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0: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供给侧改革，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对此，食品龙头企业正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通过科技研发和科学管理延展产业链，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战略图谱
为什么要进行食品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治告诉《中国名牌》：“我国食品供给体系总体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中高端和个性化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消费者对国外产品的依赖程度高。特别是在当前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下，深入推进食品行业供给侧改革，是实现食品行业健康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供给侧改革风向标，指向了食品行业天然、绿色、营养的发展方向。加多宝强调，食品行业存在产品生命周期短、创新不足、同质化严重、跟风性强、消费者信任度下降等问题。供给侧改革力克行业顽疾，要求企业持续推动技术的进步及设备工艺的精进，给行业开了一副良药。20年来，加多宝精耕细作，以“工匠精神”打造加多宝凉茶和昆仑山矿泉水两大品牌产品，满足消费者对食品的高标准、严要求。
供给侧改革，不是政府的独角戏。“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供给侧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加多宝集团相关负责人称，“政府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成本、税费成本；企业也要优化内部管理，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利用好凉茶行业逆势发展的契机。只有两方面劲往一处使，形成改革合力，才能促使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
短板攻克
供给侧改革为食品企业带来的是产业链的延展和产业发展的精准化运行。中研普华研究员叶奋强调，食品行业供给侧改革，意味着食品行业由生存型消费向健康型消费转变，由满足基本的生活要求向基本保障食品安全、健康和满足食品消费多样化转变。只有结合市场需求梳理资源投入和配置，企业才能找到最优方法应对消费大环境的变化。
“审视中国食品工业短板，必然追溯到作为原材料之农产品的质量问题。”刘治指出，“对于已初步实现现代化的食品工业来说，建议加快融合现代化农业，加大对原材料基地的投入，加强对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初级加工的力度，建立安全追溯制度，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同时，供给侧改革鼓励企业以国际通用标准为参考，与国际接轨。”
“对此，九三粮油一方面直击原料产地，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企业采购、生产成本，从而形成采购――生产――营销的短线扁平化产业链；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剥离不良资产，建立企业防火墙，增强抗风险能力，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创新转化和产品体系建设。”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科技领航
现代食品业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科技研发和转化能力的提升。“比如引进和发展营养需求研究、感官科学研究、原料成分研究、包装材料技术研究、风味技术研究、微生物控制技术研究的实施应用，将有助于向高附加值的两端或者全产业链发展，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需求。”刘治说。
“通过科技研发，初加工原料型食品企业可延伸至深加工产品甚至终端产品，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空间，从而实现供给侧改革目标。”汇源果汁集团副总裁李生延对《中国名牌》说，“汇源加大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研发新技术、新品种，为水果、蔬菜、农产品等创造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在上游，汇源果业、汇源农业作为产业基础，为果汁产品生产提供了原材料保障。在下游，汇源直营公司、经销商运营体系日渐成熟，为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培训供给侧；培训体系；培训技术
1“培训供给侧改革”概念及内涵
11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通过改革的方式推进结构调整，进一步整合供给资源，使供给资源能够更加有效率地配置，从而提升需求方的需要，提升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12培训供给侧改革
培训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针对培训供给方面的资源重新配置的一个过程，通过资源的更好整合，实现培训项目的整体效果的提升。按照培训的要素来说，就是通过培训方法、培训资源体系、培训制度体系、培训教学模式、培训考核体系等的改革来提升培训者的培训目标或提升培训价值。
2培训供给侧改革研究综述
本次综述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工具，检索主题为“供给侧改革”和“培训”，Cnki检索共计返回58条结果。从其年份来看，基本都是2016年发表的，说明目前培训供给侧改革研究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21按月份研究分布情况
供给侧改革从提出到方案制订，时间主要在2016年1月以后，因此，所发表的研究论文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段开展，从初期概念的研究，到成熟后的方法研究，呈现一个研究的基本线路。从分布图图1看，7月发表的研究论文最多，有17篇，4月、5月、8月、9月发表的研究论文次之，分别为：7篇、9篇、6篇、5篇。
22研究机构和作者情况分布
按照发文的机构和作者，对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其数量见表，其分析情况见下表。
从机构及作者发文情况看，目前，培训供给侧改革刚开始研究，发文的研究机构、作者分布比较分散，没有一个机构或作者发文在5篇以上。结合研究层次看，目前，主要研究聚集在行业指导、政策研究方面，行业指导、政策研究方面的有32篇。占总发文量的5517%，基础研究有16篇，占2759%以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方面的研究有9篇，占1552%.
