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3 14:26: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没有永远的朋友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文化和语言进行探寻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对立思想。法国知名哲学家德里达率先突破这种思维禁锢,将这一观念形式打破,随后迅速兴起大量后现代学派,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固定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揭示。通过对父权社会正当性以及人类社会优胜于非人类社会的批驳,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发展,重现调整和修复了本应属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积重难返的二元对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员未经认真思考就迈入了这一观点。五、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历程中获取自身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和其他理论之间的交织和争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审判以及批判,将二者结合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对自己的理论缺陷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对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组,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对此,面对由不合理的人类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人与自然逐渐疏远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要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并勇敢地指出问题。
另一方面,根据解构理论和措施,生态女性主义指明了女性与自然的实际位置: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思想的世界中,女性和自然在较长的时间里开始以“他者”的形式存在,实际地位是被动的和边缘化的。生态女性主义将这一事实清晰地铺陈开来,并重新调整和修复被父权排除在外的女性和自然的高贵自尊。解构是没有止境和边缘的,其含混性和不确定性十分极端,或许,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后现代历程中,解构自身就是最后一站。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关键词： 玛丽・雪莱 小说《弗兰肯斯坦》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1.引言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葛德温・雪莱（1797―1851）是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女作家，也是浪漫派大诗人珀西・雪莱的第二任妻子。她在19岁时就创作出第一部作品《弗兰肯斯坦》，并且仅凭此部作品就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弗兰肯斯坦》是哥特小说的杰作，同时也被誉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小说《弗兰肯斯坦》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颠覆了传统的叙述手法，最早表现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矛盾冲突的主题，奠定了后世科幻小说的基调，表达了对他者如何介入主流社会、科技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等（霍晓珊，2006，3）。这部小说的多重价值，值得学术界去发掘，但是在国内却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国内出版的许多介绍英国文学史的书籍中，对于玛丽・雪莱及其《弗兰肯斯坦》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未提。在国内的学术研究领域，作家玛丽・雪莱和她的作品《弗兰肯斯坦》几乎一直被“边缘化”。
《弗兰肯斯坦》的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一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年轻科学家。他热衷于生命起源，试图探索人类生命的奥秘，在实验室里，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用死尸制造出一个面目可憎、奇丑无比的怪物，即使木乃伊转世也不如他那么吓人。在惊恐与厌恶之下，弗兰肯斯坦丢下刚刚获得意识和生命的怪物仓皇离去，随后大病一场。被弗兰肯斯坦抛弃的怪物从实验室逃出，独自流浪于人间。起初，怪物心地善良，对人类充满善意和好奇，并努力接近和帮助他们，希望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关爱。但是人们却因为他那丑陋的外表歧视、害怕、厌恶他，甚至殴打和攻击他。最终，怪物绝望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能被人类接受，永远也不会成为人类的一员，由此决定报复弗兰肯斯坦。他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并嫁祸于仆人贾斯汀，然后谋杀了弗兰肯斯坦的朋友克莱瓦尔和弗兰肯斯坦的新婚妻子伊丽莎白。出于愤恨，弗兰肯斯坦开始追杀怪物。最后，在追杀怪物的途中，弗兰肯斯坦在极度的痛苦和懊悔中死去。怪物来到弗兰肯斯坦的尸体前宣告他将自焚，结束这所有的罪恶。
自1818年问世以来，《弗兰肯斯坦》一直受到西方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弗兰肯斯坦》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进行文学批评的对象，因此相关研究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主要可分成两个方面：文本研究和作家生平研究。但在中国《弗兰肯斯坦》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于《弗兰肯斯坦》进行的专题研究也相对较少。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确切时间是2003年以来，中国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热度急速上升。我于2011年3月14日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文献总库进行检索，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已有25篇硕士论文和80余篇期刊学术论文专题研究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些论文主要从与英国浪漫主义的关系、叙事策略、宗教、伦理道德、生态批评、女性主义角度研究这部作品。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和批评家已经从多个角度对《弗兰肯斯坦》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些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弗兰肯斯坦》的理解，也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学者和批评家们已经从多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剖析和解读，而且近年来，随着生态主义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一部分学者开始将其评论焦点转向对小说的生态批评，但是多数评论仅集中在生态主义或女性主义等较为单一的视角上，几乎没有评论运用一种相对综合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对该小说进行解读。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弗兰肯斯坦》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或专著，我尚未发现。有鉴于此，我尝试从这一角度解读文本，期望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丰富和拓展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我认为《弗兰肯斯坦》体现了玛丽・雪莱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此把文本研究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研究相结合，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作品中体现的玛丽・雪莱的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问题。
