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0: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汪曾祺简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创作理念，对乡土情怀的抒写三个方面来分析他们对待人性的态度，阐释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一脉相承性。
关键词：沈从文 汪曾祺 散文化叙事 乡土人生
沈从文是中国著名大学讲师，虽然他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汪曾祺称他是“用一枝笔打出了一个天下”的人。[1]作为沈从文的得意弟子， 汪曾祺曾在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学习。“从汪曾祺的众多文章中可以看出，在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当中，沈从文教授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反复提到沈从文‘要贴到人物来写’的理论，并将之引为‘小说学的精髓。’”[2]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水韵情深”的创作理念，以及对乡土情怀的抒写，尤其在人性方面沈从文对汪曾祺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即在这几方面进行论述。
沈从文和汪曾祺在文体上共同体现了小说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沈从文的小说注重结构的布局，但并不刻意安排，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按照自然的方式开展，并走向了必然的结局。由一条浅在的线索来穿引，从开始到结局的整个过程，都是自然的发展，具有一种不可抗拒性。汪曾祺承袭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创作风格，并有所发展，汪曾祺的小说也具有散文化的特性，但他更注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有很多文章像是抒情散文，甚至有的像散文诗，综观沈从文的作品，不论是叙述方法还是结构安排，无论是细节处理还是总体布局，都足显功力，他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无可替代的。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他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创作手法，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明显地淡化故事情节、淡化人物性格的刻画、淡化结构交代，使得其乡土小说多具有散文化的倾向。《边城》和《受戒》这两篇作品均以民间凡人小事为创作素材，情感平淡内敛，故事简单干净，都没有风云激荡的时事，有的只是下层民众的平凡生活，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大起大落的人物情感，有的只是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平静、安宁。正如汪曾祺所说：“我的作品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3]作者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水，孕育着温情与柔美，又有着不可言喻的灵性。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沈从文以“水”为主导的创作理念，在汪曾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无疑沈从文和汪曾祺都是一位智者，他们爱水，以水为知己。沈从文的湘西水乡，汪曾祺的苏北水乡，无不反映到他们的作品当中。湘西的水，就如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养料，深深地流进沈从文的血脉，滋润和培育着他的性格。他曾说：“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4]可以说，“水”也造就了他文学的创作。《边城》是浮在水上的故事，每个细节的转变都离不开水，水在《边城》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水是《边城》的灵魂。《边城》从头至尾都有水的参与，翠翠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地方依山傍水，冷水带走了翠翠母亲，二佬与翠翠相识结缘于水，大佬离家出走溺水而亡……水像一条浅在的线索，不动声色地将《边城》的整个故事完整地串联了起来。汪曾祺也同样在多水的环境中成长，家乡的湖光云影使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绝大部分也都充溢着粼粼水波。其作品《受戒》、《大悼记事》、《看水》等都是写水的。虽然《受戒》中的水没有《边城》里那样多，份量也没有那么重，但是充满了水的感觉。
正如古人所言：“女人如水”，看到水，让人不禁联想到女子的那份柔情，“水”造就了沈从文，受水灵性的浸染，沈从文笔下的女子多柔情似水，像《边城》里的翠翠，《萧萧》中的萧萧等……在她们身上，更显出女性的柔情、令垂怜的哀愁。汪曾祺对女性的柔美也有独特地描写，像《大悼记事》中的巧云：“眉黑如鸦翅，长如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受戒》里的小英子的小脚“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可在作者笔下，就连她看似平凡无奇的小脚也充斥着女性美的因素。
汪曾祺传承了沈从文“湘西世界”中“水”的因子，并将他对水的热爱融入到自身的“苏北水乡”中，水的灵性无时无处的渗透在他们二人的文学世界里，可谓“水韵情深”。
具有师承关系的沈从文、汪曾祺，他们展示的是诗
、空灵的乡土世界，抒写着自然风俗与人性美好的纯净牧歌，他们“从赞扬故乡父老的人情美，逐渐到展示原始人性和民性，情调中更多一些世外桃源的文化景观，他们的创作彰显着诗意观照乡土的师承性。”
沈从文以一颗“执拗”、“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对乡土有着显而易见的怀恋之情，对城市似乎“天生”有一种对立感。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家乡生活的形与色、风物和习俗。沈从文始终把对人的关注放在首要位置，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通过展示生命的人性美来塑造理想人格，展示了人所应有的本质特征，传递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沈从文在作品中所传递出来的“乡土情怀”和对人性的关注，对汪曾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在其文学创作中也传达着对这种生活境界与理想人格的向往。与沈从文一样，汪曾祺以苏北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也凸显出别样的人生和人性。汪曾祺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赞扬人性的解放……”在《受戒》里，僧俗之间毫无界限，和尚可以住庵，和尚可以不遵守清规戒规，可以买田娶妻，过着有滋味地世俗生活……总而言之，这里无所谓清规戒律，做和尚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营生而已。在这样一种充满人性的氛围中，小明子和小英子的少年情愫才能够得到完美的展现，人性光辉才能够如此耀眼。
总而言之，汪曾祺乡土小说创作的很多因素都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在乡土小说创作中都融入了关注人性，追求理想人格的审美价值。在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水韵情深”的创作理念，以及表现出乡土情怀方面，都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共同表现出对文学人性美的领悟及对“和谐”的期待与向往，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如此广受欢迎，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2]杨丽.沈从文的童话与汪曾祺的乐园——《边城》与《受戒》比较分析[j].吕梁学院学报，2007（02）
[3]汪曾祺.汪曾祺小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 汪曾祺散文 “闲” “感动”
汪曾祺的散文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作品中,形成了轻淡闲适的风格,对文坛和散文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独到之处便是他在融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是简单的镶嵌,而是有机统一地融进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他的散文与吃、喝、、民俗等内容有关,所叙便是“闲”之物;他的话语不紧不慢,在平淡自然中流露出温柔敦厚,这便是“闲”之语;他在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哲学中把握个体生命的永恒,使得他的散文重和谐、重平和,这就是“闲”之情。
应该说:汪曾祺的散文就是他的气质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下产生的。翻开他的散文集,我们可以发现编者也是有意将其散文分类放置的。大概可分吃食类、类、民俗类、游玩类、忆人写事类这几种。就像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蒲桥集》的内容简介中所写:“……有集诸篇,忆人集,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瓜果事物……”大致如此了。
无论是哪一类,所叙之物,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事了。可在汪曾祺的笔下,这大俗之物却让人感觉到了大雅。例如写鸭蛋:“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外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吱一红油冒出来了。”笔调平淡却亲切细腻,让人觉得吃咸鸭蛋是有讲究,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生活情趣,这便是俗中见雅。又如《葡萄月令》中从一月写到十二月,不紧不慢地叙写了葡萄的十二个月,他笔下的葡萄不仅仅是一种吃食的水果,更像是一位老朋友。正是在这种闲话家常的氛围中俗物褪去它物质的外表,在精神上内化成一种情调,这种情调在作者的营造下自然而又亲切,平淡而又优雅,让人们在体味中感受到了平和优美,这就是大雅。从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平和优雅的美,虽不及崇高的美所带来的激情与冲击,但却迎合了这个激情淡出的时代。人们从他的散文中获得美感,寻得慰藉。显而易见,汪曾祺的气质是适合叙闲的,也只能叙闲,传统文化在影响他气质形成的同时又使他自觉地继承了这一审美取向。这种交织让他的文字俗中见雅,在取材上,也正是他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一
汪曾祺在取材上选择了日常生活的平淡事物,即俗事,却在俗的物质世界里定下了雅的情调。而直接营造的工具便是他的语言。他独具风格的语言在营造雅境的同时本身也是一股新鲜血液注入了他的散文,使之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很显然,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与他的话语内容是非常协调的,而这种风格就表现在语言的温柔敦厚、高雅淡远,在有限中营造了无限。
总体而言,汪曾祺的语言简约而生动,古朴而高雅,时若涓涓流水,不动声色却流入你的心田;时若一壶清茶,啜一小口,余香绕齿。那么这种“闲”的无限性的语言的艺术张力是如何表现的呢?
