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3 05:13:22
一、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现状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学工处就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现状做了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平均分69．30分，标准差为9．630。得分显著高于中分，接近于“比较符合”评价标准，表明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评价呈积极意见。研究一种文化就应当重视“文化”概念本身主要特性:(1)历史性;(2)群体性;(3)影响性。调查中分别援用“文史文化”“民族文化”和“思想文化”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三个主要特性。值得深思的是，大学生在“思想文化”项目得分与年龄变量成反比，与其他要素相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思想文化”的提名相对较少，且很提名内容单调重复，多为耳熟能详的“孝道”“仁爱”等词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来讲，虽然其中的任何一项信息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化”部分博大精深，如此低数量、窄内涵的涉及警示着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把握，“思想文化”的忽视折射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人生观与价值观的蜕变。高校一直是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领地和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和灵魂，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在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价值教育的合理性
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价值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和谐校园、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承担着光荣使命。
1．构建大学生理性民族认同情感民族认同涉及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的特性。由于在政治领域中政治因素具有多变性的特点，而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感形成的根本和土壤，相对来说较为稳定。民族认同感表达了个体对文化浸润后的态度评价，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文化价值观。民族认同对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民族认同的状况既会对地区和国家稳定产生影响，也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及人格发展等造成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识里具有强烈的感彩，它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每个民族成员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世代相传地承受着同一种文化传统，个人的价值观念就是在这种集体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中构建起来的。中国新时代大学生思考的问题是爱国与责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依据，“崇尚统一”是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民族认同是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石，没有民族认同固然无法产生华族文化认同，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应如何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从而谋求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我们很清醒地知道中国的独特不在于她的地大物博，更不在于她的人口众多和她是发展中国家，唯一的解释是回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价值，其意义也就在于发展民族事业，巩固国家利益，振奋民族精神。国，必须理智去爱，用自己的辛劳与汗水，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使中国强大起来。
2．缓冲现代性对大学生的猛烈冲击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文化认同，她是凝聚民族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文化认同是指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个文化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随着人类从原始文明经传统农业文明发展到近现代的工业文明，文化认同也由一种天然自在的形态发展到作为一个问题存在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之中，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粘合剂”，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文化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这已经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一个在完整意义上传承下来的文化模式。但在全球化影响下，我国传统文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交往范式、公共管理等各个方面冲击并解构着传统的一切方式，在十字路口传统文化将起到一种怎样的作用，这是祖国和历史交给我们中华儿女的无法逃避的使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当代的生活中依旧存在着有价值的传统文化片断，其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文化认同和归属，就不能不从青年大学生的行为、思想、观念和语言研究起，青年一代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符号标识的了解，青年的关注程度会影响到人生价值观的构建，甚至会关联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
3．塑造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人格人无时无刻不处在文化之中，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存在，文化认同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意义重大。未来社会的人才应该是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比如心理健康、社会化程度高、具有健康的体魄等。但是在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中，个人经常容易“迷失自己”，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是因为“现代生活的社会力量往往是一种导致不稳定的力量和从根本上进行摧毁的力量。在大学阶段，大学生的自我认同一方面表现出较强的个性化倾向和主体意识，强烈要求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尊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这使得个性充分展示的同时，也导致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性越来越明显。如果缺少与他人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就会导致心理孤独，形成心理障碍，影响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寻求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相统一的高目标的自我实现，表现出重精神和重物质相结合的特点，并试图寻找二者的最佳契合点，但在实际生活中又因价值自我与现实自我的不协调性而往往达不到和谐和统一，进而也影响到自我认同。现代性的视野里，我们大学生该如何形成自我的确定性而又稳定性的认同呢?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一种正处于个体自我意识形成发展、自我认同走向完善的重要飞跃大学时期，大学生们普遍存在着自我认同危机的问题，面临着角色冲突紧张、角色紧张、角色中断、角色扮演失败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在压力、需求以及混乱中容易迷失自己，角色混乱一旦发生，就会在未来的几年中失去目标感，而如果缺乏稳定的价值观体系，他们就很难发展出成熟的、可以引导其生活的价值体系。可以说，自我同一性的人格是能够理智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能够精力充沛，热爱生活，不会沉浸在悲叹、抱怨或悔恨之中，而且奋发向上，积极而独立，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和逐渐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会体验到自我价值以及社会的承认与赞许。
三、大学校园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价值的基本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同价值在大学校园中的建设应广泛而不失特色，兼容并包，和谐发展，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成为新一代接班人。
1．制定层次分明的认同价值教育目标认同发展是动力，基于这一点认识，认同价值应在关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教育上提出具有科学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目标。民族认同是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石，没有民族认同固然无法产生华族文化认同，但文化认同不足，也无法强化民族认同。因此，我们的民族认同价值教育目标可以注重培养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政治目标和最高利益，这种民族认同心理应沉积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的价值系统的最深部，主导着我们大学生一切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而信仰、价值观、规范、习俗等使大学生在文化认知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识，从而塑造该民族成员的共同个性、行为模式、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即在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下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民族心理。自我认同教育目标则着重强调学生为主体，使他们的理智活动与意志活动达到统一，使他们道德价值判断与道德价值选择趋于统一。通过如此针对性认同价值目标教育使得与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
2．构筑三位一体的认同价值校园文化一种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学校形象、提高学校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它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三位一体的认同价值校园文化应该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制度的，也有行为的;既包括学校校舍的设计规划、校园的绿化美化等物化形态内容，当然也包括办学理念、规章制度、师生价值取向、集体舆论、校风、学风、教风等精神文化形态的内容。通过大量的、丰富的认同价值观熏染，为和谐校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促使学生更加自觉的接受熏陶。认同价值校园文化一旦形成，会使学校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文化气场，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校园心理现象，是一种学校精神文化现象，也是一个较高满意度的和谐校园。
关键词：传统文化 《百家讲坛》 传播方式
党的十报告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无穷尽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但当下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错误解读甚至种种文化庸俗化现象令人担忧。我们应努力学习和保护传统文化，深入思考并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把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一、传统文化特点及其现状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是我们祖先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体现在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诸子百家、琴棋书画、民间工艺等，无不昭示着华夏民族曾经的文明和强盛。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延续性强、民族特色鲜明、内涵博大精深等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不能随意娱乐化、肤浅化。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传统文化却渐渐淹没在快餐文化疯狂的包围下。
