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9: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业生产成本，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牧草种植业生产流程及成本核算要求
牧草种植其生产周期较长，季节性强，其生产流程主要包括:平整土地、松土、耕地、耘地、播种、施肥、灌溉、杂草防除、喷药、收割、晒（烘）干、打捆入库等环节。播种期：东北4-7月份，长江流域3-10月份；收获期：播种当年一般可收割1-2次，两年后每年可收割3-4次；生长期限:4-5年，有的可达6-10年。一般以农场为单位对牧草生产进行直接管理。
牧草种植业成本核算的基本要求如下：一是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和费用开支标准；二是正确划分各种产品成本的界限，正确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界限，正确划分产品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正确划分各个会计期间的产品成本的界限，正确划分不同产品的费用界限，正确划分产成品与在产品的费用界限；三是选择适当的成本计算方法。根据牧草种植业的特点，宜采用品种法进行成本核算。
牧草种植生产成本的构成如下：一是直接成本。直接材料指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消耗的材料，种子种苗、肥料、农药、燃料动力以及其他直接材料；直接人工指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职工薪酬。但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计入当期损益；其他直接支出指机械作业费、灌溉费等。二是间接成本，即制造费用，是各个农场为组织和管理生产所发生的共同费用。包括农场管理人员工资、福利费、社会保险费等职工薪酬；农场折旧费（农场房屋及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费）、土地等租赁费、修理费、机物料消耗、取暖费、办公费、水电费、车辆费、运输费、保险费、差旅费、试验检验费、土地使用费、土地开发费摊销、其他。
二、牧草种植生产费用归集及成本核算流程
一是根据成本开支范围规定，审核生产费用支出，确定应计入产品成本的费用和不应计入产品成本的期间费用；二是对生产中所耗用的材料、种子、农药、化肥，可以根据领料凭证编制材料费用分配表，凡是能直接计入成本计算对象的费用直接计入农业生产成本账户，按品种进行分户核算；不能直接计入成本计算对象的费用，先计入制造费用账户，制造费用须按农场分户核算。分录如下:
借:农业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直接材料（苜蓿草）
农业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直接材料（苏丹草）
制造费用――××农场――各明细科目
管理费用――各明细科目
贷:原材料
三是根据产量工时等记录凭证编制工资费用分配表，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职工薪酬计入农业生产成本，农场管理人员职工薪酬计入制造费用。工资分配率=生产工人工资总额÷各种产品生产工时（实际或定额）总数。某种产品应分配工资=该种产品生产工时（实际或定额）×工资分配率。若假设:设立甲乙两个农场，甲农场负责苜蓿草生产，乙农场负责苏丹草生产，则甲农场生产员工薪酬计入苜蓿草成本，乙农场生产员工薪酬计入苏丹草成本。
会计分录:
借：农业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直接人工（苜蓿草）
农业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直接人工（苏丹草）
制造费用――××农场――工资及福利费
管理费用――工资及福利费
销售费用――工资及福利费
贷：应付职工薪酬
四是发生燃料、动力费、水电费。能直接归属到产品的费用直接计入，不能直接计入产品成本的，可按实际或定额工时比例在各产品之间分配，计入各产品成本。会计分录:
借:农业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苜蓿草
农业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苏丹草
制造费用――××农场――各明细科目
管理费用――各明细科目
贷：银行存款等
五是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费。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农场――折旧费
管理费用――折旧费
贷:银行存款等
六是以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按照土地使用年限摊销土地使用权费，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农场――土地使用权费摊销
贷：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七是缴纳土地租赁费或摊销土地租金，按照土地租赁年限摊销土地租赁费，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农场――土地租赁费
贷：银行存款或长期待摊费用
八是土地平整开发成本计入无形资产，按照土地使用年限摊销土地开发费用，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农场――土地开发费
贷：无形资产――土地开发费
九是发生其他费用。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农场――各明细科目
管理费用――各明细科目
贷:银行存款等
十是制造费用的归集和分配。各农场的制造费用归集后，于月终编制制造费用分配表，可按实际或定额工时比例在各产品之间分配，计入各产品成本。会计分录：
借:农业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苜蓿草
农业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苏丹草
贷:制造费用――××农场――各明细科目
完工产品成本的确定和结转。经过以上费用的分配，各成本计算对象应负担的生产费用已全部计入有关的产品成本明细账，如果当月产品全部收割，晒干打捆，计量入库，所归集的生产费用即为完工产品成本，如果只有部分收割，则宜采用完工百分比法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以确定本期完工产品成本。完工产品百分比=完工产品种植面积÷（完工产品种植面积+月末未完工产品种植面积），月末未完工产品成本=（月初在产品成本+本月生产费用）×完工产品百分比，月末在产品成本=月初在产品成本+本月生产费用-本月完工产品成本或=（月初在产品成本+本月生产费用）×（1-完工产品百分比）。完工产品单位成本=完工产品总成本÷完工产品产量（吨）
会计分录：
借：消耗性生物资产――苜蓿草
消耗性生物资产――苏丹草
贷：农业生产成本――苜蓿草
农业生产成本――苏丹草
已销产品成本结转。已销产品的成本要从产成品账户及其有关明细账户，结转到主营业务成本账户及其有关明细账户，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余额为在产品成本。会计分录：
借:主营业务成本――苜蓿草
主营业务成本――苏丹草
贷：消耗性生物资产――苜蓿草
消耗性生物资产――苏丹草
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产品成本计算单，完工产品成本汇总表具体如表1、2、3所示：
关键词：农业科研；公共投资；粮食生产成本
粮食生产成本不仅仅关系到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的收入，也是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究，得到了很多优秀的成果。近年来，农产品收入增长幅度远远不如投入成本的增长幅度大，农产品的经济收益呈下降趋势，这使得研究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广泛关注的话题。
1农业科研公共投资的必要性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已经用实践证明了现在各个国家农业科研投入不足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农业科研投资的高风险性所决定的。农业生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天时、地利、人和等都是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天时这一方面，比如气候、土壤、病虫害等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各大投资方都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到粮食生产当中去，企业和农户投资农业科技活动的积极性也不高，使农业科研资源投资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1]。正是由于农业科研投资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国内外各大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表明，农业科技投入是一种高回报的投资方式，其回报率一直呈增长趋势。加大对农业科研公共的投资，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粮食产量，还能够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改善品质，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提高生产效率，使得我国能够加大对土地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推动农业的发展。
2我国农业科研投资现状
通过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我国粮食生产的投入费用呈现两种极端化的形式。中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源和服务费用相对较高，而西部地区的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分析原因不难发现，我国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资本充足，但是劳动力缺乏，所以服务费用相对较高。而西部地区恰恰相反。我国农业科研投资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2.1农业科研公共投资总量严重不足
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大部分源自于国家财政的投入。但是一直以来，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只占了国家财政投入的很小一部分，远远低于农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地位，连基本的农业支出都满足不了，更不用谈政府投资来改善农业的科技含量。
2.2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增长缓慢
我国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从1990年的10多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0多亿元，增长了5倍多，但是同一时期其他行业的科研公共投入和国家财政总支出分别增长了近7倍和近10倍。由此可见，我国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但是增长得十分缓慢。
2.3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强度低
相对于其他行业科研的公共投入来说，我国农业的科研公共投资强度比其他行业的投资强度平均要低0.1个百分点，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很大的差距，而大多数发达国家强度都会高于2%。相比之下，我国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强度就略显逊色，有待进一步加强。
3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
（1）农业科研公共的投资主要是通过提高单产来降低粮食的生产成本，农业科技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速率远远快于成本投入的速度。使用农业科研公共投资的技术后，单位面积产量所得到的收益也比往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农业科研公共投资来降低粮食单位面积的生产成本已经有了很大的局限性。（2）农业投入要素价格对于粮食生产成本有正的显著影响。目前我国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的重点依然放在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上，这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力。然而农业公共投资还没有发挥出它对于农作物产量的直接影响力，所以农业科研公共投资还有很大的潜力待开发。（3）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资本代替劳动的趋势。所以，提高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并利用其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够节约人工成本，推动农业的技术进步，还能够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达到农业资源的优化重组，改善当下农业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局面。
4政策建议
4.1加大农业科研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农业科研体系
由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然导致政府是农业科研公共投资的主体，而并非是企业和个人。我国长期以来就面临着农业科研投资严重不足的局面，所以政府应该担起促进农业发展的重担，从政策和资金上支持农业结构的活动，提升农业科研服务的水平。
4.2大力开展节本增效型技术创新，加大节本型农业技术的研发
增效型的农业技术为降低粮食产品的生产成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应该继续开展和推进中小型的技术创新。同时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的优良品种还有待改善，以后还要特别注意成本节约型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4.3统筹安排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注重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我国的农业科研体系是按照行政区划由上至下而设置的，扩大粮食种植区域是根据自然条件来划分的，这两种区分方式的不同就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比如有些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区域，它的科研水平和投资力度都无法满足当地的需求[2]。而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区域，农业科研投资又过大，容易造成浪费。因此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要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推进种植业技术的进步。总之，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于粮食生产成本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并且投入到正确的地方去，才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邓琨.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在入世后能够对农业的补贴是指针对于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3）粮食援助补贴；（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5）收入保险计划；（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7）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11）地区援助补贴。