1.语言的诗化。想用白话文写出诗化的言语,营造诗化的氛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要做到这点,古典文学的修养、古文语言的吸收是必需的。汪曾祺具备了这一条件并进行了“汪曾祺式”的处理。总的来说,他散文的语言短句居多,句与句之间跨度很大,经常几字为一句,这使得他的语言逻辑性不强,带着一种散漫的主体意识。如《天山行色》第五篇《伊犁河》:“人间无水不朝东,伊犁河水向西流。……在河边小作盘桓。使我惊奇的是河边长满常所熟悉的水乡植物。芦苇、蒲草,蒲草甚高,高过人头。”这段文字跳跃性就很大,作者在意识的流动中营造了诗化的氛围。
2.语言的平淡敦厚,在平和缓慢中见悠云野鹤。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把内心到达的一种平和状态当作是一种高的境界,要达到平和,须冥思。冥思须静,而静的获得须走出社会,走入山水田园,所以中国有一种特别的人群叫“隐士”。隐士写出的文章便也带了“静虚”的东西,因此内心的平和淡远带来的文字大概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若想读到惊天动地、汹涌澎湃是不可能了。但是若以为写出质朴平和的语言是一件容易的事便大错特错了。要在质朴平淡中现“闲”的内涵是困难的,汪曾祺做到了。如《泡茶馆》里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个怪人……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段文字是质朴极到了,不懂的人若认为它是段流水帐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整个一段就是写陆同学喝茶、吃饭、睡觉,似乎觉得很嗦可笑,可是在叨叨絮絮中,用一种不带表,温和平淡的语调叙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对陆同学的“泡馆”功夫是佩服的。
汪曾祺的这一文风是与他的创造思想、审美取向密不可分的。本身带有闲者味道的语言在某种氛围的浸泡中冲出了语言的单一平面,在遐想上有了更大的空间。造成这种氛围的便是叙“闲”之情。
二
不可否认,江曾祺的散文是找不到任何激情的,但是如果连任何情感也读不到,那便是我们的愚钝了。因为汪曾祺摒弃了激情,却重拾了中国传统中一个古老而有生命的美学命题,那便是“感动”。他总是温情脉脉地抒写着他所钟情的人、事、物,对什么都保持着一份“感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那么这种感动是如何融入他的散文作品,又如何在审美和人生哲学中最终完成了他追求“闲”的理想之路呢?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寻得得蛛丝马迹。
1.感动于人,浓郁的士大夫情结。在他缓慢和平淡的笔端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人格理想,看见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忧国忧民精神不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一个追求吗?我们常常把这类人叫做“士大夫”,进则忧国忧民、兼济苍生,退则寄情于山水、淡薄名利。两种状态的把握以至达到一种理想的结果不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闲”的境界吗?江曾祺处于一个令文人尴尬的商品经济时代,他的个人气质与性格决定了淡泊的生活取向。在这样一个时代,汪曾祺的散文都似乎尽量在冲淡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淡化人们对于物欲横流的世界的诱惑,在回避着人们对于钱、权欲的追逐。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化的缝隙中,他想到了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身上打了一个洞,流出的营养滋润了他,成就了他,可见他是很有意识地去继承传统文化的,或许那些东西亦平静了他的心。
2.感动于生命。古往今来,千古风流人物在成就自己辉煌一生的同时,却对“生死”问题耿耿于怀,帝王们孜孜不倦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文人们默默感叹弹指一挥间白发苍苍。时间的无情流逝,人的“生与死”的思考一直是中国文学中的古老的母题。那么汪曾祺是怎样来回答自己的呢?仍是“感动”。
儒家认为“死”并不可怕,但在“生”中应该有所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在看来,只有明白了生的意义,死就无可惧了,这正是从生的自觉中消除死的恐惧,从死的自觉中体会生的意义。或许汪曾祺正是明白了儒家解释死生的真谛,他从不回避生死问题,相反,谈之亦如谈吃饭谈睡觉,一样的从容,一样的豁达。或许正是他对“生命”抱着一种感动,因此他觉得活着就是好的,活着就应该快乐着。生病、老去、死亡是无可避免的,因此要在活着的每一天感受活着的幸福,他在这种感动中形成了对生老病死的洒脱豁达的态度。在他的《对口》、《牙疼》、《疟病》等“旧病杂忆”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对于疾病是很乐天的。
摘要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道家文化与中国现当代作家是否有契合性,这从他们的作品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上可以略有体会。而道家文化的深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成就了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化气质。道家文化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探索个体生命自由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能量,道家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观念、文学精神及审美形态多有或潜在或显在的影响,体现了文学现代化变更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关键词:道家文化 中国现当代作家 文学观念 审美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 道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
中国文学是中华民族思想的组成部分,而中国文学作品一直以来也深受着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的熏陶,特别受儒、道、佛三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文化以及历代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至深,认为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地位,而忽略了其他文化对于中国文学以及作家的影响。实质上,综观历代以来的作品,不仅仅只是表现儒家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政治理想模式的功利思想,也有许多作品具有与儒家文化一样高尚的地位和恒久的话语权威。比如说道家文化的取向与儒家文化的取向恰恰相反,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十分重要。如果我们从空间而不是从时间着眼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话,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是两种典型的文化模式。如果我们从现代生命主义哲学的立场去考察道家文化的话,道家文化就是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儒家文化致力于社会理性的构建,道家文化却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尽管道家文化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其思考问题的核心却是以个体生命自由为基点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道家文化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探索个体生命自由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能量。
历代以来,在我们现当代文学评论里就有许多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的文学批评方面的术语以及概念。如果说儒家的文化精髓是实用主义,那么道家文化对中国文学的熏陶就是一种经验以及超脱,也正因为这样,使得儒、道这两种文化在物质与精神的世界里才可以继续衍生发展。
从文学艺术领域来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的道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以及现当代作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所反映的思想也很深刻地以作品的形式在作家的作品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古代的“诗仙”李白便是道家文化影响的杰出作家。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中,神仙思想给我们后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二 道家文化在中国现代作家身上的体现
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经验不同于儒家的实用主义,而是一种以思辨方式去探索把握宇宙本体、宇宙生成等问题的智慧体系。如果与儒家文化崇尚“人文”相对,道家文化则是崇尚“自然”。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庄子强调“天而不人”。“自然”就是道家文化的终极价值,也正是道家文化的最重要命题。在自然中,道家崇尚的是浪漫与想象。老子说“道法自然”是一种不受人为操作、干扰和改变的性质,具有天然性、自然而然性以及人类的不可介入性。这种自然性反映在现当代作家当中也十分明显,比如鲁迅与道家文化精神的联系,就首先体现在这种对价值自然的认同上。青年鲁迅在确立“立人”思想的过程中,“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派众数”,在对传统封建文化和现代文明病进行激烈批判的时候,其价值尺度和道家文化的“自然”具有密切的关系。鲁迅认为,“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对西方浪漫主义“自然”的认同,与对中国传统道家文化“自然”的回归,两者并非偶然性的巧合,而是一种深刻的共鸣。
此外,在现代作家当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像郁达夫那种“对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天性”,而郭沫若以诗人气质的热情来歌颂“物我同一”以及“泛神”就是无神,一切自然就是“我”的表现的精神张扬。更有著名女作家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就是和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哲理诗篇《道德经》里所歌颂的那种貌似柔弱,实则坚韧的“水”的自然精神有着内在契合之处。“呼兰河”作为萦绕作家心际,哺育着作家,激发着作家创作灵感与哲思的一条“挥之不去”的“母亲河”,成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母性文化情结与寻根意识,道家思想是它的文化之“根”。