2.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女性主义”一词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在其著作《女权主义或死亡》（Le Feminism ou La Mort）中首次提出。（Deborah L.Madsen，122）她首次在女性和自然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把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相结合，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它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又是一种生态主义理论，还超越了这两者。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者看到了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与共性，对以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思想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并且指出生物圈中人类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类只是生物圈的一部分，人处于自然之中，离不开自然。并提出了两性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又吸取了生态学的精髓，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自然循环往复生产物产，孕育和滋养万物，养育众生。女性用自己的身躯生儿育女，以其乳汁哺育子女。自然与女性都担负着孕育、滋养和关爱生命的责任。她们之间的这种明显的联系，使得女性天然地与自然接近，比男性更加接近自然。因此，女性在潜意识中有着一种与自然的亲近感，希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决定了她们具有关爱自然、保护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苏珊・格里芬如是说。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女性和自然遭遇着相同的命运，都是被压迫的对象、被边缘化的他者。生态女性主义者呼吁终结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男女两性的和谐。
如果以上述理论作为切入点对《弗兰肯斯坦》进行解读，不难发现，玛丽・雪莱在书写弗兰肯斯坦制造怪物，怪物的命运和小说中其他女性的命运过程中，巧妙地展现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通过刻画父权制社会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强有力地讽刺和鞭挞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表达出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相互依存、相互关爱、和谐平等的美好愿望。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无视自然规律，逆自然规律而行，由死到生，用死尸造人。并且在造人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有生命的小动物也成了他的试验品。这种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同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身上集中体现出父权制社会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篡夺了女性的孕育生命的生物角色和他对小说中其他女性的态度。而弗兰肯斯坦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导致的结局是被自己的创造物――“怪物”――毁灭。我认为，怪物有另一层隐喻，即女性。怪物是被边缘化的女性的代言人。小说中充斥着造物主和创造物之间的紧张冲突。与这种冲突相对应的是大自然的静谧安详。在小说中，生动的自然景物描写，穿插于令人紧张的故事情节之中。迷人的海上风光，醉人的日内瓦山水风景，探险者对奇幻航程的痴迷，大自然是那么雄奇，是那么壮丽。是自然使得弗兰肯斯坦的紧张的情绪得以释放，得以舒缓，是自然疏导了他的焦虑和痛苦，是自然哺育、拥抱了怪物。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怪物才可以享受到些许从容与安宁。自然总能给人以力量与安宁。对大自然的描写表达了女作家的精神向往。
3.男人与自然
弗兰肯斯坦对自然科学有着几近变态的痴迷与癫狂，热衷于生命起源，试图探索人类生命的奥秘。他试图改写自然，逆自然规律而行，赋予无生命的物质以生命，使人起死回生。他“被自我思维天性驱使着去窥视自然的法则”，而他就是“那个法则的中心”。他渴望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将有新的物种把我奉为它们的造物主，无数幸福、完美的生命将因我应运而生，我将……更有权力获得我创造的生命的感恩之情。”他创造的新的物种将以他为中心，完全听命于他，为他服务，根本没有考虑过新物种自己的未来，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更何况在造人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有生命的小动物也成了他的试验品。在他的眼里，这些小生命只是为他所用的工具。弗兰肯斯坦创造出有生命的巨人之后，却把他称为“怪物”，将其遗弃，后来还追杀他。这样，弗兰肯斯坦又一次违背了自然法则。自然使生命诞生后，还要哺育和滋养他们，女人诞下婴孩后，还要以其乳汁哺育、关爱他们。这是因循自然规律。弗兰肯斯坦却不负责任地、毫无爱心地将创造物弃之于人世，制造了生命，却不懂得付出“责任”与“关爱”，结果是招致创造物的毁灭。
弗兰肯斯坦遗弃怪物的原因貌似是怪物的丑陋外表，实则是怪物过于强大，使他恐惧，超出了他的驾驭范围。怪物就是自然（至少是自然的一部分）。由于滥用科学知识，弗兰肯斯坦不但没有能够掌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反而受到自然的报复。
但是，在弗兰肯斯坦造出怪物之后，在怪物杀害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之后，弗兰肯斯坦都选择躲避于自然，寻求自然的庇护。自然使得弗兰肯斯坦的紧张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得以舒缓，是自然疏导了他的焦虑和痛苦，使他体验到短暂的“一丝愉悦”。
4.女人与自然
怪物，指与正常的、被社会认同的行为或性格相背离的事物（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在当时的社会里，那些违背了正常的、被社会认同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习俗的女人会被妖魔化，被称之为“妖女”或者“怪物”。而在古代，亚里士多德就曾说：“女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畸形的。”“妖女”本质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妇女，她们拒绝扮演父权制为他们规定好的第二性角色；不仅如此，她们勇敢地反抗并试图取得男人们也享有的稳定，传统的位置。（李维屏，154）（这可以说是父权文化惧怕并制约妇女的真正原因）。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欧洲，人们认为：“一个有思想有思维能力的女性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因此，在当时，具有独立思想、举止行为不合既定的社会习俗的女性被称为“怪物”并且遭到社会排斥和压迫。
《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刚一出生就被赋予了“怪物”的称呼，他没有名字。名字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没有名字，意味着身份、地位的丧失。因此，怪物注定了一生都要为身份、地位的寻求而奋争。怪物刚刚获得生命就被造物主抛弃，他是在自然的哺育和保护下生存和成长的。他渴望人类的认同、尊重和关爱，但是，每当他试图接近人类，出现在人类社会时，遭到的却是人们的恐惧、歧视、厌恶、殴打和攻击。怪物寻求的只是一个生命体的基本权利，对他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事物。最终，怪物选择了反抗和报复。他的报复欲源自对正常人性生活的爱，是爱导致疯狂杀戮。
在《弗兰肯斯坦》中，通过怪物自己的叙述，玛丽让怪物开口说话，怪物表达了对自己的悲惨命运的愤怒，并且为自己的“罪行”辩护。通过怪物之口，玛丽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感慨，对女性身份地位的痛苦和寻求。透过怪物，玛丽展现出对女性命运及其前景的关切与思索。怪物变成了被歧视和压迫的女性的代言人。
怪物一生都依偎在自然的怀抱中。他被遗弃于人世，却被庇护于自然；他是人类的弃儿，却是自然的孩子。自然拥抱了他，给予他抚慰、力量和生存的勇气与心灵的安宁。自然为怪物提供物质资料和精神养料。
怪物刚刚出生就被造物主弗兰肯斯坦遗弃，是自然――森林――“收养”了他，为他提供了食物、水和庇护之所，满足了他的生理需求。当怪物走出森林受到人们的厌弃和攻击后躲避在“小棚”，在某种意义上，他又回到了自然的怀抱，从自然中获得食物和心灵的抚慰。当被世上“最善良”的人抛弃后，他选择了反抗。这时，他流浪于人间，藏身于自然。最后，怪物在北极找到了回归――自然。北极是一片尚未被人类“开发”“践踏”的自由乐土，一片自然自在之地。怪物最终向北极进发，揭示出他完全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渴望。
5.结语
《弗兰肯斯坦》是对人类未来的预言，是玛丽・雪莱对人类未来的预见性的思考，并通过《弗兰肯斯坦》展现出她对女性命运及其前景的关切和思考。玛丽・雪莱以其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人们在以人类为中心、物为我用的思想的怂恿下，盲目地无限制地追求科学知识去征服自然，对人类未来可能导致的后果――为自己所毁灭；父权制社会在男性中心的思维模式下，对女性获得认可与关爱的渴望淡漠和压迫，使女性被边缘化，最终会迫使女性选择反抗之路，貌似可能性的结局――同男性一起毁灭。人类，特别是女性，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
玛丽・雪莱的作品是否穷尽了科学造人的困境和女性的困境并且给出了确切的回答了呢？人类的结局和女性的结局只能是毁灭吗？我认为，玛丽暗示出一条回归和谐之路：沃尔顿的“回归”预示着人类未来和女性未来的希望。
在弗兰肯斯坦的故事的震慑下，在弗兰肯斯坦的劝谕下“你要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求幸福，尽量避免野心的诱惑”，沃尔顿开始重新思考他的北极探险之旅，最终他节制了征服自然的欲望，选择了回归。回归故里，回归自然，回到他亲爱的姐姐玛格丽特的身边，回到他怀有千种柔情、万般挚爱的女性身边。玛格丽特，这部小说的隐形人，一直被边缘化的他者，一直是沃尔顿孤寂旅程的倾诉的对象，心灵停靠的港湾，给他以勇气和安慰。“我亲爱的姐姐，既然我们的船正朝英格兰，朝着你的方向进发，那我也没什么好沮丧的。”沃尔顿归来了，回到与自然自由自在的状态，回到了玛格丽特的身边，由此，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实现了和谐。
参考文献：
［1］玛丽・雪莱著.丁超译.弗兰肯斯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霍晓珊.弗兰肯斯坦对身份的寻求与认同.硕士论文期刊网，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3.
