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0:44
2012年4月6日10：00，洛阳市文化收藏界迎来“辉煌时刻”。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闰振堂以及洛阳相关领导，为来自围棋、驿站、牡丹瓷、奇石等领域的8家民营博物馆同时授牌。
作为洛阳首批民营博物馆之一的河洛石文化博物馆，闫振堂会长亲自为其揭牌并高度评价：此举谱写了洛阳市奇石收藏事业发展的新篇章，为赏石、书画艺术爱好者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是洛阳宝贵的文化财富。
而这些宝贵财富的主人就是河南警盾安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收藏家协会赏石收藏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观赏石协会副会长、北京观赏石协会顾问、北京茗石轩文化会所董事长、河洛石文化博物馆馆长张建升。
缘起牡丹石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欧阳修在几百年前可能没有想到这句赞美牡丹花的诗句，如今用来赞美牡丹石是如此恰当。
张建升也没有想到，20多年前，煤炭部工作的兄长一句无心的“家乡有奇特的牡丹石”，会让他与牡丹石结缘，并最终投身奇石文化事业。
“惟妙惟肖的牡丹石，铮铮铁骨，光明磊落，象征着友好和欢乐。”张建升谈及钟爱牡丹石的原因立即兴奋起来。
他告诉记者，牡丹石经过上亿年以上火山喷发而形成，它像一朵朵盛开的牡丹，有花瓣还有花芯，硬度已经达到玉石级了。1997年，号称“石材王国”的意大利专家对牡丹石的考察结论是全世界仅此一处资源，是世界奇石珍稀资源。
2004年10月26日，牡丹石入驻中南海，是中南海紫光阁前唯一标明地域名的一块奇石，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为之题写“洛阳牡丹石”。
为了弘扬河洛文明，传播牡丹文化和观赏石文化，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还与中方联合精心设计了牡丹石小型张邮票，并于2010年第28届洛阳牡丹花卉开幕式上首发。
一方牡丹石浓缩为艺术的精华、文化的灵魂、友谊的使者、洛阳的名片，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纽带，是中国赏石界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迷上牡丹石的张建升，斥资收藏了相当数量的牡丹石精品，被业内人士称为“牡丹石收藏大家”。
在看过张建升的收藏后，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激情挥毫“洛阳牡丹石，国色动京城”；中国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闫振堂也高度评价“牡丹花为国花，牡丹石乃国宝”；中国观赏石协会会长寿嘉华则赞誉“牡丹花开石中来，古今中外显风采”。
捡来的高“升”
如果张建升不在公司，那他有可能在黄河边上捡石头。
张建升掌管的河南警盾安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建筑智能化、研发、安防、消防、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安装和施工服务的现代化企业。同时在北京、上海、深圳、洛阳等地设立分公司和不锈钢分公司、钢制办公家具、国际贸易公司等分支机构。
“捡石头既锻炼身体，又放松心情，是最佳的有氧运动。”张建生说当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去捡捡石头，亲近自然，欣赏石头，就什么压力都化解了。
还记得有一次公司遇到困难，张建升心情极度压抑。为缓解压力，就到黄河岸边寻石为乐，刚到河滩不久，就发现有一方暗红色的卵石，上面清楚地印着一个“升”字，形象自然，正是他名字中的一字，又寓意运势高升。
直到今天，张建升依然激动不已：“这可是几千万年前的石英岩，经过河床长期冲刷打磨而成，简直是太绝了!”得到这方奇石之后，张建升回到公司，果断做出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坚定信念，带领着团队，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基础、以服务为依托，稳扎稳打，使公司效益和利润一路攀升，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有了坚实的经济支持，张建升的石文化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除了奇石，石雕，石刻等与石文化相关的古玩艺术品，张建升也开始涉猎唐宋以后各朝代的石雕石刻，光是形态各异的石狮子就不下几百尊。老的灵璧石、太湖石、英石等也为数不少。
其中，他收藏的古石“C龙”，石体浑厚沉稳，前冲上翘的头部，显得神采飞扬。该石还在“全国首届书画·奇石·盆景·根雕艺术大赛”中获得了金奖。
弘扬河洛石文化
洛阳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名城，文化底蕴深厚，河洛石文化历史悠久，是第一个走出国门与韩国建立石文化的姊妹城市。但是，在全国奇石市场日益蓬勃的今天，洛阳奇石的产业发展却落后于其他地方。
河洛奇石有几大品种，包括牡丹石、竹叶石、黄河石、荷花石、梅花石、黄蜡石等。尽管有些奇石资源已经面临枯竭，但其市场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
如何推动河洛奇石的产业发展?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企业家，张建升一直在做实践性的探索——茗石轩，就是他为了发展奇石文化产业而迈出的第一步。
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的茗石轩，陈列有400余方以河洛地区石种为主的精品奇石、名人名家书画、古石刻、木雕装饰等传统文化瑰宝，交相呼应，相得益彰。馆内的包间也以洛阳地域的石文化为主题而命名，国画、墨韵、百花、梅花、集萃、步云、兰亭，或气度恢弘，或朴实端庄。充分展现了其厚重的文化氛围，为赏石、书画艺术爱好者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
以石为媒，交流会友。茗石轩把石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以及传统书画文化相结合，定期的举办书画、奇石文化交流互动活动，建立了一个弘扬河洛石文化的根据地。
如今，茗石轩更是有了新身份——河洛石文化博物馆。作为洛阳首批8家民营博物馆之一，河洛石文化博物馆承载了更多的文化使命。谈及建馆初衷，张建升说：“我的公司做安防、消防、装饰工程，除了功能和美观，更多承担的是责任；而传播、弘扬石文化，发展石文化产业更需要奉献。”民营企业可以为保护河洛文化遗产、发展河洛文化旅游产业出一份力。
籍中央提出“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时机，张建升又将奇石馆开到北京。
据悉，洛龙区地税局先后获得全国税务系统先进集体、河南省税务系统先进集体、省级文明单位、省级青年文明号、洛阳市优秀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该局开展的“服务世界邮展，情动牡丹花城”纳税服务志愿者建功营活动，获得了国家税务总局全国税收宣传月最佳优秀项目奖。
优化环境，为服务立税撑起“遮雨伞”
洛龙区地税局紧紧围绕洛阳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评选活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营造标准化办税环境，给服务立税提供了坚实支撑。为给纳税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办税环境，洛龙区地税局按照标准先后投入100余万元对区局的办税服务厅进行了标准化改造装修，改造后的办税服务厅使用面积510平方米，布局大气合理，服务设施齐全，环境整洁美观。共设12个全职能综合服务窗口和4个功能服务区，分咨询辅导、办税服务、等候休息、自助办税四大功能，集申报、征收、咨询、服务、协调于一体，为前来办税的纳税人提供更为方便、快捷，办税效率更高效的服务。
该局还统一了“服务窗口、窗口职责、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标准”，并实现一机双屏，让纳税人始终得到高质量、高效率的办税服务。设置的触摸屏、电子显示屏、排队叫号系统、POS机等设施为纳税人提供了便利的服务。实行弹、延时服务，为老、弱、病、残人员开通了“绿色通道”等服务措施。该局办税服务厅因此被省局评为“优秀办税服务厅”。
作为省、市局新征管业务系统上线试点单位，该局积极协调，多方筹措资金，购置更换了45台电脑、20台打印机和UPS电源等设备；对区局局域网进行了升级改造，探索服务外包，减轻人员压力，对网络设备进行定期检查，为新系统上线试点工作和提升服务质效提供了硬件支撑。该局在全省新系统上线中按时开出第一张税票，为金税三期全线联网打下了基础。
税法宣传，为服务立税架起“连心桥”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每年4月是一年一度的“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也是全国税收宣传月。近年来，洛龙区地税局充分依托重大节会平台，发挥地利优势，积极开展税法宣传，与市局联合共青团洛阳市委、洛阳市文明办、洛阳市邮政局等承办税收宣传月启动仪式，围绕“税收、发展、民生”主题，每年一个主题项目，先后开展了“服务世界邮展，情动牡丹花城”纳税服务志愿者建功营开营仪式，“征纳和谐文明花”主题换位实践暨“真情体验，共建和谐”，“万人百场税收大讲堂”暨“环境创优、真情服务”行动计划，“我与文明同行，情动牡丹花都”服务志愿者行动计划，“税收助力生态文明”暨志愿者服务第31届牡丹文化节活动等，以新颖的形式、广泛的发动，在社会各界扩大了地税影响。
在税法宣传活动中，该局还借助洛阳市文明城市创建，以纳税服务志愿者建功营为主体，做实“税收政策、征收管理、建账理财、产销信息、就业牵线、市场规范”六项服务，开展税收宣传 “进景点、进社区、进厂矿、进学校、进军营、进农村”活动，促进征纳和谐，树立地税“文明、规范、高效”的崭新形象。近两年来，通过开展“六项服务”共举办政策培训、辅导咨询1000余人次，促成10余家企业签订了供销合同，促成房产销售百余套，成交金额达5000余万元，先后使8家企业摆脱困境，税收宣传活动先后获得国家税务总局优秀项目和省、市优秀项目一等奖。
“一站式”办税，为服务立税铺就“发展路”
在纳税服务工作中，洛龙区地税局坚持科技引领，不断创新，打造 “一站式”办税服务特色。通过“一站式”办税，该局形成“窗口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的办税模式，从实际工作出发，适时推出效能管理系统和办税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把服务做到最好。
一是制定详细规范，简化工作流程。“一站式”办税服务涉及到基层人员的岗位职责、工作方式、办税流程等多方面的变化，为此，该局制定下发了《“一站式”服务实施规范》，对业务类别、服务内容、受理方式、办理流程、监督考核等进行详细明确，将纳税人办理涉税业务划分为即办事项和限时办结事项两类。对于即办事项，如：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发票领购、发票代开、发票缴销、发票真伪鉴定、证明开具等，实行即到即办。对于限时办结事项，如：税务登记注销、减免税审批、抵税退税等需要税务部门审批的事项，严格按照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和限时服务制的要求，实行“一窗式”受理、“一站式”服务。通过反复的动员和培训，使每一个人都明确自己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办，明确了责任。为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办理环节，加速内部流转，节约办税成本，该局制作了“一站式”服务申请单、受理告知单、业务流转单、服务中止单、服务终结单等5类单据，规范了流转传递方式。并制定了“一站式”办税服务操作流程，对6大类55个涉税事项进行了明确，简化了工作流程，明确了办税时限，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是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科学流转。通过开发应用“办税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对日常需要税务部门审批的登记注销、减免税备案审批、征收方式认定、抵（退）税等事项，采取窗口受理，网上流转传递，审批资料网下交接，短信同步提醒，受理窗口出件的流转模式进行传递审批。在大厅受理窗口添置了高分辨率的图像采集仪，通过影像采集，由服务窗口对受理的涉税事项和相关资料进行同步图像采集上传，依托“办税服务信息系统”将审批信息和影像资料在税所、业务科室、主管领导等审核环节之间进行传递，避免了纸质资料频繁传递，降低了办税成本，实现了办事效率的显著提高。
三是完善汇签制度，确保合法合规。每月月初，由征管和科技发展科负责组织业务科室和税源管理部门召开汇签会，对已通过“办税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办理完结的涉税审批事项，依法依规进行二次复核。同时，由各部门对照自己已办理的各项业务进行纸质资料事后意见补签，并将相关资料筛检、整理、归档。
[关键词] 河洛文化 开放性 包容性 “一带一路”
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与洛河交汇地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以我国古代农耕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形成于夏商，成熟于周，鼎盛于汉、魏、唐、宋。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华夏文化的源头和主干、中华民族远古文明之曙光，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对其他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它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延续为儒家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它以洛阳古都凝聚的文化精华为核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性。它以河洛人口南迁和丝绸之路为途径，把这一优秀文化传播到海内外，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它广泛吸纳其他文明，使其成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文明和睦相处，体现了它的包容性。
