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3: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八百影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要]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公映后获得来巨大的成功，实践证明，张艺谋导演是一位积极进取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创作是适应世界潮流的，同时，张艺谋导演懂得在全球范围内赢得观众的奥秘，作为美籍华人电影学者，为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我们为张艺谋叫好。
[关键词] 中国电影 张艺谋 叫好
好莱坞电影一直是象征美国强大文化影响力的突出标志之一，亚洲也一直是美国电影的主要消费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好莱坞自中国大陆的票房收入大约为10多亿美元，其占台湾地区的票房总收入的90％，占泰国票房总收入的78％，即使在日本，也占到票房总收入的65％，所以最近好莱坞的几个大公司都开始制定进军亚洲的计划。
可喜的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大陆制作的电影作品开始进入美国，其中的几部大片还成为美国票房排行榜上夺冠的作品。
2004年8月，张艺谋先生导演的武侠巨片《英雄》在美国公映，立刻轰动美国，高居榜首连续两周，之后又创收伍千四百多万美元，打败了多部同时上映的美国大片，美国影评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惊呼中国武侠影片创造的奇迹，报告中说，由于中国武侠片的上演，在美国掀起了中国功夫热，仅加州就建立了100多个中国武术馆；还有之前由李安导演的在2000年获奥斯卡奖的《卧虎藏龙》，当年的票房收入高达一亿两千八百多万美元，创造了中国影片的票房纪录。2007年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放映，虽然没有《英雄》那样红火，但收益还是不错的。
在这其中，张艺谋的作品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美国好莱坞的评论家为此甚至惊呼：中国电影开始入侵美国了。作为美籍华人电影学者，我们要为中国电影叫好!要为张艺谋先生叫好!
我们为张艺谋叫好的第一个理由是，张艺谋导演的艺术创作是适应世界潮流――即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潮流的。多元文化代表了美国人以同化为特点的自我心态，美国人从整体来讲是希望以美国白人即英格鲁。萨克逊为中心的文化，并以此来同化其他文化，全球化的目的也是如此，因此很多有识学者对于全球化提出批评。但是，像李安和张艺谋这样的导演，以自己的艺术创作使得好莱坞不得不注意到亚洲的电影天才和能力，从而对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提出较为积极的阐述，也正是李安、张艺谋的努力，使得美国人改变了对亚洲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偏见。
为张艺谋叫好的第二个理由是，张艺谋导演是一位积极进取的艺术家，从他的艺术追求和探索来看，他从不满足已经取得成就，而是不断地创新、奋进、探索。张艺谋已经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艺术大师，他是中国电影史上“几个第一”的创造者，是中国电影界在经济上获得最大成功的人士之一，在目前大力发展“商业电影”的时期，我们应该鼓励和推介张艺谋获得成功的技巧和创意。
为张艺谋和李安大声叫好的第三个理由是：他们懂得如何制作能够吸引大范围观众的电影，尤其懂得在全球范围内赢得观众的奥秘，他们会打商业牌，在商业宣传上也是成功的。李安就《卧虎藏龙》一片的创作曾经说过，他是从全球的视角来讲述一个普通话版的好莱坞式的功夫片，以便吸引更多的西方观众。
作为美籍华人电影学者，我们远在海外，既关心中国电影的发展，同时也关注国内的电影研究和批评，我们认为某些对于张艺谋导演的批评不够公允，当年张艺谋导演拍摄的一些影片在国外获奖时，一些批评指责他是后殖民形态，在他创作这些获得商业成功的大片后，又对这些影片吹毛求疵，您们要让老谋子怎么办?我们认为还是厚道一些、宽容一些和公允一些好。
为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我们为张艺谋大声叫好!
