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1: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梁实秋作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存真，翻译态度，翻译选材，翻译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2
一、引言
梁实秋先生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大家，也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梁实秋一生译绩辉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翻译成就是他用38年时间独立完成的40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堪称中华译坛的一座丰碑。此外，他还译有《织工马南传》、《咆哮山庄》、《百兽图》、《沉思录》等多部西方文学名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大陆译界的众多出版物中，梁实秋经常是被一笔带过，比起对“文学家梁实秋”的研究，对“翻译家梁实秋”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因此，本文以梁实秋的翻译为研究对象，试图对此方面的研究做一点有益的补充。
二、梁实秋的翻译原则一以“存真”为第一要义、
众所周知，上世纪20、30年代，梁实秋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争论的焦点之一便是翻译问题。梁实秋撰文多篇来阐述他的翻译主张，如《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通讯一则一翻译要怎样才会好？》、《论翻译的一封信》、《欧化文》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嘲讽地将鲁迅翻译的文章说成是“硬译”和“死译”。由于鲁迅先生“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广为人知，与之进行翻译论战的梁实秋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认为是提倡“宁顺而不信”的典型。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梁实秋批评的是让读者看不懂的“硬译”，他提倡译文要通顺可读，但也坚决反对为了译文的顺畅而牺牲对原作的忠实性。在漫漫五十余载的翻译生涯中，梁实秋始终将“信”字置于首位。在《论翻译的一封信》中，他明确指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如能不但对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对‘语气’忠实，这自然是好的翻译；虽然能让读者懂，而误译原文，这种翻译是要不得的；既误译原文，而且还要读者‘硬着头皮’去读，这是太霸道了。”很明显，在梁实秋看来，译文的顺畅必须要建立在对原文“信”的基础上。在晚年接受丘彦明女士采访时，梁实秋也一再强调：“我翻译中首要注意之事是忠于原文，虽不能逐字翻译，至少尽可能逐句翻译，决不删略原文。”可以说，梁实秋一生的翻译活动都以“存真”为第一要义，“存真”的翻译原则深刻影响了梁实秋的翻译态度、翻译选材以及翻译实践，下文将分点予以阐述。
三、“存真”原则指导下梁实秋的翻译活动
1、翻译态度一认真负责，强调翻译与研究相结合
首先，梁实秋注重对原作版本的选择。既然梁实秋强调忠实原作，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精神风貌，这就必然要涉及到原作的版本问题。以《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为例，由于莎士比亚作品不止一个版本，有古本，也有现代本，因此译者需要决定以哪个版本作为原文材料。在版本的选择上，梁实秋本着“存真”的原则，通过对莎士比亚早期版本的反复研究，参考现代诸版本，最终选定了未经任何删节的牛津版本，也就是没有删除剧中为了迎合观众而大量存在的污言秽语的版本，力求为读者再现一个全面、真实的莎士比亚作品集。
其次，梁实秋强调细致的文本研究工作。梁实秋在《翻译之难》一文中谈及：“从事翻译的人若不自己先彻底明白他所翻译的东西就冒昧的翻译起来，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遇到引经据典的地方，应该不惮烦的去查考，查出来应加注释，使读者也能明白。”为了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梁实秋做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他广泛收集了、孙大雨、朱生豪等人的译本以及国内外一切可以得到的珍贵资料，参考了18世纪以来各位名家的注释，兼收并蓄，以便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原文文字背后的意义。浏览各家之说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特别是遇到解释不一致的地方，译者更要仔细进行辨别与考证，可是梁实秋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优秀的译德始终如一地坚持查考工作。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期间，他同时撰写了多篇研究莎士比亚的论文，比如《莎士比亚与时代错误》、《莎翁夫人》、《莎士比亚的墓志》等等，这些研究工作成为他翻泽莎士比亚作品的重要前提。一个称职的译者在动笔翻译之前，需要尽可能了解与所译作品有关的信息，这样才能充分把握原作、忠实原作，避免自己的主观臆测。对查考研究工作的重视充分体现了梁实秋对“存真”原则的推崇。
2、翻译选材一第一手的原文，反对转译
梁实秋以“存真”为翻译的第一要义，特别强调译者要从“原汁原味”的作品直接翻译，反对转译。在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翻译论战中，梁实秋在批评鲁迅的“硬译”的同时，也明确指出鲁迅的“误译”主要归咎于他的“转译”。转译比直接翻译简单，因为原文中许多令译者踌躇的地方通过原译者的翻译方便了许多。但是我们都知道，从一种文字翻译到另一种文字，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原文传达信息的损失，如果说经过翻译所得到的译文已经有所变形了的话，那么用这种已经变形了的译文作原文，将它再次翻译为另一种文字，造成的信息损失就更大了，转译的方法和忠实原著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梁实秋反对转泽，表明了他对于“存真”原则的坚守。
3、翻译实践
3，1 以“句”为单位进行直译
将“信”置于首位的翻译家大多属于“直译型”的翻译家，梁实秋也是如此，在句法结构以及内容上，梁实秋的译文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的风貌。
首先，在句法结构上，梁实秋以“句”为单位进行翻译，基本遵循原文的语序，体现了“亦步亦趋”的风格。请看《麦克白》一剧第一幕第二景中的一段台词。
原文
SERGEANT……The merciless Macdonwald-――
Worthy to be a rebel，for to that
The multiplying villainies of nature
Do swarm upon him--fromthewe emisles
of kems and gallowglasses is supplied……
梁实秋译文：
军……那凶恶的麦唐纳一真不愧为一员叛将，为了做成他的反叛各种邪恶的品质都丛集于他一身一西方的群岛还以轻兵铁骑来协助他……
在这段台词中，莎士比亚运用了结构较为复杂的长句，中间三个分句是插入语。在翻译的时候，梁实秋没有对原文进行调整，而是完全按照原文的句式进行翻译，甚至连标点符号也和原文保持一致。
其次，在语言内容上，梁实秋以“意译”为主。下面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第二幕第三景中的一段台词进行说明。
原文：
FRIAR LAURENCE Be plain，good son，and homely in thy drift；
Riddling confession finds but riddling shTift
梁实秋译文：
劳讲清楚些，好孩子，不要那么累赘，
谜一般的忏悔只能得到谜一般的赦罪。
从“谜一般的忏悔只能得到谜一般的赦罪”这句译文明显可以看出，梁实秋在内容上完全按照原文进行直译，虽然中国读者读起来有些费解，但这样却是对原文最大限度的忠实，以“信”为基础的“直译”也成了梁实秋译本的一个鲜明特点。
3，2 异化策略为主
梁实秋在翻译时恪守“存真”原则，这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上，还体现在文化内容层面上的“传真”。因此，梁实秋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力求真实地传达原文的异国情调，让读者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比如在人名的翻译问题上，和梁实秋同时代的翻译家们倾向于译笔的归化与地道，例如著名翻译家傅东华在20世纪30年代末翻译美国小说《飘》时，把众多的外国人名中国化，如“Scarlett Hara”译成“郝思嘉”、“Rhett Butler”译成“白瑞德”、“Ashley Wilkes”译成“卫希礼”等等。这种采用归化法的人名翻译虽然有利于中国读者的接受，但是可能让当时的读者误认为英美人的姓名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阻碍了异域文化的输入。梁实秋本人非常反对将外国人名中国化，他大多采用音译法翻译作品中的人名，例如将“Julius Caesar”译成“朱利阿斯西撒”，而不是采用流行的译法，诸如“凯撒大帝”或“凯撒大将”。音译法保存了“洋气”，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风貌，能让中国读者直接感受到中外姓名文化的差异，是梁实秋“存真”翻译理念的又一体现。
