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0:5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余秋雨的话，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证监会发行部近日公告,根据发审委第113次会议结果,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获得通过。在公司招股说明中,十大股东名单中出现的余秋雨的名字,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作家余秋雨的确就是公司的股东。有关信息可以看招股说明书。
招股说明书中,名为余秋雨的股东拥有徐家汇商城1.5%的股权,按照募集资金估算的招股价,这部分股份的价值为6716.39万元。而按本月发行的三只中小板新股的平均发行市盈率48倍来计算的话,余秋雨的身家可能过亿。
在余秋雨这个新闻出现时,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会是余秋雨?
第一,因为他是文化名人吗?他能给徐家汇商城带来文化效应,上海文化名人很多,为什么选择余秋雨这个问题仍然解答不了。
第二,难道余秋雨是控股股东的亲戚或者朋友吗?创业板上市时,有一些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清楚写明之所以给予某些人低价的原始股,是因为此人为董事长的亲戚、朋友,难道说余秋雨也因为是某某人的亲戚或者朋友,所以获得了持有原始股的特权。
第三,余秋雨不是职工,是个自然人股东,更不是需要激励的公司高管,当然,余秋雨更加不像风投。
最后一个原因,也许当时徐家汇商城改制时,实在是太需要余秋雨这200多万的现金了。不过,这个原因显然也说不通,徐家汇商城位于核心商圈,如果要低价招股的话想入股者多如牛毛,不要说两百万,就是两千万也能够招之即来。
排列出各种可能性,公众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是余秋雨,为什么是那四个自然人能够成为原始股东。这个现象牵涉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国有控股的公司的利益由谁主导分配。
徐家汇商城是国有控股公司,其股权分配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十分不健全。对于这么一个相对优质的国有资产来说,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选择机制,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找到它的原始股权的持有者,这一机制是否又是公平合理的。纳税人作为国有资产的真正拥有者,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他们的意见有没有得到倾听,只能在二级市场买入高价股票。而那些代表纳税人持股的机构剥夺了公众的权利,将利益转赠他人,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释。
徐家汇商城持股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切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所以我认为不仅利益分配机制值得探讨,该事件还涉嫌国有资产的流失。通过这个案例,我们有必要反省,国有控股的原始股权是否涉及到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否机制还不太健全,是否国有资产流失在经过社会大讨论后,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对于当年四位自然人缘何能购得职工股,目前各方均无回应。根据相关条例,包括余秋雨在内的自然人在股票上市后有1年的禁售期。这也意味着作家余秋雨只有在股票解禁后,才可以将手中股票套现。
我比较喜欢学者型作家,在学者型作家中偏爱余秋雨和周国平。恰巧他们都是上海人,我也是上海人。平时看他们的文章我就有一种感觉,即在这两个上海人的内心深处都尴尬于上海人的身份,有对上海及上海人的抵触情绪。这方面有点像鲁迅,既讨厌上海又选择上海。
在英文中“移民”有两个词:immigrant(移入的移民),emigrant(移出的移民)。余秋雨是前者,周国平是后者。余秋雨1957年10岁时从余姚到上海读书,那时起一直到现在50年有余常住上海。周国平1962年17岁的时候从上海到北京读大学至今常住北京,他自己感觉已经是完全的北京人了。
余秋雨说自己在上海的居住是一种借住。“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的隔阂。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上不去。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他感叹他父亲把他带到上海,包含着多少悖论。他认为他父亲临终也领悟了这种悖论,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也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通讯录。上海情结对余秋雨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余秋雨的父亲、叔叔一生的苦难都与上海有关,余秋雨一生的曲折也与上海有关,余秋雨一生的荣耀更与上海有关。但是,最难让他释怀的是,这些年遭受到一些上海文人以“最上海的方式”的一次次驱逐。这里似乎多了一个理由,即有些上海文人(市井文人)不想让他继续做上海人。从他传记的描述来看,他对上海的大街小巷、公交线路、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了如指掌,毕竟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不管他在内心多么不喜欢上海,这辈子也始终无法摆脱他是上海人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面对这种矛盾心理都会难以承受,何况是内心世界如此丰富的秋雨先生。
周国平是因为读大学(北京大学)从上海到了北京,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哲学教授、散文作家。他出生在上海“绝对平民”的家庭,在上海“准贫民窟”长大,在上海经历了童年、少年时代,读完小学、中学。他说:“后来的事实表明,我第一次走出上海几乎是永久性的,此后仅回去暂住。不过我从未后悔。”“我生于斯、长于斯,但上海来不曾给我一种可以扎根于斯的故乡感。”显然他已经将他居住了40多年的北京当成真正的故乡了。“尽管我讲了17年上海话,却越来越觉得这种方言别扭,远不如普通话自如。”看来,他是连对乡音的亲切感也荡然无存了。而且,他还有对上海人的一种蔑视。他说:“上海人在物质生活上讲究实惠,善于在这方面使用和表现小精明,并且以此自恋,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后来我还发现,即使在做学问上,上海人也多是小聪明,有一股机灵劲儿,善于造噱头,出风头,但缺乏大气象。”说这样的话的时候的周国平肯定是置身于上海人之外的。当然,周国平日后成为一个哲学家、散文作家的过程都在北京,他的积累、成长过程都在北京,他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一般读者多会把他当作北京人、北京作家,少有人知道他原来是上海人,即使知道也将此淡忘了。但他的成长过程不能割断在上海学习、生活的那一段,没有那一段打下的基础,会有周国平日后的成就或者辉煌吗?