面对本该引以为豪的五千年文明史，本该深入每个国民灵魂的传统文化，我们却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正是因为对文化的普及工作不到位。一句传统，多少距离，请不要将历史沉淀的那些优秀传统文化装在那个叫做历史的匣子里。
二、以《百家讲坛》为例思考传统文化传播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不力、普及不广的现实，政府、主流媒体也担负起了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2001年中央科教频道开播的《百家讲坛》是一档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栏目，易中天《品三国》和于丹《说论语》等节目的热播也掀起了“国学热”和“论语热”。《百家讲坛》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在当代的一个缩影，在传统文化传播的阵地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百家讲坛》刚开播时收视率异常惨淡，甚至为零。其后清宫戏的热播使得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一炮走红。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易中天品三国、马瑞芳讲《聊斋》，再到于丹的《心得》，《百家讲坛》涌现了很多知识渊博，专业功底深厚的学者。他们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学术，将正史、野史、古今中外经典言论以及自己独到的见解讲授给观众。
其成功处首先在于《百家讲坛》抓住了大众文化需求不断提高的时机。21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百家讲坛》应运而生。
其次，以电视媒体传播的方式很成功。信息化时代的文化传播必须采用现代化方式，如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介。通过一对多的方式突破传统课堂模式，一个讲师面对成万上亿的观众，庞大的受众数量能高效快速的将一种文化观点传播到千家万户，并由此将传统文化植入大众思维，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
再者前期内容充实、质量很高，专家学者深谙电视媒体之道，既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又能正确把握专业知识与大众文化修养之间的差距。从曲高和寡的学术讲坛到接地气的内容形式，《百家讲坛》涌现出大批专家学者将传统文化推入大众视野。讲师们深入浅出地进行学术讲解，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转化成大众能接受的内容。
随着节目的发展，《百家讲坛》也开始呈现出一些弊端。任何电视栏目的开展都以收视率为支撑点，《百家讲坛》也不例外。它的节目选题渐渐狭窄，最后因收视率下降提出放弃“百科全书”，重点强化人文类节目专题，使《百家讲坛》的题材局限于文史一家。同时《百家讲坛》后期在选人和节目制作方面没有严格把关，所选讲师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专业知识底蕴不够深厚，有的甚至曲解历史、主观臆造，内容琐碎肤浅，与《百家讲坛》学术色彩浓厚的定位相悖。再者，其后期制作模式缺乏创新，发展后劲不足。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要有可以扎根的土壤，必须激发大众的兴趣并引导其探索研究。可自易中天《品三国》以来，许多后来者便纷纷套用其讲史模式，长期以来形成了“八股文”式的套路，以致节目质量日趋下滑，使得人们审美疲劳，观众流失量大。
三、让知识可感，让思想可触
历史是一个民族延续与发展的灵魂，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灵魂的精髓。过去，现在与未来一脉相承，历史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要鲜活的病态，也不要僵尸的历史，而是要实在的、有意义的、可知可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那么，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何传播呢？
首先，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明之中。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与时俱进，赋予传统文化新生。我们要拥有历史的眼光，兼具国际视野，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阐释。如易中天《品三国》用通俗的语言解读历史，为受众的理解认识提供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
其次，加强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度与普及广度。凡一国文明，本国定会有许多专业或非专业人士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普及广度即增加文化的认可度，只有让文化具有生命力，才能让每一个国人充满民族自豪感并将其发扬光大。通过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介或手机报等形式，让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文化消费者普遍联系，更好地向大众普及传统文化。还应从小学教育开始开设国学课程，营造一种诵读经典的氛围。
最后，政府的决策是社会发展的导向，政府将文化建设尤其是对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并将发扬传统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国人的共识。教育是立国之本，传统文化传播也要“从娃娃抓起”。在文化建设中加大科研投入，让中国拥有更大的专业学术的人才力量。同时，社会主流媒体对公众和历史负责并进行正确引导，弘扬正确先进的价值观与文化观。此外，社会成员也要自觉担负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大众传媒，都应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四、小结
《百家讲坛》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传统意味着历史，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定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传统文化的传播是一个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我们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专业的精神对待，不断继承发展。同时又不能离开社会群体孤立创造，孤芳自赏。只有让更多人关注传统文化，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历史，保护好中华的灵魂，才能让子孙后代为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感到光荣并不断的传承发展。
项目来源：西华大学“西华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项目
参考文献
[1] 陈啸.《百家讲坛》步入衰退期的表现及产生原因[J].科海故事博览.科技创新.2012年7期
[2] 《百家讲坛》：http：///lm/baijiajiangtan/
[关键词]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 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D4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5-0082-01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更多是一种同步于世界的外国文化，虽然现代文明中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部分，但似乎文化传统成了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其实文化传统对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
（一）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体系
中华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由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不侵略、不称霸的民族性格。南部和西部有高山、沙漠，东部濒临大海，北部则是冻土带。整理中国文化传统其特点如下：
儒学是主流文化。孔子创立儒学框架，战国时经孟子、苟子的继承与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派别。在秦朝时经历了“焚书坑儒”，到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体系，它充分吸收了其他许多民族优秀的文化。而且有主动吸纳外国文化的举动，引入佛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
文化界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似乎没那么明晰了。现代文明已经扩展到世界范畴，超越国界而成为全球共享。因为中国和西方已正趋于同步，现代文明趋同于物质文明，其核心价值如下：
民主观念。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它是的核心思想是“民有”“民享”和“民治”。
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依法治国又一个具有战略性号召力的新概念。它主要包括法治的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和和谐精神。
全球视角。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让整个世界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是全球伦理，也是现代文明一种独特的美景。
二、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接
（一）中国文化传统与科学理念
在中国古代社会比较重视人文学素质的培养，对自然科学知识比较薄弱，不具备理性思维方式。但中国古代也产生了许多科学技术成果和文学作品，这些都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观念
民主观念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核心价值之一。但是，专制统治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占主导。不过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观念也是有衔接的。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法治精神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温情的文化，以“仁”“义”“礼”
为活动的原则，是一种道德本位的德行文化。但“法治”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就存在，战国时期韩非子以“法治”代替“仁义”治国，得到了统治者的采纳。虽然最后被中央集权制所取代，但文化传统中也有一些法典、法仪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四）中国文化传统与全球视角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交往不断增多，以前只是同民族、同文化范畴内交往，现在面对的是不同文化渊源的对象。以前的理论渐渐淡忘，新的伦理观念即全球伦理成为潮流。但是，仍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基因遗传，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明发展应该成为一项全球共同任务。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
1社会服务学习的特点
目前，继承语和文化和社会服务学习教学模式(commu-nityservice-learning)的结合逐渐推广起来。社会服务学习已经被不同语种的外语教师广泛应用在语言教学实践中(如西班牙语、德语、法语和韩国语)。2014年3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继承语学习会议上，社会服务学习教学法被专门开辟为一个专题(Servicelearn-ingforHLspeakers:howtoguide)。该专题讨论反映出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均有学者将社会服务教学模式应用于不同继承语种教学中。社会服务学习是教师帮助学生把课堂所学内容与社会生活互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法(Exley，1998;Forman＆Wil-kinson，1997;Gilson＆Ottenritter，1999;Swick＆Rowls，2000)。服务学习最早可以追朔到约翰杜威(JohnDewey)的研究，他主张“知识是用来改变社会的工具”(Hatcher，1997，p24)。研究证明，参与服务学习的学生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有着比较正面的态度(Eyler，Giles，＆Braxton，1997;Lisman，1999;Miller，1997;Prentice，2006)，而且大大促进了学生对课堂内容的学习兴趣和效率。
