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27 05:03: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隋抱朴儒家性格的形成因素与时代的关系
隋抱朴的这种儒家形象的发展与当代的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品的发表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80年代人们都有着一种发展的渴望，人们是这样，国家更是这样。随着的召开，国家的发展也是走向在一种全新的模式，改革开放也在思想上为我们提供了保证，新的事物的出现，人们的思想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看法。人们开始对社会的发展尽心思考，这也就产生了对社会发展的不同的思想。而隋抱朴的这种儒家的思想就是作者对社会的发展找到的新的答案，也是当时的寻根一派的对社会的不同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寻找不仅仅是对社会发展的道路的一种寻找，也是对我国国民在思想灵魂上的一种寻找，这是起到了双重的作用的。隋抱朴儒家的思想得到认可，也是读者对种儒家的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的一种认可，也在思想上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一种范本。时代的因素在当时是主要的因素之一。隋抱朴的这种儒家思想在深刻的内涵上也是存在于当时的这种社会的基础的，社会已经不仅仅是需要一种新的启蒙，而是在合理的生活的轨道上找到以往合理的生活思想规律，这对于人们来说是相当的重要的。而作者张炜也通过隋抱朴的儒家思想的认可得到新的确立。在当时那个近乎疯狂的80年代，人们的思想经历的是当时最活跃的西方的影响。这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推到作用。而且我们也看到这种新的儒家的思想与时代的发展也是一种双向的互动的内容，在一方面这种儒家的思想丰富了社会的存在的思想，而在另一面社会的整体的发展也为儒家思想的存在提供了良好的保证。只有一个开放的社会思想的包容的力度才会得到增加，这是在80年代的一种很好的体现。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文学的发展的，文学的发展更加的离不开社会的发展。而且社会的思想的力度也深深的制约这文学的这种发展。隋抱朴的儒家的思想的也是在这一层面看到的社会的文化的一种显现。在80年代的寻根文学里我们不仅仅看到的这种对儒家思想认同的一种，这仅仅是当时的一个某方面，也是寻根中对社会的发展进行儒家解释的一部分，许多的作家还把社会的发展的看到的是道禅文化，还有楚文化等等。这些都是对社会发展的合理的解释，这也无疑构成了寻根文学的多元化的发展。
二、隋抱朴的儒家思想与自己的深刻的矛盾性
隋抱朴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人。他的名字就来源于“抱扑见素，少私寡欲”的儒家教义。他从小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中国传统文化是最不讲人性的，把人的正常的视为消极的东西，把社会的理知规范视为神圣的完全积极的东西。在这样文化背景下的隋抱扑，注定了成为方面的悲剧人物。隋抱朴首先是一个人，就必然有人的七情六欲。妻子桂桂死后，小葵是第一个闯入他生命的女人，也是他一生钟爱的女人。面对小葵的约会，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他最终“突然转身向着河滩跑去了。他像要扑向一个什么东西，没命地奔跑，嘴里同时还发出谁也听不清的咕囔声。”从他的这几个动作，足可以看出他对小葵的情感是多么的强烈。之后，由于被小葵嗅过手掌，常常睡不着觉，要不就做梦有人来捧他的手掌，他曾无数次偷偷伏在小葵的后窗上。小葵经四爷爷点头嫁给李兆路，使得隋抱朴彻底失望，可他内心的渴念一分未减，受尽了折磨。在李兆路外出当盲流的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抑制不住内心火一般的热情找到了小葵。李兆路的意外死亡，给隋抱朴带来了堂而皇之接近小葵的机会，但是，他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充满愧疚，一直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情感要求。小葵盼望并期待着隋抱朴走进她的生活。一次在蓖麻地里的相见，小葵渴望抱扑能在众人面前堂堂正正地直面他们的关系，然而小葵失望了。正如书中所写的“：那一天，抱扑没有站起来，也许就在也站不起来了。”“爱是人性天国的核心，是这个王国中最活泼、最美丽、充满生命的根本因素”，然而抱扑与小葵的爱却走到了尽头，不是因为不爱，却因为抱扑的特定文化和特定性格。隋抱朴的心灵深处，强烈呼唤一种火一般的爱情。他有时表现出一股勇于进取的力量，一股往着高处涌流的狂奔不息的热血。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传统文化留下的巨大投影，困扰束缚着他，一种儒家的教益充斥着他的内心。他的出身，他的原罪感，他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背离了自己的情感要求。他的内心世界充斥着矛盾，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使他有时倾向于情感的天平，有时又充满着自责、忏悔的矛盾心态。人类“缔造的文化体系，表现了人类对善的追求，但是，也处处有伪善的部分加在其中，与真实的善的追求形成对抗的力，因此，在人的文化欲求中，总是接受着祖先文化遗产的双重积淀，这种复杂的情况也使人的文化追求体系本身又有两种力的拼搏。”文化的虚伪成分无情地摧残着抱扑的身心，人为地强迫他熄灭自己的欲念。社会理知规范无情地征服了他的情感，这个征服的过程是充满着灵魂的惨烈的战争的。隋抱朴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他可以忍受形而下欲求的折磨而从形而上的欲求中得到些许满足，如苦思冥想。他有一种大爱之心，这使他往往陷于有所爱而不得所爱的深刻矛盾之中。闹闹，一个洼狸镇最妩媚的女人，她心中一直爱恋着抱扑。闹闹对抱扑的火热感情，抱扑这个充满大智慧的男人，他不可能感觉不到；但在几次心灵的颤动后，他以冷静的面孔，不敢直视的目光，面对这位活力四射的姑娘。小葵的再嫁，能否给他一次机会，做一次自己情感的主人，使闹闹不再成为第二个“小葵”呢？传统文化在隋抱扑的世界中，好象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这个幽灵断送了他一生的爱情，一生的个人幸福；但同时，也因为这个幽灵，使他怀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知识分子情怀。从这一点上来看隋抱朴也是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毅力，这也是儒家思想在内在的赋予他的坚毅的品质所在。
三、隋抱朴的儒家文化思想具有的现实的意义
隋抱朴的这种儒家思想对现在的社会具有着广泛的现实的意义。在现在的社会发展的今天，隋抱朴这种儒家的思想是我们所应该具有的，这有利于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会更好的发展，因为儒家思想主要的行为是与人为善，这样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才能看到社会的发展的有利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们的社会已经改变得太多，这样的社会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们的深层次的交往，隋抱朴的这种儒家思想的善良是我们的榜样。眼看到了自己家里的不幸，也看到了社会的不幸，这样在隋抱朴的身上就埋下下了善良的种子，看的不幸的事情多了就得到了自己内心的净化。这在巴金的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这方面无疑与巴金存在这很相似的方面，巴金在城墙上每天看见杀人，心中也就有了对社会更加深刻的了解。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隋抱朴的这种不幸的发生也为其带来了观察社会的机会，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沉淀。人的生活经历这许许多多的事情，这种磨练也是对隋抱朴这种儒家思想形成的关键的因素，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启迪。作家张炜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我们看到了时候的残忍，也看到了的无情的存在。这些深重的苦难都被隋抱朴所承受下来，善良背后的儒家思想的存在。此外在书中还有隋见素、隋含章、赵多多、四爷爷、隋不召等人物的描写，更加衬托了隋抱朴的儒家思想的情怀。也是作者要深刻表达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粉丝厂的继续的发展，隋抱朴的接管也是一种儒家思想上的胜利。而且这种现实的意义上还表现为那种特殊的大爱，我们可以看出抱扑有一颗大爱之心，普度众生的大爱。而且除了大爱，他还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作为长子，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爱心，在弟弟见素在城里得了绝症后，他来到弟弟身边的第一句话就是“见素，我来晚了，我该早来看你。我是老隋家的长子，不该让你一个人出来闯荡。我没有尽到一个大哥的责任。”一股浓浓的兄弟之情流淌出来；这些都为现在的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四、结语
隋抱朴的这种儒家文化思想的形成的因素与时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很深的因素，我们在对其发展的过程要给予重视，看到隋抱朴的儒家思想的意义这些都是在现代的社会发展的所需要的，但是在《古船》中隋抱朴的这种儒家的思想与文学的发展的关系的表现的是复杂的也是多元的存在。我们看到了《古船》中的隋抱朴的这种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不仅仅包括了作者张炜本人的因素也包括的儒家思想在千百年来存在的一定的基础所在。隋抱朴的这种儒家思想的表达充分的看到了《古船》所表现的儒家的含义，随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现在的社会中我们再来读读作品，感受作品中的隋抱朴的儒家思想的表现会使我们现在的人们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得到良好的沟通的基础。隋抱朴从一次次的扶缸的过程中，我们在前面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用这种深层次的儒家的文化思想来解释就不难发现这之间的是隋抱朴的浓浓的儒家思想的表达。然而正是这种儒家思想也使最后隋抱朴有接管了自家的粉丝厂。我们对隋抱朴的逐渐的理解的加深的这种变化也恰恰表现了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儒家的文化。从文化意义的深层面上来看，隋抱朴已经完全的超越了自己作为一个隋家长子的形象，而是儒家文化的深刻的符号，有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隋抱朴的儒家的思想的表达也是作家的合理的对社会的一种探讨。在这种社会探讨的背后是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好的向前发展一种文化的心里的表达。
作者：罗翔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又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儒家文化是前人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儒家文化中含有的人生道德修养给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的源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优秀文化。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儒家思想文化以仁爱为本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内容上来看它属于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方法上来看，它通过对人的不断引导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对人们进行熏陶以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养成伟大的仁爱精神。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刚好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结合方式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同时也是对古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一种尊敬和佩服。
1.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报道中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国民教育系统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载体、主阵地、主渠道。根据儒家文化能很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陶冶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办了很多私塾，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儒家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这也形成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现在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拥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等，从而激发起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儒家教育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差异，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扬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包含了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儒家文化出发，充分吸收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唤醒人们内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给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力。
2.儒家文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提升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迫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回到我们的身边。纵观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珍视，例如美国、英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避免文化教育上的失误。中国文化教育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因素的各种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教育慢慢地淡化变弱甚至失去了原有的风格理念，也让更多的本土人对本国的文化感悟知之甚少。儒家文化凭借其几千年的文化根源，刚好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标。这对于当前情况下确立一种文化主题，加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作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些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很欠缺，这就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儒家文化的思想分析其道德文化的迷失，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自信和处世态度。将儒家文化拉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很多高校开设有《诗经》《论语》和《周易》等传统文化课程。这让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明白其中的价值意义，并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高校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加强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其中就蕴含有许多的民族精神和处世态度，同时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三、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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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4］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3.