余秋雨与周国平,我是因为喜欢他们的文章而关注他们,又因为他们是上海人而更加关注他们。因为我也是上海人,一个上海的读者。12686
近来，各大媒体追踪并纷纷报道了余秋雨先生的“假捐款事件”。对此，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此事和对待余秋雨先生！
其一，对于长期关心中华文化事业的每一个人来说，余秋雨先生应该是我们必须铭记的一位华夏文化传承者。他书中的每一字一句都深刻地诠释了中华文化的底蕴；他用自己的足迹与先行去理解了文化所存在的意义；他将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或先进或古老的文化进行了客观地对比评价，提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中国文化应走向何方？我们又该怎样传承中华文化？身处繁华都市的我们不应该只仅仅是追求物质文明，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精神定个坐标。而余秋雨先生的文字正给我们提了这个醒，不要背判文化，不要忘祖！如果你曾怀疑过《文化苦旅》等的真实性，在此我坦诚的告诉你：你被骗了，你被玷污中华文明的“人”给骗了！
其二，在力论的此事中，捐与未捐牵涉了太多的道德伦理！每个人一生中都在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或被公诸于众或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某时，当自己被推上了道德伦理的风口，你总是极力地为自己辩解，希望大众的嘴里吐出依然是文明的话语(那时的你真的是无辜的？你真的感到很委屈？)而当主角换做了别人，昔日别人口中所谓八卦便成了你眼中所谓的铁证；地位从被动换作主动后，你以前所谓的不文明到成了诠释大义的依托；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宽容可你又宽容过谁？你希望别人的行为举止文明规范，可每时每刻你都在用自己得言行向世人宣布：文明就是肮脏，而人性则是所谓的！说真的，关于这一点我真的很纳闷！
文化是一种轨迹，宽容是一种道德！我们只有抛开个人的恩怨与成见，真正地静下心来才能看透事物的本真！
所以我诚挚地呼吁社会各界能真正地对待和理解余秋雨先生--一个真正的文化传承者！
标题的这几个字。是余秋雨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的话，他的这段话是对一些将要毕业的学生讲的。
余秋雨说：“毕业，是要寻找远方的自己。爱因斯坦讲过，什么才是最好的学校呢，让毕业生很快把课堂上的内容都忘记了的学校，是最好的学校这句话，我最早听到的时候，觉得有一点不太理解，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
最好的学校，是把学生送向远方的一个学校，这个远方并不一定是地理距离上的远方，首先是精神距离上的远方。”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寻找远方的自己，是一种对创新提出的要求一作为党支部书记，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地干着自己的事业，或很成功，或比较成功，或不那么成功，当这一切来到一个时间节点上，它就变成了过去。成功，可贺；比较成功，可喜；不那么成功，继续努力：但在这一刻，大家都站到了同一个起点上。怎样面对未来是很重要的。过去的成功不代表今后依然成功，过去的不成功或许是埋下了成功的种子。无论如何，总结以往的得失，创新思路，才是开创未来光明前程的金钥匙。
余秋雨在这个演讲中，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叫“生活在别处”他说：“这个别处，首先就是摆脱你现在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某种意义上也是摆脱现在的你，摆脱你现在自己确认的你，去寻找一个比现在更高，更精彩，更有分量的自己，”我不大同意余秋雨关于“摆脱你现在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的说法，但我同意他要正确认识自己、发现“更精彩”的自己的说法，因为，认识自己是很难的，有人问古希腊的泰勒斯什么事是最难的，他说：“认识你自己”而且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可能发挥出个人的最大潜能，创造辉煌
寻找远方的自己，需要勇气，有一句歌词说：“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们知道，创新是很难的，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不创新结果会更差创新是美德，是勇于担当，是创造美好未来所必备的品质、敢于不断地“寻找远方的自己”，我们就有机会不断提高。不断进步。
寻找远方的自己，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兼容并蓄，有容乃大。
“硬伤说”兴起之后，学者们似乎开始有意地带着挑剔的眼光阅读余氏散文，甚至将研究目光转向余秋雨本人，“忏悔说”“文化人格说”等一系列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言论开始越来越多的占据着人们的视野。这一批评直到新世纪以来才渐渐归于平静。以上研究者们对于《文化苦旅》态度的转化，基本是由褒到贬，先是《文化苦旅》的宏大视角，深刻的思想内容，后又开始诋毁之前的赞扬，认为这种写作看似深刻，但却是模式化十足，缺乏真情实感，充满了造作的痕迹，甚至从批文转向批人。批评者对于一本散文集的态度在短短十几年间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究其关键必然是批评价值观的变化，而批评价值观的变化则必然反映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1990年代，正是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大众传媒强烈冲击着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几乎将其排挤到了边缘的角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作家为了与新媒体争夺受众，不得不千方百计吸引大众的眼球。散文这一文体为了求得生存也在这种商业化的侵蚀下变得日益“快餐化”，可是，物极必反，这种描写生活琐事的文学作品由于数量过多、质量平平，没有多少养分可以供读者吸取，很快便遭到了人们的厌弃。广大学者和读者十分期待高质量即思想深刻、内容广博、宏大，形式新颖的散文出现。
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散文环境中，余秋雨携《文化苦旅》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可以说，余秋雨正是因为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才获得成功的，即他满足了读者阅读“文化散文”的愿望；打破了散文为政治服务的局限；表现了作家应有的个性；充分运用了知识分子赢回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初期的成功是社会转型时期精神风貌的体现，是时展的必然。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这样一个事实，知识分子们也不再沉溺于自身危机，他们开始严格审视造成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即将研究、探索的目光投到文学作品本身，希望通过改善文学作品的质量来赢回自己的读者市场。
