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0: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红山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红山文化，发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起始于五六千年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遗迹之一。
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
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21年。1935年对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954年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
70年代起，在辽西北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及朝阳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近千处遗址。并对松岭山脉及努鲁尔虎山之中的凌源、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红山文化；文化遗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01-03
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的、艺术的和科技的三个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相关文件，世界遗产的评定，即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我国文物的定级，也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1]。本文拟结合文化遗产的价值的三个方面，对红山文化的遗产价值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红山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遗产是远古先民在历史活动中的遗留物，因而其基本特征就是历史性，其首要的价值就是证实历史、传承历史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是迄今为止所见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最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准，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红山文化内涵丰富，手工业分化加剧，出现了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其中玉器的雕琢和使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的最大特点在于使玉的本质得到最大发挥，这在红山文化的制玉工艺上有集中反映。红山人用玉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是将玉作为生产工具对待的，也不只是用以划分等级和掌握通神独占的神物，而是赋予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成为其载体。同时，红山文化晚期，在墓葬制度与随葬品的高规格方面，形成了一套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高低的用玉制度，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礼制形态，对中国博大精深的礼乐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积石冢中埋葬的死者其生前应该就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也就是专职祭祀人员。伴随这些专职祭祀人员作为特权阶层的出现，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祭司阶层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劳动侵占与被侵占的关系，而祭司阶层内部的再度分化是当时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的标志。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东北地区早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红山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
红山文化时期的艺术成就引人注目，艺术成就是展示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的陶器群、玉器群，生动地表达了红山文化时期远古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独特精神内涵，充分展现了红山先民的创造性，是红山先民的伟大艺术杰作，是古代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人类文明史、技术史和世界艺术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红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陶系主要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质陶，也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红山时期的制陶匠人们已经能够根据器皿的不同用途而选配不同质地的陶土。出土陶器所施的纹饰，主要有压印纹、压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镂孔、彩陶六种。其中在夹砂筒形罐的器表常见一种压印之字纹，这是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陶器的典型纹样。这种压印之字纹最早出现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到晚期已成为兴隆洼文化的主要纹样。可见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应当是继承了兴隆洼文化的结果，但是又有自己的特色。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多为横压竖排施于器表，弧线型较多，还有一定量的篦点之字纹样。其繁密、疏朗、工整、匀称等不同形式的表现手法，形象地说明了红山制陶匠人娴熟的制陶技巧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彩陶数量较多，主要施于泥质陶器之上，纹样多系抽象的几何形，富于变化。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典型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陶器群。从陶器制作方面，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陶器所反映的制陶技术，是在继承了本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大胆地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技术，使其制陶的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中国史前东北地区独有的风格魅力。
同时，在红山文化西水泉遗址[2]的灰坑内，出土一件三个女性蹲坐、手臂交叉相拥的陶塑群雕像，质地为红褐夹砂陶，火候较高。这类雕像在国内首次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址中。这尊精美的群雕像，塑造出来的三女神，祥和、亲密、平等，寄托着远古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这件群雕像也不失为一件精美的雕塑品，体现了红山先民们的审美取向。在敖汉旗西台地遗址也出土了陶塑的女神像。这些女神像形体虽然小，但塑造精细，十分完整，并突出双乳等女性特征。过去所发现的女神像多在祭坛之上，在西水泉遗址和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有女神像，这些女神像与祭坛出土的女神像在祭祀功能上是有区别的，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到专门的祭祀场所――祭坛和神庙举行祭祀活动，也在居住地设立有祭祀场所，举行祭祀等宗教活动。
在玉器制作与功用方面，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造型特征、雕琢工艺及用玉制度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的时代风格，是史前东北地区玉器雕琢和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的主要标志。红山文化玉器质料多为软玉，大多通体磨光，装饰纹很少。玉碧、玉环类磨制得及薄，锋利似刀，横断面多菱形。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造型和工艺反映出红山时代的制玉匠人不但在选择质料上有针对性，而且熟练地掌握了切割玉材的技术，并具有较高的玉器琢磨技能。红山文化玉器质朴而凝重，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某些造型还有深刻的寓意。治玉匠人在选料、雕琢到最后形成的过程中，展示了高超的技艺，逐渐融汇成清新、简练、旷达、传神的时代风格。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玉龙中，尤以赛沁塔拉出土的玉龙刻画得最为栩栩如生。这件玉龙为墨绿色，高26厘米，身体呈“C”字形，吻部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形，眼尾细长上翘，额上及颚底均刻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背钻有一个圆孔，经试验，以绳系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件大型玉龙，细部运用平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滑圆润，龙体曲伸刚劲有力，长鬃高扬飘举，显得极有生气。在龙的起源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红山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龙形象发现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一个时期，也是龙形象成熟定型的一个时期。红山文化龙的确认，推动了中华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中华传统和五帝踪迹的探索。红山文化玉器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和重要载体，代表了玉器发展的高峰期，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已经出行形成玉礼制系统。
三、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
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主要体现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建筑技术与景观设计之发展。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所处的红山文化时期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出色地承继了本地区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的优势因素，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和东北地区诸多原始文化因素的影响，整体文化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聚落布局、房屋结构、建筑技术以及聚落形态变化，代表了世界史前建筑史的一个高峰。
在聚落选址方面，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多选择在靠近水源地附近的二级台地上，并且多面向阳坡，形成依山傍水、靠近水源的趋势。这是因为靠近水源易于获取资源，同时聚落的营造是为了贴近自然，“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建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聚居空间体系。
在聚落布局方面，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形态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吸收了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聚落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东北平原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特征的影响。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分为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所有的房址均沿西北――东南方向成排分布，除聚落中心部位的特大型房址外，每排中各有一座中心性大房址。居住区的外侧环绕一道近圆形的环壕，并留有出入口。房址居住面在原浅黄色生土地面上直接踩踏而成。灶址均为圆形土坑式，系在居住面直接挖成，底面及灶壁多经过抹泥处理，经过长期火烧，已变成砖红色或红褐色。兴隆洼与兴隆沟聚落遗址的特征在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中得到了继承。从聚落布局看，红山文化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并存。红山遗址第一地点位于红山第二峰东南侧的坡地上，东侧为西水地村，西南部地势较高，东北部渐低。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总面积9.3万平方米，有呈不规则长方形的环壕，环壕内为主要生活区，主要遗迹单位有房址、窖穴、灰坑等。房址数量较多，且成排规律分布，基本呈西北――东南向排列。所发现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梯形或平行四边形等。房址门道大多向南，较好的房址踩踏面为碾碎的料疆石与草拌泥混合而成，大部分为生土铺面，部分经过火烤。发现的房址朝向大致可分为西南和东南两大类，少数房址朝向西，绝大多数房址的门道与火道朝向一致。魏家窝铺遗址发现面积最大的房址F18。F18朝向西南，面朝着一个小型的空场，其东、西和北边各发现有数座西南向房址，以F18为中轴线东西向成排分布。以F18为中心的几座房址围绕成“院落”，可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信息，说明以魏家窝铺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也可能存在多个由不同大小的房址组成的单元或中心。魏家窝铺聚落保持着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成排分布的个性，同时，吸收了其他地区的聚落建筑技术。这说明，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的中原地区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
在环壕功能方面，经过有序的规划布置，各个遗迹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红山文化后期，环壕聚落形制开始由圆形向方形转变。如敖汉旗境内调查到的红山遗址，有环壕者约占十分之一，多为方形或长方形，门均开在向阳一侧。已经发掘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长方形环壕聚落，西台遗址则是由两条围沟圈绕成两个紧相连结的长方形布局形成的凸字形环壕聚落，总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在聚落的东南，留有出入的通道。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是一种新兴的、进步的聚落形态，是我国的聚落形制由史前的圆形或椭圆形向青铜时代的方形或长方形城堡演变的过渡形态。因此，从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可以捕捉到文明社会即将到来的历史信息。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分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中、晚期，西辽河地区的聚落遗址骤然增多，出现了具有成批规模的聚落群体。这时的红山文化遗址是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河与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带很少见到有遗址分布。这些群体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可以认为，红山文化中、晚期时期，随着聚落群体的涌现，中心聚落的存在，早已不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在早期定居村落出现之际，人们都是聚族而居，一个血缘系统便构成一个基本单位，与社会组织形态相适应的人文景观便是一个个分散的平等的村落。中心聚落的出现，则意味着若干村落中居住着的不同血统的人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开始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和蜕变的具体反映。“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呈有规律地成群分布，意味着部落联盟意义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客观存在，而中心聚落的普遍产生，则标志着最初意义上的城乡分化的出现，那些分别簇拥着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构成了西辽河地区早期出现的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态。”[3]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科技价值推动了社会发展，艺术价值完整地展示了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及其周围的红山文化祭祀遗迹的发现，昭显当时建筑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组合之完整，不仅在中国是超群的，就是与世界上古史中著名的遗迹相比，也毫不逊色。
正是由于红山文化是独特的文明，完整体现了历史的、艺术的、科技的价值，所以，“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五千年古国的象征”[4]，在中华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道文明曙光。
参考文献：
〔1〕蔡靖泉.文化遗产价值论析[J].三峡大学学报，2010（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82（2）.