3，3 展现原作全貌，不随意删略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许多为了迎合当时的观众而存在的污言秽语，梁实秋在翻译这些猥亵语时没有任何删节，没有顾及任何忌讳。相反地，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时将这些之词全部删去，以迎合当时中国的伦理规范。梁实秋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翻译之“信”的背离，他认为莎剧中的这些粗俗话语反映了人物粗陋浅薄的性格特征，而且对于激活剧情、增加舞台效果等都有其特定的作用，是原作内容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主张对这些粗俗话语予以保留，以存其真。在“存真”原则的指导下，梁实秋的译文对原文高雅处还其高雅，粗俗处还其粗俗，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精神风貌。
四、“存真”原则对梁译本的影响
梁实秋的翻译以“信”为根本，其译作的最大特点便是忠实原文。“存真”原则对梁实秋译作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梁实秋译本的忠实性使之成为“学院派”译本的典范，有助于读者了解莎剧原文。我们中国读者直接阅读莎士比亚原著并非易事，梁译本对原著高度忠实，加上其中简明扼要的注释，在读者阅读莎剧原文时能起到一种“拐棍”的作用，对照梁实秋的译文，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和欣赏。因此，梁译本的特殊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第二，“存真”的翻译原则使得梁译本保留了较多的异域文化特色，从而促进了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典故比比皆是，典故是一个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本国读者相当熟悉的典故往往不为另一种文化中的读者所知晓，因此这里就以梁实秋对于莎剧中典故的翻译来进行说明。请看《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二景中的一段台词：
原文：
PORTIA If I live to be as old as Sibylla，I will die as chaste as DianaunlessI be obtained bythemanner of myfather’swill
梁实秋译文：
波如果我活到西逼拉那样老，我也愿意贞节如戴安娜而死，除非是按照我父亲遗嘱的方法出嫁。
注：西逼拉（Sibylla），老态龙钟的预言家。
朱生豪译文：
鲍西娅要是没有人愿意按照我父亲的遗命把我娶去，即使我活到一千岁，也只好终身不字。
在这个例子中，“Sibylla”和“Diana”是英语中的两个典故，分别是“老态龙钟的预言家”和“贞洁女神”的意思。朱生豪运用归化手法，翻译成“活到一千岁”和“终身不字”，虽然减轻了读者的阅读障碍，但是也丧失了向读者传递异域文化的机会。而梁实秋采用音译再加注的方法，不仅保留了异域风貌，而且帮助中国读者了解了“Sibylla”和“Diana”两个典故的含义，为本国的文化输入了养分。
当然，不可否认，“存真”原则也给梁译本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过分强调忠实于原文，梁实秋的译文不可避免地有“欧化”过度的倾向，因而某些译文显得生硬拗口，比如说中心词之前“的”字结构用得比较多，造成定语冗长，以及被动语态用得比较频繁等等。另一方面，在最能体现莎士比亚语言精华的双关语的翻译上，梁实秋显得创新不足，他多数情况下采取直译加注的方法，仅在注释中对双关的用法加以说明，很难使读者体会到“话外之音”的妙趣。
五、结论
34岁那年，梁实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打算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项工作的艰苦程度不言而喻。梁实秋当时想，如果光靠自己一个人翻译，不知哪年才能完成这项工程。思来想去，梁实秋打算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
很快，梁实秋物色了另外4个人和他一起进行翻译工作。那4个人分别是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和叶公超。梁实秋打算，他们5个人，最少6年，最多用不了10年，便能翻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那4个人都没有干多长时间，便先后退出了翻译小组，只尴尬地剩下梁实秋一个人。
思来想去，梁实秋觉得既然自己已经作了决定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自己不能当“逃兵”。思来想去梁实秋便决定一个人把责任全承担下来。
就这样，梁实秋开始废寝忘食地工作起来。在抗战爆发前，他顺利地完成了8部莎翁剧作的翻译工作。“”后，为了躲避日寇的通缉，梁实秋不得不逃离北京，在极其坚苦的环境下，继续进行对莎翁剧作的翻译。
抗战胜利后，梁实秋回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课余时间，他依然坚持莎翁剧作的翻译工作。终于，到了1967年，由梁实秋独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37部作品的中文译本全部出齐，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对于取得的成绩，梁实秋看得很淡然。他回忆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长年累月，其间也得不到鼓励……说实话，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而已。”梁实秋的一番话，曾让许多人听后感到心酸。
梁实秋的成功，得益于他对这一工作的执着精神，得益于他一心一意地投入，更得益于他那肯吃苦钻研的“钉子精神”。其实，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投入。要想成就大事，更要锲而不舍地投入。
专注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豪情，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投入，是“十年磨一剑”的等待。所以，荀子在《劝学》中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纵观古今成大事者，大抵都具有这种执着精神。而学者梁实秋，正是有了这种锲而不舍的劲头，一心一意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就。
1986年生，曾多次获全国女子少年围棋冠军。2000年入选国家女子少年围棋队。2002年入选国家女子围棋队。2003年任《弈坛春秋》主持人，至2005年。2006年进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习。2009年回京，在加拿大一旅游地产公司任营销总监。2011年自主创业。现任“神州智联”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副总裁。
“小学语文老师都知道他，说我脑门长得蛮像他”
上小学的时候，王雨荍就常听人说：“她脑门和下巴跟梁实秋长得还蛮像的。”但一直很“晚熟”的她只知道梁实秋是她从未见过的老姥爷，她对他的全部印象便是位有名的大作家，语文老师们都知道他，仅此而已。
王雨荍更多的是沉浸在自己的骄傲里，经常有人夸她，“这个小孩儿下围棋很厉害，七八岁就拿全国冠军了”。奶奶（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跟别人介绍她的时候也总是特别自豪:“我孙女儿可聪明了，是围棋冠军。”
王雨荍小的时候，奶奶和父母也从来不会刻意让她去读梁实秋的作品。王雨荍笑着说道，“让一个小学生读梁实秋，太难为人了”。那时候，她更喜欢读儿童版的西方文学，像《简爱》、《秘密花园》。有时候奶奶会给她转述一些梁实秋的作品，都是些短小精悍而有趣的小故事。直到十七八岁，王雨荍才开始读了《雅舍小品》、《雅舍杂文》。
从奶奶口中，王雨荍得知梁实秋“非常慈爱”，有时候奶奶会对她说，“如果他还活着，肯定特别喜欢你，他喜欢有才华的小孩儿”。比如才华外露的梁文茜便是梁实秋最疼爱的孩子。梁实秋管教孩子很严格，每天晚上都让孩子们练上两大张毛笔字，有时候还布置小作文，写得不好梁实秋会“勃然大怒”，让孩子们重写。正因如此，梁文茜现在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而且文学功底也特别扎实。
“奶奶很喜欢写诗，主要是打油诗，尤其是逢年过节全家团聚的时候。写完后我们会交流。”如今，王雨荍也经常写诗，有时在堵车途中作首打油诗寻点乐趣，有时也写些现代诗抒怀，“但我爸说现代诗不叫诗，二两白的喝下去谁都能写”。
在雨荍家里，除了写诗，每年春节，还会举行一场“围棋大赛”。从梁实秋的父亲梁熙咸到梁实秋，再到他的三个子女，以及王雨荍的父亲王琦，都是围棋迷，于是雨荍六七岁的时候，也被送去学棋，成就了一家“五代棋迷”的佳话。
“生活小情趣是家传的”