一、河洛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
（一）河洛文化的开放性
河洛文化自产生以来，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向域外传播，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周武王选择伊洛一带，特别强调“自洛I延于伊I，居易无固”（逸周书・度邑篇）。洛I是洛水入黄河处，在今巩义市市区北；伊I是伊水入洛水处，在今偃师市域西南。以此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明显的障塞险阻，适合古人建都的要求。这是因为都邑是“都国诸侯所聚会”，是四方交往的中心，政治、经济的枢纽。周公在确定成周位置后说：“此天下之中，诸侯四方入贡职，道里均矣。”（史记・刘敬传）这表明周朝重视新都应当便于四方的往来相聚。后来建都洛阳的王朝也常有类似的考虑。韩国磐认为，东汉都于洛阳，“除客观上长安残破的原因外，主要是洛阳有其主观上的优势”。他引述班固《东都赋》对洛阳的描写：“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辏。”[1]p7“土中”即天下之中，“平夷洞达”即“居易无固”，其思想是一脉相承。在这里形成的文化传统，自然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河洛文化向外传播，“丝绸之路”是重要途径。“丝绸之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广义的“丝绸之路”，不但包括张骞开辟的经过今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往亚洲大陆、欧洲以及非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包括中国与日本、朝鲜以及印度、非洲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乃至中国的优质商品被输送到亚洲、欧洲、非洲多国，当地民众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推崇有加，争相购买，有的商品成为上层社会人士的奢侈品，成为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其他地区，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东汉时期造纸术曾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中国古代印刷术是沿着“丝绸之路”西传的技术之一，唐朝时期印刷术已经传到西域。
（二）河洛文化的包容性
包容性通常是指某些社会个体或社会主体能够包容客体的特性。在思想文化领域，包容性是海纳百川、吸纳其他文明成果，成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包容性是河洛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河洛文化所吸收的外来文化，从内容来看，有原本不属于中原民族的异质文化；从文化生成的地域看，有原本不属于中原民族的异域文化。例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带入的北方鲜卑等民族的文化，以及南亚传来的佛教文化等，既是异质文化，又是异域文化，在传入河洛地区并同中原文化融合之后发生了变异，成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洛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兼收并蓄；二是求同存异。这是河洛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不断具有新鲜活力和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丝绸之路”不仅是河洛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丝绸之路”开通后，河洛地区成为华夏文化传播中心，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中心。河洛文化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推动了河洛文化向前发展。在历史上，洛阳曾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河洛文化伴随着中原地区的物产到达“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当地民众通过中国商品认识河洛文化，继而认同中国。先进的河洛文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西域以及世界各国不断派出使者，经过“丝绸之路”到洛阳开展贸易，学习中国文化。隋唐时期，洛阳既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又是文化传播中心，其文明程度远远超出当时世界其他地区。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洛阳，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仰慕中华文明，长期定居下来。在洛阳发现的外国钱币，有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日本和同开尔银币、尼泊尔银币等就是有力的例证。
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东汉初年，佛教正式传入洛阳。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派遣中郎将蔡喑、秦景、博士王尊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法。蔡喑等人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与之东归。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洛阳，并将所得佛教经卷用白马驮回，汉明帝建精舍供他们居住，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寺院洛阳白马寺。迦叶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翻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经典。在洛阳东郊的福先寺，既有女皇武则天御书浮图碑文、画家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壁画，还有印度僧人阿弥真那、善无畏、菩提仙那和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禅居修法的场所。佛教源于印度，来中国后，扎根于洛土，并在河洛发扬光大，河洛人对外来的思想和艺术体现出包容的接纳心胸，以至北魏时洛一度被称为“佛国”。
二、“一带一路”是对外开放大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国务院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2014年，国务院将“一带一路”战略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我国政府又制订并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愿景与行动意见》。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提出的战略构想。
经过39年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有利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今天，我们的对外开放已经由引进外资为主，转变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我国经济渐深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大战略，需要秉持开放的精神，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推动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当今中国经济文化和世界经济文化高度关联，要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升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深化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开放，实施向西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有利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符合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同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国家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增加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三、河洛文化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范围广阔，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将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以连接中外海上贸易交通线为平台和载体，由此促进中外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关系。它涉及同中国相邻的东南亚，延伸到广阔的印度洋海域，即大约几十个陆上和海上邻国及周边国家，与我国经济结构有较强互补性。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只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也不应只是中国努力、中国“独唱”，应该充分调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极性，共同参与进来，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情千差万别，社会制度、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一个模式。应弘扬河洛文化的包容精神，充分利用沿线国家的经济、区位、文化等多方面优势，努力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可以将自己的规划和项目与沿线各国的规划和项目结合起来。例如，哈萨克斯坦正在施的“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运输走廊项目，契合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
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当前我国的友好邻国均可参与。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优先方向，中东和东非国家是“一带一路”交汇地，欧洲、独联体和非洲部分国家也可融入合作。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很多项目，涉及国家和实体可能更多，开放性更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应当形成基于多条经济带的纺锤形经济网络，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推动的欧亚发展带相互衔接，覆盖整个欧亚大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将会形成许多交汇点。
“一带一路”建设是基于各国文化认同、平等框架下推动的经济合作，底蕴是“丝绸之路”文化。作为合作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倡议，体现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精神，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合作性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陆续推出基建、交通的互联互通及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等措施；依赖“丝绸之路”经济、人文、贸易的千年传承，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建设“一带一路”，这不是追求建立经济区域一体化组织，不刻意追求强制性制度安排，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恶性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涵是致力于实现“五通”，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是一个复杂、包容、开放的系统工程。有关国家可以由易到难、以点带面、由线到片，逐步形成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参与者和建设者，共同商议、共同建设、共同受益。“一带一路”优先领域和早期收获项目可以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可以是贸易投资便利化、产业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人员往来。在“一带一路”平台上，相关国家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目标是政通人和、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虽然是中国倡议，但这是一个多元、开放、需要区域内各国共同推进的合作进程，通过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把各国紧密联系起来。