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现道家的这种精神方式在现当代文学这样的语境以及现当代作家群体当中的生存十分不易。从“五四”到今天的文学发展史上,我们所搜寻的也近乎是一种大海捞针般的艰难。这种艰难并不是文学的错,也不需要把责任归咎于作家,因为社会发展到了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整个社会时局的喧哗生变,现实也是一个方生未死、玄黄待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觉醒的文化先驱者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以及思想,但他们大部分是为“人生派”以及“革命派”的代表,抱着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愿望来对待文学,使得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有了政治功利的角色。他们认为政治束缚着思想,文学就应当承担起政治的角色,不但要担当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的重任,还要肩负道德拯救的重任。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起这类理想派,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像林语堂的那种对人生意识即道家的超越意识,而“京派”作家的那种“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传统式的思维方式,和在所求之野的乡土社会中对不与世推移的人性之常、人性之美进行挽歌式的创作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另类。如同他们带了乡土气息的作品,“京派”作家虽然身处繁华闹市,现代都市却成为他们想象中的“恶之花”。我们暂时不说京派鼻祖沈从文对复归人性的强调,其创作风格与创作行为也具有浓厚的道家文化精神,就其得意弟子汪曾祺就是受着道家影响很深的作家。从汪曾祺的作品里小说人物生活态度的旷达超脱、适性得意,就能够深深体现出道家思想。再有《徙》中的谈甓渔有着浓厚的出世思想。《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却“活得有滋有味。”
道家所表现的文化精神内核,是一种淡泊悲凉背景下的庄子的那种“哀乐不能入”的坐忘隐世情怀,面对时世变迁以及浮躁凌厉的社会,人们普遍有着不平衡的心态,这种心态决定在他们的作品里不可能与道家沾上亲戚,甚至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消极遁世的心境。其实他们并没有看到人性本真所需以及道家所真正表现的更是一种对自由意志和真诚个性的张扬的这样一种新的道家气质。
三 中国当代作家的道家文化气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道家精神开始有个复兴历程,汪曾祺、贾平凹、阿城、韩少功、李杭育、马原等作家在当代文坛唤回了道家精神,尽管他们不曾对道家精神做过深入的研究,也不曾树起什么“新道家”的旗帜,但他们的作品足以确认:新时期一种新的道家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已在世纪末成其波澜壮阔之势。对道家精神的当解,我们依然可以将“新道家”的自由精神置于世纪末的悲凉背景下考察时,也就能明显感受到它的当代性,淡泊、静虚也好,旷达、奔放也好,都是对浮躁心态和委琐人生的批判,都是对自由意志和真诚个性的张扬。这种浩然正气正是当代“新道家”区别于庄子哲学中“哀乐不能入”的“坐忘”、麻木、冷漠之气的根本所在。
在生存日益压迫感的重力之下,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从汪曾祺的作品中看出,他笔下的人生世界中并没有作为一种完美无缺的生存方式而出现,否则,出世必将代替入世,这显然不是汪曾祺笔下的人生。这是由道家自身特质决定的。我们知道,道家将“道”推至宇宙本源的地位,而道创生万物依循的是自然而然的法则。因此,“自然”便作为一种规则在道家思想中占有至高的地位,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道家的人生哲学也只能是自然无为了。这种人生追求的极境,是超越人世的孤独与泯灭情感的冷漠,即《庄子・大宗师》所谓:“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己乎”的境界。这种孤寂清虚的人生很难为一般人视为幸福。显然,在汪曾祺笔下,入世与出世都没有被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他寻找的是一种更理想的人生。
贾平凹在对宇宙人生的观照中亦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认同,这种观照是借助于对神仙、鬼怪、道士、隐士、女人、水等意象建构来表现的,于是形成了一个极具道家文化意蕴的意象世界。贾平凹自《废都》以来的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富有浓郁的道家色彩,这既是他创作的继续,又是他创作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对现实悲剧性的审视视角,从社会政治层面转向历史文化层面最终转向道家。
同时,作家张炜《古船》中的人物隋抱朴的道家养气之术,也正是融入了现代政治的智慧。从《古船》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张炜的心理结构中,蕴藏着丰富的道家精神。从张炜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本人及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道家精神的影响并认同了道家的主要价值观。
文学发展到了21世纪之后,文学的边缘化以及商业化也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作家摈弃了固有的传统,不再是为了一吐而快地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后者就纯粹迎合市场的需要,以金钱为枢纽。但任何一个作家一旦为了挣钱就陷入了一塌糊涂的境地。如果作家一旦陷入这种境地,他的眼里与作品里就再也看不到自然以及人性,也无法超脱自己的精神,更无法超越一切认为的束缚。这就与道家所强调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合一、看重作为人的自由之构的本性、重视本体超越伦理有着严重的冲突。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本体安全受到了威胁。在信仰缺失的现时代,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同样面临着普遍意义上的迷茫与失落。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奇异的小说现象,这类小说绝大部分以中国某一古代历史时期或超时空为背景,融合幻想、神话、武侠、励志、爱情等多重因素进行创作,通常都带有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的特色,我们称之为玄幻小说。现代玄幻小说得以出现的文化源泉,是中国的传统神话包括了从开天辟地到诸神战争等丰富的现代奇幻小说的素材。庄子《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玄幻小说的体现也是在道家经典中引入了超现实色彩,它凭借古代神话志怪小说,像先秦的《山海经》、魏晋的志怪小说、明代的《西游记》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在各个时代的体现,这一特点也反映在著名的玄幻小说《搜神记》和《诛仙》中,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另类的奇异世界,宣扬的是一种超越世事沧桑的人生感悟,是一种看尽烟花后的自省修身之态。比如《悟空传》的结尾是百代草木容枯的意象,《大唐双龙传》则以主人公退隐江湖,漫步风雪漫天街头收尾。这种超越寄托了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精华。而《灵侠传说》中的“这套心法把禅宗的寂灭无意和道家的有意无为两种精神境界融合,讲究的是无意无为,即是又或不是的那种玄之又玄的精神层面。”再如《紫金传说》里的:“他一直以为自己正在修炼精神力,这样恰恰符合了道家的无为的主旨,无形中让他避免了许多厉害的魔障。”
四 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与道家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也只是勾勒出一个宏观的基本轮廓,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行更细致地思考和探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道家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没有离开,并且总是若隐若现。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叶玉麟:《白话译解庄子》,天津古籍书店,1987年版。
[3]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4] 刘保昌:《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人文精神 启示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10-0017-03
沈从文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独具特色的文人。他坎坷传奇的经历、边地风俗气息的浸染、“乡间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上的冲击、抉择，促使他有意避开“政治”的影响，用纯粹的文字表现出对“人”的深刻思考，包括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描绘剖析、对道德的批评判断。在当代人文情怀缺少的社会，他的文字荡涤着我们的思想，净化着我们的心灵，代表作《边城》就是这样一部给予我们当代人启示的中篇小说。
1 人文精神
“人文”两个字，最早出现在《易经・贲卦・彖辞》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大自然的造化，“人文”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辞海》中解释：“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而我们今天提到“人文”的时候，往往是指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