玉华台的汤包、生炒鳝鱼丝、北平烤鸭、醋溜鱼、甜汤核桃酪、瓦块鱼、腊肉、面条……这些美食在梁实秋的笔下不仅更加馋人，而且还多了些文化气息。不管是琐碎的食材还是枯燥的工序，在梁实秋的笔下却都生动了起来。不少人都把梁实秋的书作为枕边书，在忙碌奔波一天后从他的文字中体会些生活趣味，领悟些最朴素的生活哲学。
对于梁文茜和王雨荍而言，亦是如此。享受美食是梁文茜从父亲那儿学到的，哪有特色饭馆、哪儿有饭馆新开张，梁文茜都带着孙女一一品尝，“否则就觉得特遗憾”。不管去哪儿参加比赛或者去哪儿吃饭，梁文茜都会叮嘱雨荍“别拘束，好好吃”。
和很多爱美的女孩儿一样，王雨荍冬天不喜欢穿太厚，当妈妈唠叨说会冻病时，奶奶却总在一边说“没事儿，我年轻时就这样”。王雨荍冬天不爱穿裤子，妈妈担心她得风湿，奶奶会说：“我年轻时候里面穿旗袍，围上大围巾、穿上大衣，但下面只能穿丝袜，穿厚了就不好看了。”
“奶奶是北大的高材生，也是校花，还是学校京戏队的，戏唱得好，舞也跳得棒。北大思想比较开放，奶奶能跳上一夜的交谊舞。”王雨荍美美地说道，“我姨奶奶（梁文蔷）遗传妈妈比较多，很严谨，是营养学博士，我奶奶遗传父亲更多，像梁实秋一样很浪漫，喜欢讲故事。和梁实秋在一起不会闷，我奶奶也特能说，很风趣。她当了律师，也是中国第一代女法官。这和她的性格有很大关联”。
在雨荍眼中，父亲也很浪漫。“我爸妈谈恋爱的时候，我爸想骑车去潭柘寺玩，就拿出地图，说你单位到B点5厘米，其实是两公里，B点到潭柘寺也就5厘米。结果骑了两小时都没到。其实我爸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和我妈在一起而骗我妈呢，地图上市区的比例是1:1，郊区是1:5。”
这种生活小情趣和达观的生活态度也一直遗传了下来。在和王雨荍的谈笑中，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份开朗、风趣和对生活的热爱。
“要做高格调、有价值的事情”
小西服、粉色职业短裙，让26岁的王雨荍看起来更成熟、优雅，但说起话来或笑起来依然不失小姑娘的俏皮与可爱。
相比大多数孩子，王雨荍的成长环境更加自由。上小学的时候几乎一半时间都在下棋，但王雨荍的学习成绩却一直都很好。
爸妈常鼓励她：“你的基因注定你不是笨小孩，事实证明你也不是笨小孩。你可以做得更好！”
在围棋队的日子里，王雨荍捧回了不少奖杯。但刚进少年围棋队时，也会面对“你是梁实秋的曾外孙女，这东西不能光靠说的”之类的质疑。
在围棋的博弈中，王雨荍体悟到了人生如下棋，每一步都无法改变，而且要争取让每一步都能发挥好的效用。不管是在加拿大旅游地产公司的打工经历，还是共同创业后的神州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王雨荍都有自己的成长和收获。
“我们校训里有句话：经济匡时。经济左右着国家和社会的运转。我一定会在商业领域做出努力，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谈起创业，王雨荍展现出职场成熟的一面。“在感情、生活上，我们可以感性，不计后果，但对工作一定要严谨。我要对投资人负责，对合伙人负责，更重要是对同事负责。”
我们的采访就在王雨荍现在的公司，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是在写字楼的高层，而且视线非常得好。为了让员工有好的环境，宽阔的视野，公司租下了现在的办公室，虽然租金很贵。
——马未都（知名收藏家、作家。摘自马未都博客）
老把学生当成“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主人翁。我们如此对待学生，又凭什么抱怨如今的年轻人不成熟，又凭什么指责那些青年“啃老族”呢？
——梁文道（凤凰卫视主持人。摘自《杂文月刊》2012年12月下）
目前中国学生面临的最严重的侵权行为还是应试教育，应给孩子“作业减半”，以保证儿童相关权益。
——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于凤美荐）
做父母最失败的，是既看不起自己孩子，又希望孩子成龙成凤；做老师最失败的，是既不允许学生插嘴，又希望学生有创新精神；做孩子最失败的，是既厌恶父母设计的人生，又怕走错路辜负了父母的期望；做学生最失败的，是既不认同老师某些观点，又怕得不到毫无意义的分数。
——佚 名（摘自网络）
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抑或是大学毕业都解决不了教育的所有问题，所以小学生带着缺点毕业是理所当然的。让学生毕业之前能怀揣梦想，爱上学习，养成一些好习惯，培养一些好品质，学会自己教育自己，小学教育就算完成任务了。
——班建全（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沙河第二小学）
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说：“现在的孩子学业负担都比较重，在质量不高的作品上耗时间就太不值得了。”为此她提出，要进行“贵族化”阅读。她解释，这个“贵族化”不是说书的价格贵、装帧精美，而主要是指思想内涵上的。
在殷健灵的心目中，判断儿童文学作品是否“贵族化”有四个标准：一是很浅又很深，就是语言浅显但讲述的道理很深刻；二是快乐不浅薄，就是能体现道义，读过之后不是让孩子发出浅薄的笑声，而是撼动他们的心灵；三是伤感却温暖，就是给人淡淡的忧伤，却又能给孩子以希望；四是真实而不残忍，就是把真实的世界和人生表现给孩子看，但又没有血淋淋的镜头。
——王 建荐自2012年9月17日《苏州日报》
现在的孩子已经不会拥有真正的快乐，他们的天真，他们的纯洁，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家长剥夺了，这些东西他们以后都不会再拥有了。
家长总是打着爱孩子的名义去伤害孩子。他们不了解孩子，更不会顾及孩子的感受，只把孩子当成一个可以操控的玩偶，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操控孩子的人生，即使孩子做不好，也会强迫孩子去做，即使知道自己做错了，也不会改正。
——于夕涵（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第二实验小学六年四班 学生）
近上高一语文课，讲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1）》第三单元第9课《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发现一处错误。文章开头写道：“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清华学校请他作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其中的“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明显是错误用语：“大约”和“左右”都是表约数的，既然都表约数，要么用前者，要么用后者，用其中一个即可，不必两个连用。两个连用，就是叠床架屋，就是病句。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大作家梁实秋的作品，难道他会写错么？我倒不这么认为，梁实秋也是人，也可能出错，这是一种常识。梁实秋先生的确用错了，干吗还要保留在教材中呢？教材上的文章是中学生习得语言的规范使用之源头，应当都是范文，用错即须改正，不能以错教错。
大约三十年前，我在张家口一家澡堂洗澡，翻翻留言簿，发现有叶圣老给一个姓王的老搓背工题的几句话，说老王服务得很周到，并说：“与之交谈，亦甚通达。”“通达”用在一个老搓背工的身上，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比一般的表扬信有意思得多。从这句话里亦可想见叶老之为人。因此至今不忘。
“通达”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澈，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
但“通达”往往和冷漠相混。鲁迅是反对这种通达的。《祝福》里鲁迅的本家叔叔堂上对联的下联写的便是“世理通达心气和平”，鲁迅是对这位讲理学的老爷存讽刺之意的。
通达又常和恬淡、悠闲联在一起。
这几年不知道怎么提倡起悠闲小品来，出版社争着出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书，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周作人早年的文章并不是那样悠闲的，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思想是相当激进的。直到《四十自寿》“请到寒斋吃苦茶”的时候，鲁迅还说他是有感慨的。后来才真的闲得无聊了。我以为林语堂、梁实秋的文章和周作人早期的散文是不能相比的。
提倡悠闲文学有一定的背景，大概是因为大家生活得太紧张，需要休息，前些年的文章政治性又太强，过于严肃，需要轻松轻松。但我以为一窝蜂似地出悠闲小品，不是什么好事。
可是偏偏有人(而且不少人)把我的作品算在悠闲文学一类里，而且算是悠闲文学的一个代表人物。
我是写过一些谈风俗、记食物、写草木虫鱼的文章，说是“悠闲”，并不冤枉。但我也写过一些并不悠闲的作品。我写的《陈小手》，是很沉痛的。《城隍、土地、灶王爷》，也不是全无感慨。只是表面看来，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激昂慷慨罢了。
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我不喜欢那种口不臧否人物，绝不议论朝政，无爱无憎，无是无非，胆小怕事，除了猪肉白菜的价钱什么也不关心的离退休干部。这种人有的是。
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篦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
