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1 08:47: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历史文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近年来，历史文学的作品层出不穷，内容和样式也各具特色。历史文学的观众也在随之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历史文学的类型也在不断增多，涉及也更加广泛。在消费时代的利益驱使下，出现了众多粗制滥造的历史文学，也招致了诸多争议。一些历史文学作品背离了历史客观性，否定了历史规律，没有还原历史原貌，仅仅反映了历史阶段性的形象而无任何启示意义。分析当代文化对历史文学的影响，能够保证历史文学的真实性，起到警示的作用。
一、历史文学的特点
（一）历史性。历史文学需要历史来为其建构提供框架，文学中的人物、事件等素材来自于历史。同时历史文学需要历史的语境和历史的气息来为艺术审美提供逼真的历史感。因此，从诸多的关联中我们不难看出，历史文学虽然是文学，但是和历史有着众多联系，是文学创造的主要来源，所以，v史文学是具有历史性特质的。
（二）文学性。历史文学作为文学，首先是艺术，是艺术就可以对历史进行虚构，这说明历史文学具有文学的特征。但是，历史文学又具有历史性，因此，历史文学的虚构的自由不是无限度的，需要受到历史条件和历史事实的制约。这就要求在历史文学的创作的过程中，用文学的方式对历史进行虚构和重建时，不违背历史真实性是必要的前提。同时，创作者也在塑造的历史世界里关照自己，反思自己。
二、当代文化与历史文学的创作
（一）当代文化对历史文学的建构影响。历史特有的客观性、真实性、权威性等特征，使历史文学的文学性一度让位于历史的逼真性。在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虚构过程中，历史环境和人物形象要符合所在时代的共性特征。随着社会意识的不断改变，在新的创作理念要求下，要求创作者既受到历史的制约又要超越历史，在历史理性的规约下以全新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再创造，从审美和意识层面对历史进行反思。创作者需要洞穿潜藏在历史表象下的本质规律，并将现代文化和意识形态融入在历史事件和人物之中，传达一种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元素的当代精神世界。
（二）历史文学的陌生化表现。陌生化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指文学形式的更迭与变化，即文学的发展规律也是文学样式“陌生化”的过程，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代替另一种旧的文学形式的过程。二是指作品内容的陌生化，即作品的内容和读者“期待视野”不同。它挑战了流行的文学规范与价值观念，更新了读者的阅读经验，使读者从对社会固有认识中解放出来，对事物产生新的感受。历史文本的陌生化实现了历史现实化和现实历史化的辩证统一，这也激发了观众干预现实的热情，从而实现了历史文本陌生化追求的审美价值。
（三）历史文学中的审美意境。意境就是当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同客观事物相结合做到了情景交融寓情于景，借景行情，寓理于境，借景达理，创造出一个既可捉摸又可感觉既不同于生活原型，感情原型，又可感可信，神情兼备的用极凝练、准确、优美的语言表达不尽之意，不尽之情的高度概括的艺术境界。此外，意境创造手法的陌生化使得意境具备了难以穷尽的审美张力。将无形的的情思融入有形的实的景物，将无形的东西化为具体生动的形象借景以寓情，又缘情而造境，境随意迁，境随意高，而达到两者的和谐。
三、历史文学在当代语境中的现实关照
（一）历史文学中伦理审视。历史理性指的是历史总是朝着一个为人类的理性所认可的合理的目标发展，强调的是历史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伦理善是一种普遍性原则，同时个体被赋予了非理性的具体内容，通过想象力做为道德认知机能。在历史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创作者用伦理善来关照现实，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引导或启示受众反思当下的情境。这种关照是从另一个侧面来寻求人性中善的回归，也是一种对现实人性的关照。
（二）历史文学的影射。创作者对历史生活进行认知和把握，并将自己的主观感觉添加到作品中。所以创作的历史文学反映的其实是现实生活和当下的时代精神，其实也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影射。在影射的寓意之下让受众了解真正的旨趣所在。表面上让人物事件的冲突发生在历史语境，其实是在规避现实问题。在不违背艺术真实，把握历史现象本质的前提下将历史的人物和事件表现出现代人的观点和感受，引起受众的思考和联想，并从中汲取教训和力量。
（三）历史文学的现代性。虽然历史文学具有现代性的特征，但其却不是现代文学。虽然在语言、内容甚至意识形态上都进行了现代化的重建和塑造，但历史文学取材历史，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的特点。因此，这就要求历史文学的现代化转换在整体上要符合历史和现代的审美机制。作为戴着镣铐跳舞的文学，它一方面根植于历史文化，另一方面有维系着现实社会的思想心理，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能动地和现实对话。这种双向互动和审美复合看似矛盾，其实合理，它不仅符合历史文学的历史性和文学性，还有效地凸显自我，实现其现代性。
四、结语
历史文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精神的载体，承担着强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传播传统文化、普及历史知识、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历史文学源于历史，是民族共有的财富。因此，与其他文学不同的是，它还兼具传播民族精神，关联现实的使命与责任。
作者：邵胤王丽单位：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讲师
新历史主义对《黄色的墙纸》评论实践
通过对古尔曼的《黄色的墙纸》进行分析，采用新历史主义对该文章进行分析，在文章中为了使故事特征更为突出，在语言使用上比较疯狂，依靠《黄色的墙纸》叙述人的判断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文章中虽没有描述到她的疯狂，也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她的病情，这个病的表征或许是歇斯底里的，或许是厌倦的。文章中描述了叙述者如何了解她自己的状况，以及医生给她的诊断，是神经质，还有些忧郁，或者是一种不严重的歇斯底里。
古尔曼发表这个文章的时间是1892年，她的目的是为了否定米切尔治愈她神经质或歇斯底里的努力，他的治疗是让她服从完全的休息，不能有任何工作或刺激。在《黄色的墙纸》中，无名的叙述者不断秘密地写作，同时装作屈服于休息疗法，而她的医生丈夫约翰，则坚持不让她接见客人，并保证充足的空气和休息，放弃所有的体力的或智力的劳作。夫妻二人的冲突再现了古尔曼的这段经历。那么，这是一段有趣的传记式语境，实际上从这个语境中我们能够看到在精神病领域对待妇女歇斯底里病症主要方法上，故事直接参与，并表示了拒绝和不同意。但一种福柯式的分析将指点我们从传记式语境中移开到文本独立于作者的作用上，转移到文本作为疯狂话语的组成部分上。然而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时，吉尔曼的疾病表征不会作为了解的对象，对引起病症的社会原因较为重视，对检验这个病症发挥作用的话语也重点地考虑。文章故事分析过程中，对一些问题比较重视，首先是在这个文章中小疯狂和疾病的话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次是故事怎样参与了对待疯狂和疾病的“普遍经济”。
在《黄色的墙纸》中叙述者的病情起到了怎样的效果？文章中她的疾病症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允许我们看到的是叙述者和她的医生丈夫约翰发生的矛盾。她丈夫在处理很多事时都和她的思路不尽相同。她的爱好写作，她对事物的怀疑和对世界的迷信，这些内容对于她的医生丈夫看来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怪异。如她十分喜欢殖民时期“怪异”的大屋，更相信这是神奇的鬼屋，然而对于她的丈夫来说感觉不可理解，并且“公开地嘲笑所有不能感觉不能看到没有实在形状的任何谈论”。这也显示了他们俩的观点迥然不同，这种观点的区别使她的意识形态也受到影响，并对她的病情产生一定的影响，也许这种意识上的区别和差异与她的病情有较大内在联系。
文章还将权力和权威作为故事的重要支撑，将权力相互争斗，权威认证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更好地烘托主题。她的兄长也是一名医生，并且是“高级别”的医生，她丈夫和她兄长都认为她的病情没什么真正的严重性，应该是轻微的神经抑郁造成的。但这种观点对于叙述者来说显然她是不同意的，在对她病症的诊断方面，她只能根据自己的感受问一个人应该做些什么，而她没有详细了解病症性质的权威，因为没有权威使得她的观点和意见只是小范围的个人观点。从这篇文章看来，这又是病人的意识被医生的主观压倒，尽管她在治病过程中时常讲述自己的困惑、怀疑等感觉，但仍然摆脱不了她是病人，她是医生的研究对象的身份。从中可以看到权威能使一种控制状况进入医学治疗实践。病人的病情为医学话语所决定，其中病人就成为了主体。医生从医学观点出发认为写作是她病症的重要诱导原因，因此在治疗时医生反对她写作，这使她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进行写作，否则医生会强烈反对，这也可使她得病。医生警告她说写作时思考可以诱发她的病症加重，所以她承认她的情况总是使她感觉到糟糕。她也讲述她对她丈夫约翰的诊断毫无道理而感到愤怒，并将这一切归咎于她遭受的“神经质状态”。她兄长和她丈夫对她的诊断被她接受，她处于反对他们理性的“不理智”状态。因此，她接受了医学话语为她决定的病态状况，她是心理方面的不理智者，是行动方面的不正常者，是处理事情的疯狂者，并且需要对她治疗，需要将她纠正到重新回到医学话语中所描述的理智和健康状态。
以这种观点看来，医学话语完全施加给她，医生依照医学话语运用各种控制技术来对她进行治疗，这种治疗的主要方案就是监禁。因此，约翰按照这一原则，将妻子有意或无意地放置在屋子中。这一治疗原则其实就是将她作为一个真正的病人，只能够被医生监禁，她也不得不臣服于监禁后的限制和观察。《黄色的墙纸》产生了西方理性话语的人文主体，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人物，从而创作了她白己，在创作过程中，她虽然解放了自己，但也监禁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她能够认识自己，也能够认识文中人物的她自己，这就产生出矛盾的一面。作者是自由的，其自己也可以认为是自由的，但是这对自己了解的基础上她却屈从于被控制和被监禁，在她被监禁的同时她被解放了，在她靠自己的时候她却是疯狂的。在这种自由和监禁的矛盾中，在理智和疯狂的博弈中，人的主体就此产生。自由只是靠某个地方、某种形式的监禁的存在才得到保证。要想体验自由和理智，必须遏制疯狂的发展，通过一定范围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决定和制约，主体才能真正地刻画和塑造她自己的个性。只有通过抵抗权力，人的主体才能被递呈到权力的手中。因为对新历史学家而言，抵抗、自由、人文主义这些符号都是权力、权威和臣服的标志和踪迹。
自我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背景下的再现
威廉•福克纳等作家的文本充满了自我塑造，不再仅是英雄的颂歌，这种明显的历史意识释放了个人历史。福克纳的小说发生在“南方”，严格意义上说，南方只是他的写作方法，他经常把玩事实，把它们糅合、增删、修改，赋予其完全不同于任何事实状态的新貌，从而创造出一个具有独特面貌的艺术世界，塑造了一个南方时代。回忆无论是对个人还是、体都成了南方社会身份的基本要素，集体回忆、讨论、协商、分享甚至冲突以建立一个公认的过去。自我塑造是一种理解自我和世界的意识和话语，它作为一种物质实践、特定的社会仪式和文化机构生产形式出现。沃尔夫笔下的《天使，望故乡》主人公尤金在他这样的家族生长、成长，他的价值、信仰和习俗也受到了当地人的影响，他对自己的第一次认识来源于和阿特茵小镇的集体的认同，“联邦之间那场内战”实际上是尤金父母家常便饭式的争吵的一个隐喻，尤金的困扰何尝不是威廉•福克纳等作家的困扰。当作家意识到时间的重复能带来生活的差异性时，重复就有对时间的结构力量，作家也想通过“历史回忆传递过去的知识”。