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一般称“黄箱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叫“黄箱政策”补贴。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中规定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补贴措施可免予削减承诺，简称“发展箱”。主要包括：（1）农业投资补贴；（2）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补贴；（3）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称此为“发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情况与分析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显然不高，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大约是2%―3%，总量补贴根本达不到8.5%。之所以在入关时关于农业谈判中仍然坚持争取较高补贴率，是因为这个补贴会自动成为每一种农产品进行“黄箱补贴”的上限，这样对于我国很多大宗品种的出口影响甚大。所以，这个补贴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较低，但按照《农业协定》也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符合所谓的绿箱政策的，如我国1996-1998年平均支出为1514.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我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谓的黄箱政策的。我国在1996-1998年期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1、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98年后政府逐渐缩小了粮食收购补贴范围，如一些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已经退出保护价范围。2、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如八十年代对农膜的补贴。三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箱政策，如国家对农田灌溉设施的投资补贴等。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表现在：（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补贴的效果较差。（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环节的补贴达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劝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及主要构成
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主要构成，因为河南、河北、山东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我们以这些省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地区因为土地面积较大，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分析不适合东北地区）当前在河南省，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山东、河北类似），一是土地使用税和各种提留与统筹；（可以简单表示为A两费一税，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统筹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总的费用大约平均每亩为三十元，注：各地区情况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费用，平均15元/亩/次；三是种子费；四是化肥和农药费用，平均大约八十元/亩；五是收割或脱粒费用15元/亩；六是运输费和人工费。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计算这些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生产成本。
以此计算这些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为：15元/亩/次（耕作费）+10公斤*1.6元/公斤/亩+23元/50公斤碳铵/亩、18元/50公斤磷肥/亩和40元/50公斤钾肥或农药+15元/亩收割脱粒费用+50个人工+每年每亩的两费一税和统筹提留费用30元/亩。按照河南、河北、山东的平均经济水平我们初步估计每个人工价值为5元。则可以看出现阶段小麦的生产成本大约每亩总计为157元+250元=407元/亩（因为人工费用国家没有统一标准，成本计算不一定准确，仅有参考意义）以河南省各主要粮食产地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其它几省情况类似)，平均每亩的产量
为400公斤，而且还需要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样可以粗略计算一下上述几省的小麦生产成本大约每吨1017.5元，即123美元/吨。
对比于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印度中等小麦为85美元/吨（FOB美湾），美国软红冬2号114元/吨（FOB美湾），硬红冬2号126元/吨（FOB美湾），法国小麦106美元/吨（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的小麦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样可以计算上述这些地区其它作物的生产成本，如玉米的生产成本是825元/吨，大豆的生产成本是1480元/吨，也没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河南、山东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为不是主要作物，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第四部分我国进行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还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生产各个方面的差距都相当大。比如说我国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补贴，才能达到国际市场价格。可以说，入世后我国受到冲击最大的首先是农业。如何在入世后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是稳定我国粮食生产，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国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这一切都要求对农业采取补贴和保护措施，以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的手段之一，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有效地保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对我国农业补贴的建议政策措施
入世后，对农业的一切政策都要以《农业协定》中规定的农业补贴不超过8.5%为限度。那么，在农业协定的允许的条件下，从哪方面进行补贴最为有效果呢？
从我国过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补贴进行价格支持，采用保护价格收购措施，相当于对流通环节进行了补贴。但是，价格支持是需要削减的黄箱政策，而且根据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同时按照WTO《农业协定》要求，政府提供的价格支持应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不应该是流通部门。因此，尽管今后价格支持在总量上有一定调控空间，但在支持结构及补贴目标上则需作较大的改革。应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支持重点，深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关于对农业的补贴具体的措施，我非常同意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课题组的建议，重点在以下几方面：1．尽早改变和改革低效率的价格支持政策，将节省出来的宝贵财政资源，转为直接补贴等其他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把“黄箱支持“转为“绿箱”政策范畴的支出。
作者： 曹湛
项目可行性研究（立项）阶段的效益测算
技术能力和计划投资规模等对项目预计产生的效益进行科学测算。考虑到农业生产具有常产特性这一因素，通常采用的分析方法是有无项目测算法，即分别测算项目区在“有项目”和“无项目”两种不同情况下的财务数据（收入、成本和利润），然后将两者相减，利润之差即为项目实施的效益。运用有无项目法测算项目效益的意义在于，测算数据是可行性研究阶段运用的国民经济分析法和财务分析法判断项目的可行性的必要基础，还是上级部门是否同意项目立项的重要决策因素。（一）需收集数据资料的内容和要求。效益测算需收集项目区的数据资料包括：①农业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机作业条件；②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成果；③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成本；④单位面积农机作业收费价格；⑤单位面积农机作业成本；⑥项目区耕地面积；⑦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成果的估算；⑧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成本的估算。1～6项上述数据资料可通过统计、会计报表，试验资料，实测数据，典型调查资料和各种技术规范获得，确定数据通常取近三年的平均值，并做到内容齐全，计算方法、结果和计算单位无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作业成本数据包含机具作业的油料费、维修费、劳动用工折价和管理费，但不含机具折旧费，因为折旧费金额与机具的购置价格相关，参照以往机具的价格计算，往往会影响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测算效益时，应按项目建设计划拟新增机具报价作为计价基础。7～8项数据资料由农业、农机专业技术人员对照项目的建设目标，预计项目实施后，估算增加的农业生产成果、减少的收获损失和节约的人力劳动成本。（二）效益测算的计算公式。1.农业生产增加值=（[有项目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收入-无项目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收入）-（有项目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成本-无项目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成本）]×项目区耕地面积。2.新增农机作业净收益=（单位面积农机作业价格-单位面积农机作业成本）×项目区耕地面积×项目建设增加的农机化作业率-项目新增农机具年折旧额3.项目预计产生效益=农业生产增加值+农机作业收入增加值-基本建设投资年折旧额。
项目实施（中期）阶段的效益计算
农机化推广项目的实施时间跨度一般为3~4年，因此在项目实施期间定期开展中期效益分析具有以下意义：一是可以动态掌握项目的运行状况，实行追踪问效制度；二是能根椐项目在实际中运行的效果，对原先制订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修正；三是目前财政项目资金是随项目的建设进度分期下拨，其分析结果是后续资金是否下拨的重要依据。中期效益分析的方法是收集代表性的农业生产、农机作业基础数据进行计算分析。（一）基础数据的采集与统计。基础数据主要在实施项目中通过试验调查或统计获得。其包括有：①推广应用面积；②试点单位面积增产量；③产品价格；④新增单位面积生产成本；⑤新增农机具作业纯收益；⑥财政支农投入。1.推广应用面积：是指该实施项目新技术、新机具推广使用的面积，它的统计单位有：自然面积（公顷、亩）、播种面积、作业面积。三种统计单位的数据有时是相同的，如一年只种一季稻的地方，自然面积和播种面积应一致，但如果在复种指数＞1时就不相同。机播时播种面积与作业面积相同，但化肥深施时就不一定相同。在统计数字时，一般不采用作业面积，因为其增产效果不容易计算，而主要采用自然面积。当然，采用自然面积还是播种面积，还得按项目合同任务书要求确定。2.产品单价的确定：产品单价应以当地本产品大宗收购价为准，如果国家有收购价，则以国家收购价为准，否则以市场价计算。3.试点单位面积增产量：指应用新技术、新机具的单产量与应用原（或旧）技术、原生产工具的单产量之差。在采集该数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对比区应该有可比性。为了排除地区、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最好在同年同地点以及相同的其它农艺措施下进行对比试验。（2）大面积推广时，应选择不同地点进行多点对比试验（或调查）；多点采集的数据，应按所代表试验点的推广有效实施面积进行加权平均，而不能用算术平均值方法计算。（3）若不得已采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对比的数据，应根据当年气候等因素的差异，对数据进行合理修正，并经农业主管部门认同。4.新增农业生产成本：指应用新技术、新机具后的单位面积所需生产费用与应用原（旧）技术、原生产工具单位面积所需生产费用之差。计算得出的数据正值为增加生产成本，负值为节支生产成本。5.新增农机具单位作业面积纯收益：是指项目区新增农机具单位作业面积的农机作业收费价格与农机作业成本之差额，这里农机作业成本中包含机具的折旧额。6.财政支农投入：指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下拨的项目基本建设资金和项目建设配套资金，包括基本建设投入、农机购置专项补贴和技术推广经费投入。（1）基本建设投入是指用于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2）农机购置专项补贴投入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区新增农机具按照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购置补贴政策，享受的财政补贴。（3）技术推广经费投入是指用于项目技术工艺、机具示范应用等方面的培训、试验、演示、技术资料、宣传、差旅等支出。（二）选用数据的确定。选用数据主要是指根据推广项目的具体实际，经过分析后所选择的系数，包括保收系数和缩值系数。1.保收系数：是指所统计的实施项目应用推广面积与真正采用了该项新技术而获得有效成果的那部分面积的折扣数。从实际工作中得知，一是在所统计的推广面积中，有一部分因后期自然灾害或其它原因而未能正常生产；二是由于实施规模大，应用面积的统计工作可能做得比较粗糙。2.缩值系数：选择缩值系数的理由主要是，由于在进行对比试验与大面积推广应用时，在自然条件、试验对比点的多少、推广面积的大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在利用对比试验（对比区）获得的单位面积新总产量来推算整个应用推广的新总产量时，其增产的效果要打折扣。所以在选择该系数时，要充分考虑到当地各方面差异的大小及其对增产的影响，确定一个合理值。
中期效益数据的计算
根据基础数据和选用数据计算项目效益，是评价项目中期实施效果的主要手段，计算数据包括：①有效实施面积；②平均单位面积增产量；③新增总产量；④新增总产值；⑤平均单位面积农业增收值；⑥农业生产增值；⑦新增农机作业净收益；⑧农民总增收值；⑨项目中期效益。其计算方法分别是：1.有效实施面积=推广应用面积×保收系数2.平均单位面积增产量=试点单位面积增产量×缩值系数3.新增总量=平均单位面积新增产量×有效实施面积4.新增总产值=新增总产量×产品价格5.平均单位面积农业增收值=新增总产值÷有效实施面积-新增单位面积生产成本6.农业生产增值=平均单位面积农业增收值×有效实施面积7.新增农机作业净收益=新增农机单位作业纯收益×有效实施面积8.农民总增收值=农业生产增值+新增农机作业净收益9.项目中期效益=农民总增收值-年度投入的技术推广费用-已完工基本建设投资的年折旧额五、项目检查验收（竣工）阶段效益评价目的综合评价和科学评估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这是因为：第一，综合评价项目的各项指标，可以验证项目是否达到建设目标，这是评判项目能否通过验收的重要依据；第二，构建完善的财政支农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提高支农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配置资源，调整和优化农机化项目的投资方向。该阶段主要是采用指标分析法和对比目标结果法。（一）项目的综合评价指标。1.农机化作业程度指标：是指反映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实际作用的大小的指标，是评价项目实施效果基本技术性指标，包括：（式略）该指标用来反映项目使用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实现的目标程度，可以单一反映项目的某项建设目标实现率，也可综合反映项目建设目标实现率。在对项目进行综合考评时，在各分目标单一指标基础上，再按各分目标的重要程度加权平均，可得出项目运用支农资金的综合目标实现率。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的农业种植结构和供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粮食性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降低，而效益农业、出口农业的收入在农业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浙江省的个别区县。如嵊州、奉化等，当年的农业出口收入占总农业收入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40％、50％以上，一批优势农业的出口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也达到较高的比例。如茶叶、罐头和水产品等。随着浙江省效益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市场特性也越来越突出，生产的进行依靠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农业特点的这些变化，使得重新研究影响浙江省农业生产波动的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显得很有必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提升，使得浙江省出日型农业的出口成本和生产成本受到十分明显的冲击，2008年以来虽然农业出口收入仍有增加，但利润空间已被大大压缩。因此，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对地方政府有针对性地稳定和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提升质量。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推动区域新农村建设大有裨益。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影响农业产值波动的因素一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在产值方面的影响因素：一般包括农业生产的投入要素、居民的国民收入、财政支农资金、农业资本等；二是在农产品产量方面的影响因素：一般包括农业的自然灾害、农业科技投入、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和国家的相关政策等。理论研究在从早期的局限于对产量波动的研究转向对产值波动的分析，研究对象也从原来相对客观的科技因素、自然因素等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因素，从而有利于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分析问题。本文研究浙江省农业生产波动的影响因素时，在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对浙江省农业自身特点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选择了人民币汇率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两个宏观经济因素，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它们对浙江省农业生产的波动效应。为了获得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双对数形式对相应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LnY=a+blnX+cLnZ+resides