佛教与艺术的结合，逐渐形成了绚丽多彩的佛教艺术文化体系。佛教艺术，除了雕刻绘画等造像艺术之外，佛教音乐也是佛教艺术花丛中的一朵奇葩。有着独特人文和自然区位优势的河洛地区，既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又是佛教音乐艺术之花绽放的最佳场地。早期传入洛阳的佛教音乐梵呗，经由古代中原艺术家们的吸收、融合与创新，逐渐演变成具有中原特色的河洛佛教音乐。深入考察河洛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演进，并分析其兴衰更替的内在动因，不仅有利于丰富传统佛教艺术内容，还可以进一步推进河洛佛教音乐史与河洛区域文化史的研究。
一河洛佛教音乐的历史演进
分析河洛佛教音乐的历史演进，需要对佛教音乐是否随佛教同时传入中国作一简要分析。学界既往的观点大致有二：一是同时传入说；另一种则是滞后说。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因为东汉明帝以后，陈思王曹植之前，便已有梵呗的存在。从理论上说，既成僧伽，就要有礼佛之仪；既有礼佛之仪，便有梵呗之需。两汉之际，随着西域的稳定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梵呗完全有可能经丝绸之路由西域或天竺传入内地。尤其是，东汉桓帝时，安息国高僧安世高来中国参拜汉帝时就能用梵语唱颂梵呗。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范晔：《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54页）虽然，当时的梵呗唱诵还没有越过王宫的高墙深院，唱诵的场合少之又少，但佛教音乐随佛教一同传入之说据此可信。进而可知，佛教音乐艺术的历史演进与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具有同步性和一致性。河洛佛教音乐作为中国佛教音乐的源头，其历史演进不仅展现了中国佛教音乐演进发展的普遍性风貌，也展示了河洛佛教音乐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人们知道，中国佛教音乐发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其中，王日昌、田青等前辈提出的“四阶段说”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即“佛教初弘期阶段、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唐代繁盛及典型化阶段、宋元之后的通俗化时期”（王日昌：《谈古代典籍中的佛教音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与此相比，河洛佛教音乐在此基础上则显示了其本地区的特点，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初弘阶段（东汉时期）。东汉明帝时，佛教以官方形式正式传入中国。“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0页）这一时期佛教音乐随佛教一起传入洛阳，由天竺来华的竺法兰大师传入。竺法兰大师在翻译佛经、弘扬佛法的同时，也带来了天竺的佛教音乐———梵呗。佛教梵呗产生于佛教圣地印度，来源于佛教时期以前印度吠陀时代的“赞颂”，其中《姿摩吠陀》记述歌咏的方法奠定了念诵佛经的基础，以乐咏经，以歌诵经，是原始佛教音乐梵呗的前导。梵呗主要用于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和经忏法会，既有赞诵佛德的作用，又能使听者心灵净化，潜心向佛。王小盾认为：“我们可以用三分法来看待原始佛教的音乐。从表演者角度看，它是乐伎供养音乐、佛陀说法音乐、僧侣诵经音乐的三分；从音乐体裁角度看，它是歌舞音乐（用于礼赞佛陀）、呗赞音乐（用于歌咏经偈）、吟诵音乐（用于唱诵经文）的三分。”（王小盾：《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东汉时期，佛教及其艺术处于初弘期阶段，传播范围极为有限。由于梵汉之间的语言差异，虽然天竺佛经已经被译经家用汉文译出，但由于当时通晓梵文的受众极少，梵呗在河洛地区的传播存在严重的困难。虽宋代赞宁在《高僧传•读诵篇》记载，“原夫经震旦，夹译汉庭。北则（竺）法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通”（转引自徐湘霖：《净域奇葩———佛教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但竺法兰的赞呗歌诵，系“直声而宣剖”，其音乐性不强。当时佛事方兴，译业草创，他所咏赞的，想必是原来的天竺音乐。无论是竺法兰，还是安世高在东汉桓帝时所唱颂的梵呗，在梵汉语言差异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以及正式的佛教仪式还未形成之前，他们所输入的是以梵语歌咏经偈的呗赞音乐。第二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中国化与多元化阶段（三国至北朝时期）。梵语化的佛教音乐输入到河洛地区初期，与河洛地区的语言及音乐传统都不能完全协调，难以配合用汉语译出的偈颂和汉地创作的佛教歌词。三国时期，中国佛教徒注意到了这种矛盾。河洛地区的乐僧于是采用河洛地区的民间乐曲创作新佛曲，从而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音乐。同时，河洛地区的文化精英与艺术家们也在为梵呗的中国化而努力，在梵呗的中国化中曹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苑珠林》记载曹植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焉”（释道世：《法苑珠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398页）。曹植通过删治《瑞应本起经》，改编而成的鱼山梵呗是一组由四十二个曲调组成的联奏，既保留了印度佛教音乐的特点，又具有洛阳地区的音乐风味，即传统的相和歌的特色。相和歌是对汉代北方各地流行的各种民间歌曲的通称。其中，既有原始的民歌，也有在民歌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艺术歌曲。它属于汉代乐府歌曲中的一类，是乐府歌曲中的精华部分。魏晋之际﹐相和歌有较大发展，在河洛地区极为盛行。曹魏政权对相和歌尤为喜爱﹐写有大量歌词交乐工演唱。曹植将天竺梵呗与盛行于河洛地区的相和歌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创制了中国化的佛教音乐，既有利于梵呗的中国化，又丰富了河洛民歌的艺术形式。西晋至北朝时期，崇佛之风在河洛地区日盛。《洛阳伽蓝记》里详细记载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发展之盛状：“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髫，负籍持经，来此乐土，宣武故立此寺（永明寺）以憩之。房庑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73页）洛阳吸引了世界各地来中土弘扬佛法的高僧，他们带来了新的佛教音乐形式，使河洛佛教音乐突破了单一的人声用乐系统，促使器乐化的河洛佛教音乐逐渐形成与发展。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龙门石窟伎乐人造像中便可看出，如北魏时期修建的宾阳洞，内刻有八身伎乐天，皆面向主尊，演奏的乐器依次为笙、笛、阮、细腰鼓、磐、排箫、筝、铜钹计九件乐器。在这些器乐中，既有西域化的乐器，也有河洛地区传统的乐器。这一时期随着正式的佛教仪式的形成，河洛佛教音乐体裁也变得丰富起来，不再局限于初弘阶段的赞呗音乐，歌舞音乐与吟诵音乐兴起，并运用于佛法宣扬与佛教庆祝活动。第三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繁荣与定型阶段（隋唐时期）。隋唐时期河洛地区的崇佛之风与以前相比更加兴盛，这极大带动了佛教音乐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在乐器上和曲目上都在不断增加。隋唐时期新开凿的龙门石窟中，有11座石窟含有乐器，所有乐器竟达70余种，较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了箜篌、拍板等乐器。唐代长安和洛阳的宫廷中也有佛教音乐的演奏。从《羯鼓录》《唐会要》《乐书》（陈旸）以及《敦煌经卷》等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唐代宫廷演奏的佛曲达70多首，其中《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观音佛曲》《释迦牟尼佛曲》《龟兹佛曲》《卢舍那佛曲》《四天王》《阿弥陀佛曲》等，这些著名宫廷演奏佛曲大多是器乐曲，是与本民族音乐结合的基础上重新创作的，体现了河洛佛教音乐特色鲜明的艺术风貌。这一时期河洛佛教音乐在数量上繁荣的同时，在河洛佛教音乐创作、表演、管理上日益规范化。再加上隋唐社会的开放性，河洛佛教音乐也在不断吸收外来音乐的营养，在乐器、曲目编排上不断创新，隋唐时期官方化的音乐管理机构不断设立，佛教仪式活动比较频繁和固定化，使得体系化、制度化的河洛佛教音乐日益形成，河洛佛教音乐日趋迈入规范化阶段。第四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阶段（宋元时期）。随着宋元社会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形成，佛教的世俗化趋势逐渐明显。特别是宋元俗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趋势。王俊义指出，“宋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俗文化的发达”（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第2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河洛佛教音乐与世俗文化的结合，在民间说唱中多有呈现，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宋元朝代更替之际，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的连年战争，使得河洛地区的佛教音乐遭受严重破坏，流落民间，又加速了河洛佛教音乐的世俗化倾向。从现存宋词、元曲的词牌、曲牌中，均可见到佛教音乐影响的痕迹，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比比皆是。第五阶段，河洛佛教音乐的式微阶段（明清时期）。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经济中心南移，位居中原的河洛地区，其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加以明清时期的帝王虽不乏宠佛者，但相比藏传佛教，中原佛教日益失去了昔日皇家的支持。此期的河洛佛教音乐除了延续既往的佛教轨仪形式之外，逐渐转向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轨迹。河洛佛教音乐在转向过程中，逐渐从宫廷、寺庙走向与民间音乐相融合的道路，并逐渐演变成后来以至近代的洛阳十盘音乐、洛阳庙会音乐、洛阳跑经调等民俗佛教音乐形式。
二河洛佛教音乐的表现特征
河洛佛教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表现出中国佛教音乐的普遍性特征，又具有河洛特色的区域性特征。同时，河洛佛教音乐伴随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彰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佛教音乐传入中国以后，逐渐由中原地区扩散至中国的其他区域，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区域佛教音乐风格。不同区域的佛教音乐受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桑德诺瓦在探讨藏族佛教音乐时指出：“云南藏传佛教修供音乐涉及皈依、礼拜、赞颂、发愿、供奉、迎请、祭祀、祈请、恭送等一系列崇拜仪式和法事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云南藏传佛教音乐形态，既具有藏族传统音乐的基本特点，又具有较为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等的地域性特征。其主要表现在：音阶、调式、旋律、节拍、节奏、速度、曲式、词律、结构以及乐队组合等方面。”（桑德诺瓦：《云南藏传佛教音乐的形态特征》，《中国音乐》2013年第2期）作为汉传佛教音乐代表的五台山佛教音乐也有其自身的特征，韩军在《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特点、价值与现状》一文中指出：“五台山佛教音乐历史悠久、形式独特，并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特征。”（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特点、价值与现状》，《五台山研究》2011年第1期）而河洛佛教音乐相比于其他地区的佛教音乐，有其显著的地域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领作用的根源性。河洛地区作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发端地，对佛教及佛教音乐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早期的佛教音乐由河洛地区扩散到其他区域。东汉时期，白马寺高僧竺法兰“直声而宣剖”。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白马寺僧人释僧饶就“善三《本起》和《大拏》”。齐白马寺释昙凭善“颂三《本起经》”。中国化的佛教音乐也与河洛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曹植通过删治《瑞应本起经》，改编而成鱼山梵呗，融合了天竺佛教音乐与河洛地方传统音乐，并在河洛地区广泛传播。二是色彩浓郁的皇权性。河洛地区有“天下之中”之称，洛阳城更有古都之美誉。悠久的建都历史，使河洛地区形成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都文化，这也是中原文化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河洛地区佛教音乐的兴盛与河洛地区的国家皇权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河洛佛教音乐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明显的地域特征就是具有浓郁的皇权色彩，表现出官方性特质，河洛地区的佛教音乐常用于国家礼仪之中。