我们一起来龙文化看看玉猪龙属于什么文化？“玉猪龙”又称“玉兽形”，学术界为取名曾有争论，有人认为是猪，有人认为是龙，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才定名为玉兽形，“玉猪龙”是俗称，还有叫猪母龙的，叫龙胎的，不一而足。
玉猪龙
我国古代对发现于红山等地的一种玉器的称呼，又名玉兽玦。被认为是龙的最早雏形。但由于外形特殊，考古界对于该玉器定义为猪还是龙争议颇多，还有人认为这是熊。其用途尚不明确，多认为是宗教礼器。
大量红山玉器的造型反映出很多很多动物如蝉，鸟。鸭嘴兽，鱼，龟，及四肢动物均和玉猪龙共同出现，如此表达出玉猪龙是各种动物的最早期胚胎，包括人类，即人和动物最早期胚胎。也就是说玉猪龙是胚胎而且非某种特定动物
玉猪龙是熊龙？
“玉猪龙”又称“玉兽形”，学术界为取名曾有争论，有人认为是猪，有人认为是龙，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才定名为玉兽形，“玉猪龙”是俗称，还有叫猪母龙的，叫龙胎的，不一而足。有人说它不像猪不像龙却像熊。理由如下。
红山古玉中有“丫形器”，有人认为是玉兽形？的一种变体，其模样是两耳耸立，看上去确实很像熊。猪的耳朵虽大却耷拉下垂的。而熊则形神兼备，耳朵耸立有神韵，不仅会站立而且会行走。与器形相比较，熊直立时似“丫形器”，蹲下时似玉兽形。二、红山文化地域博大，除东北地区外，还包含内蒙古。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历史上确有熊崇拜的风俗。鄂温克族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把图腾上的熊尊为祖先熊，为该教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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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玩市场见到几件据说是红山文化玉猪龙的藏品，经与真品对比分析后发现不过是仿品、赝品。虽然玉猪龙在红山文化中出土较多，但大多延续着同样的风格和形制，通过对比，仿品、赝品不难鉴识。
出土的红山文化玉猪龙真品属红山文化后期玉器制品，为岫岩软玉雕琢而成，猪首龙身，通体呈鸡骨白色，局部有黄色的土沁。龙体卷曲如C形，首尾相连，器体厚重，造型粗犷。猪首形象刻划逼真，肥首大耳，大眼阔嘴，吻部前突，口微张，獠牙外露，面部以阴刻表现眼圈、皱纹。中央的环孔光滑，背部有一个可穿绳系挂的小孔。
此器出土时位于死者胸部，专家猜其不仅为佩饰，很有可能是代表某种等级和权力的礼器。玉猪龙的背部均有一两个对钻的圆孔，似可作饰物系绳佩挂。据玉猪龙出土时成对位于死者胸前的情况看，其用作佩饰的可能性极大。但高度达15厘米以上的大型玉猪龙，就其重量来说已不适合佩带，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玉猪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而应是一种神器，一种红山先民所崇拜的代表其祖先神灵的图腾物。
仿品红山文化玉猪龙这是件现代玉器工艺品，存在故意作旧和摹古痕迹，与真品对比，整体形象上缺乏刚劲挺拔、浑圆饱满的气势。在细部刻划上，真品线条柔韧中见刚劲，头部起始顿挫、尾部收束有力，抑扬有致，流婉畅达，富有韵律变化，给人以无穷回味：而仿品头、尾部起收软而无力，精神状态不佳，刀法生硬，嘴部线条虚拟出3条竖直线，尤显突兀，眼部边沿无棱线，变化不足。就表面玉质而言，真品光润，绺斑自然；仿品则多有散布的蚀斑，细看颇不自然，有人工做作痕迹。
赝品红山文化玉猪龙质地疑为老胎料，玉质、造型稍与真品类似。从器形上看，真品形体弯曲有力，圆肥饱满；仿品弯势乏力，身躯赢瘦。从刀法上看，真品头部采用阴线刻画，回环自如，眼、鼻、耳交代清楚；仿品头部用斜磨堆挤之法，面部结构含糊不清，与常见者不同。从玉质上看，真品受沁表面绺裂细张，润而有光；仿品斑驳脱落，灰暗枯涩，表明质地不佳。
古玉以其古朴、自然之美及其经济、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宠爱。正因如此，市面上各种假古玉铺天盖地，鱼目混珠，使许多古玉爱好者望玉兴叹，无所适从。掌握鉴定古玉的方法，是赏玉、藏玉必须具备的基本功。通过对真品、仿品、赝品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对比鉴识，得知鉴定古玉必须从玉质、形制、纹饰、工艺、沁色、包浆、韵味等方面综合考虑，最可靠的途径是以出土玉器和承传有绪、得到公认的玉器作为参照物，掌握其本质特征，同时还要清楚不同时期仿古玉器的特点及其制作方法。
责编 陶贝
摘 要：从“中国古代玉器”课程教学的角度看，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红山文化玉器的资料逐步增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认真学习、准确利用这些教学资源，才能使学生客观、全面地认识红山文化玉器的特点及历史地位，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开发应用
中图分类号：k873；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09-04
笔者在《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探析》①一文中就红山文化玉器课程教学资源的种类及重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红山文化玉器资料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包括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玉器图录、博物馆展出的玉器及研究论著、论文等多种形式，这些资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中国玉文化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成果，也是考古专业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教学具有指导作用。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成果在教学中的开发与应用进行初步探讨。
一
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是教学和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红山文化玉器有考古发掘出土、征集采集、传世等不同的类型，其中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研究价值，是教学过程中首选的资料。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发掘者对出土玉器的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环境，遗址规模、主要遗迹、出土遗物的基本特征及具置等进行了客观的介绍。从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遗址看，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位于辽宁境内的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位于辽西大凌河上游凌源市东北约10公里处，占地面积约为50平方公里。据碳14测定，较早的遗址，距今4975±85年，树轮校正5580±110年；较晚的遗址，距今4995±110年，树轮校正5000±130年。该遗址延续使用近500年的时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目前已发现遗址点有20多处，在有编号的16个地点中，有13个地点都是积石冢。已发掘的有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②发现的遗迹有女神庙、积石冢、石棺墓、祭坛、灰坑等，出土的遗物有玉器、陶器、石器、建筑构件残块、泥雕人像及动物像残件、陶塑人像、动物骨骼等。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玉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多出自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积石冢石棺墓中，是主要的随葬品。这些玉器对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使用功能、玉文化的发展、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礼仪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等提供了较详实的资料，从教学的角度看，也是进一步深入认识红山文化玉器、了解其文化内涵的基础资料。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有如下特点：第一，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数量大，种类多，器形丰富，在四个地点共有40座墓葬出土玉器合计146件（含绿松石制品）。③其中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21号墓出土玉器最多，有20件。出土玉器最少的墓葬为1件，其余各墓内出土的数量不等。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主要有动物形器玉猪龙、双猪首三孔器、兽面形器、双鸮形器、鸟兽形器、玉鸟、玉鸮、玉凤、玉龟、玉蚕、玉蝈等；仿工具类有玉钺、棒形器、锥形器等；装饰类有玉环、玉镯、玉玦、玉珠、菱形饰、曲面牌饰等；特殊类有玉箍形器、玉璧、双联璧、勾云形器等；人物类有玉人、双人首三孔器等。玉器工艺精湛，器形规范，玉器雕琢技术高超。第二，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位置明确，为研究其使用功能提供了线索。在牛河梁遗址已发掘的四个地点中，每个地点都有大型墓葬。这些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的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较大且深，出土玉器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多于小型墓葬，并且造型生动、质地精良。比如牛河梁第二地点21号墓出土玉器数量最多。该墓葬内葬一成年男性，仰身直肢，随葬玉器20件，是目前红山文化单座墓葬中出土玉器最多的一座。④菱形饰1件，放置头部上方。箍形器1件，横置于头顶部。勾云形器1件，位于左肩部，下叠压一件玉璧。双联璧2件，叠置于右肩部，上盖压一玉璧。管箍状器1件，位于右肩部。玉龟1件，放在左胸部，龟背向下。竹节状器1件，位于上腹部。兽面牌饰1件，置于腹部正中。玉镯1件，戴在右腕。玉璧数量最多，共计10件，分别放在头骨左右侧、右侧颌下、左右小臂内侧、左右手下端、左股骨外侧、左小腿骨下和双小腿骨下。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m1）内葬一成年男性，仰身直肢，随葬玉器7件。⑤玉璧2件，位于头部两侧。鼓
形箍1件，位于胸部。勾云形佩1件，位于胸部。镯1件，位于右腕处。玉龟2件，位于左右手部。牛河梁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已知红山文化晚期级别最高的墓葬。⑥墓圹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南北长3.9，东西宽3.1米。圹底为长方形，东西长2.68米，南北宽1.2～1.4米，深4.68米，北壁凿成两级台阶，墓西壁和南壁也有台阶。石棺形制为长方形，东西长2.1～2.38米，南北宽1.3米。石棺的棺盖、四壁及棺底均平铺石灰岩石板，砌筑规范。墓主是45-50岁成年男性，葬式为仰身直肢，随葬品玉器6件，绿松石坠饰2件。玉器有玉凤1件，位于头骨下。箍形器1件，位于胸部右侧，斜口向上。玉镯1件，位于右腕部。玉人1件，位于墓主盆骨左外侧的腹部，顺置，反面朝上。玉环2件叠压，位于腹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初步了解到当时佩戴、使用玉器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玉器摆放位置和使用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同类玉器的使用也有差别。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直接佩戴在墓主人身体某个部位上，比如玉镯，有的戴在腕部，有的佩在腰上。二是通过穿系线绳等方式佩戴在身体某个部位或挂在衣物上，比如第二地点21号墓位于墓主腹部的兽面牌饰，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一号冢m26出土的双鸮形佩位于墓主的腹部。三是在敛葬时有意将玉器放置在墓主人的身体上、下或四周等特定的部位，比如第二地点21号墓中的玉璧等，应为特意摆放的。四是墓主手中抓握的器物，比如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的两件玉龟位于墓主左右手的位置。第三，通过发掘出土的玉器，可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的葬俗特点。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大都出自墓葬，属于墓葬中的随葬品。并且，玉器是主要的随葬品，少见随葬陶器和石器的现象，“惟玉为葬”成为红山文化葬俗的一个重要的特征。⑦第四，通过出土玉器可推断墓主的身份，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发展状况。就玉器的使用者即墓主人的身份而言，他们应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阶层。⑧由于他们生前从事的祭祀活动的内容不同，有分工等级差别，所以在他们死后所随葬的玉器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尽相同。墓葬所在的位置、墓葬形制的大小及随葬玉器的多少都代表墓主人生前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地位的高低。由此可见，在红山文化晚期已形成规范的祭祀礼仪、严格的制玉和用玉制度。第五，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成为红山文化研究、进行玉器鉴定的标准器。在红山文化玉器被确定之前，海内外已有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进行收藏。早在乾隆时期，红山文化玉器就有著录，当时将其视为古玉进行收藏。在英国、法国、美国的博物馆及国内的辽宁省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藏有玉猪龙、玉箍形器、勾云形器等，其年代均定在商周或更晚。直到到20世纪80年代，牛河梁遗址发掘后，不仅在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积石冢石棺墓中出土了玉器，而且玉器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明确，至此，红山文化玉器“一锤定音”。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作为红山文化研究、玉器鉴定的标准器，从此，红山文化玉器被纳入红山文化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及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有了进一步扩展，进入21世纪后，研究进入更深的层次。在这个过程中，牛河梁遗址及出土的玉器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些玉器的特点及重要性，以此作为主要的教学资源，使学生对红山文化晚期玉文化的内涵有客观、全面、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名栏建设；红山文化；契丹文化；游牧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6.3；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095-04
2014年《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入选国家名栏工程，这对地方本科院校学报来说殊为不易。遍查名栏工程名单，这类学报入选者寥寥，难道是《赤峰学院学报》“幸运”？其实我们考察赤峰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地位、赤峰学院的学科建设成就、学报在栏目建设上的非凡建树就会明白，《赤峰学院学报》并非浪得虚名。
一、赤峰市厚重的历史积淀
赤峰地处东部，东北辽吉黑3省区的西部，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赤峰市历史悠久，有一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不论是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先民都在赤峰留下了足迹。从赤峰的历史发展足迹看，从渔猎经济、农耕经济到游牧经济，每种经济形态都不缺席，这比漠北的单一游牧经济及中原的农耕经济要丰富得多。大量的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证明：“赤峰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北方文化的摇篮和中心，也是全国考古学文化命名最多的地级市，拥有近万年的文明史。”[1]著名学者余秋雨认为，国内外许多学者把中华文明的门槛划定与黄河流域，后来又认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源头，现在看红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历史上赤峰地区的标志性文明阶段主要有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金元文化等。