为了克服原数据长度不足的缺陷，在回归的基础上，根据残差的特性择机采用蒙特卡罗模拟的方法，最大限度使研究接近实际的情形，从而得到较为可信的结果。在数据的选取上，本文对原数据进行了指数化处理，以便于结果的处理和分析。
二、浙江省农业对汇率和物价弹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两方面对现有资料进行统计和整理。首先通过对浙江省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细分研究，从总体上把握浙江省农业的不同部门对物价和汇率变动的反应。其次，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选取蔬菜、水果、水产品和茶叶等4种主要农产品，从微观方面把握汇率与物价波动的影响。
在从总量上分析时，资料选取1983-2006年的数据资料，在分析农业部门对外依存关系时选取汇率作为变量，依存度越高，汇率的影响效应越显著，反之则越不显著。考察物价水平的因素时为了更好地考量物价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选取的变量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同时，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取值，在不改变数据关系的情况下方便后面对结果的获取和分析。为了使用现有的计量工具，需对数据作稳定性检验。在对原数据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发现，除了渔业增长指数外，其他变量在10％的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检验都能较好地通过，但考虑到PP检验较ADF检验在对待随即扰动和异方差方面的良好特性，对yy做PP检验，由下表可见，在5％水平上获得较好的通过。因此。可以认为6个变量在稳定性检验方面都获得了通过。其中，hz、jg、ly、ny、yy、h1分别代表汇率指数、价格指数、林业增长指数、农业增长指数、渔业增长指数和汇率的对数变化量。变化后检验结果如表1。
在保证了数据的稳定性以后，我们借用现代计量统计软件WINRATS，通过最小二乘法对其分别进行模拟。结果如下：
Ny=0.03044+0.032777hz+0.01404jg+resides，
其中，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没有通过T检验，F统计量的Significance Level:0.0105。同时RESIDS也没有服从正态分布，但resides的Jarque-Bera:34.494921。为了获得更为接近实际的结果。克服数据样本不足的局限，本文采用蒙特卡洛模拟，在原来模拟的基础上采用bootstraping技术，重复10000次从而获得关于系数的平均值，见表2。
在重复模拟后得到的结果，汇率的系数为0.03211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系数为0.016704，和原有的最小二乘法的计算结果稍有差别但差别不大，但模拟后的两变量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从而使得更贴近真实的结果。对林业和渔业的分析得到结果分别是：0.261842和-0.062319以及0.372328和0.213415，因此在部门层面上。浙江省农业相较林业和渔业对汇率和物价的弹性较小，这说明了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在农业产业的支持政策使农业部门免受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而在林业和渔业层面。汇率都表现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作用。物价的作用在三种农业部门都表现出相对弱相关性，这也印证了在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上存在相对较多的物价指导。在商品性比较明显的渔业部门方面，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是前两者的lO多倍。而且在对渔业和两因素的拟合分析中。初次就表现出十分良好的特性，在模拟中也得到了较好的回归结果。说明浙江省的渔业较农业、林业有更好的市场特性，汇率和生产资料价格每改善1个百分点，渔业增长指数会同时改善0.37和0.21个百分点，而农业和林业部门分别为0.032、0.016和0.26、-0.062个百分点。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三农业部门对汇率的改善都表现出正向的效应，而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方面，除林业部门外，渔业和农业都变现出正的相关性，即市场生产成本升高农业和渔业部门的生产则会得到改善。而从下图生产资料价格和物价的协同图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生产成本和市场消费资料价格保持很高的一致性，即当生产成本升高时。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也会提高，国家对农业生产成本的补贴降低了市场成本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市场价格的同步提高，则对农业和林业产值的提高效应明显。而林业弱的负相关性则和其自身有更长的生产周期有关系，因为当期成本提高和林业产品价格提高并不能保证在林业生产周期结束时维持这样的状况。因而。林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对当期的生产行为存在这方面影响。三种农业部门之间的比较也说明了浙江省农业在市场依存度更高的部门里会表现更明显的对汇率和物价水平波动的反应。
在从中观方面分析了浙江省农业对汇率和物价的弹性效应以后，为了更好地考察和了解浙江省农业对汇率和物价波动的反应，就浙江省几个主要的出口农产品做一项
单个的分析，以便于从微观角度考察和分析浙江省农业、农产品的对汇率和物价波动的反应程度。
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研究时所要求的稳定性，选取浙江省4个主要的出口农产品的增长指数作为研究变量，分别是水产品包括淡水产品和海水产品、茶叶、水果和蔬菜。其中ez、gz、sz和yz分别代表茶叶、水果、水产品和蔬菜的增长指数。变量的稳定性通过增广的狄克一富勒单位根检验方法，见表3。
可见，在10％的范围内都通过了稳定性检验，因此分别对其进行模拟。在对水产的模拟中，初始值为0.369595和0.293269，但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T值没有通过零检验，残差的JB统计量的显著水平达到了合理的水平：41.2.4％，同时，Skewness和kurtosis值也显著地支持残差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为了求得更真实的结果，我们对它同样进行10000次的模拟，克服原变量的数据有限的缺点，模拟的结果得到汇率指数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系数分别为：0.371090和0.292929，零检验则全部通过。用同样的方法分别对茶叶、水果和蔬菜进行回归和模拟，得到的结果分别为：茶叶为0.174246和-0.273973、水果为-0.124731和0.589244、蔬菜为0.087762和-0.239792。从具体的结果来看，人民币贬值对浙江省水产品、茶叶和蔬菜的生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正向作用对水产品和茶叶来说尤为明显，说明浙江省的水产品和茶叶外向型特点更加明显，这和浙江省这三种农产品的特点也是相吻合的。其中，茶叶的出口依存度已经接近了50％，而水产品和蔬菜的出口依存度也达到了10％以上。因此，当货币贬值时可以增强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产品的出口，获得更多的出口收益。水果由于不是浙江的优势农产品且竞争力和山东、广东等农业大省相比较弱，而表现出对人民币弱的负向反应。即人民币升值则水果产量和收入增加，而贬值则减少，这说明水果类产品的销售大多集中在国内市场。随着人民币的贬值，来自台湾、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水果的进口价格提高，国内竞争力减小，国内水果销量增加，带动水果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同时，从近年国内水果市场的基本形态可以看出，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水果的价格不断提高。同时进口量也在逐年增加，水果市场整体处在供应偏紧的态势。尽管近年人民币在不断升值，但水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在保持不断增长。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方面来看：水产品和水果对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表现出一定的正向反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06年的浙江省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协同图(如下)。
可以看出。两条线的走势其本是相同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的走势是重合的。对水产品和水果的产量来说。当成本和销售价格增长的同时，价格对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正向刺激作用相对于成本提高的负向作用来说更加明显，因此，两类产品的产量随着物价水平的增长也随之增长。这里把回归因素等同于零售价格水平时，可以看出水产品和水果相对于价格水平的弹性是十分明显的。分别达到了0.2929和0.5892。而茶叶和蔬菜则刚好相反，分别达到了-0.273937和-0.239792，因为茶叶和蔬菜的生产过程更加注重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如化肥、农药，作为外向型农业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投入过程要求也十分严格，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国外主要贸易伙伴如日本、美国和欧盟不断提高的绿色贸易壁垒。所以，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导致的生产成本提高会压低相关产品的利润、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减少农民的收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产品的产量和收入形成负面效应。就茶叶和蔬菜来说，前者对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反应基本和后者持平，但茶叶在对汇率波动的反应上则明显强于蔬菜。也就是说，茶叶相对于蔬菜来说表现出更多的外向型。从两者的弹性比较来看，茶叶在汇率弹性上是蔬菜的2倍：从外向依存度表现看。茶叶是蔬菜的将近4倍，两个指标是基本吻合的。因而，茶叶相对于蔬菜更受到国内、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
三、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对策
通过对浙江省农业在部门层次和具体农产品的实证研究，以及对浙江省农业所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经济环境的分析，现阶段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稳定农业收入
从对农业部门和部分农产品的实证分析表明，在部门层面上，对人民币的贬值反应都是正向的。说明外向型农业对汇率波动的反应较大。中国农业科学院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从目前的8.3上升至9.1，可以大大消除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若兑换率上升至10左右，不但可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未来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的所有负面影响，而且还可以增加农产品的出口。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要想规避对农业的影响。就必须从其它方面着手。由于近年农业出口在拉动农民增收上的重要作用，浙江省十分注重发展外向型农业，特别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方面。因此，稳定农业收入、增加农产品出口收入。一方面要贯彻科技支农、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培育重点的农产品企业，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时，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增强对农产品的支持，如出口退税、财政支持、信用保险制度等。
(二)切实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
实证研究表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对农产品如茶叶和蔬菜产量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随着劳动力、农用机械、电力价格、以及原油价格的上涨。对水产品和水果的负面效应也会逐渐显现。
(三)增加农产品效益
发挥大宗优势农产品的效益。打造有竞争力的品牌，这样不仅在出口质量。而且在数量、价格上都可以有自己的市场话语权。同时，可以避免由于同类企业之间无序竞争、相互压价的行为而带来的扰乱国内消费市场、在国际市场给进口国实施保障措施口实的问题。
(四)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积极调整支农资金支出结构，拔出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农产品出口企业兴办生产基地、培育种子种苗、技术指导、标准化生产设施、产品质量检测和认证的补助，降低基地原料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1农业经济效益的内涵
人类所有的活动都有一定目的，而这些有针对性的活动往往需要通过消耗或投入相应的成本才能实现，而有了这些成本的付出，人们便能从实践活动中获得相应的收益，而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比例则是所谓的经济效益。农业中的经济效益也一样，即通过一定量的农业劳动，投入人力和原材料，来获取农业收成，得到相应的经济效益。然而，经济效益有高低之分，高效益意味着低成本、高收入，事半功倍；而低效益则是高成本、低收入，事倍功半。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低效益是目前所面临的现状，深入发展农业生产的首要目标就是必须改变这一现状，实现农业的经济创收。
2我国新形势下农业经济收益现状及原因
2.1农产品生产的单位利润相对较低