其实，老北京忌惮严冬，也与取暖条件比较差有关，普通人家只能烧煤球，无家可归者就更艰难了，夜里只能“抱火锅”，即蹲在墙边睡觉，把身体缩成一团，怀里揣个小暖炉，里面只有很少的炭，靠它的那点热量过夜。遇到特别寒冷的天气，体质差的人就很可能被冻死。即使是普通人家，冬季也很难熬，家家少不了三大件：挡风的棉门帘、苫白菜的蒲草帘和小孩的屁股帘，这被戏称为“岁寒三友”。
北京冬天的回忆，首先是冷。这种冷，在凛冽中透着踏实感，如老舍所言――“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这种冷，在萧索中透着温存，如郁达夫感慨――“冷虽则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北京的冬天，凝结了北京人对寒冷的记忆。而冬天里的一条条胡同，则承载了人们对温暖的向往。烧着水壶蜂窝煤炉子、热腾腾的白菜馅儿饺子，围坐在火炉旁暖手聊天的一家人，无不透着那股实实在在的热乎劲儿。当你走进胡同的院墙，一踏进屋里，扑面而来的一团春气会使你立马忘记屋外的一切苦楚。
如今北京的冬天，似乎不像过去冷得让人印象深刻。偶尔下点雪，过不了三五天，便化作黑乎乎的雪水流走了。少了大雪封门、少了积煤成山，冬天的味道淡了。从北京籍摄影师李江树的这组胡同影像中，我们能够透过北京人传统的生活细节，重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胡同变迁和北京人冬日的生活情趣。那些年的冬天如同胡同里土灰色的斑驳院墙，阴冷却不单调，破旧却流露着人情味儿。时过境迁，当时的胡同范儿已伴随着拆迁和改造而消失殆尽。少了胡同、少了自由市场，没了蜂窝煤炉子和搪瓷痰桶，自然也抹掉了平淡充实的生活韵味。幸有灰白的影像记忆，让我们站在冬天的尾巴上，怀念冬天。
【冬暖】“京华忆，最忆是围炉，老屋风寒浑似梦，纸窗暖意记如酥，
北京金、元两代就有煤。当时的煤是用骆驼从门头沟拉到城里零售。黄土多是从蓟门桥外拉来的元大都城墙土，当年修城墙时这里的土都被筛过，所以比较细，杂质少。清代始至民国，煤末加1/5黄土制成的煤球是京城百姓的主要燃料。小康人家从煤铺买煤球，煤铺用直径1米的大荆条筛子，两个工人一天可摇1000斤煤球。城市贫民买煤末，加上黄土、水和成煤泥，摊平切成小方块，放在簸箕里自己摇煤球。当20世纪60年代有了轧煤球机，煤厂不再人工摇煤。再后来，多数人家从烧煤球改烧更方便的蜂窝煤。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冬天的胡同里随处可见一堆堆的蜂窝煤。当时一块煤卖7毛钱。一个炉子一天要添上6~8块，一冬天下来，省着烧也要烧八百多块蜂窝煤。烧煤的程序是拢火、擞火、添煤、封火，还得不时地清理炉灰。大清早，经常能见到穿着秋裤的人哆哆嗦嗦地捧着一脸盆炉灰渣去当街倒炉灰。没烧透的煤末子可别糟践了，得把它倒在墙根，活了水压平，拿菜刀一条一条线地划开，晒干后自然形成一块一块的，待来年再利用。如今大多数平房已由政府统一安装了电取暖设备。但在21世纪初，北京的一些四合院仍使用煤炉取暖。
【冬食】
清水飘芙蓉，元宝落玉盘。 饕餮世间味，最是此物鲜。 ――《饺子》
冬至・饺子
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北方的冬至讲究吃饺子。相传饺子源于医圣张仲景发明的御寒方子 ――“祛寒娇耳汤“。把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的药物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下锅煮，吃了不会冻烂耳朵，张仲景将其取名为“娇耳”。老北京还有冬至吃馄饨的习俗，据《燕京岁时记》载：“冬至馄饨夏至面”。相传汉朝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音，呼作“馄饨”。如今民间流传北京人讲究“冬至饺子夏至面”。这一天“茫茫寰宇，天地浑沌如鸡。”饺子形似鸡卵，所以冬至要吃饺子。
在冬天干冷的空气中，一丁点儿带着热乎气的香味儿就能飘得很远。冬天是饱口福的季节，冬天的美味离不开饺子。一碗热乎的饺子能驱赶一切孤独寒冷。冬至一过，转眼到年根儿，老百姓家里得屯上过年期间的蔬菜粮食和鱼肉禽蛋。几张木条案和几辆移动的板车构成了胡同里的自由市场。老百姓挎着菜篮子，买上几条带鱼和十几斤肉，还得来上几斤新鲜肉馅。忙碌了一年，年夜饭可不能含糊。
【冬趣】
一夜北风寒，大雪纷纷落，那景致有得瞧的。――梁实秋《北平的冬天》
雪景・雪人
谈到冬天最大的快乐，李江树说，“我最喜欢的是北京冬天的雪。现在冬天的北京不那么寒冷，雪也没那么常见了，野趣没有了。过去一下雪，整个北京都变得漂亮起来，特别是北京的胡同里更是好看。雪把胡同里的煤渣和灰尘都掩盖住了，胡同变成了一条狭长的白色甬道。孩子们堆雪人，点灯笼，白雪映着红门帘，洁净中显得特别喜庆。”雪是赏心悦目的。银装素裹的修饰让干冷空寂的胡同增添了几分素净与灵气。裹上围巾走出家门，去街上溜达溜达，迎着雪花，呼吸着新鲜空气，也别有一番风味。
老北京一入冬，有 “猫冬”的说法，意思是冬天要少运动、多保养，减少热量散发。可是离开了户外，哪儿还有冬天的韵味呢？当满城飞雪，遍地流银，“猫”在屋里的孩子们掩盖不住兴奋，急着奔入雪中，追寻着冬天赐予他们的妙趣。雪是百玩不厌的。光是打雪仗，就有很多玩法。除了攒雪球的玩法，孩子们还将竹竿破成两半，用竹条上雪，用脚磕出“雪弹”。第一场雪下完了，一定要在家门口堆个雪人纪念一下，如果能偷个胡萝卜作鼻子就更好了。要是家里有大人会木匠活，用木板和粗铁条给孩子做个小爬犁，那是冬天里最令人羡慕的玩具。大人用绳子拉着爬犁在雪地里前行，孩子的脸冻得红扑扑的，高兴地喊着“快点，再快点！”――童年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而如今，飘雪的胡同已成了“丢失的从前”，只留存在人们缤纷的记忆里。当罕见的雪花朦胧北京城时，胡同中赏雪戏雪的景象却难得再见了。
