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0: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上学路上电影，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叩开记忆的大门，开启流年的扉页，翻开过去的篇章，走进悠悠岁月。
那时，电影还没有走进大家的生活，仅限于每一个乡有一所固定的电影院，供那些容易接纳新鲜事物的年轻人青睐电影的新潮或时髦。大部分人还是专注延续下来的社戏，搭一个台，唱戏的人，把脸涂抹成花红酒绿的脸谱，在台上比比划划，咿咿呀呀地拉长着唱腔。或许大家钟爱于这种唱腔，围在戏台前，把一块宽敞的空地塞得满满地。可惜大家虽钟爱于这样的社戏，一年到头难得看上几回戏，除非是那些有钱的人家老父老母高寿，才会请剧团唱上几天，供大家欣赏。
记得第一次看电影，可能是在70年代末吧。我黏着祖母去姑姑家。姑姑家旁边就有一所乡电影院，正热播《梁山伯和祝英台》。可能是祖母偏爱于电影里男女对唱的腔调演绎着古老传说的爱情故事，就不吝那几毛钱的戏票。其实钱是姑姑出的，但是祖母向来节谨，一般是不会乱花钱的，在她的眼里，像看电影要花钱买戏票，不如买些实质性的东西填填肚子，过过嘴瘾来得实在。幸好，祖母也有心观看电影，我才得以沾祖母的光第一次看上了电影。
祖母一手捏着戏票，一手牵着我走向电影院。电影院的门口有工作人员在那里检票，怕没票的人溜进电影院白看电影。祖母检过票，紧抓着我的手走过那一排排木质的长椅，椅子上都编着号。祖母拿着手上戏票终于找到自己座位，带着我坐下，专等电影放映。此时的电影院人影憧憧，挨个的在拼命的往里挤，找寻着自己的座位。把电影院吵得喧嚣不静，像沸腾的开水在那里噗嗤噗嗤地叫嚣着。人流混杂的噪声把耳朵塞得满满地，以致祖母喊我都听不大到。
终于在急切盼望魔幻般的电影放映了。电影院内原先沸腾的噪音戛然而止，就像拉闸断电般的迅速，鸦雀无声。电影院内黢黑黢黑，只能隐约看到前面白色的荧幕。这时从后面的放映室里射过来一束强烈的光线，就像我拿着手电筒在漆黑的深夜，把手电筒的开关打开，陡然在黑色里挤进一束光线，照亮了前行的路。而放映室里射出的光线照在墙壁上挂着的荧幕，就会从里面走出古代人来。他们的穿着与我看社戏的穿着差不多，似乎又有点区别，但我又说不清楚。满脑子疑惑，荧幕上的人跟真人一样，他们是怎样走进荧幕里、在那里谈情说爱？我能不能走进荧幕去当个小书童？于是，就问祖母，那些人是怎样走进去的？祖母那双眼睛死死盯着荧幕，耳朵聚精会神的聆听着咿咿呀呀地唱调。突然听到我的声音，打扰了祖母观看电影的兴致。只见祖母恶恨恨地瞪了我一眼，烦闷的说：“莫打岔，看戏”。如此，我也就不敢多问，只能在心里嘀咕着。
当我第二次走进电影院，是80年代初，我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那时懂得电影是怎样一回事。不再像第一次跟祖母看电影，疑是电影里是真人走进荧幕，像社戏那样的登台演出，以至我问祖母，祖母也答不出来，只得恨恨地瞪了我一眼。看完电影后我总有些奇怪的想法，想自己要是能走进荧幕里去唱戏该多好。后来上学了，在书本上知道了电影是要制作，有导演精心策划，演员全身投入，用胶卷把它录制下来，再由制片厂制作成电影。难怪一部电影要换四次片，才能放映完。
记得第二次看的电影是《武林志》，当时十分的火爆，连学校都组织学生去看这场电影。80年代初，大部分孩子都还没有看过电影。只知道有电影，而不能站在荧幕前去观看一场电影。所以当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电影，大家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大清早就来到学校，等着去看电影。到了规定的时间，老师把学生集合在操场上，然后分年级排着队沿着马路向电影院进发。
电影院现在姑姑家的旁边，从学校到电影院有十来里路。也许当时电影在我们心里的诱惑是大过所有的困难，以至十多里路的距离，变得也不是距离了。为了能看上电影，小脚短步很快就丈量完十多里的距离，谁也没有落后，我们的队伍像战士一样整整齐齐的跑到电影院。
看过电影后，我们像一盘散沙似的在马路上游走，没有来时那样的兴奋和劲头了。大家筋疲力尽的在马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没有一点看过电影后的高兴和喜悦，只有抬不起腿迈不开步子的狼狈象。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第二天上学，第一节课，班主任老师从头到尾绘声绘色又讲了一遍。如今才懂得老师组织我们看《武林志》的苦心，是要我们从小学会爱国，像东方旭那样，为了名族大义，可以放下私人恩怨，和武术馆馆长何大海冰释前嫌，成为生死兄弟。东方旭不负重望，打死了狂傲一世的俄国大力士达德洛夫，为国争光，挺起中国人的脊梁骨，扬眉吐气。那一刻，东方旭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到80年代末，电影走进了大家的生活里。谁家有喜庆的事，譬如过生日、生小孩、建房子、考大学……等等，都会放上几场电影，供大家欣赏。而那时为了看上一场电影，往往会跑五六里的路，看过电影后，又深夜跑回家。而电影从窄荧幕发展到宽荧幕，片情从单一的几种也变得多样化，不再是武打片、枪战片了，已有现实生里爱情片、生活片、古装片、纪录片、还有外国名片等等。所以那时一场好的电影，会引得我们痴狂不已，常常是抹黑跌跌撞撞地、泥泥水水的、深一脚浅一脚赶往前去。往往到达放电影的场所，电影早就放映了，我们却特别的高兴，挤在黑压压的人群里聚精会神的看着电影。
到90年代，黑白电视开始走进农村。几乎每一个村都有一台到两台黑白电视，一到晚上就会挤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地邻居们，观看着电视。所以，这时大家对电影就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了，不再跑上五六里夜路专为看一场电影。除非在自己屋门前，或是在本村，跑上不超过一里路远的距离，大家在会懒散散地前去。如若电影的剧情不合口吻，还会早早地离开。不像以前，无论电影好看与否，都会从一而终的看完，待到放映员拆卸机器，才恋恋不舍的离去。
到2000年，彩电也走进了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各在各自的家里看电视。这时的电影已被电视所取代了，谁也不会因喜庆事去放上几场电影？谁也不会因哪家放电影赶去看电影？电影基本上就淡出了大家的生活。
如今，有送电影下乡。可在放映时，除了就近的几个孩子和几个老年人凑在一起，寥寥十几个人在观看着电影。小孩子可能是在凑一份热闹，老年人可能在回味过去看电影的热情。
电影已成会了过去。现在，谁也不会为了一场电影而激情澎湃，兴奋不已，从家里搬出一条小板凳，早早的守在荧幕前，等待着电影放映。大家只愿坐在家里，看着自己喜欢的电视剧，或是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与天南地北的网友们聊天，玩一些虚拟的游戏。
爱始于兴趣：“哪里让我画画我就去哪里”
当代女作家张洁曾经说过：“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倾向性的呼声，也许还包含着一种处在原始状态中的天才的闪光。”孙立军对于画画的兴趣正是这样，兼具情感上的天成和能力上的天赋。
两岁时，还是个小男娃的孙立军就喜欢在纸上涂涂抹抹。他把马路上的电线杆画得有大有小，当时大人们看了，都认为这就是小孩子在“乱画”，“后来才知道那叫‘透视’”。
孙立军喜欢画画，但这份“喜欢”最后会发展成什么，他并不知道。父母对他这个兴趣的培养也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我学画的时候，不知道有这样的大学，更不知道有这样的工作，反正就是喜欢，又有那么多业余时间，我就去学吧。我父母那时候也没有要培养画家的概念，就觉得只要不是出去捣乱、不学坏就行了。”
那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家里“有一点闲钱”，但对于孙立军来说，学画仍是一件奢侈的事。油画学习费用高，所以“根本不敢想”，于是孙立军去学水粉画。为了省钱，父亲自告奋勇，给儿子自制水粉颜料：“用那种刷墙的白色的立德粉，然后兑一种漆，再兑一种胶……”孙立军就用爸爸自制的水粉颜料去画画，可没想到，他好不容易画完一幅，“画干了以后颜料就掉下来了”！当下，孙立军“还很生气地埋怨父亲：‘你做的这个根本不对！”’
现在回想起来，孙立军却深切地懂得：“在那样的环境下，父母节衣缩食，让我能够学画画，我很感激他们。”
在兴趣培养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时刻，孙立军对于画画的喜欢，从原本的懵懂一下子变得明确。
1980年年底，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当时，孙立军正在河北工艺美术学校读染织专业。他有机会来到北京观展，一眼看到罗中立的巨幅油画《父亲》，“当时汗毛都竖起来了”！孙立军回忆起当时那种巨大的心灵震动：“就突然有一种感动，觉得哪怕把我一个胳膊卸掉，让我能够画这个，这是我的追求！”
量变产生质变。兴趣的不断积累和发展终于孕育出追求和梦想，孙立军从此下定决心：“我要做一个油画家！”
孙立军读染织专业主要是学图案设计，“通俗点说，就是画绣花枕头啊、床单被罩上花纹的纹样”。对于这个专业，孙立军“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就被分到了这个班级”，“一直也不太喜欢”。自从明确了“要做油画家”，孙立军就在专业上更“不务正业”了，“但是一直坚持画画”。
1983年，19岁的孙立军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当地二轻局的生产科，成为了“国家最小的24级干部”，有了一份让家人安心、外人羡慕的工作。可这份工作却让孙立军自己感到“很痛苦”，因为工作时间不能画画。办法是想出来的：工作时间不能画，孙立军就抓紧午休的一个小时画；没有模特，就对着镜子画自己。“那是我一生中画自己最多的时候，闭上眼睛都是自己的形象。”
在参加工作后的一年里，一边是对于画画的狂热追求，一边是不能画画的痛苦，孙立军虽一时陷于这样的矛盾中，却时刻准备着决绝的挣脱：“哪里让我画画我就去哪里！”
终于，有一天，孙立军在报纸上无意中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动画专业的招生广告。他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去北京画画”，根本不知道“动画是什么玩意儿”，就报考了。“那年美术系只有动画专业招生，我知道美术系就是画画的系，所以就报了。”考入动画专业，用孙立军自己的话说，叫“鬼使神差”，他当时甚至早有打算：“如果电影学院考不上，我就会到一个小学去应聘美术老师了。”
回想起这段人生经历，孙立军不无感慨地说：“考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我已经20岁了。我特别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给了我一次这样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爱这个学校，因为我的人生转折就在这里。”
“我后来也给学生讲，如何树立自己的事业观？就我自己来说，我对于梦想、职业、事业的认识，也是有过一些变化。我是画画出身，后来上中专读的染织，一直也不太喜欢；考上电影学院的时候，甚至也不了解动画。我只是梦想当画家，我大量的时间其实是在画画，白天晚上地画，只要有时间就画，一直坚持画画。”孙立军说。
爱贵在坚持：25年动画“苦行僧之旅”
2011年10月22日，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正在进行。颁奖嘉宾宣布：“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授予：《兔侠传奇》。”导演孙立军上台领奖，他难掩激动地亲吻“金鸡”奖杯，这个中国电影专业最高荣誉的象征。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孙立军声音哽咽地说道：“最后，我也想把这个奖送给我在电影学院读书时的恩师，《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老师。那个时候不懂事，不认真学习，有一次阿达老师说：‘做动画就是苦，但是苦中的乐、苦后的幸福，只有你作出一些成就的时候才能真正地感觉到。’我今天真的感觉到了。我要把这个奖送给阿达老师，谢谢他，谢谢！”
孙立军当年报考电影学院是来学画画的，虽然“也很喜欢动画片”，但按照他的观点，“动画不算艺术，绘画才是艺术”。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孙立军一直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动画学习中，他“不是好学生”，“逃课，甚至跟老师顶撞”……
直到阿达离世。
那一年，孙立军读大三。一天早上，他和同学们如往常一样来到教室，等候阿达老师来上课，却只等到班主任告诉他们说：“阿达老师突发脑溢血，已经送去医院了。”“实际上，是已经去世了，”孙立军叙述的语调低缓下来，“凌晨的时候，倒在他住的地方那个书桌上。”是孙立军和另外4个同学给阿达老师守的灵。站在离阿达灵柩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孙立军能清楚地看到老师的遗容，“内心非常非常难过，却没有感觉害怕”。“我当时就在现场这样默默地祈祷：如果您现在能够坐起来，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把动画做好！”那一天，孙立军的祈祷没能让阿达起死回生，却让他自己洗心革面：“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一下改变了。”
“阿达的去世，对我触动很大。”孙立军一边回忆，一边总结，“阿达是因为做动画、教动画劳累过度。国家为动画事业花了这么多人、财、物培养我们，就突然感觉动画‘很大’；就像一个家庭突然没有了大家长，那么我们能不能舍去一些自我，担当这个家的责任，培养一个新的爱，就是热爱动画。”
孙立军暗下决心要接过老师手中的动画接力棒。于是，在送走阿达的第二天，“我就把被褥搬到了教室”。孙立军从此在教室住了下来，白天晚上发奋努力钻研动画，“开始了这种‘苦行僧之旅’”。那一年，是1987年，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25年，孙立军说：“我也有过迷茫，但几十年来一直在坚持，也越来越坚定。”
看起来简单的动画片，制作起来到底有多难呢？
“电影每秒24格，动画的24格画面是一张一张画出来的；即便有了电脑，也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完成的。”孙立军拿自己的动画电影举例：“《巴特拉尔传说》难度大的镜头，一天做两秒钟。《兔侠传奇》是300人用了3年，不分昼夜完成的。《小兵张嘎》我计划用4年完成，最后用了6年。”在这样的高难度下，孙立军仍带领团队完成了“五部长片，两部短片”。而且从数字动画到3D动画，孙立军“每一部作品，类型、技术、创作理念，包括参与的人都不同”，“我是要不断挑战自己”。
对于热爱自己事业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时间。“一个人的艺术生命能有几年呢？如果从我30几岁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开始，一部动画电影6年做完，我已经40多岁该列人中年的行列。当我明白，我想爱这个事业、我想追求梦想的时候，我可能快退休了。”每当这时，孙立军总会想到阿达老师，“我觉着我应该活过60岁，应该把我10部动画电影的梦想完成，可是万一呢？阿达老师去世的时候是52岁，阿达也有梦想啊！”
在动画这条路上，有两位老师“改变了”孙立军，除了阿达，还有“一个日本老师持永只仁”。
“第一节课，他教我们削铅笔。”铅的部分多高，木头那部分多高，持永只仁一边认真地讲解，一边把自己削的铅笔拿给大家看。那支铅笔削得那么精美，几乎看不出是手工削出来的。“可能现在全国没有人教一个18岁、甚至20岁的大学生如何削铅笔，当时很多人可能也不一定把削铅笔当作一个课程，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课程。”孙立军说。
第二节课，持永只仁又用废纸叠了一个纸盒，随时把桌上的垃圾清理到纸盒里。“我们画画，橡皮屑、铅笔屑都是最后弄到地上，再一块扫走。”持永只仁却告诉这些动画专业的学生们，他们的一幅画就是大银幕上的一个画面，哪怕只是画上的一个小脏点，放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在大银幕上就是米粒那么大，会严重影响画面质量。
“他为什么教我们削铅笔？那是在训练你一种职业素养，制定一种行业标准。”孙立军回忆说，当时他一心要做油画家，持永只仁老师的课他“没有好好学，当时也并没有太多地触动我”，“但是我记得深刻：他那种日本文化当中对细节的执著，那种做任何事都认真的态度，在日后，甚至直到今天还在触动我、影响着我。”