于是作者笔下的人物也不堪历史时间的重负成为过去的一个回声，成为过去再现时空的投影，但并不完全与前者相同。时间是每个人一生的宿敌，如福克纳笔下的昆丁、班古、达尔等，沃伦笔下的杰克及他的父亲，这些作者笔下的人物随着时间迷失成为疯子或；福克纳的金鱼眼，斯诺普、沃尔夫的甘德太太、沃伦的威利先生、达利先生等这些人物可能是受现代工商业文明塑造，服从机械时间异化的人；而福克纳的艾克、沃伦的马斯敦等可能是勇于承认过去的罪恶，力图斩断与过去的联系而获得新生的人。
以上对新历史主义的简单介绍，然后用新历史主义对吉尔曼的《黄色的墙纸》进行分析，并设想了在19世纪末期美国文学作品关于疯狂的话语中吉尔曼的文章可能占据的位置，这种解读的用处主要在于观察在一种通过特定的文化或部署的话语中，文本如何作用。《黄色的墙纸》中叙述者作为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冲突，从新历史主义者的角度对病人和医学话语之间的矛盾进行观察分析，分析与文中故事相关的社会实践和相关话语，解析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文学作品，因此，这种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使一个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作用变得清晰可见，通过历史再现生产和塑造人物形象，继而又生产和塑造了时代。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着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参考文献:
[1]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2]黄霖.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J】 复旦学报,1983( 03)
关键词：古代文学传统体育文化精神体育史
一、研究传统体育文学作品的原因
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体育文化和精神可以反射出中国古代人民的体育活动生活，中国传统古代体育类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是由于中国自身所具备的独特的体育精神，在中国传统体育中，较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所体现的体育精神更加提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强调的是汉代儒家之道，同时也崇尚道家的顺其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大多数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体育内容更多强调的是养生，因此更带有趣味性。具体原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生活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体现传统体育的文章，如：《汉书》中就存在《剑道》《手搏》《蹴鞠》等有关体育项目的专著，此外在《礼记》中也存在一些有关体育活动项目存在的专著，如《乡射礼》，从名字就能看出，《乡射礼》是一次群体性活动，同时与礼仪有关，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都体现了体育活动，这不仅是体育文化的一种独特体现，也是人们对自身的一种价值追求；从这些古代文学作品中能够看到古代人民凝结于其中的体育精神，感受古代人民在进行体育活动时的心理活动以及他们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对体育活动的科学设计和思考，包括对人的健康、社会经济效益的思考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体育发展水平，这为我们进行后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可参考资料。
（二）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与其社会发展环境相依
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不仅包括力量型运动，也包含休闲式运动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中的力量型运动，主要包括骑马、射箭、拔河、蹴鞠等比较激烈的体育运动，而放风筝、下围棋等就属于比较轻松休闲的运动方式，在《论语》中就有过这样一段文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这里能够看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活动方式，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个缩影体现。本身体育文化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特定的政治、经济、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重叠下，文学、体育也会随之进行发展，在文学中对于体育运动的记载，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在体育观念上的更新程度也就越大。
（三）朝代更迭拉动了传统体育活动的繁荣发展
历史上各个朝代不断更迭，使得体育活动在历史积淀中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盛唐时期，基本上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些比较专门的组织，这使得唐朝的体育文化基本上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围棋赋》《蹴鞠篇》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明清时期已基本成熟。随着文学体裁的形式不断丰富，体育文化在各种杂文、小说中表现得也越来越多元化，也进一步扩大了文学表现的领域，体育文化越来越多地走进文学题材之中，而文学也在无形之中不断地加深了人们对于体育运动的热衷，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体育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中国传统体育的精神也是无数华夏儿女留下的宝贵财富。
二、传统体育文学作品的文化与精神价值探究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元素不仅是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中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的一种继承，更是对其的一种发扬的媒介。中国传统体育文学作品也是体现了当时自然、社会、人文、经济等多重元素融合而成的社会文化的综合表现，而其中的体育文化更是对当时城市繁荣发展程度的一种具体的表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和精神究竟有何意义？
（一）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于展现中国体育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学作品，从中能够感知特定时代的体育精神和文化精神，这对于我国现代体育事业和体育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体育文化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当代体育文化在文学领域的比重。比如：射箭。射箭最早只是原始人类为了谋生，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进行的一种打猎的行为，将所获取的猎物作为自己的食物，因此，起初射箭的存在只是作为生活生产的重要工具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将射箭的使用应用于军事，将射箭作为一种武器来抵御外敌。众所周知，明清时期的小说是我国历史上小说发展的顶峰时期，在该时期的小说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体育文化的素材，如《金瓶梅》中，李瓶儿和吴银儿一起下围棋的部分，就可以看出，下围棋这一体育活动已经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此外，在《金瓶梅》中还有其他体育活动，如荡秋千、踢毽子等，并且对这些体育活动的细节描写十分丰富，为故事的情节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这与之前的小说题材中有关体育活动的简单描写不同，明清时期的小说中对于体育活动的描写更加注重细节上的描写，可见体育活动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古代文学作品对体育活动的描写多侧重力量型描述，体现时代价值观
在传统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有诸多片段对人物进行了角色塑造，如其中的一节“拳打镇关西”，讲了金氏一家投亲不遂，郑屠强行将金翠莲纳为妾，后被郑屠妻子知晓，将金氏父女二人赶出了郑府，导致金氏父女二人沦落到流落街头，仅靠卖唱为生，鲁达恰巧碰到此事，得知此事大为愤怒，便跑去找郑屠；鲁达去后不仅打了店小二还将郑屠打死。这一过程对人物的壮士豪情和义气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古代人民对打抱不平和匡扶正义的一种赞美。这种表现在四大名著中均有体现，同时也不止有勇士形象的描写，还包含我国一些妇女形象，比如：女子所做的女红、花木兰代父从军等，都是一些典型，显示出我国古代妇女在体育活动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点从《红楼梦》中就能够看出，就荡秋千一活动来说，在《红楼梦》中的大家闺秀都不曾荡过秋千，而只有秀鸾这一小妾身份角色的人荡过秋千，可见在作者曹雪芹的眼中荡秋千并不是一个合乎礼仪、正经的体育运动，与此类似的描写在《红楼梦》中比比皆是。通过此书就能够看出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和价值观倾向。
（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智力并重”的哲学意味
纵观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从春秋战国至明清之际，中国体育大致包含了竞技、娱乐以及养生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引入了当时所盛行的哲学思想，如：养生方面结合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来指导体育活动的进行，这在一些太极运动中最为常见，后期人们还将道家的思想也融会其中，主张顺其自然、动静结合，不主张去改变自然，而是要求人们学会顺应自然，认为顺应自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自然的变化去调整自身的身体内部环境的变化，从而实现体内的阴阳调和，一些中国古代的医学大家也倡导此种形式的养生。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中不仅追求强身健体，也十分注重自我道德修养的提升。
三、如何借鉴传统体育文学作品中的精神价值，推动现代体育的发展
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目的在于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真正走向大众生活,更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体育事业的发展。
（一）加强文化自觉