“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谊。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须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入夜则鼠子瞰灯，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棹脚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的，以为这话最足以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相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聚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但是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不否在“雅舍”！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此种经验，已数见不鲜。
轻轻告诉你：
“雅舍”名不符实，外观简陋，称不上“雅”；与邻人互通声息，称不上“雅”；与鼠、蚊共处一室，称不上“雅”；屋顶湿印，更无从谈“雅”。唯一能让人起点“雅兴”的恐怕只有那一轮明月。
读着本文，会不会让人觉得梁实秋先生用词太不确切了？刘禹锡的“陋室”有“无丝竹之乱耳”的优雅、清净的环境，刘禹锡谦虚地称之为“陋室”，这“雅舍”可是连“陋室”都不如啊！
细细品味“雅舍”，如同品茶，入口味道是苦的，回味却有丝丝的甘甜涌入心田。“雅舍”之所以有此雅号，那是源自梁实秋先生的那份淡雅的心境，正所谓“文品如人品”。本作品可谓一剂心灵鸡汤，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涵养我们的人生。 （杜娟）
见到陈鱼，发现她与画册上大有不同。纯净、清新，画如其人。在她的引领下，我参观了画室、陈列间和书房。看上去很内向的她，骨子里装满了唯美诗篇，浪漫的女人各有不同，在陈鱼的世界观里，浪漫中充斥着永不放弃精神。就好似以前是诗人，而现在回归画者。她明白自己是爱画的，内心中燃烧着一团烈火，需要找个空间迸发，绘画创作正好提供了一个平台任凭其发挥激情与才智。
左手写诗右手作画
作为一个画家，陈鱼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1986年毕业之后起初并没有从事绘画创作，当时的她找不到任何好的素材来创作。只好靠写作来维持生计。那时的环境虽然清苦，她却坚持写了下来。但就是这一写却给陈鱼带来了第一个成就，1991年荣获台湾第四届梁实秋文学奖和第七届中央日报文学奖。这突如其来的文学成就使她明白自身的力量。怀揣着自信，加上对绘画自始至终的热爱，随即便从诗歌意境中来了个华丽的转身，回归初途。她决定要通过绘画来复活自己的另一个梦境。“复活”自然而然的也成为了她绘画中的主旨。
为了找寻灵感，她一遍遍比对着颜料。对于合成材料的油画作品来说，最为重要的要算温度和湿度了。成名作“花”系列是在夏天创作的。在30多度且密不透风的画室里，陈鱼经常把自己闷在里面。为了防止流汗，她还带上了发套。每一次的创作就好似经历一场洗礼。那是一种让人说不出的烦躁滋味。如果没有一颗恒心，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通过不懈的钻研，通过一系列非常规的手法，通过一扇扇大面积的颜料的种植，终于成功地将生存幻象铺陈在架上。她将迷幻、热烈和感伤结合得如此具体。大范围的色彩铺陈从日常艳俗场景中超拔而出。“花”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严酷的环境中最终绽放。
池中之“鱼”终归大海
2005年是陈鱼绘画事业的分界点，这一年陈鱼推出的“花”系列作品使她大放异彩。展览上人们发现，她的作品从早先的晦暗、滞重，开始变得放松和明朗。太平洋国际拍卖会上很多买家都被陈鱼的新作所感动。有些经纪人发现了画中潜在的价值豪掷高价将作品揽入怀中。
陈鱼的成功是源自其作品浓彩重墨，直接诉诸感官，深入内心，完全可以省略命名和诠释。凝神静对时，最初是感染，神游万里思接千仞；其次是感动，天分七彩地无黑白，生命何其恍惚；再次是感悟，陶然忘机欲辩忘言。对她的画，那种用情之外略带欢愉。每每都会让拥有者在身心疲惫之后来消解压力。所以，俨然成为了都市人消解烦恼与惆怅的良药。买她画的人越来越多，自然离成功也越近。
2007年陈鱼的个展在法国大获成功，名躁画坛。从9月的法国巴黎国会大厦内的《巴黎画廊个展》到12月图卢兹卡蒂亚画廊的《陈鱼个人作品展》。一系列的成功使得犹如鱼跃龙门一样的陈鱼在国际的地位越发的举足轻重。随着名气的提升，她的作品价值也随之提高。在国际上很多的极富设计概念的知名酒店都争相的引入她的作品，缘由是她的作品可以很好的提升酒店的品味与时尚感。由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隈研吾设计建造的瑜舍酒店就曾选购《花非花》系列中的作品，用在其对外宣传上。国际上很多上层阶级，都会引用陈鱼的作品，来渲染装饰自己的居室环境。过去和现在唯独没变的就剩下了内心里始终如一的平静。
用色彩传递感情
有时候欣赏陈鱼的画，你不仅对其在新材料及其表现力的独到探索敬仰。也为其能游刃有余“游戏”色彩的能力感叹。新材料作为一种新语言，为她打开了一片新领域。在新疆域里置景开源的，给了受众极大的愉悦。
如果说《花系列》流露出更多女性色彩，那它是本能与潜意识的交替，是随着人的成长、成熟从原来的紧张状态还原到自然状态下必然表现。画中浓烈的美幻色彩让人从中感受到区别于传统的美妙，在心情上产生愉悦之意。在绘画专业技术中所形成的开放式和围合式结构，既是对中国传统样式的致敬，也是对西方经验的大胆改写。
而在《山水系列》作品里，她所表达的是中国绘画传统中传承的空灵境界，是一种留存在画布上的人与世界的积极和解，它有安抚人心、传递安宁的作用。陈鱼是个对事物与思想解读很透彻的人，在外人开来，她身上包裹着太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她用讷言诗咏，用胆怯外交，用逸世的清冽来做你最好心的友邻。
品尝生活的“鱼”味
她常把自己比作高原上冰泉里缓缓游动的鱼，在获得了能够在非自然环境下生存能力的生物，这是她的本能，也是这个世界赐予她的礼物。诗中有画，画中带诗。人不能老在诗画中遨游。作为画家，陈鱼是感性的，但作为女人，陈鱼却在感性的思维中夹杂着些许理性。人总是要在现实中谋求生存，多大范儿的艺术家也不例外。
摘要: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多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做到了史论结合。它以中国当代莎学研究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特定的新见解。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尤其是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莎士比亚批评的中国特色。
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西方莎学研究至今已有400年的历史，历经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直到后现代时期，其间的理论思潮此起彼伏。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流派都把莎士比亚当成作其理论的试金石，形成了蔚为壮观、纷扰繁复的景象。而其中现代主义的丰富解读使得莎学研究的意蕴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和延伸，所出现的专著和文章，可谓浩如烟海，令人望洋兴叹。近读李伟民教授的《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深切感受到作者对莎学研究执著的探索精神。著者文化视野宏阔，文献资料丰实，理论阐述清新，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见的厚重佳作。通观全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之。一、资料翔实，研究深入细致笔者也是莎学研究爱好者，经常拜读李伟民的文章，觉得李伟民先生不仅研究认真，而且还花大力开展莎学情报资料工作。本书的撰写也不例外，体现了他一贯的认真扎实的学术风范。在此之前，他全面搜集、分析了近年来年外国文学刊物、高等学院学报、社科院系统刊物、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物、戏剧与文化类刊物上发表的莎学文章，论述了中国莎学新时期发展的轨迹，为今后的中国莎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他先后撰写了《1993-1994年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及戏剧研究综述(1995-1996)》《、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著作与论文的引文分析和评价》、《1993-1994年高等学校学报(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引文分析与评价》《、艰难的进展与希望———近年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述评》《、二十世纪末中国莎学研究综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统计与分析》《、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等，以及朱生豪、梁实秋、张泗洋、李赋宁、杨周翰、卞之琳的莎学研究思想等系列论文。“这些系列论文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对中国莎学研究文献情报成果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计量研究;对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层结构进行了文献计量学角度的对比评价，通过对中国莎学文献引文有关数据的分析与比较，论述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趋势，客观地揭示了中国莎学学术研究的学科动向、进展以及现阶段的学术水平”。[1]27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这本著作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书后，仅主要参考数目就列了20多页，足见作者的资料搜集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当然，这不是一般莎士比亚批评的资料汇编，而是这些年来作者在莎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十年磨一剑”，厚积薄发的一部学术性著作。