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对于《文化苦旅》的评价，从而引出了“硬伤说”“模式化”等问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科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文学形式也随之产生发，如短信文学、网络文学等，在这种新文学形式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有了更加宏大视野，他们渐渐摆脱了盲目浮躁的心理，开始客观地看待散文这一文体的发展，对于《文化苦旅》的评价也就越来越客观化。综上所述，《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的评价变化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整治政策的变化是批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经济的发展变化则是造成批评变化的直接原因，社会转型给文化带来的冲击则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变化。
也就是说，1990年代初期文学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批评边缘化，批评价值观则倾向于具有宏大意义的作品；199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对作品本身的价值的深入研究，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就开始在精英立场与大众文化立场之间挣扎，并逐渐形成了多样性、多元化的局面。新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文学样式的生发及批评主体派别的林立，批评价值观也就更加多元化，以至于形成了“自说自话”的批评格局，文学批评也因此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可见，一个阶段的社会历史环境直接影响了此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观。
作者：李焕焕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用一杯水作为给车夫的工钱。”
“‘一日不见’请接下一句。”
“好想你？”
“1978年，湖北随州挖出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这个墓叫什么墓？”
“额，古墓？”
……
这里不是《开心辞典》，而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以下简称青歌赛）的比赛现场。
如果将中国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拟人化，那或许是一位善展歌喉、学富五车的逗哏型相声演员。想象再“放肆”些，张也、毛阿敏、阎维文、谭晶……那些而今在中国如雷贯耳的歌唱界大人物，都曾是它捧哏的搭档。
是的，上述青歌赛中的“综合素质考核”环节，已被观众和网友们用手中的遥控器和鼠标证明，这是“青歌赛收视率的拯救者”。
青歌赛可谓主旋律“选秀”节目的鼻祖。这项曾让群众们紧密团结在电视机周围的文艺娱乐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而今正在央视荧屏上紧锣密鼓播出的这届，已是第15届。但在地方卫视选秀节目的市场冲击下，多年来赛制几乎一成不变的青歌赛，也曾在2012年停办一届，理由是“内部机制要调整”。
如是便也不难理解，在观众频频吐槽“文化考核”出题太偏、央视也屡屡发声“观众应更关注歌唱”之下，有关“什么素质”的青歌赛神考题、神回答、神点评为何依然层出不穷了。 “歌手有没有必要知道‘四大美女’是谁？”
青歌赛综合素质考核题多考查选手有关历史、文学与地理的常识，而选手常在成语解释和历史问题上回答错误。
比如，第12届青歌赛上，有选手被问到成语“汗牛充栋”的含义，正确答案应为“牛都运出汗了，堆积高达栋梁，形容书籍之多。”这位选手选择的是：“牛都累出汗了，满载国家栋梁，形容兵马之众。” “唱得比说得好”回答主持人的提问，尤其是“文化素质考题”的提问，几乎是历届青歌赛选手最紧张的时刻。图为2013年4月1日，新晋青歌赛主持人尼格买提和李思思与选手在台上。
“看见你答错题，我们都出汗了……”评委余秋雨打趣道。
“请选择成语‘如法炮制’的含义。”“像先进的法国人那样制造大炮，比喻放眼世界。”
“这个选项最幽默，最搞笑，没想到偏偏被你选中了！”平素正襟危坐的余秋雨也乐了，“太好玩了！”
青年歌手们对于历史题的回答也往往充满了“冷幽默”。
比如，“在唐代，我们把杜甫说是诗圣，他是画圣，他总去西安、洛阳的庙宇里面画壁画，这个画家叫什么名字？”选手答：“齐白石。”“年代差太远了，都说了是唐代。”余秋雨继续追问，“那《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谁？”“齐白石？”
也有在回答中“牺牲精确性，力保正确性”的选手。“中设立了同文馆，请问这是什么机构？”答曰：“文学机构。”
“我们那会儿要考（综合素质），还不知道出什么洋相呢，幸好当时（参加青歌赛）没有这些考核，万一落下一话柄让人说……”说这话的，是宋祖英，她曾是第四届青歌赛的参赛选手。
刘欢的“不满”表达则更为直接：“‘四大美人’是谁，作为歌手没有必要知道。”刘欢在2000年的这一“炮轰”，一度引发热议。不过风波过后的青歌赛，依然“走自己的路，让自己人说去吧”。
刁钻的考题甚至衍生出了“教辅”出版商机：人民音乐出版社的《第九届“步步高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版的《第十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综合素质考核》书里，都有专门针对青歌赛文化素质考核环节的题目罗列、解题分析以及答题攻略。 “教授，人们是来听歌的，不是来听历史课的”
2013年4月重新开张的新一届青歌赛，对“综合素质考核”进行了拆分，有关文化素质的考核独立出来，“瘦身”为“快问快答”环节：要求选手在90秒内快速回答10道选择题。
文化点评官也易了主：在网友“下课”的起哄声中，余秋雨因“档期问题”今年不再坐镇。对于“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的接棒，众多青年歌唱选手此前表示既兴奋又忐忑。有选手甚至说“王教授以前都是点评帝王将相，能有幸得到他的点评实在是莫大的荣幸，我们都在纷纷恶补历史，力图能够与他‘对上话’。”
“快问快答”的效果很明显，在两个小时的歌唱比赛中，这一环节几乎占了一半时间这比以前的文化考核时间更长了。
有网友说，王立群教授生生将青歌赛开成了谱曲版的“百家神坛”。《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詹国枢也忍不了了：“王教授就‘人面桃花’反复讲一历史故事，长而又长，实在令人忍无可忍，连旁边的评委也摇头苦笑。教授，人们是来听歌的，不是来听您上历史课的。”
也有很多观众在“年年岁岁声相似”的青歌赛歌声中，开始怀念起余秋雨老师的“金句”：
“你是参加原生态唱法比赛的选手，我觉得你的态度很好，不会就是不会，没有乱猜，这是一种纯朴的表现。”
“恭喜你，答对了，为了让你更加对，我要多说几句。”
“题目问下列哪个英语单词不是代表动物，你却选了一个最大的动物大象。正确答案应该是‘lemon’，这是柠檬的意思，如果你认为它属于动物的话，除非你家里养了一条黄色的狗，它的名字叫做‘柠檬’。” “如果你是选手，你觉得做10道题的成绩大概是多少？”有记者这样问评委王立群。“我对生活只会面对，从不假设。”王回答。
“你是以自己错误的回答，向大众普及、宣传了环保知识，也算做了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 评委老师，如果是你站在选手的位置？
对于“不怕犯错、勇于答题”的选手，评委也会给予鼓励，比如王立群就很欣赏本届青歌赛中的“桑布扎”组合，称他们答题从不放弃，（即使不知道答案）也每题必答。“所以我当时脱口而出，‘过错只是暂时的遗憾，错过才是终生的遗憾’。”