加强文化自觉，是实现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现代化、继承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目的是使传统体育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实质是使传统体育文化精神与现代对话,并融合到现代中。文化本身是存在好与坏的，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文化可能对其无从下手，不知道该如何进行选择、如何协调，但要发展中国优秀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就必须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学与现代体育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进行发展，不然只能是一盘散沙，难以实现现代体育文化、体育精神的高度创新及统一。因此，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发展现代体育文化的问题上，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理念，进行历史性和多元化的统一，既要采取优秀的历史进步的观点进行集成，还要深刻剖析当代的体育文化精神哪些是值得进行弘扬和传播的，保证在发扬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社会道德和人本主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
（二）坚持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统一
首先要做到充分了解我国古代文化中哪些是符合现代文化价值的部分，积极采取保护的手段，保障我国体育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由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是单个国家的发展，更是世界全人类的发展，因此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体育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是否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诉求，是否与其他民族所认可的价值观相悖，这就需要积极推进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进行体育文化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弘扬中国传统的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促进世界体育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三）加强制度建设
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其地位的关键性因素，体育文化也越来越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现代各国人民越来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这无不体现了体育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应当重视体育文化的制度建设，应当建立传统体育文化的推广机制，协调各个部门对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保护，比如深入研究和整合中国古典文学中与体育相关的元素，并进行开发；同时要大力宣传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独立品牌的特色体育文化形象。
关键词：文学作品；中学历史；必要性
文学在它起源之初就与历史是最为邻近、最为密切的，中国自古就有“文史同源”“文史一家”之说。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如《尚书》《左传》《战国策》等，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是很好的佐证。由此可见，文学和历史本是同根生，因此，把“文学作品”作为“历史史料”融入历史教学中来，作为背景铺垫、情境创设、问题启发的有效载体，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文学作品融入中学历史教学的必要性
1.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活动，为学生学习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良好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将文学作品融入历史教学，适应了课程改革的要求，使历史成为一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学科。
2.适应高考学科能力要求提高的需要
纵观近几年高考可以判定，“能力型高考”将处于相对稳定阶段，《高考历史考试说明》对学生的文科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如此，近几年高考试题中频频出现以诗词、古文来组织题干或选项的题目，这样既增加了试题的可读性和艺术性，又考查了学生的知识面和综合能力。这些变化说明了历史教学中文史结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3.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提高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就要求教师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因此，历史教学中引入文学作品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文学作品如何融入中学历史教学
1.运用文学作品描述历史史实，使历史更加生动形象
中学历史教材因其学科特点，语言表达以史学术语为主，强调理性思维，缺乏美学情趣。枯燥的知识框架和公式一样的背景、过程、影响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所以，历史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描述历史史实，能使历史更加生动形象，历史课堂的语言更具感染力和美感。如，讲述《宋明理学》，本课内容不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博大精深又深奥难懂的，至于“三教合一”，学生更是听得云里雾里。于是，我从学生熟悉的《西游记》入手，请学生思考《西游记》主人公孙悟空身上是否能找到“三教合一”的痕迹？这个问题激起学生极大的兴趣，纷纷发言回忆《西游记》的经典片段。之后我总结，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本身是个佛教故事，但教会孙悟空七十二变的菩提祖师是一个佛、道合一的人物。唐僧作为一个佛门弟子，却时时处处以“慈悲为怀”，口口声声“仁义为本”，孙悟空心诚志坚，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反映了儒家的“仁政、王道”思想。而每每大难临头，总有各路神仙来帮忙，其中不乏佛教的观音菩萨、道教的太上老君，明显地反映了“三教”相融合的情形。“孙悟空”这个美猴王牢牢吸引住了学生，提高了学习兴趣，降低了学习难度。
又如，在讲述汉代选官制度察举制的标准时，引用“郭巨埋子”的故事，加深学生的印象；讲到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时，引用历史典故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讲时，引入民谣：“最恨和约，祸国殃民……神助拳，，只因鬼子闹中原……挑铁路，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来讲述其斗争矛头和口号特征更是一目了然，运用文学作品描述历史史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运用文学作品概括、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
如今的信息社会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历史教学不能只注重知识点的记忆和巩固，而应该让学生增长智慧、提高能力，特别是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如，讲述对科举制及其影响、评价时，我引用了唐书法家颜真卿的《劝学》、唐朝诗人孟郊及第时写下的名传千古的《登科后》：“春分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以及金榜题名、状元及第、独占鳌头、一举成名、十年寒窗等成语来说明科举制是古代才杰之士走上仕途的重要道路，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最后还“请出”了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说明明清时期，科举制的八股取士方式已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又如，讲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时，我引用了三首评价项羽的诗：“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让学生学会科学分析，正反结合。运用文学作品概括、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对于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全面看待和分析历史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
3.运用文学作品渲染教学气氛，营造情境，陶冶情操，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
历史教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真正价值在于树立信仰，塑造精神，完善品格，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如，讲述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时，我引用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系苍生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等仁人志士，用他们一身正气心系天下、临危不惧舍生取义、两袖清风鞠躬尽瘁的浩然之气来感动、激励学生，渲染了一种浩然正气，激发了正能量。在叙述历史时，我引用了《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南泥湾》《游击队之歌》等歌曲，让一首首抗日名曲感动学生质朴、单纯的心，引导他们领悟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真谛！讲时引用了的七律《人民占领南京》，主席诗词铿锵有力、气势恢宏，学生也是耳熟能详，课堂上引导他们背诵，激发学生成为有远大的抱负和胸怀的人。
三、文学作品融入中学历史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1.适度原则
课堂上应以讲历史教学内容为主，恰当地、适时适度地引用学生熟悉的、紧扣教材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把教学的目的性和趣味性相结合，但不能舍本逐末，喧宾夺主，冲淡教学内容、教学重点。
2.科学性和真实性原则
教学中引用的文学作品，要能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不能单纯注重其形象性和故事性，更要注重科学性和真实性。现在的很多影视剧和历史小说如《孝庄秘史》《步步惊心》《甄传》等都是虚构