“电影学院学院奖是我们班捐的钱，以持永只仁老师的名字命名的。可以说，对日本动画的研究或者感情，没有人超过我们班上这10来个人。”但孙立军却带头呼吁“限播境外动画片”，“首先限制的就是日本动画，第二个就应该限制美国动画”。“个体与集体要分得很清楚。这位老师，我们终身不会忘记他；优秀的日本动画、美国动画，甚至优秀的韩国动画、越南动画，我们都应该学。但是，中国自己的动画呢？”
动画片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因为它“90％以上的观众是少年儿童”。“由于两岁的孩子都会去看，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动画片的娱乐功能，更应该看重它的教育功能、传承文化的功能，所以动画作品更要有民族精神。”孙立军话锋一转，担忧地说，“但我们的孩子现在却被日本动漫、好莱坞式的动画电影笼罩着、影响着。”
孙立军一直坚持做国产动画，而且还力挺国产动画，很多看日本动漫、美国动画长大的人不能理解他。“最多的时候，将近100万人次在网上骂我。”孙立军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几乎是悲壮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不是保守者，我是一个保护者、坚守者。国产动画这块阵地，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能放下我的武器，我也永远不会投降，直到我的生命无法支撑的时候。”
责任加重爱：“我要为学生负责”
“一个人光凭梦想是不够的。我为什么要做动画电影？这20多年来坚持国产动画，是什么在支撑我？更多的是责任。”孙立军对于国产动画，因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爱得深重。
1988年夏天，也就是在阿达老师离世一年半后，孙立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从此后，他的肩头多了一份教师的责任。
采访中，孙立军指着办公室墙上的一张照片，讲起了“嘎子班”的故事：“我带着那4个研究生做的《小兵张嘎》，他们被誉为‘嘎子班’。”动画片《小兵张嘎》一做就是6年，创作的艰辛可以想象，其间更经历“非典”的考验。孙立军和他的学生团队却像一支动画敢死队般冲锋陷阵，克难攻坚。《小兵张嘎》最终于2005年制作完成，并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电影华表奖；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国内公映，这也意味着前期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血本无归。可孙立军却仍然觉得“值得”，因为制作这部动画片，“给学生们提供了真刀真枪创作实践的机会”。
孙立军说，动画人才的培养具有特殊性，因为“动画是一个产业”，既然跟“生产”相关，动画人才的培养就更要注重“实践”——带领着学生团队，孙立军是在坚持做动画，他更是在负责任地做教育：“在制作动画的过程中，我希望培养我们的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更希望把这些经验形成理论教给学生，让他们少走些弯路。”
2000年1月，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成立，孙立军成为中国艺术院校第一家动画学院的掌门人。那一年，他35岁，除了要为自己的学生负责，更肩负起了“动画”这个专业发展的重任。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整整13年，孙立军“没有真正地休息过一个寒暑假”。
负责，需要付出多少？
孙立军讲到一个细节：“我每年大年三十必须回家陪我父母。那一年陪着他们待了六七个小时，中间接了10来个电话，分别是十几种事。吃饭前，我母亲哭了，说：‘儿子，我怕把你累死。’”
“我也想过辞职啊。我就想做一个教授，然后在宋庄弄一个工作室。”和所有艺术家一样，孙立军也追慕自由。“但是有人劝我说：‘你没有了主流的位置，你的舞台就缩小了。’那些自由的人，也需要我们这些人保驾护航。我自己有梦想，那这个行业里很多比我还年轻、有才华的人同样有梦想。我们动画专业现在有40万大专以上学历在校生，每年有近8万到10万毕业生进入这个市场。谁来给这些人、这些学生们一些支持和保护呢？我作为一个院长，作为从事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里有一定话语权的人，我要有这份责任心。”
本着对动画专业负责的心，孙立军在培养动画学院学生时，一直遵从他的两大教育理论：“人海理论”和“适者生存理论”。所谓“人海理论”，就是“在不降低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招一些学生，多培养一些人”。所谓“适者生存理论”，就是“让学生在动画创作实践中，学会在现阶段的市场中求生存”。这两个理论的根基在哪里呢？说到底还在于动画的属性。孙立军解释说：“因为动画是一个工业，它不是一个人的艺术。”
个人的成就是与其所肩负的责任成正比的：你愿意负载更多责任，就会有更多成就；你获得更大成就，就要负起更大责任。这句话，恰好可以用来形容孙立军。
孙立军的动画天地越来越宽广，他口中“责任”的内涵也越来越宏阔。
孙立军说，“我只要有机会，就会跟学生讲”。也许，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心中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从来不会担心动画学院没有教会你们生存的技能，我担心你们缺乏理想、缺乏社会责任感。如果你们缺乏了理想、缺乏了社会责任感，你们所谓的‘创作’不叫‘创作’，恐怕是在制造‘文化垃圾’，甚至你们会无形中扮演了‘文化汉奸’的角色。”
回溯到2009年的《超级星光大道》，在这个打造出林宥嘉、萧敬腾、徐佳莹等实力派新生代小天王、小天后的老牌选秀节目中，胡夏作为第一个非台湾人获得冠军，为内地人撑足了面子，不仅获得了“小张雨生”之类的美誉，更是登上《康熙来了》的嘉宾席。出道后他没有绯闻，甚至连非议都很少，胡夏在当下的娱乐圈称得上一股“清泉”。
现在签约索尼的胡夏，由于在台湾参加选秀，在台湾发片，总是被认为是台湾人。其实胡夏老家是广西南宁，那个被称作“绿城”的地方。从小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因为父母都是老师的缘故，他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同一所学校度过。由于家长管得严，上学期间胡夏不敢明目张胆地谈恋爱，只能偷偷给女生写情书约看电影，就是这惟一的一次大胆，还给胡夏留下了阴影，“当时写情书约女孩出来看电影，临出门又不好意思了，于是约上宿舍四个男孩一起去，结果女孩全程没有跟我说话。后来听说她把我写的情书读给宿舍的同学听，我还挺伤心的，觉得有些不尊重我”。不过这段不算开心的回忆，反倒成了胡夏在演唱《那些年》这首歌时的灵感，“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候/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她”，唱歌时胡夏也不由得想到这个心里的女孩，这段青春中的遗憾。
翻看胡夏的简历，关于唱歌部分少的可怜。虽然爸爸擅长的是民族唱法，但却从来没有指导过他。胡夏第一次知道自己唱歌还不错是在高中的唱歌比赛，“我之前听歌很少，从电视中听到信乐团的《离歌》觉得很好听，就决定唱这首”，就这样，胡夏从初赛进入决赛，到最后汇报演出，唱的都是《离歌》，“因为我实在没有听过太多歌”，也是那次，他的爸爸第一次知道儿子有唱歌天赋。
初试啼声的胡夏，开始在广西参加选秀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在北京参加一场决赛时，机会找到了他。那时胡夏和几名同场选秀的歌手组成了“风云帮”，《超级星期天》的制作人詹仁雄找到“风云帮”，请他们在工作室每人唱一段歌曲，最后他还单独点评了胡夏，认为胡夏年龄尚小，发展空间很大，可以考虑单独发展，并且邀请他们去台湾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已经坚定自己要走音乐之路的胡夏，决定要不就去台湾，要不就来北京考声乐学校。
［围观90后］
90后来了。跟80后刚刚登场时一样，人们挑剔90后，不理解90后，也期待着90后——他们真的不靠谱吗？他们有能力创造自己的人生吗？仔细看看，他们小小年纪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故事”来。但要讲述这群人，还真不容易，他们比80后更不像一个群体，因为他们的选择更多，发声的方式也各不一样。为此，BQ锋周刊策划了90后系列访谈，不定期对话各式各样的90后，从个体观察一代人。围观改变中国，90后改变中国，锋周刊和你一起改变。
如果选择了就要坚持
就这样，胡夏拿着父亲给买的一张飞机票到了台湾。初到台湾，什么都新鲜，什么都自由，“想几点睡都可以”，好日子没过多久就感到压力了，选秀节目是一周一次，这一周要跟制作单位沟通曲目，每天还要上声乐形体课，胡夏也不再一首歌闯遍关，“那段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进步”。
专辑《胡爱夏》是他第一次进录音棚，那时的他更多是听老师和制作人如何诠释一首歌。《燃点》这张专辑则带入了更多自我感情，并且尝试了像慢摇滚这种之前没有挑战过的曲风。就拿《那些年》来说，胡夏的制作人打电话给他，问他想不想尝试唱电影主题曲，从没有涉足这方面的胡夏一口答应，为此他特意去书店买了九把刀的原著，了解故事内容。所以拿到歌词时，胡夏一边唱一边觉得小说画面一幕幕地划过，“九把刀老师的歌词写得就很有画面感，旋律又很朗朗上口，录歌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那段青涩的回忆”，而今胡夏自认为唱歌更能打动别人，有歌迷在听过《燃点》这张专辑后，大呼“胡夏成熟了”。
胡夏录制完《那些年》是四月份，电影上映后火爆程度出乎了所有人意料，胡夏也特意去电影院捧场。看电影的时候感人的地方跟着落泪，搞笑的地方跟着大家一起哄笑，但是当自己的歌声从大银幕中传出来时，胡夏一下子紧张得坐立不安，之前什么剧情都忘了，生怕大家不喜欢自己的歌声。
所幸《那些年》这首歌几乎在每个电影原声奖项上都有所提名，胡夏也更加肯定自己，并且身体力行地准备献上自己的“银幕处女作”，和现在正热的小花旦刘诗诗合作。唱歌是一个人的发挥，拍电影则还有对手戏、群戏，虽然导演跟胡夏说只要本色演出就好，胡夏依然担心演不好。“所幸导演肯指导我，让我把剧本读一百遍。我就在录音之余看剧本，真的看了一百多遍，不过当镜头对准自己时，还是适应了很多天。刘诗诗也教了我很多，跟我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即便她不在现场，也可以打电话给她随时指导”，第一次拍戏，胡夏还碰上了“裸戏”，虽然只是上半身裸戏，也让胡夏害羞不已，“我一直跟导演说可不可以穿个背心，但是导演给否了”。
现在胡夏接受采访时，和当初坐在淘汰席的他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他得到低分后，形容自己紧张得完全听不到后面选手的歌声。胡夏回想起自己初次上电台做代班DJ，在前天晚上就把每一个要说的字写在笔记本上，以至于回想往事都糗得不好意思往下说。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胡夏积极上颁奖礼和综艺节目，从不会说话到能够表达自己，那份不断增加的自信是每个接触过他的人都能感受到的。
脱掉“选秀歌手”帽子的胡夏，面对了更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发新专辑、第一次做宣传、第一次开演唱会、第一次演电影，虽然有时候胡夏也感慨梦想实现得太快，才22岁就已经拥有太多荣耀，但既然一切就这么来了，“那就坚定自己的选择，唱歌给所有人听”。
清泉音王子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选择胡夏来唱主题曲，就是看中了他清亮温暖的声音以及校园外形。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国丰点评他：“内地歌手有一些特质，是香港、台湾歌手未必拥有的。香港的音乐很商业化，很难找回那种纯的感觉。胡夏有一种很纯的学院派特质，还带着一点斯文的书卷味。我觉得他无需刻意地‘港台化’，他现在做回自己就已经感觉很舒服。”台湾Sony Music大中华区副总经理薛忠铭一直担任胡夏的音乐制作人的角色，《那些年》正是他安排胡夏演唱的，帮助他摘掉了“选秀冠军”这顶帽子。薛忠铭说：“他的声音其实有一些很能勾人的特质，声音干净。市面上很少有这种干净的声音，而且他声音透出的态度和渲染力是比较适合唱情歌的。”
BQ =《北京青年》周刊H=胡夏
BQ:你有没有问过爸爸为什么从小不教你唱歌？
H：第一是他那会儿觉得我处在变声期，唱歌会毁嗓子，第二也是他不知道我原来喜欢唱歌，那会他就是逼着我学琴。
BQ：一般小孩都不喜欢学琴，你呢？
H：我也不喜欢。爸爸让我练钢琴，从六岁练到十二岁，这六年一直不想学，感觉自己被压迫，因为没办法跟同学出去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学校里面有电影院，周五都去看电影，我只能去上钢琴课。上课时爸爸坐在旁边看着我上课，老师布置的课程如果没有完成好的话，爸爸就会打我。在学完琴的路上，爸爸骑着摩托不说话，我就知道坏菜了，果然爸爸一进家门就去阳台拿晾衣服的棍子，我站在门口都不敢动。但现在有点后悔没有坚持下来，如果学下来肯定对现在的事业有很大帮助。
BQ：在《超级星光大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是哪一首？
H：我那首获得满分的歌曲《家后》，这首歌是我“争”来的。我喜欢唱抒情慢歌。这首歌中老夫妻相濡以沫的感情让我非常感动。但制作单位极力反对，因为这首歌在台湾是深入人心的，哪怕只唱到一般水平都会被打低分。那是第一次面对和制作单位的大分歧，但我就想要唱，所以除了按时排练上课，其余时间都用来背闽南语的发音。没想到得了满分，可能老师看到了我去挑战自己的决心。
BQ：你在《超级星光大道》获奖之后，有没有人质疑你是因为“非台湾”身份有了好感分？
H：没有。惟一感受到受照顾是在过年的时候，由于签证问题在台湾晚走了一个月，正好赶上过年。陶子在节目上说要请我们去她家过年，我们也没有当回事，觉得只是为了节目效果。但是过节那天，陶子姐真的打电话给我们，邀请我们去她家过年，还告诉我怎么搭捷运到山脚下，然后她开车出来接我们。整个晚上我们一起吃家常菜，在小区里放烟花，特别温暖。
BQ：5月8日你刚刚在香港办过演唱会，什么时候来内地办呢？
H：在内地是有打算的，规模希望还是分享会那种类型，大概一千人，这次在香港就是这个人数。在香港开演唱会之前，紧张得甚至想中途逃跑。后来制作人骂我“反正你的票都卖完了，你要是想所有人都骂你不负责任胆子小，你就尽管逃跑”。清醒之后我开始一点点准备，包括演唱会当天，前半场我还有些紧张，到后来却已经不想结束，真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到的，只要努力。
生于1990年
胡夏（1990年3月1日），历经半年时间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台湾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总冠军，并成为内地选手“跨台”夺冠第一人，赛后签约Sony Music。
2010年发行首张专辑《胡爱夏》。
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在港台各大权威排行榜占据多期冠军，MV在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点击量超过2000万，目前仍在不断创造新的历史纪录，并获第48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
圈里朋友形容他“大智若愚”、“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等等，但实际上，这个“自小就爱想事的人”，已经很习惯站在边上静眼旁观事情的变化和别人的反映。
沉默而低调的他也很少谈及自己的梦想，但他的影片中却充满了自己对梦想与成功的理解。
他被称为“中国第一摄影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与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合作多部影片，把中国电影推到世界眼前，由他掌镜的影片几乎囊括了那个年代最为经典的中国电影。
张艺谋却曾断言：“顾长卫不会满足于做摄影，他会做导演的。”
后来蛰伏几年再次出山，他果真完成了从摄影师到导演的变身。
从《孔雀》《立春》到新作《最爱》，顾长卫始终崇拜那些执著于梦想，并满怀激情与勇气、敢于为理想付出一切的人。
“即使他们不成功，他们很普通，我却是他们由衷的粉丝。”