［3］李维屏.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154.
关键词：亦舒，女性文学
以前，很少有以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通常把与世抗辩作为一种写作姿态，那种与世抗辩的姿态也改变了女性形象在传统文学中的缺席地位，而 “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在我国评论界出现于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大量使用。
在这些作品中，将女人塑造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独特的角色，文学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和视角上，用有别于男权审美标准的独特的女性审美来诠释女性。女性文学也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女性文学是指女作家的一切创作；狭义的女性文学则指女作家创作的富于女性意识的文学文本，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家有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等等，不胜枚举。论文参考。
亦舒是香港“女性文学”作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透过对女性婚恋、情感纠葛的分析，进而深入探讨女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她的作品多以第一人称视角为主，“我”这个人称代词以女性居多，从而对女性的心理得以细致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都市女性在面对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时心理、生理上的抗争与矛盾。在塑造了都市众生相的同时，亦舒小说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它有别于其它言情小说的最主要原因。
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可以依靠的，终归只有自己。”。她认为女性只有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才能被社会、被他人所认可，才能跳出传统社会给女性定义的枷锁。社会生活中，安逸的生活会使女性的思维麻痹，例如其作品《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天天吃喝玩乐，做医生太太”、《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家境富足，努力向学，却频频被祖母讽刺说“女孩子，至要紧是嫁个好人，读那么多书作什么？”，这些长久以来的社会文化标准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使女性将自己自身的价值取向有了模式化的定义，从小又因受到的教育使女性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弱势群体，需要讨好男人的一种群体。这种思想无声的侵蚀使女性对自我的认知走向了一种错误而又可怕的方向，在女性的主体意识中抹杀“女性自我”、“女性个体”的存在，这对于女性群体来说是可悲的，最可悲是她们在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背景的大前提下认识不到自己的可悲。如《我的前半生》中的周太太、王太太……连文学作品中的名字都被略去，只留下一个“某太太”的称号。
在男权意识的强势压迫下，只有当女性摆脱传统定位的“第二性”依附心理，走入社会，独立面对承担自己的生活，才能找回自我。女性作为被男性视为另一族群，在社会上打拼只会更加艰难：“现代女性非得装成最坚强最大方不可，否则，会被讥笑为不懂自爱自重。” 不得不指出的是，生活在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下的都市女性又是矛盾的。亦舒笔下的女性很多都宣称：“真正的男人，是保护女人的男人，一切以她为主，全心全力照顾她心灵与生活上的需要。”、“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等等，被保护欲与现代女性经济独立论、反抗父权观有着明显的必然冲突，但这一冲突却又在亦舒小说中得到消解，因为在小说中很难找到“男性需要通过对女性的保护来反射两倍大的男性形象”。
亦舒小说对女性性意识的描写很少且隐讳，但小说中时代女性报复男性或献身男性，都是建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的基础之上的。亦舒小说对男女两性中的性开放意识持平等态度，男人“风流成性一样找不到好妻子”。文本中也有着对大男人主义者“处女情结”的鄙视与嘲弄。在《玫瑰的故事》里，黄振华在结婚前夕从别人口中得知未婚妻苏更生曾结过婚，方寸大乱之下追着苏更生说：“我会原谅你的”，苏更生却义正辞严：“我有什么要你原谅?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大可以另觅淑女，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原谅?你的思想混乱得很，女朋友不是处女身，要经过你的伟大原谅才能重新做人，你以为你是谁?”苏更生有权利要求真正的爱与尊重，这来自于她心理上的自立，更来自她经济上的自立。若对方不给，她不必迁就他。这是标准的女性主义的姿态。
对于传统作品女性形象定势的颠覆体现了亦舒独到的女性审美，却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在人物塑造上的片面性。她的大多数作品几乎将阶层与女性类型进行了简单化的一对一绑定，既出身中产的“玫瑰型”和出身底层的“野草型”。出身中产阶层的女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尽管辛苦，却生活无忧富足，像是花店中的玫瑰花，寂寞、精养。而出身底层的女性则多数命运坎坷，经历重重磨难才能赢得独立，像是石缝中的野草，坚韧、顽强。这种将阶层与女性类型简单粗暴的压模定型化的处理，未免有些限定了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开拓空间，使得某些实际存在的，独特的女性特性、心态无法在她的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打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固有的性别偏见，却又掉入了较为片面的女性形象类型化的误区，这是让人较为遗憾的。
亦舒的作品主要用形象塑造来突出女性，导致其作品中的男性大都被湮没在突出的女性形象背后，可以说是对男性形象的漠视。然而字里行间中男女主角的情感碰撞，又可以看出亦舒对两性意识的独特观点。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自由，没有自我，一切的伦理道德为束缚着女性，当她选择一个男性，并嫁给一个男性，她就变成男性的附属品。亦舒反对这些旧有的观点，反对大男子主义，也反对软弱、只知道寻求依赖的女性。她渴望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责任和权利平等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伴随着女性文学的逐步发展缓慢觉醒的一个过程。打破了传统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主动书写代替了被动描写，打破了女性文学因为传统文学中主流话语的强制干预而缺乏独立性的局面，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话语秩序。
亦舒的大多数作品描写并不着重于“反抗”压迫的两性对抗，而是在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的基础上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书写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在社会不断发展，男权价值体系逐渐松动的时代，女性应如何自处、自立、自强、自爱，始终是她想要探究和描写的主要话题。
亦舒小说从写作效果来看，不是生理性别而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作为新的精神而注入到作品中，将时代女性的独特经验、群体感受、生存困境、矛盾心理一一展现，它是以非常感性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论文参考。论文参考。在对男性霸权主义进行批判之后，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之站在同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接纳和赞扬，从而使其“性别歧视”较为温和。在当代作品中，亦舒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抒写出时代女性内在感受，不沉湎于虚幻的爱情，反而揭示爱情的虚幻。
关键词：女性写作 女性主义 双性同体 女性意识
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家，还是一位女性主义先驱。她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自小深受英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熏陶及影响，了解英国传统的家庭模式；然而她本人却因为时代和家庭的局限，未能接受正规的教育，只能在家学习。她的创作以现代主义先锋意识和反传统观念而闻名，她的文学观念与其女性立场是息息相关的。玛丽·伊格尔顿认为“从很大程度上，女性主义批评很难超越伍尔夫，她的思想预示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多元化。无论是从的角度，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女性批评均以她的思想为出发点。”[1]（P1）