的，不能当成历史来看。若引用不当会对学生学习历史产生不利的影响。
1.1语文学习是历史学习的基础
高中历史学习与初中历史学习有着质的区别：彻底摆脱了对历史时间、事件、意义的背诵，而是透过历史现象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因此，需要学生具备对语言文字的深刻理解能力，并具有联想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学生对文字语言的把握和理解，对学生分析、解决历史问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高中学生经过九年义务阶段的语文学习和语言文字的积累，具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为理解、探究历史知识奠定了基础。因此，历史教师要认识到语文与历史的联系，有意识地将历史学习与语文学习进行整合，将与历史相关的语文知识、文章内容引进到历史课教学中，引导学生养成自觉将语文与历史结合起来的学习习惯，让丰富的语文积累成为历史学习的坚实基础。
1.2语文学习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
语文是一门学习外延极广的学科，对历史知识涉及的尤为广泛。语文教材中有大量历史题材的课文，这些课文都是某一历史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叙写，在学习过程中会在“写作背景”、“作者简介”等环节中渗透相关的历史材料，学生会间接提取到大量的历史信息，比如，《陈涉世家》、《阿房宫赋》学习中，会介绍秦朝相关的史实；《出师表》、《隆中对》学习中，会涉及到三国时期的历史知识；《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会让学生对中华民国那段历史中的动荡有深刻的了解。另外，语文是一门需要大量课外阅读的科目。除了课标规定的篇目外，还需要学生广泛涉猎各类体裁、各类内容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历史信息，对学生的历史学习会有激活和补充的作用。因此，历史教师要善于向语文借力，实现历史学习的灵活变通。
1.3借助语文能增加历史学趣味性
历史是一门相对“刻板”的学科。历史规律、历史本质的探究也存在一定的枯燥性。教师如果借助语文学习来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和思维能力，会让本来枯燥的历史学习变得丰富多彩。比如，在向学生介绍“谥号”这一历史现象时，教师让学生回忆语文学习中历代文学名家的谥号，并探究其含义。然后，向学生提供历代皇帝不同类型的谥号，让学生结合字义来探究这些谥号所包含的褒贬。学生不但能快速理解谥号的意义，且能够帮助学生从谥号去推测某个皇帝的作为，极大增加历史学习的趣味性。历史教师还可以将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作为史料，来引导学生分析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历史事件背后多包含的发展规律等。历史与语文的整合能帮助学生消除历史的枯燥和时空的遥远感，对帮助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历史学习与语文的整合方法
2.1借助语文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通过九年义务教育的语文学习，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有了较好的发展。这种思维能力对思考、解决历史问题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在思考“‘宗’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宗字作‘’，‘’象宫室屋宇之形，‘’可能表示。”这个问题时，引导学生从历史和语文两个角度来综合思考：会意字是由意思独立的几部分构成，因此，这个图案很可能表示宫室屋宇之中的一个物。“宗”与“祖”字在历史中最常用的是皇帝的庙号，如“高祖”、“高宗”、“中宗”、“玄宗”等，因此，这个图案很可能与宗庙里的祭司相关。再联系我们现在汉语中经常使用的“祖宗”、“列祖列宗”、“光宗耀祖”等词语的含义，“宗”字很明显与先人相关。因此，从四给备选答案中很容易就能找到“祖先的牌位”这个答案。这种借助语文思维能力去理解历史知识和概念的学习方法，能帮助学生走出死记硬背的机械学习模式，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前后联系、融会贯通，不断扩展历史学习和思考的外延，将历史问题放到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思考，更加全面去思考历史问题，进而提高学习的有效性。
2.2借助语文积累提高解决历史问题能力
到了高中阶段，语文课标对学生的阅读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通过课内外阅读，尤其是课外阅读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涉及到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科幻甚至物理、化学等各个领域，能够成为各科学习的有益拓展。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历史有交集，成为学生思考理解问题的背景。如果历史教师能从分利用学生在语文阅读中积累的知识来解决历史问题，势必会事半功倍。比如，在学习“”相关内容时，让学生思考以这一时期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并思考其主题是什么？学生自然能够想到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药》等熟悉的作品，当然马上会想到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反应“”不彻底性。然后，让学生结合历史课本总结“”的意义和局限性。这种借助语文感性资料理解历史知识的学习方法，能帮助学生加深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当学生在考试中，遇到反应“”不彻底的材料时，学生马上能找到问题的方向和突破口。当然，很多时候学生借助自己的阅读积累，还能够直接解决历史问题。比如，面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父亲让仆人转告贾府私塾老师说：“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据此推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是。”这道选择题，学生结合全书中贾政数次数落贾宝玉不务正业，专在诗词上下功夫，以及贾宝玉应付父亲检查时所读的书目，很明白就能看出当时的教育是“理学居于统治地位，‘四书’更受重视”。
2.3重视通过材料分析获取历史信息
通过阅读获取信息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学习历史、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课本上的材料来理解相应的历史知识外，还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分析历史资料、文学作品、观看影视资料等渠道来获取相应的历史信息，还原历史原貌。在我国，前的史料和文学作品都是文言文。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语文课上学到的文言知识来解读材料，并根据材料的时代和内容来分析材料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普遍性和局限性，从而指导学生全面、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得出结论。比如，让学生阅读林觉民的《与妻书》，结合历史课本分析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其代表的民主人士最求的革命目标是什么？文史的结合，增加历史学习兴趣的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从鲜活的史料中感受富有生命力的历史。当学生对自己熟悉的语文教材从历史角度进行解读时，学生会将在语文课堂上体验到的认识和情感融入其中，能够唤起学生更加深切的情感体验，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等因素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解答历史题目有直接的推进。因此，教师要善于将语文教材中与历史相关的材料引进历史课堂，让学生尝试通过阅读材料，提取其中的历史信息，并结合教师提出的问题从历史角度进行解读和思考思考，提高学生获取历史信息和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
一
苫羊山南临黄河,北枕平原,东联海岱,西望太行。其名何来?李濠在志[1](P1)中云:山以苫名者何?以峦峰层叠有苫盖形也。以苫名又以羊名者何?以上有卧羊峰也。人顾称苫不称羊者,省文也。可见,苫羊山主峰形似苫盖,又有峰突起状似卧羊,是为“苫羊山”,简称“苫山”。东阿县有许多山丘,苫山仅是一座小山,之所以备受当时人们的青睐,首先在于其独特的形貌,是自然之造化,可谓“物华天宝”。李濠在志中对其作了这样的描述:平地一峰,状如旋螺,淑气盘郁,土地肥饶,为岱岳西支驻脉。……山以苫名者何?以峦峰层叠有苫盖形也。以苫名又以羊名者何?以上有卧羊峰也。……西岩迤东而上,有峰突起,不甚崔巍,而状若数羊之卧,故名苫山又名羊山。……太行西北接,相望若游龙。[1](P5-11)可以看到,其山体为旋螺之状,故峦峰层叠像一个苫盖;该山之西岩有峰突起,远远看去,就像一群卧着的山羊;而从其东南西北走向的整体来看,又像云游之龙。苫山形貌如此独特,堪称“造化钟神秀”。苫羊山一带地处黄河下游,古时水、旱、蝗三灾时常发生,人们常常面临灾难,但当地居民有此山为依靠,渡过了许多难关。当地村民都称之为“救命山”,可以概见人们对苫羊山的依赖与敬重。那时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一带的居民都会往此山上跑,仅以文字记载为例:国朝顺治七年,荆隆口决,大河北徙。十月初一,水至苫山,阔四十里,中洋深十丈,逕虎窟苫羊之间,东阿庄村田禾漂没殆尽。苫山街水深八尺,田舍俱没,士庶环山结庐赖以全躯。如是六年……[1](P168-169)在此居住的人们逐渐形成的村落也以该山命名。由此可以概见中国古村落之得名,缘山状物是其一种,则村志蕴含人文历史底蕴可见一斑。苫山村历史悠久,何时立村已无文献可考。传说早在原始部落时代,就有人在此生息,有籍可查、环山而居者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据该志中的记载和雨山西麓(东苫山村居民区)汉墓出土的文物证实,早在汉代已有居民村落。《东阿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二年,姜汉章等编辑)记载:“刘氏自宋代迁入县境苫山”;邑人苏则曾在《重修石佛寺记》中云:明正德七年(1512)“环山而居者无虑数百家,多缙绅鼎族”。由此可知,早在四百九十多年前,该村已是远近闻名的大村镇了。
二
中国的山水文化包括以山水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和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化形态。苫山古村落中的水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然环境和实用精神进入居住文化的。譬如苫羊碧塘中的水,它既是居民的洗涤之源,又是生活之链。山水文化除了青山秀水、奇峰怪石等自然风光外,从苫羊山古村落的文化价值体现来看,形成了以山水为纽带的自然文脉。苫山这一地区,是鲁西著名的人才之乡,尤其在明代更是如此。李濠在志中云:苫羊名乡也,……故其间多绣文纬武之儒,异材绝智之士……事业文章之大,他乡莫能先焉,实为寰舆郡邑所关,何可以地非郡邑而弗志也!……吾苫阻山带河,东联海岱,明兴三百年来,名卿贤哲云蒸霞变,正所谓地灵则人杰也。……明兴以来,……贤哲递起,閤邑甲第才十七人,吾乡已以五计矣。至乡贡才异忠贞雄武之俦,辉煌后先,亦云彬彬盛矣。[1](P1-17)苫山村在明清时代非常有名气:只因在有明一代,这里出过五个进士。东阿全县在明代有进士十七,而苫山一村竟占其五,故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人类自始就与山水相依存,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与山水形成各种对象性关系的产物,凝聚着人们的意向和情感,展示出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李濠在志中提到诸多该村名流所写的诗、文、楹联等,从中可见时人寄情山水、耕读传家的心态,这些都是当今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艺术文化价值。自然造化了苫羊山的美,这种美又浸润着当地的居民,山虽小,却可以看成中国山水文化自然与人文相契合的一个缩影。