其实，文化素质考核对于选手最后得分的影响颇为微妙，据歌唱家于丽红介绍说，真正好的歌手不会因为零点几分掉下来，倒是可进可退的歌手，经常因为0.1或0.2分之差出局。
于丽红参加青歌赛的1998年，正是央视增加综合素质测试的第一年。
评委们也有被难倒时。在第12届青歌赛现场，主持人董卿“突发奇想”让选手也给评委出道题。
题目来了：这两位少数民族选手挂在胸前当配饰的银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评委们很配合地猜了一通，从经文、吉祥物到酒和烟丝，但都没猜中。正确答案是，里面放的其实是油、盐、香料等调料，供游牧民族进食之用。
“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如我们对他们的世界也一无所知一样。”董卿逮着机会也“涮”了评委们一把。
高一（5）班隗巍
我之所为读后感，并无特定的框架，皆是有感而发，纯粹的记忆性感受。
余秋雨先生在一开头的序里就点明白了为什么写作此书，扣住了书名，因为他的一生都与河有缘，或者他的前世也是，这从那个似疯非疯的北京人口里便可得出，那个极具幻想的故事也许是他杜撰出来的，但是很容易让人相信，因为他的经历应该会有这类事情发生，并且让人羡慕之，心向往之。
这是一本讲述人生哲理和如何做人的散文集，其中固然有许多深奥的道理是我所暂时无法理解的，但同样有一些写出了我心中所想，使我为之产生共鸣，尤其是第二辑中“关于嫉妒”的几篇文章，读完它们，我想了很多很多……
人们常常要问何为“嫉妒”，所谓“嫉妒”，就是指对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比自己好的人心怀怨恨的一种心理状态。其实嫉妒是人的一种本性，它在生活中也无处不在。“奥塞罗在嫉妒，林黛玉在嫉妒，周公瑾在嫉妒，甚至连神话故事中那些顶天立地的天神也在嫉妒。”而事实上，人人都有嫉妒他人的经历，我们中又有谁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个从不嫉妒的人？这正如余秋雨所说的“面对嫉妒，谁也难以充当一位居高临下的医生。这是我们城堡中一种源远流长的传染病，已有不少人因它而疯，因它而死，只是还留下了不少病情稍轻的人。”
余秋雨先生在文中不仅讲述了嫉妒得根源与嫉妒者得不幸，还认为嫉妒可以分为两种：高贵得嫉妒与卑下得嫉妒。“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使人耳目一新。既然我们无法摈除嫉妒之心，那我们该如何使之降到最低程度呢？我想，关键使如何正确看待比自己优秀得人。周瑜之于孔明，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才使前者因嫉妒而丧命。对于比自己优秀的人，应该调整好心态，向他（她）学习，取长补短，将心中的不服化为前进的动力，而不能一味地嫉妒，这样才能不断完善自我，尽量减少嫉妒。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我们将来走上社会，时时刻刻都会遇到比自己优秀的对手，如何处理好嫉妒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于这点，人们常常会有两种表现。一是心中不服，便埋头苦干，竭尽全力，非超过对手不可；还有一种就是表面上对你心服口服，而内心却心怀怨恨，暗地里拼命打小报告，非扳倒你不可。这大概就是高贵嫉妒与卑下嫉妒的区别吧。我们当然应该学习前者，把怨恨、嫉妒藏在心中，将它当作鞭笞自己不断进取的长鞭，脚踏实地拼搏，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而不是指望靠一点小聪明，在别人背后捅刀以此来打倒对手。因此，我们应该尝试一下高贵的嫉妒，因为“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嫉妒是人之本性，一个会嫉妒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我们应该学会高贵的嫉妒，将嫉妒降到最低程度，是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
我认为第二辑“关于友情”写的很精彩，人人都需要友情，友要经风经雨，经受考验，我们最重要的是珍惜友情。“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以友情助功业则功业成，为功业找友情则友情亡，两者不可颠倒。”说道人生，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名誉。当名誉受伤害，有的人为了名誉的纯洁宁可选择死。从这本书中，我进一步了解到我国宋代词人、诗人李清照原来我不知道的人生经历。
其实，世间的孤独者也都经历过友情，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只是他们不知道鉴别与维护，不善于呵护与珍惜，最终被一一破碎了，以至最后孤独了自己。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提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了。那么友情的错位，是基于什么理解的呢？答案来源于自身和外界的混乱。就外界来说，人们习惯用功利和商业思维来判断友情的实用和交换原则，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见真情，似乎友情在为难之际及时出现，在经历考验之后才得到升华，这是对友情的苛求，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也没有接受考验的义务；就自身来说，或许因志趣、爱好、共同的事业奠定了友情的基础，但人性的差异，又往往不能因为“高山”都有“流水”，因拨琴弦，都有知音。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长期信赖的友情竟是虚假的，而这种虚假又并不出于恶与罪，而是出于我们自身对友情本身的错位和悖论，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
先生回答得好啊：人的一生要接触很多人，不可能人人都能建立友情，因此应该有两个或者更多层次的友情存在。“宽泛意义的友情和严格意义的友情”。没有前者未免拘谨，没有后者难于深刻。宽泛意义的友情，是人们结识、好感、愉悦的集合，它的宽度是人们全部履历和经历的概括，它随人们接触外延的扩大而不断扩展，它与事业、地位、经历、方位、功利联系，没有数量界限；严格意义的友情，是一个人终其一生所寻找的精神村落，寻找途中没有任何功利性的路标，它是以生命来涵养的，这种友情不依靠什么，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地位和身份，只不过是相互使对方更加快乐、温暖、自在、幸福，“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然而，这种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在如饥似渴地追寻，很可能友情与你擦肩而过，你没有在意，或无法辨认，也许等你蓦然回首的时候，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迟…
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余先生至此长叹：
是的，我们不应该在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然后对视良久，终于紧紧拥抱的蚂蚁？
来一次世间容易吗？
有一次相遇容易吗？
叫一声朋友容易吗？
仍然是那句话——
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而我，也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因为能在这么个时空相遇，不容易。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上辈子就曾经相遇，那么在上辈子我们又是如何见面的呢？在一个平淡的下午，在两片书页中间那碰巧的一次抬头？在一个浓重的深秋，在晃动的珠帘边那不经意的一次张望？如果我们不在现在这种情景下相遇，我们还会相识相知？我们也许就擦肩而过，我们的人生也许就少了这么不浓不淡的一笔了。因此，学会珍惜吧~！