画画的童年与影院少年
我小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的。
1957年，我出生于西安。我自小就是个被收拾得特别规矩的孩子，父亲是我的小学老师，母亲是我的中学老师，那个时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传统的，他们对我的要求就是别出问题，别惹麻烦。我在学校惹了事，基本上当天晚上消息就会传到父母耳朵里。我的家庭环境和教育，使我成为一个谨慎而胆小的人。
我从小学画，上小学时“”开始，在学校期间我有大把的空闲时间画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画画的过程有点像闭关的过程。也许是我太木讷了，聪明的孩子都去玩了，我只会专心地画画。每天都带着速写本，有时候我会用一天的时间画一棵树，仔细观察每一片树叶、粗糙的树皮、甚至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特点，要把这些都表现在画中，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从小就是一个爱想事的人，每天脑子里有无数件事情需要想明白，画画也是一样，看似盯着树看了一天，其实我一刻也没停止思考。
在西铁一中，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美术老师。“”期间不重视文化课，他把我拉进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带我们出去写生。出去画画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经常拿着我的画讲评，时间长了，我对绘画的兴趣到了痴迷的地步。画画的过程，对一个孩子来说有潜在的好处，通过观察和比较、整理和分析这样的训练，可以加强动手能力。
初二，因为会画画，我被家附近的工人文化宫招去做义工，画海报。每周二、四、六、日，是文化宫放电影的日子，我就在电影放映之前，站在门口检票。不仅自己能免费看电影，还可以免费领到电影票，送给家人和朋友。检票的时候遇到同学，使一个眼色一挥手哗啦啦进好几个，想想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儿啊。
从1972年到1977年，大部分时候下午没课，我就一直在电影院待到夜里。《闪闪的红星》、罗马尼亚电影、南斯拉夫电影、朝鲜电影、越南电影，一部好电影看好多遍，坐着看，站着看，在放映室看，站在银幕后面看，或者钻到电影院天棚顶上看，甚至可以到放映室里看放电影的师傅怎么工作。那时候放映室里还都是老式的放映机，前面有碳精棒，放映师傅在那摇，一会儿就要调一下角度。放映机是座机，还有一排的灯，叫排丝灯泡，那是我对电影最初的认识。
在这5年的时间里，我对电影有了兴趣，一开始只觉得好玩，后来逐渐能看出点意思来。1978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最想考的是美术学院。后来才知道还有个电影学院，心想也可以试试。考上电影学院完全是运气，北影考专业课的时候，画画和影评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两个都让我赶着了。
考试结果没出来，我去西安工艺美术厂找工作，没被录用。回家路上突然碰到暴雨，我狼狈地跑回家，看到院子里两棵桃树被风雨折断了，青涩的桃子撒了一地，感觉很不好。正是吃饭的时候，家人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父母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右下角是“北京电影学院”。我有点激动，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实在太难了。那感觉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十八九岁的我一顿可以吃三个馒头，那天只吃了半个就完全饱了，嚼也没心思嚼，咽也咽不下去。
第一摄影师的起飞
1978年秋天，我和另外5名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陕西籍学生同车离开了西安，他们是张艺谋、赵非、侯咏、智磊、王小列。
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我和张艺谋同一个宿舍。大学四年，我每星期至少看三部电影。每看一部电影，我都做很多笔记。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做这些笔记完全是摸黑进行的，跟默写似的。
1981年，我们北京电影学院78级学生联合拍摄了第一部电影《我们的田野》，这部电影并不成功，但那段经历却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已经学了快四年的专业，有机会拍这样一个作业，大家都很激动，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我作为摄影师站在那儿抓着摄影机的摇把，透过取景器，心里也激情澎湃的。我一边讲话，一边抽着烟，那感觉挺好。后来一个指导老师让我把烟掐掉，我有点扫兴，指导老师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抽烟却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一个好的摄影师应该养成最好的习惯，要把那股兴奋劲用在最需要的点上。光知道激动，不想着如何去表现，只能算是个一般的摄影师。从那以后，我越兴奋的时候，越沉着冷静，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尽量排除，脑子里只想着用什么样的光线、什么样的角度、怎么样去改变一个现场、一场戏，把自己所期望的那种气氛鲜明地表现出来。
毕业后张艺谋当了导演，做了剧组里声音最大的那个人，我则当了摄影，做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工作。我跟艺谋聊天，他的确是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就想当导演，他说他一定要当导演，特别用功，从教室上完晚自习回来还趴桌上写字，写得特别工整，认真的时候嘴还有点歪着。相比他来说我太平常了，我不是那种每天在心里燃烧着很多理想的人。所以后来艺谋拍《英雄》，我拍普通人的生活，更庸常、更大众的，平常人的传奇。
1982年，我跟赵非、智磊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晃了一个多月，人家还不接收我和赵非，理由是他们不需要那么多人，当年没有那么多片子要拍。我跟赵非给电影学院院办打电话，汇报了我们在西安的处境，说如果西安不要我们的话，我们就坐火车回北京。西影厂终于还是接收了我们。从1983年开始，我开始做摄影师的二助，半年后成为摄影助理。我算了算，按照正常的方式，要二十年才能混到摄影师的位置。那时的西影厂人才济济，没想到后来厂长吴天明实施了大改革，把我和张艺谋这些新人推到了舞台的最前列。
1984年我作为摄影师拍摄了《海滩》。我大量使用自然光，尝试以贴近现实手段表现，被认为对当时电影界的拍摄风格冲击很大。从1984年开始，我与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人合作，拍摄了《孩子王》《红高粱》《边走边唱》《兰陵王》《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霸王别姬》等影片。我特别想对他们说声谢谢，那个时期很多人都希望和他们合作，是我运气好。
我跟张艺谋是同学，相互有基本的信任和了解，应该是他向陈凯歌推荐了我参加拍摄《孩子王》。那是1987年，我特别感激凯歌对我的信任。之后我又
和艺谋一起合作了《红高粱》，为了拍出里面那种热血和酒神的精神，我从光线、颜色、布局、机位、角度、加滤色片等多方面进行构想，让《红高粱》有了洒脱张扬，充满大自然的生命感。那时我在艺谋和凯歌的提携下算是混出来了。
1992年，我凭借影片《霸王别姬》获第六十六届美国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我幸运地碰到了这些有个性又特别出色的导演合作者。那些故事内容本身就好，所以容易显得摄影也好。一部电影好不好是大家的事，我最怕别人说这部片子摄影不错，其他不行，这样显得我孤零零的，很没趣。我从不总结自己是什么样的摄影师，或者什么电影风格是自己擅长的。
好莱坞电影工厂里的游客
1994年拍过《兰陵王》之后，我去了好莱坞，我想到更大的领域里晃悠晃悠。那几年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美国，在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体制里面，我觉得自己特别像游客。我觉得我们对好莱坞这样的地方也别太客气了，也可以去看看不同的生活方式，看看不同拍电影的方式，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当他们知道我是拍过《红高粱》《菊豆》《阳光灿烂的日子》《霸王别姬》这些电影的摄影师，他们很惊喜，很激动。在好莱坞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出作品来，他们都会追捧你。
我在好莱坞执镜的第一部电影是1998年的《姜饼人》，导演是罗伯特・阿尔特曼，他是美国非常杰出的导演。我在这部电影里采用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风格：极其晦暗的色调。这种风格让演员和制片人都充满了担心。制片人不敢跟导演去说，悄悄地找到我，希望将亮度提高三分之一。
1998年的《骚动》是一部文艺片，男女主角是大明星肖恩・潘夫妇，他们并不要报酬。文艺片虽然赚不到钱，但是一些好演员依然争着去演，以树立自己的演技形象。肖恩・潘很敬业，在一个镜头和一个镜头之间打光的间隙，他都在现场呆着，很少到车里歇会儿。我记得有一场戏肖恩・潘要被他的兄弟抽三个嘴巴子，用全景、中景和近特写反复拍了三十次，他那天挨了得有一二百个嘴巴子，每一次都是真打，没有半点偷工减料。
从前总是会想，是不是人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者有什么窍门，其实发现没什么特别的。好经验都是相通的，一部好电影诞生的过程其实非常相像，能留下来的经典电影，通常都是因为这些电影有很好的故事、内容和人物。在拍戏的过程当中，让演员和剧中的人物完全融为一体，在这种时候，他的举手投足，他的台词和心才会最生动、最自然地生长，去演绎这个人物。这是一个很好的班底带给我的特别好的经验。
好莱坞的电影工业系统庞大成熟，完善而严密，用各种软件核算每天的进度、每个项目，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进行。他们的成本比较高，非常有效率。在中国，导演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在拍摄方面，我要拍黄昏和金灿灿的日落，但今天阴天下雨天气不合适，可能就不拍了。但在好莱坞必须得拍，每一天都按照计划走，这是最重要的。
我作为摄影师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是1999年末在好莱坞，《纽约的秋天》，5000万美元的制作，合作的导演是中国影星陈冲。
我在好莱坞拍的几部电影虽然都不错，但也都不是那一年度最最精彩的，时间长了，我觉得不够刺激。做摄影师做得津津有味时，就老有人问我想不想做导演，类似的话经常让我觉得自己不上进。所以做摄影师不是特别尽兴的时候我就想，要不什么时候找个合适的剧本，指手划脚地当一回导演。
摄影师和导演都是在剧组最核心的位置。当摄影师侧重点在于所有和影像有关的东西，诸如怎样被记录在胶片上，怎样呈现在银幕上，都和视觉有关，需要和导演有特别好的沟通，理解导演在整个影片内容上想要什么。做摄影师做了20年，在那儿看人家怎么做导演也看了20年了，我慢慢觉得当摄影师和导演其实没那么大的区别。
有人说我是中国摄影界的顶尖人物了，我心里有数，也没有那么好，而且未来更不容易。做摄影师时，我两眼两用，右眼盯取景器，左眼看实景，总这么看，眼睛就拐弯了，后来我的左眼有点外斜，两个眼睛看东西的目标不一致。学学做导演，至少在摄影不容易混饭吃的时候，还多一条路可走。我想不论做摄影师，还是做导演、制片，都还是在做电影。
我是一个挺大众的人，O型血，射手座，喜欢跟人交流。我一直想让自己充满个性、另类、高贵，但很难。我的原则就是哪件事做起来稍微容易一点我就做哪件。小时候我母亲跟我说，咱家是普通的家庭，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千万不要想入非非，不要想到哪儿去抛头露面，只要别犯什么错，别让我们担心就行。所以我做事喜欢溜边。
我有幸合作过的几位导演都是最好的导演之一，从他们那里的收获使我后来有一天有胆说，要不然当导演试试。要不然我这个人没那个魄力。不论是导演出身的陈凯歌、张艺谋，还是半路出家执导影片的姜文，对电影就像对自己孩子似的，倾注了所有情感，每个人的作品都有非常个人的审美角度，我知道我的性格跟他们不同。我好奇自己会拍出一部怎样的电影。
从《孔雀》到《立春》
2002年，我看到了《孔雀》的文学脚本，很冲动。我跟剧本中的三个孩子同龄，他们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让我一下那么怀念自己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我的邻居、同学、家人……每个人都逃脱不了自己熟悉的情感生活经验。我拍电影，更多的来自对生活的感动，所以《孔雀》是我必须要拍的电影。
《孔雀》中有一个全家分大白兔奶糖的细节，来自我的记忆。我曾说过，“什么是甜蜜而幸福的生活?那就是左手一个白糖罐，右手一个红糖罐，想吃白糖吃白糖，想吃红糖吃红糖。”小时候家里有一个糖罐子，父母上班的时候是锁上的，父母在家的时候会开着。我总趁父母不备，偷偷地打开罐子，用里面的勺子舀一勺，赶紧放在嘴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到外面，慢慢品味。有时候，打开罐子，发现勺子黏黏的，我就知道，妹妹也这么干过。
我在《孔雀》的片尾字幕中，打出了“感谢雯丽”四个字，倒不是假公济私。拍《孔雀》时多亏了雯丽。在河南安阳拍摄时，正赶上非典，拍了四个多月，雯丽带着儿子在那儿呆了三个多月，每天都陪着我在剧组里晃来晃去。我最头疼的就是如何与演员交流，当摄影师时只要跟导演沟通好就行，从来没有注意聆听过导演跟演员在关键时候说什么，我这人本来就不会说，年轻的时候，还有点结巴。所以在拍片之前，我最担心的是该怎样给演员说戏，担心空有一肚子的想法没办法表达。这个时候我常常会问雯丽，她帮了我很多，有空就到现场看我们拍戏，和我一起盯着监视器。
《孔雀》写的是一家人，三个年轻人在1970年代各自的生命历程与生命状态，后来的《立春》某种意义上里的人面对的困境比《孔雀》更复杂。《孔雀》里的姐姐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禁锢的时代，她的悲剧在于时代在和她作对；《立春》中的女主人公王彩玲所在的时代，看上去每个人都有自由，每个人都有机会，其实更为复杂，王彩玲的悲剧在于她和时代作对。我对《立春》所描写的那个时期国内的变化印象特别深刻。那时我在美国担任三部好莱坞电影的摄影，偶尔回国还是敏感发现了中国的变化。我把对这10年的理解浓缩在
《立春》中：人要过得更好，就向最初的理想做很大妥协。
拍《立春》时，我差不多两年没拍电影，之前拍《孔雀》时积累的经验都忘得差不多了，觉得自己还是新手，有些紧张和兴奋，也有些没底。
以前做摄影师时，自己非常满意、挑不出毛病的作品还真是没有。电影是一盆水，随时都在漏着，特别小心地坚持到最后，能剩得多点。这些经验使得我自己当导演的时候，每部剧都拍得很慢，从筹备到后期，怎么弄也弄不完。
都是放不下的“最爱”
拍《最爱》前，基本上闭关了好几年。这部片子从2007年《立春》后期开始筹备，经历曲折、艰辛，不过是一个丰富、有趣的过程，终于公映了。
选择这个题材我也是有感而发，一方面欣喜城市化进程环境在急速改变，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禽流感、非典、甲流、地震、海啸、火山……可能我们进步太快了，老天爷要节制一下，不能让所有欲望都得到满足，我们就想到一个话题：当瘟疫蔓延，欲望蔓延，爱也在蔓延。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思考命运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人们应当敬畏。
我不是那种一天有80个想法的人，平时看起来安居乐业，但是只要有一个想法，就会竭尽全力把它变成现实。开拍《最爱》前，我把烟戒了，让自己显得成熟一点，不要再那么幼稚，不要再那么执迷不悟。可能我觉得这样做还有一个道理：抽烟是个挺享受的事，能把烟戒了，说明一个人还是有判断、有毅力约束自己的，让自己朝着健康的方向努力，会让人多一点自信吧。
