就起风了
风吹过青海
吹过昔日的战场
吹过我，吹过我的一天
这是一场有教养的风
脾气温和，性情幽默
仿佛读过古代的哲学
至少接受过诗歌的熏陶
仿佛王维的弟子
王维的明月和松树
王维的风，在富裕的襟
宽大的袖之间随遇而安
但在这风里
仍传来猛烈的回声
仍伸出锋利的刀子
我在风的下面读报纸
有一个杀了孩子的人
今天要被社会所杀
这风同样吹着他
吹着他那空空的心
我在风的下面接电话
一天之间，两个亲戚去世
一个寿终正寝
一个死于非命
其中一个死前说
“春风吹了，天要变暖了”
另一个的遗言说
“天要变暖了，我却要走了”
李白的风
另一天。清早也起风了
风吹过偏远的地方
偏远的地方没有旗
只有树。荒凉的树
这是粗糙凌厉的风
李白的风，破浪的风
这是从高高的天空砍下
掀起青海湖的风
从东吹到西，从清晨
吹到黎明，从古代
吹到眼前，接着
沿着来路，再吹回去
但在这粗粝的风中
温和的气息弥漫
最低最深的林地上
柔嫩的草芽正在生长
在这风里，一个
落在后面的人
默默想着另一个人
头发纷乱，心情甜蜜
风中睡眠的人
青海湖多么大呀
但风比它还要大
还要有力，风一吹起
青海湖就摇摇晃晃
向着布哈河口
向着日月山麓
向着海北州的心脏
呼喊，向着我呼喊
风比青海还大
从西伯利亚到青藏高原
倾泻下来。一夜之间
盖住了中原、华北和辽东
盖住了我的兄弟
风依旧绵绵不绝
若干年前，有一个人想过
“风后面是风”
他和我一样。他
比我更早，更北
他在星星的三岔路口
风的必经之路睡眠
风掠过青海
起风了，风
从偏东偏南来
一阵缓，一阵紧
吹着万事万物
王维和李白老了
不再在风中做游戏
风空了，简洁了
就像一把又短又粗的刷子
在菲律宾女佣的手下
掠过青海
掠过楼市的繁荣
掠过塑料垃圾的萧瑟
当它吹过我的心和眼时
我想不起唐宋
想不起其他
我看不见青海湖的浪
即使沉默多年
也不会在此时开口说话
我在风中拉一拉衣领
侧着身子走过黄昏
你们走后
词语的小木屋
在北方，在青海
在风吹过
在你们走后
干爽，清洁
一扇门，一面窗户
开着，阳光照进来
我望出去
青海南，青海北
青海东，青海西
尽收眼底
如此辽阔苍茫
你们和风走了
却把青海给我留下
碎 片
我说过云朵的碎片
河流的碎片，文字的碎片
甚至丝绸的碎片
现在轮到大地的碎片了
大地的碎片就像白轮船
一条船上，一个灵魂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
水手往西了;一种说
见证的人各自回家了
而我把自己的心
借给那些受伤的人
它想着碎片，就成为碎片
在这个叫做故乡的地方
我失去了故乡
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小学生要“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具有独立的阅读能力”。标准中又说：小学生的“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要完成这一任务，光靠课内是不行的，必须借助课外阅读来完成。近两年中，我在这方面摸出了一些门道。
一、寻求课内外阅读的结合点
要有效地提高课外阅读的质量，必须把课内阅读和课外阅读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为此，教师需要经常结合阅读教学，了解学生阅读动向。
一次，新的语文书发下后，学生新奇，从头到尾把它读了一遍。有一个学生问我：“老师，为什么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衣袋里塞满了虫子？”我翻开苏教版语文书第九册，看到了《塞满昆虫的衣袋》一文，眼前一亮。原来课外阅读兴趣的根源就在这里。于是，我让学生寻找科学家研究科学的故事来阅读，跟学生一起，在网上观看科学家研究科学录像和影片。这样，科学家热爱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课外阅读中领悟了。
二、形成课外阅读的氛围
课外阅读要讲究最佳机会。这一最佳机会，因学生、教师、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一句话，教师要根据教学意境来确定课外阅读的最佳机会。这个意境的一般表象是：学生阅读兴趣应处于、亢奋的时机。每天早晨，我一到学校，就去了解学生的阅读兴趣。一天，我偶尔听到两位学生在争论谁学的古诗多。一个说：“我会背于谦写的《石灰吟》！”另一个说：“我会背王冕写的《墨梅》！”一个又说：“我会背王维写的《鹿柴》！”另一个又说：“我会背李白写的《早发白帝城》！我豁然开朗：原来，读书兴趣的源泉就在这里——听和看。于是，我赶忙从学校的阅览室里，借来了十多本《古诗集》，发给学生轮流去读。在几个礼拜中，全班45位学生，都把十来本《古诗集》看完了。正在此时，我在班级里举行了一次诗歌朗诵会。结果，同学们争着朗诵，多的能朗诵三十几首古诗，还有声有色。趁此机会，我向全班学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从现在开始，同学们可以每周一次，去阅览室借书看。一时间，班上读书之气蔚然成风。
三、教给课外阅读的方法
课外阅读也要掌握方法。掌握了方法，就会解决“会学”的问题。通过二十几年的语文教学，我摸索出了几种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的方法：1、编写提纲法。主要给文章勾出提要，列出提纲。2、卡片摘录法。即在阅读时，把文章的要点或重点句、段摘录在卡片上。3、符号代替法。即根据自己的读书习惯，设计多种符号，在文中圈、点、勾、画。4、批语注释法。即在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写上批注的文字。5、索引法。即用编索引的方法来读书，记下文章篇名、作者、报刊的名称期数、页码，需要时翻索引。6、剪贴法。即把好的文章、片断剪下来，贴在剪贴本上。这几种方法均以学生“动手、动脉、动口”的实际阅读训练为主。
总之，开展语文课外阅读，其意义、作用是非同寻常的。课外阅读“天地广阔”这必将是提高语文素质的又一新篇章。>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关键词 阳关 边塞诗 送别 壮美 梦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阳关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之地，古称山之阳为南，它因为处于玉门关的南面，故称为阳关，今在甘肃省敦煌市西南面的古董滩附近。从汉代开始，阳关成为了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之一。尤其在大唐盛世，经济上长安与西域地区商贸频繁，政治上出使、从军活动有所增多。尽管干旱缺水，条件恶劣，战争不断，但从戎却是大唐人心中向往的立功希望。不少武将自身也是一名诗人，在此区域条件的驱使下，他们创作了许多关于阳关的边塞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是如何把阳关的特色融入到诗歌当中。
1阳关送别情
《送元二使安西》又称《渭城曲》，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一首送别诗。离愁别绪自然蕴含心伤不舍之情，其中的哀怨悲凉都能从字里行间间接抒发出去。“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这首离情的悲歌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却散发出它应有的送别诗魅力，成为王维的杰出诗作之一。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朋友将到西北边疆，尽管唐代报效祖国的风气甚大，以及自身满怀壮志雄心，但面对的是缺水干旱的气候环境与前途茫茫的艰辛生活。寂寞在这种长途跋涉的独行岁月中难免油然而生。“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诗人依托友谊来劝勉友人，临行前透露真挚的感情，这惜别之情不可替代，尤其是在荒凉的西域环境当中才能把深情的祝福表达得如此透切。以酒代言，千言万语尽在这一句中。在悲凉的环境中更容易看出情义的深厚，王维对友人的珍惜使得这首诗更真切地流传至今。《送元二使安西》虽然只有四句，但是通过叠唱，谱成了一曲著名的曲目，那就是《阳关三叠》。
杜甫的《送人从军》也道出了建功立业的艰难所在，不管是客观自然条件的，还是主观意志方面的，都有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心理考验。杜甫作为送行者，已经到了不能再同行的地步了，临别之际，也只有满怀对友人的担心与祝福。