二、结构模式新颖独特，富有创见和开拓精神首先，在绪论中，作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为起点，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契丹人”切入，细细梳理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入、接受和影响的历史流变。全书内容分为七章，作者从《哈姆莱特》入手，进而进入悲剧的文本与舞台，以及莎氏历史剧和戏剧的人民性与人性的关系;另外，对莎氏的传奇剧和诗歌批评进行了专门探讨。第五、六两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和莎氏戏剧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的还原与变形也是莎学研究者值得深入的一个领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评方式，特别是现代性的莎学批评更是值得关注的。莎士比亚悲剧研究历来是莎学研究中的重点，四大悲剧又构成了莎氏悲剧中的重点《，哈姆莱特》研究则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没有按部就班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记下莎学研究的“流水帐”，而是从《哈姆雷特》着手，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国形象批评在中国的演进以及对哈姆雷特的形象认识辨析，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我们知道，对待哈姆雷特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众说纷纭，多棱镜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雾里看花，使人琢磨不透。李伟民从哈姆雷特强烈的自杀意识、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以及对女人的看法和行为等几个方面深入细致的论述了哈姆雷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哈姆雷特在中国的形象问题，作者提出了应该全面看待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应该从人民性、人文主义者、并非人文主义者进行研究。事实上，在哈姆雷特身上，很难看到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却存在相当多的非人文主义思想。接下来，在第二章，作者从莎氏四大悲剧出发，探讨了中国语境下文本与舞台的莎学批评演进。重点论述了作为舞台演出的莎氏戏剧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本土戏剧的影响以及对莎翁戏剧的改编接受情况。莎士比亚的贡献除了悲剧之外，历史剧和喜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作者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与人性的独特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了莎士比亚批评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与认识。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把他的作品誉为“世界艺术高峰之一”。历来文学研究家们都把莎士比亚当作试金石，作为检验其理论的依据。因此，对莎学批评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方式。进入20世纪，由于莎士比亚的丰富内涵及深远意义，传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日显局限。历史学派针对浪漫主义对莎剧诗性、阅读性和不可演出性的无限扩大和盲目崇拜，研究莎士比亚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契合，包括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舞台及演员表演，揭开了对莎士比亚“现代”解读的庞大序幕。于是，种种冠以“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派”等以“现代”语词为核心的解读此起彼落，甚至一涌而上，使这一世纪的莎评既呈现出极其壮观的景象，又放射出无比怪异的光芒。其壮观固然体现出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可喜成果，其怪异却也展示了对莎士比亚的无限夸大和歪曲，并产生了对莎学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取多元化的视角对莎学研究在中国的接受背景与选择方式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批评演进为出发点，从哲学上矛盾对立和美学范畴来认识这一对文学观念的深层涵义。
三、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文学批评理念第五章:从历史走向未来。主要论述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50年的发展脉络，也是本书的另一个特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苏俄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人对莎作有了更深的体会。20世纪30年代对苏俄莎学的介绍，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有了较系统的观照。这一时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深受苏联莎评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莎士比亚被中国的政治涂上了各种油彩，在中国政治的影响下不断变脸。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对中国莎学研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中国莎学中，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构成了评论、研究与演出的基础。”[2]272中国的莎学研究大都是从文本出发，但是却鲜有人对他们的翻译经验，翻译研究中的各种批评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学理的探讨。显然，这与翻译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作者对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对此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作者不仅对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翻译作了资料性的梳理，更重要的是从具体译家出发，通过梁实秋和鲁迅对于莎士比亚翻译的论争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中的理论问题。另外，莎剧翻译中的版本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版本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早期的莎作翻译中，相当多的译者忽视了莎作版本的选择。早期的莎剧译者或限于条件或考虑不够，一般不大讲究版本。朱生豪、梁实秋采用的是牛津版，而牛津版在19世纪的莎学版本中，地位实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选择上或因条件限制，或因认识不足，因而对版本问题注意不够;那么在对莎氏时代的语言的性质、语音、拼法和词汇的研究就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一些莎作的翻译受到了批评。顾绶昌认为，粱实秋译的莎剧，在文字上显得干燥乏味，每句似乎都通顺，合起来整段却不像舞台上的对话，并且译文语气很少变化，原文诗意也很少保存，这是译文最大的缺点。朱生豪译文虽做到“明白晓畅”，然而喜欢重组原句，损益原文，不是太罗嗦，就是太简，有些译得比较优美的段落，往往又过于渲染铺张，它的最大缺点是任意漏译，并且译文中还时常夹杂些不必要的诠释。