Rosenberg(2000)指出社会服务学习和志愿活动的区别，“社会服务学习不单只是志愿活动，而是结合了课堂教学和社会活动的学习项目”(p8)。社会服务学习必须应用在有学分的课程中，即社会服务学习是把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成果与社会服务的需求相结合，因此教师给予学生社会服务学习项目的成绩是该课堂学成绩的一部分(Swick＆Rowls，2000;O''''Bryne，2001)。社会服务学习和实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O''''Bryne，2001):实习通常是在一门课程结束之后的工作实践，是学生正式进入职场的前期准备(O''''Bryne，2001)。社会服务学习项目可以在任何学期展开，将传统的课堂教学引入一个生动的、互动的实践空间(Caldwell，2007，p468)。Furco(1996)认为学生尽早在实际社会中应用课堂所学，会使他们加深对专业内容的理解。服务学习使学生有机会批判性地思考与专业相关的社会问题，并在实践中积累处理问题的经验，把在校所学的知识实用化(Furco，1996，p8)。服务学习使教师有检验教学的机会，了解学生是否具有理论和实践转化的能力。Marlene(2001)，Deluca，Andrews和Hale(2004)的研究发现，当服务学习融入课堂教育的时候，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加强。除此之外，Forman和Wil-kinson(1997)也发现服务学习是培养学生社会参与意识的一个有效教学方法。
2传统文化教学和社会服务学习结合的模式
在美国，社会服务学习已经很成功地和西班牙语及英语(作为外国语课)广泛结合(Caldwell，2007;Marlene，2001;Morris，2001)，但是服务学习和汉语结合的实际研究还很少。汉语教学领域也缺乏关于大学生和中国移民社会互动的社会服务学习的相关研究(Koliba，1998)。2006年，研究者开始在全美中文教师学会议上(CLTA)讨论社会服务学习。Liu(2012)利用高年级华裔大学生学习汉语的成功经验，分析了1．5代移民和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面临的语言和文化问题，但没有将社会服务学习和继承语汉语教学相结合的研究。
本研究是在加州州立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采用了社会服务学习的方法。加州州立大学的中文教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只开设了初级汉语课程。90年代初，随着南加州华人移民的增多，选择汉语课的学生逐渐增多。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美贸易额激增影响，商学院开设国际贸易中国方向(InternationalBusiness-ChineseConcentration)本科学位课程。在商学院和人文学院教授的共同商讨下，商学院本科生完成学位必修需要五门(15个学分)的高级汉语课程，占本科生高年级课程学分中的25%。其中中文315(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是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授课对象主要是华裔的学生，每次授课时间是75分钟，每周2课时。该社会服务学习项目要求中国文化课的学生访问南加州的老年华裔移民。华裔老年移民的日常生活依旧保持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和内容，例如庆祝中国的节日，唱京剧，练太极拳，画国画，做中国饭菜和保持佛教的。每个具体的生活内容后面均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本研究将本次的社会服务学习模式分为三个步骤:(1)归纳华裔学生关心的文化问题;(2)翻译访谈文本和传统文化;(3)课堂报告和文化外译问题的讨论。第一个步骤:归纳华裔学生关心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贵在疑问。社会服务学习访谈的问题来自于学生所面临过的和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教师强加文化内容灌输于学生。教师归纳出学生的文化问题，并设计和华裔老人面谈的问卷。教师的角色是帮助学生形成所关注的文化问题，评论和归纳学生的文化观点。第二个步骤:翻译访谈文本和传统文化。学生分成两人的小组，依据文化问题与华裔老人面谈，用中文记录访谈内容，并翻译成英文。社会服务学习项目要求学生一学期所投入社会服务和文化翻译的时间总共不少于20个小时。第三个步骤:课堂报告和文化外译问题的讨论。在学期末，教师给每个服务学习的学生成绩占总成绩的25%。翻译的文本涉及访谈内容的文化外译，需要遵循2007年现代语言协会提出的“跨语言和跨文化能力(translingualandtran-sculturalcompetence)”标准要求(Byram，1997;Kramsch(2006))。课堂展示实际是学生跨语言能力展示，教师和学生均参与讨论，不提倡死背文化内容，教师引导学生理解文化问题涵盖的理念和影响。
3结论
从本次研究可以看出，汉语继承语教学与社会服务教学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语言角度，华裔学生以口语对话形式记录访谈的文本，结合课堂的文化讨论进行文化评述，社会服务学习帮助华裔学生发展了较薄弱的书面语表达能力。从文化的层面看，该模式加强了美国华裔用跨文化的角度理解身处的多元社会文化环境。华裔学生表示，利用学到的中国文化为身边的美国朋友解释遇到的中国文化问题时，增强了对华裔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本研究使我们注意到目前我们汉语文化外译的接收研究方面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3．1文化软实力的意识学生注意到，目前在西方行销的汉文化翻译教材或者汉语教材，没有能够体现汉语的文化软实力。事实上，依据西方的学说，在一个社会当中，政治、经济、文化被称为一个社会的三要素。文化的力量不啻于政治和经济，甚至大于政治和经济的力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尔2004年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治成功的手段》(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Politics)一书中说，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HardPower)，也包括以文化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同等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美国的大众文化对世界具有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体现。尽管中国政府从2007年始把文化软实力提高到关系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但是目前汉语继承语教学没有能够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合适的教材和阅读材料。许倬云《万古江河》认为中国文化是多元发展与分合，在磨合的过程中渐渐进入世界体系，因此，文化外译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不同的文化中去。因此文化外译外传的接受研究应该着眼于如何让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受众“接受”中国文化，增强汉语文化软实力和国家的影响力。而文化教学内容要适于中国文化的全球化，首先是必须做好汉语继承语的教学工作。
3．2九个文化外译的接受研究议题本研究注意到，在美国，适用于高年级传统文化的中文课本比较匮乏，尤其是华裔学生并不等同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大学本科生，而直接外传的国内的教科书所选文化议题忽视了海外学生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兴趣。因此传统文化外译的接受研究重点应围绕不同国家受众对文化的兴趣和困惑，从多界面的角度展开研究。依据社会服务学习访谈和课堂讨论，我们归纳了9个文化外译的接收基本议题:文化历史观，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传统商业，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国传统哲学，中国的宗教，中国传统艺术和中医养生及饮食文化。本研究表明，汉语文化教学和社会服务学习结合的模式是汉语继承语教学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未来的传统文化教学和社会服务学习计划和大学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联合，访谈之前每个学生需要经过专业口述历史教授训练并配备相应的专业录音设备，相信会有更多值得讨论的文化议题产生。
作者：刘敬辉刘万生单位：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人文学院 南通职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五千年历史中唯一不曾间断的文化体系，这足以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强大的传承文化遗产的使命意识，正是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血脉才能延续至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极其强大，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人民群众新实践中涌现的新思想、新观念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为传统价值观念注入新的生命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当中生根发芽，体现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赋予新的时代气息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同时，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发展和升华。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蕴汲取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价值理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奠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升华和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阐释并概括了其中所包含的新的思想元素。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富强，即富足而强盛。国家富强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管子•形势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强调物质利益，认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即是物质利益原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物质利益而存在。富强就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物质利益原则的体现。人们的生活和需求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物质利益，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是物质诉求和精神诉求的统一，人们不仅需要富足的物质生活，还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当代社会尤其如此。这就赋予富强以新的含义:富强在当代社会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充裕，更是包括精神财富的富足以及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发展。民主，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等价值观念。与古代民本思想站在君主立场上限制和约束君主行为的思想不同，当代民主思想是在坚持和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基础上维护和发扬人民群众的民利，确保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制度，融入了时代内容和社会主义本质。文明，即是社会开化、进步的状态，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特征。中国古代关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传统思想，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当代文化与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延伸，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建设更高层次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和谐，是对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描绘，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内敛为主的传统“和”理念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演进为当代中国既强调和谐相处又主张积极进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为基础，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底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思想内涵十分深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人类历史进程创造的最重要成果，也是全人类最大的价值共识，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内容和最为深刻的价值观诉求。自由，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从一开始就把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自然的自由有机地统一起来。