（一）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neolithic）中晚期，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其特征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从1906年开始，包括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法国传教士桑志华以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等，在近30年的时间里，对红山前后开展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并对遗址进行挖掘。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于1935年对红山后古遗址发掘之后，在1938年出版《赤峰红山后》一书，红山文化由此成为史学界眼中的考古学重地。每年的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及世界红山文化年会正是红山文化地位的体现。
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红山文化，中国5000年文明史就出现断代。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是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①内涵十分丰富。红山文化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覆盖范围广阔（见图2），有20多万平方公里。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期，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为纽带，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牧、渔、猎并存。目前的考古发现有：赤峰红山后、辽宁省朝阳牛河梁遗址、兴隆洼文化、小河西文化、赵宝沟文化、东山嘴、孤山子遗址等。各类遗址总计6800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多。据碳14测定，红山文化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主体为5500年前，存续约2000年。蜚声海内外的“中华第一龙”（见图1）、“中华第一凤”、“华夏第一村”、“草原第一城”就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标识。
红山文化陶文化在中华远古文化中独树一帜，是北方远古文化的代表。红山玉文化发达，是中华玉文化的源头之一，而“中华第一龙”也被称为中华民族龙的信仰的起点。著名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强调：“以往我们认为，礼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随着文明起源讨论的开展，有学者提出将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追溯到5000年前的t山文化，这就再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地位。”[2]
（二）夏家店文化
夏家店考古文化是内蒙古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经对所出土青铜器的碳-14测定，时间大致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属于夏商时期北方青铜文化。与其他青铜文化相比，要上晚于龙山文化，和黄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处于同一历史年代。此乃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早期遗址。夏家店文化分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夏家店遗址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青铜器（见图3）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的青铜器的工艺及使用价值显示了当时的生产力已达到很高水平，足以与当时中原地区最发达的青铜文化相媲美。
（三）契丹辽文化
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契丹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它的存在，对发展我国北方经济，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乃至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契丹民族的发展足迹，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持续千年之久。期间，契丹依附过北魏、隋、唐等政权，也与柔然、回鹘、室韦、突厥、女真、蒙古、党项共生与碰撞，共同推动中国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庙号辽太祖）并契丹余七部，建立契丹政权（1066年改国号大辽）[3]，直到公元1125年大辽被金朝所灭，存续时间达218年。其后裔有在西亚建立西辽，存续88年[4]。公元947年，契丹大军南下中原，灭五代、后晋，获得后唐燕云十六州，国势日盛。到大辽鼎盛时期，其版图幅员万里：最南变到达河北省南部白沟河，最北到达克鲁伦河（胪朐河）和色楞格河（薛灵哥河）流域，东到鸭绿江东、库页岛和黄海，西到达额尔其斯河上游与阿尔泰山，估计面积在600平方公里左右，在当时的亚洲实力强大。大辽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可以说“辽是草原文化集大成者”[5]。契丹文化是基于本土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以游牧文化为主体，融合汉文化、渤海文化、奚族文化而构成的文化整合体。
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古临潢）建立都城，大辽的霸业就拉开了序幕。①赤峰地处大辽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枢地位，辽上京作为大辽的国都乃契丹五都之首，是辽圣宗以前的统治中心。都城“由皇城和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城墙全用黄土夯筑，周长8916.9米，残高5～9米。皇城位于北部，是契丹统治者居住区域，也是初筑的皇都。东、南、北3墙都呈直线，各长约1500米，西墙中段位于小土岗顶部，南、北两端向内曲折，全长约1850米，东、西、北3墙中部残存有门址，并加筑瓮城，各墙上残存有马面。西墙内的山岗顶部，有一组东向的建筑址，应是早期的宫殿遗迹，在此可以俯览全城。岗下有一大道直向东门，推测皇城最初是以东门为正门”。②
除辽上京，赤峰市宁城县的辽中京也是契丹五都之一，辽中京大定府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铁匠营乡。“史载，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公元1004年）路过这里，遥望南方霞光闪烁，有郛郭楼阁之状，一派瑞气，因议建都。统和二十五年五日竣工。中京城的布局仿北宋都城汴梁城，分外城、内城和皇城。外城东西长4000米，南北宽3500米；内城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500米，内外两城略呈‘回’字形。”③
当然，赤峰境内辽代遗存远不止这些，石房子、大明塔，还有数不胜数的有待发掘的考古文化，这为大辽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赤峰境内柔然、突厥、回鹘、室韦、党项、女真、高句丽、鲜卑、东胡、乌桓、金、元都曾以族群、部落、城邦或国家的形式存在过，他们都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考古文化，比如蒙元文化、藏传及中原佛教文化、王府文化等。
厚重、悠久、灿烂、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不仅成就了许多史学学者，使他们登堂入室，成为大家，也为期刊栏目建设提供了雄厚资源。依托这些学术资源建设“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草原文化”，必然事半功倍，获得极佳成效。
二、搭建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平台，强化作者梯队建设
优秀期刊离不开优秀的栏目，优秀的栏目离不开优秀的作者，作者梯队决定这期刊的学术质量、文化质量，这是期刊栏目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期刊的骨干作者一般来自期刊所在院校的相关学科，因此相关学科的建设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期刊栏目的质量。
赤峰学院是赤峰地区唯一一所全日制本科院校，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依据地区雄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蓄优势，锐意改革进取，优化学科建设，2006年被确定为赤峰学院重点学科，2007被评选为重点培育学科，2008年又被u选为首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红山文化暨契丹辽文化研究基地）之一，2010年被评选为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共同资助的第六批特色专业建设点之一，即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2年，赤峰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点获批，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平台更加坚固。在历史文化学院的发展过程中，《赤峰学院学报》作为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科研的重要平台，不仅推动了学院学术水平的提升，也为学报培养了骨干作者，为期刊栏目建设奠定了基础。
赤峰学院始终致力于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研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赤峰学院就开始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展开相关研究，组建了辽金元史研究室，1990年又成立“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开展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先后组织召开契丹辽文化研究年会、国际国内研讨会十几次，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契丹文化专家学者与会，产生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2003年，赤峰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入住学院，组建“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搭建红山文化国内研究平台，并于2004年举办首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的《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此书获得了2006年度国家文物局最佳论文集奖）。2005年，赤峰学院与赤峰市政府联合，每年举办一次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吸引国内外考古界及史学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红山文化重大问题展开研究，一直延续至今，取得累累硕果，把红山文化研究有些研究推高到新的水平。2012年，在区、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红山文化研究院、契丹辽文化研究院成立，至此，赤峰地区已经成为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中心。
赤峰地区所处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地位以及赤峰学院文史专业的稳步发展，不仅为《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广阔的空间，也为栏目建设聚拢了大批专家、学者，并使学报建设学术功力深厚、结构合理的专栏作者队伍具备了可能性。目前，赤峰学院学报的作者队伍规模、梯次都很合理，不仅有国内顶级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方面的专家，也有工作在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同学报编辑一道，为“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乃至“游牧文化”的强劲发展贡献着力量。学术平台、作者队伍、编辑是名栏建设缺一不可的力量。
三、名栏建设路径研究
名栏建设是期刊建设的重中之重，许多期刊对名栏都有不懈的追求，但建设路径却各不相同。清华、北大因为某些转业在国内甚至国际都是处于前沿的，加上它们在学界无与伦比的地位，打造名栏并不像地方院校那么艰难。吉林大学的《东北亚论坛》着力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走的是区域政治经济优势与学科发展相结合的路径。吉林大学虽然比不上清华、北大，但也是知名大学，在我国东北地区稳居榜首。吉林大学地处长春，研究东北亚区域合作问题责无旁贷，这个优势是其他名牌大学没有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东北亚3国中日韩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加强这一地区的区域合作，打造一体化的经济合作组织，不但对三国，对世界经济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吉林大学依托东北亚研究领先的学术团队，抓住东北亚区域发展趋势，通过搭建国内学术平台，使栏目精品荟萃，并为国家决策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2014年，“东北亚区域合作”入选国际名栏工程（第三批）。许昌学院与赤峰学院一样，同属于地方本科院校。《许昌学院学报》的“魏晋史研究”依托的是许昌是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优势，打造魏晋学术研究团队，坚持精品立栏，最终使该栏目入选名栏工程。《许昌学院学报》与《赤峰学院学报》的名栏建设路径十分相似，依托的都是学科优势与地域优势，而且栏目创建时间大致相同。可见，依托学科与地域优势对于地方院校名栏建设具有普遍性意义。
《赤峰学院学报》的前身为《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创刊于1981年。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刚刚摆脱混乱、迷茫状态，对学术理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学报还是认定“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这个学术宝库，并尝试着去挖掘。《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始于1985年，共设“红山诸文化研究”、“辽金史研究”、“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三个栏目，由于受学术资源的限制，当时这样设置是合理的。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及考古新发现，三个学术板块发生了变化，有些更接近了，有些却逐渐分离，因此对三个栏目进行整合，设立了“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与“游牧文化研究”，这样不仅优化了学术资源，学术方向也更加明确。
赤峰地区的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地位突出，无论是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还是金元的游牧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有些还具有特殊的意义。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的研究团队实力雄厚，有全国知名的专家，也有一线的教师与研究人员，他们都热爱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都矢志于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使栏目精品荟萃。《赤峰学院学报》的编辑团队业务精湛，锐意进取，呕心沥血，历经30多年，脚踏实地推动栏目发展。因当说，“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入选国家名栏工程，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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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脱脱.辽史・百官志.
②③360百科.辽上京遗址.
参考文献：
〔1〕〔2〕毕玉才，刘勇.郭大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N].光明日报，2015-11-10.