精神，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然后是能够坚持这种观念的一种勇气。人文精神是对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和理想的追求，关注人的命运、尊严与价值。在本质上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自觉的精神、超越的精神，秉持人文精神，表现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它的核心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2 《边城》中的人文精神
分析《边城》中的人文精神，不妨从《边城》的创作说起。《边城》是怀旧之作，沈从文写的是桃花源里的故事，这个桃花源或许有过，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他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所以，这位边地湘西的叙述者、歌者以怀旧的形式描绘着自己的梦，这种梦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
2.1向美
“美”是什么？美是一个人对某对象的一种感受，美是动态的、变化发展的，它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沈从文是对美无限崇尚的作家。他所追求的美是纯净的、自然的，就象大自然的甘泉，清澈明亮，让人回味无穷。《边城》是一部绘“美”的作品，它远离了“政治”的环境，完全从一个游子和文人的角度，给这里的人物、故事布置了一个“唯美”的舞台。
美之一，静穆之美。《边城》里的自然有着永恒的宁静。清山绿水、渡船、深翠细竹、桃花、紫花布衣裤……还有边地特有的那种悬挂户外的五谷蔬菜等等。在沈从文的笔下，边城仿佛是一个静止的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仍沿袭着古老的传统，城市的喧嚣、浮躁还没有波及到这里。
美之二， 热闹之美――边地纯朴民情风俗。作品中是这样写热闹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一个王字。大约上午十一点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往前划去。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蓬蓬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种种情形，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一块小银牌。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五百响鞭炮。”多么隆重的节日呀，沈从文极尽细节之描写，仿佛这个小山城的所有子民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美之三，人之美。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着，沈从文笔下人“美得别有一番摸样”。翠翠出场了，她头上没有值得炫耀的光环，沈从文只写道：“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巧，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是青山绿水所孕育的自然之子，天真纯洁，清新灵动，是沈从文供奉的“希腊小庙”里的女神。
本来离乡近20年，沈从文在大都市见惯了喧嚣和五光十色，但是笔尖下流淌着的这些文字：青山绿水、鼓声点点、朴实民风，莫不打动着我们的心弦。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尘世环境的嘈杂、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掩饰。这唯美的世界是一种安慰剂，家乡的这种青翠、这种鼓声让作者感到踏实和安祥；是一个避风港，小山城的和谐、和睦，无不让他找到一时甚至一生的精神歇脚石。
2.2尚善
善之一，平民百姓的重情重义。《边城》中的人物是边地乡间的普通小人物，主要是老船夫和他的家人、当地船总和他的家人，还有水手、妓等等平民百姓。这些人物构成了沈从文作品中的边地人物群像。塑造这一群像，沈从文充满着呵护之情。在船总的身上看不到“商人”、“老板”的圆滑、世故、唯利是图；在团总的招婿事件上，没有霸道；在兄弟的“夺爱”过程看不到反目为仇；甚至这里的妓都是重情重义之女。在这一群像中，没有“坏”人，无论什么层次的人都是那么和谐的相处，都是那么的为他人着想。正如批评家刘西谓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善之二，“爱”的咏叹。写一群重情重义的人还不够，沈从文更以“爱“为核心，讲述着这群人的爱情、友情、亲情、乡情。
爱情是这篇小说的中心情节。傩送是小说的男主角，是选择两情相悦、一贫如洗的翠翠还是官宦之女、丰厚陪嫁的团总女儿？这对于他来说并没有纠结和犹豫，而是坚定地选择前者。亲情在这篇小说中也占有一定的份量。爷爷与翠翠祖孙之间的相依为命，天保和傩送兄弟之间的公平竞歌，天保傩送与父亲之间的理解宽容，无一不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种爱不是矫揉造作，而是淳朴民风、真情实感、宽容之心的体现。如果读过沈从文的《八骏图》这类以都市之“爱”为主题的作品，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沈从文对边地之“爱”的追求。他是极尽讽刺之笔墨写大都市爱的扭曲、变态和虚伪，而以豪华落尽见真淳的文字来写边地之爱，真可谓爱之切，厌之极呀！
2.3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指一个人内心的关注超越自身的利害、荣辱、成败，而将世界、社会、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萦系于心，对人类、社会、国家、人民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和危难抱有警惕并由此激发奋发图强、战胜困境的决心和勇气。沈从文忧虑什么呢？
忧之一，命运之忧。这是小说故事告诉我们的忧。《边城》写了一个美丽边地小城，写了一群充满爱的人。这群充满爱心的人，收获的却是无奈。老船夫无法左右孙女的婚事，只能发出“一切要来的都得来”的无奈声息，在风雨交加之夜离开人世；一夜之间，翠翠成了孤儿，而她所爱的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给她渺茫希望；天保为了成全弟弟傩送的爱，意外地客死他乡，傩送背负着对哥哥的内疚，离开家乡，离开翠
翠……还有什么比失去“爱”更痛心的呢？这一群“爱人”的人物，在获取“爱”的过程中，在许多“偶然”与“必然”的事件的交织中走向了悲伤。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这就是沈从文的忧患意识在作品中的浅层面的体现。
忧之二，社会之忧。这是小说深层的思想内涵，也是作者创作的真正意图。他自己说过，“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
这座偏远小城，躲不开“外界”的冲击。“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也许我命里只许我撑个渡船。”这是傩送所讲的一句话，而边城的几个女人也围绕着傩送选择“渡船”还是“碾坊”展开了议论。
“碾坊”与“渡船”的较量，实际上是边城子民头脑中义与利的取舍。“渡船”无疑是古朴的原始的传统文化的象征，选择渡船，意味着传承、捍卫了这种传统。而“碾坊”对于这种传统却是一种异质，――地位、金钱、物质对婚姻的介入。这种异质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惟实惟利的价值观已悄然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较量带来了无法挽救的结局：天保死了，老船夫死了，白塔倒了，傩送出走了。“异质”的介入是可怕的！
沈从文就以这样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他所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他以“向美”、“尚善”的情怀为我们构筑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是无奈的。惟实惟利的人生观已经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虚伪、扭曲，已经带来了社会道德的坍塌――小说中的白塔倒了，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意义。
因此，《边城》让我们感受到他的苦心和严肃：“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当殉道者，不逃避当前社会做人的责任――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他的责任就是重建民族品格，他希冀用湘西世界保存的那种自然的、健康的生命形式作为参照，用向善和向美的文学理想来探求“人的重造”这一过于沉重的题旨。他就象翠翠在渡口寂寞、执着地等待那份爱情一样，也寂寞、执着地憧憬着民族的美好未来。钱谷融说：“文学艺术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性、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读罢《边城》，沈从文热切深厚的“向美”、“尚善”的精神和他的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值得我们后人钦佩。
3 《边城》中的人文精神对当代人的启示
观照当下，社会转型，价值多元化，文化多元化。这种多元的社会特点，必然带来人们思想上的冲击，心灵上的挣扎。沈从文的不朽之作或许是拯救我们当代人的一碗心灵鸡汤，会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启示一，我们要敬畏“美”
在沈从文的眼中，他心目中的美就是干净、纯洁。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美”太多了，令人眼花缭乱。然而，物极必反，“美”变得庸俗和凌乱。对任何人或物都可以标注成自由美、凌乱美、嘈杂美……虽然对“美”的看法，我们不能整齐划一，但是眼花缭乱的“美”的背后是缺乏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是一种扭曲了的、过度放大了的、没有标准的审美观。
自然山水是美的，但是有的商家建一个小区，修一座假山，修一条小水沟，就可以打出“依山傍水”的广告；电视节目应该是传播美的，但是这个娱乐的时代，当一个又一个选秀节目跌破我们传统思维的眼镜的时候，我们发现身边的年轻人的审美观悄然发生了变化，“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这是滥用“美”的典型，是利益至上、物质至上的审美观。我们并不是说谈“美“就不能谈利益和物质，而是当利益和物质成为评判美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时，“美”就不再是“美”，而是一种交易，成为了一个商品。遗憾的是，我们当下，这种“美”的追逐似乎成为了一种风气，一种趋势。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分男女，不论老少，每一个人对美好的事物都会有着强烈的好感，但是带着功利性的追求“美”，往往会让我们失去美的本质。在审美观念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应该敬畏“美”。
敬畏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有了敬畏，我们对美的评判就不会随意；有了敬畏，我们就会有思考，有选择；有了敬畏，我们就会执着于生活、工作、学习本身的乐趣，孜孜以求，愉快进取。