23关键词检索
从研究论文的关键词方面，出现2次以上的关键词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8次）、“职业教育”（3次）、“人力资源”（2次）、“经济新常态”（2次）、“劳动就业培训”（2次）、“要素供给”（2次）、“经济增长”（2次）、“工匠精神”（2次），为更直观地反映出研究的关键词分布情况，采用了云图进行展示，关键词（按检索排序取前20）的频次云图图2。
3研究综述
第一，从培训角度展开提出“培训供给侧”的概念、使用范围、作用等展开研究，通过这些研究，阐述了培训对行业的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力Y源提升上的保障作用；对培训供给侧改革在一些领域的使用提出相应的见解研究；对培训供给侧改革的作用进行说明和总结，如邹智杰（2016）在“就”供给侧改革论教育培训行业升级”中提到供给侧改革如何促进培训行业升级换代；石克荣（2016）在《加大职业培训教育投入力度为供给侧改革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中之处职业培训对供给侧改革提供人才保障；吕景泉、马雁等（2016）在《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首次提到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在文中提到当前职业教育如何在满足社会职业要求的情况下开展结构性改革；吴慕林（2016）在《驾培服务的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中提到服务行业在服务培训中如何进行服务培训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第二，从培训的制度上谈培训供给侧改革，主要从制度建设、培训评估、风险评估等方面展开研究，如胡艳霞（2016）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人力资源劳动就业培训评估》中针对人力资源劳动就业层面开展的培训供给侧改革评估体系的研究；瞿晓理，刘轩（2016）在《地方政府开展流动劳动力教育培训的风险评估――基于劳动力供给侧结构〖LL〗优化的现实需求》主要从劳动力教育培训风险评估方面提出培训供给侧改革的风险评估的方法；苏彩玲，张普雷（2016）在《人民银行组织举办企业融资培训暨银企对接活动提升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金融支持方面培训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探讨式的研究。
第三，培训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应用方面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相比较来说比较多，如职业培训、函授、人力资源培训、劳动力培训、职工培训、专业技术培训的很多方面都有涉及。如赵瑞慈（2016）在《农函大培训实施供给侧改革的思考》提出农函大方面的培训改革；吕景泉（2016）在《论职业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到子啊职业教育中开展教育培训的供给侧改革；张永飚在《深化技工教育供给侧改革，大力开展在职职工学历教育――如皋市技工学校在职职工弹性学制学历班招生工作纪实》中谈到在职职工学历教育方面的培训改革；熊颖在《劳务承揽：助推企业转型的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实践》提到的企业人力资源服务实践中的培训改革等。
第四，关于培训供给侧改革中培训技术的创新模式、效果评价、培训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是结合以往培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针对性不强、培训效果差、培训模式简单等问题展开的研究，是对于培训供给侧改革研究的深入。如王晓波《基于供给侧逻辑的移动学习平台建设与运营》中谈到的移动学习平台的建设就是对于目前教育技术及培训技术的深入广泛使用的研究；王帆、魏本亚（2016）在《大型定制式区域教师在线培训模式与实现》中从定制式区域教师培训方面，结合管理学中订单式管理的方法，阐述区域教师如何通过定制式培训获取针对性的培训服务；冯晓英（2016）在“互联网+”教师专业发展的创新实践中提出教师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提升教师专业的创新能力。
4培训供给侧研究总结
从综述的情况看，目前关于培训供给侧的研究内容上还处在研究初期，很多研究结果尚停留在概念、定义阶段，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鉴于提出的时间较短，未来一段时间内，大量的成果将进一步展现，尤其是培训改革方法、模式、制度、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1]瞿晓理，刘轩地方政府开展流动劳动力教育培训的风险评估――基于劳动力供给侧结构优化的现实需求[J].地方财政研究，2016（7）
2015年9月，中财办主任一行到浙江调研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表示特色小镇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符合经济规律，注重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比较优势和供给能力。同年12月24日，在中央财办《浙江特色小镇调研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
2016年10月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浙江杭州召开特色小（城）镇建设经验交流会，推广特色小镇建设经验。
截至目前，浙江省已经成功完成了两批79个特色小镇的创建工作。而特色小镇也为浙江这一年的经济转型贡献了巨大力量。拿杭州而言，2015年，浙江省杭州市GDP达10053亿元，成为国内第10个万亿元级城市。
据统计，2015年浙江省首批37个特色小镇的新入驻企业达3207家，完成社会投资超过1500个亿。在众多支撑杭州发展的引擎中，梦想小镇、基金小镇、云栖小镇、贸易小镇等特色小镇作为杭州市创业创新的重要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色小镇之所以在浙江省得到长足发展，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浙江是全经济大省、私营经济强省、消费经济强省，关键是块状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区域经济发展均衡，具备特色小镇发展的一切根植性条件。
第二，吴越文化体系魅力不断彰显，名胜风景强省优势突出，文化及旅游根基深。
第三，以浙商群体为代表创新拼搏的精神，是全国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特色小镇正式他们施展拳脚的优质空间，他们创造了浙江如今的辉煌，他们更有创造未来的实力。
因而，浙江实践赋予了特色小镇全新的内涵。特色小镇聚焦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七大新兴产业，是浙江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举措，俨然已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载体。
而PPP方面，随着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PPP政策的密集颁布以及各省市PPP项目的不断推出，我国的PPP市场也已正式进入到大规模运行阶段，由此带来了城市开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旅游文化、养老医疗领域政府治理、财政管理、商业模式、开发机制、投资机制、金融机制的全面革新。未来将有数万亿级规模的项目将引进社会资本，而PPP也将成继土地财政、融资平台之后新一轮地方基础设施资金的重要来源。从发展上来看，特色小镇的建设与PPP的结合必将逐步普及并绽放异彩。
为推进特色小镇与PPP模式的进一步融合，帮助特色小镇项目投融资单位了解新常态下国家重点鼓励的项目、领域、政策和模式，解答PPP投融资模式存在的困惑与难点，分析筛选各地特色小镇优秀招商引资合作项目并提供咨询、融资服务和推荐合作伙伴，提高PPP项目合作和特色小镇的对接与运营成功率，中国房地产杂志社、浙江省首届特色小镇展示会组委会决定在3月中旬联合举办“2017特色小镇+PPP高峰论坛”，此外，“浙江省首届特色小镇展示会”也将同步盛装启幕。
党的十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强调，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生态产品主要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生态产品概念的提出，拓展了我们对于生态和产品的认识，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自然属性。过去，我们经常讲农产品、工业产品、服务产品，实际上生态也是一种产品，它首先是生态系统的产出物，是大自然生产的产品。它体现了人类在物质文化需求以外，对于良好自然生态的一种需求。因此，生态产品天然就具有自然属性。当它呈现这种属性时，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因此，必须要保护、呵护好这种自然属性，维系生态产品本底的原真性。二是公共属性。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条底线，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生态产品总体上是公共所有或公共享有的，它区别于其他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比较适合集体制造或公共享用，所以它还具有公共属性。从更广义的角度看，生态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全人类的必需品，不仅关系当代人利益，还关系到代际公平;不仅关系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还关系到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当它呈现公共属性时，每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义务，政府部门更是要履行好“制造”和提供生态产品的公共服务职责，以优质高效的生态产品惠泽群众、造福百姓。三是价值属性。生态产品是自然系统产出的资产，是生态产业输出的商品，是宝贵的资源，是有价的产品，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价值。当它呈现价值属性时，可以运用价格杠杆和市场化机制进行运作，促进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如果因技术原因无法切割或者计量生态产品价值贡献时，一般由政府代表消费方购买生态产品服务，这也是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