在我国，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直以来都很低，使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经济收入非常少。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大多数农产品单位利润都微乎其微，有些甚至是亏本销售，且每年的市场环境也不稳定，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便大大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也十分不利于农业进行大规模生产，造成了我国农业低收益的现状。
2.2农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较高
近年来，我国物价相对走高，然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却并不明显，这无疑是对农业生产的又一重大打击。在生产中，例如化肥、浇灌、农药等各种生产成本的大幅度提升，挤压了原本就薄弱的利润。此外，随着我国整体需求的上升，也引发了销售环节的胡乱涨价，使得农业生产成本飞速提高，严重影响农业发展。
2.3我国农民的科技素质相对较低
我国农业发展中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我国农民的科技素质较低，他们没有获得相应的田间作业和管理技术的支持，只能凭借自己的劳作经验，这无疑降低了农产品的商品率。调查发现，农民大多根据农产品的经济收益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结构，但是大多高收益的农产品都需要更高端的技术支撑，农民无法获得这些支撑，进而导致所生产的农产品因管理不到位而质量不达标。
2.4我国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
农产品销售市场信息不对称也是阻碍我国农业经济创收的重要原因。我国农产品市场的供求信息不能通畅传递，大多农民只能在家等着客户找上门，缺乏销售渠道，给销售带来极大不便，即使是能销售出去，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大多也只能被动接受客户提出的价格，利润极低。此外，由于他们缺少对农产品进行储藏的技术，尤其一些瓜果蔬菜，不方便长时间存放，加上没有销售途径，这便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
3新形势下实现农业经济创收的途径
3.1多管齐下，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要实现农业创收，必须从多方面入手。第一，要保障农业的生产安全，设立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由于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环境，给农民带来极大的风险，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农民规避风险，而由国家统一进行政策性保险无疑是对其巨大的支持。第二，相关政府部门要落实工作，加大农业的执法力度，还农民一个良好的环境。第三，应提供信息服务，实现销售信息的对称。
3.2加强教育，提高农民的农业管理素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农业生产方法已经不再适用，然而，农民因教育的欠缺，并不能跟上时代步伐，适应新形势下的农业发展。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使其能够拥有先进的农业知识，使农业生产符合市场要求，切实提升农民的生产管理素质。
3.3崇尚科学，加大农业科技支撑力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现代社会，科技的力量不容忽视，农业生产同样如此。但目前，我国用于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并不发达，一些基本的农业科技也并未普及，因此，要加大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力度，并将其推广到广大的农业生产中。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设备层出不穷，如何有选择性地使用这些高科技设备，提高生产的效益，也需要农民转变观念，与时代同步。
4结语
引言
在气候变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由于农业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源之一，低碳农业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低碳农业是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以“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高碳汇”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加快推广低碳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低碳农业在推广过程中涉及到众多相关利益主体，由传统农业向低碳农业的转变过程是众多主体从矛盾冲突、利益协调到实现各方互利共赢的动态博弈过程，其构成了低碳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探明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内在关系、建立各主体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发展低碳农业的关键。
国外学者对农业低碳化及其相关政策机制较早进行了研究，较多围绕提高农地固碳功能、制定固碳政策展开。Tristram O West等认为减少农作物的产量会使农作物的碳吸附功能下降而引起碳排放量的增加，而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滥用土地也会使土地的碳吸附功能下降而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总之农地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土地的碳吸附能力[2]。Freibauer等在研究欧洲农地固碳功能时指出，禁止开发生物燃料、鼓励农民有机耕作、强化政府的低碳政策和理念等能促使农地固碳功能的提高[3]。John M Antle认为农地固碳功能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碳交易来实现，并且碳交易也能减少土壤的碳损失率、增加农民收入[4]。
国内对低碳农业的研究开始较晚，目前主要集中在低碳农业的内涵界定和基本理论[1，5]、发展现状[6]、模式及对策[7]等视角，而对于低碳农业涉及的利益主体的研究较少。漆雁斌、江玲利用静态博弈方法讨论了涉农企业之间、农户之间及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在低碳农业发展中的策略选择[8]。曾小艳、鲁德银针对农业产业化中政府、龙头企业、农户、消费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安全低碳行为的行动策略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并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9]。鲁德银、王习春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农户、企业和消费者对低碳技术与模式的预期收益不高，企业和农户不愿采用低碳技术与模式，消费者不愿为低碳农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10]。
演化博弈理论在经济管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应用，国内对关于低碳问题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演化博弈也展开了丰富的研究。王京安等通过演化博弈分析发现，政府政策的合理引导、企业自身技术条件的提高可促使企业逐步趋向于低碳生产[11]。何丽红、王秀建立了低碳供应链中政府和核心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实施低碳供应链管理的收益和成本、政府对企业的奖惩力度都会直接影响博弈结果[12]。赵黎明等重点讨论了旅游产品碳排放核算制度与相应的激励政策下政府部门与旅游企业低碳策略的演化发展[13]。
随着低碳农业的进一步推广，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关系更加复杂，因此需要运用更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去探析内部利益关系。本文在上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从低碳农业的三个主要利益主体――政府、农业企业和农户入手，构建“政府-农业企业”“农业企业-农户”两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各主体低碳发展行为策略的稳定性以及优势稳定策略组合所需要的条件，以期建立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均衡机制，为促进低碳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建议。
一、“政府-农业企业”演化博弈分析
（一）模型的假设及建立
在低碳农业的推广过程中，政府部门试图通过各项监管措施来引导农业企业实行低碳农业生产，以此实现农业的低碳转型。农业企业会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的情况，选择是否进行低碳生产。假设政府和农业企业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两者之间的行为博弈在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进行。政府对农业企业的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监管和不监管;农业企业也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实行低碳农业生产和不实行低碳农业生产（实行传统农业生产）。设初始状态下，政府选择监管的概率为p，选择不监管的概率为1-p;农业企业选择低碳生产的概率为q，选择传统生产的概率为1-q。
政府若选择对农业企业进行监管，监管成本为Cg，包括政府搜集农业企业碳排放情况等信息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政府监管采取的方式有罚款、补贴和碳税返还。其中，政府对实行低碳农业生产的企业给予的补贴为A，碳税返还为T，对实行传统农业生产的企业进行罚款F。在政府监管条件下，若企业实行低碳农业生产，政府将获得长期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增加，也包括政府声誉的提高，此部分效益记为Rg。若企业实行传统农业生产，政府要付出环境治理费用Pg。
设农业企业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获得的收益为R0。若企业选择低碳农业生产，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Ce，包括对低碳原材料、低碳技术设备、清洁能源的投资购买等;同时企业也会获得额外收益Re，包括碳排放费用的减少、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获得的良好社会声誉等;同时，若政府选择监管，企业可获得低碳补贴和碳税返还。
根据以上假设，得到政府与农业企业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二）模型的局部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根据矩阵，政府实行监管与不监管的期望收益Ug1、Ug2以及平均期望收益Ug分别为：
Ug1=q（Rg-Cg-A-T）+（1-q）（F-Cg-Pg）
Ug2=-（1-q）Pg
Ug=pUg1+（1-p）Ug2
得到政府实行监管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p）=dpdt=p（Ug1-Ug）=p（1-p）[[q]（Rg-A-T-F）+F-Cg]]（1）
农业企业实行低碳农业生产与传统农业生产的期望收益Ue1、Ue2以及平均期望收益Ue分别为：
Ue1=p（R+Re+A+T-Ce）+（1-p）（R0+Re-Ce）
Ue2=p（R0-F）+（1-p）R0
Ue=qUe1+（1-q）Ue2
得到农业企业实行低碳生产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q）=dqdt=q（Ue1-Ue）=q（1-q）[[p]（A+T+F）+Re-Ce]] （2）
令F（p）=0且F（q）=0，解得：
p1=0，p2=1，q*=Cg-FRg-A-T-F;q1=0，
q2=1，p*=Ce-ReA+T+F
由此得到博弈矩阵的5个局部均衡点A1（0，0）、B1（0，1）、C1（1，0）、D1（1，1）、E1（p*，q*）。其中，A1、B1、C1、D1四点为纯策略均衡点，E1为一个混合策略均衡点。
根据Friedman（1991）提出的方法，检验动态系统的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和迹的符号可以分析该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14]。由式（1）和式（2）可得，在政府-农业企业系统中，雅可比矩阵J及其对应的行列式detJ和迹trJ分别为：
J=[（1-2p）[q（Rg-A-T-F）+F-Cg]p（1-p）（Rg-A-T-F）
q（1-q）（A+T+F）（1-2q）[p（A+T+F）+Re-Ce]]
detJ=（1-2p）（1-2q）[q（Rg-A-T-F）+F-Cg][p（A+T+F）+Re-Ce]
-pq（1-p）（1-q）（Rg-A-T-F）（A+T+F）
trJ=（1-2p）[q（Rg-A-T-F）+F-Cg]+（1-2q）[p（A+T+F）+Re-Ce]
农业企业改变传统生产方式转向低碳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设备、技术，尽管从长远利益考虑，Re大于Ce是可能实现的，但在短期内获得Re>Ce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假定存在Ce>Re。此外，为充分说明博弈的经济含义，假定Rg>Cg+A+T，即在政府监管条件下，农业企业低碳生产而使政府获得的长期效益的增加大于其监管成本和对企业给予的补贴、碳税返还之和。根据5个局部均衡点对应的detJ和trJ结果，需要讨论Cg-F、Re+A+T+F-Ce和Rg-A-T-F是否大于零。若Cg>F，由于Rg>Cg+A+T，则恒有Rg>A+T+F;同理，若Rg
当Cg>F且Ce>Re+A+T+F时，尽管政府对农业企业实行监管政策，但是采取的各种干预方式的力度均不足。政府对非低碳生产企业的罚款较小（F），不足以补偿其付出的较大的监管成本（Cg）;对低碳生产企业的补贴（A）和碳税返还（T）也较小，而企业的低碳生产的额外成本太大（Ce），导致其没有动力采取低碳生产决策，双方的策略选择将倾向于（不监管，传统农业生产）。为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采取措施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提高监管的积极性。政府可以借助并发挥公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让其参与到对农业企业生产的监督中来，同时创建良好的社会舆论机制，增加监管的声誉效益。
当Cg>F且Ce
演化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取决于博弈的初始状态，当初始状态位于区域A1C1E1B1时，系统将收敛于A1（0，0）;当初始状态位于区域C1D1B1E1时，系统将收敛于D1（1，1）。为了在更大的可能性上得到（监管，低碳农业生产）这个希望的均衡结果，需要扩大区域C1D1B1E1，同时减少区域A1C1E1B1。各区域的大小是由鞍点E1（p*，q*）决定的，如果要扩大区域C1D1B1E1，则要求鞍点E1（p*，q*）向左下方移动，这要求p*=Ce-ReA+T+F与q*=Cg-FRg-A-T-F的值变小。
从各个参数来看，政府降低监管成本、增加对企业的罚款、补贴和碳税返还;企业降低低碳生产成本、增加低碳生产收益，都会使p*和q*变小。
当RgRe+A+T+F时，政府对非低碳生产农业企业的罚款足够大，但是对低碳生产企业的补贴和碳税返还相对较小，企业同样倾向于传统生产，系统最终向（监管，传统农业生产）演化。
当Rg
为使系统更好地向（监管，低碳农业生产）演化，从政府的角度看，一方面要加大监管力度，另一方面要试图降低企业转向低碳农业生产的成本（向企业提供低碳技术、设备、人才支持等）、增加企业低碳生产的额外收益（帮助企业加大低碳产品和服务的宣传力度等）。
二、“农业企业-农户”演化博弈分析
（一）模型的假设及建立
农户是低碳农业的重要参与主体，其与农业企业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两者需要合作来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又存在利益冲突。在“企业+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中，农业企业通常是低碳农业生产的领导决策者，而农户是具体执行者。在农业企业选择低碳生产决策的前提条件下，为确保低碳农业的规范生产，假设双方通常会签订相关的低碳生产标准协议。农户在企业提供的低碳技术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生产，农业企业则将低碳生产经营带来的利益分配一部分给农户。但是，由于实际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利益联结机制的脆弱性，企业可能不愿意把低碳生产经营的利益分配给农户，农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一定会按规范低碳生产。
假设农业企业和农户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双方都是有限理性，且博弈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进行的。农业企业对农户的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分配低碳收益和不分配低碳收益;农户也有两个可选择的策略：按规范生产和不按规范生产。设初始状态下，农业企业选择分配收益的概率为m，选择不分配的概率为1-m;农户选择按规范生产的概率为n，选择不按规范生产的概率为1-n。