送人从军
杜甫
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今君渡沙碛，累月断人烟。
好武宁论命，封侯不计年。马寒防失道，雪没锦鞍鞯。
话至如此，依依送别，虽言路途的艰辛与苦闷，但是“好武宁论命，封侯不计年”只要有军功，必能以取封侯，而不需要计较从军时间的长久。在这看来，也算是一种有希望的心里安慰。
类似的从戎送别诗也常出现在唐诗集之中，真正的离愁别绪都能通过对景物的描绘而畅快淋漓地表现出来。阳关从军注定是苦与乐的结合，苦于风沙干旱的侵蚀，乐于从军能有建功立业的希望。这两首阳关送别诗能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与诗人情景交融的感情密不可分，因此也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边塞诗作品之一。同时，诗歌的表达与流传更是把河西走廊中的阳关镌刻在文学当中传诵千古不衰，也把古老的大漠关城变成文学地理古迹，一个壮志雄心的记忆地。
2冷清孤寂的阳关
阳关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它具有冷清孤寂的味道。尽管唐朝时是著名丝绸之路的关城之一，但是却在宋代之后逐渐衰落，变成了遗址。《西关遗址考》中考察了古董滩是汉代之后的阳关。根据清《甘肃新通志》和《敦煌县志》的记载，有学者认为红山口才是阳关。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无损阳关的清冷和寂静，同时，更有以阳关代指绝域边塞的作者，使之暗蕴苍凉悲壮之感。
钱起的这首送别诗《送张将军征西》重点描绘的阳关战场的景物特点，以此诗来阐明地处西北大漠中阳关的特色所在，是孤单落寞情绪所包围的城关，更是为前途而无奈选择的道路之一。
送张将军征西
钱起
长安少年唯好武，金殿承恩争破虏。
沙场烽火隔天山，铁骑征西几岁还。
战处黑云霾瀚海，愁中明月度阳关。
玉笛声悲离酌晚，金方路极行人远。
计日霜戈尽敌归，回首戎城空落晖。
始笑子卿心计失，徒看海上节旄稀。
在远离黄河、荒凉的大漠之处，阳关却屹立不倒地迎接一代代有志之士来保卫边疆。“沙场烽火隔天山，铁骑征西几岁还”，写出了迎接张将军的将是刀剑与烽火的碰撞情景，而道出战争的漫长，衍生出来的是漫漫长夜，有的只是哀愁日复一日陪伴在身边。战场何等的壮观，鼓号不停，营地附近烽烟四起。厮杀过后只剩战旗倒地，血流成河，战争的激烈正好反衬出战后的悲凉之感。大漠中的晚上只有冰冷的霜月映照在大地上，玉笛的喧嚣终究以冷清孤寂为结尾。这样的阳关恰好与边塞诗作结合在一起，吟唱出悠远的哀响，对诗作大大提供了流传的广度。
人们对于阳关的印象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忘怀的，张祜的《听歌二首》就表达了回忆中阳关带来的孤寂感。
听歌二首
张祜
儿郎漫说转喉轻，须待情来意自生。
只是眼前丝竹和，大家声里唱新声。
十二年前边塞行，坐中无语叹歌情。
女诗人李南的《故乡》，写得精巧别致，含蓄隽永，使人愁绪满怀，热泪盈眶――
我常常羡慕他们，用手指指
遥远的方向
说，那是故乡
我没有故乡，梦中一马平川
绕过一棵棵树
独自来到蓝色大海的另一端
哦，青山作证
我也有沉重的乡愁
当世界沉沉睡去，我的故乡
在说也说不出的地方
李南，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于青海。1983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94年出版诗集《李南诗选》，2007年出版诗集《小》。诗作散见于《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等全国多家刊物，多件作品被收入国内外多种选本，曾获首届河北诗人奖、2011年《青年文学》诗歌奖等多项奖励。现居河北石家庄。
李南的诗歌创作历程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新世纪10年，她一直坚守在诗坛，自觉地用诗意的情怀，去感受生活，去回应人生。
《故乡》这首诗共10行，分为三节。第一节，简洁的话语道出故乡的内涵。对于一般游子而言，故乡就在那虽然遥远但切实可寻的地方。“用手指指”这个动作最直接最简单，“我”羡慕“他们”的直接和简单。这里，暗示了“我”的故乡与“他们”有所不同，肯定不是“用手指指”那么简单。
第二节，一句“我没有故乡”，读来叫人顿生惆怅，愁断肝肠，流浪的经历里满是沧桑和沉重。是真的没有故乡吗？绝对不是，而是因为辗转的地方多了，已经弄不清楚哪里才是故乡。“绕过一棵棵树”，指经历人生的一个个不同阶段或地方；“独自”指孤身一人，“蓝色大海”，既是实指，也是虚指，可理解为为了理想而奋斗之地。
第三节，“我的故乡/在说也说不出的地方”，说不清，道不明，使“沉重的乡愁”更添迷茫和分量。“哦”表示一种醒悟，这是上文的转折。“青山作证”，语气坚定不移，读来沉甸甸的。当夜深人静之时，在外的游子夜不能寐，思念故乡和亲人；然而，自己的故乡在哪里呢？分明有，但又说不出来，只有堵在心里，使乡愁更为深沉厚重。
李白的乡愁是一片如水的月光，王维的乡愁是一支茱萸，贺知章的乡愁是无改的乡音。崔颢《黄鹤楼》中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迷茫与沧桑交融、让人愁绪满怀的思乡之情。诗人余光中说：“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单薄的。”一语道破天机。纯粹的距离只能产生思念，只有人生的沧桑才能丰富乡愁的蕴涵。李南的乡愁，因迷茫而沧桑，因沧桑而沉重。
李南诗歌对情感与心灵的深切关注增加了诗的高度，其始终袅动的一种忧伤又增加了诗的深度。李南对诗歌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她说：“诗歌对于我来说，是漫长岁月中的精神历练，是诗人在寂寞的行程中对事物秘密的探求。同时，它又在传达着美和爱，我无法想象一个诗人能对肮脏的世界保持长久的沉默，面对受难者的泪水转过身去。诗人首先是一个公民，当他对于艺术之美和人类之爱有了透彻理解时，他的诗篇才可能获得心灵的自由。”
【摘 要 题】唐宋文学
【关 键 词】渭城曲/歌唱/渭城体
【正 文】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被谱成歌曲后，称《渭城曲》或《阳关曲》，多简称《渭城》、《阳关》。这支骊歌，中唐时已成为送远饯别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入宋以后是否仍为大众喜闻乐唱？前贤关注得较多的是苏轼《阳关曲》。苏轼借唐《渭城曲》的现成曲调歌唱过自己的诗。而王维《渭城曲》的歌唱是否仍在流行，研究者多作“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大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1]“得到普遍的歌唱”[2] 一类泛泛论述，对歌唱事实尚未作明晰梳理。笔者通过对《全宋词》[3] 与《全宋诗》[4] 的考察，发现这支骊歌在宋人诗、词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全宋词》中有《渭城》或《阳关》曲名出现的词约120多阕，《全宋诗》中有《渭城》或《阳关》曲名出现的诗作，笔者初步择录了近50首(同一首诗中重复出现的不计)，其中反映出歌唱的诸多方面，如歌唱者、歌唱声情、歌唱场合等。宋人的歌唱，既有歌唐《渭城曲》者，也有套用《渭城曲》唱自己诗者。并且，诗人创作有了“渭城体”的固定格律形式。而这一格律形式即与此诗的入乐歌唱紧密相联。下文即分述之。
一、宋人歌唐《渭城曲》
宋人歌唐《渭城曲》的情况，依《全宋诗》所录可见下列事实：
(一)歌曲名。《渭城曲》之名，郭茂倩以为“《渭城》、《阳关》之名，盖因辞云。”[5] 任半塘先生以为“此诗入乐以后，名《渭城曲》。凡称《阳关》者，多数指声，不指曲名。宋人因其唱法有三叠，甚突出，乃改称《阳关曲》或《阳关三叠》，以夺《渭城曲》原名。”[6] (421)从宋人歌吟看，《渭城曲》在宋代又被称为《渭城》、《阳关》、《渭城歌》、《阳关曲》、《阳关三叠》。这些名称的变化，从时间段上看，大体北宋前中期人们多称《渭城》，此后则多称《阳关》。若以人为代表，大致从苏轼开始多称《阳关》。《阳关三叠》之称则是苏轼见到“古本《阳关》”歌谱后出现的。一个事物名称的变化往往说明着其内涵的衍变。