体验红山文化 探寻生命真谛
2013年，内蒙古龙谷旅游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对玉龙沙湖景区进行了全面功能升级，以沙漠旅游为主打品牌，建设主题“龙盘沙海，寻脉红山”，重塑中华玉龙红山文化的新形象，倾力打造翁牛特旗“中国最美沙地小镇――乌丹”国家级旅游城镇。
玉龙沙湖，以中华文明的源头――红山玉龙文化为魂，以探寻美丽生命的大漠真谛为主题，景区形成“探寻生命―思索生命―完善生命―珍爱生命”的线索，与石林、沙漠、温泉、绿洲等资源完美结合。2013年，景区建设完成“红山文化寻根之旅”玉龙文化长廊徒步观光旅游线路，将景区内散落在大漠怪石之上的第四纪冰川遗存冰岩臼群，彰显大自然神奇伟力的阴石、阳石、石猪龙、石长城等40处巨型红色怪石的风光，由一条连绵数千米的实木木栈道串联起来，还修建了多处特大型休憩木亭及沿途多处红山文化文物器物雕塑。打破单一文物参观讲解形式，真正让游人感受到“寻找中华文明源头，探寻美丽生命真谛”的文化体验式旅游。景区内大漠怪石天然无雕饰，是第四纪冰川的遗存，千奇百怪、形状各异、惟妙惟肖。更为称奇道绝的是，这里的石头有性别，阴阳石佳偶天成，阳石阳关伟岸，阴石空谷幽美，让人不由地联想起生命的奥秘和起源。
为了让游客对红山远古文化有更深切的体验，玉龙沙湖景区创建了两种文化祭祀活动：一方面修建一条神圣天路通往“神女峰”，契合景区最高峰处的红山女神石像，供游客登顶朝拜，到达顶峰后，为能量之源体验岭；另一方面契合山下大石棚壁的巨型图腾石刻红山女神像，在石像前铺设了硬化的祭祀广场。景区定期举行了祭祀活动，由当地农牧民盛装参加演出，让游客感受到红山先民对大自然的敬畏。
玩转特色项目 享受温泉酒店
玉龙沙湖景区依托科尔沁沿线大面积原生态沙漠，展开多种特色项目，在畅享沙漠所带来的无限惊奇中感受到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景区内响沙区域有多道沙梁，横亘数公里，好似卧龙于茫茫沙海之中。沙丘高大陡险，垂直高度平均75米以上，沙子自然坡高约为70至100米，呈新月形，沙粒多为石英沙粒，颗粒均匀，晶莹剔透。用手推动沙子会从沙子底下发出“呜呜”的低沉声音，低宛转，声如闷雷。响沙群巨大的陡峭高差、跌宕起伏的沙丘是开展沙漠越野的首选之地。
位于红山玉龙沙湖国际生态文化旅游区内的龙谷沙漠温泉假日酒店2014年6月即将盛大开幕，这是一家以“沙漠运动”和“温泉养生”为主题的度假型酒店，也是国内首家生态集装箱星级酒店。200间豪华客房沿湖而落，酒店内有直径60米超大户外沙滩泳池和6000平米酒店接待中心，是15000平米沙与水的完美结合。2013年酒店还未开业之际，就以其独特的风格获得中国十大特色主题酒店。
在大漠里、草原上、湖畔、泳池里许下一生的誓言，让神女峰里的女神祝福新人忠贞的爱情。龙谷沙漠温泉假日酒店以最唯美的形式见证每一对新人的甜蜜足迹。
红山玉龙沙湖国际生态文化度假区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东北处，距北京、天津、沈阳等城市均在500公里左右；距锦州、秦皇岛等港口城市300多公里；距离赤峰市约130公里，高速直达乌丹镇，交通便利；距离克什克腾旗180公里，是赤峰旅游的第一站。狂野的沙漠、古朴的风情、悠久的文化、特色的项目都在吸引着游客，吸引着游客来到玉龙沙湖，享受最轻松愉快的旅游假期。
关键词：桥北组团规划本质
中图分类号：U41文献标识码： A
一张白纸上可以勾画出美好的设计，却难以编制出合理的规划，因为评判合理与否的标准缺失，即没有“守”之坚固哪知“攻”之勇猛。赤峰市桥北组团分区规划正是在“强攻”与“死守”之间的博弈，规划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以及打破行政壁垒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
赤峰市位于蒙冀辽三省交汇处，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而桥北组团与赤峰市老城区的红山区、松山区隔锡伯河与阴河相望，毗邻赤峰市核心商业步行街（新华步行街），同时与红山[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隔英金河相连。规划区总面积30平方公里，处于锡伯河、英金河与阴河的“三河”交汇之处，是赤峰市最重要的形象区域。
一、限制规划的核心要素
1、物流园区
2006年6月8日，红山物流园区启动建设，截至目前，完成了一期1450亩建设工程，启动了二期2750亩建设工程，园区基础设施达到“七通一平一监控”标准，已初具规模。但是暴露出很多问题：①园区建设“就物流建物流”，生活配套支撑不足；②市场寻租导向下，部分地段建设与规划脱节；③物流园区的道路建设与赤峰市路网衔接不畅；④物流园区生态景观体系还有待继续完善。
2、生态林地
桥北地区地处丘陵地带，其中平川土地占30%，丘陵山地占70%。境内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林地总面积为677公顷，其中松林更为珍贵，桥北地区境内共有152公顷。
3、红山及红山文化
桥北地区毗邻红山，受到来自红山以及红山文化的强烈影响。另外，在赤峰市桥北组团内曾有龙头山，由于采石等挖掘造成现在只剩下传说而没有具体的山体。龙头山对面有蜘蛛山遗址，现在已经被确定为内蒙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划区内还有钓鱼台等带有历史传说和文化内涵的旧址。
二、桥北组团分区规划的主要内容
1、目标与定位
规划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双重角度出发，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从而确定该地区的规划目标与定位。首先，规划从桥北地区现状及资源禀赋出发，研究桥北组团能成为什么？桥北地区有红山、松树（杨树）经济林、河流水系、物流园区（包括规划铁路专用线）和高速公路等。其次，规划从赤峰城市发展诉求出发，研究赤峰市发展需要什么？最后选者两者的“交集”。因此规划确定桥北地区发展目标为：将桥北地区建设成为经济高效、居住和谐、交通便捷、生态优美、文化繁荣、充满时尚活力的现代化新区，成为赤峰市的生态-休闲商务中心（Ecological-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重点发展生态休闲、商业商务、文化娱乐、行政办公、教育科研和高档居住六大功能。
2、结构与布局
规划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禀赋，从生态优先和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规划形成“一核一带、三楔三片，三楔通三山、三片含三心”的空间结构。即：“一核”即生态景观核，依托现状经济林和松林形成生态绿心，保障该地区生态环境。“一带”即滨河休闲带，沿阴河的东岸和英金河北岸的滨河地带。重点建设赤峰市的休闲商务中心、以红山为背景的休闲主题公园和高档居住区。“三楔”即三条生态景观廊道，分别通向红山、大王山和松山。“三片”即生态生活片区、现代物流片区和中心生活片区。分别形成生态旅游中心、现代物流中心和行政休闲中心。
规划城市建设用地18.21平方公里，其中物流园区已建成用地5平方公里。
规划结构图用地规划图
三、桥北组团分区规划的编制策略
1、核心思路
（1）“文化提取”与“肌理延续”
延续城市文化，注入时代精神，塑造城市未来生活、工作和环境的典范。将龙头山在原址上以广场或公园的形式保存，并以其作为核心区的中心景观，以中心雕塑或中心景观为寓意，与蜘蛛山遥相呼应。在道路系统规划上延续赤峰市的原有肌理。赤峰城市肌理提取即方格路网、南偏东布局。方格网是中国传统的城市格局，既容易拓展，又易于分割，土地利用最有效，利于城市持续发展。
（2）“功能复合”与“磁极法则”
引入乘数效应理论，使滨水区融合城市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等不同内容，相互促进，乘数增长。在滨河地区建立复合功能圈，将居住、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不同功能用途相聚，产生乘数效应。将发展功能视作磁石，第一磁极是生存空间，包括开敞空间和新型综合社区；第二磁极是教育科研；第三磁极是中心核的休闲、商业、娱乐、商务、办公。
（3）“景观视廊”与“生态廊道”
三河交汇口的核心功能区通过绿带、步行道和公共活动走廊等多种路径向外辐射。以放射性路网强化桥北地区的景观中心，形成赤峰市的视觉中心。分别形成与红山、英金河和阴河等多条生态廊道，确保桥北地区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宜居性，建立适宜物种栖息的开敞空间和迁徙廊道，在总体布局上形成组团发展模式。
景观视廊生态廊道
2、编制方法
（1）GIS地形分析
规划借助GIS计算机技术，对规划区内的地形进行系统分析，包括高程、坡度和坡向等，同时对生态敏感度、交通可达性的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划定规划区内的已建设区、适宜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限制区（即四区划定）。
（2）sketch up模型分析
规划借助sketch up计算机技术，对核心区的建筑空间形态进行模拟与示意，比选出与红山、河流及老城区的建筑相协调的建筑布局，反过来指导用地布局。
（3）生态优先与文化传承
规划区分松树与杨树经济林，严格保护松树林，有限度的占用杨树林，利用现有林地形成规划景观核心。在规划布局中对红山进行避让和生态廊道预留。同时将红山文化的重要元素融入到规划布局和城市设计中，龙头山旧址和钓鱼台旧址均以广场的形式进行保留，延续和传承文化。
四、对规划本质的探寻
2009年城市规划年会上，仇保兴在主题报告中指出：规划的本质在于前瞻，城市规划的变革与发展源自解决问题。同时，当前我国的城镇化面临着机动化引发的空气污染、郊区化加剧、东西部城镇化不均衡、水资源短缺、能源危机与二氧化碳排放限制5项挑战。
桥北组团分区规划正是从解决现状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诸多矛盾，弱化物流园区管委会与桥北组团管委会之间的行政壁垒，协调物流园区建设与桥北组团开发之间的功能冲突和干扰等方面做出了努力。其实质上也是作为规划专业人员为维持规划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坚持职业操守的行为。
该规划在2009年度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评选中获得城市规划类二等奖。
参考文献
关键词：翁牛特旗；人面岩画；考古年代
中图分类号：J18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笔者作为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的研究成员，曾先后两次参与中国东北赤峰岩画考察队，在以赤峰为中心的西辽河流域进行古代岩画考古田野调查。尤其是第二次的翁牛特旗岩画普查，是第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的调查与整理。在张亚莎教授的指导下，由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的考古学专业硕博研究生及本科生等28人，联合内蒙古翁牛特旗文化局、博物馆和赤峰卫校等单位组成了“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翁牛特旗岩画考察队”。通过为赤峰翁牛特旗辖区内的岩画点建立“岩画身份证”的方式，做了较为科学、全面的调查记录和资料整理，获得了最新的岩画资料，填补了西辽河流域赤峰岩画研究资料中科学数据的空白。
一、赤峰翁牛特旗人面岩画
翁牛特在蒙古语中意为“诸王所在之地”，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中部，地理坐标东经117°49′～120°43′、北纬42°26′～43°25′之间，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本区地势西高东低，地面由西向东缓慢倾斜，西部为中山台地，中部为低山丘陵，东部为平原沙区，处于由西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两大河流环抱的三角地带，北接大兴安岭西南段余脉，南邻燕山山脉支脉七老图山北端山脉。
翁牛特旗岩画不仅处在整个西辽河流域岩画的中心区域，也处在北方“边地‘C’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东分布带的起点位置上，还处在作为独立系列的北方岩画带与东部岩画带甚至与环北太平洋沿岸人面岩画带等交错重叠的关键位置上；经济形态上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交错的核心地带。由此可见赤峰翁牛特旗岩画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关于岩画点的划分，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意大利埃曼努尔・阿纳蒂（Emmanuel Anati）在《世界岩画研究概况――一份送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报告》中指出：“岩画‘地点’是指有岩画的地方，‘地点’的边界，要在最靠边的图形以外500米的地方，再没有其他图形，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看都是如此。比如说，两组图形之间没有形象的地段，超过500米的，那就可以被认为两个不同的的‘地点’。”此次翁牛特旗岩画调查基本依据此国际惯例。