庄子主张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即是实现自由的途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由此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到了近代，西方自由思想传入中国并被先进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的自由观相融合，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倡导资产阶级自由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传统自由观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自由，就是要让人民能够享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平等和公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平等体现了民众的愿望与诉求，而公正则表现出统治者的职责和义务。中国传统文化对“平等”、“公正”都很重视。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孟子也谈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治，即依法治国。传统文化虽然特别强调德治，但其中也蕴含法治的思想。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荀子更重视法治，他主张通过“法治”来补充“礼治”是很重要并且必要的。总之，在社会层面上，德治与法治应该相互补充，才能在固本培元的基础上有制度地保障。与传统文化更多强调德治、礼治不同，现代社会更注重法治。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通过法治来治国理政、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公正。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诉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上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诉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塑造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具体而清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战国策•西周策》说:“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也有“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记载。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这便形成了中国人的“国”、“家”一体观念，是爱国主义产生的深厚文化渊源。敬业，是中国古代从业的道德标准，根源于中华民族的勤劳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勤劳是兴国立世之本，是兴家立业之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勤有功”、“天道酬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等价值理念。敬业就要勤于学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劝学解》)。这些思想体现了古人的敬业精神。对于现代人而言，敬业就是一种对待职业、工作的奉献意识和使命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诚信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关于诚信的思想俯拾即是。《礼记•乐记》中就有“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儒家学说则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五德;孔子说:“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些诚信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发扬光大。诚信是做人的标准，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对中国古代诚信之道的传承，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中诚信缺失的强烈呼唤。友善，就是人与人之间亲近和睦。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孟子的“与人为善，善莫大焉”等，都是对“善”的最精辟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诚信、友善，继承了传统的思想，更超越了传统意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实现了传统价值理念的超越和升华。
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的思想来源。这就决定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从而可以看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的价值认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1．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深厚的内涵。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深入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拥有灿烂的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和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内涵丰富，意义远大。能否做到正确传承传统文化决定于我们能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西方文化，我们要包容借鉴，用西方文化的精华来改进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现代文化，我们要自信包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让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契合，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升华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文化的延续和历史的演进中实现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孕育着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优秀特性，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坚持传承与创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加以借鉴，只有这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会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重要源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的凝聚，理应让这些思想精髓在当今时展进步的生动实践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得到充实和更新，得到更大的发展。核心是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核心与灵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才能使自身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符合中国国情。当然，绝对不能生搬硬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不能形式主义地结合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传承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有效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2．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力点在于弘扬传统文化
一、章回体：形式上的复古
众所周知，章回体形式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独特创造，举凡优秀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所采用的都是章回体形式。明清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皆是如此。《生死疲劳》作为21世纪的创作作品，采用这种体式，完全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这部小说也因为对经典的传承而备受瞩目，成为它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个与众不同的亮点。作者将小说分为五个部分，共五十三章。每一章的结构都是传承古典小说的体式，通过一种轮回观念的表达，自觉地延续发展着中国本土小说叙事传统。由于作者的语言与叙述一向具有一种如大江大河般滔滔不绝滚滚而来的特点，所以对于章回体形式的运用，便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叙事惯性形成了强有力的控制与约束，从而使得莫言的小说面目较之于从前清晰了许多。
二、魔幻现实主义：对传统志怪小说创作手法的继承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莫言的授奖词称：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确，莫言将民间故事通过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将其与当代社会发展背景糅合在一起，并积极探索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融合，最终创造了一个辉煌瑰丽的小说世界。其实，志怪小说在魏晋时期就已兴起，其内容怪异，情节离奇，多是用虚幻的志怪故事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对花鬼狐妖世界的描写，揭示了不同于人世间的情感，将当时的社会常态通过非人的眼睛展现出了一个荒诞怪异的世界。《生死疲劳》这部小说，无论是其传奇手法还是他的创作题材，创新之处在于作者通过对非人世界的描写，折射社会的弊端，表达人们的精神世界。首先，蒲松龄的创作范围总是围绕自己的故乡——淄川县蒲家庄来进行创作，而莫言《生死疲劳》的创作也是围绕着自己家乡——高密东北乡来进行创作的。对自己的故乡进行描写更具有一种真实性，这也是莫言对传统的一种继承。其次，莫言的《生死疲劳》，利用佛家轮回观念，采用魔幻的创作手法，荒诞而又不失真实。他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近五十年的历史，将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动物的眼睛，展现人世间的真善丑恶，做到了与民间历史故事和对现实的结合。对传统志怪小说创作手法的继承，是作者取得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
三、人生本苦、轮回观念：佛教思想的影响
《生死疲劳》中体现的许多佛理，都是源自佛教思想在我国的传承发展。“生死疲劳”一词，出自佛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小说从西门闹冤死开始，历经转世为驴、牛、猪、狗、猴，最终重新做人，就是讲述了一个人生本苦、世道轮回的故事。传统佛教中的“因果报应”、“万般皆空”、“人生本苦”等观念对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因果报应主题，来彰显鲜明的道德伦理观念与善恶是非的评价，充满了惩恶扬善的思想精神。第一，人生本苦在《生死疲劳》中，作者对人生本苦的观念的表现得最为明显。整部小说就是一部苦难史。有西门闹蒙冤受死，在畜生道里五次轮回的无奈；有白氏对情感的忠贞，被披上地主帽子的悲惨；有蓝脸对单干的执着引发的种种批斗；有蓝解放追求爱情使得家庭支离破碎、孤家寡人的结局；有洪泰岳对集体经济的过分执拗与西门金龙的同归于尽；庞抗美对权力的滥用以及因为腐败被正法；庞凤凰难产而亡……似乎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的结局都很悲惨。在佛教看来，苦的根源是执着。他们有的执着仇恨，有的执着于爱情，有的执着于一种信念，有的执着于财富和权力。无论执着的过程是享受还是痛苦，结局还是回归于苦，化为乌有。
第二，生死轮回。他曾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就了蓝脸的命；不懒不贪，勤勤恳恳发家致富；还能有好的对待乡民。因此在阴间他为自己喊冤，他不断地经历着轮回，试图申冤昭雪，回归到人：一世为人、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最后又轮回到人。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身份截然不同的西门闹一直关注着在世人的悲欢离合，在现实面前却动弹不得。自己的冤屈无法解决，还要面对身为动物的各种难题。他的生命与人生并没有质的变化，他的记忆他的仇恨仿佛永生不灭，跟随着它的每一次重生。他的每一次轮回，都反映了轮回之苦。总之，《生死疲劳》这部小说，无论是其章回体的运用，还是对于传统志怪小说创作手法的继承，还是其佛教观念的运用，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渗透。也正是由于它传统文化的继承，才使得它独具中国的民族特色。
作者：张月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对于法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一种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社会治安的手段，另一种认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