本文以《余秋雨人生哲言》为基础，以古代精神文明的两种身份“文人”和“僧侣”为桥梁,搭建起一座品评的殿堂。朵朵浪花汇聚成历史的长河，历史与文明，历史与古迹，历史与废墟，都在这滔滔之水中变得不再重要。敢于接触历史本身已勇气可嘉，作者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进入历史，直视历史，最后化作一朵微小的浪花，跳跃，激荡，直至消失或被消失。
五千年岁月悠悠逝去，但中华文化的痕迹终究不会随着光阴的飞逝而被磨灭。作为历史文化散文的创始者，余秋雨遍布世界的足迹，让人意识到这位文化先驱的价值。
看着余先生的这本语录，总会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文人们。一直以来，中国的文人们以其特有的独立性而存在着。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那些文人墨客们的穷困潦倒，地位卑贱。中国的文人们往往由于统治者的附庸风雅而有着相对不错的境遇，能够入仕为官，在朝野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比如那“诗画双绝”的王维曾官居右丞相，王安石、司马光等也曾位居丞相。当然，这一切与中国古时“士农工商”的地位划分也有不小的关系。不过，即使像林逋那般终身与花草相伴，拒不出仕，也依然获得了极高的清誉，赢得了大多数士者百姓的尊重。但是，“文人”，这个称号终究太沉重，也注定了将经历数不尽的磨炼。“焚书坑儒”屡遭贬谪，中国文人所遭受的精神压力时则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秦淮河畔绿荫下，看罢风云始作舟。一泓秋水如雨落，散落心头满人间。在那滚滚淮河水边，那些烟花之地与酒馆，无不留下那些文人的身影，柳永、杜牧题诗于此。想当年，“秦淮八艳”风华绝代，陈圆圆一笑惹得长城破。那些身影，那些诗，那些文人，那些泪，在此处文人们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对于中国文人这一特殊的群体，还是余先生的话一针见血：“你可以投给他最高的崇敬，最多的怜惜，也可以投给他最大的鄙视，最深的忿恨── 一切，都不会过分。”
与文人相对的一群人，便是僧侣。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代表，僧侣本不应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太过重要的地位。但令许多人意想不到，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竟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宗教。而与之相反，在其发源地印度，自阿育王与阿克拔之后，佛教日趋衰落，于是，佛教将大本营迁至中国。在其教义中，“拯救苍生”一直是他们的宗旨，正是由于如此，僧侣们拥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勇气与意志。鉴真东渡与玄奘西行均是让人震惊的行为并表现出过人的胆魄，而且同时也把这一切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还是慧明祖师一语道破天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将生死视为身外之形，方可为一代宗师。千百年来，清灯古佛，万千敲钟声中走出一个弘一法师，花洒满天心犹在，菩提树下笑红尘。这是一种洒脱，更是一种伟大。正如余先生所说，“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洛阳白马，嵩山少林，千年古刹，见证了一个外来文化融入的过程。雁过留声，水过留痕，这一切不都是文化存在过的见证吗？
文人与僧侣搭建起了中华文化的最初雏形，而文化的传承需要载体，换而言之，便是实物，于是，古迹与废墟存在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凭吊古迹历来是中国古人所钟爱的，驻足于那些气势雄浑的古迹之前，领略山峦岭立、湖泊丛生之美，便发出如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般的感叹。“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然而，古迹随着岁月的雕琢最终成为了废墟。跋涉废墟是朝拜文明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些废墟曾看到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苍白无力，聆听过一首血与肉的悲歌，正如圆明园的废墟触摸着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痛苦，触动着一个文明尘封已久的记忆，震撼着一个国度的灵魂一样，废墟是曾经的存在的最好证明，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剧之所在，更是一个文化的痕迹的集中体现。用余先生的一句话可以诠释这一切，“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那么，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掩盖。”
文化的痕迹存在于山川河流之中，文化的气息存在于历史的意味之中。可是“归路难求，且在月明的夜里，含泪为你斟上一杯葡萄美酒，然后再急拨琵琶，催你上马，知道再相遇又已是一世。那时候，曾经水草丰美的世界，早已进入神话，只剩下枯萎的红柳和白杨、万里黄沙”。
著名戏剧理论家余秋雨先生曾经说过：“写意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戏曲表演艺术中主要表现为对时间空间限度的突破，以及动作、布景的虚拟。”（《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653页）其实，写意虽然产生于中国古代，但是并不只是“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仍在发展，中国戏曲、中国画、书法等艺术，一直以写意化为其主要标志与本体特征。因此，没有写意化，便没了戏曲，写意化也自然成为戏曲舞美的本体特征与核心内容。
所谓“写意”，原系中国画中一种纵放画法，俗称“粗笔”，与“工笔”对应。写意画法要求笔墨简练，画出物象的形神，并表现作者的意向。后来发展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原则，其内涵是追求神似，与西方的现实主义的“写实”相对应，后者追求形似，讲究与现实生活的“肖似”与“逼真”。
这一写意化的美学原则体现在戏曲舞美中，主要是虚拟，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写意的方法实质上就是虚拟的手法，但并非一切虚拟都可称之为写意。从实事、实境、实物和自然形态的言动中解脱出来，为了追求一种超越这一切的更高目的和更高境界，一种客观的实在状态所包容不了的情态意境，这才是写意。”（同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戏曲以虚拟体现其写意风格表现在各艺术环节中，表演的虚拟直接制约影响着舞美的虚拟。戏曲舞美的虚拟化已形成一定的规范，如布景的虚拟（以山片代山、云片代云、布城代城等）、化妆的虚拟（以各种脸谱为突出代表）、道具的虚拟（一桌二椅代民居、大堂、帅府，以鞭代马，以桨代船，以车旗代车等）、服装的虚拟（以富贵衣代穷人、以蟒代权贵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成功的历史经验与艺术经验，是应当充分肯定、认真总结的，正如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说的那样：“从传统的表演方法中，可以看出京剧的舞台设计，不是写实的设计风格，而是一种民族戏曲歌舞化的写意风格。”（《谈谈京剧的艺术》）