“丝竹杂乐，皆由旨给”，“梵乐法音，聒天动地”（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13页）。由皇家拨专款进行佛教音乐活动。不仅从横向比较的视角上看，河洛佛教音乐具有自身的诸多特点，而且从纵向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不同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也各有其特点。其一，初弘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表现出外来性特征，音乐形式较为单一。早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完全秉承了天竺“梵呗”形制，也就是佛教史上所称的“西域化”讲经吟唱方式。袁静芳认为，“‘梵呗’即是模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初弘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其受众和用乐系统也极为有限。此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只掌握在少数外籍僧人手里，由于那时的佛教没有明确的形态，更谈不上仪轨性的佛事活动，奉佛者也仅限于皇宫贵族。用乐系统也较为单一，仅为声乐系统，主要靠人声传颂。其二，三国至北朝时期河洛佛教音乐呈现出本土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从龙门石窟现存的伎乐人与伎乐天的佛教音乐造像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佛教音乐的多样化趋势。皇甫公窟里雕刻有八身伎乐天，从窟顶东端分为南北两列，每列四身，皆面向主尊，伎乐各持一件乐器，皆作演奏状，所持乐器有笙、笛、排箫、筝、阮、五弦琵琶、鼓、细腰鼓八件乐器。这一时期河洛佛教音乐的用乐系统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声乐系统，开始使用器乐演奏佛曲，演奏人数有所增加，佛教音乐的表演开始仪式化、规范化，并且佛教音乐开始走出宫苑寺庙，向广大公众开放。随着河洛地区佛教的普及，其音乐形式已由单纯天竺风格的梵呗演变成以中国式的唱导与转读相结合为主的梵呗。其三，隋唐时期是河洛佛教音乐的兴盛时期，其音乐形式趋于定形，其特点日益规范化与专业化。隋唐时期河洛佛教音乐不但在寺庙盛行，而且在宫廷中也盛行。朝廷还大力吸纳民间音乐，进一步丰富了佛乐。这一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除在数量上庞大以外，还在艺术水平上大为提升。隋唐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广泛吸收中外音乐精华，利用当时作曲先进技法，创制佛曲，如利用当时“大曲”组曲技法，创制法曲，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来创作和传播河洛佛教音乐。如隋炀帝时创制的法曲有《万岁乐》《泛龙舟》《斗百草》。唐朝时期，在唐玄宗的主导下，法曲《霓裳羽衣舞》影响深远，它代表了唐代佛教音乐的最高水平。其四，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基本承袭唐代，其总体特点是由宫廷走向民间，佛教音乐的世俗性增强。这一阶段的河洛佛教音乐由社会上层广泛走向社会各阶层，一些流行的民间乐曲为寺院利用，或在佛教节日和庙会中使用。元代的河洛佛教音乐与唐宋时期相比，由于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的日趋繁荣，藏传佛教音乐的兴起，使得汉传佛教音乐从整体上看显得日趋衰微。元明以降的河洛佛教音乐逐渐进入严重的衰退阶段，除保留了以前的艺术特色之外，其他特色已经基本不再存在。其艺术特色的持续暗淡，甚至面临永远再无光彩的危境。
三河洛佛教音乐变迁的动因分析
河洛佛教音乐在其历史变迁中，呈现出了发生、发展、高峰转换、式微的发展态势。河洛佛教音乐作为河洛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与发展受区域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作为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也无不反映着河洛社会生态体系的状况。纵观河洛佛教音乐的发展历程，区位优势是早期河洛佛教音乐得以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生态变迁对河洛佛教音乐的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自身功能嬗变对河洛佛教音乐的雅俗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区位优势变迁对河洛佛教音乐的发展具有外在的推动作用。河洛地区自古就有“天下之中”之称，文化底蕴甚为深厚。可以说河洛地域是中华民族生息的摇篮，华夏文明肇始的福地。河洛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河洛佛教音乐发展早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区位优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早期河洛佛教音乐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巨大推动力，使其能够汇聚强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来发展自身。东汉时期，河洛地区作为东汉政权的统治中心，由天竺或西域僧人经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音乐不断地输入到河洛地区，无疑受到了当时皇权的支持。魏晋和北朝时期，洛阳仍是当时的统治中心所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北魏政权的宠佛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河洛佛教及其音乐艺术的发展。“据统计，宣武帝（公元512～515年）时，北朝共有寺院一三七二七所，孝明帝神黾元年（公元518年）仅洛阳城内就建寺院五百所，到魏末（公元534年）城中竟发展到一三六七所，北朝辖区共计三万余所，僧尼总数已超过二百万以上。”（尼树仁：《中州佛教音乐研究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可见当时河洛地区的佛风之盛。北魏时期河洛佛风的盛行，使得河洛佛教音乐出现了发展历史中的第一个繁荣期。盛大的佛教节日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气候，如在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的“浴佛节”上都有佛教音乐的表演。佛教节日的兴盛，为河洛佛教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表演空间。到了隋唐时期，作为东都的洛阳仍然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隋朝推行佛教治国的政策，隋文帝大力复兴佛教。隋炀帝在东都洛阳提倡佛教，还专门设翻经道场和翻经馆来传播佛教，佛教在河洛地区又重新崛起。在盛唐期间，有五个皇帝在洛阳居住共达42年之久。其中在武则天居洛的30余年间，由于河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繁荣水平，加以武则天本人非常笃信佛教，扩充寺庙，增加僧侣，使得河洛佛教音乐逐渐走向第二次发展高峰。第二，河洛地区的社会变迁对河洛佛教音乐历史演进具有内在的驱动作用。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生态体系变迁对河洛佛教音乐的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河洛地区早期强大的社会生态体系使得河洛佛教音乐从发生走向全盛时期，元明以后，随着河洛地区社会生态体系的兴衰更替，河洛佛教音乐逐渐由盛而衰。东汉至北宋时期是河洛社会生态体系的繁荣时期，汉魏时期洛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长达300多年，洛阳成为全国教育及学术活动的中心，文人荟萃，人才济济，学术思想极为活跃，神、佛、经、玄四学在此形成，并影响了亚洲周边国家。隋唐时期的河洛社会生态体系达到高峰，武周时期洛阳更是有神都之称，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一体，在文学、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虽然南宋以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但河洛文化却迎来发展高峰，二程“洛学”的形成，理学在河洛地区的兴盛，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元明清时期，河洛社会生态体系走向衰败，蕴含其中的河洛佛教音乐艺术也随其衰落而式微。第三，功能嬗变与河洛佛教音乐历史演进的相互作用。河洛佛教音乐功能的嬗变与历史演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河洛佛教音乐的功能嬗变推动着它的历史演进，河洛佛教音乐的历史演进又反过来促使其功能的不断变化。就河洛佛教音乐的功能而言，其第一个发展阶段主要为赞颂佛陀事迹。早期的河洛佛教音乐形式是梵呗，又为“赞呗”，意为赞颂佛德之歌咏。佛教传入中原以后，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寺庙中就经常举行讲经法会，由得道高僧向信众们解释佛经经文。有些高僧在弘法之前，常常先由一名和尚高声唱出一段引导词，目的是以微妙音声赞扬佛的功德，同时也起到渲染庄严气氛和肃静会场的作用。到了河洛佛教音乐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其功能有所增加，开始用于重要佛教节日的庆祝活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盛大的“浴佛节”等。“普教华香，奏诸音乐。”（陈林译注：《无量寿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3页）到了河洛佛教音乐的第三个阶段，它的教化功能日益彰显，慧皎《高僧传•唱导篇论》曰：“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第4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7页）佛教以声为教体，用音乐形式来表达和宣传宗教教理、教义，教人向善。唐代净土教作“法求赞”、“般舟赞”、“往生礼赞”，制定“五会念佛”法规，并配有《散花乐》等曲目，运用梵呗在弘法场合中。总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河洛佛教音乐在其近两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其发生、繁荣、衰败的每个环节无不反映出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当下市场经济、文化转型、传媒革新所带来的冲击，更使得河洛佛教音乐渐渐失去了既往的生存空间。这一发展态势，虽与佛教音乐艺术本身发展有关，也是时展的客观必然。但文化毕竟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河洛佛教音乐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精神教化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功能。在河洛佛教音乐尚未成为绝唱之前，应该早日采取行动，保护这一承载着河洛文明和华夏子孙所创制的这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艺术形式，为河洛和中原地区乃至华夏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艺术财富。
作者：刘英丽
一个拥有邙山的城市，一定有着显赫的过去；
一个拥有黄河与洛河的城市，一定是曾经呼风唤雨的要地。
一个拥有众多古老石窟的城市，也一定拥有多种面孔。
十三朝古都，老工业基地，河南第二大城市，黄河流域的重要城市――
没有哪个城市能够似洛阳一样，拥有如此多重的身份。正因为如此，洛阳的发展，就是一个未来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百科全书。它将为我们解答一系列问题：
古都城市如何在新时展？
老工业基地如何焕发新的青春？
内陆城市如何后发先至？
副中心城市如何与中心竞争与协调？
而目前，洛阳的重新崛起，亦就是从这些问题中寻找答案的过程。
洛阳产业结构的三重转型
一直到90年代中期，洛阳都是河南经济的龙头。
洛阳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期，全国156个工业重点项目有7个建在洛阳，洛阳石化总厂、中国一拖集团、洛阳轴承集团、中信重机公司、洛铜集团、洛玻集团等国内著名的大型企业纷纷落户洛阳，使洛阳独步河南。
不过，90年代中期之后，大批老工业基地受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巨大冲击，洛阳与武汉很类似，除几个洛字头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其余市属国有企业纷纷关停。1997年，全国亏损的6599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洛阳就占了38家，洛阳的工业体系受到颠覆性打击，此后，洛阳经济走过一段弯路，最后，又回归到工业立市的道路上来。
21世纪的前十年，洛阳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特别是中期的2004年和2005年，发展速度达到28%，2004年达32%，国内罕见。
至2009年，洛阳总产值2075亿元，超过2000亿大关，跃升中国城市前50名。同比增长13%，高于河南2.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830亿元，增长15.9%，洛阳的工业贡献值达到了65.3。
不过，在洛阳花开两度的背后，仍然存在很多隐患，在未来，洛阳要完成持续发展，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
其一是轻重工业的协调。2009年，洛阳轻重工业比例为13：87。重工业仍然居绝对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洛阳的优势，一方面亦说明洛阳大众工业的不足。
其二是传统工业与新兴制造业之间的协调。