三
《苫羊山志》是东阿第一部村志,在省内也屈指可数,对于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村志属于第一手资料。作者在记载的同时间接地表明对于事物的态度,使记载能够反映出作者的观念与思想,所述内容在客观之中又蕴含了灵性,看到了人的活动,了解到生活的文化。而苫羊山一带又属于鲁西地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又看到了鲁西文化的局部体现。优良的文化传统,在激励后人的同时也需要后人来继承、发扬。李濠曾云:志苫羊则余之志余之责也……濠深惧善行不传,胜迹淹没,因不辞谫劣,漫为创始。[1](P1)可见,李濠意识到有责任将村中之文化继承下去,从而创志以励后人,其精神可嘉。我们今天发现该志,并将它介绍给更多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继承与发扬,濠翁可欣慰矣!《苫羊山志》对于了解作者及同村人之人生极具参考价值。我们正是依据这一特色,了解到苫山村的人文地理、风俗民情以及宗族关系,看到了该村的“地灵人杰”。通过当地人修当地志书,讲述当地历史,村志可以提供最丰富的资料。身为士人的李濠,生活在基层社会,该志所记之事具有地域性特点,只有将其放在鲁西地域场合中才能深入理解。所谓村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地域社会史上。该志撰就三百多年来,流传甚少,不能广为人知,所以弥足珍贵。道光《东阿县志》曾予著录,民国十二年(1923)九月曾由东阿县教养工厂排印过,除此之外,在各地大小图书馆则未见收藏。[2]其他相关书目,如王绍曾《山东文献书目》、王桂云《山东方志汇要》等等,亦皆不见著录。[3]故其在史志之林中意义之重大可见一斑。《苫羊山志》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可补史书之阙,能为后人编修当地志书提供丰富的资料。例如,要研究苫山村“五进士”(《明史》未为其立传),可以参照该志之《人物志》,其中附录陈琳所撰刘约行状,刘隅所撰刘田碑阴记,于慎行所撰刘隅墓表,刘隅所撰李仁行状,于慎行所撰李学诗墓志铭。
四
这一古村落至今依旧保留着志中所反映的那种浓郁亲和的生活气息,当地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人文历史底蕴来推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在这一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就是这些不可复制和再生的文化遗产,在此提出几点措施以讨方家:其一,保护好当地历史文化生态。区域人文历史背景是当地文化空间的生态环境,区域文化如同自然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之下繁衍、生产了不同的民间文化之树和果实。如果这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文化将会凋零,这正是文化的生态性。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一定不能破坏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应该依托这种文化环境,营造区域文化氛围,并着重建设人们的精神家园。只有这样,传统的人文历史价值才能得以传承。例如,李濠的伯祖李学诗曾为嘉靖进士,其院落至今仍有九十多岁的后代居住,置身于院落,能够感受到当年历史积淀的文化信息。如果将其建成文化大院则不失为一种良策,既可应新农村建设之景,又能启教育后代之效。其二,发展和保护并举。建筑、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文脉,如果全打破了,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形象。新农村建设需要现代化,这是必然的,但如何保持当地本色,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城市规划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了,建设新农村,应采取发展和保护并举的措施。老房子可以再造,但就变味了,因为留存下来的不仅仅是实物本身,还有无法复制的历史痕迹。将文化生态的理论用于新农村建设仅是笔者一己之见,当然,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政策也并非笔者所能概全,还需要众多有识之士来共同探讨,在此抛砖引玉。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舶来品，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在渡过了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之后，人们又重新追问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反抗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征。
一、历史与文学
(一)历史是什么。从历史理论来说，新历史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观而言的，这最主要表现在它对历史的性质的再认识上。而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克服和排除主观因素，透明地运用其语言工具，他就能够再现般发掘出埋藏在时间风尘下的“史实”，并由此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人”)和他的工具(“语言”)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
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写出来的。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
对此美国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这里，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
因此，历史被看作一个文本。海登·怀特还进一步论证道：“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
历史是一种话语，或一种文本。这种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色彩，是后结构主义者历史观的延续。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原先的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福柯的这种历史观正应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信念，即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
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便是基于对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的理解而作的评论。这也就是说，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想象而存在，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与此相关，所谓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离开具体观念和阐释语境的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二)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的特质是“真实”，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真实”与文学的特质“虚构”恰成对比，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历史主义者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在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那么，旧历史主义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还原”历史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试图再现出作者的原来的意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它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说历史是背景，文学作品是前景。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事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体批评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能看到“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
二、文学与政治
当新历史主义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间的鸿沟，拉近了历史客体与当代主体间的距离时，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凭空捏造，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揭开作为教科书或史书的“历史”的神秘的面纱，让人看到其形成轨迹，发现文本的“历史性”。在这方面，它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多有借鉴。福柯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这就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由此，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同时，福柯挑战现存历史定论的勇气也给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研究断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话语、社会形态的形成条件，并由此对它进行批判，而不是认可；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异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
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着对现今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马上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在于对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则进行质疑。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关心的不只是主导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这表象下被压抑的它异和破坏性因素。