李江树，1954年出生，曾任北京无线电二厂工人，英文版《中国妇女》摄影记者。除了从事纪实摄影，他还进行摄影评论、摄影美学、文学方面的写作。
1985年，报告文学《林莽，浩瀚的林莽》在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中国区征文中获金奖。1995年，专题摄影《儿童孤独症的拯救者》获全国纪实报道大赛一等奖。
1996年，摄影作品《人民音乐家王洛宾》获“全国新闻人物肖像大赛”铜牌奖。
曾在第一届“四月影会”《自然・社会・人》首展的摄影作品《画家石鲁》，1988年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优秀奖，1999年获“共和国50年新闻摄影奖”并入选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
2003年，中篇散文《向北方》获首届全国环境文学一等奖与《中国作家》“好百年杯”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
2004年，《北京・东四七条》等5幅照片被广东美术馆收藏。
2007年12月，以图片与文字的形式呼吁全社会对残存的、正在和继续遭受破坏的老北京做最后的抢救性保护的专题《老北京》，获首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同月，对两位摄影家的长篇评论《中原厚土》获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2008年5月，摄影作品《茶馆》被西班牙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他有他自己的世界。我们走不进去，他也不想出来。
基努可能是好莱坞最不喜欢说话的明星，媒体的记者们因此对他颇多抱怨，因为他总是对他们敷衍了事――不想多说什么的时候，只用“唔”、“是啊”之类的单音节词组打发他们轰炸给他的问题。曾经有《滚石》的大牌记者去采访他，回来后写文章抱怨：“就算电闪雷鸣，天地崩裂，世界转瞬间即将毁灭，基努还是只会呆呆坐在你面前，一言不发。”
此刻，基努就坐在我的对面。黑衣，白墙。他是和色彩不相干的人，但也不是酷，只是一种寂寞、无助、彷徨、黯然，或者别的。
他又陷入沉默，他非常习惯于沉默，丝毫不觉得这种停顿是难堪的局面，他不动声色，我想没有绝对的耐性，就没有资格采访他，显然他也是这样认为。
基努来自夏威夷语，读作“key-a-noo”意为“穿过山谷的清风”。他刚到好莱坞时，经理人建议他改名字，理由是这个名字不够“白”，主流白人社会也许会将他视为异类。但他不屑，依旧做他的“基努”。
在声色犬马的好莱坞，基努是如此独来独往的一个人，没有绯闻，没有密友，很少出现在社交场合。依旧骑摩托车，依旧住汽车旅店。可以连续三天穿同样的衣服，鞋子张了口，用白胶带绑一绑继续走路。
黑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也宿命般地成了他生命里的颜色。就像在电影里，尼奥为了拯救世界要经受种种考验；在真实的世界里，失去也成了基努永远要面对的恐惧。
少年时心心相印的密友里弗・菲尼克斯，那个颓废绝望的的美少年，死于吸毒和服药过量；1999年，他和女朋友詹妮佛・塞梅盼望了很久的孩子胎死腹中；一年之后，詹妮佛在参加玛丽莲・曼森的一个派对之后，驾车出车祸去世；他最牵挂的妹妹，在20岁时患了白血病的基姆，接受各种治疗的煎熬十余年，他为她建了一座医院，在夏威夷一处小岛上为她准备了一个放满鲜花的小木屋，放弃工作陪她做治疗，但终于没能挽留住她的生命……
“我的事业算得上非常成功”，信奉佛教的基努曾经承认，“但是在我的生活中又发生了那么多悲剧。佛教里有一句话，叫做福祸相依。如果真是这样，我情愿放弃我的成功，把生命留给我爱的这些人。“
但是，他无法选择，只能继续孤独地生活。
也许是看穿了命运无常，才会如此漠然沉静，才会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味道。”当你爱的人离去后，你就孤独一人了。我曾是她们的一部分，她们也曾是我的一部分。我怀念那些日子。我想知道如果她们还在这里，我会是什么样，我们会一起做些什么？我怀念所有那些永不再来的美好事情。“
对于基努来讲，他的人生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他一直期望能够像偶像法国诗人兰波一样，在一个没有人认识的贫民窟孤独、寂寞而又清净地死去。
事实上，从童年时代起基努就一直被这种孤独感困扰着。”我的生活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在某次采访中，他自己承认，”我的长相就和别的孩子不同，我有很多个继父，还总是在搬家，不会在某个地方长住。“
他出生在夏威夷，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已离家出走，几年后因为私藏被判了十年监禁。多年后基努回忆说：”爸爸在和家人之间选择了。“虽然在他成名以后，父亲曾经写信和他联系，但他没有回应。“我身体里有他的血液，但我不想从他那儿得到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们之间的故事很沉重，充满了痛与伤。”──他最后见到爸爸是在15岁。