设企业分配给农户的收益为W;农户按规范生产会使企业低碳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下降，此部分收益记为Rb;农户不按规范生产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为D;当农户按规范生产，而企业不分配低碳收益给农户时，农户会向地方政府申诉，政府对企业实施罚款Fb，罚款补偿给农户。
农户若选择按规范生产，需要付出额外成本Cp，包括替换已有高碳技术而引致的产能减少、学习低碳农业技术的成本、劳动投入的增加等;同时会得到规范生产带来的额外效益Rp，包括文化技能素质的提高、农业生产设施条件的改善等。当企业分配低碳收益给农户，而农户不按规范生产时，农户要向企业支付违约金Fp。
根据以上假设，得到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3所示。
（二）模型的局部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参考政府-农业企业系统模型复制动态方程的推导方法，根据表3，得到农业企业选择分配收益、农户选择按规范生产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
F′（m）=dmdt=m（Ub1-Ub）=m（1-m）[[n]（Fb-Fp）+Fp-W] （3）
F′（n）=dndt=n（Up1-Up）=n（1-n）[[m]（Fp-Fb）+Rp+Fb-Cp] （4）
令F′（m）=0且F′（n）=0，解得：m1=0，m2=1，n*=W-FpFb-Fp;n1=0，n2=1，m*=Rp+Fb-CpFb-Fp
从而得到农业企业与农户组成的动态演化博弈矩阵的5个局部均衡点为A2（0，0）、B2（0，1）、C2（1，0）、D2（1，1）、E2（m*，n*）。
根据式（3）和式（4），在农业企业-农户系统中，雅可比矩阵J及其对应的行列式detJ和迹trJ为：
J=[（1-2m）[[n]（Fb-Fp）+Fp-W]m（1-m）（Fb-Fp）
n（1-n）（Fp-Fb）（1-2n）[[m]（Fp-Fb）+Rp+Fb-Cp]]
detJ=（1-2m）（1-2n）[[n]（Fb-Fp）+Fp-W][[m]（Fp-Fb）+Rp+Fb-Cp]-
mn（1-m）（1-n）
（Fb-Fp）2trJ=（1-2m）[[n]（Fb-Fp）+Fp-W]+（1-2n）[[m]（Fp-Fb）+Rp+Fb-Cp]
假设FpW，否则农户一般情况下不会愿意与企业签订协议，企业也不会把收益分配给农户，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根据上述5个局部均衡点对应的detJ和trJ结果，需要讨论Rp+Fb-Cp与Rp+Fp-Cp的是否大于0。由于Fb>Fp，若Cp>Rp+Fb，必有Cp>Rp+Fp;同理，若Cp
当Cp>Rp+Fb时，农户按规范低碳生产带来的额外效益较小（Rp），或者政府对农业企业不分配收益而实施的罚款较小（Fb），二者之和小于农户选择低碳生产所要付出的额外成本（Cp），系统将会收敛于A2（0，0），即（不分配收益，不按规范生产）这一均衡状态，这是地方政府不愿看到的结果。从自身短期利益考虑，由传统生产方式和习惯转向新型的低碳生产方式付出的成本很大，农户宁愿支付违约金也不愿按规范低碳生产，但长远来看，这对农户自身和农业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为促使农户合作推广低碳农业，政府和农业企业必须着力降低农户的低碳生产成本、增加农户的低碳生产效益。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引导农户改变生产观念、增加对农户的收益分配、对农户免费进行低碳种植生产技术培训、提供或改善低碳农业生产设施等等。
当Cp
三、结论
本文对低碳农业推广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内部关系进行了分析，建立了政府与农业企业之间、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低碳决策行为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对各主体演化策略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政府部门对农业企业不监管或者采取的监管措施力度不够时，农业企业实行低碳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会受到严重挫伤，系统会向（不监管，传统农业生产）演化。因此必须采取措施降低政府的低碳监管成本，增加监管收益。可以通过充分调动公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对农业企业生产的监督，降低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费用;同时，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机制体系，使得政府通过监管能获得较大的声誉效益，以此激励政府加大监管力度。
2.农业企业是否实行低碳农业生产主要受低碳生产成本、低碳生产额外收益、政府监管力度（包括高碳罚款、低碳补贴和碳税返还）三个参数的影响。因此，政府要加大对非低碳生产农业企业的惩罚力度，给予低碳生产企业合理的财政补贴和碳税优惠，同时可以对实行低碳生产的农业企业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设备、信息、人才等的支持，加大对企业低碳产品和服务的宣传。总之要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企业的低碳生产成本，使其获得更多的低碳效益，从而引导和帮助农业企业更好地开展低碳生产。
关键词 耕地抛荒；农户家庭特征；分位数回归；四川丘陵地区
中图分类号 F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14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0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以及耕地保护问题引起了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中西部地区至少有30%的耕地被抛荒且呈蔓延之势”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耕地抛荒涉及问题复杂，解决难度大，短期内还找不到遏制这一现象的有效办法。国内外的学者对耕地抛荒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研究：Mottet[1]、Bakker[2]、Hodgson[3]、Lambin等[4]研究了海拔高度、坡地、土地肥沃程度、气候变化等自然条件因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而Busch[5]、Prishchepov[6]、Cremene[7]、Strijker[8]、Tasser[9]从诸如人口迁移、工业化进程、土地租金结构、市场刺激措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产出价格以及农村通往城市的便捷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国内学者张怀献与范和平[10]、尹坤[11]、邾鼎玖[12]、杨涛[13]、肖冬华[14]、詹琳[15]、卿秋艳[16]分别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效益、耕地自然状况、土地流转制度等方面探析了耕地抛荒的原因。从研究现状看，共同特点之一是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耕地抛荒的原因进行剖析；由于宏观因素的多样性与多变性，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本文认为，当前偏重宏观因素的研究存在问题：忽视了不同农户家庭在相同宏观背景下会做出不同的耕地抛荒决策。虽然郑兴明、吴锦程[17]采用Logistic模型从风险角度对农户家庭抛荒行为进行了尝试性的微观定量研究，但将农户家庭视为一个决策质点，且仅简单区分了抛荒与耕种两种情况。基于此，本文认为对耕地抛荒问题的研究并不是抛与不抛的简单二分，而是应该把耕地抛荒作为农户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并在这一假设之上定量分析不同的农户家庭对耕地抛荒程度的影响，从而尝试着构建一个以农户家庭为基础的耕地抛荒问题的微观分析框架。
严格意义上说，本文提出的理论并不是解释当前耕地抛荒现象是如何产生，而是解释耕地抛荒的趋势是如何被影响，两者虽然有共同点，但有必要做出区分。
1 假说的提出
是当前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承包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因此耕地抛荒的决策单位也应该是家庭而不是单个农民；即在考虑耕地抛荒的决策时，不能将家庭视为一个决策整体，应该考虑家庭成员特征的交互关系――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收入来源等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决策的影响。
1.1 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分析
职业分布。在当前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情况下，仍有部分家庭成员留守农村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只有当留守的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土地对劳动力的最低需求时，抛荒现象才会发生（在我国当前制度下，农户家庭经营耕地面积是根据家庭人口确定的，并不是根据土地对劳动力的最低需求决定的，这意味着即使减少部分农业劳动力，也能够满足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
年龄分布。年龄直接影响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的主观意愿：劳动力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将时间用于休闲而不是生产活动。基于非农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区别，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年龄的上升将对成员的职业分布产生影响，其趋势是利于农业生产而不利于非农生产（我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成功找到工作的几率会逐渐减小，但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较小）。特别是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下，如果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活动，那么老龄化劳动力将被迫继续耕种土地。
教育程度。一般理论通常认为，教育年限越长越会促使农民选择非农职业，从而加速抛荒过程，但本文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我们认为，我国农村家庭成员接受的一般是基础性教育，其初始的教育程度并不决定职业分布（后面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家庭成员的平均教育年限为5.5年，而且农业劳动力与非农劳动力的教育年限并无显著差别）。相反，职业分布使得家庭成员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的后续教育具有“路径锁定”的效应（后续教育主要指劳动者在职业中的“干中学”产生的知识累积）。职业分布对后续教育的这种锁定使得家庭成员的职业转换并非是没有成本的，这种职业转换成本可能会抵消职业转换收益。
收入来源。通常文献认为只要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超过农业收入，耕地就会被抛荒。但我国农户家庭收入包括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更为关键的是，农户家庭的抛荒决策并不是取决于二者绝对值的比较，而是取决于这两种不同来源收入的效用。具体而言，“恋土情结”的存在以及农业收入对农户家庭的保障功能，使得非农收入只是补充作用。当然，随着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拉大，一旦超过既定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即非农收入能够完全覆盖家庭成员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耕地抛荒出现的几率就大大增加。
1.2 “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
根据上面提出的耕地抛荒影响因素，在考虑其交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影响耕地抛荒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所谓“收入效用临界点”，是指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给农户家庭带来相同效用的点。具体来说，只有非农收入对农户家庭的收益效用超过农业收入的保障效用时，耕地抛荒才会发生（这一效用如果进行量化，可以大致等于农户家庭的部分劳动力通过从事非农职业获取的收入足够支付家庭的生活成本）。这一假说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在既定的农户家庭成员职业分布状况下，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绝对差距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其表现为：在农业收入既定的前提下，非农收入的增长导致二者绝对差距的增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只要在效用上非农收入小于农业收入，土地就会得到持续的耕种而不是被抛荒。但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的差距增大会增加耕地抛荒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会在达到前述“收入效用临界点”时转变为现实；在非农收入既定的前提下，农业收入的增加则会使得农业收入在“保障效用”的基础之上产生“收益效用”，并对耕地抛荒的抑制作用是持续的，会不断地吸引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第二，只要农户家庭成员年龄增长导致的效用变化未达到临界点，那么耕地抛荒会被抑制，原因在于：老龄化劳动力已有的知识技能结构更适合农业生产，且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的条件下，农业收入仍是老龄化劳动力最重要的生活保障来源。而一旦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临界点，家庭成员则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彻底放弃农业生产，即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虽然年龄分布与职业分布互相影响，但就一般性而言，只要没有达到“收入效用临界点”，农户家庭平均年龄的增长会对耕地抛荒起到持续性的抑制作用。
第三，农户家庭成员受到的教育程度对“收入效用临界点”影响是双重的。鉴于家庭成员受到的多为基础教育，在非农职业中的优势并不明显，使其在收入增长的并不具有持续性；而在农业生产中则更具优势，会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非农领域知识累积过程是断续的，而在农业领域知识累积过程是连续
的（之所以是断续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经常转换职业，使得上一个职业累积的知识在下一个职业中失去作用）。
这样，家庭成员教育与知识的增长，既对耕地抛荒有推动作用，又有抑制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教育对耕地抛荒的抑制作用具有持续性，而其推动作用则未必（这里我们并不简单地认为教育的推动作用是断续的，因为如果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并不进行职业领域转换，那就不是断续的）。
第四，职业收入水平对职业分布的影响依然要基于“收入效用临界点”，且也是双重的。即在未达到临界点
之前，即便基于收入来源、家庭成员年龄与教育程度的职业分布使得农业劳动力减少，但农户家庭仍然会保留最低限度的劳动力，目的在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获取农业收入带来的保障效用，因此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只有达到临界点后，耕地抛荒现象才会加剧；如果职业分布使得农业劳动力增加，则农户家庭则会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逐步获取土地以满足劳动力对土地的需求，因而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连续性的。