扩大生态产品有效供给，关系人类生存、生产与生活，意义重大。生态产品是生存之本。生态产品与我们的生存环境休戚相关。大自然是整个人类的生命支持系统，正是它产出的生态产品哺育了人类，促进了人类的起源、生存与发展。人们须臾离不开空气、水源和食物等生态产品，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基础。生态产品是生产之源。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一方面，生态产品为生产活动提供了原材料和能源资源等必需品，保障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态产品可以显著提升生产竞争力，有利于把资源环境优势转换为发展优势，刺激相关产业加速发展，创造新的绿色增长点。比如南京的高淳区，近年来大力实施生态立区战略，坚持把“山清水秀生态美”作为最大资源，着力发展休闲旅游业和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打造国际慢城，走出了一条绿色崛起之路，近三年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8.9%和17.7%，很好地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是生活之要。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由“盼温饱”转向“盼环保”，由“求生存”转向“求生态”。人民群众在期待安居、乐业、增收的同时，更期待天蓝、地绿、水净，期待拥有优质的生态产品，期待享受良好的生态红利。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重生态”摆到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同等重要的位置，率先颁布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率先划定生态红线，率先开展绿色发展评估，扎实推进生态空间保护、经济绿色转型、环境质量改善、生态制度创新等“七大行动”，努力为全省人民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全省PM2.5平均浓度较2013年考核基准数下降20.5%，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提高6.5个百分点;478个省控断面中，水质优Ⅲ比例上升3.7个百分点，劣Ⅴ比例下降4.2个百分点，环境质量稳步改善，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率达86.5%。与此同时，对照“两个率先”目标要求和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良好生态产品供给已成为突出“短板”。雾霾天气、城市黑臭水体、饮用水源不安全等环境问题凸显，生态空间受到挤压，自然系统遭到破坏，生态产品品质和供给质量不断下降。一些地区领导对政府应当提供生态产品公共服务的职责认识不清，对生态产品产权价值重视不够，缺少相应措施;不少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违法排污、损害生态产品的行为时有发生;全社会呵护生态产品的意识有待提升，无节制、无约束消费生态产品等现象依然存在。
新时期，扩大生态产品有效供给，既顺应中央的改革趋势，又契合江苏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中央反复强调，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更加注重形成绿色化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我省“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把“生态产品供给持续增加”作为今后发展的目标要求。总的看，无论是“补短板”、“促供给”，还是“绿色化”，扩大生态产品有效供给都是应有之义。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要求，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基本、优质、高效、永续”的标准，努力扩大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坚持保护为基础，促进生态产品基本供给。生态空间是生态产品的“主产地”、“富集区”，必须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坚持保护优先，守住“三条红线”，加大保护力度，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稳定，保障生态产品基本供给。一要严守生态红线。生态红线区是生态产品最重要的“原产地”，要强化生态红线刚性约束，建立生态红线保护监管平台，严肃查处生态红线区域内违规开发建设和擅自调整边界等行为，完善生态补偿及绩效考核制度，确保生态红线区域占全省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22%，不断提高生态产品的产出能力。二要划定并严守城市开发边界红线。科学确立城市功能定位和形态，加强城市空间开发利用管制，合理确定城市规模、开发强度和保护性空间，防止城市生产开发活动过多挤压、侵占生态空间，保障城市生态产品的产地安全。三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提升节地水平、产出效益，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现象，为农业生态产品留下更多良田，确保“十三五”期间全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国家下达的保护任务，单位建设用地地区生产总值占用率显著下降，产出效率明显提升。
坚持治污为核心，促进生态产品优质供给。生态产品好不好，关键要看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要紧紧立足需求端，坚持人民满意的工作标准，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打好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坚持减煤、控源、禁烧等举措多管齐下，推动空气环境全面好转，确保到2020年全省PM2.5平均浓度下降到50微克/立方米左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国家考核要求。全面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进新一轮太湖治理，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加强淮河、南水北调沿线和通榆河水污染防治，加大饮用水源保护力度，强化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治理黑臭河流，到2020年全省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70%以上，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保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加强城乡环境整治。深化实施城镇环境整治行动，着力解决好交通拥堵、噪声污染等“城市病”，加快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实施村庄环境改善提升行动，协同推进村庄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和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力争到“十三五”期末建成1万个左右的美丽宜居乡村。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严禁开山采石，推进丘陵、荒山、滩涂植被恢复，加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保护和建设，持续推进绿化造林，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增加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坚持增值为目标，促进生态产品高效供给。保障生态产品供给，必须坚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坚持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两端发力，促进自然资本大量增值，提高生态产品的产出效益和供给效率。一是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既能为环境减负，又能为生态增值;人们对优质、高端生态产品的绿色消费需求，也会极大带动相关产业的良性发展。因此，我们既要推动“产业生态化”，又要推动“生态产业化”，真正促进“生态”与“产品”高度融合、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要强化结构调整“调绿”的鲜明导向，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努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建立生态产品的绿色供应链。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要充分依托环境禀赋，把生态产品作为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提高生态产品“附加值”;生态资源优势不明显的地区，也要善于挖掘生态财富，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刺激旅游、房地产、养老、生态农业等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的有机统一。二是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实践证明，能源资源消耗越少，生态产品的产出效益就越高。能源资源节约力度越大，对生态产品供给的贡献就越大。要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推进全社会节能减排，努力以最小的资源能源代价产出更多更好的生态产品。三是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革命可以倒逼生产方式转变，推动供给侧改革，促进生态产品供给更加绿色。要加强资源短缺、环境脆弱的省情宣传教育，培养公民珍惜生态产品、爱护生态产品的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和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坚持创新为动力，促进生态产品永续供给。党的十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联合国有句警言指出，“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要把让子孙后代共享良好生态产品作为一项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着力破除体制机制，确保生态产品供给代代相传、永续不断，不能“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路”。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生态产品产权归谁、价值如何，必须首先界定清楚。要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调查摸底，探索自然资源和生态产品资产评价。对水流、森林、山岭、荒地、海域海岛、滩涂（湿地）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建立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探索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积极稳妥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健全生态产品“三偿”机制。