关键词：浅谈 中小学 文学与历史 素质教育
要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师，不但要转变教育思想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去。因为素质教育本身是优化教育教学结构、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冲击和突破。这里，就文学与历史教学而言，谈谈本人是怎样探索实施素质教育的。
一、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素质教育要落到实处，最关键一条是要走进课堂。课堂教学是我们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学生在校时间大部分是在课堂中度过的，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必要补充。从当前教学现状来看，实施素质教育的难点也是在课堂，要促进素质教育真正走进课堂，必须要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发展的主体，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诱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在学习活动中及时给予指点和引导，使他们学会学习，真正成为学习主体。为此，我要求：在每次上课开始前，用3-5分钟时间，通过轮流办法，每次由一名学生讲故事，并做到：（1）用自己的语言讲。（2）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3）与上课内容要有联系。（4）具有教育意义。这样做学生积极性很高，他们课外积极查阅资料，认真准备。讲的内容丰富，知识面也很广。“有卧薪尝胆”、“为什么要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交情？”、“为什么管宁与华歆绝交时要割席？”、“为什么要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清官？”、“为什么鸽子被世人喻为和平的象征？”、“中国丝绸为什么堪称世界一绝？”、“中国瓷器为什么受到世界各国欢迎？”等等。教师在关键处起“点石成金”的作用。只有让学生主动发展，人才规格才会有多样性，如果都是机械被动地发展，那将来都是一个模子。龚自珍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主动发展，就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在教学中利用文学与历史教学特点，使学生得以全面发展
优化教学结构，还要注意教育的全面性。文学与历史教学内容涉及面很广，它融知识性、故事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这里有“金字塔之谜”、“十进位、六十进位、十六进位制”等数学知识、有“负荆请罪”、“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等等。教师在精选教学内容，掌握教学目标的同时，还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马拉松长跑由来与当今的奥运会相联系），注意运用模型、幻灯、录像和计算机等教学手段，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实验活动，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譬如讲“秦如何巩固统一”一块内容时，涉及到货币的知识；“衡”是称质量，是一种质量标准；文字有小篆、隶书和楷书以及介于楷书以及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通过板书字体来比较）；“坑儒”和儒家的主张是什么等问题都可以揭示一下。讲匈奴，可联系王昭君的文学与历史故事和杜甫的诗；讲秦“万里长城”时可以同明长城比较，通过数字，来说明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象征。素质教育应充分利用教材，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让学生获得多种多样的知识，使人的身体，思想和灵魂得到和谐发展。
三、在教学中要利用教材的优势对学生的思想素质进行培养
中小学学生是初步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关键时期，在文学与历史教学中结合教材对学生进行形象生动、丰富实在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富有实效。譬如，讲“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结束”时，可同我国春秋奴隶制没落比，让同学知道中国比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早了近千年，这说明我国是四大文明故国之一，且排列第二位，祖国有悠久的文学与历史，有灿烂的文化。“教育者的基本态度应是选择适合儿童的教育，而不是选择适合教育的儿童”。教师要正确认识学生装的个性差异，从思想上，行动上接纳兴趣爱好不同，个性心理品质不同的学生，即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素质教育。
四、要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学界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便从未停止。尽管当代文学能否成史迄今仍存有争议，但通过对文学现象的删繁就简，当今的文学史家业却已然构筑起了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经由文学史写作所建立起来的文学谱系，能否恰切反映历史的真实？它是否真如文学史家所言，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学链条”？事实上，当我们在今天重新检视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就会发现这种“连续性的文学链条”仅仅还原和解释了文学史事实的某个侧面，而潜隐于文流之外的种种边缘话语，却均在当下的文学史叙述中付之阙如。那么，文学史家究竟是基于一种怎样的理论认知建构起了当代文学的文学谱系？
一
在解释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时，文学史家通常认为，一种文流的兴起是此前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流之间，始终存有一种或隐或显的连续性线索。基于这一认识，他们确信任何一种文流皆有其谱系学意义上的源头，“从文学到文学”的阐释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由来。这显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主义者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惟一性的永恒本质，现象本身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本质的途径，而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则是本质主义者的天然使命。有鉴于此，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在对文学现象的观察中便具有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他们对于文学本质（文学规律）的提炼，即表现为对文学史中连续性概念的寻求，其结果便是对纷繁芜杂的文学史现象进行了某种规律性的整合。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先验的本质主义思维整合文学现象的做法，却不幸印证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某种真知灼见，即“小说根据虚构的事实描写真实，历史搜集事实组合虚构”。与小说家对真实的寻求不同，文学史家并不缺乏对各类史料的知识考古，但在总结和提炼规律的过程中，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便会暴露出虚构文学谱系的叙述意图。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有具体说明，他认为“历史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文学史）写作成为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对文献的“组织”与“分配”。这其中自然有着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作为一个本质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代文学史写作已在事实上构筑起了一个以文学谱系学为表征的文学史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文学史中的那些连续性概念，“不连续性的概念”反而“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恰如某些论者所言，倘若沉迷于以时间为线索的现代性整体叙述中，诸如八十年代文学之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被简单处理：“在这样的叙述中，汪曾祺的小说常常必须‘单列’；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外的小说就不被重视；如果只把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的小说归属到‘寻根文学’，他们的非‘寻根’创作也常常被忽略。”类似的不连续性显然会破坏文学史家精心构建的文学谱系。实际上，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文学史家会主动回避、抑制和消除那些不连续性概念。汪曾祺等小说家在文学史中的暧昧身份，只不过是文学史家对于史料进行“组织”和“分配”的结果。而对文学史家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反本质主义者的挑战更加令人痛心的事了：因为反本质主义者对历史边缘性话语（如不连续性概念）的重视，必将摧毁他们构筑起来的文学谱系。而文学谱系学这一“历史形式”，又偏偏在文学史家眼中是“历史”本身的代名词——在本质主义的迷思中，文学史家也许并不关心“史实”这一历史内核，反倒对文学谱系学这一“形式”念念不忘。倘若这一历史形式被抹杀，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由文学史家组合而成的知识共同体面临解体，毕竟反本质主义的文学史观，势必会釜底抽薪般地揭示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某种“虚构”本质。那么，这一知识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对当代文学史事实进行组合虚构的叙述意图又具有怎样的理论考量？
二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都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对他们而言，求善的启蒙诉求似乎远大于求真的知识学原则。为改变这一学风，一些研究者适时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