综上所述，由于“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存在，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决策的影响是交互且是双重的，即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年限、收入来源等农户家庭特征是交互作用的，这种交互性使得它们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作用存在差异，对农户家庭的抛荒决策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农户家庭特征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影响也就意味着对耕地抛荒决策的影响。根据前面的分析，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等农户家庭特征存在交互作用，这种交互性使得它们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根据前面的分析，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推动效果是断续性的，我们称之为具有“迁跃效应”，其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具有突然性与爆发性，其时间点就是前述的“收入效用临界点”（这一时间点的出现通常和家庭之外的外部因素有关，比如显著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这一问题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解答）；而对耕地抛荒的抑制效果是持续性的，我们称之为具有“涓流效应”，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持续有效的延迟“收入效用临界点”的到来，从而在长期内抑制耕地抛荒。
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及说明
表1是根据上述假说构建的指标体系。其中，农业劳动力与非农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是指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非农劳动力是指仅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村劳动力）
的特征分别用年龄、教育程度与数量
衡量；农业成本、农业产出衡量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状况；非农收入比重
（由于调研时不便与外出务工人员取得联系，采集外出务工相关数据（工资收入、工作状况、城市生活成本等）存在困难，通过询问在家家庭成员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从而间接获取家庭收入的构成状况）
表示农户家庭非农收入状况。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指标体系加入了农户家庭承包耕地面积这
一指标。其理由在于，假说隐含了一个假定，即家庭承包的耕地全部具有保障效用。但如果家庭
承包耕地面积增大，承担保障效用的耕地就可能是承包耕地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此在实证过程中考察了这一问题。
2.2 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2.2.1 数据来源
调研情况。调研地点为四川省A县的3个行政村、B市（县级市）的2个行政村、C县的4个行政村
（由于耕地抛荒涉及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应地方政府要求以及科研数据处理惯例，本文不出现具体地名）。
调研发放问卷400份，有效问卷合计358份，有效率达89.5%。定量数据包括家庭劳动力情况、耕地面积、收入构成、2012年与2002年农业产出、生产成本；定性数据包括耕地抛荒的原因与特点、农户对耕地抛荒的认识与趋势判断。
表2显示，除了A县的SMG村与B市（县级市）的DPX村的旱地、水田的抛荒面积没有超过10%外，样本点所涉其他行政村的水田、旱地抛荒面积均超过总面积的10%。C县YH村的旱地抛荒面积甚至多达46%，这说明样本村的耕地抛荒已经很严重了。
2.2.2 数据描述统计
表3显示，在358份样本数据中，188户样本农户存在耕地抛荒，因此实证分析都是基于这188户农户家庭的数据。
从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于非农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比较严重，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约为56岁，最大值甚至达到82岁，而非农劳动力平均年龄约为26岁；农业劳动力平均接受教育年限约为5年，非农劳动力平均接受教育年限为6年。但是，农业劳动力数量与非农劳动力数量大致相当，两者分别为1.6人与1.5人。②农业产出低下，生产成本较高。产出均值仅为3 862元，而生产成本均值达到1 353.5元，由此得知从事农业生产的利润低下，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从非农收入比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非农收入比重平均为74.59%，一是说明存在耕地抛荒的农户家庭对非农收入的依赖性较强，二是说明农民增收速度较为缓慢。③耕地经营规模偏小。农户家庭平均耕地面积为5.48亩，最大值仅为20亩。耕地规模偏小限制了规模效应，不利于分摊生产成本。
3 计量模型设定用。即如果农户家庭的部分劳动力通过从事非农职业获取较高的收入，那么其他家庭成员有可能放弃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可能性随非农收入的增加而增大，并在临界点达到时产生“迁跃效应”。
“举家外出”就是例证，这种情况下的耕地抛荒就是农户家庭的承包耕地面积；当然，这种情况排除了“通过土地流转避免耕地抛荒”的可能性。
农业投入产出。①生产成本。农业生产成本的所有分位数回归都没有通过检验，因此对耕地抛荒没有构成显著性的影响。原因在于：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而言，从事农业生产是其生活保障所在，生产成本只是减少了农民收益，但并不能迫使农户放弃耕种土地，否则生活保障就会失去来源；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而言，农业生产成本对其影响更小，因为其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非农收入，生产经营决策较少地受到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②产出。农业产出在0.25，0.5，0.75，0.95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除了0.25分位，其余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回归估计值为负且较为稳定；说明无论耕地抛荒面积多少，农业产出都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非农收入比重在0.95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在1%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其回归估计值为正，说明非农收入比重仅在耕地抛荒严重的情况下存在推动作用，即存在“迁跃效应”。如前所述，非农收入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是断续的。在未达到“收入效用临界点”之前，非农收入比重上升并不会增大耕地抛荒的面积，只是增加耕地抛荒的可能性；而这一比重一旦达到“收入效用临界点”，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
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在0.25，0.5，0.75，0.95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检验。其回归估计值分别为0.119 0，0.254 7，0.370 7，0.496 8，说明伴随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对耕地抛荒的影响越大。
5 简短的政策建议
鉴于农户家庭特征通过“迁跃效应”与“涓流效应”对“收入效用临界点”的不同作用，本文认为需要通过相关措施解决愈演愈烈的耕地抛现象。简短的政策建议如下：
注重对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入。这种人力资本投入，除了要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家庭成员进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一方面有利于“涓流效应”的发挥，持续抑制耕地抛荒；另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对职业分布的锁定效应，增强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性。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注重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会改变生产要素配置的比例，以科技进步部分代替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从而缓解农户家庭职业分布变化对耕地抛荒产生的“迁跃效应”。同时，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将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耕地的产出水平，增加农业生产的收入，从而有效发挥其对抑制耕地抛荒的“涓流效应”。
提高耕地的“保障效用”。一方面可以建立和完善诸如“粮食直补”等土地耕种的利益补偿机制，使得土地不仅具有保障作用，还有收益作用；另一方面对于长期抛荒的农户家庭，实行一定的惩罚机制，在维持其基本的承包权基础上可以收回其对土地的经营权，从而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
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应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通过土地经营权甚至是承包权的流转，将耕地集中于那些急需扩大土地规模的农业大户手中，使其逐步向家庭农场等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转变，为抑制耕地抛荒的农户家庭特征因素发挥“涓流效应”提供条件，从而有效抑制耕地的抛荒。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行为与意愿;实证分析
建立和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提高我国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已有的研究主要是规范分析，实证研究较少，以农民为合作社发展的微观基础来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内在机理的实证研究就更是少见。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能够满足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商品生产者谋取或维护自身利益、增强竞争能力的社会经济需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第一行为主体和最终实施主体应该是农民，我国新形势下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应该以尊重农民的行为与意愿为前提，以满足农民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农民的积极参与为根本手段。因此，了解农民的合作行为与意愿，对于把握未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本方向，揭示现阶段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制约因素，制定政策支持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对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等部分行政村的200个农民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本文对现阶段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探索现阶段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决定因素。
一、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因素
影响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因素众多，本文这里主要是从农民的个人情况、家庭特征入手寻找影响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因素。从研究结果来看，农民个人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以及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均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中男性有76.3%的人愿意参加合作社，比女性(65.6%)高出了约11个百分点;受教育年限与农民参加合作社的行为与意愿呈正比关系，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的人越多(受教育年限9年以上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分别比受教育年限6-9年和低于6年的农民的比例高1.7个百分点和12.1个百分点);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81.2%)比未参加过的农民的比例(70.6%)高出10.6个百分点;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比较了解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比不了解的农民(60.3%)高12.4个百分点。比较特殊的是农民愿意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例随年龄增长呈抛物线的形式，年龄小于30岁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为71.7%，年龄处于30-45岁的农民的比例增加到77.2%，而年龄大于45岁的农民的比例又下降到70.5%，基本与30岁以下的农民处于同一水平。
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为与意愿也受到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从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来看，家庭劳动力人数少于2人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75.1%)分别比家庭劳动力人数为3-4人(70.7%)和4人以上(70.5%)的农民的比例高出4.4个百分点和4.6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越少，越想依赖于合作社的帮助;从农户产业结构来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明显高于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农民，其中从事养殖业农民愿意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比例最高(76.6%)，分别比从事种植业农民(72.3%)和以非农产业为主农民(69.8%)的比例高出4.3个百分点和6.8个百分点;农户年农业生产成本超过3 000元的农民(80.2%)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分别比年生产成本为1 500-3 000元的农民(72.1%)和低于1 500元的农民(67.2%)的比例分别高8.1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年生产收入超过5 000元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收入低于5 000元的农民的比例高3.8个百分点。除此之外，相信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带来受益(有预期心理①)的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的比例(84.7%)比持怀疑态度的农民的比例(68.1%)高达16.6个百分点。
二、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分析
(一) 模型的建立及其估计
在未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农民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农民预期心理等均对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确定出影响农民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决定因素，本研究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建立如下的经济计量模型:
农民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f(农民个人特征，农户特征，预期心理，其他)(1)