［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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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人文奥运,儒家思想
1 前言：
北京奥运会已经圆满的落下帷幕，成为了奥运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届奥运会，给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北京奥运会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其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奥运会历史上，每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国都会通过开幕式表演把本国文化思想的精髓展现给世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呈现的中国文化元素，完美的诠释了儒家思想，展现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等儒家思想的精髓，充分体现出“人文奥运”的理念。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儒家思想与奥林匹克追求真、善、美，追求和平的精神内涵，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关于北京奥运会与文化的研究，在奥运会举办之前到现在，有许多学者在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例如，纠延红等人在《北京奥运会对我国校园体育文化的影响》认为：“对我国大、中小学校园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体育文化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和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学校师生带来的不仅是观念上的冲击,而且还带来了其行为的积极变化,尤其是对形成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⑴张翠苹认为北京奥运会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更加了解了中国；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了中国元素的魅力与价值；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了显著作用。”⑵同时，吴永芝在《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文化特征》一文中从美学、技术、艺术等多方面的视角阐释了开闭幕式表演中的文化符号的内涵与主题，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与现代风貌，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发展。⑶以上这些研究都是从特定的视角针对某一方面所进行的，就北京奥运会中的儒家思想的研究目前尚未见到。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开幕式表演中的“击缶而歌”、“和”字的演变、孔子弟子三千《论语》的吟诵；太极拳的表演等环节所展现的文化元素进行研究，剖析其中儒家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为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提升我国文化实力提供一点参考。
2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开幕式中的展现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起源于《周易》。《周易》的六十四卦是八个卦组合而成的，而每个卦是由三材组成的，“三材者，天地人”。这里讲的“三材”实际上是认为“人”和与人相对应的“天地”是统一的一体。《贲·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实际上指的“神”，天人关系还是一种人神关系。到了春秋时期，这一思想得到新的发展，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了新的阐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有人才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去实践“天道”，“天道”就不会使人完美高尚。战国时期荀子对于天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故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天人各司其职。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北京奥运会以“击缶而歌”的表演拉开了开幕式序幕，2008名演员组成气势恢宏的缶阵，用四川方言吟诵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传达出对全世界客人的热情欢迎之情。缶，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在古代原是一种瓦器，用以盛酒浆。古时候人们在席间饮酒时，特别是饮到兴起之时通常会击缶而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缶，已经与原始的缶有了很大区别，它的原型来自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为了突显中国的传统文化，造型设计为鼎的形状。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统一，是国家的象征。今天，它已成为诚信、团结和统一的代表，蕴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热切期盼的文化理念，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相契合。缶面为方形，寓意我国古代人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是太极阴阳学说中的一种理论，蕴含古代人民对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的一种哲学观，是古人对“天人合一”的最本质的认识。缶的击打动作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演员在用双手推击缶时，身体前俯，然后一手扬天等动作，源于古人祭拜天地中的祭祀动作。古人对天地的祭拜是对自然的敬畏，渴望神灵的保佑。这种行为反映人民希望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开幕式上2008名太极拳演员排成巨大的圆阵，气势磅礴，令人神往。太极拳表演以“自然”为主题，演员表演时以大自然为背景，营造出生命繁茂，生生不息的美好意境。同时正中央的画卷上孩子们用画笔描绘着美丽的大自然。表达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当灯光亮起时，2008名演员组成的圆阵似“八卦”呈现,寓意天地人合。太极拳，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体育项目，被世人熟知。太极拳的真谛是“天人合一”，讲究身心双修，体现太极拳拳理强调的修身养性，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要意。太极拳拳理的形成受到天人学说、阴阳学说的影响。太极拳要求动作走“圆”，而“圆”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之一；太极拳的一招一式表现刚柔相济，动静相兼，是一种阴阳平衡的运动状态，诠释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与转化进而达到和谐与平衡。通过太极拳的表演阐释了天地人合、平衡生存之太极最本体的和谐境界，表达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期盼。
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开幕式通过对“天人合一”的价值观的阐释，意在告诫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对人的关怀：人类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当今社会，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也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3 “以人为本”的思想诠释人文奥运的内涵
“以人为本”的理念，源于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荀子·哀公》在谈及民与君的关系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大略》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是说天立君是为民，只有为民的君主才符合天道。孟子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理念。同时，孟子更明确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已者”（《孟子·告子上》），他认为这固有的价值是天赋予的，是别人不能剥夺的。这是一种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肯定，也是“以人为本”的观点在民本思想中的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下，“以人为本”应做到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为人民提供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尊重每个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不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
北京奥组委历时一年的时间向全世界征集了“2008张笑脸”。这一张张的笑脸就是对全世界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体现对人的一种关怀与尊重，是一种仁爱的体现，肯定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是“人文奥运”的最好诠释。“美丽的地球”、“和平鸽”都是在传达“以人为本”的理念，告诫人们应保护生态环境，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进而实现人与人，国与国的和平发展。
北京奥运会体现“以人为本”的一种内在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比赛教育和鼓舞人们在各行各业中不畏艰难、勇于进取、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让人们理解多元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使体质、意志和精神得以全面均衡发展，形成“以人为本”的健康向上的和谐社会。同时，通过本届奥运会可以促进世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促进国与国间的相互了解，加深友谊。
4 “和”的理念在开幕式中的彰显
早在3000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和”字的产生乃源于上古的乐器及音乐，并由乐器的合奏及音乐的合鸣，引申出“和调”、“和谐”、“和合”、“唱和”等涵义。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弟子也曾经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在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庸》中也有“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都是以“和”为一贯的价值观念。“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的体现，蕴含着多种含义。首先，“和”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取长补短，互相搭配，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差异性的存在是事物的根本特征，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其次，“和”是一种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追求和向往，把“和”作为人道追求的重要目标，如果达到和的境地，自然、社会和人都将安宁。最后，“和”也是一种处事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是人们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准则。儒家思想的“和谐”观提倡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城市发展、能源利用等方面相协调，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未来的发展，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关注人、尊重人，追求人的自由实现与全面发展。表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及追求。
开幕式中的孔子弟子三千的吟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着中国人民欢迎远方的客人，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各国友人因奥运会而聚到一起，从而使多种文化得到交流，就是一种“”，一种“和而不同”。通过活字印刷术“和”字的演变，彰显了“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情怀。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可以说极致地表达“和”的理念。本届奥运会的主题曲摒弃了往届主题曲的激情路线，没有气壮山河，没有豪情万丈，而是给世界人民一种全新的感觉。无论是从歌曲的旋律上，还是在歌词上，亦是在演唱者的表达上，都蕴含着人性与情义的哲理。从始至终都是以一种舒缓而温情的方式来演绎，都在追求一种“和为贵”的境界，与儒家思想的“和谐”观相契合。主题曲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即世界各国人民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语言，都是地球村里的一员，是情意相融的朋友；各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各国人民互相尊重、和平相处。