[2]285本书在研究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基础上进而对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的思考，不仅总结了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的成果，也提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如对莎氏翻译家比较系统、全面的翻译思想的探讨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亚翻译批评中有些批评的目的并不在翻译批评本身，而是为了思想和文学论争的需要。这样的批评虽然也涉及到对莎作的翻译批评，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莎作批评，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翻译观点的论战。[2]304-305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生死、战争与和平、人与宗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和谐问题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因此，阅读莎士比亚、研究莎士比亚，目的是从文化、文学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艺术精髓，结合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点进行阐释，为我们今后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批评以及对这种批评的梳理，或许我们会在现代意义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2]505这是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但同时他又是属于世界的。约翰逊曾这样称赞莎士比亚作品的永恒性“: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冲刷其他诗人们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像花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3]125李伟民莎学研究的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在这本专著中，读者可以看到伟民的莎学研究涉及了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有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辞书研究，也有莎学传记研究、莎学批评研究和莎学家的研究，还有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论结合，以中国当代莎学发展史为线索，又对莎学研究的发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总之，研究角度丰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富有创见的莎学学者思想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总的来看，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国语境下对莎学研究的“全景式”解读。正如著者在绪言中所说，中国莎学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规模宏大声音色彩鲜明响亮的长篇巨制交响乐，而蕴涵其中的“莎士比亚批评”则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比较的眼光，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最鲜明之处，形成了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色。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中，李伟民先生对这种特色加以梳理，勾勒其历史的痕迹，研究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的本质和特色，掌握文艺批评规律，提高对莎作的鉴赏水平和批评的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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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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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一位有着深远影响力的翻译理论实践家。鲁迅先生第一部翻译的作品是雨果先生的《哀尘》(1903年),直到病逝前还在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1936年),前前后后翻译了15个国家和地区将近110位作家的144部文学作品,译文的题材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童话、杂文、文艺和美术等多个方面。在鲁迅先生一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翻译的数量占了大部分比例,这也难怪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孙郁诙谐地说:“鲁迅先生首先应该是一位翻译家,然后才可以称为作家,鲁迅先生将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上。”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核心是“硬译”“欧化”和“宁信而不顺”,这也在我国翻译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争议,译文的晦涩难懂也成为了很多人批评的主要对象。伴随着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和结构主义理论的传入,学术界对于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加重视。鲁迅先生的翻译活动是在当时救亡图存,重新构建民族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其翻译的方法和策略,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走向,对于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走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在文化的视角下对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行解读,希望对当下文化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启示。
二、文化视角下对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解读
(一)鲁迅先生翻译思想对于中国文字体系改革的影响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表面转换活动,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促进。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从旧文化向新文化进行转变的一个重要历程,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就集中体现了他在文化转型期中的不断探索和大胆尝试。
在20世纪的中国,时代语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经历了最激荡的变革。以传统文化为主要载体的文言文在的浪潮中逐渐显示出了自身的缺陷。鲁迅先生在对中西文字表达的差异进行分析以后,发出了“中国的文或话,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语法的不精密,就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的感慨。很显然,文言文已经跟不上时展的潮流,这也为白话文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鲁迅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提出了用异质化的语言来促进中国文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主张。针对文言文的弊病,鲁迅先生提出“硬译”就是治疗这一病症的一味良药。“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一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也就是鲁迅先生坚持“硬译”的主要原因,尽最大的限度来保持源语的句式特点和语法特征,这也就是译文对于原文“信”的一个重要体现。