他的母亲又有过三次婚姻,这使他的童年看起来颠沛流离：先是澳大利亚，然后是加拿大，最后是纽约。因为母亲是相当成功的舞台服装设计师，许多名人，诸如多莉・帕顿、大卫・鲍伊和艾利斯・库柏都是基努家的常客。这对基努后来选择进演艺圈多少有点影响。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学校里一直过得不开心，成绩也不怎么样，只有在戏剧表演课和冰球场上，他才能找到一些自信和快乐。于是，17岁那年，他在接拍了一个可乐广告后，决定辍学，进入娱乐圈。
也许是受到瘾君子父亲的影响，在16岁时，他开始用古柯碱麻痹自己，并沉浸于幻觉，但菲尼克斯的猝死给他了沉重一击，使他对一切有了重新的思考。之后他用“一般人不会用”的方法戒了毒。
他喜欢飞一样的感觉，“与清新的空气如此亲近”。 他和朋友们骑着车去旅行，车辙遍布北美与欧洲。他喜欢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喜欢沿途的森林，喜欢路旁的汽车旅馆，喜欢流浪的感觉……
他叛逆的背面是冷静与思考。为了补偿学校的缺席，他请了家庭教师，阅读成为他的一大乐趣，他喜欢的作家有：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斯蒂芬・霍金，狄德罗，威廉姆・吉布森……
他拥有的金钱很多，留给自己的却很少。他失去的东西很多，却永远不会失去一颗善良的心。
那副风靡全球的墨镜，把他眼中的惆怅和忧郁，小心翼翼地遮挡，只留给世人一个洒脱而冷酷的背影，而他拒绝交出他的心。
基努的拍片频率并不高，选择剧本也完全按自己的口味行事。但是，他在好几部小制作的文艺片里的尝试并不成功，甚至还拿过著名的“金酸莓奖”。也有例外：当年《生死时速II》开拍时，基努决定去加拿大出演《哈姆雷特》，推掉了那个让无数人羡慕的片约。这被许多影评家嘲讽为“最愚蠢的举动”。可最终结果让所有人都跌了眼镜：那部倒霉的电影被评为当年度最差电影，而基努却异常出色地诠释了敏感的丹麦王子。“我和哈姆雷特有许多共同点。他如同梦游般地生活着，但是却很清楚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带着讽刺的眼光评价一切。我也是如此。”
这是最精确的评价。对这个总是安静的沉默着的男人而言。
在好莱坞可以骂基努没演技，但是不可以骂他的人品，因为他对导演，对配角，对场工，对幕后人员全部一视同仁。他是全剧组最勤快的小工，钉钉子，发饭盒，抬东西，只要他有空，只要你缺人手，你随时可以叫他来做。
《拍魔鬼代言人》时，制片人拿不出阿尔・帕西诺要的那么多片酬，基努从自己口袋里掏了一百万给制片，叫他去请帕西诺。那时候他片酬八百万，拿了八分之一给别人，只为了让电影成功。拍《替补队员》时他也做了相同的事情，自己掏了一百多万付给别的演员。拍《黑客帝国》二三部的时候，因为导演烧钱太厉害，制片找他帮忙，他二话没说就给自己降了一半片酬，事后还把2000万美元的分红分给了剧组人员。有几个好莱坞明星这样做过？
他自己有一支乐队，取名“Dogstar“（天狼星）。他弹贝司，有时也写写歌。他们的歌被评论界批评得一钱不值，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最走红的时候，丢下无数片约，几千万美元的酬劳，拉着另外两个乐队成员去玩巡演，拿一万元不到的出场费。演出的时候，就算被扔了西红柿，也仍然一脸认真地照弹不误。有记者幸灾乐祸地去采访，问他：“音乐和电影里面，你到底选择哪一样？”他严肃地回答：“如果一定要选择一样，我宁愿为了音乐抛弃电影。”
这句话后来被无数报刊转载，作为他不明智决定的最佳证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形成了思维惯性，习惯了以成功来衡量一切。可是回头想想，为了快乐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活法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后记
过了40岁生日之后，基努似乎有意用积极一点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一年里，他有两部电影要上映，一部是观众认为的他最适合的爱情文艺片《触不到的恋人》、一部是他自己喜欢的科幻影片《黑暗扫描仪》。
他目前生活的重心就是在寻找平衡。”我想，在经历伤痛之后，生活需要归还。你必须拒绝被打倒，生活必须继续。”
作为”归还生活”的第一步，基努买了一处房产”扎根”。“我租了家具，买了张床，正在熟悉我的房子。”
这个自认为血液里有吉普赛因子的男子过了几十年漂泊的人生，“然后我到了40岁，那场生日很难，可能因为你知道你已经长大了。”
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影集团共同举办的研讨会，我感觉很荣幸，同时也怀有诚惶诚恐的心情，其原因是：在座的很多专家学者我都很熟悉他们的文字，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研究领域、电影评论领域的重量级的人物，也可以说都是我的老师，也有电影学院的老师。我今天没有想讲什么，是来听大家讲话，自己消化吸收，希望能够把电影在将来拍得更好一点。