一、引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先驱之一，她极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菲乐斯中心主义的学说，倡导全新的女性写作理念，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伍尔夫的现代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体现了她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父权制社会传统的独特反思与深刻背离。两者互为补充，不可分割地构成其思想主流而贯穿整个创作生涯。”[2]
伍尔夫将女性的现状与社会环境及经济政治地位相联系，探寻妇女受压迫和束缚的根源，并以女性独特的情感和独立的价值观为基础，探讨女性写作问题。与此同时，在自己的创作中她不断地寻求着和实现着男女两性的融合与和谐。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理论，她的观点主要体现于专门讨论女性问题的演讲和论文里，如最为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讨论妇女写作的《妇女与小说》及《妇女的职业》，还有创作后期观点更为成熟、女性主义立场态度更为坚定的《三个基尼》。
二、女性与写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即是她提出在男性所书写的文学史上抹杀了女性写作的地位，女性不是没有文学史，而是拥有文学史写作霸权的男性无视女性文学的存在，并选择忽略或遗漏的态度。伍尔夫倡导女性写作要突破男性话语霸权，她一向主张女性应该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她认为“现有的语句是男人编造的，它们太松散，太沉重，太庄重其事，不适合女性使用。……因此女作家必须自己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压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她的著名论著《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伍尔夫本人特别强调的“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3]。这里提到的“屋子”观点当然是隐喻的用法，“屋子”是经济独立，精神自由以及物质宽裕的一个象征。伍尔夫以“钱”和“一间屋子”作为象征，指出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这样一种存在状态。通过自身的创作经历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观察，伍尔夫认为妇女创作难以发展的根源在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父权制社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使得写作难以维持。所以她提出女人想要进行创作一定要有经济基础。
伍尔夫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仍然十分低下。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权社会中，一方面女性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方面，即使是有女性在进行书写，她提到“有些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些则完全被忽略掉。在男性主导的历史叙述中，永远没有女性的身影。女性在男性书写的历史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了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份子。的确，在伍尔夫之前，英国文学史上也有著名的女性作家，如乔治·艾略特、玛丽·雪莱、勃朗特姐妹等等，但她们的作品均以男性笔名来发表，以此来寻求在男权社会中的写作权利。这种行为无疑是女性的可悲。作为女性主义诗学的先驱和发起人，伍尔夫号召女性要做自己，通过写作来实现自身价值。但是长期以来，女性由于并不具备必要的写作条件，因而始终深陷于传统和现实条件强加于她们的窘迫境地。伍尔夫大声发出了一种让人振奋的呼吁：“让女性书写女性，因为女性从未被书写”，她试图探索女性写作的困境。伍尔夫对女性历史的分析无疑是全面而细致的，她对通过经济独立来改变女性现状的分析也是深刻而独到的。一方面她注意到女性现状中的经济根源，另一方面她不断挖掘着隐藏其后的男性，更为可贵的是她在关注女性的历史和现状中表现出的少有的愤怒和深深的焦虑，这虽然有悖于她一贯追求完美的主张和远离政治、愤怒的原则，却体现了她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对同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人道关怀。
三、“双性同体”理论
双性同体的概念来源广泛，有神话传说，还有心理学和教育学上的含义。我们今天仅仅讨论作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双性同体这一重要概念。“双性同体”又被称为“雌雄同体”，英语书写形式“androgyny”。在女性主义看来，双性同体作为一种价值观，是标志着一种超越性别对立的，又蕴含着女性和男性优秀特质的完美的“人”的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文学中，就是理想的创作境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的男权社会无论怎样标榜男女平等，实际上最终都是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学，传统的文学史的叙说也体现了女性的失语状态。而女性主义者以反叛姿态提出双性同体理论，意在消除男女两性二元对立，克制“男权中心主义”文化，解构男权文化的统治地位。
把文学创作和理论写作主张相结合的女性主义先驱伍尔夫，敏锐地发现了女性文学创作的困境之一就是男性话语的不可继承和使用以及女性表达传统的缺乏。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她认为以往的女性创作“她们徒劳地使用男子姓名掩饰自己”，“其想象变得或者太男性化，或者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的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最根本的品质。”与此同时，男性的语法和形式由于松散和沉重而不适于女性使用。不能借助于已有的男性文学史，也不能依靠几乎没有文学传统的女性文学，那么女性只有依靠自己的潜能和力量来创造她们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由此，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一著作中首次把“双性同体”引入文学理论。她在该论著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最正常、最适合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从思想上进行合作，然后创作的艺术才能完成。”
伍尔夫倡导这种融合的文学创作状态，她认为成功的文学创作应该打破传统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有效进行两性意识的交流与合作。她有一个大胆的论点同样出现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书中，“莎士比亚是雌雄同体的；济慈、斯特恩、考珀和柯勒律治，人人如此。雪莱或许是无性的”。[4]（P90）
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伍尔夫开创了双性同体的文学创作机制和文学批评标准。这一理论刻意淡化性别意识，倡导超越性别的不同对男人和女人的协作都有重要意义。伍尔夫强调指出理想的创作状态，尤其是女性创作的理想状态，是双性因素的和谐配合：在心灵中，男女两性因素必须协调配合，艺术创作才能完成，就一定要敞开整个心灵，具有自由平和的心境。伍尔夫一方面承认两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呼吁两性平等友好、和谐相处，试图取两性双方的优点完成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理想境界，这样男人和女人在读了作品后都能获得强烈的共鸣。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在文学理论上起到了开创先河的作用。伍尔夫不仅提出双性同体的论点，还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出这一文学概念，《奥兰多》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典型代表，同时她在其他一些小说中如《到灯塔去》《达罗威夫人》等作品中也把两性和谐这一理念渗入其中。
四、结语
由此可见，伍尔夫分别从女性历史现状、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女性创作等方面详细论证了女性在历史上受压迫的事实与根源，以及女性创作面临的诸多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双性同体”的理论。作为把女权思想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她不仅把批判父权文化的思想、意识和情感注入了文学批评，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地寻求着和实现着男女两性的融合与和谐。她的女性主义文论唤醒了许多女作家强烈的性别意识和创作热情，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Mary Eagleton.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Longman Inc，1991.