由于生态产品有价，因此使用时必须付出“代价”。充分发挥市场在生态产品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生态产品价值功能，广泛调动全社会保护生态产品的积极性。健全生态产品有偿使用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稳步推进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开展交易试点工作。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对因保护生态产品而影响发展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脆弱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健全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开展损害赔偿试点，对造成生态产品功能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完善生态产品供给的法律保障。启动《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开展水污染防治、生态红线保护条例立法调研，在排污许可、土壤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修改一批法规规章，在能耗、水耗、用地、大气和水污染排放方面制定出台一批标准，以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障生态产品持续供给。
（作者系省环保厅生态处处长）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改革 管理手段
一、引言
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经济学是对市场本质的回归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是对长期以来国进民退、权力膨胀倾向的纠偏，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方法和解决路径也具有重要启示。供给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19世纪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观点听上去与直觉不符，但有更深刻的道理，即只要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就不会创造“无效供给”（产能过剩）。经济发生问题，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即生产没有和消费匹配，不该生产的生产太多，而消费者需要的东西缺乏供给。
二、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区别
（一）代表的经济思想不同
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侧管理代表了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而需求侧管理则代表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供给侧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而需求管理假定生产要素的供给为既定的条件下对总需求的调整和控制。可以看出，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在前提假设上有本质区别。一个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出清，一个认为不能，由此衍生的政策理念也不一样，一个认为需要政策刺激来提高需求，一个认为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应该着重提高生产能力。
（二）相对应的经济政策不同
供给侧管理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管理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供给侧改革之包含信息
（一）经济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投资出口占比太大，消费占比太小”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供给跟不上需求”正凸显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最基本的背景。当下中国消费品供需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消化不了，价格持续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马桶盖也要奔赴日本购买。
（二）消化过剩产能会提速
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产能过剩企业会占据大量资源，使得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可以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央很可能会出台重磅措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三）服务业的黄金时代到来
“供需错位”的矛盾格局下，“供给侧改革”根本上有两大任务，一是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二是为提供中高端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输送更多的劳动力、资金、金融和技术。产业结构大变迁，意味着服务业的黄金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四、供给侧改革的管理手段
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这确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中国体制特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限于此，内容要丰富得多。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一）淘汰落后过剩和僵尸企业
一些地方用贷款、补贴、减免税收等办法去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这只会无谓浪费社会资源，增加金融风险的积累。要坚决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实现市场出清，化大震为小震。
（二）化解房地产库存
化解房地产库存，表面是需求管理举措，实际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这对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影响，要求户籍制度改革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形成合力。因此，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改革举措。
（三）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西方供给学派认为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主要手段是减税。但对我国而言，企业成本高企的原因更为复杂，融资成本、行政费用成本、物流成本、“临时性停产”成本、知识产权“防盗”成本以及各种各样制度性灰色成本、隐性成本不一而足。因此，我国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空间更为广阔。
（四）深化要素价格改革
受到历史和制度的约束，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劳动、土地、资金、创新等要素长期处于“压制”状态，价格机制尚未完全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近年来，我国已经在放开二胎、农村土地同权同价、利率市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做出了诸多努力，海宁等地针对排污权、用能指标、建设土地等各类要素的差别化价格机制，也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但总体而言，距离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仍有不少差距，需要下一步积极突破。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新供给 新需求 供给抑制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039-02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要点
（一）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这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出发点。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的古典供给经济学提出，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是有条件的，只是在新供给形成和扩张阶段可以自发实现，在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阶段，供给就创造不了自身等量的需求。未来的新需求和新供给在什么地方？在五大“软财富”领域，即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其它的社会服务业。为什么叫做软财富？这五大软产业的财富的源泉不是地球资源，办教育也好，拍电影也好，也消耗一点地球资源，但是主要的财富源泉是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活动，这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
对那些硬财富的制造业怎么办？要通过转型升级，在传统硬财富制造业上培育更多的软价值。我们都知道，全美国的公民都开着底特律生产的汽车，但是底特律的经济一片萧条。而与底特律汽车相关的产业，汽车装璜、汽车4S店、汽车金融、汽车广告都赚钱。与传统汽车制造业不同，有两家汽车商是赚钱的，一家是奔驰，一个是特斯拉。奔驰为什么赚钱？因为它的总设计师说我们卖的不是汽车，我们卖的是艺术品，碰巧它会跑；特斯拉卖的也不是交通工具，卖的是环保，卖的是时尚，这也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二）从新供给经济周期出发优化产业结构
这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理论核心。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在实践中，真正有效正确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要素转移更新供给结构。