拍《最爱》最困难的就是要挑战自己，发掘自己的潜能。这一次故事很独特，又是头一次跟这么多明星、老演员们一起合作，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还有关于题材，让人又兴奋又刺激，又忐忑又不安，需要去拿捏。
这是我第三次导电影了。我从不指导演员演戏，在我印象当中，这不是指导出来的。大家都能读懂剧本和故事，都会对有意思的人物动心，也都会有创作的愿望。聚在一起，为了这个片子，每个人都很尽兴地做这件事情，每个人都那么棒。我就是去打量他们，欣赏他们，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时间、空间和氛围，挖出他们的潜能，发现演员身上属于人物的东西。导演更像张罗和组局的人。
伴随着《托斯卡》的音乐，观众们有节奏地鼓掌，在表演结束后，人们起立鼓掌长达30秒之久，欢呼声甚至盖过了音乐的尾声；裁判的心也被她彻底征服了，9个裁判竟然有7个都给她亮出了6分的满分！众望所归，关颖珊当之无愧地将冠军金牌轻松入袋。
在全场观众近似疯狂的热烈掌声中，冰上玉女喜极而泣：8次全美冠军啊！从她1996年年仅15岁首次夺冠到现在，几年时间一晃而过，对手也已经换了好几茬，而花样滑冰赛场上关颖珊得胜的笑容依旧灿烂。
亲情：八度封后，老爸育女有“秘方”
八度封后，多么值得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提起自己这一花样滑冰史上前无古人的表现，关颖珊用一句话做了概括：成事在天，谋事在“父”。
关颖珊的父亲是香港人，原来在香港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商人。然而，他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选择移民去美国，最后定居在了加利福尼亚。
1980年7月7日，关颖珊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托兰斯。她生活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家庭，哥哥隆酷爱冰球，并且是学校冰球队的主力；姐姐凯伦曾经代表学校参加过好几次州际滑冰比赛，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名次。
1985年7月7日，关颖珊的父母给了5岁的关颖珊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PARTY―――带她去看大哥隆的冰球比赛。一场球赛下来，为了给赛场上的大哥鼓劲，小颖姗的嗓门都嘶哑了，小手被拍得通红。
入学后，关颖珊正式开始了与冰场世界的亲密接触。她毕竟还是小孩子，难免会调皮。有一次，为了逃避训练，关颖珊跟老师请假，说家里有点急事。在得到老师同意之后，关颖珊满心欢喜地上演了一幕“逃学威龙”。哪知那天因为天气冷，关颖珊的父亲送衣服到学校，老师说：“怎么回事，她不是说家里有急事吗？难道她撒谎？”父亲才知道，原来女儿在偷天换日。回到家以后，他没有严厉批评，只是告诉女儿自己今天去学校给她送了衣服，要她以后注意多穿件衣服去上学。父亲平静的表现让关颖珊很羞愧，她坦白了当天的偷懒行径，说自己愿意接受惩罚。从这以后，关颖珊再没有缺过一堂训练课，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汗水都洒在了“冰”的世界。
1990年，关颖珊的父母为女儿聘请了著名的花样滑冰教练弗兰克・卡罗尔。训练上去了，但每小时25美元的训练费用成了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原来打算一同搬去箭头湖住的父亲，无奈地放弃原定计划，独自留在托兰斯的家里面工作，以支付高昂的培训费用和维持全家的生计。
关颖珊深情地说，除了为她的学费和全家人的生活开支奋斗外，父亲更是自己的最坚定的“追星族”。十几年来风雨无阻，只要有女儿参加的比赛，他必定要去现场捧场，全身心地为女儿鼓劲助威。关颖珊的母亲说，这老家伙，每次看到女儿取得一个动作的成功都会大喊大叫、手舞足蹈，好像小孩子一般。而最让关颖珊感动的是，父亲把她每一次能上电视的比赛都用录像机录下来，等她参加比赛回来，就叫上全家人来再次观看，给关颖珊指出注意之处。这一程序，已经成了关颖珊一家人的必修课。
爱情：冰上情侣“曲线救爱”
2000年5月的一个下午，快20岁的关颖珊驱车去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PARTY，不料半路上她的车突然“罢工”了。看着“无动于衷”的名车，关颖珊沮丧极了：这个朋友可是她关系最好的，一定会等着关颖珊到才开始PARTY的。
就在关颖珊一筹莫展的时候，远远地来了一辆车，关颖珊拼命地向对方挥手。她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的一幕：一位高大挺拔的青年人走了下来，很绅士地问关颖珊有什么要帮忙的。在这位年轻人的帮助下，五分钟之后，车的问题被轻松搞定。
十分钟后，关颖珊终于按时赶到了生日PARTY现场。这个时候满屋子的人基本到齐了，看到关颖珊进门，朋友宣布，生日PARTY正式开始。而此时关颖珊竟然再次见到了刚才的那位年轻绅士！显然，对方也认出了她，并且向她微微一笑。一个常人难以察觉的浅笑，却让关颖珊平静的心湖漾起了涟漪。
舞会开始之后，那小伙子走上前来，说：“小姐，可以赏脸跳支舞吗？”到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邀请的是一位世界级的“舞林高手”，关颖珊踌躇了一下，把自己的手交给了对方。在边跳舞边交谈的过程中，关颖珊弄清楚了对方的基本情况：原来他的名字叫布拉德・费伦斯，1979年4月2日出生于加拿大西南部城市卡尔加里。有趣的是，他也是名冰上运动员，不过不是练花样滑冰，而是美国冰球联盟凤凰山狗队的一名防守队员，因为表现突出，于1997年成功加盟美国冰球联盟。相同的职业生涯让关颖珊和对方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临别的时候，大家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并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别看两个人都是运动员出身，在赛场和训练场上有着硬朗明快的风格，但是，在爱情道路上，这对冰上情侣从开始到被认同却进行了一段小心翼翼的曲折跋涉。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关颖珊的父亲在女儿的“对外交往”上持保守态度，平常要求关颖珊晚上不能在外过夜，而每次关颖珊外出比赛，父亲都要关颖珊的母亲打电话到酒店“查岗”。对此关颖珊表示可以理解，天下父母心，父亲这是为自己好。她笑言，有一天她有女儿时，也要参照自己父亲这一做法。
为了让父亲接受布拉德・费伦斯，关颖珊想出了“曲线救爱”的策略。首先，她把布拉德・费伦斯混在很多朋友间带回家，让他认识一下自己的家人。果然，高大英俊、风流倜傥的布拉德・费伦斯凭着一口蹩脚的广州话、热情的态度和勤快的风格，给关颖珊一家人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接下来，关颖珊安排自己的男友隔三差五地往家里跑，日子久了，家人和布拉德・费伦斯开始熟悉起来。特别是布拉德・费伦斯还有一手好的摄影技术，他业余给关颖珊拍摄的训练片，关爸爸看过之后，赞叹不已。发展到后来，只要在摄影和录像方面有了疑问，关爸爸会第一个想到这位善解人意的小伙子，而布拉德・费伦斯也是随叫随到，热情有加。有一次，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无意中谈到了布拉德・费伦斯，关爸爸赞扬道：“这小伙子，嘿，还不错。”不过他没想到，就这小伙子，不久的将来正式成了自己女儿的公开男友。
2001年，关颖珊觉得时机成熟了。5月21日，关颖珊带布拉德・费伦斯参加电影《珍珠港》在夏威夷举行的首映仪式，两人的恋人关系被正式公开。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再加上一家人对布拉德・费伦斯印象还不错，关爸爸也就默认了。不过，对于女儿的这一选择，关爸爸特地提出了一个要求：绝对不能因为拍拖而影响了训练，否则的话，他这一关别想过！
对于父亲的这个要求，关颖珊和布拉德・费伦斯选择了用事实说话，而2004年1月10日关颖珊所获得的第8次桂冠，就是他们向关爸爸交出的一份最完美的答卷。
友情：难忘那一刻的感动
关颖珊坦言：“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亲情、爱情和友情这人世间最珍贵的三样东西，关颖珊已经完全拥有！假如说前两样是关颖珊生命支柱的话，那么后一种则是她人生路途的剂。在她23岁的人生历程中，友情无时无刻不在鼓舞她、伴随她。
为了给关颖珊冲刺第8次全美冠军鼓劲，关颖珊的闺中密友特地请假来到了比赛现场。
她是关颖珊最早结识的美国本土女孩，关颖珊和她相识于入学第一天的校车上。1986年关颖珊上学的第一天，关爸爸把女儿送到家门口不远处的候车点就离开了，他要让女儿和美国的孩子一样，从小培养起自立的习惯。6点45分，校车依时到来，登上校车的小颖珊看到满车金发碧眼的人，心里有点不安：大家好像对她不是很友善，看到她过来，都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不让她坐下。小颖珊一边心里暗暗祈祷，一边继续往后走。是她，在关颖珊最难堪的时候站了起来，向她发出邀请：“你好，我叫芭露，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坐在我旁边。”关颖珊看了芭露一眼，感激地坐在了她的旁边。当时的芭露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身边竟然会坐着一位8次全美花样滑冰冠军。
整个小学，芭露是小颖珊最好的朋友。她们一起上学放学，两人你教我学英语，我教你讲汉语，一来一往。小学毕业的时候，关颖珊已经操就一口绝对正宗的地道英语，而芭露的汉语，也让人称道不已。
后来，由于投身“冰”的世界，关颖珊离开了芭露，到远方追寻自己的梦想。但不管到了哪里，和芭露之间的那份友谊始终把两个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关颖珊每次比赛，都会引起芭露的关注，在关颖珊出赛的前一个晚上，必然会接到一份来自远方的祝福和鼓励。
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是关颖珊花样滑冰史上遭遇最大挫折的一次比赛。那次的打击，让一向坚强的关颖珊也黯然神伤。进军长野之前，她刚刚从左脚脚趾的骨折中恢复过来，但她仍然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做了充分的准备。要知道，关颖珊家中已经摆满了各种奖牌，独缺一枚奥运金牌。比赛开始的时候，志在必得的关颖珊神情安然地出场了，一连串的优美动作、一气呵成的流线感觉，所有在场的裁判为她的艺术表现所折服，不约而同地全部打出了5．9的高分。随后剩下的两个动作，关颖珊走了保守路线，因为她和第二名的差距，已经无需再冒险。但是，就在她觉得奖牌唾手可得、心愿即将达成的时候，赛场上风云大变：放手一搏的塔娜・利平斯基，凭借7个三周跳，其中包括2个连续的三周跳的几近完美的动作，在技术得分上超过了关颖珊，进而从关颖珊手中拿走了这枚对于她来说意义重大的奥运金牌。赛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关颖珊眼中噙着泪，耸耸肩说：“人生就是这样，今晚，并不属于我。”
为了安慰好友，让关颖珊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比赛一开始就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的芭露连夜买了机票。第二天一大早，两眼发黑、一夜没睡好的关颖珊突然听到敲门声和芭露的声音：“颖，是我，芭露呀”。关颖珊一下子惊呆了，这怎么可能呢？芭露明明在美国，怎么会出现在我面前，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她一个箭步冲过去打开了大门，果然，同样一夜没睡、满脸疲惫的芭露笑盈盈地站在门口！关颖珊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苦意和感动，一把抱住童年好友芭露……
在这个换对象比换衣服勤快、追时尚比追信仰潮流的社会里，她以自己的方式寻找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也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珍藏着一份山水田园的古典情怀。她，是施珏。
“我收藏的是他人的生命历程”
第一次见到施珏，有点难以置信。这位收集了300多件明清家具，2000余件传统服饰的女人拥有年轻精致的一张脸，大大打破了我的预期。
“女性作为收藏者，在收藏界并不多见。很多人来采访前，都觉得我应该是老先生，或者至少是一名男性”，施珏笑着说，“其实这样的刻板印象就该被打破。”
施珏对传统服装的收藏始于1999年，那个时候主要是通过在国内各省旅游，收集一些老绣片、老服装。而与2000余件传统服饰的“邂逅”，则要感谢偶遇的一位老先生。“老先生收藏传统服饰30多年了，之前因为资金上的紧张，不得不将‘心爱之物’易主。” 而施珏刚好赶上了这个机会，因为收藏条件方面的优势，她轻松地将这一整套传统服饰收入囊中。
“服饰的收藏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恒温恒湿、无重物挤压的环境”，施珏介绍道，“去年是100周年，我利用这批服饰做了一个民国服饰展。而目前，我请到了一些国内服饰的研究专家，在为这批服饰的管理建立专业数据库，同时可能会在明年出版一系列服饰文化研究丛书。”
说起自己收藏的这套服饰，施珏显得很是“得意”，“因为老先生是在博物馆工作的，所以这套服饰收藏在时间序列和结构上都很完整。”
她从服装的分类、手工、装饰风格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讲解。“从服装分类上，包括了身穿的基本衣物、饰品和家居软装几大类，家具软装包括了很多细小的部件，比如桌纬、幔帐、条带、扇套等等。而装饰风格上，这套服饰也很丰富，包涵有刺绣、刻字、织锦等手法。至于手工方面的珍贵价值更不用说——包括了织麻纱、罗制品等，就是成语里形容的‘绫罗绸缎’，这样的手工现在基本已经失传了。”
而对于服饰在反映文化变迁方面的意义，施珏的认识一点也不会少于阿纳托尔·法朗士，这位著名的法国作家曾做过一个假设，假如死后百年让他在书林中挑选，他会选什么。他摒弃了小说和史籍，“毫不迟疑地只取一本时装杂志，看看身后一世纪的妇女服饰——它能显示给我未来的人类文明，比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和学者们能告诉我的都多。”
只不过对施珏而言，这样的服饰文化变迁感是从对旗袍的收藏中得来的。“清人都喜欢穿袍子，大大的宽松的，后来清末到民国，逐步发展成旗袍，增加了腰部、肩线以及扣子上的变化。而这些细节，反映的正是当时清代改服制的过程。”
经济专业出身、曾任公司高管的她如何开始跨界做收藏？施珏表示，自己对数字并没有那么迷恋，反而从小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我还是很感激这段教育背景，为我偏感性的思维里增加了理性成分，有一个平衡和过渡，也让我对艺术有种谦逊的尊敬。”
她的收藏情怀要从童年数起。已为人母的她，至今对印刷的书籍还保有浓厚的感情。“小时候书籍很贵重的，我至今都不习惯扔掉带字的纸质印刷品。”讲起童年的经历，施珏陷入了美好的回忆，“小时候上学、放学路上，我都会去逛路边的文物商店，去看看里面的老戏服，觉得好漂亮。那个时候，我身边的人穿着都很统一，色彩也单调。我喜欢细细研究老戏服上的图案，它们往往都有美好的寓意，像中国古话里常说的，‘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这段经历让施珏很是感激，“我记得夏天的文物商店，很凉快，我常去，并且和店主聊天。久而久之，边看边学，慢慢练得了鉴赏的好眼光，遇到有些东西‘气息’不对，我在第一时间就会有直觉上的分辨。”
除了服饰之外，施珏还收藏明清家具，在这方面，她也有自己的心得。“就明清家具而言，还是中国藏家更多一些。外国藏家比较多的还是收藏单件。”
谈起收藏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施珏显得很诚恳。“收藏就是一个过程，就是收藏过程本身。"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收藏家"，她说，“‘家’这个字对我来说太沉重了，我就是个简单的收藏者。小时候，我很喜欢收藏电影票票根，喜欢在反面写上电影的名称、时间、与谁一起看。放在小盒子里，它收藏的其实是一个记忆；而长大后，当我收藏别人的作品后，我对收藏有了更多的认识——我收藏的是他人的一段生命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能超越过时空，感受到他人的状态。这种时空呼应让我很感激。”
城市山林的梦想：
凤歌亭畔诗意栖居
施珏实践梦想的方式还远不止于收藏，她将自家的西式别墅改造成苏州园林，远隔高楼大厦的喧嚣，悠然乐居其中。