拍《梅兰芳》这样一个戏，是由中国电影集团主导，也是韩三平董事长对整个中国电影的生产、发展的情况做出一些重要的判断之后所做出的决定。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中国电影产业就目前来看还不算是特别成熟，还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中，虽然从2000年算起，当时中国电影票房大概只有4到5亿人民币的水平，到2008年直接票房收入可以达到十分可观的规模，七、八年的时间翻了差不多一倍以上，但是在电影的品种、类型以及怎样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都面临一些重大的判断，面临一些重大的课题。我自己觉得，韩三平董事长以很大的资金投入拍摄《梅兰芳》这样一部电影，实际上是需要勇气的，在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历程中走到今天这样一个结点，应该有哪些新的元素进入呢？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天电影观众的主体是25岁左右的青年，而且25岁左右的青年人的群体并不一定都是文化水平非常高的，他们的电影兴趣不一定在《梅兰芳》这样的影片中，去拍摄这样一部影片，不仅要有商业上的考虑，同时也应该想一想，在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文化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承传，电影作为一个媒介，可以有什么东西向下传递这样比较重大的问题。
具体到《梅兰芳》这部电影来说，从2006年年初开始进入剧本的准备工作，到2007年7月份正式拍摄，其间差不多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因为在准备这样一个剧本的过程中，势必遇到一些困难。我个人认为，以我们自己比较特殊的情形来看，拍摄一部有质量的、所谓传记影片是比较困难的，也缺乏全民呼应的一个土壤，因此就遇到怎么去取舍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7年的梅兰芳先生的一生，哪些内容可以进入这样一部影片，哪些内容不可以进入。有一些评论家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开玩笑说：陈凯歌，其实你才是带着枷锁的。也有评论说：若把电影看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似乎更加潇洒、自在和从容，而在其后的一些片段中，就会出现明显地受到制约的胆怯。我自己感觉拍摄像梅兰芳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人物，是有很大难度的。在操作层面上来讲，要面对很多十分具体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我觉得从中国电影集团和电影局层面上看是比较放开的，韩三平董事长和史东明副总经理都曾经给予这个剧本非常宝贵的意见，史总一直负责剧本阶段的创作。我们的创作团队也做了相应的努力，严歌苓作为一个很好的作家，这个剧本写了七稿，一般写到第三稿就写不动了，她还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剧作中把我们的基本精神表达出来。
在剧本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就开始搭景。因为我是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旧北京的景观，那个曾经包含了繁华旧梦的场景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是我多年生活在北京感到非常伤感的事。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来的地址恭王府，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每天要经过的地方，从新街口去北京四中，都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对于北京的胡同，对于胡同中间蕴含的文化，对于旧的戏院、戏楼这些梨园行中人出没的场所，这些今天都不复存在的场景需要我们重新搭建。于是在韩董事长的主导下，我们在怀柔基地首先起造这部影片的外景部分，包括它的街道、它的建筑，能够蕴含着北京风情的一些场景陆续地建造起来，并且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现在仍然在北太平庄北影旧址的所有摄影棚。在这个戏里出现了大概六到七个演出场所，都是规模浩大，可以容纳最多一千人的场所。同时也在北京和天津利用实景，比如我们没有可能去纽约拍摄1939年49街那场戏的内景和外景，就只能动用力量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将外滩的滇池路封闭大概十天的时间改建为纽约49街的外观，并借用原来叫做南京电影院的上海音乐厅作为拍摄的场景。这部戏动用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也有很大的经济上的风险，比如我们要求在这样一个场地内有八百到一千个白种人的出现，男女搭配适当，虽然有很多外国人生活在上海，但是实际上要完成这个任务是很困难的，我们最后不得不用大的旅游车，把在苏州和南京居住的部分外籍人士拉到上海参加这个拍摄。