(二)歌唱者。《全宋诗》所录，诗及注释中明确记述歌唱《渭城曲》(《阳关曲》)者，有江休复(字邻几)，见梅尧臣《二十一日同韩持国、陈和叔骐骥院遇雪，往李廷老家饮。予暮又赴刘原甫招，与江邻几、谢公仪饮》：“江翁唱《渭城》，嘹唳华亭鹤。”有杜植(字廷之)，见韩维《同邻几原甫谒挺之》。“凭君莫唱《阳关曲》，自觉年来不胜悲”句后自注“挺之善歌此曲。”有蔡娇，见刘敞《赠别长安妓蔡娇》“玳筵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无明确姓名者，如宋祁《观邻人卖饼大售》所记“售饼邻人”“不复还家唱《渭城》”；强至《陆君置酒为予唱〈阳关〉即席有作》中的“陆君”；范成大《咏河市歌者》“岂是从容唱《渭城》，个中当有不平鸣”的歌者；苏轼《次韵王雄州还朝留别》“但遣诗人歌杕杜，不妨侍女唱《阳关》”的侍女；《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二八佳人细马驮，十千美酒《渭城歌》”中的“佳人”；刘攽《酬王定国五首》其一“柔姬一唱《阳关曲》，独任刚肠亦泪流”中的“柔姬”。从歌唱者的身份与生活阶层看，这支骊歌的确传播较广，尤其深受文人士大夫重视。
(三)歌唱声情。梅尧臣曾与刘敞、江邻几、谢公仪会饮，听江邻几唱《渭城曲》，诗中描绘江邻几唱《渭城》有“嘹唳华亭鹤”的艺术效果。华亭鹤唳，典出《世说新语·尤悔》：陆机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陆机于吴亡入洛前，与弟陆云常游于华亭墅中。后常以此为遇害者临终前的感慨生平之词。“嘹唳”，六朝诗人多用，谢脁《从戎曲》：“嘹唳清笳转，萧条边马烦。”陶弘景《寒夜怨》：“夜云生，夜鸿惊，凄切嘹唳伤夜情。”联系陆机的故事与六朝诗人对“嘹唳”一词的运用，可以想象《渭城曲》高亢凄清的声音，以及悲怆感伤之情。苏颂在《和题李公麟阳关图二首》其一中咏：“《渭城》凄咽不堪听，曾送征人万里行。”苏轼《记〈阳关〉第四声》：“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7] 苏颂谓“凄咽”、苏轼谓“宛转凄断”，亦是“嘹唳华亭鹤”的效果。
(四)流传情况。《全宋诗》所录吟及《渭城曲》的作者，从生活时代看，最早是宋祁，最晚的是何应龙。宋祁(998-1061)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仁宗天圣二年进士。何应龙生平事迹不详。据《两宋名贤小集》卷三一五、《西麓诗稿》卷首、《宋诗略》卷一五、《宋元学案》卷二五《参议陈西麓允平先生》等资料可定为宋末元初人。何应龙诗今存48首，均为七绝。其《有别》诗云：“楼上佳人唱《渭城》，楼前杨柳识离情。一声未是难听处，最是难听第四声。”可知《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未曾中断，但诗中歌吟较多者主要集中在北宋，尤其是仁宗、神宗、哲宗三朝。从诗人的歌吟亦可见出，《渭城曲》作为一首经典“古曲”，随时代演变，会唱的人越来越少了。刘敞在他的诗中发出“举世几人歌《渭城》”的感叹。梅尧臣、韩维等人听《渭城曲》写于诗，并特意加以注明，说明这样的歌唱在当时已属罕事。在记谱还不发达的宋代，歌曲的传唱依然以口耳相传为主，可以说，歌唱者的命运决定着歌曲的存亡。江邻几于仁宗嘉祐六年(1060)去世。韩维享年83岁，也于哲宗元符元年(1098)谢世。杜植生卒年未详，设若与韩维一般高寿，在哲宗时也离世了。随着这批善歌者的先后去世，到哲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得“古本《阳关》”时，文士阶层歌唱《渭城曲》的情形大概已是“除却胶西不解歌”了。
(五)“别调声”。北宋时期，《渭城曲》的歌唱不分阶层，歌唱者也无身份、性别的区分，文人士大夫的歌唱自然以男声为多，但到宋徽宗时，出现了像李师师这样以歌《阳关》而知名者，并是“解唱《阳关》别调声”[8] 而从何应龙“楼上佳人唱《渭城》”的描述看，至南宋末年，《渭城曲》也是红袖妍唱了。关于《阳关曲》的变化，刘敞早有“流传江浦是新声”之叹。苏轼见古本《阳关》，以为其歌唱“不类向之所闻”。而李师师于宣和中唱的又是“别调声”。那么，《阳关曲》的歌唱到底变化成怎样的“新声”、“别调声”了？《全宋词》所录词调中，除《阳关曲》外，还有《阳关引》、《古阳关》、《阳关三叠》。北宋初年，寇准将王维《渭城曲》改为《阳关引》，晁补之作有《古阳关》(寄无斁八弟宰宝应)，皆为长短句。二者格律相同。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在《唐宋社会生活与唐宋遗音.酒筵歌曲的撰词与填词》一文中指出：“《阳关引》即《古阳关》，始自寇准。”[9] 南宋末年，柴望又有《阳关三叠》(庚戌送何师可之维扬，庚戌为宋理宗淳祐十年，即1250年)。较之唐《渭城曲》，此是否即为新声、别调曲呢？考三者内容，均未脱别亲送远的主题，但从名称的变化可以想知其歌唱方法已有多种形式。
二、宋人借《渭城曲》歌宋诗
宋人用唐《渭城曲》的现成曲调歌宋诗，最典型的莫过于苏轼歌《中秋月》。苏轼于《书彭城观月诗》中说：“‘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宿于赣上，方迁岭表，独歌此曲，聊复书之，以识一时之事，殊未觉有今夕之悲，悬知有他日之喜也。”[10] 苏轼借《阳关》旧曲歌唱的还有《赠张继愿》、《答李公择》二首七绝。宋人赵次公说：“三诗各自说事，先生皆以《阳关》歌之，乃聚为一处，标其题曰《阳关三绝》。”[11]《答李公择》作于熙宁九年(1076)，诗曰：“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赠张继愿》作于元丰元年(1078)，诗曰：“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前古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任半塘先生认为“北宋苏轼详记‘古本《阳关》’(即《渭城曲》)之唱法，犹指唐音。”[12] (163)苏轼《和孔密州五绝》之一《见邸家园留题》云“古本《阳关》”的歌唱有“三叠”。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云：“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13]《梦溪笔谈》撰于元祐年间(1086-1093)，据其自序所言，大部分是元祐三年(1088年)定居润州(今镇江)梦溪园后所写。[13] 我们把沈括所说的“今”缩小到他写《梦溪笔谈》的元祐年间，那么，这时他所听到的《阳关》的歌唱是“稍类旧俗”的，即如古乐府一样，“声词相从”，使用了和声。李之仪也说用“和声”。他在《跋吴思道小词》中，将《阳关》的唱法与歌“小词”比较：“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下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是也。”[14] 李之仪(约1035—1117)，哲宗元祐八年(1093)，苏轼出任河北西路安抚使、知定州，特辟为管勾机宜文字。后以元祐党籍贬惠州。李之仪所说“今人”，我们也把它的范围缩到最小，指与他有交游的“当代人”，那么，苏轼自然是“今人”中最重要的一位，也是史料明确记载歌唱过“《古阳关》”的一位。这样，可以说苏轼歌《古阳关》或借《阳关》歌自己的《中秋月》等，即采用了唐人“但以诗句而下用和声抑扬以就之”的方法。至于“和声”如何安排，元代人李治(一作冶)《敬斋古今》记述自己学唱《渭城曲》的情况可供参考。