（三）放松三大供给约束，恢复中国经济的活力
当前中国经济受到三大供给约束：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2013年“钱荒”以后，新供给主义的政策主张重点转向降低融资成本，一直到2014年5月份，国务院常委会议才提出来降低融资成本，11月份才真正降息。从2015年3月份到7月份，才开始看到融资成本有所降低，但从国际比较来看，仍属偏高。在总理的座谈会上，提出减税3万亿，减轻企业负担，激发投资和消费活力；同时发债3万亿，吸纳社会闲置成本，解决现在资产配置荒的问题。
（四）解除对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提高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前在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资本与金融、技术与创新、制度与管理这五大要素上，都有很多供给抑制，使之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来看，二胎生育限制已经全部放开了，但是还有户籍方面的问题，使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农村的人均GDP和在城市的人均GDP差五倍，那就意味着一个人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话，财富供给增加了四倍。如果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还面临着教育、社保、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怎么促进经济增长？未来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重点。土地方面，现在土地价格高涨，也使得很多企业背负了沉重的压力。严重的金融抑制，其他还有科技创新体制、教育体制、国有企业体制，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供给侧改革需要避免的误区分析
（一）不能把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
炒概念无益于当前时期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新供给主义宣言》，当时的供给侧改革的确需要引起关注，撕开一个口子来推动这个概念。现在媒体上很多讨论还是在炒概念，这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不能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应该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落到实处。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二）不能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到计划经济或产业政策的老路上
供给侧改革就是新计划经济，这显然是误解，但是在实际方面，确实有很多学者还是在用政策之手来拨动经济，“这个产业是老的，应该怎么淘汰；那个产业是新的，应该怎么鼓励”――直接伸手了，这样就弄错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还是要把握住“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理念，让财富源泉自主发挥活力，充分涌流。需要对微观经济组织进行更加深刻而直接的改革，使得资源能够流入更有能力的企业，解除国有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允许僵尸企业破产，等等。这些手段或许直接甚至不无痛苦，却是为了解决以往高速增长遗留下的历史问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不能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对立起来
不能说研究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彻底否定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确实有反对，但是现在不必再反对了。现在西部投资、民生改善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需求领域也有很大的作用，不能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在优化供给，提升供给效率的同时，也要继续做好需求管理的改革，激活民间市场，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收入，扩大国内市场消费需求。要刺激生产必须增加资本积累并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是对“小政府，大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坚定信仰。例如，iphone手机的供给自动创造了巨大的需求。美国消费旺盛的背后，则是企业家源源不断的创新供给，而在创新供给的同时，带动社会需求总量的上升。
（四）房价、物价管控政策都应当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
中国房价持续上涨，调控效果多年不达预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着力在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增加有效供给，既能够挖掘增长潜力，也能够平抑物价，不存在所谓“稳增长与控通胀的矛盾”。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面去管理物价的措施包括：降低税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稳定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机制，控制流通环节费用，建立稳定的消费品物价形成机制。
三、结束语
总之，要避免这四个误区：一是不能炒概念，二是不能把供给侧改革误解成新计划经济，三是不能把需求和供给对立起来，四是房价、物价管控政策都应当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这样才能建设性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周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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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龙斧，王今朝.核心消费决定论――从市场与消费的结构性扭曲看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影响因素[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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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创新 新动力 新常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的时间将处在一个突出位置上，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需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一、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2011 年以后，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新常态”其“新”已在经济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则还未实现，需要完成探底、在企稳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对此至为关键的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必须以实质性推进攻坚克难的全面改革来保障。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非同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全面引入以“固本培元”为主旨、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
为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与优化、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释放的相关问题，需要十分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改善其环境与机制的思路和要领。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我们迫切需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2016年1月2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升级版”的整体跃升，给出了极为重要的指导。
二、供给侧改革的对策建议
在我国，往往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时，也正是改革推进阻力较小之时。应抓住时机，推进改革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为我国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第一，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面对我国劳动人口明显下降、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趋势，必须尽快、果断调整我国人口政策。一是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出台后，还可以动态推进后续优化举措。二是将计划生育重点针对体制内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改写为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