敬畏美，是对自我生活、对人生的负责；敬畏美，是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负责。
启示二，我们要坚持以“善”为本
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说了一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就指出了做人的标准――善。想想《边城》中的人物，船总失去了大儿子天保之后，并没有一味的责备翠翠的爷爷，更没有反目成仇；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两人并没有手足相斗；翠翠的妈妈没有听从爷爷的劝告，爷爷仍然尽心尽力的照顾着孙女。这群人的善良成全了他人的生活，心存善念，便是晴天！
以“善”为本，就是要推己及人，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以“善”为本，就是要讲究文明，能够遵守规章制度；以“善”为本，就是要敢于担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有人会很无奈地说，我想当善人，我想做好事，但是我怕好心没好报，甚至被别人倒戈相报。如果人人都这样自危，“善”就烟飞灰灭了，我们还是谨记《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的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人人从自我做起，坚持以“善”为本，善就会成为坚固的的高楼大厦。沈从文所追求的那种人文环境也不会是一场梦了。
启示三， 我们要重振道德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发展是不同步的，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诱发了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等。“扶”与“不扶”的纠结、 “老实人吃不吃亏”的讨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与当代道德观的博弈。 这种博弈也正好说明了在当代社会我们的传统美德越来越缺失。
因此，我们要有勇气重振道德，道德是社会良性发展的保障。我们要敬畏美，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生活、思想、行动，我们要坚持以“善”为本，从行动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我们的道德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当下的我们犹如当年的沈从文，看到了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文明道德的滑落。沈从文以一个文人的执着和热切来表达他对道德的追求，这种追求虽然有局限，但是他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勇气和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10
[2]吴小英.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
[3]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A].王珞.沈从文评说八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370.
[关键词]教育幸福；创造幸福；教与学
提到教育幸福，肯定有朋友会反问我：这年头还谈什么教育幸福？是的，我们的教育步伐的确迈的很沉重，滴着孩子的泪水与教师的汗水，教育的方向到底会指向哪里，多少次，大家一起探讨，几多争议，答案不一，大家依旧流露出困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迷雾而否认道路的存在，因为乌云而怀疑阳光的灿烂！路，无论如何是有的，有路就有方向，尽管我们目前的方向还不清晰，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行动的时代，“做了再说”，是拨动无数实干教育工作者沉睡而迷惘灵魂的最有力量的号角。
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永远是存在的，教师无奈呀。很多教师都知道目前的教育窘境：素质教育的理想化与应试教育的现实化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们的教育良知逼迫我们要不断的提高学生的素质，把仅有的宝贵的时间挤压出一点点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可是，教育的现实社会的需求以及学校、教师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又必须把我们的学生推向残酷的应试教育的竞技场，进行智能与体能的肉搏，这个搏击的过程与结果，教师必须全程参与，自然与学生一样经历精神与肉体的疼痛，于是便有了教师如上的慨叹！
现实是很难改变的，能够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是我们适应现实，而不是现实适应我们。那么，教师幸福的光源到底在哪里？我们沉思…、其实，幸福本身就是一种感觉，它的意义并不以压力大小计，无论怎样的压力与艰难，都无法阻挡教师独立的追求自己的幸福，追求是永恒的，我们是会创造出幸福的！
永远忘不了尼采说过的一句话：“假如上帝不给我欢乐，我就为自己创造欢乐。”尼采为自己执着追求的哲学理念献出了近乎完整的一生，他是个孤独的盗火者，他的行为不是人人能够效仿得了的，但是，他的这样的执着的追求快乐与幸福的精神却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正是这样的追求支撑着他在孤独而苦难的一生创造了哲学史上辉煌的一页。
首先，教师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人有思想，才有魅力，教师更是如此。有魅力的教师是幸福的，会得到学生的热爱与同事的尊重。有许多教师，以为谈思想是大师的专利，其实，每个人都能也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行动就没方向。大师的思想如火把，我们的思想可以为蜡烛；火把可以照亮更广阔的空间，蜡烛至少可以烛照着一间教室的灵魂，可以让平庸无处藏身，教师的灵魂的洞彻，才能引导着自己学生的灵魂向更高更远处健康的发展，学生思想的进步就是教师幸福的源泉！
其次，教师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个性。一位有个性的教师，一定是一位拥有自己的生活理念与拒绝从众心理的教师，他们会始终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精神状态与独立的行为准则，不会受到社会流行观念与世俗意识的干扰！相反，倒是没有个性的人会跟从有个性的人，因为有个性的人的人格魅力，会让那些没有个性的人羡慕。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一个没有教育个性的教师，在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个没有恒久引力与缺少人格魅力的教师。而杨昌济之于，闻一多之于臧克家，沈从文之于汪曾祺，鲁迅之于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些伟大的教师，永远会让他们的同样伟大的学生铭记不忘，教育的魅力与教师的幸福就在这儿！
再次，教师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儒雅风度。如果说，拥有自己的思想与个性是教师的精神形象，那么，儒雅风度只是教师必须具备的外在形象，当然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是统一的。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曾经被照上很多灿烂的光环，教师职业内涵的理解与界定的变更，一直困扰着每一位教师！时代的发展或许会改变教师的形象与内涵，但是，作为教师的外在形象特质——儒雅风度——是不能流失与改变的，“风流儒雅亦吾师”（杜甫），这也一直是知识分子引以为豪的形象表征，而当一位教师真正的拥有了儒雅风度，不仅仅能够体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好形象，也是予以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形象化的教育资源，学生在与老师的共处、交流中耳濡目染，会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学生的外在形象与行为举止。
最后，教师要建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的多彩与多元，会有不同观念与形式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但是，当这样的影响变成左右我们精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独立的价值判断与取向，会自觉不自觉的在与人攀比的过程中，产生强大的心理落差，这个落差如果得不到及时扭转，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精神观念的偏向。如何真正的避免这样的心理落差呢？我以为最好的途径就是建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是独立的而宁静的，可以排斥尘世的纷扰，可以固守自己的见解，可以外圆内方的处世，也可以棱角分明的展示自己的才华……当我们的生存压力致使我们的肉体与灵魂双重疲惫的时候，首先需要的就是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精神空间，来安抚自己的伤痕累累的灵魂，一般说来，这个空间只对同道之人开放。
总而言之，我认为教育是一个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变得更完善的职业，而且，只有当教育者自觉地完善自己时，才能更有利于学生的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没有教师的幸福感觉，就很难有学生的幸福感受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6CZW01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09-0332）
[作者简介] 罗宗宇（1968—），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 沈从文的创作与傩文化关系密切，在多方面受到了傩文化的影响。傩祭仪式和傩戏是沈从文创作表现的重要内容。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则表现为塑造神巫形象、写信仰傩神的俗民、给人物取有“傩”字的姓名以及采用与傩相关的语汇写人物。沈从文创作的情节设置、神秘风格与小说的尚“三”特征也受到了傩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傩文化； 傩祭仪式； 傩戏；沈从文； 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88—04
傩是源于远古的一种驱鬼逐疫，祈福攘灾的祭祀性巫术活动。傩文化是与傩相关的诸种文化事项的总称。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习俗的原因，湘西的傩文化发达。作为湘西的儿子，沈从文从小对傩文化耳濡目染，他的创作与傩文化关系密切，在多方面受到了傩文化的影响。
一