王摩诘《送元安西》诗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其后送别者，多以此诗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阳关》。予在广宁时，学唱此曲于一老乐工某乙，云‘渭城朝雨(和：剌里离赖)浥轻尘，客舍青青(和：剌里离赖)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不和)，西出阳关(和：剌里来离来)无故人。’当时予以为乐天诗有‘听唱《阳关》第四声’，必指‘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耳。又误以所和‘剌里离赖’等声，便谓之‘叠’。旧称《阳关三叠》，今此曲前后三和，是叠与和一也。后读乐天集，诗中自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也。又《东坡志林》亦辨此云：‘以乐天自注验之，则一句不叠为审。’然则‘劝君更尽一杯酒’前两句中，果有一句不叠，此句及落句皆叠。又‘叠’者，不指和声，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向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访诸谱，或有取《古今词话》中所载，叠为十数句者，或又有叠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谓《词话》所载，其词粗鄙重复，既不足采而叠作八句，虽若近似，而句句皆叠，非三叠本体，且有违于白注、苏《志》，亦不足征。乃与知音者再谱之，为定其第一声云：‘渭城朝雨浥轻尘’，依某乙，中和而不叠；第二声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举不和；第三声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声云：‘劝君更尽一杯酒’，直举不和；第五声云‘劝君更尽一杯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声云：‘西出阳关无故人’，及第七声云‘西出阳关无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为七句，然后声谐意圆。所谓‘三叠’者，与乐天之注合矣。”[6] (427)
转贴于 按李治所说，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又被“附腔”套用了《小秦王》的曲调歌唱。入《小秦王》歌唱之事，今见最早的材料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其第九卷《王右丞》：“右丞此绝句，近世人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阳关》，用诗中语也。”[15]《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编成于丁亥年，即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苏轼的《阳关三绝》也有入《小秦王》而歌的说法。今存最早的苏词刻本是元延祐七年(1320)叶曾云南阜草堂刻《东坡乐府》，《阳关曲》题下注：“中秋作。本名《小秦王》。”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唐声诗》下编《小秦王》杂考有所辨证：“《小秦王》传辞之格调并不同于《渭城曲》，近人已经比勘明确。格调既异，彼此声情亦必异，有不俟言。乃北宋时本曲与《渭城曲》，甚至与《竹枝》，除苏轼外，文人多混用，不顾声情，已不可解。清人谱书中又进一步径以《阳关曲》之名掩盖本曲名；近人信之过笃者，甚至依据上列《小秦王》之辞，以校勘王维《渭城曲》辞之音律，愈出愈奇。未省《小秦王》既从《秦王破阵乐》来，应是凯歌，《渭城曲》完全骊歌，唐人何至混二曲为一？”[6] (457)为什么《渭城曲》会歌入《小秦王》，任半塘先生说：“至于宋人将《渭城曲》、《三台》、《竹枝》等辞歌入所谓《小秦王》，乃当时大部唐乐已晦，时人于《阳关曲》(即所指作《小秦王》者)尚熟悉，遂有张冠李戴，聊以解嘲之举；此绝非唐人之歌诗，亦非唐诗之‘选词配乐’。因所选之词，本身原为徒诗，并无调属，方为之配乐；《渭城曲》、《三台》、《竹枝》等原皆声诗，各自有调，唐人岂有放弃《三台》、《竹枝》等原声不用，而将诸调转唱入他曲之理！性质迥殊，无因相混。惟为好辞求得好声，乃唐宋艺人之共同愿望，不妨以宋喻唐。如八章三节引晁无咎评黄鲁直曰：‘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赵长卿《惜香乐府·眼儿媚》谓‘笑偎人道：新词觅个，美底腔儿。’此虽皆宋时情事，而‘美腔’与‘新词’，始则各不相谋，终可投合无间；方其投合，乃以腔为本位，其法仍然唐代‘选词配声’之遗，恰恰说明问题。”[12] (172)任先生以为宋人歌唱《阳关曲》入腔即《小秦王》的情况，原因之一即在于宋人“著腔子唱好诗”，[16] 也有宋人不顾声情的因素。不过，可能还在于歌法的相近。王灼《碧鸡漫志》卷四《何满子》：“白乐天诗云：‘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歌八叠，疑有和声，如《渔父》、《小秦王》之类。”[17]《苕溪渔隐后集》卷三十九《长短句》：“苕溪渔隐曰：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阕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鹧鸪》犹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15] 南宋魏了翁《木兰花慢·即席和韵》：“问梅花月里，谁解唱、《小秦王》？向三叠声中，兰桡荃棹，桂醑椒浆。”可知《小秦王》唱法，有“和声”、“杂以虚声”、“三叠”，这些歌唱方式亦均同于《渭城曲》。尽管如此，在苏轼之前，杜廷之、江邻几、韩维等人歌《渭城曲》时，二者并未混淆。这些人均洞晓音律，不应造成将“《渭城曲》”(“《阳关曲》”)与《小秦王》张冠李戴的混乱。即使到了神宗绍圣年间，二者仍各自独立。黄庭坚过三峡，作《竹枝词二首》，令巴娘歌唱。跋云：“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绍圣二年四月甲申。”[23] 黄庭坚《竹枝词二首》全诗为：“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这里，黄庭坚用“叠”来称自己所作的二首《竹枝词》，意味着用同样的曲调唱不同的歌辞。即曲调相同，歌辞更换。而他所说的“和”，是“重其全句”的，与其他用“声辞”为“和”或摘取其中少数字句如“竹枝”、“年少”为“和”的唱法稍异。他所说的“和”，若从“重其全句”的角度看，类似苏轼和元人李治所说的“叠”。黄庭坚所作《竹枝词》二叠，用“后二句”全句加众人和唱的方法以《竹枝》曲调可唱，设若“各用四句”重叠，利用《阳关》、《小秦王》的曲调也能唱。这里，黄庭坚仍将《阳关》与《小秦王》并列，说明在黄庭坚作《竹枝》的绍圣年间，《阳关》、《小秦王》仍未相混。苏轼《书彭城观月诗》说自己在18年前以《阳关》歌《中秋》诗，18年后“独歌此曲”，仍然未说变成《小秦王》曲调。他的《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归去来阳关二图后》：“两本新图宝墨香，尊前独唱《小秦王》。为君翻作《归来引》，不学《阳关》空断肠。”将《小秦王》与《阳关》区别，说明《小秦王》并非断肠之声。到了胡仔，他记苏轼以《阳关》所唱的《答李公择》诗是入《小秦王》歌唱的。从时间上看，盖至南宋中后期，《阳关》与《小秦王》的歌唱有所混淆，但也是个别人的做法。胡仔之后，明清人的记述颇显混乱。如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注：“中秋作。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阳关曲》。”明卓人月、徐士俊辑《古今词统》卷二则标明《小秦王》，并于“济南春好雪初晴”句后注：“东坡词集中作《阳关曲》。”清人吴照蘅则以为唐声诗的歌唱，“至宋而谱之存者独《小秦王》耳，故东坡《阳关曲》借《小秦王》之声歌之”。[18] 这些说法显然对歌唱事实本身并未作考辨，吴照蘅之说就更与历史事实不符了。
三、渭城体
苏轼借唐音《阳关》歌自己的绝句。这三首绝句“被声”成为歌辞，写作上是否也考虑了适合歌唱的要求？对此，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即指出：
《东坡集》中《阳关词三首》：一《赠张继愿》，一《答李公择》，一《中秋月》。……特以其调皆《阳关》之声耳。《阳关》之声，今无可考。第就此三诗绎之，与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节。……其法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与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换。又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声，譬如填“词”一般。渔洋先生谓绝句乃唐乐府，信不诬也。(《石洲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本)