关于岩画点的岩画图像编码，我们采用了最小地名的命名原则，用岩画所在的当地山体名称的汉语拼音首字母来表示地点、调查测量顺序，并结合时间进行编码。例如2012NWbmzY01-①，即表示2012年内蒙古（N）翁牛特旗（W）白庙子山（bmz）第1处岩画点（Y01）第1幅岩画图像（①）。但由于翁牛特旗岩画图像比较密集且有些画面较小，并未按照国际惯例通行的超过25米重新编码的规则，而采用凡是不在同一块岩石之上的画面都重新编码的方式。本文所用人面岩画图像，仍将采用赤峰翁牛特旗岩画调查时的岩画图像编码。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虽是发现最晚的岩画地区，但资源非常丰富。目前所发现的岩画主要分布在白庙子山、箭眼山、大黑山、牦牛海山等4个岩画点，尤其白庙子山和箭眼山岩画具有翁牛特旗人面岩画的典型性。据翁牛特旗岩画调查数据显示，共记录到岩画75处，109幅画面，376个单体图像。其中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图像所占比例大约在60%，从整个中国人面岩画分布区域来看，属于相当密集的区域之一。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的突出特征是“.”的或“”的同心圆图像结构，这在中国人面岩画图像中是最原始的、最简约的也是基本的形式结构。因为只有人（兽）的面部特征，最基本的必须要有眼睛，其他的人面岩画图形均要在此基础上变化发展而来。因此，这种主要突出眼睛表现的人面岩画，也可以称之为“眼睛人面岩画”或“眼睛被突出表现的人面像”。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分为有外轮廓（图1）和无外轮廓（图2、图3）两种类型，均磨刻在相对独立的巨石上。共同的显著特征是用两个并列的同心圆来表示眼睛，中心小凹穴表示瞳孔或眼球。制作技法均使用磨刻法，线条磨痕为凹槽，呈“U”形，线条较整齐，磨痕深且宽，深度可达1cm，宽度在1～1.5cm。有的在两个同心圆眼睛的上下左右位置上，磨刻出四个对称的小凹穴；有的在同心圆眼睛中间磨刻出一个竖凹槽和两个小凹穴，可能表示鼻子；还有在眼睛及鼻子的下面也磨刻出一排由多条短竖凹槽的短线条，可能表示嘴巴或牙齿，抑或胡须；也有的在眼睛上部刻出多条短竖凹槽放射线。
从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图像上观察，制作得如此精细，且显得非常工整、庄重，都采取岩画中最为原始且最费工时的磨刻技法，磨痕凹槽很深、很宽，显然是长时间反复磨刻的结果，可见岩画制作者的态度是绝对虔诚与专注的，并可能有族群中多人参与制作。这些既反映出制作人面岩画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也体现了原始族群的巨大精神力量。
二、赤峰翁牛特旗人面岩画的制作技法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的磨刻制作技法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它深深的线条磨刻刻痕。磨刻法是岩画最早的制作技法已成为大多数岩画学家的共识。例如曾对非洲北部岩画的凹槽刻痕以及岩画刻纹表层作了大量研究的法国史前考古学家格・弗拉曼（G Framme），推测指出早期岩画的岩刻采用的这种磨刻技术是完成岩刻制作的最初阶段。考古及岩画研究的前辈盖山林通过多年的考察，证实格弗拉曼的论点是正确的，并认为我国北方岩画中磨刻岩画的时代是最早的。
磨刻法（或称轮廓磨刻法）是史前岩画早期的制作技法。宋耀良认为，这种磨刻技法制作的人面岩画图像是最早出现的，创作年代大致始于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采用石器工具磨制法，而止于距今30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采用金属利器敲凿法。
中国人面岩画文化发生的大体时间，应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到青铜时代。盖山林认为，阴山人面岩画主要应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下限不晚于青铜时代。陈兆复也认为我国人面岩画的大多数人面岩刻属于新石器时代。田广林认为西辽河流域的阴河、英金河岩画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稍晚的二期岩画属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作品。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在整个西辽河流域岩画中是磨痕最深最宽的岩画类型。结合这类型人面岩画图像的磨刻制作技法，观察其粗大且深的磨刻线条刻痕，能直观感受到人面岩画古老的性格及其创作年代的久远。翁牛特旗人面岩画的大致年代，也应框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到青铜时代。
三、翁牛特旗人面岩画考古年代分析
如何断定远古岩画创作年代，一直以来是岩画学研究中难以破解的世界性难题之一。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执行主席、澳大利亚著名岩画学家罗伯特・贝纳里克（Robert G.Bednarik）认为：“从事岩画研究中，现阶段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对岩画创作年代的断定，并在未来一定时间内难以完全攻破的科学尖端。”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均为露天磨刻，自然风化严重，以致无法使用严格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等方法。但是我们知道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非常丰富，且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序列比较完整清晰，依次排定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C14测年数据，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在公元前8000～公元前3000之间。当地考古文化序列的完整性，对于岩画年代的推断能够给予更多的证据支持。
西辽河流域岩画与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处在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的核心区域，可采用艺术史图像学理念以及相关考古学等方法，对翁牛特旗人面岩画进行细致的图像比较与客观分析。可依据可靠的考古学出土材料寻找相关线索，以考古学的出土器物年代作为参照，根据人面岩画的图像造型风格与出土器物进行对比来框定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创作的年代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相对合理的时间年代框架。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主要集中分布在白庙子山岩画遗址和箭眼山岩画遗址，图像也较为典型。
白庙子山岩画遗址位于翁牛特旗乌丹镇约40公里，西拉木伦河南岸的荒漠草滩中，地貌特征为低山丘陵。山脉呈南北走向，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500米，岩画遗址点GPS坐标为东经119°21′39.5″，北纬43°08′50.2″，海拔高程534米。白庙子山的岩画数量多，比较集中，且周边地区史前遗迹较为丰富。
人面岩画与其附近有关的遗址、遗迹和出土器物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汤惠生关注了人面岩画纹饰与多种典型出土遗物上饰有人（兽）面纹饰之间的关系。王建新认为，与可靠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形式完全相符，就可以和岩画图像相互印证，才能给岩画年代断定提供一些依据，应注意与岩画相关的周边史前居住遗迹和墓葬之间存在着共存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李福顺也提到岩画断代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根据岩画与出土器物之间相对照来推测岩画年代。
梳理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图像与当地史前文化器物图案的内在关系，可以运用图像比较学的方法来为岩画断代。蒙古岩画学者道尔吉认为：“相似岩画间在风格和内容上的对照，这些岩画同断代可靠的出土物之间的一致点，可使断代工作得以着手进行。”关于利用考古学方法的有利条件对岩画进行断定，上世纪前苏联丰富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例如前苏联岩画学者B.鲁霍和П.萨尔瓦斯在岩画所在的附近山崖脚下勘察时，在未被扰动的土层中发现了两件箭镞器物材料，根据这些箭镞的类型和岩画的图像风格、题材类型等图像学比较的方法，认为它们与岩画属于同一年代，从而对芬兰的阿斯图万萨尔米岩画进行断代。前苏联考古学者把蒙古国的哈楚勒图和伊赫-腾格里-阿姆等两处岩画的类似材料同塔加尔青铜时代出土的鹿形金属牌饰遗存进行比较后，发现相似的题材和风格，看到岩画上鹿形特征具有“斯基泰野兽风格”。A.H.柏恩施坦注意到某些岩画的典型特点是凿刻躯干时有骨架线条，这类岩画最为相似的现象是在亚洲草原广泛流传的“匈奴风格”。可见以岩画的题材、风格与已知可靠年代出土器物的相似图像对比来推断岩画创作年代的方法是有意义的。
可提供参考的西辽河流域翁牛特旗岩画周边的考古发掘材料中，位于白庙子山岩画北面的西拉木伦河北岸的赤峰巴林右旗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那斯台遗址，根据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报告，出土1件透雕圆孔并列同心圆纹眼睛的石片加工椭圆形石质人面饰品，眼睛下面有外凸嘴巴，也似牙齿（图5）。通过仔细比较不难看出，白庙子山编号2012NWbmzY01-②人面岩画（图4）与此地红山文化人面石饰有许多共同点，如都具有同心圆式的双环形眼睛，眼睛的下面都有类似的牙齿，可以说两个图像的构成元素完全对应。
在白庙子山人面岩画中，最引人注目、最具特色的就是位于白庙子山中段东侧、被称为“巨薯石”的岩石上的编号为2012NWbmzY01-①的人面岩画（图6）。岩画面向东南方向，线条光滑整齐呈“U”形深凹槽，双目为同心圆纹。该岩画无论在制作技法上，还是艺术表现手法上，在翁牛特旗人面岩画中最具典型性。而巴林右旗白音汉苏木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圆双目玉蝉，首端以突出同心圆纹作为双目（图7），与白庙子山眼睛人面岩画十分相似。
编号为2012NWbmzY01-③的人面岩画（图8），也是一幅很具特色的人面岩画，在白庙子山“巨薯石”右下角，面向东偏东北方向，磨刻。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圆目兽面块形龙，也称“玉猪龙”（图9），亦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礼器。比较后发现，二者在眼睛纹饰整体构思上极为相似。最醒目的是浮雕圆眼，眼睛外形呈水滴状，突出圆睛巨吻，獠牙突出，制作技法上都采用了凹槽线雕磨刻法。这类器物更加强调的是对大大的圆目的刻画，这在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研究红山岩画的翁牛特旗岩画学者吴甲才也认为这幅人面岩画与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面极为相似，称这幅人面岩画为“玉猪龙面”岩画。