傩祭仪式是请傩酬傩的祭祀仪式，也是傩文化最原始的表现形态。湘西苗族崇拜傩神，常常用傩祭仪式许愿酬傩，“苗人的酬傩，……他们以洪水故事中的兄妹二人为傩神，称之为傩公傩母。凡遇人口不安，六畜不旺，五谷不丰，财运不佳，瘟疫盛行，以及其他灾厄、口角或见了怪异现象等等；经巫师卜知触犯了傩神，就要许愿酬傩。此外，如没有子女的要求子，也只要求傩神；家中终年平安无事，也以为是傩神之赐；都要许愿酬傩。”[1]（P126-127）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也指出：“俗谓圣公为傩公，圣母为傩娘，故有傩神之名称也。此神根始，出于桃源，在湘西边县，占最强大之势力，不仅苗人信奉已深，而文明汉族亦已深信崇奉也。”[2]（P428-429） 沈从文记录他“年幼时对湘西的‘傩’的印象”[3]（P180），傩祭仪式在其创作中多有表现。在1926年5月6日《晨报副刊·诗镌》第6号发表的诗歌《还愿》中，沈从文最早描述湘西苗民傩祭仪式的狂欢场景：“锣鼓喧阗苗子老庚酬傩神，代帕阿花衣花裙正年青：舞若凌风一对微微翘，唱罢苗歌背人独自微微笑。傩公傩母座前唢呐呜呜哭，在座百人举箸一吃两肥猪。师傅白头红衣绿帽刺公牛，大缸小缸舀来舀去包谷酒。”[4]（P13）随后，他在《神巫之爱》、《阿黑小史》、《凤子》和《哨兵》等小说中都对傩祭仪式有表现，小说叙事基本上采用一种人类学民族志的笔法，如《神巫之爱》第2章对“还傩愿”场景的描述：
松明，火把，大牛油烛，依秩序一一燃点起来，照得全坪通明如白昼。那个野猪皮鼓，在五羊手中一个皮捶重击下，蓬蓬作响声闻远近时，神巫戎装披挂上了场。
他头缠红巾，双眉向上竖。脸颊眉心擦了一点鸡血，红缎绣花衣服上加有朱绘龙虎黄纸符。手执铜刀和镂银牛角。一上场便在场坪中央有节拍的跳舞着，还用呜咽的调子念着娱神歌曲。 他双脚不鞋不袜，预备回头赤足踹上烧得通红的钢犁。那健全的脚，那结实的腿，那活泼的又显露完美的腰身旋折的姿式，使一切男人羡慕一切女子倾倒。那在鼓声蓬蓬下拍动的铜叉上圈儿的声音，与牛角呜呜喇喇的声音，使人相信神巫的周围与本身，全是精灵所在。[5]（P377）
小说《凤子》开头介绍凤凰“年末则居民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巫者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6]（P107）在结尾“神之再现”一章则详细叙述了谢土还愿的傩事活动。从傩事活动前众人忙碌准备的情景到活动中巫师请神、迎神、献牲、奠酒、上表的法事活动，以及众人娱神、送神的场面，作者用近三页的笔墨还原了傩祭仪式。[6]（P159-162）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罗宗宇，翟翊翔：傩文化与沈从文的创作
沈从文的一些散文也注意表现傩祭仪式，如《我所生长的地方》写“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7]（P245）《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表现凤凰的“还傩愿”：“岁暮年末，居民还愿的，多预先看定日子，邀请当地著名苗巫，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杀猪宰羊，捶大鼓如雷鸣，主事苗巫即穿鲜红如血缎子袍服，吹镂银牛角，舞铜刀、法器、锦拂，踊跃鼓舞娱神。每堂法事都含有一点法术表演，且于法事间隔中，进行人神同乐的戏剧。”[8]（P290）
傩戏是一种利用歌舞形式进行驱鬼酬神的宗教祭祀活动，是在傩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民间小戏，是傩文化最重要的综合表现形态。湘西傩祭“至晚，演傩戏，鸣锣击鼓，戴纸面具。”[9]（P154）沈从文对傩戏有深厚的感情。早在1926年，他就明确表示要将湘西傩戏介绍出来：“把我们那地方比歌谣要有趣味的十月间还傩愿时酬神的喜剧介绍到外面来”[10]（P20）。在1930年代末，他认为：“如用凤凰县苗巫主持的大傩酬神仪式作根据，加以研究比较，必尚有好些事可以由今会古。”[11]（P327）1982年，80岁的沈从文回到凤凰听傩戏，不但泪流满面，而且动情地称其为真正的“楚声”。[12]（P254-255）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对傩戏有具体介绍，如“这种酬神戏与普通情形完全不同，一切由苗巫作主体，各扮着乡下人，跟随苗籍巫师身后，在神前院落中演唱。或相互问答，或共同合唱，一种古典的方式。……戏多就本地风光取材，诙谐与讽刺，多健康而快乐，有希腊《拟曲》趣味。不用弦索，不用唢呐，惟用小锣小鼓，尾声必需大家合唱，观众也可合唱。尾声照例用‘些’字，或‘禾和些’字，借此可知《楚辞》中《招魂》末字的用处。戏唱到午夜后，天寒土冻，锣鼓凄清，小孩子多已就神坛前盹睡，神巫便令执事人重燃大蜡，添换供物，神巫也换穿朱红绣花缎袍，手拿铜剑锦拂，捶大鼓如雷鸣，吭声高唱，独舞娱神，兴奋观众。”[13]（P374）在《湘西·凤凰》中也记载：“男巫用广大的戏剧场面，在一年将尽的十冬腊月，杀猪宰羊，击鼓鸣锣，来作人神和乐的工作，集收人民的宗教情绪和浪漫情绪。”[14]（P401）
二
傩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它在多方面展开。一是塑造了神巫这一特殊形象。巫师是傩事活动的主持者，他起着沟通神与人的作用。小说《神巫之爱》就塑造了一个受广大女性喜欢但用情专一的美丽神巫形象。小说以神巫之爱为叙事中心，写神巫是花帕族年青女人之所爱，她们都希望神巫爱自己，“花帕族的女人，在恋爱上的野心等于白脸族男子打仗的勇敢，所以每次闻神巫来此作傩，总有不少的人在寨外来迎接这美丽骄傲如狮子的神巫。”[5]（P369）但神巫不为众女子所动，坚持做傩仪，唱神歌，做法事，“神巫上场，换长袍为短背心，鼓声蓬蓬打了一阵，继着是大铜锣铛铛的响起来，神巫吹角，角声上达天庭，一切情形复转热闹，正做着无涯好梦的人全惊醒了。”[5]（P381）当一白衣女孩来到神巫面前跪下、对神巫美目流盼却不言语时，“这神巫有点迷乱，有点摇动了”[5]（P385），他钟情于此女子，在傩仪后勇敢地用歌声和行动寻找爱去了。小说罕见地塑造了一个亦人亦神、美丽多情的神巫形象。《阿黑小史》也有一个为阿黑打鬼治病，“把红缎子法衣穿好，拿了宝刀和鸡子吹着牛角，口中又时时刻刻念咒”的神巫形象。[15]（P249）二是写信仰傩神的俗民。俗民是一定民俗文化中的民众，在湘西傩文化场域中，民众认为傩神有祈福攘灾的功用，因此傩神信仰与崇拜是俗民的重要精神观念和心理。美国人类学者保罗·本尼迪克特曾从汉藏语系的某些词汇来挖掘“傩”字的起源，认为它是从有关“病”的词汇的词根变迁而来，后变为“驱逐病魔仪式”的名称。[16]（P280-281）《阿黑小史》在“病”这一章中，写的正是阿黑及其父亲信仰傩神能驱逐疾疫的观念。阿黑生病，不问原因，就请巫师用傩仪来捉鬼治病。[15]（P243）《山鬼》中的癫子失踪，他的娘“为了癫子的平安，曾在傩神面前许了一匹猪，约在年底了愿心；又许土地夫妇一只鸡，如今是应当杀鸡供土地的时候了。”[17]（P339）在《边城》中，翠翠得知王团总的女儿加入爱情竞争、感觉柔弱无助时，她就在船上轻轻的哼着巫师迎神的歌，以求傩神保佑自己“会找她心中欢喜的情人”。[18]（P96）三是沈从文喜欢给笔下人物取带“傩”字的姓名，这是他在傩文化影响下的一种小说人物命名思维。如《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男主人公为约翰·傩喜先生，在中西混搭中突出了“傩喜”之名，意味着“还一次愿为傩神所喜而赐”。[19]（P37）《边城》中的二佬取名为傩送，意即傩神送来的，从中还见出人物命运的安排，“在取名问题上沈从文实际上作了解释：顺顺无意识地偏爱小儿子，因为当地人认为傩神要比汉人的‘天’更加灵验。天保的夭折也与此相应。”[3]（P148）《月下小景》的主人公傩佑，实为“傩神保佑” 之意。此外，《一个妇人的日记》中的男主人公取名为傩傩，《喽啰》中的主要人物为三傩四傩兄弟，《爹爹》中的外科医生吴成杰被人们喊作傩寿，《湘行散记·老伴》中的年轻伙伴叫“傩右”，《屠桌边》中的妇女叫老傩嫂子，《山鬼》中有人叫“傩巴”等，无一不是取“傩”字来命名人物的。最后则是用与傩相关的语汇来写人物。如《三三》写有人“学着打大傩的法师神气”来吹唢呐[20]（P12），《羊羔》中的把总用凤凰县城歇后语“小傩妈看戏，依不得那么多”来表明对有的事不必那么认真对待。[21]（P35）拟狂言剧《鸭子》中的葛喜发说自己“一提到霄神就心虚”等，[22]（P46）从而突出了人物的傩文化色彩。
三
傩文化还影响到了沈从文创作的情节设置、神秘风格与尚“三”特征。1926年，沈从文创作了独幕笑剧《霄神》。霄神是湘西汉族傩戏诸神之一，原意为凌霄天神，乡民们也用同音字称其为“小神”。剧本的情节是周必富（舅舅）在家中神像前以傩的形式向霄神还愿，希望霄神显灵、赐宝物给自己以遁身。恰在此时，他的外甥因赌博输光了钱，来舅舅家吃饭，外甥见舅舅在埋头求霄神保佑，于是偷偷溜进屋假装为霄神显灵，骗舅舅的酒食供品最终被发现。关于《霄神》的戏剧情节设计，金介甫曾指出：“设计的戏剧情节……很可能是来自湘西的傩戏。”[23]（P203）沈从文自己后来在解释《霄神》的创作时也认同这一点，“故事则出于本乡本土。春秋时孔子说的‘傩’，在我国解放前，还完完整整保留在我家乡中。主持‘傩’事的照例属于在当地极有威信的苗巫。”[24]（P413-414）小说《神巫之爱》的情节也借助傩祭仪式展开，神巫来到云石镇主持傩祭仪式，得到当地女子们的的欢喜和爱慕，在“请神酬神送神” 的傩祭仪式上，一白衣女孩让他钟情，仪式完成后，神巫开始了爱的追寻。《山鬼》的情节设计也有傩文化的因素，“代狗王”发癫，巫师在寻找其发癫原因时认为是他“得罪了霄神，当神洒过尿，骂过神的娘，神一发气人就变癫了”[17]（P342），因此要按照习惯借助傩神的攘解来治癫。另外，小说《边城》的情节模式实际上是翠翠要追求者为自己唱歌的“难题”婚姻模式，其情节原型可能是苗族洪水神话故事中兄妹（即后来傩神崇拜中的傩公傩母）成亲的难题婚姻演绎。
沈从文创作的神秘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傩文化相关。傩神信仰是一种鬼神信仰，有充满离奇怪诞的预兆禁忌以及五花八门的占卜、咒语等。傩仪作为驱鬼逐疫、祈福攘灾的巫术祭祀活动，具有神秘性。以傩为表现内容的叙事就自然成为了含魅叙事，《凤子》、《神巫之爱》和《边城》等小说表现傩文化事象于是造成了叙事的神秘，[25]特别是《神巫之爱》“晚上的事”一节中那杂沓纷扬的声音，诸如号角声、令牌声、刀剑声、锣鼓声等“傩坛巫音” 给人以闪烁不定的神秘感，并不是一种音乐声，而是一种阴阳交感的信号，“那在鼓声蓬蓬下拍动的铜叉上圈儿的声音，与牛角呜呜喇喇的声音，使人相信神巫的周围与本身，全是精灵所在”[5]（P377），“不仅能通神，而且能驱邪唤善、招风请雨，具有十分奇特的、不可思议的作用”[26]（P81-82），所谓“牛角之声震天地，令牌一响鬼神惊”，让小说叙事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我所生长的地方》中“还傩愿”那肃穆的祭祀，威严的仪式加上宗教意境氛围，同样让叙事走向神秘。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具有尚“三”特征，它主要表现在人物设置、氛围营造、情节安排等方面。[27]（P134-137）如小说《三三》中的女孩取名为“三三”，《长河》中男子取名“三黑子”及《虎雏》中的人物“三多”等。《静》中数字“三”给人以神秘的联想。《菜园》中充满恐怖的“白”色，也遍布不祥的“三”数。[28]（P191）《边城》中的人物关系常常由三者构成，如翠翠的父母加杨马兵，翠翠、傩送与天保等。对于尚“三”特征的形成，有研究者认为是以“三”为法的民族无意识潜在支配的结果[26]（P138），笔者则更愿意把尚“三”特征的直接成因归为湘西傩文化的影响。在湘西傩神崇拜中有“三本”观念，“三”是傩祭的哲学基础，如傩祭中烧香三支为一炷，三炷为一料。三拜为一小礼，三拜九叩为一大礼，祭祀品“刀头”肉需三斤六两，糍粑需三升六碗，祭符则纸吊要黄标三张，每张剪符三行，供品要“三牲”，卦有三种，神有三清等等[29]（P26-27），沈从文从小对此耳闻目睹，一生对傩文化情感浓厚，对于傩神崇拜中的“三本”观念他应当了解和接受，进而影响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思维，使其小说创作具有了尚“三”特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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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化 个性化 自主 合作 探究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11-0040-02