俞樾《湖楼笔谈》卷六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东坡集有《阳关曲》三首，一《赠张继愿》，一《答李公择》，一《中秋月》。翁覃溪先生《石洲诗话》谓与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节。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声，若填词然。余细按之，翁说诚然矣。惟取四诗逐字排比之，他字无小处出入，惟第二句之第一字，右丞作是‘客’字，苏《赠张继愿》用‘戏’字，《答李公择》用‘行’字，《中秋月》用‘银’字，似乎平仄不拘。然填词家每以入声字作平声用。右丞作‘客’字，正是入声，或‘客’字宜读作平也。盖此调第一句、第三句以仄平起，第二句第四句以平仄起，若‘客’字读仄声，便不合律。东坡《答李公择》及《中秋月》两首，次句均以平仄起，可证也。惟《赠张继愿》用‘戏’字，则是去声，于律失谐，或坡公于此中疏。又《玉篇》‘戏’字有忻义、虐奇二切。此字借作平声读，或亦无害也。……精于音律者审之。”[19] (317)另外，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附录卷中、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于《答李公择》一首后加注，均指出苏轼为适合歌唱而在声律上的用心。苏轼歌《古阳关》，表面上看，仅为“著”唐“腔”歌自己的诗，事实上，苏轼在写作时就严格按照“唐音”音律为歌唱作了准备。苏轼曾细致研究《阳关曲》的歌唱技巧。他的《记〈阳关〉第四声》即专为《阳关曲》的歌唱而作，认为所谓阳关三叠，“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施议对评论说：“这段记载，纠正了‘每句再叠’与‘三唱以应三叠’的错误说法，以为‘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才是正确的唱法。体会甚为深微。”[19] (318)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格律，人们极为熟悉。用平仄符号标示如后：“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仄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平起首句入韵，前后两联失粘。这种形式在唐人笔下并不少见，如李白《送贺宾客归越》、《哭晁卿衡》、高适《营州歌》、韦应物《滁州西涧》、李益《春夜闻笛》等等。到了宋代，这种尚未符合粘式律的“体”，是被看成特殊形式的，惠洪《天厨禁脔》卷上称为“折腰步句法”。并举《宿山中》(惠洪以为韦应物作，《全唐诗》作朱放诗，一作顾况诗)“幽人自爱山中宿，更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个长松树，夜半子规来上啼。”《南园》(李贺)：“花枝草蔓眼前开，小白长红越女腮。可怜日暮嫣然态，嫁与春风不用媒。”《送蜀僧》(苏轼)：“却从江夏寻僧晏，又向东坡别已公。当时半破娥嵋月，还在平羌江水中。”惠洪以为这种折腰步句法，“虽中失粘而意不断。”[20]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注引《西清诗话》，立名“折腰体”，即以王维此诗为例。[21] 可是，苏轼作诗以“《阳关》歌唱”，严守《送元二使安西》一诗的格律，“如按谱填词”，即写成所谓“折腰体”。苏轼的做法是否说明，借《渭城曲》“著腔子”进行歌唱，歌辞当按本辞格律，依声行腔，方可字正腔圆？清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一五引江藩语：“《阳关辞》，古人但论三迭，不论声调。以王维一首定此词平仄。”[22] 的确如此，约比苏轼晚二十年进士及第的刘跂(神宗元丰二年进士)有七言绝六首，其平仄即依王维诗而定。题中明言“翻书见舍弟去年自寿归郓道中诗，怅然怀想，久不作诗，因集句为答。用渭城体，可歌也”[6]：
春深逐客一浮萍，何处淹留白发生。山城过雨百花尽，野渡无人舟自横。
青春白日坐消难，须着人间比梦间。八公山下清淮水，明月何时照我还。
汶阳归客泪沾巾，莫厌伤多酒入唇。暂时相见还相送，水远山长愁杀人。
荒山野水照斜晖，绿净春深好染衣。请君问取东流水，来岁如今归未归。
寻思百计不如闲，塞马重来事偶然。皇恩若许归田去，头白昏昏只醉眠。
诗成吟咏转凄凉，独宿空帘归梦长。长年事事皆抛尽，惟到尊前是故乡。
六首均平起首句入韵，前后两联失粘，具体标示如下：
第一首：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
第二首：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第三首：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
第四首：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
第五首：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第六首：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苏轼《答李公择》、《赠张继愿》、《中秋月》三诗严守《渭城曲》格律的事实和刘跂集句为“可歌”而采用“渭城体”的做法说明，便于以《渭城曲》歌唱的歌辞格律样式即当写成宋人所谓的“折腰体”。而从“渭城体”形成的角度看，可以说由于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的配比音乐成为《渭城曲》的歌唱，使得宋人七绝创作仍然保留了“折腰体”这种不合常规的格律形式，由此便自然联系到音乐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问题。从《乐府诗集》所存《近代曲辞》看，当时采入《水调》、《凉州》、《大和》、《伊州》、《陆州》等大曲入乐歌唱的七绝形式的声诗，符合粘对规则或不符合者均有。这意味着符合不符合粘式律并不妨碍入乐歌唱，但当一首诗被谱为歌曲，广泛传播，引人仿效时，最为方便的作法即是模仿本辞进行写作。如此反复，由歌唱而确定了的这一歌辞的声韵格律形式也逐渐固定而模式化，最终演变成一支词调。其歌辞的格律亦为人模仿，遂成定格。《渭城曲》由唐到宋，因为歌唱所引起的这一变化，正说明了声诗发展成为词曲的过程。《渭城曲》格律固定为一种“体”的事实，亦反映出诗之入乐以后，音乐因素对文体形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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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兴式
即用兴的表现手法开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兴与所咏之词，有两种情况：一是有联系的，即“托物兴词”。如《孔雀东南飞》的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与下面所咏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有联系；另一种是无联系的，即“协音发端之兴”，只是起协调音律的作用，与下文所咏之词无关。如《诗经・关雎》的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下面所咏之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没有联系。
二、点题式
开门见山，一开头就紧扣本事或本意。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开头“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一下子扣住了题，点出了事件。又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开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正点出词题“赤壁怀古”，初显出词的本义。
三、写景式
有两种情况：一是开头写景，是为了创造一个空旷深远的意境。如杜甫《登高》的开头“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连写几种景物，极写秋季的肃杀，创造出凄清冷落的意境，蕴涵着诗人无限的悲哀。二是开头写景，是为了起象征作用。如杜甫《羌村三首》的开头“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象征着喜事的来临――“归客千里至”。