前一种法治观是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从上古时代起，明天道、察民意、“制而用之谓之法”的统治工具论观念就已经深植人心。后来的文人策士们说得露骨一点的，则谓“设法度以齐民”；说得含蓄一点的，则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务以德善化民”。总而言之，法律只是用来管束老百姓的。虽然到了近世也可以发现一些弥足珍贵的民权思想萌芽。例如在明代，方孝儒就曾经就守法求治当中的利民与利君、良法与恶法、公共性与私益性之间的关系写下如此一段精彩的文字：
“……夫法之立，岂为利其国乎?岂以保其子孙之不亡乎?其意将以利民尔。故法苟足以利民，虽成于异代，出于他人，守之可也。诫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虽作于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举天下之好恶之公皆弃而不用，而一准其私意之法，甚则时任其喜怒而乱予夺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
黄宗羲更大胆直言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其所谓法，有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尽管有这些民权思想的萌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漠视民权的诉求。对此粱启超的有关见解很中肯，他指出：“我国成文法之起原不可确指，然以数千年之思想往往视法律与命令同为一物”。
不言而喻，后一种以权利(right)限制权力(power)的法治观来自社会的现代性及其制度设计。根据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精神，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等方式予以纠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严、自由、权利、社会正义以及法律体系的安定性。至于哪种具体的制度模型更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要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而定，不可一刀切。由此可见，主张现代法治决不等于就是主张单维进化论。其实，现代法治构思本来就是包含多元化契机的。但是，如果曲解法律秩序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连上述最基本的共性目标本身也不予认同的话，何必玩弄概念游戏，侈谈什么现代化的法治!在我看来，今天讨论在中国推行法治，前提当然是要限制滥用权力的政府行为(有结构性腐败的大量事实可以为证)，首要的任务当然是要解决有序化社会生活整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有新兴宗教或次级文化权力关系如火如荼伸张势力的大量事实可以为证)，而决不能仅仅归结为所谓“功利性的”“对秩序的呼唤”，或者只是对作为现实状态的秩序进行法律形式上的被动性追认。”
在二十世纪，虽然政治发展的过程极其曲折，但对于法学界来说，中国制度变革的目标模式大体上还是清楚的，就是从前一种法治观转向后一种法治观，探索在限制国家权力同时提高国家能力的适当途径。然而，最近中国政治学界和法学界，却出现了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迹像。有人不是适应时代需求去解构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病灶的传统性权力关系，而是急不可耐地先去解构以限制权力关系为宗旨的现代法学理论及其制度框架；也有人不
是在中国本土资源中发掘与现代自由民主相通的矿脉，而是在本土资源中寻找社会强制的合理性——虽然巧妙的修辞技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掩饰特定的价值偏好。这是为什么?个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撇去权力关系再生产的逻辑、犬儒式的精神状态以及急功近利的形而下动机不谈，还有三种要素特别值得在这里提出来认真讨论，即(1)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屡试不成，让法学界的部分人士在心灰意冷之余倾向于逆反性选择；(2)后现代主义的流行使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圈内失去了变革的共识以及确信无疑的目标参照物；(3)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成果大大增强了受惠者的自豪感以及爱屋及乌的情绪。
中国在进行“自我”或“本土”的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时离不开西欧这个“他者”，无论是在寻找改革榜样的意义上，还是在确认已有成就的意义上，甚或是在抵制变动的意义上。显而易见，在根据改革所需而引进西欧某些制度之际，首先不得不承认对方有先进之处。相反，如果为了本民族中心的虚荣要顾影自怜一番，为了现状的稳定要故步自封一阵，则不大可能去做那种似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另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在改革目标迟迟不能达到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会复杂化，或者加深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反思以便通过更加现实主义的制度安排争取改革的成功，或者单纯归罪于他者的不是，甚至反过来自以为是、发出类似王婆卖瓜的吆喝声。
关于后面的情形，可以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在美国的确存在着种族歧视，其中很典型的具体表现就是主流社会的舆论总是认为黑人更倾向于常习性犯罪。黑人，尤其是善良优秀的黑人当然对此愤愤不平，除了通过教育和改革提高整体素质方面外，还致力于批判和消除上述偏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引用不同的统计数据来说明部分阶层黑人惯犯较多的事实无法推导出一般性命题，也大力揭露逼迫黑人犯罪的社会条件。然而，当有人推动“黑就是美(Blackisbeautiful)”的运动时，被煽动起来的狭隘种族情绪就开始压倒理智，社会关注点从如何纠正偏见的方面转移到对偏见对象如何进行价值判断的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偏见基础的关于对象本质的界定或者现有的西方知识霸权反倒得以维持。为什么?种族歧视者们也许会这么说：“瞧，那些黑人自己也承认像我们所说的那么黑。这证明了黑就是黑。至于黑人要说黑就是美，而把不黑反倒看成是丑，完全可以悉听尊便”。其结果，在极端的种族歧视者与偏激的反种族歧视者之间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共犯关系：据弃一切与关于对象本质的界定所不同的表征以及变化的契机，甚至把那些，与种族主义者和“黑就是美”运动家共同设定的关于典型黑人形象的指标，有所不同的其他黑人都蔑称为“巧克力夹奶油馅甜饼(oreos)”与被边缘化的新加坡人骂推动社会改革的精英集团是“黄皮白芯的香蕉”，阿Q在爱了国搞了革命之后回过头来呸一声“假洋鬼子”是同样的意思。”
围绕中国法治问题，与上述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复杂化不同状态相仿佛的现象也隐约可见。但是，不同于“黑就是美”、“就是好”之类的标语口号，在现阶段的中国，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膨胀既可以凭空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皇帝的新衣”，也使社会转型阶段那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的局面确实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而在被形容为“恶魔推碾”(珀兰尼KarlPolanyi)的现代化过程中，因合理主义和纪律的挤压磨合而产生的剧痛，往往使反现代和解构的各种直觉性诉求也很容易得到“草根”运动的呼应。于是我们不得不在讨论现代法治问题时也涉及后现代思潮。
对后现代的理解因人而异。如果你硬要问在哪里可以看到最典型的后现代现象，我只好回答：就在后现代主义者们“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地高谈阔论后现代的场合——那种充满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语言游戏，那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那种民粹主义式的氛围，恰好充分体现了后现代的基本宗旨。虽然后现代思潮否定现代的合理主义范式，但并没有意图甚至没有能力来提供新的代替性范式。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主观性的解放、对差异的宽容、脱中心、平面化等等，其实大都是现代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浪漫的或者极端的体现。如果缺乏把权力分立的政治多元性以及人格独立的价值多元性这样的前提条件，就很难构思出把自由意志作为批判法制的标准这样的抒情诗来。因此，后现代或许能够导致现代结构的变质，却决不可能导致现代结构的变革。对于多数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实际上批判比建设更有意义。例如德里达(JacquesDerrida)在论及法律秩序时就公然宣称“解构即正义”。似乎他给正义作出了新的定义，其实不是，他同时也告诫道，人们既不能亲身经历正义又不能直接话说正义。这很像中国那句曾经风靡一时的名言：“造反有理；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可想而知后现代的相对化正义观类似偈语禅机，是十分玄虚的。问题是解构之后怎么办?否定了“理性主义的现代”(托尔敏StephenToulmin)，也否定了“现代的纪律性”(福柯MichelFoucault)，还否定了普遍主义的雄心，甚至更进一步否定了客观标准，在这样一种相对化和极端私化的“解放区”，社会的公共性还能够重建吗?凭什么作为价值根据来形成新秩序?这些问题对于后现代文学或许并不重要，但对于后现代法学却是无可回避的。
根据闵达(GaryMinda)的研究，所谓后现代法学主要由1980年代以来盛行的五大法学运动构成，它们分别是批判法学研究、女权主义法学说、法与经济学、法与文学以及反种族歧视的权利论。的确，这些法学运动的理论背景和主张有很大的差异，但在挑战现代法治主义、强调差异和主观性价值判断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共通特征。有力量对比的政治化、也有利益交换的市场化；内反父权(夫权)、外反霸权；从结构功能转向语言游戏，从理性思维转向故事思维等等，所有这些都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后现代状况的不同侧面，显示出最有代表性的多元格局。因此，我认为阂达的分类整理框架还是可以认同的，也与其他领域的“后学”谱系大致相吻合。在对五大法学运动进行具体考察之后，可以发现后现代法学的基本主张既不是现实也不是理想，归根结底不过仅仅提出了可以用来质疑和批判法与社会的现代性的某些观察角度。因此，后现代主义不是对现代的替代而只是对现代的反思。后现代法学的反思当然不是无意义的。所以，我说过要把后现代法学作为解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结构性难题的一条辅助线。但是，如果不适当地夸大了这种意义，唯独使对普遍性的否定本身变得普遍化起来，如果反思和批判被限定于现代法治而不适用到人治及其他本土性传统和社会现实，甚至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后现代的转向”和“精巧的”(habHassan语)完全站到现代的对立面上，后现代进一步承认个性的精神，那么无论对法治的运作实践还是对理论体系(包括后现代法学本身在内)的发展都会带来或大或小的灾难。
需要留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还与国内外政局息息相关，带有非常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这与欧美社会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式的后现代思潮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造成这种特征的主要原因是：许多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其实是在萨伊德(EdwardW．Said)的《东方主义》以及柯恩(PaulCohen)试图改变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尝试中才真正找到自己对彻底否定客观标准这一后现代主义命题的兴奋点和立足点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萨伊德、柯恩等对西方主流话语的霸权提出的可贵挑战是否应该给予肯定，而在于一部分人放弃了对认识论方面进行深入考察的责任，转向围绕文化价值偏好作无谓的争吵以便引起人们的瞩目或者小圈子内的起哄，甚至陷入——并且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实力增长而越来越陷入——某种丧失了分寸感的自吹自擂的陶醉之中。这与萨伊德、柯恩们的宗旨其实相去甚远。这也与国内知识分子以及民众当中存在的那种强调把未竞的现代化改革继续进行下去的立场发生冲突。结果是自19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社会已经确立的关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共识终于破裂。如果这种破裂能够促进国内社会多元化、对现状的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重建公共性，当然值得欢迎和庆幸。但是，在从迄今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者们对人不对己的批判性话语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少数狂猖者一本正经地要把历史和地球统统都放在他自己灌了水银的秤盘上去，匆忙称量一下，并以“祖国”、“人民”的名义作出最终审判的滑稽，除此之外，还找不出太多令人置信的坚实根据。