艺术史及岩画学家张亚莎认为：“翁牛特旗人面岩画与红山玉器图案的相似性，就应该属于这类确凿证据之一。”位于白庙子山中段西侧、在地面岩石上的编号为2012NWbmzY03的人面岩画（图10），也是一幅很值得关注的人面岩画，磨刻一双同心圆纹的眼睛，眼睛下面有七道短线，可能代表牙齿或嘴巴。与之在整体造型上如出一辙的是赤峰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红山文化神面石饰（图11）。与此人面岩画可比较的还有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如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品红山文化时期“眼睛纹”勾云形玉器（图12），也被称为“带齿动物面纹玉饰”。这类器物多数为传世文物，学界共认为是红山文化遗物。虽然对这类“勾云形玉器”在图像学上解读有着很大分歧，但多数学者认为表现的是眼睛。如孙机认为，红山文化中的某些勾云形玉器就是对眼睛的模仿。王仁湘也认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表现的是神目（玉眼）。许多研究者还注意到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红山文化神面石饰与一些“勾云形玉器”图案的联系。编号为2012NWbmzY03人面岩画与这两件器物纹饰在图像上比较，三者在构图造型上有很高的相似度。
另外，在制作手法上，人面岩画和红山文化玉器都使用槽磨制手法，人面岩画使用了凹槽磨制手法，线条磨痕的宽度和深度均十分匀称。尤其在玉器表面也特意使用槽磨手法制出来的一种极为特殊的瓦沟纹饰十分规整，似乎和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在技法上有承继关系。
通过对翁牛特旗白庙子山人面岩画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存中人面石饰品、某些“眼睛纹”玉器等图像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在制作技法、构图处理、表现手法上有很多相似相同之处。根据处于红山文化晚期的勾云形玉器，以及红山文化玉器遗存年代大体上限距今6000年，下限距今5000年之间，可以大致推断出翁牛特旗白庙子山人面岩画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即可能在公元前6000～4000公元前之间。
箭眼山岩画遗址位于翁牛特旗乌丹镇下泡子嘎查以东500米处，地貌特征为低山丘陵。岩画遗址点的GPS坐标为东经118°58′25″，北纬43°04′24.8″，海拔626米。可辨认的人面岩画均磨刻在一块巨石上。图像类型和白庙子山人面岩画如出一辙，为同心圆所组成的双目式人面岩画，只是画幅更大，线条更粗大，磨痕更深。
可提供参考的翁牛特旗箭眼山岩画周边的考古发掘材料中，位于其北面的西拉木伦河北岸的赤峰林西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二期乙类出土了3件磨制人面形蚌饰（图13），其人面蚌饰上有两个圆形凹槽圈代表两个眼睛，内各有一个小圆坑代表眼珠，两个外凸弧线凹槽相扣代表嘴，内磨制竖向7道凹槽代表牙齿。
如果把翁牛特旗箭眼山人面岩画（图14）与西辽河流域赤峰兴隆洼文化出土的人面蚌饰遗存进行比较，可知二者的构图风格及造型表现理念上有惊人的一致性，尤其所刻画眼睛都具有“同心圆式的双环形纹饰风格”，显然出于相同的艺术处理手法。
还值得注意的是红山文化遗址或墓葬出土了不少“眼睛纹”骨牌饰物（图16），骨牌上的同心圆“眼睛纹”纹饰与翁牛特旗箭眼山编号2012NWjysY01人面岩画（图15）有很强的相似性。张亚莎认为：“二者造型理念如出一辙，完全是同心圆（重环式）双目图案。”还发现箭眼山人面岩画与西辽河流域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出土的“眼睛纹”的长方形蚌饰骨牌图案非常相似（图17）。
翁牛特旗箭眼山人面岩画图像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人面蚌饰、红山文化时期的骨牌都采用了槽磨制手法，且具有极其一致的构图及造型特征。可见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发展系统中，林西县白音长汗类型处于较晚阶段，其年代距今超过7000年，此已成研究者共识。因此，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二期乙类遗存人面蚌饰，其可能发生年代在距今7000年左右到红山文化晚期之间，箭眼山人面岩画创作年代可能发生在距今7000年到4000年之间。
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指出，原始艺术里眼睛是一种普遍性形象。如此对眼睛的“刻意表达”可以追溯到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德林文化时期，如法国阿里埃日省的勒・马斯-达齐遗址，就曾发现了一个没有下颌骨而眼眶中却有两块刻意切削的圆形骨片充当眼睛的少女头盖骨。
从史前考古资料来看，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对“眼睛”独特的造型理念，在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中也具有连续性和创造性。我们能够想到的是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迹出土的一尊新石器时代泥塑女神头像，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尊女神眼眶内装入人工加工过的圆形玉片为睛，增添了女神神性，这种创造性表达是有意义的。另外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出土的人面蚌饰和红褐色人面石饰等对眼睛的特殊刻画亦具有上述表达意义。还有赤峰巴林左旗红山文化早期的洪格力图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了两件眼睛被处理成尖圆的陶塑人面像，其背面并钻有孔眼。对眼睛的特殊强调在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都较为常见，和翁牛特旗人面岩画比较，在整体造型上以及有的在制作技术上，都有很强的相似性。
这种对“眼睛”独特的造型理念在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中具有的连续性与创造性，甚至也体现和传承到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城文化中。如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三座店石城遗址，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三座店石城中的每一座院落房址都是一双“同心圆眼睛式”结构造型（图18），也是对眼睛的刻意模仿。
[关键词]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龙；起源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25-06
[收稿日期]2011-12-02
[作者简介]薛志强，男，大连大学韩国学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西辽河文明起源。（大连116622）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龙”的起源及发展，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觀。在中国文化史及文明史上，当然也具有特殊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及作用。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有龙就有中国人；同样，哪里有中国人，哪里也就有了龙——这一起源于早期巫术觀念的灵物，在中国文化中一脉相传，几近万年，最终取得与“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皇权崇拜”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直到今天还发挥着强大的向心与凝聚作用，这一文化现象，亘古仅见，举世无双。
目前，在中国南北各地的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诸多龙迹：较早阶段的有河南濮阳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用蚌壳摆塑的龙；安徽含山距今5000年的凌家滩墓地出土有玉龙；湖北黄梅县距今5000年的遗址中也发现有用河卵石摆塑的龙；属于良渚文化的瑶山墓地还出土了龙首形玉镯。到距今4500年左右，陕西北首岭遗址中出土有彩陶类龙纹；山西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出土有在陶盆内底彩绘的盘龙纹等。这些龙迹，主要分布在中原及江南地区，而西辽河地区发现的龙迹，无论是数量、造型还是分布范围，都明显地表现出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差异性。
随着中国考古学中早期的龙迹越来越多，相继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一是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龙”是多种动物的复合体，但在起源阶段，它的主根、直根究竟为何物？--是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客觀条件及物质基础，那么，龙起源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是什么？三是原始龙从起源、发展到最终定型，它的演进轨迹如何探讨？四是龙在起源的早期阶段，其发展究竟是单一系统、两个系统抑或是更多系统等等。这些问题，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考古资料中是很难找到答案的，而在西辽河地区，我们或许能够凭借着丰富的考古资料，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线索。
二、西辽河地区“龙”起源的几个特点
首先，我们要对所讨论问题的范畴大体做一个时空界定：在时间上，以距今8200年-5000年为限，在这一时段内，西辽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年-7400年）、赵宝沟文化（距今7200年-6400年）、红山文化（距今6600年-5000年）。这些文化，横向有交错分布；纵向有传承关系，因而学术界称之为“红山诸文化”或“红山系列文化”。这些文化，加上其后的小河沿文化（距今4920年），也被中国考古界视为中国东北地区史前考古学“可资借鉴的一把时间标尺。”
在空间上，西辽河地区涵盖辽宁朝阳、阜新地区及内蒙古赤峰地区，这一区域处于东北文化区面向中原文化区的前沿，是东北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
西辽河地区，龙的起源及发展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年代最早
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块浮雕着一段蜷曲龙身的陶片；其聚落广场中心部位出土有一条长达19.7米的用自然石堆塑的“龙”，因其年代很早，体型硕大，故而被学术界称为“中华第一龙”；敖汉兴隆沟兴隆洼文化聚落灰坑中，出土了两条用真实野猪头骨为龙首，身躯用陶片、残石器及自然石摆放而成的一作“S”形，一作“C”形的“猪首龙”。发掘者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形态”；赤峰翁牛特旗大新井遗址，其年代与兴隆洼文化大体相当的素面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双猪首联体石雕。据觀摩者介绍，这件石雕，其猪首的造型风格与其后本地区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如出一辙。
兴隆洼文化的考古资料表明，仅以距今8000年为限，西辽河地区的龙迹，不但数量多、类型多，其年代也要比中原与江南地区早一两千年，有的甚至早到3000年以上。
（二）分布集中
中原及江南地区的龙迹，其分布较为零散，每类龙迹，在其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中也多为孤例。而在西辽河地区，诸多的龙迹，却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集中分布，至红山文化繁荣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遗存都有龙迹的发现。这一方面，反映了本地区先民们的早期信仰与原始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辽河地区当时崇龙习俗的普遍与滥觞。
（三）造型丰富