四、发问式
开头常用设问或反问语式，引人思索，撩人遐想，令人回味无穷。如王维《相思》的开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前句起兴，后句轻声一问，选择富有情味的事物来寄托情思，这里的红豆是赤诚友爱的象征。满怀情思却未曾表白，把相思之情表达得入木三分，委婉含蓄，让人回味无穷。又如杜甫《望岳》的开头：“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诗人乍望见泰山，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摩劲儿和惊叹仰慕之情，通过前一句表达得非常传神。后一句是经过一番揣摩后得出的答案，真是惊人之句。诗人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
五、倾诉式
虽是抒情开头，但又不是一般的抒情，而是一开始便使感情喷涌而出，营造出一种汹涌澎湃的气势。如李白《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开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诗人一下子就倒出了郁积在心头的强烈苦闷和愤慨，感染力极强。
六、交代式
小时候读唐诗，发现插图里的杜甫大叔，瘦骨伶仃，猥琐，一撮稀疏的山羊胡，一件N年没洗过的灰袍，很可怜。后来上师范，有美术课，发现梵高有胡子的自画像，满脸皱纹，胡子粗硬，起码八个月没刮过；没胡子的自画像，牙齿缺了十颗，下巴尖刻，据介绍那时候大画家已进入挨饿期，中了梅毒，因此忧郁无比。
从此我觉得，文艺大师槽糕，穷酸，不如到我家楼下卖包子去，要么干脆做软饭男。于是使性子翻书，发现吃软饭才是大师创作出精品的不二选择。
最好是吃老爹的软饭，先天富。比如歌德，父亲是帝国议会成员。比如托尔斯泰，沾爹的光自己成了伯爵，可以潇洒写小说，还能撒开脚丫拿田庄搞试验玩。纳兰性德是“相国”明珠的公子，李煜和宋徽宗是天子贵胄。司马相如虽没好爹，但有个巨富的岳父，后来攀上汉武帝，成了御用文人，陈皇后千金请他做《长门赋》，情书给汉武帝。曹雪芹的爹挂得早，但锦衣玉食的底子还在，不然贾府那些奢华的边边角角，如何信手拈来？画家里，赵孟頫的老爹是大宋户部二把手，到了元朝，小赵被忽必烈看中，最后官居从一品，所以书画道媚、甜润；倪瓒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家世，有大款哥哥撑腰，无忧无虑，高兴了画几笔就成。
其次是傍上皇室、贵族。苏轼做官有俸禄，不靠稿费养活。居士王维能住着别墅修佛，是因为画画水平高精通音律，和王族公主们亲热，没靠出诗集攒钱。明四家里的沈周，很平民，但曾祖父跟王蒙称兄道弟，父亲又是画家杜琼的弟子，家学渊源。清朝那班名才子，如袁枚和扬州八怪等，或做官，或和某员外、某盐商、某大人打好关系，得一些资助，创作才撑得下去。石匠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都是为教皇修陵墓的，大手笔，不差钱。还说歌德，歌夫子在魏玛成为大公的门客，享福了30年。一言以蔽之：他们收入不菲，毋须赤膊上阵种田，累个半死哪有闲心思考苦乐人生。
如果你命不好，没好爹也没机会结交爱撒钱的公子哥儿，可以学罗西尼、大仲马，创作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吃天下粉丝的软饭，照样过上好日子。罗西尼写歌剧，到30来岁，已经富贵无匹；大仲马写完《基督山伯爵》后，每年稿费已经超过20万法郎。正如某体育评论人定义：前者类似今天的金牌肥皂剧大师+流行乐制作人，后者是销售榜冠军+报纸连载王。当然，坏处是会被严肃界的诸位大师瞧不起。但作曲家瓦格纳毫不在意：他拼命把自己的伟大作品搬上舞台，坚持走商业化道路，从而奠定自己史上歌剧之王的地位，然后不管世人的青白眼，自顾自享乐。
我算了一下，像梵高、高更这样的民间艺人，曲高和寡。波德莱尔诗名几乎冠绝19世纪的法国，但生前的稿费拢共不过3.5万法郎。告诉你，梵高只活了37岁，波德莱尔46岁，高更在穷大师里算长寿的了，差5年才耳顺。贝多芬曾经鲁莽而天真，说他已有经济上的自由，不必再摧眉折腰，假如朋友求助，只要写几首曲子，金币立马滚滚而来。事实上，老贝最稳定的经济来源，依然来自贵族鲁道夫大公——也就是老贝用《大公三重奏》来致敬的那位先生。
换言之，傲骨是要的，但腰包里揣满银子，有大把闲暇，创作的底气似乎更足。
【关键词】新乐府；“三吏”；“三别”；诗体属性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274-03
在杜甫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三吏”“三别”以其严肃的写实性、深刻的思想性和深厚的艺术性引起了古今学者广泛的关注。王辉斌先生在《“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兼论唐代新乐府的有关问题》一文中，探讨了“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及新乐府的定义，认为这组诗不属于新乐府，新乐府的题目具有歌辞性且为新题，内容指陈时事或托物言志，“谱入乐”“被于声”配乐可唱。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一、学界对新乐府的界定
所谓“新乐府”，与“古乐府”相对，为与“古题乐府”“旧题乐府”相区分，又称为“新题乐府”。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指出，“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对唐代的诗歌进行了分类，指出晚唐时期仍有配乐演唱的乐府诗存在，并给新题乐府做了注解。
后世也有“新题乐府”的记载。宋代郭茂倩在辑录《乐府诗集》时，专列出“新乐府辞”，用以辑录新乐府诗，并在序中写道，“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点明新乐府为唐代新制，其辞是乐府体却未曾配乐演唱。明胡震亨的《唐音癸签》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明确新题乐府是唐代产生的、古乐府中没有、唐代新制的诗题。清人陈田的《明诗纪事》中也有新乐府的记载，“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采诗入乐，二也；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拟古，五也；咏古题，六也；并杜陵之新乐府，七也。古乐府无出此七者也。”明确指出新乐府是古乐府的一种，不同于自制新曲，其创作始于杜甫。
从上述文献可知：新乐府产生于唐代，是一种脱胎于古乐府的新体诗；新乐府的诗题是唐代新出现的；新乐府之辞并非都能配乐演唱。
进入20世纪，学术界对新乐府也进行了探讨。罗根泽先生认为，“努力做乐府新词”者即为新乐府，先生指出新乐府是“完全脱离向来受音乐拘束或沿袭古题的乐府”，二位先生看到了新乐府为新词、不受音乐拘束的一面。游国恩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首次界定了新乐府，指出新乐府有三个特点：“一是用新题”；“二是写时事”；“三是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从题目、内容和入乐性三个方面探讨了新乐府的特点。九十年代末葛晓音先生也提出了三条界定标准：“有歌辞性题目或以三字题为主的汉乐府式标题，或在诗序中有希望采诗的说明，标题均应是即事名篇或唐代出现的新题；内容以讽刺时事、伤民病痛为主，或通过对人事和风俗的批评总结出某种人生经验，概括某类社会现象；表现样式以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和场面的客体化为主，以第二人称和作者议论慨叹为辅”，从题目、内容和表现样式三个方面概括了新乐府的特点。
二、新题乐府与杜甫