平坦的屋梁装上了飞檐斗拱，红砖墙被粉刷成青灰色，而宅子的内部还“一本正经”的陈列着古代生活的格局。除客厅之外，供轿夫休息的轿厅、女眷们休憩的南北厅、用来观赏湖景的花厅一应俱全。
而这一切，始于2002年她在城中建造园林的大胆想法。“我当时看上了上海浦东新区锦绣东路的一座别墅，闹中取静，花园和住宅的面积也都合适。”为施珏操刀设计园林的，是建筑大家刘敦桢的关门弟子叶菊华，而细节处理则有施珏本人来把控，“大师把握的是布局和体量，后者非常重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从设计到竣工，这所园林住宅花去了4年时间。“其实现在做成的跟我想象的还是有一点差距”，施珏颇为完美主义地说，“不过已经达到了90%的满意度了，还需做一些植物的微调之类的。”从宅子的布局来看，书阁是核心。但要说到宅邸的精神支柱，非湖畔的凤歌亭莫属，这座与湖心亭遥相对望的小亭取名为“凤歌亭”，是施珏读《论语·微子》看到“接舆歌凤”的典故后获得的灵感。
这个女人在践行自己的渴望方面显得毫不迟疑。“建立这个宅子，其实是我童年的梦想和期许，我小时候父亲经常出差，他会给我带回各地的手工艺品。五颜六色的山东藤编小篮子啊，漂亮的青岛玻璃狗手工品啊，他还曾花去一个月工资，给我买一把小小的苏州檀香扇。 但我觉得最美的还是他带回的苏州明信片，我现在还记得，那上面印的是留园的冠云峰，我把它压在床头，每晚睡觉前都会看看，幻想这背后的故事，也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住进这样的宅子。”
“丝墨缡影”：
让世界读懂中国的美学
从企业高管退下来之后，施珏找到自己新的人生方向——保护和传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海外成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仍以“凤歌”二字为基金会旗下运营的文化品牌命名，取名凤歌堂。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的发起人，“凤歌堂”主要运营传统和现代高端手工，并分“签约”、“松散宣传”、“单纯展览”等几种方式保护与推广手工艺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其实我做的是细分市场，比如我会把它分为沈绣、陶瓷、 竹木牙角的雕刻、传统建筑的营造等方面，而不是笼统的单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施珏介绍说。
早在2010年，“凤歌堂”就策划承办了两期名为“丝墨缡影——沈绣艺术展”的公益展览，向公众展示沈绣比传统苏绣色彩更丰富、针法更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普通人能做点什么的问题，施珏说：“首先还是要认知，对‘非物质’的概念进行普及。这个概念看似抽象、遥远，但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 她列举道，“比如盆景的布置、杯子上烧瓷上釉的方式、茶叶的文化等等，都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至于从根源上保护的问题，施珏认为，还是要加强中国基础人文的研究。而她目前奋斗的方向正是“打造一把传统美学的钥匙，让世界读懂中国的美学。”
奢侈品只是奢侈的细枝末节
生活中的施珏也颇有雅兴与格调，对她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是她的爸爸。“我爸爸对生活永远有美好的期许，他自己也喜欢收集，比如紫砂壶、古籍善本之类的。”
空闲的时间，施珏会练练毛笔字，读读书。她看书很杂，除了美学之外，最爱历史。
“蓝天之下无新鲜事”，施珏喜欢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她坚信人的历史观决定了他的三观，属于根本层面的问题。
目前衣食无忧、致力于公益保护事业的施珏如何看待财富呢？她说：“物质需求满足之后，就需要内心的丰满和充实，而那些高端的消费品，其实走的就是物质拟人化的道路，比如宣传纯手工制作，宣传皮革精选、独一无二，宣传限量版，其实都是想要跟你产生情感联系，满足你某个层次的心理需求。”
对于奢侈品的概念，施珏显得有一定偏激。她笑着说：“我从来不用奢侈品，也不想身上有一点奢侈品的标志，是属于有一点奢侈品‘耻辱感’的类型吧。像古语里说的，‘身为物主不为奴’，对奢侈品的追求容易让人自我标签化。”
近几年来，用手机的人越来越多，而用座机（有线）的人却越来越少，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家庭废弃了座机，几乎人人用上了手机，为什么呢？在学习之余，我经常思索这一问题。今年暑期，在翻阅一些书籍和浏览大量网页的基础上，我先后走访了移动公司、电信公司和一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30多名电话用户，对这一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
座机由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贝尔发明于1876年，迄今已有140年的历史，而手机大量使用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不过20年。机关单位的座机安装较早，一般家庭的略迟。我家和许多家庭一样，2001年安装了座机，全家人非常高兴，经常用它打电话。到2003年买了手机，用座机的次数就开始少了。再到2005年增加了手机，买了电脑，接宽带时电信公司又免费装了座机，还给每月赠送5元电话费，但多年来几部座机都闲置着、不怎么用了……目前的趋势，难道是手机要取代座机，座机逐渐被淘汰并彻底退出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那么，手机有哪些优势，座机就没有一点优势吗？
一、手机的优势
手机是科技进步的一种生动体现，因为它，与人沟通方便，能及时获得重要消息，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培养感情。毋容置疑，手机有如下明显优势为大家所欢迎、所喜爱：
1、手机被称为移动的电话，可以带在身上，十分便捷；
2、除了拨打电话的基本功能以外，手机还能发短信、彩信，有照相、视频、游戏等多方面的功能；
3、现在最主要的是娱乐功能，可谓掌上电脑，比如浏览网页、手机QQ、音乐播放、收发邮件、微信聊天、网上购物等，而且各大厂商还在不断为手机添加更丰富的功能。这也是人们离不开手机的最大优势！
二、座机的优势
手机的优势也正影射出座机的劣势，或者说是不足与弊端。那么，座机有没有优势呢？有！而且有很重要、很独特的优势：
1、采用线路传输，信号稳定；
2、通话质量高，语音清晰。座机不论刮风下雨，通话的效果很好，不会出现声音嘶哑，时断时续的现象；
3、无辐射。座机最大的优势就是无辐射，对环境、对人体无危害；
4、便于核实打电话的人身在何处，即具体点位，而不是手机GPS定位的大概位置。
三、手机的弊端与危害
手机一开始只能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功能强大、几乎无所不能的智能手机了；座机一开始只能打电话、接电话，现在仍然只能打电话、接电话，几乎没有其它功能。优胜劣汰，怪不得越来越失宠于大家，为人们所淡忘。手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优势，但座机所具有的优势它却没有，不仅没有，它还有自身的弊端及引发的危害，据一些权威机构研究，主要是电磁辐射，也叫手机污染！只不过一般人不知道、不在乎而已：
1、会损伤面神经。医学专家发现，一名连续打了两次长达1小时手机的病人，出现了永久性神经损害，导致脸部右侧失去知觉；一名施工员频繁使用手机，每天用完3块电池，导致面瘫；一位工程师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单侧耳聋；一名女士每晚必用手机与母亲聊天20-30分钟，一年后一用手机就头痛，不得已只好安装一部座机与母亲聊下去。
2、会影响人的心脏。手机突然响铃或震动，人的心脏会感觉到突然跳动一下，其实这就是手机对人的心脏影响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心脏功能差的用户会引起心脏病的复发。此外，手机还会影响心脏起搏器运行，导致病人感到不适，甚至出现眩晕、呼吸困难等情况。多人同时使用手机更会使心脏起搏器受影响，某应急抢险队每月都要定期对应急手机充一次电，当同时对30部手机待机充电时，该办公室内所有人都感到头晕。
3、会影响人们情绪。现代生活，人们在享受手机带来的方便快捷的同时，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就患上了“手机焦虑症”，一旦身边没有了手机，就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或总觉得自己不在服务区内，时不时地想掏出手机来看一看，更有甚者已经发展到开始害怕听到手机响铃和惧怕手机交谈的地步。
4、能影响人的生育。很多人都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殊不知，手机发射的高频电磁波会辐射到体内的、卵子，从而影响其生育机能。
5、让人感觉神经衰弱。医学专家认为，手机的响铃或振动可能会导致降低睡眠质量、造成记忆力受损、血压上升及头痛的情况出现，而经常使用手机的人可能引发失眠、健忘、多梦、头晕、头痛、烦躁易怒等神经衰弱症状。这都是因为手机无线电波所形成的非热效应所致。
6、影响未成年人发育。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受到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和机能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抵抗外界电磁波干扰的能力还比较差，如果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电波辐射会影响脑部节奏及细胞的稳定性，就像受干扰的收音机，而且手机辐射会对脑部神经造成损害，引起头痛、记忆力减退及睡眠失调。科学家表示，儿童应尽量避免使用手机，手机的电磁辐射会使他们的脑部组织变暖而影响正常发育。
7、可能致癌。有一位机关干部，习惯用左手打手机，而且使用很频繁，8年后左脑靠近耳部长了脑胶质瘤，相当于脑髓被微波煮熟了。CCTV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早在2011年5月31日就发表声明，“使用移动电话或其他无线通信设备可能增加患癌症的几率”。英国专家研究发现，手机的致癌性可能比香烟更强，这是最严重的警告！中国专家也指出“能用有线尽量不要用无线”，包括无线路由器、无线电话等。这都是辐射和磁场惹的祸。
此外，手机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不良影响。现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在上下班的地铁上，或者路上，他们一直低头看着手机；同事吃饭聊天，低头看手机；甚至朋友聚会，忙里偷闲打个招呼，然后继续低头看手机。正如微博上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坐在你的对面，你却在给我发邮件。带来便利操作和海量信息的手机，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变得更陌生了！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在波士顿大学演讲时曾表示，“人们应当每天将这些设备关掉1小时，将目光从屏幕上移开，关注你所爱的人，与他们对话，进行真正的沟通、交流”。
手机的危害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次紧贴大脑使用手机时，相当于做了一次微型伽马刀手术。因此，专家建议，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尽量使用座机（座机的音频信号只能在导线内传输，不会产生辐射），在户外工作必须使用手机时也要做到长话短说。
四、研发推广智能座机
针对手机的辐射污染，许多业内人士，包括专家、学者也曾提出许多解决办法和应对措施，例如：手机不用时尽量关闭电源；使用耳机接打手机，可减少大量的电磁辐射；接电话时，最好在手机接通4-5秒钟后再贴近耳朵；尽量减少通话时间，若一次通话时间确需较长，则中间不妨停一停；穿着防微波辐射纤维的衣服、使用专用“贴纸”防范辐射，多吃辣椒来抵消辐射的危害；手机信号弱时少接听电话，因为在弱信号环境下使用手机，辐射明显增大；手机尽量不要放在口袋、腰间和床头 否则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殖健康；怀孕早期最好少用手机，避免胎儿发生畸形；青少年儿童应少用手机，以确保健康成长、茁壮成长；等等。试想一想，倘若这样，反而使得手机失去了它应有的方便、快捷、“万人迷”的绝对优势。因此，这都不是治本之策！
在高科技、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新常态下，只有研发推广智能座机，才能适应绿色、环保、健康、节能的时代要求，才能使电子通信事业与时俱进，不断造福于民。
那么，什么是智能座机？简单地说，就是“互联网+座机=智能座机”。从广义上说，智能座机除了具备传统座机的通话功能外，还应具备PDA的大部分功能，特别是个人信息管理以及基于数据通信的浏览器和电子邮件功能。智能座机能为用户提供足够的屏幕尺寸和带宽，为软件运行和内容服务提供广阔的舞台，很多增值业务可以就此展开，例如：新闻、天气、交通、商品、股票、应用程序下载、音乐图片下载等。所以，智能座机与传统座机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是否拥有操作系统”，即要成为一台智能座机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1、有传统座机的全部功能，能够进行正常的通话等座机应用。
2、有接入互联网的能力，即需要支持GSM网络下的GPRS或者CDMA网络下的CDMA 1X或者3G、4G网络。
3、有PDA的功能，包括个人信息管理、日程记事、任务安排、多媒体应用、浏览网页。
4、有一个开放性的操作系统，在这个操作系统平台上，可以安装更多的应用程序，从而使座机的功能可以得到无限的扩充。
以上四项技术条件在如今电脑、手机等快速发展的时代早已成熟，只是在传统座机上如何移植、复制、嫁接和进一步研发的问题。互联网时代的奥秘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为此，工信部门及电信、移动、广电等运营商应着力从如下几个方面研发、推广、普及智能座机：
1、功用智能化。这是研发智能座机区别于传统座机的最大不同，电脑有什么功能，智能座机就应有什么功能；手机有什么功能，智能座机就应有什么功能：打电话再不用每次逐数字用按键输入，只需在“号码簿”（与手机上的通用、一致）中查找或者使用语音即可拨出。迅速引进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使发信息（短信、彩信、邮件、微博等）、听音乐（天天静听、酷我音乐等）、看视频（新闻、电影、电视剧等）、浏览网页（阅读、查找、下载等）、社交聊天（腾讯QQ、微信等）、网上购物（淘宝、美团、京东商城等）、民生服务（出行、上学、就医、订餐、住宿、购票、旅游等）支付转账（网银、水电气缴费、支付宝等）、查看天气、地图、日历及日程安排“一个都不能少”，个个功能强大、随心所欲。
2、款式人性化。从外形上分，像空调、风扇、取款机、饮水
机等电器一样，智能座机可造成台式、挂式、立式等式样，并根据需要配以耳机、坐椅、视频镜头（或内置式）等。台式、立式可置于室内，而挂式、立式可置于室外、街道、路边、公共场所，方便人们使用。智能座机还可造成家庭型、单位型、商务型、公用型等型号，适合不同场所、不同用户的选择和使用。总之，要让大家耳目一新、喜闻乐见。
3、颜色多样化。智能座机的颜色不能只有过去的红色、白色
等老旧单一颜色，要像现代家电、家俱等物品一样，呈现出五颜六色的丰富色彩，让人赏心悦目，喜欢使用。
4、屏幕实用化。显示屏为触摸式，5.5、6.0英寸……19英
寸、21英寸等，可大可小，以实际需要而定，其分辨率高于最新电脑、智能手机的配置标准。画面清晰、感应迅捷的屏幕对人有冲击力、吸引力。
5、资费公益化。适应光纤入户、提速降费、三网融合的新形
势，各大运营商要在提高网速的同时，最大幅度地降低智能座机的资费标准，例如：免收月功能使用费、彩铃费，包月不限话费、流量，预存话费赠送智能座机，集团用户装机免智能座机机款等，使智能座机让利于民，迅速普及，达到“全覆盖”。
6、操作简易化。一律推行实名制，第一次使用时，就将个人
大明星最爱下厨
不管工作有多忙碌，她几乎天天都会亲自下厨烹调美食。出版了两本美食类书籍，还在Twitte止开设专栏，不时与粉丝们交流烹饪心得，公开最新发明的食谱。钟爱健康有机食谱的她，会将这一饮食理念贯彻一生。
Q：你都按照食谱来烹饪吗?