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年)、《几条“顺”的翻译》(1932年)、《关于翻译》、《为翻译辩护》(1933年)和《论重译》(1932年)等几篇文章中都对自己“硬译”的翻译策略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但有关的翻译思想主张却受到了当时的文学家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斥责和抨击,在20世纪20到30年代形成了文坛上相互辩论的激烈场面。梁实秋撰文对鲁迅译文“生涩难懂”,句法“稀奇古怪”,读起来就像是“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特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基于此,梁实秋提出了为读者的接受考虑“即使错些也要落个爽快”的主张;陈西滢把鲁迅的“硬译”批评为“死译”; 赵景深则直接提出了自己“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翻译主张。面对这么多的责难和质疑,鲁迅先生没有做任何的退让和退缩,更郑重其事地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
“信”构成了鲁迅先生“硬译”翻译思想体系的核心,所以“宁信而不顺”也就成为了鲁迅先生关于翻译主张的代名词。我们可以通过鲁迅先生的译文看出他非常推崇对原文的“信”,但并没有将译文的“信”和“顺”对立起来,只将“信”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其次才考虑到“顺”, 宁可不顺,也决不擅自增删,任意发挥。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硬译”策略和“信”的准则是为了将异域的文化特色和语言直接有效地运用到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造之上,让“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所以,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是当时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不顺”也只是中国语言文字进行自身改革的一种重要手段罢了。
我们反观现代汉语的发展就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当时“硬译”观点的正确性。正是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硬译”的主张,大量的“欧化”字眼和句式才被引入到了汉语语法体系之中,并逐渐发展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常见的有“替罪羊”“特洛伊木马”“火中取栗”“鳄鱼的眼泪”“当……时”“在……的领导下”等表达方式;也正是因为鲁迅先生的“硬译”主张,现在汉语的表达方式有着如此众多灵活的句式,扩大了汉语的表达力和范围。大量新的词汇和句式的融入有效促进了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改革,转变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和表达习惯。
(二)鲁迅先生翻译思想对于中国国民文化性格重构的影响
翻译活动历来深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审美情趣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鲁迅先生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是在对中西方语言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和总结以后提出的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翻译主张。早在1903年,鲁迅先生就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在早期鲁迅先生跟随晚清的翻译思潮,走的是林纾的“意译”翻译路线,对翻译实践并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1907年以后,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翻译主张也从“意译”转变为“直译”,在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硬译”“欧化”和“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思想体系,这一主张不仅促进了中国汉语语言文字的改革,同时对于国民文化性格的重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20世纪初期面临着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和民族危机的残酷现实,一大批有着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而在不停地奔走和呐喊。然而,数千年的华夏民族心理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惯性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人民依旧陶醉在传统的语言文化体系之中。为了唤醒民众麻木不仁的神经,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西方文化的翻译活动。一时之间,文学作品翻译活动极度繁荣,有关科技和文学的翻译层出不穷,期望通过学习西方,实现救亡图存。在当时的目的性指导下,翻译的实践活动可谓鱼目混杂,出现了胡译、歪译、乱译等众多不良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在1909年,周氏兄弟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许寿堂给予了这部着作高度评价:“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这部着作也被看成“中国近代译论的重大文献”,标志着鲁迅先生翻译思想的转变。
面对国人的文化自恋情结和妄自尊大的传统习惯,鲁迅先生发表了震聋发聩的观点:“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旗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残守缺,以底于灭亡。”针对外国人名在翻译过程中汉化所表现出来的华夏民族的中心主义这一心态做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指出假如中国文学不能从他国文化中汲取新鲜的血液,总是在自己“梦”“魂”“痕”“影”“泪”这样的文字上孤芳自赏,那么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的改造势必要受到重大的阻碍,也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鲁迅先生同样指出,中国国人在以一种世界文化中心自居的心态接受他国文化的时候,通常都会把自己民族的行文方式当成是唯一正确和自然的,那么异域文化也就毫无疑问地被错误化了。
鲁迅先生心中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自省精神决定了他和以林纾为代表的第一代翻译家的思想背道而驰,冷静地竖起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硬译”主张大旗,这也是改革语言文字和唤醒国民,重新构建现代中国文化的正确抉择,同时也表现了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翻译思想家宽广的文化胸怀、崇高的文化品格和深邃的文化洞察能力。
三、结语
在新世纪的语境下,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创新才可以屹立在世界民族的前列,才可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占据文化的制高点。鲁迅先生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翻译精神,探索劲头,大无畏的学术气魄和宽广的文化胸襟一直鼓舞着那些后来走在翻译道路上的译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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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继文.当代译论研究视角下的鲁迅翻译思想考察[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关键词】网络 阅读 指导 评价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4.03.088
21世纪是网络信息时代，网络是片海洋，无处不在，信息量大，鱼龙混杂。它既是我们查找资料充实知识的好帮手，也是拉你下浑水的诱饵。面对这柄双刃剑，清醒理智的成年人，自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尚未成熟的中学生，也深爱网游，他们大多在干什么呢？