道理很明显：写意的虚拟动作表演必然要求以虚拟的写意舞美与之相适应，使“意”的存在与活跃有一个理想的载体。梅兰芳大师精辟地论述了二者的关系：“虚拟动作和写实的布景，是有一定矛盾的，不必要的布景，或单纯追求生活真实的堆积，形成庞大臃肿的现状，最容易限制演员的表演动作。”（《中国京剧的表演艺术》）
但是，令人可喜的是，中国戏曲的舞美并没有停留在已有成功的基础上止步不前，而是走着一条开拓创新之路。
首先是戏曲向写实化的话剧学习。20世纪60年代初，一大批京剧现代戏的舞美，进行了写实化的尝试，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杜鹃山》、《海港》等，其布景均是写实化的。当然，这种尝试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这种写实化的布景与演员虚拟化的表演动作形成矛盾，如《智取威虎山》的第五场“打虎上山”，杨子荣手持马鞭以鞭代马的虚拟骑马动作的“趟马”，并无真马，而台上的布景却是写实化的林海雪原，二者不相一致。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虚实结合是新时代戏曲舞美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说来十分有趣，就在戏曲舞美向写实化靠拢的时候，写实化的话剧舞美却转而向戏曲舞美的写意化迈进，这就形成了双向逆反。中国话剧两位著名大导演“南黄（佐临）北焦（菊隐）”，在20世纪50—60年代，不约而同地向民族写意化的方向而努力，1959年，焦先生导演了话剧《蔡文姬》，其舞美以写意为原则，高悬的帐幔、胡婢的半圆形队列代表单于王大穹庐；1962年，黄先生提出了“写意戏剧观”并立即付诸实践，他导演了话剧《激流勇进》，其舞美打破了写实的时空观念，主人公王刚在病中作画时，后幕上映出了这幅画的放大画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时至21世纪的今天，中国戏曲的舞美应当向新的“大写意”方向进军，这种“大写意”，指的是在原有写意化本体特征的前提下，大胆吸收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抽象派、荒诞派、印象派等等有益成分，形成大气派、大魅力。近年来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如京剧《骆驼祥子》中旧北京歪邪城墙、城门的布景，越剧《梁祝情梦》中两只自由飞翔的晶莹透明的空悬蝴蝶，都令人拍案叫绝。还有近年来的京剧《樊姬夫人》的舞美，以古战车、盾牌营造出典型环境；《宰相刘罗锅》在大写意的灯光衬托下，凸现小写意的皇宫、监狱等具体环境；《三关明月》则更多地运用高科技灯光营造大写意的戏剧场景，都是成功的范例。
《我的生活》“价廉物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传记《我的生活》正在书城热销，这本硬封面精装本的图书中文版标准定价是人民币49.8元。然而，记者走出堂皇的书城，在上海富民路的一个小书摊上，也看到了这本书。记者停下脚步仔细揣摩，面前书摊上这本同名书籍，无论印制、装帧、版式，还是封面设计和内文印刷，都与正版图书几乎没有差别，但是书摊老板给的价格却只有书城里的一半都不到――20元。记者奇怪这本书怎么这样便宜？老板起先的回答是进货渠道比较优惠，进价低当然卖价也就低了。但是后来老板看到记者似乎对这本书兴趣很大，就问记者是不是真心要？记者连连点头，他干脆直说是盗版书籍。看见记者脸上的惊奇，老板可能怕记者变卦，连忙“安慰”说，没关系，现在买盗版书的人多着呢，什么人都有。
其实记者觉得惊奇是因为在记者的印象里，盗版书是和粗制滥造假冒伪劣划等号的。可是眼前的这本盗版“总统”传记除了呆的地方不对外，同样也很精致，制作得与书城里的正版图书质量不相上下。老板洋洋得意地说现在买书就像买菜一样，当然挑价廉物美的，别看是盗版，盗亦有道，照样拿得出手。说实话，这样的价格和不错的质量连记者都动心了，一半为了了解点情况，一半也确实有占了便宜的开心。
这下，老板果然来了精神，对于记者有关盗版书籍的问题，几乎是有问必答。记者看到老板的书摊上还有印刷和内容同样不俗的《贾平凹全集》，当然也是盗版的。老板问记者是不是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原价57元的书籍，他卖13元。同样一本厚厚的《鲁迅文集》，标价是76元，老板给出的价格则是15元。
记者对这样的低廉的价格表示惊奇，问老板赚得到钱吗？老板神秘地笑笑说，就是这个价钱，他也是赚了钱的。否则亏本买卖，谁又会敢冒这样的风险做这个事情呢。只是当记者问起这些书都是从哪里来的时，老板就有些“含糊其辞”了，说是河北、河南、山东都有，都是从那些地方运过来的。至于是他自己直接去那些地方批发还是从别人那里转手，老板就不愿意再回答了。
恰好这个时候有个中学生走过来，在书摊上翻了半天，掏钱买了一本《精美散文》。记者和他聊起来。这位姓刘的同学是向明中学的学生，他干脆利落地告诉记者，他知道这个老板卖的书都是盗版书，可是他还是愿意买。他很认真地列举了他之所以明明知道是盗版书还要购买的三条理由：一是便宜，这么厚的一本书才10元钱，正版书至少也要几十元，中学生消费不起。二是书尽管是盗版印刷的，但是印刷的质量还不错，纸张也和正版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仔细看，虽然有一些错别字，但是对阅读没有太大影响，何况，正版图书也同样会有错别字。三是学生认为只要内容没啥差别，正版对他们意义不大。
离开书摊后，记者又去书城买了一本正版的《我的生活》，然后和盗版本对照阅读，不得不承认，手里这个盗版本的质量好得几可乱真。不得不承认，如此“价廉物美”的书对非专业藏书者充满了诱惑力。
技术先进利润可观
过去有句俗话，说做盗版图书是“无贩毒之险有贩毒之利”，意指盗版图书粗制滥造牟取暴利，并且将此原因作为盗版图书屡禁不止的根源。可是如今的盗版图书的“质量”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书的内在还是外在都越来越“仿真”，似乎盗版书的成本也比当年的粗制滥造要高得多，如此盗版书商们还有暴利可图吗？如无暴利为何还要做呢？记者经过调查，也许可以揭开一些谜底。
被炒得火热的“80后”韩寒在他的创作《像少年啦,飞驰》前言中，用他一贯的“玩世不恭”语调，专门给盗版书商们写了一段话。大意是，盗亦有道，盗版书商们的利润已经够高的了，就最好是敬业一些，错别字减少一些，不要再出现大段的文字被遗漏掉的现象。而且韩寒还规劝盗版书商们，已经是获取暴利了，就大方一些，花些钱做得漂亮点。韩寒还建议盗版书商最好不要使用打字后重新排版的方式，而是应用激光照排技术，减少差错率。
这段话很快就有了回应。一个据称就是盗版书商的人，在网站BBS上发表留言，讥刺韩寒是小孩子家不懂事。在留言中，这位盗版书商说他完全不知道韩寒这些话从何说起。他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盗版书商如今已经是集团化作战，具有比较统一而且科学的内部管理体系，经过许多年的发展，许多盗版书商已经不再是零散的操作方式。他具体地说，假如盗版书商内部不讲诚信，不讲职业道德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
当网友问到他关于盗版书籍的质量问题的时候，这位盗版书商说，许多人还在认为盗版书籍错别字满篇，那是一种成见。他说，事实上他们的盗版书籍在很大程度上质量要比正版书籍好许多。他承认有些质量不好的书籍可能是由一些小的盗版书商印制的，他们确实是粗制滥造的。但是一些正规的出版社出的某些书籍，有时候可能也不是非常精良的，因为他们的机器设备未必就比一些盗版书商好到那里去,态度也未必敬业。
对于韩寒建议他们使用激光照排技术，这位盗版书商不留情面地说韩寒根本就不懂。因为他们早在1998年就全部使用激光照排技术了，那时候扫一本书激光照排是5块钱一页，看上去好像是成本提高，但是他们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小作坊了，每次印刷一本书至少在20000册以上，要是20000册的话，一本书300页，1500块钱分摊在20000册上，平均也就是几分钱，没有必要省这个钱的。