第二，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供给管理的极重要内容。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方面（涉及集体经营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我们建议积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积极总结借鉴重庆等区域以“地票”制度处理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农民在农地“占补平衡”框架下分享城镇化红利的经验。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二是积极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开发性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务体系；四是依托存款保险制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健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体制，改进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五是应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化定价的方针，在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临门一脚”――放开存款利率上取得突破后继续改进和完善相关机制；六是以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七是提高金融业稳健性标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八是加强金融业监管，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九是做好准备适时实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关键词】供给侧 改革 证券业
6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6）》，报告指出，2016 年，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金融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其中所谓供给侧改革，是指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是针对需求侧而言，“需求侧管理”即传统的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的刺激；“供给侧管理”则注重从生产、效率、创新、制度角度入手进行经济调节。
一、当前证券业制度改革措施
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资源分配的重要作用，肩负着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使命，将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证券业作为金融行业中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成员，必然是金融业乃至整个市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层已经着力推进的证券业制度改革措施主要有：
完善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战略新兴板，支持创新创业企业融资。完善相关法律规则，推动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境内上市。增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数量，研究推出向创业板转板试点，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
研究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交叉持牌，稳步推进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证券业务牌照。
强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化解金融风险，鼓励通过资本市场优化重组，化解落后产能。
二、证券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做
十年来的市场热潮，推动着证券行业迅猛发展，我们应该怎么结合供给侧制度改革，提供更受欢迎的“产品”，从而更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呢？
我们的经济生活已经与互联网融为一体，券商必然也要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从2012年第一届券商创新大会开始，伴随着互联网金融野蛮式的发展，券商开始探索互联网化的路径。在这过程中，最大的机遇是监管层放开对投资者开户方式的限制，在符合基本开户流程、保证投资者教育到位和客户资料真实完整、客户回访制度落实的前提下，允许证券公司探索网上开户，以减轻设立网点的压力。这对一直局限于临柜开户的券商而言无疑是颠覆性的革命，配合账户“一码通”，意味着券商可以走出原有的“经营地域范围”，真正做到为客户提供“上门开户”，实现营销力量从市场饱和地区向非饱和地区的转移。我司适时推出了网上开户和手机开户系统，虽然前期存在着各种技术限制，但通过不断优化和改进，已能实现全年无休、3分钟开户甚至创业板转签，一方面满足了客户在交易时段无法临柜的开户需求，另一方面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减轻柜台业务负担，是公司和客户的双赢。但网上开户不可避免的带来佣金战，在华泰和国金力推低佣网上开户之后，整个证券行业的佣金率出现了大幅的下滑，今后也将一直处在持续下滑的趋势中，这既是争夺市场份额的必要手段，也是券商服务同质化的无奈之举。参考国外券商发展经验，低佣是必然的，但在低佣的同时必须提供具有附加值的产品，才能在增量客户争夺战中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线，才能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盈利。
全面_展网上开户取得巨大效益之后，券商开始和互联网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利用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广告资源和流量导入优势，在其网站增设网上开户功能或链接入口，把投资者引向合作券商。类似的合作有国泰与网易、广发与新浪、国元与万得资讯，都对新增客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离券商的预期还有较大差距。由此有的券商成立了互联网商务部门，寻求“互联网+”转型。
投资者无疑是很欢迎券商进行互联网转型，他们获得了看得见的便利和实惠，但他们要的可不仅仅是网上开户这个功能。券商们尝试着推出综合功能账户和互联网金融品牌商城，意在迎合客户在自己账户进行股票买卖、理财产品转让、消费和支付等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以国泰君安推出综合账户“君宏一户通”和互联网品牌“君宏金融服务”为例，它集成了客户在国泰君安开立的包括股票、信用、资管、期货等各类实体账户，通过一户通，可以进行全景资产展示和诊断，下单各类交易，查询和购买理财产品，获取资产配置方案，资金能直接进行购物支付和生活缴费。商城则提供了理财产品、股票质押贷款、客户之间柜台市场产品转让的功能。这类综合账户和商城依然侧重于证券市场方面，而消费者在转账和消费支付方面的体验则与银行综合账户及支付宝等高效产品无法比拟。方正证券和齐鲁证券还率先推出了官方淘宝店铺，但产品几乎无人问津。
总的趋势上看，券商的互联网转型都首先着眼于交易账户的功能整合，其次是账户闲置资金的使用。想要留住客户的闲置资金，券商必须提供更丰富的金融产品。去年疯牛疯熊的行情，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跌，使客户的理财需求从权益类转向固定收益类品种，因此券商针对性地开发了回报率高于市场利率的产品，力求使躲避市场风险的资金不流向其他渠道，如国金的“佣金宝”、华泰的“紫金天天发”、方正的“金添利”。此外，还有针对长期套牢股票或短期资金需求推出的小额股票抵押贷款产品，如我司的“易惠金”。在打新需要资金的时期，易惠金供不应求，但在行情剧烈波动时，小额质押贷款的缺点会被放大：操作不便，流程复杂，无法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如果质押的证券能按客户意愿进行卖出操作，即便隔日才能回款，客户也乐于接受。
除了固定收益类、公/私募基金外，国内券商似乎还没有其他更灵活的产品提供给个人投资者。国外则有过创新，券商在系统中根据客户填写的风险评测和投资问卷，自动生成与客户相匹配的投资组合，后续再由系统定期自动帮助客户调整投资组合的构成和比例，实现在客户风险承受范围内的专业化分散投资，简单方便，可靠易行。不过在国内很难推行，一是管理层不允许证券公司代客理财，二是投资者对软件不信任，更愿意自己单干。还有诸如推网上理财平台，提供研究报告、投资组合建议，并以此收取较高服务费的方式，不被向来习惯免费的投资者所接受。
个人投资者通道经纪业务之外，券商提供给机构投资者的产品主要有股权融资（IPO）、债券发行承销以及股份公司兼并重组和PB、通道业务等。核准制IPO对券商的保荐人牌照数量和通过管理层审查的能力有较高要求，只要通过了审查，就不需要考虑有没人申购的问题。在注册制施行之后，机构考虑更多的是券商对发行时间段选择、市场情况判断、定价能力及拥有的买方资源，直白说就是“卖券”的水平。这要求券商围绕着“卖券”，运用公司研究、价值判断、市场需求分析和销售能力，帮助企业满足上市条件，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最终达到把券卖出好价钱的目的。与此相类似的是债券的发行承销。管理层对企业发债融资，特别是非上市公司发行债券融资的重视，会使得债券品种日趋丰富，券商如何发挥产品设计、定价能力来使企业发债更顺利，价格更优，是企业方很看重的内容。此外，减少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的大背景下，市场上出现了中国中车这样的行业巨无霸，煤炭、钢铁行业的整合也在大步推进，必将催生出一股大企业之间、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并购重组热潮。具有强大融资、企业估值、交易方案设计能力的券商无疑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能提供更强产品方案的券商必然更受企业青睐。
目前，银行取得券商牌照在金融业中有很高的呼声。假设券商牌照全面放开，银行、保险可以从事券商的所有I务，甚至能带来更强大的融资渠道，但巨无霸们在投资研究上的能力是无法与券商相媲美的。券商拥有金融行业里最好的研究所，几乎能对所有的股票、债券、衍生品进行细致准确的定价分析判断，取得研究结果后构建模型进行量化和高频交易，进而推出适合不同投资者需求的产品。证券业的供给侧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要由这些优势部门来进行推动，创造新的金融产品来扩大业务范围，增加业务对象，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最终树立自身在行业中的核心竞争力。
这是一个艰难而充满诱惑的过程，行业供给侧改革，不仅是产品价格和质量的改革，同时也是对行业观念的改革，是新产品出现后消费者观念的革新。管理层力推多层次资本市场，券商永远会是走在最前面，受益最大的一份子。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文献：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从攻坚之年到深化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逐步向深水区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仍是“三去一降一补”五大工作任务。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两会代表委员提出了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去产能瞄准“僵尸企业”清理，去杠杆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出台金融扶持政策补齐科技创新短板等。吉林省长春高新区长德新区管委会主任、长春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管委会主任孔令智认为，长春新区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得益于吉林省在推M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坚持压缩过剩产能，以高科技产业补齐短板的产业结构调整。