[2]吴元迈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2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11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女性文学的崛起推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以女性, 包括女性自身、女性意识、女性形象、女性创作和阅读等作为其研究的对象，而且对西方文化传统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女性主义批评和叙事学的结合，使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开始了最新阶段理论建构时期的尝试。经典叙事学在研究目标上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具有宏观思辩、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文论影响。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 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女性叙事使用“我们”,赋予边缘群体或受压群体叙事权威,对抗于叙事和情节结构以个人和男性为中心的小说传统,将男性改为“他者”。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应如何在中国应用，与中国的女性意识相结合，形成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就中国目前而言，以前绝大多数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作家塑造的，而男性作家往往是站在男性文化的立场上，对女性进行虚构，他们不能真实地体验女性的内心感受和心理状态，又不能对自己进行反思，所以造成了女性形象的歪曲。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的女性形象：一、天真、美丽、可爱、无私的“天使”；二、复杂、丑陋、刁钻、自私的“妖妇”。前者是男性需要和喜欢的形象，满足男性的控制欲望；后者，则是男性畏惧、厌恶、无法掌握的形象。男性无法真正了解女性，这就需要女性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感受。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女作家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她们拥有了身体意识、女性视角及对自我的反思，使她们更自觉地从女性角度去观察社会人生, 审视女性命运。从庐隐和丁玲的书信体和日记体写作,虹影采取独特的个人型叙述声音策略写的《饥饿的女儿》，到将三个离婚的女性建构成一个社群张洁的《方舟》，再到池莉、方方、王安忆、残雪等一批女作家都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表现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同时也解构爱情、男人和男权社会。
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应该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路向，而女性作家作为人的性别意识，都应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只有这样女性文学才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些许偏差与误区，值得重视与关注。
首先表现在对女性文学主体性的忽视。女人作为创作主体和言说主体，以及在文学中对自己作为人的主置的探寻正是女性文学概念的质之规定性。女性文学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女人基于人的觉醒而改变，要求超越封建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这种强制性命名和塑造，女性文学的主体性突出表现在由女性由他者、次性的身份到作为人的主体性转变的要求。这是女性文学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深刻理解和充分实践女性文学的思想启迪，但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导致将女性文学集中在题材概念上，性别意识中，而忽略了女性文学对于整体文学的推动作用。女性主体意识使女人得以自我认识、自我实现，忽略了这种主体性的所谓“个人化写作”、“感官写作”等等注定是视野狭窄，题材单调的作品。
其次，在整体思想意识的不清晰之下，在女性文学的创作实践与文学批评中都出现了肤浅的评论标准，诸如题材论，性别论等等，对个人主义的不正确理解，比如女人只需要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处境、待遇、遭遇感受;而民族国家与生命幸福等等，皆属份外的事。因此，将女性文学的创作局限或沉溺于床第之欢、杯中之乐等强调所谓人的性之深潜，片面强调人的潜意识的绝对性，而忽视了作为一个人的外在约束的真实性。
最后，女性作家在写作中要有原则，不能为了迎合消费者和卖点就一味地背弃原则，这原则便是对女性的尊重，对小说中女度的把握。有些女作家在功利主义目标驱使下，开始为迎合庸俗的男味，以用“身体写作”为旗号，将女性的私人生活裸地展示出来，其实这些作品已经不是真正的意义的“女性主义”文学而从根本上背离了女性主义文学价值的要素。
当今中国女性尽管已经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利, 取得了男女平等的法律权益的保障, 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至今，男性中心意识仍然非常突出，绝大多数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而不是什么女强人。他们不仅需要女人“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在家庭中还要以他们为中心,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这个女性意识只是开始在一部分知识女性中觉醒,但更多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仍被遮蔽，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 她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男人的附庸, 并以遵守中国传统美德自居。
女性要求得解放，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和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不仅要从主观上，意识上觉醒还要有斗争和反抗的勇气，要有勇气说出来，女人往往有时太软弱，一退再退才导致受伤。此外，任何一种传统观念的转变都离不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女性要不被压迫就要做自己，做经济和精神的自己，而只有掌握了经济才能有支撑自己的顶梁柱。女性应把视野投入到更广大的社会生活中去，而不应该把男人做为自己的第一世界。只有自己的崛起才是真正的独立，拥有自己才能得到尊重和价值。因此，女性应站出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参考文献：
[1]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凌逾：《女性主义叙事学及其中国本土化推进》,《学术研究》,2006第11期。
【关键词】延安时期 英美女性文学 共振 差异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16JK1844；延安大学校级项目，项目编号：YDK2015-29；延安大学外语学院横向课题，项目编号：YDH2013-17。
前 言
目前，国内对于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的个别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研究最多且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丁玲，专著研究与论文研究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另外，对于其他女作家，如陈学昭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丁茂远编的《陈学昭研究专集》、万国庆著的《突围与陷落：陈学昭传论》等。其余延安时期的女性作家也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如草明、白朗、曾克、袁静、韦君宜、莫耶、李建彤、李伯钊、李纳、颜一烟菡子等。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对于延安时期女性作家的群体性研究开始绽放，赵学勇教授2013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天地之宽与女性解放――延安女作家群述论》，无疑开创了延安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另外，罗锦鸿的硕士论文《时代洪流中的女性书写――延安女作家群及其创作透视》、李青的硕士论文《延安时期女性文学研究》、阮慧的硕士论文《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论延安女作家对女性解放的探求及其话语实践的复杂性》均推动了延安时期女性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同时期的英美文学界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西方世界里，人的信念缺失成为文学作品的重大主题，同时，由于对“迷茫的一代”作家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学界对这一时期女性创作的忽视。但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依然有其共同而鲜明的主题，即反映女性丰富而曲折的生活经历；创作技法上，女性作家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笔者考察后，发现这一时期的英国女性作家，除了伍尔夫以外，其他女性作家在中国鲜有研究，比如Vera Brittain， Stevie Smith， Dorothy L. Sayers， Storm Jameson， Naomi Mitchison and Ethel Mannin。温尼弗莱德・霍尔特比（Winifred Holtby， 1898年-1935年）和维娜・布里坦（Vera Brittain， 1893年―1970年）认为爱情和婚姻应该服从工作的需要，因为战争已教会她们这一代女性知道生活的愤怒。