5 结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彰显了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把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的价值观传向了世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的价值观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正因如此，才能体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对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共同发展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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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东省;传统旅游目的地;逍遥游;开发策略
随着山东省旅游业的逐步发展以及游客消费经验、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对于旅游产品的要求出现了空前提升。为了适应历史演进的规律,逍遥游作为当前市场高层次旅游产品的设计理念,逐渐浮出水面。
一、逍遥游概念界定
逍遥游指在游客高消费能力和产品高开发能力支撑下,深入体现人本主义,充分满足旅游参与个体的基本利益,从而实现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设计理念。逍遥游理念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挖掘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充分协调满足游客、开发者、本地居民等参与个体之间利益为主要目标,最终实现旅游促经济发展、促社会和谐的目的。
二、曲阜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 发展现状
(1)旅游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旅游产业链条逐渐增长
1990年以前,曲阜只有阙里宾舍一家涉外旅游饭店316个床位,2002年以后,杏坛宾馆、旅游宾馆、曲阜大酒店、邮政宾馆等酒店相继开业,从事对外接待的饭店增加到10个共1800个床位。1990年以前,曲阜只有国旅一家旅行社,到2005年增加到24家,旅游车辆、旅游餐馆、旅游娱乐设施也大量增加。旅游产业链条上下延伸,逐渐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御书房、金龙阁等一大批依托文物资源的文化企业应运而生,开发旅游特色产品达20大类300多个品种,文物复仿制品、拓片、古典书籍等文化产品年销售额逐年上升[3]。
(2)旅游资源开发力度加大,景区类型多样化逐渐形成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多年不懈努力,曲阜在旅游景区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逐步形成“三孔、四山、两城”,努力改变长期以来曲阜游仅限于“三孔”游的尴尬境地。此外积极开发演艺业,编排大型歌舞《杏坛圣梦》、明故城开城仪式等,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天一场大戏(杏坛圣梦)、一周两场仪式(开城仪式)、一月八次祭孔(祭孔乐舞和鲁国古乐)、一年两度庆典(修学旅游节和孔子文化节)”的景区演艺格局。另外陆续推出了孔子家乡休学旅游、孔子周游列国游、孔庙拜师游、寻根朝敬游、孔府美食游、书法碑刻游、古典婚俗游等一批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自1984年以来,每年9月26日至10月10日举办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活动丰富多彩,文化品味高雅,特别是2007年孔子文化节影响力更为空前,被称为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旅游节庆活动。
2. 存在问题
(1)旅游资源优势难以全面发挥
“三孔”是儒家文化、贵族生活、家族墓地的物质载体,其建筑、碑碣、古树、墓冢、石仪档次高、数量多、内涵丰,确系“圣洁之物、阳春白雪”。但这些“静”和“死”的圣洁之物难以与游人对接、沟通,在大众游客眼中,许多房子、碑碣、门坊雷同,且一幅冷面孔又区分不出差异,难以产生兴趣;为了保护文物,各个门窗亭阁都予以封闭或加了栏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游客与游览内容之间的交流程度,对于游客理解景区,喜欢景区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也造成世界级景区难以让游客得到世界级的文化享受。
(2)区域社会文化优势难以成为旅游环境优势
曲阜在近几年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管理力度不够和本地居民的一些无序经济行为,以及一些媒体报道的放大作用,在社会上出现了“不堪回收再看曲阜”的舆论,使曲阜作为儒学之都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优势难以转化成为旅游环境优势而吸引游客,也减少了游客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文化的机会,相对较坏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在游客和本地居民之间建立隔阂,对于曲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3]。
三、山东省传统旅游目的地―曲阜逍遥游开发策略
1. 深度开发策略
深度开发策略是曲阜逍遥游开展的重要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深入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使游客能在短暂的游玩过程中感受儒家文化的魅力,增加游客体验,加深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从而扩大曲阜的影响力。具体操作可与相关的研究结构合作如大学或科院院所进行儒学深度研究。其次,加强地方文化特色展示方法的研究。曲阜作为东方圣城文化底蕴深厚,阳春白雪,但无形与游客之间的距离拉大,使游客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曲阜的文化底蕴,感受圣城意境。具体操作可以与相关规划设计机构合作进行展示方法的改进。最后,扩大旅游用地规模,增加地方文化展示项目,减少旅游用地与居民生活生产用地之间的矛盾。游客在曲阜逗留时间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游客的活动空间狭小,除三孔是十分明显的旅游用地,专属于游客的活动空间以外,其他的地方均被本地居民以及一些事业机构的生产、生活设施所占据,机动车道紧贴三孔周边,加上机动车辆无孔不入的侵入,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游客所能进行活动的空间,也破坏了旅游氛围,减少游客逗留时间。因此应减少旅游用地与居民生活、生产设施用地之间的矛盾。随着新市区的开发当前应积极的搬迁在明故城中的事业单位,逐步减少明故城中非旅游用地的比例。同时要限制机动车的行驶空间,当前城内非旅游用地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可在明故城的西、北留几个城门为居民所需机动车专用通道。随着非旅游用地逐渐减少最终使明故城成为一个完全的步行城。
2.适度有序策略
曲阜旅游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强大的发展惯性,发展逍遥游,打造游客满意的旅游目的地,必须调整当前的发展策略,采取适度有序的发展策略。首先调整旅(下转第234页)(上接第233页)游产品开发方向,曲阜市主要的旅游资源为世界文化遗产,因此不可能进行物质景观上的改变,但物质景观所蕴藏的深厚文化难以被游客所欣赏和体验,资源优势难以发挥,因此要转向注重“软”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上来,将“儒文化”活化。当前应重点进行明故城城内“儒文化”氛围的营造,使孔庙祭祀化、孔府生活化、孔庙故事化,而不应重点进行其他产品的开发,如“四山”等的开发,尽最大力量减少与儒文化无直接关系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扩大儒文化的影响范围,延长儒文化链条,塑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旅游目的地,使曲阜形成名副其实的“圣城”。其次,调整曲阜市发展的目标定位,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曲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旅游业的收入提上去,只可能把自己定位为以济南或泰安市为旅游依托地的游客,进行串珠状旅游时一个必去的著名景点,因此当前在进行旅游业开发中,不应执行缺少针对性易于分散财力的“一摊子式”建设思路。同时产品开发中也不应使各方面旅游产品均全面发展,因为曲阜当前难以胜任旅游依托地的作用,当前主要集中在“儒文化”的扩展性开发上,新开发内容或为儒文化的活化或为儒文化的分支,短期目标应定位为发展成一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精致而著名的景点。最后,加大曲阜市旅游业营销力度,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在市场营销方面投资力度不大,难以形成轰动效应,造成旅游形象老化、单一[4],使曲阜当前儒家文化开发的成果难以展现在游客面前。但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以及国家对儒家文化重视程度加强,舆论媒体对于曲阜的关注度近几年迅速提高,特别是中央卫视近几年对于孔子文化节的连续报道,加上近期孔子教育奖的颁发,使世人对曲阜的关注程度提高,因此当前可积极利用好孔子文化节及相关事件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最大限度的展现曲阜,展现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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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教传教士苏慧廉尽管十分尊重和称道中国传统儒学，但由于他受自身身份与基督思想的影响，其翻译《论语》的动机和策略以及对关键词“仁”的处理，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教义色彩和西方宗教哲学意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他者翻译风格。
孔子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外一直受到尊崇，《论语》翻译从未停歇。作为中国的经典代表之作，“《论语》在明清之际就开始由来中国传教的西方耶稣会士译成西方语言。n(1]34自1691年以来的几个世纪，陆续有多个传教士将《论语》翻译成不同语种译本，如马歇曼、马礼逊和柯大卫。第一个翻译《论语》，且其译作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是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理雅阁(JamesLegge，1814年一1897年)。他所翻译的《四书》在香港出版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名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 )。此后也有多个西方学者翻译过《论语》，较著名的有韦利(Arthur Waley，1938年)、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906年)，庞德(EzraPound，1951年)等，国内学者有辜鸿铭，林语堂等。英国新教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年一1935年)于1906年在中国温州翻译了《论语》，于1910年在纽约出版，在此基础上他的女儿再进行了编译，并于1910年在日本横滨出版。苏慧廉承袭理雅阁翻译中国经典的态度，宣扬尊崇儒学传统和孔子思想，以此为基础翻译《论语》。但在苏慧廉的其他著述中，例如《中国传教纪事》( A Mission in China ) ，(中国三大宗教》( 77ieThree Religions of China)，其宗教思想和对中国儒道释思想的态度均表明了他是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其身份决定了他对《论语》的翻译隐有基督教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他者的翻译。
一、《论语》关键词的核心思想及译者翻译理据
孔子处在重视“礼”的春秋时代，但据学者杨伯峻统计，论语中“礼”出现了75次，而“仁”却出现了109次。“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根据国内学界普遍共识，“仁”在《论语》中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解释，“仁”在《论语》中有时候指的是“仁”本身，有时候指的是“仁人”，杨伯峻将“仁”本身理解为“忠恕”。他认为仁的消极面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理雅阁在1861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里的《论语》翻译中，主要用的这么几个词翻译“仁”:1. Benevolent actions， Abenevolent man;2. Virtue，(与此相近的有true virtue， truly virtuous， virtuous manners， truly virtuous man， Perfect街virtues或virtues， The virtues， Act virtuously; The man of perfect virtue;3. thegood;4. humanity’s. what men.