一、去产能补短板，吉林省GDP同比增长6.9%。长春新区成立以来成绩斐然，截至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一千亿，长春新区今年投资的目标是在去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千亿。吉林省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总量不够、结构不优，使产业布局相对滞后。长春新区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施策化解过剩产能，用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三高”企业补齐产业短板，不断增强新区的发展实力。
二、产业区细化，构建错位发展体系。长春新区由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和三个省级开发区组成，分别是长春高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长德经济开发区和空港经济开发区。长春高新区是国家级开发区，重点是增强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建设，增加轨道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文化和多元魅力空间的融入；北湖科技开发区是东北亚国际陆港和物流枢纽，东北亚科技创新与交流中心，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和生态旅游休闲区；空港经济开发区覆盖面积363平方公里，既有吉林省最大的航空港，同时拥有吉林省中部最优质的生态资源，是打造绿色生命网和建设特色近郊小镇的重要区域；长德经济开发区是以现代农业、先进装备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集聚区，以发展养老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
四个开发区是长春新区战略发展的承载区，既有差异化、错位化发展，又有相互补充与联络。四区结合实际，实现区域转型升级，强化各自发展优势，构建具有发展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企业运行实质上是制定并执行一系列决策，决策乃基于各种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而这两者被统称为公司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公司治理是企业发展的制度性决定因素，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规范发展的保障。外部治理环境的差异可以解释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企业群体的差异；在同样的外部环境下，内部治理机制的差异可以解释不同企业的绩效差异。也就是说，为促进企业发展，既需要政府优化政策，为企业提供优良的运行环境，也需要企业层面理顺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机制，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创造更大的价值。然而时至今日，不少人对内外部治理仍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落实新发展理念是相通的，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最终目标是形成经济增长新机制。落实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亟待厘清观念，创新公司治理。
优化外部治理环境需改革
目前各界对公司治理的认识普遍停留在企业层面，认为公司治理无非是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和员工那些事，没有认识到法治环境、政府行政效率和监管严厉程度等也属公司治理范畴，而且这些外部因素关乎企业群体的发展，对企业的影响更大。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这些因素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法治环境决定企业行为的受保护范围，行政效率决定企业重大项目的最快前进步伐，监管严厉程度决定企业行为的边界。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打破政府部门的条条块块，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为企业提供优良的外部治理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一直在加快法治化进程，修改了《公司法》、《证券法》等多项法规，大刀阔斧简政放权，减少审批项目，提高审批效率，并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些举措提高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释放了企业的活力。但有些文件尚停留在指导意见层面。从优化企业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以下三方面的改革需要继续推进和强化。
一是继续简政放权。优化行政环境方面，各级政府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改进：设立所有审批事项的时间表，若未完成则给出合理解释，以供外部监督；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对于超过1个月的审批事项，在相关网站上开辟专门通道，供申请者查询审批进度。
二是完善投资者保护法律。目前中国还没有关于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只有一些规定，如《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和《投资适当性管理办法》，由证监会和交易所履行投资者保护的职责。美国有《证券投资者保护法》。中国应在《公司法》、《证券法》中增加对投资者权益的论述，并立新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高上市公司管理层侵害股东权益的成本，使投资者维护自身权益更有可操作性、更方便。若如此，公众将更愿意进入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资金优化配置的功能。
三是调整税收政策。英美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减税，这对中国的当前改革有很大启示。中国除了推行减税措施外，需在特定领域内调整税的征收方式。除营改增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调整股权激励的税收政策。现行税收政策下，被激励者需要在行权日先投入一笔资金，以购买相应数量的股票，并按照行权价和市场价格的差异所得支付一笔个人所得税。这一笔先期资金和个人所得税成为诸多高管的难题，因为大多数行权者很难有此笔闲余资金，或短时间筹集到此笔资金。并且，只有将来把股票以高于行权价的价格售出，并能抵补行权时支付的税金，行权者才称得上获得收益。由于我国股票二级市场不完善，即使公司业绩稳步上升，未来禁售期之后股票价格也有可能低于行权时的价格，行权者面临被套牢的困境。
完善决策激励机制正当时
从企业的角度，供给侧改革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在外部压力下，一批企业将关停并转，不少企业面临很大竞争压力，只有主动调整经营思路，完善治理机制，才能不被淘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公司治理并非无关紧要，中小企业从创立伊始就需注重公司治理，不能等出了问题再亡羊补牢。那些治理规范的公司，更受投资者的青睐和追捧，也通常发展得更快更好。问题是，很多企业以为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治理机构，公司治理就算规范了。实际上，公司治理的形式规范并不意味着功能的完善，不能发挥功能的形式，对企业反而是成本。广大企业需从公司治理的功能出发，调整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机制。
从功能上看，通常认为最重要的治理机制是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治理结构的建立，需立足于促进这两种机制发挥作用。决策机制主要有集体决策和一人决策两种，决策机制决定公司的运营风格和企业文化，也影响企业的活力。激励机制的目的是激发员工创造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主要有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两种。短期激励乃薪酬和津贴，长期激励主要是股权激励。从现实情况看，大部分企业的长期激励主要面向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管，其他员工以短期激励为主。近年来随着知识、技术等因素在企业中的重要性超过资本，拥有这些生产要素的员工也希望持股，提高在企业中的话语权，以往的激励机制显得古板僵硬，落后过时。
因此，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广大企业除在治理结构方面满足基本的规范外，需着力完善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实现本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一方面，理顺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到底是股权集中好，还是股权分散好，理论和实务上一直存在争论，各种股权集中度下均有业绩好的企业，也有业绩差的企业，这说明股权集中度并非企业绩效的唯一决定因素。但是大量研究表明，由股权集中度决定的控制权结构对企业绩效有决定性因素，那些有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且实际控制人担任董事长的企业，业绩通常优于其他企业。实际控制人与绩效的这种联系在中小企业中更为明显，需引起重视。当然，随着企业发展壮大，决策机制需从一人决策转向集体决策，实际控制人需创造条件，汇集众人智慧，为企业发展献策献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经历和经验对全球发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这个时期，比拼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韧劲，考验的是政府应对困难和风险、解决问题的能力，显示的是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