作者简介：吴伟星（1971―），江苏常州人，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常州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常州市武进区郑陆初级中学教科室主任。研究方向：初中阅读教学。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改革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也为农村初中“减负增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近年来，笔者所在学校着眼于课堂效益的提高，开展了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课题《农村初中构建信息化环境，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的研究》的研究工作。作为本课题研究的负责人，笔者带领学校语文组老师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喜人的成效。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构建信息化环境，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入手。
一、确立信息化环境下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
的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的确立，是备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学习目标对教学起着宏观调控的作用，决定着课堂教学的大致方向。只有确立了合理的学习目标，才能克服课堂教学中的随意性、盲目性、无序性，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由于学生认知水平、人生体验、动机意志、语言表达等方面存在着个体差异，因此我们可以确立信息化环境下的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主要可分为基础性目标和发展性目标。基础性目标，即要达到教材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教学目标，是学习的底线，它为下一步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发展性目标，即对学有余力的学生提出更高要求的目标，让他们发挥创造性，在更高层次目标的引领下，积极、主动地开展适合自己智能水平的学习活动。
如在执教《古代寓言二则》（《郑人买履》《刻舟求剑》）网络课时，笔者确立的基础性目标是：1.积累重要的文言字词，理解重要字词的含义；2.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这两则寓言所蕴含的道理。这两个目标是每个学生都要达到的。笔者确立的发展性目标是：能比较这两则寓言在写法上的不同。这一目标有一定的难度，是学有余力的学生才能达到的，因此笔者将这一目标定位为发展性目标。
二、在信息化环境下开展批注阅读
信息化环境下，学生可以就课文中的某一精彩处进行赏析，然后将批注的文字打在电脑上，然后以教师主机上的教学辅助系统为平台，让学生的批注成果展示在每位学生的电脑上，让每位学生都能看到他人是如何批注的。
如，笔者所在学校语文组周秋萍老师利用网络技术执教《台阶》公开课时，让学生寻找课文中的细节描写，并对这些细节描写进行详细的批注，然后在电脑上展示。
生1：第5小节是一段关于父亲洗脚的细节。其中“裂着许多干沟，沟里嵌着沙子和泥土”表现出父亲一直过着辛苦的生活，也表现出父亲的饱经沧桑；父亲用“板刷”“沙啦”地刷脚这一细节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写出了父亲的贫困和辛劳……
生2：第21小节写出了父亲在台阶建成后的复杂心情。其中“不敢放鞭炮”，父亲的“背是驼惯了的，胸无法挺得高”，“该高兴，却露出尴尬的笑”，这些字眼表现出父亲想改善自己的地位，想让自己有点面子，但是当所谓“面子”的台阶建好后，他却尴尬地发现自己已无奈地走向衰老的“辛酸”心理。
……
每位学生都在计算机上打出自己的答案，再利用平台进行展示、交流，达到了合作学习的目的。传统教学中，学生只停留在口头回答上，声音具有不稳定性、瞬间消失性，其他学生可能还没有听清楚或听明白。运用网络技术，让学生对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展示在平台上，既能听清、又能看清，让学生与语言文字的距离更加贴近，创设的情境更生动、更具体。
三、在信息化环境下开展自主学习
什么是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是相对于传统的接受学习而言的一种学习方式。自主学习的主要特征是：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学生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
在信息化环境下，可以设计自由度较大的个性化学习内容，架构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需要的不同学习支架，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从而为他们开展个性化学习提供条件支撑。
如，名著阅读是《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之一。笔者在设计网络公开课《我最欣赏“他”――〈水浒传〉名著阅读研究性学习》时，设计了四个教学步骤：1.用批注的方法分析小说中关于“他”的描写；2.用评论的方法评论“他”的人物形象；3.用“综合”的方法写“他”的人物名片；4.用辩论的方法辨析一个人物。这里的“他”是不确定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选择，有的选择林冲，有的选择鲁达，有的选择武松，有的选择燕青……这四个教学步骤，都为学生创造了个性化学习内容选择的空间。笔者让学生先预习，在电脑上完成作业单，体现了自主学习理念。然后在上课时进行交流，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纷纷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彰显自己的个性。
四、在信息化环境下开展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指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学习。信息化环境下的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生动的信息化环境、信息化资源，搭建了合作交流的平台，便于学生讨论学习、交互探究，让学生在沟通、交流、互动、分享的过程中，培养合作意识、合作能力和团队意识。
如，在执教汪曾祺的《榆树》网络课时，笔者在网络平台上展示了《榆树》中侉奶奶吃粥的片段和李顺大为造屋而省吃俭用的片段，让学生在比较中探究两者有什么不同。学生在网络平台上搜索背景材料，进行合作探究，不时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师生也形成了共识。通过信息化环境下的合作学习，学生完成了文本细读。
五、在信息化环境下开展探究学习
什么是探究学习呢？探究性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的帮助指导下，从自身的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的发展中选取研究专题，以探究的方式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而基于网络环境的探究性学习，就是构建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学习情境，学生与教师在一定的平台上就某一专题进行富有智慧含量的交互式学习。随着笔者所在学校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教学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再加上“校校通”“班班通”的全面覆盖，在信息化环境下进行探究学习已经成为笔者所在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其基本流程是：情境创设发现问题查询信息探索思维意义建构。
语文教学中构建信息化环境，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真正体现了关注学生差异、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的理念，提高了学生的信息素养和自我学习的能力，让学生的言语实践活动更丰富、更充实、更具体，让学生的语文学习更积极、更有趣、更生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关键词：《湖南骡子》；普通话写作；柔情温馨；风趣与诗意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一、从方言到普通话
何顿是长于长沙的本土作家，在《湖南骡子》出版之前，他的小说无不大篇的充斥着长沙方言。不论是《我们像葵花》、《我们像野兽》还是《黑道》等，何顿的小说已经给读者形成一种普遍的意识：长沙方言写作。比如在《我们像野兽》里一句对宏泰装饰公司经理田妖的评价之语，作者这样写道：“田妖鳖并不可怕，他是个红漆马桶，外面光。”什么是“红漆马桶”？又怎来的“外面光”一说？非长沙人或者是近长沙的湖南人，真的会陷入一团雾水之中。红漆马桶是湖南女孩子出嫁时的必备之物，那时候人们用劣质的红漆刷在木质的桶子上，过不了多久，红漆就脱落了，露出木质的真实表面。在长沙方言中，说一个人是“红漆马桶，外面光”实际上是形容那个人外强中干，是带有强烈的讽刺和轻蔑的意味的。像这样的具有内在指向性的方言，在何顿以往的小说里是层出不穷的。而在《湖南骡子》中，这样的长沙方言已经是几乎没有了的。
在多年的写作中，何顿为什么要进行方言写作？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是方言写作的地缘性和亲切感。何顿的小说，包括《湖南骡子》写得基本上都是发生在长沙的故事。故事里出现的地名、店名给人带来身临其地之感。再加上作者在语言上运用长沙本地话，这让读者仿佛已经跟着作者，跟着小说中的人物来到了具体的地方，在进行具体的活动。这种地缘性一方面在情感上感染了读者，另一方面在虚构的小说活动中拉动了读者。例如在《我们像野兽》中有一个情节：过年时他和马宇还有李国庆及伢鳖到了王军家里，五个人曾冒着冷风冷雨跑到岳麓山的茶室里打双百分和吃饭。这里说的是五个年轻人去岳麓山玩耍聚会。岳麓山是湖南长沙的标志性景点；而所谓的“双百分”其实是一种扑克游戏；“鳖”字并不是是指鱼，而是对年轻男子的笑称或外号，带着朋友间亲近的味道。倘若是湖南的本地读者读到这里，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想起岳麓山的景色，想起岳麓山上的茶室，想起悠闲的“双百分”，而一个“鳖”字更是倾吐了读者内心的家乡亲切之感。读者跟着小说中的这五个年轻人在活动，吸引读者满怀愉悦地进行阅读。在现在这个通俗文学受到极大欢迎的时代，用方言写作的亲切感赢得读者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手段。其次，对于长沙话的写作，何顿可以说是得心应手，相比较普通话写作而言，其创作的作品能更好地收到神思少而作品佳的结果。作为在长沙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作家，何顿多年的经历与体验，职业性的观察与思考，早已经让他对发生在长沙的各个方面的大小事情了解得非常透彻。常年的积累让何顿在小说中有东西可写，这些材料尤其是用家乡话说出来的时候，作家本身也是娓娓而来，无需作过多的修饰。这些没有经过修饰的东西让读者读来更加自然，更加贴切。相反，倘若让本对普通话不太流畅的何顿用普通话来构造长篇小说，这不得不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很多具有指向性的方言是无法用普通话来传达的，就算传达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原本的味道。这就需要作家去巧妙地化解语言间转化中出现的问题，而《湖南骡子》可以说是由方言转换成普通话比较成功的一部作品。