在回答韩寒认为他们盗版书籍是获取暴利时，这位盗版书商明显不满。他说什么暴利呀？现在大概只有贩毒是暴利了。但那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啊。
但是，根据记者的调查，虽然这位盗版书商言之凿凿地说做盗版书籍并没有暴利可言，其实，盗版书籍的利润还是非常惊人的。上海市一位专业从事打击盗版书籍工作的人员给记者列举了一组数字，即正版图书的成本费用一般包括稿酬、编辑费、印制费用、运输费用、发行宣传费用等等，所以，正版图书销售出去以后，扣除以上各项费用，净利润一般在8%左右；而盗版书籍省掉了以上正版书籍费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最起码是省掉了作者的稿酬费用，所以，盗版书籍在上市之后，一般的利润即可以达到70%以上。这位工作人员还举例说，比如一本标准定价43元的正版《古文观止》，其盗版印刷成本绝对不会高于7元，在上海一些盗版书贩的零售摊位上，一般卖13-15元左右。净利润有7、8元之多。所以盗版书商的无暴利之说显然是和前些年相比较而言，相对于正版图书，盗版书籍获得的利润依然十分可观。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据记者调查，虽然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设立有专门的打击非法盗版书籍的机构，执法机关常常也大力介入此项整饬工作。很多地方人大也制订出了适合当地特征的《出版管理条例》，另外一些地方沿用的是《投机倒把处罚暂行条例》。对于盗版图书的处罚力度也在逐步加大。不久前，相关部门根据群众举报，执法人员现场查获一批盗版图书，有正在走红的《那小子真帅》、《乾隆皇帝》、《长安乱》、《新华字典》等等，总计有16771册，集中以后全部销毁。但是，时隔不久，执法人员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了大量的此类图书，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日晚，记者在繁华的淮海路靠近陕西北路口，看到有人拖着几辆和这个发达城市很不协调的平板车，车上装满了书籍在沿街叫卖。还没等记者靠近看个究竟。突然冒出一群穿制服的工商执法人员，朝平板车冲去，一看便知是要没收这些图书。在这些卖书的平板车四处逃窜的时候，记者拉住一位执法人员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这些人不仅仅是乱占道路做无证买卖，更重要的是他们卖的这些书籍全部是盗版书籍。这位执法人员说，这些拖平板车的盗版书贩们，最近经常在这一带神出鬼没，屡屡打击不止。记者问为什么执法部门如此打击，这些人还敢在这里出没呢？这个执法人员叹一口气说，因为便宜，总是有人购买，他们的生意不坏，利益让人胆大。
记者问这些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平时他们都藏在哪里？这位执法人员说，他们平日就藏在附近的一些弄堂里，专门等夜幕降临的时候，等市场、工商等执法人员下班以后，再把平板车拖出来沿街销售。记者问，执法人员总是这样在大街上与这些盗版书贩“捉迷藏”，到底有没有效果呢？这位执法人员说，打击总比不打击要好啊，如果放任不管的话，那就根本没有一点秩序了，这大街上可能会被盗版书贩们挤满的。他向记者介绍他们打击盗版书贩的经过。他说，他们不久前就组织过一次大行动，组织了人马进入附近的一个弄堂，居然在一处租赁房屋里发现了一个“盗版书库”。但是，房东不准他们把盗版书籍拉走。正在他们争持不下的时候，这些盗版书贩回来了，居然个个手持短刀，高声漫骂威胁执法人员。后来幸亏警察及时赶到，才没有出大事。但是在外地的一些地方，盗版书贩暴力抵抗执法行动的事件已经出现过不少。
令记者颇感意外的是，执法人员在对这些“平板车”深恶痛绝的同时，还很无奈地告诉记者，其实并非仅仅只有平板车或者小书摊这样的“游击队”在贩卖盗版图书，他们已经屡屡在正规书店的书架上发现过盗版图书了。他还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一本是余秋雨的《千年一叹》，一本是钱其琛的《外交风云》。这两本书，正规书店里出现盗版根本不稀奇。
最后，这位执法人员长叹一声说，我们天天打击盗版书，可是这些盗版图书就是不见减少，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呀？
暴利不是根本原因
从《文化苦旅》、《哈里波特》到《我们仨》，从《粉红女郎》到《水煮三国》几乎都是遭遇盗版的大户。而且，被盗版的书籍数目正在以成等列数据的方式大倍率增长。盗版书到今天甚至已经具备了与正版图书同时登堂入室的实力。疲于奔命的执法人员的疑惑让记者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一位出版界的资深人士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正版书籍定价过高，毫无疑问是盗版书籍屡禁不止的主要症结所在。作为侧面证明，这位人士说，如今上海大街小巷遍布的“特价书店”、“5元书店”，个个生意兴隆，普遍好过正规的书店书城，就是书价过高的一个直接后遗症。
记者得到的一份材料显示，自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图书行业一直在“保本微利”的原则下沿用着“成本+税金+利润”的定价模式。那个时候书籍出版的利润是低廉的，自然书价也是低廉的。当然几乎就根本不存在盗版印刷书籍的现象。直到1993年放开图书出版业国家统一定价以后，获得书籍定价权的出版社可以自行进行图书定价。于是从那时起，图书价格开始一路“高开高走”，没有依据和规律可循。这让盗版书商开始感觉到图书出版行业中居然有利润可图，有赢利的空间，有可钻的漏洞。于是从那时起盗版图书行当才开始大行其道。最早开始惨遭盗版不幸的图书还大部分属于是文教类的工具书，比如中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新华字典》等等。后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赵忠祥的《岁月随想》等图书的发行量开始超过100万册，迅速引起了盗版书商的注意。不久这两本书就出现了盗印版本。只不过，当时的盗版书籍印刷质量很差，错别字多得惨不忍睹。不仅是盗版图书，而且几乎就是伪劣图书。很多人还记得当时盗版《文化苦旅》背面的余秋雨照片是模糊不清的重影。只是，当时国营全民制的出版社虽然有自行定价权，但其整体的经济核算方式依然是计划经济中的“大锅饭”方式，因此对自己的图书遭遇盗版并无窃肤之痛，自然不会引起重视。
随着改革开放，许多出版社赢利模式出现变革，作者的版税也直接与图书发行数量挂钩。这下，出版社和作者遭遇图书盗版才等同于遭遇强盗洗劫。要依靠作者个人对抗整个盗版行业是不可能的，即使如余秋雨这样的大人物也照样徒唤奈何。而出版社尽管使用了防伪标志等各种手段，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对盗版问题也同样束手无策，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只能和盗版书商在图书市场上在读者面前共同竞争。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假如仅仅按照市场价值规律推断的话，盗版图书的市场生命力以及竞争力明摆着是高于正版图书的。同样的一本新书，内容一致，印刷质量相差无几，正版图书定价20元的话，盗版图书定价最多就是5-6元，优势劣势一目了然。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记者调查的许多对象的回答和许多已经存在的事例证明了这个事实。别说是《文化苦旅》、《哈利波特》这类并无实用价值纯为精神食粮的书籍，即使一些工具类书籍，即使粗制滥造，在大学校园里照样抢手。比如牛津高阶英语辞典这类工具书，大学生们对正版的“高价位”不敢问津，对几十元的盗版情有独钟，即使错误百出也照买不误。