的确，现代法治主义自197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正统性危机，正在经历批判和反思的考验。但是，我们如果因此油然产生一种倒错的胜利感，觉得人治也是可以推崇的，甚至连“七出三不去”也有道理，那就未免要贻笑大方。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重新认识中国法的历史经验，也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更不意味着对欧美式现代法治主义的某些缺陷以及多元进化过程中的非普遍性一面视而不见。我要强调的只是：后现代最重要的本质在于批判，特别是对一定社会中的强势话语的批判(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也符合中国君子所推祟的道统观)。当这种批判变得只针对弱势话语，只适用于现代化的文本而不适用于传统文本时，就会滑向保守主义，使中国失去反思和改革的能力。中国面临的时代任务是在激进的革命后留下的制度空白之处从事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这一现实需求有目共睹。置这样的国情条件于不顾，反倒在现阶段的中国大谈特谈现阶段的欧美学术圈所关心的“解构”问题，盲从空虚的话语流行，仅仅满足于在别人的自我批判的论点中搜索自我表扬的论据，这些廉价倾销的舶来品，即使改头换面采用了“地方风味小吃”的包装纸，除此以外究竟还有多少附加价值呢?
不言而喻，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要求共时性议论和新视野，社会变革也往往需要通过对文化传统的再解释的方式进行。但如果太拘泥于社会价值层面的拾杠，只会演变成话语霸权的争夺和或有或无的僵局，缺乏建设性契机，更难在大范围内达成基本共识。而如果太拘泥于特定语境的关照，以阅读诗词的思维模式来阅读法律，并忽视根据自我的经验而形成的合理性评价标准怎样才能与他者共有的问题，又会受缚在某一种狭隘、封锁的“意义之网”(布迪厄PierreBourdieu)里，或者在被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描述为“由隘路和广场、旧屋和新房以及先后增筑的庭院宅府等构成的语言古都的迷魂阵”中丧失方向感，既不能与对象保持距离，也没有合理化的交通规则和可比性的参照体系，各家各户都关门自闭在各自特有的话语空间里，多元文化主义的壁垒遮断了公共性对话的机会。在已经设定了这样的情境和语境之后还要再谈什么咸与遵循的法治秩序，岂不是成心要造一座与现实可行的制度脱节了的空中楼阁吗?
为了使有关法治的讨论不陷入相对主义的迷宫或者势不两立的僵局，真正具有可以跨越复数文化或者包含复数涵义的多元性，以下我将把关注的焦点从价值论转到与多元主义相洽的认识论。首先回到“吾日三省其身”(孟子)、“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源头，即一切怀疑、反思的出发点，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认识和解释。但是不同于所谓“语境论(PerspectiveRationalismorContextualism)”，我尝试把涉及特定语境的个人观点与集体观点、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加以区分，在强调自我或本土的经验基础的同时也强调他者或域外的经验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以保持自我在与他者相遇时的精神结构上的弹性和开放性，避免偏狭和冥顽不化。我认为，只有以开放的心态迎向他者、寻求共同语言和共同关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话或沟通来克服“多元性造成的不知(pluralisticigno-rance)”和失语症或自闭症，找到互补互利的机遇，才能充分享受那种远远超越了自我经验、本土经验的丰腴资源，才能探索出一条为中国建设既符合国情、又接轨国际的法治秩序的新路径。
总之，在一个不能对他者充分开放的语境里，我们没有机会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所追求、所需要的现代法治，也很难有说服力地阐述具有本土特色的法理、更何谈有效地推行适应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法制改革。
二．对中国秩序原理的反思之反思
或许有人会认为，自从“”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乃至否定，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他者的缺位，而是自我的丧失。这种看法表面上有道理，但实际上却并不能成立。问题是对他者和自我作了什么样的本质界定。过去的历史巨变主要表现为价值体系的简单逆转，是一个不断过激化的过程，总的来说缺乏认识论层面的冷静思考。何况在这个过程中登堂入室的他者是以否定现代的方式出现的极端理性主义模式，在那种既针对传统、又针对现代的双重意义上的革命和不断革命的背后，其实是让民粹主义式的价值判断和通俗文化变成了新秩序的核心，让固有的保守基因以最先锋的方式反复发作由此可见，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反思和批判进行再反思和再批判是非常必要的。
（一）德行并施，以德为主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一直以道德的教育为主，而刑法处于辅助的地位，社会关系的调整德育才是根本，刑法只是工具。道德的教育从家庭开始，孩子的教育更是以教育做人为开始。即所谓“德主刑辅”: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修身、治国、平天下，首先人必须要有自己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服众，才能出仕为官。有学者甚至认为，无法分清哪是法律，哪是道德。可见，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关系之深。古代有“为政以德”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重视德育，反对苛政。刑法只能处罚已经发生危害的事实，而德育却能够阻止危险行为的发生，即“止邪于末形”。儒家思想坚决主张先教而诛，强烈反对不教而诛的刑法。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但从历史长河发展的演进而看，这种思想限制了法律的发展，使得法律一直就是政治和德育的附随而已。
（二）皇权一统，天下无双
皇权是最神圣的、最权威的。“朕即法律”，古代帝王位于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掌管一切生杀大全，具有至高无上的独尊帝位。在封建社会能够存留下来的思想，无不以维护皇权正统为要旨，即使不愿意涉及政治的，也只能回避这个问题。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更是极力的维护皇权，通过三纲五常，来束缚人的思想，确保大家对皇权无二心。在法律上更是对处罚皇权的行为处以最重的刑罚。“十恶”罪名，是违反封建皇权统治与纲常伦理的大罪，一旦触犯，便处以极刑，且不适用封建的“议、减、赎、当、免”等减免刑罚的制度。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帝王的“治民之术”而已。从犯罪人的主观出发，考虑行为的主观恶性。法律的出现主要是用于制裁那些不服从教化的人
（三）以礼统法
中国古代的法律中，以“礼”治国，更深早于孔子的思想，后来的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对“礼”的维护。西周时期，周公制定礼，维护周朝统治，周末以后礼乐崩溃，孔子周游列国希望“礼”能重建。儒家思想对礼进行概述和升华。例如，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又如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公，类之纲纪也”。传统礼法主张“君君、臣臣、夫夫、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和封建宗族制度。在“礼”的作用下，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保护规范的是整个集体的利益，不重视个人的利益，当个人利益触犯集体时，就必须受到惩罚。当然，“礼”并不排斥法律，儒学重要思想代表人之一的荀子更是提出了“隆礼”与“重法”的主张，到了汉代，董仲舒、贾谊提出了“礼法并用”的主张。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来看，礼与法虽然并用，但礼是主导地位的，违反礼的罪行要比一般违法犯罪受到的处罚要重。“法”必须要以“礼”为纲。后者在定罪量刑上也起着主导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法文化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关系
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法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是在儒家法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冲突的过程中实现的。
(一)传统法文化对法治发展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形成是经过千年的积累和完善，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的。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对当今法治的进步贡献是受限的。一方面，其思想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影响着当今很多人的价值评价，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大有改观。但是思想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是被西方法律思想强行打破和侵入的，距离今天方才百年历史，如果要求中国走上向西方高度民主文明的法治国家，要求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无异于痴人说梦了。目前由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才刚刚起步，其中有现代法治思想，有用千年积淀的文化思想，造成了如今导致区域法治发展的多元性、多样性的形态。使的我们难以对付和招架。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法精神就很难得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认同。因此，传统文化应该放弃，而主动接受基于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方法律。
(二)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击
从汉武大帝北上驱逐匈奴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最富饶的帝国。法律上更是具有先进性。到了近代，西方通过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渐开始了。其以巨大的冲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原来的发展方向，使之在多少有些屈辱的方式中被迫转型，向一个未可知的现代社会过渡，而今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追求市场经济的社会势必要去改变传统法律文化中限制人身束缚的内容，以便利于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活力有赖于建立起保护法律权力的环境，而这种法治环境在发达国家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同时经济追求最大化利润，在追求利益上是排除道德的，利益越大，越敢背离道德。因此，市场经济下改造传统并不能全是有益于的改变，有的反而企图毁掉传统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一面。这时候每个立法者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懂得何时取舍，懂得如何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思想，不能在区域法治发展的外表下，行的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面。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当前法治发展的思想分析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发展的消极不利思想
“礼”和“德”作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基于其产生的根本经济基础，我们就不能否定，它在当今对于法治发展消极的一面。第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重礼轻法，以道德为中心的泛道德主义思想。泛道德主义是指伦理国家应当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达到自我约束的状态，法律只起到了有限的次要作用。用礼让来调节社会矛盾，调整人际关系，夸大道德教化功能，轻视法律的作用。第二，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泛刑主义思想。泛刑主义指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刑法的性质，几乎所有法律关系领域都可以用刑罚手段来调整，甚至在现代人看来完全应由道德来调整的行为，也往往被刑罚所覆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法即刑，刑即罚，法律即暴力，它是且仅仅是镇压的工具，这样泛刑主义传统在现实社会中也时有体现，直到今日，有些人仍然认为违反法律，就一定追纠刑事责任。第三，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坚持“人治主义”思想。人治主义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力主“人治”高于“法治”，其核心思想是反对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它确信只有让国家的治理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握有不受或不完全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区域法治发展的积极有利因素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法律文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至今对于人的影响都是深远和深刻的。传统法律文化追求“和谐”思想，重视“德治”的思想。人应与自然和谐，应与人之间和谐。法律一直追求“天人合一”的状态，这是从古至今，人们都在最求的一种积极的精神境界。“社会关系之所以不和谐根本原因是利益协调的问题”，中国传统法文化将和谐定位为法律的价值，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以严格维护礼确定的和谐局面为出发点，在法律的实施中也以维护礼所确定的“和谐”为目的，“和谐”成为法的出发点和归宿。用礼来分配利益，评判法律的好坏，不是看正义、自由和效益，而主要是看法律在法治国家中，把国家和谐是否安定有序作为评判的标准。对于“德治”的思想。古人认为应“以德服人”“政者正也，子率以正，熟敢不正”“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儒家看来，法治近于霸道，与道德相比是较低一等的统治方式，因为法律主要是通过人对惩治的恐惧而起作用的，是对外在力量的屈服，是强迫与被迫的结果。而德治则是人的内心感化，通过道德力量改造和净化，从而消灭邪恶，这才是理想的治国方式。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古的传统美德，对于当前区域法治来说，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也是应有之义，而市场经济需要诚实守信。而这就是传统美德的内容。德治思想，其核心是指规范人们在社会中为人处事的法则。是依靠“良心”办事，修身齐家必须有良心，良心好坏是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