洛阳的经济改革模式，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很类似。最近几年，洛阳坚持实施“项目引资双带动”战略，在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着力培育优势产业，注重发展新兴工业。
洛阳拖拉机制造厂、洛阳轴承厂等传统大型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老树发新芽。新洛轴突飞猛进，甚至神六90%的轴承部件，都是采用洛轴。中信重工特大型装备产品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一拖则风靡中亚和非洲。
目前，洛阳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产业聚焦。形成了先进制造业、石化工业、铝加工业、钼钨钛产业、硅材料产业等六大产业基地。此外，洛阳的能源性产业，亦居全国前列。小浪底枢纽装机总容量761万千瓦。是河南省乃至中国重要的电力能源基地。
在完成传统产业的新生之后，洛阳重点发展新兴产业。中航锂电、洛阳中硅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崛起。洛阳市多晶硅年生产能力超过3000吨，产量在全国排名第二； 此外，洛阳致力于打造中国规模最大的“动力谷”。
洛阳是全国重点科研院所集中、科技人才高度密集的城市，有14个国家级科研院所和15万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科技实力不可小觑，洛阳如能有效转化，将可在高新技术领域引领河南风潮。
如此，洛阳的传统重工业、新兴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齐头并进，改变目前工业结构单一的局面。此外在洛阳的项目引资中，除引进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以外，更重要的是引进大批的大众制造工业，以中和洛阳轻工业不足的局面。
洛阳经济的第三大转变，即是增加非公经济的比重。
最近几年，洛阳经济虽然突飞猛进，但是仍然是一条腿走路，即洛阳的飞跃，主要靠的是传统国有企业的老树发新芽。目前，虽然洛阳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企业总量的90%，但是，民营企业的生产总值却仍然严重不足。2009年，河南非公经济贡献已经超过60%，郑州更是达到了67%，而洛阳却仍在40%左右徘徊。民营经济的萎缩，导致洛阳难以产生内生性企业，更难以出现企业巨头。
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凡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无不是拥有众多的内生性民营企业巨头， 在未来，洛阳要获得二次飞跃，民营企业经济的培育与发展，当为战略重心之一。
郑州洛阳双雄争霸
郑州与洛阳对于河南来说，正是如此。
2009年，洛阳GDP为2075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45位，在河南排名第二。而郑州2009年GDP为3300.4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23位，河南第一。
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河南乃至中国的龙头，那时，郑州还是河南的一个小镇，郑州崛起不过100年，如今，这个曾经的小弟，却已经是河南事实上的“老大”。
城市的经济实力，一直都是动态的，改革开放初期，洛阳尚超过郑州，甚至在1992年，郑州直接喊出赶超洛阳的口号。
洛阳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一五”计划期间，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建在洛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洛阳上缴给国家的利税总额，超过整个广东省。国家还在洛阳建立了一批实力雄厚的科研院所，洛阳高技术人才密集。每百人中就有10名科技人员和一名工程师。当洛阳有5个院士时，郑州还一个都没有。
长时间占据河南“龙头”位置的洛阳，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一落千丈，当时，在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中，很多重工业基地都只保住了龙头型国有企业，其他中小型企业则纷纷倒闭，洛阳瞬间丧失了原有的地位，而郑州凭借优势的政治、地理、交通条件，大力发展商贸和轻工业，以民营经济为先导，得以迅速超过洛阳，确立了其在省内的老大地位。
而在2003年之后，河南方面正式公布《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发展战略构想》。在这一构想中，第一层是郑州都市圈；第二层是以郑州都市圈为中心，以洛阳为次中心，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城市为节点，构成中原城市群紧密联系圈。
就河南的经济版图而言，郑州显然比偏西的洛阳，更有辐射力。郑州的“十省通衢”之势，是河南更需要的。
事实上，在很多省域经济中，都存在着双雄争霸的局面。如浙江的杭州与宁波，福建的福州与厦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辽宁的沈阳和大连，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经济活跃，才这种双雄争霸的局面。
但是，双雄争霸，也对中原城市圈不利。近年来，中部城市群之争逐步激烈，就省域经济实力而言，河南先行一步，2009年，河南GDP为19367.28亿元，湖北为12831.52亿元，湖南为12930.69亿元，河南已经遥遥领先。但是，就龙头城市而言，河南却远逊于湖南湖北。郑州2009年GDP为3300亿，而武汉为4560亿，长沙为3744亿，郑州的总量，在三个中部中心城市中最小。
虽然在《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构想》中，郑州被设想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国物流中心。但是，由于郑洛争雄，郑州在中部城市群竞争中的地位反下降。
相对上海在长三角经济区中的绝对核心地位，以及武汉在武汉都市圈中的一城独大，郑州的中心城市首位度很低。洛阳的经济总量，相当于郑州的三分之二。
郑州的中心作用的模糊，导致了城市之间协同效果的缺乏，最终导致无序发展，产业雷同。
如在铝工业发展方面，河南众多城市，都以其为主导产业。河南省有丰富的铝矾土和煤炭资源，电解铝、氧化铝产量居全国第一，铝加工材料产量居全国第二。括郑州、三门峡、洛阳等城市，都将铝工业作为支柱型产业。
泛中原经济区的枢纽
在中原城市群中处境尴尬的洛阳，完全可以将眼光投向更广袤的空间。
所谓的逐鹿中原，最原始的地方，就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而后来，历朝历代疆域扩大，中原方为今日河南之地。洛阳更一度成为世人眼中的“中国”。
如此，中原与关中，本来命同一线。正如洛阳与西安，兴衰沉浮总是同步。洛阳在未来，可以与西安一起，谋划泛中原经济区。
在古代，洛阳与西安，联系非常密切，而且兴废同步，显示了历史的吊诡之处。西周都西安，东周都洛阳；西汉都西安，东汉都洛阳；隋唐时期，隋炀帝一度以洛阳为中心，其大运河，即是以洛阳为龙头。而盛世大唐，西安与洛阳，亦并称两京，甚至武则天时期，洛阳一度成为“神都”。
其时，洛阳是真正的天下中心，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洛阳与西安共进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洛阳盆地狭小，不利于开疆拓土。西安八百里秦川，宜于发展。但位置偏西，交通不便。只有洛阳与西安互补，方可有进有退。
唐末以后，长安被兵乱破坏，自此以后，不复为首都，而后的洛阳，也随之衰落。此后千年，洛阳与西安，便被遗忘在黄土高原之上。
就全球领域来看，现代内陆型大国有一种很奇特的发展曲线，即先是沿海区域的发展，然后达到全国发展的大致均衡。最典型的是美国，首先是东海岸靠近大西洋的一些州，其后才逐步推进到全国，目前，美国各个州，已经基本普遍发达。
中国的区域发展曲线，与美国非常类似，由此可以预见，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泛中原地区，在未来的中国均衡时代，亦值得期待。
在现实中，洛阳与西安一起，打造泛中原经济带，亦存在很大合理性。西安是除北京之外的北方最大城市，是西北及蒙西南、晋西南、豫西的总部经济所在地，是中国的创新中心和重要的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是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和中西部的枢纽。
而洛阳，则是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的重镇，其重工业发达，最近几年新兴制造业，亦是整个河南、山西和陕西等中原区域的楚翘。洛阳联合河南西部的三门峡、山西南部的临汾等地城市，以及陕西的关中经济圈，一起构筑泛中原经济圈，亦具有很大的现实可行性。
相对于中原经济区内的洛阳与郑州争雄，并且群龙无首的局面，洛阳作为泛中原经济区的东部龙头，优势更为集中。
同时，未来时代即将打通的新欧亚大陆桥，亦将促使洛阳成为泛中原经济区的重要龙头。新欧亚大陆桥由连云港和日照出发，经陇海线，连接哈萨克斯坦，最后到达荷兰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港。是目前亚欧大陆东西最为便捷的通道。
在欧亚大陆桥中，洛阳至西安段，可谓是中心。往东，是沿海区域，往西，是延绵数千里的边疆区，在未来的内陆经济时代，洛阳又重回中国中西交通的中心区域。
目前，关中城市群生产总值占到陕西省的70%，人口总量占到全省的63%，而洛阳、三门峡市以及其他豫西城市的总值，亦可占河南的20%左右，未来的泛中原经济区，其总产值，可以接近乃至超越大武汉都市圈和中原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的独立一极。
第二大古都为何文化凋零？
洛阳素称“十三朝古都”，是中国第二大古都城市，其名望仅次于西安。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历经帝王最多的古都。拥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是河洛文化的核心地带，其文化资源得天独厚，冠绝国内。但是，拥有如此灿烂文化积淀的古都洛阳，文化产业却仍很落后。
2009年，洛阳文化产业总产值为96亿，占比4%强，而国内其他古都城市，文化产业都已经成为重要支柱之一。北京2009年的文化产业，占比已经达到12.3%，西安文化产业占比5.5%，杭州最高，达到12.6%。
坐拥如此雄厚的文化资源，洛阳却没有成为文化大市，是一种莫大的遗憾。昔日的灿烂，如何变为今日的辉煌？
洛阳的文化产业，缺少三因素，即：现代化，商业化，产业化。洛阳需要培养自己富有特点的龙头文化企业和文化项目。
同为古都，杭州就可以为洛阳借鉴。
杭州虽然也是著名古都，但是，杭州的文化产业，并没有停留在过去的灿烂之上，而是融入现代潮流。在动漫、艺术等领域，杭州亦开始崛起。目前，杭州拥有5个国家级动漫基地，生产动画片居全国之首，其中，中南集团一家即累计生产动画片12个系列24部、近4万分钟，杭州已经超越了北京、广州、长沙等动漫强市，加冕中国的“动漫之都”。
反观洛阳，其文化产业收入，更多来自传统的风景旅游点的门票收入。更多是“吃过去饭”。洛阳未来需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如动漫、新闻出版、文化创意等产业。
同时，洛阳的传统文化资源，需要现代化的商业模式，这个方面，杭州的宋城集团可以借鉴。
宋城集团将杭州的传统与历史，浓缩为舞台剧《宋城千古情》，获中国舞蹈界最高专业奖项“荷花奖”。 至今已有2200余万人次观看《宋城千古情》，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5亿元。
洛阳成立了马金凤豫剧艺术演出公司，其龙头产品《河洛风》和《十万宫廷乐舞》崭露头角，在未来，马金凤可以借鉴宋城，将传统的文化资源与现代商业化运作结合起来，在演出收入方面，争取获得大的突破，打造知名的文化演出品牌。
目前，洛阳的文化资源急需产业化。洛阳的众多古都遗址，以及龙门石窟、白马寺等著名风景点，“三符（河图、洛书、八卦）”、三彩（唐三彩）等传统文化资源，都需要以产业化的模式，成立商业化的组织。
河图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难题，是我国上古先民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就创造出来的无字天书。时至今日，对于绘有河图洛书的实物以及河图洛书在上古时代的真实用途，除少数人知晓外，芸芸众生茫然无知。
在周成王时代，河图洛书还在皇宫里陈列着，经幽王之乱，西周国宝被犬戎劫掠一空，河图洛书从此流落民间不见踪影。孔子一直等到晚年，也未能见到河图洛书，于是发出“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一千古慨叹。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虽未言及河图洛书问题，但肯定知晓河图洛书，只是没有明言而已。有人据此而言“老子和孔子是那个时代两位学识最渊博的人，如果他们解决不了这一问题，其他人就更无从谈起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河图洛书蕴涵着生命数理，通晓之人秘不示人。所以随着岁月的不断流逝，河图洛书问题竟成为千古难解之谜。
关于河图洛书用途的记载最早见于《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则记载同时指出了河图洛书的出处和用途，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古代圣人都以河图洛书作为某种行为的准则，说明河图洛书应是至高无上的圣物，除了天赐或自然存在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古代也曾有几位学者对河图洛书做了比较客观推测，如汉代郑玄认为河图洛书是帝王传授之物；元代俞琰认为是刻有图文的玉器；南宋薛继宣认为是记有当时疆土国界之类地图的文物，被作为王位传授的象征物。这些推测虽然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也没有超出《尚书・顾命》和《易・系辞》所论述的范畴，因为这些物品确有帝王可藏，圣人可则之处。
对河图洛书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西汉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刘歆。刘歆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刘歆的论述提供了两条重要的信息，在伏羲继天而王之前已有河图，到禹治洪水时，仍在使用洛书。