A：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按照食谱来做，并收集它们。现在当我做饭，我会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或想法，如果需要用到特殊或者复杂的东西，我会参考了网站或者食谱，大部分时候还是依据我个人的方法来做的。
Q：你的母亲对你的烹饪有影响吗?
A：不，我母亲不是一个厨师，其实我父亲才是。他热爱美食，我们喜在一起做饭，也会一起浏览美食网站，从那得到指导和启发。如果我们吃到美味的东西就会告诉对方，我的美食书《MyFather’sDaugeter》就是受了他很大的启发和指引。
Q：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A：是意大利海鲜汤，我的朋友们常常让我煮给他们吃，还有烤意大利面包片也是我的拿手菜，经常会有人向我讨教食谱。
Q：听说你的饮食方式很特别，被称为“猿女式”饮食法，能具体说说吗?
A：我严格遵守这个饮食法则，只吃当地的、时令的、无糖、无肉、无加工的有机食物。当然，在我怀孕期间，我放弃了这个法则，但是产后又恢复了严格的饮食菜单，以糙米、蔬菜为主，拒绝肉类，偶尔吃一些鱼。
Q：你的家人会和你一起烹饪吗?
A：会的，他们也非常喜欢下厨，特别是我的孩子们，我两岁半的儿子摩西很喜欢待在厨房里面，在我煮饭的时候，他就会黏在我身旁，吸着鼻子闻食物的香气，非常可爱!
食材比厨艺更重要
“相对于厨艺而言，新鲜的食材更为重要。”天南地北，到处寻觅美食，沈星反而相信，以最清淡的烹饪方式，还原食物原本的鲜美，久而久之，连味觉都能变得灵敏了。曾经连续做20道菜，累到筋疲力竭想抱怨的时候就问自己：“难道这不是我的理想吗?我煮个饭还能挣钱呢。”
Q：你会怎么设计自家的厨房?
A：我会把厨房设计成现代后工业风格，非常先进，有最完美的厨具，冷冰冰也没关系。不过，我也喜欢现在的厨房，充足的采光，阳台上种满香料，整套英式古典橱柜，无数形态精致曼妙的碗碟杯盏藏匿其间。
Q：什么样的菜最能打动你?
A：其实我爱做的都是家常菜，最喜欢煲汤，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最喜欢吃川菜，来香港之后，口味变淡了有时会喜欢吃外国菜，最喜欢吃的就是一碟青菜一碗白饭，其实我不是特别爱吃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做给别人吃。
Q：主持美食节目后，对你的日常饮食有什么影响吗?
A：吃得更加简单了，更加珍惜食材。对食材的性能了解更多。比如鱼腥草，一开始我吃不惯，后来发现它太神奇了，清热解毒，能帮助抗辐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粗糙的口感过后有甜美的回甘。尝试的食材越多，我能接受的范围越广越有不排斥的勇气。
Q：经常面对油烟，如何保养肌肤?
A：在吃和睡眠方面要注意，少吃油腻，多吃蔬果，多运动，多睡觉。通常我每次下厨一定要戴上轻便贴合的手套，这样就不会担心手的皮肤被洗涤灵或者油烟侵蚀；做完饭之后，我会在第一时间洗澡洗头，把做饭时留下的油烟味一扫而光，不仅对自己的肌肤有益处，清洗过后的清爽味道也会带来好心情。
Q：每次大快朵颐后，会担心体重吗?
A：我推荐日本产的吸油纸，每次煮汤或者油脂多的食物，把吸油纸放进去，能吸收过多的油，吃起来更加健康。
最爱中国小笼包
在东京工作的餐厅里邂逅厨师出身的丈夫，一年前，这个甜美可爱的日本女孩随着丈夫―起来上海工作。作为甜点师，她对甜品有着不懈的执著，在厨房开发时令创新的甜品是她最享受的过程。
Q：喜欢中国菜吗?自己有没有尝试过?
A：我挺喜欢吃中国菜的，最喜欢的是小笼包!因为它和日本的肉馒头不同，中国的小笼包不仅皮薄馅多，而且汁水很足，我喜欢那种一咬满口都是肉汁的口感。自己擅长的是甜品，所以讲究功夫的中国菜我还不敢挑战呢。
Q：日本女生好像很喜欢甜点，不会担心发胖吗?
A：甜点是女生都爱的吧!不过日本的很多蛋糕店里面会在菜单上详细注明每样甜品的卡路里，这样吃的时候会提醒自己不要过量。
Q：自己家里的话，喜欢怎样的厨房装修风格?
A：还是想要厨房看起来色彩丰富一些，这样心情也会很愉悦。我也希望有很多收纳的设计，比如放调味料的格子啊、放餐盘的架子啊之类的，能收纳我各种各样的烹饪工具。
Q：自己在家做甜点的话，厨房一定要有的东西是?
A：电动打蛋器!拥有它女生就可以在家做出很多在蛋糕店非常受欢迎的甜品了。
下厨是一种情感表达
文怡的厨艺全靠自学，在她看来，做饭无非是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只要有一份爱心，有一个愿望就够了。“慢下来，安安静静做一顿早餐，享受一顿早餐，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不是开着宝马去星巴克买一杯咖啡，然后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
Q：一天中多少时间在厨房度过?
A：我的厨房概念和别人的可能不太一样。基本上除了睡觉的时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厨房给家人做一日三餐，我在自家的厨房。工作拍摄美食菜谱，我在自己的工作室，那也是一个厨房，还有几面墙的餐具。给大家上美食课，我在文怡美食生活馆，那里是一个250平方米的大厨房。
Q：个人喜爱的厨房风格?
A：简单，简约，干净，现代，便利。
Q：你家的厨房一定要有的东西是?
A：厨房有用的小工具太多了比如去超市买一张水碱滤片，放入壶中倒入水一起加热，无论是电水壶，还是普通水壶，都能免去生水碱的烦瞄。去淘宝买“切洋葱器”，不管切块，切片，切丝，切碎，都肯定不流泪。淘宝上还可以找到“土豆泥捣其’，除了能把土豆捣成泥，还可以把蒸好的红薯、紫薯、南瓜、山药等捣成泥，省时省力。
Q：最近创造的很有挑战性的菜式是什么?
A：我做菜的原则是用手边轻易买到的食材，简单的方法，做好吃的家常菜。如果非要说最有挑战陛的菜式是什么，那可能是咖喱螃蟹。我曾经在三亚吃过几次，后来在北京的很多餐厅―直没吃到那么好吃的，我一次次在家反复尝试，最后自然就成功啦，而且比三亚那个更好吃，也更实惠。后来，
我还在文怡美食生活馆开设了咖喱螃蟹的课。
秦海璐从“盲目崇拜”到“理性崇拜”
靠自己的体悟，走上电影路
秦海璐九岁开始在营口戏曲学校学习京剧表演艺术，主攻刀马日。其演出的京剧梅派代表剧目《天女散花》中所使用的长绸至今仍是中国最长的纪录保持者但秦海璐考中戏时并不是很有信心，因为话剧演员和京剧演员是两个行当秦海璐的妈妈鼓励她说：“反正不管考什么，也就是过去给人家唱段戏”回忆起当时考中戏的情形，秦海璐记忆犹新：“当时唱了《白蛇传》里的一个选段《游湖》，是―人分饰两角儿，就是在青蛇和白蛇之间切换后来听老师说觉得我角色的瞬间变换挺好的。就这样收下我了。”
秦海璐读书的那届，中戏有不少当红明星：包括章子怡、袁泉、刘烨等“我真的就是个差生，那时候!”秦海璐笑言但这个“差生”的种种看似不着调的表现却让她获得了《榴莲飘飘》小燕这个角色据说当时推荐人这样向陈果导演推荐：“中戏里有这么个女孩，整天也不去拍戏，穿一军大衣在校园里溜达，挺怪的她可能符合你电影坐票的那种感觉”于是陈果到学校里找到秦海璐，见到秦海璐，陈果也觉得她适合“小燕”这个角色
秦海璐对自己大学时的“差”是这么看的：“其实，表演是学不来的，因为这门学问是以认知为基础的，需要自己体悟人家觉得我不着调，其实很多时候我有自己的体悟”
“我的充电都不得很自私”
在秦海璐看来，表演是学不来的，但是有些东西可以学来：“我的充电都很自私，喜欢什么就会去学点什么”比如，她喜欢奢侈品，她就会想要知道奢侈品为什么可以那么贵?2007年，她成了北京大学奢侈品管理系的明星学员：“你的圈子确实会影响你，在北京大家都愿意上学东西，我就选择了这个”秦海璐读的是北京大学意国时尚POLlMODA时尚芭莎奢侈品管理课程。POLIMODA时尚管理课程也是全球四大知名奢侈品管理课程之一与秦海璐一起读书的还有李静等诸多名人。
奢侈品管理课程真的让秦海璐长了见识：“事实上，很多现在大家熟悉的奢侈品牌在家族企业时期，都只是品质很好的大众产品，在被集团化之后通过大量推广才变得全球知名，才变得这么贵!”秦海璐说，读了奢侈品管理后反而没了LOGO崇拜，她对奢侈有了自己的理解，她对奢侈的定义也有了变化“奢侈无所谓品，一份情感、一个人、一份热爱的工作，都可以是奢侈的只要是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都可以称之为奢侈”秦海璐最喜欢用星巴克的咖啡来解释自己现在对奢侈的理解：她曾经说，喝咖啡就是一种奢侈，“比如我现在想喝一杯咖啡，我就会驱车到星巴克排队去等这杯咖啡，当我买到喝上一口的时候，那一刻的感觉就叫奢侈”充电是“奢侈地”自我满足
留着齐耳短发、黑色上衣、白色裙子搭配clarks黑色靴子的秦海璐，看上去干净、利索事实上，她从小就有自己的时尚态度：“我小时候就喜欢那些中规中矩的东西，用现在的话叫经典款”在明星们街拍风格越来越相近，艺人争相撞衫的年代，对奢侈品牌文化的了解也让秦海璐更加喜爱经典的同时，也让她个人风格愈发清晰：“我的衣服都是纯色的你打开我的衣柜，里面的衣服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我喜欢中性风格我，我喜欢品质好的东西，比如Clat ks的鞋子，英伦风格十足，历史悠久，最主要上脚很舒服，是我最近的大爱。”
从当选影后至今，台前幕后都成了她的“试验田”，她的身份也慢慢多元起来，开始尝试一些幕后工作，她在《到阜阳600里》当起了编剧；而在新锐导演张猛的《钢的琴》坐，她零片酬跨刀出演，还自掏腰包包揽影片的空缺投资《钢的琴》不仅在东京封帝，悉尼、迈阿密等电影节上也有所斩获。
陈蓉 主持人也有财经智慧
充电是“蓉之队”的管理需求
《陈蓉博客》、《幸福魔方》里陈蓉总是落落大方，她是东方卫视当家花旦实际上，自2006年开始，她开始担任制片人，管理着五六个人的团队大伙儿称之为“蓉之队’团队虽小，但陈蓉说，管理好“蓉之队”对于自己来说却是个挑战。
陈蓉说，自己喜欢读书。她于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系95级(主持人本科班)毕业，后在上戏艺术系取得了硕士学位。“MBA或EMBA听上去很有诱惑力，你不仅可以学到自己所匮乏的商业知识，学习到一种思维方式，还能够认识很多和你原来的圈子里不同的人”陈蓉说，自己想读中欧商学院EMBA的想法第一年还没有得到SMG的批准，她执著地给集团打了两次报告才获批。
“媒体的工作，大家忙起来很忙，闲下来极其散漫我现在仍旧从事自己喜爱的主持人和制片人的工作但‘蓉之队’的管理我已经采用了一种新的激励机制：每个月第一名的奖金是从最后一名身上来的”陈蓉说在中欧她还真学到了一些管理技巧，这个方法是自己的同学分享给她的，“还在尝试阶段，大家部挺紧张的，工作起来格外卖力”。
“读了中欧之后，投资多元化”
EMBA向来有Easy MBA的说法，但中欧的EMBA却没那么轻松就能过关，从严格的考试、严肃的面试，到严厉的课程管理，中欧在每一个细节中都很严谨、严格“当时申请成功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还特别问面试官我真的过了么?”陈蓉说而上了课之后，她才知道入学前的层层选拔只是万里的第一步入学后的考勤、作业、考试和评分制度，都是她需要面临的考验由于没有财务基础，她总是要向班级里的学习委员虚心请教虽然平时很用功，但到了考试前，还是需要像大学时那样通宵恶补。
陈蓉每个月去中欧上四天课。就读中欧商学院之前，她对财务类课程几乎一窍不通至于报表什么的就更像是天书了不过既不能迟到也不能早退的严格课程管理，“逼着”她几乎节节课不落，比大学时还认真，而考试则逼着她学会了一些以前想想都头大的东西，竟然浙渐有了财务意识和财经兴趣。
“你知道，我自从读了中欧之后，投资渠道真是多元化了”陈蓉说，自己现在股权投资、外汇、期货样样做，也对资本市场有了更多的了解。
“陈蓉，你应该多来代班”
“在中欧40％的学生是国际学生，因此学生在读书期间，获得的除了方法、人师的声音，还有各国的经济文化碰撞因此，学生具有国际化视野”比如宏观经济，学校会请许小年、史蒂芬・罗奇、柳传志等不同背景的大师来谈，使得学生对待很多问题的思考都是多角度的
陈蓉2010年秋季毕业“渎了中欧之后，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元化了，但都与钱有关什么商业模式、团队激励，这在以前对我来说都是不相关的事情，而现存物价、股市，我天天关心”陈蓉说，在她读书期间，班级里的同学有人生了孩子，有人的公司成功上市了，自己也完成终身大事，结了婚
成了商学院学生后，陈蓉曾经几次受邀代班主持《波上堂》其中，有一期节目，正好是访问东阿阿胶的老总对
物价敏感的陈蓉就提出了关于东阿阿胶涨价的问题，她从行业、百姓民生等多个角度连环式发问收工之后，编导对陈蓉说：“你该多来代班，否则浪费了你的财经头脑。”
林静 葡萄酒MBA切换人生轨道
一切源自“环球品酒MBA”
林静曾经是影视频道的当家花旦，是上海人时尚生活的引领人，9年前的一天，林静在去法国的一天写r辞职信，第二天便踏上了自己的品酒求学之路回国之后，她凭借着主持人能侃的功底和环球MBA练就的“法国人的鼻子”，迅速成了中国顶尖的品酒讲师。
9年前的迷惘她至今清晰地记得，“我崇拜奥普托，但是几番尝试后，却发现我已经被框定在一个风格中”林静毫不讳言自己在主持圈奋斗8年后的倦怠感她说：“观众看到我，或许会说，那个女孩挺好看的，好像在哪里见过，可是，我特别忍受不了做标准的花瓶”林静说，自己是从小看三毛的书很大的，永远觉得应该“生活在别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得知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国际葡萄酒经济管理MBA，可以环游世界学葡萄酒浪漫的法国，环游世界，红酒，这一切美好的事物组合在一起，让林静做出了一个迅速的决定
2002年，是一个MBA崇拜的年代，也是外国酒商们开始瞄准中国市场，蠢蠢欲动的时间十年间，红酒市场每年以20％的速度扩容。
学习是一场“饥寒交迫”的旅行
十年后，红酒的火爆，是留学法国的林静始料未及的抱着对葡萄酒与求学的单纯热爱，林静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事实上，在法国，她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还不会讲法语。“现在回想起来，我简直是自虐我是知青了女，从小吃了很多苦去法国找苦头吃，是我这样的人做的事。”她自我调侃道。
林静所就读的学校是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读这个学校，首先要过的是语言关。她首先报考了一所美国学校，然后“聪明地”要求前往这所学校的巴黎分校学习，这样就在一个现成的环境里学习法文。读了两年之后，林静又专门读了一年的法语“一个不懂得法语的人，怎么能真正走进葡萄酒的世界，因为许多葡萄酒术语都是法文的”语言关成了林静志在必得第一关。
花了近3年的时间，林静终于进入了自己求学之路的正题
全球葡萄酒经济与管理(简称红酒MBA)的学习“这个环球学习是名副其实的，是真的一年365天部在旅行!在世界各地酒庄品酒”林静川“饥寒交迫”来形容这段原本以为浪漫的环球求学路：“听上去这么浪漫的事，但实际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酒窖里永远都是13度，无论多么炎热的夏天，进了酒窖，你就像进了初冬的上海，而且接待人员讲解起来，有时七八个小时都没有中场休息”林静同班的有18个人，她是唯一的中国人，最后只有两个人坚持了下来
身怀“绝技”酒香不怕巷子染色深
品酒学习没有捷径，品酒人不仅要是一个天生的嗅觉动物，更要遍尝天下佳酿，关于酒，从橡木桶，到葡萄的种植，再到觥筹交错间的礼仪，事无巨细“文化差异说起来只有四个字，但是真的在国外生活，就是事无巨细，方方面面”文化差异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品酒的人是不能把酒喝下去的!但是我却认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吐东西非常不礼貌，因此每口酒都喝掉在最初的四个月里，每天轻则微醺，重则烂醉”
作为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国际葡萄酒经济管理MBA专业毕业的第一个中国人，林静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受法国食品协会之邀在法国食品周上给大家讲解葡萄酒知识，事实上，酒香不怕巷子深，醇厚的主持功底，再加上全球MBA之旅的5年修炼，如今她已经成为了中国葡萄酒行业的一颗明星。
赵若虹 转身成为商界精英
先就业再留学，半奖负笈美国
上海戏剧学院主持人班毕业后，赵若虹开始进入电视圈，主持了几档热门节目，在情景喜剧《开心公寓》里扮演毛丽娜。电视节目做得渐入佳境，2004年赵若虹却决定负笈海外，留学美国：“我是个挺不安分的人，毕业后，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英语考试和申请学校的各种事情，同时也在为之后的留学攒钱。”
有了电视幽的出色媒体工作背景和对未来的清晰职业规划，赵若虹申请了纽约大学电视新闻专业硕士幸运的是，纽约大学新闻系伸出了给她半奖的橄榄枝，而她，一下子就被“诱惑”去了，纽约大学成立于1831年，坐落于曼哈顿的哈林威志区。作为世界名校，这里曾出过12位首脑级人物，如小约翰、奥利佛・史东(willam Oliver stone)、史帕克・李(splkeLee)、朱立伦、李安(电影制作硕士)等，赵若虹说自己在新闻系的学习，更像是历险作为一名新闻系的学生，需要体验各个条线的工作什么夜间巡逻、夜间法庭(审判毒贩)等等的经历一大堆，夜间巡逻，她和另外一名女同学跟着一名女警察巡的是非常危险的布朗区，而在结束巡逻之后，两人竟然搭乘着危险的纽约地铁回到了家“现在想想真是后怕，但正是这样的经历，你才更能体会在美国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的敬业与不易，”她对笔者说。
赵若虹是个闲不住的人。纽约大学的课程还有半年结束，只剩下了一门课，于是，她决定利用这半年的时间读耶鲁大学的东亚文化研究。每天穿梭于两所学校之问，四个小时的时间都耗在路上：“尤其在大冬天的纽约，那滋味现在想想是再也不想尝了!”