新题乐府产生于唐代的观点为学界所接受，对其开创者却没有定论。提及“新题乐府”，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进而认为元稹、白居易是新乐府的开创者。其实不然。清人陈田在《明诗纪事》中指出，“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采诗入乐，二也；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拟古，五也；咏古题，六也；并杜陵之新乐府，七也。古乐府无出此七者也。”他认为，新乐府的开创者是杜甫。无独有偶，冯班的《钝吟杂录》也有相关记载，“老杜创为新题，直指时事，如掣鲸鱼于碧海，一言一句，皆关世教”，认为新题乐府始于杜甫，具有引导世俗教化的作用，并明确指出“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忠志远谋，方为百代鉴戒，诚杰作绝思也。李长吉歌诗，云韶工人皆取以协金石，杜陵诗史，不知当时何不采取。”即新题乐府经元、白发展达到鼎盛，而杜诗在当时不被乐工配乐演唱，这也为后世学者定义“新题乐府”提供了借鉴。游国恩先生也认为杜甫“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
王辉斌先生认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新乐府辞》收录王维、李白、杜甫三人作品最多，前二者不仅创作的新题乐府数量多于杜甫，而且年长于杜甫，因此不认同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此种论述有失偏颇。首先，在乐府诗的收录上，郭氏《乐府诗集》并没有将汉至唐代所有的乐府诗均收录在册，有其遗漏，而唐代的诗歌以其数量庞大遗漏者更甚。其次，王维、李白虽创作了一些新乐府诗，但并非有意为之，且更工于古乐府。据《唐诗纪事》记载，“韦渠牟，韦述之纵子也，少警悟，工为诗，李白异之，授以古乐府。”由此可知，李白熟知古乐府之学。因此，创作的数量和诗人的年龄并不能证明杜甫不是新题乐府的开创者。
作为一个诗人，虽在乱离中颠沛，但杜甫始终坚持以自己的笔触记录所见所感，创作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品，记载了当时尤其是“安史之乱”时期的社会境况，可“补史之阙”，有“诗史”之美誉。以乐府诗的形式有意识地记录社会万象，是汉魏古乐府“即事名篇”“缘事而发”精神的一种彰显。因此，可以说，杜甫是有意识进行新乐府创作的第一人，他对中晚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影响深远，在新乐府发展史上也意义重大。
三、新题乐府的特点
近年来，对乐府诗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新的关注热点。作为其变体的新题乐府，在本质上仍属于乐府诗的范畴，对其解读，应从诗题、诗歌内容、入乐性、表现样式等方面全面展开。
（一）入乐性
史载“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作为宫廷音乐机构的乐府通过采诗配乐然后演唱给上层统治者听的形式，达到娱乐与察政教得失的双重作用。初时，乐府多是可以“播金石”、“协于律吕”的。因此，是否入乐是判断乐府诗的标准之一。
进入魏晋南北朝，乐府中诗乐渐趋分离，演变为文人依据乐府原有之题案头创作。至隋唐，除郊庙、燕射歌辞，更是出现了大量乐府旧题的拟作。至唐，诗乐分离成定势。杜甫始创的新题乐府不曾入乐，也不为怪。前引冯班之言已有论述。郭茂倩认为“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者为新乐府，也证实了新题乐府可不入乐歌唱的特性。
（二）诗题
在诗歌题目上，旧题乐府或选取首句前两、三个字或者以首句命题，即事名篇，如《朱鹭》《思悲翁》《日出东南隅》；或在显志之卒章中概括内容作为标题，如《陌上桑》《紫骝马》《雨雪》；或者使用歌辞性题目“歌”、“行”、“吟”、“曲”等，如《子夜歌》《君子行》《水龙吟》《思归引》。这些命题方式自乐府诗产生之初一直为后世诗人所沿用，也成为乐府诗题的一种标准。
进入唐代，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新题乐府。这种“新”，是从诗题到内容乃至表现样式的新变，以旧题或者旧的内容进行写作，终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因此，新题乐府之题为唐代新创。作为古乐府的一种变体，新题乐府的题目也符合传统，如《老将行》《扶南曲》《黄葛篇》《静夜思》《悲陈陶》《悲青坂》等。
（三）诗歌内容
乐府是功能性诗歌，初时主要有娱乐及察政教得失两种作用，兼具娱乐与政治双重性质，因此记述时事、反映民生疾苦是其应有之义，如《从军行》《妇病行》《子夜歌》等。新乐府在创作时也承继了这一传统，记述时事是其内容的一个方面。社会风俗是社会面貌的一个方面，也属于“时事”大范围之内，亦是“唐世之新歌”。
同时，也有一些新题乐府传达作者个人志向或人生哲理，深为社会认可。至若元稹所谓“模象物色者”，都可视为“新题乐府”。
（四）表现样式
乐府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诗歌样式，如郊庙歌辞多用四言；《三妇艳诗》皆以“大妇、中妇、小妇”的顺序展开；“行”体乐府所写内容注重付诸实际行动，文本带有强烈的叙事特点等。因此，乐府诗进入“因声以致辞”的阶段时，仅进行案头创作的诗人也可以创作出“皆可协乐而歌”的乐府诗。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乐府诗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后世诗歌的一些特点，形成更为丰富的艺术形式。唐初，诗坛倡导律诗创作之后，乐府诗在创作中也使用了律诗体式，就此现象，清人陈田作了总结：“若李杜歌行，不用声病者，自是古调，如沈缙凇堵家》，今人以为律诗，唐乐府亦用律诗。”
四、“三吏”“三别”的诗体属性
“三吏”“三别”是杜甫困守长安时期的作品，记述了诗人遇见的六件事，但见微知著，深刻地写出了安史之乱时期人民的痛苦，表达了诗人对备受战争摧残的百姓的同情。综合上文，这组诗应属于新题乐府，然而王辉斌先生不以为然，原因有三：
第一，先生援引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认为“三吏”属于“风雅比兴”类范畴，但自立新题的新乐府与“美刺比兴”的诗篇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三吏”不属于新乐府。
白居易《与元九书》有言，“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殆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当时社会“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六义尽去”，此之“六义”，结合前文，具有指陈时事、美刺比兴、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特点，而“《新安》《石壕》《潼关吏》”等是合乎六义的。
“美刺比兴”出自“仆数月来，检讨囊裘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一段。文段表明，“讽喻诗”包括“美刺兴比者”和新乐府两部分，不能因此即认为“新乐府与具有‘美刺比兴’特点的诗篇，乃是两码事”。此外，“美刺兴比者”是做拾遗以来创作的诗篇，而新乐府作于武德至元和年间，二者并非同时之作。因此，王辉斌先生的这一论断有失偏颇。
第二，通过援引元稹《乐府古题序》中的文段，认为“三吏”“三别”不符合新乐府“凡所歌行”的特点，故非为新题乐府。
《乐府古题序》曰：“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古人多选择乐府古题来讽时刺政，至杜甫时则自创乐府新题，即事名篇，形成新变。元白等人认为这种方式很好，于是不再写作拟古乐府。这里既认定了新乐府诗的讽时刺政性，同时认可了杜甫所创之新题乐府对元、白及后世的影响。虽没有提及“三吏”“三别”，但文中称“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表明并非只有此四题。尔后，又以“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进行总结，可推论凡是“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类的诗歌，皆可称为新题乐府。至于先生执拗之“凡所歌行”，此处“歌行”应为杜甫所作歌行类作品的总称，非为入乐之意。