理雅阁多把“仁”译作Benevolence和Virtue。在西方英语国家，benevolence被理解为仁爱、慈善、乐善好施。这在西方也是一个心理学专业词汇，美国学者安乐哲由此从社会学领域的利他主义来理解理雅阁的翻译。认为利他主义意指无私地为人服务。这种自我牺牲暗含了一种独立于他者而存在的自我观念。他认为这种译法将“仁”的“自我实现意蕴转变成自我克制”。理雅阁另外一种较普遍的译法是virtue，在这一个层面上，“仁”的含义是和“智”、“勇”等品德相并的，这是一种较普遍的美德。而当译作benevolence时，“仁”是一种更高尚、更特殊的美德。从宗教哲学来看，benevolence也是宗教中的词汇，它表达的意思是不求从对方获得任何利益，而无私地提供帮助。
英国在华新教传教士苏慧廉推崇并承袭了理雅阁对中国儒家经典中核心思想的理解，但并不完全套入理雅阁的翻译。他在自己的译文中体现的是自己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和解释。苏慧廉自身早年所处宗教环境、认知模式和生活阅历影响了他的《论语》翻译的最终面貌。苏慧廉的译文中对关键词的翻译要更加开放自由，但仍然带有作为一个新教传教士身份的基督教思想和教义色彩。
如果把理雅阁有关virtue的表达算作一种，那么他对“仁”有4种译法，而苏慧廉则有12种。除了有些地方沿袭理雅阁的译法，在多处理雅阁译作“virtue”的地方苏慧廉均有自己的新的解释和译法。以(论语》中第一次出现“仁”的章节为例。
(1)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苏译文:The true philosopher devotes himself to the fundamentalc， for when those have been established right courses naturally evolve; and are not filial devotion and respect for elder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unselfish life
与理雅阁翻译的all benevolent actions完全不同，苏慧廉将这里的“仁”理解为“不自私的生活”。这与自我修养道德最高价值的体现和实现的“仁”的本意并不贴切，但它传达了西方哲学社会和道德准则中的文化含义。在另一章节中这种翻译更为明显:
(2)宰我问日:“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日:“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闰也。”
苏慧廉将(2)中第一个仁者译成an altnvst(利他主义者)，第二个沿用理雅阁的译法用a man(而非benevolent man或Vlrtllous man)。在这里，苏慧廉的翻译更加显性地体现了他的西方哲学思维。
如果说译者对“仁”字的翻译还不能很明显地显现他们的翻译动机和策略，那么对“神”、“天”等明显涉及儒家神学宗教观念和天命观的关键词的翻译则直接反应出译者的隐藏其中的个人因素，即理雅阁和苏慧廉均以传教士和汉学家双重身份承担翻译角色，译文中不可避免地带人基督教宗教色彩以及译者对他者儒家文化的解读和态度。例如:
(3)子谓仲弓，日:“犁牛之子辞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苏译文:The Master speaking of Clung Kung said;‘If the off-spring of a brindled ox be ruddy and clean一horned ， although men may not wish to use it， would the gods of the hills and streams rejectits’
(4)中“11-f川”指的是山川之神，苏慧廉译作the gods of the hills and streams，理雅阁译成the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理雅阁用spirits来指中国文化中的各种事物的神灵，而苏慧廉直接用god的复数形式来翻译中国的神灵，有着更加浓厚的基督教义色彩。在两位译者的译文中有着很多不同之处，这些翻译当然也有着当时来华传教士的传教背景等历史原因，在此不做深人讨论。
二、译者的宗教思想在译本中的体现
任何译者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都力求客观公正地翻译原著的真正涵义，也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盛行的“原著中心说”，然而“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会因不同的情况而做出种种考虑”，“这些考虑跟原著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译者和译人语的文化有更直接的关系。
理雅阁和苏慧廉作为著名的汉学家，其汉学研究水平在东西方均被广泛认可和赞誉。然而在面对(论语》翻译时，他们作为一名传教士和虔诚的基督教徒，其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思想及其基于西方译人语受众的考虑，使他们的译文虽力求忠实公正，但仍有隐晦的基督教色彩隐含其中。
(一)对孔子的评价
理雅阁曾经说过:“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篇言的诊注者和解释者。过去，它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祟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这段话似乎表明理雅阁要以国际人文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想来向西方诊释儒学传统。然而在他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的前言中长达巧页的对孔子的评价却有些负面。“有几条批评与基督教视角相关:如批评孔子谈‘天’而不言‘上帝’，在宗教观上走下坡路;二是指责孔子提倡鬼神而远之，只重世俗而不关心来世，等等。在绪论中，理雅阁这样评论孔子:“我长期研究他的为人和学说，但不能认为他是伟大的人。他比同时代的官员和士子高明，但未超前于他的时代。他没能发明他比同时代的官员和士子高明，但并未超前于他的时代。他没能发明任何普世关心的问题，没有推进宗教信仰，不同情进步。他发挥过很好的影响，但这影响就要减小。我认为，这个国家对他的信仰很快就会大面积消失。’
《论语》中关键词“神”一共出现六次，理雅阁一概用“Sprit或“spiritual beings”而非直接用网或gods来翻译。这并不表示理雅阁认为中国的神与西方的上帝没关系，他从多方文献中找到证据，深信中国的神便是西方的上帝。他认为中国祭拜的多方神灵统一附属于西方的上帝。他依然相信中国儒家学说中的神还是从属于西方基督教的。
虽然作为一名汉学家，理雅阁有义务和责任将中国儒学传统和孔子形象客观公正地译介到西方世界，然而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本身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无法改变的基督教思想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无法摒弃自身的意识形态，从而把自己的基督教思想加人到中国儒家思想中以给予“帮助”和“完善”。
苏慧廉在他的《论语》(1910年)译文的绪论中对中国古代史、儒家思想以及孔子作了详尽的介绍，并表明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他指出自己作为译者，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收益颇多，学到了中国经典中的精华。他这样论述自己翻译的感受:“几个月以来，我都和一位中国最伟大的君子相处，他陪伴着我不断完善我的性格，我再次发现了他富于格言的论述。在经过20年的忽视之后，这些格言从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观点出发，揭示了人类的高贵，也更好地显现了永恒的基督真理的精髓。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慧廉是尊重和推崇中国儒家文化的，并利用儒家文化宣扬基督教思想。这样看来仿佛在苏慧廉眼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宗教思想是平等共存的，其实不然。以关键词“神”的翻译为例，6处出现“神”字的地方苏慧廉有两处是译作spirits ( 8. 21) (11. 12 )，两处分别译作the spirits of the departed ( 6. 22 )，spirits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另外两处是译作the gods ( 3.12)和supernatural ( 7. 21).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两种翻译，很显然，god一词明显带有基督教教义思想色彩。苏慧廉用的是gods而非God或者Gods，说明苏慧廉认为孔子所言之神并非是基督教中那个唯一的上帝，而是中国君主祭拜的各种神灵。
(二)对基督教和儒学传统地位和作用的评价
和理雅阁在他的译作绪论中体现的对中国儒学的态度一样，苏慧廉在他的译作和其他著作中均有多出明显或隐晦地提到了自己对儒学所持的真正态度。在(中国传教纪事》( A Mission in China) (1907年)中，苏慧廉专门讲述在中国的各种宗教的发展以及他的认识。在解释儒教时，他认为:古代的儒教承认一个被称作“神”、“帝”或者称作“上帝”的超人存在。他也被称作非人格的上天。上帝或天，只能由皇帝即天子去祭祀;到了圣子耶稣时代，他们才可能真正意识到，他们也是天父的儿子，与皇帝享有平等的权力。(9]238苏慧廉认为在皇家祭祀活动中没有偶像崇拜，因为没有设置任何孔子的塑像或“神座”，但却并不是一神的。对孔子来说，需祭拜的有各路普通神灵(gods)和自己的祖先(the spirits of the parted)。他甚至认为儒学如此多神祭祀，以至于如果在祭祀对象里加入耶稣基督都是可被接受的。苏慧廉不仅用基督教思想来解释孔子儒学中的一些关于神灵的学说，而且举例证明基督教是优于儒学思想的，儒学必须依靠基督教的拯救才能存活和延续。他认为中国如此多神崇拜，但在最危难时刻还是为求助于“他们所不知道的天父”，如果没有基督教，中国儒家神学体系“不堪一击，必将坍塌”。
如果说这是苏慧廉早期对儒学的态度，那么在他1910年再译《论语》时，他对儒学与西方基督教哲学的比较并无多大改变。在《论语》再译本的导论中，苏慧廉虽然高度评价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相比是深刻和优秀的，但是在后面的论述中，苏慧廉均用God和Heaven来表达儒家中神学论述，并且指出中国儒家思想依然是和基督教教义思想相联系的。可见苏慧廉作为一名传教士，翻译中国经典的目的并不是要宣传中国儒家思想，而是宣扬自己的基督教思想。
论文摘要：韩国影视在儒家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现代化以及商业化的过程中成为重要媒质。中国是泱泱文化大国在社会的转型期传统文化却被慢慢湮没。社会文化淡漠。价值取向模糊。分析比较韩国的文化视点和文化价值总结发展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在细节中。”用曲折的剧情吸引人。用唯美的画面迷倒入，用婉约的音乐打动人，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氛围，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韩剧就是通过对其中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完成了对中国观众的一次又一次征服。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生活剧，当代韩国影视在电影电视剧题材选题和内容情节中面向生活与现实的个人化形态上，都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战略方式是文化市场化运作的独特显现。韩剧注重在触手可及的家庭生活细节中，充分挖掘通俗琐事的表意潜力，在细致入微的家庭生活流程中客观呈现、主观营造厚重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并借以倡导真善美，使人物的精神得到逐步的阐发和张扬。可以将韩剧的文化价值概括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倡导现代观念而又尊重传统、看重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呼唤现代人的沟通理解。