从电视到出版，从就业到创业
赵若虹学成归来，带回来的是纽约大学与耶鲁大学的两个硕士文凭，媒体人固有的充满奇思妙想的头脑，还有美国式商业思维。回到上海，赵若虹没有重返电视圈，机缘巧合之下，她当上了“万榕书业发展有限公司商务拓展部总监”。她策划出来的东西，总会让人觉得特别好玩带劲。她会让韩寒、石康、蔡智恒、蔡骏、饶雪漫等7位风格迥异的人气作家，从7条不同的路线去，展开“大活七游之旅”然后，7段对生命、生活、写作的体验之旅，造就了《七喜》。
从电视主持人到知名出版策划人，骨子里的有安分，让赵若虹做出了又一次全新的尝试。她决定创业!2010年，她离开万榕，创立了爱结网。赵若虹说：“能力不怕等待!我热爱现在的工作，每天都很High，总能够折腾出新的点子和事情，我还在学心理咨询”过去的十年里，她做足了知识储备，就像普通白领一样经历办公室政治、职场磨砺、商业熏陶等等。现在的一切都刚刚好，自己的所有的技巧与知识都能够用得上。用美国学的和美国人做生意
“书，读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它的价值，因为有些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而在读书的同时，你还会认识很多对你的人生和事业有帮助的人，”赵若虹说，自己的事业一起步就获得了同学的帮助。她在耶鲁读书期间的同学将她介绍给了美国结婚时尚信启、集团公司The Knot、
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80％以上结婚的女性都用过The Knot提供的结婚时尚信息“这时我发现，耶鲁的东亚文化研究学习时异常枯燥，却对我非常有帮助。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了解了美国人看待中国的视角，了解了他们的商业文化，因此，在商业合作时，我既了解他们，也了解中国。”因为学会了美国人的那一套，赵若虹的公司很快与The Knot达成了协议，爱结网成The Knot的中国版。
赵若虹说，自己当年读纽约大学新闻系，学校提供奖学金，花费了20多万；读耶鲁的东亚文化研究，课程虽然不长，但也花费了几十万。现在看来都很值得：“我是读书目的很纯粹的人，我喜欢读书，因此我去读了两个看上去都有点理想化色彩的专业我也很好奇自己所学的东西到底在现实商业社会中有没有用，如今我正在认征这一点，并追求自己的价值实现”
袁唯佳 游学完成梦想
给留学打前战的游学
33岁的袁唯佳，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北京电视台工作然后，跟随老公来到上海生活虽然经历了结婚生子，但留学英国，求学中央圣马丁学院，一直是她的心愿为了给自己的英国留学打前战，袁唯佳今年3月参加了英孚在伦敦为期六周的商业游学课程，
“我是带着目的游学的我一直以来就想读中央圣马丁学院但是。我不确定伦敦我是不是喜欢，还有那所学校是否值得花两年时间去读。”因此，她在去伦敦之前，就已经查好了中央圣马丁学院的招生公开日(open dav)，还专门去了中央圣马丁学院驻北京的办公室
袁唯佳游学英国一个半月的花费是3万，包括食宿和英语教学费用，不包括往返机票在她看来，“这种体验最大的优点在于，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如果我自己并不喜欢伦敦，或者不喜欢那所学校，我就可以以避免在那里虚度两年”经过一个月的伦敦生活体验，她决定要申请这所自己心仪已久的英国名校袁唯佳在6月份被顺利录取。
街头被相中做沙宣模特
纸面斜阳
每当黄昏之时，夕阳映衬下的霞光刚好投射在书店外侧的玻璃窗上，透进来照到里面一摞摞或厚如石柱，或薄如蝉翼的书本上，你可以花整个下午的时间决定自己收获些什么，甚至所寻无果时，你还能在服务台留言簿里写下自己需要的爱书。这样近乎于古典式的买书程序，今天很多人看来，太过奢侈了。但也正是这短短二十多年经济环境日益飞速发展变迁的同时，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乐趣，以及看待文化生活方式的心态，早已变生肘腋。今日我们一边兴奋憧憬着文化盛事，一边惋叹着面对整个书店产业笼罩在夕阳之下。
当年国人对知识和阅读的渴望朝乾夕惕，新华书店几十年缔造的销售神话和金字招牌至今令人称道；位于北京市中心最为繁华的王府井书店，每日抢书场面足以秒杀现在任何一家苹果店；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脱离人民文学出版社独立经营，不仅恢复《读书》杂志和《三联生活周刊》，还成立了三联读书俱乐部，除最高创造1.6亿年收入外，更令读者铭记于心的则是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等老一辈书店人。1988年，号称北京第一家民营书店的三味书屋在佟麟阁路口北开张后，就这么一直安静地躺在西长安街民族文化宫对面。这家在京城最早实现开架售书的书店以古朴的老北京四合院风格示人。石墩、木门和黄铜门钹，以及沈继光老人的摄影作品《古城残片》，感染了整整一代学子的文化生活。
1993年10月，万圣书园创办于中国人民大学附近，一年后三环路改造，该店迁址到北大东门外成府街，2001年更是第三次迁址至蓝旗营的教师楼下，书店透露出平民风情与精英文化的融合景象，深得京城读书人喜爱。至今万圣书园已有20年历史，其间成就多少读书佳话与美谈，岂可车载斗量。
更为广大书迷所膜拜的风入松，则在1995年10月建于北大资源西楼，较之以往的民营书店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学术气氛和文化境界。无论是当时的创办人、北大哲学系副教授王炜，还是中途接手的章雨芹，中间几经沉浮，都没有影响这家书店被读者视为“诗意的栖居”。而其当年撤离王府井、在昊海楼二层开设文灏分店、冒进囤书阻塞现金流等市场操作问题，为同期的国林风、先锋书店、季风书店，甚至近年的光合作用、豆瓣等大小书店，提供了堪称教科书般的现实指导意义。更有人说，风入松是一家以失败者身份铸就的成功品牌。
随后几年网络购书平台开始打起遭遇战，对此一些书店也尝试着做出应对。那段时光要回溯到1997年8月，中国第一家全球网上书店―中国现代书店正式营业，初始期这家网络书店即实现了电子结算，不过在当时过于前卫的网店开业两个月仍无成交量，这就是中国书业吃的第一口网络螃蟹。整整十四年后的今天，当当、卓越、京东、淘宝大行其道，99书城、孔夫子旧书网、快书包等特色店各有千秋，再加上电纸书与手持设备销售量和利润不断翻番，我们很难看到传统书店在硝烟弥漫的现代营销网络中，会有哪怕一丝的喘息机会。
就在几个月前，北京第一家PageOne书店在国贸开业，这家以主打进口英文原版书、艺术设计、建筑摄影等高价格图书的店面，被看作有着良好的盈利空间。而台湾诚品书店进驻北京的计划也已就绪。一家书店仅凭单一品种、全价售卖的方式，显然已经无法在一、二线城市立足，书店已经变成了昔日的图书馆，承担了更多怀旧气氛、感受情调的场所，更多地方则是以红酒、咖啡、西点留住顾客，有的地方图书甚至沦为装饰墙。
值得深省的是，在消费方式、生活节奏甚至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都发生转变的今天，在著作权、阅读媒介逐渐受到蚕食的今天，最终书店这个难以幸免的消费终端，现在所呈现的，或许只是产业斜阳下的最后一抹色彩了。
刘苏里：击不垮的书店体系
万圣书园创办者及经营者，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刘苏里270平米的家里，大凡有墙的地方，就有书架，他说房子不只是为住买的，更主要是为这四万多本书买的。他说：“小时候没书读，现在过去半辈子，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就像小时候饿过，长大了一定记得存粮食，我存那么多书，就是怕哪天再挨饿。”
书店的气质
1979年之前，刘苏里生活在边陲小镇虎林，距离北京34个小时的火车车程。“新华书店门口天天一大早就有人排队，还有人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排了，但很多书排队也买不上，后来才明白很多书被走了后门。”
求学七年，“买书的历史不堪回首。经常饿肚子，连饭菜票都用来买书了。我大学四年只买过一次新衣服。那时书不贵，多数几毛钱一本，可一个月生活费也不过二十多块钱。也萌生过偷书的念头，有次在王府井一家书店，我真的偷了一本，后来想想，这种事开了头可能就像吸毒一样，难以自拔，又偷偷放回去了，放的时候比偷还紧张。”那时他为了进内部书店，“想尽一切办法，为了开证件，从学校偷介绍信，骗啊，装啊，拉关系啊，我所有丢人现眼的事都跟买书有关。”
“相对于新华书店，专门供官员买书的内部书店（绒线胡同甲7号）更敞亮，干净，安静，很早就实行开架售书，也最早用平台摆书。”刘苏里提到王府井一家内部书店，专卖“盗版书”，都是盗印海外的书，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想获取信息又不好大张声势，就开了一家很隐蔽的书店，“门口有人把守，不需证件，看是中国人就放行，外国人不能进，每次去都像探险。此外常去的书包括王府井书店、中国书店，1987年之后有了三味书屋，此前还有了五四书店等等。火车站口的社科书店也是我经常扫荡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门市花了不少钱，喜欢一本买一本，钱都花在买书上了。”
书如其人，书店也体现出创办者的差别。“新华书店往往在一个城镇最中心的地方，各地气质相仿；北大校内的新华书店面对的都是北大的老师学生，气氛更开放，丢书也最多；绒线胡同里的内部书店更开放，摆放也讲究，服务态度也好，跟他们服务于特殊阶层有关；王府井那家‘盗版书店’更亲切些，也许因为是做‘地下工作’的吧！中国书店也有特色，永远摆出那种让你‘淘’的架势。我知道最早的私人书店，是1979年开的福州树人书店。那时私人书店有两种情况，一种叫‘戴红帽子’，挂靠到国有集体单位下；另一种叫‘书摊’，三轮车拉着书，找块地方拉条床单摆上书。私营书店真正合法化要到1996年，再过一两年才能完全摘掉‘红帽子’。私人零售书业，我们乘坐的是特慢列车，刚坐了几站，便遇到汹涌的互联网浪潮。”
一辈子开书店
“万圣的成立是一个标志，万圣之后，书店创办人的教育程度、办店理念、经营规模，都上了一个台阶，1997年国林风的创立使独立书店又上了一个台阶，组织化程度提高。独立书店鼎盛期，也就是国林风创办前后，保守估计，全国同类书店有一千五百余家。此后这个行业再没有更大的突破，上海大众书局、第三极书店只是规模上突破，理念上没太多新发展。”
外界多将书店的衰势归结为政策环境的影响，以及网络书店的兴起，甚至阅读习惯的改变。但刘苏里说，“内地书店面临的政策环境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书店倒掉有的留下？网购及电子阅读对书店确实有巨大影响，但还有一些客观因素不能忽视，比如房租和员工费用的提高。书的利润很薄，价涨后虽然看起来销售额没变化，但卖的册数少了。员工工资这几年上涨了将近300%。一个书店是否能在当下立足，还要看书店经营者对书店本身的理解是否到位。一个根本问题是：‘你想过这辈子只做书店这一件事吗？’像教徒把生命献给神那样，积极投身这个行业。”
万圣书园5岁时曾动议做一本小册子，名字都起好了，便是“此生只做一件事”，许多老友写来祝福文字，最终刘苏里还是放弃了，“原因是自己对一辈子开书店这件事还没完全的把握，但估计做到20年，想扔也扔不下了。我经营书店已经19年，这些年万圣的气质一直没变，2002年经历过一次危机，一夜之间，我将当时的总经理到部门负责人，七八个人全部换掉。”这是万圣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而后开始重新恢复和供应商的关系，至今积累到七万多种书。万圣11岁时刘苏里说过，让一个活到十年的书店死掉，比让它活到十年更难。2006年中关村图书大厦和第三极书店价格大战，卓越和当当也来抄后路，刘苏里泰然：“击垮一家书店容易，击垮一个体系很难，万圣已经是一个体系了。”
他将万圣的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譬如长期以来我们后台不比前台人少，一般书店无法这样养后台，一个采购员够了，绝不增加第二个。如同作战时的辎重部队，书店后台发挥的作用，一般经营者意识不到，或没有条件做到，依靠它们，才能保证新书第一时间到货，数量满足第一轮销售，以及具备支持销售的持续的补货能力。”软件，“最核心的问题是，你是否解决好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办这家书店？’即使你回答了这个问题，隔一两年也要不断自问：我还是在贯彻原来的想法和精神吗？必须将最初设想的书店价值贯穿始终。这几年我尽量避免和媒体的互动，因为谈真话，大家会不高兴。譬如，我始终认为连续倒闭的书店属于个案，并非普遍。不能把原因都归到外界环境的变化，为什么不从内部找原因？”
2018，书店的黄金时代
最近网上有人批评万圣的员工对客人不够礼貌，他毫不奇怪：“这是万圣的一个传统，最早的员工培训讲的第一点就是：万圣的读者不是上帝，店员也绝不可以向读者推荐书，除非读者表明需求。现在万圣店员绝不主动搭理读者，季羡林、姜文来，也不会有人主动服务。我也知道这是把双刃剑，但我至今没纠正，我不愿看到店员对读者一进门就点头哈腰。读者来万圣是买书的，而不是来享受服务的。万圣首先是制造商，然后才算得上服务商。”