仅上述兴隆洼遗址中，就发现了多种龙的造型。至赵宝沟文化时期，龙有了更加清晰、完整的形象。小山遗址F2中出土了一件陶尊，刻划的猪首龙、鹿首龙及神鸟纹饰绕器腹一周（见下图），其想象之丰富，造型之精美，令人叹为觀止（这应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龙凤呈祥”图案。关于龙凤起源问题，郭大顺先生曾有精当的论述，可见《文化学刊92006年1期。还有学者认为，陶尊图案中还有一对水牛角，整个纹饰应为“四灵神”，对此，本文不作讨论）。红山文化时期，是西辽河地区龙崇拜的发展高峰期，表现在玉器上，大量出现形态各异的“C”形玉雕龙、“块”形玉猪龙，此外还有双龙首玉璜、双猪首三孔玉器等。在红山文化古玉群中，还有两类玉器也应属于猪龙的另类表现形态，一类为兽面玉牌；一类为兽首丫形玉器。据田广林先生考证：所谓兽面玉牌，其实就是块形玉猪龙猪首的正视展开图。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兽面丫形器柱状体上的弦纹，表现的其实是块形玉猪龙或“C”形玉雕龙的蛇身压缩形态，一如现在的蛇形管，压缩起来是柱状，伸开来便作蛇形（见下图）。除玉器外，红山文化中还有彩陶上习见的各类龙鳞纹。概略统计，西辽河地区5000年前的各类龙的造型，大体有4类15种之多，这在中国南北各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中是绝无仅有的。
（四）形成系统
龙的原始形象，从兴隆洼文化发端，中经赵宝沟文化升华，至红山文化定型，其间经历了3000余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崇龙文化系统，其后经过商文化的发扬光大，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的核心内涵，这也是西辽河地区崇龙传统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认真觀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西辽河地区整个崇龙发展系统中，兴隆洼文化崇龙本身就有一个明晰的“起源发展一成型”的演进轨迹，这一点，我们在下节将详加讨论。
上述资料或可表明，西辽河地区是中国龙的起源地、发祥地。
三、“龙”起源的生态环境、经济基础及文化背景
西辽河地区崇龙源于崇尚野猪，这与西辽河地区的生态环境及经济结构直接相关。
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8000年-6000年间，西辽河地区的气候温暖潮湿，其植被为大面积的山地森林及森林草原地带；在距今5000年前，该地区的气候环境出现了由暖湿向温干的转变，这一带出现了夏绿阔叶、针叶混交林和森林草原景觀。西辽河地区优异的生态环境，加之河湖、丘陵密布的地理特点，为各种动物的生息繁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中尤以野猪和鹿最为繁盛。
西辽河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决定了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经济结构为采集一狩猎渔捞的复合型经济形态。至兴隆洼文化中期，本地区出现了农业，从而在经济结构中又增添了农耕，其经济构成为采集、渔猎业为主，农业为辅；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农业虽然高度发达，但仍呈现出渔猎业与农业并重的经济形态。由此可见，在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3000多年的总体发展过程中，渔猎业在其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据着突出的重要地位。
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骸，其中以野猪和鹿的头骨和肢骨为多。在房址的居住面上，以及房址、窖穴和聚落围沟废弃后的堆积中都发现很多的野猪骨和鹿骨。1993年发掘的兴隆洼房址，发现在房址内有聚组摆放的野猪头骨和鹿头骨，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应为当时人有意而为”。
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F1内出土有胡桃楸果核；赵宝沟遗址里发现有鱼骨和7种软体动物贝壳，表明其经济结构中有采集和渔捞经济的存在。赵宝沟文化遗存同兴隆洼文化一样，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兽骨，其中以赵宝沟遗址出土的数量最多，共发现可鉴定的兽骨标本538件，分属野猪、马鹿、斑鹿、牛等14种，而猪、鹿骨骸占绝大多数。
学术界认为，细石器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是渔猎先民们普遍使用的生产、生活工具。西水泉、二道梁、东八家等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石器，其中细石器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很多资料表明，在农业高度发展的红山文化时期，渔猎业仍是十分重要的生产门类。到了红山文化晚期，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仍出土了很多的兽骨，据考古工作者介绍：“以猪骨为主，有鹿骨，都有石化现象。”
野猪之所以成为西辽河地区先民们狩猎的大宗，是因为野猪生命力强、繁衍能力强。野猪肉质鲜美，皮毛可御寒，猪骨可制做各种生产、生活工具，是当时先民们不可或缺的“衣食之源”。但野猪同时又是性格暴烈、凶猛的物种，连大型的食肉动物也要避让三分，“一猪二熊三老虎”，就是狩猎民族千百年来的经验之谈。先民们一方面对野猪怀有感恩之情；另一方面又心存敬畏之意。感恩与敬畏，就是西辽河地区先民们崇尚野猪的现实基础和思想根源。
崇龙与崇玉，是兴隆洼文化对中国文化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两大突出贡献。西辽河地区既是龙翔之地，也是玉器之源。兴隆洼文化出土的50余件玉器，是目前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真玉器。早在8000年前，兴隆洼人就已经掌握了玉石的辨识、切割、钻孔、抛光等先进的工艺技术，这为后来各类玉龙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兴隆洼文化“龙”与“玉”的起源，与西辽河地区传承数千年的细石器传统和渔猎经济文化直接相关，中外学者对此也有相关的论述。
四、兴隆洼文化“崇猪”到“崇龙”的发展演进轨迹
在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年-5000年间的整个崇龙系统中，兴隆洼文化自身具有一个较为明晰、较为完整的发展演进轨迹，即“崇尚野猪一崇尚猪灵一崇尚猪龙”的发展过程。
（一）崇尚野猪实体
居室墓葬是兴隆洼文化一种特殊的葬俗。
1992年发掘的兴隆洼遗址，共发现10座居室墓，分别葬在10个房址内。居室墓葬的墓主由于生前身份地位或死因特殊而被葬在室内，死后成为生者崇拜、祭祀的对象，以期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应是早期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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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墓M118随葬品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蚌器5类，其中压制小石叶数量多达715件，这在当时应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墓主为男性，双耳佩戴玉玦（根据M117墓主左右耳部有环形玉块一对情况，应为如此。M118的一对玉块，一只在墓主右臂内侧，一只在鼠洞里，应是老鼠扰动所致），右手执一人面蚌饰（原报告为墓主右手背上有一圆形蚌饰将手盖住，根据M117墓出土人面形蚌饰和此件蚌饰的钻孔，这也应为一件直径10cm的圆形人面蚌饰），颈带石管饰，头顶横置一把石斧，另有8件野猪獠牙饰品和8件骨器随葬，可见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应是兴隆洼聚落中身份特殊的一位“巫者”。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M118墓还随葬一雄一雌两只野猪，两只整猪在墓主右侧上下摆放，占据墓坑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位置，这类葬俗“在国内史前遗址中尚属首例。”把野猪与崇拜、祭祀的对象同穴并葬，赋予其同墓主一样的尊崇地位，这是兴隆洼文化先民崇尚野猪的一个例证，再联系墓主佩戴用野猪獠牙制作的牙饰品（是否法器不得而知），我们也可略见野猪在当时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二）崇尚野猪灵魂
兴隆洼房址内有聚组摆放野猪头骨的现象，考古工作者认为其“应为当时人有意而为”的判断十分准确。因为这是兴隆洼人崇尚野猪的又一明证。所不同的是，先民们此时崇尚野猪已经脱离了野猪的实体，而升华为崇尚野猪的灵魂，对笔者的这一觀点，可在前述兴隆沟遗址中找到相关的佐证：兴隆沟聚落5号房址的居住面上，也发现了聚组摆放兽头骨的现象，房址内共摆放了12个野猪头骨和3个鹿头骨，但与兴隆洼遗存相异的是，这些兽头骨多数前额正中钻有长方形或圆形孔，其中两例还留有明显的灼痕。这是先民们祭祀、祈求野猪灵魂佑护，使之狩猎捕获良多，并保佑聚落人丁兴旺、部族繁荣的明显例证。
（三）崇尚猪龙
兴隆沟遗址灰坑中出土的“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形态”，是兴隆洼文化先民崇尚野猪的最高阶段。
兴隆沟遗址“祭龙”的灰坑，是遗址中最大的一座圆形灰坑，编号为H35。灰坑最大口径为4，22米，周围有6座略小的圆形灰坑将其环绕，坑底中部相对放置两个野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躯体。西侧的猪头骨破损较重，躯体由陶片和自然石摆出，体型略弯曲，呈“C”形，通长0.72米；东侧的猪头骨平置，额顶正中钻有一个圆孔，躯体由陶片、4件残石器及自然石块摆放而成，大体呈“S”形，通长1.92米。这两条用真实野猪头骨为龙首的摆塑“龙”，真实地勾画出了兴隆洼文化崇猪到崇猪灵，再到崇龙的发展演进轨迹。
至于到兴隆洼文化中期阶段，查海遗址中出土的长达19.7米的自然石堆塑龙、陶片上浮雕的卷曲龙身及素面陶遗存中的双猪首联体石雕等，应是兴隆洼文化崇龙成型后的不同表现形态。
五、西辽河地区早期龙的两个系统发展
在令研究者叹为觀止的红山文化古玉群中，各类造型丰富、制作精美的龙形玉器，是其根本与核心。在此类玉器中，尤以“C”形玉雕龙和块形玉猪龙最为学术界所关注。“C”形玉雕龙目前在西辽河地区发现两件：一件为赛沁塔拉发现的碧玉雕龙；另一件为黄谷屯发现的黄玉雕龙。两地相距不远，同为赤峰市翁牛特旗中部偏北、靠近西拉木伦河南岸地域。这类玉雕龙体形硕大，特别是赛沁塔拉碧玉雕龙，高达26厘米，同时因其发现年代较早，所以被学术界称为“中华第一玉龙”。
曾有学者认为，“C”形玉雕龙整体造型与块形玉猪龙有一定的差异，应考虑把此类玉雕龙归于赵宝沟文化类型，并命之为“鹿首龙”。但如果细审赵宝沟文化陶尊上的“猪首龙”与“鹿首龙”造型，可见“C”形玉雕龙吻部前端上翘与“猪首龙”长吻上翘类同；而与“鹿首龙”吻部平圆有明显区别。另外，从红山文化玉器独特的加工制作方法做综合考察，“C”形玉雕龙还是应该归属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类型。
块形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的典型器物，目前所见的已达30多件。其中经考古发掘的主要为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4石棺墓，墓主脑后枕有一马蹄玉箍，一大一小两件玉猪龙相背摆放在胸部。孙机先生经多年研究，把此类玉猪龙称之为“中国龙标准的原始形象”。此说诚为卓见，因为这类玉猪龙，直到商代妇好墓中仍有类似的发现。从兴隆洼M118墓主随葬一雄一雌两只野猪，至兴隆沟H35一作“S”形、一略作“C”形一长一短两条猪首龙，到牛河梁同墓出土一大一小两件玉猪龙，再到商代妇好墓出土一“S”一“C”形两件玉雕龙，我们大体上可以发现，中国龙早期分为雄雌两个系统（见图）。
我们对此可略作如下分析：、
第一，从距今8000年中国龙起源，至迟到甲骨文应用时期，凡整体形态作“S”形的龙均为雄龙，而整体形态作“C”形（包括块形）的一般为雌龙。这一现象，大约在金文出现时消失，雌雄两个系统的龙一并归于雄龙系统，因为甲骨文中表现“C”形龙的“龙”字，在金文系统中已经消失。附带说明的是，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的“龙”字，无一不是对野猪獠牙大口的象形写实。