关键词：新加坡；公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7-0060-02
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人口少的国家，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就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难解的奇迹。成功的公民教育是新加坡能够迅速成长壮大的重要原因。如新加坡非常重视对民众道德价值观的正确培养。因此，我们国家能否平稳健康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核心思想观念，公民的道德伦理水准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制度不同，但是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同处于亚洲国家，同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和教育，有共同的儒家的文化根基。因而新加坡的公民教育的成功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然而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和借鉴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内容、模式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要清楚这种教育模式背后的价值理念，以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所启示。新加坡公民教育的直接目标是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抵御西方价值观念的入侵。根本目标是造就良好的、有用的。背后的理念则是“必须使各个民族的后裔及其移民淡化对其民族的归属感，加强对新加坡本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内容
“公民”从法律意义上仅仅是民主政治制度下赋予其国民的一种身份，而真正的成为“公民”，需要具备正确的公民意识，同时具有相应的公民行动，最终成为理想的公民。新加坡特别重视对公民的教育引导，它的公民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国家意识的教育、东方价值观的教育、历史和国情的教育。
1.国家意识的教育。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又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十分看中对公民认同国家的教育，因而新加坡政府也特别注重培植公民的国家意识，以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向国民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心理上认同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并在这旗帜下为新加坡而奋斗。
2.东方价值观的教育。所谓“东方价值观”，其核心就是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面对多种族的新家坡，李光耀倡导的并不是照搬照抄的中国的儒家价值观。而是进行了结合当地国情和特色的改造。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底蕴，是这个国家公民自信的源泉。用传统的价值观进行公民教育有助于提升公民的自信和爱国精神。他为新加坡确定的治国理念是“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是来自于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的。新加坡又颁布了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几乎每个民众都能背出这五个共同价值观，它们吸收了各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合理价值。总而言之，新加坡将传统的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现代化的阐释和运用，并不是直接的拿来主义，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适合国情，并得到广大人民认同的价值观，也就是现在形成的独特的东方价值观。
3.历史和国情的教育。新加坡独立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艰辛的血泪史，也是生动的历史文化教材。公民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才能有知“根”的感觉。新加坡非常重视对民众进行历史和国情的教育，通过历史和国情的教育培养民众的忧患意识。新加坡还出版了《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这本书旨在用于国民忧患意识教育，通过真实的国人的历史和经历，培育其民众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二、新加坡公民教育的途径
1.学校教育。学校开设道德教育的课程，将道德教育寓于各科的教学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丰富的课外辅导活动。2011年，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曾表示，要推广“品德与公民教育”的课程，在公民教育方面，要做到：“第一，我们的学生应成为忠心耿耿的公民，对新加坡有很强烈的归属感，为国家利益、防卫与安全献身；第二，他们应关怀别人，愿意尽己所能改善别人的生活；第三，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里尽力促进社会凝聚力与种族和谐；最后，对社区、国家及全球课题，应有能力作出反应，并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内在的品德情感，决心、责任、爱心，这些是无法测试的，但是这些却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能力，唯一检测的标准是如何把这些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观。
2.家庭教育。新加坡的公民教育非常注重家庭教育这个途径，“家庭为根政”是政府对家庭功能的总体描述。新加坡竭力维护三代同堂的家庭和大家庭制度。在大家庭制度中，兄弟姐妹互相扶持与支持，共同承担家族的事务和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三代同堂的家庭正逐渐被核心家庭所取代，但是政府在采取措施鼓励大家庭的存在。在大家庭中生活的孩子，有足够的时间接受长辈教育和家庭规矩的熏陶，保持大家庭的传统，可以有效的发挥家庭的教化、宗教、经济和政治的功能。因而，家庭教育这个途径是新加坡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3.社区教育。新加坡希望通过社区服务计划，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荣誉感，增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由小到大，由社区到国家，一点一点的形成认同。社区服务计划主要采用一些敬老，助残，募捐，睦邻友好等活动实现。社区服务作为升学的参考项，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安排不同方式的社区活动。针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李光耀还倡导了一场“文化再生”运动。他在年国庆献辞中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先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的价值体系”。
三、新加坡公民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借鉴新加坡公民教育中的有益因素，要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其中的新元素，给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借鉴中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笔者认为，新加坡公民教育给我国有四个方面的启示。
1.要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相结合，完善充实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了文化观的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这些都提示我们需要把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机的结合，汲取儒家文化中有益的精神力量，比如在传统教育的内容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讲求“爱人”和“忠恕”；在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关系上主导思想是重义轻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求生态伦理问题等。
2.利用国家的政策去落实价值观的教育，重视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撑。道德建设是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然而道德建设的稳定性、可调控力和强制力都很弱，需要法律的支撑。新加坡的文化人认为“儒家理念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给儒家理念加上制度因素，就能够把问题解决”也就是说，新加坡是用东方的理念，加上西方的手段，实现了国家价值观的落实。在实际中，新加坡把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内容都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以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其公民教育集宣传说教与防范惩罚于一身，使得新加坡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楷模。新加坡政府为了推行孝，政府规定人们在购买房屋的时候，选择与父母同住会有一定的奖励，用国家政策推动孝的实行。李光耀认为，不惜任何代价，不让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孝敬父母的人才可能热爱国家。在一个家庭中，晚辈可以从长辈那里获得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优良文化传统。
3.重视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在价值观教育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新加坡重视在实践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用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践行价值观。教育部规定学生必须选择参加一定的课外活动，如加入学生社团、参与社会服务等。学校也经常组织各种类型的课外实践活动，如参观禁毒展等。新加坡非常注重开设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各种学生社团进行实践活动和服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感，使之内化为道德观念，形成道德素质。我国也要重视社会实践在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尤其要重视劳动实践的作用。劳动实践可以让人们真正的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与劳动的乐趣，潜移默化的使人们形成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等美德，最重要的是，通过劳动可以培育人们丰厚的情感，那种对土地、对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亲近感。