维娜・布里坦的《南莱丁》（South Riding， 1936）、《荣誉房产》（Honourable Estate， 1936）和《对待青春》（Treatment of Youth， 1940）等拓宽了关于女性平等权利的法律定义，使女性作家的作品更勇敢、更自觉地深入到社会生活及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在美国，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以两种模式为主：一种是以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艾格尼z・史沫莱特（Agnes Smedley）等为代表的政治抗议小说；还有一种就是以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内拉・拉森（Nella Larson）为代表的黑人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眼下对于这一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的研究也多限于对作家或作品的个别研究，如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技巧运用研究；赛珍珠和史沫莱特作品中中国印象研究；哈莱姆知识分子的文学与艺术创造研究等。虽然国内外学者分别对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和同时期英美的女性文学已从不同角度做了分析和研究，但将它们进行对比、比较研究的仍为数寥寥。因此，运用国际视野，研究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与同时期英美女性文学的共振和差异，可以丰富延安时期女性文学的内涵和拓展其外延；同时，延安时期女性文学刚健、激昂的特征，打破了传统女性文学的私人化与封闭性，无疑为这一时期的世界女性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与同时期英美女性文学的共振
1.社会性十分突出。同处于战争这一时代背下，无论是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还是二战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二者均面向社会，社会性十分突出。埃莲・肖尔瓦特总结英国妇女文学时说： “妇女现实主义、女性抗议和女性自我分析在20世纪有关社会和政治的小说中结合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交，丁玲的创作将女性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紧密结合，如把妇女问题放在社会大背景中考察的《“三八节”有感》。
2.女性创作主观性很强，注重内心世界的描写。女性创作最常见的方式是情绪宣泄、女性自我分析，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与同时期英美女性文学也不例外。如集中体现伍尔夫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到灯塔去》《达罗卫夫人》、丁玲的《从夜晚到天亮》，还有散文《风雨中忆肖红》等都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
3.批评父权文化。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延安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女性话语在宏大的叙事背景下，显得甚为稚嫩，但女性作家对于女性生存境况的关注透露在字里行间，如丁玲作品中所涉及的解放区男权文化。伍尔夫将对战争的批评与男权主义紧密相连，1940 年8 月， 她发表了杂文《和平――空袭中的思索》对法西斯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以及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 《达洛维夫人》则有力地控诉了战争及父权制。
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与同时期英美女性文学的差异
1.延安时期女性文学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 这一时期英美女性文学延续了对“人”“女人”的关注。反思作为“生而平等”的女性，追求自身“人”的价值，群体反思父权文化对自身的压迫。各自秉承自我的传统，这一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是其人文主义思想在女性文学方面的延伸，而中国的文学历来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也是此种传统的延续，所以说，这种差异并非特定时期特定背景的独特产物，仅仅是各自传统的延续。
2.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独特的特征是刚健、激昂，甚至被称为“雄性化”的特征，这是同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所不具有的。
3.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所面对的阅读对象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体现出“大众性”的特征，延安文学女性话语着重体现在底层女性的经验表达。女作家为了创作经常深入到乡村田野，体验真实的底层生活，同时革命话语与女性话语相融合。丁玲、陈学昭、李伯钊、草明她们作为女作家的同时，也是实际的革命工作者，实现了女性的个人经验与底层经验、“女性叙事”与“历史叙事”的结合，这也是这一时期的英美女性文学所不曾体现的。延安女作家群开创了一种新的女性话语的表述空间，其话语形态富有鲜活的历史感、崇高感和使命感，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追溯延安时期以女性承载的和女性主导的女性文学，笔者无意于仅仅将中国的女性文学与西方的女性文学作比较，并非对延安时期的女作家、女性形象进行西方女性主义论证，而着力挖掘延安时期这一本土性别研究资源，致力于研究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女性作家对于“民族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这一使命的担当与不容轻视的隐忍和付出。
参考文献：
[1]Phyllis Lassner：British Women Writers of World War Ⅱ-Battlegrounds of their Own， （st.martin’s press， inc.，1998）.
[2]Jenny D. Hartley：Hearts Undefeated： Women's Writ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3]丁玲：《丁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4]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李维屏、宋建福：《英国女性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6]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问题分析
媒介与性别研究起始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诞生于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下。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开始在我国受到关注，并经历了一条从妇女运动发展到女性主义学科运动，女性主义通俗文化研究到大众传媒研究，再到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发展之路。以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起点，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开始在中国兴盛起来。
存在部分仍需界定的问题
批评视角。目前，国内对于有关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来源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女性主义已开始成为媒介批评的一个独特视角；[1]46一种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成为媒介批评的一股重要力量。[2]上述两种观点虽然结果都是通向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但细究不难发现，前者是媒介批评首先开始涉足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只是媒介批评的一个独特视角，因此，可以界定为“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而后者则是女性主义批评开始自觉地关注大众传媒领域，而女性主义批评强调的是女性主义者们对大众传媒中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因此，可以界定为“女性主义的媒介批评”，这里的施动者是女性主义。而通过分析已有的研究，对于女性主义和媒介批评二者的研究多数还是默认后者，即女性主义主动自觉地进入了媒介批评领域。
对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这一研究视角的最初形成，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的后者说法，因为无论是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其最初的参与者都是女性主义者，而这些领域的最初研究均是来自于西方，对于国内来说，是个“舶来品”。而国内从事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的主体主要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因此在国内，我们提出了“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这一说法，其实这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本土化的一种表现。但本土化的同时也带上了“排外”的色彩，这样一种提法也就自觉地将女性主义者所涉及的媒介批评排除在外，因为“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很自然地界定了批评的视角是女性主义视野，是女性主义和媒介批评领域的相关研究者们采取了女性主义这样一个视角来进行批评和研究。