第二，“C”形（包括块形）玉龙中，似乎也包含着雌雄两个系统。从上图比较可知，两件“C”形玉雕龙虽属同类器物，但碧玉雕龙脑后刚鬣高扬长举，头部至刚鬣尖部几达26厘米，与玉雕龙高度相当，整体比例为一正方形；黄玉雕龙体态小，高度为16.8厘米，脑后刚鬣亦很短，仅为7.5厘米，整体造型比例也与碧玉雕龙明显不同。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一墓出土的两件块形玉猪龙，除大小有别外，治玉者似要刻意表现一对玉猪龙的显著区别：如大猪龙吻长，小猪龙吻短；大猪龙开口，小猪龙不开口；大猪龙中心圆孔大，小猪龙中心圆孔小等。总之，在两对玉龙中，红山文化的崇龙先民们对大玉龙要表现阳刚，对小玉龙则追求阴柔。
关键词：公司；矿业；发展
我们利用假期对云南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了矿业第一线生产情况，获得了大量的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发展的第一手实践资料，亲眼目睹了大红山矿业公司人开拓创新，拼搏奋进，由昔日的荒山“脱胎换骨”，经济实力由弱到强，造就了一座现代矿山企业的崛起。
一、公司概况
公司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公司隶属云南省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钢)，是集采矿、选矿、精矿管道输送为一体的联合企业。
1.矿产资源。大红山铁矿现探明铁矿资源5亿吨，是国内特大型地下矿山。全矿段探明有五个主要含矿带，共计71个矿体。公司年产铁原矿400万吨，原矿品位39.41％，相配套的400万吨选矿厂选矿获得铁精矿205万吨，品位64％以上。
2.资产组成。公司是由昆钢集团和红塔集团于2004年在原昆钢大红山铁矿的基础上共同投资组建。公司注册资本金5.55亿元，其中昆钢出资51000万元，占股份的91.89％。400万吨采、选、管道工程总投资23亿元。
3.经营状况。第一批铁精矿浆于2007年顺利输送到昆钢。公司是昆钢重要铁矿石原料基地，完全按照现代公司制度模式运作。
4.人员组成：公司现有在岗职工1626人，实施生活后勤社会化。生活设施及机修等设施充分依托戛洒镇及昆钢基地。各类工程、辅助工种等采用外包。
二、新型的采，选、输体系
公司在采矿、选矿、输送三大重要环节的工艺、设备等方面，向国际先进水平靠拢。
1.采矿。井下采矿是国内首创的高分段无底柱分段崩落法进行开采，实现了高分段、大间距、高端壁放矿。矿石运输采用盲竖井、胶带斜井、辅助斜坡道联合开拓的方式，将凿岩爆破出来的矿石通过溜井下放至380运输水平，通过电机车运输到卸载站后经过旋回破碎机破碎至250毫米的块度，再通过1#、2#胶带转运至3#胶带运至选厂的地面矿仓，胶带机全长1847米。
2.选矿。选矿生产采用自磨一球磨一弱磁一强磁的选别工艺流程。两个选矿厂生产规模达到处理原矿450万吨，产品为含铁品位64％的铁精矿。
3.输送。采用国际先进的长距离矿浆管道输送方案。精矿管道输送距离171公里，由于要克服1512米高差，建设了3座泵站，压力24.44MPa，矿浆浓度65％，精矿输送量230万吨。精矿管道输送成本仅为汽车运输的三分之一。
三、大红山人精神
1.开拓创新，拼搏奋进
在采、选、管道输送工程项目建设上，积极创新，打造出来几个国内外之最。
(1)采矿方面，采用无底柱分段崩落法，设计参数全国黑色金属矿山第一。
(2)在选矿方面，大型半自磨机，容积全国第一；选矿技术指标处于我国黑色矿山的前列。
(3)在精矿管道输送方面：铁精矿矿浆输送管线长171公里，长度居全国第一；矿浆输送压力24.44MPa，与秘鲁安塔密娜铜锌金矿并列世界第一；矿浆场送高差1512米，居全国第一，管道工程穿越隧道10个总长14．5公里，跨越20处长度1341米。管道铺设的复杂程度世界第一；创造了长距离管道1.4万多条焊缝无一返工的奇迹。管道施工难度堪称世界之最。
2.积极合作，实现共赢
公司倡导企业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的融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
(1)大红山铁矿年创造GDP近百个亿，对玉溪市GDP作出贡献。
(2)有了大红山项目的强力支撑，新平“工业强县”的步伐更加坚实。
(3)矿区所在地戛洒镇开发服务行业，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等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戛洒镇成为今天云南省50个重点小城镇之一。
(4)矿区职工和劳务工的工资收入持续增长，近五年来同比增长10％以上。
3.抓住机遇，促进飞跃
公司以建设和生产为契机，以国际先进技术为依托，既发展了公司本身，又发展了玉溪地区经济。
(1)以建设促生产发展。公司一边抓公司建设一边抓生产发展。采矿量、自产精矿量，逐年增加。矿区职工及劳务工的工资收入连年持续增长，职工薪酬分配在云南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2)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建设为契机，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矿山的建设和生产经验，采用先进的设计工艺和设备。
(3)改进和调整经济结构。公司的采、选、管设备国内一流，冶金矿山自动化控制系统全国一流。
(4)提升经济竞争实力。公司以现代公司经营模式进行管理，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提升了整体经济技术实力。
四、结束语
这些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品”在原始先民那里并不是纯粹用来欣赏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些原始的雕塑具有一些现代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的特征，比如秦安大地湾人头形陶瓶器首的栩栩如生，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大型人物泥塑精湛的记技艺水平等。但是正如朱狄先生所言：“应该把‘美’的效果和动机分开，否则人类的审美发展将失去他的摇篮时代”。也就是说这些史前雕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美感，并不是他们产生的最初原因，它们不是纯粹的被制作出来用于满足原始先民审美需求的艺术品。那么它们被制作出来的真正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呢？这就要具体的分析它们的作用和功能了。
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遗址陶塑人像和大型的泥塑人像，其发现的具体地点都是在特殊的建筑群内，该建筑群址已被考古证明周围没有人类聚居的痕迹，而且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有积石冢和墓葬。那么由此不难分析，红山文化出土的这些女性人物雕塑的功能和作用了。他们被安置在特意准备的建筑内，附近有圆形的积石冢和方形的祭坛。因此这些人物雕塑的作用肯定不是用来装饰或者欣赏的。大型的人物雕塑虽然没有完整的人像出土，但是从已出土的残块还是可以窥见一斑。
据考古资料分析，她们大多为坐像，这让人联想到现代社会中，一些寺庙里面供奉的神像。很多学者将牛河梁发现人像的建筑群定义为“女神庙”，认为这是原始先民供奉女始祖神的地方。但是笔者则倾向于认为这大型的泥塑人像是原始先民所祭拜的高禖神。高禖神，也即是主管生殖的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红山文化与大型人物塑像一起出土的小型孕妇像。子孙繁衍是原始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恶劣的环境导致原始人的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并且平均寿命较低，因此，他们渴望子孙后代能够顺利繁衍，氏族部落得以顺利延续。
但是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他们无能为力。原始先民的思维特点决定了他们将一切不可知的归结于神秘力量的作用，他们按照自身的形象将神秘力量有形化，也即是他们崇拜的各种神灵。他们塑造出有形的形象代替神灵，定期举行仪式供奉，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的愿望成真。因为在母系氏族时期，女性不仅肩负着繁衍后代的重任，而且在氏族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因此主管生殖的神灵被理所当然认为是女性形象。从这牛河梁和东山嘴两处遗址来看，红山文化当时的已经发展的相对成熟，祭祀场所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远离人类聚居地，因此可以推断，这规模巨大的祭祀场所应该不是一两个氏族部落所拥有，应该是几个或者更多的氏族部落共同拥有。
相较于红山文化规模巨大和成熟的祭祀场所，其他人像的发现地则一般都是居住的房址内部，例如白音长汗和滦平后台子的石雕像以及扶风案板的陶塑人像等。滦平后台子遗址一共出土了六件孕妇石雕像，除此之外还有一件石雕兽相，也是雕成孕妇状，鼓腹。那这里的石雕像和红山文化的陶塑人像的作用应该是有区别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些雕像发现的地点大多为居住的房址，也就是说这些雕像是放置在居民生活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石雕像发现的地方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例如，滦平后台遗址所发现石雕像的地点有很多的石器工具的发现，而扶风案板所发现的一件女性陶塑人像则是和一些猪骨和动物残骸一起发现的，值得一提的是有的猪骨还被涂成红色。
因此，我不认为这些雕像是原始先民用来顶礼膜拜的神灵的象征，反而是作为巫术活动的偶像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作为崇拜和祭祀的对象的话，这些雕像至少不会和一些动物的残骸放在一起。这些小型的人像一般只突出刻画了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部位，如和腹部等。但是对于面部和四肢则很少有刻画。这些特点与欧洲发现的史前维纳斯有异曲同工之妙。欧洲发现的很多史前维纳斯10雕像也是突出塑造了女性的和臀部等部位，对于面部和四肢的刻画则非常的少。而塑造成孕妇形象的石雕像如滦平后台子的石雕像则肯定是与生殖有关联的，它们很有可能是生殖巫术中的道具，而一起出土的兽雕孕妇像则应该是和祈求动物繁殖的生殖巫术有关。扶风案板的陶塑像与涂有红色的猪骨一起出土，这些也都暗示了它作为巫术用途的作用。它们不是作为原始先民崇敬和祭拜的对象，而是作为巫术活动中的偶像存在，就像现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的为了祈求顺利生育，栓“泥娃娃”活动中的泥娃娃的功能是一样的。
另一种女性人物雕塑则是附着在陶瓶的首部，这类雕塑人像一方面是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有其象征意义的。詹鄞鑫在其《神灵与祭祀》一书中将这些人头像器口陶瓶看作是祖先形象的象征。我认为是十分有道理的。首先在史前的原始社会存在着对于祖先崇拜的传统。氏族部落的首领或者是氏族部落中贡献很大的英雄，是最早的祖先形象，因为原始相信在人死后，灵魂是继续存在的。
原始先民“凡氏族有重要的活动或发生各种灾难时，都要祈求祖先神灵佑福祛灾”，“而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他们只能将祖先的形象借助于人物偶像”。而塑造出来的作为陶瓶的器首的人头像即可以认为是祖先形象的象征。从实用角度来看，这些人头形的陶瓶的实用功能远远比不上那些陶盆等的功能，他们无法作为盛装的工具，而如果认为它们是被制作出来作为欣赏的装饰品则显然有些不太实际。将瓶口塑造为人头形状显然是刻意的，其中秦安大地湾陶瓶的瓶身有被修补过的痕迹，显然陶瓶的拥有者是很珍视陶瓶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陶瓶的顶部都有一些小孔，这些小孔和陶罐葬盆盖子上的小孔很相似，陶罐盆葬盖上的小孔据推测是用于灵魂的出入只用。那么，这些陶瓶可看作是祖先灵魂的栖息地，祖先的灵魂通过这些小气孔出入，因此这些人头像无疑是祖先形象的象征。
总之，原始先民花费的时间精力所制作出来的这些女性人物雕塑，在他们看来，并不是用来欣赏满足审美心理的，他们眼中的这些人物雕塑或是他们所崇敬的神的化身和祖先的化身，或是他们进行特定巫术活动必不可少的道具。因此这些人物雕塑的产生是和原始先民的宗教活动分不开的。他们是原始宗教活动的产物。
本文作者：王晓婷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