总之，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内容包括国家意识的教育、东方价值观的教育、历史和国情的教育。教育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多启示，主要包括：要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相结合，完善充实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利用国家的政策去落实价值观的教育，重视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撑；重视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在价值观教育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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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中的民俗有些是对民间地域生活风情的展现，如《骆驼祥子》中的北京天桥的平民生活图景，《神鞭》中富于“津味”的皇会民俗，《雅马哈鱼档》中20世纪 80年代的广州市民文化景观;有的带有强烈民间色彩的文化艺术形式，如《活着》和《桃花满天红》里的皮影戏，《炮打双灯》中的民间炮竹文化，《霸王别姬》中老北京的京剧戏班，这些往往与影片的叙事情节和生活空间密切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被文化传统和现实事件所影响的人物命运，还有一些民俗是被作为片中极有象征意味的仪式典礼来加以强化的。这些并非社会民俗学意义上的民族志电影的故事片，往往通过对民俗仪式进行艺术化改写，突出其文化象征性。这里往往包含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以儒家占主导地位的祖先崇拜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它减弱了对祖先灵魂崇拜的神秘性质，而逐渐成为一种加强了现实功利性的礼治策略。祭祖敬祖一方面是祈求能得到先人的庇佑，另一方面也借此宣扬忠孝之道。但是在男尊女卑、提倡女性守节的封建文化的浸染下，对祖先的祭祀也有了许多严苛的要求，女性往往被排斥在这种隆重的家庭文化活动之外，尤其是守寡的女性。在影片《祝福》中，鲁四老爷旧历新年拜祭祖先的民俗刻画就是与祥林嫂的人生悲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电影《祝福》将鲁迅小说中描写祭祖情节较为俭省的笔墨，扩充为三段对比效果构成的祭祖献福的场景，通过对大量造型各异、极富民族特色的祭器、福礼的反复表现，揭示出宗法伦理文化对女性的摧残力量，揭示这种缅怀悼念祖先的仪式，已经沦为传承根深蒂固封建文化负面因子的蛮。祖宗是我们民族灵魂不死的神话，在影片中，这种神话不仅具有文化构成的风俗意义，而且升格为中国文化形态的象征。电影把小说中鲁四老爷“拜祖宗、祭天地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不能让她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这句话延宕成影片备受赞誉的段落。小说中祥林嫂始终没有和鲁四老爷发生正面冲突，也没有为自己捐过门槛进行解释，祥林嫂是在一点一点的精神压抑中，颓钝了半年后被赶走的。而电影中却强烈突出了祥林嫂对于能摆祭品的热切期待和鲁四老爷一家对于祥林嫂接触福礼的忌讳和愤怒。当捐过门槛的祥林嫂欣喜地端着福鱼走向祭桌时，四婶马上厉声呵斥了她。祥林嫂则不断申诉：我捐过了，我捐过门槛了。鲁四老爷则面露怒色：住嘴，什么门槛不门槛的，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正是这句话让始终不放下福礼的祥林嫂彻底绝望，失神落魄地将福礼跌落在地，而愈加恼怒的鲁四老爷则咆哮着：叫她走！马上让她滚！剑拔弩张的对峙为电影中祥林嫂砍门槛铺垫了叙事逻辑和节奏气氛，说明了祥林嫂经济和精神双重毁灭的现实来源。小说中的鲁四老爷基本上是个伪善的道学先生，而电影在刻画他的封建宗法意识之外更突出了他的冷酷和凶暴，电影主题有阶级性内涵的强化。
“祖宗”这一民俗影像中最具文化传统隐喻意味的意象在电影《祝福》中的功能是多面的。影片不仅强化了祭祖的线索，而且把祭拜祖先这一深蕴儒家伦理精神的中国家庭礼俗作为封建文化负面影响的重要象征，那原本寄寓着后人对祖先悼念之情的仪式变成了杀人无形的文化利器，把祥林嫂的个人悲剧的刻画上升到对整个封建文化进行批判的高度。而在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皇帝胁迫皇后参加的重阳祭祖大典也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皇帝以此警戒皇后对家法宫规等级秩序的恪守，一排排的祖宗灵位暗示了这种压抑性男权秩序的历史传承，以此表达导演对权力秩序的批判意愿，可惜的是，这一用意被过于形式化的影像造型所冲淡，其文化反思的力度没有达到 50年前影片《祝福》的艺术效应。
古代社会中，没有举行婚礼仪式的婚姻不能被认为是合法婚姻。“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 ”后世百姓多遵纳采、纳征和亲迎三礼，其中迎亲仪式最为隆重。婚庆典礼的民俗演绎也是中国电影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民族性符号建构。在吴天明的《人生》和陈凯歌的《黄土地》中，有关婚庆民俗场景的渲染都饱含着创作者对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尤其是《黄土地》，影片开篇就把上世纪 30年代末期黄土高原的一次民间婚礼展现在观众面前，“象征着一种千古不变的，近似宗教仪式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幸福和欢乐，一切都不过约定俗成而已。 ”[1]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即便在极为贫困的黄土高坡，迎亲和婚典的形式感依旧。站礼先生的高诵吉谚、新人跪拜天地、“自古婚嫁由天定，而今贵福在命中”的门联、堆在床上的聘礼，都延续着古老婚俗的文化气息。传统婚姻家庭本位的价值观、旧俗中早婚的传统、父母之命的婚姻缔结方式等等因素决定了旧时代包办婚姻对于贫民而言是一定程度的买卖关系。
与《黄土地》相呼应的是《人生》在影片的尾段展示了一场陕北旧式的婚典，其热闹富庶程度已远非 50年前的黄土地百姓所能比拟，但是女性在婚姻中的悲剧感依然浓重。导演在此用传统婚礼形式象征旧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突出了巧珍最终绝望地被古老乡村文化所覆盖的人生悲剧。与《黄土地》不同的是，巧珍对婚姻的选择毕竟带有一定的自主性，她不是为了钱财而嫁人，这种对土地的依恋和桎梏于土地的矛盾心态更突出了婚姻仪式所涵纳的文化反思价值。此外台湾导演李安的作品《喜宴》也借助中国传统婚宴民俗不无夸张的演绎方式，强调了中国文化中婚姻缔结中的家长意识和群体观念，显示了个人意志和愿望在中国式婚姻中的弱势地位，以此与西方文化作一参照，展示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最终的妥协。
丧葬文化也是与儒家伦理文化息息相关的一种民俗形态。宋人李觏说：“死者人之终也，不可以不厚也，于是为之衣衾棺椁，衰麻哭踊，以奉此丧。 ”[2]儒家历来主张厚葬隆丧之礼，主张事死如事生，在举丧、居丧、丧服等礼节上一丝不苟。同时通过这种仪式，也达到增强家族、亲属系统内的凝聚力及团结邻里关系的社会整合目伦理精神。在张艺谋导演的影片《菊豆》中，丧葬仪式不再具有血缘关系的凝聚力量，而是通过对丧葬中的拦棺、哭棺民俗的详细刻画，突出了传统家族伦理的巨大钳制力量。葬礼“不仅仅是一次和死者告别的仪式，而且是给生者以暗示和教育的一堂课，它还要承担清理和规范社会伦理和秩序的责任。 ”[3]
阻碍菊豆和杨天青幸福的“祸根”杨金山虽然死了，可是他所代表的家族宗法文化的强大威慑力还在，高高坐在棺头的一脸威严的孩童杨天白成为父亲的人，菊豆和杨天青所追求的超越世俗伦理的生活依然无法实现。长长的送葬队伍、漫天的纸钱和两人不无表演性质的撕心裂肺的哭嚎极为仪式化地传递出张艺谋的父权文化批判立场。这种挡棺仪式和哭丧礼仪也是儒家文化中重视“礼 ”的一种体现，“衣衾棺椁、衰麻哭踊”等古式的丧葬仪礼演示过程在一次次的反复中，将事关生死的观念、信仰反复灌输。这种灌输不是靠外在力量的强行注入，而是逐渐地教化养成，从而使人内在地主动服陷于传统。葬礼上的挡棺仪式体现了死者虽死犹生的威严，家族长老们对杨家染坊的日后生活安排 （让天青搬出院子去住 ），都体现了宗法制度下祖先的越超性法权。
张艺谋最善于捕捉传统民俗的典型仪式来构造电影的视觉冲击力，通过渲染民俗仪式中最具民族性的造型、色彩功能，传递出东方形式美感和文化陋习杂糅的影像奇观。他还在《大红灯笼高高挂》
的，最终传达儒家以孝为先、慎终追远的中臆造出点灯、吹灯、封灯的大院规则，模
仿皇帝后宫的妃子“听召”仪式，突出了男权社会文化下被挤压和操纵的女性命运，揭示出女性灵魂异化的文化根源。尽管这种“伪民俗”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张艺谋所建构的民俗意象并未偏离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批判的轨道，只是比较而言，《人生》和《黄土地》对这种陋习弊端的展示和批判更为决绝。正如吴天明《老井》中对乡村宗族之间械斗习俗的刻画，对保守、狭隘、蛮性的宗族文化的展现，其本身就蕴含着编导的批判立场。
此外，中国电影中蕴含儒家文化意识的民俗还通过年节时令、民居构造等更为普泛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黄建中的《过年》、吴贻弓的《阙里人家》、张元的《过年回家》，一个在旧历新年中展现子孙满堂大家庭的纷争，一个借助元宵佳节刻画三代人的恩怨纠葛，另一个则在犯人过年归家的叙事中刻画家庭伦理的缺失与重建。在民族文化特有的团圆年节中，在有限的时空内，悲悼和反思传统文化的优长和弊端，无论从叙事结构上还是主题营造上都富有浓郁的东方神韵。在第五代导演作品中，传统宗族祠堂的大量利用将鲁迅有关铁屋子的中国隐喻进行了电影艺术的外化，例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取景于山西乔家大院，《菊豆》取景于安徽黯县南屏大姓叶氏宗祠“序秩堂”。祠堂高大，威严，肃穆，是封建礼教的象征，人处其间必产生敬畏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乔家大院的拍摄，构图极度的规矩，显示了传统和陈规的堡垒式强大可怕的力量。旧宅院中同的意味，都显现出一种异常稳定、简单延续的秩序和这种秩序的强大力量。 [4]事实上，中国电影中的皇宫景观也有这样的象征意味，《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宫殿都是肃穆封闭的牢笼式的生存空间，里面人物之间的无望挣扎和权力争夺都因此带有明显审视中国文化的主题意蕴。
中国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文化及其民间演变尽纳其中。不过，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民俗风情展览，大部分民俗景观都被赋予了民族文化反思的象征意味，而这也往往与民俗本身所积淀的文化因子有关，尤其是第五代导演曾用仪式感极强的民俗景观创造了“民族寓言”式的影像风格。自强调写实主义的第六代导演崛起后，作为群体性的电影结构元素，渲染民俗蕴含的文化意识的艺术手段在中国电影中逐渐有所失落。
*本论文是
2013年辽宁省教育厅项目“辽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w2013168;辽宁省教育规划项目“地方高校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编号：JG13DB246。
注释：