“纯文学”的提出，与学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有着直接关联。如何将文学从知识的谱系中单列出来，如何在文学史内部寻求当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已经成为了一批学院派文学史家的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当代文学已经深陷各类知识的包围，只有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中，只有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分析和建构文学自身的知识谱系，“纯文学”才有可能被表述出来。确切地说，这种理论期待其实已经隐含了八十年代文学史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某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之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界迫切需要一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希望通过本质主义的科学概括，提炼出当代文学的历史规律。倘若真能寻求到这一规律，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再是一个从属于政治或历史的文化附属品，它会因为这种内在的规律性特征而独立于其它知识，并且在一种自足的文学谱系中获得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品格。由是观之，不论是“纯文学”概念的提出，还是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均能证明文学史家已经具备了某种相似的文学史观，由此形成的知识共同体，自会在“组织”与“分配”文学史材料的同时，发挥其构筑文学谱系学的叙事意图。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文学界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大致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知识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本质主义，方法论兼具社会学和文学谱系学，同时也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同于文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知识共同体中，作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文学史家，洪子诚、於可训和陈思和诸位先生将其文学史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书中予以了详尽表述。尽管这些论著对文学史材料的理解、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均代表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最高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其文学史观却受到了本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他们描画的文学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河流，即便是某些断裂的文学现象，也能在他们的整体性叙述中寻求到历史源头。文学史家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了再现奔腾不息的文学主流，倒不如说是对文学河床的重建。那些边缘性的文学支流，以及诸多不连续性的文学潜流，也只能在他们预设的文学河床中各寻其道。
以八十年代的小说史为例，在这一知识共同体对各类创作现象进行“组合”与“分配”的整体性叙述中，八十年代小说的文学谱系已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其它知识的现代性品格。伤痕、反思、寻根直至先锋小说的文学谱系，不仅串联起了当代小说的历史主流，而且也在现代性的时间叙事中自成一脉。在这一文学谱系中，伤痕小说的兴起，是新时期初中国作家“”记忆的整体呈现，也是“五四”新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而反思小说的缘起，则是伤痕小说家愤怒情绪的理性升华；至于寻根小说，无疑得益于此前反思小说对文化问题的持续叩询。相较之下，在解释先锋小说这一明显断裂的文流时，文学史家对其历史源头的追溯便显得十分谨慎，但不论是现实主义文学多元论，还是文学现代性的实验论，都不能掩盖这一知识共同体的整体性文学史观。他们确信，正是因为此前小说潮流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才在文学内部催生了一种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而这种现代性文化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也预设了先锋小说的美学风格。就此而言，先锋小说的形成恰是自伤痕小说以来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结果，这一文流与文学史家“预期的‘世界化文学’的想象是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文学史家在讨论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时，便格外看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因为只有彰显这一异域文学的影响力，才能充分提炼出八十年代小说致力于追求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规律，也唯有这一规律，才能构筑起从“伤痕”到“先锋”这一八十年代的文学谱系。
三
新近发生的典型例子要数对电影《孔子》和新版电视剧《三国》的批评。如张海鸥批评《孔子》没有严格遵循《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背离了史实；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鲍鹏山指证《孔子》在人物姓名、重要史实等六个方面存在错误；孔子在鲁国推行治国理念受阻，弟子颜回劝解道：“老师您不是说过，‘一个人如果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改变自己的内心好了’。”遭到两位专家一致抨击：“孔子或颜回说过这样的话吗？”“这话是于丹说的啊，怎么变成孔子思想了？”[1]对新版《三国》的批评，焦点仍是不合史实。不过这“史实”已不仅限于《三国志》，连对小说《三国演义》和94版电视剧的改动，如拥刘贬曹的惯用视角被打破、桃园三结义被淡化、关羽由被杀改自刎等，皆颇受非议。易中天教授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如果根据《三国志》改编，就是‘历史剧’；根据《三国演义》改编，则是‘文艺片’。”“前者有‘忠于历史’的问题，后者有‘忠于原著’的问题。”[2]这不由让人感叹：当年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并未完全忠于《三国志》，虽说受到诸多批评，如清代章学诚指其“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但也只是提出“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错杂”[3]而已，并没有完全剥夺作家的虚构权；而今人拍摄电视剧《三国》，若按易中天教授的要求，则不仅要忠于《三国志》所载史实，甚至还要忠于罗贯中的小说原著，导演创作的自由度不是比罗贯中的年代还要大大缩水吗？
历史题材影视剧为何会丧失虚构权？我以为，主要源于古代文史不分的文化传统。如被列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等，都是同时被视为文学和史志的经典的。由于科技手段与传播途径的落后，上古时期的历史传承选择了诗歌等文学形式，使其更易于流传。既然文学中承载的是历史，自然必须忠于史实，不能妄加虚构。及至文字书写与传播途径有了长足发展，这一传统依然传续不绝，如《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文史合一的典范。直到19世纪后半叶，俄国历史文化学派还“将文学研究从属于社会学，将文艺作品视为历史文献、文化实例和个人传记，将文学史等同于社会思想史，而无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的全部复杂性。”[4]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也曾批评过文学研究被史学等毗邻学科“侵入”的现象：“这种研究无论如何不是文学研究”，“文学中引进了一些无关的准则，结果文学的价值便只能根据与它毗邻的这一学科或那一学科的研究所提供的材料来判定。将文学与文明的历史混同，等于否定文学研究具有它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方法。”[5]在文史不分这一传统背景下，对文学艺术独立地位的争取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外文学史。
不过当代的情形有所不同。欧美国家在经过20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轮番洗礼之后，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受到根本怀疑，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这恰好歪打正着给文艺创作帮了大忙，使之从历史真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获得空前的创作自由。而在我国，还基本保持原有格局：一部分以历史为幌子实际上高度“戏说”的文艺作品，因其荒诞不经，与史实相距甚远，不至被误读为历史文本，受到宽容而得以生存，如《封神榜》、《七侠五义》、《唐伯虎点秋香》、《戏说乾隆》等；而那些取材于历史而创作态度又比较严肃的文艺作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的历史剧、电影《武训传》、的《》，到眼下的《孔子》和《三国》，因其承载历史的传统职能尚未成功卸载，其虚构权也就始终没有获得。这似乎已成为我们这块东方国土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
虽说文学曾被历史借用为传播载体，从而形成文史不分的传统，但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区分过诗与史的界限：历史记载已发生的事，诗歌描述可能发生的事。[6]19世纪初，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将“literature”一词第一次界定为“想象的作品”，这是西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7]到20世纪中期，韦勒克、沃伦更进一步阐明：文学艺术“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小说中的陈述，即使是一本历史小说，或者一本巴尔扎克的似乎记录真事的小说，与历史书或社会学书所载的同一事实之间仍有重大差别。”“‘虚构性’(fict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想象性’(imagination)是文学的突出特征”，并一锤定音下了断语：“文学的核心性质――虚构性”。[8]可见，虚构作为文学存在的本质属性，是不论何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拥有的权利，而对历史题材影视剧中存在虚构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指责，都是无视文学艺术本质属性、违背文学艺术规律的行为。