到过刘国钧高职校的人都会发现：在这里，你看不到惯常在学校里会看到的“理直气壮”的标语、横幅，甚至看不到诸如“小草青青，脚下留情”之类“温柔”的提示。那些被广泛认可的可以规整学生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校园标语口号，在刘国钧高职校几无踪影。在这里，除了崭新的教学大楼、先进的教学工厂，还有别处少见的洁白的风力光能发电装置，你还会看到，校门口那其貌不扬的“三品石”、火红的校园主雕、跨越80余载的历史步道、国钧广场上那一届届学生所崇拜的偶像刘国钧铜像，还有图书馆东侧的百年老纺机、机电教学工厂前题为《联动》的雕塑等。一块块极富内蕴的景观绿地，一件件连接历史和未来的雕塑小品，让师生们在涵泳、品味中触景生情，因美生爱。
当然，我们不是全盘否定校园的标语口号，相当数量的标语口号是正确的，是与培养人有关系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学校有无标语口号，不在于标语口号内容本身，而在于实际效果。
我们先设想一个场景：走进一所学校，正门最显眼的地方张贴着校训（一般学校“四词八字”式较多，如“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等）；经过草地，看到“脚下留情”的标识牌；走进教学楼，走廊上、教室里，“静”字似乎无处不在，间或再有“学会生活、学会生存”的谆谆教导。每一条标语都是一个潜在的真理，发表着不容置疑的观点，体现着绝对服从的话语霸权；即使是些“含情脉脉”的标语，也在用一种无须商量的口吻传达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就像一个个手持法杖的救赎者，无论你立于哪里，他都在看着你；偌大的校园仿佛到处都在回响着他厚重的话语，空气中似乎也弥漫着一种严肃、紧张的气氛。
这些标语口号不仅渗透着“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训诫，更体现着“必须这样做”的话语权力。从某个角度讲，这种话语权力在行为上束缚了学生的手脚（似乎可以使其不敢“胡作非为”），在思想上也约束了学生的自由。而在现实中，学生并不完全受制于标语口号的规约：如果学生否认它对自身有用，那么，标语口号虽然仍旧“高高在上”行使着自己的话语权力，但它同时也会成为被忽视或者被拒绝的对象，此时的标语口号没有丝毫教育作用，更不要说感染力了。
如果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去看，学校文化应该是以人的完善为最高目的。而文化本身绝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它应该是多样化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有不同的解读，每种解读都会有其合理性。因此，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一元话语与文化的本意是相悖的。基于此，作为一元话语的校园标语口号，其本身即与校园的文化传播是背道而驰的。
校园标语口号极易被误认为是学校文化。某些出现在校园里的口号标语，给人感觉貌似新鲜，挺有冲击力，但深究下去，或是不着边际，或是缺少内涵，或是令人费解，这对学生健康成长是极为不利的。从古到今，这方面的反面事例数不胜数，特别是在的各项运动中，口号标语多得“满天飞”、新得“层出不穷”，制造了许多人为的社会“污染”和视觉“噪音”，形成了社会性的“口号疲劳”。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余秋雨在他的《何谓文化》中论及“公共审美”，这里不妨化用。如同一座建筑、一个景观、一盏路灯一样，校园标语口号也是学校公共审美的载体，属于强制性的公共审美。公共审美必须遵守“免惊扰”原则，即内容不易于接受，或者形式兀然的均应列于公共审美之外。这条原则必然会使学校在文化环境上删除缤纷、删除烦冗、走向简约、走向本真。公共审美的最终标准，就是融入历史、融入自然，让它们成为校园的主角和灵魂。于是，出现在我校校园里的高大的银杏、纷飞的樱花、静穆的杉树林，还有三块普通的黄石、历经百年的老纺机，这些都能体现学校文化对自然的谦恭、对历史的谦恭，体现公共审美的无穷魅力。
如此，我们真的可以对校园标语口号说“不”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在宾馆呆到下午三点左右才乘车前去周庄。竟不曾想苏州的老城区离周庄的路有那么远，一直到四点多才到周庄。买好门票，急匆匆地看了沈厅、张厅几处景点，天就黑了，所有的景点都关了门。我不急于回宾馆，我的本意不是为了前来看前人的古迹，我来是为了寻找梦中的江南水乡。
夜风捋着我的长发。江南在我的臆想中一直透着浓浓的诗意，往往此刻就连这风仿佛也透着浓浓的书香味。我漫步在周庄的街道上，看着小桥流水，远处的房子隐没在夜色中，街上的游人正逐渐减少；沿河各家餐馆挂起了红红的灯笼，把河面映得通红；饭菜的香味四处飘溢，垂柳温柔地左摇右摆。不知何时，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轻轻地飘洒着。我躲在屋檐下看着河面上坐船戏水的游人，撑船的妇人唱着橹歌，游人的欢笑声和轻柔的橹歌夹杂在一起，小河不再寂寞。过了一会，雨停了，我从避雨的屋檐下走出来，路面湿漉漉的。我拾级走上古老的小桥，俯下身去，想看看刻在桥墩上的字，无奈夜已黑透，什么都看不清了！
一个人的旅途有点寂寞，我随意地走着。忽然有歌声从水面飘至耳边，我踏歌寻声而去。走过双桥，在离桥不远的河面上看到有很多船只，船只上的人在表演杂耍；另有一条大船靠在岸边，有几个人扮成古代人物模样坐在船上观看。我急趋向前，坐在大船边上的石栏杆上跟着观看。这时正好表演杂耍的那条船刚刚荡开，立刻有另一条较小的船靠近。有一女子鼓着腮帮子吹着笛子，仔细一听，原来是《姑苏行》。激越的笛声响彻夜空，微风吹拂着她的衣裳，飘飘然如天降仙子，慢慢的，笛声渐渐停了。我以为节目表演完了，正想走开，此前坐在大船上的女子站了起来，向四周的人施了一个礼，接着便唱了起来。我听不懂是什么，向旁人寻问。有人告诉我是昆曲《牡丹亭》中的片段，听着咿咿呀呀的吴语，我在曲中如痴如醉。手攀着柳枝，嘴里喃喃地念着余秋雨的几句文章“这里的风太甜，这里的花太艳，这里的女子太妖娆”。
―选自“榕树下”中文原创作品网
周围的建筑都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我且受用这无边的夜色好了。如此悠闲的心境，为下文的回忆营造氛围。
一幅非常纯美的画卷。
拟人，“切”字用得活灵活现，极为形象；“披”字则体现了小树的主动之态，这样的夜色，连小树都喜欢上了，我焉有不爱之理？
情由景生。为下文叙写周庄的夜及因之而生的爱作好了铺垫。
好戏在后头啦。
被誉为“江南第一水乡”的周庄成了作者寻梦的地方。
“捋”字传神。
江南的山水是一块肥沃的“诗意栖居地”，它让无数具有隐逸情怀人的梦想得到实现，料想它亦能让“我”品尝到山水的味道。
爱屋及乌，如此深沉地爱着江南，风也因此得到了我的垂恋。
想必有“人家”吧，如此意境让人很自然就想到马致远的《秋思》了。
红灯笼增添了喜庆的色彩，就连河流也来凑热闹。
柳树仿佛也欲食人间烟火。
应该是像牛毛，像花针吧，轻舞飞扬……
人在画中游，由此而言，寂寞不应成为小河的性格。
“无奈”二字尽得风流。
一个人走得久了，想必是要歇歇脚了吧？
“银瓶乍破水浆迸”，突来的歌声让本已歇顿的心又一次走入了周庄胜地，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心情非常迫切，杂耍可是百姓最为喜爱的娱乐方式哟，千万别错过啊！
“荡”字写出了动作的轻盈。
风景秀丽的姑苏大地，荡起了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绮丽悠扬的水乡民歌，怎叫人不爱呢？
大有穿越历史时空之势。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而《牡丹亭》则是一出爱的悲喜剧。二者的结合相得益彰。
这是一次心灵的渗透，同时揭示出周庄的文化底蕴，增添了文章的厚度。
引用余秋雨的话印证了自己的感受，再一次从听觉美感方面为自己为何喜爱周庄的夜加了注解。
简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