[1]陈凯歌.怀着深挚的赤子之爱──陈凯歌谈《黄土地》导演体会.话说《黄土地》[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277.
[2]转引自徐吉军.中国丧葬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
.社，1998：420
作者：朱承学 成海英 舒志华
论文关键词：高校教育 儒学人文精神 化育之道
论文摘 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以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丰富高校人文教育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仁、义、礼、智、信”是人内在超越的根本之道。高校教育中应当启发学生的内在自觉，唤醒学生的内在生命意识，引导大学生进行道德践行，追求德性的圆满。
卢梭提出教育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人性中固有的那些美好的禀赋显现出来。这一观点指明了现代高校教育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科学教育，引导和促进受教育者注重专业知识的获取，是开发人的智力的教育，体现的主要是以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二是人文教育，使受教育者文化素质和品格得以提高，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高校教育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就必须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人文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高校教育中都各自有其合理的内核与现实价值。
然而，随着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加深，我国高校教育实践中，正在经历传统的断裂和经典教育的断裂，出现了教育的功利性和传统道德教育模式的政治化倾向，使人的价值理性在实用理性的全面进攻下显得落寞而无力，人的训练取代人的生存成为高校教育的现实取向，作为人的灵魂而存在的高校人文教育处境窘迫。由此看来，中国高校人文传统基础建设迫切需要从根本上奠基。而教育只有深植于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动力的人文传统，才能深植于人性，才能拥有真正的人文精神。儒家文化代表中国6500年的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在深化高校教育改革，全面推进高校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以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丰富高校人文教育的内涵是值得实践和研究的。
一、人文教育研究现状
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是上个世纪末全球性教育改革的热点。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社会发展的局限和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人文学科，因而人文教育受到忽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特别是当今，这种情况更加突出。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及国家教育部门，纷纷呼唤人文素质教育，并开始了人文教育地位的探讨。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兴起，在大学教育中兴起人文教育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人文教育和儒家人文传统，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如朱小曼的“道德人和知识人的统一”、顾琰珏的“追寻人文精神的光芒”、朱汉民的“儒家人文教育的审思”、余治平的“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甘剑梅的“以儒学文化为根基的教育运动”、郭齐勇的“让儒学的活水流向世界”、卢卫林的“儒学的和、仁、知、勇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等。从1996年以来，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系列。这些思想和著作比较集中的观点：第一，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人文素质教育应成为高校全面素质教育的重点，重塑人文精神已成为当代大学教育中的一个核心理念；第二，儒学人文精神可缓解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文明危机、人与人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精神危机、文明冲突的价值危机的危难；第三，儒学已经淡泊衰微了百余年，需要我们开拓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需要从传统文化汲取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但目前儒学的实践在高校教育领域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运用儒学人文精神化育受教育者的人格论极少。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代表国家。英国政府在1987年颁布的《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白皮书中，明确地把增进人文学科学术成就作为高等教育目标之一。1984年，美国人文科学促进会发表文章《挽救我们的精神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对衰微不震的人文教育表示深切关注。在美国，每个大学本科生都必须接受西方古典和经典教育。美籍华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杜维明先生，秉承着儒家的命脉，承担着儒者的使命，关怀着儒学的复兴。日本提出用优秀的文化遗产教育面向国际社会的日本人，要加强人文教育，以克服环境恶化、人的素质退步，以及人的相互间的接触和关心淡薄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教育组织也对人文教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把“学会关心”作为会议的主题。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大学校长在“21世纪的大学”主题下几乎一致地强调了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教育的重要性。
二、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
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言，“‘儒学’不仅是一种‘资源’，更应理解为一教化之本或‘教养的本原’”。儒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美学的价值、伦理学的价值、宗教哲学的价值，等等。儒学知识典范的“为己之道”是人性贯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规范，修己成仁、义在正我、以礼立人、以智育人等是不可须臾而离的“伦常日用之道”，这种“伦常日用之道”是一个人内在超越的根本之道。
1.修己成仁。
“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儒家人文体系的价值核心，是表达人的情感活动的概念。董仲舒曰：“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
仁必须在具体清澈精诚恻怛的真实生命中表现，“为仁由己”，一切外在的戒律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强调知识的修养、美的修养、善的修养等都要靠“己”——主体自身完成，并由内向外发显（推己及人），以维护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
《中庸》曰：“仁者，爱人也。”仁的本质性内容是爱，基于自爱、亲爱，到仁爱、博爱，仁者积极地、主动地承担起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义务。仁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仁者“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仁”要求将外在的社会道德内化为人的内心欲求，也就是从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从主观的“立己”到客观的“立人”，从亲情孝悌到济助众人，从个人的主观修养到社会风气的培养……无一不包，无所不至。以修己为本，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促进社会稳定。从修己到济众，成就于“民兴于仁”。
2.“义”在正我。
《中庸》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它是针对我而言的适宜、恰当，立足点是我而不是他人。义与我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密切的关联。董仲舒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义与我不可分，义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主观的情感、意志、心理、态度的作用。在个人内在超越中，仁义是不可分的，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义则是仁的落实，是仁涉及存在世界后被具体化了的仁的原则规范，义是仁向外在社会存在过渡时所生发出的精神规范或道德律令，是人从内在心性领域向实践世界跨越所走的正道、正路。正如董仲舒所强调的“仁在爱人，义在正我”。
3.礼的社会担待。
“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其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它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 转贴于
其内在精神是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不知礼，无以立也”这是对人的最起码要求，是一个人道德修为的重要部分。礼起着和谐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秩序的功能。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礼”的精神是调整和规范人们之间的矛盾分歧，加强外在约束，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地进行。没有“礼”的约束，社会生活就会失去平衡，就容易发生一些道德失范现象。一个人若只在学习上下功夫而不在礼仪方面加强自身修养，就不能达到完美的人生境界。
4.智的培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由此可知，知识的获取是追求智的过程，是智的培育过程。