在河图洛书中取得重要进展的首属张仲景及其先师张伯祖等民间高手，到宋代陈抟处传出河图洛书图式。张仲景及其先师根据河图洛书和八卦撰著了千古不朽巨著《伤寒杂病论》。而陈抟在《龙图易》中提出龙图三变的三组易学图式，其第三变的两幅图，就是后来被刘牧称为洛书与河图的图式。这两个图式究竟是陈抟自己由《周易》悟出来的，还是确实看到古代的实物，陈抟没有说，他托伏羲之名，又将河图洛书与周易及“龙马负图，神龟供书”拉到一起，河图洛书之谜并未明言，反而使清初一些学者认为河图洛书是纯系陈抟伪作，其实陈抟传出的河图洛书八卦图式是仲景时代的河图洛书八卦历代秘传的结果。
现代考古学的进展为河图洛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77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上所刻的数字和文字内容，分别与由陈抟处所传出的洛书及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完全相同，他说明宋代所传的洛书图式并非陈抟伪作，而且这些图式在战国时已经流传着，但它还不足以证明这种图式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存在。
令人惊讶的是，1987年6月在安徽省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一处新石器时代墓地上，出土了一件5000年前的玉器（习惯上称之为含山玉片），有的考古学家曾对玉片做过考证，认为玉片周围一圈的圆孔可能与古代的洛书有关，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洛书在上古时代有什么用途，所以这一研究结果并未引起学术界普遍重视。
河洛八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古人高度智慧的结晶，明其理则上可知天文，下可知地理，中可通人事，其精于此道者，代不乏人。黄帝族的风后“演河图法而为式用之，创十八局”，就是将河图的数字打乱，重新编出十八种图式，用来传递军事情报信息。医圣仲景先师之河洛八卦昭示下的仲景方术，推演河洛八卦图式为十八种，创立人体三阳三阴配脏腑六病天度气数图、人体三阳三阴配脏腑六病部位图、阴阳九型十八种人类个体差异气质分型、人体三阳三阴配脏腑六病生成演化耗散结构图等20多种图式，以数定象，因数明象，务穷宇宙人生造化之秘，在此基础上撰著了千古不朽医著《伤寒杂病论》16卷396 条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人体生命演化过程中疾病产生的本质和演化转变规律。
仲景方术其理论溯源本于河图洛书，物生谓之化―河图形圆，阴阳合一，五行一气，十月怀胎先天生成无为顺生自然之道；物极谓之变―洛书形方，阴阳错综，五行克制，九九八一后天变化有为逆运自然之功。人禀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数而生，病乃先天，先天生成病，医乃后天，后天变化证，六病辨病位，九纲定病性，观其病证，知犯何逆，随病证而治之。
隐秘千年而不传的张仲景术大白于天下，争论千年不休的《伤寒杂病论》真面目也终于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中医之振兴指日可待，避世高人将复出以济世，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衰落多年“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的道家文化会再次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其道法自然，顺其自然，回归自然思想将会更加深入人心，大行于世。
生命圆圆一个圈,
乾旋坤转任自然。
关键词：洛阳市 地下水 动态特征 多元回归 水面工程 地下水开采
洛阳盆地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西起延秋、东至黑石关，呈北东—北东东向延伸近百公里，南北宽约10余公里，伊、洛河贯流其间。洛阳市就位于洛阳盆地的西部，洛阳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九朝古都”之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曾几度繁荣，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洛阳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是一座以机械、电力、冶金、纺织、建材、橡胶、化工、玻璃、电子等多种工业的工业城市，具有较强的工业经济基础和雄厚科技实力。洛阳市现有8个傍河水源地，日开采量达60万m3/d。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口不断增多，地下水开采量日益增大，已造成盆地内区域性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同时，伊河、洛河相继修建了水利工程并投入使用：1999年洛阳市规划在洛河洛阳市区段建立五级水面工程，目前已有三期水面工程建成蓄水。洛河水面工程的拦水运用，使本区水文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盆地部分地区地下水开始回升。
为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护盆地的地质环境，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急需对洛阳地下水资源重新评价，而地下水动态的研究，掌握地下水正常动态规律，有助于了解地下水资源的性质，为该区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服务。通过对序列的分析研究可以进行水位预测，对可能发生的环境地质问题作出评价。
“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下，含水层各要素（如水位、水量、水化学成分、水温等）随时间的变化，称为地下水动态”[1] 地下水动态是一个复杂的自然过程，在一特定的环境中多种因素下地下水均衡的外观表现。本文主要分析地下水水位动态，具体内容如下：
1、进一步分析洛阳盆地水文地质条件，包括空间地质结构，地下水的导水性、各含水层之间水力联系及地下水的开采现状、地下水的补径排条件的变化等。
2、绘制典型年份等水位线图，分析洛阳市地下水位的多年变化规律。
3、分析水面工程对地下水系统的影响范围和幅度。
4、划分地下水动态类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
5、通过各种回归分析确定地下水动态的影响因子及其影响能力，并且建立拟合的方程进行地下水动态预测。
第二章 区域自然地理、地质条件概况
第一节 自然地理条件
2.1.1、交通位置
洛阳盆地地处河南省西部，北西南东分别被邙山、崤山、熊耳山、嵩箕山所环绕，盆地面积1300km2。研究区西起新安——宜阳，东至巩义黑石关、北起孟津，南接伊川。行政区划主要隶属于洛阳市区及偃师、巩义、新安、孟津、宜阳、伊川等县市的部分地区，地理座标：东经112°15′——112°57′，北纬34°32′——34°47′，总面积2000 km2。重点研究区为伊洛河河谷平原西部区，面积约400km2。
研究区交通便利，陇海铁路，焦枝铁路干线，在区内交汇。连霍高速公路、310、207国道交错，公路网络四通八达，地理位置较为优越。见研究区位置图（图2－1）
图2－1
研究区位置图
2.1.2、地形地貌
洛阳盆地北依邙山，南抵嵩山，西有小秦岭，中东部为伊洛河冲积平原，构成三面环山，向东敞开的箕形地形。总地势呈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间低，由中心至周边，地形渐次升高，由低到高地貌类型依次为伊洛河河谷平原区、黄土丘陵（台塬）区、基岩山区，且整体由西向东倾斜。北部为邙山，中部为伊洛河河谷平原区，山丘与河谷平原之间为洪积扇及洪积倾斜平原。
本区地形起伏，地貌类型复杂。按成因，物质组成和形态特征，可以分为黄土丘陵、黄土台塬、洪积扇及洪积倾斜平原、洪流平地、河谷二级阶地、一级阶地、漫滩冲积平原。主要的河谷阶地及冲积平原为伊洛河河谷平原，呈北东向展布，平坦开阔，西高东低，阶地、漫滩呈阶梯状相连，沿河两侧不对称分布。
2.1.3、气象水文
1、气象
本区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区，表现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长寒冷雨雪少，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雨集中，秋季晴和日照长。据气象资料，多年平均气温 14.3℃，多年平均降水量545.98mm，降水时空变化较大，一般集中在7、8、9三个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50％，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451.7mm。 (图2－2)
图2－2 洛阳市多年平均气象要素图
.2、水文
研究区属黄河流域的伊洛河水系，主要河流有洛河、伊河及洛河支流涧河和瀍河。主要干渠有中州渠、伊东渠。
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属黄河支流，经宜阳于延秋街流入区内，从西南向东北穿过本区，在偃师与伊河汇合。其河床一般宽54－70m，水深0.5－1.5m。洛河长年有水，每年7——9月份为汛期，水位受季节性变化明显，据1971－2003年白马寺水文站资料统计：多年平均径流量45.04m3/s，最大洪峰流量5380 m3/s；多年平均含砂量8.4kg/m3。（图2-3）伊河是洛河最大支流，发源于栾川县伏牛山北麓，经伊川流入区内，从龙门呈西南――东北向流动。受伊河陆浑水库影响，动态变化较大，龙门水文站观测资料，最大流量为120m3/s，最小流量为13.63m3/s，多年平均径流量22.89m3/s，径流量为9.05×108m3；而枯水年（1972年）最大流量72.5m3/s，最小流量为零，年径流量为3.4×108m3。洛河、伊河在偃师市杨村附近汇合为伊洛河，于巩义市神北汇入黄河。
图2-3 洛河白马寺站多年平均水文要素图
涧河属洛河支流，位于研究区西部，由新安县进入市区，于兴隆寨村汇入洛河。据涧河新安县水文站资料，历年平均径流量1.0×108m3，接受一部分城市污水，水质较差。瀍河亦属洛河支流，位于工作区北西部，多年平均径流量0.28×108m3，近年来枯水期几近干枯。
第二节区域地质条件 2.2.1、地层
盆地内第四纪沉积较完整，第四系广泛分布于黄土台塬及伊洛河冲积平原区。伊洛河冲积平原区由砂卵石及粉质粘土组成，呈多层结构，其成因类型有冲积、洪积、湖积，而黄土台塬、丘陵地区则由单一的黄土或黄土与下伏砂卵石、砂质粘土组成，其成因有风积、洪积等。据物探、钻探查明，洛阳盆地基底（前新生界）最大埋深达3500m以上，最深处在洛阳市区一带。在周边局部地区也有前第四纪的地层出露。
查阅区域地层年代表，本区出露的地层由老到新主要有：元古界（Pt）、寒武系（Є）、奥陶系中统（O2）石炭系中上统（C2＋3）、二叠系（P）、三叠系（T），新生界（Kz）及第四系（Q）。缺失志留系、泥盆系。本文研究的重点地层是第四系。（如图2－4）
2.2.2、 构造
1、主要地质构造
洛阳盆地系一断陷盆地。盆地南为嵩山背斜，北部有垂直断距近数千米的首阳山断裂，形成了盆地基底南高北低的掀斜形态。
因历经多次构造变动，盆地基底断裂构造发育，主要发育有东西向、北东向、北西向三组断裂：近东西向构造体系的控制下，决定了本区的基本轮廓和展布，导致区内地貌形态展布多为东西向或近东西向，其中的首阳山断裂，该断裂是构成洛阳盆地的北部边界，对新生代地层及水文地质条件具明显的控制作用；北西向的断裂构造主要有：新安－平顶山（伊川）断裂、龙门－米庙断裂、鲁庄－断裂等； 北东向断裂在区内有石陵－孟津断裂，南缘有连地－关林断裂，平乐－西虢断裂。这些断裂切断了邙山，所形成的下降地块沟通了洛阳盆地和济源盆地（图2—5）。
2、新构造运动
新生代以来构造运动以差异性、间歇性升降运动为其基本特征，这正是大型断裂继续活动的结果。盆地区长期相对下降，接受沉积，形成河谷平原地貌景观，为孔隙水的赋存提供良好的储存空间。
关键词：洛阳；旅游产业；SWOT分析
旅游业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以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产业规模最大，发展势头最为迅猛的第一大产业，有着“无烟工业”的美誉。洛阳作为我国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七大古都之一，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给予了洛阳丰富而又可贵的人文旅游资源。河南省十二五旅游经济发展规划把洛阳旅游作为一个整体的产业链提了出来，并以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周王城和牡丹园为核心，重点发展历史文化的旅游资源。那么，这个整体的旅游产业链应该怎样建造，或者说在建造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我们通过对洛阳市概况的介绍，用SOWT分析法进行详细的叙述。
一、洛阳市概况
洛阳市坐落于河南省西部，横跨黄河两岸，居中华之中，自古就有“九州腹地”之称。属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洛阳年平均气温14.2摄氏度，降雨量大致为546毫米。洛阳东临郑州，西连三门峡，北与焦作接壤，南与平顶山相接，东西长约179公里，南北宽约168公里，地势西较东较高，境内山川，丘陵，平原，河流交错，地形多种多样。其中山川占到总面积的45.51%，丘陵占40.73%，平原13.8%，境内分布有邙山、青要山、周山、龙门山、香山、嵩山等多座山脉。另外，洛阳境内河流密集，黄河、洛河、伊河、瀍河、磁河、涧河、渡河等10余条河流遍布。因此，洛阳素有“四面环山，六水并流，八关都邑，十省通街”之称。
二、洛阳旅游产业的优势
1.旅游资源丰富，质量高
在历史上，洛阳前后为十三朝代的古都，绚烂壮丽的历史画卷为洛阳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成为今天洛阳标志性的象征。中原特有的灵山秀水成为镶嵌在历史画卷上的璀璨明珠，伴随着国花牡丹之国色天香熠熠生辉。因此，洛阳拥有集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于一体的宝贵旅游资源，为其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另外，洛阳市很多旅游资源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享有较高的声誉。特别是历史文化及宗教类旅游资源更是成为洛阳的地标。正如伟大文学家司马光在《过洛阳故城》中所写：“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据统计，到2012年止，经各级政府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除龙门石窟为2001年申报获批的世界文化遗产外，还有国家级8项，省级54项，市县级1074项，一般文物点不计其数。洛阳出土的文物数量占河南省的1/3，约占全国的1/13，不愧为“地下文物宝库”。