第三，先生认为古代文献中没有“三吏”“三别”为新题乐府的表述。其实不然，《杜诗镜铨》有“三吏兼问答叙事，三别则纯托为送者行者之词，并是古乐府化境”的论述，《读杜心解》也有“‘三吏’‘三别’，皆少陵乐府”的表述。再如具体诗篇《新婚别》，王嗣爽注曰，“起来四句，是真乐府，是《三百篇》兴起法。”仇兆鳌亦云，“《新婚》一章叙家世离别之情，及夫妇始终之分，全祖乐府遗意，而沉痛更为过之。”皆可证实古之学者将“三吏”“三别”视为新乐府。
新题乐府是杜甫首创的一种诗歌形式，其创作旨归、内容、诗歌形式乃至诗题命名等均缘自古乐府，诗题多采用三字体式或使用“歌”、“行”等歌辞性的题目，内容以歌咏时事、伤民病痛为主，模拟前代乐府诗创作方式由文人案头创作而成。综合来看，“三吏”“三别”自立新题，真实展示了战争时期广阔的社会背景，堪称新题乐府的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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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形式描绘的自然一样，诗人的眼中，自然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没有疏离；人与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有一气相通，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甚至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忧愁烦恼的情感，它们之间不仅相互联系，甚至是相互感通、相互理解、相互转化的。在文学家的眼中，顽石宝玉、蝴蝶狐狸，如果钟天地日月之神秀，皆可幻形为人。这种天人相通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唐诗情景交融的意境中。
一
唐诗中人与自然相融合，首先表现在把自然“人性化”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些脍炙人口的田园诗、山水诗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鱼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王维《山居秋暝》)
诗中描写的秋雨后的空山，沐浴着松林间的清辉，石头上缓缓流淌的清泉，竹林里浣纱归来少女的嬉笑，在莲叶间轻快穿行的鱼舟，彼此组成了一幅清丽明快、和谐生动的生活场景。在这里，空山、秋雨、明月、清泉不再是拒人：千里之外、与人格格不入的僵死生硬的自然物；浣纱捕鱼人的劳动也不见艰辛，山川日月与人的活动默契而成为与生活相连的部分。诗人的眼中是温馨生动，富有人情味的自然景观。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乌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常建《破山寺后禅院》)
这首对仗工整的诗，用“清晨”对“初日”、“古寺”对“高林”、“曲径”对“禅房”、“山光”对“潭影”，眼前的景物一组一组、一步一步衬托铺垫，最后达到。“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这首构思新颖、情趣精妙的诗，以古、幽、深、空、寂的色彩，以及悠悠钟磬的声音，描写山寺寂静空灵的景色，与清静的寺院生活贴合得天衣无缝，间接反映了通透空灵的禅境。在这里，山池花木、高林飞鸟已经“禅化”，成为寺院禅趣生活的部分。
二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自然与人们的生活多么和谐。如果我们翻开唐诗，像枫桥夜泊、关山秋月、寒雪独钓、城陌柳色、云关雪栈、柴扉桑麻等，无不把山川日月、花草树木当作善解人意、温馨恬静而与人生活相伴的部分。
，
诗人与自然的交融，还表现在诗人把自然当作交流情感、寄托情思的对象，或者当作“知己”，当作倾诉、寻求安慰的对象。
唐诗里的边塞诗、闺怨诗，其大量的诗句用明月、春风、杨柳来寄寓相思和乡思之情。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李白)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今夜 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杜甫)忽见城头烟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王昌龄)
自然景物不仅是引发人的情感、寄寓人思绪的东西，而且是吐露心思、倾诉情感的知心朋友。“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李白把敬亭山当作久违而又能互诉衷肠的朋友，情谊绵绵。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李白的《月下独酌》篇：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月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用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当诗人在花间孤独饮酒无人作陪时，明月善解人心而悄然来临，陪诗人酌酒、歌唱、舞蹈，以至月影散乱。诗人与明月同醒同醉，并且相互结成忘情朋友，相约将来在遥远的星河再会。可以看出，诗人眼里的月亮，不再仅仅是自然物，而是一位知情善解的朋友，怀才不遇的作者，在“有志不获聘”而又感于“日月掷人去”时，将一腔忧愁烦闷的情绪全部倾诉给他。在这里，月忘自己是月，人忘自已是人，月与人之间，成为情投意合的朋友。
唐诗里的自然，决不是单纯的自然描写，而是人与自然的融会，是山川草木之灵性和人之灵性间的互相生发。情与景的交流，情以景生，景以情活，情与景不相分离。山川草木启迪了人性，人又将自己的灵性赋予山川草木，使得人与自然同时鲜活起来。正如画家宗炳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以赠，兴来如答。”自然与人们的生活，相依相生；自然对人们的情感诉求，积极应答。
在诗人的眼中，大自然是美丽的、雄伟的，她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部分，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而且本身具有审美价值。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韦应物)
烟销日出不见人，欺乃一声山水绿。
(柳宗元)
诗人用绘声绘色的手法，描绘了山川景物的优美秀丽、多姿多彩。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乌。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
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孟浩然)
诗人描写了祖国名山大川的雄伟壮美和 瑰丽神奇的崇高之美，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 力量，使人振奋，催人进发。自然是神秘的美的宝藏，她以自己的崇高和优美，给人美的享受，净化了人的灵魂，启迪了人的思想。自然是艺术的母体，她刺激着诗人的灵感，给我们留下脍炙人口的光辉诗篇。
此外，诗人不仅欣赏自然的美景，从中享受优美和崇高，而且还从山川草木之中体味、把握自然之大道，即所谓“真意”，“味外之旨、韵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语)。唐代的山水诗、田园诗以及访僧求道诗，蕴涵着“禅意”、“自然”。如
日出雾露余，轻松如膏沐。
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柳宗元)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王维)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刘长卿)
涛人从山川草木的实景中，烘托出新的意境，并从山川草木之外追求与天地人心浑然一体的大道。“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恽南田《题洁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