四、走东西兼采、德法并施的中国法治发展之路
一、讲一些励志的故事，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人民历来崇尚气节，注重情操。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经常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在《左传》中有“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临患不忘国，忠也”的句子。就是这个“忠”字情结，使我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其中时间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战国时代的屈原。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他忧国忧民、矢志献身祖国。他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地探索前进。陆游68岁在家乡躺着的时候，还在想着为国家保卫边疆。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代虎门销烟、严惩列强的林则徐，勇歼敌舰、为国捐躯的邓世昌，呼唤着“少年强则国强”的梁启超，发出“振兴中华”第一声呐喊的孙中山。当代“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这些英雄志士无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后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后人，我们有着五千多年的光辉历史，我们是一个强大的令人骄傲的民族，在任何困难险阻前，我们绝不低头，我们也会用自己的行动捍卫它的尊严。同学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了解了许许多多革命烈士为了保卫家园而献身，他们深深感动了，在我播放视频，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的时候，很多同学们都潸然泪下，他们在心底播下了爱国的种子。可见，把传统文化渗透到职校的德育工作中去，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何其重要。
二、从学习传统文化中提升学生的行为素养。
早在两千多年前，曾子就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古人一直崇尚“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自省”、“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内容，如果老师能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让同学们了解其中的含义和内核，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自己的基本生活准则，也能对他们遵守学校的日常规定和社会规范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可谓事倍功半。经过一段时间的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学习，我发现我班有很多同学都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学会反思，提高了自己的行为素养。大部分学生都能文明用语，相互谦让，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尊敬师长，主动问好，自觉地遵守社会公共秩序等。
三、从传统中学习孝敬父母、尊敬师长。
“孝”是中国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孝经》中，子曰：“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本也”，“夫孝，德之本也”，“孝慈，则忠”。古人所讲的“百善孝为先”、“仁爱孝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特色的思想精华。对于尊敬师长，“曾子避席”、“程门立雪”是一些非常著名的故事。如果学生对养育自己的父母和教育自己的师长都不尊敬，又怎么能爱他人、爱社会、爱人民、爱祖国呢？因此，我们必须以此来教育学生，在家庭要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在学校要尊敬师长，尊重每一位教师；在社会，要敬老爱幼，助人为乐。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我要求他们凡事和父母商量，多理解他们，多听取他们的意见。生活节俭，珍惜父母所给予的，在家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四、讲一些古人们刻苦学习的事例，来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如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自幼苦练书法成为“书圣”的故事，还有“凿壁借光”的匡衡、“负薪挂角”的朱买臣和李密、“悬梁刺股”的孙敬、“卧薪尝胆”的勾践、“闻鸡起舞”的祖逖、“程门立雪”的杨时等故事，表现了古人有一股为实现理想而甘愿吃苦的决心和恒心，这无疑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通过这些传统文化中一个个鲜活的成才的小故事讲解，让同学们明白了成功是要付出努力和艰辛的。在古时候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古人们都能克服一个个生活的困难最后取得成功，对于现在衣食无忧的同学们，寄予着父母们的期望，在老师们的关心下成长，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一点困难有什么理由退缩呢？我所执教的是职业学校的学生，学习基础较差，很多同学都认为努力学习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于是我经常在德育课上通过讲传统让他们明白，学习优秀并且技能领先是职业学校学生的责任，只有这样，同学们才能在未来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虽然同学们现在选择了职业学校，但是要知道无论将来在哪个岗位上，成功永远属于努力拼搏、永不言弃的人。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同学们的学习态度逐渐端正，有些同学还被评为校园之星，成为其他同学学习的榜样。
五、结语
本人在德育的实践中采用了“讲传统，树典范”的润物细无声的方法，激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德育课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充实。在我从事班主任工作期间，班级有着良好的学风和班风，没有学生因为违反校规受到处分，同学们都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同学们都能你追我赶地投入学习中，也都能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起到了较好的德育效果。在以后的德育工作中，本人将不断努力，运用现代化技术以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德育工作结合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作者：鄂春香 单位：江苏省邗江中等专业学校
论文提要：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由政府到学界，由国内到国外，国学热不断升温。如，在《百家讲坛》阎崇年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于丹讲论语；《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政府举办了“俄罗斯‘中国年’”、“德国‘中国年’”，在各个国家开设孔子学堂，等等。这一冷一热带给我们很多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笔者简要地探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作了思考。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摘要: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关键词:企业文化;传统文化;中国特色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并沉淀在企业员工心目中的一种价值理念,它是一种文化哲学。优秀的企业文化应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企业经营哲学,是指导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动准则。在当今产品更新换代步伐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背景下,企业竞争的成败取决于企业的整体实力,而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价值理念的一种体现,为企业的发展壮大,适应激烈竞争而生存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进程中,文化的力量将愈显示出它的功能。
中国现代企业文化,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中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爱岗敬业,凝聚企业的向心力,培育中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从六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在企业中注重道德教化,培植敬业乐群、合理奉献和人生理想等人文精神,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底蕴。
加强道德教化。中国的泛伦理型文化在现代社会虽流弊日多,但其精华部分仍光彩照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最理想的成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道德上的成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中华文化基本思想之一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讲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讲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归宿,二者讲的都是从道德上立人,以人之德性来包融天地万物。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无疑仍有积极意义。一个人格低下、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无论如何是难以给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的。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道德沦丧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整个社会对“堂堂正正做人”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企业人文精神建设首先应围绕道德建设来进行。在企业管理者中,应提倡“百行德为先”的思想,通过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真正做到“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对企业职工,应加强道德自律教育,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说,就是强化“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如果企业能够从这些具体的、员工易于接受的东西入手进行道德教育,就有可能培养出一代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培养敬业乐群精神。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有执著的追求与热爱,让人生的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所谓乐群,就是与全体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奋斗。敬业与乐群密不可分。只有人人敬业,才能激发创造热情,减少内耗,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创业环境。为形成人人敬业的局面。
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素来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古老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宝贵箴言,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秉承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培育中国现代企业精神,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贯穿始终。