2.地理位置优越
目前洛阳机场共有到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重庆、成都、西安和深圳等大中城市等多条线路。通往各个方向的由洛阳火车站始发的以及途经洛阳站的客运列车近200列。特别是随着铁路和高速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洛阳进入中原、关中、京津、长江三角洲以及武汉经济区、西南成渝地区等核心地区的时间均可控制在10小时以内，这使洛阳成为这些地区的居民周末或短期旅游的良好目的地。另外，洛阳临近我国重大交通枢纽—郑州市，本身又位于陇海、焦枝铁路、连霍、高速、郑少洛高速公路、310和207国道等众多交通要道的交汇处，交通非常便利。随着郑州航空港及洛阳航空口岸的建造，这种区域网络中心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加强，从而大大增强洛阳对国内外旅游市场网络覆盖的可达性。
3.“国花”牡丹资源优势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道出了洛阳牡丹为什么被称之为“国花”的重要原因。洛阳地处中原，气候适宜，土壤肥沃，雨量适中。上天赐予的良好自然条件，使洛阳牡丹以花大，色艳，形美，香浓而名甲天下。为了把这一宝贵资源发扬光大，洛阳市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通过决议，确定牡丹为洛阳“市花”，并决定每年4月中旬举办盛大的洛阳牡丹花会。到目前为止，洛阳已成功举办了31届牡丹花会，每届都能接待海内外游客数百万人次。另外，花会期间还举办牡丹灯会，贸易洽谈会和一些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三、洛阳旅游产业的劣势
1.旅游业经济规模不够大
2012年全国旅游总收入2.57万亿元，广东省以7389亿元位列旅游总收入排行榜第一名，同比增长14.7%。江苏和浙江分别以6500亿元、4801.2亿元紧跟其后。洛阳2012年旅游总收入402.74亿元，同比增长15.73%。其中，接待入境游客61.28万人次，同比增长15.62%；旅游创汇17949.65万美元，同比增长15.61%。接待国内游客7703.72万人次，同比增长13%；国内旅游收入391.43亿元，同比增长15.86%。另外，旅游投资和招商引资总额为19.51亿元，同比增长21%。虽然增长幅度较大，但是和有历史渊源的古城西安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洛阳与西安距离400公里左右，两座古城拥有许多共同点，例如：两城都是多朝代古都，同为丝绸之路沿途的重要城市，同属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历史文化旅游的热点城市。2008年，两座城市的旅游总人数同时超过3000万人次。但是，从国际旅游来看，同样是2008年，西安接待境外游客高达63万人次，洛阳为30.8万人次，差距较大。游客在西安的旅游时间达到3.5天，洛阳则为2.5天。可见两者相比，洛阳的旅游经济规模明显落后于西安。
2.宣传力度不够
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名列全国四大古都之列。但是，对于洛阳文化历史的宣传力度不够， 特别是与河洛文化的整合营销，以及洛阳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在更多的情况下，洛阳的优秀历史内涵和秀丽的上水风光只是停留在学术领域，并没有导入旅游市场。比如说，像洛阳下属县栾川的重渡沟、扬子沟等景区，都被誉为“小九寨”，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宣传和推广，其知名度远远小于四川的九寨沟。
四、洛阳旅游产业的机遇
1.政策机遇
由于旅游业的可持续性，我国政府也在不断完善休假制度来保证其发展。特别是针对五一，十一两个“黄金周”集中出行的种种问题，我国政府在2008年对节假日进行了调整，调整方法是将5～7天长假分解为几个短假期。调整方案明确提出“允许周末上移下错，与法定假日形成连休”国家休假制度的改革增加人们外出旅游的频率，增加了短途出游的几率，而洛阳的地域和资源优势使其无可争议的成为周边游客的首选旅游目的地。
2.郑西高铁的修建所带来的交通便利
郑州到西安的高铁通过洛阳市，并且火车站就设在新区，距离洛阳景点、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仅不到1千米的距离。此条高铁线路的始发站郑州和终点站西安均为省会城市，同时也是重要的旅游城市，这无疑将给洛阳带来大量的旅游客流，并且也显著地加强了洛阳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重要性地位，方便了洛阳的宣传。
3.郑州航空港审批通过带来的潜在发展
航空港区东临国际机场，北距郑州市区20公里，是围绕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开发建设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航空港区作为郑州新区总体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及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之一，也是全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基地。根据规划目标，我省争取用12年的时间，把郑州机场建成国内重要的国际航空物流枢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孟菲斯”。届时，航空港对洛阳旅游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方便了资源的引进和客流的运输，使洛阳旅游的层次得到质的提升。
4.产业转移机遇
世界产业正在转移，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后，产业转移将出现新的动向，各地均开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致力于通过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各地经济发展的新高潮。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也在不断地调整各产业结构，逐步将旅游业定为中国的支柱产业。这股产业转移的浪潮目前在中国正由东向西梯级推进。
五、洛阳旅游产业面临的威胁
1.旅游影区效应
所谓旅游影区效应，其核心观点就是指因为旅游地的级别和旅游地的吸引力存在差异，高级旅游地会在周围地区形成形象上的阴影区，处于阴影区内低级别的旅游地的形象和吸引力会受到不利影响。洛阳位于河南、山西，陕西、一线的旅游区域内，在这个区域内，洛阳的知名度较西安、郑州等城市稍微偏低，使其竞争力下降。
2.旅游市场竞争激烈化
随着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时间的增多，旅游业扩大了范围，丰富了内涵。各地区都想方设法极力提高自身形象并且建立有特色的旅游亮点来吸引游客，造成了旅游市场竞争愈演愈烈。洛阳旅游业的发展问题从消费者层面看，主要表现为游客人均逗留时间较短和人均消费偏低；从供给者层面看，主要表现为旅游产品，观念供给单一，主要为风景观光旅游产品，导致旅游产业链短，旅游收入不高。目前洛阳旅游业在京周边乃至河南、山西、陕西一带地区中缺乏竞争力，处于劣势。
六、对洛阳旅游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基于上述对洛阳旅游产业的SWOT分析，笔者提出关于洛阳旅游产业发展的4点建议：
1.突出核心竞争优势。因为洛阳旅游资源种类丰富，质量较高，且洛阳位于中原地区，交通便利，使得洛阳旅游业早已名声在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应继续发挥此类核心优势，突出特有性，打造个性化，与众不同让人眼前一亮的旅游品牌。
2.发挥群体规模效益。群体规模效益不仅仅包括旅游资源的规模，还包括所有相关产业的规模。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洛阳旅游产业已经形成一个功能较齐全、部门较完善的体系，在全国古都类城市中位列上游，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因此，在构建洛阳旅游产业群体规模时，既要实现现有产业规模经济效益的提升，又要注重适当扩大旅游业周边，如交通业，历史文化研究业规模。
3.战略应适当超前。作为洛阳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在保证发展目标与政府相关决策一致的前提下，构建旅游产业的宏图必须具备一定的前瞻性、超前性。以目标为指导，辅助旅游产业向既定的方向健康发展。
4.发展与保护并重。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洛阳旅游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加大保护的力度，改良保护的手法，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特别是龙门石窟这种世界文化遗产。此外，不仅是历史文化资源，自然生态资源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如森林面积、水域面积、河流水量等，这些虽然是可再生资源，但是日益恶化的环境使其再生周期十分漫长。因此，任何旅游资源都只有在精心的保护下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持续发挥其经济功能。
参考文献
[1] 陆林，余凤龙.中国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05.
[2]周振.旅游产业集群网络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7.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
[4]韩灵梅.洛阳市旅游产业发展问题研究[J].现代商业，2008.
黄秉忠，笔名华实、何易。原河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洛阳市杂文学会会长。曾任《洛阳日报》副总编、《牡丹》文学杂志主编。著有《澄心集》《丽物集》《余力集》《赵春娥的故事》等。
洛浦秋风古美景，空有其名历沧桑。
百姓叹息洛河哭，公仆闹心操劳忙。
绿色生态建公园，五十华里俏长廊。
草绿树青伴晨练，水碧波清氧吧房。
――题记
1954年秋天，我从南方来到洛阳，听人讲洛阳八景，心向往之。于是，结伴游龙门石窟，从古天津桥遗址踏石过洛河，触景生情，想到天津晓月。据说隋唐时这里天津桥穿河而过，两岸繁华异常，桥上车水马龙，景象迷人。有刘希夷诗为证：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花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中。可惜这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眼前只能看到象征史实的一孔旧桥，桥上四角亭内竖有桥名石碑。桥亭南北，各有一截林森桥残段和数量不等、高矮不一的残缺桥墩，情境甚是凄凉。
联想到洛浦秋风，据说当年洛河桃李夹岸，杨柳成荫，风光如画，游人如织，盛夏凉风习习，似秋风扑面，成为胜景。那一天，我们放眼洛河内外，触目所见，河水几尽断流，干涸的河滩乱石嶙峋，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两岸林木稀疏，人烟罕至，能望见的老城民居，也是低矮而破旧，见证着当年洛浦秋风佳话，已经成为一个远去的美丽传说。
后来听说民间把八景中的洛浦秋风改成洛河夜哭，开始百思不解。经过实地观察体验，找到了答案，原来老百姓长期目睹洛河风光不再，荒凉至极，恐怕连洛神也要为之哭泣了，故而因气而戏改美称了。虽然这是一己解读，还可以有多种说法，我想不至于毫无道理。
20世纪8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来洛视察，问及洛阳公园情况，认为提供给市民消闲游玩的地方太少，建议建设洛浦公园。可惜当年洛阳市财力拮据，市政当局筹划再三，下不了决心，给写了报告，得到了个“有困难可以从缓”的批复。这一缓，一晃过去十几年。到了1986年，市财政有所充实，才把修建洛浦公园的事摆上日程。群策群力施工分段进行，1987年5月北岸西工段初具规模，市民欢欣鼓舞。而这时，同志已经与世长辞了。领导人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哪怕只是一个提议，人们总是永记不忘的。每当我步入洛浦公园，都会心存敬意地想起这位心系黎民百姓的前总书记。
如今的洛浦公园，已经建成为地跨洛河南北，两岸各长达二十余公里，面积四千多亩，河面清波荡漾，园林绿树葱茏，鸟语花香的绿色生态长廊。园内树阴花丛间，曲迳通幽，凉亭长廊，引人入胜。成组成套的丝绸之路、洛阳历史典故等景观，凸显着洛阳13朝古都深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底蕴。五级拦河橡胶坝，把洛河装点得波光粼粼，鸟集鱼翔，渔翁垂钓，游船如画。穿河而过的六座公路大桥，昼夜车流不息，繁华程度远非当年天津桥所能比拟。水边高楼林立，亭、阁、台、塔、画廊相间，白日气势非凡，夜晚灯光彩绘争辉，倒影入水，更显人间仙境。游人置身其间，人在画中，如醉如痴，美不胜收。我想，古人赞美洛浦景色，把它列入洛阳“美景”之一，只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思想文化条件而已，如果光阴可以倒流，把现今的洛浦公园置于当年文人墨客眼下，不知道会怎样惊讶自愧不如，而重新书写“洛浦美景今胜昔”的精美诗文。
1．1洛阳湿地概况
洛阳，自有建置以来城市的营建和发展一直与自然山水有密切的联系，境内山川纵横，自古就有“八面环山，五水绕洛城”的说法。根据《湿地公约》，可将洛阳湿地划分为远郊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远郊自然湿地主要是以河流为主，洛阳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汝河四条河流，7500余条水的干支流和河沟、山涧、溪流纵横其间。人工湿地包括水库、人工河渠、稻田等，近些年在自然环境的支持下，人工营建的小浪底水库、西霞院水库、陆浑水库、故县水库等，跟自然水环境一起形成了洛阳独特的水系资源，孕育了多样化的湿地生态系统。近几年，洛阳市政府致力打造“水韵洛阳”，在新区城市建设中规划有“四干九支三湖”，即四条输水干渠，九条景观支渠，以及会展中心湖、隋唐人工湖、体育中心湖，并在2011年，启动投入建设洛阳龙门国家级湿地公园。
1．2洛阳湿地生态旅游SWOT分析
1．2．1优势(Strength)
洛阳自古为“天地之中”，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对外联系多元化的区位优势。区域内地形多样，塑造出了多样的自然旅游资源，如:黄河小浪底旅游风景区、白云山等。除此之外，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洛阳，人文资源众多，如:龙门石窟、白马寺等。并且，从1983年起，每年牡丹盛开时节都将迎来盛大的牡丹花会，牡丹已成为洛阳重要的文化和旅游项目，带动着其他旅游产业的发展。