批评主体不同，批评视角不同，那么批评所站的立场自然就会有出入，而国内的研究多数还是移植西方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我们虽然注意到了批评视角的本土化，但本土得并不彻底，“嫁接”的痕迹太重。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在中国，持的是一种相对狭义的范畴，它抛开了西方女性主义者这一特殊的群体，我们的批评主体多是相关领域的学者与研究者们，他们对已有的传播领域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
批评方法。在研究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中，女性主义到底能不能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来探讨暂无定论。目前，国内许多研究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来谈，如果按照此分析，那么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是不是就成为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下来探讨大众传媒领域存在的问题了？而这与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评视角是相矛盾的。因此，说女性主义是一种批评方法是不严格的。女性主义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和理论视野，但是它缺少方法论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此，女性主义只能作为一种视角去观察和探讨媒介文化中潜在的问题，而从媒介研究的角度来看，女性主义确实是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新的研究视野。
另外，还有研究称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是在走向融合。如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二者均有批判性、解构性与建构性，以及彼此之间存在互补性，使得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走向融合。[1]29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女性主义与媒介批评在批判精神、侧重解构、注重建构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不谋而合，在女性主义研究中，新闻传播学理论方法也有导入，同时社会学、符号学等学科也多少被女性主义借鉴吸收，因此，这只是一种交叉学科研究，更确切地说媒介中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女性主义也成为媒介批评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二者还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只是各自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小小的交集。
移植痕迹过重——从研究脉络、研究方法来看
研究脉络。中国新闻研究者及女性主义研究者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性别概念引入中国。[3]中国的相关学者也是沿着女性主义的研究思路，以社会性别视角来展开性别与媒介的本土化研究。多数学者认为2001年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媒介与性别理论的专著。该书作者卜卫根据传播过程的“5W”模式，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划分为五个领域：传者信息媒介受众效果。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成为国内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一个契机与新的分界点，从此以后，国内关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但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脉络基本上也是围绕卜卫所提出的这几方面来展开的，只是多数研究将媒介研究和效果研究融合到其他几个方面的研究中去。因此，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的研究，即传播内容批判、受众批判、传者批判。[1]75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的创新离不开埘作品精细阅读。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使‘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鉴赏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本细读，提出一些富于创新、独到精辟的见解。书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点缀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关注着墨最多的一颗星。
解读丁玲作品，作者于细微处见精深，做出了较精辟的论述：“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女性意识的凸显和嬗变，对男性中心的狙击和解构，女性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反抗，以及在强权政治千预下的最终消沉和消隐。”
如学界代表性的点：“足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日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的标准及方法有其终结性和适用性,作家的生活体验与文学体验,如同流动不居的河水不可能恒定不变,多样性的文学创作决定了文学批评不存在恒定的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80年代波及全国的“文化热”历史背景,在活跃的“文化热”背景下,1985年3月厦门召开全国文学批评方法讨论会。之后,扬州、武汉、深圳等各地展开文学批评观念及方法的研讨,批评观念的变革成为文学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陕西文学批评的变化势在必行。总体来看,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依然在传统现实主义批评范畴内进行,变化停留于个别局部,尽管触及具体文学现象研究时,研究视角明显地游移于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然而这种批评视角的游移表明文学批评理念内核在发生着微妙的裂变,而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革有待于文学阵地、文学批评队伍等诸多条件的成熟。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此外,女性主义批评和地域文化批评也颇有起色,这些批评在大文化视野的影响下,有机地汲取了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陕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和于全国文学批评,有屈雅君的《对传统男性形象的女性主义注视》、《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等文,而屈雅君倡议创办的“妇女文化博物馆”馆存的性别文化表征的女书、嫁衣、三寸金莲等,对女性研究的深入展开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地域文化批评方面,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是90年代的重要收获,李继凯从历史、现实和心理三个维度对20世纪秦地小说进行阐述,涉及到秦人的生活方式、心态变迁、精神结构、文化传统、人文地理,专着融合了人类历史学、民俗地理学、精神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是走向个性化审美“兼收并蓄”[9]的地域研究专着。此外,冯的《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赵德利的《情缘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孙新峰的《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等专着、李春燕的论文《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研究》也是陕西地域文学批评取得的硕果。
陕西文学批评不标新立异、趋新赶潮,多立足于陕西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本土,研究方法基本在社会历史批评的框架下展开适度地调整、突破,面对迭起的新潮抱着看看再说的姿态。神话原型批评起
关键词：强权性思想；男权思想；符号；期待视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259-01
一、强权性思想
此论文所探讨的强权思想极其普遍，也是人们进行文本分析时经常使用有共同认知的思想。我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构建了社会秩序的强权性思想进行研究。
（一）社会普适认知
其实社会普适认知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含义。平等民主、尊老爱幼这都算是社会普适认知。而我要说的主要是有争议的社会普适认知。比如性取向问题。在当今社会上，人们普遍认为男人与女人的结合是合乎自然法则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可以以开放的观点看待同性的感情。然而这个问题仍旧存在很多争议，美国也仅有部分州允许同性婚姻合法。
（二）男权主义色彩
男权主义色彩是文本中最常被提起的一个批判对象。苏童的《妻妾成群》，封建制度不合理的婚姻观造成了女性钩心斗角，可以分析为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苏童的《妇女生活》，从祖母到孙女三个女人因为爱上不负责任的男人造成了悲剧，可以分析为对男权主义的批判。毕飞宇的《玉米》，姐妹三人在父权社会中不同程度的妥协悲剧，可以分析为对男权社会的批判。
（三）政治倾向