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特别强调群体意识和团体主义精神。建设中国现代企业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勤劳敬业精神、整体为上的集体主义道德,强化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发挥出企业的集体主义精神。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要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才能把发展现代企业同振兴中华民族联系起来。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理念更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主阵地、主渠道，其核心目标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政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增进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具体地讲，就是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在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走过一小段弯路。正如金耀基1998年指出：“我们不会不注意到，中国内地这个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自1949年之后所推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根源的社会主义教育，它有系统地清除资本主义（以美国为主）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被认定为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这种认知确实揭露了当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脱节甚至人为制造对立的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在关系。这种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开始，时至今日，学者们仍然十分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互动、互利性，进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的重要生长点，有利于增进大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了解，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增进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认同。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一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教学效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共同承担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之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又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之窗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可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作为论据，而且可以在适当的内容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论据，以此丰富教学内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两者功能的内在互补性，更新教育理念，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自优势，找准结合点，充分展现合力育人功能。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内容对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注重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且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其中。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可以实现内容上的完美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文化，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盘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诸多育人的宝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如在“原理”课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契合深化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如从古代神话的开天到女娲补天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人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渴求。通过神话故事的推介激起学生学习与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思想介绍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并形成深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习惯，增进文化自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某种“抑商”倾向，但在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也形成了自己的“经商之道”，并积极探索经济运行规律。如春秋末年的“范蠡认为物价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他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中国古代的经商之道与价值规律虽表述形式稍有不同，但实质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崇尚大同理想，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不能忽略诸如“大同理想”一类的重要社会理想资源。如《礼记•礼运》中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及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等分别阐扬的“大同理想”，尽管他们的大同理想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痕迹，但其在中国社会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本土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理想的典型代表，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内在契合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充分挖掘其中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通过两者的比对、分析，建立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不仅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还从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空间距离，缩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时间跨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育人化人中的作用。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载体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创新传播载体，即不断创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具体而言，要注重实现口语表达精致化和演示文稿即PPT展示精美化。口语表达精致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在其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接过程中，要注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方式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方式现代性的双重转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现代语言展现古典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与奇效。口语表达可以采用古文的方式，但要做适当的解释，否则，学生没有听懂，起不到交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教学语言上做好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结合，展现出其历史的生命力与思想的深邃力。PPT展示精美化：现代化条件下的教学往往借助PPT的手段，PPT具有易保存、易共享的特点，特别是学生在课后可以下载PPT，考前复习会阅读PPT，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PPT展示精美化不仅体现在制作的精细与美工上，还应注重将现代艺术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元素有机结合，在PPT平台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灵动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理性批判
大学时代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恢复其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自主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发挥理性思维的批判作用。教师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自觉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学会用理性批判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讲到历史观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引入历史上现实存在的、且争议较大的人或事，如清末帝后之争。有的同学可能将清朝的灭亡归结为慈禧一人之过，甚至将中国近代的受欺压、受的悲惨史实归到慈禧一人头上。一方面，允许学生积极思考，开动头脑，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让学生从思考“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作用”转到思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让学生从人物的批判到封建制度的批判，并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正确对待封建制度中的优秀文化。除了在课上引入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外，还可以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观点，如讲人的本质时，引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非善非恶论等，一方面，介绍他们思想中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说加以对比，进一步指出强调阶级社会中人性是具有阶级性的。
五、结语
为增加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能力与理性思考能力，可以采取专题式教学的方式，在“原课”课中抽出2学时专门讲授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分期为线索，介绍中国哲学史上可圈可点的哲学思想，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介绍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客观地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并能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学生共享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理性思考与批判的兴趣。这种专题式教学有利于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然后根据个人的兴趣，一些学生会自主探究相应时期的某些哲学家的思想，有利于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培养。
作者：付秀荣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