(1)式中，农民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以及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共5个因变量。其中，将性别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和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设为虚拟变量，具体讲就是如果男性设为1，是女性设为0;参加过职业培训的设为1，未参加过的设为0;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为1，不了解的设为0。农户家庭的特征包括农户家庭的劳动力数、产业结构、农业生产年生产成本、年生产收入共4个变量，其中通过农户农业年生产成本反映出农户农业生产规模大小对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通过农户年生产收入反映出农户富裕程度对农民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年收入5 000元以上的为较富裕农户(变量值为1)，低于5 000元的为不富裕农户(变量值为0)。预期心理指的是农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获取利益的预期心理，相信能够受益的变量值为1，持怀疑态度的为0。
本研究中农民是否愿意合作为[0，1]变量，所以采用Probit回归方法估计农民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以及农民预期心理等因素对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具体建立的实证方程如下:
y=φ(x1，x2，x3，x4，x5，x6，x7，x8，x9，x10，x11)+ε(2)
(2)式中，y代表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ε代表随机扰动项;x1代表农民参与合作的预期心理;x2 、x3 、x4 、x5 、x6、x7 分别代表了农民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线性项)、年龄(二次项)、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和是否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共6个变量;x8 、x9、x10、x11分别代表农户特征中的家庭劳动力数、农户产业结构、农户年农业生产成本、年收入共4个变量。为了估计农民预期心理、农民个人特征和农户特征对其参与合作行为与意愿的影响，我们同时估计出非标准化模型(Probit)和标准化模型(Dprobit)，通过标准化模型估计(Dprobit)确保预测值介于0-1之间(见表1)。表1中显示出多数变量的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而且符号和预期结果一致，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估计结果。
(二)计量结果的评价
从表1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预期心理对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影响，其系数值达到0.16，表明了认为参与合作可以受益的农民比持怀疑态度的农民愿意参与合作的比例高16%，从而证明了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农民做出的贡献在影响农民是否选择参与合作中的决定性。
在农民个人特征的影响因素中，男性比女性愿意参与合作的比例高11%，表明男性更愿意选择合作;受教育年限的系数为0.02，表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愿意参与合作的农民人数将增加2%，说明了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越强;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的农民要比未参加过的农民愿意合作的比例高4%，表明通过农民职业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合作意识，愿意合作的人数将提高4个百分点;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比不了解的农民愿意合作的比例高13%，调查中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多数农民不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民管、民收益”的本质属性，都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官办”组织，显示出了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常识宣传的重要性。
在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因素中，家庭劳动力数、农户年收入的变量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家庭劳动力数和农户年收入对农民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农户产业结构的系数为0.03，说明了从“养殖业-种植业-非农业为主”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低，农民愿意参与合作的比例越小;农户农业年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农户家庭生产规模的大小，其变量系数为0.07，表明了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规模越大，农民合作的行为与意愿越强烈。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这200个随机样本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农民的预期心理是农民合作行为与意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直以来，全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呈现出“小、散、弱”的“通病”，数量上庞大，但真正做大、做强、能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的是少之又少。这不仅使得合作社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微薄，而且具有区域性、阶段性的特征，从而使农民对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持怀疑或观望态度，未能产生通过加入专业合作社带来稳定收益的预期心理，反而产生要受合作社约束、交纳会费等的思想负担。因此，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上，应该保证合作社的组建要建立一个，成功一个，由少到多，有点及面。发挥出典型合作社的辐射效应，让农民看见参加合作社的好处，从而调动农民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第二，农民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了解，对其参与合作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调查中发现，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民管、民收益”的本质，误认为合作社是服务于政府，受制于农村基层干部的“官办”组织，没有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部分农民担心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又走上了20世纪60-70年代“搞合作社”、“大锅饭”、“归大堆”的回头路，害怕合作事业的发展。因此，要大力加强合作思想的宣传工作，切实使农民明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唤起或增强农民群众的合作意识。
第三，农民个人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影响着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农民的性别、受教育水平、是否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以及农户产业结构、生产规模等均对农民参与合作的行为与意愿有着影响。农民个体中，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参与合作，受教育水平高的比受教育水平低的更愿意参与合作，参加过农民职业培训的比没有参加过的更愿意参与合作;农户家庭中，从事养殖业的比从事种植业、非农业生产的愿意参与合作，从事种植业的又比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更愿意参与合作;农业生产规模大的比生产规模小的农户更愿意参与合作等。
注释:
① 这里的预期心理是指农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带来收益的预期心理，其中包括农民生产产品产量的增加、农业新科技的应用、生产成本的降低、产品价格的提高等。
参考文献
[1] Munker， Hans， Review of the Role of Coopertative in the 21s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995(88).
[2] 曹建民，胡瑞法.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J].中国农村经济，2005(10):28-35.
[3] 傅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及问题[J].经济学家，2004(5):101-108.
[4] 王征兵.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2:36-39.
（一）美国
2011年11月10日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11财年美国农业出口额达1374亿美元，在国内创造了115万个工作岗位，出口顺差达到427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2011年分行业增加值的初步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1778亿美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8957亿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20205亿美元。美国耕地面积约为1.7亿hm2，人均耕地面积为0.7hm2，是世界人均占有耕地的2.9倍。
（二）中国
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为1556.2亿美元，出口额为607.5亿美元，进口额为948亿美元，贸易逆差为341.2亿美元。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2011年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核算数据，2011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7387亿美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4154亿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1470亿美元。国土资源部的2011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2亿hm2，人均耕地面积为0.092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自2009年全国耕地保有量连续3年保持在0.08亿hm2以上。通过对2011年美国与中国的基本经济数据的简单对比发现，两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分别是顺差和逆差。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数量大于进口，中国则与之相反，与美国农业进出口金额差距较大。美国农业出口创历史新高，进一步拉动就业。中国第一产业的增速明显高于美国，说明中国在农业经济方面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耕地面积是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耕地面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中国与美国相比，不管是耕地面积总量，还是人均耕地面积，差距都比较大，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农产品生产成本对比
（一）机械化水平和人力资源对比
通过表1可以看出，2007—2009年美国的玉米、蔬菜、烟草的生产成本呈现上扬趋势，大豆生产成本总体上扬。从机械化水平和人力资源角度出发，在美国，仅占总人口数目2％的农业人口依托较高的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实施大规模农业生产作业，减少了人力成本对于农业的影响，使农业成本呈现较小的变化。中国得益于农业机械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玉米和烟草的生产成本呈现下降趋势，大豆和蔬菜生产成本的上扬说明中国在某些行业的机械化发展程度相对缓慢，致使人力成本的增加影响到农业生产成本。通过比较发现，美国在玉米和大豆的生产成本上具有优势，而在蔬菜和烟草方面，中国的生产成本则更低。中国的人力成本优势不足以抵消机械化相对落后带来的劣势，机械化水平成为制约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1]。
（二）政府补贴对比
客观因素可以通过技术升级和政策引导等多种措施进行发展，但较高的生产成本势必会带来产业链下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加剧市场资本对于农产品消费的担忧，不利于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更多的竞争优势。政府对于农产品的补贴在成本控制方面收效立竿见影，也是目前各国政府扶持农业的主要措施。2007—2009年美国农业平均产值为3046亿美元，中国为6564亿美元。美国农业支持总量为1092亿美元，相当于本国农业总产值的36%；中国农业支持总量为878亿美元，仅相当于本国农业总产值的13％。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允许中国像美国一样对农业进行高额的财政补贴，所以中国对农业生产成本的控制力不足，进而传导至农产品消费市场，致使CPI(消费物价指数)和PCE(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2]。相对于农业生产补贴，出口性补贴能加速对进口国农业消费品市场的占有，但也易于促使进口国采取保护措施，导致两国的贸易战。
三、农产品消费市场对比
201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为4.32万美元，中国人均收入为0.50万美元，收入差距为3.82万美元。人均收入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消费市场的活性，造成中美在农产品消费上的结构性差异。除此之外，农产品成本和市场需求供给也是影响农业消费市场的主要因素，三者的波动共同传递到市场，形成了以需求—供给为核心的动态经济活动变化[3]。无论是开放的市场经济，还是较为封闭的计划经济，农产品的总需求趋势是倾斜向下的，总供给的趋势是倾斜向上的。农产品消费市场的基本均衡状态是由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交点决定的，也就是说，农业市场的消费是在某一特定的价格下由总需求和总供给给出的[4]。它们的交点对收益和就业产生了影响，但是从整体农业经济角度去衡量，交点不一定是最合乎一国交易的产销水平，很可能造成产品收益和就业的大量缺口，所以农产品市场的均衡程度是在一定产品价格支持下构成的。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之一，除去本国生产的农产品外，还需要从外国大量进口。在平稳时期，总需求和总供应处在相对平衡的状态。因美国与中国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农产品的支出金额不同，所以出现4个趋势相似但数据不同的曲线（Q1D、Q1S、Q0D、Q0S）见图1。当国内农产品因科技进步等原因出现供应上升时，农产品数量急剧增加（Q1、Q2），总供给增多（Q0S、Q1S），总需求减少，处于买方市场阶段，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居民用于购买农产品的支出下降（P3、P4）。农业经济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益下降，进而影响到市场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预期。农业发展进入相对缓慢的时期，农民寻求第二产业以增加收益，农产品数量依旧增加（Q1、Q3），农产品的总供应减少，总需求增加（Q0D、Q1D），价格上升，总支出上升（P3、P1），呈现卖方市场特点。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农产品市场的均衡状况随着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断协调，处于一种动态变化。
四、农业经济结构对比
金花茶主要生长于广西防城港市十万大山一带，随着金花茶药用价值、经济价值的逐步被挖掘发现，经营金花茶的企业越来越多，这些企业中有部分是“种产销”一体化经营的。所谓“种产销”一体化就是企业建有自己的茶园基地，设有生产技术部，请有技术人员和农工对茶园进行日常管护；企业建有生产车间，购置了加工设备，产品自行加工；申请注册自己的产品商标，自行推广销售产品。