万圣保持着书人的尊严：穿拖鞋、短裤的不准入内，在书店里打电话、说话，也会被制止，甚至当场赶出去。十几年来从不主办任何签名售书活动，墙上从未挂过名人照片，即便一些知名文化人，如柴静、蔡康永、梁文道、张斌、赵薇，都是常客，更不要说无数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和小说家艺术家。“我始终认为一个书店办得好不好，不在于每一本书如何，而在于书店是否能成为一个制造商。一本一本的书，只有零部件的意义，但万圣把它造成发动机甚至整车。这算是万圣对独立书店的开创性的贡献，正因为这样，今天你看19岁的万圣，‘气’仍然是向上的。”
他等着2018年，他说，那将是书店的黄金时代：“书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专意满足‘三有人员’，有钱有闲有脑子，书籍不仅是阅读品，同时是真正意义上的礼品和收藏品，种类不像现在这么多，价格则要达到现在书的10―30倍；书店也会完全变样：一进来就是最好的沙发，最富设计感的灯光。书和书店，都成为品位的象征。”
刘苏里曾经有扫天下的情怀，万圣，就是他归而扫庭院的体现。“万圣的故事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了，有许多出版社找我，我都婉言谢绝了―到今天它还活着，有读者支持，有供应商支持，有员工跟着走，这本身已经是一本大书了。”
书店，我的阅读邻居
绿茶
第一次觉得，书店，也会成为一个话题。但近期，我们的确被一些和书店有关的消息撩起了神经，并为之揪心。我是一位传统阅读坚守者，对传统书店有着独特的偏好。所以，当听到一家又一家书店关门的消息，我的揪心感特别强烈。
经常被问到，你最喜欢北京哪家书店。我很难回答，对我这样的“书店控”来讲，书店是个整体，不同的书店都有独特的魅力，但通常需要非答不可，这时候，我会选择“读易洞书店”。这是一家很小的社区书店，缘何它成为我心中之最？理由有三：1.老板和我是朋友；2.这家书店就开在我生活的小区；3.这是一家纯粹的书店。
我心目中纯粹的书店是这样的：它没有经营上的压力，可以按老板的需求和读者的需求装点书店，像是自家书房的一个延伸，而且很接地气，和它的读者走的很近，像自家的邻居。而“读易洞书店”就是我的阅读邻居。
我经常去书店里和老板聊天。对于这片独立于都市之外的小小阅读空间，我们真切感动没有现实表现的那么残酷，这家书店店面是老板自己的房子，员工只有他们两口子，采用会员制，读者均为小区业主，他们来店里，或聊天或买书，一切都显得很自然，就像我不久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看到的那样，充满了温馨的书店氛围。
说实话，这个小小的例子当然不能抵消现在人们对传统书店的担忧，但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来讲，让一些独立书店很好地生存，是很多人共同的心声。
但也不都是这么乐观的。
曾经读易洞书店在华茂公寓有一家分店，开了没几年，因为房租的关系，关门了。此前网传的风入松书店关门，也是同样的理由。再往前推风入松书店曾在王府井开过一家分店，投入不小，也是开了不到一年就因为房租和销售的冲突关门了。细数国内很多书店的关门，似乎都逃不开类似的理由。
不久前的阿姆斯特丹书店之旅，让我对书店多了一份思考。这个人口不足80万的小城，书店之多真是让人赞叹。我向荷兰朋友打听，怎么荷兰有这么好的阅读氛围，他们说，在荷兰，书店就像咖啡馆一样，是城市不可或缺的风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
由此，我觉得，也许只有当逛书店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美好想象才能落实。
止庵：上书店是件好玩的事
止庵，做过医生、记者，也曾在外企工作，最终发现自己大半生只认真做了一件事：读书。
上次到止庵家里，客厅里还摆着张餐桌，桌上桌下码满了书；这次去，桌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书架，与屋中其他书架样式一样，都来自止庵自己的设计。除了三个沙发一张茶几，触目都是书柜，计有两万多册藏书，止庵给我们找书时，直奔方位，看得出来，他记得清每本书的位置。
限购的年代
止庵小时候，家里本有不少藏书，“”中都被抄走，只剩下二十多本。邻居家有一本《水浒传》，他借来看了足足三十遍。那时候他也去过东城区阅览室，下午放学，走二三十分钟：“比我这屋子大不了多少，全是‘’中出的小说，《向阳院的故事》、《红雨》之类。”“”过后，他几乎每周都要去一次书店。当时北京最大的王府井书店是止庵的首选。“早上九点开门，八点多就在门口等着，门一开一群人争着往里跑。还限购，一种书一个人顶多买两本。一版书进店，基本一下就卖光了，有人就在书店门口做起了黄牛，一本书加价两三毛也有人要。要是王府井书店没买到，就赶紧奔到东四书店，那儿书少，但人也少；还没有，就去北新桥、交道口、地安门，如果后面几家书店都没买到，这本书就很难再看见了。当时书太紧俏，就有了预订服务，王府井书店一进门有个柜台，柜台上有两份报纸，一份叫《社科新书目》，一份叫《上海新书目》，都是征订单，你在书店的卡片上填上想买的书名，交给书店，等书来了就邮寄卡片到你家，你拿着卡片就能买到书了。”
对止庵来说，那时的书店没什么风格的不同，如果给读者的印象有差别，纯是因为售书员的态度：“我喜欢书干干净净的，但那时书印刷装订技术不好，很多书有些小毛病，又是柜台售书，只能让售书员一本一本拿，我拿到手总是让人家再给换一本，基本上换到第三本人家就不乐意了。我现在还记得王府井书店有两位售书员，一个姓丛一个姓蔡，那时估计刚刚开始有内部奖惩制度吧，我每次买书都在意见本上表扬她们两句，她们不仅同意我换，甚至让我到后面随便挑。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大的特权了。”
他也去内部书店，当时比较有名的是西绒线胡同中的一个，开个介绍信，盖个公章，就能进，但只能在外屋转悠，里屋得更高级别的人才能进去。止庵看上一套《古拉格群岛》，但这套书只有局级以上干部才能买。觊觎两年仍不得法，在单位一直低调的止庵头一次找到领导，请他为自己买这套书。在群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买了之后，领导却想起了什么，问：“这是什么书？”止庵答：“是地理书，只不过里头有地图出错了。”领导说，你用时注意点，才把书给他。“晚上开始读，正是北京的冬天，屋里生着火炉，我却有一种冷水浇背的感觉，看完之后就生了一场病。”
认真买书的人
“我上大学时，家里每月给我40块钱，大概有10块钱用来买书，除了成套的，其他足矣。我买书挑得厉害，要么不买，认定要买了，就从不考虑价钱，大不了从书店里出来之后，少吃一碗馄饨或者不坐公交就是了。只有一次，挑好了一堆书，算到最后差了一分钱，我从王府井书店走到东安市场，低着头满地找，希望能捡到一分钱，没找着，只好少买一本。”也有同伴向他传授“经验”：从王府井书店偷书，拿一两本有人管，拿多了就没人管。“我亲眼看见一位朋友，抱着一大摞书，都顶到下巴颏了，气定神闲地出门去了。但我不敢偷，从小就胆小怕事，特别怕丢面子。”
最怕买成套的书，“买了这一本，就得等着下一本，有的要等好多年。”他打开书柜，拿出一套《契诃夫文集》，共16本，第一本1980年6月出版，首印三万册；最后一本1999年7月出版，印数两千。“一直守着它，后来印得越来越少，好多书店都不进货了，只能各个书店搜。中间有几本是我出差去上海时，在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买的；最后两本是有天偶然在西三环一家外文书店买到的，守了19年，总算买齐了。后来出版社跟我说，凑齐这套书很不容易。”
1984年他还买过一套《果戈理选集》，只有一、二两卷，书尾预告即将出卷三，即《死魂灵》，但直到现在也没有等到，不过同一家出版社后来出了《死魂灵》的单行本。“我专门问过出版社，原来他们出《死魂灵》时，已经忘了之前还出过《果戈理选集》。我确是一个认真买书的人。”这样的人不多。几十年积攒起数万藏书，止庵说，他知道出了而未买到的书，不过十本左右。
无差异，不成熟
在北京生活的止庵，经历了许多书店的消失。“原来的东四书店后来改成邮局了，米市大街的书店改成教育书店了，更多是彻底消失了。”后来，出现了几家专业书店，比如西四有个电影书店，后来还有戏剧书店，但现在都不见了。他去过的最早的民营书店，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都乐书屋，在沙滩附近，而后是三味书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了国林风、风入松和万圣这“三驾马车”，民营书店才算成气候。
止庵并不觉得内地的书店如今做到了多么专业的程度，“国内的书店和书店之间，没太大差异，有什么新书，譬如《百年孤独》，哪儿买不到？但比如日本，光旧书店差别就大了去了。首先是旧书也特别干净，一家店可能就一个服务员，永远看到他拿着把小刷子，小心地清理书；其次是旧书店都很专业，有专卖电影海报的，有专卖作家签名本的，还有专卖展览会画册的。这才是成熟的书业。对读者来说，书种的差异是最重要的。”
“现在书店最大的问题是书更新得太快，由于现行的赊销制度，货款要等到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开始结算，一两年内卖不出去的书都退回出版社去了，导致书店里的书都太新，哪怕六七年前的书都很难找到，这样差异也就无从谈起了。一本书的寿命太短，对有些常销书来说也实在可惜。另外书讯的太不够了，媒体上宣传的都是畅销书，许多有价值的书出版，读者很难知道，也就失去了购买的机会。”
如今止庵多在万圣书园买书，偶尔去三联书店和涵芬楼。“跟以前相比，现在买书的兴趣没有变化，但明显不一样了，原来不去买就没了，现在不那么急迫了。另外出版社也常常寄书给我，不过往往被邮局摔坏，我真喜欢的，还得重买。”
但他从来没有在网上买过书。也没有在电子设备上认真地看过一页电子书，“看纸质书成了习惯，我都这个岁数了，也没必要改了吧？我相信书店终将消失，毕竟网购方便，省时省事，但我还是觉得上书店是件好玩的事，网购即使快捷、方便、 便宜，我不稀罕，这个工夫我还是有的，真要买的书，折扣多少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我在乎书的品相。我一定要先看一下，这是不是我真正要买的那本，版式设计、印刷装订是否够好，字太大的不要，文图混排的不要，用专色、加底纹的不要这些，都决定了我不会放弃去书店。书和人，是一种朋友关系，肯定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你的朋友的。”
止庵说“书”：
常说“书是精神食粮”，但我觉得书和食粮不同。粮食是无论你吃杂粮窝头还是白面馒头都管饱，但不好的书，读了还不如不读。人的阅读应该是有序的，随着年龄读书，有的书，读早了，不懂；读晚了，过了特定的时间，就没用了。
小时候先看看童话书，再看点科幻书，上学之后可以看些励志书，譬如高中生，可以看看《鲁滨逊漂流记》；刚上大学的，可以看看《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学期间看些和人生有点关系的书，譬如爱情小说。过了25岁，什么书都可以看，但有些书譬如青春读物励志文学，不必看了，看些和社会、历史有关的书更合宜，再往后，就读点哲学书。
以美国作家为例，一个人读书的顺序，该是先马克・吐温，再海明威，而后菲茨杰拉德，再往后可以看索尔贝娄和福克纳。具体什么时间读，要靠一个人的阅历决定。
同类的书中，选择最好的。前几年《狼图腾》出版，好多人向我推荐，我翻过两页，而后反问：有看《狼图腾》的时间，为什么不看看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呢？这是一种眼光，你要知道什么是好书。
Btr：书不会灭亡，书店会
保罗・奥斯特，书评人，《孤独及其所创造的》译者
1986年，Btr12岁，学会了骑车，在梧桐浓密的路上到处逛，常遛弯到淮海中路社科院弄堂对面的长春食品商店，买肉月饼和鸭胗肝，也去对面的旧书店里，买《飞碟探索》，“想像外星人要是光临上海，在复兴公园降落的可能性。”还不知道暴发户般的国际一线品牌将慢慢侵蚀这里，还不知道旧书店很快就再也无法承担淮海路的高额租金。
现在他仍旧每周逛三四次书店，“因为书店就在地铁车站”。成为一个译者、书评人。一条不算刻意却自有脉络的路。
FAMOUS：记忆里读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Btr：茨威格《象棋的故事》，在淮海中路的新华书店买的，之所以买它是因为我喜欢象棋，但后来发现这不是本有关象棋的书，而是一本小说
FAMOUS：是否会网上买书？如是，和书店购书相比两者的比例如何？
Btr：会。70%网购，主要是省力。折扣固然好，但也无所谓。
FAMOUS：是否有电子阅读的经验？如果将电子书也归入“书”中，你觉得这是个可喜还是可悲的发明？
Btr：有！电子书是先进高级的发明！很多本来要消失的书，将因此流传下去。注解、查询也更迅捷。
FAMOUS：你在微博中提到，“为了这盏灯，更上一层楼后的书店要办出特色，要苟活，要把死刑的命运活成死缓。”你为什么认为书店的命运终究是死刑？
网购省力又省钱，为什么非要去书店买书呢？我觉得书不会灭亡，书店会。
FAMOUS：请推荐2―3家让你觉得舒服的书店，其最让你喜欢的“点”是什么？
Btr：1. 复旦旧书店，藏在复旦菜场楼上，有阁楼，书密密麻麻，简直就是梦想中旧书店的样子。时常能淘到便宜书；
2. 山西路外文书店旧书门市部，能淘到便宜的原版二手书；
3. 渡口书店，安静、选书有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