据了解，中学生上网大多是听音乐、聊天和玩游戏，或关注娱乐。只有极少部分人上网是了解资讯，拓展知识。而且普遍的表现出一种浮躁心理，只追求上网消遣的愉悦感，不喜欢心平气和的阅读。
面对这种情况，由于学生上网时间大多是自主时间，如深夜，周末，假期，老师大多不监管，而家长很少过问，呈现一种无主状态。从乐观的角度看，可培养学生的自主判断能力、自主选择能力；但也不排除有部分学生会误入歧途，陷入网络的消极影响之中。高中生沉迷网络情爱小说网络游戏后，轻则导致学习成绩下降，进而荒废学业；重则渐渐脱离群体，养成孤僻性格，甚至走入歧途。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应对学生的网上阅读及早进行指导，使其上网伊始便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让学生的上网变成学习语文的有利契机。
首先，在思想意识上不能打压。网上阅读是一种崭新的阅读方式，快捷便利，丰富多彩，且虚拟的网络世界又为中学生提供了许多有吸引力的视听享受和思想交流场所。学生热衷于网络阅读是不争的事实，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不能用“堵”的方式严禁学生上网。相反，老师应帮助他们去阅读，去发现，去思考，去创造。因为网络阅读利用得好，也和纸质阅读一样可让青少年打开视窗，放眼世界。
其次，在正确选择上给予引导。网络海量的信息面前，鼠标轻轻一点，生动的视频图像信息就展现在眼前；鼠标轻轻一触，在线的虚拟网络游戏就可让人如醉如痴。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遇上险滩急流，而在飓风恶浪里流连，不知凶险。因此，面对浩瀚的网络知识海洋，如何做出正确选择而不为网络垃圾所诱惑，则需要老师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可以推荐健康网站，更需要推荐网络阅读的内容，比如关注时事热点，了解国际国内新闻，社会动态；推荐时政点评文章，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让学生学习规范议论文的章法；还可到老师规定的博客去看健康有益的博文，甚至可以布置在线名著阅读。
再次，在阅读过程中给予关注。也许有人会说，学生上网，都不在我的视力范围之内，我怎么能关注得了呢？如果我们能够用任务驱动，学生上网过程就会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厦门双十中学的许鹄翔老师就常让学生上博客完成语文作业，那儿既有学生点评名著的读后感，也有学生对课文的旁批和总评。试看他的学生对必修课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批语，学生陈晓阳的篇末评：“有些人，有些事，不想忘，不会忘，不能忘，不敢忘，而梁启超之于梁实秋便是不想忘亦不会忘，一个人能够让他人如此记挂，如此怀念，可谓不凡。……什么叫爱？只有当你把他（她）烙在你的心里，刻在你的肺里，使你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都想起他，那才是爱。梁实秋先生把对梁启超先生的爱慕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有这样的老师是梁实秋的骄傲，有这样的学生又未尝不是梁启超先生的骄傲？”学生李思莹的篇末批：“梁任公可以在台上手舞足蹈地袒露内心的情感，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是否也敢在或艳或淡的舞台上演绎自己的人生。”看着这样的文字，谁说上网不是学习不是写作，不是提升不是享受呢？有人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后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交换后每人有两种思想。”让学生到规定的博客上去写自己的感悟，是多种思想的交流碰撞，其过程是参与，其结果是智慧火花的惊现，智慧之树的结果。
关键词：译者；身份；归化；异化；异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随着翻译从文学创作的边缘走向中心，译者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身份也变得更多元化。本文拟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来探讨译者身份的异同。
一、译者的一般身份
1.译者――原作的读者
翻译首先是译者对原文的阅读，译者承担着对原作进行传达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不仅要尽量避免不理解，而且在理解中还应力戒渗入自己过分的主观因素，以免误导译文读者；不仅要读透原文，更要读懂、读透文字背后的蕴意。
2.译者――译文的作者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实际上是充当了作者的角色。本杰明（Benjamin）说过：“所有翻译的问题最终都归结于如何运用目标语的问题”。要想很好地传达原作品的艺术特色，译者必须具有作家的素质。
二、归化中译者的身份
1.译者――文化顺应者
归化（domestication）翻译指“恪守本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本族语表达方式”。如林纾把福尔摩斯发怒译为“拂袖而去”，傅东华译的《飘》中把美国的人名和地名全都中国化了。这时译者就是顺应了译入语文化，归化的译文读起来比较地道和生动。
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就提倡“译入语应融入现代汉语（即‘归化’），译文应该通顺流畅，符合中国人的话语习惯”；钱钟书也强调翻译中的“归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归化就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目标，在不改变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将带有译出语风味的表达方式“意译”为带有译入语情调的表达方式，使译本读者感觉像在读本国作品一样自然。
2.译者――文化蒙蔽者
在归化翻译中译者用目标语言文化因素带源语言文化因素，虽然使得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读者眼中更加地道、自然，却带给他们文化蒙蔽：让他们只知道源文本的内容，而不了解源语文化。这种蒙蔽是以牺牲源语文化为代价的。
三、异化中译者的身份
1.译者――文化传播者
异化（foreignization）指“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来表达方式”。如“时间就是金钱”“武装到牙齿”就是分别从“Time is money”“Armed to the teeth”异化而来的，许多异化而来的词语在汉语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运用，丰富了汉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因此在异化翻译中译者不仅转达了原作的思想，而且传播了源语的文化。
2.译者――文化征服者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异化翻译的译者在扮演文化传播者的同时，也充当了文化征服者，即源语文化对译入语文化的征服。
以中国为例，我们通过异化翻译西方作品来学习西方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提出的“宁信而不顺”是走了异化翻译的极
端：为了传播西方先进的文化，引进西方的表达方式，不惜牺牲译文的通顺流畅和汉语自己的表达方式。有的表达不仅听起来怪异，而且有全盘西化之嫌。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译者是与原作者同等地位的再创作者。抛开文化的因素，译者是原作的读者、译文的作者和原作的思想传播者；而在文化方面，译者在采用归化和异化策略时，其身份则有所不同：在归化翻译中译者是文化顺应者和文化蒙蔽者；在异化翻译中，译者是文化传播者和文化征服者。在实际翻译中译者总是同时充当多种身份。
参考文献：
[1]方梦之.译学词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钱钟书.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A].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3]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9.
[4]张易.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多重身份[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6.
与城市之光的相遇，就好像与一种生活方式的相遇。如同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一样，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水泥森林中流浪，寻找爱情，寻找梦想，生活中却充满了浮躁、不安和紧张，这些情绪如同梦魇与每一个城市人紧紧相随。在一个阴郁的下午，放下。情，喝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这世界的纷扰仿佛也变得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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