1．2．2劣势(Weakness)
旅游产品开发种类单一，各类生态湿地旅游产品仍以观光为主，对不同区域湿地的教育、科研、历史以及周边环境的开发和挖掘不够，缺乏旅游产品定位，不能给游览者一个鲜明的、富有特色的旅游形象;基础设施不完善，基本食住行的必备设施尚未配套，现有的设施难以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受省会城市的影响和限制，郑州完备的文化产业，给洛阳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
1．2．3机会(Opportunity)
近年来，洛阳市政府对城市的生态建设较为重视，大力培育区域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体系。另外，也将开发重点转移至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和主要资源开发区等，加强了物种资源利用、资源开发的监管，优化生态建设的资源配置，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除此之外，洛阳大力开展节庆文化资源的开发，例如:每年阳历4月10日一5月10日的洛阳牡丹节、6月中旬一7月中旬的小浪底观潮节、9月27日一10月27日的河洛文化旅游节等。这些节庆活动，都是以洛阳的文化背景进行开发的，有着浓厚的地域特色，可以吸引大量游客，带动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2．构建湿地旅游产品开发模式
湿地旅游在考虑旅游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时，不仅要注重生态旅游的开发与利用，而且应该掌握旅游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倾向，在提供优美生态环境时，建立起使生态旅游者能够参与的新型观光结构，根据不同的湿地景观特点推出相应的湿地旅游开发模式。
2．1观光考察模式
2．1．1湿地观光游览
洛阳市域内湿地类型众多，由于其区域、地形、水文条件、人为干预的状态不同，其展现出的景色各有不同，有气势磅礴的黄河之水、广阔的黄河滩涂、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源远流长的河流、溪涧等，每种湿地所展现出的姿态和带给人的视觉享受完全不同，可根据湿地的差异性进行自然特色的挖掘，打造全方位的湿地观光模式。
2．1．2动植物游览
洛阳湿地不同形态的水域资源为各种生物提供着良好的生境和栖息地。可在不破坏原有植物群落基础上，利用湿地资源培育多样水生植物，诸如芦苇、荷花、水葱、香蒲等，每个季节呈现不同季相，在区域里形成植物观赏游览线路。另外，洛阳湿地中鸟类资源丰富，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就有数十种之多，可以加大生态观鸟旅游开发力度。除此之外，还设有大鲵自然保护区，这些都为湿地生态旅游提供了大量的动植物资源。
2．1．3生态农业观光
湿地生态农业，尤其是高科技的生态农业，具有极强的观光性和可参与性。以洛阳湿地资源和自然景色为依托，把农业作为旅游的主题，以农业高科技产业开发为中心，农产品加工为突破口，旅游服务为手段，在提升传统农业的同时，培植名贵瓜果、蔬菜、花卉等。还可以建立观光农园、农业公园、教育农园等，为游人开放成熟期的果园、菜园，组织观光农业游，提供观赏和研究农业生态环境的场所。
2．2文化体验模式
2．2．1乡村文化体验
由于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经济基础的不同，乡村相对于城市有许多独特的文化表现。从民居到饮食、从民俗到宗法制度等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气息，体现出丰富多彩的区域特色。1、乡村生活体验洛阳湿地生态旅游区大部分临近乡村，目前城市人生活的环境大都处于钢筋水泥的包围之中，乡村的田园风光和恬静的生活是城市居民所向往的，洛阳湿地生态开发则可在区域内保留一定的居民生活区，并在此建立乡村民俗农庄，组织参观或参与农事活动，如捕鱼、狩猎等。让久居城市的游客体验耕种的乐趣，品尝农家美食，居住农家小屋，参与农家娱乐，充分体验浓郁乡村风情。2、民俗风情体验开发湿地保护区周围民俗风情旅游项目，如婚庆、古庙等，让游客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的了解区域内独特的民俗民风，获得原汁原味的旅游体验。
2．2．2历史古迹体验
洛阳区域内历史古迹众多，可以将这些历史文化遗迹进行梳理和宣传，各湿地生态旅游可结合周边古迹进行组团式的旅游体验方式。根据湿地所在区域，规划出相应旅游路线，让人们在游览活动中，接触自然、体验文化、了解历史。例如:黄河小浪底生态湿地位于洛阳市孟津县境内，黄河文化、河洛文化是小浪底风景区的特色，在其附近有龙马负图寺、汉光武帝陵、王铎故居等景点。陆浑水库位于洛阳市嵩县境内，可结合二程故里、伊尹祠等古迹。除此之外，各县境内以及市区都遗存有大量古迹，洛水、涧水、伊水流经区域众多，可根据流域内古迹遗存情况进行旅游线路的规划。
2．3休闲度假模式
生态旅游强调接近自然、亲近自然，充分利用湿地资源，开展游客参与性强的旅游活动，利用湿地众多的河流、湖泊、池塘开展垂钓、观赏莲花、采摘莲子;建立农业示范园，种植各种温带水果，供游客在成熟时采摘，开展农家乐休闲游。这种休闲度假式的旅游方式能够很好的放松人们的身心，为游客留下美好的回忆。
2．4文教游乐模式
2．4．1水上游乐活动
湿地生态旅游主要集中在湖泊、河流、沼泽地、滩涂和近海岸水域。利用人们的亲水性，开展系列水上游乐活动，在不影响湿地自然生态发展的基础上，建设游乐设施，在水库、湖泊这些人工湿地区域，组织开展快艇、摩托艇等游乐设施，河流湿地可在特定时间开展一些水上竞技运动，黄河湿地也可利用其独特的湿地环境，增加一些探险性质的活动，例如:黄河漂流，除此之外，还可在一些区域设置一些静态的水上游乐活动，例如:钓鱼，使人们在观赏风景的同时，身心得以放松，体会旅游的乐趣。
2．4．2科普、文教基地
由于湿地自身生物资源丰富，是天然的动植物大课堂，可以在湿地保护区内设立试验区，建立科学考察点，供科研人员进行湿地生物状况研究。并在湿地缓冲区和区设立生态湿地博物馆、湿地珍惜动植物博物馆等，再结合生态农业，将其发展成为科普、文教基地，集中展示湿地文化、动植物稀有品种、农副产品，让人们游乐、观赏之余增加知识及环保意识。
2．4．3拓展训练基地
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单位对员工的团队意识较为重视，很多企业在人才进入工作环境之初或在工作的某一阶段会以开展拓展训练的方式来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洛阳湿地生态开发可以借助湿地特有的优良环境，在湿地建立拓展训练基地，展现旅游产品开发的全面性。根据洛阳湿地风景区的类型、区域进行针对性的旅游产品设计，例如:黄河小浪底风景区要突出其水利枢纽工程的地位以及黄河文化等，洛河、伊河、涧河等河流可在城区内围绕建立城市湿地公园，为城区居民提供日常休闲场所，发挥其城市生态效应，体现城市文化;水库类湿地则多发掘其区域内文化、风俗民情以及游乐设施的开发等。除此之外，要在整体上进行层次性、系统性的合理规划，注意旅游核心产品、品牌产品与辅助产品的互补，形成整体合力，避免产品相互间同质化，造成近距离重复的局面。
3．结语
【关键词】书法；起源；发展演变；篆书；隶书
中国书法，做为中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有其产生、演变、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洛阳始终和它有着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洛阳是中国书法的主要发源地。从河图洛书到八卦，从卜骨到金文（青铜器铭文），甚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这些中国文字的雏形无不与洛阳有关。
一、洛阳是中国书法的发源地
书法是汉字的艺术，汉字的问世便是书法的产生，因为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法和汉字本为同一性质。而汉字之根，就深扎于洛阳这块沃土。
（1）从洛阳的考古研究成果，看中国书法的起源。中国书法艺术，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只有人类活动较为集中、经济相对发达、社会比较进步的地区，总有首先产生书法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距今约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便在洛阳黄河岸边留下人工打制的石片，河洛先民在长期的群居生存和进化中，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仰韶文化是以洛阳地区渑池仰韶村遗址命名的，距今约五千至七千年，在洛阳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涵盖了早、中、晚期。有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和陶器。陶器的饰纹由几何到抽象、刻画符号由萌生到雏形，出现了“x”、“s”等形状的符号或纹饰。人类追求美的意识和用文字交流的渴望日渐强烈。
（2）从华夏文明之源“河图洛书”看中国书法的起源。河图洛书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河出图 ，洛出书，圣人则之”，因为伏羲则图画卦于洛阳，开创了人类文明，为纪念这位华夏先祖，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在河出图处建成了龙马负图寺。 “河图洛书”的产生开启了中华先民早期的哲理思维，导源了中华民族汉文字，同时也是书法艺术的产生。
二、洛阳是中国书法发展、演变的核心地区
这表现在多种代表性书体如金文、八分书、章草、今草、真书、飞白书、魏碑等，都是在洛阳被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流传至今在大多数书体都起源于洛阳。在中国书法变革、发展中，作为中国书法主要发源地的洛阳，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历代书法崇尚的风格都有洛阳关系密切。比如，“汉尚象”、“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而这各个时代崇尚的书风都有洛阳密不可分。
（1）篆书的演进与总结。篆书是我国古代最早成型书法，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汉文字从卦象书法到具有书法鲜明特征成熟体隶书，发展历程漫长而艰辛。洛阳在承载书法的演变和发展的同时，不断接纳汇集周边地区书法发展的优秀成果，从而使“金文”“甲骨文”“石鼓文”等书体，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发展演变。商、周时期，在各种书体的碰撞中，金文凭其整齐、遒劲，揭开了金文书法的壮观序幕。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百家争鸣、艺术百花齐放。中国书法在沿着主线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鸟虫书、货币文字、符节文字等。
（2）汉字由篆到隶，再由古隶到八分，是一次历史性的重要转折。在书法中，各种笔法的运用无不导源于八分。将古隶推向“八分”的代表人物是东汉时期的大学问家、大书法家蔡。《熹平石经》的刊立是隶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两汉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字的书写和运用空前频繁，“能书”成为选拔各级文吏必须考核的内容，写字跟仕途挂钩，自然引起读书人的重视。实用书写要求快速便捷，促使字体突破秦朝小篆，产生了隶书、草书等多种字体。到东汉晚期，篆、隶、草、行、楷五体俱备，并出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汉字书写开始与文人情趣相融合，遂成为独立的艺术形态。
在各种书体中，东汉晚期人最迷恋的是草书，最早的书法理论也是关于草书的。最初的草书保留隶书笔法，字字独立，为区别于后来连绵纵逸的“今草”，这种书体被称为“章草”。“最初几位草书大家，都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崔瑗曾长期游学洛阳，与马融、张衡结下深厚友谊；张芝则随在朝为官的父亲，长期在洛阳生活，正是文化之都的沃土，成就了这几位书法家。
东都，一般即指洛阳，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是隋后期的首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营建。城南对伊阙，北据邙山，唐朝时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玄宗、昭宗、哀帝都洛阳近50年，时称为东都、神都或东京。城内有隋唐时代面积最大的宫殿群--洛阳宫，和中国历史上最高大的宫殿建筑--万象神宫。洛阳与长安并称东西二京的时间就久了，有二千多年了。
最早的历史文献河图洛书就出自洛阳。被奉为人文之祖的伏羲氏，根据河图和洛书画成了八卦和九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和河洛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源头，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考证知，文明首萌于此，道学肇始于此，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佛学首传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理学寻源于此。圣贤云集，人文荟萃。洛阳还是姓氏主根、客家之根。
汉魏洛阳城市规模在北魏时达到最大，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面积100平方公里，是西汉长安城的2.6倍、隋唐长安城的1.5倍，比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大9倍、比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8.2倍。
西周初周公营建洛邑，在此筑城，称成周。因城在洛水之北，东周时称洛阳。西汉汉高祖刘邦定都于此。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在此定都，改洛阳为雒阳。其后曹魏定都时复改为洛阳。西晋亦以此为都。北魏孝文帝十八年（494年）自平城迁都于此。因汉魏两代之繁荣，史称汉魏洛阳故城。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