与过去相比，经济实现同样或低一点增长速度的难度更大，要求的综合素质更高，也更为可贵。要摆脱这种困局，首要任务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而需求侧政策在解决上述问题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逐渐凸显。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三去一降一补”问题，是转型中的硬骨头。下决心啃这些硬骨头，将会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经济效率，增强中长期增长动力和竞争力。
去产能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当前，社会上对去产能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需要予以澄清。
第一，去产能并不会降低经济增速。有一种观点认为，去产能会降低增长速度，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有点似是而非。比如，目前钢铁行业产能（包括已有和在建的）可能在12亿吨左右，去年的产量是8亿吨；煤炭产能（包括已有和在建）50亿吨左右，去年产量是37亿吨。该类产能过剩比例都在30%以上，并且这些行业目前基本上以销定产，不断压缩库存。这样看来，去产能并不会影响产量。
目前，上述行业的主要问题是由于过剩产能导致产品价格被压制。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已经是40多个月负增长，煤炭、钢铁等行业负增长幅度为20%以上。相应的，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之前行业中的佼佼者也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亏损。比如，钢铁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沙钢、国企宝钢，也都开始亏损。加之银行和地方财政的风险持续加大，某些地方可能出大的问题。因此，只有实质性的去产能、物理意义上的去产能，才能使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和利润逐步回升。去产能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价格和利润；不会影响增长速度，而是减亏损、提效益。
我们估计，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这一轮大调整，有较大可能性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触底。但关于触底的判断是有条件的，主要看三个指标：需求侧是投资增长速度趋稳，供给侧则是PPI（生产者物价指数）趋稳并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后两个指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所以，去产能迫在眉睫。
第二，去产能的关键是解决再就业问题。有人认为，出现产能严重过剩，有结构问题，有体制问题，主要或最难办的是体制问题。这里说的去产能，主要是指去除重化工业的过剩产能。事实上，中国近几年来经历重大调整的还有出口行业。出口行业由过去年均增长20%-30%，到去年负增长，回调力度非常大。也发生了一些企业由于经营困难而关闭、转到越南等地甚至“跑路”的现象。出口行业由于以民营外资企业为主，一般不会亏本生产。在重化工业领域，如煤炭行业，内蒙、山西等地亏损的民营企业基本都倒闭，亏损却继续生产的僵尸企业，大都是国有企业。
一种说法是，国有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这就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个争论，政府到底应该为这些僵尸不断供血，还是应该断臂求生，将企业释放出去？结论显而易见。所以，当前去产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深化国企改革的问题。必须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而不能是救助照顾的办法去产能，重点要解决好人的问题、债的问题、资产重组问题，特别是股权结构、治理结构问题。
当前，需要警惕的一种倾向是，把体制问题并未解决或者是问题相当严重的大国企，用“拉郎配”的办法捏在一起搞重组。这种办法既不能解决已有问题，并且会引出更多问题。
一个相关的建议：把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国有资本，划归地方社保基金，重点解决去产能过程中人的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央企的国有资本，也可以划归地方，因为企业职工大部分在地方，此举也有利于央企和地方政府的协调合作。
第三，去产能的成效取决于机制。去产能不能只喊口号、下指标，要有切实管用的机制。去产能实际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没有好的机制。在顶层设计上要有创新，不能套用过去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办法，要给地方更大的创新空间。
关于去产能的良好机制，可以借鉴碳排放权交易的思路和办法。简单而言，就是“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提出某个行业去产能总量指标，按现有产能分配到各省，奖励措施与实际减去的产能挂钩，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把自己的配额卖给竞争力差的地区和企业。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不减或少减，竞争力差的地区和企业则可以多减，同时得到配额交易的补偿。
这种方法有三个好处：一是有利于完成去产能总量目标；二是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三是竞争力差的地区和企业能获得更多补偿，提高去产能积极性。建议在制定具体去产能方案时，考虑这种思路和做法。可以先通过搞试点，在效果好的情况下向全国推广。但是，这种办法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认为其过于理论化、理想化。实际上，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唐山等地在钢铁去产能中有类似的思路和做法。国家层面可以尝试，省和市一级也可以考虑。政府应该给予企业一定的空间，鼓励其增强去产能的积极性。
此外，需要明确的是，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包括钢铁、煤炭，去产能成功后，仍然有巨大转型升级潜力，在全球范围内可以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比如，目前中国企业的装备制造能力和技术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人力资本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产业链优势明显。能否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充分发挥这些比较优势，关键在于如何用市场经济的办法优化资源配置。
第四，对去产能要采取果断措施，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尤其对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需要政府积极而正确地发挥作用。这里所说的“正确”发挥作用，是指政府要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比如，上文提到的“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办法，体现的就是政府、企业、市场协同推进去产能的思路。同时，政府要在解决“人”和“债”问题上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怎样的金融来配合？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中国金融改革迷失非常严重。迷失体现在哪儿？体现在：为与国际金融市场技术接轨而改革，从而有时会忘记中国改革的核心目标;中国的金融市场越来越适合财富再分配，而渐渐远离实体经济，也就是说，它抑制了财富创造，鼓励了通过金融投机而实现财富分配。所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包含金融结构的调整，努力实现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有效配置。
实际上，中国当下的金融投资已经发生逆转，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时代已经开启，而我们更期盼投机的资金更多地变成安静、平和的资本，更期盼实体经济的利润可以有效回升。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按照美国规则改革中国金融体系，中国将永远处于被动地位。要知道，金融改革是牵涉面最广的经济改革，它决定着经济所有方面的意识与行为取向。更重要的是，金融改革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和财富的保全与完整。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必须理解金融的实质。如果说实体经济是“固体”，它所形成的机器、厂房等“固态资本”，搬走的难度很大、成本极高;但金融实际是实业资本的虚拟形态，它会在资产和货币之间迅速转换，由于资产价格的不断变动，所以从资产到货币的不断转换过程中就存在套利的可能。如果极致情况发生，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固态的实业资本已经变成空壳，亏损累累，实业资本的价值已经被金融资本吸干了。而一切都发生在悄无声息之间。
金融还有另一个基本特征：效率极高。实业企业的商品周转，相对于金融周转过程不知道要慢多少倍。如果我们要构建一个以实体经济为本的金融体系，我们根本用不着太高的金融效率。但当今世界，包括中国金融业都在追求越来越高的金融效率。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不是什么好事。金融效率旗帜之下，更多的效率体现为金融的自我循环。中国必须防止这样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供给侧结构改革在金融方向的关键举措，就是大幅度抑制货币投机，促进有利于资本形成的金融市场。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在中国金融业听到最多的说法是：美国是金融过度引发危机，但中国却是金融不足，应当放松管制，而鼓励金融创新。但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互联网金融乱象这样的典型事例。互联网金融真的提高金融效率了？真的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了？还是相反？适宜中国经济特征的“金融效率”之度何在？
我们必须降低金融自我循环的效率，而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效率。还是那句话：我们需要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慢金融”，而不是金融自我循环的“快金融”。金融自我循环的高效率，它反而是破坏中国经济的罪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