了解用方言写作是带来了地缘性上的好处，可是从《湖南骡子》一书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何顿向大规模普通话写作上的转变。用何顿自己的话来说，之所以放弃大篇幅方言，是自己在写作上的妥协：“作家写小说，当然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方言写作，却让我的小说进入不了北方读者的视野。在写《湖南骡子》时，我考虑到更多的北方读者在阅读中不至于迷茫，就改用了普通话。这是我在写作上的妥协。”①从这简短的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何顿之所以放弃长沙话的写作，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长沙话是南方的一种方言，大多数的北方人是无法看明白的。比如说北方人说“脑袋”，就不懂“脑壳”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连用在一起的“砍脑壳的”这样的词语所传达的意味了。一部小说就算写得再好，如果人们从字上就不懂了，无疑就失去了这部分读者。倘若何顿向让小说走进更远的北方，更远的国际，他就不得不放弃方言写作。有人说贾平凹、阎连科一直坚持用北方话在写作，没有妥协。这是因为“贾平凹、阎连科，都生活在长江以北，整体上，是在北方语系的生活空间里，不像纯粹的湖南方言那么难懂。”②普通话本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它们的发音非常接近，而南方的方言千奇百怪，一时半会不是那么好懂。为走出长沙，走出湖南，由方言写作转向普通话写作成了何顿对现实的妥协，为此，他也必须付出更辛苦的努力。
从《湖南骡子》开始，何顿转向普通话写作，但是这种普通话写作并不是说全篇不夹杂任何方言。在《湖南骡子》里，大篇幅的是普通话，但还是有小部分的方言。如“砍脑壳的”、“你儿还没生黄就学会讲狠了”、“感冒”等词语和句子。需要解释的是，这里“感冒”并不是生风寒的“感冒”，而是指对某事物或人物感兴趣的意思。因此在全篇小说里，何顿并不是完全放弃了方言，有意无意地，小说在故事情节、人物语言里出现一些方言。这些方言不多，它们让“庄严”的普通话带上了“民俗”的味道，使得小说不再像先前的如《我们像野兽》等的粗痞俗气，又不似别的作家小说惯常的一律书面语，而是出现了“雅俗共赏”的趋向。这种趋向不知道是何顿在小说语言转型期间的过渡现象，还是结束期，但确实给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从江湖粗痞到柔情温馨
在《我们像野兽》、《我们像葵花》、《就那么回事》等小说里，何顿的小说语言含有大量的粗痞之语，带着江湖的浪荡之气。而在《湖南骡子》中，这种痞话没了，这种江湖气几乎没了，给读者更多的是家常的柔情温馨。即使在《湖南骡子》里，依旧存在着少量的方言，但是这些方言也不是如“鳖”、“卵”等字的粗俗。
《湖南骡子》语言的柔情温馨大致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摆脱了大规模血腥描述，更多的是柔情与浪漫之语；二是摆脱了痞话，代替的是家常温馨之言。《湖南骡子》写了、、抗美援朝战争、等等，可是在这么多的斗争中，作者有写到战争的残酷，如写我大哥在抗日的战场中的一段描写：“日军久攻不下三营的阵地，就冲三营阵地不停地开炮，火炮炮弹打完，又运来迫击炮，迫击炮弹在我大哥身边炸来炸去，有一颗炮弹炸在大哥的两腿之间，轰隆一声，大哥的两腿就成血肉飞上天，落下里时撒了一地”。但是这种血腥描写并没有很多，而且何顿的这种残酷现状的描写还比较温和，他没有去写大哥的悲惨呼叫，没有写整个战场的横尸遍野。在抛弃战争带来的大规模血腥的同时，作者写了许多浪漫柔情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从战争状态下的景色、人情和梦境等多方面看出来。比如说写景色的：“这一天江面特别宽，水映着蓝天，蓝天上浮游着一朵朵白云。”“当所有的人都离开去时，月亮已升到中央，一抹如水的月光泄在院子里。”作者用这宁静的柔和来从反面衬托战争的残酷。如写人情的语言：“夕阳西下，天暗了，一颗流星划破深蓝的天空，一轮皓月笑盈盈地挂在上苍，月光如水般泄在地上。爹心情很好，很有耐心地等着妈。”“爹满脑袋的阵地和枪林弹雨，即使闲下来，心里装的也是阵亡的一个个官兵，于皎洁的月光下，爹觑着妈那朦胧、柔美和狂放的就激动，说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在这柔情与浪漫之中，血腥已悄然在心底。再比如写梦境的语言：“接下来的几天，这个叫李春的姑娘每天都光临爹的梦乡，不是坐在梦乡的草地上，就是在爹梦见的塘边洗衣服，有天，两人在爹的梦里粘在一起，粘得紧紧的。作者通过“爹”的梦使坚强男人内心的柔情尽显无余。
另外，作者在《湖南骡子》中不再出现粗痞的，带着江湖之气的词句，而更多的是家常的温馨的语言。在《我们像野兽》一书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一群浑蛋，不是谦虚，是的的确确的浑蛋。“浑蛋”一词还不算最粗俗的，在紧接着的人物描写中，“鳖”字反复出现。而且在通篇小说里，人物说“鳖”字是自然而然地张口就来。何顿在小说中也提到，“鳖”是长沙话，指细伢子的意思，并无骂人之意。但是，这种称呼虽然由说出口者并不带骂人意味，可是却给人以粗直、野蛮与痞味。这字眼应用于非人物称呼时，这种味道就更浓烈了。如：“这鳖长沙真的烦躁，堵车堵得好厉害。”这是在《我们像野兽》中，因为交通拥堵，王军骂长沙的话语，“鳖”字尽显其粗痞。相反，在《湖南骡子》中，尽管战争残酷，尽管人们生活困苦，尽管有着洪水灾害，这种粗痞的话也没有出现，作者更多的是写了许许多多的平实家常的句子。如：“老和尚走进来，注视着家里的人，当时老奶奶和爹坐在客厅里烤火，大哥坐在烘罩前绣老虎，嘴里含着一根穿了丝线的针，手里还拿着几根穿着不同颜色的丝线针。我坐在一旁看报，大嫂和李佳在厨房里做晚饭。”这是一幅傍晚时分，何家的人物作息图，没有过多的修饰，没有情感的介入，却是写得平实而又温馨。还有如：“他来的那天正好白露，白天有点热，晚上却不热，早晨起床，月季花和美人蕉都沾着露珠。”对大金归家之时的景色描写，简单，但“白露”却在不自觉中给出人以温馨。在《湖南骡子》这部小说里，这样的写日常景色，平常生活的句子比比皆是。所以通过柔情浪漫之语和平实家常之言，我们可以看到何顿小说语言由江湖粗痞到柔情温馨转型的特点。
三、从一味通俗到雅俗共赏
这里我们所说的雅俗共赏不仅是前面所说的大篇幅普通话与小部分方言的结合，更指作者在语言里将风趣性与诗意性结合。在《我们像葵花》、《我们像野兽》等何顿先前的小说里，基本基本上不会出现较多的诗意性语言，而在《湖南骡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其诗化性的特点。《湖南骡子》的诗化性不是如沈从文、汪曾祺小说的一般，没有情节，像散文诗，而是抒情性的。如：“第一次感觉我爹开春了，那片尚未开垦的冻土融化了，有青草不顾一切地滋生出来。”“一阵清爽的山风吹来，带来橘子的芳香。爹深深地吸口气，见眼前的秋燕像一只熟透的橘子。”作者写“爹”情窦初开了，没有直接这样写，而是巧妙地说是“未开垦的冻土融化了”，并且开始“长草”了。写“爹”对秋燕的追慕也是从景色入手，由景而及情，再用一个长沙特产物橘子加以比喻，很是贴切。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何顿的比喻不是说非常的“纯”，而是在比喻拟人等修辞里融入了一种隐隐约约的幽默风趣感。如前面所说的，“爹”的情窦初开，作者用的是“开春”，这让人联想到动物的“发春”；“不顾一切”更是说出了“爹”情感的涌动；“熟透”通俗有趣地写出了秋燕的成熟美。何顿自己也说：“文字有趣和人物有趣，是小说的关键。”何顿做到了这点。写景的时候，语言也是如此。如：“一个太阳下来，树木就一色耷拉着脑袋，有的就索性枯死。”作者把太阳、树木拟人化了，说是耷拉的，说是下来的。明明就只有一个太阳，还要再次强调，句子中用的是“一色”、“索性”，这种在修辞中结合通俗之词的语言，给我们清爽风趣之感。这就是风趣性与诗化性结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做到了“雅俗共赏”。
另外，纵观小说，我们可以随处可见数字，尤其是“一”字。小说《湖南骡子》频繁地使用“一字后面加动词”的表达方式。在《湖南骡子》一书中，如“我出去一下”、“大姐一笑”“两只手一握”等的使用非常之频繁，几乎每页都会有，尤其是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第229页一页里，这样的字眼就频繁出现了九次。小说里，作者反复让作为副词的“一”字之所以反复出现，也是为了将风趣性和诗化性有效结合。如：“可她一抬头，便被郭铁城那黏黏糊糊的目光粘住了，犹如铁勺被磁铁粘住一样。”“一”字不仅让句子有了停顿感，而且能够非常自然地与后句话相接，读来情感更加融会贯通。同时，这种“一字后面加动词”的表达具有民间性，具有口语式，这样又增添了语言的趣味性。这种趣味性还体现在“一字后面加动词”的表达将人物结合了，表现出了人物性格上的气势和通俗性的特点：敢为、敢做、麻利。这也正符合了湖南人的骡子精神，切合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所以，在语言转型过程中，不是以往的江湖粗痞，而是风趣，并且运用幽默的修辞和“一加动词”的表达，何顿很好地将风趣性与诗化性融合在了一起。
结语
同之前的如《我们像葵花》、《我们像野兽》等小说相比，《湖南骡子》的语言有了很大的变化。透过这些变化，我们看到何顿小说语言的转型。他尝试摆脱之前的方言写作和江湖粗痞气，试图进行普通话写作，并且尽力将语言写得柔情温馨。现在，我们从《湖南骡子》可以看到，何顿语言已经是大篇幅的普通话，但也还有着小部分的长沙方言；他有着一部分的诗化性语言，但是更多的是平实的述说。他没有完全放弃方言，也没有完全“诗化”。《湖南骡子》的这种语言是何顿在小说语言转型期间的过渡期还是永久期？何顿下一步小说会完全摆脱方言，完全走向诗化吗？只有看到何顿在《湖南骡子》之后的作品，我们对这些问题才可作出判断。但不管怎样，从《湖南骡子》里我们可窥视到何顿的小说语言的转型。
参考文献：
[1] 何顿：湖南骡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7月
[2] 何顿：我们像野兽.武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3] 何顿：我们像葵花.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
[4] 董正宇：粗痞话语的价值与局限―以何顿《我们像野兽》为例.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5] 王迅：一个家族的精神史诗―读何顿.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2期
[6] 何顿，朱小如：我仿佛与谁都很近，又相聚甚远―关于何顿长篇新作的对话.中国网络文学联盟.理论评论.当代文学，2011年10月26日收录于文学报
注解：
① 何顿 朱小如：我仿佛与谁都很近，又相聚甚远―关于何顿长篇新作《湖南骡子》的对话.中国网络文学联盟.理论评论.当代文学，2011年10月26日收录与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