整个影片的拍摄周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史上之最，用了7个月零10天，从一般商业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甚至是奢华的拍摄。所谓奢华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取得我们相信应该进入影片的那些素材。从中国电影集团角度来讲，为拍摄《梅兰芳》做到了不惜代价，这个与韩三平董事长的直接支持有巨大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他比较了解我这个人，知道我做事的态度和风格，所以才会给予我这样大的支持，因此我是对于集团、对于韩董事长有感恩之心。我在这个行业中已经工作了将近25年的时间，在中国电影尚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开始我的电影创作工作的，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仍能置身其中，参与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个人感觉到非常荣幸。有成百上千万观众看自己的电影，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所以我对观众、对我们的出品人、对支持我的电影创作的媒体、评论者，都有一份感恩之心。
在《梅兰芳》这部电影中，虽然谈到的故事似乎是以一个三段落的方式构成的，但我认为，梅兰芳先生一生中只有两个阶段。在他的第一个阶段，趁着民主共和的风潮，梅先生能够把握时代的潮流，成为冠绝一时的伟大的演员，在那样一个时期，他主要的姿态是一个索取的姿态，向社会、向观众、向“座儿”、向所有的人索取的时代。但他恰恰是在最成功的时刻，既看到十三燕失败的刹那，意识到其实一切皆空，也是在那个时候转换了他的生命姿态，由一个索取者变成了一个给予者。从那以后，他所有的生涯都是在不断地给予，不断地放弃，放弃他的情感，甚至于放弃他的生命。其实我觉得他打四针伤寒针这段在历史上的真实故事，可能比我拍摄的更加生动，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四针伤寒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自杀。梅兰芳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避居香港，本来有机会得到日本的承诺转道去重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去重庆，反而回到了同样是敌占区的上海，他留了两撇小胡子，安住在上海思南路的梅宅里，似乎他的存在就代表着意义：他没有演唱，但是他存在，他以一个艺人的特定的方式存在。所以我自己觉得，在他一生的温柔抵抗中，他所要抵抗的不仅是异族的侵略者，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生活的现实，与其说他是英雄式的人物，不如说他在倾尽一生的力量捍卫个人尊严。
今天中国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个人的价值逐步地得到社会肯定的时候，我们更看到梅兰芳这样的前贤，为捍卫个人尊严、不顾一切的精神力量，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用他自己的勇气、以他自己品格的力量铸造了不坏金身的艺术家。我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电影工作者，有这样一个心愿，通过中国电影的持续发展，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也许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电影的媒介力量，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在一些事情的选择上，可以做出更好的判断，以利于自己、以利于这个国家更长远的发展。
今天真是很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倾听各位专家、学者对《梅兰芳》这部电影的评价，我总的印象是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在座的论者是专门研究电影史和电影现状的，他们所说出的意见，我认为非常中肯，有一些角度从创作者来看是全新的。记得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去做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你对我有什么祖传的秘方没有？我父亲说了四个字：主观、客观。到了他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以后，我觉得他其实是告诉了我一个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就是一个个体的创作者和时代、观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同时还想到，我在这部电影做宣传的时候也反复讲过，就是时代的力量。在梅兰芳先生身上体现得非常具体而鲜明，倘若没有共和革命，就没有一个出现在北京舞台上的梅兰芳，旦角也不会取代生角，他不可能挂头牌的。同样，从一个被称为第五代的电影学院的一些普通的毕业生身上，也可以看到时代的力量。