金花茶树是生产性生物资产，会计核算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5 号――生物资产》（以下简称生物资产准则）。金花茶“种产销”一体化企业的会计核算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正确划分未成熟和成熟金花茶树；（2）茶树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之前发生的必要支出和减值准备的核算；（3）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的计提；（4）茶花茶叶从收获到加工完工这一过程的成本计算和账务处理。
二、“种产销”制茶企业会计核算的实务操作
作者现将该类企业从种植到产品加工再到销售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的会计核算要点作浅析。
1.正确划分未成熟和成熟金花茶树，是正确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和准确计算产品成本的基础
一般而言，生产性生物资产通常需要生长到一定阶段才开始具备生产的能力，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所谓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是指生产性生物资产进入正常生产期，可以多年连续稳定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由此，生产性生物资产可以划分为未成熟和成熟两类，前者指尚未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还不能够多年连续稳定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后者则指已经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的生产性生物资产。
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是区分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和未成熟的分界点，是区分其是否具备生产能力，从而是否计提折旧的分界点，也是相关费用停止资本化的时点。
金花茶树达到预定生产目的就是开花。基地里的茶树主要是从引种小苗和嫁接繁殖逐步培育的。金花茶生长期较慢，一株小苗需经过4-5年才能长大成熟开花。处于成长期尚未开花的金花茶树，就属于未成熟，已经开花的金花茶树，可视为已成熟。但由于企业的金花茶是按基地成片种植的，也只能是按基地进行明细核算的，同一个基地由于引种树苗大小有别，种植时间先后有别，每一棵树开始开花的时点并不一致，一般以基地大部分茶树（60%以上）开花为标准判断该片基地的金花茶树已成熟。成熟之后的金花茶树，相关费用应停止资本化，发生额计入所产出农产品成本，并开始对成熟金花茶树计提折旧，折旧额计入所产出农产品成本。
2.茶树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之前发生的必要支出和减值准备的核算
金花茶企业应分别“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并按种植基地进行明细核算。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之前发生的必要支出，归集在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这些支
出主要有（1）原材料购入（金花茶苗、树）；（2）土地租金；（3）固定资产折旧；（4）管护费用即农资（农药、化肥、生产资料等）和人工费（种植工人和技术人员工资）等，进行账务处理需编制的会计分录一般有：
购入树苗，
借：原材料――茶树苗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
领种树苗，
借：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xx基地金花茶）
贷：原材料――茶树苗
发生种植养护费用时，
借：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xx基地金花茶）
贷：原材料――农药、化肥等
周转材料――遮阳网等
银行存款
应付职工薪酬
累计折旧
当茶树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时，也即估算基地大部分茶树（60%以上）开花了，按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的账面余额，结转到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已对未成熟茶树计提了减值准备的，还应同时结转已计提的减值准备。金花茶树的减值主要来自当地台风天气的肆虐，当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台风等原因造成茶树的成本高于可收回金额的，应当按可收回金额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并确认为当期损失。计提减值准备时，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xx基地金花茶）
未成熟茶树结转为成熟茶树时，会计分录为，
借：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xx基地金花茶）
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xx基地金花茶）
贷：生产性生物资产――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xx基地金花茶）
3.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的计提
成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进入正常生产期，可以多年连续稳定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因此，应当按期计提折旧，以与其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相配比。类似于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对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折旧，就是在预计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分摊。要解决的问题是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净残值率的确定。
生物资产准则要求企业确定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应当考虑下列因素：（1）该资产的预计产出能力或实物产量；（2）该资产的预计有形损耗；（3）该资产的预计无形损耗，如因新品种的出现而使现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产出能力和产出农产品的质量等方面相对下降、市场需求的变化使生产性生物资产产出的农产品相对过时等。因此，根据林木类资产的特点，企业应在考虑以上因素的基础上，结合诸如温度、湿度和降雨量等生物特征、灌溉特征、嫁接和修剪程序、所生产产品的预计市场需求等，确定金花茶树的预计使用寿命。这个使用寿命不是茶树的自然寿命，而是经济寿命。税法对林木类生产生物资产最低折旧年限的规定是10年。综合准则与税法的规定，金花茶企业一般按金花茶树经济寿命确定折旧期，且不低于10年。
生物资产准则规定了企业可选用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产量法等。税法规定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因此，金花茶企业生产生物资产折旧方法适合采用直线法。
税法要求企业根据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预计净残值，作者认为金花茶树净残值率按0～5%确定比较适宜。
折旧政策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如需变更，要有企业相关权限的审批文件，要在报表附注中披露。折旧政策要去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折旧计提的会计分录为：
借：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茶花）
――农产品（茶叶）
贷：生产性生物资产累计折旧――**基地金花茶
由于茶花茶叶销售单价差距较大，按合理原则，在确定折旧费分配标准时，可按农产品收获的数量计算预计的销售额作为分配标准，按比例分配折旧费。
4.茶花茶叶从收获到加工完工这一过程的成本计算和账务处理
目前生产的金花茶产品有茶花、茶叶两大类，原料主要来源于自己的茶园基地，也有部分是向当地农户收购。现行税法规定，自产农产品是免增值税的，外购农产品不能免税，那么，会计核算上必须分清自产及外购的入账依据和成本构成。
（1）收获（采摘）时点费用的核算
自产茶花茶叶是指从已成熟种植基地采摘回来的鲜花鲜叶，建议应由采摘人员做一个时间、数量上的记录，仓库（或车间）人员做一个验收单，作为会计入账的原始依据。成本由基地发生的各项费用构成，包括：①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费；②固定资产折旧费；③停止资本化以后发生的管护费用（人工物资杂费等）；④采摘费用（如有）等构成。会计分录为：
借：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茶花）
――农产品（茶叶）
贷：原材料――农药、化肥等
周转材料――遮阳网等
银行存款
应付职工薪酬
生产性生物资产累计折旧――**基地金花茶
累计折旧
可按农产品收获的数量比例分配成本。
（2）外购茶花茶叶是指向农户收购的鲜花鲜叶，建议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仓库（或车间）人员做一个验收单。农产品收购发票、现金付款凭证（银行付款回单）、仓库验收单是会计入账的原始依据。成本由①支付的价款；②收购过程中的杂费（如运费、差旅费）等构成。会计分录为：
借：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茶花）
――农产品（茶叶）
贷：现金（或银行存款）
应付账款
（3）加工过程生产成本的归集
加工过程生产成本是指采摘或收购回来的茶花茶叶在车间除菌、干燥、包装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整个加工过程包括除菌、干燥、包装3个环节，工艺简单。加工成本主要包括人工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修理费、低值易耗品摊销费，水电费、包装费等。
会计核算要有原始依据，关键是做好原始记录。原始凭证有：领料单、工资表、固定资产折旧分配表、车间修理费水电费分配表等，平时车间发生的费用要做好归集和分配的记录。例如，每月底抄水电表，根据单价计算水电费，编一个水电费分配表。
如果鲜花和茶叶同时在车间加工，加工费用如何分？
一般应用品种法计算加工成本，确定成本计算对象是每千克花（叶）。按月汇集车间加工费用，除以加工的鲜花（叶）数量，计算出每千克的加工费用，再分配即可。公式为：
每千克加工费=本月车间加工费合计/（本月车间加工的鲜花数量+本月车间加工的茶叶数量）
本月车间加工的鲜花的加工费=本月车间加工的鲜花数量×每千克加工费
本月车间加工的茶叶的加工费=本月车间加工的茶叶数量×每千克加工费
加工过程账务处理需要编制的会计分录有：
①汇集发生各项加工费用，根据原始凭证，
借：农业生产成本――共同费用
贷：周转材料――低值易耗品
应付职工薪酬
累计折旧
银行存款等
②分配共同费用，
借：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茶花）
――农产品（茶叶）
贷：农业生产成本――共同费用
（4）加工完成后生产成本结转为农产品
如果生产的是散装干花、茶叶，不需包装，则填制产品出库单，会计分录为，
借：农产品――干茶花
――茶叶等
贷：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茶花）
――农产品（茶叶）
如需要包装，以茶花为例，会计分录为，
①领用包装盒（袋）时，
借：农产品――礼品套装花
――纸盒套装花
――袋装花
贷：周转材料――xxx
――xxx
②结转散装干茶花为有包装干茶花，
借：农产品――礼品套装花
――纸盒套装花
――袋装花
贷：农产品――干茶花
俗话说“庄稼是枝花，全靠肥当家”。而今，农民出于方便省事，以及土地对化学肥料的依赖性，种庄稼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化学肥料了。然而，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对农产品、对土地、对环境、对人都有诸多不利，也不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所以，还是应该提倡科学使用传统的农家肥（自然肥）进行农业产品生产。
当年在农村开始推广使用化学肥料时，农民起初也是不相信、不接受，需要反复宣传动员；而如今提倡使用传统农家肥的难度则更大，宣传也好，动员也罢，农民就是图省心、省事，还是只愿用化学肥料。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使用传统农家肥也并不太劳神，肥源简便易得，成本很低，好处颇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产自用，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农家肥是依靠农民的劳动力，就地取材进行加工生产的，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投入资金。因而，农家肥是不需要资金投入就能获得来源的肥料。而农民使用化学肥料则需要投入资金购买，且价格越来越高，已高到农民难以承受的程度。两者相比，使用农家肥，可以减去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肥料投资，明显降低了生产成本。
2.利用废料，有利于优化农村环境可以充分利用农民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污水、尘土、垃圾、废料，以及人畜粪便、秸秆、野草、树叶等，作为生产农家肥的原料。农民在积造肥料的过程中，也净化了生活环境，有利于农村环境的美化、乡风的文明。然而，近年来农民不愿使用农家肥，也不重视积造农家肥，让大量可积造农家肥的原料，浪费流失在农户房前屋后、村里村外，致使农村环境恶化，卫生极差。因此，通过积造农家肥，变废为宝，同时可美化村容村貌，改善环境。
3.改良土壤，有利于提高农产品品质化学肥料是一种无机肥料，长期施用到土壤中会改变土壤酸碱度，使土壤板结，并有化学物质残留，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影响农产品产量。而农家肥是有机质为主，可减缓使用化肥会造成土壤退化（如土壤酸化、结构破坏、养分含量不平衡）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等问题，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是化肥所不能替代的。它所含的营养成分全面，既有丰富的大量元素，又含有多种微量元素，肥效速缓兼备。其次，施用有机肥能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促进土壤生化活动，活化土壤养分，提高土壤肥力，为作物优良品质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有机肥对降低作物硝酸盐含量作用极明显。另外，我们从口感上感觉到，使用农家肥种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吃些；科学家通过对比实验，证明施用农家肥可以显著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比如延长瓜果的贮藏期，提高果实糖和芳香物质含量；提高蔬菜产品中维生素C、还原糖、矿物质等营养物质的含量。长期施用农家肥可提高植株的抗逆性、抗病性，并且能保持丰产稳产。农家肥对生产农产品安全无害，这一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利用以农家肥为主的有机肥生产绿色无污染的农产品已成为一种趋势。
4.农家肥积造简单易行，家家户户都可以生产
（1）农家肥原料来源广泛，且源源不绝。凡有农户居住的村庄，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产农家肥的原料来源。农家肥的原料，或散布在山坡上、河谷里；或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一句话，农民要开展生产和生活，就有生产农家肥的原料产生。与此同时，山坡、田野的野草树木也在不停的生长着，为农家肥的生产不断地提供着原料。
（2）农家肥技术简单，可以直接积造。农家肥生产技术简单，农民很早以前就懂得了生产农家肥的方法，凡是能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都能生产农家肥，传统的农业生产依靠的就是农家肥。它不需要复杂的生产技术，一般来说，只需把散布在各处的野草树叶、田间地头的作物秸秆、房前屋后垃圾尘土、家畜家禽圈舍里的粪便等，收集起来，通过加入适量的水，封闭堆积腐熟后即可作农家肥使用。
（3）养殖业是生产农家肥的有效途径，可以增加更多的肥源。前几年农民说“养猪不赚钱，肥了几亩田”。传统的农业生产中，主要依靠农家肥，农民为了得到更多的农家肥就发展养殖业，其中以养猪为主，与此同时，也养牛、羊、兔、鸡、鸭等，通过养殖这些家畜家禽都可增加农家肥的来源，还可将种植业过程中的废料、作物秸秆、野草树叶等农家肥的原料转化“加工”成优质的农家肥，增加其肥效，提高使用价值。
（4）复合肥堆积农家肥，可以提高农家肥质量。为了生产质量更高、肥效更好的农家肥，可以采用复合堆积的方法，其操作过程也很简便。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农民在生产农家肥的过程中，也可以采取一些改进的方法，比如在堆积农家肥的过程中，在农家肥原料中加入一定比例的化学肥料，如磷、钾肥料等，可更好地提高农家肥的使用效果。也可添加入一些生物肥料，使用效果会更好。这样，农家肥的使用价值就进一步提高了。
（四川剑阁县普安镇西街98号628300梁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