中国虽然是国家，但政治倾向绝不是只有中国才如此强调。美国好莱坞电影中渲染的拯救第三世界、美国英雄这样的思想已不仅仅是文化选择，而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导向。政治倾向是位高者对普通人的思想影响，它被看做强制性思想中最令人义愤填膺的部分。中国存在审核，很多导向有问题的都被禁了。所以莫言在写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问题时明确在文本里提到“我是党的人”，借此撇清自己在小说里进行了政治的暗喻。
二、文学载体无法消除强权性思想影响的原因
卡西尔在《人论》里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卡西尔的论述证明了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思维和行为都已经符号化了，而我们正用这种既定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来构建社会和文本。
关于这一点，卡西尔在《人论》中举了海伦凯勒这个例子。作为盲聋哑儿童以特殊方法学会说话的典型事例，可以证明个人心理发展从单纯实践态度到符号化态度的转化。当海伦凯勒把水这个拼写与水这种流动的存在画上等号的时候，她就能对这个世界的核心体制秩序有了豁然开朗的理解。最初的人为各种东西定名原则，不论是对外部事物模仿的拟声说还是因为强烈情感流露而被命名的感叹说，都具有了词物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虽然在索绪尔看来是任意的，并且由于他的任意消解了终极意义。但是，重新回到文本本身来说，这种符号的既然既定存在并形成了秩序，那么对每个人而言就作为了一种既定存在而被接受着。
三、如何看待文学载体里的强权性思想
为了分析文本中潜在的强权性思想，文艺理论家总结出类似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之类的分析方法。很多研究方法都是以前一个而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作为女性思想解放发展在文本里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在分析过程中有的已经超出了批判范围而成了攻击。男权主义就反对这种女性沙文主义，认为女性主义过度膨胀使女性主义变为性别歧视主义。而且二元对立的主张在相互批判的基础上无法达到对文本真正合适的认知。
并且研究出来的文本深意又是否是作者的本意还是读者强加的意图很难得到明确解释。鲁迅在写《阿Q正传》的时候未必就有反封建的倾向。很多理论家在研究出一种理论后将理论泛化、扩展到生活和文本的各个方面。面对纷繁复杂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只能说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并无法真正做出决断哪一个是对的。
所以在我看来，对文本的强制性思想的解析要抱持理论上的兼容并包和态度上的中立，文本分析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参考文献：
[1]约瑟芬.多诺万，赵育春.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约翰・福尔斯;女性主义;性格
一、小说中女性群体塑造的影响因素
（一）作者的时代环境和生存境遇
约翰・福尔斯的生活背景对于他的小说创作和成长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福尔斯出生在一战后，出生后不久就随之赶上了二战，其家人为了躲避战争搬至一个偏僻的小镇，而这个小镇是福尔斯生活的开始，福尔斯中学毕业之后参加了反抗希特勒的活动，反对希特勒的强权和暴力，即使福尔斯并不是一线的士兵，但是福尔斯作为军人却更加能够体会战争的痛苦和战争的含义。
在其生活的年代，英国和欧洲几乎被战争折磨的没有了原有的繁荣，且受到了极大的创伤，“20 世纪 60 年代是激烈动荡的十年，几乎整个世界都处在动荡之中。女权运动、激进的学生运动、反战示威和少数族裔的民权运动在欧美大陆上轰轰烈烈地展开。大众传媒和通讯的迅速发展，以及大学教育的普及，使得大众文化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它们在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之时，也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学。英国作为一个岛国相对来说比较安定，但社会各方面也在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与社会动荡相呼应，文学领域也在酝酿变革。新的文学理论开始出现，实验主义小说向现实主义传统发出了挑战。英国文学新潮的进展比欧美大陆要慢一拍，但进入 60 年代后，人们对小说的走向开始产生焦虑。”①
（二）社会价值认知体系的建构不同
福尔斯的创作和思考都处在混乱和破碎的时期，他所在的社会的状态十分的糟糕，所以他的早期思考都是建立在他对于社会、人生、人性、秩序和道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作为一个二战时期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同他所处的环境一样，充满着一种压抑和对于生命、命运的挣扎，使人们得到对于自由和独立的渴望。
福尔斯生活的童年生活在一个小镇上，他的很多早期作品中的女主角都是热爱自然喜欢和自然接触的却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这些女主角所表现的是福尔斯在原本的童年生活中对于自然的热爱和喜欢，他常常想要去寻找自然中的奥秘，但是其父母却与他的关系十分的普通，相反他的叔叔却也同他一样十分喜爱自然，他们一起对于自然中过的很多奥秘进行了探索，而这些都为福尔斯后来的小说创造进行铺垫。
（三）小说创作的文本特点
福尔斯的小说创造是受到当时二战的影响，而二战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女性主义的存在，这种女性主义的存在。女性主义产生至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期，其产生的实质进行要进行那男女的平等，这种平等的追求是一种社会性的运动，是一种追求两性的平等，一种男女有着共同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方式要求人们要不断的进行对于女性权利追求和寻找女性和性的平衡点。而由此差生了多种女性主义的流派。而福尔斯的小说正是通过这些女性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
二、福尔斯小说女性群体的形象塑造
（一）《收藏家》女性自由的觉醒
《收藏家》这部小说产生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时期，他受到了极大的女性主义的影响。约翰・福尔斯曾这样说道：“我认为我在性别这个问题上是有点变色龙。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原因是因为我（思想）的一部分是女性（心态），对性别问题有一点迷失，无法单纯的说是男性（心态）还是女性（心态）在创作，我认为大多数小说家也没有非常明确的性别倾向。我刚好读了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创作的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传记，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化男性作家的典型。” 《收藏家》中的女主角木兰达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反对战争，反对这种缺少公平和正义的世界。他想要参加很多的运动来进行这种反抗，并且他希望可以运用它的运动是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懒惰、阴郁、毫无希望”是他们最多的敌人，他们只有不断的努力、振奋自己才能够获得最终的成功和最大的希望。这种希望是一种来自对于社会自由和和平的希望。而这些原本应当是男性所做的事却在福尔斯的笔下成为了女性的事，使女性的权力意识得到了觉醒。米兰达追求自由，反抗束缚，需要的是寻找自我的价值和追求平等、自由的爱情，他能够找到的是一种强烈的自主的意识、追求独立和自身主体价值的实现。
（二）《法国中尉的女人》对女性自由的追求
《法国中尉的女人》被学者们认为是具有着浓厚的女权主义色彩的小说，一个理想的女权主义者对于女性权力的追求。女主角萨拉虽然只是一名极为普通的家庭教师，但是对于家庭教师来说她却没有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进行妥协，相反的，她运用了自己聪明的智慧，把自身的劣势转化为优势，运用自身的优势坚持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己的爱情理想， 把自己的主仆关系转变为了男女的爱情关系。学者们把萨拉作为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叛逆者，萨拉这个角色是已经进入到20世纪的新时期的女性。萨拉的精神是现在这个时期的女性依然追求的的那种不畏地位和势力的意志和追求自由的那种能力。萨拉是女性对于自由和爱情的追求的重要代表，她的追求能够影响着小说中的男主角，他通过观察女主角找到了生活中的自我。但其实萨拉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迷惑和犹豫。但是萨拉正视这些困难并获得自己经济上和能力上的独立，在这之后，他还能够收获的是一个能爱人。
三、结论
福尔斯的笔下的女主角都具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自由的渴望和对于自由的追求，他们渴望获得自由的心灵并且能够获得尊重和独立。在这种独立和尊重中寻找自身价值的体现，和自身能力的提高。在《收藏家》这部小说中，女主角通过反抗当时的一种战争的现状，参加活动，进行抗议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活动能够唤醒人们沉睡的灵魂，从内心深处希望自己的活动能够影响着身边的人们，获得自由，这种思想是对于当时女性主义的重要的诠释。而《法国中尉的女人》所描述的是一名普通的家庭教师的爱情故事。在这部爱情故事中有彷徨、有犹豫、有迷离，女主角前卫的思想世界和现实中社会时代的束缚使女主角的爱情生活陷入困境。但是，女主角最终却战胜了这些现实与自我的矛盾，这些束缚都没有使她屈服并最终获得了自由和爱情。福尔斯正是运用了这些小说的人物说明了福尔斯对于女性权力的重视，希望获得的是一种男女平等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们能够获得自由和和平的心灵上的宁静。（作者单位：新乡学院）
本论文是2014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福尔斯小说女性人物群体研究（编号：2014CWX012）、2015年度河南省社科联项目：福尔斯小说互文性研究（编号：SKL-2015-152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解：
① 20 世纪英国文学史[M].王守仁，何宁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9
参考文献：
[1] 20 世纪英国文学史[M].王守仁，何宁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