倘若没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大门向整个世界敞开的这样一个局势，不可能出现当时还年轻的一批电影创作者，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不是这些创作者，甚至也不是梅兰芳先生同其他的艺人或者电影创作者相比，我们更为优秀，而是当一个时代事先并未预先通知地来临的时候，它必须要选择一些可能作为它的代表的人物，在各个领域运作起来，我们就是这样有幸地被这个时代所接纳，开始自己的创作的。同时我认为，时代同时是最靠不住。倘若你认为，你可以不学习，永远依仗着时代所给予你的一切，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你会仓皇地离开时代为你提供的舞台。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握时机，与时俱进，不断地学习，其实我知道“与时俱进”是王阳明讲的话，非常深刻。因为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今天有论者谈到我的北京情结或者说我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情结，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我觉得北京是一个600年建立起来的城市，在它的所有的景观里都包含着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是非常珍爱的，我觉得那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当这个东西一旦消失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痛惜。所以我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在我自己的电影中延续这个可能在物质上已经消失的那种文明的感觉，去延续那种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文化骄傲，这点对我自己进行创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本质上来讲，在一个商品经济年代的初发阶段，很有可能是在精神上无所依托的年代。所以我觉得能否通过其他的载体去做一点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使这种价值可以继续向下延伸。我其实知道，我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有很多缺陷，这种缺陷来自方方面面，因此我才觉得，人生的意味就在于，你可以看清自己，并且有所进步。其实我一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我在去云南插队、后来当兵之前在北京有一个比较幸福的童年。在进入北京四中以后，虽然时间不是特别长，可能就造成了一些论者所说的陈凯歌不太懂得女人，因为我的同学都是男的，可能有一定的原因，后来虽然经历了插队当兵的非常非常艰苦的岁月，可是一直没有能够改变我对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信心。所以我在我的电影中，有时候所犯的错误是由天真造成的，我总是相信，人应该是更好的。所谓文化积淀对我而言，本质上来讲是指的人的存在的质量，我一直相信，宣扬个体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建构起一个更好的社会，倘若在电影中间，个体不能以一种鲜明的姿态出现，这个社会也许不容易达到它想达到的那个理想状态。
所以在我自己的创作中，我对我自己是有要求的，我对我自己的观众也是有要求的。但是我觉得，我对观众的最高要求和对我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以真诚的态度去面对我自己的观众，而不管你所做出的这种真诚的态度是否能够完全得到理解。我不敢说我自己是勇敢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在我自己的创作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波折、责难、误解、非议、我会把所有这一切都接受下来，都看作是对我的创作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鼓励。所以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感动的日子，并不是因为大家对电影《梅兰芳》说了这么多好话，而是因为我看到中国电影仍然是受到关注的，中国电影有可能成长成上个世纪上半叶京剧所达到的那样一个登峰造极的局面。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消亡的时候，梅兰芳的伟大就是在于他明知京剧要消亡，还在不懈地努力，我觉得这是我从梅先生那儿学到的，希望大家今后能够帮助我做更好的创作。
*本文根据陈凯歌2008年12月25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电影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