儒学的“智”不是纯粹理性的认识运动，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知识体系，而是更趋向于本体性的“智”。“智”有理有情，有知有欲，有仁有义，是包容一切的心理原真。孔子曾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戎；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仁、知、信、直、勇、刚是受教育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智为仁、义、礼之首。求智的过程是求真、求实、求利的过程，也就是获得知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它和“仁、义、礼”所指的求真、求善、求美真正整合起来，才更具体真实，不会迷失方向。人文教育在完善个体人格时既要重点强调“智”，又要不失时机、抓住一切时机地进行“仁、义、礼”的渗透，因为智是建立在“仁、义、礼”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渐长而日趋完美的，呈一种“厚积薄发”之势，威力无穷，而仁、义、礼、信是“格物致知”坚厚的基石，使受教育者在“厚乎德行，博乎道术”的过程中追求自身的完善，获得“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
5.“与命与仁”的生命超越。
儒家的终极关怀突出表现在“与命与仁”思想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然宇宙赋予人的生命就是性，人的生命依附于“天”的自然之性就是“道”。人通过“道”修习其身就是人性的教化、社会化、人文化。“天道”与“人性”通过“内外修为”，方达于仁、义、礼、智根于心的“修身”之本。人性的“人文化”和人性的“自然化”是儒道的终极关怀。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敬畏自然，也就必须尊重自然所赋予的人性，更要珍惜人的生命。
总之，儒学本身以教化为目的，视教育比其他任何问题都重要，儒学人文精神重个体的生存品位和品质，重道德的教化，重人格理想的追求。儒学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高校教育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高校教育，治疗现代大学生的某些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高校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策
1.启发学生的内在自觉，唤醒学生的内在生命。
首先，注重人的内在生命力的激发。如上所述，儒学教育对人生传统早已有了充分的示范。高校教育应从根本上关注人的生命，始终将生命意识的唤醒、人的生存放在核心地位。这就要求一方面，高校教育应重视学生自身的践行与体验，尽可能地帮助学生丰富人生体验，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课堂说教。另一方面，要充分融合大学生的本性与境遇，深切地关怀和引导大学生的内心，触及存在真实生命感受的大学生，说明和回答人类应该怎样存在，人生应当怎样度过这些人类最重要的问题。
其次，注重教育的人性化。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追求人性完善的精神动力。在教育过程中要从根本上关注人性，注重人性的陶冶，使大学生的内在素质随教育的发展而提高，强化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培养其创造力，引导大学生反省自身的存在，以使大学生成为一个内心世界丰富、品位高尚的人。
2.引导大学生进行道德践行，追求德性的圆满。
高校道德教育作为学校精神活动中的主导力量，需要为科学知识的教育提供充满张力的基础环境。从这个意义看，高校教育应立足于德，引导大学生认德、体道，充分挖掘“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的现实意义，纠正大学生形成的不正确认识，开展“仁、义、礼、智、信”传统道德的教育。应改变高校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关系，调整抑制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调整大学生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及个体道德行为、人格追求与对物质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在义利之间，既反对“见利忘义”，又鼓励大学生追求正当合法的物质利益；提倡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使大学生明智、明理，增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能力，进而使高校和谐有序；使大学生有诚信的观念，养成诚信的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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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和其他商品在营销理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产品与文化一起销售，平煤与客户共同成长。”是平煤天安运销公司在长期的销售活动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建立人本主义的管理模式，诚信经营、情感销售的营销思路，以质量取胜，铸造名牌的战略方针，打诚信牌，走多赢路，在当前煤炭市场出现波动的情况下，为平抑市场波动，保证市场份额和售价的稳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以忠诚塑造团队，与同事快乐工作，打造一流的营销团队
1大力弘扬儒家思想中物格致知、意诚、心正的核心理念，打造思想信念坚定的营销队伍。团队的战斗力是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要素。战斗力来自凝聚力，凝聚力来自认识与目标。为了统一思想，平煤集团天安公司组织员工进行大讨论活动，让大家围绕核心理念：营销管理、市场服务、做人与做事等献计献策。经过大家的广泛讨论，挖掘出了很多做人与做事的闪光理念如：诚实守信、公平公正；情感销售、阳光操作；互利互惠、合作双赢；多边联合、共同发展；做事先做人、服务无止境；以诚为本、以信为人等一系列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并把这些理念制成标语牌在公司文化长廊进行广泛宣传，使其“外在于形，内固于心”。最后在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提炼成了“与客户一起成长，与同事快乐工作”的运销公司核心营销理念，为塑造意诚、心正的优秀营销团队奠定了思想基础。
2学习国学经典，探索中庸和谐的营销与管理策略。运销公司领导班子是一个学习型的领导集体，把不断提高班子成员的学习力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面对纷繁复杂的煤炭营销市场，他们一方面研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一方面研究中国国学经典，探索“无过之无不及”的中庸和谐的儒商文化。用宋学大师程颢的话讲：“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所以中庸决策作为一种极度高明的理想的管理境界，就成为当今世界上很多优秀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积极探索和不断追求的方向，同时也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处世哲学。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的核心凝聚力，班子成员利用中心组学习时间组织学《论语》。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谈。可见以《论语》为主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通过对《论语》的学习与解读，使领导班子成员对以德治企，依法行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具“怀德、怀刑”之心。在同客户的交流与合作上更加注重和而不同的交流理念；内部管理上奉行“为政以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中庸管理理念。儒家文化正逐渐在运销公司营销文化中展现着灿烂的光辉。
3创建学习型组织，强化理念，提高素质。一个组织的战斗力还取决于该组织的员工素质和学习力。为了创造学习型组织，公司特邀请国内许多著名培训师到公司授课。通过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学习和指导，让大家找到“善于学习”的金钥匙，通过心智模式的修炼，开启了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大门。为广大员工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团体学习，不断提高学习力奠定了基础，为员工素质的不断提升安装了推进器。
4拓展训练，锤炼团队，增进互信，增强合力。团队需要忠诚，智慧来自群众，人人需要互信，成败决定合力，这是参加拓展训练的同志总结的成功秘籍。平煤运销人通过理念的融合，素质的提升，互信的加强塑造出了一支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优秀团队。
二、以“孝道”凝聚人心，因“孝道”声名远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祟信立孝，和谐兴企”；百行“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道文化在运销公司发扬光大。运销公司历届领导班子确立的孝道文化理念，推动了孝道文化建设在企业内部的深入开展，坚持每年开展评选“十名孝星”、“十佳贤内助”、“十户文明家庭”。公司成立了“孝道”协会，建立了“孝道”基金，制定了《孝敬公约》。近年来，由运销公司倡导开展的平煤运销杯“鹰城孝星”评选活动，成为展示平顶山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有力品牌，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营销文化结合的闪光亮点。在工作实践中运销公司用最朴实的“行善积德”、“尽孝报恩”来启发员工追求真、善、美的热情，引导员工强化服务意识，干好本职工作，使团队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与用户的文化交流中运销公司的孝道文化建设得到了很多用户的认可，成为衡量一个人落实做事先做人，饮水常思源的试金石，成为与用户进行企业文化交流的有力接合点。
三、以诚信赢得用户，与客户一起成长
1以礼相待，以诚相交，视客户为朋友，把做事先做人的做事准则运用到运销事业中来。时刻警告直接与用户打交道的分公司的每一位同志每日“三省，”对客户省忠、省信，对自己省学习。客户与朋友一样，你对他们忠诚，他才会成为你的忠实客户，你对他讲诚信，他也会用诚信对待你。然后就是我们每天学习了吗?工作有创新吗?此举大大地提高了以分公司为主体的为客户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及时反馈用户信息，随时掌握市场供求动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情感销售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2情感销售诚信合作，变供需关系为资本合作关系。通过与平煤长期合作，使很多客户对平煤的营销理念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他们看到平煤是负责任的大企业，是有发展前途的合作伙伴。在运销公司领导层统揽全局、着眼长远的大营销策略方针指导下，经过不断的努力与5家电煤用户和8家精煤用户签订了资本合作协议，引进资金近50亿元。如今有用量95％以上的精煤战略客户和用量60％以上的电煤重点客户投资入股平煤，对平煤固化市场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在国内大型煤炭企业战略联盟史上也描下了重重的一笔。同时非常重视对煤炭企业战略联盟的风险及对策分析研讨，公司领导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撰写的论文《大型煤炭企业战略联盟的风险及对策分析》荣获“中国科协年会”论文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