历史题材影视剧虚构权的被限制以至被剥夺，无可避免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最直接的便是对文学艺术本体的戕害：作家写作的自由度没有了，文艺作品失去了创造性和想象力，而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文艺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四大古典名著有三部取材于历史，我们假定抽取其中的虚构成分，使其完全忠于史实，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一部对陈寿的《三国志》亦步亦趋的《三国演义》，还会有那么多人捧读吗？一部忠实于宋朝皇家正史的《水浒传》，还会有梁山好汉笑傲神州的英雄史诗吗？一部忠实记述玄奘西域取经历程的《西游记》，能塑造出千古一绝的孙悟空形象吗？结果只能是，名著魅力尽失，沦为毫无创造性的庸常之作。也许并非偶然，从近、现代文学史中，我们的确很难找到一部取材历史的文学作品可与这几部名著相比肩，这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被戴上越来越沉重的镣铐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
文学艺术的目的不是复制历史。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自律论学说，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最重要的内部规律；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9]人类就是在这种审美活动中超越物质化生存而走向诗化或曰艺术化生存，并逐渐建构起非功利实用主义的大众艺术精神。然而，历史题材文学和影视作品虚构权的被限制与剥夺，文史不分传统的长久浸染根深蒂固，造成从专家到普通观者对文史界限的模糊，文学艺术与历史现实这两个本质不同的范畴被视同一体，混淆不清，其结果就是功利实用主义盛行，大众生存态度、生命追求停留于物质化生存状态，“审美无利害”的大众艺术精神总是处于艰难建构与不断被消解之中。近年来，黄炎培、梅兰芳、周璇、杨子荣、等众多历史名人的故事被搬上银屏，然而名人后代因不满于情节虚构而接连打起名誉权官司，致使有的剧组干脆聘请名人后代当顾问，以免惹官司，[10]这便是大众艺术精神缺失的典型表现。把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历史当作正史或信史，把虚构的情节故事与现实的名誉利益结成因果链条，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大众艺术精神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
而在当代欧美国家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形。1984年，好莱坞影片《莫扎特》以独特视角描写不谙世事的莫扎特与平庸善妒的宫廷乐师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该片获奥斯卡八项大奖。莫扎特的后人对影片表现了莫扎特不甚光彩的一面并无任何不适反应。2006年，英国影片《总统之死》虚构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于2007年被刺身亡的故事。影片在美国公映时，布什还好好活着。2008年布什又出现在影片《W.》里，该片讲述布什入主白宫的过程，片中涉及布什年轻时酗酒闹事、赌博、醉酒驾车被警察逮捕等内容。布什和他的亲属也没有对影片动怒而挑起讼争。[11]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艺术。
我们现在缺乏的正是这种艺术精神。其实中国文化曾经有过对艺术精神的初步建构。据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源于庄子。庄子提倡的艺术精神“乃是要超越世俗感官之乐”，“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这种精神解放的条件就是“无用”，即摆脱功利实用主义，使对“物的观照”成为对“美的观照”。[12]这种艺术精神的内核与康德“审美无利害”的美学观本质相通。历代文艺家中都不乏庄子衣钵的继承者，但由于世俗功利实用主义与文史不分传统的强大合力作用，这种艺术精神只流播于少数知识分子中间，而没有普及成为大众艺术精神。
长久的理论误区与沉重的传统包袱，使得这种艺术精神的建构举步维艰。借用国外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对历史真实也来一次全盘解构，显然并不可取，因为那会导向。我以为，真正必须解构的是文史不分的传统，要从根本上进行一次理论反拨，划清文学艺术与历史的学科界线，赋予历史题材文学和影视创作虚构的权利，同时在大众中普及文学艺术常识，让大众掌握审美规律，了解审美距离，用审美眼光看待文艺作品中的历史故事与历史名人，摒弃功利实用主义和现实利害纠缠，充分领略文学艺术的美，体验艺术化生存，经过长期耳濡目染，最终完成大众艺术精神的建构。而眼下，需要找到的一个突破口，就是从理论上为历史题材影视剧的虚构权正名开始。
注 释：
[1] 参见张海鸥：《从看国学的缺失和文化的敬畏之心》，《电影艺术》2010年第3期；张世韬：《专家炮轰六宗罪 编剧陈汗回应》，《重庆商报》2010-01-17。
[2]参见龙玲、展娟娟：《专家点评新版 称英雄观势必多元化》，《潇湘晨报》2010-06-10。
[3]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7] 姚文放：《“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5][8]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20-21页，25-27页。
[6]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8-29页。
[9]张婷婷：《文艺学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04期。
[10]参见李文：《名人题材影视剧绕不过“雷区”？》，《中国文化报》2009-03-27；朱玉：《名人题材影视剧成烫手山芋 名人之后纷纷不满》，《黑龙江日报》2006-03-01。
[11]夏榆：《到底应该怎么拍？――《黄炎培》引发的名人传记片攻防战》，《南方周末》2009-03-11。
关键词:
英美文化;文化差异;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内涵
文学评论,顾名思义,评论文学。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是应用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特定的文学内容,比如说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进行探讨、研究等一系列文学性质的活动,以解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帮助相关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造,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英美文学的相关内容
英美文学是对英、美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的总称。同样的是两个现实生活的生动反应。我认为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两国的文化比较多元化,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戏剧、小说、诗歌等类型多样,各具特点:(1)英国文学的特点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不仅气候极具海洋性,其文学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历史发展传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英国的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开始转向写实主义,这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2)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在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可以说是依附于英国文学,具有英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文学开始脱离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国的社会一样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
各国的文学评论各具特点,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伦理问题,这是要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道德评论,这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审美评论问题。具体到英美两国来说,文学评论与该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学评论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1)英美两国的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的语言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发展时间较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拿英国的官方语言:英文来讲,许多的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进行评论时,使用语言十分的谨慎,这既能说明文学评论家谨慎的态度,同时也更能说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说英文便是英国的象征,因此出于这样的态度,英国文学评论是相对拘谨的、缺乏新时期的创新与个性;
2.美国的语言美国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是却是美式英文,虽然说在本质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语的称谓便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美式英语是美国的创造,是美国争取独立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历史比较短,而且是移民国家,文化发展多元化特征十分显着,在独立之后,美国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美国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应的在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的文学评论就彰显个性和创新性。
(2)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美两国共同宣扬与崇拜的,但是英美两国的人本主义又存在着具体的差别:
1.人本主义是英国发展历史上很早便出现的,但是在文学评论领域人本主义是十分保守的,神权和禁欲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生动体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我认为没有之一,莎士比亚不仅影响了英国一代人,更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人文主义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2.相比英国的人本主义,美国就十分创新、独特。当然这和美国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是十分果断的,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独立自由的观念理论深入人心,美国的人本主义十分的激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创新理解。在这基础上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显得更加激进、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